宪法学教学论文范文
宪法学教学论文范文第1篇
“以人为本”是现代最主要的教育理念。“本”是指事物的根本，在世界万物万事中，“人”才是根本。现代教育强调“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要求教师要全面地了解学生，深入地研究学生，有效地服务学生。教师只要落实好“以人为本”教学理念，教学工作才能做实、做好，才能把促进全面学生发展。在宪法学研讨式教学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就是要以人为主、以人为重、以人为先，面对当今越来越多具有独特个性的学生，教师要树立正确的“学生观”。而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的“学生观”是停留在“应试教育”的教鞭下，对学生采取同一评价标准和整体划一的评价方式，教师是教书的机器，学生是学习的机器，教师看重的是学生的分数，而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这是传统教学上的失误或失败，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的“学生观”必须得到彻底的改革。教师应树立正确的“学生观”，即教师在宪法学研讨式教学中承认学生个体差异，尊重差异，研究差异，从学生的角度如何引导学生学习和思考。既关注那些将来可能成为“家”的少数学生，更要关心那些将来成为“匠”的大多数学生，实现教育教学面前无差生，让每一个学生在宪法研讨式教学中都能得到全面发展。在宪法研讨式教学中，坚持“以人为本”教学理念，要求教师具有“服务”意识，宪法研讨式教师不再是唱“独角戏”，教师不再是课堂上高高在上的权威神圣不可挑战。在宪法研讨式教学中，教师必须确立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教师要通过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为学生服务，树立“一切为了学生”和“为了学生的一切”的服务意识。在宪法研讨式教学中，坚持“以人为本”教学理念，要求教师要充分信任学生，营造轻松的课堂教学氛围，建立平等、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通过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来体现教师的主导地位。因此，教师在宪法研讨式教学过程中，一方面要给学生充分参与学习、讨论、有表现自己才华的机会，另一方面要注意倾听学生的意见，特别是学生的不同意见，教师不要强求课堂上一致的标准答案，而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学生的聪明才智，通过教师的引导、启发、点拨，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精神，让学生在宪法研讨式教学中自己来推导出结论，领悟发现、得出结论，培养学生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在宪法研讨式教学中，坚持“以人为本”教学理念，教师必须具备宽容的心态。当今学生个性越来越张扬，也许会在宪法研讨式中出现突发事件，学生提出与当今主流价值观相悖的观点和看法，给宪法研讨式教学带来不利影响。面对突况，教师首先要冷静，不要以言语压制学生，要允许学生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其次，教师要宽容，换位思考，俯下身子与学生平等对话，循循善诱地引导学生朝着正确的主流价值观思考。教师具备宽容的心态，就具备了教师的爱心。爱和感动是教育的最高境界。学生的成长离不开教师的宽容，因为宽容是一种无声而有力的教育，是一种爱和感动的教育，换来的必是教学的双赢。
二、目标层面的教学理念———有效教学
宪法研讨式教学有其教学目标，即实现有效教学。有效教学作为宪法研讨式教学目标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丰富学生知识结构
知识结构是指一个人所储备知识的结构体系，是一个人经过专门学习培训后所拥有的知识体系的构成情况与结合方式。宪法研讨式教学要求学生所达到的目标是既有宪法学专门知识，又有广博的宪法学拓展知识。宪法研讨式教学可以帮助学生建立起合理的知识结构，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合理的知识结构是学生将来担任现代社会职业岗位的必要条件，是人才成长的基础。宪法研讨式教学既注重宪法学基础知识的教学，也注重相关知识的介绍，学生在掌握宪法学基础知识基础上，通过讨论或辩论向外延伸和拓展相关知识。学生为了在完成教师布置的研讨式教学的任务，必须查阅相关资料，拓展与宪法学相关的课外知识。因此，宪法研讨式教学能够帮助学生建立合理、丰富的知识结构。
(二)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通过宪法研讨式教学能够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提高学生文献检索能力。教师布置宪法学研讨式教学选题后，要求学生通过查找相关资料解决每个选题。学生通过查阅资料，文献检索能力提高了。第二、提高学生口头表达能力。宪法研讨式教学要求每个学生在课堂上都发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提高了。第三、提高文字表达能力。宪法研讨式教学要求学生对查阅资料，并对每个选题撰写1000字左右的发言稿，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提高了。第四、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宪法学研讨式教学不仅要求学生在课堂上发言，而且教师还要组织学生对不同的观点进行讨论或辩论，学生的思辨能力提高了。宪法研讨式教学这种民主、和谐、开放式的教学，有助于解放学生的口，让其去问、去说、去讲、去辩，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增长才干;有助于建立“主—主”合作的新型师生关系，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无疑会对提高学生综合能力产生重要影响。
(三)培养学生健全人格
人格是指人类心理特征的整合、统一体，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组织，是一个人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表现出的一种独特的行为模式、思想模式和情绪反映的特征。人格包括两部分:性格与气质。宪法学研讨式教学中学生之间互动、师生之间互动，这种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能够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懂得尊重和合作，懂得如何面对课堂上所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有利于学生形成沉稳的性格和良好的气质，培养学生健全人格。
三、操作层面的教学理念———自主、探究、合作、创新
宪法研讨式教学操作层面的教学理念包括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和创新学习。
(一)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是与传统的接受学习相对应的一种现代化学习方式。自主学习是以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通过学生独立的分析、探索、实践、质疑等方法来实现学习目标。自主学习具有自立性，即学习主体都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人;自主学习具有自为性，即学习主体能够进行自我学习和思考;自主学习具有自律性，即学习主体对自己学习的自我约束性和规范性。宪法学研讨式教学强调学生自主学习，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布置课堂研讨选题后，要求学生根据选题查找相关资料，对选题进行分析、思考。改变传统教学中强调学生被动接受学习、死记硬背的现状。宪法学研讨式教学倡导学生主动参与、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探究学习
探究学习是在学生主动参与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猜想或假设，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运用科学的方法对问题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获得创新实践能力、获得思维发展，自主构建知识体系的一种学习方式。探究学习具有四个方面特点:第一、探究学习的主体是学生;第二、探究学习离不开教师指导;第三、探究学习从问题或任务出发;第四、探究学习必须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宪法学研讨式教学强调学生探究学习，学生在对教师布置的选题进行深入探究式的研究，即对选题所涉及到的研究现状、观点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要进行创新研究，在辩证分析基础上提出自己新的观点和看法。通过宪法学研讨式教学的探究学习，学生不仅能获得知识，更重要的还能培养他们的探究和创新能力，增加他们的情感体验。在探究学习中，能力的培养和知识的获得同样重要。
(三)合作学习
合作学习是指学生为了完成共同的目标和任务，有明确的责任分工的互学习。合作学习是一种结构化的、系统的学习策略，通过分组方法，以合作和互助的方式从事学习活动，共同完成学习目标和任务。合作学习是一种取长补短、发挥各自优势的学习策略。宪法学研讨式教学通过分组讨论对选题形成小组观点，然后在教师组织、引导下进行课堂研讨，通过课堂研讨环节，完成教学目标和任务。宪法学研讨式教学中的分组讨论和课堂研讨都是学生合作学习的方式。宪法学研讨式教学属于问题式合作学习。问题式合作学习是指教师和学生互相提问、互为解答、互作教师、既答疑解难友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的一种合作学习形式。这种合作学习模式又可分为生问生答、生问师答、师问生答等方式。在宪法学合作学习中，能够培养学生合作精神、交往能力、竞争意识。
(四)创新学习
宪法学教学论文范文第2篇
(一)培养宪法人是我国新时期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总理曾经说过，依法治国，最根本的是依宪治国。这就说明了宪法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要实现依宪治国，不仅要求国家和政府的各个机关能够深刻的了解宪法的重要内容和精髓，还要求社会群体大众能够清楚的认识宪法的重要性和并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宪法的学习中去，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使用宪法的良好风气，通过长期的宪法实践活动，使人人都能够成为具有宪法意识的宪法人。而大学生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人才，有责任有义务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增强对宪法的学习和研究，提高自身的宪法意识，进而能够在社会上带头拥护宪法，使用宪法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和学习，从而产生强大的社会效应，促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宪法的学习中来，使宪法走进千家万户，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宪法不仅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而且也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从而使国家和政府能够更好的依法治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说，在宪法教学中培养宪法人，是各高校进行学校教育的重要任务。
(二)培养宪法人有利于的实现
是以宪法为基础并高于宪法的政治体系，是在宪法的实施过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要想做好依法治国，首先要实现依宪治国，通俗的说，建设法治国家也就是建设国家。要想实现，那么就得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的宪法人，使他们在进行任何社会活动的时候都能够依照宪法的精神，从而在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都能够依据宪法进行管理和发展，形成良好的宪法氛围，进而逐步的实现治国。大学生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人才，祖国未来的发展能否繁荣昌盛的巨大任务就落在的他们的肩上，把他们培养成宪法人，从而能够用宪法来指导国家相关工作，使各个环节都能够健康稳定的发展，才能够创造祖国美好的明天。
(三)培养宪法人是促进法学良性发展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时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某某律师、检察官、法官因为犯了某某罪而被调查、逮捕。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校在对学生进行法学教学时没有重视对学生的宪法教学，导致他们在踏入社会后，缺乏宪法意识，不能够严格按宪法的规定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做出有害社会与人民的事情。另一方面，由于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部分高校的教师只注意对学生进行法律理论知识的灌输，而不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使大部分学生缺乏对法律的信仰，从而也就不能够使他们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运用宪法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是高校法学专业发展的一个弊端，长期以往，只会阻碍高校法学专业的发展。因此，培养宪法人，使学生们能够拥有高度的宪法意识，是促进法学专业良性发展的重要手段。
(四)培养宪法人也是宪法教学的重要任务
宪法的学习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和研究，才能够逐步提高学生对宪法的认识和了解，从而真正的成为一名宪法人。而宪法教学的重要目标就是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教会学生宪法的重要内容，并使他们学会运用宪法的能力，从而一步步的培养学生的宪法人意识，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宪法习惯，为他们以后的生活学习和工作都能够严格按照宪法的精神来进行。
二、宪法教学中培养宪法人的重要途径
(一)从事宪法教学的教师理应加强自身的宪法综合素养，首先成为宪法人
教师在学校教育中的任务就是教书育人，只有在教学过程中，能够言以身教，以身作则，才能够形成良好的带头作用，促动学生们能够以积极的心态深入到学习中去。同样，作为宪法教学的教师更应该首先成为宪法人，这样才有资格在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宪法意识，进而逐步的促进学生成为一名合格的宪法人。教师要想成为一名宪法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宪法学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要不断的加强自身宪法综合素养，并在教学上做到创新，从而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调动学生学习宪法的积极性，使他们认识到学习宪法的重要性。其次，教师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要时刻按照宪法的相关准则进行一切的社会活动，这样给学生形成一个良好的开始，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逐步的培养他们使用宪法的良好习惯。最后，教师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要时刻观察学生的学习生活特点，注重他们在生活学习上的困难，从而指导学生运用宪法知识采取合理的措施加以解决，这样就提高了学生应用宪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为他们成为合格的宪法人打好基础。
(二)在宪法教学中注重运用宪法实例，来提高学生学习宪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从我国大部分高校宪法教学情况来看，许多教师由于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只是一味的向学生灌输宪法知识和理论，造成课堂教学气氛的枯燥无味，从而大大降低的学生学习宪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教师在宪法教学的过程中，要根据教学内容，合理的使用宪法实例进行分析和研究，调动学生参与的热情，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勇于表达自己对实例的不同看法，这样不仅能够活跃课堂教学气氛，也使学生对宪法内容有一个更加深入的理解。另一方面，我国宪法规定了我国是人民民主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宪法教学中，运用鲜活的教学实例可以培养学生的主人翁意识，从而促使他们提高宪法意识和参与国家政治建设的意识，这样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就能够运用课堂学习的宪法知识解决现实问题，通过长期的宪法经验积累，逐步培养成合格的宪法人。
(三)在宪法教学中注重宪法教学重点，从而使学生具备宪法人意识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由于受根本法的性质影响，宪法的内容必然会包括国家的性质、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等政治问题。教师在宪法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宪法教学重点，并重点讲解，使学生能在课堂上学到宪法内容的精华部分，从而能够真正的掌握宪法精神来指导社会实践活动。至于相对次要的宪法内容，教师可以稍微加以点拨，让学生在课外时间加以学习，这样学生们就能够清楚的认识到宪法教学的重点，从而能够把主要学习精力放在宪法教学重点上，使他们真正的掌握宪法的文化内涵，才能够在遇到实际问题时，知道运用什么宪法知识加以解决。
(四)在宪法教学中，着重公民基本权利，塑造宪法人格
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与社会群体大众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内容，也是社会群体最为关心的内容。纵观世界各国宪法，其内容主要包括国家机构和公民基本权利两大类。因此，在宪法教学中，要着重公民的基本权利，塑造学生的宪法人格。有一位著名政治家曾经说过，宪法学本质上是人学，它的最高价值和核心命题就是人的尊严，可见公民基本权利在宪法学中的份量。大部分学生在学成毕业以后，都会进入到社会成为普普通通的社会大众，那么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最关心的就是自己权利的完善和保护。而在学校教育中，通过教师的正确引导，使他们牢牢的掌握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内容，从而促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宪法习惯，使他们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能够增强公民权利意识，当自己的权利受到危害时，能够勇敢的运用宪法武器与违法犯罪作斗争，从而有力的保护自己的公民权利。
(五)在宪法教学中重视提高学生宪法应用能力
宪法教学的任务不仅包括使学生掌握丰富的宪法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运用宪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在宪法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采用合理的教学方法提高想学生运用宪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首先，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运用现达的多媒体教学，在讲解宪法知识的同时，多放一些关于宪法内容的影像资料，例如我国宪法的发展历史等等，使学生能够更直观的掌握宪法精神。其次，教师要多举行一些宪法辩论赛，使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让学生在比赛的过程中提高宪法应用能力。最后，教师要经常组织学生进行一些课外活动，如组织学生进行社区走访，让学生们深入群众中去，了解宪法在群众的使用情况，并在课堂上形成激烈的讨论，这样学生在长期的学习时间活动中就能够逐步的提高应用宪法知识的能力，这也是培养宪法人的重要途径。
三、结语
宪法学教学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托克维尔认为宪政必须以宗教为前提。但从西方立宪史看，那些对宪政确立有奠基之功的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和休谟等人对基督教并不看好。这样便产生了一个悖论：宗教如果对宪政至为重要，那么公认的支持宪政的思想家为何却轻视宗教？合理的解释应是：宪政并不存在宗教之维，而合理的怀疑论才是宪政的思想前提。 论文关键词：宪政；宗教；托克维尔命题；怀疑论 一 西方政治学界有一由来已久的观点，即认为宪政与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有某种因果关联，换言之，宪政除了制度的维度外，还有宗教的维度。很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西方思想家都反复阐述过这一观点。譬如： 18世纪中期，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即使说，老百姓信仰宗教是没有用处的话，君主信仰宗教却是有些用处的；宗教是唯一约束那些不畏惧人类法律的人们的缰绳，君主就像狂奔不羁、汗沫飞溅的怒马，而这条缰绳就把这匹怒马勒住了。"1 稍晚一些时候的英国保守主义大师埃德蒙·柏克也发现："如果没有最高统治者存在，这个统治者具有形成道德法的智慧与执行道德法的能力，那么对任何反对超级力量意愿的契约、道德甚至行为都无制裁。"2从上下文看，柏克在这里所说的"最高统治者"，即是指基督教中的上帝。 不过，如果说孟德斯鸠与柏克基本上都是以旧大陆的经验为依据，而且对宪政与宗教的关系说得并不明白晓畅，那么托克维尔则以其在新大陆的观感为依据，直接视宗教为宪政的一个必要前提。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他明确写道："我一向认为，人要是没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而要想有自由，就必须信奉宗教。"3 就笔者目前眼光所及，托克维尔可能是第一个直接将宗教视为宪政之前提的学者。在他看来，宪政或民主会给人类带来很多好处，但也为人们沉溺物欲、藐视社会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需要借助宗教的功用来加以限制与中和。这种将宗教与宪政直接挂钩的"托克维尔命题"对后世的政治学研究影响甚大，以致当代学者如亨廷顿等人在研究民主史时，甚至得出一种他们所认为的"合理假设"，即"基督教的扩张将鼓励民主的发展"。4 如果视宗教为宪政之必要前提的"托克维尔命题"真能成立，换言之，如果宪政的确立必须具有宗教（基督教）之维，那么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后现代化国家而言，可能在政治现代化方面不得不面临一个悖论--一方面，这些国家大多不具有基督教传统，疾风骤雨般的基督教化可能引起广泛的社会动乱；另一方面，如果在这些国家不能确立类似基督教的宗教信仰，以宗教为必要前提的宪政就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探讨宪政是否具有宗教之维，即宪政是否以宗教为必要前提，是后现代化国家政治学界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 二 关于宪政的宗教之维，目前学术界基本上还是依据西方成功的经验进行研究。大致说来，观点有三：（1）作为神权载体的基督教的兴起，限制了王权；而对王权的限制，则是分权制度的肇始。这一派以孟德斯鸠为代表。（2）对上帝的尊重，能够使体现上帝意志的法律具有类似于上帝的超验性，从而可以确立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之权威。这一派以柏克为代表。5（3）宗教为人们提供行为规范，可以使宪政体制之下的个人自由不致衍变为无法无天。这一派以托克维尔为代表。从后世的研究者的成果看来，虽然也有一些创新和修正，但总体上并没有超越这三种观点。 譬如，对当代中国法学影响甚大的美国法理学家伯尔曼曾将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期定位于11世纪末至13世纪末，并认为"第一个近代的西方法律体系是天主教的教会法，这种法律体系在特征上，与当代社会理论家们所说的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世俗的、理性唯物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法律体系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基督教与世俗司法权的二元性是西方文化一个显著（如果说不是独有的）特征"。6但平心而论，这只是对上述孟德斯鸠观点的细化。后来，伯尔曼在研究西方近代法律制度与宗教的互动时，还曾提出基督教对法律的影响起码体现在4个方面，即"（1）法律的仪式--其庄重的语言、正式的程序以及严肃的宣誓；（2）对传统的依赖，尤其是对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意义的延续；（3）诉诸权威，不管是法庭的权威，还是统治者的权威，也不管它是一个决定、一尊雕像，或者如我们 所说的一部成文宪法；（4）道德的普遍性，它是通过一种不证自明或先验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犯罪必须被惩治，受害必须被补尝，契约必须被遵守，政府必须尊重个人权利等等，这不仅仅是因为实用或功利的原因，而且是因为宗教的原因。"7但细究下去，不难发现，其中的主要思想，尤其是第4点已能在柏克的相关论述中找到雏形。 应该承认，无论是孟德斯鸠的宗教限制王权独大说，柏克的上帝赋予超验正义说，还是托克维尔的宗教提供行为规范说，都从不同侧面触及到宗教影响宪政的实质。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包括宪政在内的现代社会制度为什么只产生于西方世界。正像后来韦伯所发现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联系一样，孟德斯鸠、柏克与托克维尔三人在这一问题尚未明朗化之前，事实上已经触及到同一问题，而且其解题的思路与后来的韦伯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在制度变化与宗教传统之间找到某种相关性。毕竟，西方世界与其它世界在文化方面的最大不同，即在于其宗教。但是，孟德斯鸠、柏克与托克维尔从宗教的角度回答宪政为什么首先出现于西方的同时，似乎也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另外一个问题--即西方的宪政为什么恰恰是在基督教的影响趋于衰微的时候出现。 西方学术界习惯于以19世纪后期的尼采作为思想变化的标志。确实，尼采的一声"上帝死了"足以代表几个世纪以来对基督教权威地位的质疑，8但这种质疑并不自尼采始。就在托克维尔强调宗教对宪政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他也发现"非宗教倾向在18世纪的法国人身上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9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爬梳一下历史，不难发现无论是古代的希腊民主，还是近代的欧美宪政，在其产生与发展之际，那些支持民主或宪政的呐喊往往是与质疑诸神或上帝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的。在西方思想史上，类似的例子几乎俯拾皆是。 三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古希腊时期的情况。 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3位具有师承关系的思想家，尽管在政治态度上并不尽一致，如柏拉图赞成贤人政治，而亚里士多德支持民主政治，但从3人的相关论述看，起码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们对当时的城邦诸神并不十分尊重。苏格拉底是以"渎神罪"被处死的。关于此点，历来便有争论，连苏氏本人都矢口否认。正因为此，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他仍然多次谈到神。譬如他为自己经常指斥他人谬误的行为辩解说： "其实，诸君啊，唯有神真有智慧。神的谶语是说，人的智慧渺小，不算什么；并不是说苏格拉底最有智慧，不过藉我的名字，以我为例，提醒世人，仿佛是说：’世人啊，你们之中，惟有苏格拉底这样的人最有智慧，因他自知其智实在不算什么。’"10 即使在申辩的最后，苏格拉底也不免要借神的名义为自己开脱，他说："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11凡此种种，似乎可以表明苏格拉底是一个笃信神祗的人，但从他与游叙弗伦的对话看，他事实上早已从根本上颠覆了对神的信仰。据柏拉图记载，苏氏首先问游叙弗伦："你说虔敬是什么？你不是说虔敬是祭与祈的知识吗？"游氏只得回答："是的。"苏氏拉着问道："祭是送礼给神，祈是有所乞于神？"游氏再次回答"丝毫不差。"一看游氏入套，苏氏马上咄咄逼人地反问道："那么，虔敬成了神与人互相交易的技术？"12尽管苏氏对于虔敬没有问出一个所以然，但他这一问触及到一切宗教的软肋。--对于宗教而言，宗教仪式是一个必备要素，换言之，祭和祈是一个必备要素，但如果将祭和祈引入神人之间，这便多少将神圣的信仰行为降格为庸俗的商业行为。后世的基督教通过《圣经》中的《约伯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格拉底之问"对宗教的颠覆，但在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的这一问便已将其对宗教的诘难暴露无遗。 柏拉图与其老师苏格拉底一样，也不直接向宗教提出挑战，譬如，在《法律篇》中，他曾借克列尼亚斯之口承认法律是由神制订的，但后来他又借一个雅典来客之口认为："众神不过是人工的概念，在自然中没有对应物；众神是法律上的拟制，这些神由于各不相同的每个群体在制定法律时所采取的共同约定而大相径庭。"13这里，宗教非但不是法律的奥援，法律反倒成了宗教的奥援；法律是人定的，法律所支持的宗教更是人定的了。事实上，我们只要注意在《理想国》中谈及正义时，柏拉图绝少提到正义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大体知道宗教在其心目中的 地位了。亚里士多德是较早注意到法律必须具有形上权威的一个人，在他看来，"法律应在任何方面受到尊重而保持无上的权威"，而且他也明确指出最好借助"神"力来确保"法"力，如他所说："法律（和礼俗）就是某种秩序；普遍良好的秩序基于普遍遵守法律（和礼俗）的习惯。可是，事物如为数过多，就难以制定秩序。为无定限的事物创制秩序，只有神才有可能，神维系着宇宙万物，为数既这样的多，其为数又这样的大，却能使各各依从规律，成就自然的绝美。"14但是，神是否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我们并没有看到相关论述。 总之，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这三位古希腊思想巨匠的思想中，我们很难看到他们对宗教的真正崇信。当他们谈及诸神时，与其说是因"信"而信--即认为神存在而信神，不如说是因"用"而信--即认为神有用而信神。15而饶有兴味的是，这种因"用"而信的信仰方式也重现于近代以降的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 四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西方宪政制度确立时的情况。 西方近代宪政滥觞于英国。这一点，在学术界并无异议。而霍布斯和洛克、休谟3人也是公认的为英国革命辩护并为西方宪政奠基的思想家。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三位坐标式人物的著作，却会发现，他们在谈及宗教与上帝时，同样有明显的因"用"而信的倾向。 霍布斯一直被时人视为一个无神论者，从他的相关论述看，这并非厚诬。在《利维坦》中，有相当的篇幅论及宗教与《圣经》。他甚至说过："服从神律（在这种情形下就是服从自然法）乃是最大的崇敬。由于敬服对上帝说来比牺牲更值得嘉许，所以轻视上帝的诫命也就是最大的不敬。"不过，在《利维坦》的开篇他便声称"生命只是肢体的一种运动"，后来又明确指出"自然律是理性所发现的诫条或一般法则"，又显然将上帝置于一种位尊而权不隆的境地。至于霍布斯为什么一方面大谈理性，另一方面又尊崇上帝，在《利维坦》第十四章中的一段话泄露了他的天机，即"语词的约束过于软弱无力，如果没有对某种强制力量的畏惧心理存在时，就不足以束缚人们的野心、贪欲、愤怒和其他激情。"16因"用"而信的企图彰显无遗。 与霍布斯相比，洛克对上帝的态度更为决绝。为了彻底推翻君权神授说，他干脆认为"世界上的一切政府都只是强力和暴力的产物，人们生活在一起乃是服从弱肉强食的野兽的法则。"在洛克所设想的自然法中，显然是将其与"理性"等量齐观的。如他所言："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在《政府论》中，洛克也数次提到上帝，不过他的目的是为了强调：既然大家都是上帝的创造物，那么大家被上帝赋予的能力便是一样的，因此"在同一自然社会内共享一切，就不能设想我们之间有任何从属关系"。17至于上帝是否真的存在，似乎也不在其考虑之列。 美国学者卡尔·弗里德里希在研究洛克的自然法理论时，曾经为洛克关于自然法的上帝起源或理性起源的矛盾辩解，认为在洛克那里，"自然法是上帝意志的一种体现，上帝在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的时候，赋予了他理性；因为凭借理性，人得以理解自然法。"18不过，通观洛克的《政府论》，他并没有在任何地方谈及上帝给予人类理性之类的观点。从宗教社会学上讲，宗教信仰往往产生于理性能力所不及的领域。因此，说洛克强调理性即是强调上帝，似乎稍显牵强。事实上，正是由于洛克过分强调理性，从而忽视了政治运作的复杂性，所以主张自由的他在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反而不如主张专制的霍布斯。但霍布斯的过人之处也不在于一些学者所简单肯定的"无神论"倾向，而在于他中兴了自苏格拉底以来的一种强调理性有限性的传统。如前所述，苏格拉底在申辩中反复强调："唯有神真有智慧"。这句话的潜台词即是：包括苏格拉底在内所有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苏格拉底不一定真信神，但他以一个神象征着无限，从而警醒所有人。无独有偶，在霍布斯那里同样可以发现这类语句，如他所说："如果说我们在心中想象出上帝、构想出上帝或对上帝具有一个概念，也不是崇敬上帝，因为我们所想象出的任何东西都是有限的。"19说人不能想象上帝，无异于告诫我们：人的理性不能达致无限。 事实上，帮助英美宪政最终确立的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基本上延续了这条强调理性有限的传统。这类思想家有时也谈 及上帝，但在大多数场合是将上帝作为人不能沟通与企及的对象，从而彰显人的理性之有限。比霍布斯稍晚的休谟对这一点的体认与阐述更为深刻，他一方面强调人的理性的有限性，说："我既然发现人类理性在许多其他更为熟悉的论题之中的缺陷，甚至矛盾，我决不会希望人类理性凭着其脆弱的推测，在如此崇高的、如此远离我们观察范围的论题中，能有任何的成功。"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承认 "在学术人士之中，做一个哲学上的怀疑主义者是做一个健全的、虔信的基督教徒的第一步和最重要的一步。"20确实，强调理性的有限性，便为真正的宗教信仰打开了方便之门。不过，在霍布斯、洛克和休谟的时代，强调"君权神授、不可侵犯"的基督教的负功能甚至超过了其强调"上帝面前、理性有限"的正功能，所以他们在强调理性有限的同时，又不能对信仰上帝表现出过分的热心，所以往往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最终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与宗教信仰背道而驰的无神论倾向。 总之，从西方宪政确立的历史看，强调崇信上帝并不是当时思想界的主流。与此相反，那些主张自由、支持宪政的思想家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无神论的倾向。除上述霍布斯、洛克、休谟之外，还可以举出很多个例。比如号称17世纪英国最大的学者的博尔登（他也支持宪政）也曾说过："如果我们只承认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的东西，那么把议会置于何地？因为《圣经》里没有这个词。"21如此，对主张宪政具有宗教之维的人士便构成了一个难题：即如果宪政的确立需要宗教的帮助，那么为什么在17-18世纪西方宪政确立的关键时期，那些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却流露出因"用"而信甚至无神论的倾向呢？答案似乎已经不言而喻了。 五 综上所述，从西方立宪的历史看，支持宪政最力的思想家并不是同时强调崇信上帝的重要性，有时甚至对宗教产生质疑。这样便产生了一个悖论--宗教如果是宪政的一个必要前提，那么为什么相当数量的主张宪政的思想家却对宗教没有兴趣？由于可以看出，强调宗教为宪政必要条件的"托克维尔命题"是不能成立的。当然，有论者可能会问：为什么不能就事论事，直接就宪政与宗教的历史立论？老实说，由于资料不够，这个问题将是我下一步研究的对象。就笔者目前掌握的零星个案，同样可以证明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不一定是民主和宪政的必要条件。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赞比亚，当时的总统奇鲁巴曾发起一个名为"再生"的基督教运动，一时间，该国的电视充斥着各种神学节目，以致圣俗不分，许多政要、党员与商人为了与政府拉近关系，纷纷加入"再生"运动，一夜之间成为基督徒。但全国的基督教化却并没有给赞比亚带来预期的良好秩序与廉洁公正，相反，社会上愈发出现政以贿成、腐败成风的现象。最终奇鲁巴的"再生"运动也成了一个笑话。22与此相对照，一些没有基督教传统的国家，如印度与日本，却已经确立了相对稳定的宪政体制。 至于为宪政奠基的一些思想家为什么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心存疑虑，其实原因也很简单。根据宗教社会学的原理，宗教一方面具有整合社会、规范行为的正功能，为此正如伏尔泰所说的："世间即使没有一个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23但在另一方面，宗教也有相当一些负功能，譬如"宗教会通过使被压迫者屈服而阻挠对不义的抵抗"。24基督教同样也具有这样正负两重功能，所以这些人士一方面借对上帝的轻视来抵消宗教维护旧有秩序的功能，另一方面又借上帝的名义来显示人的理性的有限，从而防止有人取代上帝的地位。事实上，从苏格拉底中经霍布斯再到休谟，这3人尽管都对宗教不以为然，但他们3人都没有用人的理性取代上帝的意志，而是反复强调了理性的有限性。反对夸大理性，实际上已暗含了宪政具有形上权威的意思。因为人的理性如果有限，他们便不可能人为地设计制度，那么制度便是独立于人的理性的有机体，独立于人的理性的制度自然应该让人敬畏。这也是后来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所申述的主要观点。 如此，欲实施宪政的后现代化国家，与其通过构建宗教的方式树立宪政的形上权威，不如在社会上通过各种方式确立理性有限的思想。因为合理的怀疑论，才是实施宪政的一个必要思想前提。 【注释】 1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9-140页。 2 Rodney W. Kilcup, Burke` s Historicism,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9(Sept. 1977). 3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39页。 4 [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3页。 5 柏克曾经说过："有一种更高级的法，它不存在于任何共同体的权力之中，也不存在于人的种族之中，更不可被改变--我说的是上帝的意志，它赋予我们作为人的本质，它给了我们一个至高无上的法。"（The Works of Edmund Burke, Vol. 6, Boston: Charles C. Little and James Brown, 1865-89, p.322）。关于柏克的思想，笔者另外撰有专文--《论保守主义的本质--以埃德蒙·柏克思想为中心的研究》，此不赘述。 6 [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2页。 7 Harold J. Berman, Faith and Order-The Reconciliation of Law and Religion, Scholars Press for Emory University, 1993, pp.284-285. 8 尼采甚至说过："一种哲学、一种宗教给人以幸福感和慰藉，同样丝毫不能证明它们的真理性，就像疯子因他的固定观念感到幸福丝毫不能证明这观念的合理性一样。"（参见《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83页。） 9 参见[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4-192页。 10 [古希腊]柏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严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7页。因此观点基本代表了后世古典自由主义对理性的看法，后面还将继续阐述，故所引多烦。 11 同上，第80页。 12 同上，第33-34页。 13 [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6页。 1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92、354页。 15 关于因目的不同而导致的两种信仰形式，笔者另外撰有专文《因"用"而信与因"信"而信》（载《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3期）。 16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6、1、97、103页。 17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4、6页。 18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王丽芝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2-73页。 19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3页。 20 [英]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3、97页。 21 转引自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7页。 22 Julius O. Ihonvbere, Economic Crisis,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zation: The Case of Zambia, 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Inc., 1996, pp.196-202. 23 周辅成：《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49页。 24 孙尚扬：《宗教社会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
宪法学教学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国家司法考试 宪法学 教学改革 论文论文摘要：司法考试是我国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国家司法考试在报名资格等方面做出调整后，对高校宪法学教学提出了新要求。目前，我国高校宪法学教学重点普遍偏离司法考试的命题重点，教学方法也较单调。鉴于此，高校宪法学教学改革应适应司法考试的要求，以规范和实践为重点，采用多种方式，突出对学生的规范分析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的培养。 司法考试是我国法律职业准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国家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以来，报名条件一直限制在已经取得本科学历的毕业生。2008年国家司法考试在报名范围等方面做出重要调整，规定“普通高等学校2009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司法考试报名资格的调整，有利于基层地区法律职业人员短缺、断档等问题的解决，也使法律院校的优秀毕业生在就业时有更多优先选择法律职业的机会，与此同时，这一调整也给高校法律专业各门学科的教学提出了新要求。其中，宪法学作为高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在司法考试之卷一占有一定分值。因此，宪法学教学如何通过自身调整适应我国法学教育趋向应用的趋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政策调整后对高校宪法学教学的新要求 国家司法考试政策调整后，法律专业应届本科毕业生有机会在校报名参加统一司法考试，这一变化，给高校宪法学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司法考试越来越注重宪法思维能力的考查。据统计，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以来，关于宪法思维能力的试题已从最初的3道上升为现在的8道，相应的，要求宪法学教学中应着重学生这一能力的培养。一般来说，宪法思维是人们运用对宪法本身的认识来观察问题、提出问题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宪法思维作为法律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与一般法律思维有所不同，它不是法律思维在宪法学领域的简单翻版，而是对国家最根本最重要问题的法律思维。例如，2009年司法考试卷一(下文的试题都是第一卷中的)单项选择的第1题：应如何理解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中关于“宪法法律至上”的重要观点。这道试题考查的基本知识点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结合本题所给选项，考生只要对宪法的法律地位有正确认识，并能够运用这一知识对宪法和法律的关系以及宪法与执政党的关系进行分析，很快就可以得出本题的正确答案：“宪法法律至上”是执政党在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其次，司法考试注重对宪法典和宪法性法律等知识问题的考查。例如，2011年第7题的考点是《宪法》第13条第3款，即“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8、10、14、55题则是对《宪法》、《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法》、《地方各级人大组织法》和《香港基本法》等法条的识记能力的考查。此外，2009年的司法考试又对《集会游行示威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地方组织法》、《选举法》以及《立法法》等宪法性法律的有关法条进行了专门测试。因此，高校宪法学教学中不应忽视学生对法条的记忆和理解能力的培养。最后，司法考试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的现实情况有着密切联系，这就要求宪法学教学对当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能够用宪法学基本理论进行观察、分析，提出宪法问题，并加以解释，从而培养法律人独有的问题意识。 二、目前高校宪法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宪法学教育类似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用传统法学教育方式即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范本，重在对学生进行法学基础知识的传输。目前，高校的宪法学教材大多采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宪法》，或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宪法》。这两部教材虽然在具体章节的编排次序上各有不同，但基本上涵盖了《司法考试大纲》的知识点，即都包含宪法基本理论、宪法基本制度、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四大部分。然而，由于司法考试命题点和宪法学教学点各有侧重，加之宪法学教学方法尚存在一些缺陷，因而，宪法学教学如何适应国家司法考试的要求，仍是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目前，高校宪法学教学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两个方面。首先，就教学内容来说，主要表现为高校宪法学教学重点偏离司法考试的命题重点。高校宪法学的教学 重点普遍侧重于宪法基本理论，并且这部分教学时数占了总学时的1／3左右。以高教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宪法》为例，这本教材编写的基本思路就是加强宪法基础理论的分析和研究，它认为：“本教材属于‘宪法学原理’的范畴……加强宪法基础理论的分析和研究是编写本教材的首要任务。”因此，教材第一编即为“宪法基本理论”，包括宪法的概念、宪法的历史发展、宪法的制定、宪法的基本原则、宪法形式与宪法结构、宪法规范、宪法关系、宪法的价值与作用、宪法观念与宪法文化以及宪法与宪政等共十章内容。另外，教材第三编的标题虽然是“宪法实施”，但所述内容除了宪法实施的概念、原则、条件以及宪法实施的过程外，还大量论述了宪法解释、宪法修改等本属于宪法基本理论范畴的内容。而根据近几年的《司法考试大纲》和在司法考试中考过三次以上的知识点来作为宪法学命题考试的重点来分析，宪法基本理论是司法考试中涉及最少的考点，其重点主要集中在“国家的基本制度”、“国家机构”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三个部分。三部分内容虽然在《宪法》第二编做了阐述，其中，国家机构有一章内容，涉及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公民的宪法权利包含二章内容，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一般理论和我国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具体规定；宪法制度共计五章内容，即国家性质、国家形式以及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等。但是，上述内容作为司法考试的重点，在教学中所占课时数与其在宪法学中的地位很不相称，例如，有关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内容通常只占课本和教学总学时的1／10。 这说明，高校宪法学教学注重宪法基本理论的讲述与司法考试关注中国具体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现实权利要求的考核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其次，在教学方法上，也存在着需要解决的两方面问题：其一，宪法学教学重视对宪法教材的讲解，忽视宪法条文的记忆。现行宪法学教材从体例、结构和内容上都是以宪法典及有关的宪法性文件为依据的，是对宪法条文的具体解释和理论阐述，在这样的学科体系下，宪法学的教学有些类似于注释教学。实际上，教学中对宪法典进行必要的注释或解释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宪法一般都是普遍性、原则性规范，抽象性甚强，如果对宪法的理解不一，甚至相矛盾，极易造成法制的不统一，从而影响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但是，宪法解释并不能替代对宪法条文本身的规范记忆，因为，条文是宪法理论的高度浓缩和概括，通过记忆条文，不仅能使学生熟悉我国现行宪法规范并加深理解，同时简单而规范的条文还能把庞杂繁多的教材理论统串起来，从而有利于更好的学习和掌握教学内容J。其二，采取说教式教学方法，不注重宪法事例的分析。目前，我国传统的宪法学本科教育基本上停留在理论分析、法律诠释层面，缺少通过具体的宪法事例来引导学生加深对宪法制度和宪政理论的了解。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教材本身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宪法学当作一门没有案例的法学外，还与我国宪法没有进入诉讼领域有关。但从统一司法考试的要求来看，其考试内容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案例所占比重很大，考察的重点也在于考生能否正确运用宪法学理论和法律规范处理实际问题。因此，现行教育模式与司法考试的客观差距，要求我们注重从生活中寻找宪法事例，并以实践中的宪法个案激活沉默的宪法学。 三、高校宪法学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 如上所述，司法考试政策的调整给宪法学教学和研究带来了新课题。宪法学教学应该超越概念化、教条化和形式化的教育模式，抛弃那些仅仅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传统的宪法原理的灌输，通过分析宪法事例以提出和讲述有说服力的宪法理论，否则，难以适应司法考试的要求。 (一)教学内容改革 宪法学教学内容虽然覆盖了司法考试大纲的全部，但由于二者各有侧重，因而，教学改革需要在原有基础上以司法考试为重心进行内容重组、知识更新。具体而言，宪法学教学内容的改革涉及树立宪法思维以及教材的选用和教学时数的分配问题。由于现有的宪法学知识总是落后于变动的社会生活，同时宪法学理论并不能解决所有实践问题，因此，宪法学教学不应把单纯传授知识当作法学教育的最终目标，而应以具体的理论知识为切入点，传授宪法学的基本思维。张千帆教授在《宪法学导论》一书中，从法律人的角度阐明了其关于宪法学的新思维。他指出：“宪法的最终也是唯一目的在于保护公民个人的尊严和权利——尽管这些权利之间可能存在冲突，而国家权力的设置只是实现这一目的之手段。” 同时，他认为，要培养学生的宪法思维，在教学内容上必须立足我国实际，对我国目前现存的宪法框架进行深入剖析，而不能“按自己心目中‘应然的宪法 ’或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宪法文本来理解中国的宪法问题。”鉴于此，《宪法学导论》在结构上设计了三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概论，其中，“将违宪审查机制作为概论部分，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宪政经验普遍表明，宪政审查是宪法效力的必要保障；没有某种形式的宪政审查，宪法就失去了实际效力，宪法学也就成为没有意义的空头理论。”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是关于宪法学实体理论，即国家机构与公民权利。主要包括国家机构的划分，政府组织机构、政府产生的方式以及权利的基本概念和宪法保障等内容。 此外，在宪法学教学时数的分配上，应适当调整宪法原理部分的课时，将原来普遍的占总学时(高校宪法学的课时一般为54学时)1／3左右的课时压缩一半，以增加国家机构和公民基本权利的课时量。这样，不仅可以改变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头重脚轻”现象，还与司法考试重心相吻合。 总之，教学内容的改革就是改变长期以来宪法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重理论、轻制度和实践的惯例，适当缩短理论性知识点的教学时数，相应延长对制度性和实践性问题的分析课时，从而更好的突出宪法作为法的基础作用。 (二)教学方法改革 宪法学知识传授过程中，教学方法的合理选择和恰当运用对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至关重要。在英国和美国，法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门“技艺”而不是作为一种“学术”来传授的，这种认识对我国高校的宪法学教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目前，一些高校已经开始着手打破以课堂为中心的“封闭式”教学体制，尝试着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与此同时，在教学方法上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提倡规范教学法，以提高学生对宪法典和宪法性法律的识记能力。规范是法律的核心，是研究法律的起点。在宪法学研究和教学中，宪法规范是一个最重要的法学概念，正确地表述宪法规范的含义不仅有助于认识宪法规范的特征，还有助于理解宪法作为根本法所具有的法律意义。然而，在我国传统教学方法上，对宪法规范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很多学生学完课程后没有通读过中国《宪法》的条文。这种情况，极易对当下宪法学教学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可能使课堂教学流于单纯政治说教和道德宣传形式，另一方面也很难使宪法学回归法律属性和科学性。新出台的统一司法考试大纲虽然更加注重法律知识的分析性和灵活性的考核，但也明显体现着考查考生记忆力的倾向。以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为例，直接对条文的记忆能力进行考查的题目占了整个宪法学试题的20％左右。掌握规范分析方法，对宪法学来说，并非要求学生一味地死记硬背宪法条文，而是以多种方式引导学生分析条文中所包含的宪法规范，并学会分析宪法规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分析规范相互之问的效力以及各种宪法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实施状况等。如我国现行宪法第5条第2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该款规定表述的即是一宪法规范。此规范的规范者是宪法的制定者，被规范者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者，规范的客体是立法关系，规范的对象则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通过上述分析，学生不仅掌握了条文的内涵，还对其在实践中的运用有了较深刻的理解。相反，如果教师对条文只是要求背诵而不作解释，或者稍加解释而不作深层剖析，往往会形成条文罗，并容易脱离实际。规范教学的实施方法有许多，如：“问题式”教学法，即先设计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思考，自行查找资料进行分析，然后由学生分组讨论交流，再由教师进行总结。教师总结时，应特别注意对涉及宪法条文的部分，须要求学生用条文的规范语言进行表述。此外，在课堂讨论教学法、比较教学法中，也都可以贯穿规范教学法的教学思路。 其次，提倡案例教学法，以培养学生对法律条文的实践应用能力。案例教学法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是由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朗道尔(Langde1)教授首先创立。到20世纪初，案例教学法在美国各主要法学院推行。一般来说，案例教学法包括两种方式： 一种是结合案例教授理论，即教师先介绍案例，然后对案例进行剖析，阐述体现在个案中的法理，从中引出基本规律和结论，实现从具体到一般的抽象过程；另一种是运用理论分析案例，即教师先阐述基本理论，然后组织学生运用理论对案例进行分析和思考，从而实现从一般到具体的思维过程。案例教学法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而且还与司法考试的要求相吻合，容易形成宪法学教学模式与统一司法考试的良性互动。目前，我国法学教育已普遍接受这一方法并在实际教学中不同程度地加以采用。针对我国实践中缺少典型宪法案例的情况，本文认为可以 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开展案例教学：第一，介绍西方典型案例。如：宣布美国法院拥有违宪审查权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引发美国内战的斯科特诉桑弗特案，以及吹响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号角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员会案等。 第二，介绍我国宪法事例。近年来，我国的一些专业研究机构常常在岁末年初一些宪法事例的研究成果，如由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举办的“2008年度中国十大宪法事例暨学术研讨会”，就评出了“三鹿毒奶粉事件、北京机动车限行令以及国务院为汶川大地震死难同胞设立全国哀悼日”等十大宪法事例。上述西方宪法案例和我国的宪法事例实际上都包含了诸如“宪法权利冲突”、“现实宪法和法定宪法之对接”、“宪法的正当程序价值”等深层次的法理问题。对这些个案的介绍，可以让学生对宪法理论有一个更为直观的认识，同时又能够挖掘到宪法学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价值。 总之，随着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政策的调整，高校宪法学教学也应做相应改革。这种改革应以规范和实践为重心，突出对学生的规范分析能力和纯正法学素养的培养。当然，宪法学教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一堂课究竟采用何种教学方法，不能完全由司法考试的内容来决定，还要考虑到学科特点以及教师、学生的实际情况。但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不应偏离司法考试关于学生具有真才实学，能够解决实实在在的社会法律问题的基本要求
宪法学教学论文范文第5篇
（一）第一阶段：释疑解难阶段这一阶段又称为启发联想阶段。在这一阶段，对于教师而言，就是要创造启发的条件，解决在第一阶段提出的疑问，促使学生将新的知识与旧的知识发生联系，达到解决疑问的目的。教师在这一阶段必须做以下两方面的工作：第一，对于过去学生已经学过的知识做一个简要的回顾或者总结，让学生对新提出的问题产生困惑，这样就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第二，对于已经学过的知识进行复习，唤起学生对原有知识的已经产生的观念。而对原有知识的复习，要有所选择，一般是按照新知识的学习需要选择的，目的就是要将新旧知识加以联系。例如在学习“宪法关系”这一问题时，我们一般要讲授的是宪法关系的概念以及宪法关系三要素等内容。而在讲授时，教师就可以先设问：宪法关系是否是一种法律关系？如果是，法律关系是如何定义的？法律关系的三要素是什么？这是学生原本已经熟悉的旧知识，对这一原有知识进行复习后，再将这一知识与新的知识联系，这就实现了新旧知识的同化。
（二）第三阶段：释疑类化阶段这一阶段又称为作用启发阶段。第二阶段我们实现了新旧知识的同化，而在第三阶段我们要做的是使取得联系后的新旧知识在联系点上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具体化的过程。奥苏伯尔指出：“这是把抽象的上位知识推广到同类的下位的具体事物上去，使抽象的知识与它所反映的具体事物之间建立联系”。[7]按照大教育家孔子的观点，其提到的“举一反三”中的“一”就是这里的抽象概括，这个“一”就具有“反三”的类化迁移的功能。这一具体化的过程既是检验抽象化过程中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的标准，也是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以上几个过程就体现了启发式教学的基本模式。当然，启发式教学能否发挥最佳的效果，还要视乎教学材料的选择，学生的学习态度，教育者的启发诱导的方式是否得当等几个关键因素。
二、启发式教学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宪法学课程运用启发式教学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具体有：
（一）重结论，轻过程具体表现为教师把重点放在启发学生得出正确的答案上。如果学生回答错误，教师则对回答错误的内容视而不见，只注重得出的结果是否正确，却对学生得出结果的过程忽略了。很多教师在实施启发式教学时，总是本着一种希望学生能尽快洞悉教师设问的目的的心理，总是期望学生很快得出老师预设的答案，所以就势必造成“重结论，轻过程”。这实际上是传统的教学思想在作怪。
（二）变“主导”为“主问”“启发式教学内在本质是建构和塑造学生的主体性，体现教学双主体性的规律。”不过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应该由教师启动，所以从这个层面而言，教师具有主动地位。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有些教师误解其“主导”地位，将简单的提问视为“主导”。虽然提问作为一种教学手段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提问不是简单的“对不对”、“是不是”之类的问题。启发式教学中，问题是教学的出发点，适当适时地提出问题并指导学生答疑解难，是启发式教学的主要模式。但是提出的问题应该具有启发性和思考性，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注意力，唤起学生学习的兴趣。
（三）启而不发启发式教学法的运用体现的是教学互动。教师设问之后，必须由学生回答，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问完某一个问题之后，学生没有及时回答或回答错误，教师就会认为对这样的学生启发是白搭。面对这种情况，教师应该理性分析，如在启发过程中是否考虑到了学生的不同水平，有没有针对学生的兴趣，等等。
三、启发式教学在宪法学教学中的意义
（一）有利于师生互动，促进教学相长“启发式教学的过程就是一个教与学双方互动的过程。”教师在教学时，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运用不同的启发手段，通过释疑解难，带动学生积极的思维，帮助学生认清问题，而学生在这一启发之下，主动思考，获取知识。在这一过程中，师生双方实现了交流和互动。此外，启发式教学还能促进教学相长。教师在宪法学教学中运用启发式方法，先对学生进行启发，把他们的思维带动起来，再促使他们积极思考，这体现的是教师在促进学生的“学”。
宪法学教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本科宪法学 教学独特性
[作者简介]陈海萍（1972- ），女，浙江诸暨人，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上海 200433）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1年度上海政法学院院级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宪法教学任务特殊性之研究”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26-0128-02
作为一名以传授宪法学知识为使命的教师，笔者深谙宪法学课程的重要地位。然而，愈是承认宪法学教学的重要，愈会触及笔者多年累积且难以厘清的一个困境：当具有象征性甚至宣示性意义的我国宪法文本及由此而下的现实宪法秩序不足以抑或无法正常地纳入立宪主义的价值体系内时，课堂上的我们该怎样向学生交代？由于当下的大学本科宪法学教学绝大部分仍然处于教师主导状态，即由教师主讲并控制课堂秩序的状态（这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在此教学情况下，笔者站在传道授业解惑者的位置上，基于实现教学使命的视角提出对上述宪法学教学独特性的一些看法，供大家探讨。
一、宪法学教学独特性的客观环境
1.宪法学教学对象的特殊性。刚走出高中时代死记硬背阴影的大一学生，面对与《政治常识》面目相似的宪法文本和宪法学教材，心里渴望大学教师会有与高中教师不一样的讲解，悟性高一点的学生甚至渴望在法律学习过程中宪法应有精彩的舞台。学生的这种要求和想法是正常的。笔者曾多次有意在宪法学的第一堂向学生提问“宪法为何物？”学生的答案出奇一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母法。”该回答也许对大学本科宪法学教学有一定的益处，因为至少学生或多或少地了解宪法的根本法地位。然而当笔者继续追问第二个问题“宪法调整什么内容”时，学生屡屡停顿，当问及第三个问题“宪法能为我们做什么”时，课堂更是鸦雀无声。学生头脑中盘旋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论断，认为宪法就是政治建设、政治制度的代言词，对宪法的看法没有一个认为应是围绕“法”而展开的。面对浓重意识形态气味的学生看法，宪法学教学的第一重任就是要扫除学生对宪法的固有痕迹，树立法的最基本概念。
2.宪法学教学阶段的特殊性。按照教学计划，宪法学教学往往被置于大学一年级的第一学期进行。处于高中向大学过渡的学生对“法”毫无概念，而宪法学教学在承载了法概念灌输的同时，还需为日后部门法课程教学铺垫法学知识整体思辨规律的基础。在大学本科法学教学承上启下的阶段中，宪法学教学的独特性尤其凸显：学生第一次面对法学教育，其对课程教学印象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其对法学的学习兴趣；宪法学教学质量的好坏将影响日后学生对部门法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宪法学教学是培养法律思辨能力大学本科教学目标的第一站。
3.宪法学教学模式的特殊性。法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专业，其教学与其他非法学专业教学的最大独特之处在于运用案例教学法。然而，由于我国宪法实施机制的缺失，缺乏实质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制度实践性资源，实践中没有如西方国家的宪法案例，在中国宪法学教学中一般无法将抽象的宪法概念和原理还原为一般的生活事实，以致无法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宪法概念和原理在实践中的说服力，导致学生对宪法没有亲身体验的可能。因此借鉴西方的宪法案例，拾掇中国宪法事例，成了当今宪法学教师的努力方向。
4.宪法学教学实践的特殊性。部门法学教学往往有丰富的实习基地和完整的实习过程，每个知识点一般都能在实践中获得感性认识和领会，并与民众的生产生活直接相关。而依据我国宪法的实施机制，中国宪法实践的特性决定了其走上层路线，即与国家机构组织和权力设置有关，在当下的实践中，这一般是小范围内部分人的实践行为，行为后果与民众利益往往没有直接关联。在宪法政治实践中，宪法学往往涉及政治敏感等话语权，因此基于自身利益，绝大多数宪法学研究者和教师往往选择最没有风险的实践行为，典型的就是围绕1982年宪法的形成、解说、实施和修改而进行研究和教学，被动性相当明显。
二、宪法学教学任务的不纯粹性
综观当下我国宪法学教材，林林总总，蔚为壮观。基于教材详细的分配，作为宪法学教学目标指导下具体化了的宪法学教学任务，能够直接为教师获取和领会。一般而言，事前制作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大纲能保证教学任务不脱离预定的轨道。然而，宪法学教学任务应该以何标准予以设定，包含哪些内容和价值，这在宪法学教学研究中一直没有得到重视。这与学科自身的发展有关，主要是宪法学自身至今尚未成熟，尚未建立起自足的中国宪法学。宪法学教学任务的设定标准应是什么，就笔者初步思考来看，目前在教学中存在着以下几种，设定宪法学教学任务标准的混合性体现了教学任务的不纯粹性。
1.以法学的规范自洽体系为标准设定。该标准以“关于宪法是法”以及“关于宪法是一个什么样的法”的前提作假定。在此假定下，宪法学教学任务首先得教会学生“宪法是法”，宪法除了是国家根本法和政治法外，更重要的是公民权利保障的最高法，宪法作为法的一种，有其制定、修改和适用的规范属性，即宪法在适用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同时，可以审查政府行为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合法性，以救济上述行为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宪法有其规范的自洽性这一理论已在当前中国宪法学的研究中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无论是规范宪法学，还是宪法解释学，或者其他解释学，这些成熟的流派所贡献的研究成果足以让中国的宪法学教学在法学的规范自洽体系内稳当地进行。
2.以其他同样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体系为标准设定。鉴于有关宪法的讨论与政治权力的行使方式与范围的密切关系，宪法无疑成为政治学（或政策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的是，在法学的规范自洽体系内，宪法规范（宪法文本）是一个必须被依从的权威，而在政治学学科眼里，宪法只是被描绘和评价的一种政治现象，宪法规范（宪法文本）是被用来判断乃至批判的对象。若以此标准来设定宪法学教学任务，虽然能让学生感受到批判的学术创新力量，但没有宪法权威的批判是空洞的，随意被褒贬的宪法将无从探究宪法规范的内涵、宪法学的完整体系，学生的宪法知识将是零散的，无法树立学生对秩序的最基本崇拜。在当前中国宪法学教学实践中，众多掌控和主导完成宪法学教学任务的教师往往对宪法学做“制度宪法学”“政治宪法学”“宪法社会学”“宪法经济学”的讲授，容易脱离宪法学自身的“法学品格”，直接导致宪法学学科属性偏离的设定标准应自觉予以避免。
3.其他标准。一是以西方宪法学为设定标准。这是大多数宪法学教师最擅长的，尤其是留洋归来的年轻教师，更乐意以自己的留学国别主义来设定教学任务。笔者认为，这与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尚未健全，宪法学的众多基本范畴仍在争议中，宪法学理论与实践无法统一有关。西方相对发达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趁机走上了枯燥乏味的课堂讲台，挤走了原本已虚弱不堪的中国宪法学教学。不解决中国问题的实然教学，就难以培养具备解决中国问题的宪法思维的学生，最终会搁置中国宪法学教学任务。二是以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事案例为设定标准。与上述运用国外法比较体系容易找到现成理论与解释学结果的状况相似，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选择公民权利受侵害的事案例来设定教学任务也是一项讨好学生的标准，涉及权利侵害事案例的教学不仅形象生动，而且所运用的基本权利保障与限制理论方便现成，同时也能完成有效掌握基本权利案例中体系思维训练的教学任务。然而，以国家权力和公民基本权利关系为核心的宪法学体系，其整体性是双重的且相互统一的，简言之，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往往需要国家权力受约束为前提。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在强调宪法作为权利保障书的同时，更要向学生传授以国家制度和组织机构为基础的中国权力运作框架和程序，以及国家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之间的复杂精妙关联。必须强调的是，培养学生体系思维训练自觉中有关国家组织机构权力配置的事案例更能体现对我国宪法文本大多数条款之间的合理解释。若一味偏重权利侵害事案例，很容易引发学生对我国国家权力制约和相关制度的模糊，甚至导向偏离中国实情的偏激。三是以司法资格考试大纲为设定标准。根据近几年司法考试大纲的要求，涉及宪法学内容的考点侧重于“国家的基本制度”“国家机构”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这三个部分，而对这三部分知识点的掌握注重的是对宪法相关条款的记忆，并不强调考生能否正确运用宪法学理论和法律规范处理实际问题。由此会彰显一种现象：基于功利效应，考生在宪法科目的准备上会执着于宪法条款的死记硬背，止步于肤浅地理解宪法条款和基本内涵，而不青睐运用深奥或争议性的宪法理论来阐释宪法问题及其现象，放弃对宪法基本学习方法的训练，最终缺失的是今后社会更需要的合理论证问题的能力。
三、宪法学教学的主体特性
中国宪法学教学环境的特殊性有其客观基础，而教学任务的不纯粹性与中国宪法学的研究水平、研究成果转化的机制以及研究氛围更有着直接的关联。既然教学环境和教学任务都具有客观的实在性，那么作为宪法学教师，在面对个人不足以改变上述秩序的无奈之下，选择在课堂讲台上突出自己的主体性是非常现实可行的策略。本文开头提出的一直萦绕于笔者心中的宪法学研究和教学困境，实质上在拷问中国宪法学教师是否具有过人的教学设计才能，以及是否具备精湛的教学技艺，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中国宪法学教学的最基本精义，即培养具有解决中国问题的宪法思维能力及其思维方法的学生。笔者认为，此时教师作为教学主体，应发挥下列两方面的主体特性：
1.尊重宪法文本，努力在法学的规范自洽体系内解释宪法，确保宪法的权威，实现宪法学教学的严肃性。一直以来，宪法被看作是对过去政治斗争胜利成果的经验总结，以及对未来政治生活确立目标、指导思想和原则的政治宣示，相应地，传统宪法学理论从来没有努力为宪法的法适用性性格涂抹浓重的色彩。为使规避评判现实政治生活的宪法（宪法规范）回归法的规范性这一状态，宪法学研究者呼吁“宪法不能全然没牙”，宪法应能被法院所适用等主张。这正是宪法学研究以及教学须坚守的一个最基本法学学术前提：宪法是应被依从的权威，是所有法律的最高依据，是所有行为的合法性判断基准。由此，在从事中国宪法学教学过程中，我国的宪法文本应得到尊重。宪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宪法文本在整个法律部门中的绝对正当性。宪法学教师的使命是传授宪法基本规范，在课堂上我们应尽量杜绝对宪法文本的冷嘲热讽，因为面对同样肩负法治改革重任的学生，传授者没有资格在学生面前去最基本的法秩序权威。
虽然“制度宪法学”和“政治宪法学”的阴影会不可避免地笼罩在宪法学课堂，但这一切否定不了宪法的法属性和宪法学的法学品格。虽然法学的本质在于为司法实践服务，而不具规范性或虽具规范性却没有实效性的宪法文本难以为现实服务，教学过程中也难免容易给人僵化空虚之感，但学术要求和教学任务的本质需要教师努力在法学的规范自洽体系内解释宪法，无论运用的是规范宪法学还是宪法解释学的方法。一方面，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有其深奥意涵。另一方面，宪法学教学带给学生的是宪法问题思维的严谨性。“当可以对抽象的条文在具体案例的运用上予以有体系的论证，那么面对其他已经有详尽法条的科目，在架构及说理上就一定会觉得更容易，那面对宪法就不再觉得抽象，而会感受到是一个可具体适用的法律。”
2.夯实自身理论基础，注重自身实践能力的训练，时刻以培养具有基本宪法思维能力和思维方法的学生为使命。中国宪法学教师应在基本掌握当前中国宪法学研究动态的基础上，亲自参与和推动宪法学的研究，以此夯实自身的理论基础。在吸收理论知识的同时，注重自身实践能力的训练，注意收集和整理当下层出不穷的宪法性事案例，并及时注入教学教案中。这是教师树立实践秩序的最基本教育任务。
笔者以为，在训练自身和学生实践能力时，切忌因渴求宪法事案例的出现而把一切涉及宪法字眼的事案例都不加分析地纳入教学实践中，或把有关公民基本权利被侵害的事案例不假思索地纳入教学实践中。宪法事案例有其独到的内涵，选择宪法事案例时的盲目扩大化心态将会模糊宪法与部门法的各自功能，很可能会导致学生忽视了宪法学最基本的功夫。
宪法学教师的使命不在于让学生在司法资格考试中获得高分，也不在于让学生陷于深奥复杂的理论思辨而找不着方向，更不在于让学生只重价值结果而不重思辨过程，而在于如何才能更好地把宪法学知识和理论体系完整地传达给学生，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具有基本宪法思维能力和思维方法的学生。
[参考文献]
[1]范进学.试论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的使命[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4）.
[2]张翔.宪法学为什么要以宪法文本为中心？[J].浙江学刊，2006（3）.
宪法学教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宪法学 教学效果 理论体系
宪法学是被教育部认定的高等学校法学专业14门核心课程之一，是法学专业的基础课、必修课。如何教好这门课程，使学生对宪法基本理论和制度有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是宪法学教学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但是在实际的宪法学教学中，却普遍存在教师教学质量低下、学生学习兴趣不高的问题。为此，我们有必要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这对于提高教师教学质量、增强学生学习兴趣具有重要意义。
一、宪法学在教材、教学和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1.宪法学教材体系缺乏科学性，教材内容比较陈旧
（1）宪法学教材管理比较混乱，导致宪法学教材质量良莠不齐。据初步统计，从1980年到1999年，共出版过70多种宪法学教材，进入21世纪后，宪法学教材逐步增多，不少大学的法学院都有了由自己的教师编写的宪法学教科书，而且有没有一本由本校教师主编的宪法教材，已经被人们视为该校的法学学科有没有能力自立于中国法学院系之林的标志之一。[1]这种随便编写教材的状况虽然貌似“学术繁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也导致很多教材可信度和学术水平都不高，漏洞很多。
（2）教材体系编排基本依据宪法典，缺乏自身理论体系。“从1957年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宪法学教材开始，在体例编排上，基本上以我国宪法典的条文顺序为排列主线，同时参照了宪法学理论的逻辑要求而形成。大多数教材都是在宪法学基本原理之后，介绍宪法基本制度、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内容”。[2]这样编排的宪法学教材体系使宪法学成为注释宪法学，宪法学自身的理论体系难以建立起来，从而导致宪法学的学科性不强。
（3）教材内容比较陈旧。虽然，目前的宪法学教材在内容上较之于前些年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但是，部分宪法学教材或者相关教材中的部分内容仍然还存在着内容陈旧，理论性不强，脱离实际，不能回答现实问题等问题。
2.宪法学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单一
（1）教学方法仍然采用“满堂灌”的单一方式。教学方法是教师传授知识、技能，实现教学目的的途径和手段。教学方式及手段的恰当选择和合理运用与教学效果的好坏关系密切。但是从目前宪法学教学方法来看，大多数教师主要采取的仍然是对学生单向灌输的讲授法，“教师在课堂上总是习惯于按照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和我国宪法典的结构为基线展开其授课内容。这些年的宪法学教学实践证明，单纯的内容的讲授往往使学生对宪法学知识的理解只是停留在教科书的层面上，容易脱离实际。且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注意力会逐渐下降。教师很难使学生的注意力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一直保持相当高的水平”。[3]单纯的理论讲授法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有必要改进这一教学方法，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能动性。
（2）考核方式单一。在目前的高校中，宪法学的考核方式一般都采用传统的闭卷考试，这种考核方式是标准化命题，偏重于对宪法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考核，但是忽视了对学生能力的测试。从性质上来说，宪法学虽然是一门理论法学，但从宪法学的教学目标来看，宪法学更注重能力的培养。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能力的培养越发显得重要。单一的闭卷考试方式，不利于学生能力的提高。
3.学生学习宪法学的兴趣不高
由于宪法学的基础理论课性质，在目前的高校中，宪法学课程普遍开设在大一第一学期，但是其内容的相当一部分和大一新生在高中所学的“政治常识”相同，对于缺乏新意的内容大部分学生感到厌倦，他们希望学习一些他们以前没有学习过的内容，再加上宪法学教材的内容过于抽象空洞，实际应用性不强，所以学生很容易对宪法学产生乏味、枯燥的印象，甚至产生厌学心理。
二、改进宪法学教与学的措施
由于宪法学教与学存在的上述问题，导致宪法学实际的教学效果很不理想，因此，应尽快采取措施来改变这一现状。为此，我们应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1.提高对宪法学重要性的认识，明确课程教学学习目标，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如前所述，由于宪法学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和大一新生在高三学习“政治常识”的内容相同，这部分内容对他们而言，
缺乏新意，很难引起学生足够的兴趣和重视。针对这一现状，结合法学本科生的培养要求，一是应明确宪法学课程的学习目标。首先，宪法学作为法学的一门独立学科，是以宪法理论、宪法历史发展以及由宪法所规范的国家制度和原则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虽然宪法学的内容主要是反映和阐明宪法典的内容，在表面上宪法学课程大部分内容与高三的政治常识有所雷同，但是政治常识和宪法学也存在很大不同，首先两者所体现出的理论深度和系统性不同，政治常识只是对国家制度常识性的介绍，而宪法学则是对宪法典内容的系统分析和理论概括，其理论深度远高于高中阶段的政治常识。其次，两者的内容也有些许不同，宪法学中有“宪法的历史发展”和“宪法基本理论”等内容，而这些政治常识则没有。再次，宪法学课程的设置目的，是通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使学生掌握宪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培养运用所掌握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重在能力的培养。而政治常识则注重对国家一些基本制度的知识性掌握，重在知识的学习。[4]二是应提高学生对宪法学重要性的认识。要使学生认识到宪法学科在整个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使其认识到学好宪法对促进依法治国的实现和改革开放的进行所起的重要作用，从而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重任，增强其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
2.加强宪法学教材管理和宪法学理论研究
（1）加强宪法学教材管理。在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宪法学教材的选用上，应杜绝盲目使用由本校任课教师自行编写的教材，尽量选取在国内影响力比较大、权威性比较高的教材，要改变教材的选用由主讲教师一个人决定的做法，整个教研室应对选用的教材进行集体研究，每学期对主讲教师申报的教材进行集体讨论，根据培养目标、授课对象、专业特色等情况统筹考虑，共同选出最优教材
（2）加强宪法学理论研究。从目前的宪法理论和实践来看，造成我国宪法学教材体系编排基本依据宪法典，缺乏自身理论体系，教材内容陈旧落后，抽象空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宪法学理论研究的落后是其重要原因。比如对宪法学和政治学的性质和范畴界定不清，用政治学理论来解释和分析宪法学内容，用政治眼光来看待宪法学问题，从而使整个宪法学体系政治色彩浓厚，而该课程的法学性质则明显显得不足。还比如对宪法是理论法学还是部门法学的争论还没有停止，这一切都影响宪法学教材的内容，只有加强宪法学理论研究，才能不断促使其完善，使宪法学教材的内容更具有科学性。
3.提高教师素质，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
（1）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专业素质。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专业素质是改进宪法学教与学的关键。笔者认为，首先应加强宪法学专业人才的引进，改变过去那种宪法学教师由政治学教师兼任的状况；其次，对现有的教师应加强培训，应定期派这些教师去一些名校的专业学习，学习其先进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促进自身的提高；再次，应加强宪法学教师队伍的梯队建设，建立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学历水平较高的教师队伍，改变过去那种由一位教师从头讲到尾的现状。
（2）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展开教学。在宪法教学方法上，除了传统的讲授法外，还应不断研究探讨讨论式、研究式及案例等教学方法在宪法教学中的具体运用，使课堂教学形式多样化，克服传统教学模式中完全由教师讲授的弊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教学手段现代化方面，可采用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学。多媒体教学可以采用大量的图片、图表，增加教学的信息量，网络教学可以实现课堂教学的延伸及师生的互动。
（3）考核方式多样化。在宪法学的考核方式上，除了采取传统的闭卷测试外，还应采取灵活多样的考试形式。例如，宪法学教师每学期给学生布置2～3次小论文写作作业，鼓励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发言，“将学生的每一次论文成绩与在此之前一段时间内主动发言的次数相结合打一个相应的分数，作为一次平时考查成绩，并规定课堂发言及论文写作有自己的创见观点的给高分，以充分调动学生平时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励学生课前多读书，课堂多发言，课外多写作，积极思考，勇于创新，自觉训练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和素质”。[5]
三、结语
目前宪法学作为中国高校法律专业普遍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和主干课程，对于法学专业学生学习宪法理论和宪法制度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宪法学教学中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有教材内容过于陈旧、教师专业素质普遍不高、考核方式单一等。这些问题的存在特别不利于学生全面掌握宪法学核心内容。因此，明确教学目的、提高教师素质、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以及加强对教材的管理等成为提高宪法学教学效果的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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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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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教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宪法学 教学效果 理论体系
宪法学是被教育部认定的高等学校法学专业14门核心课程之一，是法学专业的基础课、必修课。如何教好这门课程，使学生对宪法基本理论和制度有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是宪法学教学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但是在实际的宪法学教学中，却普遍存在教师教学质量低下、学生学习兴趣不高的问题。为此，我们有必要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这对于提高教师教学质量、增强学生学习兴趣具有重要意义。
一、宪法学在教材、教学和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1.宪法学教材体系缺乏科学性，教材内容比较陈旧
（1）宪法学教材管理比较混乱，导致宪法学教材质量良莠不齐。据初步统计，从1980年到1999年，共出版过70多种宪法学教材，进入21世纪后，宪法学教材逐步增多，不少大学的法学院都有了由自己的教师编写的宪法学教科书，而且有没有一本由本校教师主编的宪法教材，已经被人们视为该校的法学学科有没有能力自立于中国法学院系之林的标志之一。[1]这种随便编写教材的状况虽然貌似“学术繁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也导致很多教材可信度和学术水平都不高，漏洞很多。Www.133229.cOM
（2）教材体系编排基本依据宪法典，缺乏自身理论体系。“从1957年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宪法学教材开始，在体例编排上，基本上以我国宪法典的条文顺序为排列主线，同时参照了宪法学理论的逻辑要求而形成。大多数教材都是在宪法学基本原理之后，介绍宪法基本制度、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内容”。[2]这样编排的宪法学教材体系使宪法学成为注释宪法学，宪法学自身的理论体系难以建立起来，从而导致宪法学的学科性不强。
（3）教材内容比较陈旧。虽然，目前的宪法学教材在内容上较之于前些年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但是，部分宪法学教材或者相关教材中的部分内容仍然还存在着内容陈旧，理论性不强，脱离实际，不能回答现实问题等问题。
2.宪法学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单一
（1）教学方法仍然采用“满堂灌”的单一方式。教学方法是教师传授知识、技能，实现教学目的的途径和手段。教学方式及手段的恰当选择和合理运用与教学效果的好坏关系密切。但是从目前宪法学教学方法来看，大多数教师主要采取的仍然是对学生单向灌输的讲授法，“教师在课堂上总是习惯于按照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和我国宪法典的结构为基线展开其授课内容。这些年的宪法学教学实践证明，单纯的内容的讲授往往使学生对宪法学知识的理解只是停留在教科书的层面上，容易脱离实际。且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注意力会逐渐下降。教师很难使学生的注意力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一直保持相当高的水平”。[3]单纯的理论讲授法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有必要改进这一教学方法，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能动性。
（2）考核方式单一。在目前的高校中，宪法学的考核方式一般都采用传统的闭卷考试，这种考核方式是标准化命题，偏重于对宪法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考核，但是忽视了对学生宪政能力的测试。从性质上来说，宪法学虽然是一门理论法学，但从宪法学的教学目标来看，宪法学更注重宪政能力的培养。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宪政能力的培养越发显得重要。单一的闭卷考试方式，不利于学生宪政能力的提高。
3.学生学习宪法学的兴趣不高
由于宪法学的基础理论课性质，在目前的高校中，宪法学课程普遍开设在大一第一学期，但是其内容的相当一部分和大一新生在高中所学的“政治常识”相同，对于缺乏新意的内容大部分学生感到厌倦，他们希望学习一些他们以前没有学习过的内容，再加上宪法学教材的内容过于抽象空洞，实际应用性不强，所以学生很容易对宪法学产生乏味、枯燥的印象，甚至产生厌学心理。
二、改进宪法学教与学的措施
由于宪法学教与学存在的上述问题，导致宪法学实际的教学效果很不理想，因此，应尽快采取措施来改变这一现状。为此，我们应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1.提高对宪法学重要性的认识，明确课程教学学习目标，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如前所述，由于宪法学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和大一新生在高三学习“政治常识”的内容相同，这部分内容对他们而言，
缺乏新意，很难引起学生足够的兴趣和重视。针对这一现状，结合法学本科生的培养要求，一是应明确宪法学课程的学习目标。首先，宪法学作为法学的一门独立学科，是以宪法理论、宪法历史发展以及由宪法所规范的国家制度和原则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虽然宪法学的内容主要是反映和阐明宪法典的内容，在表面上宪法学课程大部分内容与高三的政治常识有所雷同，但是政治常识和宪法学也存在很大不同，首先两者所体现出的理论深度和系统性不同，政治常识只是对国家制度常识性的介绍，而宪法学则是对宪法典内容的系统分析和理论概括，其理论深度远高于高中阶段的政治常识。其次，两者的内容也有些许不同，宪法学中有“宪法的历史发展”和“宪法基本理论”等内容，而这些政治常识则没有。再次，宪法学课程的设置目的，是通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使学生掌握宪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培养运用所掌握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重在能力的培养。而政治常识则注重对国家一些基本制度的知识性掌握，重在知识的学习。[4]二是应提高学生对宪法学重要性的认识。要使学生认识到宪法学科在整个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使其认识到学好宪法对促进依法治国的实现和改革开放的进行所起的重要作用，从而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重任，增强其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
2.加强宪法学教材管理和宪法学理论研究
（1）加强宪法学教材管理。在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宪法学教材的选用上，应杜绝盲目使用由本校任课教师自行编写的教材，尽量选取在国内影响力比较大、权威性比较高的教材，要改变教材的选用由主讲教师一个人决定的做法，整个宪政教研室应对选用的教材进行集体研究，每学期对主讲教师申报的教材进行集体讨论，根据培养目标、授课对象、专业特色等情况统筹考虑，共同选出最优教材
（2）加强宪法学理论研究。从目前的宪法理论和实践来看，造成我国宪法学教材体系编排基本依据宪法典，缺乏自身理论体系，教材内容陈旧落后，抽象空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宪法学理论研究的落后是其重要原因。比如对宪法学和政治学的性质和范畴界定不清，用政治学理论来解释和分析宪法学内容，用政治眼光来看待宪法学问题，从而使整个宪法学体系政治色彩浓厚，而该课程的法学性质则明显显得不足。还比如对宪法是理论法学还是部门法学的争论还没有停止，这一切都影响宪法学教材的内容，只有加强宪法学理论研究，才能不断促使其完善，使宪法学教材的内容更具有科学性。
3.提高教师素质，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
（1）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专业素质。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专业素质是改进宪法学教与学的关键。笔者认为，首先应加强宪法学专业人才的引进，改变过去那种宪法学教师由政治学教师兼任的状况；其次，对现有的教师应加强培训，应定期派这些教师去一些名校的宪政专业学习，学习其先进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促进自身的提高；再次，应加强宪法学教师队伍的梯队建设，建立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学历水平较高的教师队伍，改变过去那种由一位教师从头讲到尾的现状。
（2）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展开教学。在宪法教学方法上，除了传统的讲授法外，还应不断研究探讨讨论式、研究式及案例等教学方法在宪法教学中的具体运用，使课堂教学形式多样化，克服传统教学模式中完全由教师讲授的弊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教学手段现代化方面，可采用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学。多媒体教学可以采用大量的图片、图表，增加教学的信息量，网络教学可以实现课堂教学的延伸及师生的互动。
（3）考核方式多样化。在宪法学的考核方式上，除了采取传统的闭卷测试外，还应采取灵活多样的考试形式。例如，宪法学教师每学期给学生布置2～3次小论文写作作业，鼓励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发言，“将学生的每一次论文成绩与在此之前一段时间内主动发言的次数相结合打一个相应的分数，作为一次平时考查成绩，并规定课堂发言及论文写作有自己的创见观点的给高分，以充分调动学生平时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励学生课前多读书，课堂多发言，课外多写作，积极思考，勇于创新，自觉训练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和素质”。[5]
三、结语
目前宪法学作为中国高校法律专业普遍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和主干课程，对于法学专业学生学习宪法理论和宪法制度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宪法学教学中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有教材内容过于陈旧、教师专业素质普遍不高、考核方式单一等。这些问题的存在特别不利于学生全面掌握宪法学核心内容。因此，明确教学目的、提高教师素质、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以及加强对教材的管理等成为提高宪法学教学效果的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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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童之伟.中国30年来的宪法学教学与研究[j].法律科学,2007,(6):14.
[2]张献勇.宪法学教材问题探讨[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4,(1):105.
[3]赵谦.宪法学课程教学改革之二元化思考[j].商品储运与养护,2008,(4):126.
宪法学教学论文范文第9篇
简单来说，关键词教学方法就是在课程教学过程中紧紧围绕学科中的关键词汇或术语进行讲解，从而达到突出重点、触类旁通的良好效果。事实上，每门课程的教学都是围绕着一定量的关键词而展开的。但是，由于宪法文本具有特殊性，所以在关键词的释义、挑选以及解释等方面都有着其非常鲜明的特色。
一、关键词的释义
每个学科都会有专业人士认定的关键词，它们是研究者经过长期的细致钻研而挑选、归纳、概括出来的中心词汇。笔者对宪法学课程中关键词的选择，得益于对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的观点的借鉴。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选择了在习俗制度中广为讨论的语汇进行质疑探询，他不仅考察了诸多词义的历史，同时也将自己在词源学上的兴趣与政治关怀紧密结合起来。对所选词汇的特点，雷蒙威廉斯总结道:这种词汇很明显不属于专门学科的专门词汇。虽然它与若干学科的词汇常有所重叠，但它涵盖范围普遍，包含了(一)日常用法中激烈的、难懂的、具有说服力的词语，以及(二)从专门的、特别的情境衍生出的极普遍语词用来描述范围较大的思想领域及经验领域。
与雷蒙威廉斯所选择关键词的特点相类似，我国宪法文本中的诸多词汇也具有如下一些特点。首先，这些词汇具有重要性。宪法规定的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制度，文本中的每个字、词都具有极其丰富和重要的内涵。其次，这些词汇并不仅仅是属于宪法学这一学科，在政治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中也常常能看到它们的踪影，如民主自由革命权利人权等词汇。再次，这些词汇存在着巨大的关联性。如果孤立地理解其中的一个词，往往会产生诠释上的困境。最后，正如雷蒙威廉斯提醒人文学者要注意词语背后的政治学和利益那样，在论述宪法的作用时，人们一般也会提到其能够以合理的机制平衡利益以寻求多数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规则。因此，在宪法学课程教学中，也应当注意到宪法文本中这些词语背后所体现的权利和利益关系。
宪法文本中的关键词可以被视作为一组密切相关的词汇，这些词汇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价值诉求，它们共同构成了宪法的具体条款，并使其成为结构精巧的文本。这样的特征可以使人们能够将关键词与宪法中的一些专业术语和概念区分开来。简而言之，笔者对关键词的释义，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要下一个定义，以求穷尽所描述对象的特征，而是寻求解答一些问题，如何以能够在一个宪法文本中搜罗出一组关键词，每个关键词意义转变的历史背景是什么、表达了哪种思想和价值观不同关键词之间的意义有何关联，它们之间的冲突如何得到化解，它们与现实之间产生了什么样的联系、是如何产生的，等等。
具有关键词特点的这些词汇的大量存在使人们在理解宪法文本时产生了困难。要做到对宪法条文中每个重要的和关键性的词、句进行准确的解释是非常困难的，但这不无意义。有学者指出这不但要涉及广泛的知识，还必须要有深人、细致的研究才可能。而只有这种精细到词、句的解释，才具有宪法解释学上的意义，才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用价值，也才有利于准确理解宪法。正是基于此，笔者在宪法学课程教学中尝试运用关键词教学方法，将教学重点放在这些重要且相互联系的关键词上，指导学生阅读大量背景材料并共同寻求一个最为合理的解释。
二、关键词教学方法在宪法学课程教学中的运用
基于关键词所具有的上述特点，笔者认为关键词教学方法更适宜运用于宪法序言和总纲的解释，因为这两部分的内容集中规定了宪法的思想和理念，具有高度的原则性、概括性和纲领性。但是，关键词教学方法对宪法学课程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等内容的适用性较低。同时，基于本科教育对宪法学课程教学的要求，关键词教学方法运用的重心集中在现行的宪法文本上，但这并不否定这一方法在思想理念探讨中的重要作用。关键词教学方法不仅可以很好地运用于有关宪法思想史的教学，而且可以很好地运用于在宪法史上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宪政、民权、自由等观念的研究。
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宪法学课程的任课教师可以在讲解完宪法的一些基本理论(如宪法的概念、分类、基本原则、制定与修改、解释与适用等)之后，结合教材和宪法文本采取以下步骤实施关键词教学方法。
(一)挑选关键词
关键词教学方法运用于宪法学课程教学，对教师和学生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是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在起步阶段就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任课教师只需要以引导学生对宪法文本中的一个词语产生好奇为出发点就可以了。张大春先生曾经把小说的本体定义为一个词在时间中的奇遇。他还认为，作为幼儿认识世界的那个最初的词，可以是主角，可以是配角。它甚至可以不是角色，它只需负责显现其身为第一块拼图碎片的位置，便足以唤起父亲膝盖上的孩子、幽暗阅黑的庭院里的孩子启动他构筑一整个世界的能力。同样，宪法学课程教学也需要这种最初的好奇心，并以此作为构筑理解宪法文本的基础。因此，笔者在运用关键词教学方法进行宪法学课程教学时，并没有罗列一个固定的关键词表。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宪法文本中的词汇似乎都很关键，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需要尊重学生的主动性。关键词教学方法的本质不是直接告诉学生哪些是关键词和这些关键词的含义，而是要让学生通过阅读来鉴定哪些词汇是更为关键的，并深人理解这些词汇。
宪法学课程的任课教师在指导学生从宪法文本中挑选关键词时，可以与教材内容的讲解结合起来进行。例如，在宪法序言中挑选关键词的时候，可结合宪法结构宪法的原则的讲解进行。通常而言，在宪法学课程教学中，任课教师会更强调具体条款的讲解，对序言部分并不太重视。但是，笔者认为，如果能够深人讨论宪法序言中中国革命传统封建翻天覆地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文明等词汇的内涵，那么一定会有助于学生全面理解中国的立宪背景以及深刻领悟宪法的总体精神。
(二)准备相关材料
宪法学课程的任课教师在指导学生通过阅读从宪法文本中挑选关键词之后，可以将班上的学生分为若干个小组，并在课后指导每组学生针对1-2个关键词汇准备相关材料。学生围绕关键词准备的材料内容应相对比较宽泛，应该包括这一词汇在其他相关学科的用法、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加区别运用这一词汇的状况、政治人物或学者对这一词汇的阐释情况、这一词汇的语义演变历史，等等。
词语周游列国，历经多重翻译，导致概念在异文化间的传递、重组和再创，这里既包括外来语的采纳(通过译音、译音加表意、译意、直接借用等方法)，又包括古典词的变异(词义扩大、缩小，词义转移)。正是在内外沟通、既因且革的大化流行中，汉字文化得以丰富、升华。闭因此，宪法学课程的任课教师在运用关键词教学方法时，应当注意到我国宪法文本中的大量词汇都存在着跨文化旅行的情况，而且外来语在中国的语境中会产生出特定的内容，这会给学生围绕关键词准备材料增加困难。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在指导学生准备有关关键词的语义演变历史的材料时，必须注意这些关键词在语言原产地的使用情况、在中介地是如何翻译的、在接受地产生了哪些新的用法等材料的搜集。
(三)开展课堂互动讨论
占有了数量较多的有关关键词的材料之后，接下来便是进行课堂讨论了。在宪法学课程教学过程中，任课教师要针对关键词及其相关材料内容组织学生开展课堂互动讨论。首先，要求每组学生推举一名同学在课堂上进行主题发言，同组的其他成员进行相应的补充;其次，要求其他组的学生针对每个同学的发言提出问题和发表不同见解。在整个课堂讨论过程中，任课教师主要起引导整个讨论顺利进行的作用。
在宪法学课程教学中，组织学生开展课堂讨论的目的并不是一定要形成一个共同的看法或者证明教材中的说法是正确的，而是要充分发挥关键词教学方法能够引起质疑探询的作用。以宪法文本总纲部分规定的民主集中制的讨论为例，学生在围绕民主集中制这一关键词准备相关材料的过程中会产生质疑探询，从而引发全体师生在课堂讨论中对为何要将民主与集中组合起来民主集中制和民主的语义有何不同民主集中制的语义擅变历史是怎样的民主集中制作为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在我国的历部宪法中是如何规定的民主集中制作为我国普遍适用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原则，国家机构与其他领域(如工作方法)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有怎样不同的体现等问题进行深人的探讨和研究。
在宪法学课程的课堂讨论过程中，学生往往会在词语的意义上产生分歧，这是很正常的情况，任课教师要对此有正确的认识，并注重从以下2个方面对学生进行引导。首先，虽然学生对某个词语的解释会产生分歧，但这并不意味着词语的含义是可以任意赋予的。所以在课堂讨论中学生对挑选出来的关键词不能进行任意理解，要受到宪法理念、宪法文本体系和结构等的制约。其次，宪法为各种政治意见提供了一个理性沟通的平台，现在对宪法的解释很可能在另一时间会成为某一政治力量的理性依据。所以各种政治力量的宪法诉求只有通过沟通与妥协才能够促进宪法的实施。
(四)深入并修正对原文本的理解
关键词教学方法具有关联性和开放性的特征。随着宪法学课程教学的不断深人，学生常常会发现先前对宪法文本的理解有不完善甚至是错误的地方;或者发现正在讨论的关键词与以往学习的某个词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需要将它们放到一起进行理解。不仅如此，通过关键词的挑选及其相关材料的准备以及课堂上师生的互动讨论这样一个过程，学生还会发现以前自己认定的那些宪法文本的关键词，其重要程度并没有那么高，从而不断修正自己在宪法学课程学习过程中建立的关键词词汇表，并在不断的深人学习和探讨中对宪法文本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解释和领悟。
三、关键词教学方法运用于宪法学课程教学的意义
关键词教学方法运用于宪法学课程教学的意义在于，宪法文本没有被视作有待诵记的条文堆积，也没有被当作意识形态的载体强行灌输给学生，而是被看作是一个有待解释的开放文本，需要学生积极参与并共同寻求更为恰当的解释。这无疑有利于提高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此外，运用关键词教学方法开展宪法学课程教学还具有以下意义。
(一)突出宪法的中国性
宪法学课程教学面对的是中国的宪法文本与实践，以及其所根植的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与传统。这要求任课教师在运用关键词教学方法开展课程教学时，应当从内部的视角来决定关键词的取舍，突出宪法的中国性，而不是对西方宪法学亦步亦趋。
(二)对宪法文本给予充分的重视
在我国，由于司法机关不能直接对宪法案件作出判决，更不能运用宪法对普通案件所适用的法律法规作出是否违宪的判断，所以法学专业学生往往存在轻视宪法文本的观念。其实，宪法学的基本概念大多来自于宪法文本，解释宪法文本的概念和确定宪法规范的含义是宪法学的基本任务，也是宪法学课程教学的基本任务。离开宪法文本，宪法学便成了无源之水。不仅如此，漠视宪法文本会对国家的宪政建设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通过贬低或漠视宪法文本的宪政诉求，最终不可能建立稳定的宪政秩序，宪法学课程教学采用关键词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在宪法文本中挑选关键词并对其进行深刻的领悟，对促使学生给予宪法文本以充分的重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更加妥切地理解和解释宪法
采用关键词教学方法开展宪法学课程教学，有助于学生深人理解宪法文本，从而更好地解释宪法。虽然宪法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但是不能忽视法律技艺在宪法实施中的作用，也就是说要充分采取法律解释学的思路。法律解释学常常论及的有语义解释、逻辑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等方法。但是，对作为根本法的宪法而言，其则有更高的要求。正如马歇尔大法官所强调的那样，我们正在解释的乃是一部宪法想要历经岁月洗礼，自然而然地，它要使自己适用人类事务中多种多样的危机。而关键词教学方法在宪法学课程教学中的运用为宪法解释提供了文化和历史的视角，从而促使学生能够更加妥切地理解和解释宪法。
宪法学教学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为同时提高法学专业学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法律外语水平，结合双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在宪法学这一重要法律课程中的应用，对在大学法学专业中进行双语教学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实施意义进行了分析，对宪法学的双语教学实践进行了深入探究，为其他法学课程的双语教学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一、“双语”教学的理论基础与目标定位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和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以提高外语水平为主要目的的双语教学在全国不少地区拉开帷幕，成为我国当前教育改革的一个亮点。自2001年国家教育部在4号文件《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6》出台后，越来越多的学校和教师青睐双语教学，实践双语教学。在高等学校大力推行双语教学，特别是在一些国际通用性、可比性较强的专业和学科中引用原版教材推行双语教学，尽快与国际接轨，是培养优秀的具有国际竞争力人才的需要，也是我国教育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必然要求。
二、宪法学课程采用双语教学的理论基础
(一)宪法学产生与发展的特征
宪法学的起源和发展本身带有非常明显的“异域”化特征，从宪法的产生来看，近代的宪政运用发端于近现代的人权和民主运动，宪法则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在宪法学的发展进程中，也在不断地关注外国的宪政理论，吸取宪政发达国家的经验，这种宪法学发展过程说明，本国宪法学从一开始发展就受到比较宪法方法的影响。从另一角度讲，西方宪法文化与非西方宪法文化之间价值具有平等性，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文化交流，对国外宪法学的学习和借鉴成为宪法学科必不可缺的内容之一，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近年来，比较宪法学(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的研究不断升温，成为宪法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的新型方法。通过比较不同的宪法现象，人们可以找到人类社会中的许多共同点。比较宪法学所研究与关注的问题与人类生存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人的尊严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宪法理念体现了当代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趋向。在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过程中，比较宪法学应总结不同文化体系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并通过比较宪法学提供的平台，共同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
正是基于这种原因，目前在本科宪法学教学大纲中的四大部分(宪法学基本理论，宪法基本制度，公民基本权利以及国家基本制度)都或多或少的包含有外国宪法部分或比较宪法的内容。因此，给本科学生讲授宪法学课程时就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许多国外宪法学理论以及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宪法典或宪法文本。从学生学习的规律来看，当学生对本国宪法学知识了解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感到比较不同国家宪法现象的必要性，而这时就萌生了对国外宪法学了解和学习的需要。顺其自然，要进行比较研究，首先就需要对国外宪法特别是英美国家的宪法及相关宪法学著作进行了解和学习，引入双语教学法无疑为阅读经典原著的部分内容提供了恰当的机会。
(二)人权问题研究地位的提升
“人权”的概括性条款入宪，推动了人权系列问题的研究，人权保障已经成为宪法学研究的重点内容。实践中，我国政府继l997年10月签署加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之后，于1998年10月又签署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加入了《儿童权利公约》、《禁止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就业政策公约》等20多项国际公约和议定书，并陆续生效。基于此，对于人权问题的了解或研究只关注本国宪法的规定，而忽略外国处理类似问题的相关经验是无法想象的，尤其是在中国宪法的解释和实施机制不发达的情况下，适当参照外国宪法的案例对于任何有价值的学术贡献来说必不可少。教学中适当引入英语内容，接触未经翻译加工的原始资料，可以带领学生拓展阅读范围，了解概念的原始意义，特别是透过既定的英文表述来领悟宪政的普适性价值追求，无疑这些目标的实现在单一语言教学环境下是无法追求到的。
三、在宪法学课程中采用双语教学的方式与效果
(一)宪法学双语教学模式的选择
有学者通过对本科生和硕士生双语教学情况的调查分析，提出了影响双语教学的四大因素：教材质量(22％)、教师素质(24％)、教学模式(26％)和学生水平(28％)。双语教学既是语言表达更是专业教育知识的传授。如果完全采用“沉浸式”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完全“浸泡”在外语环境中，并不适合本科阶段的宪法学教学，因为宪法学科本身比较抽象，知识体系庞杂，宪法学作为基础课程，开设对象往往是本科的低年级学生，在学生还未具备较多的专业知识背景之前，宪法学课程兼具专业知识传授以及为其他专业课知识做铺垫的功能，因此限于授课对象英语水平以及专业知识的局限性，在“沉浸式”教学模式下，外语往往会喧宾夺主，容易产生学科知识体系讲授不清的负面效果。实践证明，若非专门为提高英语水平的教学目的，“沉浸式”双语教学模式并不能达到传授专业知识的目标。鉴于此，采用“穿插型”双语教学模式往往会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从教学方法来看，“穿插型”双语教学模式也可称为“混合式”穿插型，即交替使用中英文两种语言。在讲授过程中，根据教材的难易和学生的接受能力，较难的部分以中文讲授为主，在学生理解专业知识的基础上适当用英文作为补充解释；在学生较容易接受的部分，可以较多增加英文内容，适当加以汉语解释和说明。从教学效果来看，由于宪法学的许多概念和理论大多来自英文翻译，使用双语一方面可以介绍专业词汇，帮助学生更准确地理解那些原本就译自英文的术语和概念，另外也可以拓展英文的阅读内容，使学生由被动接受知识到主动采用双语学习知识。
(二)“拓展”与“提升”双语教学法在宪法学课程中的实践
1．双语教学法在宪法学课程中的实践方法
第一，渗透阶段。这一阶段的双语教学目的主要是为学生提供一些机会接触英语。这一阶段的英语教学一般是以母语为主，适当渗透英语。具体做法是，在宪法的基础理论部分采用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特别是向学生介绍宪法学基本的专业外语词汇和表达方式，重点、难点知识用汉语来分析、讲解，通俗易懂、非难点的专业性不强的知识用英语讲，课堂上鼓励学生用英语提问，教师或其他同学用英语回答。第二，整合阶段。这一阶段的双语教学目的主要是让学生学会如何用英语来表达宪法学的专业概念和基本理论以及国家基本制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还是以汉语教学为主。第三，思维阶段。这一阶段的双语教学目的主要是让学生熟悉国际人权文件的规范方式，并围绕“规范”来思考解答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后，学生们的英语水平和英语兴趣有了明显提高。双语教学既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也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整合原版外文资料的能力，它不仅不影响学科教育还一定程度上为学科教育做了必要的补充。通过调查问卷的显示，52％的学生非常喜欢上本门课程，课前积极做准备，听课认真；53％的学生感觉课堂气氛活跃，能积极配合教师并参与课堂活动；56％的学生能跟上教学进度，提高了专业知识能力，还开拓了思维，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英语水平；有57％的学生认为还是采用双语教学好。
2．双语教学法在宪法学课程中的实践功效
宪法学教学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宪法 案例教学 初探
法律的生命力源于理性。如果把法律看作是鱼，那么社会则为水，正义为其肉，理性为其骨。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是法律的生存之道，是法律精神得以弘扬的惟一路径。肇始于近代工业革命之时的宪法对于人类的贡献完全可以与工业革命本身相提并论。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社会的权力异化难题，形成了控制权力膨胀与泛滥的屏障，使国家权力更具理性与人性。所以，宪法的精神在于限制与规范国家权力，通过设定权力内容的界限与权力运作的流程以有效地保护公民权利。宪法的精神只有在宪法作用于社会实践之时方能实现，也就是必须构建符合法律精神的制度。这就是所谓“宪法之治”。国内一位著名法学家说过，法治要具体。宪政制度的推进要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的方方面面，在这其中宪法学教育承担了很大责任。
一、西部地区宪法教学现状及对策分析
在整个法学教育中的课程体系中，宪法学是教育部确定的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本科的14门核心课程之一，是法学专业具有基础理论性质的专业课程。如前文所述，宪法对其它部门法的学习提供者理论与规范上的指导，学好宪法学，培养好学生的宪政思维，对其他部门法学的学习提供者有力的理念支撑，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在宪法学教学方式上的单一导致宪法学未能起到其应有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在教学方法上的单一与教学内容上的抽象。
（一）从教学方式来讲，宪法学教育的课程设计是以讲授理论为主要方式，多数教师比较注重联系古今中外的理论资料去介绍、分析和评价某种立法或学术观点，而忽视分析研究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实际经验，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由于灌输式教学法形式单调，加之宪法学的内容又比较抽象、枯燥，虽然某些教师讲授时使出浑身解数，但在学生听来却是索然无味，因而很难被学生接受，一定程度上，使师生双方面的积极性都受到挫伤。即使有的学生虽然对宪法学理论上的问题有所理解和把握，有些学生甚至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但遇到案例问题分析时大都缺乏能力，所学理论与所遇现实的严重脱节。而且由于宪法学课程的许多内容都与其他课程相重合，例如其中关于国体，政体，以及国家结构形式等部分内容在高三的政治课中已经涉及到了，再如有关宪法发展的历史又与法制史课程重复，还有关于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知识在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也已经讲过如果再讲，如果不开辟另外的教学角度，还沿用政治学的老路，就会给学生造成“热剩饭”的感觉，认为宪法课与政治课没有多少区别，从而在教学的过程中降低宪法学科的独立性，模糊宪法学本身的法学学科的特质。
（二）从教学内容上来讲，宪法学教学的内容比较抽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制度宪法学，或注释宪法学的误区：造成就条文讲条文，就制度讲制度。一般表现就是按我国现行宪法典的结构编排课程体例，按宪法典确定的宪政制度串联宪法学。这种教学方式的内容是以宪法规范、宪法制度为教学的核心，其优点是有针对性，理论讲授完整而系统，但如果仅仅限于这一层面，而不进一步挖掘宪法规范背后的文化及其社会背景甚至是规范的价值内涵，则可能堕入法条主义的片面性。二是政治宪法学，或宪法政治学的误区：造成学科归类的错位。把宪法学归为政治学范畴，用政治理论诠释宪法，用政治眼光审视宪法问题，使得宪法学整个体系充满了政治学色彩。这一定位直接导致学科属性的偏离和法学基础理论的空洞。使得该课“法味不足”而“政治性有余” [①].三是本土宪法学，或移植宪法学的误区：造成不加分析地割断不同制度下学科发展的联系，把宪法学混同为中国宪法学或西方宪法学的分支学科的层次。不注意比较，不重视宪法学本土资源与移植文化的通融与对接，造成学科视野的偏狭。
宪法学基础理论的空洞早已引起学术界广泛重视。如我国著名的宪法学家莫纪宏博士在他的著作《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中指出的“我国宪法学理论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实现”。韩大元教授在《现代宪法学原理》一书亦提及“我国目前宪法学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恐怕与我们对宪法实践的认识有关，即没有深入分析和掌握宪法实践的发展规律，对社会实践和知识相互连结的方式理解过于片面”。在高等法学教育中，如何建构真正属于宪法学的具有学理性、思辨性的学科体系进而实现宪法学这门法学专业课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的创新，亟待研究。
近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宪法个案，引起了学术界、民间与官方的关注。在对个案的解释与分析中过去被人们认为枯燥、抽象和沉寂的宪法学开始发挥起调整社会生活的作用。可以说，在实践中出现的个案为宪法学的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引起了中国的宪法学理论与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缺乏密切的联系与利益上的互动，许多学者尝试在宪法学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的方式，宪法案例是宪法理论与宪法实务在不受任何限制的环境下的自由对话，每一个宪法个案不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而且从事实与经验的角度推动了宪法学理论的发展。在宪法学的课堂上，以案例分析为特征的教学方式，弥补了传统的宪法理论的教学方式的不足，在彼此互补的作用中激活了沉闷的宪法教学，也带动了宪法学教学方式的改革，宪法学中的案例教学法也开始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一、宪法案例教学概念的界定
宪法案例教学是指在宪法教学实践中，教师依据宪法教学大纲和教材，根据宪法教学需要，在学生学习宪法基础理论的前提下，精选案例和实例，通过分析、讨论、旁听审判，实际办案等多种形式，以案引法，以案学法，进而由法设案，以法辩案，在实践中培养学生活学活用宪法学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
这样一种教学法是教育者本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宗旨，遵循教学的基本要求，以案例为基本素材，将学习者引入一个特定的情景之中，通过师生与生生的双向和多向互动，积极参与，平等对话和研讨，从而重点培养学习者的批判和反思意识，延伸一步讲，对宪法的解释和研究提供一个平台，以促进宪法学科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并最终为宪法学科成长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而奠定基础。
宪法案例教学属于宪法学教学方法之一，与传统的宪法理论教学相比具有明显的特征：
第一，从教学目的看，如果说理论讲授侧重传授知识，那么案例教学则着重开发智能。古人云：授人以鱼不若授人以渔。如果说理论教学侧重给学生以“鱼”，那么案例教学的目的则是教给学生“捕鱼”的方法。教师在宪法案例教学的过程中首先是启发学生在纷繁复杂的案例事实中分清什么是宪法问题，其次是引导学生在宪法问题中理清各种宪法关系，最后才是所涉及的宪法性原理。这样一种思维方法，使学生的视野不仅仅拘泥于静态的宪法原理与知识，而是注重区分宪法问题，宪法关系的能力，训练学生在碰到一个具有综合性的案件时，能够明确应当适用哪些规范来解决问题
第二，从教学过程特色来看，案例教学具有综合性，答案具有多元性。案例教学是以案论理，从案例中引申出带规律性的道理；或是以理论案，即在前期理论讲授的基础上利用案例来使学生加深对所学知识的巩固和掌握。由于，在一个案例中很有可能包含多个部门法的知识，案件的解决方案也具有多元性。所以案例教学的答案在很多情况下呈现出多样性。
第三，从教学进程来看，案例教学具有互动性。案例教学的主体是学生，案例教学这种启发式的教学模式，就是要通过师生和生生的双向甚至多向互动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大胆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与见解，通过大家共同的辩争来说明问题，与理论讲授课只有教师一个主角独角戏的情形相比，宪法案例教学则是一出群众话剧。一堂好的案例教学课可以使学生高度参与，充分讨论，教师只是“教 练员”或者“裁判员”，对学生的讨论分析进行启发、引导，使学 员获得符合教学目的的解决方案，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由被动的接受转变为主动的探求。
第四，从案例教学的重点来看， 案例教学法在巩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加深对教材中重要观点、原理、方法的理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对问题的思辩能力、分析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案例教学法的着眼点不仅在于通过案例分析使学生获得蕴涵其中的那些基本原理、原则和方法等方面的知识，更在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以及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宪法案例教学在法学教学中的功能
1、有效的训练学生的宪法思维方式
所以宪法思维是一种“权利” 保障的思维，而权利保障离不开对权力的制约，于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就成为宪法思维的主角，一言以蔽之，宪法思维是一种有关权力——权利秩序的思维。这种权力——权力秩序的思维方式应当区别于政治学的思维模式，作为一门法学学科的宪法学，不同于纠缠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与阶级分析，而是 “围绕宪法规范形成思想”[②] 即，在一种规范宪法学或曰解释宪法学的方法指引之下，围绕着权利—权力秩序的思维方式。从法律推理的角度讲，以案说法，用案例证明法理，将呆板的理论放到活生生的案例情景之中，在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去寻找宪法规范以及发现宪法规范的优劣的过程中，可以将学生发散的思维收拢到规范宪法的轨道上来，锻炼他们的立足于宪法法律规范的学习和研究思路，致力于细致的、严肃的、“规范化”的学术营构，形成围规范形成思想的习惯。
2、为其他部门法的学习提供理论指导
谁也无法否认宪法在终极意义上为包括民法在内的其他法律提供了法律基础[③].就像凯尔森在阐释宪法对一般规范内容的决定中论述的：“宪法可以消极的决定法律必须不要的某种内容。[④]宪法对其它部门法的”法律基础性“，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体系秩序的设定问题，而是人类完成了这样一中历史性课题：将一些人的基本权利这一最高的价值赋予宪法规范加以体现，一图划定国家权力的界限，而肩负这一使命的宪法本身才获得了最高法的地位。这才是宪法对其他部门法之决定的思想底蕴。
首先，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民法是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法规的总合，平等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我国目前二元社会的经济结构仍然先天阻碍
城乡之间人们起码的程序平等。宪法案例教学直接为学生提供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案例，比起传统上的粗放型的价值和理念的研究相比，为学生感受宪法的具体制度在社会中的实际运用，感受人权权保障在社会现实的功过是非，感受的人权保障功能还需要民法的那些规范或条款具体落实，无疑是对学生以后学习掌握民法提供了一种理念指导。
其次，宪法与刑事法律的关系。我国修改后的刑法突出了人权保障功能，表明刑法已将对社会的侧重保护向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并重的方向发展，是我国刑事法治走向成熟的标志。宪法的原则性规定对刑法的具体规定具有指导性和制约性，而刑法的具体规定又是对宪法原则性规定的体现和保障[⑤].然而在近期发生的“聂树斌冤案”和“佘祥林杀妻冤案” 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刑事司法实践中个别与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并不和谐的音符。这些冤案的发生，或是涉及到我国国家权力的宪政架构，或是涉及到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问题，这两个个案虽然是典型的刑事司法案例，但是其中的宪法问题却不可小视。如果能在宪法学讲授的过程中加以引用，不仅可以使学生认识到在我国建设法治的具体历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又可以将多方面的宪法学知识综合起来，加强知识体系的上下连贯性和逻辑性，关键是能在一种个案的背景下，体验我国法治建设与人权保障的现实。
再次，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宪法是基本行政法的渊源，不仅为行政法提供了统一的标准，而且宪法确立的法治原则、人权保障原则、民主国家原则等对行政法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行政法作为宪法具体化法或者宪法的执行法，对宪法的发展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宪法作为规定国家基本制度的根本法，提供行政权存在与活动的依据，使行政权的运作从属于宪法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作为具有原则性和纲领性的宪法通过行政法将其具体化，但具体化本身并不是无限制的，客观上存在一定限度，超越其界面而得到的具体化可能会影响宪法对行政法的制约功能，使行政权失去合理的基础。在宪法学案例中，许多情况下，公民的合法权利受到了行政权的干扰和侵犯，特别是行政立法权的侵犯，例如震惊全国的“孙志刚案”，“青岛三考生诉教育案”等等，在时与这些个案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中可以看出我国宪法所倡导的“人权保障”原则时行政权的扩张产生激烈的冲突，个案为书本上的“静态”知识与现实的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为学生准确把握宪法原理，找寻行政法制中的不足与缺漏提供了帮助。
3、拓宽宪法学的教学和研究思路
从学科历史发展角度讲，宪法学与政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宪法学本身就是从国家学与政治学中逐渐脱离并发展起来的，两个学科的共性在于：研究国家权力的组织和运行规律；研究国家原理；研究国家权力的限制界限及程序，虽然内容上有交叉之处，但在研究方法和探究思路上却有很大的差异，政治学研究的是政治现象，宪法学研究的是宪法现象，宪法学作为一门“法”的学科，应当是从“法”的角度来揭示政治发展的规律，来解释政治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垒与博弈。然而长久以来，我国宪法学将宪法作为“社会科学”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用“马克思主义法学观”透析宪法的“阶级本质”，政治学、法理学等其他社会学科用一种“粗放型”的抽象的理论或价值考察就取代了宪法学本身的研究方阵，使宪法学呈现出“法将不法”的局面。
这种情形成了宪法学教学舞台上的单一“布景”，笔者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宪法学教学的教师深切的感受到，在传统的宪法学教学过程中，停留在政治学或法理学的研究思路上的宪法成了政治课的“剩饭”，这从一个侧面上印证了一个所谓“宪法学之悲哀”的情势[⑥].面对近些年出现的宪法个案，传统的“粗放型”宪法学理论明显表现其滞后性，缺少必要的理论准备与学术解释力；随着个案出现而增加的社会对宪法的需求与宪法学理论的应对能力之间的反差，说明宪法学理论实践功能的落后；个案的出现给宪法学家的传统的研究思路与研究对象带来了新课题，迫使学者们认真地对待生活中的宪法问题，提出有说服力的宪法学理论；例如在2001年的齐玉苓诉陈晓琪一案发生之后，有的学者将其称为中国的宪法诉讼第一案，其价值可比美国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也有的学者对“中国宪法诉讼第一案”的定位提出质疑，不论学者们对待该案的态度和观点如何，该案毕竟成为备受瞩目的大案，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对我国以往的宪法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提出了挑战，围绕着该案，学者们就宪法是否调整私法关系？法院是否能够解释宪法，以及违宪审查等宪法的前沿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不可否认该案所引起的讨论与争鸣，
4、促使学生关注中国宪政发展的现状，推动宪法学的中国化 .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学涉及许多敏感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如果我们在讲课时有意回避，那么，学生永远对这些问题都无法正确认识，甚至产生错误的想法。只有直面现实，运用宪法理论讲透这些现实问题，才可以使学生去正确认识和面对，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掌握过硬的本领，为将来走上社会建功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比如，在讲到我国的国体是“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时，有同学问道：“工人阶级既然是领导阶级，工人为什么还下岗呢？”面对这样的问题，一味回避不行，用抽象的理论说明也很苍白，只有用恰当的案例和实例才能解释清楚。宪法个案的是在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环境中出现的，表明我国从身份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现实，标志着以公权力为主体的高度一元化的社会结构向公权力与私权力相互平衡的社会结构的转型[⑦].从齐玉苓案到延安黄碟案，每一个案例的发生都蕴含了深刻的社会背景，在以往的宪法教学过程中，运用宪法学一般原理来分析宪法案例时，我们可能会发现国外的宪法学原理很难解释中国自身的实践，很难直接运用国外的理论来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宪法案例的出现为宪法学教学过程中的知识的传承提供了“本土”素材，这样，就会迫使我们去研究案例和思考相应的对策，努力发展出能解释中国的宪法、解决中国自身宪法问题的方法。
参考文献：
1 林来梵 《从宪法的规范到规范的宪法》 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第7页
2 徐秀义 韩大元《现代宪法学的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年出版 第 486页
3 [奥] 凯尔森 《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2003年2月出版 第143页
4 徐秀义 韩大元《现代宪法学的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502页
注释：
[①]韩大元 《中国宪法实践中的宪法问题与宪法事例》中国宪政网 http://
[②] 林来梵 《从宪法的规范到规范的宪法》 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第7页
③ 徐秀义 韩大元《现代宪法学的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年出版 第 486页
[④] [奥] 凯尔森 《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2003年2月出版 第143页
[⑤] 徐秀义 韩大元《现代宪法学的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502页
宪法学教学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宪法 案例教学 初探
法律的生命力源于理性。如果把法律看作是鱼，那么社会则为水，正义为其肉，理性为其骨。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是法律的生存之道，是法律精神得以弘扬的惟一路径。肇始于近代工业革命之时的宪法对于人类的贡献完全可以与工业革命本身相提并论。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社会的权力异化难题，形成了控制权力膨胀与泛滥的屏障，使国家权力更具理性与人性。所以，宪法的精神在于限制与规范国家权力，通过设定权力内容的界限与权力运作的流程以有效地保护公民权利。宪法的精神只有在宪法作用于社会实践之时方能实现，也就是必须构建符合法律精神的制度。这就是所谓“宪法之治”。国内一位著名法学家说过，法治要具体。宪政制度的推进要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的方方面面，在这其中宪法学教育承担了很大责任。
一、西部地区宪法教学现状及对策分析
在整个法学教育中的课程体系中，宪法学是教育部确定的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本科的14门核心课程之一，是法学专业具有基础理论性质的专业课程。Www.133229.CoM如前文所述，宪法对其它部门法的学习提供者理论与规范上的指导，学好宪法学，培养好学生的宪政思维，对其他部门法学的学习提供者有力的理念支撑，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在宪法学教学方式上的单一导致宪法学未能起到其应有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在教学方法上的单一与教学内容上的抽象。
（一）从教学方式来讲，宪法学教育的课程设计是以讲授理论为主要方式，多数教师比较注重联系古今中外的理论资料去介绍、分析和评价某种立法或学术观点，而忽视分析研究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实际经验，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由于灌输式教学法形式单调，加之宪法学的内容又比较抽象、枯燥，虽然某些教师讲授时使出浑身解数，但在学生听来却是索然无味，因而很难被学生接受，一定程度上，使师生双方面的积极性都受到挫伤。即使有的学生虽然对宪法学理论上的问题有所理解和把握，有些学生甚至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但遇到案例问题分析时大都缺乏能力，所学理论与所遇现实的严重脱节。而且由于宪法学课程的许多内容都与其他课程相重合，例如其中关于国体，政体，以及国家结构形式等部分内容在高三的政治课中已经涉及到了，再如有关宪法发展的历史又与法制史课程重复，还有关于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知识在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也已经讲过如果再讲，如果不开辟另外的教学角度，还沿用政治学的老路，就会给学生造成“热剩饭”的感觉，认为宪法课与政治课没有多少区别，从而在教学的过程中降低宪法学科的独立性，模糊宪法学本身的法学学科的特质。
（二）从教学内容上来讲，宪法学教学的内容比较抽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制度宪法学，或注释宪法学的误区：造成就条文讲条文，就制度讲制度。一般表现就是按我国现行宪法典的结构编排课程体例，按宪法典确定的宪政制度串联宪法学。这种教学方式的内容是以宪法规范、宪法制度为教学的核心，其优点是有针对性，理论讲授完整而系统，但如果仅仅限于这一层面，而不进一步挖掘宪法规范背后的文化及其社会背景甚至是规范的价值内涵，则可能堕入法条主义的片面性。二是政治宪法学，或宪法政治学的误区：造成学科归类的错位。把宪法学归为政治学范畴，用政治理论诠释宪法，用政治眼光审视宪法问题，使得宪法学整个体系充满了政治学色彩。这一定位直接导致学科属性的偏离和法学基础理论的空洞。使得该课“法味不足”而“政治性有余” [①].三是本土宪法学，或移植宪法学的误区：造成不加分析地割断不同制度下学科发展的联系，把宪法学混同为中国宪法学或西方宪法学的分支学科的层次。不注意比较，不重视宪法学本土资源与移植文化的通融与对接，造成学科视野的偏狭。
宪法学基础理论的空洞早已引起学术界广泛重视。如我国著名的宪法学家莫纪宏博士在他的著作《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中指出的“我国宪法学理论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实现”。韩大元教授在《现代宪法学原理》一书亦提及“我国目前宪法学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恐怕与我们对宪法实践的认识有关，即没有深入分析和掌握宪法实践的发展规律，对社会实践和知识相互连结的方式理解过于片面”。在高等法学教育中，如何建构真正属于宪法学的具有学理性、思辨性的学科体系进而实现宪法学这门法学专业课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的创新，亟待研究。
近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宪法个案，引起了学术界、民间与官方的关注。在对个案的解释与分析中过去被人们认为枯燥、抽象和沉寂的宪法学开始发挥起调整社会生活的作用。可以说，在实践中出现的个案为宪法学的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引起了中国的宪法学理论与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缺乏密切的联系与利益上的互动，许多学者尝试在宪法学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的方式，宪法案例是宪法理论与宪法实务在不受任何限制的环境下的自由对话，每一个宪法个案不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而且从事实与经验的角度推动了宪法学理论的发展。在宪法学的课堂上，以案例分析为特征的教学方式，弥补了传统的宪法理论的教学方式的不足，在彼此互补的作用中激活了沉闷的宪法教学，也带动了宪法学教学方式的改革，宪法学中的案例教学法也开始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一、宪法案例教学概念的界定
宪法案例教学是指在宪法教学实践中，教师依据宪法教学大纲和教材，根据宪法教学需要，在学生学习宪法基础理论的前提下，精选案例和实例，通过分析、讨论、旁听审判，实际办案等多种形式，以案引法，以案学法，进而由法设案，以法辩案，在实践中培养学生活学活用宪法学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
这样一种教学法是教育者本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宗旨，遵循教学的基本要求，以案例为基本素材，将学习者引入一个特定的情景之中，通过师生与生生的双向和多向互动，积极参与，平等对话和研讨，从而重点培养学习者的批判和反思意识，延伸一步讲，对宪法的解释和研究提供一个平台，以促进宪法学科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并最终为宪法学科成长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而奠定基础。
宪法案例教学属于宪法学教学方法之一，与传统的宪法理论教学相比具有明显的特征：
第一，从教学目的看，如果说理论讲授侧重传授知识，那么案例教学则着重开发智能。古人云：授人以鱼不若授人以渔。如果说理论教学侧重给学生以“鱼”，那么案例教学的目的则是教给学生“捕鱼”的方法。教师在宪法案例教学的过程中首先是启发学生在纷繁复杂的案例事实中分清什么是宪法问题，其次是引导学生在宪法问题中理清各种宪法关系，最后才是所涉及的宪法性原理。这样一种思维方法，使学生的视野不仅仅拘泥于静态的宪法原理与知识，而是注重区分宪法问题，宪法关系的能力，训练学生在碰到一个具有综合性的案件时，能够明确应当适用哪些规范来解决问题
第二，从教学过程特色来看，案例教学具有综合性，答案具有多元性。案例教学是以案论理，从案例中引申出带规律性的道理；或是以理论案，即在前期理论讲授的基础上利用案例来使学生加深对所学知识的巩固和掌握。由于，在一个案例中很有可能包含多个部门法的知识，案件的解决方案也具有多元性。所以案例教学的答案在很多情况下呈现出多样性。
第三，从教学进程来看，案例教学具有互动性。案例教学的主体是学生，案例教学这种启发式的教学模式，就是要通过师生和生生的双向甚至多向互动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大胆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与见解，通过大家共同的辩争来说明问题，与理论讲授课只有教师一个主角独角戏的情形相比，宪法案例教学则是一出群众话剧。一堂好的案例教学课可以使学生高度参与，充分讨论，教师只是“教 练员”或者“裁判员”，对学生的讨论分析进行启发、引导，使学 员获得符合教学目的的解决方案，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由被动的接受转变为主动的探求。
第四，从案例教学的重点来看， 案例教学法在巩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加深对教材中重要观点、原理、方法的理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对问题的思辩能力、分析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案例教学法的着眼点不仅在于通过案例分析使学生获得蕴涵其中的那些基本原理、原则和方法等方面的知识，更在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以及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宪法案例教学在法学教学中的功能
1、有效的训练学生的宪法思维方式
所以宪法思维是一种“权利” 保障的思维，而权利保障离不开对权力的制约，于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就成为宪法思维的主角，一言以蔽之，宪法思维是一种有关权力——权利秩序的思维。这种权力——权力秩序的思维方式应当区别于政治学的思维模式，作为一门法学学科的宪法学，不同于纠缠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与阶级分析，而是 “围绕宪法规范形成思想”[②] 即，在一种规范宪法学或曰解释宪法学的方法指引之下，围绕着权利—权力秩序的思维方式。从法律推理的角度讲，以案说法，用案例证明法理，将呆板的理论放到活生生的案例情景之中，在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去寻找宪法规范以及发现宪法规范的优劣的过程中，可以将学生发散的思维收拢到规范宪法的轨道上来，锻炼他们的立足于宪法法律规范的学习和研究思路，致力于细致的、严肃的、“规范化”的学术营构，形成围规范形成思想的习惯。
2、为其他部门法的学习提供理论指导
谁也无法否认宪法在终极意义上为包括民法在内的其他法律提供了法律基础[③].就像凯尔森在阐释宪法对一般规范内容的决定中论述的：“宪法可以消极的决定法律必须不要的某种内容。[④]宪法对其它部门法的”法律基础性“，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体系秩序的设定问题，而是人类完成了这样一中历史性课题：将一些人的基本权利这一最高的价值赋予宪法规范加以体现，一图划定国家权力的界限，而肩负这一使命的宪法本身才获得了最高法的地位。这才是宪法对其他部门法之决定的思想底蕴。
首先，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民法是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法规的总合，平等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我国目前二元社会的经济结构仍然先天阻碍
城乡之间人们起码的程序平等。宪法案例教学直接为学生提供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案例，比起传统上的粗放型的价值和理念的研究相比，为学生感受宪法的具体制度在社会中的实际运用，感受人权权保障在社会现实的功过是非，感受的人权保障功能还需要民法的那些规范或条款具体落实，无疑是对学生以后学习掌握民法提供了一种理念指导。
其次，宪法与刑事法律的关系。我国修改后的刑法突出了人权保障功能，表明刑法已将对社会的侧重保护向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并重的方向发展，是我国刑事法治走向成熟的标志。宪法的原则性规定对刑法的具体规定具有指导性和制约性，而刑法的具体规定又是对宪法原则性规定的体现和保障[⑤].然而在近期发生的“聂树斌冤案”和“佘祥林杀妻冤案” 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刑事司法实践中个别与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并不和谐的音符。这些冤案的发生，或是涉及到我国国家权力的宪政架构，或是涉及到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问题，这两个个案虽然是典型的刑事司法案例，但是其中的宪法问题却不可小视。如果能在宪法学讲授的过程中加以引用，不仅可以使学生认识到在我国建设法治的具体历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又可以将多方面的宪法学知识综合起来，加强知识体系的上下连贯性和逻辑性，关键是能在一种个案的背景下，体验我国法治建设与人权保障的现实。
再次，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宪法是基本行政法的渊源，不仅为行政法提供了统一的标准，而且宪法确立的法治原则、人权保障原则、民主国家原则等对行政法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行政法作为宪法具体化法或者宪法的执行法，对宪法的发展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宪法作为规定国家基本制度的根本法，提供行政权存在与活动的依据，使行政权的运作从属于宪法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作为具有原则性和纲领性的宪法通过行政法将其具体化，但具体化本身并不是无限制的，客观上存在一定限度，超越其界面而得到的具体化可能会影响宪法对行政法的制约功能，使行政权失去合理的基础。在宪法学案例中，许多情况下，公民的合法权利受到了行政权的干扰和侵犯，特别是行政立法权的侵犯，例如震惊全国的“孙志刚案”，“青岛三考生诉教育案”等等，在时与这些个案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中可以看出我国宪法所倡导的“人权保障”原则时行政权的扩张产生激烈的冲突，个案为书本上的“静态”知识与现实的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为学生准确把握宪法原理，找寻行政法制中的不足与缺漏提供了帮助。
3、拓宽宪法学的教学和研究思路
从学科历史发展角度讲，宪法学与政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宪法学本身就是从国家学与政治学中逐渐脱离并发展起来的，两个学科的共性在于：研究国家权力的组织和运行规律；研究国家原理；研究国家权力的限制界限及程序，虽然内容上有交叉之处，但在研究方法和探究思路上却有很大的差异，政治学研究的是政治现象，宪法学研究的是宪法现象，宪法学作为一门“法”的学科，应当是从“法”的角度来揭示政治发展的规律，来解释政治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垒与博弈。然而长久以来，我国宪法学将宪法作为“社会科学”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用“马克思主义法学观”透析宪法的“阶级本质”，政治学、法理学等其他社会学科用一种“粗放型”的抽象的理论或价值考察就取代了宪法学本身的研究方阵，使宪法学呈现出“法将不法”的局面。
这种情形成了宪法学教学舞台上的单一“布景”，笔者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宪法学教学的教师深切的感受到，在传统的宪法学教学过程中，停留在政治学或法理学的研究思路上的宪法成了政治课的“剩饭”，这从一个侧面上印证了一个所谓“宪法学之悲哀”的情势[⑥].面对近些年出现的宪法个案，传统的“粗放型”宪法学理论明显表现其滞后性，缺少必要的理论准备与学术解释力；随着个案出现而增加的社会对宪法的需求与宪法学理论的应对能力之间的反差，说明宪法学理论实践功能的落后；个案的出现给宪法学家的传统的研究思路与研究对象带来了新课题，迫使学者们认真地对待生活中的宪法问题，提出有说服力的宪法学理论；例如在2001年的齐玉苓诉陈晓琪一案发生之后，有的学者将其称为中国的宪法诉讼第一案，其价值可比美国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也有的学者对“中国宪法诉讼第一案”的定位提出质疑，不论学者们对待该案的态度和观点如何，该案毕竟成为备受瞩目的大案，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对我国以往的宪法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提出了挑战，围绕着该案，学者们就宪法是否调整私法关系？法院是否能够解释宪法，以及违宪审查等宪法的前沿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不可否认该案所引起的讨论与争鸣，
4、促使学生关注中国宪政发展的现状，推动宪法学的中国化 .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学涉及许多敏感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如果我们在讲课时有意回避，那么，学生永远对这些问题都无法正确认识，甚至产生错误的想法。只有直面现实，运用宪法理论讲透这些现实问题，才可以使学生去正确认识和面对，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掌握过硬的本领，为将来走上社会建功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比如，在讲到我国的国体是“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时，有同学问道：“工人阶级既然是领导阶级，工人为什么还下岗呢？”面对这样的问题，一味回避不行，用抽象的理论说明也很苍白，只有用恰当的案例和实例才能解释清楚。宪法个案的是在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环境中出现的，表明我国从身份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现实，标志着以公权力为主体的高度一元化的社会结构向公权力与私权力相互平衡的社会结构的转型[⑦].从齐玉苓案到延安黄碟案，每一个案例的发生都蕴含了深刻的社会背景，在以往的宪法教学过程中，运用宪法学一般原理来分析宪法案例时，我们可能会发现国外的宪法学原理很难解释中国自身的实践，很难直接运用国外的理论来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宪法案例的出现为宪法学教学过程中的知识的传承提供了“本土”素材，这样，就会迫使我们去研究案例和思考相应的对策，努力发展出能解释中国的宪法、解决中国自身宪法问题的方法。
参考文献：
1 林来梵 《从宪法的规范到规范的宪法》 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第7页
2 徐秀义 韩大元《现代宪法学的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年出版 第 486页
3 [奥] 凯尔森 《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2003年2月出版 第143页
4 徐秀义 韩大元《现代宪法学的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502页
注释：
[①]韩大元 《中国宪法实践中的宪法问题与宪法事例》中国宪政网 http://
[②] 林来梵 《从宪法的规范到规范的宪法》 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第7页
③ 徐秀义 韩大元《现代宪法学的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年出版 第 486页
[④] [奥] 凯尔森 《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2003年2月出版 第143页
[⑤] 徐秀义 韩大元《现代宪法学的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502页
宪法学教学论文范文第13篇
一．宪法学的恢复：回应改革开放的需要
宪法学作为一门知识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回应不同时代提出的不同课题。建国后，除了50年代初短暂的宪法学“繁荣”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78年以前长达20多年宪法学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完全被“边缘化”，甚至失去了作为知识体系存在的社会基础。[3]
新中国宪法学的恢复[4]与发展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可以说，30年的改革开放与宪法学发展是同步进行的，改革开放合法性基础首先源于1978年宪法，改革的一些制度和措施获得了以1978年宪法为基础建立的法律体系支撑。1978年宪法虽然在指导思想、内容的规范化等方面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5]，但结束后，它给期待民主与自由的人们带来了一丝希望。可以说， 1978年宪法的颁布使社会生活重新进入由宪法规范调整的新“宪法秩序”，为1979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刑法》、《选举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法律的出台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特别是，在学者和公众的期待与呼吁中，1978年宪法恢复了被取消的检察机关，完善了国家体制。
在同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结束了党的工作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纠正“”中及其以前的错误，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与改革开放同步恢复的中国宪法学以学术的社会使命为基础，适应社会改革与变迁的需要，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特别是1978年宪法颁布前后学术界所表现的有限的学术理性为建立新的法律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宪法学的恢复过程中，由于1978宪法的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间出现了矛盾，这一时期的宪法学发展仍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复苏时期”，宪法文本的价值与意义受到人们的怀疑。正因为出现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宪法学恢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不少的。如一般意义上，宪法学是以宪法文本为基础的，但当时的宪法文本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如何既要保证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又要寻求必要的合宪性基础，如何重塑被破坏的社会基本价值观方面，宪法学界承受了学术与现实政治的双重压力。改革的价值要求尽快建立新的宪法秩序，并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但由于学术积累与学术环境的不成熟，改革初期宪法学提供的理论支持是非常有限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我国的改革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合宪性” 的争议，民众和学术界对宪法与改革关系的评价受到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当时，宪法学界为试图脱离或者超越当时宪法文本存在的现实局限性，进行过艰苦的学术探索，提出了一些理论观点，体现了一种不纯粹依赖于宪法文本规定而偏重于宪法理念与宪法价值的超越性学术品格。
从期待宪法文本到怀疑宪法文本，直到主张修改宪法文本是1982年宪法颁布以前宪法学的基本学术倾向。由于在宪法学框架内，改革与开放两种价值处于不协调状态，使宪法学恢复一开始就与现实变革的需求发生过于密切的关联性，宪法学总体上没有摆脱“政治”宪法学的基本框架与体系。从整体上看，1982年宪法颁布以前社会生活对宪法学知识的需求是非常有限的，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搜索的信息，在1978年到1982年间，所有篇名含有“宪法”的文章数量分别为78年12篇、79年4篇、80年9篇、81年26篇、82年166篇。[6]
中国宪法学的时代性特征在1982年宪法颁布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赋予中国宪法学更强烈的时代使命。从1980年到1982年期间，整个社会生活和学术界对于宪法问题给予高度的关注，并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学术界对宪法问题的研究达到了高潮。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新的宪法文本之后，中国宪法学研究随之迎来了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所以，这一阶段的宪法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围绕着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宪法结构和内容进行学理上的阐释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围绕现行宪法的一些特定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使得宪法文本在规范上和实践上趋于更加完善。仅仅1982年12月新宪法颁布到1983年8月期间，就出版了13本介绍宪法的小册子和400多篇文章。[7]据童之伟教授的不完全统计，从1982年到1999年，全国发表宪法学论文总计约2900篇，其中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人权的约350篇，仅占全部宪法学论文的12%；专著226本，其中涉及公民权利和人权的著作有32部，且它们多数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发表或出版。其余的论文和著作则主要涉及宪法基本原理和国家制度，如宪法的概念、宪法学研究方法以及宪法实施保障等多方面的内容。[8]
这一时期的宪法学的发展一方面满足改革实践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在知识体系上努力克服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和束缚，寻求学术自主性和学科独立性。在1982宪法通过以后的宪法学研究中，学者们往往从宪法学自身的逻辑出发，通过宪法文本的挖掘阐释，力求宪法学在逻辑上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同时，由于受时展的局限性，这一时期的宪法学主要在总论和教材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其中吴家麟教授主编的《宪法学》奠定了中国宪法学教科书的基本框架与体系[9].但在整个80年代宪法学研究在基本原理和学科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投入是相对有限的，没有形成宪法学整体的学术影响力。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宪法学以1982宪法为文本依据，在日益完善的改革开放环境中，以中国问题的为对象，其研究内容趋于细化，其学术品格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总的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宪法学研究呈现出了多元化、专业化、前沿化的发展特点。其基本标志是：在宪法学的研究内容已经不再仅仅拘泥于注释宪法学的结构体例，具有了多种体例模式；在研究方法上，这一时期的宪法学也开始有意识的吸收和借鉴国外宪法学的发展经验，引入了一些实证研究方法；对宪法学基本问题的关注与研究达到一定程度；宪法学关注国际化的价值，广泛借鉴域外宪法学的合理经验等。 如宪法学研究突破了以前宪法研究中的面面俱到、泛泛而谈的现象，开始走向专题化的研究，即围绕一个问题层层推演，从而挖掘出宪法学中最本质的核心命题。这种“小切口、深分析”的研究思路对于宪法学研究中的专业化素养的培养，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宪法学者正在努力营造宪法学发展的“专业槽”，使得宪法学与相关的法理学、政治学逐渐脱离开来从而具有自己的逻辑自足性。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宪法学的研究直接面向国家与社会进步的实践，关注我国进程中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将宪法文本中的规范转化为具有实效性的现实制度。
二．宪法学知识转型：历史脉络与学术自主性
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宪法学不仅承担了为社会转型提供合法性、正当性基础的使命，同时努力在改革进程中保持自身知识体系的客观性与自主性，使改革与学术之间形成合理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宪法学知识转型的进程。
（一）宪法学理念：回归以人文价值为基础的学术体系
宪法学是否是一门科学？如何论证其学术个性？如何处理宪法学的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直制约中国宪法学发展的学术主题。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宪法学的政治色彩比较浓厚，过分迁就政治现实与需求，整个知识体系缺乏作为学科应具有的学术性与学术品位。在30年的发展中，学者们普遍感到纯“政治化”的宪法学与法治国家的建设目标的冲突，认为这种现象既不利于宪法学自身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为了理顺宪法学的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合理关系，部分学者们一直致力于宪法的法律性问题的研究，把法律性作为认识与解释宪法现象的逻辑基础与出发点。学者们普遍认为，宪法本质上是法律，具有法律的一般特征，它虽然产生于政治需求，并反映政治现实，但一旦形成为宪法规范后便具有控制和制约政治权力运行的功能，并不受政治需求的制约。由于宪法观念的变化，以研究宪法现象为对象的宪法学理念也从政治性知识体系转变为以研究宪法学学术理性为中心的专业化的知识体系，即研究作为法的宪法现象，在探求法的属性的基础上建立宪法学自身的理论体系。这一方面的进展主要表现为：宪法学与相关学科的对话中力求寻找各学科之间的合理界限，强化学科的独立性；在经验性与规范性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在中国宪法学发展中，有的学者强调经验性，有的学者强调规范性，使知识体系中出现了价值与事实的矛盾与冲突。20世纪90年代后学术界出现了规范性与经验性相结合的学术趋向，克服满足于现实而牺牲规范性价值的思维方式，适度地强调规范的意义。在长期的中国宪法现实中人们所看到是“强势”的现实与“脆弱”的规范，习惯于单方面满足“改革”需求的宪法学漫漫转向以规范性为价值趋向的宪法学体系。
在宪法学的学术性与政治性关系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出现了回归“学术自我”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宪法学的“政治属性”，保持宪法学适度的中立性与自主性。从学科的性质看，的确宪法学与政治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无论从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调整，还是国家治理规则的确定以及国家权力的运作，政治因素对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在价值形态上宪法学知识体系不可能完全“中立”，更不可能排斥价值。但如何把宪法学的价值问题学术化，如何建立宪法学自身的话语体系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应当承认，宪法学具有自身的学术逻辑与自主体系，应该反映现实生活，但不能以现实需求作为维持学术品格的唯一条件，更不能以政治压倒学术，代替学术，否则宪法学将会成为没有学术品格的政治工具，无法发挥其学术的社会价值。我们为什么需要宪法学？宪法学到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30年的经验表明，保持学术品格是宪法学发展与成熟的重要条件，政治理性应转化为学术理性，要自觉地尊重宪法文本与学术理性，这对中国宪法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在回归以人文为基础的宪法学体系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推动宪法制度发展的动力来源与价值标准，开始思考一些宪法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即如何通过宪法制度的发展更好地满足社会主体的需求，如何通过宪法制度的发展使人成为具有尊严的个体。的惨痛教训，赋予了中国宪法制度深深的“人性关怀”的印记，使得宪法发展的进程凸现了深厚的人权价值。1982年“人格尊严”条款载入宪法，特别是2004年人权条款载入宪法，使得个人面对国家的主体地位逐步提升，国家权威主义色彩逐步淡化。在30年的宪法发展中，体现人权价值的制度调整与改革呈现出逐步强化的趋势，这一线条逐渐由暗变明，由淡变粗。学者们以学术的使命和勇气，努力寻求宪法学发展的价值源泉——人的价值。正是通过社会个体价值的确立与弘扬，我们选择了“个案先导，四种力量合力推进”[10]的中国宪法发展模式，使社会改革与变迁能够在合理消解内部冲突的基础上，稳步地向前推进。在社会生活中有争议的个案、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以及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中，宪法学体现了理性、包容与客观的学术理念。
通过宪法学者的努力，以个体价值为基础而建立的社会共同体获得了正当性基础，普及了宪法的基本价值，同时出现了重视宪法文本、强调规范体系、重视个案和现实问题研究，强调研究方法综合化等新的发展趋势。30年来，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宪法学自觉地回到中国的逻辑，正视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力求摆脱传统先验性的思考方式，表现了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合理地解决了因本土化与国际化冲突而带来的知识转型过程中的难题，同时也为不同学科之间的学术对话以及寻求新的知识增长点作出了学术贡献。
（二） 宪法学范畴：寻求学术脉络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部分学者们研究宪法学基本范畴，试图寻求宪法学的本体性基础。早在20世纪80年代，张光博教授针对当时的宪法学基本范畴难以适应宪法学飞速发展的情况，提出要以宪法、国体、政体、国家区域结构、法制、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等八个常用的宪法学基本范畴取代旧有的宪法学基本范畴。[11]1996年李龙和周叶中教授发表文章认为，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应该包括宪法与、与人权、国体与政体、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国家权力与国家机构等五对基本范畴。[12]童之伟教授撰文指出，社会权利是最适合成为宪法学新体系的核心范畴，其他范畴还包括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社会剩余权利、社会总体权利、法律义务、宪法。[13]杨海坤教授则主张将宪法权利与宪法权力作为宪法学的基本范畴。[14]2002年开始每年进行的“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的讨论反映了这种学术努力。鉴于学者对于宪法学的基本范畴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为了扩大学术共识，宪法学界于2004年、2006年、2007年、2008年分别在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一、二、三、四届“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计划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对基本范畴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形成较为统一的宪法学基本范畴。通过这些专题性的学术研讨会，宪法学基本范畴的重要性及其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愈发引起宪法学界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正确把握中国宪法学的历史方位，明确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是梳理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关键。
关于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问题，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为了确立中国宪法学的学术自主性与品格，需要探索解释和说明中国宪法现象的范畴。但在划分这种范畴的标准和具体方法上，学术界则有不同的主张。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学者指出宪法的价值原点与价值终点是宪法价值逻辑体系的核心，从价值论赖以存在的认识论的特征来看，价值起源于“不自由”而终于“自由”。在研究立宪主义宪法规范的特点时，有学者提出“宪法法理”的新范畴，认为凡涉及到宪法问题的理论，包括关于宪法的政治理论，都属于宪法法理的范畴，包括政府权力来源的理论、政府权力的组织、人权与及其政府权力的关系。还有学者针对国际范围内出现的“新启蒙运动”，提出“宪法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的观点，主张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宪法的非确断性社会评价系统的功能，为宪法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心理基础[15].在宪法学基本范畴的探讨中有学者从现代宪法学应具有的逻辑基础人手研究了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属性与基本特点。如《现代宪法学逻辑基础》一书作者把法社会学、哲学原理引人到宪法学研究，从社会学与哲学的角度分析宪法学基本范畴。也有学者认为，宪法学基本范畴可分四个范畴，即统摄性范畴（包括社会权利、、宪法和）、重合的范畴（包括基本权利与人权）、对应性的范畴（包括基本义务、社会剩余权利与法律义务）、派生性范畴（包括国体、政体与国家机构）等。同时学者们开始探讨宪法哲学的基础、内容与学科体系的问题，并提出了初步的宪法哲学的框架体系。尽管宪法学界目前对宪法学基本范畴问题还没有达成完全的学术共识，但学术界已关注该问题的重要性，并积累了一定的基础，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宪法学基本范畴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16]
随着宪法学基本范畴划分方法的讨论逐步深化，宪法学基本范畴研究的问题与学术命题也日益清晰。一般认为，宪法学作为一门研究宪法现象的知识体系，应具有哪些基本的范畴，不同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等是宪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如上所述，在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发展历史上，学术界的认识也是逐渐深化的。可以预料的是，经过学者们不懈的努力，中国宪法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必将形成一个能为学界所普遍介绍的宪法学基本范畴体系。
（三） 宪法学的学术对话：建立学术共同体
作者早在1993年在分析当代宪法学发展趋势的论文中，曾提出“宪法学的'综合科学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17]的观点，并做了如下说明：在当代宪法学研究中，多学科联合攻关，重视宪法学方法的综合性是值得重视的一种趋势，宪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促使宪法学家们开始认识到过去那种“独立的、闭塞的”研究方法是多么幼稚和简单，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宪法学研究的局限性。[18]1998年作者提出“宪法学综合化”命题，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实际上决定了宪法学理论的整体性与综合性，要求在各学科的共同体中发展宪法学。宪法学共同体的建立并不影响宪法学学科自身的价值，只能有利于扩大宪法学的价值”。[19]在寻求自身学术脉络的同时，30年发展中，特别是近十年来，宪法学者基于建构知识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感，在历来强调专业界限的中国法学界，率先同刑法学、民法学、法理学、诉讼法学、劳动法学、税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进行学术对话，为建构“以问题为导向的法学体系”进行了有益的学术尝试，其学术努力得到了学界普遍的认可，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法学知识体系的转型。
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国宪法学发展中这一学术倾向将进一步得到强化。作为一门学科体系，固然需要树立自身独立的知识体系，但社会现实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宪法学研究走向综合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宪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诸多的相似。
首先，宪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种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一方面为宪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知识素材和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宪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研究领域的交叉与重合，也促成了宪法经济学、宪法社会学、宪法史学、宪法哲学等新的边缘性学科的发展。在研究方法上，解释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亦可运用到宪法学研究之中，这种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与综合化，有利于以宪法价值为基础的知识共同体的建立。
其次，在法学体系内部，宪法学需要与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学科之间进行交流与对话。现代社会丰富而庞杂的事务，使得相关的法律问题也更为复杂与多样化，仅仅依靠某一学科的知识资源难免固步自封，也难以厘清问题的本质乃至完满解决。只有借助于多学科的原理与知识，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而且，就大陆法系国家而言，公法与私法、部门法与部门法的划分，本就只具有学理上的相对意义，万不可将各部门法之间的划分予以固守与僵化。
（四） 宪法学的价值基础：基本权利话语的中国化
在中国，基本权利的形成建立了长期的过程，从民权—人权—权利—基本权利是宪法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据笔者考察，在中国宪法学说史上，最早形成基本权利观念是清末新政时期，端方等人考察西方国家后出版的《欧美政治要义》和《列国政要》（1907年）中对各国宪法中的权利与自由的内容进行了“中国式”的解读。如端方介绍欧美政治中“义务”与“权利”这对概念时，谈到“凡所享人权及公民权不因信仰他教而至被侵夺，其所负公民及国家之义务亦不因信仰他教而得弛负担”。[20]在谈西方的通信自由时，他还提到：“吾国人而欲享宪法之权利乎？”[21].这时已出现“人权”、“公民权”、“宪法之权利”等词汇，虽存在内涵与价值的不确定性，但词义上具有与“基本权”相接近的某些因素。[22]
在20、30年代学者的论著中我们可以考察当时的学者对基本权利的一般解读与理解。王世杰、钱端升在1927年出版的《比较宪法》中，第二编的标题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及义务”。在书中，认为“在现代国家的宪法中，规定个人基本权利义务的条文，大都成一重要部分。”基本权利“及基本义务尚非一般宪法所习用的名词。我们称用”基本“二字，无非要表示这些权利，是各国制宪者所以为个人必不可缺少的权利”。[23]这是中国宪法学者比较早地对基本权利的内涵所进行的表述，对后来的基本权利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张知本于1933年出版的《宪法论》中概括了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宪法学基本范畴，系统地介绍了当时的宪法学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该书的基本范畴主要有：宪法与国家；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组织与职权；地方制度等。其中，人民的权利与义务是构成本书基本理论框架的基本要素，可称之为核心概念。[24]
但在1949年前的宪法学体系中基本权利并不是基本的学术范畴，如1933年吴经熊在“宪法中人民之权利及义务”一文中重点说明了人民作为权利和义务主体在宪法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权利作为历史的产物，具有的社会性和时代性，但没有涉及权利的“基本性质”，也没有具体区分人民和公民之间的异同。[25]当时，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概念是“人权”、“民权”，如罗隆基认为，“人权”是做人的权利，“民权”则是政治的国家里做国民的权利，人权比民权的外延要大。他明确提出，当时的中国“要做民，更要做人；要民权，更要人权”。由于外来学术影响与本国学术传统之间缺乏必要的整合，以公权与私权的“对抗”为核心价值的基本权利概念的存在缺乏社会基础。据统计，1949年以前出版的30多部宪法学著作和2000多篇论文中没有出现“基本权利”一词[26]，大多数作者使用“人民权利与义务”的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虽然在1954年宪法上规定了基本权利，但没有从社会与价值观的角度系统地挖掘基本权利的文化意义，也没有系统地思考基本权利话语的中国化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宪法学著作中有关基本权利的论述与研究是比较少的。如1983年吴家麟教授主编的《宪法学》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设为一编，但其内容只占全书篇幅的12%.[27]当时，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宪法是国家的“总纲领、总章程”，强调其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的工具性价值，宪法学界关注了宪法总论、国家制度等方面的内容，而忽略了其在人权保障方面的终极性价值。
基本权利理论的系统化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学术起点是基本权利概念与特别行政区居民基本权利的分析[28]，而体系化的研究则始于2000年以后。2000年后基本权利研究出现了专题化与理论化的趋势。随着国外宪法学理论的大量借鉴与吸收，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基本权利理论与相关的判例通过翻译等形式影响了我国宪法学界。2001年最高法院作出“齐玉苓”一案的司法解释后，围绕基本权利效力、宪法与私法、教育权的宪法救济、宪法与司法关系等问题引发了学术争议。但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是，当、宪法、自由、权利等词汇成为大众化话语的时候，我们似乎只是描述其语言本身的意义，很少从语言背后的价值去体验或感悟其内涵。比如，基本权利范畴问题上，我们介绍了大量的国外理论，但学术概念的历史背景、与特定宪法体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缺乏必要的学术判断，习惯于用国外的学术术语描述与分析中国的宪法现象。在基本权利性质上，有的时候我们确立了“对抗性”价值，而忽略了宪法文化的差异性，也就是“对抗性”背后的“协调性”元素，同时没有很好地思考西方国家在基本权利传统上呈现出的多样性。同样，在宪法和概念的理解上，我们关注了基于宪法公共性而产生的普世性价值，而缺少对概念存在的社会特殊性价值的关注。
2004年人权条款入宪后，人权与基本权利关系重新作为新的学术命题转化为宪法学的视野之中，于是，长期沉寂在文本的基本权利走向实践形态，给宪法学界带来了新的学术课题。“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这是我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不仅会对我国的价值权和人权观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体系也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人权条款的入宪使得我国宪法中原有的基本权利体系具有了极大的开放性，大大拓展了基本权利体系的主体范围和内容。这种开放性主要体现在：第一，人权条款入宪拓宽了我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的主体范围。我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权利的主体是公民。在人权条款入宪后，宪法中的人权的主体就变成了“人”，不仅仅是公民，也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等。这样一来，基本权利的主体范围也随之扩大。第二，人权条款的入宪拓宽了我国宪法中的人权内容。我国宪法以明示的方法列举了公民的26项基本权利。但是，是否公民的基本权利仅仅限于宪法所列举的这26项，学术界仍存有争论，但是，从人权的价值性以及基本权利体系的开放性上看，对此应该做扩大解释，将没有写入宪法但是对人的尊严与价值又密不可分的那部分权利——如生命权、罢工权、迁徙自由、诉权等——从人权条款中解释出来。因此，从宪法的基本权利体系演进到人权体系，既反映了我们的人权观和宪法观的深刻变化，同时也表征了宪法学的发展与进步。
（五） 宪法学成熟的标志：综合性的宪法学方法论
任何一门学科体系的更新与理论研究的突破首先表现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与发展。合理的研究方法有利于科学地揭示学科体系内部的不同原理与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反映知识体系的价值关系与事实关系。传统中国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呈现出单一的特点，学科内容与具体表述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方法本身的科学性问题一直困扰着学者们的研究工作。
自1982年宪法实施以来，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的宪法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事实与研究方法之间出现的矛盾促使学者们从方法论的角度重新反思宪法学研究的过程与成果。传统的宪法学研究方法过分强调了宪法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把宪法现象简单地解释为阶级现象，强调宪法的意识形态性，忽视了宪法现象中存在的公共性价值问题。诚然，阶级分析方法作为传统宪法学上耳熟能详的一种研究方法，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因素，但是，阶级分析方法毕竟只是众多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中的一种，并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在认识到传统宪法学阶级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之后，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比较典型的有童之伟教授提出的社会权利或法权论的研究方法，主张以社会权利或者法权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29]刘惊海、赵肖筠提出的规范分析、心理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主张应该加强宪法学的实证性研究；[30]邹平学教授提出的经济分析方法，以经济—的全方位思维来认识的经济性和蕴含的经济逻辑等。[31]在分析宪法学研究方法时，林来梵教授指出，“某一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取决于该学科本身的任务之所在，而且还取决于该种任务的具体状况。”由于宪法学的核心任务在于“剖析宪法学规范本身”，因而，“所谓的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即是宪法规范的认识手段”。[32]
近年来随着宪法学研究法方法的深入，又出现了文本主义、宪法解释主义、宪法实证主义等研究方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相适应，学术界开始研究宪法经济学、宪法社会学、宪法哲学、宪法政治学、宪法史学、宪法人类学等分支学科，使方法的研究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但总体上讲，宪法学方法论方面，仍有不少需要反思的问题：方法论的反思与宪法学历史环境关系的研究上，我们还没有系统地梳理方法论演进的学术史，方法论的理论缺乏系统性；在方法论研究中，宪法文本与宪法正当性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合理的学术解释；在方法论演进中，如何把握宪法变迁与宪法实践之间的关系上，宪法方法论的实践性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定量与定性研究方面，比较习惯于定性问题的研究，定量化的研究缺乏系统的方法体系与基础[33]；在方法论的理念上，如何把握方法论中体现的学术理性是仍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比较的视角上，学术界仍然把宏观研究作为基本学术倾向，不善于运用具体微观问题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的学术倾向上，仍过分依赖于西方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对适合自身社会结构与传统的方法论体系的建构缺乏系统的理论反思等。
三．宪法学的开放性：本土性与国际性
30年来，中国宪法学界在学术渊源与主体性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学术探索，努力在本土性与国际性之间保持合理平衡，力求既适应国际化的要求，又要保持适度的国际性。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以82宪法的修改与实施为契机，宪法学界更多地把学术目光转向国外，注意以比较的方法研究各种宪法现象，并自觉地把中国宪法体制置于世界宏观的宪法体系之中，寻求的共性与个性。学术界出版了龚祥瑞教授的《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张光博教授的《比较宪法纲要》、何华辉教授的《比较宪法学》、赵树民教授的《比较宪法学新论》、李步云教授主编的《宪法比较研究》、王光辉教授的《比较宪法学》、宋玉波教授著的《民主政制比较研究》、沈宗灵教授的《比较宪法》、韩大元教授主编《比较宪法学》等比较宪法学方面的著作。30年来出版的外国宪法的著作和教材约4o多部，并有相当多的研究外国宪法的论文问世。如罗豪才、吴拮英教授著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与政治制度》、李昌道教授编著的《美国宪法史稿》、陈宝音教授的《国外社会主义宪法论》、张千帆教授著的《西方体系》（上册、下册）、刘向文教授等著的《俄罗斯联邦制度》、赵宝云教授著的《西方五国宪法通论》、郑全咸教授著的《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论》等产生了一定学术影响。另外，根据中国实践的发展与世界理论发展的新趋势，学者们注意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是通过丛书的形式出版，如《译丛》、《公法丛书》等；二是作为单行本出版的吴新平等译的《美国宪法释义》、刘瑞祥等译的《美国宪法概论》、王文利等译的《宪法学教程》、黎建飞译的《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等。这些译著不仅给国外学术界带来了外国宪法发展的新的动态与研究信息，而且对于中国学者从世界的眼光观察宪法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研究方法。外国宪法的理论研究和译著的出版是在宪法学者和其他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下进行的，表明了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对问题所给予的关注。[34]
大量的域外宪法译作的出版是中国宪法学发展走向国际化的标志之一。在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建设与宪法发展都不能脱离世界发展趋势而单独进行，在这个意义上，众多的域外宪法资源的引入对于我国建设与宪法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然而，作为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宪法与其他法律部门一样，也都是本国、本民族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宪法文本的这种本土性特征就意味着任何国外的宪法学知识资源、建设的成功经验都必须转化为本土的宪法文化、宪法资源才能融入本国的宪法血液之中，从而成为本国宪法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域外宪法著作翻译的数量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国宪法学发展的国际化程度，但在实际意义上，这种单纯数量上的增长和宪法的成熟程度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因此，我们在域外宪法资源的引入和介绍方面，应该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积极汲取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域外的宪法发展经验真正转化为本土宪法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总体上考察，在学术脉络与自主性方面，我们仍有不少反思的问题。回顾中国宪法学发展历史时，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即在西方强大的文化攻势下，中国宪法学尽管努力保持其学术的自主性，但毕竟其学术努力是有限的，在如何保持其学术自主性问题上，不少学者仍徘徊在学术的事实与价值之间， 在“宪法学中国化”形式与程度上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伴随着“西学东渐”而成长起来的中国宪法学一开始就缺乏自主发展的环境与传统，特别是“富国强兵”理念虽满足了制宪、行宪的政治需求，但对学术自主性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比如，在宪法学的域外资源借鉴上，往往被人忽视的问题是，中国宪法学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国外宪法资源？也就是说，在浩如烟海的外国宪法著作面前，我们是应该毫无保留的予以全盘引进，还是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有意识的甄别筛选？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这个标准又该如何设定呢？我们需要反思哪些问题呢？
第一，我们在引入域外宪法学著作的时候，我们的研究视野更多地集中在西方的发达国家，而对非西方国家经验缺乏必要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宪法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倾向[35].事实上，从我国发展的文化属性来看，一些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可能对我国发展的借鉴意义更大一些。因而，在关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同时，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亚洲立宪主义国家经验进行关注，就显得尤为必要。
第二，在学习西方经验时，呈现出明显的国别性倾向。如在外国宪法学知识引入方面，就体现为翻译著作数量上的不平衡。总体上，美国的数量是最多的，其次是英国的，然后是法国、德国、日本等国，而其他西方国家经验的介绍相对少一些。这种国别上的数量失衡现象是非常值得耐人寻味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在吸收、汲取西方经验的同时，需不需要进行有意识的根据某种特定的标准进行甄别、筛选？如果需要的话，这种标准的设定又需要考虑那些因素呢？是根据本民族的宪法文化与宪法传统来予以设定，还是根据某一国家的国力影响来予以考虑呢？
第三，在借鉴域外宪法学经验时，我们没有很好地处理外国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与我国宪法文化和传统的兼容性问题。从法律文化上来看，我国属于受传统的大陆法系的影响较大，基本属于大陆法系法律文化的传统，其主要特点是议会至上、成文法传统、司法权功能受限。以此出发，我们在引进外国宪法资源的时候应该立足于我国法律传统，不仅要研究英美法，同时也要研究大陆法系的宪法传统。而目前我们学习的对象主要是英美法系的宪法传统，大量的精力用在介绍英美尤其是美国的宪法学上。当然，这并不表示我们不应该学习美国宪法学，也不是否认美国宪法在我国宪法学发展中的学术影响，但这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宪法文化与宪法传统在多大程度上能与我国的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契合？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司法审查制度在美国的成功，是否意味着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的也必然会成功？是否意味着在我国的宪法解释制度必然也要选择美国的由最高法院来解释的司法解释模式？美国制度的成功经验是否可以作为我国建设的指南而直接加以应用？如果不能直接加以应用，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对美国的经验进行改造，使之内化为我们的发展基因而发展壮大？因此，在介绍外国宪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宪法文本和宪法传统的异质性所造成的宪法经验的不兼容性，必须要从我国宪法发展和建设的实践出发，有意识的、有选择性的对外国宪法的引入进行整体上的规划介绍，在立足本国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的基础上，充分的吸收和借鉴世界上的多元化的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兼收并蓄，从而建立自己的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
在借鉴外国经验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学术自主性价值的系统的认识，在自我历史方位、起点问题上，无法系统地吸收人类思想的精髓，无法从容地搜寻自己学术传统与历史的源头，有时不得不陷入“用中国经验论证西方学术逻辑”的尴尬局面。实践表明，在他人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中很难充分表达我们的学术传统与学术理念。基于这种学术的反思，我们需要思考中国宪法学如何回归中国，如何强化其自主性的问题。这里可能涉及学科体系、研究方法、研究队伍、学术范畴的确立等各种课题，但笔者认为，前提性的课题之一是把自己的学术发展定位于具有正当性的历史传统，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对宪法学进行整体性考察，丰富宪法学发展的历史基础。可以说，历史的尊重和学术的传承是学术生命力的核心。而尊重学术传承的知识体系必然倡导知识体系的相对性，尊重不同的学术传统，提倡学术的宽容与平等对话。现代宪法学的公共性价值蕴涵在相对性之中，知识体系相对性的确立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认识自我，揭示宪法学理论的深刻性与逻辑体系的严谨性。
四．宪法学的“中国问题意识”：面向社会生活的宪法学
法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之学，宪法学的研究同样也要关注宪法实践，关注社会现实，用宪法基本理论来解释宪法现象，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宪法学生命力的强弱不在于其理论体系的完备程度，而在于其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所以，要想保持宪法的旺盛的生命力，宪法学必须要关注鲜活的社会现实，从千变万化的社会实践中源源不断的汲取营养，从而保持宪法学自身的丰腴。传统的宪法学研究缺乏对宪法实践问题的关注，在研究中或是空而论道，或是闭门造车，将思维局限于狭仄的书斋中。这样，客观上造成的局面是：一方面，众多的宪法学研究成果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另一方面，社会上发生的大量宪法性事件缺乏理论上的解释，得不到宪法层面的解决。学术与实践之间缺乏一种理性的沟通，既影响了宪法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也造成了实践的裹足不前。
从2000年以后，宪法学界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宪法学中国化”命题，强调建立“中国特色宪法学理论”的必要性，试图开始沟通宪法学术与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从2005年开始，宪法学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趋势，转型中的各种宪法问题逐步被纳入宪法学研究视野之中，力求强化宪法学的解释能力，突出学术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如在2006年年会上，“三农”问题成了学者们广泛关注的学术热点，特别是农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与农村的环境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兴趣。农民的结社自由和成立农会的权利以及农民的迁徙自由也成为学者们讨论和研究的内容。学者们已经确立了基本的学术自觉，即如果宪法学不能关注农民问题，有可能成为“城市宪法学”，失去宪法学发展的社会基础。
在具体的现实实践上，一些学者强调的问题意识的指导下，开始有意识的用宪法基本理论来分析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例如，针对上海孟母堂因袭私塾的读经传统，有学者认为采取不同于中国统一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确实违反了中国的教育法律制度。但是如果从“孟母堂”的学生所享有的宪法权利——受教育权的角度考虑，则其非法教育实践自有其值得肯定之处。[36]针对死刑复核权与法律监督面临的新问题，有学者提出：人民检察机关针对死刑复核的程序的监督职能应该得到强化，这样有利于公民生命权的平等保护和国家法制统一和宪法权威的树立，为此，要扩大监督范围，改进监督方式，全方位改进对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37]
在有关中国宪法问题的研究中，最能体现宪法学界的问题意识与实践面向的是广为学界所关注的物权法与宪法关系的讨论。.围绕《物权法》（草案）的“合宪”、“ 违宪”展开争论并提出修改和完善意见，成为2007年法学界的一件大事。宪法学者参加各种专题讨论会，撰写学术论文，对《物权法》（草案）的合宪之争作出了积极回应和理论解答。总体来说，学者们的争论围绕物权法是否必须强调根据宪法制定、物权法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保护方式是否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以及如何根据宪法判定法律违宪等问题而展开。针对目前我国法学界存在的“民法根本说”、“民法与宪法平起平坐”等观点，有学者在系统地考察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作为一种法律学说，民法根本说所反映的是宪法与民法真实关系的幻影。在世界范围内，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是一个早已由法治发达国家的法律生活解决了的问题。在中国，法学研究人员还需要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法治发达国家已给出了答案的问题上来，实在是中国法治后发的特殊国情使然”。[38]
在如何根据宪法判定法律违宪的问题上，不同学科的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合宪”、“违宪”问题引起学术界与政界的广泛关注。有学者系统论证了“合宪”与“违宪”的判断标准，[39]而有学者从宪法条款的不同性质着手，提出许多条款在法律上具有确定的意义，因而是可以实施的；有些条款则只是表达了一种政治理想或政策取向，在法律实践中不具备可操作性。在宪法的适用和讨论过程中，必须认真对待宪法，将宪法作为一部实实在在的法律，仅限于适用那些在法律上可以实施的条款。尤其要避免将宪法作为政治攻击的工具，否则就将误用宪法并阻碍社会与经济发展。[40]在宪法实践中，违宪是十分严谨的学术概念，应针对特定事实关系和问题，谨慎地判断违宪的要件。当然，这一讨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人们开始面对一个事实，即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法律也存在违宪的可能性，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是刻不容缓的。如何保证包括《物权法》在内的基本法律、法律的合宪性是学术界需要认真考虑的课题。
因此，从整体来看，30年来为了改变宪法学研究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相互分离的尴尬局面，宪法学界的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将宪法理论与宪法实践尤其是宪法事例结合起来，强化宪法学对社会现实问题的阐释力。这一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为：第一，学者们以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宪法事例为基础编写了有关宪法事例、案例方面的教材和著作。“不是仅仅拿国外理论实践来叙述，也不是仅限于中国宪法的规定，而是将宪法理论和中国实际有机结合，适合中国宪法教学实际需要。”这一方面出版的著作主要有焦洪昌、李树忠、胡锦光、韩大元、莫纪宏等学者主编的《宪法教学案例》、《宪法教学案例教程》、《外国宪法判例》、《宪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外国宪法判例》、《中国宪法事例研究（一、二）》等。第二，学者们发表了大量的关于宪法事例研究方面的文章，其中《山东社会科学》杂志在范进学教授的主持下更是开辟了“宪法事例评析”专栏，集中性的刊登宪法事例研究方面的文章，更是凸显了宪法事例研究的重要性。[41]对于宪法事例与宪法学术之间的互动关系，范进学教授曾在“主持人手记”中明确指出：“基于吾国之实况，通过宪法研究者对宪法事例之阐释，担当起学者诠释与准司法解释之双重使命，一来通过事例诠释宪法学理，以弘扬宪法理念，传播宪法精神，启迪人权保障意识；二来深研宪法规范与宪法原则，领悟宪法文本之真意义与真意图，将宪法之神试图拉至地上，以完成宪法之地上神的嬗变。”[42]
30年来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些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或焦点问题，每个问题背后潜含着深刻的宪法原理和理念。通过对这些热点事件的关注，公民的宪法知识会得到潜移默化式的增长，这就无形中提高了公民的宪法意识。像在社会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宪法事件，如孙志刚事件、高考招生平等案、乙肝歧视案等等，社会各界都给予了普遍的关注，这对于提高公民宪法意识起到了促进作用，而最终事件的解决又会或多或少的推动中国的宪法制度的发展。这样一来，宪法事件、公民宪法意识和宪法制度创新之间就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关联，如何把握宪法事件、公民宪法意识和宪法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成为今后宪法学研究中的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实证性课题。[43]
宪法学在中国问题的解释和解决能力的强化标志着宪法学的成熟，并为宪法学中国化进程奠定了基础。特别是，通过具体个案的解决，展示了宪法学的学术魅力与影响力。但在宪法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也出现了需要反思的一些问题，主要有：在实践中宪法问题与法律问题的界限仍然存在模糊之处，区分其界限的理论储备不够；但出现与宪法有关的问题时，缺乏引导社会公众的成熟的价值观，有些个案上甚至出现了价值混乱的现象；在宪法实践上，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等其他学科的知识体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但宪法理论本身的推动力经常受到质疑，现有宪法制度的内在机制和合法性缺乏有效的表现形式，造成了宪法实践的非规范性。这些问题无一不是涉及到宪法研究与建设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能否解决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宪法学研究和建设能否沿着健康的道路予以发展。因而，在重视宪法实践、强调宪法事例研究的前提下，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也就成为我们必须正视的基本课题之一。
五．结论
从总体上讲，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国的宪法学发展整体上已经步入正轨，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良性阶段，宪法学和宪法实践之间也开始呈现出了一种互动局面：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宪法学，而宪法学的发展同时也需要更加开放的社会环境；宪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入为宪法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对宪法实践的解释和论证反过来促进了宪法学理论水平的提升。这种相互需要、相互支持的局面反映了宪法学的学术使命与功能，体现了宪法学的时代性和实践性，为“后30年宪法学”的发展留下了有益的学术成果与广阔的发展空间。
毫无疑问，“后30年宪法学”的发展路径既不同于欧美等西方国家宪法学的发展道路，又不同于其他非西方国家宪法学的发展道路，是一条“立足于中国、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基本学术使命、为未来的社会发展给予理论回报”的发展道路。为此，未来的中国宪法学发展需要认真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继续保持宪法学的学术主体性，建立完善的学说史体系；从整体上把握宪法学知识体系，强化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继续推动宪法学的专业化与科学化，树立适应社会变革要求的宪法学理念；建构综合性的宪法学方法论体系；关注宪法学的规范自主性和逻辑自足性，突出独立的学术品格；从深邃的纯粹思辩理论转化为应用性、实证性的研究，强化宪法学的实践功能；继续推动以“文本—规范”为起点的宪法学发展逻辑，建立具有实效性的宪法解释机制；正确处理借鉴域外宪法学资源与保持本土宪法学资源之间的关系。
【注释】
[1] 中国宪法学的历史起点是仍需要论证的学术问题。根据作者的理解，中国宪法学诞生于20世纪初，初步形成于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前后。由于中国建立公法制度历史环境的特殊性，在法学体系中宪法理论是相对发达的，特别是宪法所体现的“富国强兵”与中国学人追求的“国法”价值的契合性构成宪法作为知识体系的基础。在建立宪法学知识体系初期，中国学人把宪法学理解为“以国内公法中所称宪法法规为研究目的之理论的法律学之义也”（《宪法要论》，普及书店1906年版，第1页）。当时把研究公法和私法的学科统称为“国法学”，把公法分为国内公法和国际公法，国内公法又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也有学者把宪法和行政法统称为狭义上的国法，强调其价值和原理上的不可分割性，认为“以法理言，先有宪法然后有行政法。故欲研究行政法不可不研究宪法，既欲研究宪法则宪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不可不知”。（见保廷梁著：《大清宪法论》上海模范书局、江左书林出版1910年，第25页。）从中国宪法学说史看，把宪法和行政法作为“国法学”意义上的公法来进行综合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传统。这种“国法学”的传统又经历了“国家法学”、“政治法学”和“宪法学”等不同的发展历程。
[2] 30年来中国宪法学研究取得的具体成果请参见拙作：《中国宪法学研究三十年：1978——2008》，载《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4期。
[3] 这一时期宪法学状况又分为两个阶段：（一）曲折发展时期（1957——1965年）。1957年“反右斗争”给中国宪法学研究带了灾难性的损害，刚刚起步的宪法学研究在人治思想、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受到冲击，宪法学实际上失去了必要的社会基础。这一时期虽然学者们发表了宪法学研究对象、国体、政体、自由等方面的论文，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宪法学的发展缺乏自身的科学性与学术性，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二）停止时期（1966——1976年）。期间，宪法学研究处于停止状态，1954年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没有得到遵守，整个社会陷入无序化状态，宪法失去了调整社会生活的功能。
[4] 这里讲的恢复既包括50年代宪法学传统，同时也包括49年前建立的宪法学说的学术遗产。从某种意义上，1978年后宪法学的恢复与发展是对我国宪法学社会价值的重新认可，赋予了宪法学更多的学术价值。
[5] 1980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在向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主席团提出 “关于宪法修改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中指出，1978年宪法“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从那时以来情况的巨大变化，许多地方已经不适应当前经济生活和人民对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需要”。
[6]这里仅仅是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所做的不完全统计。事实上，在当时有很多专家学者发表了大量的宪法学方面的文章，只是没有收录到该库中而已，而为了统计方便，笔者仅仅选了收录该库的文章为样本进行分析。
[7]杨海坤：《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中国人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8]童之伟：《中国30年来的宪法学教学与研究》，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6期。
[9]吴家麟主编、肖蔚云、许崇德副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10] “四种力量”指在解决宪法个案的过程中，民众、媒体、学者与政府之间形成的合力。
[11] 张光博：《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再认识》， 载《法学研究》1987年第3期。
[12] 李龙、周叶中：《宪法学基本范畴简论》，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6期。
[13] 童之伟：《论宪法学新体系的范畴框架》，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
[14] 杨海坤：《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中国人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906页。
[15] 陈云生：《论宪法作为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在“新启蒙运动”中的意义》，《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16] 韩大元：《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宪法学研究（1982-2002）》，载《法学家》2002年第6期。
[17]徐秀义、韩大元：《宪法学原理》（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页
[18]徐秀义、韩大元：《宪法学原理》（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
[19] 韩大元：《当代中国宪法学发展趋势》，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1期。
[20] 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
[21] 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页。
[22] 1946年吴拨征在《论宪法的目的与功用》一文中论证公私法区别没有意义时特别提出：在自由主义国家所认为民法上的权利，在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却以之为“宪法上的权利”。见何勤华、李秀清：《民国法学论文精萃》，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23] 杜钢建、范忠信：《基本权利理论与学术批评态度》，载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序。
[24] 张知本：《宪法论》，会文堂新记书局1933年版。
[25]何勤华、李秀清：《民国法学论文精萃》，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29页。
[26]《民国时期的总书目》（法律），北京图书馆1985年，第55-75页。
[27]童之伟教授曾经对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宪法学教科书和著作中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进行了分析，他指出：1996年许崇德教授主编的《中国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设为一编，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9%；2002年肖蔚云教授主编的《宪法学概论》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分上下两章设为一编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12%；2004年许崇德教授主编的《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设为一编，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19. 5%；2004年张千帆教授主编的《宪法学》将公民基本权利分为人权总论、人权分论两章设为一编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23%；2004年胡锦光、韩大元合著的《中国宪法》分为总论、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和国家机构三编，基本权利部分约占全书篇幅的30%.见童之伟：《中国30年来的宪法学教学与研究》，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6期。
[28] 如王叔文：《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载《法律科学》1990年第5期；徐显明：《“基本权利”析》，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6期；周永坤：《论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10期；童之伟：《宪法学社会权利分析模型的思想蕴含》，载《法律科学》1996年第4期等。
[29] 童之伟：《法权与》，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7-434页。
[30] 刘惊海、赵肖筠：《宪法学的任务》，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5期。
[31] 邹平学：《经济分析方法对研究的导入刍议》，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1期。
[32] 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33] 为了分析宪法学论文的方法论特色，作者选取了2007年发表的78篇有代表性的论文，并对其方法论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逻辑论证35 篇，解释性论证20 篇，经验性论证23 篇。和2006年相比较，解释性和经验性论证明显增多。表明学者们在论证自己主张的学术命题时，不再过多的依赖纯学理性论证，而转向以规范（文本）和事实（事件）为依据，表现出在方法论上的学术自觉和专业化倾向，但纯粹的定量分析方法还没有成为方法论的主要学术倾向，其原因主要在于：总体上国家对宪法学研究课题的资助有限，靠目前的社科项目资助体制无法完成系统的数据分析；宪法社会学研究滞后；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不成熟等。参见图表：
（详见韩大元：“中国宪法学的方法论与问题意识”，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
[34]韩大元：《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宪法学研究（1982-2002）》，载《法学家》2002年第6期。
[35]2006年发表的404篇宪法学论文中，专门研究非西方国宪法理论与实践的论文是微乎其微的。其中在核心法学刊物上刊发的19篇研究外国宪法制度的研究性论文中，研究西方国家的有17篇，占89.47%；而研究非西方国家的只有2篇，仅占10.53%.因此，通过学术论文所传递的非西方的宪法理论信息是非常有限的。而研究西方国家宪法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工具主义的思维，忽略了宪法的目的性价值；注重于具体制度的介绍，而忽略该具体制度背后的社会背景支持；对具体制度的历史变迁也未能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更多的着眼于某一点、某一个具体制度的研究。因此，在进行宪法学研究时，需要确立文化多元主义的思维，以平等的文化视野看待与评价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的宪法理论与制度。
[36]张步峰 蒋卫君：《现代私塾“孟母堂”能否见容于法治》，《法学》2006年第9期。
[37]韩大元 王晓滨：《强化检察机关监督死刑复核程序的宪法学思考》，《人民检察》2006年第11期。
[38]童之伟：《宪法与民法关系之实像与幻影》，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
[39]韩大元：《由〈物权法（草案）〉的争论想到的若干宪法问题》，《法学》2006年3期。
[40]张千帆：《宪法的用途与误用：如何看待物权法中的宪法问题》，《法学》2006年3期。
[41]比较有表性的论文刘飞宇、黎建锋：《对“曾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员禁止在娱乐场所从业”规定的若干质疑》，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秦强：《“孟母堂事件”与宪法文本中受教育条款》，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柳建龙：《权利冲突是个伪命题？》，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夏泽祥：《“深圳示众事件”的宪法学分析》，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张震：《养路费征收的宪法之门》，载《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宪法学教学论文范文第14篇
宪法学作为一门知识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回应不同时代提出的不同课题。建国后，除了50年代初短暂的宪法学“繁荣”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78年以前长达20多年宪法学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完全被“边缘化”，甚至失去了作为知识体系存在的社会基础。[3]
新中国宪法学的恢复[4]与发展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可以说，30年的改革开放与宪法学发展是同步进行的，改革开放合法性基础首先源于1978年宪法，改革的一些制度和措施获得了以1978年宪法为基础建立的法律体系支撑。1978年宪法虽然在指导思想、内容的规范化等方面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5]，但结束后，它给期待民主与自由的人们带来了一丝希望。可以说，1978年宪法的颁布使社会生活重新进入由宪法规范调整的新“宪法秩序”，为1979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刑法》、《选举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法律的出台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特别是，在学者和公众的期待与呼吁中，1978年宪法恢复了被取消的检察机关，完善了国家体制。
在同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结束了党的工作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纠正“”中及其以前的错误，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与改革开放同步恢复的中国宪法学以学术的社会使命为基础，适应社会改革与变迁的需要，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特别是1978年宪法颁布前后学术界所表现的有限的学术理性为建立新的法律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宪法学的恢复过程中，由于1978宪法的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间出现了矛盾，这一时期的宪法学发展仍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复苏时期”，宪法文本的价值与意义受到人们的怀疑。正因为出现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宪法学恢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不少的。如一般意义上，宪法学是以宪法文本为基础的，但当时的宪法文本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如何既要保证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又要寻求必要的合宪性基础，如何重塑被破坏的社会基本价值观方面，宪法学界承受了学术与现实政治的双重压力。改革的价值要求尽快建立新的宪法秩序，并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但由于学术积累与学术环境的不成熟，改革初期宪法学提供的理论支持是非常有限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我国的改革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合宪性”的争议，民众和学术界对宪法与改革关系的评价受到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当时，宪法学界为试图脱离或者超越当时宪法文本存在的现实局限性，进行过艰苦的学术探索，提出了一些理论观点，体现了一种不纯粹依赖于宪法文本规定而偏重于宪法理念与宪法价值的超越性学术品格。
从期待宪法文本到怀疑宪法文本，直到主张修改宪法文本是1982年宪法颁布以前宪法学的基本学术倾向。由于在宪法学框架内，改革与开放两种价值处于不协调状态，使宪法学恢复一开始就与现实变革的需求发生过于密切的关联性，宪法学总体上没有摆脱“政治”宪法学的基本框架与体系。从整体上看，1982年宪法颁布以前社会生活对宪法学知识的需求是非常有限的，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搜索的信息，在1978年到1982年间，所有篇名含有“宪法”的文章数量分别为78年12篇、79年4篇、80年9篇、81年26篇、82年166篇。[6]
中国宪法学的时代性特征在1982年宪法颁布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赋予中国宪法学更强烈的时代使命。从1980年到1982年期间，整个社会生活和学术界对于宪法问题给予高度的关注，并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学术界对宪法问题的研究达到了高潮。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新的宪法文本之后，中国宪法学研究随之迎来了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所以，这一阶段的宪法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围绕着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宪法结构和内容进行学理上的阐释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围绕现行宪法的一些特定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使得宪法文本在规范上和实践上趋于更加完善。仅仅1982年12月新宪法颁布到1983年8月期间，就出版了13本介绍宪法的小册子和400多篇文章。[7]据童之伟教授的不完全统计，从1982年到1999年，全国发表宪法学论文总计约2900篇，其中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人权的约350篇，仅占全部宪法学论文的12%；专著226本，其中涉及公民权利和人权的著作有32部，且它们多数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发表或出版。其余的论文和著作则主要涉及宪法基本原理和国家制度，如宪法的概念、宪法学研究方法以及宪法实施保障等多方面的内容。[8]
这一时期的宪法学的发展一方面满足改革实践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在知识体系上努力克服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和束缚，寻求学术自主性和学科独立性。在1982宪法通过以后的宪法学研究中，学者们往往从宪法学自身的逻辑出发，通过宪法文本的挖掘阐释，力求宪法学在逻辑上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同时，由于受时展的局限性，这一时期的宪法学主要在总论和教材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其中吴家麟教授主编的《宪法学》奠定了中国宪法学教科书的基本框架与体系[9].但在整个80年代宪法学研究在基本原理和学科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投入是相对有限的，没有形成宪法学整体的学术影响力。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宪法学以1982宪法为文本依据，在日益完善的改革开放环境中，以中国问题的为对象，其研究内容趋于细化，其学术品格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总的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宪法学研究呈现出了多元化、专业化、前沿化的发展特点。其基本标志是：在宪法学的研究内容已经不再仅仅拘泥于注释宪法学的结构体例，具有了多种体例模式；在研究方法上，这一时期的宪法学也开始有意识的吸收和借鉴国外宪法学的发展经验，引入了一些实证研究方法；对宪法学基本问题的关注与研究达到一定程度；宪法学关注国际化的价值，广泛借鉴域外宪法学的合理经验等。如宪法学研究突破了以前宪法研究中的面面俱到、泛泛而谈的现象，开始走向专题化的研究，即围绕一个问题层层推演，从而挖掘出宪法学中最本质的核心命题。这种“小切口、深分析”的研究思路对于宪法学研究中的专业化素养的培养，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宪法学者正在努力营造宪法学发展的“专业槽”，使得宪法学与相关的法理学、政治学逐渐脱离开来从而具有自己的逻辑自足性。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宪法学的研究直接面向国家与社会进步的实践，关注我国进程中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将宪法文本中的规范转化为具有实效性的现实制度。
二．宪法学知识转型：历史脉络与学术自主性
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宪法学不仅承担了为社会转型提供合法性、正当性基础的使命，同时努力在改革进程中保持自身知识体系的客观性与自主性，使改革与学术之间形成合理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宪法学知识转型的进程。
（一）宪法学理念：回归以人文价值为基础的学术体系
宪法学是否是一门科学？如何论证其学术个性？如何处理宪法学的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直制约中国宪法学发展的学术主题。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宪法学的政治色彩比较浓厚，过分迁就政治现实与需求，整个知识体系缺乏作为学科应具有的学术性与学术品位。在30年的发展中，学者们普遍感到纯“政治化”的宪法学与法治国家的建设目标的冲突，认为这种现象既不利于宪法学自身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为了理顺宪法学的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合理关系，部分学者们一直致力于宪法的法律性问题的研究，把法律性作为认识与解释宪法现象的逻辑基础与出发点。学者们普遍认为，宪法本质上是法律，具有法律的一般特征，它虽然产生于政治需求，并反映政治现实，但一旦形成为宪法规范后便具有控制和制约政治权力运行的功能，并不受政治需求的制约。由于宪法观念的变化，以研究宪法现象为对象的宪法学理念也从政治性知识体系转变为以研究宪法学学术理性为中心的专业化的知识体系，即研究作为法的宪法现象，在探求法的属性的基础上建立宪法学自身的理论体系。这一方面的进展主要表现为：宪法学与相关学科的对话中力求寻找各学科之间的合理界限，强化学科的独立性；在经验性与规范性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在中国宪法学发展中，有的学者强调经验性，有的学者强调规范性，使知识体系中出现了价值与事实的矛盾与冲突。20世纪90年代后学术界出现了规范性与经验性相结合的学术趋向，克服满足于现实而牺牲规范性价值的思维方式，适度地强调规范的意义。在长期的中国宪法现实中人们所看到是“强势”的现实与“脆弱”的规范，习惯于单方面满足“改革”需求的宪法学漫漫转向以规范性为价值趋向的宪法学体系。
在宪法学的学术性与政治性关系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出现了回归“学术自我”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宪法学的“政治属性”，保持宪法学适度的中立性与自主性。从学科的性质看，的确宪法学与政治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无论从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调整，还是国家治理规则的确定以及国家权力的运作，政治因素对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在价值形态上宪法学知识体系不可能完全“中立”，更不可能排斥价值。但如何把宪法学的价值问题学术化，如何建立宪法学自身的话语体系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应当承认，宪法学具有自身的学术逻辑与自主体系，应该反映现实生活，但不能以现实需求作为维持学术品格的唯一条件，更不能以政治压倒学术，代替学术，否则宪法学将会成为没有学术品格的政治工具，无法发挥其学术的社会价值。我们为什么需要宪法学？宪法学到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30年的经验表明，保持学术品格是宪法学发展与成熟的重要条件，政治理性应转化为学术理性，要自觉地尊重宪法文本与学术理性，这对中国宪法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在回归以人文为基础的宪法学体系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推动宪法制度发展的动力来源与价值标准，开始思考一些宪法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即如何通过宪法制度的发展更好地满足社会主体的需求，如何通过宪法制度的发展使人成为具有尊严的个体。的惨痛教训，赋予了中国宪法制度深深的“人性关怀”的印记，使得宪法发展的进程凸现了深厚的人权价值。1982年“人格尊严”条款载入宪法，特别是2004年人权条款载入宪法，使得个人面对国家的主体地位逐步提升，国家权威主义色彩逐步淡化。在30年的宪法发展中，体现人权价值的制度调整与改革呈现出逐步强化的趋势，这一线条逐渐由暗变明，由淡变粗。学者们以学术的使命和勇气，努力寻求宪法学发展的价值源泉——人的价值。正是通过社会个体价值的确立与弘扬，我们选择了“个案先导，四种力量合力推进”[10]的中国宪法发展模式，使社会改革与变迁能够在合理消解内部冲突的基础上，稳步地向前推进。在社会生活中有争议的个案、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以及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中，宪法学体现了理性、包容与客观的学术理念。
通过宪法学者的努力，以个体价值为基础而建立的社会共同体获得了正当性基础，普及了宪法的基本价值，同时出现了重视宪法文本、强调规范体系、重视个案和现实问题研究，强调研究方法综合化等新的发展趋势。30年来，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宪法学自觉地回到中国的逻辑，正视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力求摆脱传统先验性的思考方式，表现了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合理地解决了因本土化与国际化冲突而带来的知识转型过程中的难题，同时也为不同学科之间的学术对话以及寻求新的知识增长点作出了学术贡献。
（二）宪法学范畴：寻求学术脉络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部分学者们研究宪法学基本范畴，试图寻求宪法学的本体性基础。早在20世纪80年代，张光博教授针对当时的宪法学基本范畴难以适应宪法学飞速发展的情况，提出要以宪法、国体、政体、国家区域结构、法制、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等八个常用的宪法学基本范畴取代旧有的宪法学基本范畴。[11]1996年李龙和周叶中教授发表文章认为，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应该包括宪法与、与人权、国体与政体、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国家权力与国家机构等五对基本范畴。[12]童之伟教授撰文指出，社会权利是最适合成为宪法学新体系的核心范畴，其他范畴还包括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社会剩余权利、社会总体权利、法律义务、宪法。[13]杨海坤教授则主张将宪法权利与宪法权力作为宪法学的基本范畴。[14]2002年开始每年进行的“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的讨论反映了这种学术努力。鉴于学者对于宪法学的基本范畴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为了扩大学术共识，宪法学界于2004年、2006年、2007年、2008年分别在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一、二、三、四届“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计划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对基本范畴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形成较为统一的宪法学基本范畴。通过这些专题性的学术研讨会，宪法学基本范畴的重要性及其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愈发引起宪法学界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正确把握中国宪法学的历史方位，明确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是梳理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关键。
关于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问题，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为了确立中国宪法学的学术自主性与品格，需要探索解释和说明中国宪法现象的范畴。但在划分这种范畴的标准和具体方法上，学术界则有不同的主张。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学者指出宪法的价值原点与价值终点是宪法价值逻辑体系的核心，从价值论赖以存在的认识论的特征来看，价值起源于“不自由”而终于“自由”。在研究立宪主义宪法规范的特点时，有学者提出“宪法法理”的新范畴，认为凡涉及到宪法问题的理论，包括关于宪法的政治理论，都属于宪法法理的范畴，包括政府权力来源的理论、政府权力的组织、人权与及其政府权力的关系。还有学者针对国际范围内出现的“新启蒙运动”，提出“宪法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的观点，主张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宪法的非确断性社会评价系统的功能，为宪法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心理基础[15].在宪法学基本范畴的探讨中有学者从现代宪法学应具有的逻辑基础人手研究了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属性与基本特点。如《现代宪法学逻辑基础》一书作者把法社会学、哲学原理引人到宪法学研究，从社会学与哲学的角度分析宪法学基本范畴。也有学者认为，宪法学基本范畴可分四个范畴，即统摄性范畴（包括社会权利、、宪法和）、重合的范畴（包括基本权利与人权）、对应性的范畴（包括基本义务、社会剩余权利与法律义务）、派生性范畴（包括国体、政体与国家机构）等。同时学者们开始探讨宪法哲学的基础、内容与学科体系的问题，并提出了初步的宪法哲学的框架体系。尽管宪法学界目前对宪法学基本范畴问题还没有达成完全的学术共识，但学术界已关注该问题的重要性，并积累了一定的基础，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宪法学基本范畴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16]
随着宪法学基本范畴划分方法的讨论逐步深化，宪法学基本范畴研究的问题与学术命题也日益清晰。一般认为，宪法学作为一门研究宪法现象的知识体系，应具有哪些基本的范畴，不同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等是宪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如上所述，在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发展历史上，学术界的认识也是逐渐深化的。可以预料的是，经过学者们不懈的努力，中国宪法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必将形成一个能为学界所普遍介绍的宪法学基本范畴体系。
（三）宪法学的学术对话：建立学术共同体
作者早在1993年在分析当代宪法学发展趋势的论文中，曾提出“宪法学的''''综合科学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17]的观点，并做了如下说明：在当代宪法学研究中，多学科联合攻关，重视宪法学方法的综合性是值得重视的一种趋势，宪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促使宪法学家们开始认识到过去那种“独立的、闭塞的”研究方法是多么幼稚和简单，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宪法学研究的局限性。[18]1998年作者提出“宪法学综合化”命题，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实际上决定了宪法学理论的整体性与综合性，要求在各学科的共同体中发展宪法学。宪法学共同体的建立并不影响宪法学学科自身的价值，只能有利于扩大宪法学的价值”。[19]在寻求自身学术脉络的同时，30年发展中，特别是近十年来，宪法学者基于建构知识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感，在历来强调专业界限的中国法学界，率先同刑法学、民法学、法理学、诉讼法学、劳动法学、税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进行学术对话，为建构“以问题为导向的法学体系”进行了有益的学术尝试，其学术努力得到了学界普遍的认可，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法学知识体系的转型。
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国宪法学发展中这一学术倾向将进一步得到强化。作为一门学科体系，固然需要树立自身独立的知识体系，但社会现实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宪法学研究走向综合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宪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诸多的相似。
首先，宪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种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一方面为宪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知识素材和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宪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研究领域的交叉与重合，也促成了宪法经济学、宪法社会学、宪法史学、宪法哲学等新的边缘性学科的发展。在研究方法上，解释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亦可运用到宪法学研究之中，这种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与综合化，有利于以宪法价值为基础的知识共同体的建立。
其次，在法学体系内部，宪法学需要与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学科之间进行交流与对话。现代社会丰富而庞杂的事务，使得相关的法律问题也更为复杂与多样化，仅仅依靠某一学科的知识资源难免固步自封，也难以厘清问题的本质乃至完满解决。只有借助于多学科的原理与知识，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而且，就大陆法系国家而言，公法与私法、部门法与部门法的划分，本就只具有学理上的相对意义，万不可将各部门法之间的划分予以固守与僵化。
（四）宪法学的价值基础：基本权利话语的中国化
在中国，基本权利的形成建立了长期的过程，从民权—人权—权利—基本权利是宪法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据笔者考察，在中国宪法学说史上，最早形成基本权利观念是清末新政时期，端方等人考察西方国家后出版的《欧美政治要义》和《列国政要》（1907年）中对各国宪法中的权利与自由的内容进行了“中国式”的解读。如端方介绍欧美政治中“义务”与“权利”这对概念时，谈到“凡所享人权及公民权不因信仰他教而至被侵夺，其所负公民及国家之义务亦不因信仰他教而得弛负担”。[20]在谈西方的通信自由时，他还提到：“吾国人而欲享宪法之权利乎？”[21].这时已出现“人权”、“公民权”、“宪法之权利”等词汇，虽存在内涵与价值的不确定性，但词义上具有与“基本权”相接近的某些因素。[22]
在20、30年代学者的论著中我们可以考察当时的学者对基本权利的一般解读与理解。王世杰、钱端升在1927年出版的《比较宪法》中，第二编的标题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及义务”。在书中，认为“在现代国家的宪法中，规定个人基本权利义务的条文，大都成一重要部分。”基本权利“及基本义务尚非一般宪法所习用的名词。我们称用”基本“二字，无非要表示这些权利，是各国制宪者所以为个人必不可缺少的权利”。[23]这是中国宪法学者比较早地对基本权利的内涵所进行的表述，对后来的基本权利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张知本于1933年出版的《宪法论》中概括了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宪法学基本范畴，系统地介绍了当时的宪法学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该书的基本范畴主要有：宪法与国家；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组织与职权；地方制度等。其中，人民的权利与义务是构成本书基本理论框架的基本要素，可称之为核心概念。[24]
但在1949年前的宪法学体系中基本权利并不是基本的学术范畴，如1933年吴经熊在“宪法中人民之权利及义务”一文中重点说明了人民作为权利和义务主体在宪法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权利作为历史的产物，具有的社会性和时代性，但没有涉及权利的“基本性质”，也没有具体区分人民和公民之间的异同。[25]当时，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概念是“人权”、“民权”，如罗隆基认为，“人权”是做人的权利，“民权”则是政治的国家里做国民的权利，人权比民权的外延要大。他明确提出，当时的中国“要做民，更要做人；要民权，更要人权”。由于外来学术影响与本国学术传统之间缺乏必要的整合，以公权与私权的“对抗”为核心价值的基本权利概念的存在缺乏社会基础。据统计，1949年以前出版的30多部宪法学著作和2000多篇论文中没有出现“基本权利”一词[26]，大多数作者使用“人民权利与义务”的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虽然在1954年宪法上规定了基本权利，但没有从社会与价值观的角度系统地挖掘基本权利的文化意义，也没有系统地思考基本权利话语的中国化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宪法学著作中有关基本权利的论述与研究是比较少的。如1983年吴家麟教授主编的《宪法学》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设为一编，但其内容只占全书篇幅的12%.[27]当时，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宪法是国家的“总纲领、总章程”，强调其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的工具性价值，宪法学界关注了宪法总论、国家制度等方面的内容，而忽略了其在人权保障方面的终极性价值。
基本权利理论的系统化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学术起点是基本权利概念与特别行政区居民基本权利的分析[28]，而体系化的研究则始于2000年以后。2000年后基本权利研究出现了专题化与理论化的趋势。随着国外宪法学理论的大量借鉴与吸收，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基本权利理论与相关的判例通过翻译等形式影响了我国宪法学界。2001年最高法院作出“齐玉苓”一案的司法解释后，围绕基本权利效力、宪法与私法、教育权的宪法救济、宪法与司法关系等问题引发了学术争议。但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是，当、宪法、自由、权利等词汇成为大众化话语的时候，我们似乎只是描述其语言本身的意义，很少从语言背后的价值去体验或感悟其内涵。比如，基本权利范畴问题上，我们介绍了大量的国外理论，但学术概念的历史背景、与特定宪法体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缺乏必要的学术判断，习惯于用国外的学术术语描述与分析中国的宪法现象。在基本权利性质上，有的时候我们确立了“对抗性”价值，而忽略了宪法文化的差异性，也就是“对抗性”背后的“协调性”元素，同时没有很好地思考西方国家在基本权利传统上呈现出的多样性。同样，在宪法和概念的理解上，我们关注了基于宪法公共性而产生的普世性价值，而缺少对概念存在的社会特殊性价值的关注。
2004年人权条款入宪后，人权与基本权利关系重新作为新的学术命题转化为宪法学的视野之中，于是，长期沉寂在文本的基本权利走向实践形态，给宪法学界带来了新的学术课题。“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这是我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不仅会对我国的价值权和人权观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体系也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人权条款的入宪使得我国宪法中原有的基本权利体系具有了极大的开放性，大大拓展了基本权利体系的主体范围和内容。这种开放性主要体现在：第一，人权条款入宪拓宽了我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的主体范围。我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权利的主体是公民。在人权条款入宪后，宪法中的人权的主体就变成了“人”，不仅仅是公民，也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等。这样一来，基本权利的主体范围也随之扩大。第二，人权条款的入宪拓宽了我国宪法中的人权内容。我国宪法以明示的方法列举了公民的26项基本权利。但是，是否公民的基本权利仅仅限于宪法所列举的这26项，学术界仍存有争论，但是，从人权的价值性以及基本权利体系的开放性上看，对此应该做扩大解释，将没有写入宪法但是对人的尊严与价值又密不可分的那部分权利——如生命权、罢工权、迁徙自由、诉权等——从人权条款中解释出来。因此，从宪法的基本权利体系演进到人权体系，既反映了我们的人权观和宪法观的深刻变化，同时也表征了宪法学的发展与进步。
（五）宪法学成熟的标志：综合性的宪法学方法论
任何一门学科体系的更新与理论研究的突破首先表现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与发展。合理的研究方法有利于科学地揭示学科体系内部的不同原理与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反映知识体系的价值关系与事实关系。传统中国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呈现出单一的特点，学科内容与具体表述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方法本身的科学性问题一直困扰着学者们的研究工作。
自1982年宪法实施以来，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的宪法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事实与研究方法之间出现的矛盾促使学者们从方法论的角度重新反思宪法学研究的过程与成果。传统的宪法学研究方法过分强调了宪法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把宪法现象简单地解释为阶级现象，强调宪法的意识形态性，忽视了宪法现象中存在的公共性价值问题。诚然，阶级分析方法作为传统宪法学上耳熟能详的一种研究方法，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因素，但是，阶级分析方法毕竟只是众多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中的一种，并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在认识到传统宪法学阶级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之后，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比较典型的有童之伟教授提出的社会权利或法权论的研究方法，主张以社会权利或者法权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29]刘惊海、赵肖筠提出的规范分析、心理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主张应该加强宪法学的实证性研究；[30]邹平学教授提出的经济分析方法，以经济—的全方位思维来认识的经济性和蕴含的经济逻辑等。[31]在分析宪法学研究方法时，林来梵教授指出，“某一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取决于该学科本身的任务之所在，而且还取决于该种任务的具体状况。”由于宪法学的核心任务在于“剖析宪法学规范本身”，因而，“所谓的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即是宪法规范的认识手段”。[32]
近年来随着宪法学研究法方法的深入，又出现了文本主义、宪法解释主义、宪法实证主义等研究方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相适应，学术界开始研究宪法经济学、宪法社会学、宪法哲学、宪法政治学、宪法史学、宪法人类学等分支学科，使方法的研究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但总体上讲，宪法学方法论方面，仍有不少需要反思的问题：方法论的反思与宪法学历史环境关系的研究上，我们还没有系统地梳理方法论演进的学术史，方法论的理论缺乏系统性；在方法论研究中，宪法文本与宪法正当性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合理的学术解释；在方法论演进中，如何把握宪法变迁与宪法实践之间的关系上，宪法方法论的实践性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定量与定性研究方面，比较习惯于定性问题的研究，定量化的研究缺乏系统的方法体系与基础[33]；在方法论的理念上，如何把握方法论中体现的学术理性是仍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比较的视角上，学术界仍然把宏观研究作为基本学术倾向，不善于运用具体微观问题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的学术倾向上，仍过分依赖于西方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对适合自身社会结构与传统的方法论体系的建构缺乏系统的理论反思等。
三．宪法学的开放性：本土性与国际性
30年来，中国宪法学界在学术渊源与主体性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学术探索，努力在本土性与国际性之间保持合理平衡，力求既适应国际化的要求，又要保持适度的国际性。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以82宪法的修改与实施为契机，宪法学界更多地把学术目光转向国外，注意以比较的方法研究各种宪法现象，并自觉地把中国宪法体制置于世界宏观的宪法体系之中，寻求的共性与个性。学术界出版了龚祥瑞教授的《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张光博教授的《比较宪法纲要》、何华辉教授的《比较宪法学》、赵树民教授的《比较宪法学新论》、李步云教授主编的《宪法比较研究》、王光辉教授的《比较宪法学》、宋玉波教授著的《民主政制比较研究》、沈宗灵教授的《比较宪法》、韩大元教授主编《比较宪法学》等比较宪法学方面的著作。30年来出版的外国宪法的著作和教材约4O多部，并有相当多的研究外国宪法的论文问世。如罗豪才、吴拮英教授著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与政治制度》、李昌道教授编著的《美国宪法史稿》、陈宝音教授的《国外社会主义宪法论》、张千帆教授著的《西方体系》（上册、下册）、刘向文教授等著的《俄罗斯联邦制度》、赵宝云教授著的《西方五国宪法通论》、郑全咸教授著的《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论》等产生了一定学术影响。另外，根据中国实践的发展与世界理论发展的新趋势，学者们注意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是通过丛书的形式出版，如《译丛》、《公法丛书》等；二是作为单行本出版的吴新平等译的《美国宪法释义》、刘瑞祥等译的《美国宪法概论》、王文利等译的《宪法学教程》、黎建飞译的《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等。这些译著不仅给国外学术界带来了外国宪法发展的新的动态与研究信息，而且对于中国学者从世界的眼光观察宪法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研究方法。外国宪法的理论研究和译著的出版是在宪法学者和其他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下进行的，表明了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对问题所给予的关注。[34]
大量的域外宪法译作的出版是中国宪法学发展走向国际化的标志之一。在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建设与宪法发展都不能脱离世界发展趋势而单独进行，在这个意义上，众多的域外宪法资源的引入对于我国建设与宪法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然而，作为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宪法与其他法律部门一样，也都是本国、本民族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宪法文本的这种本土性特征就意味着任何国外的宪法学知识资源、建设的成功经验都必须转化为本土的宪法文化、宪法资源才能融入本国的宪法血液之中，从而成为本国宪法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域外宪法著作翻译的数量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国宪法学发展的国际化程度，但在实际意义上，这种单纯数量上的增长和宪法的成熟程度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因此，我们在域外宪法资源的引入和介绍方面，应该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积极汲取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域外的宪法发展经验真正转化为本土宪法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总体上考察，在学术脉络与自主性方面，我们仍有不少反思的问题。回顾中国宪法学发展历史时，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即在西方强大的文化攻势下，中国宪法学尽管努力保持其学术的自主性，但毕竟其学术努力是有限的，在如何保持其学术自主性问题上，不少学者仍徘徊在学术的事实与价值之间，在“宪法学中国化”形式与程度上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伴随着“西学东渐”而成长起来的中国宪法学一开始就缺乏自主发展的环境与传统，特别是“富国强兵”理念虽满足了制宪、行宪的政治需求，但对学术自主性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比如，在宪法学的域外资源借鉴上，往往被人忽视的问题是，中国宪法学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国外宪法资源？也就是说，在浩如烟海的外国宪法著作面前，我们是应该毫无保留的予以全盘引进，还是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有意识的甄别筛选？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这个标准又该如何设定呢？我们需要反思哪些问题呢？
第一，我们在引入域外宪法学著作的时候，我们的研究视野更多地集中在西方的发达国家，而对非西方国家经验缺乏必要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宪法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倾向[35].事实上，从我国发展的文化属性来看，一些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可能对我国发展的借鉴意义更大一些。因而，在关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同时，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亚洲立宪主义国家经验进行关注，就显得尤为必要。
第二，在学习西方经验时，呈现出明显的国别性倾向。如在外国宪法学知识引入方面，就体现为翻译著作数量上的不平衡。总体上，美国的数量是最多的，其次是英国的，然后是法国、德国、日本等国，而其他西方国家经验的介绍相对少一些。这种国别上的数量失衡现象是非常值得耐人寻味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在吸收、汲取西方经验的同时，需不需要进行有意识的根据某种特定的标准进行甄别、筛选？如果需要的话，这种标准的设定又需要考虑那些因素呢？是根据本民族的宪法文化与宪法传统来予以设定，还是根据某一国家的国力影响来予以考虑呢？
第三，在借鉴域外宪法学经验时，我们没有很好地处理外国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与我国宪法文化和传统的兼容性问题。从法律文化上来看，我国属于受传统的大陆法系的影响较大，基本属于大陆法系法律文化的传统，其主要特点是议会至上、成文法传统、司法权功能受限。以此出发，我们在引进外国宪法资源的时候应该立足于我国法律传统，不仅要研究英美法，同时也要研究大陆法系的宪法传统。而目前我们学习的对象主要是英美法系的宪法传统，大量的精力用在介绍英美尤其是美国的宪法学上。当然，这并不表示我们不应该学习美国宪法学，也不是否认美国宪法在我国宪法学发展中的学术影响，但这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宪法文化与宪法传统在多大程度上能与我国的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契合？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司法审查制度在美国的成功，是否意味着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的也必然会成功？是否意味着在我国的宪法解释制度必然也要选择美国的由最高法院来解释的司法解释模式？美国制度的成功经验是否可以作为我国建设的指南而直接加以应用？如果不能直接加以应用，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对美国的经验进行改造，使之内化为我们的发展基因而发展壮大？因此，在介绍外国宪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宪法文本和宪法传统的异质性所造成的宪法经验的不兼容性，必须要从我国宪法发展和建设的实践出发，有意识的、有选择性的对外国宪法的引入进行整体上的规划介绍，在立足本国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的基础上，充分的吸收和借鉴世界上的多元化的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兼收并蓄，从而建立自己的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
在借鉴外国经验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学术自主性价值的系统的认识，在自我历史方位、起点问题上，无法系统地吸收人类思想的精髓，无法从容地搜寻自己学术传统与历史的源头，有时不得不陷入“用中国经验论证西方学术逻辑”的尴尬局面。实践表明，在他人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中很难充分表达我们的学术传统与学术理念。基于这种学术的反思，我们需要思考中国宪法学如何回归中国，如何强化其自主性的问题。这里可能涉及学科体系、研究方法、研究队伍、学术范畴的确立等各种课题，但笔者认为，前提性的课题之一是把自己的学术发展定位于具有正当性的历史传统，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对宪法学进行整体性考察，丰富宪法学发展的历史基础。可以说，历史的尊重和学术的传承是学术生命力的核心。而尊重学术传承的知识体系必然倡导知识体系的相对性，尊重不同的学术传统，提倡学术的宽容与平等对话。现代宪法学的公共性价值蕴涵在相对性之中，知识体系相对性的确立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认识自我，揭示宪法学理论的深刻性与逻辑体系的严谨性。
四．宪法学的“中国问题意识”：面向社会生活的宪法学
法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之学，宪法学的研究同样也要关注宪法实践，关注社会现实，用宪法基本理论来解释宪法现象，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宪法学生命力的强弱不在于其理论体系的完备程度，而在于其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所以，要想保持宪法的旺盛的生命力，宪法学必须要关注鲜活的社会现实，从千变万化的社会实践中源源不断的汲取营养，从而保持宪法学自身的丰腴。传统的宪法学研究缺乏对宪法实践问题的关注，在研究中或是空而论道，或是闭门造车，将思维局限于狭仄的书斋中。这样，客观上造成的局面是：一方面，众多的宪法学研究成果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另一方面，社会上发生的大量宪法性事件缺乏理论上的解释，得不到宪法层面的解决。学术与实践之间缺乏一种理性的沟通，既影响了宪法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也造成了实践的裹足不前。
从2000年以后，宪法学界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宪法学中国化”命题，强调建立“中国特色宪法学理论”的必要性，试图开始沟通宪法学术与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从2005年开始，宪法学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趋势，转型中的各种宪法问题逐步被纳入宪法学研究视野之中，力求强化宪法学的解释能力，突出学术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如在2006年年会上，“三农”问题成了学者们广泛关注的学术热点，特别是农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与农村的环境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兴趣。农民的结社自由和成立农会的权利以及农民的迁徙自由也成为学者们讨论和研究的内容。学者们已经确立了基本的学术自觉，即如果宪法学不能关注农民问题，有可能成为“城市宪法学”，失去宪法学发展的社会基础。
在具体的现实实践上，一些学者强调的问题意识的指导下，开始有意识的用宪法基本理论来分析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例如，针对上海孟母堂因袭私塾的读经传统，有学者认为采取不同于中国统一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确实违反了中国的教育法律制度。但是如果从“孟母堂”的学生所享有的宪法权利——受教育权的角度考虑，则其非法教育实践自有其值得肯定之处。[36]针对死刑复核权与法律监督面临的新问题，有学者提出：人民检察机关针对死刑复核的程序的监督职能应该得到强化，这样有利于公民生命权的平等保护和国家法制统一和宪法权威的树立，为此，要扩大监督范围，改进监督方式，全方位改进对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37]
在有关中国宪法问题的研究中，最能体现宪法学界的问题意识与实践面向的是广为学界所关注的物权法与宪法关系的讨论。.围绕《物权法》（草案）的“合宪”、“违宪”展开争论并提出修改和完善意见，成为2007年法学界的一件大事。宪法学者参加各种专题讨论会，撰写学术论文，对《物权法》（草案）的合宪之争作出了积极回应和理论解答。总体来说，学者们的争论围绕物权法是否必须强调根据宪法制定、物权法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保护方式是否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以及如何根据宪法判定法律违宪等问题而展开。针对目前我国法学界存在的“民法根本说”、“民法与宪法平起平坐”等观点，有学者在系统地考察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作为一种法律学说，民法根本说所反映的是宪法与民法真实关系的幻影。在世界范围内，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是一个早已由法治发达国家的法律生活解决了的问题。在中国，法学研究人员还需要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法治发达国家已给出了答案的问题上来，实在是中国法治后发的特殊国情使然”。[38]
在如何根据宪法判定法律违宪的问题上，不同学科的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合宪”、“违宪”问题引起学术界与政界的广泛关注。有学者系统论证了“合宪”与“违宪”的判断标准，[39]而有学者从宪法条款的不同性质着手，提出许多条款在法律上具有确定的意义，因而是可以实施的；有些条款则只是表达了一种政治理想或政策取向，在法律实践中不具备可操作性。在宪法的适用和讨论过程中，必须认真对待宪法，将宪法作为一部实实在在的法律，仅限于适用那些在法律上可以实施的条款。尤其要避免将宪法作为政治攻击的工具，否则就将误用宪法并阻碍社会与经济发展。[40]在宪法实践中，违宪是十分严谨的学术概念，应针对特定事实关系和问题，谨慎地判断违宪的要件。当然，这一讨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人们开始面对一个事实，即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法律也存在违宪的可能性，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是刻不容缓的。如何保证包括《物权法》在内的基本法律、法律的合宪性是学术界需要认真考虑的课题。
因此，从整体来看，30年来为了改变宪法学研究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相互分离的尴尬局面，宪法学界的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将宪法理论与宪法实践尤其是宪法事例结合起来，强化宪法学对社会现实问题的阐释力。这一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为：第一，学者们以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宪法事例为基础编写了有关宪法事例、案例方面的教材和著作。“不是仅仅拿国外理论实践来叙述，也不是仅限于中国宪法的规定，而是将宪法理论和中国实际有机结合，适合中国宪法教学实际需要。”这一方面出版的著作主要有焦洪昌、李树忠、胡锦光、韩大元、莫纪宏等学者主编的《宪法教学案例》、《宪法教学案例教程》、《外国宪法判例》、《宪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外国宪法判例》、《中国宪法事例研究（一、二）》等。第二，学者们发表了大量的关于宪法事例研究方面的文章，其中《山东社会科学》杂志在范进学教授的主持下更是开辟了“宪法事例评析”专栏，集中性的刊登宪法事例研究方面的文章，更是凸显了宪法事例研究的重要性。[41]对于宪法事例与宪法学术之间的互动关系，范进学教授曾在“主持人手记”中明确指出：“基于吾国之实况，通过宪法研究者对宪法事例之阐释，担当起学者诠释与准司法解释之双重使命，一来通过事例诠释宪法学理，以弘扬宪法理念，传播宪法精神，启迪人权保障意识；二来深研宪法规范与宪法原则，领悟宪法文本之真意义与真意图，将宪法之神试图拉至地上，以完成宪法之地上神的嬗变。”[42]
30年来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些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或焦点问题，每个问题背后潜含着深刻的宪法原理和理念。通过对这些热点事件的关注，公民的宪法知识会得到潜移默化式的增长，这就无形中提高了公民的宪法意识。像在社会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宪法事件，如孙志刚事件、高考招生平等案、乙肝歧视案等等，社会各界都给予了普遍的关注，这对于提高公民宪法意识起到了促进作用，而最终事件的解决又会或多或少的推动中国的宪法制度的发展。这样一来，宪法事件、公民宪法意识和宪法制度创新之间就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关联，如何把握宪法事件、公民宪法意识和宪法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成为今后宪法学研究中的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实证性课题。[43]
宪法学在中国问题的解释和解决能力的强化标志着宪法学的成熟，并为宪法学中国化进程奠定了基础。特别是，通过具体个案的解决，展示了宪法学的学术魅力与影响力。但在宪法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也出现了需要反思的一些问题，主要有：在实践中宪法问题与法律问题的界限仍然存在模糊之处，区分其界限的理论储备不够；但出现与宪法有关的问题时，缺乏引导社会公众的成熟的价值观，有些个案上甚至出现了价值混乱的现象；在宪法实践上，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等其他学科的知识体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但宪法理论本身的推动力经常受到质疑，现有宪法制度的内在机制和合法性缺乏有效的表现形式，造成了宪法实践的非规范性。这些问题无一不是涉及到宪法研究与建设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能否解决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宪法学研究和建设能否沿着健康的道路予以发展。因而，在重视宪法实践、强调宪法事例研究的前提下，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也就成为我们必须正视的基本课题之一。
五．结论
从总体上讲，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国的宪法学发展整体上已经步入正轨，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良性阶段，宪法学和宪法实践之间也开始呈现出了一种互动局面：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宪法学，而宪法学的发展同时也需要更加开放的社会环境；宪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入为宪法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对宪法实践的解释和论证反过来促进了宪法学理论水平的提升。这种相互需要、相互支持的局面反映了宪法学的学术使命与功能，体现了宪法学的时代性和实践性，为“后30年宪法学”的发展留下了有益的学术成果与广阔的发展空间。
毫无疑问，“后30年宪法学”的发展路径既不同于欧美等西方国家宪法学的发展道路，又不同于其他非西方国家宪法学的发展道路，是一条“立足于中国、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基本学术使命、为未来的社会发展给予理论回报”的发展道路。为此，未来的中国宪法学发展需要认真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继续保持宪法学的学术主体性，建立完善的学说史体系；从整体上把握宪法学知识体系，强化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继续推动宪法学的专业化与科学化，树立适应社会变革要求的宪法学理念；建构综合性的宪法学方法论体系；关注宪法学的规范自主性和逻辑自足性，突出独立的学术品格；从深邃的纯粹思辩理论转化为应用性、实证性的研究，强化宪法学的实践功能；继续推动以“文本—规范”为起点的宪法学发展逻辑，建立具有实效性的宪法解释机制；正确处理借鉴域外宪法学资源与保持本土宪法学资源之间的关系。
【注释】
[1]中国宪法学的历史起点是仍需要论证的学术问题。根据作者的理解，中国宪法学诞生于20世纪初，初步形成于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前后。由于中国建立公法制度历史环境的特殊性，在法学体系中宪法理论是相对发达的，特别是宪法所体现的“富国强兵”与中国学人追求的“国法”价值的契合性构成宪法作为知识体系的基础。在建立宪法学知识体系初期，中国学人把宪法学理解为“以国内公法中所称宪法法规为研究目的之理论的法律学之义也”（《宪法要论》，普及书店1906年版，第1页）。当时把研究公法和私法的学科统称为“国法学”，把公法分为国内公法和国际公法，国内公法又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也有学者把宪法和行政法统称为狭义上的国法，强调其价值和原理上的不可分割性，认为“以法理言，先有宪法然后有行政法。故欲研究行政法不可不研究宪法，既欲研究宪法则宪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不可不知”。（见保廷梁著：《大清宪法论》上海模范书局、江左书林出版1910年，第25页。）从中国宪法学说史看，把宪法和行政法作为“国法学”意义上的公法来进行综合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传统。这种“国法学”的传统又经历了“国家法学”、“政治法学”和“宪法学”等不同的发展历程。
[2]30年来中国宪法学研究取得的具体成果请参见拙作：《中国宪法学研究三十年：1978——2008》，载《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4期。
[3]这一时期宪法学状况又分为两个阶段：（一）曲折发展时期（1957——1965年）。1957年“反右斗争”给中国宪法学研究带了灾难性的损害，刚刚起步的宪法学研究在人治思想、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受到冲击，宪法学实际上失去了必要的社会基础。这一时期虽然学者们发表了宪法学研究对象、国体、政体、自由等方面的论文，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宪法学的发展缺乏自身的科学性与学术性，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二）停止时期（1966——1976年）。期间，宪法学研究处于停止状态，1954年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没有得到遵守，整个社会陷入无序化状态，宪法失去了调整社会生活的功能。
[4]这里讲的恢复既包括50年代宪法学传统，同时也包括49年前建立的宪法学说的学术遗产。从某种意义上，1978年后宪法学的恢复与发展是对我国宪法学社会价值的重新认可，赋予了宪法学更多的学术价值。
[5]1980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在向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主席团提出“关于宪法修改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中指出，1978年宪法“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从那时以来情况的巨大变化，许多地方已经不适应当前经济生活和人民对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需要”。
[6]这里仅仅是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所做的不完全统计。事实上，在当时有很多专家学者发表了大量的宪法学方面的文章，只是没有收录到该库中而已，而为了统计方便，笔者仅仅选了收录该库的文章为样本进行分析。
[7]杨海坤：《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中国人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8]童之伟：《中国30年来的宪法学教学与研究》，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6期。
[9]吴家麟主编、肖蔚云、许崇德副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10]“四种力量”指在解决宪法个案的过程中，民众、媒体、学者与政府之间形成的合力。
[11]张光博：《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再认识》，载《法学研究》1987年第3期。
[12]李龙、周叶中：《宪法学基本范畴简论》，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6期。
[13]童之伟：《论宪法学新体系的范畴框架》，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
[14]杨海坤：《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中国人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906页。
[15]陈云生：《论宪法作为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在“新启蒙运动”中的意义》，《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16]韩大元：《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宪法学研究（1982-2002）》，载《法学家》2002年第6期。
[17]徐秀义、韩大元：《宪法学原理》（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页
[18]徐秀义、韩大元：《宪法学原理》（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
[19]韩大元：《当代中国宪法学发展趋势》，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1期。
[20]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
[21]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页。
[22]1946年吴拨征在《论宪法的目的与功用》一文中论证公私法区别没有意义时特别提出：在自由主义国家所认为民法上的权利，在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却以之为“宪法上的权利”。见何勤华、李秀清：《民国法学论文精萃》，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23]杜钢建、范忠信：《基本权利理论与学术批评态度》，载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序。
[24]张知本：《宪法论》，会文堂新记书局1933年版。
[25]何勤华、李秀清：《民国法学论文精萃》，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29页。
[26]《民国时期的总书目》（法律），北京图书馆1985年，第55-75页。
[27]童之伟教授曾经对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宪法学教科书和著作中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进行了分析，他指出：1996年许崇德教授主编的《中国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设为一编，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9%；2002年肖蔚云教授主编的《宪法学概论》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分上下两章设为一编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12%；2004年许崇德教授主编的《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设为一编，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19.5%；2004年张千帆教授主编的《宪法学》将公民基本权利分为人权总论、人权分论两章设为一编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23%；2004年胡锦光、韩大元合著的《中国宪法》分为总论、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和国家机构三编，基本权利部分约占全书篇幅的30%.见童之伟：《中国30年来的宪法学教学与研究》，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6期。
[28]如王叔文：《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载《法律科学》1990年第5期；徐显明：《“基本权利”析》，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6期；周永坤：《论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10期；童之伟：《宪法学社会权利分析模型的思想蕴含》，载《法律科学》1996年第4期等。
[29]童之伟：《法权与》，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7-434页。
[30]刘惊海、赵肖筠：《宪法学的任务》，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5期。
[31]邹平学：《经济分析方法对研究的导入刍议》，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1期。
[32]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33]为了分析宪法学论文的方法论特色，作者选取了2007年发表的78篇有代表性的论文，并对其方法论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逻辑论证35篇，解释性论证20篇，经验性论证23篇。和2006年相比较，解释性和经验性论证明显增多。表明学者们在论证自己主张的学术命题时，不再过多的依赖纯学理性论证，而转向以规范（文本）和事实（事件）为依据，表现出在方法论上的学术自觉和专业化倾向，但纯粹的定量分析方法还没有成为方法论的主要学术倾向，其原因主要在于：总体上国家对宪法学研究课题的资助有限，靠目前的社科项目资助体制无法完成系统的数据分析；宪法社会学研究滞后；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不成熟等。参见图表：
（详见韩大元：“中国宪法学的方法论与问题意识”，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
[34]韩大元：《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宪法学研究（1982-2002）》，载《法学家》2002年第6期。
[35]2006年发表的404篇宪法学论文中，专门研究非西方国宪法理论与实践的论文是微乎其微的。其中在核心法学刊物上刊发的19篇研究外国宪法制度的研究性论文中，研究西方国家的有17篇，占89.47%；而研究非西方国家的只有2篇，仅占10.53%.因此，通过学术论文所传递的非西方的宪法理论信息是非常有限的。而研究西方国家宪法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工具主义的思维，忽略了宪法的目的性价值；注重于具体制度的介绍，而忽略该具体制度背后的社会背景支持；对具体制度的历史变迁也未能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更多的着眼于某一点、某一个具体制度的研究。因此，在进行宪法学研究时，需要确立文化多元主义的思维，以平等的文化视野看待与评价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的宪法理论与制度。
[36]张步峰蒋卫君：《现代私塾“孟母堂”能否见容于法治》，《法学》2006年第9期。
[37]韩大元王晓滨：《强化检察机关监督死刑复核程序的宪法学思考》，《人民检察》2006年第11期。
[38]童之伟：《宪法与民法关系之实像与幻影》，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
[39]韩大元：《由〈物权法（草案）〉的争论想到的若干宪法问题》，《法学》2006年3期。
[40]张千帆：《宪法的用途与误用：如何看待物权法中的宪法问题》，《法学》2006年3期。
[41]比较有表性的论文刘飞宇、黎建锋：《对“曾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员禁止在娱乐场所从业”规定的若干质疑》，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秦强：《“孟母堂事件”与宪法文本中受教育条款》，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柳建龙：《权利冲突是个伪命题？》，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夏泽祥：《“深圳示众事件”的宪法学分析》，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张震：《养路费征收的宪法之门》，载《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42]范进学：《宪法事例评析之学术意义》，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
宪法学教学论文范文第15篇
2008年对中国宪法学界来说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一年：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在拨乱反正中诞生的1978年宪法颁布3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单从时间上看，宪法学传入中国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100年后的今天，特别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我们不能脱离宪法学发展的历史和学术脉络。从学术史的角度看， 中国宪法学30年的发展是整个100年宪法学发展轨迹的一部分，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学术命题是不同时代学术使命的延续与具体化。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对中国宪法学30年来的发展历程和学术进展进行一个学术意义上的盘点与回顾是十分必要的。总结过去的成就固然重要，但对中国宪法学来说，客观的学术反思更为重要，因为学术反思中蕴涵着学术传统的延续与对未来中国宪法学发展的热切的期待。 一．宪法学的恢复：回应改革开放的需要 宪法学作为一门知识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回应不同时代提出的不同课题。建国后，除了50年代初短暂的宪法学“繁荣”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78年以前长达20多年宪法学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完全被“边缘化”，甚至失去了作为知识体系存在的社会基础。 新中国宪法学的恢复与发展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可以说，30年的改革开放与宪法学发展是同步进行的，改革开放合法性基础首先源于1978年宪法，改革的一些制度和措施获得了以1978年宪法为基础建立的法律体系支撑。1978年宪法虽然在指导思想、内容的规范化等方面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它给期待民主与自由的人们带来了一丝希望。可以说， 1978年宪法的颁布使社会生活重新进入由宪法规范调整的新“宪法秩序”，为1979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刑法》、《选举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法律的出台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特别是，在学者和公众的期待与呼吁中，1978年宪法恢复了被取消的检察机关，完善了国家体制。 在同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结束了党的工作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纠正“文革”中及其以前的错误，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与改革开放同步恢复的中国宪法学以学术的社会使命为基础，适应社会改革与变迁的需要，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特别是1978年宪法颁布前后学术界所表现的有限的学术理性为建立新的法律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宪法学的恢复过程中，由于1978宪法的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间出现了矛盾，这一时期的宪法学发展仍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复苏时期”，宪法文本的价值与意义受到人们的怀疑。正因为出现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宪法学恢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不少的。如一般意义上，宪法学是以宪法文本为基础的，但当时的宪法文本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如何既要保证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又要寻求必要的合宪性基础，如何重塑被破坏的社会基本价值观方面，宪法学界承受了学术与现实政治的双重压力。改革的价值要求尽快建立新的宪法秩序，并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但由于学术积累与学术环境的不成熟，改革初期宪法学提供的理论支持是非常有限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我国的改革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合宪性” 的争议，民众和学术界对宪法与改革关系的评价受到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当时，宪法学界为试图脱离或者超越当时宪法文本存在的现实局限性，进行过艰苦的学术探索，提出了一些理论观点，体现了一种不纯粹依赖于宪法文本规定而偏重于宪法理念与宪法价值的超越性学术品格。 从期待宪法文本到怀疑宪法文本，直到主张修改宪法文本是1982年宪法颁布以前宪法学的基本学术倾向。由于在宪法学框架内，改革与开放两种价值处于不协调状态，使宪法学恢复一开始就与现实变革的需求发生过于密切的关联性，宪法学总体上没有摆脱“政治”宪法学的基本框架与体系。从整体上看，1982年宪法颁布以前社会生活对宪法学知识的需求是非常有限的，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搜索的信息，在1978年到1982年间，所有篇名含有“宪法”的文章数量分别为78年12篇、79年4篇、80年9篇、81年26篇、82年166篇。 中国宪法学的时代性特征在1982年宪法颁布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赋予中国宪法学更强烈的时代使命。从1980年到1982年期间，整个社会生活和学术界对于 宪法问题给予高度的关注，并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学术界对宪法问题的研究达到了高潮。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新的宪法文本之后，中国宪法学研究随之迎来了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所以，这一阶段的宪法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围绕着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宪法结构和内容进行学理上的阐释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围绕现行宪法的一些特定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使得宪法文本在规范上和实践上趋于更加完善。仅仅1982年12月新宪法颁布到1983年8月期间，就出版了13本介绍宪法的小册子和400多篇文章。据童之伟教授的不完全统计，从1982年到1999年，全国发表宪法学论文总计约2900篇，其中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人权的约350篇，仅占全部宪法学论文的12%；专著226本，其中涉及公民权利和人权的著作有32部，且它们多数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发表或出版。其余的论文和著作则主要涉及宪法基本原理和国家制度，如宪法的概念、宪法学研究方法以及宪法实施保障等多方面的内容。 这一时期的宪法学的发展一方面满足改革实践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在知识体系上努力克服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和束缚，寻求学术自主性和学科独立性。在1982宪法通过以后的宪法学研究中，学者们往往从宪法学自身的逻辑出发，通过宪法文本的挖掘阐释，力求宪法学在逻辑上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同时，由于受时展的局限性，这一时期的宪法学主要在总论和教材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其中吴家麟教授主编的《宪法学》奠定了中国宪法学教科书的基本框架与体系.但在整个80年代宪法学研究在基本原理和学科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投入是相对有限的，没有形成宪法学整体的学术影响力。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宪法学以1982宪法为文本依据，在日益完善的改革开放环境中，以中国问题的为对象，其研究内容趋于细化，其学术品格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总的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宪法学研究呈现出了多元化、专业化、前沿化的发展特点。其基本标志是：在宪法学的研究内容已经不再仅仅拘泥于注释宪法学的结构体例，具有了多种体例模式；在研究方法上，这一时期的宪法学也开始有意识的吸收和借鉴国外宪法学的发展经验，引入了一些实证研究方法；对宪法学基本问题的关注与研究达到一定程度；宪法学关注国际化的价值，广泛借鉴域外宪法学的合理经验等。 如宪法学研究突破了以前宪法研究中的面面俱到、泛泛而谈的现象，开始走向专题化的研究，即围绕一个问题层层推演，从而挖掘出宪法学中最本质的核心命题。这种“小切口、深分析”的研究思路对于宪法学研究中的专业化素养的培养，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宪法学者正在努力营造宪法学发展的“专业槽”，使得宪法学与相关的法理学、政治学逐渐脱离开来从而具有自己的逻辑自足性。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宪法学的研究直接面向国家与社会进步的实践，关注我国宪政进程中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将宪法文本中的规范转化为具有实效性的现实制度。 二．宪法学知识转型：历史脉络与学术自主性 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宪法学不仅承担了为社会转型提供合法性、正当性基础的使命，同时努力在改革进程中保持自身知识体系的客观性与自主性，使改革与学术之间形成合理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宪法学知识转型的进程。 （一）宪法学理念：回归以人文价值为基础的学术体系 宪法学是否是一门科学？如何论证其学术个性？如何处理宪法学的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直制约中国宪法学发展的学术主题。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宪法学的政治色彩比较浓厚，过分迁就政治现实与需求，整个知识体系缺乏作为学科应具有的学术性与学术品位。在30年的发展中，学者们普遍感到纯“政治化”的宪法学与法治国家的建设目标的冲突，认为这种现象既不利于宪法学自身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为了理顺宪法学的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合理关系，部分学者们一直致力于宪法的法律性问题的研究，把法律性作为认识与解释宪法现象的逻辑基础与出发点。学者们普遍认为，宪法本质上是法律，具有法律的一般特征，它虽然产生于政治需求，并反映政治现实，但一旦形成为宪法规范后便具有控制和制约政治权力运行的功能，并不受政治需求的制约。由于宪法观念的变化，以研究宪法现象为对象的宪法学理念也从政治性知识体系转变为以研究宪法学学术理性为中心的专业化的知识体系，即研究作为法的宪法现象，在探求法的属性的基础上建立宪法学自身的理论 体系。这一方面的进展主要表现为：宪法学与相关学科的对话中力求寻找各学科之间的合理界限，强化学科的独立性；在经验性与规范性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在中国宪法学发展中，有的学者强调经验性，有的学者强调规范性，使知识体系中出现了价值与事实的矛盾与冲突。20世纪90年代后学术界出现了规范性与经验性相结合的学术趋向，克服满足于现实而牺牲规范性价值的思维方式，适度地强调规范的意义。在长期的中国宪法现实中人们所看到是“强势”的现实与“脆弱”的规范，习惯于单方面满足“改革”需求的宪法学漫漫转向以规范性为价值趋向的宪法学体系。 在宪法学的学术性与政治性关系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出现了回归“学术自我”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宪法学的“政治属性”，保持宪法学适度的中立性与自主性。从学科的性质看，的确宪法学与政治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无论从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调整，还是国家治理规则的确定以及国家权力的运作，政治因素对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在价值形态上宪法学知识体系不可能完全“中立”，更不可能排斥价值。但如何把宪法学的价值问题学术化，如何建立宪法学自身的话语体系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应当承认，宪法学具有自身的学术逻辑与自主体系，应该反映现实生活，但不能以现实需求作为维持学术品格的唯一条件，更不能以政治压倒学术，代替学术，否则宪法学将会成为没有学术品格的政治工具，无法发挥其学术的社会价值。我们为什么需要宪法学？宪法学到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30年的经验表明，保持学术品格是宪法学发展与成熟的重要条件，政治理性应转化为学术理性，要自觉地尊重宪法文本与学术理性，这对中国宪法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在回归以人文为基础的宪法学体系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推动宪法制度发展的动力来源与价值标准，开始思考一些宪法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即如何通过宪法制度的发展更好地满足社会主体的需求，如何通过宪法制度的发展使人成为具有尊严的个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赋予了中国宪法制度深深的“人性关怀”的印记，使得宪法发展的进程凸现了深厚的人权价值。1982年“人格尊严”条款载入宪法，特别是2011年人权条款载入宪法，使得个人面对国家的主体地位逐步提升，国家权威主义色彩逐步淡化。在30年的宪法发展中，体现人权价值的制度调整与改革呈现出逐步强化的趋势，这一线条逐渐由暗变明，由淡变粗。学者们以学术的使命和勇气，努力寻求宪法学发展的价值源泉——人的价值。正是通过社会个体价值的确立与弘扬，我们选择了“个案先导，四种力量合力推进”的中国宪法发展模式，使社会改革与变迁能够在合理消解内部冲突的基础上，稳步地向前推进。在社会生活中有争议的个案、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以及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中，宪法学体现了理性、包容与客观的学术理念。 通过宪法学者的努力，以个体价值为基础而建立的社会共同体获得了正当性基础，普及了宪法的基本价值，同时出现了重视宪法文本、强调规范体系、重视个案和现实问题研究，强调研究方法综合化等新的发展趋势。30年来，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宪法学自觉地回到中国的逻辑，正视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力求摆脱传统先验性的思考方式，表现了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合理地解决了因本土化与国际化冲突而带来的知识转型过程中的难题，同时也为不同学科之间的学术对话以及寻求新的知识增长点作出了学术贡献。 （二） 宪法学范畴：寻求学术脉络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部分学者们研究宪法学基本范畴，试图寻求宪法学的本体性基础。早在20世纪80年代，张光博教授针对当时的宪法学基本范畴难以适应宪法学飞速发展的情况，提出要以宪法、国体、政体、国家区域结构、法制、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等八个常用的宪法学基本范畴取代旧有的宪法学基本范畴。[11]1996年李龙和周叶中教授发表文章认为，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应该包括宪法与宪政、主权与人权、国体与政体、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国家权力与国家机构等五对基本范畴。[12]童之伟教授撰文指出，社会权利是最适合成为宪法学新体系的核心范畴，其他范畴还包括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社会剩余权利、社会总体权利、法律义务、宪法。[13]杨海坤教授则主张将宪法权利与宪法权力作为宪法学的基本范畴。[14]2002年开始每年进行的“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的讨论反映了这种学术努力。鉴于学者对于宪法学的基本范畴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为了扩大学术共识，宪法学界于2011年、2006年、2007年、2008年分别在浙江 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一、二、三、四届“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计划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对基本范畴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形成较为统一的宪法学基本范畴。通过这些专题性的学术研讨会，宪法学基本范畴的重要性及其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愈发引起宪法学界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正确把握中国宪法学的历史方位，明确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是梳理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关键。 关于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问题，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为了确立中国宪法学的学术自主性与品格，需要探索解释和说明中国宪法现象的范畴。但在划分这种范畴的标准和具体方法上，学术界则有不同的主张。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学者指出宪法的价值原点与价值终点是宪法价值逻辑体系的核心，从价值论赖以存在的认识论的特征来看，价值起源于“不自由”而终于“自由”。在研究立宪主义宪法规范的特点时，有学者提出“宪法法理”的新范畴，认为凡涉及到宪法问题的理论，包括关于宪法的政治理论，都属于宪法法理的范畴，包括政府权力来源的理论、政府权力的组织、人权与及其政府权力的关系。还有学者针对国际范围内出现的“新启蒙运动”，提出“宪法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的观点，主张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宪法的非确断性社会评价系统的功能，为宪法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心理基础[15].在宪法学基本范畴的探讨中有学者从现代宪法学应具有的逻辑基础人手研究了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属性与基本特点。如《现代宪法学逻辑基础》一书作者把法社会学、哲学原理引人到宪法学研究，从社会学与哲学的角度分析宪法学基本范畴。也有学者认为，宪法学基本范畴可分四个范畴，即统摄性范畴（包括社会权利、主权、宪法和宪政）、重合的范畴（包括基本权利与人权）、对应性的范畴（包括基本义务、社会剩余权利与法律义务）、派生性范畴（包括国体、政体与国家机构）等。同时学者们开始探讨宪法哲学的基础、内容与学科体系的问题，并提出了初步的宪法哲学的框架体系。尽管宪法学界目前对宪法学基本范畴问题还没有达成完全的学术共识，但学术界已关注该问题的重要性，并积累了一定的基础，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宪法学基本范畴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16] 随着宪法学基本范畴划分方法的讨论逐步深化，宪法学基本范畴研究的问题与学术命题也日益清晰。一般认为，宪法学作为一门研究宪法现象的知识体系，应具有哪些基本的范畴，不同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等是宪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如上所述，在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发展历史上，学术界的认识也是逐渐深化的。可以预料的是，经过学者们不懈的努力，中国宪法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必将形成一个能为学界所普遍介绍的宪法学基本范畴体系。 （三） 宪法学的学术对话：建立学术共同体 作者早在1993年在分析当代宪法学发展趋势的论文中，曾提出“宪法学的'综合科学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17]的观点，并做了如下说明：在当代宪法学研究中，多学科联合攻关，重视宪法学方法的综合性是值得重视的一种趋势，宪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促使宪法学家们开始认识到过去那种“独立的、闭塞的”研究方法是多么幼稚和简单，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宪法学研究的局限性。[18]1998年作者提出“宪法学综合化”命题，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实际上决定了宪法学理论的整体性与综合性，要求在各学科的共同体中发展宪法学。宪法学共同体的建立并不影响宪法学学科自身的价值，只能有利于扩大宪法学的价值”。[19]在寻求自身学术脉络的同时，30年发展中，特别是近十年来，宪法学者基于建构知识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感，在历来强调专业界限的中国法学界，率先同刑法学、民法学、法理学、诉讼法学、劳动法学、税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进行学术对话，为建构“以问题为导向的法学体系”进行了有益的学术尝试，其学术努力得到了学界普遍的认可，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法学知识体系的转型。 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国宪法学发展中这一学术倾向将进一步得到强化。作为一门学科体系，固然需要树立自身独立的知识体系，但社会现实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宪法学研究走向综合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宪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诸多的相似。 首先，宪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种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一方面为宪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知识素材和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宪法学与其他学科之 间研究领域的交叉与重合，也促成了宪法经济学、宪法社会学、宪法史学、宪法哲学等新的边缘性学科的发展。在研究方法上，解释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亦可运用到宪法学研究之中，这种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与综合化，有利于以宪法价值为基础的知识共同体的建立。 其次，在法学体系内部，宪法学需要与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学科之间进行交流与对话。现代社会丰富而庞杂的事务，使得相关的法律问题也更为复杂与多样化，仅仅依靠某一学科的知识资源难免固步自封，也难以厘清问题的本质乃至完满解决。只有借助于多学科的原理与知识，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而且，就大陆法系国家而言，公法与私法、部门法与部门法的划分，本就只具有学理上的相对意义，万不可将各部门法之间的划分予以固守与僵化。 （四） 宪法学的价值基础：基本权利话语的中国化 在中国，基本权利的形成建立了长期的过程，从民权—人权—权利—基本权利是宪法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据笔者考察，在中国宪法学说史上，最早形成基本权利观念是清末新政时期，端方等人考察西方国家宪政后出版的《欧美政治要义》和《列国政要》（1907年）中对各国宪法中的权利与自由的内容进行了“中国式”的解读。如端方介绍欧美政治中“义务”与“权利”这对概念时，谈到“凡所享人权及公民权不因信仰他教而至被侵夺，其所负公民及国家之义务亦不因信仰他教而得弛负担”。[20]在谈西方的通信自由时，他还提到：“吾国人而欲享宪法之权利乎？”[21].这时已出现“人权”、“公民权”、“宪法之权利”等词汇，虽存在内涵与价值的不确定性，但词义上具有与“基本权”相接近的某些因素。[22] 在20、30年代学者的论著中我们可以考察当时的学者对基本权利的一般解读与理解。王世杰、钱端升在1927年出版的《比较宪法》中，第二编的标题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及义务”。在书中，认为“在现代国家的宪法中，规定个人基本权利义务的条文，大都成一重要部分。”基本权利“及基本义务尚非一般宪法所习用的名词。我们称用”基本“二字，无非要表示这些权利，是各国制宪者所以为个人必不可缺少的权利”。[23]这是中国宪法学者比较早地对基本权利的内涵所进行的表述，对后来的基本权利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张知本于1933年出版的《宪法论》中概括了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宪法学基本范畴，系统地介绍了当时的宪法学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该书的基本范畴主要有：宪法与国家；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组织与职权；地方制度等。其中，人民的权利与义务是构成本书基本理论框架的基本要素，可称之为核心概念。[24] 但在1949年前的宪法学体系中基本权利并不是基本的学术范畴，如1933年吴经熊在“宪法中人民之权利及义务”一文中重点说明了人民作为权利和义务主体在宪法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权利作为历史的产物，具有的社会性和时代性，但没有涉及权利的“基本性质”，也没有具体区分人民和公民之间的异同。[25]当时，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概念是“人权”、“民权”，如罗隆基认为，“人权”是做人的权利，“民权”则是政治的国家里做国民的权利，人权比民权的外延要大。他明确提出，当时的中国“要做民，更要做人；要民权，更要人权”。由于外来学术影响与本国学术传统之间缺乏必要的整合，以公权与私权的“对抗”为核心价值的基本权利概念的存在缺乏社会基础。据统计，1949年以前出版的30多部宪法学著作和2000多篇论文中没有出现“基本权利”一词[26]，大多数作者使用“人民权利与义务”的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虽然在1954年宪法上规定了基本权利，但没有从社会与价值观的角度系统地挖掘基本权利的文化意义，也没有系统地思考基本权利话语的中国化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宪法学著作中有关基本权利的论述与研究是比较少的。如1983年吴家麟教授主编的《宪法学》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设为一编，但其内容只占全书篇幅的12%.[27]当时，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宪法是国家的“总纲领、总章程”，强调其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的工具性价值，宪法学界关注了宪法总论、国家制度等方面的内容，而忽略了其在人权保障方面的终极性价值。 基本权利理论的系统化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学术起点是基本权利概念与特别行政区居民基本权 利的分析[28]，而体系化的研究则始于2000年以后。2000年后基本权利研究出现了专题化与理论化的趋势。随着国外宪法学理论的大量借鉴与吸收，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基本权利理论与相关的判例通过翻译等形式影响了我国宪法学界。2001年最高法院作出“齐玉苓”一案的司法解释后，围绕基本权利效力、宪法与私法、教育权的宪法救济、宪法与司法关系等问题引发了学术争议。但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是，当宪政、宪法、自由、权利等词汇成为大众化话语的时候，我们似乎只是描述其语言本身的意义，很少从语言背后的价值去体验或感悟其内涵。比如，基本权利范畴问题上，我们介绍了大量的国外理论，但学术概念的历史背景、与特定宪法体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缺乏必要的学术判断，习惯于用国外的学术术语描述与分析中国的宪法现象。在基本权利性质上，有的时候我们确立了“对抗性”价值，而忽略了宪法文化的差异性，也就是“对抗性”背后的“协调性”元素，同时没有很好地思考西方国家在基本权利传统上呈现出的多样性。同样，在宪法和宪政概念的理解上，我们关注了基于宪法公共性而产生的普世性价值，而缺少对概念存在的社会特殊性价值的关注。 2011年人权条款入宪后，人权与基本权利关系重新作为新的学术命题转化为宪法学的视野之中，于是，长期沉寂在文本的基本权利走向实践形态，给宪法学界带来了新的学术课题。“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这是我国宪政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不仅会对我国的价值权和人权观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体系也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人权条款的入宪使得我国宪法中原有的基本权利体系具有了极大的开放性，大大拓展了基本权利体系的主体范围和内容。这种开放性主要体现在：第一，人权条款入宪拓宽了我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的主体范围。我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权利的主体是公民。在人权条款入宪后，宪法中的人权的主体就变成了“人”，不仅仅是公民，也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等。这样一来，基本权利的主体范围也随之扩大。第二，人权条款的入宪拓宽了我国宪法中的人权内容。我国宪法以明示的方法列举了公民的26项基本权利。但是，是否公民的基本权利仅仅限于宪法所列举的这26项，学术界仍存有争论，但是，从人权的价值性以及基本权利体系的开放性上看，对此应该做扩大解释，将没有写入宪法但是对人的尊严与价值又密不可分的那部分权利——如生命权、罢工权、迁徙自由、诉权等——从人权条款中解释出来。因此，从宪法的基本权利体系演进到人权体系，既反映了我们的人权观和宪法观的深刻变化，同时也表征了宪法学的发展与进步。 （五） 宪法学成熟的标志：综合性的宪法学方法论 任何一门学科体系的更新与理论研究的突破首先表现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与发展。合理的研究方法有利于科学地揭示学科体系内部的不同原理与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反映知识体系的价值关系与事实关系。传统中国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呈现出单一的特点，学科内容与具体表述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方法本身的科学性问题一直困扰着学者们的研究工作。 自1982年宪法实施以来，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的宪法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事实与研究方法之间出现的矛盾促使学者们从方法论的角度重新反思宪法学研究的过程与成果。传统的宪法学研究方法过分强调了宪法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把宪法现象简单地解释为阶级现象，强调宪法的意识形态性，忽视了宪法现象中存在的公共性价值问题。诚然，阶级分析方法作为传统宪法学上耳熟能详的一种研究方法，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因素，但是，阶级分析方法毕竟只是众多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中的一种，并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在认识到传统宪法学阶级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之后，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比较典型的有童之伟教授提出的社会权利或法权论的研究方法，主张以社会权利或者法权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29]刘惊海、赵肖筠提出的规范分析、心理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主张应该加强宪法学的实证性研究；[30]邹平学教授提出的经济分析方法，以经济—宪政的全方位思维来认识宪政的经济性和蕴含的经济逻辑等。[31]在分析宪法学研究方法时，林来梵教授指出，“某一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取决于该学科本身的任务之所在，而且还取决于该种任务的具体状况。”由于宪法学的核心任务在于“剖析宪法学规范本身”，因而，“所谓的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即是宪法规范的认识手段”。[32] 近年来随着宪法学研究法方法的深入，又出现了文本主义、宪法解释主 义、宪法实证主义等研究方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相适应，学术界开始研究宪法经济学、宪法社会学、宪法哲学、宪法政治学、宪法史学、宪法人类学等分支学科，使方法的研究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但总体上讲，宪法学方法论方面，仍有不少需要反思的问题：方法论的反思与宪法学历史环境关系的研究上，我们还没有系统地梳理方法论演进的学术史，方法论的理论缺乏系统性；在方法论研究中，宪法文本与宪法正当性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合理的学术解释；在方法论演进中，如何把握宪法变迁与宪法实践之间的关系上，宪法方法论的实践性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定量与定性研究方面，比较习惯于定性问题的研究，定量化的研究缺乏系统的方法体系与基础[33]；在方法论的理念上，如何把握方法论中体现的学术理性是仍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比较的视角上，学术界仍然把宏观研究作为基本学术倾向，不善于运用具体微观问题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的学术倾向上，仍过分依赖于西方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对适合自身社会结构与传统的方法论体系的建构缺乏系统的理论反思等。 三．宪法学的开放性：本土性与国际性 30年来，中国宪法学界在学术渊源与主体性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学术探索，努力在本土性与国际性之间保持合理平衡，力求既适应国际化的要求，又要保持适度的国际性。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以82宪法的修改与实施为契机，宪法学界更多地把学术目光转向国外，注意以比较的方法研究各种宪法现象，并自觉地把中国宪法体制置于世界宏观的宪法体系之中，寻求宪政的共性与个性。学术界出版了龚祥瑞教授的《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张光博教授的《比较宪法纲要》、何华辉教授的《比较宪法学》、赵树民教授的《比较宪法学新论》、李步云教授主编的《宪法比较研究》、王光辉教授的《比较宪法学》、宋玉波教授著的《民主政制比较研究》、沈宗灵教授的《比较宪法》、韩大元教授主编《比较宪法学》等比较宪法学方面的著作。30年来出版的外国宪法的著作和教材约4O多部，并有相当多的研究外国宪法的论文问世。如罗豪才、吴拮英教授著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与政治制度》、李昌道教授编著的《美国宪法史稿》、陈宝音教授的《国外社会主义宪法论》、张千帆教授著的《西方宪政体系》（上册、下册）、刘向文教授等著的《俄罗斯联邦宪政制度》、赵宝云教授著的《西方五国宪法通论》、郑全咸教授著的《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论》等产生了一定学术影响。另外，根据中国宪政实践的发展与世界宪政理论发展的新趋势，学者们注意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是通过丛书的形式出版，如《宪政译丛》、《公法丛书》等；二是作为单行本出版的吴新平等译的《美国宪法释义》、刘瑞祥等译的《美国宪法概论》、王文利等译的《宪法学教程》、黎建飞译的《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等。这些译著不仅给国外学术界带来了外国宪法发展的新的动态与研究信息，而且对于中国学者从世界的眼光观察宪法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研究方法。外国宪法的理论研究和译著的出版是在宪法学者和其他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下进行的，表明了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对宪政问题所给予的关注。[34] 大量的域外宪法译作的出版是中国宪法学发展走向国际化的标志之一。在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政建设与宪法发展都不能脱离世界发展趋势而单独进行，在这个意义上，众多的域外宪法资源的引入对于我国宪政建设与宪法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然而，作为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宪法与其他法律部门一样，也都是本国、本民族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宪法文本的这种本土性特征就意味着任何国外的宪法学知识资源、宪政建设的成功经验都必须转化为本土的宪法文化、宪法资源才能融入本国的宪法血液之中，从而成为本国宪法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域外宪法著作翻译的数量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国宪法学发展的国际化程度，但在实际意义上，这种单纯数量上的增长和宪法的成熟程度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因此，我们在域外宪法资源的引入和介绍方面，应该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积极汲取世界上宪政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域外的宪法发展经验真正转化为本土宪法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总体上考察，在学术脉络与自主性方面，我们仍有不少反思的问题。回顾中国宪法学发展历史时，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即在西方强大的文化攻势下，中国宪法学尽管努力保持其学术的自主性，但毕竟其学术努力是有限的，在如何保持其学术自主性问题上，不少学者仍徘徊在学术的事实与价值 之间， 在“宪法学中国化”形式与程度上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伴随着“西学东渐”而成长起来的中国宪法学一开始就缺乏自主发展的环境与传统，特别是“富国强兵”理念虽满足了制宪、行宪的政治需求，但对学术自主性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比如，在宪法学的域外资源借鉴上，往往被人忽视的问题是，中国宪法学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国外宪法资源？也就是说，在浩如烟海的外国宪法著作面前，我们是应该毫无保留的予以全盘引进，还是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有意识的甄别筛选？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这个标准又该如何设定呢？我们需要反思哪些问题呢？ 第一，我们在引入域外宪法学著作的时候，我们的研究视野更多地集中在西方的宪政发达国家，而对非西方国家宪政经验缺乏必要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宪法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倾向[35].事实上，从我国宪政发展的文化属性来看，一些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可能对我国宪政发展的借鉴意义更大一些。因而，在关注西方宪政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同时，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亚洲立宪主义国家经验进行关注，就显得尤为必要。 第二，在学习西方宪政经验时，呈现出明显的国别性倾向。如在外国宪法学知识引入方面，就体现为翻译著作数量上的不平衡。总体上，美国的数量是最多的，其次是英国的，然后是法国、德国、日本等国，而其他西方国家经验的介绍相对少一些。这种国别上的数量失衡现象是非常值得耐人寻味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在吸收、汲取西方宪政经验的同时，需不需要进行有意识的根据某种特定的标准进行甄别、筛选？如果需要的话，这种标准的设定又需要考虑那些因素呢？是根据本民族的宪法文化与宪法传统来予以设定，还是根据某一国家的国力影响来予以考虑呢？ 第三，在借鉴域外宪法学经验时，我们没有很好地处理外国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与我国宪法文化和传统的兼容性问题。从法律文化上来看，我国属于受传统的大陆法系的影响较大，基本属于大陆法系法律文化的传统，其主要特点是议会至上、成文法传统、司法权功能受限。以此出发，我们在引进外国宪法资源的时候应该立足于我国法律传统，不仅要研究英美法，同时也要研究大陆法系的宪法传统。而目前我们学习的对象主要是英美法系的宪法传统，大量的精力用在介绍英美尤其是美国的宪法学上。当然，这并不表示我们不应该学习美国宪法学，也不是否认美国宪法在我国宪法学发展中的学术影响，但这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宪法文化与宪法传统在多大程度上能与我国的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契合？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司法审查制度在美国的成功，是否意味着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的也必然会成功？是否意味着在我国的宪法解释制度必然也要选择美国的由最高法院来解释的司法解释模式？美国宪政制度的成功经验是否可以作为我国宪政建设的指南而直接加以应用？如果不能直接加以应用，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对美国的宪政经验进行改造，使之内化为我们的宪政发展基因而发展壮大？因此，在介绍外国宪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宪法文本和宪法传统的异质性所造成的宪法经验的不兼容性，必须要从我国宪法发展和宪政建设的实践出发，有意识的、有选择性的对外国宪法的引入进行整体上的规划介绍，在立足本国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的基础上，充分的吸收和借鉴世界上的多元化的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兼收并蓄，从而建立自己的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 在借鉴外国宪政经验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学术自主性价值的系统的认识，在自我历史方位、起点问题上，无法系统地吸收人类思想的精髓，无法从容地搜寻自己学术传统与历史的源头，有时不得不陷入“用中国经验论证西方学术逻辑”的尴尬局面。实践表明，在他人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中很难充分表达我们的学术传统与学术理念。基于这种学术的反思，我们需要思考中国宪法学如何回归中国，如何强化其自主性的问题。这里可能涉及学科体系、研究方法、研究队伍、学术范畴的确立等各种课题，但笔者认为，前提性的课题之一是把自己的学术发展定位于具有正当性的历史传统，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对宪法学进行整体性考察，丰富宪法学发展的历史基础。可以说，历史的尊重和学术的传承是学术生命力的核心。而尊重学术传承的知识体系必然倡导知识体系的相对性，尊重不同的学术传统，提倡学术的宽容与平等对话。现代宪法学的公共性价值蕴涵在相对性之中，知识体系相对性的确立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认识自我，揭示宪法学理论的深刻性与逻辑体系的严谨性。 四．宪法学的“中国问题意识”：面向社会生活的宪法 学 法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之学，宪法学的研究同样也要关注宪法实践，关注社会现实，用宪法基本理论来解释宪法现象，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宪法学生命力的强弱不在于其理论体系的完备程度，而在于其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所以，要想保持宪法的旺盛的生命力，宪法学必须要关注鲜活的社会现实，从千变万化的社会实践中源源不断的汲取营养，从而保持宪法学自身的丰腴。传统的宪法学研究缺乏对宪法实践问题的关注，在研究中或是空而论道，或是闭门造车，将思维局限于狭仄的书斋中。这样，客观上造成的局面是：一方面，众多的宪法学研究成果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另一方面，社会上发生的大量宪法性事件缺乏理论上的解释，得不到宪法层面的解决。学术与实践之间缺乏一种理性的沟通，既影响了宪法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也造成了宪政实践的裹足不前。 从2000年以后，宪法学界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宪法学中国化”命题，强调建立“中国特色宪法学理论”的必要性，试图开始沟通宪法学术与宪政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从2005年开始，宪法学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趋势，转型中的各种宪法问题逐步被纳入宪法学研究视野之中，力求强化宪法学的解释能力，突出学术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如在2006年年会上，“三农”问题成了学者们广泛关注的学术热点，特别是农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与农村的宪政环境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兴趣。农民的结社自由和成立农会的权利以及农民的迁徙自由也成为学者们讨论和研究的内容。学者们已经确立了基本的学术自觉，即如果宪法学不能关注农民问题，有可能成为“城市宪法学”，失去宪法学发展的社会基础。 在具体的现实实践上，一些学者强调的问题意识的指导下，开始有意识的用宪法基本理论来分析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例如，针对上海孟母堂因袭私塾的读经传统，有学者认为采取不同于中国统一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确实违反了中国的教育法律制度。但是如果从“孟母堂”的学生所享有的宪法权利——受教育权的角度考虑，则其非法教育实践自有其值得肯定之处。[36]针对死刑复核权与法律监督面临的新问题，有学者提出：人民检察机关针对死刑复核的程序的监督职能应该得到强化，这样有利于公民生命权的平等保护和国家法制统一和宪法权威的树立，为此，要扩大监督范围，改进监督方式，全方位改进对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37] 在有关中国宪法问题的研究中，最能体现宪法学界的问题意识与实践面向的是广为学界所关注的物权法与宪法关系的讨论。.围绕《物权法》（草案）的“合宪”、“ 违宪”展开争论并提出修改和完善意见，成为2007年法学界的一件大事。宪法学者参加各种专题讨论会，撰写学术论文，对《物权法》（草案）的合宪之争作出了积极回应和理论解答。总体来说，学者们的争论围绕物权法是否必须强调根据宪法制定、物权法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保护方式是否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以及如何根据宪法判定法律违宪等问题而展开。针对目前我国法学界存在的“民法根本说”、“民法与宪法平起平坐”等观点，有学者在系统地考察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作为一种法律学说，民法根本说所反映的是宪法与民法真实关系的幻影。在世界范围内，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是一个早已由法治发达国家的法律生活解决了的问题。在中国，法学研究人员还需要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法治发达国家已给出了答案的问题上来，实在是中国法治后发的特殊国情使然”。[38] 在如何根据宪法判定法律违宪的问题上，不同学科的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合宪”、“违宪”问题引起学术界与政界的广泛关注。有学者系统论证了“合宪”与“违宪”的判断标准，[39]而有学者从宪法条款的不同性质着手，提出许多条款在法律上具有确定的意义，因而是可以实施的；有些条款则只是表达了一种政治理想或政策取向，在法律实践中不具备可操作性。在宪法的适用和讨论过程中，必须认真对待宪法，将宪法作为一部实实在在的法律，仅限于适用那些在法律上可以实施的条款。尤其要避免将宪法作为政治攻击的工具，否则就将误用宪法并阻碍社会与经济发展。[40]在宪法实践中，违宪是十分严谨的学术概念，应针对特定事实关系和问题，谨慎地判断违宪的要件。当然，这一讨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人们开始面对一个事实，即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法律也存在违宪的可能性，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是刻不容缓的。如何保证包括《物权法》在内的基本法律、法律的合宪性是学术界需要认真考虑的课题。 因此，从整体来看，30年来为了改变宪法学研究中 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相互分离的尴尬局面，宪法学界的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将宪法理论与宪法实践尤其是宪法事例结合起来，强化宪法学对社会现实问题的阐释力。这一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为：第一，学者们以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宪法事例为基础编写了有关宪法事例、案例方面的教材和著作。“不是仅仅拿国外宪政理论实践来叙述，也不是仅限于中国宪法的规定，而是将宪法理论和中国实际有机结合，适合中国宪法教学实际需要。”这一方面出版的著作主要有焦洪昌、李树忠、胡锦光、韩大元、莫纪宏等学者主编的《宪法教学案例》、《宪法教学案例教程》、《外国宪法判例》、《宪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外国宪法判例》、《中国宪法事例研究（一、二）》等。第二，学者们发表了大量的关于宪法事例研究方面的文章，其中《山东社会科学》杂志在范进学教授的主持下更是开辟了“宪法事例评析”专栏，集中性的刊登宪法事例研究方面的文章，更是凸显了宪法事例研究的重要性。[41]对于宪法事例与宪法学术之间的互动关系，范进学教授曾在“主持人手记”中明确指出：“基于吾国之实况，通过宪法研究者对宪法事例之阐释，担当起学者诠释与准司法解释之双重使命，一来通过事例诠释宪法学理，以弘扬宪法理念，传播宪法精神，启迪人权保障意识；二来深研宪法规范与宪法原则，领悟宪法文本之真意义与真意图，将宪法之神试图拉至地上，以完成宪法之地上神的嬗变。”[42] 30年来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些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或焦点问题，每个问题背后潜含着深刻的宪法原理和宪政理念。通过对这些热点事件的关注，公民的宪法知识会得到潜移默化式的增长，这就无形中提高了公民的宪法意识。像在社会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宪法事件，如孙志刚事件、高考招生平等案、乙肝歧视案等等，社会各界都给予了普遍的关注，这对于提高公民宪法意识起到了促进作用，而最终事件的解决又会或多或少的推动中国的宪法制度的发展。这样一来，宪法事件、公民宪法意识和宪法制度创新之间就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关联，如何把握宪法事件、公民宪法意识和宪法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成为今后宪法学研究中的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实证性课题。[43] 宪法学在中国问题的解释和解决能力的强化标志着宪法学的成熟，并为宪法学中国化进程奠定了基础。特别是，通过具体个案的解决，展示了宪法学的学术魅力与影响力。但在宪法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也出现了需要反思的一些问题，主要有：在实践中宪法问题与法律问题的界限仍然存在模糊之处，区分其界限的理论储备不够；但出现与宪法有关的问题时，缺乏引导社会公众的成熟的价值观，有些个案上甚至出现了价值混乱的现象；在宪法实践上，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等其他学科的知识体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但宪法理论本身的推动力经常受到质疑，现有宪法制度的内在机制和合法性缺乏有效的表现形式，造成了宪法实践的非规范性。这些问题无一不是涉及到宪法研究与宪政建设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能否解决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宪法学研究和宪政建设能否沿着健康的道路予以发展。因而，在重视宪法实践、强调宪法事例研究的前提下，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也就成为我们必须正视的基本课题之一。 五．结论 从总体上讲，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国的宪法学发展整体上已经步入正轨，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良性阶段，宪法学和宪法实践之间也开始呈现出了一种互动局面：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宪法学，而宪法学的发展同时也需要更加开放的社会环境；宪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入为宪法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对宪法实践的解释和论证反过来促进了宪法学理论水平的提升。这种相互需要、相互支持的局面反映了宪法学的学术使命与功能，体现了宪法学的时代性和实践性，为“后30年宪法学”的发展留下了有益的学术成果与广阔的发展空间。 毫无疑问，“后30年宪法学”的发展路径既不同于欧美等西方国家宪法学的发展道路，又不同于其他非西方国家宪法学的发展道路，是一条“立足于中国、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基本学术使命、为未来的社会发展给予理论回报”的发展道路。为此，未来的中国宪法学发展需要认真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继续保持宪法学的学术主体性，建立完善的学说史体系；从整体上把握宪法学知识体系，强化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继续推动宪法学的专业化与科学化，树立适应社会变革要求的宪法学理念；建构综合性的宪法学方法论体系；关注宪法学的规范自主性和逻辑自足性，突出独立的学术品格；从深邃的纯粹思辩理论转化为应用性、实证性的研究，强化宪法学的实践功能；继续推动以“文本—规范”为起点的宪法学 发展逻辑，建立具有实效性的宪法解释机制；正确处理借鉴域外宪法学资源与保持本土宪法学资源之间的关系。 【注释】 中国宪法学的历史起点是仍需要论证的学术问题。根据作者的理解，中国宪法学诞生于20世纪初，初步形成于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前后。由于中国建立公法制度历史环境的特殊性，在法学体系中宪法理论是相对发达的，特别是宪法所体现的“富国强兵”与中国学人追求的“国法”价值的契合性构成宪法作为知识体系的基础。在建立宪法学知识体系初期，中国学人把宪法学理解为“以国内公法中所称宪法法规为研究目的之理论的法律学之义也”（《宪法要论》，普及书店1906年版，第1页）。当时把研究公法和私法的学科统称为“国法学”，把公法分为国内公法和国际公法，国内公法又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也有学者把宪法和行政法统称为狭义上的国法，强调其价值和原理上的不可分割性，认为“以法理言，先有宪法然后有行政法。故欲研究行政法不可不研究宪法，既欲研究宪法则宪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不可不知”。（见保廷梁著：《大清宪法论》上海模范书局、江左书林出版1910年，第25页。）从中国宪法学说史看，把宪法和行政法作为“国法学”意义上的公法来进行综合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传统。这种“国法学”的传统又经历了“国家法学”、“政治法学”和“宪法学”等不同的发展历程。 30年来中国宪法学研究取得的具体成果请参见拙作：《中国宪法学研究三十年：1978——2008》，载《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4期。 这一时期宪法学状况又分为两个阶段：（一）曲折发展时期（1957——1965年）。1957年“反右斗争”给中国宪法学研究带了灾难性的损害，刚刚起步的宪法学研究在人治思想、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受到冲击，宪法学实际上失去了必要的社会基础。这一时期虽然学者们发表了宪法学研究对象、国体、政体、宗教信仰自由等方面的论文，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宪法学的发展缺乏自身的科学性与学术性，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二）停止时期（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宪法学研究处于停止状态，1954年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没有得到遵守，整个社会陷入无序化状态，宪法失去了调整社会生活的功能。 这里讲的恢复既包括50年代宪法学传统，同时也包括49年前建立的宪法学说的学术遗产。从某种意义上，1978年后宪法学的恢复与发展是对我国宪法学社会价值的重新认可，赋予了宪法学更多的学术价值。 1980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在向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主席团提出 “关于宪法修改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中指出，1978年宪法“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从那时以来情况的巨大变化，许多地方已经不适应当前经济生活和人民对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需要”。 这里仅仅是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所做的不完全统计。事实上，在当时有很多专家学者发表了大量的宪法学方面的文章，只是没有收录到该库中而已，而为了统计方便，笔者仅仅选了收录该库的文章为样本进行分析。 杨海坤：《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中国人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童之伟：《中国30年来的宪法学教学与研究》，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6期。 吴家麟主编、肖蔚云、许崇德副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四种力量”指在解决宪法个案的过程中，民众、媒体、学者与政府之间形成的合力。 [11] 张光博：《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再认识》， 载《法学研究》1987年第3期。 [12] 李龙、周叶中：《宪法学基本范畴简论》，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6期。 [13] 童之伟：《论宪法学新体系的范畴框架》，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 [14] 杨海坤：《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中国人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906页。 [15] 陈云生：《论宪法作为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在“新启蒙运动”中的意义》，《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16] 韩大元：《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宪法学研究（1982-2002）》，载《法学家》2002年第6期。 [17]徐秀义、韩大元：《宪法学原理》（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 版社1993年版，第200页 [18]徐秀义、韩大元：《宪法学原理》（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 [19] 韩大元：《当代中国宪法学发展趋势》，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1期。 [20] 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 [21] 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页。 [22] 1946年吴拨征在《论宪法的目的与功用》一文中论证公私法区别没有意义时特别提出：在自由主义国家所认为民法上的权利，在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却以之为“宪法上的权利”。见何勤华、李秀清：《民国法学论文精萃》，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23] 杜钢建、范忠信：《基本权利理论与学术批评态度》，载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序。 [24] 张知本：《宪法论》，会文堂新记书局1933年版。 [25]何勤华、李秀清：《民国法学论文精萃》，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29页。 [26]《民国时期的总书目》（法律），北京图书馆1985年，第55-75页。 [27]童之伟教授曾经对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宪法学教科书和著作中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进行了分析，他指出：1996年许崇德教授主编的《中国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设为一编，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9%；2002年肖蔚云教授主编的《宪法学概论》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分上下两章设为一编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12%；2011年许崇德教授主编的《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设为一编，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19. 5%；2011年张千帆教授主编的《宪法学》将公民基本权利分为人权总论、人权分论两章设为一编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23%；2011年胡锦光、韩大元合著的《中国宪法》分为总论、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和国家机构三编，基本权利部分约占全书篇幅的30%.见童之伟：《中国30年来的宪法学教学与研究》，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6期。 [28] 如王叔文：《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载《法律科学》1990年第5期；徐显明：《“基本权利”析》，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6期；周永坤：《论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10期；童之伟：《宪法学社会权利分析模型的思想蕴含》，载《法律科学》1996年第4期等。 [29] 童之伟：《法权与宪政》，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7-434页。 [30] 刘惊海、赵肖筠：《宪法学的任务》，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5期。 [31] 邹平学：《经济分析方法对宪政研究的导入刍议》，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1期。 [32] 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33] 为了分析宪法学论文的方法论特色，作者选取了2007年发表的78篇有代表性的论文，并对其方法论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逻辑论证35 篇，解释性论证20 篇，经验性论证23 篇。和2006年相比较，解释性和经验性论证明显增多。表明学者们在论证自己主张的学术命题时，不再过多的依赖纯学理性论证，而转向以规范（文本）和事实（事件）为依据，表现出在方法论上的学术自觉和专业化倾向，但纯粹的定量分析方法还没有成为方法论的主要学术倾向，其原因主要在于：总体上国家对宪法学研究课题的资助有限，靠目前的社科项目资助体制无法完成系统的数据分析；宪法社会学研究滞后；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不成熟等。参见图表： （详见韩大元：“中国宪法学的方法论与问题意识”，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 [34]韩大元：《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宪法学研究（1982-2002）》，载《法学家》2002年第6期。 [35]2006年发表的404篇宪法学论文中，专门研究非西方国宪法理论与实践的论文是微乎其微的。其中在核心法学刊物上刊发的19篇研究外国宪法制度的研究性论文中，研究西方国家的有17篇，占89.47%；而研究非西方国家的只有2篇，仅占10.53%.因此，通过学术论文所传递的非西方的宪法理论信息是非 常有限的。而研究西方国家宪法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工具主义的思维，忽略了宪法的目的性价值；注重于具体制度的介绍，而忽略该具体制度背后的社会背景支持；对具体制度的历史变迁也未能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更多的着眼于某一点、某一个具体制度的研究。因此，在进行宪法学研究时，需要确立文化多元主义的思维，以平等的文化视野看待与评价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的宪法理论与制度。 [36]张步峰 蒋卫君：《现代私塾“孟母堂”能否见容于法治》，《法学》2006年第9期。 [37]韩大元 王晓滨：《强化检察机关监督死刑复核程序的宪法学思考》，《人民检察》2006年第11期。 [38]童之伟：《宪法与民法关系之实像与幻影》，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 [39]韩大元：《由〈物权法（草案）〉的争论想到的若干宪法问题》，《法学》2006年3期。 [40]张千帆：《宪法的用途与误用：如何看待物权法中的宪法问题》，《法学》2006年3期。 [41]比较有表性的论文刘飞宇、黎建锋：《对“曾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员禁止在娱乐场所从业”规定的若干质疑》，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秦强：《“孟母堂事件”与宪法文本中受教育条款》，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柳建龙：《权利冲突是个伪命题？》，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夏泽祥：《“深圳妓女示众事件”的宪法学分析》，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张震：《养路费征收的宪法之门》，载《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42]范进学：《宪法事例评析之学术意义》，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 [43]韩大元、秦强：《社会转型中的公民宪法意识及其变迁》，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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