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概论论文范文

世界经济概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方法论；理想世界；现实世界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10－0015－04中图分类号：F822.2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More and more economists have had great eagerness to study the exchange rate of RMB and there have been many papers and book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se papers and books, we find out the error of research method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judging the value of these achievements and promoting future research. We hold that there are contact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idealized world and realistic world and between science concept and everyday concept. We criticize the error of methods that economists confus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dealized world and realistic world and between science concept and everyday concept. Then, we sum up the two main viewpoin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etical model and realistic world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and point out their shortcomings separately. We believe that the solid methodology foundation is the necessary prerequisite to the effective research of the exchange rate of RMB.

Key words: exchange rate of RMB; methodology; idealized world; realistic world

一、引言

于1948年底诞生的人民币，一开始就被严厉的外汇管制封闭在中国边境之内，与世界经济的长期隔离使人民币汇率研究缺乏现实意义，30余年少有问津。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对外经济交往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中国对世界经济影响的日益增强，人民币汇率越来越为世人关注。围绕人民币汇率的一连串重要事件，诸如起始于1979年连续15年的贬值、起始于1981年为期13载的汇率双轨制、1994年实行的汇率并轨改革、1996年底实现的经常项目可兑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贬值压力以及当前由于国内外经济失衡引起的升值压力等事件将人民币汇率研究一次次推向高潮，以其为考察对象的科研成果数量逐年递增，形成了数量庞大的科研文献。

对业已形成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无论从现实层面，还是从理论层面来看都具有重要意义。梳理工作往往按照两个向度来进行。一个向度是通过文献梳理来回答“我们认识了什么”的问题；另一个角度是通过梳理文献来回答“我们是如何认识的”的问题。对于前一个向度，研究者一直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绝大多数以人民币汇率为考察对象的研究工作都是以梳理前人的观点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专门整理人民币汇率研究观点的综述文章。通过这一向度的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在人民币汇率研究领域，不仅仅一些核心问题，诸如人民币均衡汇率、汇率波动以及汇率制度等问题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而且一些细分问题，诸如人民币汇率调整对中国就业、进出口,甚至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也进入了汇率研究的视野。

研究者对以上问题几乎都没有形成彼此相同的意见，相反，哪怕在任何一个细分问题上都存在着多种相互竞争的观点。对相互竞争的观点进行分析、评价必然会突破这些观点“是什么”的范围，而进入更深入的探究层次，即“这些观点是如何得来的”。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由梳理文献的第一个向度进入到第二个向度，即“我们是如何认识的”，可见，对现有观点的分析评价不仅仅局限于考察其内容，还要深入考察其研究方法，达到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后一个向度的考察属于方法论范畴，往往具有更加根本的地位，却经常为研究者所忽视。

本文沿着文献梳理的第二个向度审视过往的人民币汇率研究，以人民币汇率研究方法为考察对象，或者更为明确地说，是透视过往研究中普遍存在却为研究者视而不见的方法谬误。这些错误的研究方法在人民币汇率研究中被广泛应用，清理这些方法魔障对于该领域的有效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相反，不能在方法论层次上深刻认识这些错误的研究方法，而舍本逐末，仅仅对建立在这些方法基础上的各种观点进行简单的分析和评价丝毫无助于该领域研究的进步。

关于方法对错的探讨注定是颇有争议的。毋庸说研究方法的对错，就是经济学理论的对错也被许多经济学家判定为是一个“伪问题”。比如，以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53）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在这一问题上即持有工具主义立场，他们认为经济学理论不过是人们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而已。既是工具，则无对错之分，仅存在有用和无用的差别。如果说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理论是否可以用对错来判定这一问题上存在广泛争议的话，他们对于研究方法是否可以用对错来判定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却一致得多。广泛认同的观点是：研究方法，如同工具，仅有适当与否之别，而无真伪对错之分。即使是方法的适当性或恰当性问题也是一个与研究主体、研究对象相关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独立于这些因素之外的问题(Dudley Shapere，1984)。既然如此，那么本文是在何种意义上来讨论方法的对错呢？

无论适当与否，效果高低，任何研究方法最基本地都被要求是逻辑一致的。本文即从这样一个最一般意义、或曰最低限度要求的视角来讨论方法的对错。亦即在本文中只有那些连逻辑一致这样一个最基本要求都没有达到的方法才被判定为是一种错误的方法。而这种错误的方法在人民币汇率研究中并不鲜见。可见，是否违反逻辑在本文中被确立为判定方法对错的惟一标准。本文将遵循这一标准，梳理过往文献，揭示人民币汇率研究中的错误方法。

二、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合

（一） 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

现实世界即我们生活于其间的世界，它鲜活无比，也最为实在。理想世界是理论模型所反映的世界，理论模型通过改变假设条件来改变分析结果，相关因素被置于各种假设条件之下，或者说，理想世界是被条件化了的现实世界，二者具有本质区别。以汇率决定理论中的绝对购买力平价说为例，该理论选取汇率e、本国物价水平P与外国物价水平P＊ 三个变量，并将其置于如下假设条件之下：1.对于任何一种可贸易品，一价定律都成立；2.在两国物价指数的编制中，各种可贸易品所占权重相等。如果满足以上条件，采用直接标价法的汇率e与P、P＊之间具有如下函数关系：e=P/p＊。绝对购买力评价理论通过选择相关变量、确定假设条件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这就构建出了一个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虽然相关，却具有本质区别。表现在：1.在现实世界中，汇率e不仅与P、P＊两个变量相关，而且与本国的利率水平、国民收入、货币供给水平以及外国的利率水平、国民收入、货币供给水平等诸多变量相关，从严格意义上说，与汇率e相关的变量是无穷的，而非有限的，更不仅仅是P与P＊ 。理想世界将现实世界中除P与P＊之外的其他与汇率e相关的因素全部简化掉了。2.现实世界不能满足该模型的假设前提。从假设的功用角度来说，理论模型中的任何假设都不会与现实完全相符，否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可见，不仅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而且其他汇率决定理论，更进一步说所有理论模型所给出的都是理想世界，揭示的都是理想世界中的相关关系，而绝非现实世界和现实世界中的相关关系。

（二） 科学概念与日常概念

科学概念是指理论模型中所使用的概念，仅仅存在于理想世界。而日常概念是指现实生活中所使用的概念，存在于现实世界。有许多概念，诸如汇率、利率、国民收入、货币供给等概念既在理论模型中被使用，又在现实生活中被使用。他们中有些概念是先在理论模型中被提出，后来也在现实生活中被使用，比如GDP、总需求等概念；还有一些概念是先在现实生活中被使用，后来被理论模型所借用，比如价格、汇率、利率等概念。尽管科学概念与日常概念存在一定联系，但我们不可以因此模糊了科学概念与日常概念的根本不同之处。

我们的语言体现着理解，这主要是说，我们的概念结晶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概念虽然是人类理解中最稳定的结构，但概念的含义仍然处在不断变迁之中，最根本地取决于使用概念的语境，语境不同，含义往往大相径庭。理论模型中的科学概念被现实生活借用，或者现实生活中的日常概念被理论模型借用，使用概念的语境都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即从理想世界向现实世界转变或从现实世界向理想世界转变。被借用概念的含义将会因为语境的改变而发生系统性改变(Erwin Schroedinger，1959)。我们还以汇率决定理论中的绝对购买力平价说为例，本国物价水平、外国物价水平以及汇率这三个概念既作为科学概念在理论模型中被使用，又作为日常概念在现实生活中被使用，后者最典型的例子是各国在其每年的统计年鉴中对以上三个指标所记录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是统计部门对现实世界，或曰现实生活中的物价水平和汇率所作的统计。在这些资料中，物价水平和汇率是在日常概念的意义上被使用。日常概念与科学概念具有本质区别，所以以上统计数据绝非是对购买力平价理论中的P、P＊以及e这三个科学概念的度量，P、P＊、e只存在于满足假设条件的理想世界中。以物理学中的自由落体定律（h=1/2at2）为例，研究者只有在满足假设条件的理想试验中获得的高度、加速度和时间的数据才是对科学概念意义上的h、a、t的正确度量。相反，在现实生活中测量的高度、加速度和时间的数据仅仅是日常概念，绝不能作为是对科学概念h、a、t的正确度量。可见，对于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来说，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科学概念意义上的P、P＊、e，所以他们无法测量，甚至无法为我们所经验。

（三）错误地游走于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

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科学概念与日常概念具有本质区别，混淆二者将违反基本的逻辑规律。譬如，经典力学中的自由落体定律告诉我们，假设没有空气阻力，从同一高度下落的两个物体，无论质量是否存在差异，他们都将同时落地。该定律揭示了一个理想世界中高度h、加速度a以及时间t这三个科学概念之间的函数关系，h=1/2at2。然而，无论比萨斜塔实验是否做过，是谁做过，我们都不难想象，从比萨斜塔顶上抛下一块软木和一个铅球，它们下落的速度将是不一样的。如果是这样，比萨斜塔实验是否否认了自由落体定律呢？或者，如果比萨斜塔实验中的软木与铅球恰巧同时落地是否证明了自由落体定律呢？答案显而易见，无论软木与铅球是否同时落地，比萨斜塔实验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证自由落体定律。因为前者属于现实世界，后者属于理想世界，在现实世界中测量的高度、加速度以及时间与自由落体定律所反映的理想世界中的h、a、t具有本质区别，前者属于日常概念，后者属于科学概念。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研究的文献中，这种混淆却普遍存在。研究者往往用理论模型所反映的理想世界中存在的必然关系来论证现实世界中也存在同样的必然关系，或者研究者通过考察现实世界中的统计数据来验证理论模型的对错真伪。他们错误地游走于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违反了逻辑，却浑然不知。正如我们已经论证的那样，理论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仅仅存在于理想世界，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函数关系。用取自现实世界的统计数据（属于日常概念）来验证理想世界中的理论模型，或曰验证理想世界中变量（属于科学概念）之间的函数关系，已经违反逻辑，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

易纲、范敏（1997）使用《美国统计摘要》、《美国消费物价指数报告》、《中国生产资料市场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等统计资料中的数据，加上自己在美国和中国亲自取样得来的数据验证汇率决定理论中的购买力平价说和利率平价说。这种验证工作从逻辑上说是一项错误的工作，他们居然也给出了答案，即现实数据不支持购买力平价说和利率平价说，进而得出以上理论模型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结论。由此使我们想到，正是由于这些研究者没有正确地认识到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科学概念和日常概念的本质区别，才导致有些学者企图搞 “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他们不懂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完全是两回事。退一步讲，如果他们的验证工作是合理的话，我们可以肯定，购买力平价说和利率平价说，甚至包括像自由落体定律那样的一切理论模型不仅不适合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不适合美国等发达国家，事实上他们不适合任何现实世界。我们说理论模型具有普适性，并不是说它普遍地适合于一切现实世界，恰恰相反，它与一切现实世界具有本质区别，它仅仅适合于它所构建的那个理想世界。易纲、范敏进而提出为了使购买力平价说与利率平价说适合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必须对其加以修正，使其符合现实世界。修正的办法就是在原有函数关系的基础上加上一个摩擦系数λ，用这个摩擦系数λ来代表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之间的差异，λ是一个随机变量，随着时间、地点等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于是，利率平价模型由原来的（Eet+1-Et）/ Et=RRMB-R＄ 被易钢、范敏修正为（Eet+1-Et）/ Et=RRMB-R＄ +λ，其中，Eet+1表示对下一期汇率的预期，Et表示t期汇率（汇率采用直接标价法），R＄表示外币存款利率，RRMB表示人民币存款利率。同样，相对购买力平价模型也被易纲、范敏如法炮制，由原来的（Et－Et－1）/Et－1=лRMB-л＄修正为（Et－Et－1）/Et－1=лRMB-л＄+λ，λ=-a-b，于是有，（Et-Et-1）/Et-1=лRMB-л＄-a-b。其中，л＄和лRMB表示外国和中国t期的通货膨胀率，Et-1和Et分别表示t-1期和t期汇率，a表示中国通货膨胀中非贸易品涨价幅度高于外国的部分，b表示中国贸易品生产力提高速度快于美国的部分。

易纲、范敏通过给原有理论模型简单地加上一个代表理论与现实之间差异的摩擦系数λ的方式企图消除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本质区别。如果这样的修正能够算作理论改进或创新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给任何理论模型，诸如利率平价理论这样的经济学模型以及自由落体定律那样的物理学模型简单地加上一个代表理论与现实之间差异的摩擦系数λ，一劳永逸地达到理论创新的目的。然而，事实上这是徒劳无益的。研究者通过确立假设前提来简化现实世界，构造出一个被简化了的理想世界，在这个理想世界里，数量极其有限的几个变量在假设前提的规范下表现出了某种确定的函数关系，这种关系由于其具有确定性而具有必然性，汇率决定理论是这样，自由落体定律也是如此。易纲、范敏给原来的模型加上一个摩擦系数λ，而λ随着情况的改变而改变，是一个随机变量。这样一来，模型中的变量就由确定性的函数关系变成了非确定性的统计关系，这种统计关系是随机的，不具有任何确定性，因而也不具备普适性。而普适性是科学理论的基本品格，缺乏普适性便丧失了科学理论的地位。

混淆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科学概念与日常概念的逻辑错误在人民币汇率研究文献中相当普遍，比如陈学彬（1999）、惠晓峰（1999）、张晓朴（2000）、俞乔（2000）、李亚新（2002）、王志强（2004）、邱冬阳（2006）等都曾用现实世界中的统计数据来验证汇率理论的正确性或适当性。如果有人用这样的方法来验证自由落体定律的正确性或适当性的话，其逻辑错误昭然若揭。为什么在经济学中这样的错误却大行其道，值得我们深思。

三、娜拉出走后怎样

“娜拉出走后怎样”出典于《玩偶之家》。意思是说我们不满意于一种境遇，从它出走，又能到哪里去呢？理论模型毕竟不是智力游戏，构建模型的目的在于使我们更易于认识现实世界，把握现实世界。如果我们驳斥并放弃了以上那种通过混淆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来建立理论模型与现实生活联系的方式，那我们又能通过何种方式来搭建他们之间的桥梁呢？当我们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思维便与晚近半个世纪的那次方法论之争实现了对接。

正如曼昆（Mankiw，N.G，2000）所言，要完全真实地构建任何一个模型都会复杂到使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理解，简单化是构建一个有用模型的必要组成部分。通过假设方法来营造一个理想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简单化的不二法门。对于像物理学那样的自然科学而言，他们可以在现实世界中通过“可控实验”人为地制造出一个符合理想世界的实验环境，提取具有科学概念性质的实验数据，来验证理论模型的对错。而经济学却没有那样幸运，虽然实验经济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与自然科学的可控实验相比，经济学实验还简陋得多。那么如何来验证经济学模型的对错与否呢？这个问题牵动了当代最优秀的一批经济学家的神经。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以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和以萨缪尔森（Samuelson）为代表的卡内基―梅隆学派。两派观点针锋相对，却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即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具有本质区别，来自现实世界的证据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证理论模型。鉴于理论模型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验证理论模型正确与否的努力。退而求其次，从构建理论模型的目的角度来确立评价理论模型的其他可行标准。

一种普遍的认识是：构建经济学模型的目的在于解决现实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解释和预测，即能够对现实问题给予有力的解释，并对无论有没有某种政策措施影响下的未来进行预测，理论模型如果能够同时做到这两点，那就再理想不过了（道，2005）。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53）认为能够做出成功的预测是理论模型的首要目标，也是我们选择理论模型的主要指标。在他看来，理论的对错无法验证，我们应将这个问题搁置一旁，不去理会。而构建理论的目的是借助理论对现实生活中变量的未来值做出预测，由于预测是针对现实世界的，所以可以用现实世界的数据来验证。通过验证预测的准确程度来判断理论模型的“好用性”。在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那里，理论被当作工具，只有好用与否的区别，而无对错之分。同时，他认为解释和预测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一个理论能够用来做出成功的预测，也必然能够用来对现实问题做出有力的解释。弗里德曼的观点招来了强烈的反对，对方反对他预测标准至上的观点，而且指出解释和预测具有替代关系而非互补关系。萨缪尔森（Samuelson ，1963）就是反对方的代表，他指出理论模型的首要目标应该是解释现实问题，而不是预测变量未来的发展趋势。若要使理论具有解释力，就必须要求理论模型能够反映现实世界里的本质关系，而理论模型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之上的，所以就要求假设必须具有现实性。于是，如同弗里德曼一样，他实际上也将验证理论对错的问题搁置一旁，转而验证假设是否具有现实性，以确保理论模型能够被成功地用来解释现实。然而，“现实性”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对其进行有效验证几乎是不可能的。两派观点的争论开始于上世纪中叶，一直绵延至今。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在解决问题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但是经济学家在对问题的认识上却相当明晰。他们虽然并未走上康庄大道，但毕竟已经绕过了陷阱与沼泽。反观 人民币汇率研究，我们发现研究的内容是21世纪的，而犯的错误却属于上个世纪前半叶。人民币汇率研究若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就必须深刻认识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陈学彬.近期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态势分析――兼谈分析实际汇率应注意的问题[J].经济研究,1999,(1).

[2]道.经济学方法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71.

[3]惠晓峰等.基于购买力平价和简单货币学说的人民币长期汇率组合模型[J].国际金融研究,1999,(10).

[4]曼昆.宏观经济学（第四版）.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0.

[5]李亚新等.关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测算与应用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02,(10).

[6]王志强.人民币汇率购买力平价的界限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2).

[7]邱冬阳.人民币购买力平价――1997―2005年数据的协整分析[J].经济研究,2006,(5).

[8]易纲,范敏.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及走势分析[J].经济研究,1997,(10).

[9]俞乔.购买力平价，实际汇率与国际竞争力：关于测算我国加权实际汇率指数的理论与方法[J].金融研究,2000,(1).

[10]张晓朴.购买力平价思想的最新演变及其在人民币汇率中的应用[J].世界经济,2000,(9).

[11]Boland,L.A,1979:‘A Critique of Friedman’s Critic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7:503-522.

[12]Dudley Shapere,1984:Reason and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p.181.

[13]Erwin Schroedinger,1959:Mind and Matt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01.

世界经济概论论文范文第2篇

一、经济社会的概念

经济社会（the economic society），这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对此概念的不仅是一个语义学的，而且是确定经济-社会史研究单位和时段的前提。经济社会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不是经济与社会两个概念的合并。从语意内容上看，经济社会是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展开而形成的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由于本文所指的经济社会概念在国内学术界很少有人明确界定，故此予以咬文嚼字式地说明，以免引起歧见。为了具体阐明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笔者认为，有必要把握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概念，并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论述，进行界定。

（一）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概念

国外学术界较早提出“经济社会”（the economic society）概念者，是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L．海尔布伦纳（Robert L. Heilbroner）。他在1962年出版的《经济社会的形成》一书中提出了“经济社会”的概念。但是他的“经济社会”是指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经济生活及其组织形式，主要是社会组织生产和分配的方式。[3] 在此基础上，他把经济社会的演进划分为中世纪的经济社会、近代早期以来的市场社会（the market society）、市场机制 (the market mechanism) 衰落后的人类自我管理的社会三个历史阶段。显然，他对经济社会的界定仍然是以广义的社会概念为基础的，并不是本文界定的概念。

日本新经济史学界借鉴了海尔布伦纳的经济社会概念，并作了修正。他们认为，“某个社会、即在其中居住的人们从事基本经济性活动的社会应当正确地称之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是经济社会的“集中表现”；经济社会是近代以来才存在的历史现象。[4] 这一修正的概念与海尔布伦纳的经济社会概念没有本质区别，只是他们认为经济社会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并不始于中世纪而始于近代。

此外，以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等人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者所提出的“经济世界”、“世界经济体”、“世界体系”等概念则更为广泛。布罗代尔认为，“经济世界是它集合下的各具特色的经济空间和非经济空间的总和，它占有辽阔的地域（原则上它是一个具有严密内在结构的区域，出现在某个和地球的特定部位），通常超越历史的其他门类的界限”，甚至自远古的腓尼基时代就有了“经济世界的雏形”。[5] 然而沃勒斯坦则认为，他的“世界体系”把主权国家“看成是这单一社会系统之内诸多结构的一种有组织的结构”，这一世界体系是近代以来随着欧洲的世界扩张而形成的。[6]

显然，以上学者所界定的经济社会、经济世界以及世界体系概念都是把经济与社会合并而来的概念。事实上，这种界定方式和分析问题的在不同程度上都继承了19世纪经济史学在德国创建以来所形成的传统。19世纪作为“历史学的世纪”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充分体现，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是在经济学领域运用历史分析的先驱。他认为，“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的特征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是重商主义的回归，而是“以历史与事物的本质为依据的”，并吸取了重商主义体系中的“有价值的部分”。[7] 这就把经济学研究领域大大扩展了。此后德国经济学领域兴起了分别以威廉．罗雪尔为代表的旧历史学派和以古斯塔夫．施穆勒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普遍地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派的纯经济理论研究，把经济学研究领域扩展到国家社会生活乃至于伦理道德、心理因素等诸多方面，为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德国经济史学发展和向其他国家传播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法国社会学思想的，在德国出现了伟．桑巴特、马克斯．韦伯等在历史学派基础上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经济社会历史现象的巨匠。伟．桑巴特甚至把他的现代资本主义史研究称为“经济社会学”，主张“在人类社会生存的大联系中编制经济生活”。[8] 这种大经济史观传播到法国对新史学的重要旗帜“年鉴学派”的形成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英国则影响较小，因为英国经济学家更愿意关注经验性的经济现象和统计数字。

这样，欧洲的经济史研究基本上形成了德国和英国两种范式，分别并对美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大体上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的经济史研究主要继承了欧洲大陆德国和法国的大经济史观，形成了旧制度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经济史学派的兴起则又从英国继承了经济史研究的传统，并强调计量统计的重要性；在新经济史的竞争推动下，旧制度学派发展为新制度学派，并在社会学思想影响下出现了一批“社会经济史学家”。[9]

综上所述，国外主要是欧美经济史学界对经济社会的界定主要是一种大经济史观的反映，“经济社会”并非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而是在运用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方法研究人类经济活动领域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概念。

国内学者至今还没有明确界定经济社会这一概念。但是，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吴承明、李根蟠等先生为代表的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傅衣凌、杨国桢等先生为代表的厦门大学历史系和以侯建新先生为代表的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分别形成了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心，出现了一大批相关的高质量研究论著，并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

最近吴承明先生对国内社会经济史研究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他指出，经济史学“在我国，大体上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包括历史学原有的和典章制度研究。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有的并重视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他还就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提出要重视社会包括政府和文化等“非经济因素”。[10]

这些认识是十分可贵的，对指导今后我国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我国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兴起较晚（从20世纪20、30年代起），中经“文革”的曲折，至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兴起，其中可以看出国外经济史学影响的痕迹，对经济社会的认识以及展开经济-社会史的研究仍有待深化。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论述

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将在国内外学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市民社会的论述进行界定。最近几年，国内学术界主要是社会学界兴起了市民社会的研究热点，其中关于市民社会的界定偏重社会学方法，笔者认为它不足以准确概括对应的历史现象，而以经济社会概括是比较恰当的。因此，准确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有关市民社会的论述，是本文界定经济社会概念的理论依据。

市民社会的概念是黑格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同时，曾经使用过这个概念，但是，其内涵已经从根本上被颠倒过来，还原了其应有的历史地位。那么，什么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呢？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制定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们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社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制度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11] 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市民社会的内涵进行了明确概括：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2]

因此，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首先它是指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的总和”；其次它是指随着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的物质关系”。[13] 这种物质关系的总和主要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但又不仅仅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这就是说，市民社会正如资产阶级一样，它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此以前的市民社会犹如“第三等级”一样，并不是独立的市民社会。因此真正完成形态的市民社会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历史现象。这正如说自有人类文字记载以来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但是阶级的真正完成形态是社会划分为现代无产阶级和现代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此以前的阶级是通过政治的等级形式表现出来。

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把市民社会的特征及其发展阶段作出了这样的概括：早期资产者即第三等级通过政治革命上升为阶级是市民社会形成和独立的开始。在此以前的“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生活的要素，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14] “在这里，国家的物质内容是由国家的形式规定的。在这里，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换句话说，政治也是私人领域的特性。在中世纪，政治制度就是私有财产的制度，但这只是因为私有财产的制度就是政治制度。”[15] 笔者据此把旧的市民社会称为“政治社会”。

通过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而形成的独立的市民社会就是“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的真正完成形态的市民社会。政治革命“它把市民社会分成两个简单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个人，另一方面是构成这些个人生活内容和市民地位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政治革命使国家“不再同市民生活混在一起，把它构成共同体、人民的普遍义务，成为一种不受市民社会上述特殊因素影响而独立存在于观念中的东西”；这样，“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的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精神从政治中获得解放，使瓦解了的封建社会只剩下“利己主义的人”作为政治国家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国家对“利己主义的人的自由和承认这种自由，无非是承认构成这种人的生活内容的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的不可阻挡的运动”。[16] 这就是近代早期西方人权概念的主要内容。因此，笔者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实质上就是指一种由“利己主义的人”组成的经济社会。

市民社会的独立形成，使国家的物质内容与政治国家这一外在形式分离，同时也使人自身分化为“公人和私人”、“政治人”与“非政治的人”、“人”与“法人”。[17] 这种人自身的分离是走向人作为类获得解放的最后阶段。当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形式、政治人与非政治人不再分离，政治国家形式还原给市民社会和人自己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18] 在这种条件下随着政治国家的消亡，市民社会必将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三）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的界定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考察，我们发现：国外学术界虽然提出了“经济社会”的概念，但它只是大经济史观的产物，实际上成为以经济为中心观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工具，从而把经济学泛化。国内学术界的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从总体上看，这种“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至今在国内外学术界仍有较大的影响。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使用过黑格尔等人的“市民社会”概念，但是已经对其内涵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并把它界定为封建社会解体后由“利己主义的人”组成的市民社会，实质上是一种经济社会。然而，它只限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社会，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论及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的经济社会，因为当时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在巴黎公社的短暂实践还没有直接面临这一问题。

本文正是在以上两方面考察的基础上，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观和现实实践的发展，进行经济社会概念的界定。所谓经济社会是指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由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辨证运动而产生的、相对独立于上层建筑的社会；与经济社会相对应的上层建筑部分则是政治社会。因此，经济社会不仅包括生产关系，而且包括生活方式即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二者共同构成经济社会有机整体。经济社会是确立了个人主体权利的社会、是具有健全的私法体系的法制社会、是按照经济运转的市场社会、是个人普遍自觉的道德社会、是上层建筑的物质内容和现实基础的社会、是相对独立于上层建筑而又逐步展开的开放社会。

经济社会是历史的、发展的。它形成于封建社会瓦解之际，存在于近现代以至于将来，并随着政治社会的消亡而消亡，最终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历史是经济社会前史即政治社会史。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立，构成封建社会解体以来历史主线之一。二、-史

在明确了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的界定之后，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只是一个实践的了。经济-社会史研究是针对经济社会这一特定的现象而展开研究的学术领域。在上，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任务在于探讨经济社会兴衰的历史；在实践上，经济-社会史研究针对一定的经济社会及其发生、的过程而展开，主要包括：个人主体及主体权利发生、发展史，私法体系发生、发展史，市场机制发生、发展史，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史，经济与关系史，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关系史，不同经济社会之间的交往史，经济社会整体史等等。经济-社会史研究不仅要还原、描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经济社会，而且要解释、说明其存在状态及其变迁的理由。

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是：在时间上，始于15世纪末以来欧亚大陆西端的封建社会迅速瓦解、经济社会初露端倪，直到当代。在空间上，包括封建社会瓦解、走向或已完成化的国家和地区，在现实性上它至今仍然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存在领域。

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经济-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基础；唯物辩证法是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主要运用历史学方法，并吸收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作为方法。因此，经济-社会史研究是历史学的重要学术领域之一。它的理论方法具有其他学科理论方法不可取代的地位。

因此，经济社会不是经济与社会二者简单联合起来的模糊概念，经济-社会史也不是经济史与社会史交叉而来的学术领域，因为国外的社会史研究仍然处于初建阶段，[19] 国内外关于其研究对象和领域仍存在分歧。经济-社会史也不是国内外学术界盛行的社会经济史，这是因为社会经济史仍然是经济史，只是一种大经济史观支配下的经济史。经济-社会史也不同于世界体系论者所展开的经济世界或世界体系的研究，因为他们的经济世界或世界体系只不过是在地域上扩大了的大经济史观支配下的经济史或世界经济史。

事实上，在我国已经有一批知名学者逐渐从大经济史观下的社会经济史接近了经济-社会史。北方主要以侯建新等先生为代表，结合社会转型理论和转型社会的研究，把“社会经济史”研究逐步集中于现代化研究的时段和单位之内，其实质上已经属于经济-社会史研究的范围。南方则以杨国桢等先生为代表在傅衣凌先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建立海洋人文社会和展开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构想，并日益集中于明清以来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尤其注重探讨明清以来由古代向近代社会转型问题。此外，在我国许多科研院所和大学里也逐步展开了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其中许多研究领域和方向已经逐步接近了经济-社会史。

三、余论

本文不揣浅陋，冒昧地提出经济社会概念，并初步勾勒经济-社会史研究的轮廓，决不是文字游戏或自我标新立异，而是试图在理论前进的前提下，为开拓历史学研究领域尽一份绵薄之力。正如于沛先生曾经郑重指出的：“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史学理论的进步为前导”，“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在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前景，首先在于史学理论研究有无建树”。[20] 这一论断是富有远见的。历史学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方法体系，但这并不排斥在历史研究中广泛吸纳其他学科包括科学诸学科的理论方法，只是这种吸纳是为我所用，是作为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被吸收、借鉴的。然而，近年来，历史学领域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或“社会学帝国主义”势力日益增强，以至于有人认为历史学只是其他学科研究的“原料产地”。这一方面反映了一些人对历史学知之甚少，另一方面也说明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日益迫切。

就经济社会和经济-社会史研究而言，它将有助于排除其他学科“帝国主义”对历史学的误解和“掠夺”，还历史学以科学面目；将有助于学术界深入认识历史学的社会转型理论和转型社会研究，从而推动世界现代化理论和进程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不断深化；将有助于学术界以发展的观点看待21世纪学科综合与细化的辩证发展趋势。同时，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展开必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注释

[1] 龙秀清：《转型时期社会和文化国际研讨会综述》，《世界》2000年第6期，第112页。

[2] 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齐世荣先生的“总序”。

[3] Robert L. Heilbroner， Making of Economic Society， Prentice-Hall， INC. 1962， p.29.

[4] （日）速水融 宫本又郎编：《日本经济史》卷1，《经济社会的成立》，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16页。

[5]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5页。

[6]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第1卷，北京：高等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7]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8页。

[8] 伟．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重印版，“第二版序言”，第14页。

[9] Thomas C. Cochran， Economic History， Old and New，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74， No. 5， pp.1561-1572.

[10] 吴承明：《经济史的和》，《中国经济史》1999年第1期，第115-11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8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13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4页注释5。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1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4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0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0页、第442-443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页。

世界经济概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世界经济概论；教法；改进

中图分类号：G642.4；F11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9-0136-02

世界经济概论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在修完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后的必修课程，在课程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笔者结合几年的教学工作心得，对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教学方法进行初步探讨。

一、世界经济概论课教学法的重要性

世界经济概论从国别经济、国际经济联系和世界经济整体三大方面，考察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转轨国家运行模式和发展趋势，研究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及国际货币体系的前沿理论，探讨世界经济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面临的新形势和需要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能够在日后的工作中提供合理建议。

世界经济概论是门综合性课程，每部分涉及的理论非常丰富，相关问题也较多。但课程涉及内容过广，使得课程显得面面俱到；而对相关理论和问题的介绍较为简单，容易使学生产生浅尝辄止的感觉。

二、世界经济概论课程的教法改进探索

（一）适时扩充学生知识面

世界经济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教材的出版往往与当前经济大环境滞后若干年，较为陈旧。这就要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能照本宣科，应注重及时补充新讯息。在讲授“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发展”一章时，课本中并无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相关知识。由于烟台作为环渤海中心城市和东北亚重要城市，具有建立中日韩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的优势。日本的三菱、本田和丰田等，韩国大宇、LG、现代、斗山等世界500强企业纷纷落户烟台，学生有很多实习机会与就业选择。因此，学生们很渴望从课堂上了解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相关知识。教师及时补充该方面的知识，不仅满足了学生的好奇心和对知识的渴求，还有助于学生日后读研出国或工作。

（二）采用案例教学，注重先修、后修课程的关联

世界经济概论是门大杂烩的课程，很多先修课程都会从某一角度对其侧重介绍。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有意识的引用上述课程的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比如，在讲授汇率一节时，教师可以就当前人民币汇率热点问题引导学生积极思考：美国逼迫日元升值，签订广场协议，造成日本20世纪90年代十多年的经济衰退，而为什么同样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逼迫西德马克大幅升值，却没有见到德国经济增长缓慢？在讲授贸易保护这一章时，教师可以就当前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反倾销反补贴贸易争端，深入分析中国成为全球受贸易保护措施伤害最重的国家的原因。

（三）适当运用多媒体教学

当前，较多学校采取多媒体教学，教师易在制作课件时堆满文字，授课时基本不使用粉笔，念课件即可，学生兴趣不高。教师应充分利用先进多媒体技术，将视频、音频、图片添加到课件中；遇到重点问题，扩展开来详细讲解。否则，学生容易感觉上课是在走马观花看电影，不重视该课程的学习。教师还可以将一些在课堂上没时间播放的与教学相关的视频、网页、电子版图书等学习素材，发到网络教学平台或公共邮箱，供学生课后观赏和阅读，增加学生的知识面，满足求知欲强的学生对知识的渴求。还可以通过网络教学平台，教师设定讨论题目，鼓励学生通过留言方式提交自己的独到见解。这种互动交流，既拉近师生关系、促进学术交流，又提高学生的文字组织能力。

（四）教师讲授与学生分组讨论并举

传统的授课方式是教师在讲台上列举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后，给出结论。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教师本身即在应付课堂工作，造成学生单向接收信息，注意力差。教师应根据教学活动的安排，将学生进行分组，布置讨论的题目，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查阅资料，制作PPT，撰写发言稿，使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而不是教师自讲自听。不能将分组讨论简单地理解成分组上台汇报，造成台上只顾着念，台下无心听。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和其他同学可提出问题，参与探讨，最后教师进行适当分析点评。这样，既可以使下组讨论的学生吸取经验教训，又可以使学生对讨论的问题有更层次的理解和把握。

（五）紧密联系中国实际情况

讲授《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时，虽然课本中各章内容相互独立，但教师应适当联系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实际情况，使学生在课堂上更好地了解社会，看清楚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位置。如讲美债、欧债危机章节时，最好对比一下中国的国债相关情况，提高学生的民族自信心；讲日本经济章节时，从经济扩展到政治热点问题，探讨民众表达反日爱国情绪时，打砸日货不可取，破坏公民的私有财产，影响中国的形象，应理国；讲科技进步章节时，重点介绍中国的航空母舰、神舟系列载人宇宙飞船等，树立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六）改变考核方式

《世界经济概论》课程传统的考核方式以期末论文为主，论文成绩通常占总成绩的70%，甚至80%，平日成绩以考勤和作业为主，占30%，甚至更少。它不能了解学生平日学习状况，容易助长学生抄袭网上现成论文，而一般学校又无法提供给教师免费的学术不端检测系统进行甄别，造成学生对最终成绩存在争议。应在平时布置需独立思考、开阔思维的作业；应以分组讨论的方式来考核学生的临场发挥和口头表达的能力，组长应注明组员在前期准备中的分工和相应负责的部分。应通过考勤情况来检查学生的学习态度，如果学生对该课程兴趣浓厚、参与意识强，考勤就可适当减少。期末应采取开卷考试的形式，通过开放式的论述题考察学生的活学活用能力。

结语

笔者已经在授课过程中，结合学科特点，对学生因材施教，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该课程的魅力，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是，在对这门课的教学内容、方式上的进一步改进上，我们还将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 韦倩青.《世界经济概论》教学方法探讨[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2] 时宏远.《世界经济概论》课堂教学改革刍议[J].理论观察，2013，（6）.

[3] 管延芳.《世界经济概论》课堂教学方法探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8，（4）.

Discussion about the teaching method of the course of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world economy

ZHU Jie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ollege，Yantai University，Yantai 264005，China）

世界经济概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独立学院世界经济概论教学方法改革

一、世界经济概论课程的特点和重要性

《世界经济概论》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学生的专业基础课程，属于理论课程，该课程和其它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构成了该专业课程体系的基石。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们对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来龙去脉有个清晰的把握，熟悉通行的国际经济运行规则和惯例，帮助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专业课的欲望, 从而为专业课的学习、整个学业的完成及今后的工作实践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由于是理论课程，如何不断创新课程教学模式，适应独立学院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定位及师生的实际情况，给独立学院世界经济学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

在过去，世界经济概论的讲授主要是口水、黑板加粉笔，确实已经不适合现代教学发展的需要。得益于学校在硬件设施上的大力投入，最近几年基本上实现了世界经济概论课程的多媒体PPT授课，但本质上与过去相差不大,仍然是教师主导学生被动接受的填鸭式教学.这种方法与独立学院坚持的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的目标是不相符的,也不适合独立学院学生的具体的情况.根据独立学院培养目标的定位及学生的实际情况, 独立院校应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但要慎防理论课的削弱.在理论知识上高于高职高专的学生,而动手能力上强过传统的本科院校学生。教学方法上的改革是实现目标的重要保证。

三、各种教学方法在《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一）案例教学法：独立学院的学生除少数是高考失败无法进入重点、一本院校的外，绝大多数学生在学习能力、基础知识、学习习惯上存在缺陷。而《世界经济概论》是一门基础的理论课程，如何才可以把理论讲的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以适应独立学院学生的实际水平，案例教学法是很好的选择。案例教学法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启发式的、教学相长的教学方法。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授债务危机章节时，给学生介绍拉美债务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基本情况，并引导学生思考：债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欧债危机与美元债务危机有联系吗？欧债危机会对中国造成哪些影响呢？教师有针对性的采用案例教学一方面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使他们从枯燥的理论中解脱出来，培养他们学习的自主性和创新性，另一方面，教师在查找、整理，总结案例的过程中也积累了自己的科研素材。

（二）实践性教学法：由于独立学院明确的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定位，在整个教育过程更重视了实践教育。作为一门理论课，如何实施实践教学是《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教学的难点。可以尝试在理论课程教学中引入实践环节，实现与其他专业课的衔接。具体的做法有：安排一周时间作为实训课，让学生到相关企业实习；在假期安排学生以集中或坟山的方式到相关企业或学校的实训基地企业进行专业实习，专业教师定期到第一线给学生进行指导；积极邀请外籍学者、国内学者、政府官员、企业界人士到学院作专题报告，积极组织学生到场；积极组织培训学生作为东盟博览会的自愿者服务博览会，从而使学生的学习由理论到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

（三）参与式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成为其中的积极成分，加强教师与学生之间以及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反馈，使学生能深刻地领会和掌握所学知识，并能将这种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在独立学院《世界经济概论》教学实践中，参与式教学法是一种很好的尝试。比如在学习世界性的石油危机问题这一章节时，可以把一个班的学生分为4个组，让他们在课后去找相关资料，通过组长分配任务，大家分工协作，把找到的资料进行筛选、整合，最后得出核心的内容：几次石油危机的爆发、石油价格的飙升、石油问题的原因、石油问题对相关国家的影响。把这些内容总结出来后在各组派代表拿到课堂上介绍给大家。这整个过程下来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查找筛选整合资料的能力，团结协作的能力，相互交流的能力以及口头表达和演讲的能力。使得整个学习过程生动有趣，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热情。

（四）填充影音资料，增加感性认识。世界经济概论作为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要很好的把握必须对实际经济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很好的认识，所以对于一些历史资料可以借助影音来帮助。例如央视的《大国崛起》等精品可以作为课程教学辅助介绍给学生课后观赏。

（五）适当联系中国经济的实际。在介绍世界经济政治事件时，可以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作比较，学生更易理解和接受。例如在介绍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时，对于日本90年代后政府提倡“内需导向战略”、“鼓励企业走出去”、“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目标，那我们中国在2000年前后都有类似的主张，可以请学生思考：这种政采目标提出的背景有何异同？中国在今天面临的机会是否比当时的日本更好？这样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容易。

四、小结

以上是本人在独立学院从事《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教学中点滴总结。由于该课程本身的特点，教师仍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和学生的情况，因材施教，才可以在教学中获得更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管延芳、周申.世界经济概论课程中案例教学的应用[J].经济研究导刊,2008;4

世界经济概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全球化；起源；探究

中图分类号：F114.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3－0001－03

一直以来，中外理论学界对于全球化的讨论一直很难达成共识，形成这样一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归咎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乃至社会进程等多层次多方面都产生作用和影响，同时，由于定义全球化的各个个体或个体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以及所处角度背景的不同，导致他们所感受到的全球化内容也有所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学说范式，也更谈不上是一个学派。全球化代表着一种看待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新视角，全球化注重世界各国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的相互依存(inmrdependence)作用。只有从全球和超国家的角度研究当前世界发展的过程，才能更明确清楚地勾勒出当前世界发展的现实。以下我们将从起源、发展和概念三个角度深入探究中西方理论学者有关全球化研究不同论断，以期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研究体系。

一、起源问题

对于“全球化”的起源问题理论学界一直无法达成共识，有人认为全球化是“古已有之”的现象，早在公元前200年的古希腊。就有学者谈到了经济全球化，这种认为世界事务自此而相互依赖的朴素认识被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渊源。也有人把全球化的起始时间定于11世纪，因为当时市场和契约关系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以上这些看法在确定全球化起源问题时显然出现了偏差，人们所认为的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所出现的全球化现象明显具有分散性、偶然性和缺乏内在推动力的特点，所以不能称其为全球化的起源。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全球化起源于15世纪，西方大多数学者往往是把国际贸易等同于全球化，由于此时新大陆的发现出现了统一的世界市场，所以，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把“新大陆的发现”视为“全球化”产生的标志。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汤因认为，“15世纪的航海大发现是人类的角度从一个大陆跨到另一个大陆上，从而实现了从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变革，西方人从中获得了好运，获得了比其他文明更为优先的发展，并迫使其他文明统一于真正单一的世界范围的社会中”。另外，持这一观点的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也认为，从15世纪初期的欧洲开始，民族国家共同体开始形成，中世纪跨民族体系的作用开始降低，世界日心说和近代地理学开始出现，太阳历使用范围扩大，所以，经济全球化的产生要早于资本主义，应该是从15世纪初期开始。15世纪新大陆的发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此时“旧大陆”与“新大陆”连接起来，实现了地理意义上的全球范围的交流与互动。同时，此时的欧洲虽然仍是农业经济，但已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这些都为后来资本主义世界贸易大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准备了必要的条件。由此很多人都认为“全球化”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然而在这里我们要质疑全球化的基础和开端是否就是农业经济，或者手工业经济。在大机器工业经济建立之前，是否真正存在全球化现象呢?马克思回答了我们这个问题。“大工业是竞争普遍化了……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它首次开创了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虽然他没有直接使用全球化这个词，但是，在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大工业的出现对于世界市场、交通、竞争、资本和民族国家的影响。大工业使所有国家和个人都被纳入到一个世界体系中，没有人和国家可以单独凌驾于这一体系之上，所以，根据这一观点有人把大工业的出现看做世界历史的开端，同时也作为全球化的开端。

也有人把全球化的起点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奇指出：“全球化不是某种条件或某种现象，而是一个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进程。自四五百年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形态在世界上出现以来，这一过程就开始了。”另外，法国著名经济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也将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相联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国际性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全世界范围内尽可能地寻找市场以及跨国界的资金流动，一直是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的一种特征”。沃勒斯坦同时也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世界性的，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步的，经历了一个运用各种手段成功的扩张过程。

另外，还有人认为全球化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此时第一次出现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支柱的、真正具有实际影响力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WTO、IMF、IBRD)，这标志着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已经纳入到全球管辖的范畴。从此真正的全球化也应运而生。这一派学者一般认为全球化等同于统一的世界货币体系的统一。也有人把资本跨国自由流动的20世纪70年代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序幕。总之，有关全球化起源问题的争论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停止，现在大多数学者比较倾向于大工业起源论，也就是认为大工业的建立是全球化进程的起点，而从15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只是为全球化的起源做好了客观准备，之后全球化作为一种社会进程又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二、概念问题

在全球化的概念方面，全球化这个词从英文的衍生过程来看，“globalization”是从“global”一词派生出来的。虽然“global”这个词已经被人们使用了四百多年，但是直到1961年，“globalization”才第一次出现在Webster辞典中，也有学者认为，美国经济学家沃勒斯坦(Wallerstein)提出的“世界体系论”(1974)是有关全球化的最初系统理论论著。虽然比他早一百多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已有很大篇幅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现象的详尽论述，但此时马克思并没有真正提及“全球化”这个词，直到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这个词才真正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受到各方关注，并引起理论学界的广泛讨论。它由提奥多尔・拉维特(Theodre Leviett)在1985年提出，他用这个词来说明此前20年间世界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简言之即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全球化更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主流概念和热点问题，频繁出现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之中。我国有关全球化的研究大致出现在90年代初，1993年《战略与管理》杂志刊登了美国著

名学者Arif Didik来华介绍西方全球资本主义理论的文章，这是中国国内第一次用中文对全球化理论做系统的介绍，随后国内学者研究全球化现象的热潮从此掀起。纵观中外理论学界，全球化正在成为当今社会科学领域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目前不少学者正在从事不同领域、不同角度的全球化研究，从全球化研究的维度看可以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的内容，而本文研究的范畴由于篇幅所限将只停留在经济维度之内。

从1985年全球化这个词第一次真正进入研究学者的视野成为一个学术概念开始，有关它的讨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全球化下的定义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的经济高速融合，亦即世界范围各国成长中的经济通过正在增长中的大量与多样的商品劳务的广泛输送，国际资金的流动、技术被更快捷广泛的传播，而形成相互依赖现象，其表现为贸易直接资本流动和转让”。这一概念虽然全面，但难免留于表象的描述，没有触及全球化的深刻本质，所以，一直以来并不为学界所广泛应用。也有人试着从更深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化，哈特认为“全球化是一系列导致要素、中间与最终产品以及服务产品市场的经济活动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统一整体，并使跨国界价值链在国际循环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德国经济学家卡尔・海因茨・巴奎则认为：“最贴切的概念理解是以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为基准的，根据这些见解世界出口率越高，跨越国界的贸易额在世界生产中所占比例越高，世界经济就越强烈地全球化。”根据以上几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学者都在强调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全球化带来的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和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过程。

不同学科对于全球化的研究也体现出自己所独有的特征，经济学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研究的基本对象只停留在经济层面中的市场上，研究的基本问题主要包括贸易、投资、就业、经济区域化、金融风险、福利制度等方面内容。而社会学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将主要着眼于社会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将包括全球前景、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内容。在研究全球化问题中，有关政治学的研究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政治学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将把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民族国家层面上，而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问题、多层次治理问题、民族国家的命运和作用以及民主的前途等内容。研究全球化的领域还包括哲学、文化研究和历史学等方面，诸多学科的参与使得有关全球化的研究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状态，这些内容也充分体现出全球化对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都产生影响和冲击，人们在认识全球化将是一个客观复杂的过程。

历来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也是理论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所以，围绕体制角度定义全球化也成了全球化概念中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方面，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尝试。他认为不平等交换形成了中心一半边缘一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的本质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他说：“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单个国家内孤立地出现的，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体系出现的，这个体系从来不是静止的，而是处在无休止的变动之中。十六七世纪，它还只是欧洲的世界经济体，产业革命后，它逐渐扩及全球。由于不同的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是不平等。”㈣同样持这一观点的还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德里克(Dirlik)，他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也可以称作“灵活的生产”，也就是“晚期资本主义”，指的就是在新的经济“规制”下商品、金融交易以及生产过程本身的前所未有的流动。另外，英国经济学家斯克莱尔则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指出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体系正在世界范围内扩展。这一概念主要强调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而且是政治、文化过程，更确切地说是三者统一的过程。还有学者更极端认为：“全球化必须不仅被视为一种经济规制，而且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它植根于社会权力特有的资本主义形式中，而且这种权力控制在私人资本和民族国家手中。大致上讲，全球化意味着市场作为一种经济规范者日益普遍化。”他最终强调“全球化只是资产阶级的国际化”。

从经济角度定义的全球化概念是我们研究全球化的出发点也是关键所在，在经济层面上全球化被视为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赖，特别是形成了世界性的市场。资本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这种经济全球化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心目中经济发展的最终和理想状态，也是众多跨国公司的理想目标。从这个角度看，市场成为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直接动力，而民族国家则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大障碍。从经济层面去定义全球化的命题目前仍然是研究全球化问题的主流内容，有人说，“全球化指的是一种经济活动的趋向与走势，它以贸易和资本的跨国流动为特征。”“全球化的本质是生产要素跨国界的自由流动。”还有人更加明确地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具体地说乃是市场经济发展到商品服务、资本、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进行配置。”

世界经济概论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理性；博弈论；完全理性；有限理性

中图分类号：F224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2)05001006

一、引言

理性是经济理论和管理决策理论的基础性概念。理性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哲学，是指合客观性（区别于信仰）和合逻辑性（区别于感性、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即在人的意识中能以数理逻辑表达的思维意识，是人所特有的、体现出人之为人而有别于动物的一种能力。理性是人类主体意识的标志，只有人类才具有理性的能力。具体地说，理性是指概念、判断和推理等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理论和学说，以及按照逻辑思维合理解决问题的能力［1］。

自从经济理论系统化以来，它一直是以某种理性概念为基础的［2］。在古典经济学中，自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来，自利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分别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角度，进一步完善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基础。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国际上兴起了演化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理论分支，分析视角逐渐从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拓展到人的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或非理领域，并与行为科学、心理科学等其他科学相互交融。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前沿领域，博弈论不仅沿袭了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而且进一步要求“目标—手段”之间的一致性，即过程理性。传统博弈理论的理性概念将现实世界中人类复杂的互动行为加以高度的抽象和规范，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数学模型进行演绎推理，分析人类冲突与合作行为达到的均衡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实验博弈和演化博弈等分支领域，逐渐放宽传统博弈理论中行为主体完全理性的核心假设，转而研究参与者的有限理性和非理性互动行为。理性概念不仅构成了博弈均衡的分析基础，而且根据理性假设的不同限制产生了博弈论的理论分支。因此，理性概念在博弈论中占据核心地位。自20世纪40年代博弈论学科诞生以来，许多著名的博弈论学者如纳什、海萨尼和奥曼等人，在各个博弈论分支领域不断深化和丰富着人类互动行为中理性概念的内涵。本文首先回顾了西方哲学对理性概念的认识过程；第三节分别剖析了经济学和博弈论中理性概念的内涵；第四节分别从均衡概念的形成和各理论分支的基本假设等角度，论述理性概念在博弈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二、西方哲学对理性概念的认识过程

在哲学意义上，理性概念包含着如下四条基本原则：第一，人们只接受经过彻底的、批判的考察证据和正当的推理之上的真理。真理的产生途径只有两种：实证法和演绎法，“理性代表着精神对真理的追求和把握”。第二，现实是可知的。因为现实世界具有一种理性的，因而人类从理智上可以理解的结构。该原则将理性与命运说和不可知论等哲学观点分开。第三，强调自我认识的重要性。人的理性不是无所不能的，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所说，“一些问题困扰着理性，而理性则无法避开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理性自己的本性强迫理性接受的，理性必须回答；但是，理性的能力是有限的，它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超出了理性力所能及的范围。理性不是由于自身的过错而陷于此种困境的，而是由于理性的界限”［3］。第四，实践理性，强调人类在选择手段和目的方面合理地指导自身行为的能力。正是实践理性的要求，构成了传统博弈理论大夏的基石：理性的行为主体不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具有理性的能力使得给定参与者对外部环境的信念后最大化自己的报酬。

自古希腊罗马时代起，理性就一直是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近代自然科学的推动下，理性主义认识论哲学思想逐渐发展成为近代乃至现代意义上的理论形态。

1古希腊时代的西方理性主义

作为西方哲学思想的发源地，在希腊哲学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3］。古希腊时代的理性开端于自然哲学对世界“本原”的思考。在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上刻着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指出了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具有自我意识，具有反省和认识自己的能力，这种意识和能力即为理性。柏拉图认为在人的灵魂中蕴藏着作为其他一切知识起点的最真实、最普遍的某些知识、原理、观念或理念，其他知识都是这些最基本的知识的推演，人们学习和得到知识的过程，就是灵魂逐渐“回忆”的过程。亚里士多德将数学证明方法用三段论的形式表述为演绎逻辑。

2近代的西方理性主义

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有关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争议上，理性主义的“自明原则+演绎”方法与自然科学中的数学公理方法密切相关，而经验主义的“经验+归纳”方法与自然科学中的观察实验方法密切相关［4］。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儿是西欧近性主义演绎法的奠基者，他认为对真理的认识不用靠实践来证实，而是要看我的思想、概念的清晰性和明确性，他还认为真理存在于理性之中。与之相对应的是作为近代经验科学奠基人的英国哲学家培根，他看到了经验科学（知识）的蓬勃生命力，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怀疑主义哲学家休谟也认为，客观实在是否存在的问题是人的理性所不能加以解释的。

世界经济概论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F091.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4-0006-02

世界市场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曾计划完成一个包括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等内容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六册计划”, 构建一个以商品为逻辑起点、资本为核心范畴、世界市场为终点的反映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理论体系。世界市场理论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终篇,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越来越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形成了一批研究世界市场理论的有价值的理论成果,现将主要成果综述如下。

一、世界市场的概念

关于世界市场理论的概念,主要有三种观点:(1)汤在新等指出,马克思的世界市场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世界市场是指世界各国相互间通过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关系建立起来的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所谓广义的世界市场则表示发展为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整体和总和。世界市场是在各国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上形成的各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总和和领域。世界市场是最大的整体范畴、最复杂的范畴、最具体的范畴。这一概括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同。(2)郭宝宏认为,世界市场具有地理区位意义上的全体性,在交流和流通方面具有可变性。按狭义理解,世界市场只是国际商品交换和流通的场所,按广义理解,世界市场还包括世界劳务市场、金融市场、科技市场、信息市场、世界军火市场等诸多领域。(3)许兴亚认为,世界市场是以总体形态出现的各国市场的总和,但它反映的却是资本主义时代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世界市场已成为资产阶级社会发展为国际资本主义总体、获得全球规模的整体存在形式。

二、世界市场的成因

关于世界市场形成的原因,栾文莲从多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需求是世界市场产生的条件,国际分工及交换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相互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机器大工业对世界市场形成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世界市场产生源于资本的本性等;戴瑞姣认为,世界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客观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需求的不断增长的结果等。孙来斌认为,生产力发展与资本扩张是推动其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动因。黄瑾指出,世界市场是指作为人类历史基础的生产和交换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形成的普遍联系。从生产力方面看,世界市场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交往普遍发展而形成的。从生产关系方面看,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 。

三、世界市场的发展阶段

关于世界市场的发展阶段,主要有三种观点:(1)汤在新等人认为,世界市场总体是一个历史范畴,有着自己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只有人类进入到资本主义时代,才产生出世界市场总体借以形成和发展的内在依据,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则成为迅速发展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世界市场开始于16世纪,自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各国的对外殖民扩张和对外贸易,把过去地域性的市场扩大为最初的世界市场;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随着英国等国的工业革命完成,各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建立了同机器生产相适应的工业国和农业国的国际分工,到1857年世界市场危机时,世界市场总体已处于开始形成的阶段;19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市场总体最终形成并向更加成熟的形态发展。(2)栾文莲认为,统一的世界市场总体的形成大约经历了400年的时间。从15世纪末到18世纪60年代是世界市场的初级阶段,这时世界市场的地理范围是有限的。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是世界市场迅猛发展的时期,这时期由于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产业资本取代了商业资本,在世界市场上居支配地位,它促进了国际专业化分工及国际贸易的深化。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是世界市场总体的形成时期,这时期的世界市场垄断资本占主导地位,形成了以金本位制为特征的多边贸易体系和世界货币。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世界市场向多元化、多极化发展,世界市场的构成随着国际交换的发展,越来越复杂化和细分化。(3)孙来斌则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围绕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所讲的资产阶级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三个阶段,实际上就是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三个阶段。

四、世界市场的作用

关于世界市场的作用。(1)戴瑞姣认为,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它促进了大工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同时,世界市场的出现和大工业的发展也引起了上层建筑的变革,扩大和强化了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影响。相对有限的世界市场无法满足资本主义生产的急剧扩张,世界市场危机的爆发无法避免,它在激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同时并使之国际化,从而为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准备了物质基础和阶级条件。(2)栾文莲认为,世界市场对世界生产起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世界市场使生产各环节得到充分发展,各国的生产成为世界生产过程,生产过程各要素和环节得到最大范围扩展;世界市场使一切经济的因素获得了自身性质的充分表现,国别价值转化为国际价值,货币转化为世界货币,国际价值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对外贸易、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结果;世界市场对整个经济的运转起强有力的保证作用;世界市场对经济危机产生缓和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往往通过对外贸易转移国内的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和延缓了经济危机带来的损失,但它也带来了更广范围的危机。(3)孙来斌认为,在马克思看来,推进发展与加深矛盾是世界市场对资本主义的双重影响。这种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世界市场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是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平台;另一方面,世界市场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历史终结力量。(4)聂志红认为,一方面,必须承认,资产阶级开辟世界市场的过程,其暴力掠夺行为,确实给不发达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给东方国家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文明,摧毁其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文明,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是先进生产关系对落后生产关系的革命,是先进文明驱逐落后文明的过程。

五、世界市场危机理论

关于世界市场危机理论,汤在新等人梳理了《资本论》中的危机理论,认为信用、农业、雇佣劳动、对外贸易与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世界市场、国际信用、国际贸易、贵金属流动、关税政策等则构成世界市场危机的要素;世界市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总体规模产生的生产过剩危机,是资本主义矛盾全面展开和激化的结果。世界市场危机具有普遍性、统一性的特点。“危机就是普遍表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式,一个人劳动实际转化为社会劳动以及相反的情况。”许兴亚认为,世界市场危机问题是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所要研究的重点。马克思所说的危机实际上就是世界市场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矛盾的展开。世界市场危机主要包括生产危机、商业危机、作为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一个阶段的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独立的货币危机、国际商业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等内容和形式。世界市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六、世界市场的发展趋势

关于世界市场的发展趋势,许兴亚认为,世界市场危机表明了人类社会生产向新的社会生产方式过渡的客观必然性,它以消极和破坏的方式显示出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求,并为向新的生产方式过渡提供了主客观条件。聂志红指出,世界历史、世界市场的形成固然是资产阶级开辟的,而世界历史、世界市场未来发展趋向却不属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而扩散,一方面,资本本身的限制和不断克服限制的辩证运动使得世界市场加速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以及发展趋势,自我否定因素力量的不断壮大,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具有内在缺陷,决定了世界历史、世界市场发展的趋向只能是社会主义。黄瑾认为,世界市场的发展趋势,世界市场空间的扩张虽然使资本的矛盾获得某种程度的缓和,但同时也加剧了世界市场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市场将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从而消除物的联系性而达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参考文献:

[1]汤在新.《资本论》研究续篇――马克思计划写的六册经济学著作[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

[2]栾文莲.全球的脉动――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理论与经济全球化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许兴亚.马克思的国际经济理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4]黄瑾. 世界市场与全球化──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J].东南学术,2003,(6).

[5]颜鹏飞,刘昌明.中国对外开放的思想渊源――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理论(上)[J].当代经济研究,2001,(3).

[6]颜鹏飞,刘昌明.中国对外开放的思想渊源――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理论(下)[J].当代经济研究,2001,(4).

[7]孙来斌.马克思世界市场思想概述[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4).

[8]戴瑞姣.世界市场的理论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9]俞可平,等.全球化与全球化问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世界经济概论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　现代性　概念　理论　文化艺术

近读发表于本刊今年第二期“艺文论坛”的《后现代主义的再认识：概念，理论，文化艺术》(以下简称《再认识》)一文，颇有一些感想，特提出与文章作者们商榷，并希望能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这篇文章虽以对“后现代主义的再认识”为中心论题，但它实际上涉及对欧洲近现代文明史、思想史、哲学史、艺术史、社会史等诸多方面的理解和解释。特别是对“现代主义”、“现代性”的理解和解释。

欧洲的文明史在经历了以神权为中心的漫长黑暗的中世纪之后。迎来了以人本主义为中心的文艺复兴时期。在其后三四百年期间，欧洲各国仍处于封建社会阶段。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以及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为该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思想基础，然而就当时法国社会经济结构而言“第四等级”即市民阶层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仍处于弱势地位。只是从19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才有了大的发展，因此，持唯物史论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以19世纪三十年代作为欧洲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线。

现代主义作为文化艺术现象。是欧洲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时期亦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才产生的。其思想来源十分复杂，海德格尔当然应该算一个，此外诸如弗洛伊德、柏格森、克罗齐、基尔凯郭尔等人的学说也起过较大的影响。在欧洲近现代的文艺史中，现代主义是继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后的一种文艺现象或称艺术流派。它与政治、经济、哲学等诚然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毕竟只是文化艺术现象，而不能将其无限扩大到其他各个领域。现代主义艺术家或称现代派以法国19世纪下半叶的作家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作为开山鼻祖，其后。英国的乔伊斯、法国的普鲁斯特等人相继推出了“意识流”小说，俄国的安德列夫、布洛克则推出了象征派戏剧。而在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美术界，以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未来派、野兽派等等名目出现的现代派艺术更蔚然成风。并影响到电影界。以致有法国及其他国家“先锋派”的登场。现代主义艺术家最大的特点是以“反传统”自居，他们否定一切传统规范、规则。追求表现形式上的创新，以至无所不用其极。现代主义艺术的历史功过，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且不去说它。

我们想要讨论的是，《再认识》一文将“现代主义”、“现代性”等概念远溯到十六七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文中作迪卡尔)，这确实令人吃惊。笛卡儿所处的时代距欧洲文艺复兴末期不久。应该属于欧洲近代史初期。其时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哲学思潮已十分活跃，像笛卡儿、康德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在一定时期内还占有主导地位。然而，不论笛卡儿也好，康德也好，都不可能有“现代主义”或“现代性”的思想及论述。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对后世的某些艺术家可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以之作为现代主义、现代性的“起源”，则未免有失偏颇。

至于对“现代性”的具体解释，则更使我感到不解。《再认识》一文将现代性定义为“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并声称，在这面“现代性的大旗”下。可以把“法国革命、美国的独立宣言、1917年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1911年、1949年的中国的两次大革命”全都“概括”进去。这里产生了两个问题。其一是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和20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革命：其二，对前者即美、法两国的革命而言，用“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的口号来概括尚可说得过去。但用来概括俄、中两国的革命却未必合适。尤其是“个人主义”怎能成为他们实现革命的目标呢?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起源问题，《再认识》一文将其归纳为“受中国的影响”而在1968年发生的巴黎大学生群起造反，以改革教育制度为目标的运动，即法国人所称的“五月风暴”。其实，这场风暴产生的原因要比文章作者们所论述的要复杂深刻得多。中国“”的影响是有一些，然而事物发生变化的规律是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是决定性的。而这个内因就是60年代下半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有所激化，欧洲知识界由来已久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此时与“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汇合成一股强大的潮流。即“新左派”思潮。其影响所及，不仅仅限于那些大学生，而且深入到思想界、文化界、艺术界甚至于普通劳动者阶层。紧接在法国“五月风暴”之后发生的意大利有上千万人参加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以至发展到占领某些城市的“抗议”运动，即是突出的事例。在当时学术界出现的各种理论中，有一些如符号学、精神分析学等是属于学科建设性质，另有一些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新马克思主义”学说则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其要害在于借马克思主义之名行反马克思主义之实。所有这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实践都有或大或小的影响，但毕竟不是后现代主义本身。所谓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一样，终究是一种文化艺术现象，而不应“包罗万象”。

《再认识》一文介绍了西方尤其是美国众多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概念的种种说法，这使我们开阔了眼界。但文章作者也指出许多学者说了大半天，结果却“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以为，其原因在于这些学者把后现代的概念无限地加以扩大，不仅扩大到所有各个学术领域，而且还把政治、经济、工业、农业、社会生活等全都包括在内。后现代对上述诸多领域诚然有千头万绪的联系并产生重要的影响，但它作为文化艺术现象，并不等于这些领域本身。如我们就不能说“后现代政治”、“后现代经济”、“后现代哲学”等等。

世界经济概论论文范文第9篇

概念经济的本质

所谓“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指的是将各种信息传感设备,如射频识别装置、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种种装置与互联网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个巨大网络。①

由概念表述可以看出,物联网经济是基于互联网这一新经济基础平台上的经济形态,是网络经济的实体拓展式应用。通俗地讲,我们最熟知的互联网主要解决人联人的问题,而物联网主要解决的是人联物、物联物的问题。新一代身份证技术和智能电网,是物联技术的典型应用,而真正的物联经济和物联世界到目前为止,还更多地表现为一个概念。

什么是概念?当代哲学中有两种主要的试图解释“概念”实质的理论。一种是思想表达理论(representational theory of mind),认为“概念”是人的思想的表达。另一种是概念的语义学理论(semantic theory of concepts),认为“概念”是抽象的对象(abstract objects),具体表现为各种符号,尤其是语言(words)。②两种理论,并不矛盾。任何一种概念都是人们思想的表达,同时又是以一定符号为载体的,一个强调了概念的思想内容,一个强调了概念的符号特性。也就是说,“物联网”这个概念,不但表达了人们对物联世界的憧憬,对一种崭新业态的期待,而且也必须借助于高度抽象化的语言符号,借助于文字、图片、视音频的传播。因此,可以这样理解,概念经济,是建立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之上,更多地借助于符号而非实体经济来进行传播的经济业态。技术基础和符号传播是概念经济的两个关键点。

技术基础。概念经济需要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基础,但技术基础是概念经济生发的原点。如果没有当代风能技术、光伏技术、LED技术、燃料电池技术,就没有现在异常火爆的新能源概念经济。同样,如果没有相对成熟的互联网技术,加之射频、扫描、卫星定位技术,物联网概念经济也只是子虚乌有。正是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加之经济复苏之年各国政府急需这种新的经济增长点,催生了物联网经济在2009年而不是更早或更晚出现。

符号传播。从微观上讲,再好的产品或服务也需要广而告之,“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说法也无非是一种叫卖的噱头,一种变相的广告;而从宏观上讲,一种新的经济业态则更需要系统性、全面性的符号传播,背后还需要巨头企业和政府力量的助推。概念由符号来承载,而符号的传播才构成了概念存在的意义,概念经济正是通过新闻报道、广告、活动等各种形式的传播才得以启动和发展。结合前文对“概念”本质的分析,物联网经济表达了人们的思想、愿望、憧憬,从而构成了基础性传播动力;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各国政府急需新的经济增长点,普通民众希望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对物联世界怀有朦胧渴望。另外,物联这一概念,涵盖射频技术、感应技术、扫描技术、卫星定位技术、互联网技术等众多子概念,紧密与实体经济相联系,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因此具有统领具象的能力,产生传播的规模和声势。

概念经济的传播

概念经济需要技术基础和符号传播两个基本点,而强烈依靠传播才得以启动和发展的概念经济是其与实体经济最大的不同之处。比如,数码相机产品,作为一种实体经济产品,无须更多地传播(新闻、广告),只要索尼、松下将它推向市场,就可以轻松地打败柯达和富士。这是因为数码科技对于传统胶片的强烈替代性和经济性是实实在在的,这是实体经济的魅力,无须更多的传播去营造和炒作。而概念经济则不同,物联网世界仅仅让人们看到了它模糊的影子,虽然它可能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但它毕竟没有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与概念经济对应的实体经济的缺乏,使得概念经济必然呈现出一种强烈倚重于传播的特点。因此,以“物联网”概念经济的传播为例,考察其传播过程则颇具意义。1995年至2009年,物联网概念经济经历了以下典型事件。

1995年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提及物联网概念。

2005年11月国际电信联盟(ITU)了《ITU 互联网报告2005:物联网》报告,正式提出了物联网概念。

2009年1月IBM提出“智慧地球”概念;奥巴马之后的演讲中积极回应,并将其提到国家发展战略构想的高度。

2009年8月7日总理在考察中科院无锡高新微纳传感网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时指出,要尽快突破核心技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2009年8～9月中国移动的王建宙多次高调提出,物联商机无限,中国移动将积极与各方合作参与其间。

2009年9月14日“传感器网络标准工作组成立大会暨‘感知中国’高峰论坛”在京举行。

2009年9月中下旬中国证券市场上物联概念股票突然成型并迅猛启动;“物联网”概念在中国上亿股民中开始扩散。

用理论透视现实,是我们洞见现实的惯常做法。在传播学史上,有关新技术传播的理论中,最有影响的应该是弗雷特・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该理论认为,新事物具备五大创新特征:相对优越性、兼容性、复杂性、可实验性、可观察性。③物联世界的美妙故事和部分的实现与应用,让“物联网”具备了明显的“相对优越性、可实验性、可观察性”,以英特网为基础平台构成其“兼容性”,涉及复杂的传感、卫星、网络技术使其呈现出“复杂性”――物联网是个典型的创新事物。

就创新扩散的参与者而言,创新扩散理论认为可分作五类:创新者、早期采用者、早期众多跟随者、后期众多跟随者、滞后者。本文无意将物联网概念经济传播过程中的众多参与者,按照理论的表述对号入座。但从上面的传播时间表中我们看到了技术精英、政治领袖和实业家的身影,他们连同一些事件确实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以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来考察物联网经济的传播过程,我们发现物联网经济具有创新事物的一般特征,其传播扩散中一些关键人物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时移世易,在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传媒环境下,置身于转型中国背景,在分析相对宏观的物联网经济时,我们发现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的解释力是不够的。

应该讲,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是上个世纪60年代在对农业科技的推广与普及的传播调查中得出的理论,具有明显的传统经济、传统传播时代的特征,而且由于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某项或某类技术的传播,因而视角也较为微观。这种理论更适合于分析某类新产品、新服务的推广传播,而不太适用于分析某种经济业态(如物联网业态)的传播。

置身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21世纪中国深化改革的大背景,结合当代新经济、新媒体环境,对于概念经济的传播,我们有以下观察结论:

高端经济体仍然是概念经济的主要发源地。如同上世纪90年代末“网络经济”最先生发于美国,此轮中国的“物联网”概念经济也与美国IBM的“智慧地球”和奥巴马政府的积极回应有一定的渊源。同样,奥巴马总统在胜选演讲中就高调宣布的“新能源开发”和“医疗改革”也成为日后美国、欧洲、中国等的新能源概念和医改概念经济的先导。概念经济发轫于高端经济体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就经济实力、科技知识储备而言,高端经济体在引领世界经济潮流上担负有更多的责任。需要注意的是,高端经济体宣扬的概念经济,并非适用于所有经济体,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当富人们在衣食无忧的舒适房间里高呼环境问题的时候,贫困山区的人们为了生存还不得不砍柴烧火做饭。全人类的终极梦想也许是一致的,但发展的阶段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再者,有许多概念经济,是一些高端经济体为了缓解国内经济矛盾而刻意营造的,对一国可能是福祉,而对另一国则可能是贸易保护或环境问题的发展压力。对此,我们应该区别对待,切忌盲目跟随。

危机常常是概念经济推出的契机。技术是概念经济的基础和原发性动力,而危机常常是概念经济传播启动的契机。上个世纪末,克林顿政府在相对宽松的国际局势下,将大量军用技术转向民用,引发了网络技术的革命,从而催生了网络经济概念。而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9年5月7日美国导弹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则在中国人的心里埋下了巨大的危机缺口,同年以“网络科技股”为龙头的“5・19”行情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揭竿而起,“网络概念经济”正式在中国迅猛传播。回顾历史,联想今日金融危机肆虐下的世界经济,我们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危机常常是概念经济推出的重要契机――正是在危机之年催生了包括“物联网”在内的各种概念经济。在危机中寻找产业改革和发展契机,这一富于智慧的思路已经多次体现在2009年中国政府的发展战略中。以2009年9月下旬新华社刊发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为例,文中就明确提出“文化具有反向调节功能”,“要抓住机遇,大力振兴文化产业,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作出贡献”。④

概念经济需要证券市场的确认和触发。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提到了扩散起飞临界点的概念,即创新扩散比例一旦达到临界数量,就进入了快速扩散阶段。这一点我们容易理解,因为随着扩散比例的增加,传播的规模效应或叠加效应就会显现。而我们的观察结论是,当代概念经济传播需要证券市场的确认和触发,亦即当证券市场上某一概念股票板块的股价发生阶段性大幅上涨的时候,某一概念经济才算真正确认,其传播才算真正起飞。中国范围内“物联网”概念经济的真正启动,正是在2009年9月15日前后,以远望谷、新大陆等为代表的一批物联概念股的迅速上涨开始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证券市场上流动的都是真金白银,中国的过亿股民足以让“物联网”概念经济迅速传播。这一概念确认和传播触发的过程,是新能源概念,以及更早的网络经济概念的重演,也可以被认为是在新技术、新传播、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的背景下,概念经济传播的鲜明特点与规律。

概念经济的传播后果

像许多复杂的事物一样,概念经济的传播有利亦有弊。其利表现在,昭示了经济未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激发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展现了科技改变生活的美好图景,在危机之年为人们带来了信心和勇气。其弊最大地表现在催生经济泡沫,为经济的稳定运行带来风险伏笔。

泡沫,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巨大差距。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从5000点直落至1000多点,为我们上演了网络概念经济泡沫破灭的惊魂一幕。经济学上公认的虚拟经济是指证券、保险、期货、汇市等构成的金融市场,而传播学上有柏拉图的洞壁影像,李普曼的拟态环境学说。通过总结概念(思想表达;符号承载和传播)――虚拟市场(证券)的触发――概念经济的普遍确认和加速传播――实体经济这一概念经济的传导链条,我们可以发现正是符号(包括概念的语言描述、股票价格跳动的数字、新闻报道)的抽象性、想象性,以及符号在传播过程中意义的不断变形(通常是夸大),造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差距。在这一传导链条中,前三个环节都发生在虚拟领域,概念的夸大、证券市场的过度表现,都会造成虚拟领域和现实领域的差距过分拉大,而一向追逐热点的发达而庞大的当代传媒系统则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在概念经济的传播中,媒体应该审视自己的责任,追逐热点并没有错,关键是要作出自己理性判断。简单地讲,就是要对概念阐述以及证券市场的表现作出尽可能客观的评价。这样,才不至于将深处危机的人们拖向另一个深渊。

注 释:

①

②en.省略/wiki/Concept

③沃纳・赛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美]著,郭镇之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④《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新华社,2009年9月26日。

世界经济概论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资本 人力资本 理论动机 马克思 舒尔茨

资本概念像个魔盒,不同学者说到它时它都有着不同的尺寸,里边放置的东西随着时间推移和人们认识与信仰的改变也在发生着变化。

一、资本概念沿革

人力资本从字面上理解即为人力构成的资本或者与人力有某种关联的资本,但能否这样望文生义呢?笔者认为有必要先理解资本的含义。为了弄清这一点,看看资本一词的产生和演变应当是必要的。法国历史学家F・布罗代尔作过详细的考察,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也做过系统分析。根据他们的研究,英语中的资本(capital)来自拉丁语中的caput一词。该词出现于12至13世纪的意大利,有“资金”、“存货”、“款项”和“生息本金”等含义,用来表示贷款的本金,与利息相对。后来该词由意大利传播到德意志、尼德兰和法国。

十九世纪末,围绕“资本”一词的内涵和外延究竟应该为何,经济学家们给出了众多的解释并进行了长期的论战,“资本这一概念,已经成为理论家们争论的根源了”。按照庞氏的考证,几乎每一年都要出现一些新的尝试试图澄清争论的概念。最初“资本”一词使用其日常用语的含义,即与“生息金额”同义。当时发生过贷款利息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争论,从争论中人们逐渐明白货币的生息能力实际上源自货币所代表的财货,而货币不过是财货――这种生产能力的外衣而已。于是,资本概念的含义发生了第一次变化。据考证,完成资本概念由最初日常用语的通俗含义向经济学术语转变的经济学家是法国学者A・R・J・杜尔哥,杜氏在《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中提出以各种形式保存、积蓄起来的财货就是资本。杜尔哥给出的是资本概念历史进程中的第二个解释。

然而,杜氏用“财货”取代“货币”来表示资本,意味着抛弃了“资本具有产生利息能力”这个特征,为此他受到了其他学者的责难。亚当・斯密改变并修改了杜氏对资本的定义。斯密给出了资本概念的第三个解释。斯密在《国富论》第2篇第1章关于《论资财的划分》中把一个人所有的资财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作目前的直接消费,即消费财货,它不产生任何收入或利润,另一部分是个人希望从中取得收入的部分,即生息财货,称为资本。在斯密看来,只有用来投入生产并能给投资者提供收入和利润的财货才是资本。从内涵和外延角度来解读斯密对资本的定义,内涵上,他认为作为资本的财货应具备两种本质特征,一是已生产出来的并将用于生产用途,二是可以获利。外延上,斯密并未列出他所定义的资本中究竟包括了现实中哪些对象。根据庞氏的分析,斯密在无意间把两个本属于不同领域(应用也应有所区别)的概念粗略地合二为一了。其中一个概念的内涵属于经济范畴与生产有关,其外延是物质的“生产资料”;另一个概念的内涵属于历史法律范畴与收入分配有关,其外延是“法权”――资本资产。正是由于斯密给出的定义是模糊的,这使得后来人产生了一种有偏差的认识,即认为资本从事生产也产生利息,于是就得到一个结论:资本产生利息是由于它能生产。这种认识偏差对后来的理论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亚当・斯密的追随者们不仅没有摆脱他在资本概念上留下来的混乱”,相反地,他们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的模糊。之后陆续出现了众多对资本概念的定义和解释,具有代表性并对后来有影响的就有八种,算上前三种就达十一种之多,这还并未算上这些定义衍生出来的各种组合式的定义。这些定义都根植于斯密定义中所留下的模糊余地,有的包括所有的获利手段和所有的生产手段,而有的只包括其中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又按照理论家的偏好,“可以大些或小些,有时不大不小,有时却很小,凡逻辑上和数学上可以想象得到的组合,都可以在当时经济学著作里找到”。不过若总结一下,在这场概念混战中,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资本外延的理解还是有共识之处的,即他们认为有形的生产资料(如: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用建筑物、生产用动物、货币)属于资本。也即对于有形的、物质的、用于生产的事物被定义为资本没有异议。分歧之处在于无形的、非物质的事物应否定义为资本,比如国家、法律、品德、关系、活动、个人能力、人本身。

马克思从另外的角度给出了资本概念的定义。他认为资本的现象(或载体)是物,它首先以一定的货币形式来到人间,接下来表现为机器、厂房和生产材料等,但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在1849年4月7日《新莱茵报》第266号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指出“生产手段与工具”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才会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就不是资本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的本质做了分析。他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社会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生产资料并非天然就是资本”。也即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概念的内涵只有一个,那就是特定历史阶段当中的一种社会关系,即剥削关系。而生产资料与资本也是两个不等同的概念,只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特定历史时期,两者外延才一致。与斯密给出的资本定义相比,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是一个“纯”历史法律范畴,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关系,而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外延,即(资本主义时期的)生产资料(的外延)也就成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从而,根据斯密模糊定义而得出的“资本产生利息是由于它能生产”,按照马克思资本定义就表述为,生产资料从事生产,资本家通过资本(资本主义社会法权)占有剩余价值。因此利息不是资本产生的,只是由资本占有而已。于是,资本具有生息的特性,这一后世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建构理论的基石垮塌了。

二、人力资本一个“翻新”的旧概念

让我们再回到人力资本的讨论中来。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一词最早可能是出自1912年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工业教育委员会发表的一份题为《我们的人力资本》的报告。在现代人力资本概念的产生过程中美国经济学家I・费雪起过重要的作用。1906年他在其《资本的性质与收入》一文中对资本概念进行了扩展,认为任何可以带来收入的财产和收入都是资本。然而,当时费雪对资本概念的扩展并未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认同,正如A・马歇尔所评价的那样“从抽象的角度看无可争辩,但没有现实的必要性”。到了20世纪60年代,T・W・舒尔茨在1960年美国经济协会的年会上作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他认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舒氏对人力资本的解释是,人力资本是“人民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人力资本是由人们通过对自身的投资所获得的有用的能力所组成的”、“人力资本,即知识和技能”。“我们之所以称这种资本为人力的,是由于它已经成为人的一个部分,又因为它可以带来未来的满足或收入,所以将其称为资本”。

然而舒氏的人力资本是个新概念吗?回顾资本概念的演变历史不难发现,他的人力资本概念其实并没有新意,19世纪末关于资本定义的那场论战中就早已有过这种思路。当时,一部分经济学家将亚当・斯密的资本定义中的获利性进行扩展,“把一切获利手段――不仅包括物质的,而且也包括人的,都放在资本这个名称里去。在不同的名称下,它也将劳力当作资本。许多的概念以为工人的工作是资本;另一些人以为工人的劳动能力是资本;还有一些人则以为整个的工人这个人是资本”。这些学者就包括著名的亚当・斯密、萨伊等。与舒氏人力资本概念最近似的例子是“魏斯・达尔贡和奥夫纳几乎同时,且几乎以同样的词句告诉我们,每个工人都代表等于他的教养费的一笔资金――比方说,不熟练的工人是一千‘泰勒’,或者熟练的工人是三千‘泰勒’”。这些观点在19世纪末不但遭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批判,而且也与我国部分学者所称的马克思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理念不是一回事。

先来看奥国学派的庞巴维克的评论。“如果有人突然把劳力称作资本,结果又会怎样呢?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它将是一个无可取的,名词上的改变。如果整个世界适应了这种改变,并且十分清楚,这仅仅是名词上的改变,那么,很明显,把劳力放进一向叫做资本的这个概念中去,劳力和资本之间的差别在同一个名称下,依然是无法调和的。和以前一样,每个人都会注意到这个区别,并且毫无偏见地去处理由它们所引起的社会问题,经济学理论除了由于探讨的主要对象没有名称而感到不方便外,不会遭受实质上的损害”。

再来看国内一些学者声称的马克思“人力资本”理念。他们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人力资本概念,没有系统论述,但在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概念的解释和使用上、在关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等方面体现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思想,舒尔茨眼中的人力资本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劳动力。然而,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资本的理解是这样吗?马克思讲:“如果说,劳动力只有在它的卖者及雇佣工人手中才是商品,那么相反,它只有在它的买者手中,即暂时握有它的使用权的资本家手中,才成为资本。” “工人,即劳动力的卖者,以工资的形式取得劳动力的价值。在工人手里劳动力仅仅是可以出卖的商品,他就是靠出卖这种商品为生的,因此,这种商品就是他收入的唯一源泉。劳动力只有在它的买者资本家手中,才执行可变资本的职能”。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对于工人和资本家来说职能是不同的,只有对于资本家来说,劳动力才可称为“人力资本”,因为资本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对于工人来说,劳动力只能称为“商品”,若也称为“资本”,在马克思理论的逻辑中,就得意读为工人自己剥削自己。这显然是荒谬的。所以,舒尔茨把劳动力不论对于谁都定义为人力资本是与马克思理论体系不相容的。

三、将人力概念放入资本概念的动机分析

至此我们知道了现代人力资本概念不能算作创新,最多只能称为复兴。我们不禁会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既然西方资本主义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不主张将劳动力简单地等同于资本,那么西方经济学家复兴人力资本概念的目的或动机是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疑问,笔者认为还是要从19世纪末经济学者将劳动力概念放入资本概念(简称为折中定义)的动机是什么谈起。当时的学者提出人力资本的动机正像庞巴维克所分析的那样,“名称和流行语经常对我们产生莫大的影响。”“难道有人会放过资本一词的新意义所提供的迷人机会么?以前,资本和劳力两个词,照过去那样使用时,其间存在着不和、对比和冲突。现在,一个简单而巧妙的词,要把所有的对立结合起来;我们认为对立的东西实际上是一致的;劳力即资本,工资和利息事实上是一回事”这“是为了阶级的调和。在工资铁则(它使工人除了最低生活费以外,没有挣得多一些的希望)和社会主义理论(它把什么都许给工人,而不给有产阶级任何东西)之间,它采取了中间路线。它把竞争得来的利息留给物质资本的所有者,但要他分出一部分给人这种资本的所有者。这样,根据这种理论,工人合伙资本主义,变成了调和和人道的黄金果所应遵循的魔术般的公式了。”

回到现代,舒尔茨复兴人力资本概念的动机又是什么呢?先来看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出现的社会背景,该理论再度复兴的时间起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正处于二战结束之后,科技日新月异。无论是前苏联、西欧,还是美国都注重本国科学技术队伍的建设和人才培养,试图以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和新成就来带动起经济的增长。到了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标志着苏联的空间技术和电子技术、材料科学和制造技术达到了一个新水平。这极大地刺激了美国的政界和学界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当时美国政府对该国未来的军事优势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前景十分忧虑,甚至感到美国的科学技术是否已开始落后于苏联,于是招徕学者全面研究美国和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科技发展状况,分析美国科技,至少是空间技术落后于苏联的原因。当时美国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投入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特别注重研究对科技发展影响的研究,探讨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教育投资的问题。在这项研究中,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奠定者,G・S・贝克尔于1960年发表了《高等教育的投资不足》,指出美国教育落后的原因不是院校的校舍场所短缺,而是教育投资不足。同年舒尔茨发表了《由教育引起的资本形成》,1963年他又出版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可见,复兴人力资本概念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强调教育对美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并呼吁美国政府加强教育投入以应对来自前苏联的竞争。其次,正像所有经济学理论一样,人力资本理论不可能是纯粹的就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的学问,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舒尔茨在其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显然是针对马克思的,如“物质资本也不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是决定性的历史因素”,“劳动者变成资本家并非传说中因为公司股份所有权扩散所致,而是由于他们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的结果”,“由于拥有其本身的人力资本价值,劳动者已经变成了‘资本家’”7/11。可见,复兴人力资本概念的另一目的是针对当时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体系而为西方阵营提出一项思想理论工具。

到这里对于为什么19世纪末曾遭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摒弃的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大举复兴我们应该有答案了。若还不是很清晰,或许马歇尔对I・费雪关于资本定义的评价无意间帮我们揭示了西方经济学界转变态度的真正原因。他说:“从抽象的角度看无可争辩,但没有现实的必要性”。请注意,马歇尔说这句话时是在1890年,也就是说当时在没有社会主义现实的压力下,将劳动力放入资本是没有现实必要性的,而20世纪60年代在前苏联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压力下,这种折中就变得有必要起来了。

可见,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实质上是19世纪末资本“折中”定义的一个翻版,其实质动机并未发生改变,即为调和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矛盾的各种实际方法找到一种理论支持。

四、当代中国人力资本研究简况

目前,国内有关人力资本的研究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从中国权威学术期刊网站中国知网中检索主题为人力资本的论文就可以检索到3万余条。人力资本概念在中国也似乎成了某种时髦的名词,用百度搜索“人力资本”关键词就可得到上千万条的结果。各种以人力资本为研究对象的机构、论坛、著作也在蓬勃发展。通过检阅相关文献,客观的读者就会发现,其中的绝大部分学者不但全盘接受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人力资本定义,而且还以此为基础衍生出众多研究分支。

若说普通媒体撰稿人和一般大众凭借对人力资本一词字面上的理解就发表观点还情有可原的话,以严谨为原则的学界在没有彻底剖析该概念本质的情况下就以此作为理论基础而大做文章就未免令人遗憾了。因为后者往往是前者在思想上的引领者,在客观上起着大众意识导向的作用。这就不得不令人疑惑,究竟是中国经济学界被西方经济学界忽悠了,还是中国经济学界愿意被忽悠并再进一步忽悠中国大众。

中国经济学界部分学术文章沿用的人力资本概念,其逻辑让我们再重述一遍,即资本具备产生收入的属性且人力也具备这一属性,故人力也是种资本,又因资本能够参与剩余分配,故人力资本也应参与剩余分配。说白了,中国经济学界部分学者倡导人力资本理论的意义在于试图从理论上说明人力应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除了从理论层面上说明人力作为资本应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以外,学者们还试图通过研制定价模型找到量化的方法以确定出具体应该分多少。

五、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人力资本概念不单是一个不严格的概念,而且具有极大的误导性,其刻意模糊资本的社会关系属性的隐含意图应当引起中国经济学界的警醒。劳动作为生产的三要素(劳动、资本、土地)之一是社会财富产生的源泉之一,这个道理世所公认(但是否是唯一源泉,各方观点不同)。在社会财富分配方面,拥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凭借其贡献的劳动获取收入也正是基于前面的公理而具有法律基础。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三要素的所有者各自分得的社会财富的比例会因彼此“势力”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主张劳动者获得其合理(所谓的合理,会因立场不同而不同)收入的理论研究,既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让劳动能力披上资本的外衣,不论这种劳动能力是所谓的高级还是低级。劳动与资本的矛盾,不会因为名词上的统一而消失,只会因为理论家对术语的刻意合并而暂时令人们忽视。劳动者也不会因为其能力“被资本化”后而改变受雇佣的地位。我们应正视矛盾的存在并合理地加以平衡,将作为学术研究理论基础的人力资本概念还原回劳动能力这个本意上来,重点研究劳动者劳动能力提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并为加强劳动者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势力”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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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玉柯,刘志刚.人力资本产权界定及其经济学意义[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2

世界经济概论论文范文第11篇

人类如何实现在各个层面的可持续发展,被联合国的一项“跨千年全球展望研究”列为新千年全球所面临的15大挑战之首,显示了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空前关注。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及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同,是人类面对生存环境危机对自身发展道路进行反思的结果。可持续发展自提出到今天,经过2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其战略构想已基本在全世界范围及国家层面上形成。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对严峻的人口、环境和资源形势,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可持续因素比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要突出。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引起中国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也逐渐从生态学、环境学向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领域扩展。中国学者根据中国国情特点,在社会、经济、人口、环境、资源和法制等众多领域,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中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所面临的问题和许多有实践意义的观点。

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理论界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从概念、主要内容、特点、主要措施及新领域与新课题等方面进行一番梳理与简略的述评,并就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浅见。

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一）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源,有两个层次。首先是可持续发展提出的理论基础问题。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研究比较多:

1、有学者认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西方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源于18世纪“自然的平衡”的思想。

2、有学者认为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在深刻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和人关系的同时,也分析到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这种物质变换理论是同当今全世界的热点问题可持续发展理论密切相关的。可以说,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早期探索。

3、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可持续性的概念源远流长,我国秦朝（公元前2世纪）的田律清晰地体现了可持续性的思想。并认为这是我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环境法律。但多数学者肯定可持续发展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观演变的最近结果,是新的发展观。[1]

其次就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问题。

关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学术界争论也比较多。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西方学者首先提出的,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成为全球范围的共识。主要观点有:

1．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讨论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同志就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早源于环境保护”。[2]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一概念,逐步被接受和认可,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共识。[3]

2．可持续发展是在80年代中期由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首先提出来的。当时定义有10种以上,甚至包含了有些旨在限制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定义”和“指标”。而对此比较有针对性的共识是1989年5月联合国《环境署第15届理事会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4]

3．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形成与发展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70年代初至1987年《我们的未来》的报告,是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与形成时期;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理论深化与完善时期;此后几年间,可持续发展理论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制订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的指导原则,人类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新时期。[5]

（二）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界定

《中国21世纪议程》通过之前,中国无论文联盟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有关文件,均使用“持续发展”概念。1994年通过的《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可持续发展是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道路。此后,人们普遍接受并使用“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在普遍认同《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的定义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对可持续发展概念做了不同的表述。

1、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不断提高人群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能力的,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满足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人群需求又不损害别的地区或国家的人群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6]

2、从三维结构复合系统出发,认为可持续发展是能动地调控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使人类在不超越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的条件下,促进经济发展,保持资源永续利用和提高生活质量。[7]

3、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人类社会的运行中,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能够保持社会进步、体制优化、人与自然相互交融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8]

4、同志概括的:“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它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必须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否则他们就无法生存;二是今天的发展不能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9]

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在描述从传统的发展观到形成可持续发展观的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基本上接受了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概念,进而从不同角度将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表述推进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

二、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容

可持续发展思想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这是学术界的共识。但是在内容的具体上也有不同观点:

1、可持续发展是指改善和保护人类美好生活及其生态系统的计划和行动的过程,是多个领域的发展的总称,它要使各方面的发展目标,尤其是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的目标相协调。[10]

2、可持续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中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并在发展的过程中带动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解决,逐步将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和低效益的发展模式转变成资源节约型的发展模式。[11]

3、可持续发展理论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即人与自然必须互相协调,协同进化,特别强调应把人类需求的不断满足同资源消耗、环境退化、生态胁迫等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二是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即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发展、利己利他的平衡、当代与后代的公正、自助互助的公信、自律与他律的制约。[12]

4、人与自然关系和谐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维度,人与社会和谐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维度,人自身和谐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维度。三个维度内在地构成循环路径,架构出自然、社会和人的立体图景,形成了可持续发展内在整体性的“和谐三维度”。[13]

由此可见,由于可持续发展问题比较复杂,涉及面广,目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有许多内容还有待充实。

三、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思想,是贯穿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条红线,是发展理论的实质所在。因此,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坚持和发展可持续发展思想,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重大意义。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邓小平、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研究和科学发展观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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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日益得到学者的关注,学术界主要从概念的提出、主要内容、特点、主要措施及新领域与新课题等方面对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进行研究。学术界认为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和自然环境在内的综合的社会发展观,它是在环境问题已成为发展重大课题的时代背景下,在对中国国情现实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协调发展、整体推进的宏观战略思考,它体现了邓小平对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一致的深刻理念,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邓小平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是贯穿在他的整个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之中。他站在世界与时展的前列,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不断实践,又不断在实践中总结提高。我们应当在具体的实践中努力贯彻邓小平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比较多,主要集中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和现实来源、主要内容、实施措施等方面,分歧不大。

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和现实来源,学术界认为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是顺应世界潮流、适应我国国情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人口、环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对邓小平“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继承和发展。它的现实来源就是同志长期的工作实践。本身是一名科技工作者,这种职业背景使他不仅能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高度来认识可持续发展,而且也使他对人口资源环境对当今世界发展的影响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容,学术界认为是十分丰富的,核心内容就是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以“发展、人口、资源、环境”四位一体的总协调,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关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也主要是围绕核心内容展开,认为他提出并采取了五大战略对策:第一,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同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这两个根本性转变结合起来;第二,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结合起来;第三,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同依法治国、加强法制建设结合起来;第四,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消除贫困及扶贫工作结合起来;第五,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同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结合起来。这五大战略对策既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成功实践。

关于科学发展观问题的研究是现在的一个热点,成果也有很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改革和发展,这是对邓小平发展战略思想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丰富和深化,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创新,研究可持续发展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生态良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四、总体评述及关于今后研究的两点意见

（一） 总体评述

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目前在国内外都处于创建阶段,还未形成成熟的理论。在中国被作为一个重点问题提出后,社会学、经济学、环境学、法制学等各个领域都对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从总体上看,研究仍处于比较分散的状态。而且—般性的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可持续发展是—个综合性、交叉性研究课题,其理论发展依赖于道德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地理学、资源环境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门学科的研究成果。要上升到理论体系,一方面,需要有严密的方法论;另—方面许多理论观点还需要充分论证,要加深理论研究的深度。同时需要研究者具有更广博的知识背景,还要多学科协调研究,各学科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重点进行研究,拓展研究的广度。

总体来说,学术界对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的问题重复论述比较多,缺乏新意;还有些方面的研究才起步,对于一些问题的研究尚未涉及等,这些都是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加以注意和不断克服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研究可持续发展思想只是开了一个头,还需要进一步深入。[14]

（二）关于今后研究的两点意见

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总体来说,成果比较多,也有相当深度。但是笔者认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相对照,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还应该大力加强与深入,应该注意视角的转换与方法论的创新。

1、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加强理论创新与发展。理论创新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不竭动力,是指导经济社会实现新发展的力量源泉。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应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密切联系新世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把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难点热点问题,作为研究工作的重点,这是深化研究的重要途径。对此,我们应当加强对薄弱环节和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把研究可持续发展思想理论贡献,同总结历史经验,研究现实问题三者结合起来。特别是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坚持研究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最主要的是以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课题作为研究的主攻方向。邓小平同志曾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我们要充分认识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将会层出不穷,理论创新的任务会越来越繁重,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孜孜追求、不断探索。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观察社会问题要有超前性和预见性,不断提出新思路、新观点、新见解,努力推出符合时代和实践要求,高质量地开展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研究,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提供学理支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实践的深入推进发挥理论指导作用。

世界经济概论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世界体系论;沃勒斯坦;经济主义;一体化研究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资助项目

［收稿日期］2015－10－21［DOI］10．15939/j．jujsse．2016．02．009

20世纪70年代，一位来自于世界中心地区的学者———沃勒斯坦———提出“世界体系论”并产生广泛影响，许多人为拥有了这样一个国际关系解释框架而欣喜，感觉到耳目一新。其实，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是受到依附论的启发而提出的，它借用了依附论的最为重要的中心—边缘概念，只不过沃勒斯坦在“中心—边缘”之间加上了一个“半边缘”，以告诉人们世界体系包含着“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基于这一结构所做的分析也似乎能够对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生、巩固和变动的过程及其原因作出更加客观、形象和合理的描述。的确，与依附论相比，世界体系论的诸多分析都显得更加细致入微，诸如对国际劳动分工和劳动控制方式的构成、相互作用及其动态变迁等所做出的分析，都使这个作为分析框架的世界体系论显示出很强的解释力。然而，也许是因为沃勒斯坦希望让自己关于国际分工的论述更具说服力，也许是因为他过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劳动分工与控制方式上了，以至于让世界体系论表现出一种经济主义倾向。也正是世界体系论所具有的这种明显的经济主义理论倾向，无法真实地反映世界体系的存在与运行状况。根据斯考克波尔(ThedaSkocpol)的评论，沃勒斯坦所使用的恰恰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常用的概念。斯考克波尔说:“奇怪的是，尽管沃勒斯坦看起来特别关注世界资本主义主要地区的阶级结构，但事实上，在我看来，他在解释世界体系的经济变迁时用到的恰恰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通常使用的那些变量，却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念，即生产关系与剩余分配是任何经济体系运行与发展的关键。”［1］应当说，沃勒斯坦也看到了政治、文化等因素在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生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他一直努力去把这些复杂关系简化为经济变量，总是从经济的视角出发去对这些复杂关系做出解释，努力将这些因素解释为经济变化的某种结果，甚至有时在肯定了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后又立刻赋予经济因素以更高的地位。可以认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对世界体系所做的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解读。

一、经济主义视角中的世界体系

沃勒斯坦有着自己所钟爱的一套概念体系，首先，他是从“社会体系”(socialsystem)的概念出发的，认为“社会体系”是一种自立自足的有机体并有着特定的边界、结构、规则与生命周期。在沃勒斯坦看来，只有自立自足的“社会体系”才能(应当)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单位。既然社会体系被确认为社会科学的分析单位，那么，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单个国家也就不能被视为自立自足的有机体，也就不能成为社会科学的分析单位。沃勒斯坦认为，他所提出的这个“社会体系”包括“世界体系”(worldsystem)和其他高度自主的相对较小的局部体系，但是，由于高度自主的相对较小的局部体系已不复存在，当前仅存的“社会体系”也就只有“世界体系”了。他认为，把这个实际上是世界体系的社会体系作为分析单位在起点上所拥有的就是一种整体观，从这个社会体系出发展开的叙事所包含的也就是整体分析的方法。其实不然。沃勒斯坦在他的理论实际展开的过程中用经济主义代替了整体分析。沃勒斯坦将“世界体系”划分为三种类型:已成为过去式的、作为政治统一体的“世界帝国”(world-empires);正在进行的、作为经济统一体的“世界经济”(world-economy);未来的作为可能形态的“社会主义世界政府”(socialistworldgovernment)。在沃勒斯坦的概念体系中，“现代世界体系”(themodernworld-system)一词基本上可以被视为是“(现代)世界经济”一词的同义语，它们都是指15、16世纪之后的世界。这两种说法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使用“现代世界体系”一词，是为了强调分析单位的整体性与合法性，以区别于传统的以单个国家为单位的分析方法;使用“世界经济”一词则是为了指明这一现代世界体系的本质特征，即它的经济属性。当沃勒斯坦采用“世界经济”一词时，目的是要强调现代世界不同于前现代时期的“世界帝国”的特征。在沃勒斯坦看来，现代世界体系主要是经济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它并不像之前的世界帝国那样存在着由某个政治中心来统治其疆域的状况。恰恰相反，现代世界能够超越任何法律意义上的政治单位或范围，是通过经济联系(主要是不同的劳动分工与不同的劳动控制形式)实现了世界的一体化的，并在一体化的世界体系中确立起了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结构，以实现剩余价值向中心地区的持续流动。在《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的理论部分，沃勒斯坦似有无奈地说道:“另一种体系(指现代世界体系)中则不存在这样一种单一的政治体系统治着所有的，或真正统治所有的空间。为了方便起见和由于缺少一个更好的名词，我们用‘世界经济’(world-economy)这个名词来描述后者”［2］422。尽管这里所说的是“为了方便起见”，实际上却反映出沃勒斯坦的理论倾向，那就是对现代世界体系的经济属性的过度强调，即把“现代世界体系”简化成了“世界经济”，而把现代世界体系的其他方面都舍弃掉了。在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历史划分上，这种做法明显地有着逻辑上的不一致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让沃勒斯坦受到了诸多批评。具体地说，沃勒斯坦认为，15、16世纪之前的世界体系是以“世界帝国”的形式出现的，而现代世界体系则以“世界经济”的形式出现。根据这一历史划分，就会产生诸多无法回答的问题:世界帝国是否是纯政治性的?征服与掠夺是否完全没有经济目的?现代世界体系是否仅仅存在着经济学意义上的中心—边缘结构?在比比皆是的军事征服与经济掠夺背后难道就没有政治压迫和话语霸权吗?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前现代的“世界帝国”时期和现代的“世界经济”时期这样的阶段划分，它们其实都只存在于现代世界体系之中。其实，在16世纪之前，世界分割为地域性的空间，根本就没有出现世界体系，世界体系只能被理解为脱域化的产物，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过程中才形成了世界体系。正是因为世界体系的生成，才有了所谓的“世界帝国”与“世界经济”。沃勒斯坦对世界历史有着明显的误读，比如，他认为:“世界经济(aworld-economy)是现代世界的发明创造，其实也并非完全如此。历史上曾存在过世界经济(world-economies)，但它们总是变化为帝国的形式，如中国、波斯和罗马”［2］14。我们认为，把中国、波斯和罗马说成是“世界帝国”完全是一种现代观念，只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促使世界体系生成后，人们才反过来看到了那些帝国所拥有的强大的征服能力。就历史上的实际情况而言，这些帝国无论多么强大，无论征服了多少土地，也只是地域性的，更不用说还有大面积的区域仍然处在帝国之外，有时甚至与帝国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认为，只有在现代化的意义上，起先是英国，然后是欧洲的许多国家，再后是美国，才可能被称为“世界帝国”。另一方面，就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而言，可以说是在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才逐渐出现的，是因为民族国家纷纷建立起来，才为世界经济的出现提供了前提。尽管这种世界经济依然是发生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之中的，但世界经济活动中的平等与自由等，至少在表面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承认。当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与“世界经济”之间画上了等号之后，也把学术界通用的“资本主义”概念引入到了他的世界体系分析中来并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作出了他自己的定义。他认为:“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world-economy)(即单一的劳动分工以及多元政治和文化)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一个并不会导向另一个。我们仅仅是在用不同的特征去定义同一个不可分割的现象。”［3］在这里，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做出了超越一个国家范围的新定义。他指出，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许多学者们通常把经济看做是国家结构的内部因素，尽管它在形式上可以突破国家的疆域而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发生联系，却不认为那是经济的实质性特征，这种传统认识片面地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国家属性，是存在于国家之中的一种生产方式或意识形态。沃勒斯坦反对这种对资本主义概念的传统理解，而是认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民族国家的属性，而是世界体系的一种特征。“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是世界经济体系内的事情，而非民族国家的事情。”［4］112根据沃勒斯坦的看法，资本主义在其产生之日就注定要突破政治边界的限制，所以，他在把“现代世界体系”与“世界经济”相等同之后又在“世界经济”与“资本主义”之间划了等号，认为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的扩张性是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经济的生成原因。“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模式是基于这个事实，经济因素在一个大于任何政治实体能够完全控制的竞争场所中起作用。这给了资本家们一种以结构为基础的策略自由。这使得世界体系的持续经济扩张成为可能。”［2］422表面看来，沃勒斯坦的这一解释是合理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的扩张本性造就了世界体系，也开辟出了世界经济。实际上，我们认为，就这三种形式在现代史上的位置而言，是不能在它们之间画上等号的。更为重要的是，沃勒斯坦在三者之间画上了等号之后进一步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及其中心—边缘结构是由经济决定的，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显然，沃勒斯坦是希望把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经济理解运用到对世界体系的考察中去，这在学术上应当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需要指出，对于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不能做出教条主义的理解的。特别是就国家间的关系而言，由于没有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那种权威机构和治理体系，世界体系中的经济运行是无法得到保障的。事实上，在世界体系中，经济的因素也绝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就世界体系论而言，沃勒斯坦在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语境支持的条件下试图对世界体系作出经济主义的解读，这虽然在表面上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与较强的解释力，但在国际关系的处理方面，并不能提供有启发意义的行动方案。就现实而言，在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中，是政治霸权、话语霸权甚至军事霸权在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一个国家可以在经济上取得骄人的成绩，但是，如果它在政治上、话语上受制于霸权国家，甚至经常性地受到军事上的胁迫，那么，它的经济成绩只能是短暂的，甚至是虚假的。由此看来，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经济主义解读是与现实相距甚远的。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现代世界体系”、“世界帝国”、“世界经济”和“资本主义”是最为基本的概念，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也正是建立在这几个基本概念之上的。但是，沃勒斯坦对这些概念的解读却存在着明显不恰当的问题，因而，他通过这些概念而建构起来的世界体系观也是错误的。从根本上来看，这是在历史观方面的错误。首先，我们认为仅仅存在着一种世界体系，那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生成的世界体系，在时间点上，这一进程大致开始于15、16世纪，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并不存在世界体系。然而，沃勒斯坦却要区分出前现代的世界体系与“现代世界体系”，显然是对历史的误读。其次，在历史研究中，中国、波斯、罗马等的确被称作为“帝国”，但它们并不是世界体系中的帝国，而是地域性的。作为世界体系中的帝国恰恰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过程中出现的，它是通过资本征服、政治压迫和军事掠夺而为世界确立起了中心—边缘结构，在使自己成为中心国的同时，把许多国家转化成边缘国并形成了一种全面的剥削与依附的关系。所以，世界帝国并不是前现代的，反而是在15、16世纪之后出现的。再次，“世界体系”与“资本主义”是可以用来描述现代世界史的概念，或者说，现代世界史就是一部世界体系化的历史，也是资本主义的扩张史。但是，将这些概念与“世界经济”的概念相混同，并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国内部的经济决定论直接移植到对国际关系分析当中的简单做法是错误的。由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存在着这些错误，所以，他并不能真正理解15、16世纪以来的历史是如何进行演变的，也不能真正理解中心国是如何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实现对边缘国的剥削和压迫的。

二、经济主义分析掩盖了什么?

既然沃勒斯坦把“世界经济”与“现代世界体系”相混同，也就必然会在对现代世界体系所做的分析中注重对经济因素的强调。相应地，也就会忽视诸如政治、文化、军事等因素。或者说，当谈及其他因素时，沃勒斯坦是将它们简化为或转化为经济因素而后再去分析世界体系的，表现出论证经济之于现代世界体系的首要性。我们可以将沃勒斯坦关于现代世界体系经济属性的论证概括为三个方面:逻辑上的基础性、时间上的先在性以及结构上的重要性。沃勒斯坦说:“它(现代世界体系)是‘世界经济’，因为该体系内各部分间的基本(bas-ic)联系是经济性的，尽管这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因文化联系和我们最终将看到的政治格局———或联邦结构———而得到加强。”［2］13这就是说，在逻辑上，现代世界体系内的基本联系是经济联系，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其他方面的联系。根据沃勒斯坦的看法，现代世界体系是因为经济上的联系才得以生成的，此后出现的政治与文化联系尽管加速了世界体系的形成，甚至让这一世界体系变得更加稳固了，但它们的作用都只是作为经济的辅助因素而存在的，其结果也只是表现在让现代世界的经济体系得以持续长存，没有转化为由某个单一政治中心统治的世界帝国。沃勒斯坦关于世界体系的这一认识其实是不实的，事实上，随着世界体系生成后，先是英国，后是美国，都曾经或者正在作为世界帝国而存在。沃勒斯坦之所以会无视这一现实，是因为他把政治的、文化的因素都看作不甚重要的因素所致。这就是我们所指出的，在他眼中，现代世界体系完全是经济性的，除了经济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方面的力量可以像经济那样把它的触角深入到世界体系的每一个角落。就政治而言，没有哪个政治中心能够将其政治权力的触角伸得如经济触角那样长。沃勒斯坦的这一看法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知道，杜勒斯早就提出了“和平演变”的设想，而且其手段并不是资本及其他经济活动，反而恰恰是寄托于政治、文化等，对此沃勒斯坦不应丝毫不知。从边缘国家的情况看，政治和文化方面可能恰恰是这些国家的精英群体所渴求的，比如，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会极力把中心国家的政治描绘得无比美好，要求引进并替代被他们说成集权的治理体系，甚至会在没有得到中心国家支持的情况下也动员起本国政府的激烈行动。在文化以及思想理论方面，边缘国家不仅会主动翻译引介，而且会生发出知识依附，只要是来自中心国家的，就会被作为金科玉律对待。所有这些，沃勒斯坦不应没有看到，而是因为他过多地强调了经济因素才会视而不见。沃勒斯坦认为，经济因素不仅在逻辑上是基础性的，也不仅是在时间上是先在性的，而且在世界体系的结构上也是最为重要的。所以，沃勒斯坦极力淡化其他因素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作用。在谈论“社会体系”这个在沃勒斯坦看来是唯一可以作为分析单位的概念时，他说道:“我们认为社会体系的特征便是其内部存在劳动分工，这导致各部门或各地区依赖于同其他部门或地区进行经济交换，以源源不断地、稳定地满足本地区的内部需要。这种经济交换的进行不需要共同的政治制度，甚至更明显地不需要同样的文化”［2］98。从现实来看，如果经济因素在世界体系结构上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为什么美国总是热衷于向全球推广它的价值观呢?为什么会频繁地在各大洋进行军事演习呢?这说明，美国的领导人比沃勒斯坦更清楚什么因素在世界体系的运行中更能够发挥基本的和主导的作用。一方面，沃勒斯坦对经济因素的强调使自己显得具有学究气，但另一方面，从其论证的逻辑来看，他不仅不具有学究气，反而让人怀疑他是在做一项非常务实的替中心国家辩护的理论建构活动。因为，沃勒斯坦在要求人们把对于世界体系的关注重心放在经济要素方面后，紧接着就强调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换”。我们知道，经济交换是从属于平等和自由原则的，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了经济交换，结果就会是，中心国对边缘国的经济剥削和掠夺被掩盖了。这一点实际上构成了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实质，也是他的理论活动目标。所以，当沃勒斯坦谈到政治与文化等因素时，往往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即使需要发表意见时，也仅仅谈论不同地区之间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而不是去讨论不同地区之间在政治与文化上的互动与联结。这似乎是在说，在世界体系中的各构成单元中，只有在经济上是因为交换而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而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所表现出的只是差异而不是联系。这样一来，政治上的、文化上的以及话语上的霸权也就被一笔抹杀了。从近代史上看，不仅政治上而且军事上的冲突也从来没有停歇过，整个世界体系从来也没有处于真正安宁的状态中，甚至文化冲突也在20世纪后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如果说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经济联系是主要的和基本的关系，那么，合乎逻辑的推论就是，这样的世界体系应当是安宁的，应当是“比较优势”、“自由贸易”、“互惠互利”所昭示的和平景象。然而，我们所看到的却是，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经济上的交换从来都不是在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样一来，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的不平等?是什么因素把边缘国置于不自由的地位上?显然是政治并辅之以文化上和话语上的霸权。这说明，在对一个封闭性的社会———一国社会———的分析中是可以把视线首先放在经济基础上的，从经济关系的角度去认识一国内部社会的其他各种关系，可以看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对于世界体系而言，就不能认为经济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更不应仅仅看到经济关系而有意识地忽视其他关系。在世界体系中，政治关系往往发挥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沃勒斯坦把政治关系放在从属的位置上，甚至有意识地在世界体系中淡化政治关系，这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反而会掩盖中心国对边缘国进行政治压迫和干预的事实以及意图。今天看来，当中国在经济上崛起时，一些中心国———特别是美国———并没有选择在经济上与中国开展平等和公平的竞争，更不用说在经济上开展广泛合作了，反而更多地使用了政治和军事的手段，采取各种各样的遏制策略，即使使用经济手段(如反倾销调查、贸易制裁等)，也是建立在政治和军事恐吓的基础上作出的，或者说，背后是有政治与军事威胁作后盾的。进一步，从中国周边国家的情况看，“”从来也不是以经济的形式出现的，反而恰恰是政治渗透的结果。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这种经济主义解读是具有代表性的，即使在对全球化进程进行分析时也存在这类学术现象。我们看到，弗里德曼在其《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所给出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生产外包，并声称外包是碾平世界的一大动力。弗里德曼是在撇开了政治的前提下去证明中心国对边缘国的资本输出以及生产外包是如何让边缘国在经济上、就业上以及生活水平上获益的。事实上，世界体系中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以及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建立在政治关系的基础上的，是通过政治开辟道路的。当然，边缘国在与中心国交往的过程中也许会运用经济优先的策略，或者要求经济优先的原则得到中心国的承认，但在实质上，这种经济优先的策略以及主张也完全是一种政治策略。至于中心国，一方面，我们看到，它(们)经常会用“自由贸易”、“比较优势”、“现代化”等一系列的经济用语和谎话迷惑边缘国，以减少边缘国对中心国的敌对和反抗，但在这些话语霸权与文化输出的背后则是强大的政治恐吓和武力威慑;另一方面，当边缘国不听话的时候，中心国就会撕下面具，根本无需用经济策略去掩盖它(们)的政治霸权，而是裸地运用政治恐吓和军事讹诈的手段直接对边缘国进行支配、干预等。当然，沃勒斯坦为了表明他关于世界体系的描述是客观的，也不能不承认政治的、文化的因素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比如，他说，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各部分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性的，尽管这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因文化联系和我们最终将看到的政治格局———或联邦结构———而得到加强”［2］13。在此，沃勒斯坦承认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却只承认政治具有某种辅的影响，但他所希望的是在世界体系中找到一个主导性的因素，也确实在现代世界体系的生成史方面作了细致的考察，结果是把现代世界体系视为“世界经济”的同义语这一无需论证的前提。在沃勒斯坦的叙述逻辑中，政治的、军事的因素都只在世界体系的形成中发挥辅的作用，这在他对作为世界体系中心的欧洲近代史的叙事中反映得非常清楚。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体系在欧洲的生成是一个完全由经济决定的过程。沃勒斯坦以问答的形式说道:“在欧洲世界经济体系出现的同时，也兴起了西欧绝对君主制，但它是其原因还是其结果呢?”紧接着，他就对这一问题作了回答，认为西欧绝对君主制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似乎已要求并且为中央集权和对内部控制的加强这一长期进程提供了便利，至少在中心国家是如此”［2］151－153。我们已经指出，考察一国历史时，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应当得到承认的，如果沃勒斯坦所指的是某个具体的西欧国家，这一观念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果就整个西欧来作出这样的判断，可能就需要对历史作出具体分析了。然而，沃勒斯坦却把这种判断直接地运用于解释世界体系的生成过程，从而简单地得出经济因素是世界体系中首要性的和决定性的因素这一结论。这样一来，他就把对现代世界体系的描述重心转向了经济分工和劳动控制方式的方面了。结果，他给我们提供的其实是这样一个可以推导出来的结论:中心国虽然早于边缘国建立起了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且这种国家机器也为中心国的经济扩张提供了政治支持，使中心国对边缘国的经济剥削成为可能，但是，边缘国之所以处在相对于中心国的弱势地位上，在根本上是由于它的经济分工和劳动控制方式的落后造成的。边缘国在劳动控制方式上依然沿用奴隶制的和封建制的方式，使其经济运行的成本大大地高于中心国，以至于丧失了在世界体系中与中心国竞争的能力，因而也无法改变它们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从普雷维什到依附论学派，在分析世界中心—边缘结构时，都努力从中发现中心国是如何运用政治、军事和经济手段去剥削边缘国所创造的财富的，即要求在对这一秘密的揭示中去寻求应对之策。尽管普雷维什和早期的依附论学派都没有明确地以世界体系作为分析框架，但是，他们在使用中心—边缘的概念时默认了世界体系这一前提，认为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的关系是被结构化到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之中的，中心国恰恰是在这个中心—边缘结构之中实现了对边缘国的剥削和掠夺，而边缘国所创造的财富也正是在这个中心—边缘结构之中自动地向中心国流动的。然而，沃勒斯坦却在对世界体系生成历史的经济主义解读中把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说成是由世界经济的变动造成的，把中心国与边缘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说成是由经济决定的。我们知道，沃勒斯坦从普雷维什和依附论学派那里借用了中心—边缘概念，认为世界体系是拥有一个中心—边缘结构的，但是，由于他在世界体系中所看到的仅仅是经济因素，因而，他在谈论这个中心—边缘结构时，也就只剩下了经济意义上的解读，政治的、文化的因素都被消解了。吉登斯在谈到沃勒斯坦时就曾指出他的这种经济主义观的不足:“世界体系理论强烈关注经济影响……以经济标准来划分的核心、半边缘和边缘地区，并不能使我们对权力的政治与军事集中加以阐明，这种集中并非总是能与经济的差异完全吻合。”［5］61这无疑一语切中沃勒斯坦的要害之处。总之，世界体系的运行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关系以及一切经济活动都只是显露于外的表象，特别是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之中，所包含着的是政治上的压迫、军事上的干预、经济上的剥削和文化上的入侵等等众多的方面。如果在世界体系的分析中持有经济决定论的话，必然会导向对中心国在世界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加以掩饰或美化的方向。

三、经济主义分析方法的适用性问题

尽管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有着明显的经济主义倾向，但他却一再宣称自己所做的是一种综合的、整体主义的分析。他说:“世界体系分析的论点非常简明。三个认定的人类互动的领域———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或社会文化的领域———不是独立的社会活动领域。它们没有独自的‘逻辑’。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约束、选择、决定、准则和‘合理性’的相互结合是那样的紧密，以致没有任何有用的研究方式可以按照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分类把‘这些因素’分开。”［4］168在论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时，沃勒斯坦也解释道:“当然，事实上我坚持认为政治和经济两个变量是存在于一个单一领域中的。我拒绝接受下述论点，即政治领域具有自主性，或它是由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甚至独立于———那些支配经济领域的法则支配的。我在书中坚持一种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holisticanalysis)”［6］6。沃勒斯坦甚至自我辩解道，他在将“政治”与“经济”加以区分时只是出于方便分析的需要，是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问题的全貌。可是，阅读他的《现代世界体系》，却发现他的这些说辞是不实的，他并没有贯彻他的所谓整体主义分析方法，而是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经济主义倾向。在讨论欧洲在“延长的16世纪”期间的劳动分工时，沃勒斯坦一方面强调，“经济决策和政治决策原则上是分不开的，或者说是不能分开讨论的”;但他同时又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特征是:经济决策要首先适合于世界经济舞台，政治决策要首先适合于较小的合法统治结构，即世界经济内部的国家(民族国家、城市国家、帝国)”。［2］73这在某种意义上显然是否定国际政治的存在。而且，这并不是他的一个具体观点，而是贯穿于他的全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他一直是在此基点上展开他的世界体系讨论的，在几乎每一项论述中都一直赋予经济因素以高于一切的地位。就《现代世界体系》一书而言，沃勒斯坦所使用的是标准的经济主义分析方法，但是，也正是在这本书中，沃勒斯坦提出了整体主义分析方法的构想并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们看到，沃勒斯坦经常陷入到他所声称的整体性研究方法与经济主义分析方法之间的矛盾之中。也许沃勒斯坦在希望把握世界体系的整体情况时是把整体主义作为他的某种追求的，但是，由于他仅仅提出了整体主义的方法论构想，并没有作出深入的和成熟的思考，更没有得到相应的语境支持，所以，在实际操作的时候，选择了把经济因素作为分析切入点的路径。我们已经指出，就一国而言，经济关系是基础，其他因素都需要最终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而就世界体系来看，经济因素反而成了被决定的因素。然而沃勒斯坦恰恰把这个逻辑颠倒了过来，在对世界体系的分析中滥用了经济决定论。事实上，在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即使对于一国内部的问题进行分析，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也开始变得可疑了。我们知道，随着工业社会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后，领域分化的进程基本完成，对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的分别研究显然需要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方法，以至于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显露出了局限性。20世纪后期以来，之所以社会科学变得声名狼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学者们仍然习惯于按照旧的思维传统滥用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以至于很难形成令人信服的结论。其实，不仅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且诸如定量研究等方法也是如此，在某些领域是适用的，而到了其他领域，却成了导致科学研究混乱的原因。也就是说，社会的发展决定了近代早期形成的诸多传统研究方法已经不再具有普适性了，而是需要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做出方法论上的创新，特别是需要针对具体的研究对象去选择或发明新的研究方法。就沃勒斯坦等人提出的世界体系论而言，显然是前人未能深入触及的课题和研究对象，需要在方法上做出创新。可是，沃勒斯坦偷懒了，直接搬用了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所以，他关于世界体系的认识显得非常不真实，甚至表现出了某种为既有世界体系进行辩护的学术倾向。也许沃勒斯坦可以辩解说，他是希望用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达致对世界体系形成史的科学理解。但是，面对既有的世界体系，我们应当做什么?进一步地说，是让边缘国都安于它们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还是努力改变现状?关于如何改变现状，是让边缘国重走中心国的老路子还是走自己独特的道路?是让边缘国在既有的中心—边缘结构中挣扎还是提出打破中心—边缘的要求?一旦提出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仅仅满足于认识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而是需要在认识世界体系形成的同时去寻求改变这个不合理的世界体系的路径。这样一来，经济主义分析方法就必然会面对无情的拷问。应当看到，沃勒斯坦对分析方法是做过思考的，他也试图在这方面作出创新，他所提出的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其实也包含着综合性分析的内容，他在评论社会科学研究时甚至说过，“当人们研究社会体系时，社会科学内部的经典式分科是毫无意义的。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的分科是以某种自由派的国家观及其对社会秩序中功能和地缘两方面的关系来确定的……我不采用多学科的方法(multidisciplinaryapproach)来研究社会体系，而采用一体化的研究方法(unidisciplinaryapproach)”［7］8。在沃勒斯坦写作《现代世界体系》时，社会科学研究中正流行着跨学科研究，沃勒斯坦在批判跨学科研究的同时也表达了他所追求的“一体化研究”的愿望，这说明他并不愿意“随大流”。的确，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所谓“跨学科研究”来看，更多的是从多个学科中去东采西撷，往往满足于形式上的中和，而不是建立在对每一个所涉及的学科都做出深入理解的基础上。事实上，各种各样的所谓“跨学科研究”并没有摆脱专业化学科分类的限制，往往表现出来的是某一领域的专家觊觎其他领域的研究议题，依据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所形成的专业视角去对其他领域的问题发表意见。沃勒斯坦显然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认为:“跨学科研究(multidisciplinarity)在表面上试图要超越学科，但在实际上，它通常只是强化了它们。那是因为‘跨学科研究’这个词本身就预设了分立的学科分类的合法性及其意义，因为它主张将不同知识综合起来。也就是说，其背后的假设就是，分立的知识是存在的”［8］224。鉴于对跨学科研究的这种认识，沃勒斯坦提出“一体化研究”的设想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但是，沃勒斯坦在对现代世界体系进行分析时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并没有把“整体主义分析”和“一体化研究”贯彻在他的世界体系论之中，这说明他在研究方法上有创新的设想却没有创新的能力，更没有创新行动，而是陷入了庸俗的经济主义分析之窠臼。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不仅提出了世界体系研究的课题，也促进了关于世界体系研究的方法论反思。此前，普雷维什和依附论学派事实上也一直持有着世界性的视角，所研究的也是世界体系，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却表现出了很大的随意性。在沃勒斯坦写作《现代世界体系》的时候，包括依附论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开始谈论研究方法的问题，比如，作为依附论代表人物的阿明在20世纪70年代也明确地表达了对研究方法的反思，“尽管从某种特殊角度，如从传统的大学学科的角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近社会事实，但社会的科学却只有一种，因为社会事实是统一的，它从来不分‘经济’事实、‘政治’事实和‘思想’事实等”［9］4。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沃勒斯坦所构想的整体主义分析方法一致的，就依附论学派的思想发展来看，也大致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更为明确地追求一种包含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综合性分析。就此而言，沃勒斯坦提出整体主义分析和一体性研究的构想是具有科学史上的合理性的。遗憾的是，沃勒斯坦并没有在其著作中真正地运用这一方法，而是受到了经济主义分析的纠缠。所以，在沃勒斯坦的视野中，总是基于经济因素而去确定“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的，以至于把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的复杂现实简单化了，也就无法准确地反映出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真实情况，更不可能真正揭示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军事掠夺的秘密了。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是有着世界影响的鸿篇巨制，特别是他作为一位来自中心地带的学者对普雷维什和依附论的基础性分析框架的使用，对于中心—边缘概念的传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得相关研究能够在这一视角中去认识世界和分析国家间的关系，这应当视为他的一项贡献。但是，沃勒斯坦所构想的与实际使用的研究方法之间的不一致也造成了消极影响，特别是经济主义分析使他所描述的世界体系及其形成史成了一个单色的世界，在实践上则可能导致边缘国家在努力向中心跃迁的过程中作出错误的策略选择，那就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经济发展方面，以为单凭经济发展策略的运用就可以改变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从20世纪后期以及新世纪的世界体系运行状况来看，虽然边缘国因为注重经济发展的策略而在这些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就业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业绩，但在改变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方面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步。特别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扑面而来的情况下，整个世界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况，边缘国不安于边缘位置的要求与中心国极力维护自己的中心地位的要求之间孕育着各种各样的潜在冲突，以至于世界陷入了动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坚持用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去认识世界的话，就会把许多决定了世界运行的因素排斥在视野之外。那样的话，一场巨大的危机可能就会在不知不觉中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今天，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一个重大机遇，它将打破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所造就出的既有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事实上，它要求我们在认识世界体系时必须运用多维的视角，必须对世界体系作出综合性的分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找到对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加以解构的可行性路径。所以，我们需要对沃勒斯坦的经济主义分析方法作出批评，目的就是要寻找世界体系分析的新方法。只有这样，边缘国改变现状的努力才能够在理论探索的过程中被引向正确的方向。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已经不再是单纯地在国家边界范围内开展经济、社会建设，而是面对一个复杂的、多元的世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世界体系中开展各个方面的活动。这样一来，我们就需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世界体系，以求我们在各个方面的政策和策略都是有着客观依据的。在这里，我们对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经济主义分析方法所作的评述，是要指出他把传统的民族国家边界内的理论研究方法运用到了世界体系的分析中所犯下的错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世界体系是一个刚刚向我们开放的话题，准确地说，是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我们才遇到了和必须面对世界体系，这样一来，我们原来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以及理论视野上的地方色彩也就暴露了出来。其实，我们所接受的方法训练和理论传承都明显地具有“地方模式”的色彩，这很可能会妨碍我们对世界体系作出科学的把握。因此，我们指出沃勒斯坦研究方法上的缺陷，是希望将其作为我们观察和研究世界体系的镜鉴，以便我们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能够在方法上和理论上都作出创新，对世界体系做出新的解读。

［参考文献］

［1］SkocpolT．Wallerstein’sworldcapitalistsystem:Atheoreticalandhistoricalcritique．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977，82(5):1075－1090．

［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郭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3］WallersteinI.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Conceptsforcomparativeanalysis．Compara-tiveStudiesinSocietyandHistory，1974，16(4):387－415．

［4］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和未来衰亡:比较分析观》，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5］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6］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011年英文版第一卷序言》，吴英译，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郭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7］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罗荣渠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8］WallersteinI.UnthinkingSocialScience:TheLimitsofNineteenth-CenturyParadigms．Philadelphia:TempleUniversi-tyPress，2001．

世界经济概论论文范文第13篇

一、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的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

笔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由以下诸部分组成：

(一)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发展”、“观”三概念的含义

搞清楚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发展”、“观”三概念的含义，是准确理解和阐释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的前提。

1、关于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概念的含义

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概念的含义，学界主要有三种解释，一种认为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指的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种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一种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指的是一般词典上的说法，即反映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分学科的知识体系，即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称。笔者认为，这三种解释各有侧重，都有道理，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概念的含义肯定包括这三种意思，但绝不仅仅局限于此。笔者认为，作为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新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概念，其含义指的是包括狭义的科学在内的广义的科学，即既指自然科学，也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既指宏观科学，也指微观科学；既指抽象科学，也指具体科学等等。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毫无疑问肯定要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然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是指解放思想，求真务实，改革创新；反对迷信盲从、固步自封、停滞僵化。

2、关于科学发展观中的“发展”概念的含义

笔者认为，作为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新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中的“发展”概念，其含义指的是包括狭义的物质性硬发展即科技发展、经济增长等在内的广义发展，即既指科技发展、经济增长等物质性发展，也指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既指社会发展，也指人的发展：既指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也指企业的微观经济发展，既指人的生存发展，也关注自然生态的发展：既指城市发展，更关注农村发展；既指东部地区的发展，更关注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既指群体发展，也指个体发展：既指中国社会发展，也关注世界人类的发展，即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等等。

3、关于科学发展观中的“观”概念的含义

笔者认为，作为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新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中的“观”概念，其含义指的是包括狭义的“观”在内的广义的观，即既指观点、认识；也指观念、观感；既指观念、观感，更指观察、观测；既指观察、观测，更指观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要化解和解决国内外发展中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判断国内外经济社会等关系发展运行的状态好与否，首先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显微镜和当代人类社会创造的富含真理性品位的先进的各种认知工具，从总体上整体上对国内外经济社会等关系发展运行的状态进行科学的观察、观测，即对人的生存发展状态、经济政治文化等环境和条件的发展运行状态、自然的发展运动状态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科学的观察、观测，通过科学的观察、观测，解剖寻找发现影响国内外经济社会等关系良性发展均衡运行的内在结构关系的规则性病灶，重点观照占人口相当数量的劳动者群体、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和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发展状态，进而对调整改革其内在结构关系规则形成认识，提出观点，开出药方，对症下药。

二、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创立的世情和国情依据

搞清楚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基本国情及其发展变化和阶段性特征，搞清楚新世纪新阶段世界各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及其特点，是搞清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一切基本问题的根本依据，即历来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党进行理论创新的根本依据。

1、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创立的世情依据

西方发达国家基本国情概括而言，就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普遍比较高，物质技术基础普遍比较雄厚，经济文化普遍比较发达。均处于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呈现出许多新特点，比如北欧福利型国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发的社会保障等制度因素等。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比较而言，就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普遍偏低，物质技术基础普遍薄弱，经济文化普遍落后。其社会发展阶段多种多样，或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或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阶段；或处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或处于社会主义改革发展阶段；或处于资本主义和王国结合的发展阶段；或处于资本主义和政教合一结合的发展阶段。

2、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创立的国情依据

矛盾凸显期的中国属发展中国家的新型经济体，改革开放初期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普遍偏低，物质技术基础普遍薄弱，经济文化普遍落后的基本国情有了很大改观，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社会已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这是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呈现出“”基本特征。“同时”前面的基本特征为化解和解决矛盾凸显期的诸多问题，进而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和良好的经济文化条件。

三、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创立的理论依据

1、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搞清楚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助于明确认识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的理论渊源和理论基础。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一脉相承是坚持和继承的关系，这是基础性的低层次关系：与时俱进是发展和创新的关系，这是彰显创造性的高层次关系。这两种关系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坚持和继承是总体性整体性的，既有方法论的坚持和继承，也有主题的坚持和继承；既有抽象坚持和继承，也有具体坚持和继承：发展和创新也是总体性整体性的，既有对方法论的发展和创新，也有对主题的发展和创新；既有抽象的发展和创新，也有具体的发展和创新。

2、科学发展观与当代世界发展理论

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与当代世界发展理论是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继承了当代世界发展理论的精华，并将当代世界发展理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理论上升到实践，率先创造性提出推动构建和谐世界，从而把当代世界发展理论创新提升到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新阶段，这就为当代世界发展理论增添了崭新的内容，做出了中国式的贡献。

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改革开放理论

1、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2、改革开放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第三次新的伟大革命。

3、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

4、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条件。

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理论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类和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和奋斗目标。

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合理的社会形态结构和人的发展形态结构与和谐均衡平稳运行的社会状态有机统一的社会。

3、作为主题性答案的社会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理论既指作为发展的外在条件和环境的社会物质文化建设、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文化建设、社会精神文化建设，也指人自身的物质性建设。狭义的社会理论只指人自身的物质性建设。由此推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理论，指包括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在内的物质性文化建设和发展理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制度文化建设和发展理论、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制度文化建设和发展理论、文化体制改革和精神文化建设和发展理论，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理论等诸多方面。狭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理论只指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理论。

六、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的历史地位

(一)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是21世纪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新的指导思想

1、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在改革发展稳定实践中的巨大功能作用。

2、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在内政外交国防实践中的巨大功能作用。

3、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在治党治国治军实践中的巨大功能作用。

(二)科学发展观科学体系是21世纪新的历史起点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1、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以人为本，针对矛盾凸显期的诸多问题，抓住“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新的首要基本问题，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创新性提出了科学发展的新论断。

2、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新的历史起点上，究竟构建什么样的中国社会”?这个新的基本问题，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从而把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主题性答案发展创新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水平。

世界经济概论论文范文第14篇

【 内容 提要】如何认识 经济 研究 中数学 方法 的运用在学术界历来争议很大。从 历史 的角度论及经济乃至经济学与数学形影形随的密切关系，就可以认定数学能为经济学提供特有的、严密的方法。但如何在经济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方面，却存在着诸多 问题 ，对此必须进行深刻的 分析 ，才能正确提出在经济研究中构建数学模型的要求、步骤及应注意的问题。 【关 键 词】经济研究/数学方法/历史/数学模型 【 正 文】 如何认识经济研究中数学方法的运用在学术界历来争议很大。自从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将数学和统计方法 应用 于经济分析的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股经济研究数学化的热潮。经济研究中这种倾向性的风气，对我国经济 理论 界产生了很大 影响 ，一些经济理论文章出现了大段大段数学公式的推导，个别学术性经济类杂志（并非是计量经济学或统计学杂志）此类文章甚至占了1/2到2/3，对此不少经济学家产生了疑惑：难道这就是经济理论研究的方向，这类研究可以解决或阐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些现实问题吗？ 一、经济研究离不开数学 一部 科学 史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凡属“科学”范畴的各个学科，都是在人类 社会 活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学科的划分和不同学科各自特征的归纳都是“人为”因素作用的结果，就内在本质而言，各学科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联性极为明显，不惟 自然 科学与社会科学各自内部的学科，就是两类学科之间也是如此。 经济学是研究社会资源配置及社会经济关系的一门科学。基于资源存量与流量的可度量性，为了使资源配置更加公平、效率更高，经济学有必要借助于数学这一严密、精确、实用的思维工具。基于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涉及到经济制度、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等难以量化的因素，经济学作为一种以思辨定性分析为主的实证性科学，不可能以数学作为经济研究中基本的或者说万能的工具。 关于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作用问题，在理论界历来争议就很大，这种论争至少已有100年之久。从“反对数学的蒙昧主义”，到断言没有数学就没有任何科学，见仁见智，意见可谓大相径庭。 作为实际经济活动的理论概括和抽象的经济学，从其萌发到形成始终没有离开过数学。一方面，数的概念是在漫长的生产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另一方面生产活动也总是需要经济类的不同学科，诸如人口学、市场学、劳动工资学、价格学、财政学、 金融 学、 会计 学等等无一不与计数、计量、 计算 有关。离开数的概念，离开算的方法，可以说就不会有这些学科。 经济活动的实践决定了经济理论的研究也离不开数量，并且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的程度与数学本身的 发展 密切相关。纵观数学的历史，其可分为有质的区别的四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计数、算术时期（终止于纪元前5世纪）；第二阶段，初等数学即常量数学时期（终止于17世纪）；第三阶段，变量数学时期（终止于19世纪）；第四阶段， 现代 数学时期。现代数学时期突出的特点是，多种多样的数学分支不断成长，数学的对象和应用范围大大扩展，并且以更高的理论抽象和概括揭示出了数学中最一般的统一的概念。 尽管数学的概念和结论极为抽象，但是它们都是从现实中来的，并且能在其他学科中、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得以广泛应用，这也许是数学不仅具有无限的生命力且对于各个学科都有巨大影响和吸引力的根由所在。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应用数学来研究现实世界的这种可能性的根源在于：数学从这个世界本身提取出来，并且仅仅表现这个世界所固有的关系的形成部分，因此才能够一般地加以应用。 经济学对数学的应用范围伴随着数学的发展在不断扩大。在19世纪之前，经济学主要运用的是初等数学。从威廉·配第的《赋税论》(1662)、《 政治 算术》(1676)，到魁奈的《经济表》(1758)，都是利用数字、图表和简单的计算

世界经济概论论文范文第15篇

人类如何实现在各个层面的可持续发展,被联合国的一项“跨千年全球展望研究”列为新千年全球所面临的15大挑战之首,显示了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空前关注。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及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同,是人类面对生存环境危机对自身发展道路进行反思的结果。可持续发展自提出到今天,经过2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其战略构想已基本在全世界范围及国家层面上形成。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对严峻的人口、环境和资源形势,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可持续因素比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要突出。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引起中国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也逐渐从生态学、环境学向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领域扩展。中国学者根据中国国情特点,在社会、经济、人口、环境、资源和法制等众多领域,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中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所面临的问题和许多有实践意义的观点。

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理论界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从概念、主要内容、特点、主要措施及新领域与新课题等方面进行一番梳理与简略的述评,并就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浅见。

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一）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源,有两个层次。首先是可持续发展提出的理论基础问题。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研究比较多:

1、有学者认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西方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源于18世纪“自然的平衡”的思想。www.133229.coM

2、有学者认为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在深刻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和人关系的同时,也分析到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这种物质变换理论是同当今全世界的热点问题可持续发展理论密切相关的。可以说,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早期探索。

3、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可持续性的概念源远流长,我国秦朝（公元前2世纪）的田律清晰地体现了可持续性的思想。并认为这是我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环境法律。但多数学者肯定可持续发展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观演变的最近结果,是新的发展观。[1]

其次就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问题。

关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学术界争论也比较多。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西方学者首先提出的,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成为全球范围的共识。主要观点有:

1．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讨论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江泽民同志就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早源于环境保护”。[2]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一概念,逐步被接受和认可,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共识。[3]

2．可持续发展是在80年代中期由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首先提出来的。当时定义有10种以上,甚至包含了有些旨在限制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定义”和“指标”。而对此比较有针对性的共识是1989年5月联合国《环境署第15届理事会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4]

3．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形成与发展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70年代初至1987年《我们的未来》的报告,是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与形成时期;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理论深化与完善时期;此后几年间,可持续发展理论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制订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的指导原则,人类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新时期。[5]

（二）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界定

《中国21世纪议程》通过之前,中国无http://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有关文件,均使用“持续发展”概念。1994年通过的《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可持续发展是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道路。此后,人们普遍接受并使用“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在普遍认同《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的定义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对可持续发展概念做了不同的表述。

1、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不断提高人群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能力的,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满足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人群需求又不损害别的地区或国家的人群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6]

2、从三维结构复合系统出发,认为可持续发展是能动地调控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使人类在不超越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的条件下,促进经济发展,保持资源永续利用和提高生活质量。[7]

3、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人类社会的运行中,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能够保持社会进步、体制优化、人与自然相互交融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8]

4、江泽民同志概括的:“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它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必须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否则他们就无法生存;二是今天的发展不能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9]

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在描述从传统的发展观到形成可持续发展观的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基本上接受了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概念,进而从不同角度将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表述推进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

二、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容

可持续发展思想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这是学术界的共识。但是在内容的具体上也有不同观点:

1、可持续发展是指改善和保护人类美好生活及其生态系统的计划和行动的过程,是多个领域的发展的总称,它要使各方面的发展目标,尤其是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的目标相协调。[10]

2、可持续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中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并在发展的过程中带动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解决,逐步将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和低效益的发展模式转变成资源节约型的发展模式。[11]

3、可持续发展理论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即人与自然必须互相协调,协同进化,特别强调应把人类需求的不断满足同资源消耗、环境退化、生态胁迫等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二是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即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发展、利己利他的平衡、当代与后代的公正、自助互助的公信、自律与他律的制约。[12]

4、人与自然关系和谐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维度,人与社会和谐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维度,人自身和谐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维度。三个维度内在地构成循环路径,架构出自然、社会和人的立体图景,形成了可持续发展内在整体性的“和谐三维度”。[13]

由此可见,由于可持续发展问题比较复杂,涉及面广,目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有许多内容还有待充实。

三、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思想,是贯穿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条红线,是发展理论的实质所在。因此,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坚持和发展可持续发展思想,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重大意义。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邓小平、江泽民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研究和科学发展观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日益得到学者的关注,学术界主要从概念的提出、主要内容、特点、主要措施及新领域与新课题等方面对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进行研究。学术界认为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和自然环境在内的综合的社会发展观,它是在环境问题已成为发展重大课题的时代背景下,在对中国国情现实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协调发展、整体推进的宏观战略思考,它体现了邓小平对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一致的深刻理念,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邓小平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是贯穿在他的整个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之中。他站在世界与时展的前列,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不断实践,又不断在实践中总结提高。我们应当在具体的实践中努力贯彻邓小平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关于江泽民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比较多,主要集中在江泽民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和现实来源、主要内容、实施措施等方面,分歧不大。

关于江泽民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和现实来源,学术界认为江泽民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是顺应世界潮流、适应我国国情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江泽民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人口、环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对邓小平“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继承和发展。它的现实来源就是江泽民同志长期的工作实践。江泽民本身是一名科技工作者,这种职业背景使他不仅能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高度来认识可持续发展,而且也使他对人口资源环境对当今世界发展的影响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关于江泽民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容,学术界认为是十分丰富的,核心内容就是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以“发展、人口、资源、环境”四位一体的总协调,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关于江泽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也主要是围绕核心内容展开,认为他提出并采取了五大战略对策:第一,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同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这两个根本性转变结合起来;第二,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结合起来;第三,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同依法治国、加强法制建设结合起来;第四,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消除贫困及扶贫工作结合起来;第五,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同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结合起来。这五大战略对策既是江泽民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成功实践。

关于科学发展观问题的研究是现在的一个热点,成果也有很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改革和发展,这是对邓小平发展战略思想和江泽民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丰富和深化,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创新,研究可持续发展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生态良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四、总体评述及关于今后研究的两点意见

（一） 总体评述

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目前在国内外都处于创建阶段,还未形成成熟的理论。在中国被作为一个重点问题提出后,社会学、经济学、环境学、法制学等各个领域都对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从总体上看,研究仍处于比较分散的状态。而且—般性的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可持续发展是—个综合性、交叉性研究课题,其理论发展依赖于道德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地理学、资源环境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门学科的研究成果。要上升到理论体系,一方面,需要有严密的方法论;另—方面许多理论观点还需要充分论证,要加深理论研究的深度。同时需要研究者具有更广博的知识背景,还要多学科协调研究,各学科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重点进行研究,拓展研究的广度。

总体来说,学术界对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的问题重复论述比较多,缺乏新意;还有些方面的研究才起步,对于一些问题的研究尚未涉及等,这些都是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加以注意和不断克服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研究可持续发展思想只是开了一个头,还需要进一步深入。[14]

（二）关于今后研究的两点意见

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总体来说,成果比较多,也有相当深度。但是笔者认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相对照,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还应该大力加强与深入,应该注意视角的转换与方法论的创新。

1、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加强理论创新与发展。理论创新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不竭动力,是指导经济社会实现新发展的力量源泉。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应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密切联系新世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把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难点热点问题,作为研究工作的重点,这是深化研究的重要途径。对此,我们应当加强对薄弱环节和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把研究可持续发展思想理论贡献,同总结历史经验,研究现实问题三者结合起来。特别是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坚持研究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最主要的是以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课题作为研究的主攻方向。邓小平同志曾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我们要充分认识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将会层出不穷,理论创新的任务会越来越繁重,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孜孜追求、不断探索。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观察社会问题要有超前性和预见性,不断提出新思路、新观点、新见解,努力推出符合时代和实践要求,高质量地开展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研究,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提供学理支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实践的深入推进发挥理论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