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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1篇

旅游资源评价主要是指学者关于高句丽遗产的旅游资源特征分析、旅游资源价值的定性和定量研究、遗产作为区域旅游的资源优势等方面的研究。早在1988年东北师范大学韩杰在分析“通化—集安旅游区”旅游资源特征时,专门论述了该旅游区的人文资源的高句丽特色[1]。韩杰是较早对高句丽遗产进行旅游方面研究的学者,但其研究并非专门研究,只是把高句丽遗产作为区域旅游研究的一部分,分析不够深入。同样,1997年李秀霞在其研究中论述集安市旅游资源特征时,第一点就特别指出高句丽文物古迹驰名中外[2]。2004年,高句丽历史遗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后,其品牌价值意义凸显,学者对其的评价也有所不同,多数是以世界遗产的角度进行的。刘贵富指出,高句丽文化遗产为集安市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源,作为具有广域旅游市场的国际级旅游地,对游客产生的吸引力是其他旅游资源无法比拟的[3]。李亚丽、李悦峥在分析集安旅游资源特色中强调的前四点,全部是高句丽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4]。胡黎霞认为,集安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旅游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丰富的古迹遗存、独具特色的王城建筑和璀璨的高句丽王室贵族壁画墓几个方面[5]。艾嘉西指出,高句丽文化遗产具有艺术欣赏价值、美学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6]。王晓南认为,高句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旅游经济价值,高句丽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原生态的文化特征[7]。陈玲玲、孙克勤指出,集安旅游资源从数量、类别和质量上都具有极佳的资源本底优势,其中文化遗产资源具有垄断性优势,申遗成功后又具备了极强的品牌优势[8]。朱尖等在对集安市旅游资源整体布局、功能分区研究中对高句丽世界遗产资源进行了专门分析[9,10]。此外,一些研究运用定量分析法对高句丽遗产资源进行了评价;齐兰兰在其硕士论文中运用层析分析法对集安市旅游资源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洞沟古墓群旅游资源价值高、开发潜力大。丸都山城文物价值较高但基础差,开发潜力不佳[11]。朱尖同样运用层次分析法评价了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12]。从众学者的研究可得出结论:高句丽遗产作为旅游资源(尤其成为世界遗产以后)有着极强的优势,不管是资源本身的价值,还是申遗之后的品牌价值,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2旅游开发利用研究

关于高句丽世界遗产的开发利用,是学者们较早开始研究的领域。笔者在文献整理时发现,早期的论文基本都是以开发作为专题研究的,虽不是专门针对高句丽遗产,但文章内容的大部分都涉及到了遗产的开发问题。韩杰在对“通化—集安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时,景区划分了集安副区,罗列了副区内的主要景点,设计了高句丽文物古迹游览线,并对旅游区开发程序及旅游区建设进行了研究[1]。李秀霞对集安旅游资源开发划分了洞沟高句丽古文化、朝鲜族风情游览区,并且强调开发应当突出高句丽历史文化古迹的特色,还要广泛的宣传,提高其知名度[2]。王丽丽、崔庠提出高句丽文化遗存的科普旅游开发,指出古高句丽国文化遗存类科普旅游具有垄断性,应作为科普旅游开发的重点,指出应深入挖掘历史遗迹的文化内涵,要加大宣传促销力度;加强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等方面的建设;关注旅游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建立规范的解说系统;适当增强游客的参与性、娱乐性旅游项目,再现古高句丽族人的生活、生产场景,深化游客对高句丽文化的理解[13]。王丽丽、崔庠较全面系统地规划了高句丽科普旅游发展的实现路径,很多措施和方法很科学,具有前瞻性。李亚丽、李悦峥研究强调发展集安旅游业要充分利用高句丽这一独特资源,开发具有高句丽民族风情的歌舞表演,重现高句丽祭祀、出巡、狩猎、婚礼场面[4]。针对世界遗产的进一步发展问题,陈绍辉、陈楠分析了集安旅游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指出旅游业发展要进行体制改革,积极引进资金和人才,加大宣传力度,同时为解决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若干策略[14]。艾嘉西指出,集安旅游开发要广泛宣传、提高知名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接待能力,突出地方特色、构建合理旅游网络,精心设计旅游线路并保护旅游资源[15]。王春艳研究了高句丽文化遗产区域旅游开发的省际合作问题,指出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所在地地跨吉林与辽宁两省,两省旅游地地域相邻、交通便利、自然条件相似,旅游资源存在明显的互补性,构成了高句丽文化发展的完整画卷,在旅游资源开发和市场营销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此外,区域内人民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也有共同的合作愿望,省际合作潜力巨大[16]。陈玲玲等运用SWOT方法分析了集安市遗产旅游发展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提出了集安市遗产旅游的发展策略:确立旅游发展定位,加强城市品牌营销;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交通网络通达性;拓宽投融资渠道,扶植旅游企业;以及加强区域合作,协同发展[17]。朱尖提出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发展修学旅游的想法,并从理论和实证上进行了研究[18],又对集安市旅游资源深度开发提出了建议[10]。

3遗产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保护是遗产能够存在的前提,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基于遗产旅游业发展到今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关遗产旅游的异化问题,常常会出现在报纸和学术期刊上。如对遗产资源认识不清,遗产旅游的严重趋利化,盲目开发、错位开发,遗产旅游的功利主义盛行,遗产原真性的丧失与变异等。如何能够更好地发展遗产地的旅游业,弘扬和传承遗产资源,同时又能对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这是目前业界极为关注的问题。2004年就在高句丽历史遗迹申遗成功之时,就有学者告诫:高句丽不容在开发中破坏。申遗说到底是为了使这一人类的共同财富获得更大范围、更高规格的重视和保护[19]。刘贵富强调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存在游客剧增、承载力不足,文化品位不高,旅游科技水平低、发展滞后、旅游经济增长与粗放经营并存的问题和矛盾,指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是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生态旅游的必然选择[3]。田大方等探讨了高句丽王城的保护策略,文章指出高句丽王城空间格局,城防体系等城市设施保存较好,因此高句丽王城遗产保护应遵循整体性保护的原则;同时,由于王城内历史遗存类别较多,且遗存完好程度不一,因此对待个体遗存应采用多元化保护模式[20]。张金胜认为,面对集安这样一个已登录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而论,历史保护是其城市总体规划的灵魂所在,是总体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从健全古城保护管理机构、更新基础设施与宜人尺度、旅游开发与居民生活协调方面对高句丽古遗址的历史保护提出具体建议[21]。耿铁华指出,高句丽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和实际操作都存在很多问题,就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而言,其保护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文物遗迹本身的保护,二是文物遗迹周围环境的保护[22]。张岩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详细探讨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路径[23]。艾嘉西认为,保护高句丽遗产资源要完善政策,让遗产保护有具体可实施的法律政策依据;加强政府在保护上的投入力度,鼓励普通民众参与到遗产保护的工作中来[15]。周博根据申遗成功后集安遗产旅游与遗产保护所表现出来的互利关系,证实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即从系统全面的角度出发,在政府宏观控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专家学者的智力支持对文化遗产旅游景点进行深度开发;发挥社区居民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社区参与遗产旅游开发;将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与自然旅游资源组合,实现自然与人文的协调发展,既保护自然环境又保护文化遗产[24]。于富业专门探讨了五女山城遗产的保护问题,提出了构建危机管理保障体系、建造高句丽历史文化珍藏馆、践行五女山山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三个方面的保护对策[25]。李亚丽在其硕士论文中对集安市旅游进行了总体规划,在文章的第六部分对高句丽资源和环境保护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26]。陈玲玲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综合评价模型,并以集安市世界文化遗产为例,对集安高句丽历史遗迹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集安高句丽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还处于过渡阶段,并针对现状提出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27]。此外,董峰[28]和韩福今[29]对高句丽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做了研究;陈同滨[30]、李宏松[31]等提出了高句丽遗产规划的原则和保护的理念。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个永恒的话题,也是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高句丽遗产旅游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在总文献中所占比例最高,除了专题研究之外,基本所有文献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保护问题。

4其他方面的研究

其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文献量较少,不能单独分类其研究成果。耿铁华探讨了高句丽文化研究与长白山区旅游资源开发的关系,指出长白山区的旅游资源丰富、类型齐备、内涵深远、特色独具,特别是高句丽文物遗迹资源已成为我国东北地区文化历史与旅游的一大特色,对高句丽文物遗迹的保护研究、开发利用,能促进长白山区旅游事业的发展[32]。吕琳璐以集安市世界遗产旅游社区为个案探讨了世界遗产旅游与社区参与的关系,指出集安市遗产旅游社区参与的主要困境表现在:居民参与的人数少、居民参与的范围窄、居民对旅游业的了解程度底、居民处于被动参与状态,作者从社区发展的激励机制、责任机制和制度建设提出了具体构想[33]。刘佳研究了集安市旅游形象传播问题,运用传播学、广告学、旅游地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剖析了目前集安在旅游形象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症结,并通过借鉴成功旅游城市案例,从政府、公众、媒体三个角度切入,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有效提升集安旅游形象的传播策略[34]。许伟民在其硕士论文中对集安市旅游市场发展战略进行了专门探讨,指出集安作为新兴的旅游城市,尤其高句丽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之后,应加大宣传集安的旅游资源,极力吸引国内外游客,具体应在政策、组织、体制创新、媒体宣传等方面给与保障,极力拓展旅游市场[35]。

5总结与展望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2篇

1.综合性的体制管理模式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在保护管理体制中所采用的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综合性组织模式。其中,历史苏格兰(HistoricScotland)是苏格兰政府的执行机构,6代表苏格兰部长7对苏格兰的历史环境进行相关的宣传、推广及保护活动。它不仅负责苏格兰所有的世界遗产地管理,同时也负责与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相应的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爱丁堡市政府(EdinburghCityCouncil)是国家、中央政府的延伸和代表,它主要负责规划开发、土地使用,直接管理、监督和协调各种遗产保护,颁布城市范围内建筑遗产以及世界遗产地的特殊法令等。在市政府机构内部有专门的世界遗产官员来处理与世界遗产相关的各项事务,并在进行城市规划系统的审批阶段起到关键的作用。8这两者作为主导,负责了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宏观层面的政策法规与大部分资金拨款。同时,爱丁堡老城新城还设有相对独立和专业的咨询执行机构爱丁堡世界遗产信托(EdinburghWorldHeritageTrust)9,它作为第三方中介,专门处理与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有关的具体性事务,其与行政机构的紧密联系,内部以职业专家学者为核心组建技术团队,确保可以对各项保护管理项目提供经费保障和实际的技术支持,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政府因缺乏专业经验而对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造成负面影响。此外,还有科本协会(CockburnAssociation)10、苏格兰建筑遗产协会(ArchitecturalHeritageSocietyScotland)11、苏格兰城市信托(ScottishCivicTrust)12、苏格兰国家信托(NationalTrustforScotland)13等民间社团组织,共同对爱丁堡老城新城进行重要的监督、教育和推广作用。这种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咨询机构、民间私人团体同时参与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运作体系模式范围广泛、执行严格,且较为完善,确保了在爱丁堡老城新城保护管理过程中的相对开放性、科学性和公正性。

2完善具体的法律保护体系爱丁堡十分重视在规划系统和调控方面对老城新城的建筑、历史环境进行严格保护管理。其规划政策法令、古迹保护法令、历史环境政策条例主要来自国家、区域、地方三个不同的层级。在国家宏观层面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作为区域和地方的规划政策框架的基本法《1997年城市与乡村规划法(》苏格兰()TheTownandCountryPlanning(Scotland)Act1997)、《2006年规划法》(苏格兰)(ThePlanningetc(Scotland)Act2006);专门针对单体建筑、纪念物以及具有独特考古和历史价值地区的保护法律《1997年规划(登录建筑物及保护区)法令》(苏格兰)(ThePlanning(ListedBuildingandConservationAreas)(Scotland)Act1997)、《1979年古迹及考古地区法令》(1979AncientMonumentsandArchaeologicalAreasAct);苏格兰历史环境保护管理基本政策的指导文件《苏格兰历史环境政策》(ScottishHistoricEnvironmentPolicy)(SHEP)14(2008);苏格兰政府在土地利用规划方面的政策法规《苏格兰规划政策》(ScottishPlanningPolic)(SPP)15。在区域层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发展规划》(TheDevelopmentPlan)、《爱丁堡与洛锡安区结构规划》(EdinburghandtheLothiansStructurePlan)。与苏格兰政府国家、区域政策法令相比,由爱丁堡市政府颁布实行的一系列地方性政策法规则更为详细,如《爱丁堡城市地方规划》(EdinburghCityLocalPlan)(ECLP)16、《爱丁堡保护区特色评估》(ConservationAreaCharacterAppraisals)等,它们十分有效地对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建筑以及整体景观环境进行保护,同时也更具有实际操作性。由以上分析可见,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从国家、区域、城市的不同层面,构成相当完善具体的法律保护体系,从根本上保证对世界遗产地建筑环境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保护,法律内容较为细致、规范,并且具有量化标准,例如,在《规划法》中,不但明确规定了列入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四个要素“必须具有建筑学价值、历史学价值、普遍价值和与国家重要人物或重要时间相关”,而且还细分了相关的时间标准,因此具有很强的操作性。17其次,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均将文化遗产纳入城市规划的范畴,通过对规划开发进行评估控制,来防止对区域内的历史文化遗产造成破坏,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值得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地加以学习。此外,在其法律法规中“保护区”的特色评估政策也十分具有借鉴性,目前爱丁堡共有39个保护区,其中的中世纪旧城保护区、乔治亚新城保护区、迪恩村庄保护区(DeanVillage)以及西端保护区(WestEnd)构成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区域的大部分,对爱丁堡世界遗产地提供了较为完整的保护。一旦世界遗产地内有新开发项目进行申请,保护区的特色评估就可以与现有法定规划政策,具体导则以及特定场地的发展要求等一起,共同建立起框架,来严格评估和控制新项目对保护区特色和形象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也对遗产地规划政策以及开发控制决定的建议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3多元化的保护方法策略在完善的体制安排与法律体系基础上,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地还通过多元化的方法策略,积极保护老城新城的历史建筑及景观环境,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和遗产地投资、旅游环境,为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寻求更大的空间。为了复兴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的历史价值和提高公共空间景观环境品质,爱丁堡进行了“首都街道”计划(CapitalStreetsProgramme),CastleStreet、St.AndrewSquare、Grassmarket以及RoyalMile、SouthBridge等世界文化遗产地老城新城中的街道广场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整治和改善(图2)。爱丁堡还进行了店面标志和广告视觉景观控制的项目尝试,即在爱丁堡老城新城最主要的街道RoyalMile沿街区域范围内,所有新店铺采用的标志都需要得到苏格兰政府的规划审批许可,而原有店铺如果会对保护区的特色和形象产生明显的破坏,政府也能够要求其进行去除。同时,爱丁堡也十分注重处理好城市建设发展和文物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取得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共赢。目前,爱丁堡老城新城中约有75%的建筑为A,B,C级登录建筑,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以及职业保护专家提供的建议保证了众多法定登录建筑在单体结构、建筑环境、庭院、建筑室内等方面进行整体性保护。18为确保保护工作与新建筑建设之间的协调共生,相关政策从原先登陆建筑以“最佳的使用方式是延续原建筑的设计功能”为主导过渡到以持续合理发展为标准的改建方式,改建中应尽量减少变化,并适应新的抗震、防火、卫生、结构规范等建筑标准,符合无障碍设计标准,使建筑利用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具有适应性。在老城区,一些新建建筑在尊重历史文脉的原则下,采用新技术、材料、建筑语汇反映时代特征,在设计中都很好地参考了老城传统建筑的形式与特色、保存了文化价值的理念,并有机融入其周围环境,保持与历史、景观的紧密联系。它们与老城区历史建筑相互辉映,共同构成爱丁堡独特的城市特色。比较成功的案例如苏格兰国家博物馆、Canongate112、苏格兰诗歌图书馆等(图3)。

4多方位互动式公众教育爱丁堡通过多方面资源的整合,确立了世界遗产层级化教育的原则,在大学、中小学、普通民众等不同年龄段、教育背景层面,构建起一个互动性强、立体多方位的世界文化遗产公众教育网络体系,以此推广世界文化遗产,提高城市历史遗产保护意识和价值观,增强城市公众的文化认同感,对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产生了十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在高校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爱丁堡大学的苏格兰遗产保护中心(ScottishCenterforConservationStudies),设有专门的遗产保护硕士学位。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理论与研究是其中开设的必修课程之一。同时,有关爱丁堡遗产保护管理的研究不断进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世界遗产历史、考古、环境监控报告、气候变化影响、项目保护报告、城市经济发展、游客分析等。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爱丁堡还针对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每十年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系列学术会议。以上研究为《爱丁堡世界遗产管理规划》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并正确有效地指导了爱丁堡世界遗产教育的实践。针对青少年为核心开展遗产教育也是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主要特点。爱丁堡在中小学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的课程、讲习会、设计竞赛等推广工作,例如CurriculumforExcellence、AuldReekiesession、LOOKINGuP!19等,以此来提升青少年对世界遗产及其价值的认知。这些项目目标鲜明、可操作性强、形式多样生动,通常以爱丁堡世界遗产地研究的某个特定主题为目标,在过程中不仅局限于建筑或历史单一细节内容的讲述,而是将世界遗产地的研究内容与学校实际课程内容相结合,丰富有趣的项目整体策划在读写、艺术、信息技术等多方面均提供了培养学生多种能力技巧的可能性。在普通大众层面上的教育则更为社会化和日常化。爱丁堡主要通过主题展览、大众传媒(电视节目、网站)、导游线路、城市活动、宣传出版物等多种方式途径,来提供多样化信息,增强民众对世界遗产的认知度和热爱感,培养人们自觉保护世界遗产的意识。其中的“爱丁堡开门日”(EdinburghDoorsOpenDays)活动20已成为爱丁堡每年一度最盛大的建筑、遗产、文化节日,DOD其实是欧洲遗产日(EuropeanHeritageDays)21的一部分,在爱丁堡已举办20年,由科本协会组织,与爱丁堡市政府合作,每年向公众免费开放一些最好的,现代的或历史悠久的建筑,其中的许多建筑在平日是不向公众开放或是需要收费的。这些建筑遗产大部分位于爱丁堡的老城和新城,活动历时两天,包括导游、文化活动、展览、讲座等,大大增强了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二、结语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七三一”遗址;《世界文化及自然遗产公约》;申遗

中图分类号:K928文献标识码: A

“七三一”遗址申遗的理论背景是《世界文化遗产公约》和它引申出来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世界文化遗产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效应它所引出的“申遗热”和遗产保护意识具有共同发展的辩证关系。我国的遗产保护和抢救运动在逐步进行。旅游和开发都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经验。1

一、世界文化遗产的解析

世界文化遗产的原则就是全面依照《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的主旨对遗产进行保护,遵照《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的意义深入理解,按照《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的程序进行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公约》主旨是在保证“真实性”和“完整性”为前提。首先考虑那些为主要对文化和自然遗产产生破坏和威胁的因素的解决办法,紧接着明确缔约国的责任、国际社会的合作以及援助。并旨在建立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永恒的制度。

世界遗产的意义至少有以下五方面:

(1) 能促进各缔约国根据较为成熟、较为稳妥的国际公认准则持续永久地保存一大批对人类文明有突出普遍意义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能促进和统一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间的保护意识和工作水平;抢救一大批珍贵的世界级遗产,使其不致因封闭、落后或其他局部原因而遭受不应有的损失。2

(2) 能促进国际间的有效合作,包括提供人才、专业知识、技术、法制建设和保护资金、材料、设备等。

(3) 国际间的监督与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有助于促进各缔约国更谨慎地对待本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有助于各国的专业工作者和专业机构获得本国公众和政府的支持和理解;有助于有关的保护状况与活动受到更广泛的关注与严格的审核。3

(4) 有助于对世界遗产本身及相关的保护政策与技术的认识不断深化,不断完善。

(5) 有助于关于世界遗产概念的观念的普及和全人类文化水准的提高。

二、世界文化遗产的意识

世界文化遗产的影响力极大,所以产生了“申遗热”与世界遗产保护意识互相促进发展的关系。龙门石窟的申报前后的管理经验非常值得借鉴。

《世界遗产公约》签署30多年来,显示的影响越来越大。公约所倡导的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已经成为文明社会人们的一种共识和国际合作的一种潮流。而世界遗产为遗产地所带来的巨大的广告效应,应是当年《世界文化遗产公约》成文时所考虑不及的。4

“申遗热”可以带动遗址地的发展,为世界遗产的保护意识发展创造了条件。遗产保护意识的提高可以把“申遗热”引导好,作为一个发展机遇。

自上个世纪末,世界遗产的字样开始在我国频频见诸报端。而随着中国的诸项世界遗产的申报成功,中国的许多文物保护单位和著名旅游景区,也开始注意到世界遗产的招牌对文物保护工作所带来的推动,在申报世界遗产问题上,开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媒体上有关各地申报世界遗产的报道接连不断,形成了一股持续不断的“申遗热”。申报所提及的遗产名称从物质类遗产到非物质类遗产,从特色民居到战争罪恶,从千年古刹到自然奇景,各式各样,精彩荟萃。申报世界遗产,并不仅仅是只有一个特色就会成功。在对世界遗产的分析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的观察到,申报世界遗产的难度已经变得越来越大。6

三、世界文化遗产的效应

各个国家的世界遗产的保护,都是从世界遗产的知识普及和遗产意识的教育入手的。5对于公约的缔约国所应当展开的教育宣传,《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的第27条,有非常明晰的的要求:

本公约的缔约国应通过一切适当手段,特别是教育和宣传计划,努力增强本国人民对公约第1条和2条中确定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赞赏和尊重。

缔约国应使公众广泛了解对这类遗产造成威胁的危险和根据本公约进行的活动。

中国作为公约的缔约国,教育和提高公众对世界遗产的赞赏和尊重,是理应担负的一种责任及义务。

世界遗产关乎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与人类创造历史相关的文化遗产,还是与人类的生命时时而聚拢的自然遗产。对世界遗产的了解,就是对人自身的了解、对人的生存环境的了解。针对世界遗产的宣传和教育,世界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尤其是欧洲的一些遗产大国,在世界遗产的宣传、教育方式上、力度上都颇有建树。

结论

经过对申请世界遗产的宏观理论背景的分析,《世界文化遗产公约》主旨是在保证“真实性”和“完整性”为前提。首先考虑那些为主要对文化和自然遗产产生破坏和威胁的因素的解决办法,紧接着明确缔约国的责任、国际社会的合作以及援助。并旨在建立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永恒的制度。

【参考文献】

1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5届大会《西安宣言--保护亚洲历史街区》,2003.

2现代建筑国际会议(CIAM)利马《马丘比丘》,1977.

3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与国际历史园林委员会.佛罗伦萨.《佛罗伦萨》,1982.

4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2.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4篇

“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和“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内涵和外延不同的两个专有名词和各有评价标准的两种遗产类型,共同点只在于,它们是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宣布、在国际层面上加以保护的文化或自然遗产。作为热门词汇,比较容易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是一种统一的世界级的遗产;所以在讨论学术问题时,宜谨慎使用“世界遗产”汉译词通称World Heritage和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两种遗产类型。

关键词:

世界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遗产保护与利用

收稿日期: 2010-11-09; 修订日期: 2010-12-28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旅游产品研究》(CW0917);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旅游资源与文化发展创新基地》(CLA601)资助。

作者简介:

梁保尔(1953-),男,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遗产旅游、旅游文化。张朝枝(1973-),男,博士,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与遗产保护、旅游规划与管理。

1 问题的提出

我国自1987年、2001年起分别有文化遗产项目入选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公布的《世界遗产目录》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来,“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社会普遍关注的热门词汇。本文2010年底用“谷歌”搜索引擎①,以“世界遗产”为主题词搜索到112万条记录,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词搜索到119万条记录;在“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作检索②,以“世界遗产”为题名的有1703条记录,为主题词的有4537条记录;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题名的有6304条记录,为主题词的有26391条记录③。与此同时,以英文法文两种文字围合的“世界遗产”徽

记也无可争议地成为优质旅游资源的身份标识(见图1)。

“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和“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世界遗产目录》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时使用的一种专有名词,有特定的涵意。然而我们发现,学术界在一些场合使用时,往往以“世界遗产”通称两种类型的遗产,如罗哲文《世界遗产大观》

罗哲文.世界遗产大观[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8:69.

列有“中国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章节,刘红婴《世界遗产概论》

刘红婴.世界遗产概论[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12.

列有“世界遗产类别五: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章节,且此类现象亦非个案

如孙克勤《世界遗产学》(旅游教育出版社,2008:26209.)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世界遗产”章节并列,彭顺生《世界遗产旅游概论》(中国旅游出版社,2008:25.)将这两种遗产并称为“中国的世界遗产类别”等。

。这样一来未免令人感到有些困惑:“世界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种遗产类型究竟是同属一个范畴还是分属于两个独立的体系?倘若是分属两套独立体系的话,那么这两种遗产类型的主要区别何在?本文试就这两个问题作一些梳理工作。

2 两种遗产归属两种不同的体系

“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都属于UNESCO宣布的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第1条。

的遗产保护项目,然而研究发现,这两种遗产,其内涵和外延并不属于一个统一的范畴。

2.1 有两份独立的公约文本

UNESCO第17届会议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规定,由“政府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委员会”制定、更新和出版《世界遗产目录》。这份《公约》将“世界遗产”定义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个大类,1987年起增列“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1992年又增列“景观遗产”,总计为四个类型。因此,严格意义上的“世界遗产”应指入选《世界遗产目录》的遗产保护项目,除了“自然遗产”之外,“文化遗产”还应涵盖“文化景观”以及“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的文化遗产部分《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第45-4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第41号《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2006)第2条。

UNESCO第32届会议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规定,由“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编辑、更新和公布《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份《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五个类别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第2条。

。但UNESCO 2001年起在宣布入选项目时,又划分出一个“文化空间”的类型(参见表5),曾一度引起了学术界很大的争议(参见本文3.3叙述)。入选这份《名录》

的遗产保护项目通常就被称作“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径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强调是一种所谓“国际”级别的遗产类型。

由此可见,“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泾渭分明,是由两个不同的遗产委员会独立宣布的两种类型的遗产保护项目体系,UNESCO因此为两个相对独立行使权力的“本公约的最高权力机关”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第4条第1款。

制定了两个独立的标识(见图2)。

2.2 有两套不同的遗产目录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了两个相应的目录,一个是《世界遗产目录》,另一个是《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UNESCO最新统计显示

UNESCO官方网站http:∥。

,2010年第3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结束时,《世界遗产目录》收录项目总数达911项,包括:文化遗产(含文化景观)704项、自然遗产180项、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27项;2010年在册的濒危遗产项目总数为34项。自1987年至2010年,《世界遗产目录》先后收录中国项目达40项

限于篇幅不再一一罗列,可参见“维基百科”相关条目。

,包括:文化遗产26项、自然遗产8项、自然和文化混合遗产4项、文化景观2项。中国的“世界遗产”2010年总量位居世界第三(意大利44项、西班牙41项)。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也建立了两个相应的目录。一个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另一个是《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UNESCO最新统计显示

UNESCO官方网站http:∥。

,2010年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结束时,《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收录项目总数213项,2010年在册的急需保护项目总数达16项。自2003年至2010年,这两个目录分别收录中国项目28项和6项,中国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总量达34项

UNESCO官方网站http:∥。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年总量位居世界第一。

即以《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两种目录而论,其性质亦大相径庭。《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列入《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的项目均须已载于《世界遗产目录》中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第10条。

。如1995-2003年被列入《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的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是1978年第一批《世界遗产目录》收录项目;1992-2004年被列入《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的柬埔寨“吴哥窟”是于1992年被《世界遗产目录》收录的项目(便于“吴哥窟”及时接受国际援助)

Google 译自UNSCO官方网站的2010年《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在册的35个项目名单以及经整改已陆续解除濒危的25个项目名单。

。而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则未必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已列入项目,如中国2009-2010年被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6个项目,皆为UNESCO当年的新增项目

《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主要区别在于,列入前一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尽管在社区或群体的努力保护下其存续状况仍然受到威胁的文化遗产,申报国需要承诺制订专门的保护计划。

3 两种遗产执行不同的标准

3.1 遴选标准不同

UNESCO《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以“突出的普遍价值”为准绳拟定了10条遴选标准

《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第77条对世界遗产的遴选做了规定:()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体现了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重要的价值观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是一种建筑、建筑群、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是传统人类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者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由于不可扭转的变化的影响而脆弱易损;()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文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委员会认为本标准最好与其他标准一起使用);()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区;()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地质发展过程或显著的地质或地貌特征;()突出代表了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变、发展的生态和生理过程;()是生物多样性原地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或保护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文化遗产”、“文化景观”、“自然遗产”只须符合其中的一条或多条相应的单一标准就会被认定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而入选《世界遗产目录》,如“奥斯维辛集中营”、“九寨沟国家风景名胜区”是符合一条文化标准或者自然标准,“莫高窟”、“三江并流”是符合全部文化或者自然标准而入选(见表1)。“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则必须同时满足双重标准才具备入选《世界遗产目录》的资格,如“武夷山”、“泰山”同时满足了文化标准与自然标准,特别是泰山同时以7条标准入选,在《世界遗产目录》中十分罕见(见表1)。“文化景观”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在于文化,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遗产,这也可以从“庐山国家风景名胜区”入选标准上予以识别(见表1)。

UNESCO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设立具体的遴选标准,只是表述了一些基本特征或要素,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做了若干限定,如“各国人民集体记忆的保管者”、“能够确保文化特性永存”

《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89)第1条。、

“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等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引言。

。各缔约国在此基础上都建立了庞大的名录体系。以中国为例,截至2010年,进入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7万项之多

据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司副司长屈盛瑞在2010年11月23日召开的新闻会上所的通报,7万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中,有1028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10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8186项“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3776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见中国民俗学网http:∥)。

,国务院并为之制定了6条遴选标准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第6条:1具有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杰出价值;2扎根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3具有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4出色地运用传统工艺和技能,体现出高超的水平;5具有见证中华民族活的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6对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主要涉及候选项目的杰出创造力、世代相传、文化认同、高超技艺、见证传统、濒临危险等“突出的普遍价值”。这些遴选标准对各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3.2 类型标准不同

本文将已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各种类型的遗产项目尝试着排列了一份比较直观的通表(见表2):

本表综合了两个板块。第一板块,参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首先区别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个大类;参照《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再分列出“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和“文化景观”两大类;参照《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办法》(2006)第2条:“本办法所称世界文化遗产,是指列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文化遗产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中的文化遗产部分”的口径,继而将“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拆分为“(文化部分)”“(自然部分)”两部分列入相应类别。第二板块,参照《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

作”条例》(1998)二分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五分法和《部级非

4.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第31条:“应把在本公约生效前宣布为‘人类口述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遗产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01/2003)(第一批《人类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1/《公约》2003)

1.民间和传统表现形式(注)

《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89)第1条:“宣布的目的在于奖励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优秀代表作品,这一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文化场所或民间和传统表现形式)将被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条例》1998)

(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

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

2.表演艺术

3.社会风俗(民俗活动)、礼仪、节庆

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

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第3条。

(《公约》2003/《暂行办法》2005)28+6项

2.文化场所

《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89)第1条。

(《条例》1998)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第3条。

(《暂行办法》2005)(如妈祖信俗、端午节、麦西热甫等)

2.自然遗げ(《公ぴ肌1972)

.文化与自然混ず弦挪(自然部し)(1987增列)

1.自然面貌

2.动植物生境区

3.天然名胜

4项

(总计8项)

资料来源:据《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1972)、《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98)、《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办法》(2006)等并参考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第293页图表归纳整理。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六分法拟定。通过一种通融办法,把UNESCO宣布的两种体系的遗产类型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显示其相互关系,这样似乎比通称为“世界遗产”更妥帖、更容易理解。

相比较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况要比“世界遗产”复杂。

第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规定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第12条。

:“为了使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确认以便加以保护,各缔约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拟定一份或数份关于这类遗产的清单,并应定期加以更新。”因此《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这种特殊的“清单”性质,旨在为中国项目前赴后继地跻身《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或《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热身”。很显然,部级项目和世界级中国项目之间有稳定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部级项目处于一种预备状态,随时可向UNESCO申报“国际一级”的项目。限于篇幅,兹选取两批被收录的中国项目列表,以便说明世界层面与国家层面两个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对应关系(见表3):

第二,除了UNESCO的分类之外,还有一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应用性分类,即《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

(2006-2008)的十分法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Z].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1316.

(2007)的十六分法,这两种分类也有一个明显的对应关系(见┍4):

从表上可以发现两个问题:一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医药”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中并没有建立对应的类别,而只是在“民间知识”下设一小类;二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类)分类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6类)、《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6类)的分类不能完全对应。

3.3 类型分歧不同

在“世界遗产”分类中的“文化景观”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似乎难以截然区分。对于这个问题不妨这样理解:其一从遗产性质而言,它是人类学的一个概念,代表的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文化遗产/遗址”所表述的“自然与人类联合工程”

韩锋在《世界遗产文化景观》一文中认为,“文化景观”在于“展示人类社会与聚落在自然环境的物质性制约或机会下以及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内在和外在持续作用下的演进,突出强调人和自然之间长期而深刻的相互关系作用”(见 ,200918)。并参见UNSCO《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第47条。

;其二从遴选标准而言,“文化景观”的入选项目只须满足符合文化标准的一条或多条标准,而不必涉及其他的自然标准;其三从类型划分而言,它主要包括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园林、公园)、有机进化的景观(残余物景观、持续性景观)、关联性文化景观(自然因素、宗教、艺术、文化)三类。所以说,“文化景观”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应该在于文化方面,或者说,“文化景观”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遗产,这也可以从“庐山国家风景名胜区”入选标准上予以识别

江西庐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的佛教和道教庙观与代表理学观念的白鹿洞书院一起,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景之中,激发了无数艺术家以美学的态度看待自然,开拓自然文化。

(参见表1)。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关于“文化空间”(“文化场所”)的分类有颇多争议。起因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分为五类,而实际宣布《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却多了“文化空间”的类别(见表5);与此相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明确有“文化空间”的类别,而实际上在国务院两次公布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却难觅其踪迹

参见相关文献。

――于是便引发了关于“文化空间”的学术争端。

从源头而言,《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的“文化空间”概念来源于《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UNESCO,1989)“文化场所”

《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89)第1条:“这一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文化场所或民间和传统表现形式)将被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文化场所的人类学概念被确定为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但也被确定为一般以某一周期(周期、季节、日程表等)或是以一事件为特点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和这一地点的存在,取决于按传统方式进行的文化活动本身的存在。”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把“文化空间”解释为“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第3条:“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分为两类:(1) 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2) 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王文章认为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48,300.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本身就不是一种逻辑的分类,难免会出现一些跨类现象。乌丙安认为

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认为,“凡是按照民间约定俗成的古老习惯在确定的时间和固定的场所举行传统的大型综合性的民族民间文化活动,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形式。……传统节庆活动、庙会、歌会(或花儿会、歌圩、赶坳之类)集市(巴扎)等等都是最典型的具有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

,传统节庆活动就是最典型的文化空间。但这些解读听起来仍然有些费解,关键在于要解释清楚“文化空间”为什么是“非物质”的。相对而言,向云驹的解读比较透彻

向云驹《论文化空间》20091026,《再论文化空间》20100101,见中国民俗学网http:∥。。他认为,“文化空间”是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其存在的核心价值和理论依据在于它完整地、综合地、真实地、生态地、生活地呈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是“人类学”的概念,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类别、样式之一的文化空间,首先必须有实在、实有的场所,这个场所必有物的存在(桥、民居、村落、庙宇、街道、广场等等),或有固定的(如物的永固性)时间周期;其次,这个空间必与人的身体的栖居和精神的栖居相关联,才成其为“文化空间”。栖居必然建造,建造是人在场的象征和天然成分。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是有人在场和出场的空间。因此,有人在场的“文化空间”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空间”,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如果没有活的人在场,“此地空余黄鹤楼”的话,那就只能是文物、古迹和遗址(“文化遗产”)。向云驹的解读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对“文化空间”的释义作了必要的注脚。

4 结论与讨论

4.1 本文结论

“世界遗产”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在官方文件《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和《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中正式命名、因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而入选《世界遗产目录》、由UNESCO和国实施保护的遗产种类,英文名World Heritage,汉译名“世界遗产”,包括了“文化遗产”、“文化景观”、“自然遗产”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四个类别。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在颁布的官方文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中正式命名、因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而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UNESCO和国实施保护的遗产种类,英文名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汉译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有UNESCO官方的中文文本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39条“有效文本”:“本公约用英文、阿拉伯文、中文、西班牙文、法文和俄文拟定,六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这一文本将目录译作《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加“人类”二字,以表示这是一种“在国际一级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4章:“在国际一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由此可知,“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和“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内涵和外延各不相同的两个专有名词和各有评价标准的两种遗产类型,共同点只在于,它们是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宣布、在国际层面上加以保护的文化或自然遗产。作为热门词汇,社会层面通常的兴奋点在其UNESCO“出身”,比较容易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是一种统一的世界级的遗产;所以,讨论学术问题时,为避免产生歧义起见,宜谨慎使用“世界遗产”汉译词通称World Heritage和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两种遗产类型。

4.2 问题讨论

两个《公约》的根本宗旨在于确保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第79-95条有关“完整性和/或真实性”条款内容。

。国家为确保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2006)第3条“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确保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对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贯彻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贯彻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5第二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03)“旅游资源分类表”分列了8个资源主类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03)第4.3条款,见国家旅游局官方网站http:∥。

,其中的A.地文景观、B.水域风光、C.生物景观、D.天象与气候景观、E.遗址遗迹、F.建筑与设施等类别多与“世界遗产”(自然、文化)有关,G.旅游商品、H.人文活动等类别则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换言之,本文讨论的两种类型遗产的“合理利用”与旅游吸引物有着有高度的相关性。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为例。旅游通常由“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通过旅游要素进行生产性传承,如昆曲(人类2001)(国家145 Ⅳ1)

人类、国家、国家三推分别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人类2005)(国家101 Ⅱ70)、京剧(人类2010)(国家172 Ⅳ28)等

参见表3。

是通过旅游“娱”的要素的发挥、通过剧场演出和票房收入解决一部分传承发展中的问题,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通过“购”的要素的发挥,使濒危手工制作技艺在各类旅游摊档令人爱不释手的小商品形态中保持“活态”,如内联升千层底布鞋(国家898Ⅷ115)、龙凤旗袍、亨生和培罗蒙奉帮裁缝(国家三推Ⅷ6)、上海鲁庵印泥(国家917Ⅷ134)、曹素功墨锭制作(国家三推Ⅷ73)、油纸伞、西湖绸伞(国家923Ⅷ140)、嘉定黄草(国家830 Ⅶ54)等;第三种方式是直接嵌入现实生活,成为居家旅行、日常用度的趣味盎然的选择,最典型为“吃”要素的发挥,如存续我国城市历史文脉的“老字号”项目等(见表6)。

令人瞩目的是,在2010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和睦、味觉上的美好体验以及人与自然间的平衡的“法国美食大餐”(人类2010)首次以一国美食而被UNESCO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参见UNESCO官方网站;并参见《文汇报》2010年11月20日报道《法国大餐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国美食大餐”是庆祝个人或群体生活重要时刻,如:出生、结婚、生日、纪念日、庆功和团聚等活动时的一种实用的社会风俗,通过节日盛宴,法国人聚集在一起享受独特的美食艺术。“法国美食大餐”的入选,对旅游资源而言,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遴选将逐渐从诸如中医针灸

王乐,吴越.申遗后针灸精髓如何传承[N].文汇报,20101125;吴越,王乐.如何让老外弄懂活血化瘀[N].文汇报,20101227.

(人类2010)(444 Ⅸ5)、中国活字印刷术

任思蕴.活着――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前世今生[N].文汇报,20101207.

(人类急2010)(国家918Ⅷ135)、中国书法

莫三相.汉字书写――怀恋中国人的文脉载体[N].文汇报,20101227.

(人类2009)(国家839Ⅶ63)之类主要依赖于诠释系统予以转化的项目趋向于开始关注存活于现实生活中的通俗旅游吸引物了,这对于旅游资源利用和旅游产品开发的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非常鲜活的信号。オ

(鸣谢:谨对上海师范大学张萍、姚小梅所承担的资料整理工作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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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莫湘.汉字书写――怀恋中国人的文脉载体[N].文汇报,20101227.

[11] 王乐,吴越.申遗后针灸精髓如何传承[N].文汇报,20101125.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5篇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1985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遗产公约》。1987年,中国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第一次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截至目前,中国共有55处世界遗产,位列世界第一。其中,以37项文化遗产(含文化景观)位居世界第五,仅次于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和法国;以14项自然遗产位居世界第一;以4项双重遗产与澳大利亚并列世界第一。在遗产总数超过40项、排名前5位的国家中,中国是拥有自然、文化与双重遗产最为均衡的国家。世界遗产预备清单里,中国有58项待提名世界遗产。除这些物质类世界遗产外,中国还有44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和13项世界记忆遗产。这些物质类和非物质类遗产共同构成了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体系。

从宏观来看,凡是人类思维“扫描”过的事物都不可避免地留下文化的印记,这些印记包括精神文化(含非物质文化)和物质文化。其中,物质文化主要包括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有形可见的文化,含所有的人造物和人类认知的自然物。世界遗产就是物质文化的典型代表,不仅反映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器物文化,更蕴含着该国家或民族的悠久历史所积淀的制度与精神文化。从这个角度看,世界遗产是一种物化性质的符号,是特定共同体人群赖以表达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情感交流的媒介。即便世界遗产本质上有文化和自然的区别,但不可否认,大多数自然遗产仍寄托着人们某种共通的精神、情感或审美体验,并由此使其价值得到认知,人文与自然和谐交融,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

文化遗产作为可以在国内外传播,并得到感知和认可的中国文化符号,蕴含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观念、理念等重要文化资源。如北京天坛反映的宇宙观;西递、宏村及福建土楼等古村落反映的聚族而居的传统,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表现;曲阜三孔见证儒家思想传承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传承儒家文化重要的物质载体之一。

纯粹的自然遗产展现了中国丰富多样的地质地貌和壮丽河川。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梵净山等为中国特有的珍稀动物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九寨沟、武陵源等是举世罕见的天然名胜奇观;南方地区喀斯特和丹霞地貌见证了中国地质发育与演化的历程,以此形成多样的罕见地貌。至于混合遗产,如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闻名的黄山,以“秀山、奇峰、幽谷、险壑”享誉中外的武夷山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现出中国特殊和丰富的地质环境及生物资源,并且承载着中国人的情感、信念等,蕴藏着丰厚的传统文化思想。

非物质文化遗产则体现出中华民族在历史悠久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技艺、信仰、习俗等可传播传承的非物质文化成果。甘肃的花儿等表演艺术体现出强烈的地域风格和民族特色,是社会文化生活中的艺术瑰宝;经由长久社会实践所形成的信仰和节庆文化——妈祖习俗、端午节和二十四节气等,蕴含独特的民族精神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一些信仰民俗甚至传播到世界诸多国家和地区,为世界人民所接受并传承至今;活字印刷术、宣纸传统制作等传统技艺,在世界文化传播史上有着无与伦比的意义;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等兼具制作性、技能性和艺术性,是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见证。

中国现有的13项世界记忆遗产中,无论是记载历史上某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或是记录一些珍贵技艺的档案,如“南京大屠X档案”“清代澳门地方衙门档案”和“近现代苏州丝绸样本档案”“样式雷”建筑图档等,还是记录着古人智慧和文明结晶的文献古籍,如《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记忆,更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具有重要价值。

综上,中国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记忆遗产,都是极为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是国家软实力的载体。

(摘编自蔡礼彬、王晨琳《世界遗产事业的中国担当》)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截至目前,中国共有55处世界遗产,居世界第一,是拥有自然、文化双重遗产最为均衡的国家。

B.物质文化主要包括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有形可见的文化,含所有人造物和自然物。

C.蕴含了中华民族精神、观念、理念的文化资源,可在国内外传播,是得到感知和认可的中国文化符号。

D.

黄山、武夷山等混合遗产,承载着中国人的情感和信念,蕴藏着丰厚的传统文化思想,也是自然遗产。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文章第一段通过列举数据,强调了中国世界遗产丰富多样,并在世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B.文章从中国世界遗产的四个方面分析,阐述中国在世界遗产中的“中国担当”,论述充分。

C.文章在阐释世界遗产的过程中,既举了大量的实例,又进行了分析、评价,显得有理有据。

D.文章观点明确,论述清晰,既有条理,又能做到层层深入,体现了作者分析问题的能力。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中国世界遗产,无论是现有的,还是待提名的,数量上都居世界前列。

B.文化遗产是传承文化的非常重要的物质载体,属于物质文化中的一种。

C.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四种遗产中最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格的。

D.记忆遗产中记载的重大事件或珍贵技艺档案,值得全人类珍视和保护。

【答案】

1.D【解析】A项,“是拥有自然、文化双重遗产最为均衡的国家”错误。从文章第一段“在遗产总数超过40项、排名前5位的国家中,中国是拥有自然、文化双重遗产最为均衡的国家”可见,选项把范围扩大了。B项,“含所有人造物和自然物”错误,文章第二段“含所有的人造物和人类认知的自然物”可见,选项中“自然物”前的限定词语被去掉了。C项,“蕴含了中华民族精神、观念、理念的文化资源”错误,原文第四段“蕴含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观念、理念”的应该是文化遗产,而不是文化资源。

2.D【解析】D项,文章并没有层层深入。

3.C【解析】C项,“最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格”在原文无根据。

实用类文本阅读

材料一:

人民网北京7月13日电近日,青海可可西里和福建鼓浪屿先后以自然和文化遗产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到52处,继续保持世界遗产总数领先的地位。蚂蜂窝旅行网近期《2017中国世界遗产探索攻略》显示:可可西里申遗成功当天,旅游热度暴涨了248%;次日鼓浪屿申遗成功,鼓浪屿的旅游热度则增长了16%。“申遗成功客观上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但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更多人前往当地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妈蜂窝旅行研究中心负责人冯饶表示,旅游热门和世界遗产其实并不直接挂钩,如土司遗址等与考古、史前文化相关的遗产,并不受到大众旅游市场的广泛欢迎。

中国世界遗产名录分布情况

分类

数量

举例

世界文化遗产

36

明清故宫、拉萨布达拉宫

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4

泰山、峨眉山-乐山大佛

世界自然遗产

12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湖北神农架

(摘编自《2017年中国世界遗产探索攻略:可可西里和鼓浪屿热度暴涨》)

材料二:

世界遗产不只是一地一国的遗产,更属于全人类。所以,保护世界遗产要有大格局,不能求一时一地的商业利益,求的是子孙后代还能从这份宝贵遗产中受益,求的是自然和历史的馈赠不要在我们手中消失。以鼓浪屿为例,它展示了以闽南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多元文化,在建筑、技术、因林景观方面能看出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融合。西风东渐、华侨反哺,闽南白话字和早期的汉语拼音在这里传播;中国的现代医学、音乐教育在这里生根;弘一法师、林语堂、马约翰、林巧稚等在这里留下足迹……人类文明交流史,在这个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浓墨重彩地演绎。美丽,但是脆弱;珍贵,却又易逝。这正是我们要保护历史文化记忆的原因,也是世界遗产设置的初心所在。

(摘自《人民日报·保护世界遗产应有历史担当》)

材料三:

在世界遗产名录中,文化遗产的数目远多于自然遗产。为此,近年来世界遗产委员会呼吁高度重视自然遗产的申报。在自然遗产管理方面,美国将遗产资源的公益性服务排在其使命的首位。内政部下属的国家公园体系,保护价值一般比较重大,对游客有较多限制;农业部下属的国家森林体系,常分布在国家公园周边,保护价值相对较低,更多地承担旅游功能,大为减轻了国家公园的旅游压力。我国的现状是,即使部级遗产的管理也是以地方政府为主。而地方政府派出的管理部门既管理又经营、政企不分,不同程度地改变了遗产资源的公益性质,从而导致遗产保护难以遏制不当的开发建设趋势。

(摘编自金磊《从遗产日的文化与自然双主题说起》)

材料四: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高速发展的经济建设浪潮,迅猛改变着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环境的情况下,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一项具有广泛和深远意义的国际活动。1972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第十七届大会提出并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联系和促进各国政府和公众在全世界范围内采取合作拯救行动。1985年12月22日,我国正式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国际上成熟的遗产保护工作已有近200年的历史,许多经过大量经验、教训和理论锤炼的原则和方法在我国还尚需了解和理解。目前在历史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名城的业务管理上还存在着交叉现象。历史文化名城的性质就是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有其自身的规律,在管理上需要进一步明确职能,只有解决好工作中的交叉现象,才能更好地管理和保护世界文化遗产。

(摘编自白英《中国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而努力》)

4.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申遗成功客观上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更多人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

B. 鼓浪屿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它美丽珍贵却脆弱易逝,因此,要好好保护。

C. 美国高度重视自然遗产资源的公益性服务,如把国家公园体系和国家森林体系摆在同样重要的地位。

D. 我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较晚,还需了解和理解国际成熟的遗产保护工作的相关原则和方法。

5.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目前文化遗产的数目远多于自然遗产,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很突出,各国应更重视自然遗产的申报。

B. 当今中国的遗产保护难以遏制不当的开发建设趋势,因为政企不分不同程度地改变了遗产资源的公益性质。

C. 只有解决好历史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名城管理上存在的交叉现象,才能管理保护好世界文化遗产。

D. 四则材料都围绕世界遗产进行概括陈述,让读者对申遗意义、怎样管理保护遗产有了基本的了解。

6. 在管理规划和管理体系方面,如何更好地管理保护我国的世界遗产?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答案】4.

C

5.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6篇

作者简介:赵明海(1976―),湖北宜昌人,商丘师范学院,历史学与社会学系硕士,讲师,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

摘 要:“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课已成为许多高校公选课中的热门课程。目前世界遗产学在国内外都尚处于起步构建阶段,作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课如何开设好,其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很值得我们探讨。

关键词:公选课;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素质教育

一、开设“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课程的目的和意义

“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特指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人类文化与自然遗存,包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自然文化双重遗产等。它是人类文明历史的见证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历史遗迹或自然资源景观给予的一种肯定和极高荣誉。每一项自然和文化遗产都是独一无二的,是大自然中独特而绮丽的景观,是人类历史文化与文明的优秀结晶,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成就的见证和标志,同时也为其文化和文明的延续、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资源。我国是一个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自然地理多姿多彩的遗产资源大国,遗产资源十分丰富。把世界遗产教育活动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加强遗产教育意义深远。

高等院校在世界遗产的人才培训、智能参与、信息传播和知识创新等方面应发挥着积极作用。把遗产教育作为传承民族文化、构建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遗产教育中,让学生既拓展视野、提高研究性学习能力,又认识到世界遗产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且从中汲取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为创造今天和未来的文化服务。尤其要把保护遗产的理由、方法告诉青少年,让他们自觉自愿地参加保护人类共同的文明财富,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世界遗产的时代传承,也为青少年打开了各民族文化的大门,吸收感受其中的文化艺术魅力。中国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正是培养、激发青少年学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增强民族意识,树立民族自豪感的重要因素。①

对大学生进行世界遗产教育将能够为世界遗产的保护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和技术支持,包括理论研究、学术探讨、专业教育、抢救维护等方面,在专业性的基础上增强世界遗产保护的综合性程度。世界遗产涉及多种学科,科技含量很高,没有相应的科学文化就难以保护利用好这份遗产。为唤起全人类对保护自身遗产的热情和共识,世界遗产保护的苏州会议通过了《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敦促各国政府积极制订行动计划,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来规范和指导有关世界遗产保护的青少年教育,鼓励各国教育机构把世界遗产保护列入教学日程,设置专门课程以普及遗产保护的知识。保护世界遗产是人类共同的崇高事业,在相当程度上展示了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程度和教育科技文化发展的水平。提高对保护世界遗产重要性的认识,加强保护力度,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关系到国家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建设的可持续发展。②

加强遗产教育,能促进先进文化建设,促进社会祥和安定,可以提升民族理想,可以促进校园文化的勃兴,遗产教育能带来旅游市场的繁荣。保护世界遗产刻不容缓,任重而道远。我国世界遗产受到自然和人为的影响,正面临着破坏和毁灭的危险,世界遗产保护形势不容乐观。通过这门课的学习,使学生对“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基本内容和发展趋势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扩大知识面、拓宽视野,把“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知识和观念潜移默化到他们的专业知识中,有助于他们将来为我国的世界遗产事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世界遗产保护的未来在于青少年,他们将成为未来世界遗产保护工作的决策者和实践者,在当代大学生中开设此课程非常必要。

二、“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课程主要内容和特点

世界遗产学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建筑学、地理学、生态学、地质学、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艺术学、民俗学、语言学、美学、科技史等众多学科,其内容极为丰富,研究领域极为广阔。③世界遗产学与诸多学科又发生着相当紧密的联系,这种学科边缘性、交叉性的存在,为遗产学的学术更新,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帮助。世界遗产事务是一项崭新的事业,世界遗产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目前世界遗产学尚处于起步阶段,作为遗产科学的理论体系,在国内外均未完备建立,研究内容、范围、方法等严格来讲都未确立,亟须进一步加强。

本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世界遗产基础知识。主要介绍有关世界遗产的概念、类型、主要特征,世界遗产组织和相关文件决议、文献,世界遗产评选标准、申报及确定程序,以及候补、落选、濒危世界遗产等。世界遗产的理念和类型是一个内涵不断丰富充实、发展并日趋完善的动态进程。1972年11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第十七届会议上通过的《保护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明确定义了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两大概念,将世界遗产划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3类。1992年新增文化景观类,1997年又确定“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2004年6月在我国苏州举行的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对《凯恩斯决定》做了新的修订,成为世界遗产保护史上的重大里程碑之一。

第二部分主要讲述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世界遗产概况。截至2007年8月,全世界共有851项世界遗产,中国有35处世界遗产,其中文化遗产24项、自然遗产6项、双重遗产4项、文化景观遗产1项,另外有“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4项。在全世界范围内,我国成为遗产数量上仅次于西班牙、意大利的第三大遗产国。通过重点讲述全球各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由来、种类、分布及保护开发利用的现状,向学生全面展示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让学生在欣赏人类伟大创造力杰作与自然界壮美景色的同时,切身感受世界遗产正在面临的各种威胁。特别是通过对中国境内的世界遗产的形成、分布、价值、保护利用的原则、方法的全方位、多角度的透视和分析,增强学生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积淀的理解和认识,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保护的责任感。

第三部分为世界遗产开发与保护。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外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普遍原则、工作程序、具体方法以及法律制度,提高学生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意识。面对遗产遭受破坏性的经济开发威胁,导致遗产地人工化、商业化和城市化,取代了精神文化和科学功能的情况,应采取紧急抢救措施,使其世代传承,永续利用,不要再闹出“水洗三孔”一类令人瞠目的荒唐事件。我们要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遗产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全面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观,加大遗产保护力度,把发展经济与遗产保护开发作为统一的目标,坚持遗产教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三、“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课程的教学方法

开设“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课程完全符合当前社会的要求,但难度也相当大,这就对开课教师提出很高的要求,不仅要求讲授内容新颖、连贯、有特点、有吸引力,还要求教学方法先进,要充分体现现代化教学的特点。根据课程定位,结合授课对象的特点,来设计本课程的具体教学,正确处理教与学的关系,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在教学方法上,提倡“互动式”“交际式”“讨论式”教学,引导学生由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研究性学习。大学作为人类遗产的传习地,要倡导更加开放、平等、民主,更具世界文化交融、竞争和创新活力的教育理念,使遗产教育在知识传播体系上形成多元化、开放化的特征。主讲教师结合资料片段和在遗产地考察的亲身经历,活用精彩的多媒体课件,师生共同探讨有关人类文明进程及如何有效保护世界遗产等问题。

在教学中要充分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教学手段,在教学场地设施上要求具有多媒体设备。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厚的资源,可以使用电驴、迅雷等下载工具,广泛收集资料。笔者在开设此课程时就收集了近200G的材料,其中有央视《探索•发现》、美国《国家地理百年纪念典藏》等系列,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编辑整理,制作出内容丰富多彩的多媒体课件,极大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

与日渐升温的世界遗产申报热潮不相称的是,中国严格按照学术规范进行的世界遗产研究才刚刚起步,这为教材选择带来了一些困难。国内的世界遗产研究大部分还停留在翻译、介绍的层面上。交相问世的世界遗产书籍很大程度上均为一般的普及性读物,其编纂的着眼点大部分在于把世界遗产作为旅游目的地进行推介。鉴于此任课教师可以选择一本编写较好的书作为蓝本,将其内容提炼,以提纲的形式打印成讲义,让学生复印,在授课的基础之上,为学生提供相关的参考书,这样既有利于挖掘学生的自学能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同时也减轻了学生的经济负担。

注释:

①宋才发.论保护世界遗产与培育民族精神[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92-98.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7篇

有些疑问,本不是问题。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族群愿意以什么准则、目的、方式和方法保管和传续自己先祖的创造和生存环境,这是各自的自由和。问题在于,参与到文物保护单位的序列,就要遵从相应的国家法规;参加《世界遗产公约》,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郑重签署的接纳与承诺,意味着其相应的目标、准则和条款和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和中国的国际地位、角色、责任是相符的,和中国的法规是契合的。也就是我们要遵循、并要为之奉献的国际合作规则与共同事业。

毋庸置疑的是,世界遗产事业在中国的引进、发展、演变和壮大,是中国改革开放之路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这一特殊领域的生动体现,也从一个侧面鲜明地展现了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转折重大国策成功、辉煌的历程。

另一方面,在文博队伍内部,虽然对世界遗产事业的支持比较一致,但也存在一些相关联的、有时还很激烈的争论。

学术领域,关于“真实性”和“重建”问题的争议,至今如火如荼。《威尼斯》究竟是只适用于以石质建筑物为主的欧洲遗产保护,还是具有普世价值,也仍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事业上,“文化遗产”的概念是否可以取代“文物”这一沿用已久的中国式称谓;或者,是否可以认为,“文化遗产”已经取代了“文物”,开创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新阶段,业内的分歧已不限于激烈,而且很牵动感情了。甚至,一些重大的保护理念和范畴,诸如“大遗址保护”的提出和实践,一些遗产品类的被关注、明确或深化,究竟是新的发展,还是中国故已有之、一切早就皆在“如来佛掌心”,也会在不同辈份或不同视野的同行之间引发言之凿凿的计较。

直面相关的争议,不仅极具趣味,而且是我们共同钟爱的事业的必须。在具体论及论辩双方观点之前,不妨先关注一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近年发起的关于《世界遗产公约》的一项回顾:《世界遗产公约》产生以来有哪些始料未及的效应?

《世界遗产公约》的产生,本来是为着发起和推广国际范围内的动员、合作与援助,以人类集体的力量、智慧和规则紧急抢救和保护那些对全人类具有突出、普遍意义和价值的人类文明的历史遗存,和大自然的造化与馈赠。颇有点儿“抢救为主,保护第一”的味道。但随着1978年以来《世界遗产名录》的现身和不断扩大,原本主要意味着付出、奉献和艰苦奋斗的世界遗产事业却一发不可收拾,呈现为有增无减、持续升温、风靡全球、长盛不衰的全球热潮。这的确值得全世界的人们关注和思考。跨越族群、民族、地域、宗教、文化,超越信仰、政治和自然环境的局限,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人们,几乎一致热捧和追逐世界遗产事业,使之成为一个重大现象和持久话题。

对世界遗产事业始料未及的效应,以及由此日益催发的蓬勃生命力和无尽魅力,我体会到以下几点:

深层次,多维度,全球视野,综合统筹的大环保事业的合理、有效、持久的切入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座基石。

当今世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每个人,每个族群,每个国家的日常活动,无不对人类共同生活于其中的地球村产生着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的连带影响。有条件的,应该为人类集体,为当代,更为后代,做出自己应有的历史贡献;一时还不具备条件的,起码要尽可能少留遗憾,并尽可能通过国际合作弥补自身的不足。

这其中就包括,关注到已解决了衣食住行基本生活需求的人类,要持续保障和不断提升生活质素。而深厚、丰富、隽永的历史人文环境、精神、情感和氛围,以及本该与人类共生共荣的天地万物与自然奇观,成为全人类共同不可或缺的、高层次的基本生存环境要素。这一理念一旦形成全球共识,环境保护就不再限于保障清爽的大气、洁净的水、食品卫生和防治污染等显而易见的物质需求。以世界遗产为杰出代表和号召的遗产保护事业,本质上就必然成为扩大和深化了的环境保护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关系到地球村每个人的利益,关系到现在、未来,关联每一个人。

从族群、民族、国家的精神、情感价值,到文明之间的交流、了解、理解和尊重,到人类大同与共同的繁荣和进步。

在民族、国家、宗教、信仰仍然存在种种不同的现实世界,一个族群,一个地域,一个国家拥有世界遗产的多寡,除了历史、地域的局限之外,多少会体现相应地区和人民在人类文明演进和自然保护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做出的贡献和成就,也反映出当代社会文明素质与综合实力的高低。历史成就与现实水准缺一不可。因而,每一处世界遗产被国际社会认定,都会大大激发遗产所在地人民极大的自豪感,无形中增长了勇气和创造力。

热恋家乡——哪怕她贫穷和落后,尊奉先祖——无论他们成功与不幸,珍爱自然——不分崇敬的理念与形式,这些朴素、美好的情愫通过世界遗产使得不同文化、不同政体间的人们相互了解、理解、尊重和互助。

世界遗产在倡导和认证“全球突出普遍价值”(OUV: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的过程中,实际上追求和建立着人类共同尊重和赞赏的创造力、坚韧精神,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交融、相互促进与共同繁荣,维护共通的审美与善良,追寻着天下大同的方向和途径。

我曾经和葡萄牙奥比道斯市的旅游局长探讨,为什么热衷和推广遗产保护?他简单地告诉我,只为着使他的家乡——一个只有不到3万人口的小镇,父老乡亲们更加以自己的家乡为自豪,而不只是仰慕外面的世界。

这些,为世界遗产被广为接受和欢迎给出了一个内在的注解。

对普世价值、理念、途径、规则、办法与程序的探索、尝试、规范,逐步设定和充实,不断修订和完善,对文化多样性的承认、理解、肯定、尊重和包容。

且不论《威尼斯》,仅就《世界遗产公约》而言,我们必须承认,其中所包含的理念、规则、办法和程序是在最大民主氛围中汇聚了全世界——包括中国的经验和教训,经过反复论辩和推敲,并且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修订和完善而成的。因而,每一个版本的《公约》及其《实施指南》都是同时代世界范围内专业同行和遗产管理者最广范围与最高程度的共识。实践一再证明,世界遗产所提倡的突出普遍价值标准,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保护、管理、监测制度和水准要求,“5C”战略(资信,保护,能力建设,交流和公众参与),以及一系列公开、公平、透明的办法和程序,特别是保障可持续保护、传承和利用的终极目标,为各国的遗产保护提供了最具权威、影响力和可操作性的参照与标杆。其意义和作用远远超出可数的世界遗产群体本身。也就是说,世界遗产的生命力和号召力,还在于它已成为普遍的遗产事业整体中的领头羊。

发现和推崇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典范,探索当代人类活动的正确方向,恢复传统景观,美化家园

世界遗产的价值标准中,不乏对审美的追求,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肯定与倡导。所以,无论根据哪条标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人们都会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被列入的遗产体现着人类对自然的崇敬,人的创造与环境的谐调,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的典范。

典范的意义除了本身的成就和效应外,更在于指明方向,引领可持续发展的潮流;还在于亡羊补牢,纠正差误。这一效应对于多年忽视环境景观管理、规划工作薄弱的欠发达国家,尤为明显。常常是,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实际上也成为了遗产所在地恢复环境和美化家园的过程。

繁荣旅游,促进和保障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这或许是世界遗产广受追逐的最表层、最直接、最易见成果的效应,也是无需回避的一个突出现象。

尽管每一处世界遗产地都被要求制定严格的旅游管理体制,并总有监测机制如影随形,但世界遗产事业对旅游业及因之而生的社会综合经济效应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和保障作用,是引人注目的。其对遗产地原住民切身利益提升、和对遗产保护实力增强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是应予赞赏的。哪怕有的遗产地违背申报时的初衷和状态,采取了后续的不恰当或不诚实的举动,因而受到社会关注、批评,乃至督促和除名,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世界遗产的方向、本质、形象、标准、严谨的机制、有效的约束力和特有的积极作用。

统筹规划,以人为本,惠及民众,可持续科学发展。

世界遗产工作对规划的重视和严格要求,对利益相关者(包括个人和团体、政府与民众,相关的规划、法规和计划,城乡社会的方方面面等)协调机制的关注,对现实和未来影响因素的全面评估和应对,对文化背景和自然环境的尊重,使得遗产事业真正成为平民的事业、公众的事业,全社会、全人类的事业,统筹协调的事业、回归大自然的事业,并形成了能够保障包括上述各个突出要点在内的综合效应得以实现和长盛不衰的完整体系与机制。

世界遗产的积极效应还可以总结出很多,实例件件可举,现有的世界遗产地都连带着生动的故事。不管存在着多少不足、不良倾向和争议,世界遗产在人类大环境保护和全面的遗产保护事业中,都具有旗舰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1985年才得以签署《世界遗产公约》。1987年才成功申报了第一批世界遗产,但世界遗产的效应和影响在中国却十分显著。

最突出的案例是丽江。一个在申报遗产之前只能维持“吃饭财政”发基本工资的县,2011年仅从旅游中收取的古城维护费就达2.71亿元。1997年申遗之时,当时的纳西族县长曾经说,“能把我们人数不多的纳西族世世代代创建和居住的古镇申报成为世界遗产,就是什么也不再干,我的父老乡亲们也会永远记得我”。

布达拉宫申遗时的国际考察专家之一曾是达赖的私友,他在考察了布达拉宫的保存和保护状况之后,由衷地赞叹,“你们在这里做得很好……我要就此向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汇报”。世界遗产沟通了不同文化背景和制度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

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的申遗,在短短的时间内,就给遗产和相关城乡环境的改善带来了明显的效果。好太王陵与好太王碑之间,从过去几十年形成的脏、乱、差城乡结合部混乱状态,恢复了传统的对应关系和优美景观。执行国际考察任务的外国专家见到他曾认为只能是梦想的环境效果,连称“感动”。

而北京因为世界遗产维修工程中的争议和质疑,引发了“东亚地区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的召开。坏事变好事,从“再现辉煌”的错误趋向,到结合本地区文化背景和遗产保护实践基础上对真实性的强调,和因之衍生的文物维修“最少干预”原则的肯定和遵循,同行们的共识形成了相应的《北京文件》,被国际同行公认为“不仅对东亚地区有指导意义,而且对全世界有参考价值。”

中国在为世界遗产付出辛劳、努力,并享受其成果的同时,也为世界遗产事业在世界范围内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文本不止一次被国际同行和机构赞誉为范本,并连续申报成功。

中国的世界遗产监测机制和体系多处受到国际同行的欣赏和推崇。

中国的泰山为《世界遗产名录》提供了第一处文化与自然复合遗产。

中国的“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小经曲折,在摘得全世界瞩目的“天地之中”名号的同时,以一种影响深远的东方古老宇宙观串连不同功能的历史建筑,为世界遗产系列申报开创了“主题型”、“概念型”的内在组合范例。

而正在进行的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项目,在提升丝路沿线国家和人民的遗产保护意识和水平、改善遗产管理状况、加强丝路沿线国家和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交往、复兴丝路沿线的经济文化繁荣等各个方面,也在发挥着举世瞩目的影响和作用。

截止2012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结束的第3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总数达到962处。其中包括文化遗产745处,自然遗产188处,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双遗产)29处,分布在157个国家。在全世界大致193个国家中,签署《世界遗产公约》的国家(缔约国)达190个。以拥有世界遗产数目的多寡,目前有这样一个排名表:

意大利47处;西班牙44处;中国总数43处(文化遗产30处,自然遗产9处,混合遗产4处);法国38处;德国38处;墨西哥31处;印度29处;英国28处;俄国25处;美国21处;希腊17处;日本16处;伊朗15处;韩国10处。

我曾经设想,如果我们没有及时跟进,在这一领域,我们会面临一种什么局面?

世界遗产事业在中国的开拓、推进、运作和发展,一直伴随着众多同行难以尽叙的忍辱负重。

这毕竟是一项外来的、以外语为主要表述方式的国际事务。与外界长时期的隔绝,中国人对国际规则和人际关系的生疏,以及外语能力的欠缺,使得中国的这项事业曾走过多年懵懵懂懂的道路。我们曾依靠执着的激情、热情和加倍努力来弥补自己的缺陷,直到终于能和国际同行自由交流,并发挥自己的影响和更大作用。

在世界遗产工作开展的全过程中,世界遗产的理念与实践和中国文物工作的对比及相互关系,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

最让人拍案叫绝的是,大师梁思成先生早在数十年前就与国际潮流的契合与相映生辉。

梁先生提出文物古建筑维修保护应当是“整旧如旧”,而不是“焕然一新”;尽可能“带病延年”,而不是“返老还童”,这与同时代西方语境中的“真实性”和“最少干预”原则如出一辙。也对西方同行曾经激烈争辩的“风格式修复”(有“再现辉煌”之意),“保护(conservation)”与“保存(preservation)”的异同,给出了最简洁、最清晰、也最生动形象的界定。

梁先生关于文物修缮要尽可能做到“有若无,实若虚,大智若愚”,不仅适用于修缮,也适用于展示和利用,这与世界上对考古遗址保护展示的三种模式(智力型,自然原状管护,创意型)的争议和辨析不谋而合,并以中国式的语境、智慧和语言艺术给出了最贴切的回应。一句“红花还要绿叶托”,对遗产与环境的关系和保护遗产环境的理念作出了最优雅、却又浅显易懂的说明。

西方文化看遗产,力主不仅要见物,更要通过物见人、见史、见故事,见精神、见情感,见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和意义。梁先生的论著中,让人处处感知他在遗产中发掘的民族情感、文化艺术和灵魂,因之感受到油然而生的炽热情感,和真诚的折服与崇敬。这一切,都丝毫不逊于国际潮流。

在参与世界遗产事业的风风雨雨中,每每求教于梁先生的著作,总会掩卷长叹,倘若梁先生以长寿和安顺,贯通着中华深远文脉和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辨,融入古老民族的博大智慧与胸怀,饱蕴特色艺术与情感,并集聚古今中外经验与知识的中国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体系,该是何等的更加完善和耀眼!

梁先生一些闪烁着无限智慧和光辉的格言,曾经被淡忘,甚至,有的“经”还被念歪。

著名的“整旧如旧”,又被作“修旧如旧”,最后,在实践中,常常变成了“以假乱真”。

“不赞成‘最少干预’”,力主“再现辉煌”的观点,曾经主导极其重要的古建筑维修工程。

如此种种,无不验证着,梁先生的过早辞世,是中国文化遗产界,也是世界遗产事业何等重大的损失和缺憾!

在梁思成先生与国际先进潮流遥相呼应于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领域的同时,中国有一批人数不多、但却极为执着、坚韧、忘我和智慧的前辈,同样为中国的文物保护管理体系做出了不容小看的杰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文物”就被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给予了清晰的界定。之后,相关文物法规中关于文物维修必须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关于文物保护单位“四有”工作的规定,关于大遗址工作的规划和探索,关于“五纳入”的要求,还有许多细则和技术规则,都可以在世界遗产体系中找到对应的理念和准则,但以不同的语言和语境相陈述(可惜的是,很多主张未能真正变为社会和群众自觉、严谨、认真的行动;在队伍内部,也常常只流于形式和文字。对执行情况和效果,也没有有效的检查、督促、落实机制)。

世界遗产申报文本的格式和内容,有很多和中国的文物保护要素相同。中国的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常常可以直接作为世界遗产申报时所必须的遗产区和缓冲区来使用。

特别令人感慨的是,经历国家特别的历史时期和变革,前辈们的坚守、奋斗和成就,所付出的勇敢、顽强、智慧和牺牲。奋不顾身,苦心孤诣,无怨无悔。我也曾经设想,如果把我们放在同样的时代,同样的政治环境中,同样的客观条件下,我们能做到几分?不敢比。

所以,在谈论世界遗产和中国的文物保护体系这一重大关系时,前者只是我们的借鉴和交融,后者是我们的根本。我们今天融会古今中外、并仍在继续丰富完善着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是在中国实践的土壤和脉络中演进而来的。今天如果能有新的进展,那的确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提升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世界遗产事业的理念和实践与中国的文物保护体系毕竟存在着差异和差距。这些差异和差距是相互的。因而,也存在相互的促进与交融,推动着彼此的进步。

涉及这一话题,有时会令人想到想到中医和西医的差别与关系。中医多意念和经验,师徒口心相授;西医重实证,规范化,数据化,可重复。但,谁能否定任何一方?

我们的保护管理,笼统的东西多,政策性、号召性的东西多,落实、检查、有效监测少;就事论事的东西多,见物见人见事见情少,视野不够高远,不够宽阔;还有一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情况,以不变应万变,不能与时俱进。

世界遗产有它不变的长远目标和灵魂,但总在随着时代和事业的发展和深化而处于动态和不断完善中,规范化、数据化、程序化、长效化;从遗产的界定、登录建档,到规划、保护、管理,到监测机制,无不具体、细致、周详、较真;也不乏激情、奉献,和真正的以人为本。

我们有的同行现在要了解遗产的准确状况,都更偏好查阅世界遗产申报文本。因为我们的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与批准文件经常语焉不详、笼统、大而化之。这较之世界遗产为申报文件和监测档案所要求的详尽、具体、准确的现状描述,历史沿革,整体和逐项真实性的辨析,相关的保护管理措施的落实等,就有明显差距。反映出了世界遗产与文保单位不同工作机制的不同效果。

不过,外来的东西不一定都正确,更不一定都适合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国情。

西方有家信息科技公司力图将遗产的价值、精神、情感和“美”数据化之举,就曾被大家传为笑谈。而有的国际同行讶异:我们西方人近200年才提出“回归大自然”,为什么具有两千多年“天人合一”理念的你们却允许出现那么多丑陋的白瓷砖贴面建筑,到处可见“厕所建筑师”的作品。则令我们汗颜。

可见,面对外部世界,在专业科学范畴,我们需要的既不是古国时期的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俯视”;也不是一段时期以来的,无论反方和正方,都言必称外国的“仰视”;而应当是坦荡、求实、自信、自重、亲切、友好、包容的“平视”。

我们应当承认和重视来自外部的经验、长处和启迪。

世界遗产的申报文本,运作程序和模式,监测机制,无论从对遗产的准确、翔实认定和保管,还是长效的监测保障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同时代最完备、最合理、最有效,也最能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完整体系。

当我们只聚焦于《威尼斯》是否只适用于石质文物建筑保护的时候,国际同行在疾呼,1964年的《威尼斯》在整体保护文化遗产真实性及其内在与外在的环境关系方面,是对1931年《雅典》的倒退。涉及真实性的认证,人们在质疑,严格的《威尼斯》语境下的“重建”,要具备哪些条件才是真正可信的?保护(conservation)与保存(preservation)在真实性方面有多少细微的差别?

在我们议论文物保护是否应该包含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国际潮流已经在倡导统筹保护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遗产的价值标准中,常常涉及对传统、精神、情感、艺术和工艺技术的发掘和认定。世界遗产中“文化景观”品类的特点之一,实际上就是这种统筹保护的一种集中体现。

我们有些同行为历史文化名城被迅猛改变的现实痛心疾首、但又一筹莫展之时,国际同行们不屈不挠地提出了“历史城市景观”(HUL)的理念和保护套路,并推动使之形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

我们在赞叹藏羌碉楼与村寨、哈尼梯田的壮美时,国际同行将之归纳总结,提炼上升为“人类的坚韧精神与能力”的体现,从而更凸显其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和意义。

这些事例,或许可以引发我们对不同境界、视野和知识范畴的感知与思考。

而世界遗产在中国社会产生的冲击力和巨大作用,引发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重视和支持,改善和促进了遗产保护面貌,提升了全社会的文明意识和保护共识,解决了多少多年头疼的老大难问题,实现了多少传统机制下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则是有目共睹的生动事实。

特别要关注的,可能还是世界遗产强调的利益相关者的意识、公众参与、各方面的交流、对纳税人和社会主人真正的尊奉。

无论是“5C”战略,还是一系列具体做法,世界遗产都体现出对主人公的认识和敬重,真正是以人为本,民主决策和取舍,并惠及最广大的民众。使公众真正意识到,遗产就在自己身边,与自己息息相关,懂得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个体利益在遗产事业中的体现。遗产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不再是对立面,而是每个人的光荣、利害、责任和义务。尽管认识和遵行的过程未必能一下子达到专家的水准,但其意识、做法和效力已非计划经济条件下自上而下的“群众保护”模式可比。遗产在逐渐成为全民、全社会的事业和权利。

澳门历史城区反映性监测的成功案例可以为这一公众化的遗产趋势和做法提供一个典范。在土地开发、社会经济发展与历史城区保护的矛盾出奇地尖锐的这一特殊地点,遗产保护面对的既有激进的保护人士,也有最初并不十分关心的部分民众,更有平等、但影响力巨大的开发业者、亿万富翁。集中统一式的行政方式在这种环境中毫无用途。最后,是包括开发商在内的家乡人民公共认识和意志的统一,保证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和出路。

从统筹保护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公众真正的有效参与、广泛动员和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协调;遗产理念、品类、规则、办法、程序的不断丰富、发展;社会整体规划和遗产保护优先;见物,同时见人,见事,见情感,见精神,见传统,见全局,见文明史中的地位和意义,等诸多方面看,我同意“文化遗产”是文物工作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认识和说法。是沿袭和发展,而不是创立。这其中有我们自己的开创,比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的工作,就曾是文物工作的一次综合、深化和扩大。也有外来的借鉴,参与《世界遗产公约》27年来的磨合与奋战,是主要因素。而无论历史文化名城,还是世界遗产中的文化景观,其保护模式、规则和办法,都难以完全套用现行的文物保护法规。

我们过去提及的“文化遗产”毕竟还只是一个泛泛的概念,大体分类的概念;而还不是一个对遗产仔细推敲、认定与辩证、统筹保护与管理、社会深刻动员和充分协调的综合理念和体系。

有位在省里曾经同时主持传统形式的全国文物普查和新兴的世界遗产申报两项工作的同志感慨,前一项工作有国务院红头文件,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但到各市、县去,受欢迎和重视的程度与对世界遗产的热情和欢迎却无法相比。这当中,当然不排除一些不正确的功利趋向。但世界遗产事业在树立起高尚情趣和长远目标与方向的同时,也在专家的眼珠子、官员的政绩和群众致富的愿望之间,寻找到了一个契合点,并设定了共同遵守的模式、规范和原则,因而广受欢迎,易于理解和接受。这的确也值得我们总结。

世界遗产事业理念进入中国,中国国家文物局的“文物”一词由“Cultural Relics”改作“Cultural Heritage”,国际同行一致叫好。因为,这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词汇问题。

中国的文化遗产理念其实也有着无限丰厚的哲学和审美渊源。最近,国际遗产界在重新讨论如何更深刻和公平地界定和选用关于“美”的价值标准和理念于自然或文化遗产。国际同行们以西湖和很多中国遗产地为例,引用中国传统文学、美学、哲学、宇宙观来论证,比我们更兴趣盎然。很多人因而在研究孔夫子的《论语》,老、庄哲学。相比之下,我们对自己博大精深、韵味无穷的民族文化的发掘和再认识,倒显得落后了。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非物质 文化 遗产 意义 价值 保护 传承 开发 利用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符号与精神家园,既向世界展示其曾经的辉煌,又向世界证明其精神之本。

文化遗产又按其形态分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指有物质载体的文化遗产,如古文化遗址、古建筑、文物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没有物质载体,而以口头传承方式流传的文化遗产,例如民间说唱艺术,节庆礼仪等等。

中华民族具有丰厚的文化遗产,既有物质文化遗产(如长城、故宫、敦煌莫高窟、泰山、都江堰等),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格萨尔王史诗、东北二人转、端午节、杨柳青年画等)。其中许多文化遗产都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多在民间口头传承,常易散落或失传,有的甚至濒临灭绝。因此,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就成为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本文就非物质文化保护这一重要课题,略陈拙见,以期引起国人的共同关注,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更上层楼,获得令人满意的实效。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与价值

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晶,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如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本土的,又是世界的,既是历史的,又是未来的。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与存亡。一个民族,倘若缺少文化支撑,便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懂得保护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丢掉历史,也失去文化,因而就成为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成为一个注定要灭亡的民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是难以用文字来描述的。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性,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一旦保护不妥,就有灭绝之虞。因此有人认为:“文化遗产的最大价值是时间,文化遗产的最大敌人也是时间。历史使文化遗产有可能成为永恒,而永恒的时间又给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带来了客观难题。”(崔学德:《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谩议》,《学术纵横》第278-279页)。他所说的“文化遗产保护”,当然涵括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确要和时间赛跑,抢前抓早,抢先申请,提前抓落实。否则便易造成民族文化的缺失与整个民族的遗憾。据报载,我们传统的节日――端午节,已经被韩国抢先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令国人惊诧莫名,但据专家解释,这是一种合理的“文化抢占”,就如同商标注册一样。可见我们“抢占”在某些方面还严重滞后。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一个项目要成为非物质性的世界遗产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历史价值性、完整性、真实性。”(高明达:《浅论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新世纪城乡群众文化建设》第38页)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又主要有三个层面:

其一是学者保护。所谓“学者保护”,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地位、作用被学者发现、挖掘、鉴定、确定,并加以收集、整理、维修等,具体实施的抢救、保护措施的过程。

其二是政府保护。所谓“政府保护”,是指在学者的民间保护的基础上,由政府有关部门认可,并以政府名义明令其不得损坏,并拨专款、设专人进行修缮、抢救、补救、保护的官方行为。

其三是世界保护。所谓“世界保护”,是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具体负责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成为世界性保护项目。

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大体上分为进化、播化、涵化三大阶段。非物质文化保护,要强化文化传承人的核心作用,通过传承人的收徒、传授等形式,对非物质文化加以保护。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利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但它们并非是死板的、僵化的,而是“用石头写成的文化史书”,正如美国文化学者克鲁伯与克鲁洪所说:“文化既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又是限制人类进一步活动的因素。”(转引自《文化学导论》第7页)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原真性;完整性;遗产保护;世界文化遗产

原真性和完整性是世界遗产领域的核心理念,是世界遗产申报、遗产价值评估、遗产保护和环境整治的直接依据.文化遗产研究的丰富程度高于自然遗产,原真性研究的深入程度高于完整性。从遗产类型日趋多样化、遗产内涵日趋丰富的现实出发,完整性原则的研究、自然遗产和复合遗产的保护研究、原真性与完整性内涵的关联性研究仍需引起更多关注。

1国内外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的措施

1.1国际文件中的“原真性”原则

“原真性”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威尼斯》中,这一主要针对欧洲文物古迹的保护与修复。自《威尼斯》诞生和现代环境保护运动发祥至今, 原真性和完整性一直是文物古迹保护和生态保护领域的基本内容。2008年,《文化遗产地解说与展示》肯定了原真性保护在文化遗产地解说与展示中的重要性,指出:“通过沟通历史构造与文化价值的意义,保护遗产地价值免受强行引入的解说,尊重文化遗产地的原真性。”

1.2国际文件中的“完整性”原则

“完整性”一词来源于拉丁词根,表示尚未被人扰动过的原初状态。《操作指南》对自然遗产的完整性有如下的界定:应包括其自然关系中所有或大部分重要的相关独立元素;应拥有足够的规模,并包含必要的成分,以展示其所具备的、对于长期保存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而言十分重要的过程;应具有突出的美学价值,并包括对维持景点美景至关重要的区域;应包括代表该生物地区最大限度的多样性特点的动植物的栖息地及其生态系统。[1]

1.3中国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研究

集体成果方面,中国ICOMOS制订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准则若干重要问题的阐述》及《准则案例阐释》,是围绕不改变文物原状对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原真性认识的集中反映。此外,中国主导制定的《西安宣言》、《北京文件》,将中国对于遗产背景环境、木构建筑修复中若干原真性问题的认识引介到国际遗产界。

个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原真性、完整性内涵研究国内早期的“真实性”提法,见于罗哲文等1990年对于古代建筑的“历史真实性”的论述。刘临安则在1997年关于“文物建筑的真实性”的讨论中,首次将“真实性”与“authenticity”对照起来。吕舟也从材料、工艺、环境的真实性3个方面介绍了文物建筑的保护。徐嵩龄指出了原真性的多层含义,细化了文化遗产的原真性要素。阮仪三等认为原真性是衡量文化遗产表现形式和文化意义内在统一程度的重要标准, 并基于原真性,论述了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在仿古建筑、复原与重建、搬迁保护中的几个实践误区。[2]

1.4立足实践看原真性和完整性原则应用范围的扩展

就自然遗产而言,原真性是完整性的基础。[3]缺失了所包含内容原真性的自然遗产,完整性的实现只能是一种妄想。从实践的角度来说,自然遗产的原真性往往于不经意间被打破。简言之,对于这类自然遗产,原真性意味着不人为增加,也不人为减少。

文化遗产也存在完整性的问题。一是范围上的有形完整。建筑、城镇、工程或者考古遗址等应当尽可能保持自身组织和结构的完整,及其与所在环境的和谐。二是文化概念上的无形完整。如泰山,其文化价值体现在佛教、道教、封禅以及世代歌咏、吟诵文化的同为一体,突出了文化遗产伴随实物而来的概念上的完整性。[4]

2殷墟凭什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2006年7月13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一致决定,将中国安阳殷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安阳殷墟由此成为中国第33处世界遗产。

中国安阳商代遗址又名殷墟,占地约24平方公里,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小屯村一带,距今已有3300多年历史。殷墟是闻名中外的中国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殷墟作为中国重要的考古遗址是最早的都城遗址,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2.1凭历史

殷墟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殷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文明的伟大力量。目前世界上所使用的汉字,可以追溯到甲骨文,甲骨文也因此成为世界四大古文字中唯一传承至今的文字。

殷墟见证了商王朝的存在,代表了中国商文明乃至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阶段。它反映了许多的制度和技术以及已经消失了的独特文化习俗;中国过去三千年以来城市布局的中轴线规则也源于此;青铜铸造技术铸造出了世界上最重的青铜器等。

2.2 凭保护

坚持不懈保持殷墟原貌。战争曾使殷墟的发掘和保护工作被迫中断,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殷墟的保护和研究给予了高度重视,1961年就将其与长城、故宫一起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保持殷墟原有的风貌、体现遗址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一直是殷墟文物保护工作追求的目标。经过多年努力,目前除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村庄、道路外,殷墟申报保护范围内保持了殷墟原有的环境和历史面貌。安阳市还先后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的文物保护规定,使殷墟逐步建立起由国家、省、市政府实行科学保护与有效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为殷墟文物保护管理奠定了法制化基础。安阳市政府还与社科院考古所合作,建造了集中收藏、保护、展示殷墟出土可移动文物的殷墟博物馆。

2.3凭口碑

考古学必须向公众负责,作为文化遗产的殷墟,必须展示出遗址的“原真性”。根据国际上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愈来愈强调遗址周边的环境尽可能接近遗址的原生面貌的要求,他们对原来的展示方法进行了改造,使古遗址展示更具“原真性”和对公众的教育或服务功能。

在保护和展示的过程中,殷墟始终坚持了尊重科学、尊重专业的态度。殷墟所创新的土遗址保护和展示方法,得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所委托的考察专家的充分肯定。

3结论

在充分汲取现代遗产理念的基础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化遗产保护经验和认识,不断地被推介到国际遗产学界, 并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与认可。中国的遗产原真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遗产领域,缺乏集中性地对地质、生态、生物多样性等自然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研究。因此,这些方面研究内容尚需加强。中国已取得了学术界的巨大认可,而这也是代表着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依旧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史晨暄:《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评价标准的演变》,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

[2]赵荣:《丝绸之路(陕西段)遗产申报与陕西文化遗产保护》,《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通讯》2008(3)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遗产保护;城市规划;文化线路: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674-4144(2010)02-47(5)

专家简介:阿尔伯特 博士 德国一级教授 著名遗产保护专家和遗产保护教育家

采访者:丁援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 博士

2009年10月23日至26日,德国东部城市科特布斯天气阴沉气温初降,加上又是学生放秋假的时间,本该是这座城市唯一的大学――勃兰登堡理工大学最冷清的时候。而这几天,突然涌来的几百位学者和校友使校园顿时生动起来。在学校的会议大楼最显眼处,一条横幅是:“世界遗产和文化多样性”(本次论坛主题),而未来往往的人们挎着的小包上都印着一行字:“十年了,依然独特”。

这里正在庆祝一个遗产保护专业的十岁生日,庆祝的形式则是很德国风格的:一个严肃的关于遗产教育的国际学术论坛。十年前,由阿尔伯特教授和其他两位德国教授共同建立的遗产保护专业“世界遗产研究”现在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培养了一批遗产保护的专业人员:而十年后,在庆祝活动的绚丽退去后,也是阿尔伯特教授退休的时间。

我受《中国名城》杂志社的委托,对阿尔伯特教授进行了专访。我们的访谈在2009年10月25目的晚上,德国勃兰登堡理工大学的新图书馆的一楼。

我们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丁援:阿尔伯特教授,首先祝贺您,这次的论坛十分成功!

阿尔伯特:谢谢!也谢谢你的参加

丁援:这次研讨会有“在时空转移中的遗产”、“融汇的文化景观”等四个主题和七十个专题演讲,都是很前沿的题目,又聚集了这么多的专家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有代表参加。我下周去他们总部调研,约时间时我得知,现在是他们最忙的阶段――从10月23日到28日正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成员国大会时间,不能请假的。但我注意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一些核心人员还是来参加了。

阿尔伯特:他们当然会来参加,因为这也是他们的庆祝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是我们这个专业的最初的赞助组织,也就是2000年你来学习的时候,他们是我们的赞助人。后来的赞助主要是DAAD(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以下简称DAAD),但起步阶段是十分关键的。十年了,我们的专业发展良好,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我们成立这个专业十年了,积累了大量的人脉,所以这次的组织工作主要是学生完成的,也作为他们课程实践的一部分。我们得到了德国政府和DAAD的一些资助。我很高兴有这么多专家和名流能到场。

丁援:您是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战略,所谓的4C战略吧,主题就是要保护世界的遗产和推广他们保护的理念。

阿尔伯特:这是他们大的想法,他们还有青年计划,在各地建立分支机构。比如在中国建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教育与培训中心。

丁援:对,亚太中心是他们唯一的一个教育和培训的中心,在北京、上海和苏州三个地方。另一个二级组织在罗马。

阿尔伯特:除此之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在各地的教育机构设立教席(UNESCO Chair)。我们这个专业就是他们的正式的教席,遗产保护教席,而这次参加我们论坛的还有五个世界各地的大学的教席,也是关于遗产保护方面的。他们在法国、意大利、以色列等地都有很好的遗产保护方面的教育成绩。

丁援:我们专业现在还能得到世界遗产中心的资助吗?

阿尔伯特:是的。每年世界遗产中心有两个名额给世界遗产所在地的管理人员全额资助,帮助他们来我们专业进行学习。此外,他们有很多别的方面的支持,比如教学、实习上的支持。应该说,我们是很近的关系、很紧密的联系着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是非物质方面的。我个人很重视对于实际管理人员的培训――我们不能都是建筑师和规划师的学生,虽然我们在建筑学院,我们需要世界遗产地的管理者的参与。

十年,我们依然独特

丁援:我想问问您,既然现在有不止一个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的教席,为什么我们专业现在“依然独特”?

阿尔伯特:这是此次庆祝活动的唯一一句很自豪的广告用语――“十年了,我们依然独特”。实事求是地说,比起十年前,我觉得这种独特性现在确实不明显了,不过每一个专业都有其特点。我们专业的特点是在建筑、土木和城市规划学院里的一个跨学科和国际化的专业。

作为建筑学院的一个跨学科专业,“世界遗产研究”集中了全校共30个研究中心的师资力量,教学内容包括各类法规、建筑与规划的设计理论、历史、生态建设、生态保持、经济管理科学等。此外,我们还在全世界聘请了一些优秀的客座教授。

丁援:比如有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是来自洪堡大学的建筑文化教授,还有城市规划的卡麦亚教授,都是您聘请的?

阿尔伯特:对。更多的是一些临时性的讲座,几乎每个月、每一周都有。另外,我们还尽可能组织同学参观有价值的地方,比如2000年的汉诺威世博会,还有欧洲的世界遗产地。我们还和澳大利亚、日本等其他大洲的教育机构互派学生。

丁援:您对遗产保护专业是如何理解和设置课目的?

阿尔伯特:首先要理解什么是遗产。遗产在有的地方人们先想到的是文化遗产,如欧洲人和亚洲人,有的地方人们先想到自然遗产,如美国人和澳洲人。另一方面,遗产现在也有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但遗产总的来说就意味着价值,这对于我们研究遗产和保护遗产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在课程设置上主要有四个模块,第一个模块其实是专注于价值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建筑与城市及空间历史、文化学概论、宗教、美学、认识论、现象学、自然哲学、技术评价、技术与环境历史、世界遗产的理论解释。

另外当然还有建筑和建筑保护类的课程的模块,基本上是传统建筑专业的一些课目,包括介绍建筑学概论、建筑保护、艺术史、考古学、文化遗产的人为和自然的威胁等;这个在建筑学院里是比较容易组织的。

第三个模块是关注于自然遗产和文化景观,主要课目包括:生态学、生态多样性的维护、环境保护法规、自然保护区的规划等;这是邀请了生态学家来设计的课程。

第四个方面是遗产的管理,课程包括计划编定、交流合作与冲突管理、相关政策规定、世界遗产旅游区管理、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市场与管理、博物馆学、世界遗产项目管理、世界遗产的提升和咨询、公共关系、地区历史与地区遗产的保存。经济管理对于遗产保护也是至关重要的。

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可分为四个部分:基础课,专题研究,实习和毕业论文。其中基础课部分最为重要,占总学分的一半。基础课由我刚才介绍的四个模块组成,每个模块都有其必修课和选修课。

丁援:我觉得这种专业设置是很有利于学生的综合发展的。不过,设置得如此宽泛的研究领域,对于组织者来说,真的不容易!

阿尔伯特:谢谢你的理解!这次论坛还有一个成果,就是我们的校长承诺要建立新的遗产保护专业的博士课程!我们的确有很多很好的题目值得继续做博士研究。所以,我很高兴,我又看到了“十年了,我们依然独特”的另一个原因。

文化线路,没有遗产的遗产地和没有遗产地的遗产

丁援:我们正在中国与东南大学出版社一块儿编辑一套文化线路研究丛书,所以我对文化线路的问题也很感兴趣。您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阿尔伯特:文化线路当然是目前国际上遗产保护界的一个热点。我们这次论坛的第一个专题就是“在时空转换中的遗产”。我们收到了很多很好的论文,最后在论坛上宣读的1 5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有些题目以前是不常见的,比如以美国人心理认同为线索的美国系列遗产、以音乐为线索的莱比锡城市遗产、喜马拉雅山脉走廊遗产、德国自然遗产系列。等等。当然也包括一些以前的题目:大型复杂遗产的界定、遗产的界定等。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题目。不过,我认为在实际操作中,难处也是很显而易见的。

丁援:比如……

阿尔伯特:界定真实性和完整性的问题比较复杂。有的遗产地没有具体的建成的遗产了,有的线路不复存在了。

丁援:也就是说,文化线路,有的是没有遗产的遗产地,而有的是没有遗产地的遗产。但欧洲的圣地亚哥线路的影响还是很具体的。

阿尔伯特:圣地亚哥线路,据我所知,主要是三个遗产地的系列申报。这三个点是互相联系的一个整体,不是分开的。现在的ICOMOS文化线路委员会是西班牙专家为主导,这也是当时的一个具体影响吧。当然,我知道,你说得具体影响是包括申遗和文化线路国际。

丁援:是的。您知道,目前中国在努力申请大运河和丝绸之路为世界遗产,您有什么建议给我们?

阿尔伯特:我个人不是太了解大运河和丝绸之路的研究。我遇到ICOMOS的副主席郭旃先生几次,也听你介绍过大运河,但这些材料还是不多,特别是对于这样的大尺度的文化遗产,很难下结论。

我个人以为,这些都是一个系列遗产的概念。系列遗产是看似分散的遗产,由一条线索连接起来,这个线索是关键,而分散的遗产的实物证明也很重要。

丁援:系列遗产的概念以前很少被提起,在《世界遗产实施指南》中也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文化线路以前是归于文化景观类型的。

阿尔伯特:现在全世界的大型复杂遗产很多是系列遗产。文化景观也有动态的、静态的,文化线路以前归于动态的文化景观类型,现在ICOMOS的文化线路颁布了,可以说,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类型已经被承认了,也就不再归于文化景观类型。不过,这两者还是有很多相似性的。

引用一句德国哲学家的话,“文化景观是可以观赏、可以品味、可以倾听、可以感觉、可以触摸的”,我觉得,文化线路也是如此,可以看、可以听、可以接触到感觉到。

有的地方没有具体的遗产,这固然可惜,但他们是有故事可以听的,有气氛可以感觉的,这也是十分可贵的。

文化线路的研究目前并不算充分,你们的文化线路研究丛书对今后人的研究和认识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遗产保护潜力巨大

丁援:我注意到,这次的十年庆祝活动来了不少中国人。

阿尔伯特:是呀!我们的会后节目之一是来自中国山西的皮影戏。他们的节目真的很精彩,我也多次表示,支持皮影戏进入《世界非物质遗产名录》。

我们专业与中国的渊源很深的。我们与同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都是友好学校,我本人有专著谈到中国问题,而且多次访问过中国。我的很多学生都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他们都很勤奋,也很有天赋。

丁援:您也常常邀请中国学者来访问吧?

阿尔伯特:当然。我们请过同济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中国大学的不少学者来参加我们每年一次的国际研讨会,阮仪三教授、吕舟教授,还有这次来的张杰教授,都是我们的贵客。

丁援:阮仪三老师这次没来有点可惜,他在您的研讨会上还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先生有过一面之缘。

阿尔伯特:那是2001年,也是我们大学的校庆,施罗德总理亲自来到学校庆贺我们学校的十周年。我们准备请阮仪三教授向施罗德总理介绍一下他的研究和保护成果。你知道,我们大学是在两德统一后,由东德原来的建筑学院发展而成的大学,当时德国政府给予了很多支持。施罗德总理也是积极推进中德友好的重要人士。

中国的遗产保护近些年来发展很快,在国际舞台上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中国人的身影,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同时,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喜欢中国文化,到中国去旅游,到中国去办事务所……

丁援:我的老师,也是和您一同创立我们专业的SHUSTER教授在上海和北京都有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他告诉我,每个月他都来中国一次!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人文地理;教学;世界遗产

引言

1998年,北京大学正式增设世界遗产这一课程,随后多所高校均开设此课程。此后,对世界遗产的研究成为教育领域中的热点。对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总结发现,在教育领域中,世界文化遗产的功能以及其实现的途径主要源于对其本身的探究。就世界遗产来讲,综合性较强是其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其与多门学科存在联系,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与旅游产业的联系最为紧密,所以对旅游教育这一学科的研究最多。但是在其余学科中,对世界遗产在学科的作用研究相对较弱。就世界遗产这一素材而言,其与世界接轨,其在教育领域中的研究将直接影响部分学科是否发生改变。

就整体以及个体的世界遗产、空间分布以及景观特征来讲,地理学与世界遗产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分析两者的内容以及广泛性来讲,两者同样存在很多相同之处。就世界遗产来讲,按照定义,在地理研究领域中,世界遗产是极端性非常强的研究内容。其主要原因是在评选世界遗产时,需要全球最为权威的部门以及最权威的专家进行考证,然后给予批准获得的。在地理的研究中,世界遗产相似内容的存在使其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这就要求人们在地理教学的过程中与世界遗产相互结合,进行教育的开展。在本文中,以人文地理与世界遗产相似的知识为基础对人文地理在教学中世界遗产的作用以及发展方向进行具体探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以及提高学者对世界遗产的重视程度。

一、世界遗产在人文方面的表现

1、文化景观、双重遗产以及世界文化遗产

在《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中将世界遗产分为两大类,分别是自然遗产以及文化遗产。就后者来讲,其主要涵盖建筑群、遗址以及文物等方面的内容。如果世界遗产在自然以及人文要素都与《公约》中的相关标准相符合,那么就称其为双重标准。

为了将自然环境以及人类文化之间的和谐凸显出来,世界文化遗产增设了“文化景观”。就本质而言,世界文化遗产涵盖绝大部分文化景观,剩余的则为双重遗产。换而言之,文化景观是双重遗产以及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因此,为了避免出现重复,在《世界遗产名录》中,除了双重、自然以及文化三方面之外,文化景观将会被重新列出。就当前世界文化遗产来讲,大部分属于文化遗产。在2012年之前,963项世界文化遗产中,涵盖28项双重遗产,725项文化遗产。

2、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

在《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里不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联合国相关部门出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来讲, 其涵盖的内容同样属于文化遗产的范畴。

二、人文地理学与世界遗产在知识方面的共性

1、世界遗产组成的阐述

在2011年,《世界遗产与年轻人》出版之后,国内出现多个有关的书目,主要有《世界遗产》、《世界遗产学》等多个书目。这些书目的出刊主要是为了更好的满足中学所学的《世界文化遗产荟萃》的科目,为学生的学习奠定扎实的基础。对以上著作进行总体归纳发现,他们在内容框架方面主要涵盖概述、分类的介绍、具体的例子、如何保护等多个方面,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概述。就概述内容而言,其主要涵盖《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来源以及本书大致内容的介绍。

分类以及举例。在第二部分中,主要将世界遗产进行类型的划分,并通过具体例子进行介绍,主要包括文化景观、世界自然遗产等类型。

介绍及举例。在本部分中,主要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基本内容进行具体介绍,在介绍的过程中选取合适的案例。

保护以及利用的具体方法。在本部分中,主要对世界遗产当前所遇问题以及如何保护利用进行具体分析。就世界文化遗产来讲,物质类的遗产类型主要涵盖皇宫、广场、园林、当代都市、乡村等多个方面。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列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品,其可以是表述的,也可以是口头传说的,也包括社会风俗、表演艺术、传统手艺等方面的内容。

2、人文地理与世界遗产在知识方面的共性

①研究对象具有互相涵盖的性质

在各种类型的遗产中,除了双重遗产具备文化遗产的文化要素标准之外,大部分的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品都属于文化遗产的范畴。分析上述的分类可知,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基本上涵盖了所有非物质以及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要素。因此,对于人文地理来讲,其研究对象为多种人文现象。对于当前已经出版的有关人文地理的教材来讲,其在人文要素方面主要涵盖地名、语言、聚落、民俗等多个方面。这些内容与世界遗产中的很多类型都相同,但是两者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在历史长河中,世界文化遗产属于人类自身创造的一种文化现象。但是对于人文地理来讲,其对当前主流的一种文化现象更加注重。对于前者而言,其要求在文化现象中,具有最丰富、最优质的内涵,但是对于后者来讲,其主要对实际的使用价值更为注重。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世界文化遗产;旅游;保护性开发

本研究受吉林省旅游文化研究中心科研项目([2013]L201307)资助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9月30日

人类文明突飞猛进,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旅游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旅游活动进入大众化阶段,各国都将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和创汇来源。作为世界自然与文化精髓的世界遗产地,自然在这种旅游发展大潮之中成为各国发展旅游的“金字招牌”,也成为世界各地旅游者的首选目标,遗产与旅游就此结下不解之缘。

一、遗产旅游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旅游的不断发展、旅游者的不断成熟,人们对旅游产品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以文物古迹资源作为主要旅游吸引物的遗产旅游越来越受到旅游者的青睐,遗产旅游不断升温,并在整个旅游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美国旅游协会的市场营销调研显示,在美国6,500多万成年人于1996年游览了艺术与历史景点或参加了艺术及历史有关的活动,总计高达8,600万人次;英国国家旅游局1995年调研报告称,每年游览英国旅游景区景点的游客中有20%是去参观历史景点的,大约为6,700万人次。又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该州的旅游大约有20%为遗产旅游,据估计,遗产旅游这在1997年为该州的经济贡献了将近55亿美元,其中包括遗产旅游从业人员的收入13.4亿美元、大约7万份工作以及6.17亿美元的税收。

文化遗产地与旅游的结缘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综观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地,无一例外地发展着旅游业。世界遗产,如美国《地理杂志》所描述,是“全球最珍贵的地方”和“最好中的最好”。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及文化遗存中的佼佼者,在旅游业大发展的今天,发挥着其时代的使命,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欣赏它、了解它、传承它。

二、世界文化遗产价值分析

世界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及文化遗存中有突出价值的代表,根据世界文化遗产的概念及其评定标准分析其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价值。世界文化遗产与历史、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它们具有记录历史、展现历史风貌的价值。如山西平遥古城,历经沧桑、几经变迁,成为国内现存最完整的一座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县城的原形,迄今为止,古城的城墙、街道、民居、店铺、庙宇等建筑仍然基本完好,原来的形式和格局大体未动,它们同属于平遥古城现存历史文物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对了解明清时期该地区历史风貌及经济、社会、文化状况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孔庙是中国现存规模仅次于故宫的古建筑群,堪称中国古代大型祠庙建筑的典范,庙内保存大量历代塑像、绘画和石刻,是研究历史、文化的珍贵史料。

(二)科研价值。世界文化遗产是人类与自然的一种伟大创造,这些宝贵的遗产资源不仅为人们研究人文科学提供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而且为人们研究自然历史变迁和人类自身发展演化规律提供珍贵的资料。例如,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为中国古人类及其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为人类进化理论提供了有力实证。又如,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其建于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战国时期秦国太守李冰及其子率众修建的一座大型水利工程,是全世界迄今年代最久、唯一保存并仍在使用的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今天仍发挥着其巨大的作用,这一工程对于研究古代科技发展状况有重大科研价值。

(三)教育价值。世界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骄傲,它承载着一定的历史及文化,并对增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自信心、凝聚力具有极其突出的作用,同时其普遍价值也是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世界文化遗产也因此可成为人们进行科普宣传、提高人文精神的教育基地。如曲阜孔庙、孔林、孔府世界文化遗产,其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典范――儒家思想,它使中华儿女产生认同感,同时也会使国际友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四)艺术价值。《世界遗产公约》对世界文化遗产的定义中反复强调的价值之一便是艺术价值。艺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人类物质需求满足后对美的追求,代表着人类的一种进步。世界文化遗产中众多项目都是人类艺术成就的杰出代表。敦煌莫高窟是一处由建筑、绘画、雕塑组成的博大精深的综合艺术殿堂。位于广东省开平市的开平雕楼则是中国乡土建筑的一种特殊类型,是一种集防卫、居住和中西建筑艺术于一体的多层塔楼式建筑。

正是具备了以上这些价值,世界文化遗产才成为了被世界所珍视的项目,一项文化遗产一旦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价值不仅仅属于当地社区,属于国家,还属于全世界全人类,作为不可再生的社会公共资源,它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这些都决定了自始至终我们都必须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三、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旅游业一直被称作“无烟产业”,“非耗竭性消费”,“投资少、见效快、高产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然而旅游业发展至今,随着旅游者的需求不断提升,旅游开发的范围、尺度不断拓宽,在人们享受旅游所带来的丰厚经济利润的同时,不当的以及过度的旅游开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显露出来。

(一)商业化严重。目前,我国遗产旅游的开发过多地和经济价值联系在一起,而文化遗产本身多具有的历史价值、审美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科学价值往往被边缘化,这便造成了遗产严重商业化的不良发展趋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2000年认为丽江古城“商业氛围和旅行氛围过于强烈,侵蚀了传统文化,随着旅游和现代文化的出现,传统建筑的形式、节庆、礼仪、语言、服饰、信仰、传统手工艺以及民间艺术正在消亡和改变,导致古城面临文化危机。2002年丽江古城有69.66%的门面目标顾客是旅游者,19.92%的门面面向游客和居民,仅有10.42%面向当地居民,比例近7∶2∶1。2000年周庄古镇内66.17%的门面顾客群体是旅游者,17.99%的门面顾客群体为旅游者和居民,而面向当地居民的门面仅占7.28%,三者比例为9.2∶2.5∶1。又如,我国境内唯一遗存的母系氏族社会泸沽湖,曾有一时,因旅游业的发展,湖畔建造过录像厅、歌舞厅等现代化实足的设施,结果并未叫好,后又被拆除,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事实上,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是它的广义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是由此派生出来的,在旅游开发中应兼顾文化遗产的多种价值。

(二)文化遗产景观破坏。景观破坏主要是破坏性建筑造成的,包括在景区内及景区周围建设大量的人造景观以及与景区环境氛围不协调的建筑,如在景区建设大量的宾馆、餐厅、商店等,以及在景区周围建一些高大的现代化商业建筑。文化遗产往往体现着一定时期的历史风貌,而现代化建筑过多地包围着文化遗产景观,或多或少地会影响景观的完整性,破坏景观的历史风貌。

旅游业是一个集合了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在内的综合性产业,发展旅游业必然要建宾馆、饭店等辅设施,然而在一些文化遗产旅游景点,为了单纯经济上的创收,在被开发的文化遗产周边建造许多与遗产所代表和蕴含的文化不想匹配的建筑,严重破坏了文化遗产的实际价值,给景区带来了视觉污染、噪音污染、环境污染,大大降低了文化遗产的文化品位。例如,陕西省的临潼旅游区,聚集着秦始皇陵、秦陵兵马俑以及唐华清池等著名景点,与此同时,旺盛的人气也带动了周边许多人造景点不断出现,人造景点良莠不齐,成为临潼景区的一块赘疣。在这一点上,苏州市的做法广为称赞,苏州市政府采取强制性手段限制老城区内新建筑的高度,从而保持了历史风貌的完整性。

(三)文化品位挖掘不深。这一问题的存在衍生于遗产旅游的过度商业化,也根源于人们旅游开发意识的偏差以及对经济利益的过度重视,人们往往忽略对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的挖掘,遗产旅游产品开发趋于庸俗化,而文化遗产之所以被世人重视,其形固然重要,其神才是其存在至今及继续存在下去的根本。如一些文化遗产地将古朴的民俗文化、民族风情以粗俗的商业性表演展示给旅游者,原有的文化价值被商业价值所取代,旅游者面对这样的旅游产品感受不到有益的教育和熏陶。由于游客缺少评价和判断地方文化遗产价值的能力,并不重视真实性,一些新的文化景点如丽江的东巴文化村,黟县的赛金花故居等都搭遗产地的“便车”,获得游客市场。

四、世界文化遗产旅游保护性开发的原则

在不少人眼里,文化遗产就是一般的公园、游乐场、旅游区、度假地等,就应该想方设法让游客进行形形的旅游消费。然而,文化遗产是根本区别于如主题公园等现代人工兴建的旅游点的,遗产是历史保存下来的,原本不是为旅游者而建的,遗产旅游仅仅是实现遗产价值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全部;遗产旅游是一种高品位的回归历史和自然的旅游。因此,文化遗产资源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旅游资源,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和发展也应更加慎重。

保护文化遗产的目的是通过文化遗产保护使其不受损坏或延长其寿命,使之长久地发挥作用,其中就包括长久地发挥其旅游功能,文化遗产作为重要的和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在旅游业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能够在满足当代人对文化遗产的旅游需求的同时不破坏遗产,不影响文化遗产所承载的文化、历史,使其继续传承下去,文化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便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可持续的文化遗产旅游发展应符合以下要求:

1、充分认识文化遗产的价值所在,明确遗产保护的意义,始终坚持“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原则。

2、政府部分应发挥其职能,制定具体的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及法规,以法律的力量约束及制约破坏性旅游开发和过度开发,并起到协调各方的作用。

3、深度发掘文化遗产的内涵,注重其历史价值、审美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科学价值的体现。

4、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保护其依存的自然环境,自然旅游资源与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相得益彰,做到自然与人文的协调统一。

5、文化遗产属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文化遗产旅游应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听取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坚持社区参与。

6、充分发挥旅游发展对遗产保护的积极促进作用。

旅游可持续发展,主要是源自人类发展对生态环境破坏的意识。作为旅游业重要内容之一的文化遗产旅游更应引入可持续发展观,实现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刘红婴,王健民.世界遗产概论.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

[2]戴伦・J・蒂莫西等.遗产旅游.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3]顾军.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13篇

世界文化景观遗产作为连接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纽带,不仅是一种最近新出现的遗产类型,更为人们观察和理解遗产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角度。在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文化景观进行了认同,这就使得国际社会在人类对遗产的拥有与保护区相关的价值、权利和利益方面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它体现了人和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强大的精神和文化联系。同时,也是保护地球上文化和自然多样性的新途径。

一、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命题的提出背景分析

文化景观代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所表述的“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文化景观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时提出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中。至此,世界遗产就被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混合体和文化景观四个大类。一般来说,文化景观包括了以下的几种类型:1、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包括出于美学原因建造的园林和公园景观,它们经常(但并不总是)与宗教或其它纪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联系。2、有机进化的景观。它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联系或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包括:①有机进化之残遗物 (或化石)景观。②有机进化之持续性景观。3、关联性文化景观。以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文化物证为特征。为了使人们在实践中能够更好的运用这一理论成果,对其命题提出的背景和发展进行相关的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

国际科教文组织UNESCO大会1972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会议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在公约中提出了遗产是属于全人类共有财产的概念,而且还设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用以登记保护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类遗产。在这次会议中,人们将遗产分为了自然和文化两个有各自独立的表述的大类。由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时代和文化方面存在的局限性,它将自然和文化作为两个完全对立的极端,这完全不公平的对待从而对世界各国的实践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让各国的实际操作工作显得困难重重。随后虽然也相继提出了“文化和自然遗产”这种被国人称之为的“双遗产”的分类,但仍不满足世界遗产的申报与实践,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太多的遗产中总是呈现出文化和自然相互交织的境况。而在公约中人们又很难找到与该遗产相匹配的提名标准,如果非要把它们列入世界遗产,就必须把自然部分和文化部分人为的剥离开来,但是这却与该遗产的本身存在价值相背道而驰。这种实践需求的情况就为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命题的提出奠定了实践基础。世界遗产委员会议于1984年提交的关于乡村景观的议程使得人们迫切需要关注和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在世界双遗产中的“自然与文化的完美结合” 这一理念应该随着时代步伐的前进和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拓展,继而用来表现人在乡村景观中的价值;第二,景观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受到当时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所以世界遗产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维护和谐稳定的动态演变的环境,而不是为了使景观“凝固”起来;第三,该报告要求世界遗产委员会加快行动保护和重视世界各地的乡村景观。为此,乡村景观的现状就为文化景观这个概念的提出创造了相关的条件。随着遗产学者对双遗产的重视和发展,乡村景观的概念也在不断演进发展。最终在1990年的会议中,特别优先考虑了双遗产和乡村景观的研究。自此,就奠定了世界文化景观遗产提出的理论基础。

其实真正意义上真正催生文化景观遗产类别的产生的是1986年和1989年两次英国湖区(Lake District)申请世界遗产的失败,这给世界遗产实践造成了2次大震动。英国湖区拥有美丽宜人的自然风景和绚烂夺目的文化底蕴,它拥有的人类聚居遗址、罗马堡垒、中世纪的修道院以及不断发展进步的工业、农业、乡村风光等构成了一副使人们具有各种各样集合意象的遗产景观(如图1);然而当时把自然和文化相对立的观点和现状,使得人们根本没有办法对英国湖区找到与之特征相符合的提名标准,这就造成了其两次申遗的失败。这个事件对当时的世界遗产研究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为此,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和ICOMOS这2个世界遗产的评估机构通过商议在严密协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景观类别及其录入标准的提案,这成为了设立文化景观遗产类别的关键一步,并且最终导致了文化景观类别的建立;最终,在美国圣菲1992年12月召开的UNESCO第16届世界遗产会议上,把文化景观开始列入到世界遗产的范畴,用来代表“自然和人类的共同作品”。文化景观成为了一座沟通自然和人文的渠道,主要用来解说一直以来被客观物质约束或受到自然环境因素、连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力量的影响情况下,人类社会发展和环境之间的进化关系和进程。经过几年的发展和申遗进程的不断推进,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名录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见图1)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14篇

海洋占地球表面积70%以上,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能量来源。海洋遗产被誉为“海洋王冠上的宝石”。2010年12月1日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海洋遗址管理人大会上,对海洋世界遗产的界定达成了共识。会议认为,为达到世界遗产规定的OUV(OutstandingUniversalValue,突出的普遍价值)标准,海洋世界遗产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应满足世界自然遗产标准中的至少一项;第二,要满足“完整性”(Integrity)和“真实性(Authenticity)”的要求,要有一套充足的保护与管理的体系。基于这样两个条件,截至2011年6月,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海洋世界遗产数量达到45项,占世界遗产总数(936)的4.8%,这里面海洋自然遗产为42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3项,每一项遗产都代表着独特的海洋特色――杰出的自然风光、独特的生物多样性,或独特的生态、生物和地质演变过程。

目前关于海洋世界遗产的研究成果主要在国外,而从总体来看,国外对海洋世界遗产的研究比较具体,主要集中在某个遗产地环境保护、遗产地项目管理与开发研究上。我国对海洋世界遗产的研究则更少,邓明艳通过对澳大利亚大堡礁世界遗产保护和旅游管理的经验总结,对国内世界遗产的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启示[2];葛云健通过对已存在的世界遗产海洋项目进行总结、分析,指出世界遗产海洋项目未来在地域和类型方面发展的潜力方向。不难看出,关于海洋世界遗产的宏观尺度研究还少见报道。本文主要从宏观尺度上对海洋世界遗产的登录标准、空间总体分布、密度分析、空间结构类型等方面进行研究,以揭示其空间分布规律。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于世界遗产中心以及IUCN网站,甄别与整理有关海洋世界遗产的面积、经纬度、遗产类型、特点等资料(所有数据均截止到2011年8月)。

本文所采用研究方法有①数理统计方法,对海洋类世界遗产的登录标准、空间分布、空间密度等进行统计分析;②构建最邻近距离模型:运用Goog-leEarth虚拟地球软件,并辅以世界行政区地图,测算各海洋世界遗产之间的实际最邻近距离;通过理论最邻近距离模型计算45项海洋世界遗产的理论最邻近距离,测算海洋世界遗产的空间结构类型。

三、海洋世界遗产统计分析

(一)海洋世界遗产总体分布概况

海洋世界遗产总面积为1526880平方公里,占整个海洋总面积的0.4%,占整个世界海洋保护区总面积的36%。其中凤凰群岛保护区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地,面积达到了408250平方公里。有三项海洋遗产跨国界:克卢恩/兰格尔―圣伊莱亚斯/冰川湾/塔琴希尼―阿尔塞克(美国和加拿大),瓦登海(德国和荷兰)和高地海岸―克瓦尔肯群岛(芬兰和瑞典)。三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圣基尔达(英国),伊维萨岛的生物多样性及文化(西班牙)和帕帕哈瑙莫夸基亚(美国),其自然和文化的突出的普遍价值(OUV)都得到认可。而伯利兹堡礁和大沼泽地国家公园目前处于《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中。如表1所示。

(二)海洋世界遗产登陆标准分析

从登陆标准来看,在世界遗产的10项录入标准中,海洋遗产以第Ⅶ条(25)、第Ⅸ条(31)、第Ⅹ条(35)标准被采用的频率较高,分别占总量的55.6%、68.9%、77.8%。其中第Ⅶ条标准强调其突出的自然美景;第Ⅸ条标准强调其生态生物学演化;第Ⅹ条标准则是珍稀或濒危物种的栖息地,这表明美景价值、生态价值和栖息地价值是海洋世界遗产的三项重要标准。另有12项海洋遗产以其地质价值被录入,约占总量的26.7%;而第Ⅱ、Ⅲ、Ⅳ、Ⅴ、Ⅵ条标准被采用的次数较低,第Ⅰ条标准没有采用。有4项海洋遗产符合世界遗产中关于自然遗产的全部四项标准,分别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加拉帕戈斯海洋保护区(厄瓜多尔)、克卢恩/兰格尔―圣伊莱亚斯/冰川湾/塔琴希尼―阿尔塞克(加拿大&美国)、大沼泽地国家公园(美国)、大堡礁(澳大利亚)。16项海洋遗产地符合世界自然遗产标准中至少3项标准,占到遗产总数的37%;37项海洋遗产符合世界自然遗产标准中的至少2项标准,占到全部海洋遗产总数量的82%。

(三)海洋世界遗产空间总体分布特征分析

按照所属海域的不同,海洋世界遗产呈现阶梯状分布的特点,澳大利亚/新西兰地区海洋世界遗产最多,达到了6处,占整个海洋遗产的13%;东南太平洋以及东亚海域地区各有5处海洋世界遗产,分别占到整个海洋遗产的11%;南极地区和西北太平洋地区没有海洋世界遗产,北极地区、波罗的海、西非、阿拉伯海也仅有1处海洋世界遗产,这些地方的海洋世界遗产代表性不足。其他海域有2-4处海洋世界遗产。如图1所示。45项海洋世界遗产分布于34个国家,占拥有世界遗产国家总数(153)的22%,占世界遗产缔约国总数(187)的18%,占非内陆缔约国总数(145)的23%。

45项海洋世界遗产中,澳大利亚海洋遗产最多,达到了5项,其次为墨西哥、美国,分别为3项,而哥斯达黎加、法国、英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六国的海洋遗产分别为2项。9个国家的海洋世界遗产占到海洋世界遗产总数的一半以上,显示出空间集中分布的特点。而在排名前10位的世界遗产国中共有14项海洋世界遗产,占海洋世界遗产总数的31%。值得注意的是排名前10位的世界遗产大国中只有意大利和中国在海洋世界遗产上还是一片空白。从遗产的空间密度(每一千平方公里海岸线所拥有的海洋类遗产数量)分析,海洋遗产密度最高的国家为伯利兹,其密度达到了2.591个/千km,最低的为加拿大,其密度仅为0.005个/千km。总体来看,随着海岸线长度增大,海洋遗产的密度随之降低。但有几个拐点值得注意,分别是哥斯达黎加、法国、墨西哥、美国、澳大利亚5国,随着海岸线长度增加,海洋遗产密度有增大的趋势。而从海洋世界遗产数量的整体排名来看,这5个国家都排在了前列,其海洋世界遗产总数量占到总数的31%,可以看出这5个国家的海洋世界遗产的集中程度。

(四)海洋世界遗产空间结构类型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从地图上直观的了解某个类型的分布状况,是聚集的,均匀的或随机的,但这几种情况常常会同时呈现出来。一个较能精确并客观确定布点格局情况的方法就是最邻近分析法[4]。海洋世界遗产在宏观上呈点状分布,因此可以根据点状分布要素空间结构类型进行测算。#p#分页标题#e#

测算实际最邻近距离是构建最邻近距离模型的关键,本文采用以下步骤测算:①从谷歌网站下载GoogleEarthPro试用版,并根据各经纬度坐标建立海洋世界遗产的地标(Placemark)文件数据库②利用软件所提供的圆的测量功能以遗产点为圆心构建最邻近圆,最先落在圆周上的点即为圆心的最邻近距离。最邻近分析方法最初是由生态学家格里格•史密斯、克拉克和埃文斯提出,用以研究植物的分布问题。是一种能更为准确和客观地确定某一布点格局的方法。

最邻近距离是表示点状事物在地理空间中相互邻近程度的地理坐标。测出每个点与其最邻近点之间的距离r,取这些距离的平均值r,即表示邻近程度的平均最邻近距离。其公式表示为:rE=1/2(n/A)1/2=1/2D1/2(1)R=ri/rE(2)其中,ri表示实际最邻近距离,rE表示理论最邻近距离,A为区域面积,n为点数,D为点密度。最邻近点指数R为实际最邻近距离与理论最邻近距离之比。当R大于1时,实际最邻近距离大于理论最邻近距离,说明空间结构类型为均匀型,当R小于1时,实际最邻近距离小于理论最临近距离,说明空间结构类型为凝聚型,当R=1时,说明空间结构类型为随机型。根据公式(1)和公式(2)计算海洋世界遗产的理论最邻近距离rE为1543.93km,通过GoogleEarth软件的所测算出的实际最邻近距离ri为1507.45km,即R<1,说明海洋世界遗产的空间分布属于凝聚型。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数理统计方法对海洋世界遗产的登录标准、空间分布特征、空间密度等进行统计分析,并构建最邻近距离模型,测定海洋世界遗产的空间分布类型。统计分析结果表明:①45项海洋遗产中主要以栖息地价值、生态价值与自然美景作为主要的录入标准;②9个国家的海洋世界遗产数量占到总量的一半以上,表现出明显的集点。而排名前10位的世界遗产国中仅有意大利和中国没有一项海洋世界遗产;③总体来看,随着海岸线长度增大,海洋遗产的密度随之降低。但哥斯达黎加、法国、墨西哥、美国、澳大利亚5国,随着海岸线长度增加,遗产密度有增大的趋势。而从海洋世界遗产数量的整体排名来看,这5个国家都排在了前列,其海洋世界遗产数量占到总数的31%,可以看出这5个国家的海洋世界遗产的集中程度;④世界遗产遗产的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15篇

湖北民族地区是指在湖北省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主要包括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三个地方。总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40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237万人,约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的92%。其中:恩施州于1983年建州,是湖北最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位于鄂西南部,辖恩施、利川二市和巴东、来凤、咸丰、建始、鹤峰、宣恩六县,总面积2.4万平方千米,人口约391万(截止2007年末),其中汉族约占45%,土家族约占46%,苗族约占6.5%。长阳县和五峰县隶属于宜昌市,均为1984年设立,其中长阳县面积为3386.4平方千米,人口为41.77万人,其中土家族约占总人口的51%,五峰县面积2400平方千米,人口约20.77万,其中土家族占总人口的84.77%。

湖北民族地区有着宜人的气候环境、秀丽的自然风光,特别是水电资源、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有学者指出“土家族地区的优势主要集中在资源上”。[1]例如,恩施州生态条件良好,素有“鄂西林海”、“华中药库”、“天然植物园”等美称。八百里清江美如画廊,梭布垭景区群峰竞秀,神农溪漂流动人心魄,坪坝营杜鹃争奇斗艳,腾龙洞壮观世界知名,恩施大峡谷雄奇险峻,湖北民族地区汇集了山、水、洞、林等美景。

湖北民族地区还有悠久的人文历史和浓郁的民族风情,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有距今200万年前的建始人遗址、20万年前的长阳人遗址,有新石器时期的楠木园文化遗址、大溪文化遗址、屈家岭文化遗址,先秦的巴文化与楚文化在这里交汇,近现代红色文化在这里闪耀光芒。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土家族文化、苗族文化)经过千百年的传承与积淀,如美酒历久弥香,像撒叶儿嗬、都镇湾故事、长江峡江号、肉连响、南剧、南曲、恩施扬琴、薅草锣鼓、打溜子、摆手舞 、灯戏、吊脚楼、西兰卡普等有着深厚的民间基础,至今在民间流传。

按照《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国家标准,恩施州具有8个大类、29个亚类旅游资源,分别占主类的100%,占亚类的94%。湖北民族地区有8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水井古建筑群、建始直立人遗址、施州城址、唐崖土司城址、容美土司遗址、鱼木寨、仙佛寺石窟、五里坪革命旧址。1个部级水利风景区,4个国家4A级景区,1个国家森林公园,2个国家自然保护区:宣恩七姊妹山、恩施星斗山。另外,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4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6项、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80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96项。有1个入选“中国先进文化保护县”:长阳县,1个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滚龙坝村;3个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太阳河、芭蕉、三岔。

由此可见,湖北少数民族地区资源优势明显,然而这种资源优势并未转化为地方经济优势和社会综合效益优势。2009年湖北省全年生产总值为12831.52亿元,其中恩施州生产总值为294.26亿元,只占全省GDP的2.29%,排在全省市州的倒数第4位。[2]而申报世界遗产有助于资源优势的释放。

二、 湖北民族地区申报世界遗产的战略意义

所谓“世界遗产”(worldheritage),是指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确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人类罕见的、无法替代的、不可再生的人类自然和文化遗存,是遗产所在国和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因为其具有特殊性、稀缺性和权威性而有着巨大的无形价值,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关注、喜爱和保护。世界遗产起源于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自1978年起每年评审和公布一批世界遗产名单。至2009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共有890处,其中包括文化遗产689处、自然遗产176处、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25处。[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遗产家族日渐壮大,新增添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记忆遗产、世界线性遗产、世界农业遗产、世界湿地遗产等种类。中国于1985年正式成为世界遗产缔约国,自1987年至2010年,中国先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共40处,其中文化遗产27处、自然遗产7处、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4处、文化景观2处。另外,中国有世界非物质遗产28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5项、世界记忆遗产5项、世界农业遗产1项。在世界遗产家族中,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大国。

湖北有2项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和钟祥明显陵,另外有1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端午节(由湖北秭归县“屈原故里端午习俗”、黄石市“西塞神舟会”、湖南汨罗市“汨罗江畔端午习俗”、江苏苏州市的“苏州端午习俗”三省四地联合申报)。但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遗迹、美丽的自然生态景观和淳朴绮丽的少数民族风情的湖北省民族地区,目前世界遗产项目仍为零,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遗憾。实际上,湖北民族地区申报世界遗产具有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战略意义。

(一)申报世界遗产的经济战略意义

1.推动“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

“中部崛起”是中央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制订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根据中国社科院的蓝皮书《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8-2009)》来看,2008年全国4大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评价分值依次为:东部地区31.01分、中部地区19.99分、西部地区15.62分、东北地区22.17分。中部地区6个省份与东部上游区各省份得分差距较大,缺乏竞争优势。[4]2008年湖北GDP为11330.38亿元,位于在中部6省份的第一位,但浙江是湖北的1.9倍,江苏是湖北的2.65倍,广东是湖北的3.15倍。湖北之所以没有成为中部崛起的龙头,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湖北内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武汉作为湖北经济的中心城市,生产总值占全省GDP的34.95%,而排在第二位的宜昌只占9.13%,其他市州与武汉更是相差更远。如果湖北经济“一强众弱”的格局不变,那么“中部崛起”就难以真正实现。

湖北民族地区位于湖北西部,有着优势资源,如果经济发展起来,就能改善省内区域经济不平衡的弱点,快速拉动湖北省整体经济。基于此,2010年湖北省委、省政府确定了“两圈一带”(即武汉城市圈、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和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规划,湖北民族地区正好位于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湖北民族地区必须发挥自身的特色,申报世界遗产,而一旦世界遗产申报成功,则成为拉动地方经济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同时成为中部崛起的一个支点。

2.优化地方经济产业结构

2009年湖北三次产业结构为14.9∶46.1∶39.0,与广东、浙江、江苏等发达省份相比,湖北产业结构的差距“主要是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幅度和速度的落后,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幅度和速度的滞后”。[6]而恩施三次产业构成为32.6:26.9:40.5。[5]恩施要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必须大幅度降低第一产业比重,大幅度加大第二产业比重。但如果恩施盲目引资建厂,加大石油化工、机械制造、资源开采等第二产业比重,则势必造成环境污染加剧、破坏绿色生态环境,这与“生态立州”的战略思想不相吻合。因此,必须寻找能拉动第二产业发展又与当地经济特点相符合的新的增长点。

申报世界遗产,是其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步骤。首先,世界遗产的核心要义是强调对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世界遗产的评审在很大程度上在考察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和是否有切实的保护措施。如果湖北民族地区申报世界遗产,就必然要求在遗产保护措施方面加大力度,也就必然关停一批对遗址形成破坏的采矿业企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化工企业,从而加强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的比重,改善整个产业结构。其次,世界遗产的申报必然能刺激第三产业(如旅游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提高地方就业人口比例以及地方遗产保护意识。其三,世界遗产的申报必然能拉动第二产业(如工艺品制造、文化产品生产)的发展,从而优化整个产业结构。

(二)湖北民族地区申报世界遗产的政治战略意义

1.体现我国民族政策优越性

我国是有着56个民族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鼓励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自由等是我国一贯的民族政策。

1957年国务院正式确认和批准了土家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1983年在湖北成立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84年又建立五峰、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为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提供行政支持。但是,受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冲击,土家族文化资源面临快速流失的压力,有些民族传统文化濒危甚至消失。“从调查了解的情况看,目前恩施自治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分为衰退、变异、濒危、消失等几种情况”。[7]而如果湖北民族地区申报世界遗产,就能够对土家族传统文化进行保护、传承,体现国家对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视,显示各族人民共同繁荣、进步的民族政策优越性。

2.对外传播“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是国家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存在在认识主体的印象和反映。国家形象既有历史和现实的积淀和反映的一面,也有经过设计、建构、传播和塑造的一面。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9.15%,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占国土面积的63.72%。几千年来各民族“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8]但是在我国的对外传播中,无论是新闻报道、文学影视作品还是大型活动,常常传递出来的是较单一的汉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形象在他者心目中十分模糊,甚至形成“汉民族代表中华民族”的刻板印象。3・1、新疆7・5事件之后,西方一些媒体歪曲事实真相,指责中国政府“剥夺宗教自由”、“灭绝少数民族文化”,妖魔化中国的国家形象,固然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因素,也与我国多民族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不力有密切的关系。因此,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对外传播多民族国家形象,不仅关系到我国的国家形象,也关系到民族地区的和谐和稳定。

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开始意识到少数民族申报世界遗产的重要性,也加大了对少数民族申报世界遗产的政策倾斜,例如在2009年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中,我国有22项进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11项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比重占50%。但是至今,土家族还没有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因此还有待共同努力。

三、 湖北民族地区申报世界遗产的策略推进

申报世界遗产属于组织传播。无论是自然遗产还是文化遗产都是某个民族共同的公共财富,因此世界遗产的申报主体理应是当地政府。政府在申报各类世界遗产时,必须先对遗产项目进行普查、收集和整理,并按照要求填表,对申报项目的类别、分布、现存状况、保护措施、遗产价值和申报理由进行认真论证,经过专家多次讨论、考察和投票,最终筛选确定。因此,申报过程本身就是提高遗产项目的知名度、好感度的一种方式,而一旦申报成功,则政府可以通过文件、网站、新闻媒介等广为传播。

(一)世界遗产申报前的准备工作

1.熟悉世界遗产申报的规则

湖北民族地区要想申报世界遗产成功,必须过三关:第一关,必须建设成部级重点项目,才有希望代表国家成为世界遗产。因此要大力建设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国家自然保护区、部级水利风景区、国家5A级景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项目。第二关,必须进入我国政府部门向世界遗产评审组织的推荐名单中。目前九大类世界遗产每年都有评审活动,除世界农业遗产主要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评审外,其余遗产类型都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主持评审,但具体评审又委托相关国际组织机构。例如,世界文化遗产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评审;世界自然遗产由世界保护联盟(IUCN)评审;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由世界保护联盟(IUCN)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双方负责评审;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由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负责;世界记忆遗产由“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负责;世界湿地遗产由湿地国际联盟组织(WAP)负责;而文化景观、世界线性遗产的评审主要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负责。这些国际机构都有对应的国家政府相关部门组织申报工作,例如世界文化遗产由国家文物局审批推荐、世界自然遗产或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由住房与建设部审批推荐、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文化部审批推荐、世界档案文献遗产由国家档案局审批推荐、世界湿地公园由国家林业局审批推荐。第三关,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申报材料,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相关机构对材料审核并进行实地考察,提交相应评估报告,最终经投票产生列入世界遗产的名单。

2.普查和整理拥有的资源,通过SWOT分析寻找突破口

普查和整理资源是申报的前提。由地方文物局、文体局、档案局、林业局、农业局负责各自管辖内的资源调查,对各项目归类、整理,以文字、照片、录像等方式对资源情况进行保存。

在普查基础上,各职能部门需要对自身的资源进行SWOT分析,即寻找自身资源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通过比较分析,找到自己资源中最具竞争力的项目,并予以重点培养。

(二)合理规划世界遗产申报的策略

策略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突破口的世界遗产申报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被译为“无形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间文学、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如歌圩、庙会、传统节日庆典等)。其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8年通过决议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2001年首次评选出l9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的昆曲获此殊荣。

湖北民族地区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以下优势:第一,基础工作扎实。恩施州、长阳县、五峰县都已经完成对自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首轮普查,开展了宣传、动员、培训、调查、建立数据库等多项工作。湖北民族地区的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录都建构了完善的体系,立法工作也走在全国的前列。例如2005年3月恩施州颁布了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州的第一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法规,2006年长阳县颁布了全国第一部县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规。第二,国家支持力度大。其他世界遗产申报,由于受到名额限制,竞争十分残酷。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没有数量限制,中国政府每年向外推荐的数量很大,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予以倾斜。湖北土家族位于中国中部地区,如何在新的历史时代保持其民族文化特色,成为拉动中部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引擎”,是国家支持湖北民族地区申遗工作的重要因素。第三,达到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条件。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考察三个条件:艺术价值、濒危状况和完整的保护计划。湖北民族地区现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4项,像撒叶儿嗬、薅草锣鼓、峡江号子等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实力,如果与四川省联合申报长江号子或者与四川和江西联合申报薅草锣鼓,则完全可能将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到世界舞台上去。

策略二:“大撒网”与“持久战”相结合的世界遗产申报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湖北民族地区申报工作的重心,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其他遗产类型的申报工作。由于各类世界遗产的审批机构各不相同,对应国内的管理机构也不同,完全可以同时准备其他世界遗产项目的申报。例如,恩施州文体局大力推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的同时,其他相关部门像文物局、旅游局、档案局、农业局、林业局等也着手准备申报相应的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记忆遗产、世界农业遗产、世界湿地遗产,实行齐头并进的“大撒网”式申报策略,以求“东方不亮西方亮”。

同时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不求“毕其功于一役”,但求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例如,恩施州旅游局可以先制订打造国家5A风景区的规划,然后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州林业局可以首先将咸丰二仙岩打造成部级湿地公园,再进一步申报世界湿地公园。利川腾龙洞、恩施大峡谷、梭布垭奥陶纪石林都具有申报世界地质公园的潜质,恩施州国土资源局可以对照世界地质公园标准,一步步朝着目标迈进。

策略三:形成申报与传播的良性互动机制

世界遗产的申报与传播的关系十分密切。申报世界遗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它并传承下去。但若是一个民族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缺乏认知和保护意识,则保护和传承都无从谈起。而传播对于提高当地民众“文化自觉”,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自豪感,有积极作用。只有当地民众形成了保护的意识,才有可能最终申报成功。而反过来说,一旦申报成功,则对湖北、对湖北民族地区的知名度、美誉度有极大的提升,新闻媒体、政府文件、网络等将广为传播,无论对当地旅游开发还是社会综合效益都将是一种“催化剂”。因此,形成申报与传播的互动机制非常必要。

在申报之前、申报过程中以及申报成功后,都必须重视传播工作。要发挥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分众传播、口碑传播等多种传播形式的组合运用,将广告、公关、事件营销、新闻宣传、影视剧、文艺比赛、会节策划、博物馆展示、旅游地体验营销、网络传播等多种手段整合起来,形成立体的传播效果。在内容上,主要宣传政府相关政策、申报基本知识、相关法律法规、保护措施和保护成绩、遗产和传承人名录、遗产项目的历史知识、专家研究成果等。在申报和传播过程中,注意发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作用,最终形成申报与传播良性互动的机制。

湖北民族地区申报世界遗产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战略意义,不应该将其简单地视为政绩工程、或者提高旅游收入的短期行为,而应该将其看作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湖北民族地区申报世界遗产功在当代,利惠千秋。湖北民族地区必须树立信心、科学规划,坚定地朝既定目标推进。

注释:

[1] 田孟清:《土家族地区经济发展探索与思考》,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2] [5]《2009年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恩施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湖北省统计局官网stats-hb.省略,2010-6-28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whc.省略,2010-3-28

[4] 李建平等:《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8-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6] 钟新桥、范志雄:《湖北产业结构发展分析与调整战略研究》,《武汉工业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7] 彭振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思考――以湖北省恩施自治州为例》,《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