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实务论文范文

保险实务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合同解释

法官在逻辑思维过程中为获得特定处理结论，必须将所处理的案件事实置于保险条款规范构成要件之下，诚如丹宁勋爵所言：“在法律的日常实践中，最重要的是对文件的解释”。保险合同虽名为“最大诚信合同”，但因合同当事人语焉未详，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导致纠纷迭起。加之保险合同已普遍采取格式合同的不争事实，如何在合同解释中突破合同的形式公平而追求实质公平早已为各国立法所瞩目，因此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之确立并日益受到尊崇实为大势所趋。我国保险法亦于第30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但遗憾的是仅此一原则性粗线条的规定就完成了对保险合同解释原则之阐述，再配以我国法官手中自由裁量权的缺失和严格限制，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从幕后跃至台前，成为法官手中肆意挥舞的尚方宝剑，保险合同一旦滋生异议，便对保险人作不利解释，而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无可避免地成为一刀切模式下的牺牲品。

武断的牺牲保险人的合法利益，不利于保险业的积极发展，在国外保险公司蜂拥而至的中国保险业市场，我国保险业若想在与狼共舞中得以存活并谋求发展，必须打破这个立法限制的瓶颈，而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改变保险利益解释原则现行一刀切的立法模式，将其定性为对保险合同关系人利益取舍判断的最后一张王牌，使其成为司法机关作出抉择的最后工具。

一、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立法基点之反思

保险合同解释中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又称不利解释原则或反立约人原则，系指“当保险人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合同内容发生争议时，应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1其渊源于罗马法”有疑义应为表意者不利益之解释“原则，其后为法学界所接受，不但法谚有所谓”用语有疑义时，应对使用者为不利益的解释“，且亦为英美法和大陆法所采用。2由于保险事业的发展，各国保险业务的交流与协作日益广泛，保险合同出现了定型化、技术化、标准化的趋势。保险台同的主要条款一般都是保险人起草拟定（当然还须经保险监管部门的批准），并印制在保险单上。保险人在拟定合同条款时往往依据自身的承保能力，确定基本的保险条件，确定承保风险的范围、标的及索赔条件、收费规定等等，从而规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而投保人往往只有在保险人设立的保险险种条款之间进行选择，而不能对条款本身进行修改，因此投保人所代表的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成为人们所公认的”弱势群体“，亟需借司法调整而对其倾斜性保护，以实现公平交易。显而易见，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之立法基点在于：（1）保险合同为保险人单方拟定的格式合同；（2）被保险人与受益人方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在肯定其主流地位及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不能对现存的例外因素视而不见，一旦根基发生动摇，其上层建筑又怎能岿然不动？

首先，现代商业保险实务中，保险合同通常由定型化合同条款和个别商议合同条款共同组成，我国保险法的第18、19条正是其立法体现，其中第19条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在前条规定的保险合同事项外，可以就与保险有关的其他事项作出约定。”这是因为保险合同种类繁杂，保险标的、期间、条件等均有可能各不相同，由保险人单方拟定并报主管机关核准的定型化契约条款无法一一涵盖，更无法切合个案保险的需要。因此，本于契约自由原则，在法律强制或禁止规定的方圆之内，应允许当事人以个别商议方式另行约定保险合同条款。依前述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不利于条款拟定人”原理的实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当仅适用于定型化合同条款，而不适用于个别商议合同条款。个别商议合同条款的解释，应当探求当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于所使用的语句。3

其次，若被保险人并非法律设想的经济上的弱者，那么法律设计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失去了“扶弱”基础，保险合同果真发生条款争议，则继续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无异于构建空中楼阁。“在个人保险领域，合同当事人之间迥然不同的地位是至为明显的，被保险人通常未受训练并对保险条款的细微差异不表怀疑。有鉴于此，公平原则要求保险合同依照被保险人解释其用语的方式予以诠释。”4但在现代保险实践中，大量经验老道、业务娴熟的保险经纪人、风险管理人及律师的积极参与，已极大消弭了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强弱分明的界限，使得二者的谈判实力渐趋一致。况且有的被保险人本身就是一个拥有巨大市场份额，并富有经营之道的企业，其谈判和经济实力更是与保险公司不相上下。鉴于疑义利益解释是为了适应合同格式化的趋势，以保护经济上弱者利益而发展的合同条款解释原则，因此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交易实力的强弱分明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前提，若二者实力相当或近似，也即被保险人并非“经济上弱者”，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便无用武之地。那么如何对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交易地位是否相等作出准确的判断，美国的审判实践提供了考量标准5：（1）被保险人的规模。被保险人的规模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适用的可能性成反比，因为被保险人的规模越大，其拥有的谈判实力越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越小。（2）律师的参与。如果在产生争议的保险合同签订之时，被保险人的事务系由经验丰富的律师，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将无法适用。而该律师的专业水平与保险人的律师又旗鼓相当的情况下，保险合同中模糊不清的条款不应依照对保险人不利的方式予以解释，而应依照对合同当事人就保险合同所欲达到的动机及可能性加以支持的方式予以解释。（3）保险经纪人的参与。保险经纪人是一个独立的中间人，他不受特定公司的约束，他通过使用其强大的谈判实力自保险公司获得最有利的条款，从而满足了大客户的需求。因而若争议保单条款由保险经纪人拟订，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将无法适用于该保单的解释。（4）手写保单的使用。经由个别谈判达成的手写保单较为充分地反映了被保险人的真实意愿。手写保单的这一性质使得一些美国法院拒绝将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适用于该种保单的解释。（5）被保险人对保险的熟悉程度。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创立的原因，是为了保护缺乏经验的被保险人，因此按照一些美国法院的观点，在被保险人拥有与保险人相当的保险经验的情况下，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将无法适用。（6）有关的争执是否是保险人之间的争执。按照一些美国法院的观点，“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适用的基石，是被保险人缺乏经验”。因此，“在两个保险公司就保险合同条款发生争执的情况下，只有依照合同条款本身进行解释才是公平的”。（7）被保险人拥有的总体谈判实力。鉴于商业保险的被保险人通常拥有“在公平的基础上与保险人进行谈判的市场能力”。因此一些美国法院认为，由拥有相同谈判实力的当事人签订的保险合同应当被当作普通合同并按照适用于普通合同的解释方法加以解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我们不能盲目照搬国外先进立法经验，毕竟我国保险业市场的成熟和发达程度无法与美国保险市场所并肩，保险人强、被保险人弱的局势仍为现实之主流，对被保险人利益的倾斜保护仍有积极意义，但在具体操作时，应权衡以下因素：（1）双方争议条款为双方商议个别条款；（2）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一样均为保险公司；（3）被保险人与保险人拥有相当的谈判经验或总体谈判实力不相上下等。对此，在诉讼中保险人一方应承担具体的举证责任，一旦证明成立，则排除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而按普通合同的解释方法，力求探寻当事人的真意。至于律师与保险经纪人是否参与保险合同的磋商订立以及参与程度如何，在我国现阶段只应作为法院斟酌的辅标准。

可见，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之立法基点并非坚如磐石，当其松动甚或缺失时，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就无可避免地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这并非偶然。因为该原则并非基于严格逻辑抽象出的普适性规则，而是一种基于较大概然性的价值判断，其本身就是对法律秩序的违反。的确，在现实生活中的多数情况下，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受益人强弱立判，法律的关怀价值得以彰显。但若将该原则强施于四海，那么必然会牺牲个案的公平，而法律的正义正是藉助于个案公平得以体现。一百个正义的判决所苦心经营起的法律的正义、公平和秩序大厦，极可能因一个舍弃正义和公平的武断判决而顷刻间土崩瓦解。因此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律，而是有其特定的舞台。

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之适用前提

不可否认，保险人的强势地位仍为生活之常态。那么即便是在这个偌大的特定舞台上，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否可自由的跃至台前呢？答案是否定的，为了舞剧的完满谢幕，它注定成为最后的舞者；为了实现制度设置的价值目标，它注定成为司法者手中的最后王牌。

若对我国《保险法》第30条进行字面解释，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一旦保险合同发生争议，法院或仲裁机关便对保险人作不利解释。简陋的立法条文对该原则的其他适用因素及“争议”的界定只字未提，使得原本为伸张正义的“侠义”条款彻头彻尾地变成对保险人“杀无赦”的死亡宣判，若此宽泛的适用范围对保险人而言怎能公平？！同时，将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条件简单地确定为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保险合同条款存在争议，实际上是将该原则的启动按钮交给了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这种启动方式极有可能导致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滥用，破坏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并最终有悖于该原则“拓展保险承保领域，并因此提高商业交易的有效性或涵括范围”6的本旨。相比较而言，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就显得科学完善。《台湾保险法》第54条第2款规定：“保险契约之解释应探求契约当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于所用之文字；如有疑义时，以作有利于被保险人之解释为原则”。可见其立法并不当然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而是构建了一个传承的前提，即不得同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探求当事人内心真意原则相冲突。7我们可从中得到启示，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明确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角色地位和适用前提：

首先，该原则的适用不具有排他性。保险合同虽身具“保险”的个性，但更多表现出的是其作为一种民商事合同的共性，因此一般的合同原则仍有其广泛的适用空间。保险合同的最终解释往往是多个原则综合适用、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利解释原则仅仅为解释保险合同的歧义条款提供一种手段或者途径，它本身并不能取代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也不具有绝对性，不能排除解释合同的一般原则或者方法的适用，以对保险合同任意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8.

其次，在众多的合同解释原则中，该原则作为司法者手中握有的最后一张王牌，其适用具有滞后性。如同英国保险法学者Clark所指出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可供依靠的第二位的解释原则，该原则在其他解释原则无法确定保险合同含义的情况下方可采用”。9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所具有的“辅原则”的特征，决定了在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就保险合同的条款产生争议的情况下，保险合同解释原则的正确适用位次为：首先得以适用的应为保险合同的一般解释原则——意图解释原则。即法院首先应通过探究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存在的真实意图来阐明合同条款的内容，正如英国保险法学者KennethCannar所言：“保险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是：从保险单本身及任何附件（例如投保单、建筑物的说明图等）中发现的当事人的意图应居于统治地位”。10在探究当事人真意时，先按保险合同的通常含义理解合同条款。但应注意，保险合同条款由专家拟定，遣词造句极其严谨规范，如果涉及到法律及其他专业术语时，则应按其在专业上所具有的特别意义加以理解。如对“暴雨”、“暴动”的解释就应当从专业的角度去解释其具体合义，而非依通常人的理解来解释，此即英国法院所创立的“专家解释”原则。如果仍存有疑义，则可以根据合同的整体解释原则、目的解释原则、交易习惯解释原则、诚信解释原则等去伪存真，再现当事人订约时之真意。另外由于保险合同多为格式合同，还可适用有关格式化条款的合同解释原则。只有当以上一切合同解释原则用尽而争议局面依旧扑朔迷离时，有利解释原则才作为最后的王牌，得以使用。

最后应明确，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实质要件并非当事人就保险合同的所有争议，而局限于保险合同的条款“模糊不清”。此处的“模糊不清”，是指在保险合同解释中，保险合同的条款和用语拥有一个以上的合理解释。按照英美法院的主流观点，只有在保单条款模糊不清，并且这种模糊不清无法借助外部证据予以解决的情况下，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方可适用。保险合同条款是否模糊不清，其考虑因素主要不是合同的用语或措辞，而是不同的合同阅读者在阅读该份合同时，是否将“诚实地对其含义产生歧义”。11但对“合同阅读者”的确认标准，英美两国态度炯异：美国法院主要将其确定为“正常的，具有合理理解能力的人”，英国法院则一般将其确定为“正常的律师”。两相比较，美国法院着眼于一般社会公众的普遍接受，而英国略显苛刻的标准意在限制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于不同立足点上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其制度本身并无优劣之分，择取标准为具体社会形态的现实需要。但针对于我国现状，一般情况下保险人的整体实力远胜法律意识较为薄弱的一般公众，而律师又未真正广泛地参与保险订约，因此应采“一般理性人的标准”认定“合同阅读者”，给予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最大合理空间，以彰显其制度关怀，追求实体公正。

三、结语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其本质是在无法对合同的争议条款作出明确认定时，法院基于必须作出裁判的使命，而根据一般概然性所无奈作出的价值判断，反映出法律无法判定事实时的尴尬。因此其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虽有人所共知的积极意义——保护弱者利益，但若没有恰如其分的立法调控枢纽，又必然会矫枉过正。我国保险法简陋的规定就为该原则的负面效应恣意生长提供了温床，直接导致司法实践对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滥用，使得保险人在法院“冠冕堂皇”的裁判理由之下，默默吞咽合法利益无法维护的苦果。有鉴于此，我们亟需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予以合理定位，明确其“最后一张王牌”的角色地位，如若无视规则而肆意将其抛出，满盘皆输的场面必将出现。我们输掉的是法律的正义、秩序和公平，而这些恰恰是我们营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所苦心追寻的价值目标。

参考文献：

1参见李玉泉著《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146页。

2参见刘宗荣：《定型化契约论文专辑》，台湾三民书局1987年版，第125页。

3参见樊启荣：《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之解释》，载于《法商研究》2002年第4期。

4Clark，TheLawofInsuranceContracts，Lloyd‘sofLoodonPress，1997，p.373。

5参见张燕：《保险合同解释中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载于《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17卷第3期。

6Clark，TheLawofInsuranceContracts，Lloyd‘sofLondonPress，1997，P371。

7参见张世增：《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保险合同的解释原则》，载于《河北法学》，2003年5月。

8参见邹海林著《保险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9Clark，TheLawofInsuranceContracts，Lloyd‘sofLondonPress，1997，P372。

保险实务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财产保险实务；格式条款；保险合同

保险合同是合同的一种，是典型的格式合同，保险条款是保险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属格式条款。由于广大消费者对合同、经济合同、保险合同的基本内容了解较少，特别是对格式合同的特点不够了解，所以在保险实务中，由于认识不统一或对保险合同内容理解的偏差，常常引发保险合同纠纷，有些还形成保险诉讼案件。究其原因，既有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方面的，又有投保人、被保险人方面的。因此，普及保险合同知识，纠正保险合同当事人和关系人的错误意识错误做法，引导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详细了解格式合同的特点及保险条款内容，维护保险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格式合同的含义和特点

格式合同也称符合合同、标准合同，是指合同一方当事人事先拟好合同条文，另一方当事人只能考虑订立或不订立，对合同条款的内容没有太大的商量余地。这种格式合同亦称作标准条款合同，标准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前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按照商业保险的特点和国际上的惯例，保险合同在事实上都以保险单的形式体现，而保险单是指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订立的保险合同的正式的书面凭证，其背面印制的条款是格式条款。在保险实务中，保险单及保险条款通常由保险人备制和提供，投保人在申请保险时，只能决定是否接受保险人出具的保险条款，而没有拟定或磋商保险条款的自由。

（一）格式合同的内容是保险人按照科学性、合理性、可操作性的原则，遵循《合同法》、《保险法》等相关法律，参考历史数据，经国家保险监管部门批准制定的。保险商品是特殊商品，决定这种商品特性和价格的重要依据是保险原理中大数法则的应用。在制定财产保险合同的内容时，一方面要按照大数法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即通过大量的个体变量的概括，消除偶然的、次要的因素所引起的个别差异，总结出被研究总体在数量关系上稳定的、一般的规律性；另一方面，要根据《合同法》第12条和《保险法》第19条的规定对其内容、格式进行规范和限制，如保险标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保险期间和保险责任开始时间、保险价值、保险金额、保险费及其支付办法、保险金赔偿或者给付办法、违约责任和争议处理等；同时，还要借鉴国际上的相关数据和经验，参考标的性质、危险状况、历史资料以及国外保险公司的习惯做法。只有这样，才能使制定出的格式合同合法、合理、切实可行。

（二）在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中，保险人处于主动地位，投保人处于被动地位，投保人提出要约，保险人作出承诺，双方不会就合同条款内容讨价还价，充分体现了格式合同的特征。

（三）保险人应向被保险人详细介绍合同条款的内容，投保人在投保时，也应认真阅读合同条款内容。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被保险人只能遵守合同条款内容，斟酌是否接受，不能就合同的某项条文向保险人“讨价还价”。而保险人在介绍合同条款时，既要讲明保险责任、保险费率、保单生效条件，更要详细说明关于责任免除部分的内容，让客户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四）合同条款内容原则上不允许改动，特殊情况下经双方协商，可采取特别约定形式对一些细节问题予以补充和说明。

（五）按照合同条文的解释“有利于非起草人”的原则，当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对合同条文发生意见分歧时，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

二、财产保险实务中存在的问题

（一）保险公司为追求业务规模而忽视告知义务

保险产品是无形产品，保险产品的特征全部体现在保险条款中，投保人购买保险，保险人理应将自己所销售的产品介绍清楚。而事实上，保险人（包括其委托人）为了发展业务，往往只进行简单介绍，没有完全尽到告知义务。

1.保险公司的员工在推销保险产品时，习惯于顾名思义向投保人介绍，如家庭财产保险、机器设备损坏保险，而不是按照合同要素、条款内容来介绍，有些还采取问答形式，不能够做到主动和全面告知。

2.受保险公司委托的中介机构在承揽业务时，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单纯追求业务量，有时还有意掩饰产品的弱点。更有甚者，在介绍保险产品时，随意夸大条款中的保险责任，隐瞒条款中的责任免除部分，误导投保人购买。

3.行业代办的业务如银行、邮政、铁路等部门的代办人员缺乏保险知识，不能向投保人正确解释和引导。投保人也认为代办人员不懂保险，在不了解保险产品的情况下购买了保险。

4.对于一些团购业务，由于是集中购买保险，经办人统一办理投保手续，实际的投保人往往不与保险人接触，因此也无法了解保险产品的内容。

5.部分投保人受文化程度低的制约，不能完整地阅读保险条款，只能被动地听取，无法求证保险人的介绍，对保险产品的了解也就一知半解。

（二）投保人不仔细阅读保险合同内容

大部分投保人在朦胧的保险意识和保险需求下，购买保险产品，一般都不仔细阅读保险合同条款内容。究其原因，一是对投保标的风险状况和转嫁风险的针对性认识过于简单，片面认为保险就是包揽一切，没有必要仔细看条款；二是对保险公司和保险产品的依赖性，觉得保险是一种产业，应该设计的很合理，很适合消费；三是由于保险条款中涉及许多专业性较强的词语，投保人往往没有读懂或似懂非懂就草率投保；四是一些投保人是代他人办理投保手续，不愿意花费时间去阅读条款。

（三）双方简单协商就擅自修改保险合同内容

由于保险合同不能全部涵盖一些投保人的保险需求，合同中的部分条文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约束较大，而保险公司目前的核算体制又导致多数基层经营单位单纯考虑承揽业务而不考虑赔款因素，所以，有些投保人和保险人只经简单协商就擅自修改保险条款中的一些内容。主要表现在：

1.针对保险标的的特殊状况和投保人的特殊需求，保险人将本不该承担的风险用协议形式承担下来，如财产保险条款中列明的暴雨责任是每小时降雨量达16毫米以上或连续24小时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现实中却出现将降雨量的标准修改为大雨的标准即24小时降雨量达25毫米以上。

2.为了承揽业务，片面追求产品的卖点，所谓“对症下药”，过度考虑投保人的需求，而忽视保险合同的基本要求。

3.将责任免除和本应用附加险承保的责任列入保险责任，如公众责任险条款第7条第3款中明确列明“被保险人因在本保险单列明的地点范围内所拥有、使用或经营的停车场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的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被保险人若想转嫁这一风险，则可以在投保主险的同时投保“附加停车场责任保险”。而随着竞争的加剧，一些基层保险机构就盲目扩大责任，将“附加停车场责任保险”通过特别约定的形式列入保险责任。

（四）投保手续和承保手续不尽完善

投保人方面，尽管多数保险产品的投保单和保险单上都以重要提示的方式印制了“请详细阅读保险条款，特别是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字样，但是，仍有相当多的投保人不能按照要求认真阅读，更不要说领会其中的关键条文，就在投保单上签字。还有一部分投保人是委托他人代为办理，者往往只是帮助投保人办一下投保手续、简单履行要约义务。另外，多数投保人在投保时都不会就保险条款的具体内容主动询问保险人。

保险人方面存在较多问题，一是投保单上没有投保人签名就办理承保手续，将保险单交付投保人。二是人、中间人承揽的业务，由他们代签投保人的姓名，一旦发生保险纠纷，投保人并不认可。三是个别分散性业务采取定额保险单形式而无投保单。如公路货物运输定额保险，就属于保险单和保险凭证合二为一，没有投保单，仅凭投保人缴费凭证作为要约的一种保险。这样做，事实上属于简化的、手续不完善的保险合同。四是特别约定的条文内容不严谨，表述不准确，随意性大。

三、把格式合同的特点和基本要求贯穿于保险实务中，维护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

（一）加大宣传力度，正确引导保险消费，维护格式合同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1.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宣传保险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除宣传现代保险的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的三大功能，引导人们正确认识风险、科学转嫁风险、依法获得风险保障外，还要着力宣传保险合同的法律地位、维护保险合同当事人特别是被保险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性、格式合同的法律特征、保险产品的基本常识等。

2.从保险产品的特性方面宣传为什么要用格式条款签订保险合同。其一，保险是无形商品，人们购买保险，实际上属于预期消费，保险的经济补偿职能发挥、保险公司履行赔付义务对全社会来讲是必然的，而对某一被保险人、某一保险标的来讲则是偶然的。其二，风险的多样性、多元化决定了人们对保险的需求是多重的，其中又有一些风险是共同的且仅靠自身力量是难以绝对避免和承受的，保险公司在经营风险中只能对一些特定的、相对集中的、带有普遍性的风险提供保障，按照保险商品的特性和国际保险惯例，这些风险又只能通过格式合同的方式来确定转嫁风险和接受风险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三，保险合同从要约、承诺到履约的全过程，都是在《合同法》、《保险法》的约束下进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人、保险中介机构和个人都不能凭想当然从事，都要自觉接受法律监督。其四，投保人如果转嫁一些特殊风险，虽然在投保险种的格式条款中没有包含，但可以通过投保附加险种来解决。

3.把社会宣传和专业宣传相结合，注重宣传效果。一方面，要通过书刊、报纸、电视、电台、网络等宣传方式，发挥新闻媒体的正面宣传和引导作用，普及保险知识，提高全民风险和保险意识；另一方面，要通过保险监管部门、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的讲座、咨询、推介、印发保险产品手册等方式，在保险消费群体和广大投保人中宣传一些保险专业知识、相关的保险法律知识，从而营造一种学保险、懂保险、会保险、维护保险企业依法经营的氛围。

4.保险人和投保人面对面地进行宣传，双方要正确认识合同签订过程中的规范要求，《合同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在格式条款的条件下，保险人更要仔细宣传、认真解释保险产品，投保人切忌盲目投保，合同一经签订，即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就确定下来。

（二）认真落实《合同法》和《保险法》，规范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投保人和保险人的行为

1.告知要全面，说明要清楚。投保人要将购买保险的真实意图、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和风险状况、影响保险合同效力的相关情况告知保险人，而保险人要将本保险的基本特点、风险保障范围、责任免除的全部内容、投保人应尽的义务等予以详细说明。

2.保险合同签订过程要完全符合《合同法》规定的要约和承诺的程序，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在要约和承诺过程中，双方要按照最大诚信原则，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形成书面表现形式。

3.在签订合同时，双方不得承诺与条款规定相悖的任何内容。这里说的约定，是指与“保险有关的其他事项”，涵盖了合同订立中的缴纳保险费的时间和方式、部分保险标的的存在状态、不足一年的短期保险的限定、合同实施中的细节问题、合同纠纷的解决方式等，都要符合保险条款的基本要求，必须围绕保险条款的内容来约定，且不得侵犯对方依法获得的权利。

4.严格业务手续，规范业务流程。投保人在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后，要认真填写投保单和附表，做到要约意思表示真实、字迹清楚、项目完整、计算准确、签章有效；保险人在审核投保单及附表后，要及时缮制保险单，并将保险单正本（如有附表应附后且加盖骑缝章）交付投保人，有关纸制材料整理归档；投保人接到保险单后应进行核对，如有异议应及时向保险人提出更正。

（三）保险人要进一步规范保险产品销售过程中的业务行为

1.加强诚信教育，逐步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在保险推销和销售过程中，业务人员要准确地介绍产品的性能和特点，耐心地进行解释，善意地向投保人提醒和提示，不得随意夸大保险产品的功能，不得有任何误导投保人的行为。

2.加强对保险中介机构和兼业保险人、个人保险人的管理和教育，要求其行为必须符合保险监管部门和保险公司的相关规定，使用正确手段、正确方式销售保险产品，从源头做起，杜绝违规行为。

3.在营业场所醒目位置张贴保险合同要约和承诺的流程图及注意事项，便于投保人阅读理解，接受投保人的咨询和监督。

4.保险人要加强合同签订后的后期管理，建立合同文本的审核复核制度，对不符合要求的合同要及时退回经办人更改完善，并通过制定办法、指定专人、明确责任、统一规范来保证手续的完整性和合法性。

5.防范经营风险。保险人对于投保人当中那些暂时不理解格式合同内容的、不符合承保条件的保险标的、不提供真实资料或不愿意完全履行投保人义务的，可以采取暂不承保和谢绝承保的办法，以有效降低承保风险，避免保险合同纠纷，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四）保险人和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对格式合同的理解不同而产生保险纠纷时，要按照《合同法》和《保险法》进行处理。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时，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要在按照保险合同条款文字的通常含义解释、合乎逻辑的解释、专业知识的解释、诚实信用解释的前提下，遵循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原则。

（五）根据保险市场发展状况和消费者的保险需求，由保险监管部门和各保险总公司对保险条款的内容进行适时调整

保险实务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高职院校；课程改革；保险理论与实务

1课程内涵及目标

《保险理论与实务》是我校金融专业的核心课程，对学习金融专业知识起到了补充作用，也是学习保险相关专业课程的奠基石。本课程的学习重点在于使学生对保险学的基础知识、基本业务分类和操作流程以及保险市场基本运行方式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并利用这些理论知识能够通过相关的职业资格从业考试，取得从业资格。为了突显高职院校特色，在理论基础上锻炼学生的实际实务操作技能，使学生具备从事保险行业工作的职业能力和素质，为将来走向工作岗位奠定坚实的基础，以更好的效能更快的时间的融入保险行业工作。

本课程核心目标是让学生在学习风险、保险合同、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等基础理论知识的过程中，并同时进行投保、核保、承保、核赔、理赔等具有实务操作性的实训，使学生切实掌握保险学基本理论概念和基本操作能力，掌握保险行业的国内外最新动态和前沿知识，在培养学生保险经营过程中实务操作能力的同时，促进学生保单设计、流程处理和案例分析等业务能力和保险营销能力的提高，使学生能达到就业立马能上岗，不需要像其他缺乏实际操作技能的本科院校学生需要再次上岗培训，增加了学生升职的机会并大大减少用人单位成本，提高效率。同时，培养学生辩证思维能力，创新意识和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念。

2课程设计思路

首先，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关于人才培养目标的说明，明确本课程是以三个导向，以市场为导向，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为核心，培养第一线保险工作岗位需要的应用型专门人才。以老师为主要教学，辅以行业专业为指导，以实训任务为载体，充分利用学校和企业资源，利用课堂理论教学和仿真工作模拟相结合的手段，让学生在完成实训任务的过程中自我建构知识、技能、态度和经验，并为学生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并且兼顾保险从业资格考试相关科目的知识与技能要求，为今后就业添砖加瓦。

第一，理论教学设计思路：改变以往学历教育的传统模式以老师“填鸭式”的方式教导理论为主，辅助一些简单的案例，学生台下坐，老师台上讲，基本没有“想”“做”“练”的机会，与其他本科院校并无差别。在高职院校，主要是培养基层工作人员，因此，在课程教育上，尽量采用模块化，项目化，任务化的教学设计，把学生的被动变成主动，从原来老师主导带领学生学习转换成用项目或任务引领学生自己主动去了解理论知识，老师只需在旁加以辅导而已。

第二，实践教学设计思路：利用学校的金融实训室营造出真实的工作场景，包括营业大厅、营业柜台等，用任务引领、学生角色扮演，使学生能够进行仿真模拟操作练习，充分体现工学结合的特点，在提高学生实务操作能力的同时，进一步掌握和运用基础理论知识；同时在校外联系校外实训基地，根据教学需要，安排学生到保险机构现场观摩，并邀请保险公司一线专家到校指导学生，带领学生参与真实的工作过程，感受真实的工作氛围。

3课程内容设计

高职院校的教学具有职业性、应用型、技术性、实践性等特点，外加高职学生相比起本科院校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理解能力薄弱、自制能力也相对起来不强。因此，课程内容设计要从“理论”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变为以“实践”为中小的新型现代高职教学模式，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教学和工作相结合，讲解和动手相结合。根据高职学生的特点尽量避免过多的理论知识理解方便，增加教学的互动性， 激发学生的主动性。

根据《保险理论与实务》课程的教学设计思路和目标，结合高职学生的特点以及未来就业需求。将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分为理论类和实务操作类。理论类主要包含风险和风险管理、保险概述、保险基本原则、财产保险、人身保险、责任和信用保险、再保险和保险营销九大模块，每一模块包含不同内容，然后运用不同的案例和作业练习来补充理论知识部分。

同时，理论要为实务操作课服务，因此根据不同技能的需求在实务操作类主要分为六大项目，包括保险基础知识的运用、保险原则的解读、保险合同的制作、保险产品的分类和识别、保险经验流程操作、保险市场监管要求。在实训操作学习中尽量避免教师理论教学，让学生无论在金融实训室模拟的保险公司环境或者在真实的保险公司里能身临其境，切身感受到实在工作环境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学习技能。例如，在保险合同订立的项目里，学生就可以在金融实训室里，双方进行角色扮演，模拟如何对客户解释合同条款以及签订合同的过程和注意事项，也可以在相同模拟环境下，学生扮演保险营销人员和客户进行相互推销提高营销能力，或者联系校外实训基地，到保险公司实地调研，邀请保险公司优秀业务员开办讲座，为学生讲解保险技巧和经验等一系列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其探索新知识的欲望

4考核评价体系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基础理论与实务并重的课程，因此本课程考核分成理论考核和实践考核。理论考核主要通过期末闭卷考试，练习以及案例分析等方式考查学生对基本概念、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践课程考核主要根据学生在实务操作课上的考勤、态度、实训日志、实训报告及各项操作的质量、团队的配合、个人创新能力的体现等多方面综合评定。

5教学模式与方法手段

高职教学立足于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和素质，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突出以学生为本，老师只是学习过程中的辅导者和协调人，尽量培养学生独立学习理解能力。有数据调查，有90%的保险公司相比起专业理论知识，他们更希望在保险课程设置中，首先应突出实用性。具体的要求学生必须掌握办公软件的应用，其次，还要求学生具有非常广泛的知识面去面对不同的客户，并且有足够的营销口才等技能来使学生缩短他们从学校走向社会的磨合过程。因此，在本课程中主要采用课题讲授、研讨、案例分析、实操演练、专题讲座等形式开展教学。

（1）.课堂讲授：课堂教学要以启发式教学为主，由项目为引导，在带领学生完成项目的同时，将理论知识灌输给学生，改变以往全部由教师唱独角戏的教学模式，使教师在学生进行项目过程中辅导，学生在进行项目过程中主动去学，引领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2）.实操演练：实务技能教学中可以利用仿真模拟的方式，进行分小组讨论或角色扮演。安排学生分小组充当保险人员和客户，以工作任务为载体，利用仿真模拟实训完成教学任务。在实训结束后，组织学生讨论总结，找出问题，积累工作经验。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老师积极引导学生。

（3）.专题讲座：不定期组织学生参观保险公司，近距离接触工作环境和内容，同时围绕保险从业人员知识与技能要求、职业道德、方法应用、报告撰写等题目，邀请资深保险人员开展专题讲座，使学生从经营丰富的前辈口中了解保险的新形势、新变化。

6教学条件与资源

（1）.师资条件要求：传统的教学中，习惯以教师作为主体，对学生进行知识的单方面填鸭式灌输。然而高职院校很多教师却是从毕业院校直接到学校里担任教师，因此，此类教师虽然学历高，但是无相关实际工作经验，教导给学生的只是照本宣科，并无实际经验或案例支撑。因此，现代高职教师应当注意通过多种渠道提升教师的综合职业能力，打造好“双师型”队伍。

（2）.实践教学条件要求：实务操作部分主要用到金融实训室，此金融实训室需模拟保险公司环境，包含营业大厅，办公领域、电脑软件等仿真模拟环境，除此之外加强实训室管理，使之具备现场教学、实训的功能，实现教学与实训合一，满足教、学、做一体化的要求。除了在校内具备保险模拟仿真环境之外，实践教学部分还包含利用校外实训基地带领学生去真实保险公司参观或实习，体验保险人员的经历。

（3）.教材与教学资源开发：传统的教材是以教师讲授为主，教材里主要以文字理论为主，对于高职学生来说不适合机遇行动导向的教学模式。因此，常规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可开发并应用一些直观形象生动的挂图、幻灯片、录像片、试听光盘，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促进学生理解、接受课程知识和业务流程。

教材在内容上应既实用又开放，即在注重保险实际操作能力训练的同时，还应把操作过程中的新知识、问题和注意事项融入教材，以便教材内容更加贴近保险业务的实际。在形式上应适合高职学生认知特点，文字表达要深入浅出，图文展现应图文并茂。

7 学生学习建议与学生可持续发展建议

（1）.在学习理论以及项目实训操作过程中，学生应有疑难就问，尽量把自己模拟在现实保险工作环境。

（2）.应充分利用国内优秀的部级、省级《保险理论与实务》精品课程网站与教学资源库、相关纸质与电子书刊、数字图书馆、专题网站等资源，自觉、自主地开展课余学习。

（3）.应利用课余时间和寒暑假到相关的校外实训基地操练，积极参加顶岗实习与社会实践，学以致用，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与社会能力。

（4）.积极参加学习型项目团队的学习活动和校内保险协会，培养自身良好的团结合作能力、积极的工作态度、良好的工作作风，提升自身的职业素养。

（5）. 积极参加省内外相关职业技能竞赛，进一步提升职业技能；争取考取保险从业相关资格证。

参考文献：

[1] 王富饶.高职保险实务专业资产评估课程教学改革探析[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11，（2）：95-96.

保险实务论文范文第4篇

一般情况下，由于保险诈骗涉及多方主体，单凭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一方难以顺利完成，实践中往往是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之间相互勾结，共同实施保险诈骗行为，从而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形态。这是保险诈骗罪最为典型的共犯形式，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客观上实施了共同骗取保险金的行为，主观上有共同的诈骗故意，符合保险诈骗罪共犯的基本成立条件，在具体认定时并无太大的分歧。①不过，在实践中经常发生的以自伤、自杀或自毁财物的手段骗取保险金的案件中，仍有些问题值得探讨。在自毁财物的案件中，因财产保险中并无“受益人”，所以这种情形的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只能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勾结时成立。只要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事前通谋，故意毁坏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则双方即可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在此情形下，投保人、被保险人中的一方即使未实施毁财骗保的客观行为，亦不能阻却共犯的成立。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中一方为骗取保险金而故意毁坏保险标的，另一方只是消极知情，既未与对方形成犯意沟通与联络，也无骗取保险金的客观行为，则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而只能追究毁财骗保者的罪责。但是，如果另一方知情后，积极参与提取保险金的，则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如果另一方不知情，在发生保险事故后参与提取保险金的，因其欠缺主观故意，不构成保险诈骗罪，而只需依据《保险法》第27条第4款的规定退还保险金。在人身保险案件中，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可共谋以自伤、自杀的方式共同骗保，在此情形下，保险诈骗罪共犯的成立不以参与实施骗取保险金的客观行为为必要。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事前无通谋，投保人或受益人在被保险人自杀、自伤时并不知其实为骗保而为之，但在事后知道真相，并积极参与提取保险金的，由于在此情形下只能通过“编造虚假的原因”取得保险金，正属刑法第198条第1款第2项所规定的行为方式，因而可与被保险人一起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②如果投保人、受益人是在得到保险金后才知晓被保险人的上述行为的，则其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而同样只需依《保险法》第27条第4款的规定退还保险金即可。如果被保险人是在投保人或者受益人教唆、帮助之下实施自杀、自伤行为的，则属于刑法第198条第1款第5项所规定的“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的情形，应根据第198条第2款的规定，以保险诈骗罪和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予以并罚。对此，有论者认为应区分为两种情况分别处理：一是如果投保人、受益人教唆、帮助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被保险人自杀、自伤的，应以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和保险诈骗罪并罚处理；二是投保人、受益人教唆、帮助有行为能力的被保险人自杀、自伤的，则不需要对其进行数罪并罚，而只需按“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的方式，以保险诈骗罪的罪名定罪即可，不必再定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③这一观点根据被保险人是否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对投保人、受益人给予了不同的处理，它不仅忽略了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构成之可能，混淆了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也有悖于刑法理论与实践对于教唆、帮助他人自杀案件定性的基本立场。通常认为，对于教唆、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对于教唆无责任能力人自杀的，由于被教唆者缺乏辨认和控制能力，对教唆者应以故意杀人罪的间接实行犯对待，依法追究其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④可见，被保险人是否具有行为能力，对于实施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投保人、受益人故意杀人罪的定性不应产生影响；投保人、受益人在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同时，还构成故意杀人罪，应根据刑法第198条第2款的规定予以并罚。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与无身份者相互勾结骗取保险金之情形

根据刑法对保险诈骗罪的规定，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只能由投保人、保险人或受益人构成。⑤那么，无身份者是否可以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呢？答案是肯定的。无身份者可以成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实行保险诈骗的教唆犯或者帮助犯，理论界对此基本没有异议。此处需要探讨的问题是：无身份者能否成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实行保险诈骗的共同正犯？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刑法理论中素有争议的无身份者能否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问题。对此，域内外也存在不同的立法例。就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而言，有三种不同的立法模式：一是明确规定无身份者可以成为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新修订的刑法第31条第1款即规定：“因身份或其他特定关系成立之罪，其共同实行、教唆或帮助者，虽无特定关系，仍以正犯或共犯论。但得减轻其刑。”韩国刑法典第33条也有类似的规定。二是规定无身份者可以构成纯正身份犯的教唆犯、帮助犯，但将共同正犯排除在外。例如，德国刑法典第28条第1款规定：“正犯的刑罚取决于特定的个人特征（第14条第1款）的，如共犯（教唆犯和帮助犯）缺少此等特征的，依第49条第1款减轻处罚。”虽然该规定未涉及无身份者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问题，但理论中通常认为，该规定排斥了无身份者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的可能。①三是对无身份者可否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予以回避。例如，日本刑法典第65条第1款规定：“对于因犯罪人身份而构成的犯罪行为进行加功的人，虽不具有这种身份的，也是共犯。”至于此处的共犯究竟是包括共同正犯的广义共犯，还是仅限于教唆犯、帮助犯的狭义共犯，立法上却未明确，而是将问题留诸学界研讨。与上述立法模式相应，对于无身份者能否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问题，在刑法理论上也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肯定说主张无身份者能够成为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这是日本的通说。不过，学者们所持论据则又有所不同：有的基于共同意思主体说，如日本学者齐藤金作；有的立足于正犯与共犯之区分标准说，如日本学者泷川幸辰、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韩忠谟教授等；也有学者将日本刑法典第65条第1款定位为关于共同正犯之特别规定，如日本学者内田文昭。否定说则认为无身份者不能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其中，有学者从实行行为的定型性角度予以否认，如日本学者福田平、小野清一郎、吉川经夫以及我国学者陈兴良教授等；也有学者从身份犯的义务违反性角度加以否定，如日本学者木村龟二、山口厚等。折中说认为对此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区分实行行为的不同性质，区别对待，如我国学者马克昌教授。笔者以为，折中说更具合理性。因为对于伪证罪、脱逃罪、徇私枉法罪等亲手犯而言，其实行行为具有不可替代性，无身份者不能成为有身份者的共同正犯。同时，对于遗弃罪、丢失枪支不报罪等纯正不作为犯来说，因其只能由负有特定义务的特殊主体以不作为的方式实施，所以无身份者亦无法成为共同正犯。事实上，由于犯罪构成诸要件紧密关联，在纯正身份犯的场合，无身份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实施刑法殊主体构成之罪的实行行为，该实行行为只能由有身份者实施，当然也就无法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②就此而论，肯定说显然是有缺陷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否定说全然能够接受。因为正如马克昌教授所言，“在实际上，某些真正身份犯，无身份者并非不可能实施部分实行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否认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实行犯的可能性，似与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不合”③。例如，对于罪这样以复合行为为实行行为的纯正身份犯而言，妇女虽不能实施其客观方面的奸淫行为，但却可以实施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从而分担罪的实行行为，并据此成为罪的共同正犯。④所以，折中说的立场更契合实际，能够弥补肯定说、否定说所存在的缺漏。具体到保险诈骗罪来说，无身份者能否成为共同正犯问题的关键便在于其实行行为是否为复合行为。有论者立足于保险诈骗罪是非亲手犯，而认为无身份者可与投保方人员成立保险诈骗罪的共同实行犯。⑤言下之意，只要不是亲手犯，无身份者即可与有身份者成立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这实际是基于上述肯定说的立场而得出的结论，为笔者所不取。笔者认为，除非无身份者能够实施部分实行行为，否则，均不能与有身份者成为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据此，只能以纯正身份犯的实行行为是否为复合行为作为无身份者能否成立共同正犯的依据。而对于保险诈骗罪的实行行为是否为复合行为，理论中存有不同的看法。对此，有论者明确予以肯定，认为从立法的规定来看，保险诈骗罪是一种复行为犯，并且是一种紧密型复行为犯。⑥不过，张明楷教授却认为，到保险公司索赔的行为或者提出支付保险金请求的行为，才是保险诈骗罪的实行行为，而此前虚构保险理赔原因的欺诈行为不过是保险诈骗的预备行为。①这实际上是将保险诈骗罪视为单一行为。结合刑法第198条的罪状表述以及诈骗型犯罪的行为构造，笔者认为，保险诈骗罪的实行行为应为复合行为。因为虚构保险理赔原因的欺诈行为并不能直接导致行为人骗取保险金目的的实现，而只有结合了行为人的行骗行为，即接触到具体的行骗对象并传递虚假的信息的行为，才是一个完整的犯罪过程，也才能使骗取保险金的目的得逞。虚构保险理赔原因的欺诈行为，是最终骗取保险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行为，其本身具有内涵的独立性和欺诈性；而骗取保险金的行为则是行为人犯罪目的的具体外化，是保险诈骗罪客观行为的核心要素。两者共同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实行行为，缺一不可。基于此，笔者认为，尽管保险诈骗罪是只能由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构成的纯正身份犯，但因为其实行行为是复合行为，无身份者亦可参与实施其中的虚构保险理赔原因的欺诈行为，所以也可以与有身份者一起构成共同正犯。当然，如果无身份者未与投保人、保险人、受益人勾结，以非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违反保险法规，采用虚构保险标的、保险事故或者制造保险事故等方法，径直冒名向保险公司骗取保险金且数额较大的，则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而应依照诈骗罪定罪处罚。

保险事故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构成保险诈骗共犯之情形

刑法第198条第4款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对于这一规定，理论争议多集中于密切相关的两点：一是该款究竟是注意规定还是特别规定；二是该款是否为片面共犯的专门规定。

（一）刑法第198条第4款的性质界定

对于刑法第198条第4款的性质，刑法理论中存有分歧。有学者认为，该款属于注意规定，而非特别规定。注意规定是指在刑法已作基本规定的前提下，提示司法工作人员注意、以免司法工作人员忽略的规定。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注意规定的设置并不改变基本规定的内容，只是对相关规定内容的重申，即使不设置注意规定，也存在相应的法律适用根据（按基本规定处理）；二是注意规定只具有提示性，其表述的内容与基本规定的内容完全相同，因而不会导致将原本不符合相关基本规定的行为也按基本规定论处。②据此，刑法第198条第4款并没有改变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规定，只有同时符合刑法第25条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即鉴定人等只有在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有诈骗保险金之共谋的前提下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时，才构成保险诈骗的共犯。③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该条款属于对片面共犯的特别规定，保险诈骗的共犯在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只具有单方面故意的情况下也可以成立，因为其故意是单方面的，而非行为人之间的共同故意。④笔者认为，刑法第198条第4款属于保险诈骗罪共犯的特别规定，而非一般注意性规定。主要理由在于：首先，刑法第198条第4款在用语上与以往刑事立法中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大相径庭。在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中，存在诸多关于共犯的注意规定。如，刑法典第156条规定：“与走私罪犯通谋，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或者为其提供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第310条第2款规定：“犯前款罪，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第382条第3款规定：“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这些规定要么侧重“通谋”，要么强调“勾结”，从主客观两方面对共犯的构成予以明确规定，完全符合共同犯罪的基本成立条件；即便没有这些注意规定，按照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也完全可以按照共同犯罪来处理。⑤可见，立法上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需要通过“通谋”、“勾结”等规定来明示共同犯罪故意。而刑法第198条第4款却并未强调共同犯罪人之间的合意，明显有别于其他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由此出发，该款似应涵盖如下两种情形：一是行为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符合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成立条件；二是行为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但因主观上与他人未形成犯意沟通与联络，并不符合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后一情形即是刑法理论中所谓的片面共犯。①通常认为，片面共犯的情形虽属客观存在，但并非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共同犯罪。②刑法第198条第4款将片面共犯也纳入共犯论处，显然是对原有共犯基本规定的突破，只能属于关于共犯的特别规定。简言之，将该款视为共犯的特别规定，正是立足于不认可片面共犯的通说所得出的结论，因为如果普遍承认片面共犯，该款就不是什么“特别”规定，反倒应是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了。③其次，不能基于刑法第198条第4款与第229条之间的竞合关系而认定其为注意规定。有论者认为，鉴于该款与刑法第229条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第198条第4款旨在提示司法人员，对于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保险金提供条件的行为，不得认定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而应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④笔者认为，此一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该款是针对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而规定，其中的鉴定人、财产评估人虽为中介组织人员，但证明人却不一定是中介组织人员。在证明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情况下，有时并不存在与第229条竞合的问题。即便是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如果符合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相信以现今司法人员的素质，也不至忽略保险诈骗罪共犯之构成，而偏执地适用第229条的规定，因而此处似无提示注意的必要。作此语焉不详的所谓注意规定，反倒可能会导致司法人员定性上的混淆，甚至可能将并非中介组织人员的证明人也不当地纳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主体范畴。再次，将刑法第198条第4款定位为特别规定，既不会妨碍对保险诈骗罪其他共犯的处罚，也不排斥在其他金融诈骗犯罪中对于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行为以相应犯罪的共犯论处。有学者认为，倘若将该款视作特别规定，那么，其他行为即使符合刑法总则规定的共犯成立条件的，也不能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而且，在类似的条文中，如关于金融诈骗的其他条文，没有设立与本款类似规定的，即使行为人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亦不得以共犯论处。⑤这一见解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一方面，该款只是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而并未排他性规定保险诈骗的共犯只限于上述情形。因此，该款并不排斥保险诈骗罪其他共犯构成之可能，一般人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保险诈骗行为的，自可根据共犯的基本理论来认定处理。另一方面，在其他类似的条文中，虽未设立与该款类似的规定，但如果行为人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符合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成立条件，当然可以相应犯罪的共犯论处；相反，若行为人主观上与他人欠缺共同犯罪的故意，虽有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行为，亦不能以相应犯罪的共犯论处，因为该条文中并没有类似于第198条第4款的特别规定。最后，将刑法第198条第4款视为对特殊主体的特别规制，能够彰显其独特的立法价值，更为契合立法原意。在保险行业中，保险公估业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核心业务便是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为保险理赔提供鉴定、证明和财产评估。为进一步促进保险业的健康、有序和规范发展，有必要对保险公估业加强法律规制，并对其设置更多的法律义务。而刑法第198条第4款的规定即是对保险公估业中保险事故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的特别规制，适应了行业发展的客观形势。事实上，将该款视为特别规定，也体现了立法原意。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负责人的解释，鉴于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所提供的鉴定、证明和财产评估方面的材料，直接影响保险事故调查结果的真伪，因此，“法律必须对他们的行为作出严格规定。如果他们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了条件，则以保险诈骗犯罪的共犯论处”⑥。这一解释已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立法者的意图，即上述人员由于主体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保险诈骗犯罪中能发挥独特的作用，所以对他们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的行为应当严厉惩处，①而无须拘泥于他们与保险诈骗者之间是否形成共同故意。

（二）刑法第198条第4款之理解与适用

在认可刑法第198条第4款规定为保险诈骗罪共犯特别规定的前提下，究竟该款是关于保险诈骗罪片面共犯的专门规定，还是既包括片面共犯也包括普通共犯的规定，学者们亦有不同的看法。有论者认为，该款属于片面共犯的特别规定，因为从文义上分析，其不要求共同的犯意联络，也与刑法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用语不符，是由保险行业的特殊性所决定，有对于特殊主体予以特别规制之应然价值。②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该款既包括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虽未与保险诈骗者形成通谋，但明知投保方人员旨在骗取保险金，仍然为其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其诈骗提供条件的，而此时保险诈骗者并不知情的情况，也包括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与实施保险诈骗者通谋，为保险诈骗提供便利条件的情况。③前者是关于保险诈骗罪的片面共犯，而后者则是关于保险诈骗罪的普通共犯。笔者认为，后一观点更为合理可取。因为第198条第4款只是规定将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论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并不以其与保险诈骗人之间具有“通谋”为必要。前一观点将该款仅局限于保险诈骗罪的片面共犯，是不适当地排除了双方“通谋”的情形，有违立法的明确规定。如前所述，该款的立法宗旨在于对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等特殊主体给予特别的规制，以适应保险业发展的客观形势，至于这些特殊主体与保险诈骗人在主观上是否有犯意联络，则在所不问。据此，笔者认为，将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论以保险诈骗的共犯，必须具备如下条件：第一，行为主体只能是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第二，行为人实施了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行为。此处所谓“证明文件”，既包括有关保险事故发生与否、发生原因、损失程度等情况的证明文件，也包括有关的鉴定书、财产评估报告等。第三，行为人在主观上既可以具有为他人骗取保险金提供条件的单向故意，也可以出于与他人骗取保险金的共同故意。第四，行为人提供的虚假证明文件在客观上为他人诈骗保险金提供了条件。如果行为人虽然为他人提供了虚假证明文件，但虚假证明文件并未被用于保险诈骗，则行为人不构成保险诈骗罪的特别共犯，仅可能构成刑法第229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④

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内外勾结骗取保险金之情形

保险实务论文范文第5篇

机动车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简称交强险）自2006年7月1日实施以来，备受业界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对其费率水平的制定更是众说纷纭。我们认为对交强险费率水平的客观评价必须基于对交强险实际经营数据的准确分析，鉴于此，本文将对比分析交强险实施前后保险业产险业务经营成果，据此来分析和评价交强险实施后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以及财务管理的影响，其别提出了交强险费率制定的影响因素，为以后建立交强险费率的精算模型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交强险实施前后保险业产险业务经营成果对比分析

1.数据来源。

为避免个别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成果受偶然因素的影响，本文特收集了交强险实施前后整个保险业1999—2007年产险业务收入及业务毛利的财务数据，并据以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信息。

2.交强险实施前产险业务毛利与产险保费收入的相关性说明。

根据理论和实际经验，我们将产险保费收入看成自变量，产险业务毛利看成因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并根据交强险实施前（1999—2005）产险业务毛利与产险保费收入的相关数据，得出模型为：

Y^=0.440165X+274280.9086

根据这些数据，我们进一步分析产险业务毛利与产险保费收入的相关性，可以发现：产险业务毛利与产险保费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9908，正相关特性十分显著。此外，我们还计算出回归模型的判定系数为0.9817，这说明在交强险实施前只有1.83%的概率属于随机因素来影响产险业务毛利，因此所建立的这条回归线是合适的。

3.交强险实施前后保险业产险业务经营成果的对比分析。

一方面，由产险业务毛利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交强险实施前产险业务毛利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2.75%，而在交强险实施后，2006年产险业务毛利的年增长率为27.78%，2007年这一比率更是达到了37.04%；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根据2007年产险保费收入的实际数据，按照上文所得的回归模型来预测2007年产险业务毛利的话，其预测数为9067608万元，这也明显低于2007年保险业产险业务毛利的实际数9772660万元。因此，从上述两方面的分析来看，交强险实施后保险业产险业务毛利出现了非常增长，我们认为这种非常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交强险保险费率水平偏高（这一结论将在下文费率影响因素分析中加以利用）。

二、交强险的实施对商业保险公司财务管理的影响

由于交强险本身的独特性，其实施对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交强险的实施强化了社会保险意识的提高，不仅将商业保险公司带入了交强险这一服务领域，同时为公司的其他业务产品开拓了市场。我国交强险实施以来商业保险公司的实际投保数据表明，投保人在一家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后，如果要购买其他商业险种，90%以上会在同一家保险公司出单。另一方面，由于交强险具有社会救助的性质，其条款、费率水平由监管机构统一制定，各商业保险公司统一使用，国家又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交强险业务实行“无盈无亏”的原则，加上对交强险的赔付是“无过错”的责任范围，这样势必导致商业保险公司运行成本的增加，从而加大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交强险的实施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这种复杂影响也对商业保险公司财务管理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点：

1.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是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的永恒主题，而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对自身业绩的评价又片面地追求规模的扩张和当期的经营利润，从而忽略了业务盈利性和风险性的平衡（胡宏兵，2007）。然而，按照上文分析知，由于交强险业务本身的特殊性，商业保险公司受理交强险业务会加大公司的经营风险。如果商业保险公司还是与受理传统产险业务一样，在受理交强险业务时不注意业务审批，不注重对风险的控制和衡量的话，势必会加大保险期限内的出险频率，从而增大赔付率，影响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业绩，乃至导致整个公司无法继续经营或破产。因此，从风险价值管理来看，要从源头防范和控制风险，并在理赔的各个环节做好应对措施，防止风险的产生和恶化：在受理每笔交强险业务以前做出风险评价，尽可能地防止赔付的发生；公司业绩考核所采用的标准和方法，要对公司经营风险的控制具有引导作用，使其能够体现商业保险公司自身的风险管理文化，有利于形成对风险进行全员、全过程、全范围管理的理念；为交强险业务制定新的理赔流程，进一步完善核损管理模式并加强商业保险公司之间的联系，消除投保人潜在的道德风险问题。

2.商业保险公司的资金主要是来自保费收入，收取保费在前，承担保险责任在后，这决定了商业保险公司资产具有明显的负债性，将这种负债性结合我国商业保险公司所受理的产险业务实际来看，还具有短期性，从而要求商业保险公司的资产具有较高的流动性（戴成峰，2007）。然而如前文所述，对交强险业务的赔付是“无过错”的责任范围，这样一来交强险业务对赔付资金的流动性要求相对于其他产险业务来说更高。因此，从资产负债管理来看，商业保险公司应重新分析公司整体的业务结构，根据公司目前的经营风险状况和实力来配置投资资产：充分考虑交强险业务的出险概率和平均偿付金额，合理分析其平均偿还期，在此基础上考虑其对公司整体业务负债的影响，根据资产分配原则合理配置投资资产；在注重投资资产安全性和流动性，保障公司实际偿付能力的同时，要加强资金运用方面的研究，着力提高资金运用的效率和效益。

3.从有关产险费率制定的精算模型的已有研究成果来看，考虑到影响产险费率水平特别是车险费率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保人的历史索赔次数或是历史索赔金额的大小，然而交强险业务是一项具有较高经营风险（主要是赔付风险）的业务，并且具有强制性，保险公司不能拒绝受理交强险业务，由此我们认为，交强险业务费率水平的影响因素不能单一地看作是历史索赔次数或者是历史索赔金额的大小，应该是多因素决定某项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再以风险的大小来决定费率的高低。因此，从费率制定的影响因素来看，商业保险公司应对交强险费率的制定建立一个风险影响因子库，在受理交强险业务前进行风险评价，以风险水平来确定费率水平。下面对我们所提出的这种费率决定机制做具体说明：

可行性说明。我们所提出的这一费率决定机制的主要思想是根据交强险业务的不同风险水平决定不同的费率水平，而这一思想的前提条件是要有不同费率水平的法定可能性。根据前文交强险实施前后经营成果的对比分析所得结论：目前我国交强险保险费率水平偏高，这为交强险业务制定不同费率水平提供了法定可能空间。如果投保人风险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他/她的投保费率水平将收敛于法定最高费率水平，反之，则收敛于一个较低的费率水平。

风险水平影响因子库的建立。这种由不同的因子影响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再由风险水平来决定费率水平的思想，明显比由单一因素来决定费率水平更合理、公平。影响因子的选取对于不同的商业保险公司来说可能有一定的差异，但大体上都需要考虑如下几个因子：

（1）投保人历史索赔次数，这是现有车险费率水平决定模型中考虑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另外，从实际经验来看，以投保人历史索赔次数来作为衡量交强险业务风险水平的一个影响因子肯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投保人历史索赔金额，仅以投保人的历史索赔次数来考虑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明显是不合理的，也缺乏公平性，所以我们认为以投保人历史索赔金额来修正风险水平是必要的。

（3）投保人驾龄或车辆使用年限，单从投保人历史索赔情况来衡量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还是缺少说服力，同时也不能体现公平原则，所以我们将投保人驾龄或车辆使用年限作为交强险业务风险水平的一个影响因子，用来评价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

风险水平决定费率水平的方法。这种费率水平计量模型建立的瓶颈在于找到一个合理的方法将前文所讨论的各风险水平影响因子赋予一个权重，以期能够准确合理地计量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这尚需要更多基础数据的支持和业内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在能够合理计量风险水平后，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的车险费率奖惩系统，改进其中的负二项模型或二元风险模型，尽可能地准确计算费率大小。

保险实务论文范文第6篇

（一）保险理论是推动保险实践的先导科学的理论，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科学的理论能预见事物发展的趋势和前途，为人们的实践指明正确的方向和途径。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个道理。没有思想的正确指引，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引，就没有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进入新的世纪，我们党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高瞻远瞩，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实现新阶段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提供了根本指针。

保险业的改革发展实践，同样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推进保险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有正确的保险理论指导保险实践，保险业发展的形势就比较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就比较大。在新中国保险业发展之初，形成了初步的保险理论，保险业坚持“保护国家财产、保障生产安全、促进物资交流、安定人民生活，组织社会游资、壮大国家资金”的指导思想，支持国民经济恢复建设，自身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在“”和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时间，受错误理论的影响，否认保险的功能和作用，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受到严重挫折。

改革开放以来，保险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2000年4月，同志在《领导干部保险知识读本》中作出重要批示：保险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改革、保障经济、稳定社会、造福人民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对现代保险理论的重大创新。在这一科学理论指导下，我国保险业坚持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为己任，不断深化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发挥保险的功能和作用，保持了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

十六大以来，保险业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根本指针，结合改革发展的实践，积极探索具有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保险发展道路，不断推动保险理论创新。发展了保险功能理论，即现代保险不仅具有经济补偿功能和资金融通功能，还具有社会管理功能。提出了保险业发展阶段理论，即我国保险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求不相适应，首要任务是加快发展，尽快做大做强。理论的突破，为保险业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挖掘发展潜力，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指明了方向。

（二）解决当前保险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需要保险理论指导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保险业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在保险业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保险业还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在产品和服务方面，产品结构单一，服务水平低，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在经济补偿方面，我国保险业支付自然灾害的赔款，占灾害损失的比例仅为1％，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20％的平均水平，作用发挥得还很不够。在为社会保障服务方面，我国商业性养老、健康保险发展程度低，还未能像发达国家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养老与健康保障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在为“三农”服务方面，近几年农业保险业务出现了萎缩，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和广大农民对保险的需求。此外，保险市场诚信建设问题，保险公司内控机制薄弱问题，保险监管与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形势不适应等，都是当前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

上述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当前保险业发展过程中的难点，固然有多种客观因素，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要回答和解决好保险业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就必须进一步加强保险理论研究，通过不断地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为解决当前的难点问题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促进保险业加快发展。

（三）新的保险实践呼唤新的保险理论

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要不断深化。这既是我们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我们推进一切事业的根本方法。同志指出：“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进入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保险业发展面临着新的经济社会环境。

一是十六大提出，我们要紧紧抓住本世纪头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个宏伟目标令人振奋又十分艰巨。

二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三是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在新的发展时期，居民生活水平将不断提高，社会需求更趋多样化，消费结构加快升级，人们更加追求生活内容的丰富、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

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保险业发展日新月异，保险实践将更加丰富。这不仅为保险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且对保险理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保险理论要发挥好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必须在现代保险功能理论、保险发展理论和保险监管理论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二、当前保险理论研究的中心任务是保险业如何确立科学发展观

提出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重要升华，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飞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当前，要把保险业如何确立科学发展观作为保险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深入理解、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牢固树立保险业科学发展观，对保险业为什么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作出科学回答。

（一）以人为本是保险业科学发展观的本质

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从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以人为本，是保险业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保险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的必然要求，是保险业实现自身发展的根本途径。以人为本是保险业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是保险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保险业发展要着力于保障人的生存需要。人类生存的最基本需要是安全需要；人们在生产生活中面临各种难以预料的风险，都可能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损失，对人的生存安全构成威胁。中国自古就有“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和“未雨绸缪”、“积谷防饥”等说法，说明风险无处不在。保险是人类防范和应对各种风险的经济制度安排。通过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功能，人们将个体面临的风险由群体来分担，使个人风险得以转移、分散，在各种灾害、意外事故或疾病等风险发生后，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生存安全的后顾之忧。保险业要发展，必须从风险防范和经济补偿出发，着力于保障人的生存需要。

保险业发展要着力于提升人的生活品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要求出现多样化。在满足生存需要的基础上，还要满足追求幸福、享受生活的需要，对住宅、汽车、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健等方面的需求将明显提高，稳定的收入、美满的家庭、健康的体魄和充足的休闲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保险在这些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保险要通过保障经济平稳运行，融通社会资金，支援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为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打下坚实的经济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保险作为一种有效的理财和保障手段，要帮助人们对财富进行有效运作和合理安排，实现生有所托、老有所养、终有所安，提升人们的社会保障水平，全面提高人的生活品质。

保险业发展要着力于促进入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仅要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还要满足精神文化的需要。不仅要提高生活水平，还要不断改善生活质量，改善生活的环境和条件。不仅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和健康水平，还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保险作为与经济社会联系都十分紧密的行业，在上述方面大有可为，要发挥各项功能和作用，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二）做大做强是保险业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

科学发展观内涵十分丰富，具体到保险业而言，就是要做大做强，这是保险业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做大做强是在正确认识我国基本国情，全面分析国际保险业发展态势，科学判断我国保险业发展阶段，准确把握当前保险业面临的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提出的，是科学发展观在保险业的具体体现。只有做大，才能充分发挥保险的功能和作用，逐步改变保险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的局面，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服务。只有做强，才能使保险业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实力，发展壮大，做大与做强作为保险业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辨证统一的。没有大，无所谓强。没有强，大也没有意义。做大与做强是有机联系的整体。

做大，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覆盖面广。要使保险广泛服务于经济的各行各业，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各个产业，为各类经济组织和各种经济活动提供保险服务；要使保险广泛服务于生活的各个领域，为文化、卫生、环保、教育等各个方面服务；要使保险广泛服务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使不同身份、不同收入、不同职业的全体社会成员都有平等的机会享受保险服务。

二是服务程度高。要把保险渗透到人们生老病死的全过程，使每个人“从摇篮到坟墓”都有保险保障。要使保险为社会生产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不仅要做好事后理赔，还要做好事前的防灾防损。要使保险为经济运行的各个经济环节提供服务，不断提高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

三是功能和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要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功能，使保险成为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要发挥保险的资金融通功能，使保险成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的互动发展。要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使商业保险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和公共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是有较大规模。无论是提高覆盖面，还是发挥功能，都必须以一定的规模为基础。规模太小，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要尽快达到较大规模，就必须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离开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

五是全社会的保险意识普遍增强。要通过保险教育、新闻宣传和信息披露，普及保险知识，扩大保险的社会影响，增强公众对保险产品、保险服务及保险功能和作用的认识与了解，使社会公众广泛树立起较强的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

做强，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保险公司竞争力要强。保险公司都要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保险企业。要有一批主业突出、优势互补的大型保险企业集团，能够有效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

二是保险业的整体实力要强。我国保险业要真正发展成为现代金融业的三大支柱之一，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际金融保险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三是保险监管要强。保险监管能够依法维护保险市场公正、公平、有序竞争，有效防范和化解保险风险，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努力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四是保险队伍要强。要造就一支适应保险业改革发展需要、素质优良、结构合理、作风过硬的人才队伍，为保险业发展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和广泛的智力支持。

五是可持续发展能力要强。要形成充满活力、创新力强、功能互补、多元发展的现代保险市场体系。要健全法律法规，完善信用制度。要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保险市场资源。

（三）创新发展思路是保险业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创新发展思路就是要按照十六大提出的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的要求，以极大的理论和实践勇气，以创新的思维和办法，突破传统的发展模式，开辟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险业发展道路。

创新发展思路，要不断进行观念创新。必须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体制、观念、做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切实转变观念。要牢固树立服务观念，努力做到保险业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服务，保险监管为保险改革发展的大局服务。要牢固树立市场观念，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牢固树立改革观念，通过改革为加快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创新发展思路，要做到统筹兼顾。统筹兼顾就是要心系全局，科学筹划，协调发展，兼顾各方。一是统筹城市和农村保险市场发展。二是统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保险市场发展。三是统筹为经济发展服务和为社会发展服务。四是统筹国内保险市场发展与对外开放。五是统筹为公有制经济服务和为非公有制经济服务。六是统筹产险、寿险和再保险市场发展。七是统筹承保业务和保险资金运用。八是统筹发挥好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

创新发展思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要最广泛地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注重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争取使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各个方面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来关心、支持保险业。努力把各类优秀人才聚集到保险业来，积极吸引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进入保险业，让一切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有利于保险业加快发展的源泉充分涌流。

三、加强保险研究，繁荣保险理论

保险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保险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新的形势下，保险业完成新的任务，实现新的发展，最重要的是理论上不能停顿。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紧密结合保险业实际，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切实加强保险研究，繁荣保险理论。

第一，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工作。近年来，保险业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根本指针，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具有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保险发展道路，在保险理论研究工作方面取得较大成绩。但是，从目前来看，保险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与快速发展的保险实践不相适应。主要表现为研究力量比较薄弱，研究人才较为短缺，研究体制不健全，没有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系统、符合我国实际的保险理论体系，保险基础理论研究和保险应用理论研究都不够深入，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存在脱节。随着保险实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加强保险理论研究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因此，全行业要高度重视保险理论研究工作，把理论研究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在资金、人才、体制等方面，为保险理论研究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二，要加强学习。学习是提高素质，增强科研能力的基本途径，是保险理论研究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保险理论工作者应当成为勤奋学习的模范，要大兴学习之风。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分析保险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增强理论研究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和前瞻性。要加强对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局来开展保险理论研究。要加强对宏观经济、法律、历史、科技等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特别是要加强对现代金融、保险等业务知识的学习，适应时代要求，紧跟实践发展，始终站在现代保险理论发展的前沿。

保险实务论文范文第7篇

1高职保险专业教育问题与分析大多数高职院校开设保险专业的时间还比较短，高职保险专业的办学条件不足，也缺乏保险专业教育经验，高职保险专业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

1.1对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定位不准确保险业务涉及金融、财务、营销、管理等活动，要求保险人员有较高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首先，保险业务覆盖面广。农业、制造业、商业、金融业等各个行业的企业和居民个人对保险有不同的需求，保险公司必须开发能够满足顾客不同需求的保险产品。其次，保险业务类型繁杂。保险企业的经营活动涉及金融投资、保险产品销售等多种业务。不同保险产品和不同保险业务活动对保险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和专业素质提出了不同的要求。由于保险业务覆盖行业广泛、保险业务类型多，任何一个高职院校培养的保险人才不可能具有开展保险业务所需要的全部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因此，高职院校应该根据培养对象、师资、保险人才需求的实际情况，正确定位保险专业毕业生就业目标，明确就业岗位，才能确定合理的培养方案。目前不少高职院校开设的保险专业培养目标不明确，不切合实际地拔高培养规格，导致保险专业学生学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多而不精，不能满足就业岗位的要求。据有关统计数据表明，保险行业的营销岗位数占全部岗位数的80%，保险营销岗位人力资源缺乏。根据高职学生文化基础差和高职教育实践性的特点，高职院校应把保险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定位于保险营销。

1.2教学模式改革滞后，教师的保险业务实践能力有待提高虽然高职院校更加重视实践教学，但是还没有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的教师教、学生学的教学模式。客观地讲，偏重于理论教学的传统教学模式不适合文化基础较差的高职学生学习。因此，必须改革传统教学模式，让学生由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让学生从主要学习理论知识转变为主要学习专业技能，才能提高高职保险专业学生的学习效果。只是试图改变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时间的分配比例，简单地减少理论教学课时数，增加实践教学课题时数，学生还是不能发挥主体性作用，难以提高教学效果。因此，必须彻底改革传统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分离的状况，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中的作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高职院校的保险专业普遍是新开设的专业，大多数保险专业教师毕业时间不长，具有丰富的保险理论知识，但是缺乏保险业务实践经验，这成为制约高职保险专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1.3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结合的方式单一当前高职教学模式改革中，高度重视实践教学。但是，只是简单地在理论教学中嵌入案例教学、能力训练等实践教学方式和内容，并不能把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难以达到实践教学的目的。保险专业实践教学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营销技能，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简单结合，能够培养学生的单一专业技能，却很难培养学生的综合营销技能。

2基于任务导向的“嵌入式”教学模式改革与与实践通过分析当前高职保险专业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结合高职教育和培养对象的特点，笔者设计了基于任务导向的“嵌入式”教学模式。

2.1任务导向“嵌入式”教学模式的基本思路首先，根据高职保险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特点，按照理论够用的基本原则，调整保险专业理论教学内容的结构，加强营销保险核心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削减拓展性理论教学内容，抓住理论教学的重点，以减轻学生理论学习的压力，增加学生开展保险业务实践的机会。其次，把专业理论教学与保险业务实践教学两者相互“嵌入”教学活动过程之中，实现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一是设计工作情景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就能深刻地感受保险职场氛围，加深对保险职业及其岗位的认识。二是以工作项目和任务为教学导向。根据保险业务活动的工作内容，将保险业务活动设分解成若干工作项目，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模拟完成保险工作项目。在企业工作环境中，教师指导学生完成工作项目，能充分地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发挥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从理论教学到实践教学，再从实践教学到理论教学，周而复始地循环，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能够有机地融合。

2.2调整理论教学内容根据任务导向“嵌入式”教学模式的设计思路，调整高职保险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内容。根据培养保险专业毕业生就业岗位要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保险学、管理学、会计学、统计学等课程是保险专业学生必须学习的专业和专业基础课程。教师应详细分析各门课程的内容，筛选重点教学内容。如应让学生重点掌握供需原理、消费者行为、成本原理等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删除福利经济学等纯理论教学内容。

保险实务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由于保险人的特殊地位,各国保险法一般都规定保险人不能随意解除保险合同,除非投保人有违法行为或重大的、特别规定的违约行为,从而平衡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财产保险合同的法定解除事由我国法律虽有规定,但在保险实务中仍有很多问题难以认定和解决,因此深入研究保险合同基本法理,准确把握财产保险合同解除事由的内容和范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不无裨益。

    作为保险业务的经营者、格式合同的拟定者,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十分明确,故其一旦订立合同后,就应该切实履行合同义务,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险保障,以不得解除合同为原则,以可以解除合同为例外。因此,各国保险立法一般都对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做出明文规定。本文主要讨论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一、违反如实告知义务

    1.如实告知义务的含义

    保险法上的告知,是指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就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有关重要情况向保险人所作的如实陈述。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一方面能使保险人正确估计危险,从而确定合理的保险费率;另一方面使得保险人不必对每一笔保险业务都亲自调查,降低了其签约成本,也使保险活动的普及和发展成为可能。但并非只要投保人未就有关保险标的的情况如实告知的,保险人就当然可以解除合同,应视其所未告知的事实是否为重要事项而定。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可认为是对“重要事项”的具体描述。现代保险法理论和实务已广泛认为,“被保险人故意或过失隐匿非重要事实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 ]如投保人所投保车辆的颜色为紫色,但其误告为蓝色,此事项和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无关,故即使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保险人也不能解除合同。

    2.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对于告知义务的违反,有的国家适用“无效主义”,而美国、德国、日本及我国均采用“解约主义”。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人除有权解除合同外,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

    3.未告知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并无关系时保险合同的解除的规定

    未告知的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并无关系时,保险人是否可以解除合同?对此问题,各国立法大体上有两种立法例:一种是非因果关系说,该说认为投保人只要有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事实,不论其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保险人都可以解除合同。其理论基础“显然侧重于投保人的诚实信用原则而忽略对价平衡性。保险人一概免除赔偿责任,对被保险人并不公平。” [ ]另一种是因果关系说,即只有投保人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的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保险人才可以解除合同。因果关系说克服了非因果关系说有时显失公平的缺陷,但其对保险人限制过严,又会造成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利益关系新的不平衡。依笔者之见,若未如实告知的事项属于投保人拒绝承保的事项,或者未如实告知的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的,无论投保人是故意还是过失未如实告知,保险人都可以解除合同;若无上述两种情况,则投保人系故意不如实告知方可解除合同。这种做法既考虑了诚实信用原则,又兼顾了对价平衡原则,也有助于对实践中保险纠纷的公平解决。

    二、违反安全维护义务

    1.义务主体

    按照我国保险法规定,该义务的义务主体是被保险人,这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同一人的场合并无问题,但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时,为何一个合同关系人不履行相关的法定义务,会使保险人获得合同解除权呢?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是自罗马法以来始终被两大法系所承认的原则,只有合同当事人才享有合同上的权利,也只有合同当事人才承担合同上的责任。然而随着近代商业活动范畴的日益扩大和内容的错综复杂,合同的相对性受到了冲击和突破,越来越多的第三人被法律直接纳入到合同的保护和规制范围之内,体现出国家基于契约正义、社会政策等的考虑,对契约自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干预。故被保险人虽非合同当事人,但其行为与合同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有密切关系时,法律直接规定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某些行为视为投保人的行为,从而使保险人取得合同解除权。

    2.义务实质

    是否被保险人只要有不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方面规定的行为,未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保险人就可以解除保险合同?笔者的意见是否定的,原因之一是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方面的规定非常之多,如果这些规定没有订入合同,被保险人很可能难以了解这些规定,让合同当事人履行他所不知的义务,于理不通;原因之二是这些规定既有实质性的规定,也有程序性的规定,对某些程序性规定的违反,根本不可能导致危险发生,不区分情况,就赋予保险人合同解除权,是不符合对价平衡原则的。

    三、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或谎称发生保险事故

    1.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在此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

    (1)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但并没有欺诈保险金目的,此时保险人能否解除合同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在保险立法中除了要充分考虑到如何规制与防范道德危险外,还必须考虑到该条款适用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如果行为人能从一个非法行为里获得法律承认的利益,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只要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了保险事故,不论其主观上是否为骗取保险金,保险人都可解除合同。

    (2)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是否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所制造的保险事故的发生为必要?笔者认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是意欲人为地促成保险赔偿责任的发生,严重背离了保险合同最大诚信原则的要求,不符合保险合同作为射幸合同其责任的承担取决于偶然事件的要求。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使得合同失去了履行的基础,故不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所制造的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保险人均可解除合同。

    (3)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中的一部分人故意制造了保险事故,保险人可以据此解除合同,对其他享有受益权的人是否公平?在此以一人身保险合同为例,但其理同样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如某女以自己为被保险人,投保了某保险公司的人身保险,受益人栏填配偶、父母。合同签订后不久,该女被其夫杀死。在此案中,如果保险公司可以解除合同,那么徐某父母的受益权也就被无端剥夺,这无疑是极不合理的。依笔者之见,当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时,让其丧失受益权远比赋予保险人合同解除权更为合理。

    2.谎称发生保险事故

    有学者认为,“被保险人等谎称发生保险事故,主观恶意明显,违反了诚信原则,但对价平衡原则并未遭到破坏,不应赋予保险人解除权。”[ ]笔者认为,对价平衡原则只是某些法定解除事由的立法根据,但非所有法定解除事由的立法根据。而最大诚信作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是确立法定解除原因的最根本依据。因为“保险业从根本上讲就是以诚信为本的行业,诚信是保险业的基石。背离了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制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因此,谎称发生保险事故的行为虽未破坏对价平衡原则,但严重违反了最大诚信原则,此时赋予保险人以解除合同的权利是妥当的。和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一样,对谎称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也应作一定的限制,即当受益人为此行为时,法律不能赋予保险人解除权,而应规定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四、违反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

    1.危险增加的内涵和特征

    危险程度的大小,是确定保险费率的重要依据。保险费率是根据合同订立时保险标的的状态确定的,若在合同成立后危险增加就使“保险合同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或动摇,原合同下的权利享有和义务的负担失去了平衡,继续按原合同的约定维持合同效力,将产生显失公平的后果”[ ]。因此,当出现了订立合同时当事人双方所无法预见的有关保险标的的危险因素及危险程度的增加情况时,投保人应将此事实及时告知保险人,使之能采取相应的措施补救。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实际上是基于情势变更原则而适用的,增加的危险应具备重要性、持续性和不可预见性的特点,如果增加的危险在合同订立时已为保险人预见或估计在内,那么增加的危险就在原合同风险范畴之内,无需通知。

    2.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对于投保人违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我国《保险法》规定,被保险人如未履行“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发生保险事故时,如果损失系由属于“危险增加”范围内的危险因素所引起,保险人对之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损失系由上述范围之外的危险因素所引起,保险人仍需承担赔偿责任。当被保险人履行了“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时,保险人可以要求投保人增加保险费,使保险合同继续有效;也可以解除合同,终止合同关系。该条立法的缺陷在于“对保险人利益保护至周,而忽视了保险合同对投保大众的风险保障功能。”[ ]因为增加的危险分为主观危险和客观危险,在客观危险增加的场合,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一样,都对增加的危险不可预见,但法律赋予保险人解除权,却让投保人独自承担危险增加的不利后果,有违保险保障的初衷。因此要对客观危险增加的合同解除权作必要限制,在客观危险增加的情况下,首先应加收保费,不得解除合同,除非该增加的危险是保险人不予承保的事项。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施文森.保险法总论[M].北京:三民书局,1985.

    [2]樊启荣.保险契约告知义务制度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保险实务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由于保险人的特殊地位，各国保险法一般都规定保险人不能随意解除保险合同，除非投保人有违法行为或重大的、特别规定的违约行为，从而平衡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财产保险合同的法定解除事由我国 法律 虽有规定，但在保险实务中仍有很多问题难以认定和解决，因此深入研究保险合同基本法理，准确把握财产保险合同解除事由的内容和范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不无裨益。 

 

作为保险业务的经营者、格式合同的拟定者，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十分明确，故其一旦订立合同后，就应该切实履行合同义务，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险保障，以不得解除合同为原则，以可以解除合同为例外。因此，各国保险立法一般都对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做出明文规定。本文主要讨论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一、违反如实告知义务 

 

1.如实告知义务的含义 

保险法上的告知，是指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就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有关重要情况向保险人所作的如实陈述。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一方面能使保险人正确估计危险，从而确定合理的保险费率；另一方面使得保险人不必对每一笔保险业务都亲自调查，降低了其签约成本，也使保险活动的普及和 发展 成为可能。但并非只要投保人未就有关保险标的的情况如实告知的，保险人就当然可以解除合同，应视其所未告知的事实是否为重要事项而定。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可认为是对“重要事项”的具体描述。 现代 保险法理论和实务已广泛认为，“被保险人故意或过失隐匿非重要事实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 ]如投保人所投保车辆的颜色为紫色，但其误告为蓝色，此事项和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无关，故即使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保险人也不能解除合同。 

2.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对于告知义务的违反，有的国家适用“无效主义”，而美国、德国、日本及我国均采用“解约主义”。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人除有权解除合同外，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 

3.未告知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并无关系时保险合同的解除的规定 

未告知的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并无关系时，保险人是否可以解除合同？对此问题，各国立法大体上有两种立法例：一种是非因果关系说，该说认为投保人只要有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事实，不论其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保险人都可以解除合同。其理论基础“显然侧重于投保人的诚实信用原则而忽略对价平衡性。保险人一概免除赔偿责任，对被保险人并不公平。” [ ]另一种是因果关系说，即只有投保人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的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保险人才可以解除合同。因果关系说克服了非因果关系说有时显失公平的缺陷，但其对保险人限制过严，又会造成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利益关系新的不平衡。依笔者之见，若未如实告知的事项属于投保人拒绝承保的事项，或者未如实告知的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的，无论投保人是故意还是过失未如实告知，保险人都可以解除合同；若无上述两种情况，则投保人系故意不如实告知方可解除合同。这种做法既考虑了诚实信用原则，又兼顾了对价平衡原则，也有助于对实践中保险纠纷的公平解决。 

 

二、违反安全维护义务 

 

1.义务主体 

按照我国保险法规定，该义务的义务主体是被保险人，这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同一人的场合并无问题，但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时，为何一个合同关系人不履行相关的法定义务，会使保险人获得合同解除权呢？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是自罗马法以来始终被两大法系所承认的原则，只有合同当事人才享有合同上的权利，也只有合同当事人才承担合同上的责任。然而随着近代商业活动范畴的日益扩大和内容的错综复杂，合同的相对性受到了冲击和突破，越来越多的第三人被法律直接纳入到合同的保护和规制范围之内，体现出国家基于契约正义、社会政策等的考虑，对契约自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干预。故被保险人虽非合同当事人，但其行为与合同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有密切关系时，法律直接规定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某些行为视为投保人的行为，从而使保险人取得合同解除权。 

2.义务实质 

是否被保险人只要有不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方面规定的行为，未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保险人就可以解除保险合同？笔者的意见是否定的，原因之一是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方面的规定非常之多，如果这些规定没有订入合同，被保险人很可能难以了解这些规定，让合同当事人履行他所不知的义务，于理不通；原因之二是这些规定既有实质性的规定，也有程序性的规定，对某些程序性规定的违反，根本不可能导致危险发生，不区分情况，就赋予保险人合同解除权，是不符合对价平衡原则的。 

 

三、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或谎称发生保险事故 

 

1.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在此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 

(1)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但并没有欺诈保险金目的，此时保险人能否解除合同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在保险立法中除了要充分考虑到如何规制与防范道德危险外，还必须考虑到该条款适用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如果行为人能从一个非法行为里获得法律承认的利益，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只要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了保险事故，不论其主观上是否为骗取保险金，保险人都可解除合同。 

(2)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是否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所制造的保险事故的发生为必要？笔者认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是意欲人为地促成保险赔偿责任的发生，严重背离了保险合同最大诚信原则的要求，不符合保险合同作为射幸合同其责任的承担取决于偶然事件的要求。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使得合同失去了履行的基础，故不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所制造的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保险人均可解除合同。 

(3)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中的一部分人故意制造了保险事故，保险人可以据此解除合同，对其他享有受益权的人是否公平？在此以一人身保险合同为例，但其理同样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如某女以自己为被保险人，投保了某保险公司的人身保险，受益人栏填配偶、父母。合同签订后不久，该女被其夫杀死。在此案中，如果保险公司可以解除合同，那么徐某父母的受益权也就被无端剥夺，这无疑是极不合理的。依笔者之见，当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时，让其丧失受益权远比赋予保险人合同解除权更为合理。 

2.谎称发生保险事故 

有学者认为，“被保险人等谎称发生保险事故，主观恶意明显，违反了诚信原则，但对价平衡原则并未遭到破坏，不应赋予保险人解除权。”[ ]笔者认为，对价平衡原则只是某些法定解除事由的立法根据，但非所有法定解除事由的立法根据。而最大诚信作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是确立法定解除原因的最根本依据。因为“保险业从根本上讲就是以诚信为本的行业，诚信是保险业的基石。背离了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制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因此，谎称发生保险事故的行为虽未破坏对价平衡原则，但严重违反了最大诚信原则，此时赋予保险人以解除合同的权利是妥当的。和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一样，对谎称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也应作一定的限制，即当受益人为此行为时， 法律 不能赋予保险人解除权，而应规定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四、违反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 

 

1.危险增加的内涵和特征 

危险程度的大小，是确定保险费率的重要依据。保险费率是根据合同订立时保险标的的状态确定的，若在合同成立后危险增加就使“保险合同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或动摇，原合同下的权利享有和义务的负担失去了平衡，继续按原合同的约定维持合同效力，将产生显失公平的后果”[ ]。因此，当出现了订立合同时当事人双方所无法预见的有关保险标的的危险因素及危险程度的增加情况时，投保人应将此事实及时告知保险人，使之能采取相应的措施补救。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实际上是基于情势变更原则而适用的，增加的危险应具备重要性、持续性和不可预见性的特点，如果增加的危险在合同订立时已为保险人预见或估计在内，那么增加的危险就在原合同风险范畴之内，无需通知。 

2.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对于投保人违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我国《保险法》规定，被保险人如未履行“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发生保险事故时，如果损失系由属于“危险增加”范围内的危险因素所引起，保险人对之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损失系由上述范围之外的危险因素所引起，保险人仍需承担赔偿责任。当被保险人履行了“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时，保险人可以要求投保人增加保险费，使保险合同继续有效；也可以解除合同，终止合同关系。该条立法的缺陷在于“对保险人利益保护至周，而忽视了保险合同对投保大众的风险保障功能。”[ ]因为增加的危险分为主观危险和客观危险，在客观危险增加的场合，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一样，都对增加的危险不可预见，但法律赋予保险人解除权，却让投保人独自承担危险增加的不利后果，有违保险保障的初衷。因此要对客观危险增加的合同解除权作必要限制，在客观危险增加的情况下，首先应加收保费，不得解除合同，除非该增加的危险是保险人不予承保的事项。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法学院 

 

参考 文献 ： 

保险实务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由于保险人的特殊地位，各国保险法一般都规定保险人不能随意解除保险合同，除非投保人有违法行为或重大的、特别规定的违约行为，从而平衡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财产保险合同的法定解除事由我国 法律 虽有规定，但在保险实务中仍有很多问题难以认定和解决，因此深入研究保险合同基本法理，准确把握财产保险合同解除事由的内容和范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不无裨益。

作为保险业务的经营者、格式合同的拟定者，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十分明确，故其一旦订立合同后，就应该切实履行合同义务，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险保障，以不得解除合同为原则，以可以解除合同为例外。因此，各国保险立法一般都对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做出明文规定。本文主要讨论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一、违反如实告知义务

1.如实告知义务的含义

保险法上的告知，是指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就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有关重要情况向保险人所作的如实陈述。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一方面能使保险人正确估计危险，从而确定合理的保险费率；另一方面使得保险人不必对每一笔保险业务都亲自调查，降低了其签约成本，也使保险活动的普及和 发展 成为可能。但并非只要投保人未就有关保险标的的情况如实告知的，保险人就当然可以解除合同，应视其所未告知的事实是否为重要事项而定。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可认为是对“重要事项”的具体描述。 现代 保险法理论和实务已广泛认为，“被保险人故意或过失隐匿非重要事实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 ]如投保人所投保车辆的颜色为紫色，但其误告为蓝色，此事项和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无关，故即使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保险人也不能解除合同。

2.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对于告知义务的违反，有的国家适用“无效主义”，而美国、德国、日本及我国均采用“解约主义”。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人除有权解除合同外，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

3.未告知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并无关系时保险合同的解除的规定

未告知的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并无关系时，保险人是否可以解除合同？对此问题，各国立法大体上有两种立法例：一种是非因果关系说，该说认为投保人只要有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事实，不论其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保险人都可以解除合同。其理论基础“显然侧重于投保人的诚实信用原则而忽略对价平衡性。保险人一概免除赔偿责任，对被保险人并不公平。” [ ]另一种是因果关系说，即只有投保人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的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保险人才可以解除合同。因果关系说克服了非因果关系说有时显失公平的缺陷，但其对保险人限制过严，又会造成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利益关系新的不平衡。依笔者之见，若未如实告知的事项属于投保人拒绝承保的事项，或者未如实告知的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的，无论投保人是故意还是过失未如实告知，保险人都可以解除合同；若无上述两种情况，则投保人系故意不如实告知方可解除合同。这种做法既考虑了诚实信用原则，又兼顾了对价平衡原则，也有助于对实践中保险纠纷的公平解决。

二、违反安全维护义务

1.义务主体

按照我国保险法规定，该义务的义务主体是被保险人，这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同一人的场合并无问题，但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时，为何一个合同关系人不履行相关的法定义务，会使保险人获得合同解除权呢？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是自罗马法以来始终被两大法系所承认的原则，只有合同当事人才享有合同上的权利，也只有合同当事人才承担合同上的责任。然而随着近代商业活动范畴的日益扩大和内容的错综复杂，合同的相对性受到了冲击和突破，越来越多的第三人被法律直接纳入到合同的保护和规制范围之内，体现出国家基于契约正义、社会政策等的考虑，对契约自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干预。故被保险人虽非合同当事人，但其行为与合同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有密切关系时，法律直接规定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某些行为视为投保人的行为，从而使保险人取得合同解除权。

2.义务实质

是否被保险人只要有不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方面规定的行为，未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保险人就可以解除保险合同？笔者的意见是否定的，原因之一是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方面的规定非常之多，如果这些规定没有订入合同，被保险人很可能难以了解这些规定，让合同当事人履行他所不知的义务，于理不通；原因之二是这些规定既有实质性的规定，也有程序性的规定，对某些程序性规定的违反，根本不可能导致危险发生，不区分情况，就赋予保险人合同解除权，是不符合对价平衡原则的。

三、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或谎称发生保险事故

1.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在此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

(1)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但并没有欺诈保险金目的，此时保险人能否解除合同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在保险立法中除了要充分考虑到如何规制与防范道德危险外，还必须考虑到该条款适用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如果行为人能从一个非法行为里获得法律承认的利益，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只要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了保险事故，不论其主观上是否为骗取保险金，保险人都可解除合同。

(2)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是否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所制造的保险事故的发生为必要？笔者认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是意欲人为地促成保险赔偿责任的发生，严重背离了保险合同最大诚信原则的要求，不符合保险合同作为射幸合同其责任的承担取决于偶然事件的要求。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使得合同失去了履行的基础，故不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所制造的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保险人均可解除合同。

(3)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中的一部分人故意制造了保险事故，保险人可以据此解除合同，对其他享有受益权的人是否公平？在此以一人身保险合同为例，但其理同样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如某女以自己为被保险人，投保了某保险公司的人身保险，受益人栏填配偶、父母。合同签订后不久，该女被其夫杀死。在此案中，如果保险公司可以解除合同，那么徐某父母的受益权也就被无端剥夺，这无疑是极不合理的。依笔者之见，当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时，让其丧失受益权远比赋予保险人合同解除权更为合理。

2.谎称发生保险事故

有学者认为，“被保险人等谎称发生保险事故，主观恶意明显，违反了诚信原则，但对价平衡原则并未遭到破坏，不应赋予保险人解除权。”[ ]笔者认为，对价平衡原则只是某些法定解除事由的立法根据，但非所有法定解除事由的立法根据。而最大诚信作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是确立法定解除原因的最根本依据。因为“保险业从根本上讲就是以诚信为本的行业，诚信是保险业的基石。背离了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制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因此，谎称发生保险事故的行为虽未破坏对价平衡原则，但严重违反了最大诚信原则，此时赋予保险人以解除合同的权利是妥当的。和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一样，对谎称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也应作一定的限制，即当受益人为此行为时， 法律 不能赋予保险人解除权，而应规定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四、违反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

1.危险增加的内涵和特征

危险程度的大小，是确定保险费率的重要依据。保险费率是根据合同订立时保险标的的状态确定的，若在合同成立后危险增加就使“保险合同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或动摇，原合同下的权利享有和义务的负担失去了平衡，继续按原合同的约定维持合同效力，将产生显失公平的后果”[ ]。因此，当出现了订立合同时当事人双方所无法预见的有关保险标的的危险因素及危险程度的增加情况时，投保人应将此事实及时告知保险人，使之能采取相应的措施补救。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实际上是基于情势变更原则而适用的，增加的危险应具备重要性、持续性和不可预见性的特点，如果增加的危险在合同订立时已为保险人预见或估计在内，那么增加的危险就在原合同风险范畴之内，无需通知。

2.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对于投保人违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我国《保险法》规定，被保险人如未履行“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发生保险事故时，如果损失系由属于“危险增加”范围内的危险因素所引起，保险人对之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损失系由上述范围之外的危险因素所引起，保险人仍需承担赔偿责任。当被保险人履行了“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时，保险人可以要求投保人增加保险费，使保险合同继续有效；也可以解除合同，终止合同关系。该条立法的缺陷在于“对保险人利益保护至周，而忽视了保险合同对投保大众的风险保障功能。”[ ]因为增加的危险分为主观危险和客观危险，在客观危险增加的场合，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一样，都对增加的危险不可预见，但法律赋予保险人解除权，却让投保人独自承担危险增加的不利后果，有违保险保障的初衷。因此要对客观危险增加的合同解除权作必要限制，在客观危险增加的情况下，首先应加收保费，不得解除合同，除非该增加的危险是保险人不予承保的事项。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法学院

参考 文献 ：

保险实务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社会保障实务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2-0236-02

一、《社会保障实务》课程改革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收入水平增加，抗风险意识的增强，加之国家政府各种优惠政策的推行，参加社会保险的人越来越多。2011年，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208亿人、4.7亿人、1.4亿人、1.8亿人、1.4亿人，而且参保人数每年还会持续增加，如养老保险以贵州为例，如2005-2011年，参保人数（含离退休人员）年增长率分别约为5.2%，6.6%，4.9%，9.1%，9.2%，9.6%。这需要大批的社会保障人才来完成与日俱增的社会保险业务。与此相反，社会保障人才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存在一定程度失衡。导致失衡的因素很多，其中一项就是，高校所培养专业学生人才与岗位、技能以及经验脱节，导致社会保障专业学生就业难或难以找到合适满意的工作。《社会保障实务》作为社会保障的专业课程，是社会保障专业最具有实践性的课程之一，理应对此进行教学方法和内容进行改革。

二、现阶段社会保实务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1.教学方法陈旧，教学开展效果差，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目前，由于受到技术条件、办学条件的限制，社会保障实务基本上是以多媒体方式讲授基础理论及办理流程。这种灌输式、单项式的教学，使得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社会保障知识。而且老师的授课过程也比较痛苦。如，GM校《社会保险实务》课程授课教师们的授课内容分为以下几种，一是定制教材，严格执行教材。授课内容理论性偏强，还与其他课程内容重复严重。学生对重复知识不感兴趣。二是讲授热点问题。据学生反应这种授课内容相较前一种好些。但知识不成体系，抓不住要点。三是讲解社会保险职位业务政策及操作过程。如采取传统讲授方式，由于法律法规政策，条款内容多，内容繁琐，文字表达死板，即使老师辛辛苦苦制作了丰富的多媒体课件，仍很难提起学生兴趣。总之，传统的灌输式的、单向的或交流较少的授课方式，不能获得好的课程效果，更不能有效地训练学生的思辨思维以及实操技能。

2.《社会保障实务》课程经典教材缺失

教材选择不科学、缺失将影响教学质量。目前，《社会保障实务》课程教材虽多，但不够系统，实践性不强。《社会保险实务》课程教材主要分类为：一类，介绍社会保障一般原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方向以及社会保险管理实务。这类教材偏重理论教学，且其所涉及的内容与《社会保险学》《社会保障概论》等有些重复。二类主要介绍社会保险岗位职责、业务知识及政策、业务岗位要求、业务办理。这类教材实践性比较强，但由于社会保障是一个发展中的学科，一些业务内容还不够成熟，不同地区做法不一样，因此，这类教材也只能基于实现，超越现实，只能是给出理论框架和操作要领。三类是主要介绍社会保险的办理流程的教材。通过学习可以让学生知道从社会保险登记、征缴、计发等流程。缺陷在于需要学生做大量的政策知识准备，否则上课效果不佳。教材缺失加之传统的教学方法，使得学生学习兴趣不浓。

3.社会保险实训室实验内容与教材内容相脱节

社会保障实务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课程，处于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目前许多学校都进行教学方式改革，增加了教学实践（实验），许多高校建立了实验室，购买社会保险实训软件，进行实验教学。但是实验软件在设计方面与教学内容联系不够紧密，软件开发存在诸多瑕疵。学生容易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分割对待。

三、进行社会保险实务教学方法及内容改革，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

1.建立社会保险实训室，采取实训为基础的互动教学方法

通过建立社会保险实训室，采取以实训为基础的互动教学方式的教学改革，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目前，许多高校致力于投入建立社会保险实训室，通过计算机技术对社会保险中心进行模拟。如GM校建立了社会保障职位模拟实验室，通过社会保险管理实训平台软件模拟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业务处理过程。学生可模拟每个社会保险业务岗位角色，模拟每种社会保险业务的办理流程。这种参与互动学生方式可将枯燥的理论知识转变为灵活的业务技能。既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也可以也提高学生的社会保险业务能力。实际上，这种教学方式运用较为广泛，一般理工科都有安排大量的操作，实验和实习等。对于文科建立类似的实训室，进行实训教学将有助于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合格的社会保障人。

2.编写科学合理的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践能力

针对目前社会保险实务教材的各种瑕疵，教师应在大量阅读与思考的基础上，编写生动、活波、内容丰富的教学内容，这些内容还应与所选择的教学方式相结合起来。例如，选择了实验教学，教师应熟练掌握软件的操作，并理解软件的缺陷，根据此准备实验所需的资料及业务知识。在课堂中教师不仅要注重理论知识的讲解，还有应注重学生的自我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结合社会保障职位特征及要求，让学生对相关业务知识进行学习。另外，合理合理安排理论学习时间和实践内容，通过营造一个学习交流环境，针对所遇到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做到教学知识性、实践性相统一。

参考文献：

[1]贾华.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年鉴（工作卷）2012[M]. 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中国人事出版社，2013

[2]贵州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贵州统计年鉴201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保险实务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健康险业务；保险公司；经营绩效

商业健康保险的重要性已不存在争议：微观上，健康保险可在医疗支出发生时减缓人们必须考虑医疗服务价格产生的精神压力而提高效用；宏观上，医疗支出对健康的边际产出较高，可提高老年人的平均生存时间；各国（地区）商业健康险在国民医疗保障体系的地位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而愈发受到重视。日益深化的改革和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决定了我国应充分发挥商业保险的市场配置作用，2014年8月国务院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积极利用市场作用以保障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可持续发展。

理论上，我国商业健康险理应有良好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健康保险（包括短期和长期）属于“第三领域”保险，这意味着健康险的经营主体最多；另一方面，有理论研究表明保险公司产品多元化程度会显著正向影响成本效率，即保险公司会通过产品多元化经营摊销经营成本。反观实践，我国商业健康险业务发展滞缓：健康险保费收入总量在保费总收入中占比不高，且健康险经营（供给）主体数并未随保险经营体总量的增加而同步增加。因此，探究其发展滞缓的原因成为促进我国现代（健康）保险服务业自身发展，服务经济社会的逻辑起点：国际上有国家通过对需求方税收优惠以扩大需求，2015年5月国务院通过的《关于开展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试点》决定正是为了“扩大需求”，但这可能只是一种促进健康险发展的有效途径。目前我国保险服务业发展阶段特性决定了供给的重要性，因此，本文试图另辟蹊径，从供给视角对此进行研究。

一、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已有一些文献对我国商业健康险发展滞缓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经营与发展战略不明、核心技术不足”，“社会医疗保险的挤出效应”，“专业化程度不高”等。大多数研究主要基于相关理论、采用定性的研究范式，相对而言缺乏实证支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根本在于认清供需双方的特征和市场发展基本规律，健康保险产品固有的价格需求弹性直接影响需求，我国保险服务业目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理论上在这一阶段的业务发展多为“供给拉动”模式；故“如何释放市场供给体对健康保险业务的供给”成为我国商业健康险业务发展的关键之一。区别于以往的文献，本文认为保险公司逐利本性和竞争理论可成为探究健康险滞缓原因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一般而言，内外环境的压力和企业逐利的本性驱使企业采取多元化经营策略进行竞争。该理论对分析主要健康险业务由非专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实践极为适用，若经营健康险能促进各类保险公司经营绩效，那逐利的各类非专业健康保险公司会坚持多元化经营策略，增大健康险的供给；反之则减少或退出供给。因此，从供给视角探究我国健康险滞缓的原因成为一种可行的重要研究路径，这也构成本文的行文思路和可能的研究框架与理论创新之处。

随着Chames和Cooper等对非参数数学规划边界的发展，效率研究快速发展。Cummins和Weiss多次进行了不同方法对美国保险业进行效率分析，成为国际上分析保险行业效率的主要和权威研究者。国内对保险业效率的研究随着保险市场的成长而逐渐受到重视，多用DEA或两阶段DEA进行保险公司或行业效率分析，研究内容包括保险公司的配置效率、规模效率、技术效率等多个方面。对文献梳理后发现，保险公司效率评估中已形成一个基本共识，即将寿险和非寿险公司进行分类评估。但现有文献的样本量一般不大且缺乏行业间或行业内的比较，几乎没有专门对健康险行业的文献。

相对而言，探究整个保险行业经营绩效影响因素的文献不多，而关于保险公司经营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存在争议。随着保险业务种类的丰富，有研究开始关注业务结构、多元化经营和绩效之间的关系：Meador等基于美国寿险业的实证研究认为分散经营多品种的保险企业（即产品多元化经营）比集中型保险企业更有效率，此文献开辟了业务结构对保险公司经营效率影响研究的先河；黄薇基于不区分“产寿”性质的混合公司样本的效率研究涉及产品多元化问题；刘志迎研究表明，车险业务比重对财产保险公司效率有显著正面影响；许莉的实证研究表明，产品多元化与财险公司绩效有着非线性关系。针对健康险业务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张强春认为主营寿险对健康保险有销售协同效应，多元化经营对健康险业务具有促进作用。

二、经营绩效的评估实证

Pelter F.Drucker将企业绩效定义为“最大限度地提高创造财富的能力”，Seherer和D.Rose认为绩效包括“生产和配置效率、技术进步等多维内容”。广义的绩效内含了效率的概念，而狭义的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受效率的影响。因此，经营绩效以效率力基础。效率主要应包括投入产出效率、X-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等类型，其核心研究主题是怎样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Rawson的研究发现，大多数经营主体会优先对现有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而不是重新组合；因此，资源配置效率成为效率评价的主要指标，《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二）》则直接将效率定义为“资源配置效率”，强调在资源和技术条件限制下尽可能满足人类需要的运行状况。Farrtll M.j的研究表明价格独立影响效率，自此技术效率成为衡量资源配置和公司经营效率的主要指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借保险公司技术效率表征公司的经营绩效。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当前用于评估效率的方法主要有参数法和非参数法，非参数数学规划方法相对于参数法可避免设定误差，并能够实现每个决策单位的最优化，主要包括随机边界分析和数据包括分析。Cummins对保险业效率的研究表明，在方法的选择上数学规划方法的得分与常规绩效度量指标的相关性优于计量经济学方法所得的分数。因此，本文选择基于规模报酬可变DEA模型的非参数方法，利用DEAP 2。1软件实现。

（二）样本公司和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

1.样本公司的选择。

围绕研究目的，本文将近年来健康险业务规模在平均值以上或业务规模变化不大的公司筛选作为备选项；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产寿险公司的比较，将属于同一保险集团或有独立的产寿险公司作为备选项；结合健康险“第三领域”的业务特性将专业健康险公司作为财产和人身保险公司的共选项；最终将样本分为非寿险公司组和人身保险公司组。兼顾数据的完备性、业务特征和样本公司资本属性，最终选择了人保寿险、国寿股份、平安人寿、英大人寿、中意等28家人身保险公司作为样本（中资12家，外资16家）；人保财险、国寿财险、太平财险、永安等21家非寿险公司作为样本（中资16家，外资5家）。从选择样本公司的健康险业务规模特征来看，除太平养老和昆仑健康保险公司在2009年、招商信诺在2010年和2013年、和谐健康在2011年出现了明显波动之外，所选样本近5年来健康险业务规模稳定，适合做长期分析。

2.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

投入指标：劳动力和金融资本基本上是没有争议的两个投入指标（Weiss、Cummins、Feeher、Berger等）。大量文献将营业费用作为投入指标之一（CLlmmins，黄薇等），另有些文献将固定资产作为投入指标之一（Fukuyama，黄薇等），本文认为这符合我国保险业正处于规模成长期的实际。最终，本文将员工数量、金融资本量（实收资本+资本公积）、营业费用（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业务及管理费）和固定资产作为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目前文献较为一致的选择包括“保费收入（Fecher、魏华林、田新民等）和赔付支出（Cummim and Zi、黄薇等）”，但还存在一定争议：（1）关于赔付支出的构成：考虑到不同类型保险公司经营特性，在赔付支出一项中，本文最终确定人身险公司赔付支出包括退保金及给付一项，而非寿险公司仅指赔款支出一项。（2）关于投资收益是否应作为产出指标：其他条件不变，本文试验结果表明投资收益对样本公司效率均有较大影响。最终，本文确定了保费收入、投资收益和差异化的赔付支出作为产出指标。

最终，投入产出指标样本空间的人身险组和非寿险组分别共计140个和105个决策单元，投入指标4个，产出指标3个；数据均由作者根据《中国保险统计年鉴》（2009―2014）整理得到。

（三）经营绩效评估实证结果

1.分年度评估结果。为了探究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因素，本文首先采用规模报酬可变一期DEA的multi-stage评估方法对各样本公司分年度进行效率评估，结果如表1所示。比较来看，非寿险公司的经营绩效普遍高于人身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这与前期一些未加入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的文献研究结论一致，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比较基础。

2.经营绩效变动趋势。为能从截面和时间两个维度对样本保险公司的效率进行评估，本文用Malmquist评估方法对效率进行分解并描述经营绩效变动情况。Malmquist指数用于描述DUM在两期之间的全要素投入产出的效率变动情况。Gmsskopf取几何平均值将Malmquist指数界定为：

其中，样本期间人身保险和非寿险公司各效率变化趋势总体一致。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两组样本在2010―2011年度均出现较大下降，这与前文分年度测算结论一致，说明将两个样本组进行比较分析是可行的。

三、健康保险业务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分析

（一）影响因素的选择

尽管本文关注的是健康保险规模对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但在研究中不可排除其他因素。从以往文献和前文研究可以看出，保险公司经营绩效与宏微观因素相关。Cummins利用美国人身保险公司的数据发现，公司规模、营销方式、所有权和人力资本对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率有较大影响；姚树洁用中国1999―2003年的数据验证了Cummins的研究结论。随着我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产权特点和公司国别性质对经营绩效产生的影响也逐渐被关注。田新民等的研究发现。国有寿险公司的年均经营效率值高于非国有寿险公司，外资的经营效率高于中资；结合研究目的，本文在前人研究的结论上提出相应的假设，将健康险业务规模作为经营绩效的影响因素解释变量之一。

（二）基本假设和模型设定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文样本选择、研究目的和内容，将下述6个因素作为影响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的解释变量，并提出表2中的若干基本假设。

（三）Tobit面板回归模型

其中，t和i表示年份和样本；被解释变量效率值EFF及其对数值LNEFF由前文DEA估测得出；解释变量数据由各年《保险统计年鉴》（2010―2014年）得出，RATE表示健康险保费收入占样本公司保费收入比例；LNASSE3S为公司总资产对数，衡量公司规模；ZX表示公司的营销渠道，用哑变量表示，如果公司的保费收入主要依靠直销（大于样本平均值）则取1，否则取0；CB表示公司类型，用哑变量表示，属于中资公司取值为0，外资或者中外合资公司取值1；EDU和LNEDU分别表示学士以上的公司员工占比及其对数值，用以衡量样本公司人力资本。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

（四）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

为了进一步分析健康保险业务规模对整个保险业经营绩效的影响，鉴于健康保险具有“第三领域”的业务特征而专业健康险公司兼具“产寿”两类公司经营特性的基本条件，本文将两组样本合并，剔除可能引起多重共线的非寿险组中的专业健康险公司作为总体样本（225次观测）。通过实证结果的比较，最终选择检验结果通过了多重共线性检验、不存在异方差，具有较高解释力（P>ehi2在10%以下，rho较大）的模型：非寿险公司样本组适宜选择模型1，而人身保险公司样本组适宜选择模型2，总体样本组适宜选择模型1。为进一步挖掘经营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其显著性，本文采用了逐步删除回归方程中非显著性解释变量的方式进行逐步回归。影响因素实证结果梳理如表4所示。

根据实证结果，非寿险公司经营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1）公司营销方式；（2）集团化的组织形式；（3）人力资本结构。其中人力资本略不显著（显著水平在15%以下），集团化对公司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影响，而直销方式对绩效产生显著负向影响。随着非显著性解释变量的删除，本文关注的健康险业务规模对非寿险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呈现出非显著的负向影响。相对而言，人身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1）公司资产规模；（2）集体化的组织形式；（3）人力资本结构。其中：公司资产规模显著正向影响人身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集团化对人身险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与非寿险公司相反，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人力资本结构对人身保险公司经营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随着非显著性解释变量的删除，本文关注的健康险业务规模对人身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出现显著的正向影响（显著水平15%以下）。

总体样本组经营绩效的Tobit回归结果显示，集体化经营和人力资本结构对保险行业经营绩效影响较大，均与经营绩效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本文关注的健康险业务规模对整个保险业经。绩效产生非显著的负向影响。

四、结论、启示与建议

健康险的经营特征决定了专业健康保险公司与寿险和非寿险公司均有较强的可比性。本文借鉴前人研究，通过多次试验筛选出较为科学的投入产出指标进行公司经营绩效评估，试图通过分析健康险业务规模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以探究我国商业健康险供给不足的原因。

利用DEA-Tobit两步法，本文得出以下几个基本结论：（1）包含了专业健康险公司的人身险和非寿险公司经营绩效呈现出相同的变动趋势，为进一步经营绩效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提供了可能；（2）总体来说，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结论基本吻合研究假说和先前的文献研究结论，个别指标因为所选择的样本和观测时段不同而出现差异；（3）健康险业务规模对不同类型的样本产生影响不同：对人身险公司产生一定的正向影响（但显著性不高），对非寿险和整个保险行业的经营绩效产生非显著的负向影响趋势。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本文最初提出的假说，即：我国当前商业健康险滞缓的原因之一是市场供给方――保险公司缺乏经营健康险的动力，而原因在于健康险业务并不能明显促进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

保险实务论文范文第13篇

论文关键词：重复保险，法律构成，通知义务，效力

 

一、重复保险的概念界定

重复保险，也称复保险，其具体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重复保险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数个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合同的行为，且各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总和超出保险标的价额。德国、法国、日本和韩国均采纳此观点。广义的重复保险指要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数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契约，而该数个保险契约，均须于同一保险期间内发生效力而言。[1]48意大利和我国的台湾地区认同此种定义。两者主要区别在于总的保险金额是否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

新《保险法》第56条第4款规定：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与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且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保险。与旧《保险法》相比，新规定由广义说转而采用狭义说，严格限定了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应该超出保险标的价值。事实上，由于重复保险的目的在于合理分担各保险人的赔偿责任，没有过多考虑各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之和是否超过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将重复保险限定于超额的重复保险，并没有多少实益。[2]188-189因此，台湾地区在2007年对《保险法》进行修订时，仍然坚持广义说。从这个方面讲，大陆地区关于重复保险的新规定没有充分考虑实际生活的需要，使一部分正当投保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当然，从民法角度思考旧《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不难发现法律论文，旧《保险法》存在同时使用广义和狭义概念的体系冲突，造成该条文理解和适用上的困难。因此，新《保险法》虽然导致重复保险在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出现巨大隔阂，但仍有益于法律概念的精确和适用的便利，应予肯定。

二、重复保险的法律构成

根据新《保险法》对重复保险的界定，其构成要件如下：

（一）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特定性。现代保险理论和实务普遍认为，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是否是保险利益主体并不重要，关键是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是否是保险利益主体。在财产保险中，只有被保险人有权依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填补损害，“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并无实际意义”，[3]31因此，重复保险的要件之一是被保险人相同。投保人针对同一保险标的的不同保险利益投保，通常情况下，不构成重复保险，但是，若该保险利益存在权利混同或者吸收，构成重复保险。[4]103因此，重复保险的构成要件之一是同一保险标的，而非同一保险利益。但新《保险法》第56条第4款未明确指出重复保险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为同一人，因此难以避免投保人同一或不同一的情形下被保险人的不当得利，而若仅以投保人同一为构成要件，不论被保险人同一或者非同一，保险人都需要对同一保险事故进行两次以上的赔偿，造成不当得利的机率远大于以同一被保险人为构成要件的情况。

（二）保险责任期间的重叠性。重复保险责任期间的重叠性包括全部重叠和部分重叠。全部重叠，则保险责任的起讫时间完全相同，亦称同时复保险。部分重叠，则保险责任的起讫时间非完全相同，但存在部分相同，亦称异时复保险。“不过保险期间之始期及终期， 并不以绝对相同为必要，只期间有一段重复，则在其重复期间内，仍为复保险契约。”[5]48所谓同一期间法律论文，不必数个保险契约之始期与终期，完全相同，只须其一部分的期间，立于交叉关系，而发生共利之利害者，即成为复保险。[6]115此外，有教材认为这里的“期间”是指数个保险合同的“生效期间”。[7]256事实上，由于保险合同的生效期间并不一定与保险责任期间完全一致，有时保险合同已生效，但保险责任期间未开始，因此，该这里的“期间，应指保险“责任期间”，而非保险合同“生效期间”。新《保险法》第56条未明确对此构成要件作出规定，实为不足。

（三）保险危险或保险事故的同一性。新《保险法》规定，同一保险事故是重复保险的必备要件。重复保险中，保险合同承保的保险危险或者保险事故并不要求完全一致，只需存在共性即可。一方面要求数个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事故范围有重合处，唯此种重合之保险事故方为同一保险事故；另一方面要求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所发生的是各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同一保险事故。只有各个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是同一保险事故，且其与实际发生的保险事故亦均为同一事故，方构成重复保险的同一保险事故。若各个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标的与保险利益是同一的，但其约定的保险事故各不相同，则不能构成重复保险。

（四）保险人与保险合同的复数性。各国保险法均规定，重复保险投保人是与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个保险合同，即保险人应当多数且不同，并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合同。如果对同一保险利益与同一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即使保险期间相同、保险事故相同、被保险人相同，也可能不成立重复保险，仅是单保险的一种特殊。但是新《保险法》仅规定了重复保险的保险人需为复数，这一规定未尽完善。在保险人为复数的情况下，并不能想当然的推理出多份保险合同，也可能会产生一份保险合同，所以，必须强调重复保险合同的复数性。

三、重复保险的通知义务

新《保险法》第56条第1款规定：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新规定对投保人课以主动向各保险人告知重复保险具体情况的法定义务，有进步意义法律论文，但却在通知义务所涉及的通知事项、方式以及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都缺乏具体规定，使通知义务难以发挥真正作用。

（一）投保人的具体通知事项。韩国《商法》第672条第2款规定：投保人应当向各保险人通知各个保险合同的内容。德国《保险契约法》第58条第2款规定：通知中应包括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和具体的保险金额。台湾地区《保险法》第36条规定：复保险，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将他保险人之名称及保险金额通知各保险人。由此得知，投保人的重复保险通知事项不仅应当包括与之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人的名称和住所，还应当包括保险标的、保险价值、保险金额、保险责任范围和保险期间等事项。但新《保险法》关于投保人应予通知的“有关情况”显得过于抽象和宽泛，令投保人难以明确具体内涵，不利于保险人“知情权”的保护。

（二）投保人履行通知义务的方式。各国法律原则上允许投保人采取口头方式或书面方式为之。新《保险法》亦取同样要求。但应当注意，重复保险的通知属于保险人主动询问的内容，如果保险人不加以询问，投保人不为通知义务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因为投保人和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信息不对称，保险人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保险经验，投保人只是偶尔为之，对保险本身及其相关规则了解甚少。可见，投保人履行重复保险通知义务的方式取决于保险人的询问方式，保险人以书面询问的，投保人应当以书面方式为之；保险人以口头询问的，投保人应当以口头方式为之。但是投保人在以下情形应享有免除通知义务：一是保险人已经知道或者在通常的业务活动中应当知道的重复保险；二是经保险人申明不需告知的重复保险；三是投保人按照默示或者明示担保条款不需告知的重复保险。[8]40

（三）通知义务履行的证明。各国保险法虽对重复保险的通知方式没有作出任何规定，但以各国保险法所规定的对未履行通知义务的重复保险的严苛的法律后果而言，它要求投保人对于重复保险的通知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在我国新《保险法》中，关于重复保险中是否履行通知义务，没有关于法律后果的规定，因此也就缺少举证责任存在的意义，这是我国保险立法上的不足。

（四）通知义务的后果。其一，投保人故意不为重复保险通知或意图不当得利而为重复保险的，其合同无效；其二，善意之重复保险，其保险金额之总额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者，除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之全部价值，仅就其所保金额负比例分担之责。但赔偿总额，不得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其三，善意订立数个保险合同，其保险金额之总额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者，在危险发生前法律论文，投保人得依超过部分，要求比例返还保险费。保险合同因恶意重复保险而无效时，保险人如不知情，应取得保险费。虽然新法规定了投保人须履行重复保险通知义务，但却没有规定任何有关违反该义务后的法律后果。此种立法规定会导致以下不正常情形：一是使法律对重复保险通知义务的规定形同具文，因为不论投保人通知与否，法律后果均相同，而且投保人不履行通知义务，还可能造成保险人不知晓重复保险的存在，而使投保人有获得不当得利的潜在机会；二是不区分恶意与善意的投保人，使有恶意的被保险人，在企图以不正当手段诈领保险金，损害保险制度的诚实信用原则时，仍有取得保险金的可能。因此，缺少违反通知义务的责任内容规定，也是新《保险法》的缺失之处。

四、重复保险的效力

基于新《保险法》在重复保险的通知义务上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规定，保险实务中难以对保险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予以明确，进而产生许多的矛盾和纠纷。而这一立法缺失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国保险法在立法理念上，对于重复保险的法律效果未能从当事人主观心态的立场加以划分。[9]72解决这一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采用各国保险法通例，针对投保人的主观心态，在我国《保险法》中明确区分投保人的善意与恶意，给予不同的法律评价，通过增加重复保险强制通知义务规则，从而赋予重复保险通知以不同的法律后果，使重复保险的利益保护机制发挥应有的功效。

（一）恶意复保险的效力。对于恶意重复保险，由于投保人企图谋取不法利益，破坏保险制度分散危险、填补损失的宗旨及功能，因此，各国和地区立法例多规定重复保险中恶意订立的保险合同无效，我国新《保险法》虽没有对恶意复保险做出规定，但第56条第1款关于“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的规定，在立法上已经实质上确认投保人在不为重复保险通知时，具有恶意的存在。因此，对有重复保险而未尽通知义务的投保人法律论文，仍可以适用保险法第56条第2款规定，即“重复保险的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据此，在我国保险法上，将恶意的不履行通知义务的投保人与履行通知义务的善意投保人相比较，其法律上的后果是相同的。这一立法目的，虽然是为了在保险司法实务中起到简化规则、防止法官滥用司法裁量权的作用，但是因其不区别恶意投保人与善意投保人而使其承担同等后果，显然有失公正。

（二）善意重复保险的效力。对于善意重复保险，各国和地区立法例所采取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日本的优先承包主义。将重复保险分为同时重复保险与异时重复保险。同时重复保险时采用的是比例分担主义；而异时重复保险，则按保险合同成立的先后顺序，在保险价值额度内，前保险人先负担保险金，对负担不足以填补全部损害时，由后保险人继续承担填补损失的责任。[10]341二是法国和瑞士采用的比例分担主义。不论构成重复保险的各保险合同是同时成立抑或异时成立，各保险人仅按照其所保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负分担赔偿责任。三是连带赔偿主义。在重复保险中，不问各保险合同成立的先后均属有效，各保险人在其保险金额限度内，对被保险人负连带赔偿责任；被保险人可向全体保险人或其中一人主张求偿。保险人给付保险金超过其应付的保险金额后，就各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与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得向其他保险人行使求偿权。但投保人的全部请求不得逾损害之总额。[11]33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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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邹海林.保险法教程（第二版）[M].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

[3]邹海林.论保险利益原则及其适用[J]. 中外法学，1996，5．

[4]桂裕.保险法论[M]. 台北：三民书局，1981．

[5]郑玉波.保险法论（第五版）[M]. 台北：三民书局，1978．

[6]张国键.商事法论?保险法（修订六版）[M]. 台北：三民书局，1978．

[7]徐卫东.保险法学[M]. 科学出版社，2004．

[8]邹海林.保险法[M]. 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

[9]江朝国.初探两岸保险契约法[J]. 政大法学评论，1996，56．

[10][11]林群弼.保险法论[M]. 台北：三民书局，2003．

保险实务论文范文第14篇

论文关键词：重复保险，法律构成，通知义务，效力

 

一、重复保险的概念界定

重复保险，也称复保险，其具体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重复保险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数个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合同的行为，且各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总和超出保险标的价额。德国、法国、日本和韩国均采纳此观点。广义的重复保险指要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数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契约，而该数个保险契约，均须于同一保险期间内发生效力而言。[1]48意大利和我国的台湾地区认同此种定义。两者主要区别在于总的保险金额是否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

新《保险法》第56条第4款规定：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与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且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保险。与旧《保险法》相比，新规定由广义说转而采用狭义说，严格限定了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应该超出保险标的价值。事实上，由于重复保险的目的在于合理分担各保险人的赔偿责任，没有过多考虑各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之和是否超过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将重复保险限定于超额的重复保险，并没有多少实益。[2]188-189因此，台湾地区在2007年对《保险法》进行修订时，仍然坚持广义说。从这个方面讲，大陆地区关于重复保险的新规定没有充分考虑实际生活的需要，使一部分正当投保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当然，从民法角度思考旧《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不难发现法律论文，旧《保险法》存在同时使用广义和狭义概念的体系冲突，造成该条文理解和适用上的困难。因此，新《保险法》虽然导致重复保险在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出现巨大隔阂，但仍有益于法律概念的精确和适用的便利，应予肯定。

二、重复保险的法律构成

根据新《保险法》对重复保险的界定，其构成要件如下：

（一）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特定性。现代保险理论和实务普遍认为，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是否是保险利益主体并不重要，关键是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是否是保险利益主体。在财产保险中，只有被保险人有权依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填补损害，“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并无实际意义”，[3]31因此，重复保险的要件之一是被保险人相同。投保人针对同一保险标的的不同保险利益投保，通常情况下，不构成重复保险，但是，若该保险利益存在权利混同或者吸收，构成重复保险。[4]103因此，重复保险的构成要件之一是同一保险标的，而非同一保险利益。但新《保险法》第56条第4款未明确指出重复保险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为同一人，因此难以避免投保人同一或不同一的情形下被保险人的不当得利，而若仅以投保人同一为构成要件，不论被保险人同一或者非同一，保险人都需要对同一保险事故进行两次以上的赔偿，造成不当得利的机率远大于以同一被保险人为构成要件的情况。

（二）保险责任期间的重叠性。重复保险责任期间的重叠性包括全部重叠和部分重叠。全部重叠，则保险责任的起讫时间完全相同，亦称同时复保险。部分重叠，则保险责任的起讫时间非完全相同，但存在部分相同，亦称异时复保险。“不过保险期间之始期及终期， 并不以绝对相同为必要，只期间有一段重复，则在其重复期间内，仍为复保险契约。”[5]48所谓同一期间法律论文，不必数个保险契约之始期与终期，完全相同，只须其一部分的期间，立于交叉关系，而发生共利之利害者，即成为复保险。[6]115此外，有教材认为这里的“期间”是指数个保险合同的“生效期间”。[7]256事实上，由于保险合同的生效期间并不一定与保险责任期间完全一致，有时保险合同已生效，但保险责任期间未开始，因此，该这里的“期间，应指保险“责任期间”，而非保险合同“生效期间”。新《保险法》第56条未明确对此构成要件作出规定，实为不足。

（三）保险危险或保险事故的同一性。新《保险法》规定，同一保险事故是重复保险的必备要件。重复保险中，保险合同承保的保险危险或者保险事故并不要求完全一致，只需存在共性即可。一方面要求数个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事故范围有重合处，唯此种重合之保险事故方为同一保险事故；另一方面要求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所发生的是各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同一保险事故。只有各个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是同一保险事故，且其与实际发生的保险事故亦均为同一事故，方构成重复保险的同一保险事故。若各个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标的与保险利益是同一的，但其约定的保险事故各不相同，则不能构成重复保险。

（四）保险人与保险合同的复数性。各国保险法均规定，重复保险投保人是与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个保险合同，即保险人应当多数且不同，并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合同。如果对同一保险利益与同一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即使保险期间相同、保险事故相同、被保险人相同，也可能不成立重复保险，仅是单保险的一种特殊。但是新《保险法》仅规定了重复保险的保险人需为复数，这一规定未尽完善。在保险人为复数的情况下，并不能想当然的推理出多份保险合同，也可能会产生一份保险合同，所以，必须强调重复保险合同的复数性。

三、重复保险的通知义务

新《保险法》第56条第1款规定：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新规定对投保人课以主动向各保险人告知重复保险具体情况的法定义务，有进步意义法律论文，但却在通知义务所涉及的通知事项、方式以及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都缺乏具体规定，使通知义务难以发挥真正作用。

（一）投保人的具体通知事项。韩国《商法》第672条第2款规定：投保人应当向各保险人通知各个保险合同的内容。德国《保险契约法》第58条第2款规定：通知中应包括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和具体的保险金额。台湾地区《保险法》第36条规定：复保险，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将他保险人之名称及保险金额通知各保险人。由此得知，投保人的重复保险通知事项不仅应当包括与之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人的名称和住所，还应当包括保险标的、保险价值、保险金额、保险责任范围和保险期间等事项。但新《保险法》关于投保人应予通知的“有关情况”显得过于抽象和宽泛，令投保人难以明确具体内涵，不利于保险人“知情权”的保护。

（二）投保人履行通知义务的方式。各国法律原则上允许投保人采取口头方式或书面方式为之。新《保险法》亦取同样要求。但应当注意，重复保险的通知属于保险人主动询问的内容，如果保险人不加以询问，投保人不为通知义务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因为投保人和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信息不对称，保险人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保险经验，投保人只是偶尔为之，对保险本身及其相关规则了解甚少。可见，投保人履行重复保险通知义务的方式取决于保险人的询问方式，保险人以书面询问的，投保人应当以书面方式为之；保险人以口头询问的，投保人应当以口头方式为之。但是投保人在以下情形应享有免除通知义务：一是保险人已经知道或者在通常的业务活动中应当知道的重复保险；二是经保险人申明不需告知的重复保险；三是投保人按照默示或者明示担保条款不需告知的重复保险。[8]40

（三）通知义务履行的证明。各国保险法虽对重复保险的通知方式没有作出任何规定，但以各国保险法所规定的对未履行通知义务的重复保险的严苛的法律后果而言，它要求投保人对于重复保险的通知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在我国新《保险法》中，关于重复保险中是否履行通知义务，没有关于法律后果的规定，因此也就缺少举证责任存在的意义，这是我国保险立法上的不足。

（四）通知义务的后果。其一，投保人故意不为重复保险通知或意图不当得利而为重复保险的，其合同无效；其二，善意之重复保险，其保险金额之总额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者，除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之全部价值，仅就其所保金额负比例分担之责。但赔偿总额，不得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其三，善意订立数个保险合同，其保险金额之总额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者，在危险发生前法律论文，投保人得依超过部分，要求比例返还保险费。保险合同因恶意重复保险而无效时，保险人如不知情，应取得保险费。虽然新法规定了投保人须履行重复保险通知义务，但却没有规定任何有关违反该义务后的法律后果。此种立法规定会导致以下不正常情形：一是使法律对重复保险通知义务的规定形同具文，因为不论投保人通知与否，法律后果均相同，而且投保人不履行通知义务，还可能造成保险人不知晓重复保险的存在，而使投保人有获得不当得利的潜在机会；二是不区分恶意与善意的投保人，使有恶意的被保险人，在企图以不正当手段诈领保险金，损害保险制度的诚实信用原则时，仍有取得保险金的可能。因此，缺少违反通知义务的责任内容规定，也是新《保险法》的缺失之处。

四、重复保险的效力

基于新《保险法》在重复保险的通知义务上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规定，保险实务中难以对保险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予以明确，进而产生许多的矛盾和纠纷。而这一立法缺失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国保险法在立法理念上，对于重复保险的法律效果未能从当事人主观心态的立场加以划分。[9]72解决这一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采用各国保险法通例，针对投保人的主观心态，在我国《保险法》中明确区分投保人的善意与恶意，给予不同的法律评价，通过增加重复保险强制通知义务规则，从而赋予重复保险通知以不同的法律后果，使重复保险的利益保护机制发挥应有的功效。

（一）恶意复保险的效力。对于恶意重复保险，由于投保人企图谋取不法利益，破坏保险制度分散危险、填补损失的宗旨及功能，因此，各国和地区立法例多规定重复保险中恶意订立的保险合同无效，我国新《保险法》虽没有对恶意复保险做出规定，但第56条第1款关于“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的规定，在立法上已经实质上确认投保人在不为重复保险通知时，具有恶意的存在。因此，对有重复保险而未尽通知义务的投保人法律论文，仍可以适用保险法第56条第2款规定，即“重复保险的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据此，在我国保险法上，将恶意的不履行通知义务的投保人与履行通知义务的善意投保人相比较，其法律上的后果是相同的。这一立法目的，虽然是为了在保险司法实务中起到简化规则、防止法官滥用司法裁量权的作用，但是因其不区别恶意投保人与善意投保人而使其承担同等后果，显然有失公正。

（二）善意重复保险的效力。对于善意重复保险，各国和地区立法例所采取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日本的优先承包主义。将重复保险分为同时重复保险与异时重复保险。同时重复保险时采用的是比例分担主义；而异时重复保险，则按保险合同成立的先后顺序，在保险价值额度内，前保险人先负担保险金，对负担不足以填补全部损害时，由后保险人继续承担填补损失的责任。[10]341二是法国和瑞士采用的比例分担主义。不论构成重复保险的各保险合同是同时成立抑或异时成立，各保险人仅按照其所保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负分担赔偿责任。三是连带赔偿主义。在重复保险中，不问各保险合同成立的先后均属有效，各保险人在其保险金额限度内，对被保险人负连带赔偿责任；被保险人可向全体保险人或其中一人主张求偿。保险人给付保险金超过其应付的保险金额后，就各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与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得向其他保险人行使求偿权。但投保人的全部请求不得逾损害之总额。[11]339

[参考文献]

[1]梁宇贤.保险法实例解说（修订版）[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邹海林.保险法教程（第二版）[M].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

[3]邹海林.论保险利益原则及其适用[J]. 中外法学，1996，5．

[4]桂裕.保险法论[M]. 台北：三民书局，1981．

[5]郑玉波.保险法论（第五版）[M]. 台北：三民书局，1978．

[6]张国键.商事法论?保险法（修订六版）[M]. 台北：三民书局，1978．

[7]徐卫东.保险法学[M]. 科学出版社，2004．

[8]邹海林.保险法[M]. 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

[9]江朝国.初探两岸保险契约法[J]. 政大法学评论，1996，56．

[10][11]林群弼.保险法论[M]. 台北：三民书局，2003．

保险实务论文范文第15篇

保险业创新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产品创新的周期太长

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的保险公司，基本上是投保人有需求，公司就能开发出所需要的产品。而我国保险业在产品创新方面显得不足，以家财险为例，目前各公司的产品基本与20世纪80年代的条款费率相差无几。据统计，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752元，人均居住面积7平米；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7703元，人均居住面积21平米，分别增长9倍和2倍。人民生活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而我们还采用老的条款费率显然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需求。

任何一种产品都有其周期性，如果不能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而及时创新，就必然落后，这也是我国家财险业务多年来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2002年全国家财险保费收入24亿元，仅占产险总保费的5.4%.1985年至2002年平均递增6.9%，低于总保费递增速度23.8个百分点。

（二）服务创新的张力不够

在我国内地的一些保险企业中，不仅存在着展业理赔“两张脸”的现象（即拓展业务时笑脸相迎，一旦客户索赔时却脸拉得很长，判若两人），造成了保险资源的严重毁灭。更有甚者，有的业务员为了追求个人业绩，夸大产品功能，误导消费者，造成群体上访，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近年来，通过市场整顿，这些问题虽有明显好转，但仍存在服务链脱节现象（即只注重承保和理赔两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由温饱步入小康，对保险服务的需求不再仅仅是承保和理赔，而是包括保险咨询、风险评估、保险方案设计、承保后的风险防范和管理、保险条件优化和保险补偿等在内的全程服务。只注重两端而忽视全程服务，势必造成业务脱节，失去市场，降低竞争能力。

（三）理论创新的突破不大

我国保险业经过50多年的发展，学习借鉴了一些国外的保险理论，但还没有形成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比较成熟的保险理论。保险业恢复经营之前，我国保险理论集中于马克思、列宁等对社会剩余中需要保险基金扣除的论述。保险业恢复经营后，保险理论研究日渐繁荣，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保险是否是商品”为主题的大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我国保险理论研究的顶峰。此后，随着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我国保险理论基本上是“拿来主义”，结合我国保险业自身实践的理论创新较少，更没有什么突破。目前，不仅大专院校教课书采用的内容多半是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形成的理论，就连保险公司和保险监管部门也没有太大的突破。其中，对国外研究成果模仿者居多，对中国保险现存问题描述性讨论较多，普遍缺乏对现象背后内在逻辑的理解。实际上，保险问题和所有经济问题一样，都有其社会制度背景，如果忽略这种背景，盲目与国际接轨，只能是浮在表层上，不会有大的突破和进展，对保险业发展的指导作用也不会太强。

保险业创新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一）创新动力差

1.市场竞争不充分。目前我国的保险市场主体数量仍偏少，市场竞争不充分，最大的三家产险公司 （中国人保、平安和太平洋）占产险市场的94%，三家最大的寿险公司 （中国人寿、平安和太平洋）占到寿险市场的91%，部分地区仍处于独家经营的状态。高市场集中度造成供给主体间竞争压力不足，创新驱动力较弱。

2.政策环境不宽松。长久以来，我国对保险业在产品费率、条款、机构、人员、资金运用等方面实行较严格管制，保险创新的空间相对狭小。

3.创新产品欠保护。在保险产品创新的过程中，保单上关于承保范围、保险价格、险种的设置都必须以文字进行清晰的描述，并进而公示投保人知晓。文字的这种开放性使得对保单条款进行的任何创新性改动都极易为竞争对手所知，且极易被对方模仿。而与此同时，模仿者却不必为此付费，尤其是在我国，由于知识产权，特别是以文字表现的产品的归屑不易识别，目前还缺乏对保险公司创新成果进行保护的有效手段。即使有相关的法令出台，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执行过程中也会面临一些困难。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公司进行保险产品创新的积极性。

4.创新者价值难体现。创新本身蕴涵着风险，特别是创新的失败将给创新者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果没有一定的风险补偿，创新者宁愿放弃创新，以规避创新可能失败的潜在风险。所以，创新的动力需要一定的激励和保护措施作保证，以使创新者承担的风险和收益对称。目前，各保险公司内部的管理制度和人事制度，对于技术人才、创新人才和创新行为缺乏有效的鼓励和保护。在此情况下，有创新能力与愿望者为规避风险，也更倾向于选择少创新或不创新。

5.管理者短期行为。长期以来，我国对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和管理始终存在着体制性问题，难以建立起保障企业经营管理的连续性和长期性的有效制度。这一制度性问题导致保险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其他行业的企业家一样普遍在经营管理中表现出较强的短期行为，求稳、求急心态过重，对投人大、风险高、见效慢、评价不一的创新问题缺乏积极性，主观上限制了创新行为的发生。

（二）创新投入少

创新需要资金的支持。保险创新过程涉及到大量的市场调研和可行性研究，以及对承保成本与收益所进行的尽可能准确的衡量和测算，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同时，因为回报的不确定性，这部分投入又有较大的风险。因此，筹集创新资本而不是负债来进行创新是更加安全的方式。

但从目前来看，我国内资保险公司的资本空间不容乐观。一方面是与保险市场庞大需求相适应的行业性高速扩张；另一方面则是寿险业的利差损、财险业的高赔付率现状。这些都使得保险公司资本金明显过小，自身的抗风险能力较弱，很难再进行创新投入。加上我国保险企业在竞争中更多地关注于市场份额的高低，忽视对市场的研究，保险创新也就因缺乏资金支持而步履维艰。

从国外的一般情况看，有实力的保险机构都拥有强大的研究机构及专项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来支撑保险创新。比如，瑞士苏黎世金融集团、美国信安保险公司、瑞士再保险公司都有逾200人的研究人员，每年用于研究的经费比我国所有公司用于研究的经费总和还要多。

（三）创新人才缺

各种专业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渐进、累积的过程。我国停办国内保险业务长达20年之久，所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对保险业需要的展业、精算、承保、投资、理赔等特殊人才的培养出现了断层。在保险业恢复经营的很长时间内，保险业最好的“人才”被认为是能在最短时间内把保单销出去、把保费“赚”进来的人员。因此，许多专业人才如精算、核保、核赔、法律、管理等方面的人才，在储备和培养上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因素是造成我国保险业人才缺乏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保险业处在快速发展时期，国内中、外资的保险公司急欲扩充业务，保险人才需求旺盛，但市场上专业人才缺乏，这不但不能很好地适应保险业创新的需要，也给中国保险业创新带来很大的风险。

保险创新的方向及目标

（一）整合理论创新力量充分发挥保险监管部门的组织协调作用，整合业界、学界和监管界等各自在保险理论研究上的优势力量，是实现理论创新突破的重要途径。

目前，保险公司和大专院校等都聚集着一批精英，但大都各自为战。业界的理论研究者具有丰富的实践知识，但其研究缺乏对保险业实践前瞻性、深层次的提炼和总结，理论提升不足，很难有较大的理论突破；学界具有较强的抽象与逻辑思维能力、理论分析能力，但缺少实践经验，其研究成果中规范研究偏多，实证研究与数量研究较少，一些研究还与实际脱节。如果让保险学会从中搭桥，把这两股力量整合起来，实现互补，便会形成强大的研究力量。保监会可借助这一力量建立一个相对紧密型的保险研究机构，同时倡导和鼓励理论创新，加大理论创新投入，推动保险理论创新研究。对我国50多年来相对零散的保险理论成果、保险业数据资料进行归类整理，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保险业实际和未来发展趋势，借鉴国际保险理论的优秀成果，着力构建我国保险理论的系统性框架，寻求保险理论新的突破，为加快保险业发展提供指导。

（二）加快产品创新速度

市场需求是拉动产品创新的主要因素。早在1974年美国学者厄特巴克就得出一项结论：60%—80%的创新是需求拉动的。因此，无论寿险还是产险险种开发与创新都应该注重改变目前保险产品雷同、市场细分不明显的状况，在做好市场需求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市场有需求、经营有效益的原则，加大产品创新力度和投入，针对不同的保险对象、不同的销售渠道设计不同的险种，满足人们多方位、多层次的保险需要。特别是要针对农村老龄人口基本上没有养老保险、老龄人口医护保险少的特点开发相应的新险种，开发针对高收入人群的保险产品，积极介入职业责任保险、教育保险等领域。针对银行业务的蓬勃发展，设计适合于银行销售、与银行业业务关联密切的险种。为鼓励产品创新，监管机关应对创新产品给予一定的保护期。如与创新产品60%以上类同的不予备案或暂缓备案，否则就无法形成纳什均衡，公司都愿意模仿而不愿创新。

（三）丰富保险服务的内涵

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已进行了一些服务创新，如推出专线客户服务热线、事故代步车、车友俱乐部、异地出险就地理赔、小额快速理赔通道等，但是这些创新仍是狭义的、较低层次的。进一步深化保险服务创新，一方面，应围绕“保险咨询风险评估保险方案设计承保承保后风险防范出险后的查勘定损理赔”这一服务链，逐步向外扩展链接；另一方面，应从我国相关的制度改革和社会发展需要出发，展开各种各样的增值服务以及附加值服务。一是针对医疗、养老制度改革后居民迫切需要医疗、养老方面优质服务的现实，在做好医疗、养老保险的同时，大力开展诸如免费体检、健康咨询、康复护理等方面的服务。二是针对就业改革后失业者的增多，在提供失业保险的同时向客户提供再就业培训、再教育咨询、就业信息等服务项目。三是开展教育保险时将出国咨询、教育咨询、家教信息等内容作为延伸服务。四是为客户提供投资咨询、理财指导、金融信息等家庭理财方面的服务。通过良好的服务，打造保险业的整体品牌，吸引更多公众自愿投保，变潜在的需求为现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