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
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文化；滇东中小城市；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2.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1-0149-04
随着云南经济的快速发展，围绕曲靖中心城市正在构建珠江源大城市城镇体系，其中的宣威、会泽、罗平、陆良等次级中小城市，其发展规模与人口迅速增长，逐渐成为云南城市化进程中新的增长点。
滇东中小城市的建设只有通过加强城市文化建设，才可以获得城市持续发展动力，并形成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文化个性，从而成为具有竞争活力的城市群。为此，我们必须重视宣威、会泽、罗平、陆良等滇东中小城市的文化建设，挖掘其文化潜力，提升其城市文化品位，探寻滇东中小城市文化建设的路径，使其在滇东历史文化积淀及经济发展基础上获得文化提升之力，使滇东中小城市文化建设在云南城市化进程中保持着良好的状态。
一、滇东中小城市文化建设的时代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推进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城市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城镇人口迅速发展为6亿多，占总人口49.68%[1]。快速发展的城市，不断改变着我们的观念与生存的状态。其中的负面是，随着大批的农村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城市规模与人口急剧膨胀，加之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现状，盲目追求大城市化的导向等因素，导致我国城市化空间格局、城市效率、城市生态等方面出现了问题，城市土地、水源、环境、交通承受着巨大压力，使我们在享受着大城市带来的自我发展机会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抱怨大城市带来的种种恶劣环境与生存压力。因此，“我国未来的城市化要实现从以大城市为主导转向以中、小城市为主导的战略转型，从而稀释大城市的压力。”[2]（P48）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看，大城市对周边区域具有经济辐射力，但其辐射作用会随着范围的扩大而减弱，因此，中小城市是一个科学合理的多层次城市体系中不可缺失的节点，既回应大城市的经济辐射作用，又对边远的农村产生新的经济带动作用。2010年，国务院提出“当前要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重点”[3]的决策和部署，必将使我国中小城市必将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这种城市发展重心的转移，为中小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对于滇东中小城市而言，这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滇东中小城市应该抓住发展机遇，在城市化中加强城市文化建设，以实现中小城市又好又快发展的时代新要求、新期望。
在此背景下，我们又必须看到，云南城市化发展任务艰巨，滇东中小城市的发展极为重要和紧迫。云南城市发展囿于历史条件和经济基础，整体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虽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采取了有力措施推进城市发展，并在“十一五”期间取得了显著成绩，“全省城镇化率达到35.2%，比2000年的23.36%上升了11.84个百分点，城镇建成区面积2045平方公里，城镇人口达到1554万人，形成了1个特大城市、1个大城市、3个中等城市、14个小城市、106个县城、1175个小城镇组成的城镇体系，初步形成了城镇布局更趋合理、区域更加协调、体系进一步完善、功能相互衔接的城镇化发展格局。”[4]但从统计数据看，云南的城市化进程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仍然很大。
目前，云南的城市化发展已进入到一个加速阶段，这在为滇东中小城市提供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使滇东中小城市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云南围绕着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和中国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的“两强一堡”目标，实施特色城镇化战略，提出了“到2020年城镇化率要达到50%”[5]的发展目标。城市化水平体现着一个区域的现代化程度，若以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考量云南城市化发展目标，云南35.2%的城镇化基础需要我们为此付出艰辛努力；同时，“非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70%”[6]（P19）的现代化指标需要城市提供大量非农业劳动力市场或就业机会，而这要依赖云南为数不多的大城市来承担，这就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只有大力发展中小城市，才能减轻这种压力。
滇东中小城市区域优势明显，交通便利，有着厚实的工业基础与多样化的产业结构，还有丰硕的文化教育成果，因而在云南城市化进程中它们具有巨大的潜在力量。在巨大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关键看其怎样作为。实践的勇气和创意将使它呈现出新的面貌。
二、滇东中小城市文化建设的地域资源
城市文化包括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几个层面，是由城市实体、城市人的活动及其精神等多种文化因素组成的城市图景，有着独特的精、气、神。城市的发展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之中完成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此，城市文化应该是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文化。通过它才可以抵御城市发展千城一面的趋同倾向。
地域化形态带有鲜明的区域特征和区域属性，涉及了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各种要素。滇东地区的特点在于，它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历史悠久，形成了包容与开放的多样文化形态，其边疆地缘色彩与多民族特色相对较弱，有别于云南其他地区的文化。可以说会泽、宣威、罗平、陆良等地的久远厚重的历史文化遗存、独特的建筑群落、迷人的自然人文景观、具有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人等构成了滇东中小城市地域文化资源的主要部分，为滇东中小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可以满足滇东中小城市文化个性的培育需要。
（一）久远厚重的历史文化遗存
滇东地区是古时内地入滇门户，历史上曾属古夜郎国。其开发较早，战国时代庄蹻从此入滇；秦汉时就有行政建制，魏晋南北朝爨氏的统治创造了灿烂的爨文化……因此至今仍然有较多历史文化遗迹留存。曲靖珠街的汉代古墓群、宣威新石器时代遗址尖角洞、古驿道摩崖石刻、明朝开国名将傅友德南征的古战场遗址、会泽的铜商文化、会馆文化、罗平土官寨、阿邦古城遗址、陆良爨龙颜碑等等，以及已成共识的邛都文化、夜郎文化、爨文化等都是具有当下城市文化建设价值的地域文化。恰当挖掘开发，可资利用的文化因素很多。
在城市文化建设中一些人有种误解，认为城市文化是可以“打造”出来的。确实，中国城市发展有着极强的行政化色彩，依靠行政权力和经济实力可以打造出一个城市，但却难以“打造”出城市的文化个性。情况正相反，“我们用金钱扼杀了千姿百态的城市多样性，这有点像温柔的谋杀。”[11]（P161）因此，滇东中小城市文化建设必须遵循城市发展的规律，通过发掘地域文化资源，来培育和提升城市文化个性，最终推动整个城市文化乃至城市自身的发展。
（三）提升文化节庆活动的文化品位
在滇东中小城市建设中，我们可以看到多种文化节庆活动。几乎每个城市都依托地域特色，举办各类文化节庆活动。如会泽大海草山节、“钱王之乡”文化旅游节、罗平国际油菜花文化旅游节、陆良大型国际沙雕节、宣威火腿文化美食节等等，在提升知名度和推动产业经济发展中取得了良好成效，罗平的国际油菜花文化旅游节甚至成为了文化品牌。但是，一个成功的文化节庆活动要体现出持续的影响力，要在长期积淀、升华和凝练中转化为城市个体的自觉行为，而不是永远都是政府行为。以此反观滇东中小城市文化节庆活动，要么形式单一，要么缺乏持久性，其影响力往往更多依赖外在行为支持而不是文化的自觉行为。
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节庆活动往往是以文化为底蕴，植根于民族信仰、民族感情和民族生活习俗之中，如傣族的“泼水节”，而滇东中小城市文化节庆活动缺失的正是这种底蕴。因此，滇东中小城市应在自己的文化资源中发掘文化新生点，通过多层次文化节庆活动打造新的文化品牌，达到提升城市文化形象与品位的目的。
总而言之，滇东中小城市作为滇东新生的城市群，应该在发展的起始阶段就树立“文化兴市”理念，将城市文化建设放在重要位置，通过滇东独特的地域文化资源寻找培育城市文化个性与特色的内在力量，在多层次文化活动中提升城市文化形象与品位，从而逐步形成城市软实力，为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当然，城市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工程，需要理念清晰，长期追求，逐步积累。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对于滇东中小城市文化建设来说尤其如此。但文化的魅力正在于它的绵密与持久，当它的亮色照亮了一个城市，无论这个城市是大还是小，位于中心还是边缘，这个城市便真正获得了生命和个性。基于此，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滇东中小城市文化建设注定要成为一项值得追求的事业。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EB /OL]. http：///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8_402722232.htm
[2]万青，谷良俊，田宇.现代化视域下我国中小城市发展策略[J].经济问题，2011，（7）.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EB /OL].http：///politics/2010-01/31/content_12907829_5.htm
[4] 罗应光.面向西南开放战略的云南城镇化机遇[EB /OL].http：///jrzg/content_1875180.htm2011-06/01/
[5] 云南省发改委.云南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总体规划（2009—2020年） [EB /OL]. http：///showdoc.asp？blockcode=DQBGYNGH&filename=201003170710.
[6] 陈柳钦.构建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新框架[J].江海纵横，2011，（7）.
[7] 赵学东. 蒙特利尔宣言：“倡导民族的建筑方针”[J]. 时代建筑， 1990，（3）.
[8] 单霁翔.城市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J].南方文物，2007，（2）.
[9] 任平.时尚与冲突——城市文化结构与功能新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
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第2篇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探讨城市化对大学所提出的内在要求，以及如何充分发挥大学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城市化是落后的农业国向发达工业国转变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大学可以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本和科技资源的支撑，并且能够发挥文化引领作用。
城市化的内涵
城市化是指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城市化的过程主要体现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迁。经济结构的变迁意味着农业生产活动向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的转变，还意味着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换代而趋向高级化。
城市化发展对大学的内在要求
城市是现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中心，大学是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科技创新的基地，城市与大学走到一起，相互促进，合作共荣，既可体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更能反映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
城市化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如前所述，城市化的核心是人的城市化，但是城市化不仅仅是人口的增加，也不仅仅是城市规模的扩大。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关键在于城市人口素质的提高，尤其是劳动力适龄人口素质的提高，而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主要承担者，承担着为实现城市化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的责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大批高素质人才。但是，与发达国家和我国城市化建设的要求相比，我国人才队伍还存在严重不足，主要体现在人才总量不足、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才队伍偏小、整体素质不高、创新能力有待加强等方面。为保证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无论在人才的数量方面，还是在人才的质量方面，大学都肩负着重大责任。
城市化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城市化的过程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一方面，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城市化对第一产业的优化作用、对第二产业的提升作用及对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另一方面，合理的产业结构对城市化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众所周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构成中所占的比例越高，则城市化水平越高；在城市化以农业就业人口为主逐步转向非农业就业人口为主的过程中，其转移速度越快，转移比例越高，则城市化水平越高。引起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包括人口因素、资金状况、科技水平、产业政策等多种因素，其中以高素质人才为基础的科技发展水平是最重要的因素。
城市化对城市精神文明的需求。城市精神文明是支配市民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心理导向的精神力量，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很大程度凸现出“城市水平、城市风格、城市效率、城市精神”。弘扬和实践城市精神文明必须进一步提高市民的素质，提升城市的品位与魅力，而大学可以说是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的“源头活水”。随着一批批大学生走向社会，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新技术也被带进千万个工作单位，他们是先进文化的倡导者，是保证城市文化向着先进方向发展的生力军。大学不但在知识技术方面，而且在树立标准、展示理想等方面都能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引领文化成为大学的重要功能，它在城市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
大学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
大学的根本使命就是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高素质劳动力需要大学培养，科技知识需要大学孕育，新文化新思想需要大学创造，城市文明需要大学辐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学将担当起提供人力资源、开展科技创新、引领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责任。
（一）大学要更好地为城市化培养创新型人才
在城市化过程中，大学担负着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创造性人才的历史使命，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大学要深化教育改革，注重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培养，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更好地为城市化提供大量的和高质量的人才。
第一，要转变教育思想，树立创新人才观。大学要转变传统观念，把具备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作为对人才基本素质的内在要求，研究探索培养创新人才的规律，制订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培养更多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第二，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模式，鼓励大学生参与科学研究。要善于从教学的内容、方法和手段等多方面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启迪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他们主动参与教学过程，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善于探索的意识。
第三，加强学科建设。学科布局要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对学科发展的要求，充分考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社会适应性。
（二）大学要更好地为城市化提供科技创新成果
城市化的发展有赖于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则是以大量科技创新成果及其产业化为基础的。大学既是开展基础研究的主要机构，也是承担重大科技项目、为社会发展解决重大问题、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要力量。大学要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努力成为科技创新的不竭源泉，更好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
首先，大学作为开展基础研究的主要机构，应该瞄准国际科技前沿，着力原始创新。基础研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将带动新兴产业群的崛起，引起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变革。
其次，完善科技创新平台的体制机制。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特点是在高度分化基础上高度综合，要争取和完成大项目仅靠单兵作战是不行的，科学研究重大问题的解决必须要靠大兵团协同作战，大学要按照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收集各类科技信息，协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有组织地争取和完成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第三，加强学术梯队建设。重点引进和培养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的品牌效应，吸引大批优秀专家和学者团结在他们周围，选准学科方向，汇聚学科队伍；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的牵引作用和聚集作用，积极探索“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加“创新团队”的模式，组建一批由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优秀骨干中青年教师组成的多学科集成的创新团队和创新群体。
第四，要着力推进产学研合作。建立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紧密的、深层次的、长期的和可持续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使大学真正成为企业的战略后方和技术支撑。企业根据自身发展目标，确定发展的战略重点，根据每一发展阶段的关键技术瓶颈提出合作项目，由大学参与合作攻关，使大学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
（三）大学要更好地为城市化进程发挥文化引领作用
在城市化进程中，大学要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发挥对社会的文化引领作用。
首先，注重大学精神的挖掘和培育。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体现在办学理念、大学传统等方面，是维系大学文化建设的根本。要创新办学理念，形成办学特色，传承学校传统，培育学校精神；要围绕学校精神开展丰富多彩、寓意深刻的学生文化活动，在活动中体现和传播学校的传统和精神，使学生在活动中不断坚定理想信念，得到全面发展，成为学校精神传承者。
其次，重视大学物质文化的创新。物质文化是大学文化的外在标志与物质基础，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必须重视物质文化的创新。一方面要重视校园环境和人文景观的建设，美化学校形象，为学生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要加强大学文化载体建设，发挥校报、广播站、电视台、新闻网等校内各种新闻媒介的传播作用。
参考文献：
1.陈甬军，陈爱民.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2.孙维胜，滕越.城市化进程与教育结构调整[J].当代教育科学，2003(01)
3.阎堃，顾培亮.我国城市化进程与高等教育发展[J].教育研究，2003(11)
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城市化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和重要过程。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市化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7年的44．94％，18年间增幅达到27％，我国也从以农业经济为主进人到以城市经济为主的社会形态。
我国学者分别从工业化、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制度与政策等角度，研究了我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都基于理论分析，或简单线性回归的实证分析，仅从一个角度研究我国城市化的推动力。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用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考察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及短期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就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率作出具体判断。
一、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的关系
城市化的实质是由于生产力变革引起的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从城市化发展阶段看，城市化初期产业结构中农业占主导，工业次之，服务业比例最小；加速时期工业比重最高，服务业次之，农业最小；高级阶段则是第三产业、工业、农业依次排列这显示出城市化各阶段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对应关系。产业结构的升级促使劳动力由第一产业逐步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聚集，农业从业者向非农业从业者转变，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并吸引了更多的产业和人口向城市迁移。而城市化对产业化升级起着支撑、拉动作用，其内在机制表现为投资形成、投资导向和产业整合三个方面。因此，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城市化进程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即以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增加为标志的产业结构升级会推动城市化进程，促进城市化率的提高；反过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化率的提高，又会带动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
金融发展与城市化之间也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高比例储蓄转换为投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储蓄率等方面加快城市化进程；反过来，城市化也会促进金融发展。按照Patrick的金融供给领先理论，金融发展使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渠道或降低风险的金融服务，为城市化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同时，按照Patrick的金融需求追随理论，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聚集、企业聚集、资本聚集要求金融业提供更大规模的、更为复杂的金融服务，如对金融产品需求的扩大、风险的规避等，从而又促进了金融的创新与发展。
二、指标体系及数据来源
(一)指标体系
1．城市化指标(e1)。现有文献中，城市化水平有用城市人口占城市和农村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的，也有用城市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来表示的。本文采用了前者，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2．金融发展指标。反映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大致可分为金融发展规模指标(FD)和金融发展效率指标(FE)。金融发展规模指标通常用M：与GDP的比重来衡量，但(2002)的研究结果认为，该指标已不能准确地衡量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本文采用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原因是我国的金融体制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制，银行系统的规模远远超过金融市场的规模。为了减轻通货膨胀带来的失真，本文用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GDP进行了消胀，用上年和本年名义值的平均值来表示剔除了价格影响后的银行贷款实际值。
以非国有经济获得银行贷款的比率表示整个金融系统的中介效率是很多研究中的做法，本文用金融机构的乡镇企业贷款、三资企业贷款、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之和占GDP的比重作为金融发展效率指标。
3．产业结构升级指标(CG)。产业结构就是指各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本文采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总和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二)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经济政策在改革开放前后差别较大，1978年以后的数据更能体现我国城市化的变化，故本文实证研究时间跨度为1978年一2007年。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金融年鉴》。
三、实证研究
(一)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在检验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的协整性之前，先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l可知，时间序列CI、FD、FE和CG都是阶单整序列。
虽然时间序列CI、FD、FE和CG是非平稳的，但是它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这种线性组合反映了变量间的长期稳定关系，也即协整关系。本文使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来进行协整检验。这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检验方法，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使用AIC、SC最小信息准则和LR统计量作为选择最优滞后阶数的检验标准，确定用于协整检验的VAR模型滞后阶数为3，并通过模型选择的联合检验确定协整模型包含常数项和趋势项。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表中r表示协整关系的个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r≤2的假设，即变量之间存在三个协整关系。其中一个协整向量对应的协整关系为：
中国-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各个系数的t统计量。由(1)式可知，就长期而言，我国城市化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及产业结构升级正相关。
(三)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各变量间存在某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由于本文涉及的无约束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3，故需要拟合一个VAR(4)模型。每个单方程的具体Wald检验结果见表3。
从表3检验结果看，就短期而言，我国金融发展规模、发展效率是城市化的单向Granger原因；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城市化不是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我国城市化水平低，城市化对第三产业特别是对金融业发展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一般来说，一国的城市化水平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但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2007年，我国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分别达到了48．6％和4O．1％，而同时期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仅为26．79％和32．36％，城镇人口比重仅为44．94％。我国城市化水平远低于相同产业结构的世界城市化一般水平，这与我国长期执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及严格控制城市发展的城市化方针是直接相关的。但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将日益显著，势必会对金融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向因果促进作用。
(四)方差分解
我们应用VAR模型的方差分解来分析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度，方差分解是分析每一个结构性冲击对内生变量的贡献度，方差分解给出了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下图是用方差分解得到的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率图。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对城市化的贡献率很大，达到了70％左右，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率仅为15％左右。这说明，现阶段金融发展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作用较大，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较小，没有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这表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升级这两个理论上应该协同发展的系统在我国出现了一定的失衡现象，产业结构升级严重滞后于城市化的进程。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生态文明；城市化进程；功用；措施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ity, is to overcome the drawback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o leave harmony and nature, man and man, man and society, a virtuous circl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continuous road of prosperity.Keywords ；civilization; urbanization process; function; measures
中图分类号：X22
伴随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随着这种进程推进带来的是城市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遇到巨大阻力，出现了城市人口快速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众多问题。因此，采取有效措施，建设生态文明型城市，对推进城市化进程，化解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建设生态文明型城市的重要意义
（一）为城市建设确立了发展方向。生态文明型城市是一个以人的行为为主导、自然环境为依托、资源流动为命脉、社会体制为经络的“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系统，是资源高效利用、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发展持续的人类居住区。生态文明型城市建设的发展目标就是生态文明，它要求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以建立城市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
（二）为城市生态良性循环创造了条件。一个符合生态规律的生态文明型城市应该是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关系协调的居住区，也就是适度的人口密度，合理的土地利用，良好的环境质量，充足的绿地系统，完善的基础设施，有效的自然保护；资源优化配置、物力的经济投入、人力的充分发挥、物流的畅通有序、信息流的快速便捷；人和自然协调、社会关系协调、城乡协调、资源利用和资源更新协调、环境胁迫和环境承载力协调。环境清洁优美，生活健康舒适，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生态良性循环。
（三）是构建城市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社会和谐不仅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城市进程中努力建设生态文明，不仅能够保证人类有良好的的生活环境与生活质量，而且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四）是加快城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生态文明型城市建设，就是要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就是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走一条既能节约能源、资源，又能使人与环境友好相处的经济发展之路，就是要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达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二、生态文明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功能和作用
（一）自然生态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功能和作用
1、提供人类生存的必须物质。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亦即自然生态。城市的自然生态包括空气、水体、土地、绿化、森林、动物生命体、能源和其他矿产资源等。这些自然物质，能提供人们赖以生存的大气层、水以及能提供给我们很多生物资源。矿产资源还能提供大量的能源。城市中的自然生态是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环境。
2、城市的自然生态具有补偿、调节、修复功能。自然生态有着自在自为的发展规律。自然界的水体、土地、森林、动物、微生物等组成一个生物链，它们之间相互依赖依存，同时对城市的自然生态给予一定的补偿、调节和修复，如植物吸收二氧化碳、排除氧气，植被可以保护水土等。再者，优美的自然环境可以陶冶人们的审美情趣，丰富人们精神生活。
（二）农村生态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功能和作用
农村生态是自然生态和农业生态的复合环境。农村生态、自然生态以及狭义城市生态，组成了广义的城市生态。农村生态注重的是人与农村环境的关系。对于城市化进程农村生态是基础，对于农村生态，城市化是动力。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生态为城市居民提供必要的粮食作物、畜、禽以及蔬果，是城市赖以发展的基础。
（三）城市生态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功能和作用
城市生态是人类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是人类栖境从自然生态向人工生态、再向高度复杂的复合生态形式演替的最高阶段，它注重的是城市人类和城市环境的相互关系，也是人类在改造和适应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特殊的人工生态系统。它提供人类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环境，为生产各种产品提供物质和资源，是人们劳动创造艺术创新和技术发明的平台。
三、建设生态文明型城市的主要措施
（一）尊重自然规律。尊重自然规律建设生态文明型城市的核心。就是要在推进城市化生态文明的理念过程中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做到尽可能减少对耕地占用，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损害、破坏。根据水资源、土地资源、环境容量等评估城市承载能力，控制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实现城市化的合理布局，减少对自然的伤害。
（二）完善法律体系，促进生态文明型城市发展。保护环境的立法是生态文明型城市建设的前提和保障。在生态文明型城市建设中，应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注重自然资源管理法律法规的制定，将法律法规制定与城市产业生态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明确各种社会主体环境保护的权利、义务和职责，为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大支持。建立健全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和环境保护管理决策相一致的环境法规、政策、标准和技术体系，杜绝一切环境违法行为。
（三）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型城市建设关系到城市的每一个公民，故此，注重对公民的环境教育，引领公民养成绿色思维、倡导绿色消费，正确认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树立保护环境。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齐心协力保护环境，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环境保护的文化氛围。健全公众参与机制，为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环境保护搭建平台。
四、结语
建设生态文明型城市，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到城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迁，户籍制度在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其弊端主要表现为“黑人黑户”、“常住城市里的暂住人口问题”等；前者直接损害了户籍制度的人口统计功能，后者则造成社会不平等而损害了户籍制度的社会控制功能。从经济法学视角考察我国户籍制度弊端产生的根源，首先是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相联系而使户口负担了过多的附加价值而成为一种稀缺性的资源；其次是户籍管理中的户口审批模式导致“户口供需市场”的产生；这两者相结合就产生了户籍制度中的种种弊端。为适应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在选择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时，可以考虑：一是去掉寄存在户口上附加价值；二是改革政府的户口管理方式，变户口审批制为户口登记注册制。论文关键词：户籍制度改革；城市化；户口管理模式正文：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步形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基本定型、并一直实行至今；虽然户籍制度在制度设计上以人口信息采集与社会控制为取向，并没有以限制社会成员的迁徙自由与社会福利为目的，但是当前户籍制度所引发或与户籍制度相伴生的种种弊端已经凸显，社会上要求改革现行户籍制度的呼声高涨。近年来警察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与政府部门研究人员都开始针对户籍制度改革这一课题开展研究，推动了社会公众对现行户籍制度所引发社会问题的关注，但对于户籍制度改革之路径尚未取得共识；这也证明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复杂程度与户籍制度改革的困难程度之大。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经济法学的视野来考察现行户籍制度、审视现行户籍制度所引发的弊端，能够拓宽对现行户籍制度的认识；借鉴经济法学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探索现行户籍制度改革路径也不无裨益。 一、我国户籍制度形成及其实施情况的概述 我国户籍制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步形成，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基本定型；直到今天，户籍制度仍然是我国人口管理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在社会生活中对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探寻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路径，不但要考察户籍制度在实施中出现的弊端，更需要了解我国户籍制度设计的目的与运行情况。 （一）我国户籍制度的形成过程。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主要形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居民身份证制度与暂住人口制度成为我国户籍制度基本定型的重要标志。上世纪五十年代是现行户籍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中的一些基本操作规范，都可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台的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中找到渊源。 关于上世纪50年代户籍制度形成过程，详见表1. 1．户口管理成为政府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1950年公安部制定的《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关于特种人口管理的暂行办法》奠定了现行户籍制度的雏形。虽然1958年1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凭借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程序而成为现行户籍制度的重要法律依据，但公安部在1950年制定的《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关于特种人口管理的暂行办法》却是现行户籍制度形成开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与《居民身份证条例》（在上世纪80年代）、《暂住人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构成了现行户籍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 2.户口统计成为国家掌握人口资源、分配社会福利的依据。1953年的《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以及1954年的《内政部、公安部和国家统计局联合通告》等 法律法规与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户口制度开始与社会福利制度挂钩；特别是1955年的《市镇粮食供应暂行办法》的出台，非农业户口与农业户口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再只是一种统计学上的不同标识，而是成为享受不同社会福利的依据；例如，城镇户口（非农业户口）的人可以凭借其户口簿办理粮油供应证、购买政府补贴的粮油。此外，城镇户口的人在招工、招干、就业等个人发展方面较农业户口的人机会更多。 3．1954年的《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1955年的《关于城乡户口划分标准的规定》这两个文件成为户口管理中户口审批的最早依据；虽然当前户口审批成为许多弊端的根源；自此以后，公民申报户口登记必须户口管理机构的审批。通过了户口审批的人，便拥有户口登记；而没有通过户口审批的人，则无法获得户口登记、并被排除在户口登记机关的户口统计之外。户口审批是一种政府行政行为，而且这种行政行为的最初法律依据主要是国务院（政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与公安机关内部制度的规章；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务院许多其他部门的规章也成为户口审批的依据，如新生儿进行户口登记时必须持有准生证，就是计生部门的规章在户口审批中的体现。 （二）经济法视野中的我国户籍制度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我国户籍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今天的户口登记、户口调查与审批、不同类别户口的人享受不同的社会福利等都可以上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 1.国家制定、实施户籍制度的目的。户籍制度在形成之初就具有社会控制与人口统计的功能；这两种功能也正是政府制定、实施户籍制度的目的。国家制定、实施户籍制度，期望一方面能够通过户口管理部门日常的户口调查、一年一度的户口统计，来及时掌握其居民的家庭数量与结构、人口数量与人类学结构等资料，从而为制定其他发展规划与分配社会福利、以及其他管理制度（教育、就业等）提供依据；另一方面通过户口对居民进行不同分类（常住人口与暂住人口、重点人口与非重点人口、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并进一步实施不同的管理措施，实现社会秩序稳定的目标。国家实施户籍制度的目的在《居民身份证法》、《户口登记条例》等法规中均有体现。 2.户口在户籍制度设计之初就存在着内在的定位冲突。户籍制度在制定之初就被赋予了两种功能，也即国家制定与实施户籍管理的两个目的；正是这两个目的造成了户口的内在冲突。 一方面，户籍制度被赋予人口统计的职能，国家期望通过户口调查与统计来实现人口统计，因而户口被定位为不具备任何价值的居民身份与居民家庭证明或凭证；另一方面，户籍制度又被赋予社会管理控制的职能，国家期望通过户口将居民分成不同的种类，并将户口作为分配社会福利、发展机会的依据，因而户口被定位为具有附加价值的凭证。户口定位的内在冲突，为日后户籍制度实施中产生的种种弊端埋下了祸根。 3.户口管理中的冲突。户籍制度具有社会管理（即社会控制）的功能，而户口分类对于分类管理户口的前提，例如对社会有潜在威胁的重点人口，当然要采取严厉的管理措施；对于城镇户口，由于在五十年代历史条件下，城镇人口的文化程度通常较农村人口高，而当时社会发展需要高素质人口，因而城镇户口的人在社会福利、就业等方面享有较多的机会。明确不同种类的户口，对于社会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户口进行分类，是户口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户籍制度中，为了确定户口的类别，需要户籍管理部门进行审查甄别。 前面论述过，由于不同类别的户口与社会福利、个人发展机相连接，导致城镇户口 、特别是大城市的城镇户口成为一种有着巨大附加价值的资源。因此，对进入城镇户口、尤 其是大城市城镇户口的户口调查与审批就有了特别的意义。如果说户口定位的内在冲突是日后户籍制度实施中种种弊端产生的根源，那么户口审批则就是户籍制度弊端显现的导火索；这一切都是户籍制度实施之初就存在的。 二、我国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的弊端 我国户籍制度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实施以来，在降低人口统计成本、控制社会实现稳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户籍制度在实施中所引发的问题与弊端逐渐显现出来。 （一）“黑人黑户”问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间，户籍制度在实施中基本上没有出现突出的弊端或问题；但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国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并实行《准生证》制度，要求对新出生人口进行户口登记时要审查其是否具有《准生证》以后，以及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出现了人员大流动以后，“黑人黑户”问题就出现了、并逐渐为广大社会公众所关注。 所谓“黑人”，就是指那些由于没有被登记在户口档案中的人。“黑人”的来源有两个，一是在计划生育制度实施后没有获得《准生证》的超生婴儿；二是由于其他原因而失去了户口管理档案中户籍登记的人。由“黑人”组成的家庭，就是“黑户”。 我国社会中的“黑人黑户”究竟有多少，由于缺少相关统计资料，难以提供精确数据。据《工人日报》在2005年的一则新闻披露，“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超生情况和公安机关、统计部门及人口计生部门的统计差别来看，我国大概有1000万左右没有户口的'黑人'.” “黑人黑户”现象的存在，首先是直接导致以户口登记资料为依据的人口统计数据失灵。为了解“决黑人黑户”所引发的户口统计数据不准的问题，户籍部门不得不在全国人口普查期间采取“赦免”的方式，对“黑人黑户”进行补登。其次，由于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个人发展等相交炽，没有被户口部门登记的黑人黑户不能办理身份证与户口簿，从而在接受教育、就业、办理保险、购车购房、结婚登记等方面受到影响，不能享受正当情况下的相关社会福利和个人发展机会，现行户籍制度成为“黑人黑户”受损的重要原因。 （二）“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问题。暂住人口，本来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在非户籍所在地短暂居住的人。所谓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就是指长期在某一城市里工作、经商，却不能拥有该城市户籍的人。 根据相关资料，在我国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都拥有大量的“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 “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主要包括两类人，第一类是在大城市里务工、经商却没有该城市户籍的人。如果没有通过该城市户籍部门的审批，即使这些人在所居住的城市里拥有了自己购买的房子，拥有了自己的企业，生了自己的后代，居住了很多年，仍然只能算作是暂住人口。第二类就是第一类人的后代，他们由于父辈在大城市里务工、经商而长年生活在大城市，与大城市的孩子一起生活、一起成长，除了不拥有大城市户籍外，几乎没任何区别。 “户籍身份的界定与转变的限制，使公民的初始机会不平等，并影响人的发展。”“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是现行户籍制度中的户籍审批所造成的社会现象。由于我国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以及其他管理制度互为前提与条件，“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及其后代在入学教育、就业、个人发展方面受到限制或遇到不利条件；造成“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的平等权被剥夺、甚至滋生一种“相对剥夺”的情绪。 随着社会的发展，“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长期处于“人户分离”状态——被排除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不但造成户口统计资料失真，而且成为城市（流入地）社会稳定的长远隐患。 3.城乡对立、分裂。“乡——城户口划分奠立了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使城市和乡村在利益格局上形成巨大反差，助长了地缘群体和地方保护意识，阻碍了社会整合和良性运行。” 在户口的分类中，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是两种基本的分类；而我国的居民也相应地归属到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两大阵营。 如果说在户口分类之初这种户口分类法还有积极意义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已经成为“鸡肋”了——城乡社会的对立与分裂，在相当程度上应当归咎于这种户口分类管理模式。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为了发展工业，制定了农村补贴城市、农业补贴工作的政策；而这种政策的执行，在相当程度上与户籍制度实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在户籍制度制定实施之初，农村与城市的差异不是太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城乡差距已经越来越大——其中，户籍制度限制了农业户口的农村居民向城市的迁移，限制了农民的发展机会。 在改革开放后，虽然政策允许农村富余劳力进城务工，但由于户口分类管理与城市户口迁入的限制，导致了庞大农民工群体群体——在城里务工、却入了不了城市的户籍；一旦经济发展遭遇挫折，这个群体容易形成危及社会稳定的流民阶层。 另外， 户籍制度所引发的违法犯罪问题也是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存在不足或弊端的体现。户籍制度所引发的违法犯罪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户籍管理机构的权力寻租而而引发的渎职犯罪问题，二是不法人员利用人们渴望获得户籍登记心理而实施的伪造、欺诈犯罪问题。前者会损害户籍管理机构作为政府部门的廉洁性，进而提高户籍管理的行政成本；后者则可能催生伪造户籍管理证件的地下产业链，给社会造成的更大、更长远的危害。 三、经济法视野下户籍制度弊端产生原因的分析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开始实施户籍制度以来，我国户籍制度就对所有居民的生活与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每个人的出生、迁入、迁出、死亡都需要到户籍管理部门进行登记；不同类型的户口在进行户口登记时，户籍登记部门对其审批时所掌握的标准与控制尺度不一样；其中，由农村向城镇迁移、由小城镇向大城市迁移、由普通城市向首都迁移时，控制的严厉程度也随之加大。但是，户籍制度的种种弊端，只有在近十年来日益突出、并成为社会问题的；而且几乎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时出现、并日趋严峻的。因此，在分析户籍制度之种种弊端时，应当将户籍制度置于社会结构变迁的大背景当中。 （一）经济法学理论认为，身份管理对应于传统社会，自由、平等是现代社会管理的价值。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前期，我国社会属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当时人、财、物的流动的频率与数量都比较小，社会成员间的财富差距不大，因而当时的社会几乎是一个静态的社会；在传统社会的静态背景下，户籍制度虽然也对每个居民的生活与工作也发生影响，但并不很显著。因此，我国户籍制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前期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正面的，其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为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功能，同时其作为一种人口统计手段为政府其他决策提供了重要帮助。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形成与分配制度改革以后，人、财、物流动的频率与数量加快，我国已经由传统的静态社会转为流动的社会，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在现代社会的开放背景下，自由、平等、权利等成为社会成员的主 流价值观念，要求社会控制从“从身份走向契约”。而户籍管理制度却仍然依靠那种几乎静止的户口分类来管制社会成员进而实现社会稳定，已经不合城市化发展的需要，甚至成为开放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阻力。 （二）根据经济法学理论，审批式的政府管制模式需要重新审视。 在户籍制度中，户籍审批是一项重要 的管理制度。人们在申报户口登记过程中，都需要户籍管理机构的审批。例如，在出生登记中，户籍登记部门要在登记前要对申请人是否有出生证、准生证、父母的户籍类别等内容予以审核，通过了审核才予以登记；在迁入登记中，户籍登记部门首先要审核申请人的户籍类别与迁入理由，申请人只有通过了迁入地户籍管理机构的审批才可能获得《准迁证》；申请人凭《准迁证》回原户籍地办理《迁移证》时还得再次接受户口管理机构的审批；甚至居民办理死亡登记时还得接受户籍管理机构的审批。户口管理机构的审批范围并不限于户口登记，户口管理机构还审批居民的身份证明、品行证明等。在社会生活中，居民经常需要到户口管理机构办理身份证明、亲友关系证明、无犯罪记录的品行证明等身份证明；也需要户口管理机构的审批。户口管理机构对户籍登记审批的依据，主要是户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如《户口登记条例》、《居民身份证法》、《居民身份证法实施细则》等；但不限于这些法律法规。如在办理婴儿出生登记时，户口登记机构在审批中还要审查该婴儿的出生是否符合《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即是否有计划生育部门的《准生证》）；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户口管理机构在办理迁入登记中的审批时，还适用当地的地方性法律法规。 当户口成为分配社会福利的一种依据的时候，户口管理机构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因而人们有理由期待其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但是，由于户口管理机构办事的模式主要是审批制；而审批制作为政府管制的一种模式，本身是有缺陷的。 根据经济法理论，审批制是传统政府管制模式的核心。“管制理论的维护者认为管制的出发点是公共利益”，但“以施蒂格勒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首先对其目标表示怀疑”，施蒂格勒运用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方法分析了管制的产生机制，即政府管制的利益机制。“施蒂格勒把政府管制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管制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供给者是政府官员，需求者是某种社会阶层”；根据市场价值规律，“管制的购买者和供给者都按效用最大化目标行事、并按成本——收益比较原则进行选择”. 在户口管理制度中，户口与社会福利紧密联系在一起，户口成为分配社会福利的主要依据，户口管理机构的审批制则是政府管制社会福利的一种主要模式。根据经济法理论中政府管制理论的基本观点，户口管理由于政府管制模式而形成了一个市场，在这个市场里，供给者是户口管理机构，需求者是想获得户籍登记的社会阶层（或社会成员）；在这个“户口市场”里，供给者与需求者都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选择自己的行为。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者——户口管理机构的权力寻租、户口需求者为获得户口登记而穷尽一切方法的现象就都产生了。 户籍制度的最初功能设计是人口统计与社会控制，但由于将户口分成为同的类别、并与有差别的社会福利分配制度联系在一起、加上采取了户口审批的政府管制模式，最终使得户籍制度的种种缺陷在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来。 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思考 由于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与不足，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但在关于选择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方面至今仍未达成共识，甚至有学者建议“取消户籍制度”。 （一）消除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弊端不以取消户籍制度为前提。首先，户籍制度的目的也即其核心功能，是人口统计与社会控制；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设置或保留人口统计的机构或智能，也需要基于人口管理的社会控制机构或职能。如果因为户籍制度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就取消户籍制度，那么国家还得建立其他的制度来替代户籍制度的人口统计与社会控制，一方面导致国家原先为施行户籍制度而作的投入成为沉淀成本，另一方面国家还得为建立、施行新的人口统计制度再花费更多的成本。 其次，由于户籍制度已经实施多年，在我国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而稳定的“社会生态”。如果贸然取消现行的户籍制度，则可能给居民的生活与工作造成极大的不方便，甚至影响社会的和 谐与稳定。 第三，消除户籍制度在施行中暴露出来种种弊端的根源，并不是以必须以取消户籍制度为前提的。即消除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来之各种问题与弊端的目标，是可以在保留现行户籍制度的前提下实现的。 （二）在选择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时，应当坚持“保留户籍制度的人口统计与社会控制功能，消去影响户籍制度统计失灵、阻碍社会公平进而危及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原则。在改革的措施方面，可以考虑为户口减负，即去掉寄存在户口上附加价值，还户口的身份凭证之本色；就能够消除户籍制度所引发的“黑人黑户”、“常住城市的暂住人口”等不公平、不正义的现象；而为“户口减负”的措施，只需要改革现行户口管理中的政府管制模式——用注册备案制代替现行审批制。 所谓注册备案制，就是指在户口管理制度中，户口管理机构对于居民申报户口登记的，只作形式上的审查，如果申请人所提交的材料在形式上符合相关要求，即予以登记。户口注册备案制与户口审批制的最大区别，就是后者对户口登记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如要求出生登记申请人提供准生证、入户登记申请人提供政府其他部门的许可证件等），要求户口管理机构在办理户口登记过程中对于需要户口登记者进行严格的审查；而前者对户口登记不再规定严格的限制条件，户口登记机构对于申请户口登记的人不作严格的条件审查，只需要简单核实申请人的身份，即予登记。 采用注册备案制的户口管理模式，能够消除现行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同时，也能够促进户口与寄托在户口上的各种社会福利制度的分离。当然，采用注册备案制取代审批制的户口制度改革，可能在改革初期会对现行社会福利分配制度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成员平等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终将实现。 【注释】 【美】诺思著 陈郁等译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4. 转引陆益龙. 1949年后的中国户籍制度：结构与变迁 【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王芳，户籍改革的思考[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5（1），02. 王金海，1000万黑户的荒诞[N]，工人日报，2005-03-13. 陆益龙，1949年后的中国户籍制度：结构与变迁[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29. 同上。 徐士英，竞争法新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48页。
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迁，户籍制度在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其弊端主要表现为“黑人黑户”、“常住城市里的暂住人口问题”等；前者直接损害了户籍制度的人口统计功能，后者则造成社会不平等而损害了户籍制度的社会控制功能。从经济法学视角考察我国户籍制度弊端产生的根源，首先是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相联系而使户口负担了过多的附加价值而成为一种稀缺性的资源；其次是户籍管理中的户口审批模式导致“户口供需市场”的产生；这两者相结合就产生了户籍制度中的种种弊端。为适应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在选择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时，可以考虑：一是去掉寄存在户口上附加价值；二是改革政府的户口管理方式，变户口审批制为户口登记注册制。论文关键词：户籍制度改革；城市化；户口管理模式正文：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步形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基本定型、并一直实行至今；虽然户籍制度在制度设计上以人口信息采集与社会控制为取向，并没有以限制社会成员的迁徙自由与社会福利为目的，但是当前户籍制度所引发或与户籍制度相伴生的种种弊端已经凸显，社会上要求改革现行户籍制度的呼声高涨。近年来警察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与政府部门研究人员都开始针对户籍制度改革这一课题开展研究，推动了社会公众对现行户籍制度所引发社会问题的关注，但对于户籍制度改革之路径尚未取得共识；这也证明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复杂程度与户籍制度改革的困难程度之大。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经济法学的视野来考察现行户籍制度、审视现行户籍制度所引发的弊端，能够拓宽对现行户籍制度的认识；借鉴经济法学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探索现行户籍制度改革路径也不无裨益。 一、我国户籍制度形成及其实施情况的概述 我国户籍制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步形成，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基本定型；直到今天，户籍制度仍然是我国人口管理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在社会生活中对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探寻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路径，不但要考察户籍制度在实施中出现的弊端，更需要了解我国户籍制度设计的目的与运行情况。 （一）我国户籍制度的形成过程。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主要形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居民身份证制度与暂住人口制度成为我国户籍制度基本定型的重要标志。上世纪五十年代是现行户籍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中的一些基本操作规范，都可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台的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中找到渊源。 关于上世纪50年代户籍制度形成过程，详见表1. 1．户口管理成为政府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1950年公安部制定的《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关于特种人口管理的暂行办法》奠定了现行户籍制度的雏形。虽然1958年1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凭借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程序而成为现行户籍制度的重要法律依据，但公安部在1950年制定的《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关于特种人口管理的暂行办法》却是现行户籍制度形成开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与《居民身份证条例》（在上世纪80年代）、《暂住人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构成了现行户籍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 2.户口统计成为国家掌握人口资源、分配社会福利的依据。1953年的《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以及1954年的《内政部、公安部和国家统计局联合通告》等 法律法规与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户口制度开始与社会福利制度挂钩；特别是1955年的《市镇粮食供应暂行办法》的出台，非农业户口与农业户口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再只是一种统计学上的不同标识，而是成为享受不同社会福利的依据；例如，城镇户口（非农业户口）的人可以凭借其户口簿办理粮油供应证、购买政府补贴的粮油。此外，城镇户口的人在招工、招干、就业等个人发展方面较农业户口的人机会更多。 3．1954年的《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1955年的《关于城乡户口划分标准的规定》这两个文件成为户口管理中户口审批的最早依据；虽然当前户口审批成为许多弊端的根源；自此以后，公民申报户口登记必须户口管理机构的审批。通过了户口审批的人，便拥有户口登记；而没有通过户口审批的人，则无法获得户口登记、并被排除在户口登记机关的户口统计之外。户口审批是一种政府行政行为，而且这种行政行为的最初法律依据主要是国务院（政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与公安机关内部制度的规章；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务院许多其他部门的规章也成为户口审批的依据，如新生儿进行户口登记时必须持有准生证，就是计生部门的规章在户口审批中的体现。 （二）经济法视野中的我国户籍制度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我国户籍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今天的户口登记、户口调查与审批、不同类别户口的人享受不同的社会福利等都可以上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 1.国家制定、实施户籍制度的目的。户籍制度在形成之初就具有社会控制与人口统计的功能；这两种功能也正是政府制定、实施户籍制度的目的。国家制定、实施户籍制度，期望一方面能够通过户口管理部门日常的户口调查、一年一度的户口统计，来及时掌握其居民的家庭数量与结构、人口数量与人类学结构等资料，从而为制定其他发展规划与分配社会福利、以及其他管理制度（教育、就业等）提供依据；另一方面通过户口对居民进行不同分类（常住人口与暂住人口、重点人口与非重点人口、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并进一步实施不同的管理措施，实现社会秩序稳定的目标。国家实施户籍制度的目的在《居民身份证法》、《户口登记条例》等法规中均有体现。 2.户口在户籍制度设计之初就存在着内在的定位冲突。户籍制度在制定之初就被赋予了两种功能，也即国家制定与实施户籍管理的两个目的；正是这两个目的造成了户口的内在冲突。 一方面，户籍制度被赋予人口统计的职能，国家期望通过户口调查与统计来实现人口统计，因而户口被定位为不具备任何价值的居民身份与居民家庭证明或凭证；另一方面，户籍制度又被赋予社会管理控制的职能，国家期望通过户口将居民分成不同的种类，并将户口作为分配社会福利、发展机会的依据，因而户口被定位为具有附加价值的凭证。户口定位的内在冲突，为日后户籍制度实施中产生的种种弊端埋下了祸根。 3.户口管理中的冲突。户籍制度具有社会管理（即社会控制）的功能，而户口分类对于分类管理户口的前提，例如对社会有潜在威胁的重点人口，当然要采取严厉的管理措施；对于城镇户口，由于在五十年代历史条件下，城镇人口的文化程度通常较农村人口高，而当时社会发展需要高素质人口，因而城镇户口的人在社会福利、就业等方面享有较多的机会。明确不同种类的户口，对于社会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户口进行分类，是户口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户籍制度中，为了确定户口的类别，需要户籍管理部门进行审查甄别。 前面论述过，由于不同类别的户口与社会福利、个人发展机相连接，导致城镇户口 、特别是大城市的城镇户口成为一种有着巨大附加价值的资源。因此，对进入城镇户口、尤 其是大城市城镇户口的户口调查与审批就有了特别的意义。如果说户口定位的内在冲突是日后户籍制度实施中种种弊端产生的根源，那么户口审批则就是户籍制度弊端显现的导火索；这一切都是户籍制度实施之初就存在的。 二、我国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的弊端 我国户籍制度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实施以来，在降低人口统计成本、控制社会实现稳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户籍制度在实施中所引发的问题与弊端逐渐显现出来。 （一）“黑人黑户”问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间，户籍制度在实施中基本上没有出现突出的弊端或问题；但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国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并实行《准生证》制度，要求对新出生人口进行户口登记时要审查其是否具有《准生证》以后，以及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出现了人员大流动以后，“黑人黑户”问题就出现了、并逐渐为广大社会公众所关注。 所谓“黑人”，就是指那些由于没有被登记在户口档案中的人。“黑人”的来源有两个，一是在计划生育制度实施后没有获得《准生证》的超生婴儿；二是由于其他原因而失去了户口管理档案中户籍登记的人。由“黑人”组成的家庭，就是“黑户”。 我国社会中的“黑人黑户”究竟有多少，由于缺少相关统计资料，难以提供精确数据。据《工人日报》在2005年的一则新闻披露，“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超生情况和公安机关、统计部门及人口计生部门的统计差别来看，我国大概有1000万左右没有户口的'黑人'.” “黑人黑户”现象的存在，首先是直接导致以户口登记资料为依据的人口统计数据失灵。为了解“决黑人黑户”所引发的户口统计数据不准的问题，户籍部门不得不在全国人口普查期间采取“赦免”的方式，对“黑人黑户”进行补登。其次，由于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个人发展等相交炽，没有被户口部门登记的黑人黑户不能办理身份证与户口簿，从而在接受教育、就业、办理保险、购车购房、结婚登记等方面受到影响，不能享受正当情况下的相关社会福利和个人发展机会，现行户籍制度成为“黑人黑户”受损的重要原因。 （二）“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问题。暂住人口，本来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在非户籍所在地短暂居住的人。所谓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就是指长期在某一城市里工作、经商，却不能拥有该城市户籍的人。 根据相关资料，在我国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都拥有大量的“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 “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主要包括两类人，第一类是在大城市里务工、经商却没有该城市户籍的人。如果没有通过该城市户籍部门的审批，即使这些人在所居住的城市里拥有了自己购买的房子，拥有了自己的企业，生了自己的后代，居住了很多年，仍然只能算作是暂住人口。第二类就是第一类人的后代，他们由于父辈在大城市里务工、经商而长年生活在大城市，与大城市的孩子一起生活、一起成长，除了不拥有大城市户籍外，几乎没任何区别。 “户籍身份的界定与转变的限制，使公民的初始机会不平等，并影响人的发展。”“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是现行户籍制度中的户籍审批所造成的社会现象。由于我国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以及其他管理制度互为前提与条件，“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及其后代在入学教育、就业、个人发展方面受到限制或遇到不利条件；造成“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的平等权被剥夺、甚至滋生一种“相对剥夺”的情绪。 随着社会的发展，“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长期处于“人户分离”状态——被排除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不但造成户口统计资料失真，而且成为城市（流入地）社会稳定的长远隐患。 3.城乡对立、分裂。“乡——城户口划分奠立了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使城市和乡村在利益格局上形成巨大反差，助长了地缘群体和地方保护意识，阻碍了社会整合和良性运行。” 在户口的分类中，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是两种基本的分类；而我国的居民也相应地归属到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两大阵营。 如果说在户口分类之初这种户口分类法还有积极意义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已经成为“鸡肋”了——城乡社会的对立与分裂，在相当程度上应当归咎于这种户口分类管理模式。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为了发展工业，制定了农村补贴城市、农业补贴工作的政策；而这种政策的执行，在相当程度上与户籍制度实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在户籍制度制定实施之初，农村与城市的差异不是太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城乡差距已经越来越大——其中，户籍制度限制了农业户口的农村居民向城市的迁移，限制了农民的发展机会。 在改革开放后，虽然政策允许农村富余劳力进城务工，但由于户口分类管理与城市户口迁入的限制，导致了庞大农民工群体群体——在城里务工、却入了不了城市的户籍；一旦经济发展遭遇挫折，这个群体容易形成危及社会稳定的流民阶层。 另外， 户籍制度所引发的违法犯罪问题也是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存在不足或弊端的体现。户籍制度所引发的违法犯罪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户籍管理机构的权力寻租而而引发的渎职犯罪问题，二是不法人员利用人们渴望获得户籍登记心理而实施的伪造、欺诈犯罪问题。前者会损害户籍管理机构作为政府部门的廉洁性，进而提高户籍管理的行政成本；后者则可能催生伪造户籍管理证件的地下产业链，给社会造成的更大、更长远的危害。 三、经济法视野下户籍制度弊端产生原因的分析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开始实施户籍制度以来，我国户籍制度就对所有居民的生活与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每个人的出生、迁入、迁出、死亡都需要到户籍管理部门进行登记；不同类型的户口在进行户口登记时，户籍登记部门对其审批时所掌握的标准与控制尺度不一样；其中，由农村向城镇迁移、由小城镇向大城市迁移、由普通城市向首都迁移时，控制的严厉程度也随之加大。但是，户籍制度的种种弊端，只有在近十年来日益突出、并成为社会问题的；而且几乎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时出现、并日趋严峻的。因此，在分析户籍制度之种种弊端时，应当将户籍制度置于社会结构变迁的大背景当中。 （一）经济法学理论认为，身份管理对应于传统社会，自由、平等是现代社会管理的价值。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前期，我国社会属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当时人、财、物的流动的频率与数量都比较小，社会成员间的财富差距不大，因而当时的社会几乎是一个静态的社会；在传统社会的静态背景下，户籍制度虽然也对每个居民的生活与工作也发生影响，但并不很显著。因此，我国户籍制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前期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正面的，其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为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功能，同时其作为一种人口统计手段为政府其他决策提供了重要帮助。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形成与分配制度改革以后，人、财、物流动的频率与数量加快，我国已经由传统的静态社会转为流动的社会，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在现代社会的开放背景下，自由、平等、权利等成为社会成员的主 流价值观念，要求社会控制从“从身份走向契约”。而户籍管理制度却仍然依靠那种几乎静止的户口分类来管制社会成员进而实现社会稳定，已经不合城市化发展的需要，甚至成为开放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阻力。 （二）根据经济法学理论，审批式的政府管制模式需要重新审视。 在户籍制度中，户籍审批是一项重要 的管理制度。人们在申报户口登记过程中，都需要户籍管理机构的审批。例如，在出生登记中，户籍登记部门要在登记前要对申请人是否有出生证、准生证、父母的户籍类别等内容予以审核，通过了审核才予以登记；在迁入登记中，户籍登记部门首先要审核申请人的户籍类别与迁入理由，申请人只有通过了迁入地户籍管理机构的审批才可能获得《准迁证》；申请人凭《准迁证》回原户籍地办理《迁移证》时还得再次接受户口管理机构的审批；甚至居民办理死亡登记时还得接受户籍管理机构的审批。户口管理机构的审批范围并不限于户口登记，户口管理机构还审批居民的身份证明、品行证明等。在社会生活中，居民经常需要到户口管理机构办理身份证明、亲友关系证明、无犯罪记录的品行证明等身份证明；也需要户口管理机构的审批。户口管理机构对户籍登记审批的依据，主要是户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如《户口登记条例》、《居民身份证法》、《居民身份证法实施细则》等；但不限于这些法律法规。如在办理婴儿出生登记时，户口登记机构在审批中还要审查该婴儿的出生是否符合《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即是否有计划生育部门的《准生证》）；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户口管理机构在办理迁入登记中的审批时，还适用当地的地方性法律法规。 当户口成为分配社会福利的一种依据的时候，户口管理机构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因而人们有理由期待其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但是，由于户口管理机构办事的模式主要是审批制；而审批制作为政府管制的一种模式，本身是有缺陷的。 根据经济法理论，审批制是传统政府管制模式的核心。“管制理论的维护者认为管制的出发点是公共利益”，但“以施蒂格勒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首先对其目标表示怀疑”，施蒂格勒运用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方法分析了管制的产生机制，即政府管制的利益机制。“施蒂格勒把政府管制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管制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供给者是政府官员，需求者是某种社会阶层”；根据市场价值规律，“管制的购买者和供给者都按效用最大化目标行事、并按成本——收益比较原则进行选择”. 在户口管理制度中，户口与社会福利紧密联系在一起，户口成为分配社会福利的主要依据，户口管理机构的审批制则是政府管制社会福利的一种主要模式。根据经济法理论中政府管制理论的基本观点，户口管理由于政府管制模式而形成了一个市场，在这个市场里，供给者是户口管理机构，需求者是想获得户籍登记的社会阶层（或社会成员）；在这个“户口市场”里，供给者与需求者都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选择自己的行为。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者——户口管理机构的权力寻租、户口需求者为获得户口登记而穷尽一切方法的现象就都产生了。 户籍制度的最初功能设计是人口统计与社会控制，但由于将户口分成为同的类别、并与有差别的社会福利分配制度联系在一起、加上采取了户口审批的政府管制模式，最终使得户籍制度的种种缺陷在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来。 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思考 由于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与不足，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但在关于选择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方面至今仍未达成共识，甚至有学者建议“取消户籍制度”。 （一）消除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弊端不以取消户籍制度为前提。首先，户籍制度的目的也即其核心功能，是人口统计与社会控制；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设置或保留人口统计的机构或智能，也需要基于人口管理的社会控制机构或职能。如果因为户籍制度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就取消户籍制度，那么国家还得建立其他的制度来替代户籍制度的人口统计与社会控制，一方面导致国家原先为施行户籍制度而作的投入成为沉淀成本，另一方面国家还得为建立、施行新的人口统计制度再花费更多的成本。 其次，由于户籍制度已经实施多年，在我国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而稳定的“社会生态”。如果贸然取消现行的户籍制度，则可能给居民的生活与工作造成极大的不方便，甚至影响社会的和 谐与稳定。 第三，消除户籍制度在施行中暴露出来种种弊端的根源，并不是以必须以取消户籍制度为前提的。即消除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来之各种问题与弊端的目标，是可以在保留现行户籍制度的前提下实现的。 （二）在选择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时，应当坚持“保留户籍制度的人口统计与社会控制功能，消去影响户籍制度统计失灵、阻碍社会公平进而危及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原则。在改革的措施方面，可以考虑为户口减负，即去掉寄存在户口上附加价值，还户口的身份凭证之本色；就能够消除户籍制度所引发的“黑人黑户”、“常住城市的暂住人口”等不公平、不正义的现象；而为“户口减负”的措施，只需要改革现行户口管理中的政府管制模式——用注册备案制代替现行审批制。 所谓注册备案制，就是指在户口管理制度中，户口管理机构对于居民申报户口登记的，只作形式上的审查，如果申请人所提交的材料在形式上符合相关要求，即予以登记。户口注册备案制与户口审批制的最大区别，就是后者对户口登记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如要求出生登记申请人提供准生证、入户登记申请人提供政府其他部门的许可证件等），要求户口管理机构在办理户口登记过程中对于需要户口登记者进行严格的审查；而前者对户口登记不再规定严格的限制条件，户口登记机构对于申请户口登记的人不作严格的条件审查，只需要简单核实申请人的身份，即予登记。 采用注册备案制的户口管理模式，能够消除现行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同时，也能够促进户口与寄托在户口上的各种社会福利制度的分离。当然，采用注册备案制取代审批制的户口制度改革，可能在改革初期会对现行社会福利分配制度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成员平等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终将实现。 【注释】 【美】诺思著 陈郁等译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4. 转引陆益龙. 1949年后的中国户籍制度：结构与变迁 【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王芳，户籍改革的思考[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5（1），02. 王金海，1000万黑户的荒诞[N]，工人日报，2005-03-13. 陆益龙，1949年后的中国户籍制度：结构与变迁[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29. 同上。 徐士英，竞争法新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48页。
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第7篇
城市化本身就具有鲜明的二重性。一方面，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核心指数与主要尺度，因而，“城市人口首次超越农业人口”，可以看作是我国经济社会高速与持续发展的重要成果与象征。但另一方面，中国城市高速和超常规的发展也进一步激化或加大了城市与乡村、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矛盾与差距，造成了房价高涨、交通拥堵、看病难、上学难、食品安全等突出问题与矛盾。特别是很多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由于对新的生存环境、工具技术及游戏规则很陌生且不适应，不仅很难切实地分享到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利益，而且付出了沉重的牺牲和巨大的代价。正是由于这个深层原因，才出现了对“国际大都市”的尖锐批评和“中国伪城市化”等极端言论，同时否定我国城市发展的舆论和社会思潮也迅速滋生并广泛传播。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观念、意识、心理与社会思潮，扰乱了我们对中国城市化应有的理性认识和正确判断。但究其根源，则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长期存在的“城市盲点”密切相关。一方面，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在知识谱系和价值观念上具有浓郁的“乡土中国”色彩，使人们在面对迅速的城市化进程时缺乏必要的理论资源与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受西方影响，关于大都市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环境、经济、人口与管理等方面，不仅片面而且也不适应中国城市发展的特殊经验。这是在认识和描述城市时容易走向简单化、非理性和极端化的主要原因。推动关于我国城市发展的基础理论和正面研究，是清理和消除在思想和现实中极为有害的“反大都市”或“逆城市化”舆情思潮的关键。
结合近年来国内城市研究的探索，我们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以“城市科学”的学科建设为中心，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基础理论和科学方法。具体是以马克思有关城市发展的理论观点为指导，整合中外在城市环境、政策、规划、经济、管理、人口、交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打破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过于专业化与精细化的既有学科架构，以满足城市研究多元化的知识需要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现实需要。
在这方面国内已有一些探索。如2011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设置“城市科学”新目录，为推动城市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如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首批资助项目《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等，在综合研究城市发展上都积累了不少的成果，为“城市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和积累。
二是以“都市文化学”的学科建设为中心，推动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与升级。传统人文社会科学以古典人文精神和现性系统为核心，无法从容应对以多元性与异质性为主要特征的都市社会，由此产生的大量知识与观念，不仅不符合中国城市化的理论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反城市的。当下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反大都市”舆情，可以说主要是在这个温床上繁殖的。都市文化学根据城市化的规律和特点，其目的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对农业背景下形成的文史哲和在工业背景下形成的现性文化如何融入都市社会具有重要的启蒙与引导作用。
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第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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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近年来国内城市研究的探索，我们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以“城市科学”的学科建设为中心，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基础理论和科学方法。具体是以马克思有关城市发展的理论观点为指导，整合中外在城市环境、政策、规划、经济、管理、人口、交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打破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过于专业化与精细化的既有学科架构，以满足城市研究多元化的知识需要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现实需要。
在这方面国内已有一些探索。如2011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设置“城市科学”新目录，为推动城市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如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首批资助项目《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等，在综合研究城市发展上都积累了不少的成果，为“城市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和积累。
转贴于 二是以“都市文化学”的学科建设为中心，推动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与升级。传统人文社会科学以古典人文精神和现性系统为核心，无法从容应对以多元性与异质性为主要特征的都市社会，由此产生的大量知识与观念，不仅不符合中国城市化的理论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反城市的。当下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反大都市”舆情，可以说主要是在这个温床上繁殖的。都市文化学根据城市化的规律和特点，其目的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对农业背景下形成的文史哲和在工业背景下形成的现性文化如何融入都市社会具有重要的启蒙与引导作用。
这方面国内已有一些积累，如重点研究都市化进程与城市文化发展的上海交通大学都市文化与传播研究院，重点研究海派文学、古代城市文化与文学等的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在都市化进程中，随着文化资源直接构成城市经济系统中重要的新生产要素，文化生产力成为城市社会良性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以及文化发展成为城市和谐与全面发展的更高理想，都市文化在文化城市建设中具有越来越明显的战略地位。特别是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的时代背景下，强调以“都市文化”为核心推动我国文化强国建设，符合我国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与长远利益。
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第9篇
城市化本身就具有鲜明的二重性。一方面，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核心指数与主要尺度，因而，“城市人口首次超越农业人口”，可以看作是我国经济社会高速与持续发展的重要成果与象征。但另一方面，中国城市高速和超常规的发展也进一步激化或加大了城市与乡村、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矛盾与差距，造成了房价高涨、交通拥堵、看病难、上学难、食品安全等突出问题与矛盾。特别是很多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由于对新的生存环境、工具技术及游戏规则很陌生且不适应，不仅很难切实地分享到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利益，而且付出了沉重的牺牲和巨大的代价。正是由于这个深层原因，才出现了对“国际大都市”的尖锐批评和“中国伪城市化”等极端言论，同时否定我国城市发展的舆论和社会思潮也迅速滋生并广泛传播。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观念、意识、心理与社会思潮，扰乱了我们对中国城市化应有的理性认识和正确判断。但究其根源，则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长期存在的“城市盲点”密切相关。一方面，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在知识谱系和价值观念上具有浓郁的“乡土中国”色彩，使人们在面对迅速的城市化进程时缺乏必要的理论资源与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受西方影响，关于大都市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环境、经济、人口与管理等方面，不仅片面而且也不适应中国城市发展的特殊经验。这是在认识和描述城市时容易走向简单化、非理性和极端化的主要原因。推动关于我国城市发展的基础理论和正面研究，是清理和消除在思想和现实中极为有害的“反大都市”或“逆城市化”舆情思潮的关键。
结合近年来国内城市研究的探索，我们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以“城市科学”的学科建设为中心，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基础理论和科学方法。具体是以马克思有关城市发展的理论观点为指导，整合中外在城市环境、政策、规划、经济、管理、人口、交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打破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过于专业化与精细化的既有学科架构，以满足城市研究多元化的知识需要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现实需要。
在这方面国内已有一些探索。如2011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设置“城市科学”新目录，为推动城市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如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首批资助项目《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等，在综合研究城市发展上都积累了不少的成果，为“城市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和积累。
二是以“都市文化学”的学科建设为中心，推动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与升级。传统人文社会科学以古典人文精神和现性系统为核心，无法从容应对以多元性与异质性为主要特征的都市社会，由此产生的大量知识与观念，不仅不符合中国城市化的理论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反城市的。当下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反大都市”舆情，可以说主要是在这个温床上繁殖的。都市文化学根据城市化的规律和特点，其目的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对农业背景下形成的文史哲和在工业背景下形成的现性文化如何融入都市社会具有重要的启蒙与引导作用。
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城市化 农民工 征地 工业化
一、关于城市化
城市化的学术研究伴随着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不断推进。如何来理解城市化概念,不同的学科都从自己的研究
视角做出了回答。人口学关注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比重变化;地理学则强调城市在地域空间上的扩大;经济学则认为城市化应该是农业经济向非农经济的转化过程。美国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斯认为,城市化意味着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发展、质变的全部过程。前苏联学者斯捷潘年科的观点是一方面要从生产的发展,即从城市化所体现的生产活动的集中过程、交往密切的过程来理解城市化;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的发展,即从城市化所体现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来理解城市化。我们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城市化,认为城市化的过程从形式上看是城市规模的扩大过程,这种规模扩大包括面积扩大和人口增长两个方面,这一过程还伴随着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迅速向周围的扩张渗透。从实质上来看,城市化是作为城市文明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产生、集聚和扩散的过程。
从城市化的的概念出发,我们将城市化的特点归纳为:一是城市化既是一个结果,也是一个过程,因此,城市化的研究既要注重结果,也要关注过程;二是城市作为人口聚集点,其产生、扩大的过程都将被视为城市化;三是城市的面积扩大与人口的增长是城市化的重要表现,城市文明的扩散和对农村地区的影响也将被视为城市化的重要过程;四是城镇作为小城市模型,城镇化也被认为是城市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据此,我们将对我国三种城市化路径即农民工外流型、征地吸入型以及乡村工业化型进行比较研究。
二、我国三种城市化路径比较
目前,学术界关于我国城市化道路、路径或模式的研究非常多,在城市化道路方面也向来就有小城镇论与大城市论之争。小城镇论者认为,中国应该走小城镇发展之路,实现农民职业、身份的转换,这种发展道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让农民离土不离乡,通过保持原有的地缘关系,降低城市化的成本;而大城市论则认为小城镇道路忽视了大城市发展的规模效益。当然,也有比较折中的观点则主张中等城市论或多元论的城市化方针。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因此,和这些研究不同的是,我们的研究并不去争论中国目前应该选择怎样的城市化道路,而只是对已经呈现出的三种城市化路径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分析各自的适应性特点。
1、选择依据
我国三种城市化的路径分别是农民工外流型、征地吸入型和乡村工业化型。从城市化的概念出发,三者都应该符合城市化的内涵和特征,是城市化的不同过程表现形式,是实现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采取的不同道路选择,因此也使城市化有了不同结果的表现。
(1)征地吸入型。征地吸入型可以说是一种最普遍的城市化的发展路径,这种发展道路不仅是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一种普遍的形式,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使用方式。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城市的扩张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因此,对于周边土地的需求也成为一种必然,征地成为解决城市扩张的主要手段,城市扩张,面积和人口的增加都是城市化的表现。当然,由于各国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各国在城市征地方面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千差万别,在形式和结果等方面的表现也大不相同。比如著名的英国的“圈地运动”,实质上也是一种征地政策,只不过是一种掠夺式、剥削式的征地方式。因此在性质上与我国采取的征地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
(2)农民工外流型。农民工进城务工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走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其中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04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62.3%;本乡镇以内的本地农民工数量为850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37.7%。农民工进城务工似乎与城市化没有关系,我们之所以认为农民工进城务工也是城市化的一条路径是基于以下几点:一是农民工进城,有一部分就留在了城市,并成为市民,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完善,进城的农民工及其子女将逐渐享受市民待遇,特别是农民工子女将成长为城市的新市民。二是城市化不仅是人口和面积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城市文明的影响和扩散。农民工进城务工,不断地受到城市的制度、规则、习惯等各方面的影响,农民越来越多的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而这个过程也被看作是城市化的一个过程。三是在世界城市化的进程中,都有一个农民变为市民的过程,西方国家是以大批农民破产为代价的,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我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农民进城务工,逐步转变为市民,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工业化的道路。
(3)乡村工业化型。走城镇化的发展道路也是国家的重要战略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我国城市化路径的选择问题上就存在着小城镇论与大城市论之争,小城镇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可选择的路径之一。与大城市相比,小城镇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都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在我国制度框架内,特别是从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来看,两者并无本质性区别,但城镇居民与农民身份和职业等方面却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因此,我们认为小城镇的发展道路也是城市化路径的选择之一。而乡村工业化正是通过发展工业和乡镇企业走小城镇的发展之路,小城镇的发展必须有本地的工业、企业的支撑,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支柱,所以小城镇与乡村工业化密不可分,乡村工业化作为城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城市化的重要路径选择之一。
2、路径比较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具有较明显的差异性,因此,发展也出现了不同路径选择。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有的地方形成了内生性的发展道路,有的地方强调外力的拉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三种路径均有各自适性特点。
(1)农民工外流型。农民进城务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特点,农民工群体的出现既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也填补了城市急剧发展所需的建设力量的空缺。农民工进城与城市化的进程密切相联,但又没有完全纳入到城市化的概念之中,因为大多数农民工到城市里工作只是生活的一个中间过程,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居住。在我国现行的户籍等相关制度的框架内,他们依然是农民。目前,我国农民工进城还存在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新市民的道路还在探索之中,留守儿童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结构和城乡差距也存在被继续强化的风险。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民工依然没有完全摆脱边缘化的境地,在城乡关系中,农村还是处在弱势的地位。正因为如此,许多发达城市在城市新市民的道路上率先开始探索,开展新市民活动,在国家政策层面,对于农民工的市民待遇,包括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政策也向着更加公平的方向制定,农民工与他们所在城市的居民在制度的框架内享受更加公平的权利和待遇。事实上,城市化的进程需要产业和人口的双重集聚,许多经验也表明如果只有产业的集聚而没有人口的集聚势必会造成或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
(2)征地吸入型。征地吸入型是一种传统型的城市化路径。通过城市发展的幅射带动周边地区的人口进入到城市,城市处于主动位置,而周边被征地区域处于相对被动位置,因此,这也被视作是外边城市化之路。失地农民实现了身份的转变,成为城市居民。但他们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就业能力等方面面临着新的转型。不可避免遭遇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全方位抵触和冲突,必须接受城市生活秩序和工业文明的规则。做好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工作,让他们分享工业化、城市化成果,这是和谐社会公平公正的要求。
(3)乡村工业化型。这是一种内生型的城市化道路的实践。乡村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则是通过发展自身的工业企业,增强经济势力,带动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实现从农业到工业、从农村到城镇从农民到市民的全面转型,从就业结构、生产方式到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等各方面也会得到全面的提升。因此,乡镇工业化型的发展道路是一种内生型的城市化路径。相对农民工外流之路,乡村工业化之路对城市的依赖较小,而且农民实现就地转移和转型,离土不离乡,在亲缘、地缘、业缘等方面的关系成本相对要小得多,农民自身也不存在被城市边缘化的问题,相对征地吸入型,乡村工业化之路则要经历相对较长的发展过程,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暴露也相对缓慢,因而整个城市化的转型较为平稳。在城市化水平方面,乡村工业化之路也相对而言较低,征地吸入型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城市较集中、较高水平的辐射,而乡村工业化型则要经历更多的探索过程。
三、小结
中国的城市化面临着多种类型的选择,关键是寻找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中国目前的三种城市化的发展路径对于不同的农村地区具有不同的适应性,多元化的城市化道路是并行不悖的,重要的是结合自身的发展实情和先进的发展理念创造出多元化的发展路径。 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值得关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应该是发达与落后的竞争并和谐发展的关系。因此,较为合适的城市化发展路径在发展城市、富裕农村的同时,要不断地缩小城乡的差距,而不是强化不公平的城乡二元结构,强化农村对城市的依附关系。不同的城市化发展路径中农民的主体作用不容忽视,城市化的核心问题在于人的城市化,包括身份、职业、观念全面地融入城市生活秩序,接纳现代化的文明理念。
【参考文献】
[1] 赵新平、周一星: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化道路及城市化理论研究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2002(2).
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第11篇
一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为指导，贯穿全书的基本观点是:生产力进步是促进城市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条件。正如作者所言:“如果没有人口的集中和由农业发展所产生的粮食剩余，就不可能产生城市生活。同样，农业的出现早晚会推动城市文明的发展。”(第31页)农耕文明时代城市的兴起和发展立基于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工业时代乃至后工业时代亦复如是。以大机器生产为主的工业时代生产方式，以其密集的产业经济和巨大的就业机会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同时还凭其技术优势扫除了梗阻在农村通往城市道路上的种种技术性和社会制度障碍，从而促成了“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第130页);服务型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后工业社会造成了工业城市经济的衰落和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进入新的阶段，城市发展趋势呈“低密度的多中心结构，郊区化发展迅猛，大都市区呈现多中心结构，中心城市在大都市区中越来越难以发挥主导作用”(第210页)。
但社会是由万千有形或无形的因素构织而成的，历史是丰富而繁杂的。任何一种社会历史现象都不是由某一种因素单独促成的，也不是哪一方面因素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是多方面因素辐揍的结果，人类文明中的城市发展史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下，城市发展的速度和城市生活的形态各不相同。如作者在书中所言的那样，不仅在农业时代的城市文明“具有多源性和自发性”，即便到工业化与城市化联系十分密切的现代社会，两者的步伐也并不相同，“即世界各国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排名与城市化率的排名是不一致的”。后工业时代各国的城市化演进方向和模式也同样存在着诸多的差异。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作者俞金尧、王章辉、孙群郎等诸位专家，均以治欧美史为主业，上述时间框架显然是以西方作为考量的典型，并不完全适用于探讨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市发展进程。在内容叙述过程中所举的例证，也多以西方为主。作者在前言部分对此首先作了明确的交代:“我们叙述的重点在欧美国家，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有‘西方中心论’的倾向，而主要是因为从上述的几种经济类型及它们的先后转变来看，西方城市的发展比较有典型性。”(第5页)。也就是说，历时性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时代三大经济社会形态划分，主要是以西方城市发展背景为基础析出的“理想类型”，有异于此种发展经历的世界其他地区或国家因此被排斥在外。为了弥补这一缺失，该书另辟一章，专门论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并选择印度和拉美这两个与中国颇具比较意义的国家和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希图通过发掘他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当今正在急速行进中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提供有益的借鉴。
通过这两部分的内容安排，整部著作既坚持了纵向的时间一贯性，又关照到横向的空间一体性，两者互为补充，在叙事模式上实现了纵与横、通与专、点与面的结合，是一部精心谋篇布局的学术研究佳作。
二
通过复述《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该著作在有限的篇幅里，精练地阐述和分析了人类漫长历史长河里城市的发展演进历程。其内在的价值可以用“简约而不简单”来概括。
首先，不简单体现在其基本概念的界定和理论框架的建立方面。据笔者调查，通史性的世界城市史著作不仅国内稀缺，在国外也并不多见。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城市史研究兴起晚，是一门仍处于混沌状态的年轻学科，①“尚未形成明确的模式”且现实需求并不急迫;另一方面，不像世界文明史那样有较为明确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知识范畴，城市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实体，涉及建筑学、规划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哲学和文学等众多学科，每门学科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对“城市”的关注方向和理解也各不相同，甚至连最基础的一步—界定“城市”概念亦殊非易事。①在城市学和城市史研究都仅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欲撰写一部贯通世界历史的城市通史，真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一头撞进了“风险地带”。
面对令人困扰的复杂问题，作者化繁为简，高屋建领，撇开城市纷繁复杂的表象，把目光直接瞄准城市的核心本质，即城市在任何时间和不同空间都具有的共有特性。作者用一句话，把城市—无论古今中外的共有特性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一批脱离了农业生产，以非农业活动服务于社会的人们的聚居之地”(第5页)。然后，循着这样的“城市”意涵，厘定城市文明的源头，考察城市文明在不同经济社会形态下的演生变化轨迹。
以社会劳动分工来界定“城市”，背后蕴含着一整套科学的理论体系，也即马克思主义城市发展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城市是生产力发展及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某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②其次，观点不简单。该书既没有遵奉特定的理论程式止步不前，也没有囿于已有的学界成说怯于突破。恰恰相反，作者坚持在厚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自成一说的新观点、新解释。譬如在城市起源论方面，解释文明与城市起源的学说五花八门，不同学者之间见仁见智，其中主要有柴尔德(V.GordonChilde)的剩余农产品说、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的贸易需求说、斯乔伯格(GideonSjoberg)的宗教起源说和马克斯•韦伯等人的防御需求说，等等。③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的工商业起源说影响尤大。④《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作者也相信，剩余农产品和商业交换是城市形成不可或缺的要素，但这些并非城市能够形成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在农本经济时代，简单的贸易或商品交换的确可以推动市场的形成，但很难因为贸易而造成城市”(第57页)，欧洲中世纪长途贸易发达的诸多大型市集就是很好的例证。作者认为，政治权力才是最初城市形成的直接推手。其依据是，阶级的分化和国家的形成造就一批稳定地汇聚于一地的统治阶级队伍。这群脱离农业生产、以统治他人为职能的人群产生各种需要，“权力中心(因此)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工商业者，城市生活就这样慢慢地发育、生成”(第61-62页)。接下来作者还进一步论证，权力不仅缔造城市，也支撑城市的存在，决定城市的等级地位和繁荣程度。观察中古晚期以来的西方城市史，这样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最后，内容不简单。该书所述内容包括了经济社会史的方方面面，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城市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实体面貌、演变的趋势或走向，以及城市的社会生活形态和面临的问题矛盾等。在具体内容细节当中，涉及许多有价值的城市史题材，如城市空间的建筑和形制，不同时代行政官僚制国家的建立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工业化时代的城市贫富分化、边缘群体、住房、交通、犯罪，城市规划新理论或新实践，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交关系(sociability，权力监管与城市社会，等等。这些话题，都为进一步专门和深人的研究提供了指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材料丰富，其中参考的著述有不少是2012年—也就是书稿提交至出版社之时，才刚刚出版的，显示了作者在学术研究中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
三
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使整个社会从生产到生活方式乃至文化心理等各个层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刻转变，由此推动了城市学研究的兴起并走向繁荣。之所以如此，原因正如《年鉴》杂志在1970年的“历史学与城市化”专号里所说的那样:“近数年来城市的发展让所有的人文科学行动起来，这不仅仅是为了设计城市开发方案，构思城市产生的特殊病理的救治药方，而是在更深层次上，有意识地和科学地探究看上去对我们社会至关紧要的物事。”
当下之中国，面临着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类似的情境:伴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向深度推进;从传统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急剧转型对智力资源的支持提出了需求。同样，在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大合唱当中”，历史学当然不能缺位。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历史学之于城市化进程有两方面不容轻视的功用。首先在现实层面，城市的发展规划和城市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了解城市过去的历史，才能找到合理的方案或正确的办法。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类业已经历的城市化进程会给我们留下许多有益的经验或教训;另一方面，一座城市的发展模式应与它具体的区域地理环境相适应;城市规划也不应脱离传统的建筑、文化和日常生活习俗遗存。漠视历史智慧，不顾自然条件，在官僚主观意志主导下的城市化，很可能导致城市在外部与时展大势脱节，在内部与它所蕴含的社会生活不相协调。其次在精神层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人发展，城市人口日众，城市面貌骤变，城市生活方式与往日截然不同。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以及高度理性化的体制对人的奴役和异化，会让都市中人在精神上产生空虚与迷惘，滋生出对过去世界的好奇与乡愁。城市历史的重构可以让今天或未来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应该往哪里去，将精神的根系深深地延伸到“我们失去的世界”。
正因为上述原由，国内的城市史逐步兴起并在21世纪呈蓬勃发展之势。但总体来看，目前国内的城市史研究只能算是茁壮成长的幼苗，无论是中国城市史还是外国城市史都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地带有待开发。②《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就是世界城市史研究领域的一部拓荒之作。它以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和思维视角，以符合中国人阅读习惯的叙事方式，描摹了人类数千年经济社会演进史中的城市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学术方面来说，这部著作填补了我国在世界城市发展通史研究方面的空白，为国内城市史学者增添了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为一般读者提供了了解人类城市文明前世今生的窗口。同时，对于一些开设外国城市史的高校，该书内容长短难易适度，是一本难得的教材。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该书以宏阔的通史目光，通过对世界城市发展史的历时性回溯，同时兼顾与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共时性比较，碍出了许多有启示价值的结论，值得当前正在大力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中国借鉴和反思。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有三点:1.健康的城市化是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的结果，凋敝衰败的乡村支撑不起真正繁荣的城市;2.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而不是土地空间的城市化，城市要有能力为那些流动进来的人口提供较为充裕的就业机会和相对公平的制度保障，才能避免城市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贫民窟的蔓延和高犯罪率等问题;3.在前现代的城市化进程中，政治权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近代以来的城市化是以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产业为依靠的，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更是如此。也就是说，新型的城镇化战略必须顺应近代以来的这种世界历史大势，即通过大力发展产业经济、进行市场化的制度建构，使城市成为国际经济体系链条的一部分，避免走通过权力扩张或转移手段来拉动城市发展的老路，才能突破前现代城市所受到的结构性限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城市化。
四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以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社会三个次序相续的时代，作为叙述城市发展史的宏观时间框架。各时代在时间次序上虽具有历时性，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们仍然属于“社会类型”的范畴，有着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与编年叙事方式相比，它导致历史叙述在纵向时间方面缺乏完整的连续性，那些较典型地反映各种经济社会形态下城市发展状况的时段—如中世纪晚期、工业化时代，成为论证的重点，而有关古典时代和近代早期方面的内容则相对较少。其次，在内容上，该书主要侧重于论述宏观经济社会形态与城市发展、城市内部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而对城市的建筑规划、实体形态、日常生活和文化心态着墨甚少。
但需要说明的是，所谓该书的“不足”，实际上是城市史乃至整个历史学面临的难解之题。姑且不论现实当中著述活动的篇幅限制，更重要的是，任何一种概念和历史理论都难以做到全方位地透视悠远混沌且广阔无垠的过去世界，尤其是面对城市这个几乎聚集了人类文明一切因素的复杂综合体。借用英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本的话来解释就是:“历史哲学犹如探照灯之光柱”，历史实际上“取决于我们探视过去的光的投射方式，如果稍微变动一下角度，光柱可能在雾霭中迷失，或一幅新的图景进人清晰的光线之中”。
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第12篇
以“城市发展与城市化：简要的回顾”、“城市改造的提出：三个角度的探讨”、“城市改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以及“城市改造、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必要的澄清”为题依次展开论述。这种结构安排是符合历史和逻辑顺序的。因为有了城市的历史发展才会有城市化，城市化发展过程存在不足才会产生城市问题，而城市问题的存在才使城市改造问题的研究具有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城市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城市问题不断产生并得以解决的过程，而城市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城市的改造。根据产生层面的不同，城市问题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城市化而带来问题，如“过度城市化”、“滞后城市化”带来的问题以及我们通常所说的“城市病”等，这很大程度属于宏观层面的问题；另一种是由于单个城市的衰退而引出的问题，典型的如城市的物质老化、结构衰退或功能衰退导致的问题，这类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入微观层面。针对这两种城市问题，笔者把城市改造定义为两种，即广义的城市改造和狭义的城市改造，前者涵盖宏观性与微观性的城市问题的解决，后者主要针对微观性的城市问题。当然，这种划分只是为了理论研究的方便，现实中的城市问题显然是浑然一体而不分彼此的。 城市问题因其复杂性和长期性（动态地看的确如此）引起理论研究的极大兴趣，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城市某一或多个问题的产生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长期的积累形成了有关城市研究的多个学科，如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生态学等等。本文试图从城市改造角度把不同学科有关城市问题产生和解决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这项工作并不指望能够建立起什么理论框架，只是希望能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些较为丰富和较有条理的资料准备，这且算作是此项研究的理论意义。我国的工业化路程还没有走完，城市化发展也处于较低的水平，但与此同时还必须要接受全球化、信息化的挑战，并且要极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这就决定了我国城市问题的解决要比发达国家当年复杂的多，困难的多，本文将在总结国内外城市改造实践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这是此项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其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在总结有关城市改造的国际实践和相关理论认识的基础上，希图对有关城市改造的一些一般性的规律进行初步性的总结，进而运用这些一般性的东西去分析和考察我国的城市改造实践，看是否能够发现些什么问题，从而为我国的城市改造和发展提供一些不成熟的建议。 导 论 导论包括四部分内容，分别以“城市发展与城市化：简要的回顾”、“城市改造的提出：三个角度的探讨”、“城市改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以及“城市改造、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必要的澄清”为题依次展开论述。这种结构安排是符合历史和逻辑顺序的。因为有了城市的历史发展才会有城市化，城市化发展过程存在不足才会产生城市问题，而城市问题的存在才使城市改造问题的研究具有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1．1 城市发展与城市化：简要的回顾 在这一节笔者首先回顾了城市的历史发展过程，总结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的城市发展特点，以便为后文研究的展开提供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其次，对有关城市化的基本理论认识进行了初步的梳理，这种梳理包括区分了广义的城市化涵义与狭义的城市化涵义的不同；围绕诺瑟姆发现的S型曲线介绍了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强调指出城市化发展过程不仅可以分为三阶段，还可以分为二阶段、四阶段等；城市化不仅在时间上有其阶段性的表现形式，而且在空间上也有其相应的表现形式，如结合城市化方式来考察表现为集中型城市化、分散型城市化和就地型城市化，结合时间过程来考察表现为都市区、都市连绵区和城市化地区。再次，从单个城市角度分析了城市发展演变的内在机制，指出单个城市发展演变具有两种内在调节机制，即结构内自发调节机制和结构——功能相适调节机制，在这两种调节机制的基础上城市的发展是由结构性调适和功能性调适这两种调适方式来协调和平衡的。 1．2 城市改造的提出：三个角度的探讨 这一部分分析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目的是为城市改造的提出奠定问题基础。这部分研究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从城市化的历史过程角度总结，指出由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可能导致一系列城市问题产生，如“过度城市化”或“滞后初城市化”。其次，从单个城市角度来总结城市问题的产
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中国；城市化；进程；阶段；风险
中图分类号：17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5-0084-04
城市化也称城镇化，最简单的理解是指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的过程，基本指标是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但在科学发展观视野下，城市化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理解，乡村城市化不单是人口的城市化，更主要是生活在乡村的居民能够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社会环境等方面都能达到现代化的标准。从文化学角度理解，城市化是以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集中为特征的一种历史过程，不仅表现在人的地理位置的转移和职业的改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的演变，而且此过程还伴随着精神、文化、观念的无形转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城市化率迅速提高，极大地推动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但代价和风险也如影随形。本文旨在梳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理论探讨和实践发展的线索和成就，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廓清认识上的误区，自觉控制发展中的代价和风险，稳步推进城市化，实现城乡的和谐发展。
一、“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理论探讨和共识形成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城市化发展缓慢，1949年至1977年的28年间，城市化水平仅提高8.32个百分点，年平均增长为0.29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后，我国加快了城市化步伐，从1978年至1998年的20年间共提高12.48个百分点，年平均增长0.59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前增长速度的2倍多…。尤其在最近10年，中国城市化率由20％增至40％，走过了英、美等国百年以上的历程，实现了大规模的城镇化，而且增长势头不减。
回顾城市化迅速发展的过程，我国在对如何克服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城市病”，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等重大问题上展开了广泛的理论探讨和争论，取得了丰硕成果，共识逐渐形成。
首先，考察了西方国家城市化发展的曲折历程。世界城市化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其历史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城市化初期阶段，往往以经济发展为主导，以物质财富增长为核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GNP指标”，其发展是一维的，并导致“城市病”的产生与发展。为了解决贫困、失业、收入不均、住房拥挤、交通不便等城市病问题，人们开始修正发展的目标，在GNP指标外，补充了一些社会发展指标，如人口的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贫困人口、营养状况、盲率等。至此，城市化进入二维发展阶段，即经济与社会发展并重的阶段，这是城市化的第二个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恶化引起的一系列恶果，使人们意识到工业化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提出质疑和批判，确立起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将可持续发展作为自己的发展战略，谋求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发展模式由二维转变成三维。城市化进入第三阶段，即可持续发展阶段。
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这一标准看，世界城市化进程又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初期阶段，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30％以下。这一阶段农村人口占绝对优势，工业生产水平较低，工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农业剩余劳动力释放缓慢。中期阶段，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30％到70％之间。这一阶段工业基础已经比较雄厚，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工业吸收大批农业人口，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稳定阶段，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70％到90％之间。为了保持社会必需的农业规模，农村人口的转化趋于停止。
其次，对西方城市化理论的借鉴和发展。国外学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西方发达国家、亚洲、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等的城镇化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结构理论、区位理论、区域发展不平衡理论、内源式乡村发展理论、城乡一体化理论等，涉及了经济学和区域发展当中的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中，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发展经济学先驱人物之一的阿瑟・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理论及与之相关的城市化理论，在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初期对中国学者研究及政策都有较深影响。
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学者对中国城镇化的研究处于借鉴西方理论进行实证研究阶段。同时也认识到：西方经典的城镇化理论只是世界城镇化发展一般规律的总结，而且主要是以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经验为依据的，它一定程度上可以供中国城镇化借鉴和吸收，但不能完全阐释中国城镇化。中国城镇化实践表明，中国城镇化进程既有与世界城镇化普遍规律相一致的特点，又具有反映本国具体国情的特殊性，我们必须在借鉴相关概念和方法的基础上努力构建适用于中国国情的理论，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第三，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探讨。中国城镇化的方针和道路选择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和争论的热点问题，学者们进行了持久而广泛的讨论，先后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归纳起来主要有：(1)小城镇论。这一观点认为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国情，中国应大力发展小城镇，走“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城市为辅”的城镇化道路。(2)中等城市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城镇化要以发展中等城市为重点，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因为中等城市兼有大小城市的优点而少有两者的不足，中等城市在城镇体系中有独特作用、发展潜力和良好效益。(3)大城市论。这一观点认为，人口向城市集中，尤其是向大城市集中，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中国也不能例外。(4)均衡发展论。其主要观点是，中国的城镇化应该建立以大城市为领导，以中等城市为骨干，以各类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多功能的网络系统。(5)多元模式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人多地广，地域差异性大，市场经济不发达，工业化水平低，不可能采取单一战略模式去解决城市化问题，而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向多元化目标逐步推进。(6)都市圈模式论。都市圈，或称城市群、都市带、大都市连绵区，是指在某一地域上集中分布若干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庞大的城市群，是一种具有多核心、多层次的大都市区联合体。中国的城镇化应该走都市圈带动模式，都市圈是中国最有效率和效益、最切合实际的模式，通过组建若干都市圈，可实现中国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多极带动，使都市圈中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协调发展。
在探讨和实践发展过程中，关于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共识已经形成：坚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坚持各地区因地制宜、多元化发展的道路，它追求科学发展、社会和谐。
在具体实践中必须正确处理好城镇化与工业化、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城镇化与城镇布局、城镇化与大中小城市发展、城镇化与小城镇建设、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二、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两个阶段
笔者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按发展速度和城市化的主要内容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到2000年稳步推进时期。总体上以“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为方针，稳步推进。
这一阶段，从理论研究层面看，主要是为在实践出现的新问题提供理论解释。主要内容集中在“小城镇问题”、“民工潮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城镇化发展方针和发展道路问题”、“城镇化水平”、“城镇化规律”、“城镇化机制”、“城镇化发展趋势”等几个方面。也有学者研究了人口流动和城镇化、非农化和城镇化、城镇化和城镇规划、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学者们的研究实用性很强，有些研究成果直接成为国家制定有关城镇化政策的依据，对中国城镇化政策和城睾寰，七发展实践都发生了重要影响。
从政策层面看，这一时期中央和国务院下发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制定政策，引导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1980年，国务院批转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中强调：“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1984年中央先后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和《国务院关于农民进集镇落户的通知》，使正在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发展和与之相匹配的城镇化战略渐次走人人们的视野。1990年开始执行的《城市规划法》强调“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i998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小城镇大战略”问题，2000年6月，“小城镇大战略”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通知》进一步具体化，使中国的城镇化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实践中，这一时期的早期，起指导作用的主要是乡村城镇化理论。费孝通先生是主要的代表。费孝通先生认为：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小城镇，采用了离土不离乡的形式，符合当前中国的具体情况。我们的城市没有能力在这样短的几年中吸收如此众多的人口，国家现有财力不可能创造这样大量的就业机会，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乡镇企业是农村工业化的表现形式，正是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才使得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可以实现非农化的转移，也使得小城镇成为农村非农化的聚落点。
第二阶段，2000年之后，中国城市化提速，进入一个以“农民变市民”、“发展大城市”为主要途径和内容的新阶段。
正如2001年12月10日《嘹望》新闻周刊指出：“中国有可能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完成工业化过程，使绝大多数地区迈入工业化社会，并进而改变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过程和城乡空间结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户籍对人口迁移限制作用的减弱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涌入，未来中国城市化过程将出现难以避免的快速发展，导致更多城市的诞生，使中国城市体系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002年11月，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人们终于认识到，发展大城市最符合经济效益，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然选择。
十六大以后，在“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的双重动力机制作用下，政策先行，媒体造势，学者研究，中国城市化提速。“减少农民――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增长获得新的动力――现代化步伐加速，这是一条不得不走的‘中国曲线’。”“如何减少农民?出路只有一条：向城市转移，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有关机构测算：今后15年，若能通过实施积极的城市化战略，使农村人口减少30％，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即可增加30％。”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构建城市群、郊区城市化、造城运动等途径和方式，注重做大城市规模和外延拓展，农民通过迁入城镇或随被征用的土地一起获得了市民身份。中国城市化率迅速提高，最近10年，城市化率由20％增至40％多，走过了英、美等国百年以上的历程，实现了大规模的城镇化，而且至今增长势头不减。有专家预计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50％至55％，到2050年可能达到60％至70％。
三、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加强社会风险管理
农村城镇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问题也逐渐积累和暴露出来，其主要表现如下：最近10年城镇化速度虚高，特别是“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太快；经济发展及就业岗位增加不能适应冒进式城镇化；给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甚至造成破坏。问题的缘由可以归纳为三类：(1)对我国国情缺乏深刻认识，包括自然基础、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以及“农民工”现象的长期性缺乏正确的认识。(2)对城市化的误解。真正的、科学的城市化是有产业支持的，是有需求拉动的，并能真正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但一些学者和地方政府错误地把经济发展简单地理解为通过所谓的城市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致使追求城市化像追求GDP一样的时髦和功利。(3)相关制度和政策存在缺陷。城乡二元化的土地管理制度及过低的征地费用造成大量圈地；干部考核制度的偏差；分税制带来了大规模出让土地的动力；城市规划急功近利等。不少学者对“失控的城镇化”表示担忧，陆大道、叶大年等中国科学院院士、专家经过一年的调查和研究，在《2008科学发展报告》中发文，指出应警惕冒进式城镇化和空间失控。伴随城市化而来的社会风险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大的潜在风险来自于：农民的土地被城镇化了，而农民及其家属未被城镇化，给其中部分人带来失去生产和生活保障的风险，可能对社会稳定和协调发展带来不利影响。“通过圈地，通过消除农村户口，消除农民身份，进而把农村变成所谓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化没有产业支持，广大农民在得到非常微薄的补偿之后，成了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前景堪忧。”有的失地农民举家外迁，进城务工。但在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下面，进城务工农民中．只有不超过30％的农民可能获得稳定的高收入的就业机会或做生意赚了钱，而70％以上进城农民很难获得在城市安居所需收入条件。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已成“失地农民”，又可能会成为城镇失业人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大批农民工失业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大量农民迁入城市但不能在城市定居，会使这个庞大的群体陷入到贫困艰难的境地；如果又因失地无法回流农村，陷入困顿，不仅会威胁和谐社会建设和城市化运动的可持续推进，而且可能构成中国社会秩序的极大隐患。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正因为当前中国部分进城失败的农民可以返回农村，而不是不计代价地待在城市竞争维持温饱的边缘性就业
机会，而使留在城市的农民工仍可以获得温饱线上的收入，回村的农民工也可以获得体面的生活。在这样一种格局下，一方面是城乡差距在拉大，城市内部的结构也在分化，一方面是整个社会并未在局促有限的城市空间中形成严重的两极化，中国最底层的社会仍能维持基本生存。这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大秘密。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目前阶段，保持一种农民可以进城又可以返乡的一体化的城乡制度设置，有助于农民更加理性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有利于提高中国现代化的安全系数。
对传统社会的解构既伴随着对传统观念和文化的扬弃，又会对新的共同价值和新的相互信任关系提出质疑，同时要求新建的社会组织和城乡社会结构形式能满足大多数阶级、阶层的利益和发展需求。城市化过程中由农村流入城市的移民中将长期存在文化认同和社会融人障碍，在平等享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上存在政策障碍。目前在城市中长大的“农民32--代”就在户籍、教育、就业、福利等方面成了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
推进城市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综合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经济结构、产业支撑和农民意愿等等因素，做好城乡统筹，加强风险管理，减少发展代价，稳步推进城市化。
首先，统筹城乡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城乡统筹，是指国民经济发展中城乡之间应协调发展。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行的一系列二元化制度和政策造成了长期以来城乡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格局，形成了目前城乡二元结构。就我国国情而言，城市化就是二元环境下的经济在空间上实现资源重新配置和要素重新集聚的问题，城市化进程本质是实现二元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城乡经济与社会的运行机制必将发生重大变化，城乡原有制度构架与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下形成的城乡均衡特征会不断地被打破，新的城乡不平衡现象又会不断出现。因此，城市化进程中能否科学统筹城乡发展成为了极为重要的问题。城乡统筹主要内容包括：城乡人口统筹、城乡经济资源的统筹利用、城乡社会保障统筹、新农村建设等。
其次，创新制度安排，实现社会公平。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构建了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其作用无所不在。制度安排，是指对所有正式规则的设计、建构与操作。在经济活动中，合理的制度安排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它为人们提供了一套激励和约束机制，影响和制约着资源配置的效率，最终决定着经济的绩效。
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需要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和落实，更需要调整城镇管理政策，进行相关的制度创新。比如在农民工问题上，如何在户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个人发展、政治参与等方面保证其权益，确保农民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社会公平。
第三，尊重客观规律，实现城市化可持续推进。
城市化与经济建设一样有自身的规律，各级政府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必须遵循这些规律，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无所作为。从经济学角度看，城市化是在空间体系下的一种经济转换过程，人口和经济之所以向城市集中，是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作用的结果。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实践看，城市化的基本动力是工业化，城市化规律表现为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发展相互促进，并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就目前我国城市发展阶段和趋势而言，关键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做好统筹规划，对全国来说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要多元化协调发展。针对当前的经济发展态势，要消除对大城市的恐惧症，在有条件有基础的地区做好大城市、城市群的文章；空间上不同区域发展模式要有所差异；机制上强调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相结合；动力上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多种产业共同拉动。二是渐进式，要科学把握城市化发展速度，使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城市吸纳人口能力相协调，实现城市化可持续推进。
城市化的历史已经表明，城市化进程既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一部改造史，也是一部认识史，我们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改造与认识不断交替上升的过程中，不断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城市化发展的正确道路。
参考文献：
[1]杨波我国城市化滞后的根源及负面影响分析[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2，(01)
[2]钱振明．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一现状及发展方向[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5).
[3]中国城市化的八个趋势[J]．嘹望新闻周刊，2001，(50).
[4]王健君，叶俊东．中国城市化提速[J]．嘹望新闻周刊，2001，(50)．
[5]李义平．正确理解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若干经济理论[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06)
[6]i土伟农民工失业了吗?[EB／OL]．http：／／news．qq．com／a／20090205／000762_6 htm
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甘肃;县域;城市化;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1-0110-03
1．引言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和重要过程。目前已有较多学者从社会学､人口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学甚至统计学､数学的视角出发，对城市化概念，水平和发展趋势，道路选择，城市布局与城市最优规模，以及城市化水平综合评价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11]。但以结构主义理论为基础，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水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研究较少，尤其以县域为研究范围，计量分析影响城市化水平因素的学术文献则更少。
甘肃作为一个二元结构尤为典型[12]的省份，其县域的城市化发展已成为甘肃社会经济结构深层次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如何加快甘肃县域的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是目前所要解决的难点问题。本文参照已有的城市化理论模型和相关实证研究，在充分考虑甘肃县域城市化数据资料的可得性的基础上，以2000年甘肃87个县(包括县级市)的城市化率为因变量，以主要的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为自变量，构建甘肃县域城市化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并对甘肃县域城市化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旨在揭示影响甘肃县域城市化水平的主要因素及城市化进程中各因素的作用，为加快甘肃县域城市化进程提供参考。
2．模型与数据
城市化是二元结构经济向发达的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是一个必然发生的现象。经济学家已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著名的理论和模型。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13]，托达罗“农村―城市人口迁移”模型”[14]和舒尔茨的成本效益理论[15]，揭示了人口城乡迁移的基本动因和特征，是公认的城市化经典理论框架。此外，一些实证研究也对影响城市化水平的因素作了识别和检验。钱纳里等人通过处理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经济发展水平数据，证明在一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上，有一定的生产结构､劳动力配置结构和城市化水平相对应[16]。贝克尔通过分析西欧各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历史上工业化时期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发现当时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与其人均CNP增长率及工业化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7]。近年来一些学者在对中国城市化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也得出了大体相似的结论。夏永祥､余其刚[18]。陈爱民､爱德华•冠森[19]，余志祥､熊伟[20]等学者发表的研究文献表明，无论从全国还是各省市区来看，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城乡收入差距､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人均教育水平､基本建设投资等因素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基于以上分析，在参照已有的城市化模型､实证研究和相关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构建二元结构下甘肃县域城市化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
Yi=β0+β0LnXi1+β2LnXi2+β3LnXi3+β4LnXi4+β5LnXi5+β6LnXi6+εii=1，2，……87
其中，Y表示城市化率，用甘肃各个县的城镇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下标i表示特定县。β0､β1､β2､β3､β4､β5､β6为待确定的常数。ε表示随机误差。其余均为城市化率的解释变量。
2．1X1――第三产业就业比率
第三产业就业比率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从业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由于城市化的实质是农业人口逐步脱离农业部门，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过程，而现代工业应包括工业和第三产业两部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第三产业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已成为城市化进程的主要部分，对城市化的作用高于工业。根据托达罗“农村―城市人口迁移”模型，一个农业劳动力是否迁入城市除了决定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还取决于城市就业率。由于第三产业对农业劳动力有较高吸纳能力，因而通过第三产业就业比率可以间接反映托达罗模型中的预期收益和就业率。预期第三产业就业率与城市化率成正相关关系。
2．2X2――工业化率
工业化率作为一个地区工业化程度的直接体现，是重要的经济指标之一。城市化作为农业劳动力从低报酬的农业部门向高报酬的工业部门迁移的过程，和工业部门有着紧密的关系。因而工业部门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对农业劳动力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成为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流向城市的重要因素。考虑到数据的可靠性，选取了2000年人口普查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从业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工业化率。预期这一指标与城市化率正相关。
2．3X3――基本建设投资
基本建设投资主要用于第二､第三产业，随着资金的不断投入，非农产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根据托达罗“农村―城市人口迁移”模型，随着城市就业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的迁移数量也就不断增多。因此，预期基本建设投资与城市化率应为正相关。
2．4X4――文盲率
文盲率通过文盲人口占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比例表示，用以反映受教育水平的高低。根据舒尔茨的成本效益理论，迁移的成本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教育程度与迁移成本负相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所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在城市经济部门获得就业机会或较高收入，因此教育水平与城市化率是正相关关系。鉴于文盲率与受教育水平成负相关，则文盲率与城市化率应是负相关关系。
2．5X5――人均可耕地
人均可耕地用耕地面积与农业总人口数比例来表示。根据刘易斯的二元模型，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或等于零的剩余劳动力，由于城市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在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个人收入水平上的差别，使存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向现代城市工业部门迁移。因此，人均可耕地越少，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越多，迁移的数量也越多。预期这一指标与城市化率应成负相关关系。
2．6X6――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来表示。根据托达罗模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移民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作出的。那么，城市居民较高的收入吸引着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因此，这一经济变量与城市化率应成正相关。
由于变量取自然对数可以反映出其弹性关系和排除变量的单位影响，因此上述模型采用半对数方程形式。每个变量的系数都表示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该变量变动一定幅度对城市化率的影响程度。在估测结果有效的情况下，各变量的系数符号反映该因素对城市化水平性质的影响，而具体数值则反映影响力的大小。
本文数据均来源于《甘肃省2000人口普查资料》[21]和《甘肃年鉴2001》[22]。
3．结果分析
根据收集到的数据，应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考虑到多元回归方程必须进行显著性检验。除了对回归方程进行检验外，还要对回归系数进行检验。因此采用了逐步回归方法，主要结果见表1。
得到回归方程式为:
Y=-48．941+12．187LnX1+6．443LnX2+3．486LnX3-5．827LnX4-9．661LnX5
(-3．246)(3．455)
(2．847)
(2．940) (-2．608) (-4．407)
R2=O．843 F=86．187 D．W=1．762
该回归方程通过了R2检验､F检验和t检验､多重共线性检验､序列相关检验和异方差检验。因此，用构建的二元结构下甘肃县域城市化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来解释影响城市化水平因素是合适的。其中，第三产业就业比率､工业化率､基本建设投资与城市化率正相关;文盲率､人均可耕地与城市化率负相关;城乡收入差距与城市化率的对应关系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无法通过有效检验，在逐步回归中未被引入。
4．主要结论
通过回归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从回归系数看出:X1＞X5＞X2＞X4＞X3，说明各影响因素对甘肃县域城市化影响作用的大小顺序为:第三产业就业比率>人均可耕地>工业化率>文盲率>基本建设投资。说明要加快甘肃县域内城市化进程，应加大非农产业投资力度，促进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增大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容量，使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流向城市，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2)模型在指标的选择时考虑了城乡收入差距对县域城市化的影响程度，但经过计算分析，其相关性不显著。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对县域城市化的影响很小，分析原因，这与甘肃县域多为单一产业，封闭式的经营方式限制了产业多元化的发展，抑制城市向乡村的辐射和扩散效应;严格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阻断了城乡之间劳动力的流动;数目众多的劳动者素质低下，劳动技能较差，无法有效进入城市中的各类行业，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备和城市较高的失业率与较低的就业机会，阻碍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有着直接关系。
基金项目:CIDA项目《中国西部生态评估管理与农村发展》部分成果，项目编号(CIDAProjectNO．)2821/563442。
参考文献:
[1]傅晨．城市化概念辨析[J]．南方经济，2005，(4):29-30．
[2]李振福．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模型研究[J]．北方交通大学学报，2003，(3):75-80．
[3]刘耀彬，陈志，杨益明．中国省区城市化水平差异原因分析[J]．城市问题，2005，(1):16-20，32．
[4]李爱军，谈志浩．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测度方法探讨――以江苏无锡市､泰州市为例[J]．经济地理，2004，(1)．
[5]徐建中，毕琳．促进我国城市化道路的思考[J]．商业研究，2005，(6):86-88．
[6]白先春，凌亢．中国城市化:水平测算与国际比较[J]．城市问题，2004，(2):22-26．
[7]丁刚，赵萍萍．基于PDL模型的城市化水平预测[J]．统计研究，2005，(3):45-48．
[8]阎军．试论我国城市化的道路与模式选择[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2005，(3):26-30．
[9]冯邦彦，马星．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及省际差异[J]．经济经纬，2005，(1):62-65．
[10]段敏芳．城市化发展与人口迁移。统计与决策[J]．2005，(2):53-55．
[11]宋顺峰，张宏霖．中国的城市化及城市规模分布[A]．载陈甬军､陈爱民．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C]．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65-71．
[12]沈滨，叶超．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证分析―以甘肃为例[J]．经济问题，2003，(2):35-37．
[13]威廉•阿瑟•刘易斯．二元结构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3):19．
[14]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中国经济出版，1992:227-256．
[15]侯景新，尹卫红．区域经济分析方法[M]．商务印书馆，2004:406-408．
[16]H•钱纳里，M•赛尔昆．发展的型式:1950-1970[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32，61-70．
[17]P•贝克尔:城市与经济发展[M]．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146-234．
[18]夏永祥，余其刚．世界城市化进程一般规律和中国的实践[A]．陈甬军，陈爱民．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C]．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3-13．
[19]陈爱民，爱德华•冠森．影响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因素分析[A]．陈甬军，陈爱民．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C]．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61-57．
[20]余志祥，熊伟．我国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研究[J]．生态城市，2004，(6):253-255．
[21]甘肃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甘肃省2000人口普查资料[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22]甘肃年鉴编委会．甘肃年鉴2001[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郭婷(1977-)，女，陕西西安人，西北民族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区域经济。
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物化；阶级意识；农民工市民化；超越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9-0038-02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
iousness）一书中提出了“物化”（Reification）①理论，表达了对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的生存困境的文化批判。“这种由商品拜物教所表现出来的物的关系取代和支配人的关系的物化现象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的活动的结果或人的造物变成某种自律的、并反过来统治人和支配人的力量。”[1]人由生产过程和社会历史运动的自由自觉的主体沦为被动的、消极的客体或追随者。随着物化的日益普遍化和深入，这种物化结构在人的思维结构和生存结构中的内化，即产生了物化意识，即“人自觉地或非批判地与外在的物化现象和物化结构认同的意识状态。”[1]在这种意识下人丧失了批判和超越的主体性维度。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到克服和消解物化，就应该唤起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通过思辨转向实践，实现主客体统一下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针对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这一进程中凸显出来的农民工阶层在生存模式和思维结构上的物化现象，要通过总体性理论对其进行思维方式变革，重构其在社会变革和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性地位，确证主体性的彰显对市民化进程起到支持和保证作用，亦能促进农民工阶层的全面发展。
一、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卢卡奇（1885—1971），匈牙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其思想的核心是独创性地强调无产阶级认识现实世界的主体性问题，通过唤起阶级意识觉醒，克服物化现象，实现人的主客体的统一，最终落脚在实现人的自我解放。
1.物化概念
卢卡奇从对商品问题的分析入手形成对物化现象的初步认识，“这种由商品拜物教所表现出来的物的关系取代和支配人的关系的物化现象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的活动的结果或人的造物变成某种自律的、并反过来统治人和支配人的力量。”他认为，物化是西方工业文明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物化在主观方面是指人的非人化和客体化、人的数字化。主体的客体化即人由生产过程和社会历史运动的自由自觉的主体沦为被动的消极的客体或追随者。人的数字化即人的符号化和抽象化，在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中人并没有像期待的那样成为解放人、确立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人的主体性的失落和人在机械体系中的抽象化。卢卡奇认为，这是一种物化导致的现代人的一种文化困境。
2.物化意识
卢卡奇认为，随着物化的日益普遍化和深入，这种物化结构在人的思维结构和生存结构中的内化，即产生了物化意识，即“人自觉地或非批判地与外在的物化现象和物化结构认同的意识状态”。具体来说是物化的结构逐步积淀到人们的思想结构之中，人从意识上缺乏超越这种物化结构的倾向，从而将这种物化结构当做外在的规律和人的本来命运加以遵循和服从，由此，人丧失了超越和批判的维度。
3.物化的扬弃
卢卡奇认为当人丧失了超越物化和批判的维度，将会形成与物化结构认同的物化意识，这种文化困境将成为人解放自我的枷锁，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缺失，人无法得到终极解放。他认为克服和消除物化只能依靠无产阶级本身，使物化中自我客体化的阶级意识上升为主客体统一的自觉的无产阶级意识，挖掘自身发展过程的主体性。
4.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所谓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就是指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的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认识。他呼吁阶级意识的觉醒，旨在建构一种实践性的自觉的革命理论。卢卡奇断言：只有无产阶级具备成熟的自我意识——阶级意识，并将之升华为清晰的物化意识，才能实现对物化的超越，以完成历史赋予它的使命。
二、物化意识影响下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
以超越和批判的维度克服和消解物化意识，确证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地位，是卢卡奇思想的核心和旨趣所在，这一理论对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具有极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农民工市民化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刘传江学者指出：“农民工市民化是基于城乡劳动力两阶段转移的‘中国路径’而提出的理论命题和现实命题。农民工市民化是指离农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克服各种障碍最终逐渐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和现象。”[2]在我国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在推进市民化的过程中一系列宏观政策举措如城乡劳动力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等都极大地推进了市民化的进程。
2.市民化的现状
我国目前有九亿农民，加快城市化建设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课题。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之义。在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城镇人口城市化和城市用地城市化趋势已势不可当，但“现有研究普遍表明，城市农民工并没有顺利实现市民化，他们的城市适应水平较低，在城市处于边缘化或底层地位，在城市的边缘性领域或空间里“沉淀”为“外来边缘人口”，绝大多数农民工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甚至是一种“虚城市化”的状态，这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城镇化发展的“巨大瓶颈”[3]。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政策不断放宽的大背景下，我国城市中农民工群体的市民身份无法得以确证，无法实现真正的市民化。
3.从物化角度看非市民化文化认同
当前城市化和市民化进程中由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历史因素，使农民工的生存模式、生存外观和思维模式异于城市化的预期价值目标，在市民化的过程中农民工群体阶层作为推进城市化和助推市民化进程的主体性角色和力量，在现实中却是一个消极和直观的旁观者，缺少主体的参与意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的非市民化的情感和文化认同主要表现在该群体对市民化工程认同的盲区，对自身群体市民化身份的不自信，对城市市民的一种高贵身份的标签定位，对培养市民素质和文化提升的漠视等等，所有这些导致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空间，即便业已成为城市人口，但在内心情感纽带上仍存在孤独情感和城市生活排他性的非市民身份的文化认同。从卢卡奇的物化意识角度来看，农民工的非市民化这种文化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将上升为一种屈从和惯性遵循的物化意识，在这种物化意识的影响下其在推进市民化的进程中缺失主体性的参与，更甚者这种物化意识长期支配和统治着该群体使其难以认识到自身对于市民化进程的主体力量和推动作用，他们仅仅认为城市生活给他们提供了谋生的机会和出路，为了这个目标而貌似甘愿沦为所谓的“外来群体”，甚至破坏市民文化体系和抵制某些政策。从政府城市建设和原有城市市民来看，基于历史遗留的城乡二元格局，在城市建设和管理的过程中以及在市民化建设的政策制定上或多或少烙下身份等级的印记。尤其是城市管理服务部门在执行事务和处理某些事件中表现出的对农民工群体的歧视和偏见，殊不知，农民工群体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这种潜在的情感和文化认同扭曲无疑是导致农民工非市民化的重要因素。
三、超越物化实现主客体统一是实现真正市民化的必然逻辑
农民工阶层是推进市民化进程的主体力量，但在物化意识的支配下其市民化身份存在与预期的相悖，其非市民情感和文化认同无疑成为当前推进城市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内隐性阻力。按照卢卡奇物化理论，对物化的扬弃必须呼唤一种意识的觉醒，产生一种文化自觉，从而实现主客体的统一。
1.从思辨到实践的转换
物化结构和物化意识导致城市农民工的世界和社会历史地位的支离破碎，物化的扬弃取决于总体性的生成，使该群体真正成为推进市民化进程的自觉的和统一的主体和客体。这无疑有赖于其对自身作为“统一的主体与客体的”地位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行动。这一自觉和生成的过程不是简单的、轻而易举和短暂的，而是需要现实历史进程的推演和农民工以及政府和现存城市市民的理性的自觉投入。
2.呼唤自觉的群体意识
其一，呼吁农民工群体要在现实的城市生活中自觉地批判地认清支配和统治自身的物化意识，通过积极参与城市生活，遵守城市规章，维护城市形象，共享城市资源，不断地学习先进理念，放开视野，积极主动地融入市民化浪潮，肯定自身群体在推动城市发展和社会建设中的地位，摒弃自身作为所谓城市的“外来人口”的偏见观念，维护自身权益，争做城市主人。通过这种市民文化认同的革命性的自觉的意识来推动自身的解放，使其真正融入市民空间。其二，政府城市建设和城市市民应转变城乡二元对立的固有情感惯性，政策和服务应更加人本化，主动接纳和包容农民工群体的城市建设的参与意识，摒弃偏见，消除情感壁垒，推进整体市民化进程。
参考文献：
[1]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刘传江.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J].理论月刊，200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