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专业博士论文范文
法律专业博士论文范文第1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学教育，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58年至1976年法学教育的挫折和停滞时期；1977年至1993年法学教育的重建和恢复时期；1994年以来的急速发展时期。
（一）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49－195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当时全国53所高等院校设有法律系，有在校法学本科生7338人。[1]1952－1953年进行"院系调整"，对原有53个法律系进行整合归并，创设四所政法学院，即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并在六所综合大学设置法律系，即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东北人民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律系、复旦大学法律系和西北大学法律系，构成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四院六系"。在一举废除中华民国时期的全部法学教科书之后，代之以从苏联引进的各种法学教材，并聘请苏联专家担任主要科目的授课教师。至1957年才出版了新中国自己的第一套法学教科书。至1957年，全国累计招收法律本科生12569人，毕业法律本科生10856人，当年有在校法律本科生7954人。
（二）法学教育遭受挫折和停滞时期（1958－1976）
1956年开展所谓"整风反右"运动，强调阶级斗争和否定法治的左的思潮泛滥，凡是主张法治和主张法律具有继承性和社会性的法学教师均受到批判并被划为"资产阶级"，导致了中国法学教育的急遽萎缩和衰败。1959年撤销了主管法学教育的司法部。四所政法学院被下放地方，并压缩招生规模。
196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各政法院系师生被分批编入四清工作团（队）深入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至1966年5月，"四清运动"升级为""。包括政法学院在内的全部大学停课，称为"停课闹革命"。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被撤销，称为"砸烂公、检、法"。整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1966年，包括政法学院在内的全部大学停止招生，1968年政法学院和综合大学法律系被撤销，仅保留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两个法律系。中国法学教育出现了长达10之久"停滞期"。
（三）法学教育的恢复时期（1977－1993）
结束，需要重建法律机构和法律体系，恢复法律秩序。首先就是重建在中被撤销的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还要重建50年代被废止的律师制度，急需大批应用型法律人才。国家领导人多次谈及法官不够、检察官不够、警官不够、律师不够。
为了重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恢复律师制度，采取了所谓"专业归队"的应急措施，即将分散在各地各行各业的法律人才调回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或者鼓励其重操律师职业。但据资料显示，1949年至1976年，全国仅毕业法律本科生23618人。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中国建立高度的民主和完备的法制需要50万律师，区区2万多人，即使至结束时都安然健在，且全部"归队"到各律师事务所，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据1983年对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的干部队伍的统计，属于大专以上学历的占8％；属于高中和中专学历的占33.6％；属于初中学历以下的占58.3％。其中，法律大专以上毕业的占3％；接受过短期法律知识培训的占54％；未接受过法律知识培训的占43％。可见，尽快恢复发展法学教育，加快培养法律人才，是中国在结束后所面临的最重大、最紧迫的课题。
1978年西南政法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等法律系开始招生，当年全国法律专业招生人数共696人。紧接着，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相继重建、开始招生，各综合大学也陆续重建法律系开始招生。至1993年，已有5所政法学院和130个大学法律系，已培养专科、本科、硕士、博士5万多人，有在校生4万人。此外，还有114个成人高等政法院系，已培养成人本科、专科学员10万多人。还有58所中等司法学校，已培养中等法律人才近10万人。基本满足了改革开放后重建法律秩序、法律机构对于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
（四）法学教育的急速发展时期（1994－）
随着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增大，人们对法学教育的认识也在深化。特别在1993年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之后，国家对法学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新任务，不仅要继续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而且要为各级政府机关、各类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培养大批高层次、多样化的法律人才。导致中国法学教育的飞速发展。据1998年的统计，全国开设法学专业的普通高校214所，在校生8万余人；另有成人高等政法院校150所，在校生8.6万人；中等法律学校57所，在校生2.2万人。
1998年"高校扩招"，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张，进入所谓"大众化"发展阶段，设置法学本科的普通高校激增，招生规模成倍增长。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1998年为214所，2001年为297所，2004年为269所，2005年增至564所，2006年达到606所。据2005年的统计数据，当年新招法学本科生108779人，法学博士生2305人，法学硕士生22465人；在校法学本科生414309人，法学博士生7520人，法学硕士生57752人；毕业法学本科生76140人，法学博士生1191人，法学硕士生12912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的创设。至90年代中期，高等法学教育虽有很大发展，但培养法律人才的数量和类型都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建设法治国家和加入WTO,急需大批高层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有必要开创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新途径。于1994年论证、提出方案，1995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借鉴美国法学院JD教育的成功经验，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开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高校，1995年为8所，1997年为13所，1998年为22所，1999年为28所，2003年为49所，2004年增至60所。从1996年开始至2006年，累计招生近50000人，其中已获得学位18102人，现有在校生近30000人。
现今中国已经形成多类型、多层次的法学教育体系，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普通高等法学教育，包括政法学院（大学）和综合性大学法学院，以及财经、理工、农林、医学等单科性大学的法学院、法律系，主要培养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应用型法律人才（法学本科、法律硕士）；少数培养学术型法律人才（法学硕士、法学博士）；第二种类型，是成人高等法律职业教育，包括法律函授、法律夜大、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政法干校等，主要培养法律辅助型人才（法律专科）；第三种类型，是中等法律职业教育，包括29所司法学校和27所司法警官学校，培养中级法律人才。
二、中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类型
（一）法学本科教育
新中国建国初期学习苏联的经验，实行"院系调整"，建立四所单科性政法学院，并在六所综合大学设置法律系，即所谓"四院六系"。四所政法学院为四年制本科教育，培养目标是业务型法律人才，即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培养业务干部，统称为"政法干部"。六所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为五年制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理论型法学人才，即为各综合大学、政法学院及法学研究机构培养法学教师和研究人员。
改革开放初期重建法学教育，四所政法学院与大学法律系的本科教育均为四年制，其培养目标相同，均以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为目标；而培养学术型法学人才的任务，改由各政法学院和部分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教育承担。
80年代至90年代中，各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曾经按照法学"二级学科"设置专业，如法学专业、经济法专业、国际法专业、行政法专业、诉讼法专业等，并相应将法律系拆分为法学系、经济法系、国际法系、行政法系、诉讼法系等。90年代中期在教育主管部门要求之下，各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改为按照"一级学科"设置本科专业，亦即将原先的法学专业、经济法专业、国际法专业等合并为一个专业：法学专业。
法学本科教育的对象，是经国家统一高考合格的高级中学毕业生，统一实行4年学制。法学本科教育的课程设置，分为五类课程：第一类为公共必修课；第二类为专业基础必修课；第三类为专业选修课；第四类为实践教学必修课；第五类为综合素质选修课。其中，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必修课和实践教学必修课，由教育主管部门统一规定科目，学校和学生均无选择、变更余地。专业选修课和综合素质选修课，由各校根据自己的师资、教学条件开设，学生自由选修，达到所要求学分即可。
法学本科学生，在四年期间完成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其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的成绩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法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且有从事法学研究工作或担负法律实务工作的初步能力的，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属于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专业学位。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不做细致的专业分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高层次的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要求掌握法学基本原理，掌握从事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思维习惯、法律方法和职业技术；能综合运用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法律职业实务工作的能力，达到有关部门相应的任职要求；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专业外语资料。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招生对象，是通过全国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统一考试，并经培养单位复试录取的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的非法学专业的毕业生。采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全日制学习的学制为三年；非全日制学习的学制不超过四年。以课程教学为主，重视和加强案例教学。采取灵活多样的实践形式，着重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培养。研究生毕业并获得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总学分不得低于75学分。采取灵活考核办法，着重考查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理论和知识，发现、分析、判断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能力和方法。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制定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要求，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课程，分为三类课程：第一类为必修课程、第二类为推荐选修课程、第三类为自选课。其中，第一类必修课12门（32学分）；第二类推荐选修课8门（要求选修13学分）；第三类自选课（8学分）。必修课科目和第二类推荐选修课科目，均由该《培养方案》统一规定，第三类自选课由培养单位自行确定。
考虑到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没有法律专业教育背景，也没有从事法律职业的实务背景，2006年修订后的《培养方案》，特别增加第四类实践必修课程（12学分）：法律文书课（起草合同书、公司章程、诉讼文书、仲裁文书等的训练，由律师、检察官、法官讲授）；模拟法庭训练课（由教师组织，法官、检察官、律师辅助指导）；法律谈判课；法律实践课（在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实习2－3周）。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撰写学位论文（10学分）。考虑到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特点，2006年修订后的《培养方案》规定，学位论文应以法律实务研究为主要内容，不限于学术论文的形式，可以案例分析、研究报告、专项调查代替学位论文。学位论文的字数一般不少于2万字，由三名本专业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其中须有一位校外专家）评阅；学位论文答辨委员会成员中，应有一至两名实务部门或校外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课程考试合格且学位论文答辩通过者，授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三）法学硕士学位教育
法学硕士学位属于学术学位。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招生对象，是具有学士学位的法学本科毕业生或者具有同等学力的考生。应参加全国统一组织的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国家统一划定各学科硕士研究生录取分数线，由招生单位决定录取。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从事法学研究、教学或独立担负专门业务工作能力的学术型法律人才。
特别要说明的是，与一些发达国家把硕士学位作为攻读博士学位的过渡型学位不同，中国的硕士学位是一个独立的学位。中国的硕士学位教育是独立的培养阶段，学制较长（一般为3年），要求较高的学术水平。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习年限3年。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采取系统理论学习、进行科学研究和参加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办法。在指导方式上，采取导师个别指导为主，集体指导为辅的方法。
课程设置分为：第一类公共必修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外语课。第二类专业基础和专业必修课，一般3－4门。第三类社会实践必修课；第四类选修课。学习方式，采取自学、听课、讨论等方式。课程学习阶段结束时，进行一次中期考核，考核内容包括研究生的思想品德、课程学习、科研能力。然后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不少于3万字。在硕士学位论文提交答辩前，应由两名副教授以上专家评阅。答辩委员会由3－5人组成，至少有一名外单位的专家。答辩不合格的，可在一年内修改，重新答辩一次。硕士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由答辩委员会作出授予硕士学位的建议，经院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审查合格的，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四）法学博士学位教育
法学博士学位，属于中国现今三级学位的最高学术学位。特别应注意的是，中国的博士学位研究生教育，既不同于将博士生作为导师的科研助手、不重视课程学习、通常无须修课的欧洲模式，也不同于着重课程学习、须修满大量学分的美国模式，而是兼采欧美两种培养模式的长处，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即在实行导师制的同时，也有课程学习的要求，但不要求修大量的学分。
法学博士研究生教育，以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或具有同等学力（如具有高等学校的讲师职称）者为招生对象。培养目标是，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厚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能力，能够在科学研究中取得创造性成果的高级法学理论研究人才。博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时间不能少于3年。导师个别指导和课程学习相结合，着重培养博士研究生的优良学风、探索精神，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和创新能力。课程设置：（1）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必修课）；（2）外语课，第一外语（必修课），第二外语（选修课）；（3）专业基础课（必修课）；（4）专业课（必修课）；（5）选修课。课程学习，采取自学、听课、讨论等方式。
课程学习经考核合格，在导师指导下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间不少于1学年。博士学位论文一般为10万字。按照《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博士学位论文应当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并在科学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根据《学位条例》第六条规定，博士研究生，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成绩合格，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通过，达到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者，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三、中国法学教育面临的问题
（一）法学本科教育存废之争
中国法学本科教育长期分为两大阵营，一是原来属于教育部的综合大学法律系的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学术型法学人才，二是原来属于司法部的政法学院的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从事审判、检察、公安和律师实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进入九十年代，综合大学法律系本科教育与政法学院本科教育在培养目标上已经同一，其结果是，法学本科毕业生既不符合学术型法学人才的要求，也不符合应用型法律人才的要求。在九十年代中期，借鉴美国法学院的经验，创立以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为目标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之后，发生了法学本科教育存废的争论。目前争论虽仅局限于网络等媒体，但问题重大，值得关注。
（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宭境
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教育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措施，经过10余年的不断探索和试验，逐渐成为培养高层次的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主要途径。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二：
其一，由已有培养法学硕士学位授权的高校开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造成同一法学院既培养法学硕士研究生，也培养法律硕士研究生，尽管《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加强教学与法律实务部门的联系，要求聘请法律实务部门的专家参与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及培养工作，以弥补法学院在法律实践方面的缺陷，但往往难于切实贯彻落实。许多法学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在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培养方式、教学方法、课程内容等方面，都与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没有实质差别，最终导致所谓"学术型人才缺理论，应用型人才缺实践"的问题。
其二，因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缺乏实质性的联系，法律硕士研究生从事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职业的前提是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和国家公务员考试，而检察院、法院或者律师事务所等法律职业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对法律硕士学位获得者并不优先考虑，造成法律硕士研究生在毕业之后能够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的人数极少，大部分法律硕士毕业生不得不在法律职业之外另谋出路，与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初衷相悖，且造成法律教育资源的浪费。因此，有学者建议将司法考试与法律硕士生入学考试合二为一，将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与司法研修合二为一，获得法律硕士学位即有从事审判、检察与律师职业资格。新晨
（三）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困惑
现行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参照苏联的副博士学位，主要特点是要求过高，3年时间要完成修课与学位论文写作的任务，并且与博士阶段的学习缺乏衔接。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目标，是为从事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培养学术型人才。只是十年前法学硕士研究生人数还很少，毕业后一般都有机会进高校做教师。但自高校"扩招"以来，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人数激增，而毕业后能够进入法律教学和研究机构的人数极少。除少数报考法学博士研究生外，绝大多数法学硕士学位毕业生都选择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或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公证机构和各级政府部门。
绝大多数法学硕士只能从事实务工作，而培养目标却坚持学术取向，造成法学硕士学位教育中的许多矛盾、冲突和左右摇摆，结果弄得非驴非马，不知所措。并且，大批法学硕士研究生涌入法律实务部门，挤占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就业机会，造成对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冲击。因此，有的学者建议压缩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普遍的观点认为，应当缩短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学制，降低其学位论文的学术要求，甚至主张取消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的要求，将法学硕士学位教育作为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过渡阶段。
法律专业博士论文范文第2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学教育,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58年至1976年法学教育的挫折和停滞时期;1977年至1993年法学教育的重建和恢复时期;1994年以来的急速发展时期。
(一)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49-195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当时全国53所高等院校设有法律系,有在校法学本科生7338人。 [1]1952-1953年进行"院系调整",对原有53个法律系进行整合归并,创设四所政法学院,即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并在六所综合大学设置法律系,即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东北人民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律系、复旦大学法律系和西北大学法律系,构成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四院六系"。 [2]在一举废除中华民国时期的全部法学教科书之后,代之以从苏联引进的各种法学教材 [3],并聘请苏联专家担任主要科目的授课教师。 [4]至1957年才出版了新中国自己的第一套法学教科书。 [5]至1957年,全国累计招收法律本科生12569人,毕业法律本科生10856人,当年有在校法律本科生7954人。 [6]
(二)法学教育遭受挫折和停滞时期(1958-1976)
1956年开展所谓"整风反右"运动,强调阶级斗争和否定法治的左的思潮泛滥,凡是主张法治和主张法律具有继承性和社会性的法学教师均受到批判并被划为"资产阶级",导致了中国法学教育的急遽萎缩和衰败。1959年撤销了主管法学教育的司法部。四所政法学院被下放地方,并压缩招生规模。 [7]
196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各政法院系师生被分批编入四清工作团(队)深入农村参加"四清运动"。 [8]至1966年5月,"四清运动"升级为""。包括政法学院在内的全部大学停课,称为"停课闹革命"。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被撤销,称为"砸烂公、检、法" [9]。 整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1966年,包括政法学院在内的全部大学停止招生,1968年政法学院和综合大学法律系被撤销,仅保留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两个法律系。中国法学教育出现了长达10之久"停滞期"。 [10]
(三)法学教育的恢复时期(1977-1993)
结束,需要重建法律机构和法律体系,恢复法律秩序。首先就是重建在中被撤销的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还要重建50年代被废止的律师制度,急需大批应用型法律人才。国家领导人多次谈及法官不够、检察官不够、警官不够、律师不够。 [11]
为了重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恢复律师制度,采取了所谓"专业归队"的应急措施,即将分散在各地各行各业的法律人才调回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或者鼓励其重操律师职业。但据资料显示,1949年至1976年,全国仅毕业法律本科生23618人。 [12]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中国建立高度的民主和完备的法制需要50万律师 [13],区区2万多人,即使至结束时都安然健在,且全部"归队"到各律师事务所,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据1983年对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的干部队伍的统计,属于大专以上学历的占8%;属于高中和中专学历的占33.6%;属于初中学历以下的占58.3%。其中,法律大专以上毕业的占3%;接受过短期法律知识培训的占54%;未接受过法律知识培训的占43%。 [14]可见,尽快恢复发展法学教育,加快培养法律人才,是中国在结束后所面临的最重大、最紧迫的课题。 [15]
1978年西南政法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等法律系开始招生,当年全国法律专业招生人数共696人。 [16]紧接着,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相继重建、开始招生,各综合大学也陆续重建法律系开始招生。至1993年,已有5所政法学院和130个大学法律系,已培养
专科、本科、硕士、博士5万多人,有在校生4万人 [17]。此外,还有114个成人高等政法院系,已培养成人本科、专科学员10万多人 [18]。还有58所中等司法学校,已培养中等法律人才近10万人。 [19]基本满足了改革开放后重建法律秩序、法律机构对于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 (四)法学教育的急速发展时期(1994-)
随着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增大,人们对法学教育的认识也在深化。特别在1993年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之后,国家对法学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新任务,不仅要继续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而且要为各级政府机关、各类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培养大批高层次、多样化的法律人才。导致中国法学教育的飞速发展。据1998年的统计,全国开设法学专业的普通高校214所,在校生8万余人;另有成人高等政法院校150所,在校生8.6万人;中等法律学校57所,在校生2.2万人。 [20]
1998年"高校扩招",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张,进入所谓"大众化"发展阶段 [21],设置法学本科的普通高校激增,招生规模成倍增长。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1998年为214所,2001年为297所,2004年为269所,2005年增至564所,2006年达到606所。据2005年的统计数据,当年新招法学本科生108779人,法学博士生2305人,法学硕士生22465人;在校法学本科生414309人,法学博士生7520人,法学硕士生57752人;毕业法学本科生76140人,法学博士生1191人,法学硕士生12912人。 [22]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的创设。至90年代中期,高等法学教育虽有很大发展,但培养法律人才的数量和类型都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建设法治国家和加入WTO,急需大批高层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有必要开创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新途径。于1994年论证、提出方案,1995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借鉴美国法学院JD教育的成功经验,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开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高校,1995年为8所,1997年为13所,1998年为22所,1999年为28所,2003年为49所,2004年增至60所。从1996年开始至2006年,累计招生近50000人,其中已获得学位18102人,现有在校生近30000人。 [23]
现今中国已经形成多类型、多层次的法学教育体系,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普通高等法学教育,包括政法学院(大学)和综合性大学法学院,以及财经、理工、农林、医学等单科性大学的法学院、法律系,主要培养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应用型法律人才(法学本科、法律硕士);少数培养学术型法律人才(法学硕士、法学博士);第二种类型,是成人高等法律职业教育,包括法律函授、法律夜大、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政法干校等,主要培养法律辅助型人才(法律专科);第三种类型,是中等法律职业教育,包括29所司法学校和27所司法警官学校,培养中级法律人才。 [24]
二、中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类型
(一)法学本科教育
新中国建国初期学习苏联的经验,实行"院系调整",建立四所单科性政法学院,并在六所综合大学设置法律系,即所谓"四院六系"。四所政法学院为四年制本科教育,培养目标是业务型法律人才,即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培养业务干部,统称为"政法干部"。六所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为五年制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理论型法学人才,即为各综合大学、政法学院及法学研究机构培养法学教师和研究人员。
改革开放初期重建法学教育,四所政法学院与大学法律系的本科教育均为四年制,其培养目标相同,均以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为目标;而培养学术型法学人才的任务,改由各政法学院和部分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教育承担。
80年代至90年代中,各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曾经按照法学"二级学科" [25]设置专业,如法学专业、经济法专业、国际法专业、行政法专业、诉讼法专业等,并相应将法律系拆分为法学系、经济法系、国际法系、行政法系、诉讼法系等。90年代中期在教育主管部门要求之下,各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改为按照"一级学科"设置本科专业,亦即将原先的法学专业、经济法专业、国际法专业等合并为一个专业:法学专业。
法学本科教育的对象,是经国家统一高考合格的高级中学毕业生,统一实行4年学制。法学本科教育的课程设置,分为五类课程:第一类为公共必修课;第二类为专业基础必修课;第三类为专业选修课;第四类为实践教学必修课;第五类为综合素质选修课。其中,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必修课和实践教学必修课,由教育主管部门统一规定科目,学校和学生均无选择、变更余地。专业选修课和综合素质选修课,由各校根据自己的师资、教学条件开设,学生自由选修,达到所要求学分即可。 [26]
法学本科学生,在四年期间完成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其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的成绩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法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且有从事法学研究工作或担负法律实务工作的初步能力的,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27]
(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属于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专业学位。 [28]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不做细致的专业分类。 [29]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高层次的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要求掌握法学基本原理,掌握从事法律职
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思维习惯、法律方法和职业技术;能综合运用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法律职业实务工作的能力,达到有关部门相应的任职要求;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专业外语资料。 [30]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招生对象,是通过全国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统一考试,并经培养单位复试录取的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的非法学专业的毕业生。 [31]采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全日制学习的学制为三年;非全日制学习的学制不超过四年。以课程教学为主,重视和加强案例教学。采取灵活多样的实践形式,着重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培养。研究生毕业并获得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总学分不得低于75学分。采取灵活考核办法,着重考查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理论和知识,发现、分析、判断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能力和方法。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制定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要求,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课程,分为三类课程:第一类为必修课程、第二类为推荐选修课程、第三类为自选课。其中,第一类必修课12门(32学分) [32];第二类推荐选修课8门(要求选修13学分) [33];第三类自选课(8学分)。必修课科目和第二类推荐选修课科目,均由该《培养方案》统一规定,第三类自选课由培养单位自行确定。
考虑到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没有法律专业教育背景,也没有从事法律职业的实务背景,2006年修订后的《培养方案》,特别增加第四类实践必修课程(12学分):法律文书课(起草合同书、公司章程、诉讼文书、仲裁文书等的训练,由律师、检察官、法官讲授);模拟法庭训练课(由教师组织,法官、检察官、律师辅助指导);法律谈判课;法律实践课(在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实习2-3周)。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撰写学位论文(10学分)。考虑到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特点,2006年修订后的《培养方案》规定,学位论文应以法律实务研究为主要内容,不限于学术论文的形式,可以案例分析、研究报告、专项调查代替学位论文。学位论文的字数一般不少于2万字,由三名本专业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其中须有一位校外专家)评阅;学位论文答辨委员会成员中,应有一至两名实务部门或校外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课程考试合格且学位论文答辩通过者,授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34]
(三)法学硕士学位教育
法学硕士学位属于学术学位。 [35]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招生对象,是具有学士学位的法学本科毕业生或者具有同等学力的考生。应参加全国统一组织的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 [36]国家统一划定各学科硕士研究生录取分数线,由招生单位决定录取。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37],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从事法学研究、教学或独立担负专门业务工作能力的学术型法律人才。 [38]
特别要说明的是,与一些发达国家把硕士学位作为攻读博士学位的过渡型学位不同,中国的硕士学位是一个独立的学位。中国的硕士学位教育是独立的培养阶段,学制较长(一般为3年),要求较高的学术水平。 [39]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习年限3年。 [40]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采取系统理论学习、进行科学研究和参加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办法。在指导方式上,采取导师 [41]个别指导为主,集体指导为辅的方法。 [42]
课程设置分为:第一类公共必修课: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选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外语课。第二类专业基础和专业必修课,一般3-4门。第三类社会实践必修课;第四类选修课。学习方式,采取自学、听课、讨论等方式。课程学习阶段结束时,进行一次中期考核,考核内容包括研究生的思想品德、课程学习、科研能力。 [43]然后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不少于3万字。在硕士学位论文提交答辩前,应由两名副教授以上专家评阅。答辩委员会由3-5人组成,至少有一名外单位的专家。答辩不合格的,可在一年内修改,重新答辩一次。 [44]硕士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由答辩委员会作出授予硕士学位的建议,经院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审查合格的,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四)法学博士学位教育
法学博士学位,属于中国现今三级学位的最高学术学位。特别应注意的是,中国的博士学位研究生教育,既不同于将博士生作为导师的科研助手、不重视课程学习、通常无须修课的欧洲模式,也不同于着重课程学习、须修满大量学分的美国模式,而是兼采欧美两种培养模式的长处,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即在实行导师制的同时,也有课程学习的要求,但不要求修大量的学分。 [45]
法学博士研究生教育,以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或具有同等学力(如具有高等学校的讲师职称)者为招生对象。 [46]培养目标是,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厚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能力,能够在科学研究中取得创造性成果的高级法学理论研究人才。 [47]博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时间不能少于3年。导师个别指导和课程学习相结合,着重培养博士研究生的优良学风、探索精神,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和创新能力。课程设置:(1)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必修课);(2)外语课,第一外语(必修课),第二外语(选修课);(3)专业基础课(必修课);(4)专业课(必修课);(5)选修课。课程学习,采取自学、听课、讨论等方式。 [48]
课程学习经考核合格,在导师指导下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间不少于1学年。博士学位论文一般为10万字。 [49]按照《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博士学位论文应当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并在科学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根据《学位条例》第六条规定,博士研究生,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成绩合格,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通过,达到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者,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三、中国法学教育面临的问题
(一)法学本科教育存废之争
中国法学本科教育长期分为两大阵营,一是原来属于教育部的综合大学法律系的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学术型法学人才,二是原来属于司法部的政法学院
的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从事审判、检察、公安和律师实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进入九十年代,综合大学法律系本科教育与政法学院本科教育在培养目标上已经同一,其结果是,法学本科毕业生既不符合学术型法学人才的要求,也不符合应用型法律人才的要求。在九十年代中期,借鉴美国法学院的经验,创立以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为目标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之后,发生了法学本科教育存废的争论。 [50]目前争论虽仅局限于网络等媒体,但问题重大,值得关注。 (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宭境
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教育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措施,经过10余年的不断探索和试验,逐渐成为培养高层次的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主要途径。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二:
其一,由已有培养法学硕士学位授权的高校开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造成同一法学院既培养法学硕士研究生,也培养法律硕士研究生,尽管《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加强教学与法律实务部门的联系,要求聘请法律实务部门的专家参与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及培养工作,以弥补法学院在法律实践方面的缺陷,但往往难于切实贯彻落实。许多法学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在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培养方式、教学方法、课程内容等方面,都与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没有实质差别,最终导致所谓"学术型人才缺理论,应用型人才缺实践"的问题 [51]。
其二,因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缺乏实质性的联系,法律硕士研究生从事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职业的前提是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和国家公务员考试,而检察院、法院或者律师事务所等法律职业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对法律硕士学位获得者并不优先考虑,造成法律硕士研究生在毕业之后能够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的人数极少,大部分法律硕士毕业生不得不在法律职业之外另谋出路,与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初衷相悖,且造成法律教育资源的浪费。因此,有学者建议将司法考试与法律硕士生入学考试合二为一,将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与司法研修合二为一,获得法律硕士学位即有从事审判、检察与律师职业资格。 [52]
(三)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困惑
现行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参照苏联的副博士学位,主要特点是要求过高,3年时间要完成修课与学位论文写作的任务,并且与博士阶段的学习缺乏衔接。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目标,是为从事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培养学术型人才。只是十年前法学硕士研究生人数还很少,毕业后一般都有机会进高校做教师。但自高校"扩招"以来,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人数激增,而毕业后能够进入法律教学和研究机构的人数极少。除少数报考法学博士研究生外,绝大多数法学硕士学位毕业生都选择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或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公证机构和各级政府部门。
绝大多数法学硕士只能从事实务工作,而培养目标却坚持学术取向,造成法学硕士学位教育中的许多矛盾、冲突和左右摇摆,结果弄得非驴非马,不知所措。并且,大批法学硕士研究生涌入法律实务部门,挤占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就业机会,造成对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冲击。因此,有的学者建议压缩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 [53],普遍的观点认为,应当缩短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学制,降低其学位论文的学术要求,甚至主张取消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的要求,将法学硕士学位教育作为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过渡阶段 [54]。
法律专业博士论文范文第3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学教育,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58年至1976年法学教育的挫折和停滞时期;1977年至1993年法学教育的重建和恢复时期;1994年以来的急速发展时期。
(一)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49-195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当时全国53所高等院校设有法律系,有在校法学本科生7338人。[1]1952-1953年进行"院系调整",对原有53个法律系进行整合归并,创设四所政法学院,即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并在六所综合大学设置法律系,即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东北人民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律系、复旦大学法律系和西北大学法律系,构成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四院六系"。[2]在一举废除中华民国时期的全部法学教科书之后,代之以从苏联引进的各种法学教材[3],并聘请苏联专家担任主要科目的授课教师。[4]至1957年才出版了新中国自己的第一套法学教科书。[5]至1957年,全国累计招收法律本科生12569人,毕业法律本科生10856人,当年有在校法律本科生7954人。[6]
(二)法学教育遭受挫折和停滞时期(1958-1976)
1956年开展所谓"整风反右"运动,强调阶级斗争和否定法治的左的思潮泛滥,凡是主张法治和主张法律具有继承性和社会性的法学教师均受到批判并被划为"资产阶级",导致了中国法学教育的急遽萎缩和衰败。1959年撤销了主管法学教育的司法部。四所政法学院被下放地方,并压缩招生规模。[7]
196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各政法院系师生被分批编入四清工作团(队)深入农村参加"四清运动"。[8]至1966年5月,"四清运动"升级为""。包括政法学院在内的全部大学停课,称为"停课闹革命"。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被撤销,称为"砸烂公、检、法"[9]。 整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1966年,包括政法学院在内的全部大学停止招生,1968年政法学院和综合大学法律系被撤销,仅保留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两个法律系。中国法学教育出现了长达10之久"停滞期"。[10]
(三)法学教育的恢复时期(1977-1993)
结束,需要重建法律机构和法律体系,恢复法律秩序。首先就是重建在中被撤销的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还要重建50年代被废止的律师制度,急需大批应用型法律人才。国家领导人多次谈及法官不够、检察官不够、警官不够、律师不够。[11]
为了重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恢复律师制度,采取了所谓"专业归队"的应急措施,即将分散在各地各行各业的法律人才调回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或者鼓励其重操律师职业。但据资料显示,1949年至1976年,全国仅毕业法律本科生23618人。[12]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中国建立高度的民主和完备的法制需要50万律师[13],区区2万多人,即使至结束时都安然健在,且全部"归队"到各律师事务所,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据1983年对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的干部队伍的统计,属于大专以上学历的占8%;属于高中和中专学历的占33.6%;属于初中学历以下的占58.3%。其中,法律大专以上毕业的占3%;接受过短期法律知识培训的占54%;未接受过法律知识培训的占43%。[14]可见,尽快恢复发展法学教育,加快培养法律人才,是中国在结束后所面临的最重大、最紧迫的课题。[15]
1978年西南政法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等法律系开始招生,当年全国法律专业招生人数共696人。[16]紧接着,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相继重建、开始招生,各综合大学也陆续重建法律系开始招生。至1993年,已有5所政法学院和130个大学法律系,已培养专科、本科、硕士、博士
5万多人,有在校生4万人[17]。此外,还有114个成人高等政法院系,已培养成人本科、专科学员10万多人[18]。还有58所中等司法学校,已培养中等法律人才近10万人。[19]基本满足了改革开放后重建法律秩序、法律机构对于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 (四)法学教育的急速发展时期(1994-)
随着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增大,人们对法学教育的认识也在深化。特别在1993年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之后,国家对法学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新任务,不仅要继续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而且要为各级政府机关、各类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培养大批高层次、多样化的法律人才。导致中国法学教育的飞速发展。据1998年的统计,全国开设法学专业的普通高校214所,在校生8万余人;另有成人高等政法院校150所,在校生8.6万人;中等法律学校57所,在校生2.2万人。[20]
1998年"高校扩招",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张,进入所谓"大众化"发展阶段[21],设置法学本科的普通高校激增,招生规模成倍增长。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1998年为214所,2001年为297所,2004年为269所,2005年增至564所,2006年达到606所。据2005年的统计数据,当年新招法学本科生108779人,法学博士生2305人,法学硕士生22465人;在校法学本科生414309人,法学博士生7520人,法学硕士生57752人;毕业法学本科生76140人,法学博士生1191人,法学硕士生12912人。[22]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的创设。至90年代中期,高等法学教育虽有很大发展,但培养法律人才的数量和类型都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建设法治国家和加入WTO,急需大批高层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有必要开创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新途径。于1994年论证、提出方案,1995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借鉴美国法学院JD教育的成功经验,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开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高校,1995年为8所,1997年为13所,1998年为22所,1999年为28所,2003年为49所,2004年增至60所。从1996年开始至2006年,累计招生近50000人,其中已获得学位18102人,现有在校生近30000人。[23]
现今中国已经形成多类型、多层次的法学教育体系,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普通高等法学教育,包括政法学院(大学)和综合性大学法学院,以及财经、理工、农林、医学等单科性大学的法学院、法律系,主要培养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应用型法律人才(法学本科、法律硕士);少数培养学术型法律人才(法学硕士、法学博士);第二种类型,是成人高等法律职业教育,包括法律函授、法律夜大、，！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政法干校等,主要培养法律辅助型人才(法律专科);第三种类型,是中等法律职业教育,包括29所司法学校和27所司法警官学校,培养中级法律人才。[24]
二、中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类型
(一)法学本科教育
新中国建国初期学习苏联的经验,实行"院系调整",建立四所单科性政法学院,并在六所综合大>！
改革开放初期重建法学教育,四所政法学院与大学法律系的本科教育均为四年制,其培养目标相同,均以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为目标;而培养学术型法学人才的任务,改由各政法学院和部分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教育承担。
80年代至90年代中,各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曾经按照法学"二级学科"[25]设置专业,如法学专业、经济法专业、国际法专业、行政法专业、诉讼法专业等,并相应将法律系拆分为法学系、经济法系、国际法系、行政法系、诉讼法系等。90年代中期在教育主管部门要求之下,各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改为按照"一级学科"设置本科专业,亦即将原先的法学专业、经济法专业、国际法专业等合并为一个专业:法学专业。
法学本科教育的对象,是经国家统一高考合格的高级中学毕业生,统一实行4年学制。法学本科教育的课程设置,分为五类课程:第一类为公共必修课;第二类为专业基础必修课;第三类为专业选修课;第四类为实践教学必修课;第五类为综合素质选修课。其中,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必修课和实践教学必修课,由教育主管部门统一规定科目,学校和学生均无选择、变更余地。专业选修课和综合素质选修课,由各校根据自己的师资、教学条件开设,学生自由选修,达到所要求学分即可。[26]
法学本科学生,在四年期间完成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其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的成绩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法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且有从事法学研究工作或担负法律实务工作的
初步能力的,授予法学学士学位。[27] (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属于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专业学位。[28]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不做细致的专业分类。[29]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高层次的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要求掌握法学基本原理,掌握从事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思维习惯、法律方法和职业技术;能综合运用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法律职业实务工作的能力,达到有关部门相应的任职要求;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专业外语资料。[30]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招生对象,是通过全国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统一考试,并经培养单位复试录取的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的非法学专业的毕业生。[31]采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全日制学习的学制为三年;非全日制学习的学制不超过四年。以课程教学为主,重视和加强案例教学。采取灵活多样的实践形式,着重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培养。研究生毕业并获得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总学分不得低于75学分。采取灵活考核办法,着重考查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理论和知识,发现、分析、判断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能力和方法。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制定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要求,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课程,分为三类课程:第一类为必修课程、第二类为推荐选修课程、第三类为自选课。其中,第一类必修课12门(32学分)[32];第二类推荐选修课8门(要求选修13学分)[33];第三类自选课(8学分)。必修课科目和第二类推荐选修课科目,均由该《培养方案》统一规定,第三类自选课由培养单位自行确定。
考虑到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没有法律专业教育背景,也没有从事法律职业的实务背景,2006年修订后的《培养方案》,特别增加第四类实践必修课程(12学分):法律文书课(起草合同书、公司章程、诉讼文书、仲裁文书等的训练,由律师、检察官、法官讲授);模拟法庭训练课(由教师组织,法官、检察官、律师辅助指导);法律谈判课;法律实践课(在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实习2-3周)。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撰写学位论文(10学分)。考虑到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特点,2006年修订后的《培养方案》规定,学位论文应以法律实务研究为主要内容,不限于学术论文的形式,可以案例分析、研究报告、专项调查代替学位论文。学位论文的字数一般不少于2万字,由三名本专业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其中须有一位校外专家)评阅;学位论文答辨委员会成员中,应有一至两名实务部门或校外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课程考试合格且学位论文答辩通过者,授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34]
(三)法学硕士学位教育
法学硕士学位属于学术学位。[35]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招生对象,是具有学士学位的法学本科毕业生或者具有同等学力的考生。应参加全国统一组织的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36]国家统一划定各学科硕士研究生录取分数线,由招生单位决定录取。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37],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从事法学研究、教学或独立担负专门业务工作能力的学术型法律人才。[38]
特别要说明的是,与一些发达国家把硕士学位作为攻读博士学位的过渡型学位不同,中国的硕士学位是一个独立的学位。中国的硕士学位教育是独立的培养阶段,学制较长(一般为3年),要求较高的学术水平。[39]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习年限3年。[40]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采取系统理论学习、进行科学研究和参加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办法。在指导方式上,采取导师[41]个别指导为主,集体指导为辅的方法。[42]
课程设置分为:第一类公共必修课: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选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外语课。第二类专业基础和专业必修课,一般3-4门。第三类社会实践必修课;第四类选修课。学习方式,采取自学、听课、讨论等方式。课程学习阶段结束时,进行一次中期考核,考核内容包括研究生的思想品德、课程学习、科研能力。[43]然后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不少于3万字。在硕士学位论文提交答辩前,应由两名副教授以上专家评阅。答辩委员会由3-5人组成,至少有一名外单位的专家。答辩不合格的,可在一年内修改,重新答辩一次。[44]硕士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由答辩委员会作出授予硕士学位的建议,经院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审查合格的,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四)法学博士学位教育
法学博士学位,属于中国现今三级学位的最高学术学位。特别应注意的是,中国的博士学位研究生教育,既不同于将博士生作为导师的科研助手、不重视课程学习、通常无须修课的欧洲模式,也不同于着重课程学习、须修满大量学分的美国模式,而是兼采欧美两种培养模式的长处,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即在实行导师制的同时,也有课程学习的要求,但不要求修大量的学分。[45]
法学博士研究生教育,以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或具有同等学力(如具有高等学校的讲师职称)者为招生对象。[46]培养目标是,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厚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能力,能够在科学研究中取得创造性成果的高级法学理论研究人才。[47]博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时间不能少于3年。导师个别指导和课程学习相结合,着重培养博士研究生的优良学风、探索精神,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和创新能力。课程设置:(1)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必修课);(2)外语课,第一外语(必修课),第二外语(选修课);(3)专业基础课(必修课);(4)专业课(必修课);(5)选修课。课程学习,采取自学、听课、讨论等方式。[48]
课程学习经考核合格,在导师指导下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间不少于1学年。博士学位论文一般为10万字。[49]按照《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博士学位论文应当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并在科学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根据《学位条例》第六条规定,博士研究生,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成绩合格,博士学
位论文答辩通过,达到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者,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三、中国法学教育面临的问题
(一)法学本科教育存废之争
中国法学本科教育长期分为两大阵营,一是原来属于教育部的综合大学法律系的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学术型法学人才,二是原来属于司法部的政法学院的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从事审判、检察、公安和律师实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进入九十年代,综合大学法律系本科教育与政法学院本科教育在培养目标上已经同一,其结果是,法学本科毕业生既不符合学术型法学人才的要求,也不符合应用型法律人才的要求。在九十年代中期,借鉴美国法学院的经验,创立以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为目标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之后,发生了法学本科教育存废的争论。[50]目前争论虽仅局限于网络等媒体,但问题重大,值得关注。
(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宭境
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教育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措施,经过10余年的不断探索和试验,逐渐成为培养高层次的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主要途径。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二:
其一,由已有培养法学硕士学位授权的高校开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造成同一法学院既培养法学硕士研究生,也培养法律硕士研究生,尽管《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加强教学与法律实务部门的联系,要求聘请法律实务部门的专家参与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及培养工作,以弥补法学院在法律实践方面的缺陷,但往往难于切实贯彻落实。许多法学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在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培养方式、教学方法、课程内容等方面,都与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没有实质差别,最终导致所谓"学术型人才缺理论,应用型人才缺实践"的问题[51]。
其二,因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缺乏实质性的联系,法律硕士研究生从事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职业的前提是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和国家公务员考试,而检察院、法院或者律师事务所等法律职业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对法律硕士学位获得者并不优先考虑,造成法律硕士研究生在毕业之后能够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的人数极少,大部分法律硕士毕业生不得不在法律职业之外另谋出路,与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初衷相悖,且造成法律教育资源的浪费。因此,有学者建议将司法考试与法律硕士生入学考试合二为一,将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与司法研修合二为一,获得法律硕士学位即有从事审判、检察与律师职业资格。[52]
(三)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困惑
现行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参照苏联的副博士学位,主要特点是要求过高,3年时间要完成修课与学位论文写作的任务,并且与博士阶段的学习缺乏衔接。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目标,是为从事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培养学术型人才。只是十年前法学硕士研究生人数还很少,毕业后一般都有机会进高校做教师。但自高校"扩招"以来,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人数激增,而毕业后能够进入法律教学和研究机构的人数极少。除少数报考法学博士研究生外,绝大多数法学硕士学位毕业生都选择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或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公证机构和各级政府部门。
绝大多数法学硕士只能从事实务工作,而培养目标却坚持学术取向,造成法学硕士学位教育中的许多矛盾、冲突和左右摇摆,结果弄得非驴非马,不知所措。并且,大批法学硕士研究生涌入法律实务部门,挤占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就业机会,造成对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冲击。因此,有的学者建议压缩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53],普遍的观点认为,应当缩短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学制,降低其学位论文的学术要求,甚至主张取消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的要求,将法学硕士学位教育作为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过渡阶段[54]。
法律专业博士论文范文第4篇
【畲英辉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法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法与比较法法学硕士、英国纽卡素诺桑比亚大学荣誉法律学士等学历。2006年创办畲英辉律师行。现任国际警察协会（香港分会）名誉会长、香港新界中小企业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香港）法学研究生校友会会长、亚太法律协会副会长等多项社会职务。】
求学之路，勇于攀登
不论是少年时代还是现在，畲英辉博士最大的一个优点是无论学习还是工作，他身上总有一股永往直前、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不管是在他的求学时代还是工作创业时期，他以孜孜不倦、兢兢业业的专业精神向前迈进，赢得事业的成功，更赢得人们的支持和赞誉。
畲英辉博士出身于草根家庭，但好学不倦的他在中学毕业后不久，于1983年就进入一家律师行工作，在此期间除了要完成大量的基础事务，还要不断地学习阅读大量的法律书籍，这让刚工作的他感到很吃力，当看到其它律师在法庭上口若悬河、案件胜利后的喜悦和满足让他相形见绌。畲英辉博士有了自己的理想，那就是要继续学业，立志做一名为民请命的律师。1990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畲英辉结束了七年的工作生涯，勤奋好学的他越来感到知识的重要，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1993年，畲英辉和妻子结婚后决定去英国修读法律。当时去英国留学的费用是由香港政府资助，经过不懈地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1996年6月畲英辉博士和妻子终于完成了三年的学士学位课程, 分别获英国纽卡素诺桑比亚大学颁受法律学士和工商管理学士学位。
原本畲英辉博士要继续进修为期一年的律师执业课程, 可当时生活困难, 学费无措, 他只好带一家人回港工作。 一年后, 畲英辉博士转而在香港城市大学进修律师执业课程。1998年7月畲英辉博士终于完成律师执业课程, 开始了见习律师的工作。“那几年对我来说是最难忘的日子”。回想起当年那种艰难竭蹶的情景，他如是说，而这也恰恰磨练了他坚忍不拔、勇于进取的意志。
其实，畲英辉博士从来没有停止过他奋发追求的步伐，他认为学无止境，作为一名专业人士必须与时俱进，与时代与国家的发展同步。因此1999年，他开始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读硕士，一直读完硕士和博士，获得人民大学民商法法学硕士、博士学位。
因工作和读书的缘故，畲英辉博士与内地的接触和了解也日渐增多，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围绕着内地和香港继承法的比较来研究的。今年的五月份他刚刚拿到博士学位，其论文为《中国内地与香港继承法的比较研究》，他笑着说：”现在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往来非常频繁，出现的继承问题也不断增加，因此，中国内地与香港继承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是十分必要的，顺应了这个需要，也旨在为两地法制的藉鉴、公民相互继承遗产等实务提供一些参考。”
在学业上步步提升的同时，事业上畲英辉博士也不断开拓进取，旨在用专业知识去服务社会，帮助民众。
肩担道义，孜孜不倦
畲英辉博士工作认真踏实、肯于钻研法律事务，具有扎实的法律知识、深厚的法学理论和执着的敬业精神。2005年，畲英辉博士正式成为律师行合伙人律师，在此期间，他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勤勉尽职、服务及时，受到客户和社会的广泛好评及信赖。
从事律师工作多年，畲英辉博士决定自己开办一家律师行，在2006年2月，他创办了畲英辉律师行，为客户提供房屋转让、民事诉讼、工伤索赔、刑事索赔等二十多项法律服务。他及时了解和深入理解客户的不同需求并把握中国最新立法动态，从而在香港这一独特的市场环境中为客户提供更及时、全面和有效的法律服务。不仅如此，畲英辉博士除了具有非常丰富的案件审判经验、企业法律顾问经验、律师职业办案经验外，他待人真诚、勇于进取、敢于探索、精益求精，愿为天下人交朋友、为天下黎民百姓服务，因此取得广大民众充分的信赖、获得客户好评，为客户利益提供了更加有效的保障。
法律专业，保障民生
与此同时，他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以丰富的法律知识和良好的专业素质在专业领域走出一条卓著之路。由于他本人从基层慢慢发展起来，用自己的毅力和勤勉，奋发图强，一步步走向成功，因此畲英辉博士深知普通百姓的困苦，为他们提供法律帮助，利用专业知识去帮助有困难的人，为民众主持公道，他认为这些都是一个律师的职责。用律师行的一位朱姓朋友的话说：“畲律师平易近人，做事认真，头脑清晰，很明白百姓的疾苦，而我们的专业就是提供给有需要帮助的人。”
畲英辉律师行现有员工十几人，主要提供刑事和民事诉讼以及楼宇买卖方面的服务，客户大多数在香港，内地也有少数。畲英辉博士希望把律师行做强做大，而另一个律师分行作为较高级的新办公地点也即将开张。踏足业界多年，他认为律师具备永远保持法律知识的更新是最重要的素质。他说：“现在人们的要求很高，应对客户的高要求，法律工作者也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他视工作和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开拓进取、与时俱进是他始终如一的理念。
另一方面，他还提供移民服务，因畲英辉律师在香港、内地均拥有法律学位，熟悉两地法规，对内地欲移民香港的人士，可提供专业意见。与此同时，他还开拓了网上法律谘询服务，“互联网已成为民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故此我们发展网上法律谘询服务，提供专业意见助网民了解各方面的法律问题。”
服务民众，真心实意
虽工作事务异常繁忙，但热心的畲英辉博士还拥有众多的社会职务，他担任国际警察协会（香港分会）名誉会长、香港童军九龙城区副主席、中国高等院校香港校友会联合会理事，香港汕头商会会董、广东省潮安县政协委员等30多项社会职务。
2005年，作为香港汕头商会会董，他还成为该商会义务法律顾问，改变了该商会60年来无义务法律顾问的现象，为商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畲英辉博士说：我会尽量回报社会。话语虽简单，但字里行间却透露出他的爱心和诚意。
其中，国际警察协会香港分会是他投放较多时间和资源参与的一个重要组织。国际警察协会成立于1950年，是全球最大的警察社交组织，全球超过30万名会员。国际警察协会香港分会则成立于1960年，会员包括现任或已退休的各职级警务人员、辅警及文职人员。香港分会一直秉承以服务增进友谊的宗旨，在国际建立警察间的友谊。香港分会除接待来自不同国家的会员和协助本地会员在外地获得良好接待外，更常在香港举办“友谊周”，向来自不同国家的会员宣传香港。
担任众多的社会职务，则意味着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谈及服务各社团的感受时畲英辉博士笑了，他说：“参加社团工作确实需要时间和金钱的支持，也因此促使你要更努力拼搏去赚钱，如此才能更好地服务和支持社团的稳健发展。”他每年支持国际警察协会的费用就有好几万，而这种真心实意的服务工作，让畲英辉博士感到快乐而富有满足感。
法律专业博士论文范文第5篇
素养是教育法的基本要求关于研究生教育的目的，可以从1980年通过的《学位条例》中找到答案。该条例第1条规定:“为了促进我国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制定本条例。”从第4、5、6条分别规定的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授予条件可以看出，学位的高低与学位获得者的专业理论水平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能力的高低成正比。由此可见，提高学术水平是设立学位的重要原因，而获得学士学位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在要求上的重要区别就是学位申请者的理论水平不同，即研究生只有具备坚实的基础理论，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者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才能申请硕士学位，申请博士学位的要求更高。对法科研究生来说，具备坚实的基础理论是其获得学位的必备条件。培养研究生的理论素养，在1998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中也有体现。《高等教育法》第16条规定了高等学历教育中专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分别应当符合的学业标准，其中硕士研究生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相应的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博士研究生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相应的技能和方法，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能力。这一规定强调研究生应当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具有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实际工作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从《学位条例》、《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看，法科研究生必须具备较高的理论修养，这是其成为合格研究生和获取学位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中设立研究生教育的目的就是从整体上培养人才的理论水平和科学研究能力。培养单位对此必须有明确认识，在界定培养目标时必须把培养研究生的理论素养放在重要位置。当前一些培养单位不重视培养法科研究生的理论素养，显然是对研究生培养目标的误解。
培养法科研究生的理论素养是法学学科的品性要求
法学具有实践性，但不能把法学完全界定为实用学科。“从学科的本质来看，法学天生就应当是一种应用性的学科。然而，从诞生之初，法学就有一种脱离具体的法律实践而自成一体的倾向。作为大学最早的系科之一，法学的诞生并不是源于对实定法的经验研究，而是出于对古代罗马法的学术性探究。”［2］法学的发展历史表明，法学研究中的许多内容即使与研究者所处时代的法律实践有一定的关系，研究的成果对法律实践也难以产生多大影响。而且，法学研究中有不少领域属于纯粹的学术领域，学术观点只能增加人们对法律现象的认识，而无法指导实践。关于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的关系，应当明确三点:(1)法学研究不可能完全为法律实践服务。法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应当服务于法律实践，以解决法律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为使命，但这不是法学研究的全部，有相当一部分法学研究并不服务于法律实践。正因为有些法学研究不服务于法律实践，法学才得以具有或者保全其学术品位。如果法学研究完全为实践服务，那么这种研究将不再是学术活动，而是对法律实务机关的疑问给出的咨询意见。这样的话，法学研究人员将不再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而是法律实务机关的参谋。(2)法学研究总是会脱离法律实践。由于理论存在于头脑中，大多属于理想状况下的认识，而实践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障碍，理论与实践很难统一起来。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统一起来更难，这是因为法律活动调整的是个人、社会、国家等主体之间的重大利益关系，而不是研究者或者认可某种法学理论的人调整自我的行为，在没有外在强制力的情况下，任何一种理论成果都难以做到让所有社会主体心悦诚服地接受并指导自己的法律实践活动。特别是当前的法学理论研究与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之间有较大的距离，更加剧了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脱离。(3)脱离法律实践的法学同样是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法律实践活动、研究者个人兴趣、各种利益的诱惑等，都可能成为法学研究人员进行学术研究的动机。因此，研究者既可以关注实践问题，也可以完全不考虑实践，只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出发而探讨相关问题。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解决法律实务问题、具有实践性的学术研究才属于法学。脱离法律实践而仅仅关注与法有关的抽象问题的研究不仅属于法学，而且属于法学中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这种研究或许对法律实务活动不会产生影响，但对关注法律实务问题的法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由此看来，尽管法学具有实践性，关注法律实践中的问题，但说到底法学是一门系统的理论知识和理论体系，法学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理论上的探讨和深入，法学的兴盛往往通过学术研究的繁荣表现出来，法学的成就往往通过理论成果的丰硕表现出来，理论性、学术性是法学的重要品性。研究生教育要求培养对象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法学领域许多理论性、学术性的内容显然属于研究生必须掌握的理论和知识。退一步讲，法科研究生教育即使是以培养法律人的职业技能和法律应用能力为目标，被培养对象也必须掌握较高的理论知识，这是法学学科的品性要求。否则的话，“既然法学和非法学本科生有同等机会参加司法考试，法学院的本科教育又可以被3周左右的司法考试培训班所代替，用四年攻读法学本科、用三年攻读法学硕士、用三年攻读法学博士，也就变得没有什么理由了”［1］。
培养单位的培养能力决定了只能培养法科研究生的理论素养
法律专业博士论文范文第6篇
法律院系的课程设置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第一，从法律教育的性质和目标上看，如果是大学普通教育，那么除了法律专门课程以外，法律院系还要开设相当分量的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而在法律职业训练中，则几乎是提供“纯粹”的法律课目。在前者情形中，由于专业的不同（如公法、私法或法学、经济法等），课程的门类及其内容的深浅也会相应地有所不同。
第二，就法律专门课程来讲，课程设置是以现实的部门法体系和法学学科体系为基本依据的，它们最终决定着法律教学内容的置废和变化。但课程体系并不简单地等同于部门法体系和法学体系。因为有的课程不可能包括法学体系中的全部大小分科；而有的课程则可能会兼跨几个法学分支学科。 此外，在教学实践中，还要综合考虑不同的教育层次和培养目标之间的协调关系以及教学的时间安排等因素。
第三，一般来说，法律课程的设置是以本国现行的法律或法学为主导的，同时考虑历史的和国外的法律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因素。这既包括部门法方面的课目，也包括一般性较强或纵横跨度较大的课目（如法理学、法律史、国际法等）。
第四，各法律院系之间，由于教师的结构或学术传统方面的差异对课程的设置或教学质量也会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
目前高等法律院系的课程设置是以国家教委规定的教学计划为指导，分别结合各院系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下面以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学计划为例，来对其课程设置略作考察。 该计划要求学生在4年中必须修满196学分方可毕业。 其中，课堂教学179分，其他部分（包括社会实践、毕业学习、毕业论文）17分。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比例是7∶3.全部课程由政治理论课（20）分、文化基础课（31分）、法律基础课和法律主干课（两类共83分）三部分构成。
法学专业四年的必修课程安排如下。
第一年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形式逻辑汉语外语（一年）体育（一年）法理学中国宪法马克思主义法学论著导读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
第二年哲学国际政治外语（一年）体育（一年）计算机基础民法（一年）经济法概论中国刑法刑诉法民诉法
第三年商法国际私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国际公法证据刑事侦查物证技术经济管理
第四年律师制度劳改法犯罪学法医学
选修课比较集中地在第二、三年中开设。非专业方面的有，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行政管理、国际关系史、政治学经典著作选读、当代西方哲学思潮、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应用数学等。法律专业选修课有中国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现代西方法理学、比较法、立法学、外国宪法、外国刑法、外国刑诉法、外国民诉法、港台法律制度、罗马法、合同法、财税法、金融法、海商法、环境保护法、会计、审计、自然资源法、产品责任法、房地产、国际投资法、外贸管制法、国家赔偿法、知识产权法、犯罪心理学、仲裁、公证和调解、法律文书、司法统计、法律文献检索等。
法学类其他专业开设的政治理论课和文化基础课与法学专业相同； 而且主要的法律课程，如法理学、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也基本一致，仅个别课目的学时较法学专业略有缩减。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将侧重于各自专业的一类课程设为必修。如经济法专业就将公司法、合同法、投资法、劳动法、财税法、知识产权法等列为必修，而这些课目作为单独的课程在法学专业中仅作选修。其他的法学专业（如国际法、国际经济法等）课程的情况亦同此类。
（五）教学方法
法律院系采用的最主要的教学方法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教学方法没有什么差别。它们都是由担任某一门课程讲授任务的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系统讲授该门课程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即所谓的讲授法。课堂讲授的主要依据通常是在讲授该课时所用的教材。
讲授法是大陆法系国家传统的法律教学方法。一方面，制定法作为主要的法律渊源，客观上决定了在教学中必须对法律规则中的抽象概念和原理加以阐释和分类；另外，注释法学家在研究和传播罗马法活动中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分析与综合的经院主义方法为教学中进行讲授提供了一个传统。 这种教学“不在于提供解决问题的技术，而在于对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导。法律教学所要求的内容并不是对实际情况的分析而是对法律组成部分的分析”。 相反，在美国的法学院里，教学方法却采取了相当具体的实用主义态度，即普遍推行的“判例教学法”（case method）。 与制定法和判例法的优劣对比情形相类似，讲授法自身无法避免的缺陷也正是判例教学法的优势所在，反之亦然。
从中国近年来对法律教育改革的部分讨论中看，有人提出在教学中应广泛推行判例教学法，以改变教学中存在的重理论而轻实践，或者理论脱离实际需要的被动状态。然而，中国目前并不存在判例法制度，因而也就无法从根本上为法律院系实行判例教学法提供现实基础。尽管在课堂讲授中，特别是在讲授部门法时，教师往往插入一些经过挑选的判例。但这实质是以举例的方法来补充有关原理的讲授。其目的是让学生具体形象地理解并进而掌握有关的法律规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判例教学。当然，在一定条件下，以某种方式吸收或借鉴判例教学法的积极因素，也会成为法律院系今后教学改革的一个内容和方向。
在以课堂讲授法为基本教学法的同时，为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学校还组织学生进行模拟法庭之类的实践活动。即由学生分别担任审判员、原告人（或公诉人）、被告人、律师及证人等角色，来模拟（假设）法庭的审判过程。然而，法律学生在整个四年当中惟一与本专业的实际接触最多的一次机会，就是为期二个月左右的毕业实习活动。这时，要求学生在某一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直接参加所在机构的司法业务工作。它类似于美国法学院的现场实习（clinical programs）。
（六）毕业生水平和就业选择
法律教育的最终结果就是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某种法律职业人员。但对于如何确定不同层次的法律院系毕业生的毕业水平及其任职资格，各国有着不同的实践。
从国外的大体情况看，德国的大学一般不设法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而设法学博士学位。 法律系毕业生需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成为完全的法律工作者（Volljurist）时，才能担任法官、律师、大学教授及政府机构官员。法国的学位制度略为复杂。法律系学生在第二年结束时一般被授予法学专科毕业资格（bachelier）；第四年毕业时授予法学学士学位（licence en droit）。博士学位分国家博士学位（Doctorat d‘Etat）和大学博士学位（Doctorat de l’universite）两种。 但攻读法学博士学位者，又须先取得某一法学学科的“高级研究文凭”（简称DES）。另一方面，获法学学士学位者若要从事司法实际工作，还须经过国家司法学院一至二年的实务训练。日本对接受四年法律教育的毕业生授予法学学士学位。但若从事“法曹三者”之一种，还须参加相当艰难的国家司法考试， 并对通过者再进行由司法研修所组织的二年的法律实务训练。而准备在大学从事法律教学或研究的那些人，则可进入大学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一般为二年）或进而攻读博士学位（三年）。美国法学院的入学条件是世界各国中最为特殊的一个，即它要求学生在进入法学院之前已取得文学士（B.A.）或理学士（B.S.）学位。因此，学生在完成三年初级法律教育后被授予J.D.学位以取代原来的L.L.B.（法学学士）学位。 有的法学院为准备从事法律教学或研究工作的学生开设了L.L.M.（法学硕士）以及S.J.D.（法律科学博士）学位。但为从事律师职业所须通过的律师资格考试（Bar Examination）仅要求具有J.D.学位。
从学位制度方面看，中国与日本的学位制度类似，与德、法两国不尽一致，与美国的学位等级相同，但学位层次的含义完全不同。
根据中国的学位条例等有关规定，法学学位也像其他门类学科的学位一样，分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其中，硕士又包括研究生和研究生班两个层次。 法律院系的本科毕业生，符合一定条件的即授予法学学士学位。然后，毕业生就要在继续攻读法学研究生和从事实际工作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
报考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毕业生应参加每年初举行的考试（当然，符合条件的其他在职人员也可以通过考试攻读研究生学位）。考生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通常包括政治理论、外语、两门所报专业的主干课和相关的法学综合课共五门。其中，前两门为全国统考课目。口试在笔试通过后进行。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83年核准试行的草案，法学学科可以招收以下13个专业的研究生，即法学理论、法律思想史、法制史、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诉讼法、经济法、劳动法、环境法、国际经济法、国际法。 研究生的培养任务由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法律院系和科学研究机构（目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来承担。学制一般为二至三年。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也需通过入学考试。目前，上述的13个法学学科基本都已招收博士研究生，仅个别专业除外。培养单位分别不同地集中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这八个机构中。博士研究生的学习期限一般也是三年。
除上述学位教育外，还应提到的是近年来出现的法学第二学士学位教育（通称法学双学士）。它旨在培养国家急需的知识面宽、跨学科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它在层次上属于大学本科后教育。 报考的主要条件是已经获得除法学类专业的任何其他学科门类的学士学位。目前开设法学第二学士学位的专业主要是一般法学专业和前文提到的知识产权和环境法专业，学制为二年，取得学位的学生在待遇上相当于研究生班。显然，法学双学士教育接近美国的法律教育方式，但两者的出发点仍有区别。法学双学士教育尚不是中国法律教育的主要途径。
法学研究生教育是培养各类高级法律职业人员的一个主要途径。并不像日、美等国那样仅培养法学教学或研究人员。实际上，除了从事法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们也和法学本科生一样，在就业选择中，面对着一个比较广阔的职业领域，甚至有可能进入一个与法律职业的关系相去甚远的领域，而不仅限于法律教育的职业目标所意旨的那些领域。
就目前主要的几个法律职业领域而言，惟一规定必须通过考试才能取得任职资格的职业就是律师。根据法律规定，从事律师工作，必须通过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 至于从事法官、检察官等职业，目前尚无专门的任职资格规定。因为基于历史的和现实的条件限制，对于那些为数不多的、受过专门正规法律教育的本科生或者研究生来说，那种经历本身就意味着具有从事法律职业的资格。但是，近年来中国已开始重视并正在探索建立法律职业任职资格的专门制度。假如所建立的任职资格规定能与法律教育结合起来的话，那么这将会成为建立较完善的法律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四、结论
从中国法律教育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国家法律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法律教育的存废兴衰同国家的政治、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法律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法律教育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当法律的作用受到重视的时候，这无疑就为法律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效保障；但若相反，法律教育就只能走向衰退。同时，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法律教育作用的成效还远不能够像立法那样较快地得到实现。法律人才的培养客观上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法学家的水平也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而且法律思想、法学知识以及各种法律经验材料也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积累。因此，连续性就成为法律教育进步和成长的一个内在要求。
如果说在过去的近四十年中主要围绕着有没有法律教育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所应给予关注和考虑的问题就是，中国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法律教育-一个比较完善的、富有效率的、能够培养出适应21世纪需要的法律人才的法律教育体系。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法学家、法官和律师不仅要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出重要作用，也还应当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和推进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因此，中国法律教育的前景是广阔的，而任务又是十分艰巨的。
注释：
[1] 近代法治国家，对法律教育给予必要的关注基本上是法学家们的一个自觉意识。这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国际或国内的学术会议议题、一般法学著作或法律期刊以及有关的学会或机构等方面。但在中国，至少就目前法学家的学术活动范围而言，该领域的情形并不令人满意。除少数有素的学者对此问题较为重视外，很少有关于法律教育的论文或著作出版。
[2] 《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五蠹》，《史记·商君列传》。
[3] 在中国法律史上，律博士之创设，有其历史背景。《三国志·魏书·卫凯传》载，“《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法，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县命，而选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
[4] 《法学词典》（增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689页。
[5] 《唐六典》卷二十一。
[6] 《新唐书四四·选举志一》。
[7] 《旧唐书·选举志一》。
[8] 《宋史·百官志》。
[9] 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自唐朝即有“明法”一科，专门用以选拔法律人才。到了宋朝，法律考试更进入鼎盛时期。有“书判拔萃”、“试判”、“试身言书判”、“明法”、“新明法”、“试刑法”、“铨试”、“呈试”、各色各样。参见徐道邻《宋朝的法律考试》，载《中国法制史论集》，（台）志文出版社，1975年初版，第188页。
法律专业博士论文范文第7篇
认真做好教学工作
退休后，因为杨紫指导的部分博士生、硕士生尚未毕业，因此，他仍不辞辛苦地投入到教学和育人工作中。在杨教授的指导下，他的13名博士生和2名硕士生先后在2001年～2003年毕业，顺利取得了学位。2002年～2004年，杨紫烜作为澳门科技大学聘请的博士生导师，在澳门科技大学招收博士生8名。他们先后于2005年～2008年毕业，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与此同时，杨紫烜指导的一名博士后于2002年通过了《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并顺利出站。
杨紫的课非常受欢迎，在北京大学退休后，他每年给北大法学院经济法专业博士生讲授6个小时～9个小时的经济法理论专题。同时他也给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博士生讲授了“法理学研究”“经济法理论研究”“经济法专题研究”3门课程，受到学生好评。
积极投入科研工作
退休后杨紫笔耕不辍，独立撰写了53万字的《国家协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专著1部，并主编教材两本，其中《经济法》（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九五”部级重点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于2002年获得教育部颁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与徐杰联合主编的66万字的《经济法学》（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连续印刷了5版。
杨紫退休至今基本上每年都参加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全国经济法前沿理论研讨会、经济法高峰论坛和中国法学名家论坛等学术会议，以及一些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公开发表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法》等22篇论文。
热心关注立法工作
法律专业博士论文范文第8篇
之所以问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看到，博士后都是外来的博士，而且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的情况往往就显得过于参差不齐。有的博士后受过严格、正规的学术训练，水平也很高，有的却非如此；有的刚刚开始工作，有的却已经是部级干部；有的法学背景深厚，有的则是社会学、历史学或经济学等学科的博士；有的能够专心致志地做研究，有的却只能主要用业余时间做研究，还有个别人的学风也不够好。这些问题，与近年来我国博士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布局调整有关，也与某些大学博士学科点的门槛降低有关，可以说，对我们的博士后培养工作提出了挑战。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外来的博士却未必。近两年来，在教授委员会和李明德教授的倡导下，法学所博士后流动站进一步从严管理，严进严出，收到好的效果。今年，进站人员的数量更加严格控制，还有几位博士后没能通过出站答辩或推迟出站。按说，博士后管理，只管“后”，不管“前”，但是，既然我们开了这个门，既然各位进了这个门，不论博士后本人，还是所属的导师组和导师，我想，还是应该根据法学研究所“正直精邃”的所训，按照我们秉持的信念和标准，全方位地严格要求。
什么是博士后？博士后当然先是博士。那么，什么是博士？在法律意义上，博士就是获得博士学位证书的人。在文化意义上，博士就不大好讲了。在中国文化传统里，士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古之“士”在字源上与“王”同形或形近，在涵义上原本是男子的大号，后来则指学习道艺、“德能居位”、有一德一艺者，也就是那些用知识技艺为国家做事的人们，特别是那些，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自道统与政统相分裂后，以师道学统而立身的人们。士君子人格乃是中国文化璀璨中的璀璨。《荀子》“强国”篇说，“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在今人眼里，包括荀子在内的古之士大夫，则是那些在操守上讲究修齐治平，秉持仁、义、礼、智、信，在政治上相信“君轻民贵”，而且能够做到“苟利国家生死与”的人们。那么，今天的“士人”应当是怎样的呢？
我想，既然称“士”，首先就应当学习和承续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然后再结合时代的要求，把传统发扬光大，并让我们的创造沉淀为新的传统。具体到法律领域，士还应该有特殊的要求。记得上一次研究生毕业典礼上，梁慧星先生在致辞时强调，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应当树立“自由、平等、博爱”的信念，树立正义的信念。在这里，我觉得还要特别注意树立法治的信念。我从1978年开始学习法律，真正形成比较正确的法律观念，树立比较健全的法治信念，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社会为什么需要规则，国家为什么需要法律，法律规则背后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如何用法律来保护人，如何通过法治来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来促进社会的稳定、团结与和谐，当代中国为什么必须走向法治，回答好这些问题，无论是研究法理学、法史学、宪法学的，还是研究各部门法学的，都要认真琢磨人，琢磨事，琢磨社会现象，琢磨中国的实际。把这些道理琢磨透了，再反过来贯穿到自己的专门研究中去，的确需要一个过程。
博士是博学之士，按古代的讲法，已经算得上“国子”、“国士”、“大士”。得到了博士学位，就应当懂得以品德和才艺立身，而不是以官位和财富立身，更不能做鄙薄之士，为贩夫计，逞匹夫勇。博士后当然要比博士强。博士后是一个高级研究职位。获得这个职位，就是要继续在学问上下功夫。做好博士后，关键是注意一个“后”字。这里谈几点建议，供各位参考。
第一，在选题上，博士后要注意和博士阶段的连续性。博士后研究是博士论文的“后研究”，所以，在选题的时候，最好不要完全另起炉灶，而要以博士期间的研究为背景，就某一个问题或方面，加以提升和深化。学贵在精专，这样容易出学问，出成果。我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所在的项目里有一个成员50多岁了，据说此生已经断断续续在几个学校做过好几回“postdoctoral fellow”，而且，每次的题目都变化不大，但导师仍然认为有继续做的价值。现在，我们有些人选择了很好的题目，也做了很好的研究，但一旦毕业了或者发表了就“拉倒”了，这是很大的浪费。
第二，在水准上，博士后必须高于博士。在有的国家，如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的人，不过是某个比较高级的研究项目的成员，有的还不一定获得了博士学位，还有些是一时找不到工作的博士。导师申请到一笔经费，就设立博士后项目，根据课题需要和项目预算来选人。钱花光了，项目就撤了。在我国，博士后制度不仅比较正规，而且“国家化”了。国家人事部设有专门的博士后管理委员会，计划内的博士后还由国家发工资、给房子。博士后出站以后，一些单位给的待遇也高于博士。博士后俨然成了一种头衔，一种级别。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博士后研究报告一定得比博士论文强。从这几年的情况看，有的博士后
在站期间做的研究同他们在博士期间做的研究相比，的确达到了新的高度和深度，有的却今不如昔，甚至全面放松了自己，退步了。为了促进博士后研究质量的提高，我们开始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后文丛》，现在出了第一卷，以后每年出一卷。每一位博士后，都要把研究报告的精华部分，以五万字的篇幅，编入文丛，这既是对自己的一个学术交代，也是接受学界的检验，接受社会的监督。
法律专业博士论文范文第9篇
之所以问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看到，博士后都是外来的博士，而且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的情况往往就显得过于参差不齐。有的博士后受过严格、正规的学术训练，水平也很高，有的却非如此；有的刚刚开始工作，有的却已经是部级干部；有的法学背景深厚，有的则是社会学、历史学或经济学等学科的博士；有的能够专心致志地做研究，有的却只能主要用业余时间做研究，还有个别人的学风也不够好。这些问题，与近年来我国博士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布局调整有关，也与某些大学博士学科点的门槛降低有关，可以说，对我们的博士后培养工作提出了挑战。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外来的博士却未必。近两年来，在教授委员会和李明德教授的倡导下，法学所博士后流动站进一步从严管理，严进严出，收到好的效果。今年，进站人员的数量更加严格控制，还有几位博士后没能通过出站答辩或推迟出站。按说，博士后管理，只管“后”，不管“前”，但是，既然我们开了这个门，既然各位进了这个门，不论博士后本人，还是所属的导师组和导师，我想，还是应该根据法学研究所“正直精邃”的所训，按照我们秉持的信念和标准，全方位地严格要求。
什么是博士后？博士后当然先是博士。那么，什么是博士？在法律意义上，博士就是获得博士学位证书的人。在文化意义上，博士就不大好讲了。在中国文化传统里，士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古之“士”在字源上与“王”同形或形近，在涵义上原本是男子的大号，后来则指学习道艺、“德能居位”、有一德一艺者，也就是那些用知识技艺为国家做事的人们，特别是那些，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自道统与政统相分裂后，以师道学统而立身的人们。士君子人格乃是中国文化璀璨中的璀璨。《荀子》“强国”篇说，“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在今人眼里，包括荀子在内的古之士大夫，则是那些在操守上讲究修齐治平，秉持仁、义、礼、智、信，在政治上相信“君轻民贵”，而且能够做到“苟利国家生死与”的人们。那么，今天的“士人”应当是怎样的呢？
我想，既然称“士”，首先就应当学习和承续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然后再结合时代的要求，把传统发扬光大，并让我们的创造沉淀为新的传统。具体到法律领域，士还应该有特殊的要求。记得上一次研究生毕业典礼上，梁慧星先生在致辞时强调，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应当树立“自由、平等、博爱”的信念，树立正义的信念。在这里，我觉得还要特别注意树立法治的信念。我从1978年开始学习法律，真正形成比较正确的法律观念，树立比较健全的法治信念，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社会为什么需要规则，国家为什么需要法律，法律规则背后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如何用法律来保护人，如何通过法治来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来促进社会的稳定、团结与和谐，当代中国为什么必须走向法治，回答好这些问题，无论是研究法理学、法史学、宪法学的，还是研究各部门法学的，都要认真琢磨人，琢磨事，琢磨社会现象，琢磨中国的实际。把这些道理琢磨透了，再反过来贯穿到自己的专门研究中去，的确需要一个过程。
博士是博学之士，按古代的讲法，已经算得上“国子”、“国士”、“大士”。得到了博士学位，就应当懂得以品德和才艺立身，而不是以官位和财富立身，更不能做鄙薄之士，为贩夫计，逞匹夫勇。博士后当然要比博士强。博士后是一个高级研究职位。获得这个职位，就是要继续在学问上下功夫。做好博士后，关键是注意一个“后”字。这里谈几点建议，供各位参考。
第一，在选题上，博士后要注意和博士阶段的连续性。博士后研究是博士论文的“后研究”，所以，在选题的时候，最好不要完全另起炉灶，而要以博士期间的研究为背景，就某一个问题或方面，加以提升和深化。学贵在精专，这样容易出学问，出成果。我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所在的项目里有一个成员50多岁了，据说此生已经断断续续在几个学校做过好几回“postdoctoral fellow”，而且，每次的题目都变化不大，但导师仍然认为有继续做的价值。现在，我们有些人选择了很好的题目，也做了很好的研究，但一旦毕业了或者发表了就“拉倒”了，这是很大的浪费。
第二，在水准上，博士后必须高于博士。在有的国家，如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的人，不过是某个比较高级的研究项目的成员，有的还不一定获得了博士学位，还有些是一时找不到工作的博士。导师申请到一笔经费，就设立博士后项目，根据课题需要和项目预算来选人。钱花光了，项目就撤了。在我国，博士后制度不仅比较正规，而且“国家化”了。国家人事部设有专门的博士后管理委员会，计划内的博士后还由国家发工资、给房子。博士后出站以后，一些单位给的待遇也高于博士。博士后俨然成了一种头衔，一种级别。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博士后研究报告一定得比博士论文强。从这几年的情况看，有的博士后在站期间做的研究同他们在博士期间做的研究相比，的确达到了新的高度和深度，有的却今不如昔，甚至全面放松了自己，退步了。为了促进博士后研究质量的提高，我们开始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后文丛》，现在出了第一卷，以后每年出一卷。每一位博士后，都要把研究报告的精华部分，以五万字的篇幅，编入文丛，这既是对自己的一个学术交代，也是接受学界的检验，接受社会的监督。
法律专业博士论文范文第10篇
对法学研究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纯粹的主题话语，还需要延展至相关领域，从而有助于研究的深人，并充分体现研究价值。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在根本目的上的一致性，决定了二者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 首先，法学研究类型与法学教育类型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性。 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法治作为社会有序运行的机制，决定了以法律和法治为研究对象的法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决定了法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法律和法治实践。由此引出两种法学研究类型:其一，直接服务于法律和法治实践的法学研究类型，即实务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法学理论指导法律的制定和法治系统的形成;二是用法学理论指导法律的实施和法治状态的推进。其二，间接服务于法律和法治实践的法学研究类型，即原理研究。这是指法学理论本身的建构，是要揭示法律和法治的建立及运行的根据和规律。两种类型的关系好比“砍柴”与“磨刀”，缺一不可。 需要指出，法律实务工作者从事法律实务本身就属于实务研究。因为法律实务既是客观外在的工作流程，也是主观内在的研究过程。换言之，法律实务乃客观外显的“实务工作”与主观内存的“实务研究”相结合的过程。所谓研究，不过就是运用理论去发现、分析、演绎、归纳和回答问题的思维活动。其中的问题是原理，就是原理研究;其中的问题是实务，就是实务研究。法律实务工作者运用法学理论解决实务问题的思维活动，当然就是法律实务研究。法律实务事关重大且专业性极强，实务者必须有严格的科学精神，不能盲目和随意，这就需要以法学理论为指导对实务问题开展细致的科学研究。法律实务有着比其他实际工作更为突出的研究特质。对此，换个角度更加清楚:法学理论工作者对法律实务进行探讨，与法律实务工作者对自己从事的法律实务进行探讨，其主观过程和规律没有什么不同，承认前者是法学研究便不能否认后者。不能认为法学研究只是理论工作者的事情，而实务工作者不需要研究，因为完全不需探讨的法律实务很少。 再看法学教育的类型。法学教育的任务是培养法科人才，其目的与法学研究一致，即通过培养专门人才来服务于法律和法治的实践。既然“砍柴”和“磨刀”都为法律和法治的实践所必须，法科人才的培养就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着力培养专门的实务人才和理论人才，由此形成两种法学教育类型。实务型人才培养着眼于实务工作岗位，主要是律师、法官、检察官、警察等司法和执法岗位(我国“大法学”概念包括公安学科，但中外对警务执法人员的培养都是法学院之外的另一个系统)。理论型人才培养着眼于理论工作岗位，主要是法学教师和研究员等教研岗位。 然而，要把法科学生分别培养成两种类型的岗位人才，必须清楚:究竟要着重培养学生的何种素质和能力?两种教育类型对此有何种定位?这个法学教育基本问题的答案便是法学研究。一方面，要从事法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学生，必须在系统的法科学习中获取法学理论研究能力。另一方面，法律实务工作岗位固有的研究性要求实务人才具备实务研究能力，培养实务人才的法学教育类型要让学生具备这种研究能力。法科学生获取两种研究能力的共同前提是掌握理论知识，包括法学理论和相关理论知识，这是法科人才必备的基本素养。从法学教育的过程和结果来看，两种法学研究涉及三种主体:法学理论工作者，法律实务工作者，在校法科学生。其中，在校法科学生与法学理论工作者中的法学教师反映法学教育的过程;法律实务工作者与包括法学教师在内的法学理论工作者体现法学教育的结果。几种主体都可对法学原理和法律实务展开研究，但是，毕竟法学教育类型与法学研究类型之间具有一定的对应性，即法律实务人才主要进行法律实务研究，法学教育重在培养此类法科学生的实务研究能力;法学原理的研究任务主要由法学理论人才承担，法学教育重在培养此类学生的理论研究能力。任何主体都应首先具备与岗位湘适应的研究能力。当然，区分培养类型不意味着两种人才只能有单一的研究能力。两种培养类型都要让培养对象掌握法学原理和相关理论，教学中都要联系法律实务中的现实问题，教学内容本身就有重合和交叉。不同法学教育类型只是在法学研究的取向上有所侧重。 其次，法学研究类型是构筑法学教育体系的基本坐标。 法学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培养有研究能力的法科专业人才。法学研究的两种类型自然成为各国构筑法学教育体系的基本坐标。外国法学教育大致有两种模式:欧洲模式与美国模式。两种模式各有不同，却都以两种法学研究为内在依据。 第一，从两种研究能力出发，对法科学生分类培养。各国法学教育品种的设置体现实务研究与原理研究的横向区分。欧洲模式中的法学本科与美国模式中的J.D.学位，都属实务教育品种，前者旨在一体化地培养法官、检察官、律师，其培养过程兼顾几种法律实务角色的理论素养和研究能力，后者直接培养律师，法官和检察官则从优秀律师中选任，其学校培养环节集中在律师的理论素养和研究能力。两种模式中的法学博士都属理论品种，着力培养法学理论方面的研究能力;法学硕士主要作为外国学生攻读法学博士的跳板。不同法学教育类型培养不同研究能力，相应的学历学位类型只作为相应岗位的资格。例如，美国的法学博士(5.J.D.)和法学硕士(LLM，)学位通常不能作为参加律师考试的资格，此类学生就不能进人法律实务岗位。 第二，从两种研究能力出发，设定不同的培养层次。各国法学教育都在学历学位的层次上体现实务研究与原理研究的纵向区分。各国法学教育设置了本科、硕士、博士等不同层次，但不同法科人才培养品种所需要的学历学位层次不同。各国法学教育的实务人才培养类型都以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所谓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是指未来要从事法律实务工作或者法学理论工作的人员第一次接受的系统的法学专业高等教育)为必要和充足。欧洲一般是4年本科，美国则是本科后的3年J.D.教育。所谓“必要”，是指没有接受过本国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教育的人员，就没有从事该国法律实务的文凭资格。从事法律实务，必须科班出身。所谓“充足”，是指完成本国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教育的人员，就有了从事该国法律实务的文凭资格。然而，各国法学理论人才培养类型需要多层次法学教育。事实上，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等高学历学位人员都聚集在法学理论工作岗位上。#p#分页标题#e# 第三，从两种研究能力出发，合理安排培养内容。各国法学教育都以传授法学理论和训练法学研究能力为主干。尽管法科学生由于自身知识和能力的构成特点，难免存在两个部分之外的学习需要，但其需要的各种学习项目或者由选修课解决，或者各自安排。即便是与学生就业有关的共性项目，如果喧宾夺主，也不能纳人教学体系。例如，各国司法考试或律师考试是法科学生进人实务岗位的前提，但欧美的法学教育都不以考试为主线或参照，更不安排考试培训。其考试与培养内在一致，都着眼于实务研究能力，课堂学习优秀者更容易通过考试。这种一致性促进了法科学生认真掌握法学理论和积极训练研究能力，从而保证了教学计划和质量。 欧美法学教育历史悠久、发展稳定、成效显著，与其说是教育模式的成功，不如说是遵循规律的结果，其培养模式可供借鉴，其科学精神更值得学习。 最后，法学研究类型为法学教育调整提供指引。 我国法学教育恢复初期只有本科，面对法律实务人才和法学理论人才的双重短缺，法学本科将两种人才培养一肩挑起。法学硕士的设立是我国法学教育类型区分的标志。解决法科人才奇缺的当务之急是培养能够培养人才的师资。以法学二级学科为专业的法学硕士建立伊始，自然成为培养各门法学课程教师的理论人才品种。此后出现的法学博士是该品种的延续。法学本科逐渐转向培养实务人才。此种格局基本符合两种法学研究的规律，与欧洲模式接近。接下来十几年，法学硕士和博士与理论人才需要相适应，稳定保持有限规模，但伴随我国社会日益升温的文凭热，催生了提高法律实务人才学历学位层次的需要。为解决这种矛盾，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借鉴美国模式，招收非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从而在研究生层次把实务人才与理论人才的培养区别开来。但是，法学本科与法律硕士均作为实务品种，双轨之间的关系并未厘清。本世纪初，法学师资经多年积累，需求数量减弱，门槛则向博士提升，又遇法学硕士急剧扩招，能当教师的法学硕士越来越少，其多数要从事实务。这对培养实务人才的法学本科和法律硕士形成挤压，也使得不同岗位去向的研究生被理论色彩的培养一锅煮。近年，各高校招聘法学教师非博士不取，而博士的扩招又使越来越多的法学博士也要走实务之路，法学硕士则在事实上完全变为继法学本科和法律硕士之后的第三个实务人才品种。然而，就法学硕士的培养来看，尽管各培养单位向实务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在课程体系、授课内容、论文要求等基本方面，仍未突破理论人才类型的总体框架。令人不解的是，教育主管部门此时反而强化法学硕士的理论型色彩，将其归为“学术型”品种，与“应用型”的法律硕士相对，使两个品种的关系变得十分纠结。应当看到，我国法学教育成绩巨大，功不可没，但当前发展进人瓶颈，结构不顺，规模失控，盲目攀比，质量堪忧，就业困难等，都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法学教育呈现乱局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充分认识到两种类型的法学研究能力在法科人才培养中的中心地位。第一，忽视两种研究能力与人才培养需要的对应性，导致未能科学设计法科教育品种。品种繁多，关系不明。第二，忽视两种研究能力对于人才培养的必要性和充足性，导致一方面未将科班培养作为上岗的硬性条件，另一方面层次累赘，本科足以从事实务，却还要培养研究生，硕士能胜任实务，却还要博士，4年或3年能完成的实务人才法学教育，偏偏要用7至10年。第三，忽视两种研究能力所代表的人才素质内容，导致一方面未能真正形成分类培养，另一方面不把研究能力及其理论素养作为实务人才培养的重心，往往忙于给学生灌输工作流程、操作技能、司考方法、实务经验甚至“潜规则”，从而遮蔽了法科专业大学教育的深邃灵魂。 针对缺失，我国法学教育巫需科学定位和调整。第一，以两种法学研究能力为基准，明确我国法学教育的品种和层次。可有四种方案:(1)保留法学本科作为实务型品种，法学硕士和博士作为理论型品种;取消法律硕士。(2)保留非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作为实务型品种，法学硕士和博士作为理论型品种;取消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和法学本科。(3)在理清关系的前提下保留法学本科与非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两个实务型品种，设置不同培养机制;保留法学硕士和博士作为理论型品种;取消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4)保留法学本科与法律硕士作为实务型品种，由不同培养单位自行选择其中之一;保留法学硕士和博士作为理论型品种;取消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第二，以两种法学研究能力为根据，设置我国法学教育的内容和环节。两种研究能力决定了两种教育类型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论文选题、考核答辩、实习内容等培养方面都要有明显区别。例如，实务型学生的毕业论文不应从原理开题，不要求理论创新和发表文章，而理论型学生必须进行系统的原理研究，必须推陈出新，力求发表学术成果，要做教师还应到课堂实习。两种类型的人才培养都需要高度重视理论，让校园回归理论氛围。此外，需要不同研究能力的人才的数量关系是实务远远多于理论，招生时应保持恰当比例，相应调配教学资源。第三，以两种法学研究能力为门槛，明确两种岗位人才的准人资格。未受过实务型法学教育的法学博士不能进人实务岗位。没有理论型法学教育经历者一般不能进人理论岗位。第四，以两种研究能力为标准，建立法学教师的考评指标。法学教师是理论工作者，应当具备人才培养所需要的两种研究能力。法学教师应当是接受过实务类型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教育和进行过理论型法学深造并将两个方面交相融会的法学研究通才。应对两种研究能力突出的教师给予更高的评价和待遇。此外，还应具备法学教育研究的能力。
法律专业博士论文范文第11篇
1 背景
1.1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设置背景及特色
专业学位作为具有职业背景的一种学位，是为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专门人才而设置的。198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在医科院校着手研究专业学位的设置。通过对全国8个省市的不同类型医院和不同层次临床医师及管理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8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在我国有必要设置医学专业学位。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医学学位类型和设置医学专业学位的几点意见》和《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试行办法》，主要内容是：医学门类设置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学士学位不设专业学位，硕士、博士学位分为“医学科学学位”和“医学专业学位”两种类型。“医学科学学位”要求侧重于学术理论水平、实验研究和科研能力训练，以培养从事基础理论或应用基础理论研究的人才为目标；“医学专业学位”要求侧重于从事临床实际工作，以培养高层次临床医师为目标。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卫生部科教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教司联合颁发了《关于开展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试点工作的通知》。目前，我国共有37个临床医学博士、48个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试点单位［1］。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的实施是我国医学学位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为加速临床医学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提高临床医疗队伍的素质和临床医疗工作水平而设置的学位制度。临床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综合学科，临床实践则是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尤其是对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来说，重点就是要培养临床实际工作能力。因此，临床实践贯穿于整个研究生学习阶段，同时也成为一个受教学和医疗法律法规双重制约的综合行为。
1.2 法律环境的积极作用
随着社会法制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近年来，我国有不少与医药卫生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条例相继出台，与临床医疗行为关系密切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明确规定了国家实行医师资格考试制度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规定了执业医师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执业地点、类别、范围和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也规定了医疗机构不得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技术工作。这些法律文件的出台，为规范行业行为、避免和解决行为中的矛盾和纠纷起到了积极的法律指导作用［2］，使临床实践的教学工作有法可依，推进其向法制的轨道发展。
2 现状
2.1 医学院校对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要求
2.1.1 国家对研究生培养的规范要求 1999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颁布实施，规定了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不同层次教育在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能力培养的基本要求［3］。其中第十六条要求硕士研究生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相应的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博士研究生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相应的技能和方法，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能力。
2.1.2 医学院校对研究生培养的具体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关于调整医学学位类型和设置医学专业学位的几点意见》，各医学院校修订了具体的研究生培养方案，现以《复旦大学关于修订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基本要求》和《上海交通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工作手册》为依据，来概括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主要培养要求。
① 招生要求和学习年限。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对象为医学本科应届毕业生、符合报考年龄且具有医师资格证书的历届本科毕业生等。硕士专业学位学习年限3年，博士专业学位学习年限3年，硕博连读专业学位学习年限5年。其中第1阶段2年，第2阶段3年，在第2学年末进行阶段考核分流，经阶段考核未能升入第2阶段（博士阶段）者，学制为3年，阶段考核后继续学习1年，完成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要求可申请硕士专业学位。已获硕士学位且具有医师资格证书者可报考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直接进入第2阶段学习。
② 阶段学习要求。第1阶段培养以二级学科的各专业轮转为主。掌握各专业基本诊断、治疗技术、本学科常见病、多发病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和鉴别诊断及处理方法等，学会门急诊处理、重危病人抢救、病历书写、临床教学等技能。第二阶段根据各学科特点进行二级或三级学科的专科训练。主要从事本专业临床工作，完成专科病房高年住院医师工作，如承担专科院内会诊，带教实习医师查房等，安排一定的门急诊工作，担任不少于半年的住院总医师或主治医师工作，能独立处理本学科常见病及某些疑难病症。
2.2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实践和考试注册
卫生行政部门在对医务人员执业行为的日常监管中发现，目前由于医院人手紧张、工作繁重，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医院临床实践训练期间承担了大量住院医师的工作，其中有部分研究生尚未取得医师资格就独立开展诊疗工作，部分虽取得医师资格但未注册或未按照注册的范围和地点执业。与此同时，随着一系列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如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举证倒置等，患者的维权意识也在提高［4］，这使他们面临“非法行医”的指控，直接影响了临床实践工作。
3 问题及分析
3.1 培养要求与现行法律法规脱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规定，医师经注册后，可以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因此，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具有医师资格并注册才能独立工作。结合医学院的培养要求，应届本科毕业生考入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尚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临床实践应在执业医师指导下进行而不能独立工作；具有医师资格证书的历届本科毕业生和已获硕士学位且具有医师资格证书的在临床实践时应在注册的执业地点、类别、范围开展诊疗活动，否则应变更注册或者在执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临床实践。但这样又不符合医学院校对研究生独立处理疾病的要求，也不能担当住院总医师工作。
3.2 考试注册制度与实际操作缺乏衔接
1999年9月16日卫生部下发了《卫生部关于对硕士、博士研究生以及七年制硕士生、八年制毕业生等参加1999年医师资格考试有关意见的通知》，对医学研究生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的资格作了规定，认为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的临床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公共卫生预防医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已具有了1年以上的临床实践训练或公共卫生实践的经历；七年制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的临床硕士生和八年制毕业生在学习期间已基本具有了相当于2年的临床实践训练（含大学本科期间的生产实习和研究生期间的临床实践训练），并且上述人员均经过了较高层次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训练，故1999年（含1999年）以前毕业的上述毕业生，可以参加1999年的医师资格考试。同时规定了2000年以后（含2000年）毕业的上述毕业生，学习期间教学计划和时间安排，必须保证严格的临床实践训练或公共卫生实践经历1年以上；其中七年制临床硕士生和八年制毕业生必须保证相当于大学本科的生产实习1年和严格临床实践训练1年以上，方可参加当年医师资格考试。
在此基础上，2001年又颁布了《卫生部关于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规定了七年制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的临床硕士生和八年制毕业生在学习期间有相当于大学本科的1年生产实习和1年以上严格的临床实践训练，可在毕业当年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和公共卫生预防医学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已具有1年以上的临床实践训练或公共卫生实践的经历，可在毕业当年参加医师资格考试。
根据上述规定，研究生要在毕业当年参加医师资格考试，那么在读期间尚未取得医师资格证并注册的，就不能按照医学院校的培养要求独立处理疾病，不能担任住院总医师的工作。另外，对已取得医师资格的研究生，由于所在的临床实践机构不一定是聘用单位，一般不会为其注册。因此，依然存在后期临床实践阶段不能独立执业的问题。
4 对策和建议
4.1 完善和补充法律法规，制定规范标准
妥善解决临床教学与法律法规的脱节问题，关键就是补充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临床实践活动既受法律法规制约又适应新的法律法规环境，使研究生的临床实践在法律保障之下进行，也促使教学模式的不断改进。同时，制定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行为规范，对从事的诊疗工作范围和承担的法律责任作出规定，使临床教学和法律之间有所衔接，对研究生的临床实践学习和患者的健康提供双重法律保障。
4.2 采取有效措施，使研究生临床实践训练合法化
4.2.1 政策保障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作为一群特殊的群体，在临床实践活动中存在着能力上具备医师资格和身份上仍为学生的矛盾性，由于他们经过了较高层次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训练，临床知识和技能比普通的医学生要高，拥有的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也比较复杂，有的原已从事过临床工作，能够独立承担一些临床甚至教学工作。因此，建议对这一特殊群体的资格考试和执业注册制定实施相应的优惠政策。
① 目前已有规定研究生可以在毕业当年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但是对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规定相同，建议可以将博士生参加考试的时间适当提前，缩短待考时间，在完成相当于硕士阶段的学习后即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因为这时已具备足够的临床实践训练和生产实习时间，在实际能力上也符合医师的要求，可以参加资格考试，而不需要等到博士毕业当年。
② 对取得资格证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可以由临床实践训练所在医院对其进行独立行医能力的考核，考核合格后，办理临时注册手续，获得“临时医师执业证书”，这样就能在临床实践中独立开展诊疗活动，有助于提高实践能力。对尚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的硕士研究生可以设立“实习医生执照”制度，允许其申请“实习医生执照”，并制定其在临床导师的指导或委托下接触患者进行医疗活动的规范［1］。
4.2.2 严格带教 对于尚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并注册的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应明确工作范围和责任，应当在执业医师的监督和指导下进行，保证医疗安全。
4.3 分类监督管理
在监督执法过程中发现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执业证书的，处罚时应区别于一般的非医师行医、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鉴于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特殊情况和医学本科生及无资格的人员不能完全等同，在处罚时应考虑到这一实际情况，可以予以警告，责令改正。
4.4 严格依法行医
在现行法律法规的运行环境下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进行规范、长效的管理，从开展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着手，使医务人员和医院管理人员掌握法规政策，增强法律意识和自律性，提高维权意识，避免不必要的医疗纠纷和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医疗权利。
5 参考文献
［1］汪玲，包一敏，吴海鸣.论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和专科医师准入制度的相互作用［J］.中华医学教育杂志，2006；4（26）：78-80.
［2］梁勇，杨云滨，杨洪波.构筑我国临床教学法律法规体系的思考［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3；19（8）：473-476.
［3］梁勇.我国医药卫生法律法规与临床教学面临的问题［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3；1：48-49.
法律专业博士论文范文第12篇
Abstract:Social sciences doctor the forum since conducting, to has promoted doctor the theoretical level, serves aspects and so on provincial economy development to play the influential role, but because reasons and so on location, funds, time cannot conduct frequently, this article the forum mechanism innovation aspect carries on as to doctor studies and proposes plan of the related solution, by time impetus social sciences doctor forum's further development.
关键词:博士论坛 意义 不足 创新机制
Key words:octor forum; Significance;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mechanism
作者简介:赵永新(1970―),男,河北献县人,工商管理硕士,河北金融学院管理科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高级经营师,研究方向:文化产业;张文良(1978--),男,河北沧州人,法学硕士,河北金融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法社会学
基金项目: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课题 课题号:200903191
【中图分类号】C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9-0122-02
“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为博士生提供一个高起点、多方向的学术交流平台,促进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博士生的学术视野,激发博士生的创新思维,增强博士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促进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论坛自2003年首届论坛举办以来,已成为全国影响最大、规格最高的博士生学术交流平台。社会科学博士论坛坚持科学理性的本质,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借鉴和融合各学科的方法,以推进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社会科学事业,发挥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因素还存在一些不足,如何创新社会科学博士论坛机制,使其发挥更大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一、建立社会科学博士论坛的意义
社会科学博士学术论坛是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为博士生提供一个高起点、多方向的学术交流平台,促进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博士生的学术视野,激发博士生的创新思维,增强博士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促进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当前经济形势发展迅速,全球经济一体化更加明显。经济与全国经济、全球经济间的对接越来越重要,如何从学者的理论层面与实体经济的实践层面与全国甚至全球对接,是现在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凝聚高层次人才,提高竞争力
在党中央和省委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之际,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加强全省社会科学人才建设、队伍建设、学科建设,繁荣发展社会科学事业,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又好又快发展,是社科理论界面临的新课题。广泛联合具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的专家和学者,为我国的科技进步、文教繁荣、举贤引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通过社会科学博士论坛凝聚高层次人才,积极发挥人才作用,提高软科学竞争力;
2、 举办社会科学博士论坛,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
举办社会科学博士论坛,立意高、创意好,是社科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创新社科工作机制的重要举措。作为联系党委政府和广大社科工作者的桥梁与纽带,社科联搭建“社会科学博士论坛”这样高规格的学术交流平台,对加强学术交流,凝聚人才,促进社会科学科研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3、 组织社会科学博士沙龙,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休闲活动
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及时反映会员的意见和建议,为会员创造更加优越的环境。积极发挥会员群体优势,有计划地组织会员参与决策咨询、科研攻关、新产品开发和技术改造;展示会员单位的科研成果,为推动其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实用化搭建平台;
4、 积极对外联络,扩大国内国际影响
吸引更多的海内外社会科学博士来我国工作和创业;加强与国内、国外的博士间的交流与沟通,可就我国有关发展问题与国内或国外的博士进行研讨,共商兴邦之策。
5、 博士与企业实现对接。通过社会科学博士论坛还可以与企业相对接,以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从而也促进博士们把自己的理论真正应用到实践中去,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为经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当前社会科学博士论坛存在的不足
传统方式的博士论坛在运行中,对提升博士理论水平,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其自身无法避免的因素使其存在着诸多不足:
1、筹备时间长。
一般每次博士论坛开始前,各有关单位都需要成立专门的论坛筹备组,专人专责。一次成功的集体活动,好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执行团队必不可缺。在达成论坛举办的初步意向后,从领导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在专门教师切实指导,组建一个专业涵盖全面、技术操作熟练且责任心强、行动高效迅速的筹备小组。论坛所需要的文案撰写、图片处理、论文集排版、会务流程、后期制作和宣传等方面的工作得以有效开展。在具体执行中,又需要实行专人负责与集体协作的工作方式,保证各项事务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 这样需要时间长,花费精力大。
2 、会务工作繁杂。
一次大型的会议,会务工作必须做到事无巨细,其中的每一步都会影响到论坛本身的举办。因而,会务工作尤为必要。筹备组除了精心制作会务手册,使与会人员能详尽的了解论坛议程的每个环节和注意事项外,还需要对筹备组成员在论坛举办期间的职责做了细致的分工与部署,力图使每一项工作做到有备无患、环环相扣。同时,还需要对论坛举办地点进行前期的勘查和协调工作,确保论坛的顺利进行。 而这一切与会议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其实又与论坛水平高低没有太大关系。换言之,论坛水平高低主要取决于博士本身水平的高低,其发言或文章有没有与社会接轨,有没有理论深度和广度等因素。如果这一点不能得到解决,则会议形式组织的再漂亮,再新颖,对社会的贡献也不大,甚至劳民伤财。
3、花费资金多。以60位博士参加的两天论坛计算,从组织,会议费用,食宿,交通,资料,礼品等,总费用不会低于三万元。各举办单位往往把这一项费用计入科研费用内。尽管这其中大部分费用并不是直接用在科研负责人本身!而是用在会议接待等费用上,其费用的投入产出比并不高。
4、参加人员少,影响力小。
每次举办论坛,由于时间、场地和经费等因素的限制,参加者不可能太多,第个博士以发言15分钟计,每次举办论坛最多几十个博士参加。其他博士很难有机会参加,无形中很多优秀的博士失去了平等的参预权,其优秀成果也不容易被展示。参加人数少,自然影响力也不会太大。
5、举办次数少,不能及时沟通
由于以上诸多原因,博士论坛只能每年举办一、两次,不能让博士及时交流和沟通。特别是有重要事件发生时,博士论坛不能及时就该事件发表意见,为党和政府献言献策。如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省委省政府立即采取了坚决有效的措施,但学术界对此却鲜有言论。该事件的发生不论是从行业经济管理还是微观企业管理还是法律层面都应该认真反省,并有一定的措施保障。但这次事件后很显然学术界的作用发挥的不太明显。
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科学有了长足发展,基础研究不断深化,应用研究不断拓展,但随着科技的发展,用崭新的方式使博士论坛势在必行!立足社会科学博士论坛现有资源,用INTERNET等现代网络交流手段,使博士论坛时时更新,大大克服了传统模式的博士论坛的不足:给博士论坛赋予了新内涵,同时可以此为平台,搭建学者与企业的对接,直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三、社会科学博士论坛创新机制的主要内容
1、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重点,精心策划重大选题。
组织社会科学博士深入研究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新要求、新目标,着力推出一批有说服力、有影响力、有理论深度的研究成果。开展重点课题立项。紧紧围绕增强沿海意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城市建设步伐、节能减排、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等问题开展重点课题立项。打造社会科学博士论坛的品牌。解放思想,深化主题,力争把社会科学博士论坛办成国人最高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办成党委政府重大决策的智库!博士论坛要坚持创新,推动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围绕挖掘历史内涵,增强做大经济社会的外延,进行广泛研究和宣传。组织社会科学博士进行成果、专题研讨和观点交流,为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
加强管理的规范性。抓紧名称注册、建成实体组织,制定出台章程、实行会员管理,设立组织机构、健全配套制度,使论坛尽快形成科学规范的管理模式和运作机制;建议成立社会科学博士论坛专业机构,设立论坛秘书处。具体负责论坛的重要工作,组织有关人员,对社会科学博士论坛的活动组织,人员安排等重要工作负责。
2、力推学术精品,拉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
社会科学博士论坛要在办出特色提升水平上作文章。要以首次论坛成功举办为契机,乘势而上、全面扎实推进。增强研讨的学术性。通过强化论坛主题、议题的针对性、理论性、前瞻性,邀请著名专家作学术报告,与会代表提交高水平学术论文等措施,不断增进论坛研讨深度、浓厚论坛学术氛围、提高论坛准入门槛,切实把博士论坛办成一个高规格、高层次、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根据社会发展或国家的需要,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有关博士对重大经济、文化、法律问题进行讨论、讲座或研讨。可以是专业性的,也可以是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3.组织社会科学博士沙龙,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休闲活动。
加强会员内部的交流与合作。除正常的学术研讨之外,社会科学博士论坛还可以组织非正式的休闲式沙龙活动,也可以由各专业分论坛负责人发起,每次确定一个主题,以此为中心举办一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丰富博士的视野,加强博士与博士之间的交流。在办好一年一次论坛的同时,还要有计划的开展如组织相关学科博士专家进行重大课题联合攻关、联系博士专家参加重要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安排博士专家赴境内外学习考察等一系列活动和创办以博客、MSN、QQ群为载体的博士专家经常性联系交流的网络平台。努力为这一群体施展聪明才智、提升创新能力、拓宽信息渠道、发挥智库作用,创造有利条件、提供有效服务。
4、创刊《博士论坛》杂志或与其他杂志联合出专刊
博士们每年或每月提供的论文,经论坛秘书处审核,达到一定要求的,可集中到核心期刊发表,或单独创办杂志,但其水平显然要高于一般杂志水平。这样既保证杂志的质量,同时也让博士们有荣誉感。
5、注册社会科学博士论坛网站
整个论坛具体分为文学博士、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金融学博士等分论坛,各分论坛有自己的空间和管理人员(可由注册的博士中选出热心会员为分坛主)各分坛主经总坛主批准可发起本领域内的讨论,组织讲座,甚至安排其他活动。如管理学博士论坛还可以根据专业方向具体分为企业发展战略、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等各小组;法学博士可以根据专业方向分为刑法、民商法、合同法、法理学等小组,各小组也可以同时组织活动,发起讨论。针对热点问题或中央、各省委省政府要求,总坛主根据需要可组织专门人员进行讨论。如三鹿奶粉事件出现后,对经济乃至全国相关行业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但该事件对于经济的影响究竟有多少,如何解决?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多人只看到这一事件会对乳品行业影响很大,但对于其他行业有没有影响或者有多大影响,研究的人就比较少,另外,从企业管理和法律层面研究的可能更少,有深度的文章不多,面对这一问题,总坛主就可以以此为题,组织大家讨论,并拿出报告,要求相关专业博士开展论坛,并写出有水平的文章或建议,经论坛秘书处审核后可以公开发至论坛,这样对于中央决策会有很大帮助。
参考文献:
[1] 贵州博士网:省略/
法律专业博士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理工科高校；层次；知识产权法；“三位一体”
中图分类号：G642.4？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5-0092-02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国务院颁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决定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这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国内外新形势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是关系国家前途和民族未来的大事[1]。《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指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目前，我国基本形成了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及高校、技术创新支撑服务体系四角相倚的创新体系，国家创新体系是社会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引擎和基础。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离不开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高等院校尤其是理工科高校，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知识产权战略和国家创新体系工程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越来越重要[2]。如何立足于理工科高校，借助其独特的理工科专业背景，区分不同层次不同专业和不同的培养要求要求，加强理工科高校知识产权法学教学改革与创新研究，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和时代的紧迫性。
二、理工科高校知识产权法教学目标
1.不同层次的知识产权法教学目标的要求。制定不同层次的理工科知识产权法课程的教学目标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是通过知识产权法的学习培养学生创新理念；二是向学生传授知识产权法的法律知识；三是结合专业背景为社会输送合格的复合型专业人才。教师在制定具体目标时都要考虑到教育对象群体的专业背景、学习基础、层次及接受能力等因素，使目标定得恰到好处、难易适度。理工科高校基于不同专业背景的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知识产权法教学的多层次、多元化培养目标，对专科、本科主要突出其应用型的教学目标，对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主要是创新性导向，对专业型的硕士采取应用为主或应用创新并重的目标导向，协调平衡学校的培养目标与用人单位的用人标准，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和用人单位的满意度。知识产权法教学只有始终由教学目标引导才能因材施教，使学生的学习始终围绕教学目标进行。
2.不同层次的多元化教学目标。在教学目标方面，应改变传统的单一教学目标的情况。在当今社会多元化的需求下，理工科高校应基于不同专业背景、不同层次（专科、本科、硕士）、普及型需求与知识产权法知识与理工专业知识深度融合需求，合理确定理工科高校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知识产权法教学的不同层次的教学目标。对于专科学生，因为其主要侧重于应用型人才培养，强调其能将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所从事的专业社会实践，教学目标主要定位于普及型，当然，也应灵活根据专业背景和学生的需求开设与专业融合的模块，供其选择。对本科学生，则应根据其专业背景及自身的职业规划定位，分为知识产权法普及型教学目标和知识产权法与理工专业知识深度融合型教学目；对研究生，则主要是知识产权法知识与理工专业知识深度融合型教学目标。
三、知识产权法教学内容的设计与优化
1.加强知识产权法教学内容改革与创新。首先应对理工科高校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知识产权法教育需求、现状、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实然和应然进行分析。在多层次、多元化培养目标的指引下，实现由基本层次的本科知识产权法教学向高层次的硕士、博士复合交叉课程教学转变，重视理工科专业知识与知识产权法的相关制度的交叉与融合，整合和优化知识产权法法学教学资源，着力培养学生的尊重知识、崇尚创新的知识产权法基本素养。在内容上体现新颖性，及时将知识产权法前沿动态成果引入教学，教学和研究相结合，以研究促进教学，在教学中发现问题，促进相关研究，教研相长，形成良性循环。其次，立足理工专业背景，推进知识产权法课程建设，实现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是当前实施理工科高校知识产权法教学的重大问题。知识产权法课程教学应立足不同的理工科高校的专业特点，在内容设计方面彰显其适切性和发挥交叉的优势。应当通过讲授专利文献等知识产权法利用知识，使理工类大学生能充分利用知识产权法信息，了解本学科技术发展的最新动向，避免重复研究[3]。
2.根据专业特色设计不同层次的教学模块。理工院校在培养知识产权复合型人才方面有着文科法律院校所不具备的专业优势，其理工科专业为培养复合型人才提供了有利渠道。问题的关键是要将理工科院校的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推动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理工院校知识产权法课程的建设，不能照抄照搬文科类政法院校的发展模式和路径，而应依托理工背景，根据实际情况，办出自己的特点和特色来。这样既可发挥自己的优势，更有利于形成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兴学科，使整个高等教育形成与社会发展趋势相契合的结构和布局。在美国知识产权教学团队中，其师资来源一般由以下3个方向组成：法律博士、商业管理博士、科技学科博士，三者都有着共同的交集之处，客观上可以实现跨学科整合，从而有效满足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复杂性需求[4]。还应重视教学内容模块的动态更新，以确保教学内容的新颖性以及与其层次、专业的匹配性。
四、提高知识产权法教学效果的策略
1.“理”“律”“例”三位一体的教学法。本科层次立足于创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其过程不仅强调思维的开创性，也强调与生产实践的结合，因此比较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如实验教学、生产实习等。面向理工类大学生开展的知识产权法教育以创新应用型人才为其培养目标，提高理工类大学生的知识产权法意识，立足其专业背景，充分运用知识产权法制度，促进科技创新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创新应用型人才教学目标的指引下，在教学中实现“理论讲授”、“制度分析”“案例讨论”的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三位一体”教学体系的三个环节对于学生知识传授和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教学的重点不是灌输式的要学生记住多少知识点，侧重点在培养学生自主式、合作式、研究式为主的学习方式，最终形成“基本理论―法律制度―典型案例”三者有机结合，使学生对知识产权法的学习形成一个从法学理论、法律制度到法律实践的过程，从而提高运用知识产权法的能力。
在知识产权法的硕士和博士层次的教学过程中，采用案例教学与多媒体授课、学生分组讨论与发言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积极主动地围绕课堂教学的重点知识和难点，灵活运用所学的基本原理和理论，切实做到以法律制度评析典型案例，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组织教学。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融法理、制度与案例为一体，最终达到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掌握、分析问题解决能力的提高、法律素养的提升。
2.加强师生有效互动、构建和谐课堂。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情感和非智力因素，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师必须认真精选近期发生的典型知识产权法案例，组织案例讨论，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兴趣。在知识产权法教学中，通过典型知识产权法案例，创设教学情境，要求学生针对案例中的问题情境，提出解决案例中的问题的各种可能性，并通过师生有效互动，引发学生积极思维。一般在教学展开之前，向学生提出知识产权法案例涉及的知识产权法律问题，教师因势利导，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进而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学习[5]。有效的师生互动，一般包括情感互动、认知互动。一般的认知互动并不能促进学生高层次思维的发展，只有以积极的情感互动和高层次的认知互动为核心的学习方式，才能促进学生包括高层次思维在内的全面素质的提高[6]。
3.重视不同层次的实践教学。除了重视课堂教学外，还应让学生走出校门，接触社会现实，到企业、高校实验研究机构等科技创新的大环境中去学习、体悟和锻炼。理工科高校实验室一般承担了国家一些科技创新方面的课题，有条件的时候可以让硕士、博士层次的学生到这些实验室去参观实习，学校还可组织本科学生到科技创新做得比较好的企业去参观与实践。总之，到科技创新的第一线现场去感受、领悟科技创新的意识及其中所涉法律问题，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引导学生做一些科技创新与法律知识融合的研究论文或申报相关课题，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探究性。此外，针对不同层次和不同专业的理工科高校学生，采取多元化的实践教学方式。例如，组织知识产权法专题辩论、开办知识产权法法律诊所、模拟审判知识产权法案件、建立知识产权法律援助中心等多种形式，为不同层次和不同需求的学生举办知识产权法系列讲座。还可根据情况和需要组织不同层次的学生到专利和商标公司深入实习[7]。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评论员.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摇建设创新型国家[N].人民日报，2008-06-11.
[2]陈美章.中国高校知识产权法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思考[J].知识产权法，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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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专业博士论文范文第14篇
法律院系的课程设置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第一，从法律教育的性质和目标上看，如果是大学普通教育，那么除了法律专门课程以外，法律院系还要开设相当分量的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而在法律职业训练中，则几乎是提供“纯粹”的法律课目。在前者情形中，由于专业的不同（如公法、私法或法学、经济法等），课程的门类及其内容的深浅也会相应地有所不同。
第二，就法律专门课程来讲，课程设置是以现实的部门法体系和法学学科体系为基本依据的，它们最终决定着法律教学内容的置废和变化。但课程体系并不简单地等同于部门法体系和法学体系。因为有的课程不可能包括法学体系中的全部大小分科；而有的课程则可能会兼跨几个法学分支学科。 此外，在教学实践中，还要综合考虑不同的教育层次和培养目标之间的协调关系以及教学的时间安排等因素。
第三，一般来说，法律课程的设置是以本国现行的法律或法学为主导的，同时考虑历史的和国外的法律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因素。这既包括部门法方面的课目，也包括一般性较强或纵横跨度较大的课目（如法理学、法律史、国际法等）。
第四，各法律院系之间，由于教师的结构或学术传统方面的差异对课程的设置或教学质量也会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
目前高等法律院系的课程设置是以国家教委规定的教学计划为指导，分别结合各院系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下面以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学计划为例，来对其课程设置略作考察。 该计划要求学生在4年中必须修满196学分方可毕业。 其中，课堂教学179分，其他部分（包括社会实践、毕业学习、毕业论文）17分。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比例是7∶3.全部课程由政治理论课（20）分、文化基础课（31分）、法律基础课和法律主干课（两类共83分）三部分构成。
法学专业四年的必修课程安排如下。
第一年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形式逻辑汉语外语（一年）体育（一年）法理学中国宪法马克思主义法学论著导读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
第二年哲学国际政治外语（一年）体育（一年）计算机基础民法（一年）经济法概论中国刑法刑诉法民诉法
第三年商法国际私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国际公法证据刑事侦查物证技术经济管理
第四年律师制度劳改法犯罪学法医学
选修课比较集中地在
第二、三年中开设。非专业方面的有，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行政管理、国际关系史、政治学经典著作选读、当代西方哲学思潮、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应用数学等。法律专业选修课有中国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现代西方法理学、比较法、立法学、外国宪法、外国刑法、外国刑诉法、外国民诉法、港台法律制度、罗马法、合同法、财税法、金融法、海商法、环境保护法、会计、审计、自然资源法、产品责任法、房地产、国际投资法、外贸管制法、国家赔偿法、知识产权法、犯罪心理学、仲裁、公证和调解、法律文书、司法统计、法律文献检索等。
法学类其他专业开设的政治理论课和文化基础课与法学专业相同； 而且主要的法律课程，如法理学、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也基本一致，仅个别课目的学时较法学专业略有缩减。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将侧重于各自专业的一类课程设为必修。如经济法专业就将公司法、合同法、投资法、劳动法、财税法、知识产权法等列为必修，而这些课目作为单独的课程在法学专业中仅作选修。其他的法学专业（如国际法、国际经济法等）课程的情况亦同此类。
（五）教学方法
法律院系采用的最主要的教学方法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教学方法没有什么差别。它们都是由担任某一门课程讲授任务的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系统讲授该门课程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即所谓的讲授法。课堂讲授的主要依据通常是在讲授该课时所用的教材。
讲授法是大陆法系国家传统的法律教学方法。一方面，制定法作为主要的法律渊源，客观上决定了在教学中必须对法律规则中的抽象概念和原理加以阐释和分类；另外，注释法学家在研究和传播罗马法活动中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分析与综合的经院主义方法为教学中进行讲授提供了一个传统。 这种教学“不在于提供解决问题的技术，而在于对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导。法律教学所要求的内容并不是对实际情况的分析而是对法律组成部分的分析”。 相反，在美国的法学院里，教学方法却采取了相当具体的实用主义态度，即普遍推行的“判例教学法”（case method）。 与制定法和判例法的优劣对比情形相类似，讲授法自身无法避免的缺陷也正是判例教学法的优势所在，反之亦然。
从中国近年来对法律教育改革的部分讨论中看，有人提出在教学中应广泛推行判例教学法，以改变教学中存在的重理论而轻实践，或者理论脱离实际需要的被动状态。然而，中国目前并不存在判例法制度，因而也就无法从根本上为法律院系实行判例教学法提供现实基础。尽管在课堂讲授中，特别是在讲授部门法时，教师往往插入一些经过挑选的判例。但这实质是以举例的方法来补充有关原理的讲授。其目的是让学生具体形象地理解并进而掌握有关的法律规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判例教学。当然，在一定条件下，以某种方式吸收或借鉴判例教学法的积极因素，也会成为法律院系今后教学改革的一个内容和方向。
在以课堂讲授法为基本教学法的同时，为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学校还组织学生进行模拟法庭之类的实践活动。即由学生分别担任审判员、原告人（或公诉人
）、被告人、律师及证人等角色，来模拟（假设）法庭的审判过程。然而，法律学生在整个四年当中惟一与本专业的实际接触最多的一次机会，就是为期二个月左右的毕业实习活动。这时，要求学生在某一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直接参加所在机构的司法业务工作。它类似于美国法学院的现场实习（clinical programs）。
（六）毕业生水平和就业选择
法律教育的最终结果就是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某种法律职业人员。但对于如何确定不同层次的法律院系毕业生的毕业水平及其任职资格，各国有着不同的实践。
从国外的大体情况看，德国的大学一般不设法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而设法学博士学位。 法律系毕业生需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成为完全的法律工作者（Volljurist）时，才能担任法官、律师、大学教授及政府机构官员。法国的学位制度略为复杂。法律系学生在第二年结束时一般被授予法学专科毕业资格（bachelier）；第四年毕业时授予法学学士学位（licence en droit）。博士学位分国家博士学位（Doctorat d‘Etat）和大学博士学位（Doctorat de l’universite）两种。 但攻读法学博士学位者，又须先取得某一法学学科的“高级研究文凭”（简称DES）。另一方面，获法学学士学位者若要从事司法实际工作，还须经过国家司法学院一至二年的实务训练。日本对接受四年法律教育的毕业生授予法学学士学位。但若从事“法曹三者”之一种，还须参加相当艰难的国家司法考试， 并对通过者再进行由司法研修所组织的二年的法律实务训练。而准备在大学从事法律教学或研究的那些人，则可进入大学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一般为二年）或进而攻读博士学位（三年）。美国法学院的入学条件是世界各国中最为特殊的一个，即它要求学生在进入法学院之前已取得文学士（B.A.）或理学士（B.S.）学位。因此，学生在完成三年初级法律教育后被授予J.D.学位以取代原来的L.L.B.（法学学士）学位。 有的法学院为准备从事法律教学或研究工作的学生开设了L.L.M.（法学硕士）以及S.J.D.（法律科学博士）学位。但为从事律师职业所须通过的律师资格考试（Bar Examination）仅要求具有J.D.学位。
从学位制度方面看，中国与日本的学位制度类似，与德、法两国不尽一致，与美国的学位等级相同，但学位层次的含义完全不同。
根据中国的学位条例等有关规定，法学学位也像其他门类学科的学位一样，分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其中，硕士又包括研究生和研究生班两个层次。 法律院系的本科毕业生，符合一定条件的即授予法学学士学位。然后，毕业生就要在继续攻读法学研究生和从事实际工作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
报考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毕业生应参加每年初举行的考试（当然，符合条件的其他在职人员也可以通过考试攻读研究生学位）。考生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通常包括政治理论、外语、两门所报专业的主干课和相关的法学综合课共五门。其中，前两门为全国统考课目。口试在笔试通过后进行。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83年核准试行的草案，法学学科可以招收以下13个专业的研究生，即法学理论、法律思想史、法制史、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诉讼法、经济法、劳动法、环境法、国际经济法、国际法。 研究生的培养任务由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法律院系和科学研究机构（目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来承担。学制一般为二至三年。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也需通过入学考试。目前，上述的13个法学学科基本都已招收博士研究生，仅个别专业除外。培养单位分别不同地集中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这八个机构中。博士研究生的学习期限一般也是三年。
除上述学位教育外，还应提到的是近年来出现的法学第二学士学位教育（通称法学双学士）。它旨在培养国家急需的知识面宽、跨学科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它在层次上属于大学本科后教育。 报考的主要条件是已经获得除法学类专业的任何其他学科门类的学士学位。目前开设法学第二学士学位的专业主要是一般法学专业和前文提到的知识产权和环境法专业，学制为二年，取得学位的学生在待遇上相当于研究生班。显然，法学双学士教育接近美国的法律教育方式，但两者的出发点仍有区别。法学双学士教育尚不是中国法律教育的主要途径。
法学研究生教育是培养各类高级法律职业人员的一个主要途径。并不像日、美等国那样仅培养法学教学或研究人员。实际上，除了从事法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们也和法学本科生一样，在就业选择中，面对着一个比较广阔的职业领域，甚至有可能进入一个与法律职业的关系相去甚远的领域，而不仅限于法律教育的职业目标所意旨的那些领域。
就目前主要的几个法律职业领域而言，惟一规定必须通过考试才能取得任职资格的职业就是律师。根据法律规定，从事律师工作，必须通过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 至于从事法官、检察官等职业，目前尚无专门的任职资格规定。因为基于历史的和现实的条件限制，对于那些为数不多的、受过专门正规法律教育的本科生或者研究生来说，那种经历本身就意味着具有从事法律职业的资格。但是，近年来中国已开始重视并正在探索建立法律职业任职资格的专门制度。假如所建立的任职资格规定能与法律教育结合起来的话，那么这将会成为建立较完善的法律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四、结论
从中国法律教育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国家法律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法律教育的存废兴衰同国家的政治、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法律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法律教育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当法律的作用受到重视的时候，这无疑就为法律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效保障；但若相反，法律教育就只能走向衰退。同时，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法律教育作用的成效还远不能够像立法那样较快地得到实现。法律人才的培养客观上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法学家的水平也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而且法律思想、法学知识以及各种法律经验材料也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积累。因此，连续性就成为法律教育进步和成长的一个内在要求。
如果说在过去的近四十年中主要围绕着有没有法律教育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所应给予关注和考虑的问题就是，中国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法律教育-一个比较完善的、富有效率的、能够培养出适应21世纪需要的法律人才的法律教育体系。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法学家、法官和律师不仅要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出重要作用，也还应当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和推进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因此，中国法律教育的前景是广阔的，
而任务又是十分艰巨的。
注释：
[1] 近代法治国家，对法律教育给予必要的关注基本上是法学家们的一个自觉意识。这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国际或国内的学术会议议题、一般法学著作或法律期刊以及有关的学会或机构等方面。但在中国，至少就目前法学家的学术活动范围而言，该领域的情形并不令人满意。除少数有素的学者对此问题较为重视外，很少有关于法律教育的论文或著作出版。
[2] 《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五蠹》，《史记·商君列传》。
[3] 在中国法律史上，律博士之创设，有其历史背景。《三国志·魏书·卫凯传》载，“《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法，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县命，而选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
[4] 《法学词典》（增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689页。
[5] 《唐六典》卷二十一。
[6] 《新唐书四四·选举志一》。
[7] 《旧唐书·选举志一》。
[8] 《宋史·百官志》。
[9] 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自唐朝即有“明法”一科，专门用以选拔法律人才。到了宋朝，法律考试更进入鼎盛时期。有“书判拔萃”、“试判”、“试身言书判”、“明法”、“新明法”、“试刑法”、“铨试”、“呈试”、各色各样。参见徐道邻《宋朝的法律考试》，载《中国法制史论集》，（台）志文出版社，1975年初版，第188页。
[10] 在伯尔曼（Berman）举出的西方法律传统总体上具有的十大主要特征中，与法律教育紧密相关的以下一些特征尤为引人注目：（1）在于政治、宗教和其他类型的社会制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意义上，法律是相对自治的；（2）法律交由一批职业法律专家、立法者、法官、律师和法律学者们培植；（3）在法律制度被概念化和达到某种程度系统化的地方。法律培训中心是兴旺的；（4）法律学问构成一种超法律的因素，并可以此评估和解释法律制度和规则。这些不仅仍然构成目前西方法律的基本特征，而且从历史传统上讲，是许多非西方文化所不具有的。而自11世纪末起在北意大利的波伦亚等地凝聚在一起的三个因素-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统治下所汇编的法律作品的发现、用于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的分析与综合的经院主义方法以及研究罗马法的大学环境-都属于创造近代西方法律传统的根本起因。参见Harold J. Berman， Law and Revolution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p.7-10， 37-38，123.贺卫方等合译中文版《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9-13，43-44，147页。
[11] 沈家本《寄文存》卷六，《法学通论讲义序》。
[12] 此前于同治元年（1862年），清政府曾在北京设同文馆。其课程中即有万国公法（国际公法）一科目。这是中国在文教机构中最早开设的法律课程。此外，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中也设有法学分科。
[13] 薛铨曾：《我国大学法学课程之演进》，载《中华法学杂志》，第三卷（1944年），第八期。
[14] 同上注13.
[15] 参见民国三十四年教育部长朱家骅的报告。转引自刘清波《现代法学思潮》，（台）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初版，第19页。
[16] 1949年退居台湾后，在台湾原来仅有的一所法律系的基础上，于50-60年代初，复设国立政治大学、台湾省立中兴大学（后改为国立）、私立东吴大学、私立辅仁大学以及私立中国文化学院。这些机构均设有法律系。目前台湾的法律教育即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法律教育之实施，大抵一仍旧惯，乃在大陆时代法律教育之继续。”同上注，第20-21页。
[17] 全文参见《法学基础理论教学参考资料选编》（沈宗灵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初版，第184-186页。
[18] 见《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初版，第85，89，218-219页。
[19] 见《关于筹设中央政治干部学校方案的说明》，同上注18，第162页。
[20] 从当时情况看，新中国成立后接受政府时期高等学校共227所（包括国立的138所，私立的69所，教会学校20所），在校学生13万余。其中设有法律院系的学校53所。在校的法科类学生7338人，占全国在校学生比例的6.3%.参见陈守一《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法学》1984年第1期，第154页。《中国法律年鉴》（1987）法律出版社，第1104页。全面调整法律院系的主要理由是：（1）旧中国法律教育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经济的上层建筑，它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2）设有政治、法律科系的大学多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布局很不合理；（3）政治、法律学科设置庞杂重复，在整个教育中所占比重过大；（4）法律教育制度基本沿袭资本主义国家教育思想；（5）教学内容不符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要求。针对此，1952年暑期，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进行了第一次较大调整。1953年，随着有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为使高等学校院系分布进一步趋于合理，集中人才、物力，进一步明确培养专门人才的目标，教育部遵照中央文委提出的“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文教工作总方针，再次对政法类院校进行了调整。参见蔡诚主编：《中国司法行政大辞典》，法律出版社，1993年初版，第89页。
[21] 清末时有“法政”这一名称。新中国成立后，普遍的提法是“政法”。除政法学院一词，还有“政法教育”、“政法工作者”、“政法建设”等。当时之所以称政法学院，并不是对其所设专业的一种简称，而是基于将政治和法律混同的一种“左”倾认识。此外参见沈宗灵《比较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初版，第478页。
[22] 以上统计数字见李逢江《高等学校法学教育概况》。另外，1957年法学类在校生数占全国大学在校生总数的1.9%，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至1984年间的最高比例。同上注，《中国法律年鉴》88年本，第99页。9年本，第1104-1105页。
[23] 见陈守一《新中国法学三十年一回顾》，载《法学研究》1980年，第1期第2页。后编入《中国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1984年初版，第16页。
[24] 见《西南政法学院1958年修订教学计划》等。
[25] 同上注，！23.
[26] 仅在“”后期几年中
招收过448名不经考试而被保送的工农兵学员。同上注20，《中国法律年鉴》（1987年），第1105页。
[27] 有关总结或介绍近十多年来法律教育成就的一般性论著较多。较权威的和专门的资料参见甘绩华的《中国法律教育的成就，改革与对外交流》（China‘s Achievement in Legal Education， Its Reform and Exchange with the Outside world），北京第十四届世界法律大会论文（英文）第109号。1990年4月22-27日。正文不再赘述。
[28] 自1977年以来恢复和新设的法律教育机构的数量不断增多，而且它们的规模也在不同程度地逐年扩大。因此，有关这些机构的各项数字也是经常变动的。
[29] 同上注，《中国法律年鉴》1988年本，第100页；1989年本，第1106页。
[30] 第二、三、四中的统计数字均截止于1988年。同上注20，《中国法律年鉴》1989年本，第1113页。
[31] 同上注21，引沈宗灵著，第154页。
[32] 参见朱剑明在高等法学教育座谈会上的讲话，（1983年12月31日），载《法制建设》1984年第2期，第17页。
[33] 同上注20，陈守一文，《中国法学》1984年第1期，第157页。
[34] 同上注32，第17页。
[35] 同上注，第43-44页。
[36] 郝克明《法学教育的层次结构应当适应我国法制建设的实际需要》，载《法制建设》1984年第2期，第30页。
[37] 法学类本科专业目录及其简介详见《中国法律年鉴》1989年，第1116-1118页。
[38] 与其他的法学类本科专业不同，知识产权法和环境法专业主要招收已取得理、工、农、医等学科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学制为二年。
[39] 北京大学法律系陈守一教授提出，法律教育的专业设置似乎应当有个整体计划。自流发展，未必有利。法学二级学科是否都可以设置专业很值得研究。同上注，引陈守一文，第157页。“专业的设置总的说来宜宽不宜窄，其划分应以知识结构确有明显特点为准，不宜为过分专门的学科单独设置专业。”同上注，引朱剑明文，第17页。
[40] 上述有关规定详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第9条、第22条、第23条。应注意的是，现行的高考制度及有关招生和毕业分配方面的体制正在进行改革。至于有关报考法学类专业的学生数量与法律院系录取数的比例，尚缺乏专门的统计数字。
[41] 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为完成法学基础教育和法律实务教育所需的期限依次为5-6年，6年，5年和7年。这是仅就通常情形而言。
[42] 沈宗灵主编：《法学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初版，第15页。
[43] 见《中国政法大学本科专业教学计划一览》（1994年）。此处仅以法学专业的课目为例。
[44] 各法律院系普遍实行的是学年学分制，即在规定的四年期限中，学生在春、秋两季任一学期中每周上课1小时（一般是50分钟）为1学分。但根据此处的计划规定，学生有可能在修满196学分后提前毕业。
[45] 这里不包括第二学士学位，如法学、知识产权法和环境法专业的课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理论和文化课被认为已是在前一本科教育中学习过了的。
[46] 对教师使用何种教材并无统一指定的要求。因此，既可选用由国家教委或司法部委托编写并推荐使用的教材，也可使用各院系教师集体或单独编写的教材。一门课程较为完备的教材是由教学大纲、教科书和教学参考资料配套组成的。
[47] 同上注10，Berman著，英文版第131-132页，中文版第157-158页。
[48] M.卡佩里蒂等合著《意大利法律制度》（1967年），第89页。转引自沈宗灵《比较法总论》，第155页。
[49] 美国早期的大学曾效仿William Blackstone在牛津大学讲授法律的方法。但到了1875年，哈佛法学院教授C.C.Langdell （1826-1902）结合美国的判例法实际和法学院的职业教育方针，创立了判例教学法，从而取代了传统的讲授法。至今，虽然判例教学法也曾受到来自某些方面的指责，但“美国法律学生仍然发现判例教学法是他们大部分课程的基本教学形式”。E.Allan Farnsworth《美国法律制度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8）， 马清文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第27页。
[50] 仅靠近法国的萨尔布吕肯大学设有法学学士学位，并对本国的和外国的学生开设欧洲法学硕士学位。其他大学一般仅对外国学生提供德国法学硕士学位。因此，“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不是联邦德国大学法学院的一般学位制度。”参见魏民侠（Michael R. Will），黄进《联邦德国的法学教育》，载《法学评论》（武汉大学法学院）1992年第4期，第57-58页。
[51] 自1959年改革国家博士学位以来，两种博士学位间的差异已经减小。见勒内·达维《法国法学教育》，中译文载《法学译丛》1983年第3期，第79页。
[52] Edward I. Chen， The National Law Examination of Japan， Nol， Vol 39 J. Legal Educ. （1989）
[53] J.D.中文直译为“法学博士”，但这仅是在法学院取得初级学位，不同于中国的法学博士学位。
[54]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0年）第三条。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通知”（1986年）。
[55] 同上注21，引沈宗灵著，第482页。
[56] 《高等学校培养第二学士学位生的试行办法》（1987年）。
法律专业博士论文范文第15篇
论文摘要摘要：东吴大学法学探究生教育始于1926年，为中国现存最早培养法学高层次人才的大学。其开创的历史条件有摘要：西学东渐、对高层次法学人才的社会需求、有利的地理位置、出色的师资队伍、成熟的本科教育、重视的领导、完善的图书馆建设、一流的学术刊物等。它为当代中国法学探究生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扩大了东吴法学在近代及当代中国法学界的影响。
东吴大学法学院于1915年9月成立于上海，直到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其法律系并人华东政法学院，会计系并人上海财经学院，为我国创办最早的法学院之一。其新式法律专业教育，采英美比较法教学，为亚洲第一所比较法学院。20世纪上半叶，享誉国内外，被誉为中国“近代法律家的摇篮”。非凡是在培育我国比较法学及国际法人才方面贡献至巨，时有“北朝阳、南东吴”、“法官出朝阳、律师出东吴”之美誉。国内现代法学大师中，王宠惠、吴经熊、盛振为、丘汉平、董康、孙晓楼、杨兆龙、倪征噢、李浩培、潘汉典等诸位先生，或执教东吴以哺育莘莘学子，或出身东吴而终成法学名宿。“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法界才俊，汇集于斯，可谓盛极一时。
探究生教育是东吴法学近半个世纪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就其法学探究生教育做初步探索，以就正于方家。
一、东吴大学法学探究生教育概况
1915年，兰金(Rankin，C.W.)博士利用当时中国和上海的有利条件和机遇，在东吴大学第二中学教室的基础上，开办起一所夜间授课形式的法律学校，名为“东吴法科”(ComparativeLawSchoolofChina)，东吴法科创立之初，培养的是法律本科生，对于完成所有学业、成绩合格的学生，由教师推荐，授予法学学士学位。而其自始便和高层次的法学教育紧密联系，主要表现为摘要：输出国门接受更高层次法学教育和授予法学荣誉博士学位。
东吴法科为美国法界人士所创办，其学制和课程设置自然以美国的法学院为模式，授课的内容也以英美法为主，并且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等。这样，得到美国一些闻名法律学校和闻名大学法学院，如哈佛大学法学院、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等的大力支持和合作，这些院校承认东吴大学毕业生的法学士学位。这就使很多成绩优秀的毕业生从东吴大学取得法学学士学位后，可经学校推荐直接到美国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如第三届毕业生吴经熊1920年曾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由于学业非常优秀，用一年的时间直接跳过硕士，于1921年拿到法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闻名法学家。
另外，1923年东吴法科授予对学校创建贡献尤多的美国驻华法院法官罗炳吉(CharlesS，Lbingier)博士学位；1924年又授予长期服务于学校的时任民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董康、司法部长王宠惠博士学位。这是东吴法学院整个历史上仅有的两次授予博士学位。荣誉博士称号是对上述三位贡献和付出的回报，同时也扩大了东吴自身在全国的影响。
1926年东吴法科开设硕士班，这是其正规法学探究生教育的开始。1934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大学探究院暂行组织规程》。1935年，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核准，东吴法学院在原有培养硕士探究生的基础上，正式成立“法科探究所。其有关概况如下摘要：
1学制
以1929年7月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为分界，大体上，东吴法学院前后的学制发生了变化。此前，探究院实行两年肄业制，修业期满，授予法学硕士学位。此后，探究院改为三年卒业制。凡该校毕业生，或经该校认可的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并得有法学士学位者，均可投考，肄业期满，视为成绩优异授予法学硕士学位(LL.M.)。
2课程设置
第一年须上课，上课时间仍循旧制，置于周一至周五下午的六时至八时之间，以便日间有工作的学员钻研法律；第二年则专作论文。必修课有摘要：英美民法、法国民法、瑞士民法、苏俄民法、国际公法、国际关系。
3学分制度
凡成绩优异、主要课程及论文均列甲等并修毕本院所定之学程。得由本大学依据章程授予法学硕士或法学博士学位。探究院课程开班和否须视学生人数多寡再定课程种类，于每学年终结前三个月布告之一切章程，除另有规定外，适用本章程。
补摘要：1各生应修两种以上外国文，在毕业之前照常考试，给予学分。2选修课学程，凡拟在探究院毕业得受法学硕士或博士学位者，须读满三年并得有四十学分。第
一、第二学年应在校上课修习，第三学年专做论文毋庸上课，惟选课无学分或学分不足者应于第二学年补满之。
(2)分数等级(详见学则章内)
论文及必修课主科学程以甲等为合格分数。
必修课副科及选修课学程以乙等为合格分数，
(3)学费缴付
学费规定为二百元，第一学期先缴一百元，第二学期再缴一百元，其它各种费额悉照普通章程缴纳。
4毕业生
自1926年创办后，中间多次中断，非凡是因遇抗战，时办时停。1928年春，东吴大学法学院的第一届法学硕士毕业，到1937年，前后共有8届计14人毕业。除1937年一次毕业3名学生外，其余每届毕业1～2名学生。1944年有1人毕业。抗战结束后，东吴的法学探究生教育得到了恢复，而且学生入学也超过了战前的最高水平。1947—1951年共16人，其中1948年共毕业7人。1951年7月，东吴法学院最后两名法学硕士毕业。因此，东吴法学院历史上共授予过31人法学硕士学位(见下表)。需要指出的是，在被授予法学硕士的人当中，有84％(26名学生)是东吴法学院的毕业生，且没有一名女生能挤入其中。
可见，严格的质量把关，使本来人数不多的法科探究所，非常少的学生得以毕业。这保证和加强了东吴法学在国内所取得的地位和声誉，得以始终保持领先地位。
二、东吴大学法学探究生教育启动的历史条件
东吴大学法学探究生教育是在其本科教育基础上层开的，它在近代中国率先启动，除了继续受到英美文化影响，即西学东渐外，其国内的具体历史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摘要：
1对高层次法学人才的社会需求
正如兰金在创立东吴法科之初所预言摘要：“中国注定要有一个现代的政府。现代政府顺利建成和运转的前提之一是强有力的司法。社会要求学校培养大量合格的法律人才来担任司法职务，来组织律师行业，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法庭。”事实情况正是如此，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处于高潮时期，大规模立法等活动的开展，需要大量适应时代的新型法律人才，非凡是接受过高层次法学教育的人才更受到欢迎和重视。
在民国最初几年，法政教育如火如荼，乃至近乎泛滥。当时政府针对一些学校的法学教学质量低下，对整个法政学校进行整顿。结果，法政学校和学生锐减，如下表摘要：
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大学的整顿和控制，实行“大学教育以注重自然科学及实用科学为原则”。1934年，教育部颁布了限制学额的办法，明确限定法学院及其所设各学系所招新生及转学生之平均数，不得超过理、农、医、工等任何学院各学系所招新生及转学生之平均数，且独立法学院每一学系或专修科所招新生及转学生之数额，不得超过50名。如1931年到1937年，每年毕业的法律系本科学生数(不包括同属于法科的政治学、社会学等系)依次为689、869、1161、1523、1340、1366、321人。
这样，法学教育开始趋于一个比较理性发展的时期；而另一方面，在全国来看，真正合格的法律人才相对不足。这就为更高层次的法律专门人才提供了较大的活动舞台和空间。
2有利的地理位置
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开埠通商城市，是当时中国的商业和工业中心；租界林立，有着错综复杂的法律制度，存在着会审公廨和许多外国法庭。这一方面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又需求大量的懂得中西法律的人才。如1936年，设有法科类的私立大学、学院(不包括原由教会主办者)已有相当规模的发展，而在统计的18所中，设立在上海的就有复旦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沪江大学、上海法学院、上海法政学院、正风文学院、中国公学等8所。而上海在全国最有影响的是东吴法学院，它被看作是“华南第一流的而且是最闻名的法学院”。
20世纪2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海商界对高层次的法律人才有很大需求，东吴法学院的很多本科毕业生也渴望得到进一步深造。但国内当时极少有相应的学校开设探究生课程。不少人只能花费巨资，远涉重洋，赴美留学。东吴法科“审时势之需要”，于1926年开设硕士班，开始了自身真正的法学探究生教育。
3出色的师资队伍
探究院非凡注重师资建设，当时所聘教授均为全国一时之选，实行导师制。如由美国萨赉德博士任硕士班主任兼英美法教授，聘德国高恩厚博士为德国法教授、法国宝通博士为法国法教授，董康为中国法教授，姚启胤博士为助教。其它学者还有摘要：美国的纳尔生、波兰的高乐满；法学院院长吴经熊、姚启胤、梁仁杰、刘世芳、张志让、戴修瓒等。出色的师资队伍，从根本上保证了法学探究生的教学质量和信誉，也使其它条件成为可能。
4成熟的本科教育
时任东吴法学院教务长的盛振为在《十九年来之东吴法律教育》中指出摘要：“当时的本科教育是非常注重质量的。”时有“北朝阳、南东吴”的说法，表明毕业生就业形势比较好。
宗旨正大、科目完备、教授适宜、比较探究、参和实践、见闻广博，使东吴大学法科的学生优秀异常。在所有东吴法学院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其毕业生成为近代中国的栋梁之才，在当时中国的法律职业和在民众生活中发挥了突出的贡献。如在1933年东吴法学院379名历届毕业生的职业分析中，时任律师178人，教员51人，法官32人，政界31人，商界25人，海关3人，邮政5人，编译5人，教会2人，留学9人，其它38人。
5重视的领导
1927年，东吴大学校董会在法学院重新做出人事布置时，选举富有实践经验的盛振为当教务长；另外，让当时最能在公众关系中提高法学院声望的吴经熊博士做院长。非凡是作为东吴法学最优秀的毕业生而担任法学院首任院长的吴经熊，在其主政期间(1927—1937)，东吴法学院进入了鼎盛发展时期，且更重视对自身高层次法学教育的建设和管理。
硕士班成立后，曾中断过一段时间，后经本院毕业生请求，于1929年秋恢复。在吴院长未出国之前，硕士班学员除在本院按照所选定的科目授课外，并须于每星期二晚间，至吴院长书斋听讲，东吴法学院在1930年的报告中曾称赞培养的硕士生“孜孜砣砣，益以明师之熏陶，他日造就，诚无限量也”。可见，当时这些探究生学风优良，学院领导对他们非常重视，并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6完善的图书馆建设
1924年，东吴法科搬到了上海昆山路11A号，这时其图书馆才建成。先期所藏图书，大多由中外人士捐赠，共拥有3000册英文书籍和1000册中文书籍。这些藏书虽然很有价值，但由于缺乏系统的筛选，所以不能完全满足需要。
此后，图书馆建设逐渐完备。如逐年添购图书，所以藏书日渐丰富。1935年末，图书馆已扩充达“20000多册法律类图书”，被自豪地称誉为“远东最佳图书馆之一”。图书馆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晚期的目录也列出了相当丰富的美国、英国原版资料和一流的中国著作。东吴法学院图书馆还藏有相当数量的法国、德国和日本原版资料，包括书籍和杂志，还至少有少量的“其他外国法”的书籍。另外还初步制订了现在看来仍比较规范的借阅规则，如包括办证、借阅时间、借阅数量、借阅期限、罚则等。
图书馆作为最重要的教学科研辅助设施，对于法律院系尤其如此。其逐渐完备为东吴法学院师生迅速把握国际最新的中外法律创造了条件，保证了高层次法学教学和科研的顺利进行，从而为东吴法学的腾飞提供了充分的保证。
7一流的学术刊物
1922年4月创办了《ChinaLawReview》(《法学季刊》)，该刊物为中英文两种文字印刷，起初为季刊，每两年编为一卷，是全国最早出版的大学法学学术期刊。其宗旨是摘要：引进国外的法律原理，并将中国的法律介绍到国外；推进中外法律原理达到比较探究；在中国广泛宣传和推广这些法律原理的知识，为中国法律的改革作预备。内容多为东吴同学和教师撰写的学术论文，该刊物创办伊始就表现出很高的学术水准。吴经熊曾评价说，这本刊物“逐渐地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取得了一定的地位”。自1931年起，中英文分开刊行，成为两份刊物。中文的改作双月刊，每年一卷，更名为《法学杂志》，英文版一仍然名，并在国内外继续保持相当的影响力，“它是了解中国法制史上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时期的重要资料。”
可见，从西学东渐、当时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上海的小环境、东吴法学院自身出色的师资队伍、成熟的本科教育、重视的领导、完善的图书馆建设、一流的学术刊物等方面看，东吴大学法学院已经具备了提高法学教育层次的条件，水到渠成，且注定布满活力。
三、东吴大学法学探究生教育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
从政府颁布的教育法规看，中国的探究生教育起步于20世纪初。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翌年拟定《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其中已有“大学院”的名称。1903年，清政府正式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为避免和“大学堂”名称相混，“大学院”改为“通儒院”。“高等学堂、大学堂，意在讲求国政民事各种专门之学，为国家储养任用之人才。通儒院，意在探究专门精深之义蕴，俾能自悟新理；自创新法，为全国学业力求进步之方；并设立中国旧学专门为保存古学古书之地。”“通儒院学员之探究学期，以五年为限，以能发明新理、著有成书、能制造新器、足资利用为毕业。”“通儒院学员至第五年之末，可呈出论著，由本分科大学监督交教员会议所审察，其审察合格者即作为毕业，报明总监督咨呈学务大臣会同奏明，将其论著之书籍图器进呈御览，请旨给以应得之奖励。”
1912年10月，公布《大学令》，规定摘要：“大学为探究学术之蕴奥，设大学院。”“大学院生人院之资格，为各科毕业生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大学院生在院探究，有新发明之学理或重要之著述，经大学评议会及该生所属某科之教授会认为合格者，得遵照学位令授以学位。”并同时规定私立大学不设大学院。
1915年1月22日，颁布《特定教育纲要》，规定“学位除国立大学毕业。应按照所习科学给予学士、硕士、技士各字样外，另行组织博士会，作为审授博士学位之机关，由部定博士会及审授学位章程暂行试办”。
1917年，公布修正大学令，规定摘要：“大学为探究学术之蕴奥，设大学院。”“大学院生人院之资格，为大学本科毕业生。”仍规定私立大学不设大学院。
当时中国的高校有三类，即公立、私立和教会。按当时法令，私立大学是被排除在探究生教育之外的，包括在当时和东吴大学齐名的私立朝阳大学。“教会大学中，曾设立法科的有震旦大学、东吴大学和燕京大学，其它的如金陵、之江、岭南、齐鲁等校都只设政治或政治经济系。1929年燕京大学立案后分设三院，其中之一即应用社会科学院，嗣后不久改为法学院，并添设法律学系，但设置时间不长，1934年就停办了。”“震且大学的法学院，于1917年开始授予硕士学位，1920年起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公立学校中，在1926年前涉及法学高层次教研的仅有北京大学，其设立的法科探究所中培养了一些探究人员，其有关情况如下摘要：
“1917年11月北京大学法科探究所成立，下分法律、政治、经济三门探究所。在其简章中规定摘要：探究所以各科之教员组织而成，本科毕业自由志愿加入探究所；本校高年级(三年级以上)学生，探究所主任教员认为合格者得人所；本校毕业生以外和本校毕业生有同等之程度而志愿人探究所者，经校长同意认可，亦得加入探究所；本国及外国学者，志愿共同探究而不能到所者，得为通信探究员。探究所是仿照德、美两国大学的Seminar(讨论班)办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1917年，北京大学法科探究所学生数总计为73人，其中，已毕业于大学之探究员49人，仍在各科肄业之探究员10人，通信探究员14人。”
和东吴法科探究所相比，北京大学法科探究所虽名称上相似，而招收的却不是探究生，而是探究人员；是一种进修，而不是一种学历教育。据《百年法学摘要：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1904—2004)》一书后附的“历届探究生入学人数统计表”中所做的统计摘要：北京大学法学院1943年才招收第一名探究生，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前共招收4人。和前者相比，当时北京大学的高层次法学教育还是相对滞后的。
通过以上史料分析，可以得出摘要：震旦大学和东吴大学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招收法学探究生的高校。虽然前者比后者招生的时间早一些，但现已不复存在，所以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是中国现存大学中最早授予法学硕士学位的大学。
四、启示
东吴法学院毕业的探究生人数虽然不多，不似自己培养的本科生在近代中国影响那么巨大，但作为东吴法学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推动还是起了一定功能的，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有以下三个方面摘要：
(1)东吴法学院是国内最早培养法学高层次人才的学院，开了中国法学探究生教育的先河，为当代中国法学探究生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东吴法学探究生教育进一步扩大了东吴法学院在近代中国法学界的影响。抗战前，“国内公私立大学，设有法律科者约二十余校，而核准设置法律部探究所者，只我一校，其信誉可知”。
(3)东吴法学院培养的探究生进一步扩大了东吴法学在当代中国法学界的影响。例如，当代中国闻名的比较法学家、翻译家——潘汉典，曾是1948届的法学硕士，他担任了2003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元照英美法词典》的总审订，该书被称为“一本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这是东吴法学院被关闭半个世纪后，凭它的学术遗产向新世纪的隆重献礼，是东吴法学院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性贡献”。
总之，东吴法学成熟的本科教育、杰出的师资队伍、完备的图书馆设施、一流的法学刊物、及早对高层次法学教育的追求、全国最早的法学探究生教育等，奠定丁东吴法学在中国现代法学教育史上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法学界公认的一个品牌。东吴大学的法学探究生教育是中国高校法学探究生教育园地一朵早早绽放的奇葩，也为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起了极佳的示范功能，必将为目前苏州大学的法学探究生教育再度雄起发挥巨大的历史影响。
论文摘要：东吴大学；法学；探究生；教育
论文摘要摘要：东吴大学法学探究生教育始于1926年，为中国现存最早培养法学高层次人才的大学。其开创的历史条件有摘要：西学东渐、对高层次法学人才的社会需求、有利的地理位置、出色的师资队伍、成熟的本科教育、重视的领导、完善的图书馆建设、一流的学术刊物等。它为当代中国法学探究生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扩大了东吴法学在近代及当代中国法学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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