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论文范文
行政问责论文范文第1篇
（一）行政问责制度的基本内涵
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王莉花，张善喜：《浅析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价值理念》，载《宜宾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39页。]行政问责意味着问责主体对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不当行政行为进行质疑并追究责任，对不当履行职责和义务的政府首长、行政领导，乃至普通公务员实施质询、罢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或辞退等惩戒措施，作出党纪政纪处分，直至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它不仅要求犯错违法要追究，而且公务员能力不足、推诿扯皮等作风，甚至公众对政府及其行为的合理怀疑等方面都要追究责任。行政问责制的内涵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问责的主体，是指“由谁问”
行政问责的主体，既有同体问责，即行政系统自身层级的问责，也有异体问责，即行政系统以外的主体包括人大、各派、司法机关、人民团体、新闻媒体、公众等的问责。异体问责较之于同体问责，更具有约束力和公信力。
2.行政问责的客体，也称问责的对象，是指“向谁问”
行政问责的客体是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但主要是负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领导者即各级政府首长及各职能部门的领导，以及不当履行职责和义务的公务人员。
3.行政问责的范围，是指“问什么”
不仅要对发生的重大事故问责，而且要对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作出的错误决策问责，不仅要对的行政作为问责，而且要对故意拖延、推诿扯皮等行政不作为问责，问责不能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安全事故，对政治、社会等其他领域的事故也要纳入问责范围，不仅对犯错违法要追究，甚至连能力不足、有损政府形象的小节等方面也要问责。总之，从管理不善、政绩平平到用人失察、决策失误等都应纳入问责的范围之内。
4.行政问责的程序，是指“如何问”
行政问责必须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涉及质询、罢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或辞退等方方面面的程序要求，如问责主体回避的规定、质询答复时限的规定、问责人员组成的规定、罢免通过人数的规定、问责客体申辩程序的规定、听证程序的规定、复议程序的规定等等。
5.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
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承担责任有四个层面:一是政治责任，即向执政党和权力机关负责；二是行政责任，即向上级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负责；三是道德责任，即向受害者和公众负责；四是法律责任，即向相关法律规范负责，承担法律制裁后果。
6.行政问责的后果
行政问责的后果是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承担相应否定性制裁的责任。承担责任的主要方式有:公开道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诫勉、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撤职、行政处分、司法处理等。总之，行政问责制作为系统化的政府治理规范，明确权力、界定责任、健全程序和经常化、制度化的追究责任是其核心内容。需要强调的是，行政问责制是有效实现政府责任，建立和完善责任政府，实现依法治理，进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理性选择。
（二）行政问责制度的价值理念
行政问责制度是在政治学、公共行政学以及法学等诸学科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责任追究制度，它有其内在的价值理念。
首先，行政问责制的基本价值理念是政府及其公务员对人民负责，构建服务政府，即实现“对上负责”到“对下负责”的转变。行政问责制的全部正当性在于“权为民所授”。根据人民原则，国家权力的本源在于人民。政府及其公务员必须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一切政策和行为也必须以人民的意志为归属，即以民为本，对人民负责。行政问责制作为一种控制行政权力滥用和扩张的民主诉求和政治制度，其产生便是这种理念的逻辑结果。
其次，行政问责制的核心价值理念是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责任，构建责任政府。从实质意义上讲，一个政府只有在其能够保障社会利益，促进社会意志所提出的目的，即真正履行其责任时才是合理、合法的。因此，代议民主政府在本质上也是责任政府。权力和责任是行政系统中两个最基本的概念。承担责任，是现代政府应具备的首要品质，也是当代政府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对于政府及其公务员来说，责任是第一位的，权力是第二位的。权力是尽责的手段，责任才是其真正属性。责任政府意味着政府及其公务员应积极地对立法机关及其制定的法律负责，很好地回应、满足和实现民众的正当要求，负责任地行使权力。只有对民众负责且权力受到限制的政府才是责任政府。在责任政府理念之下，行政责任与行政权力是对等的、平衡的，政府及其公务员行使的每一项权力背后都连带着一份责任。而行政问责制秉承“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理念，突出了公共行政管理中行政权力与行政责任之间的一致性，其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行政官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的行为，也将着力强化“无功便是过”的新为官之道。可见，行政问责制正是现阶段构建责任政府的关键和题中之义。
再次，行政问责制的重要价值理念在于控制政府及其公务员行政权力的滥用和扩张，构建有限政府。在行政活动中，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及其公务员与相对方处于非对等的地位。同时权力本身具有腐蚀和扩张性质，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因此，“行政权的行使与其公益目的的相偏离的现象是无法避免的”。[罗豪才：《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由于受中国传统“官贵民贱”观念与“畏官”心态的禁锢，加上法律制度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人治重于法治”的现实并没有完全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控制政府及其公务员行政权力的滥用和扩张，有其合理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行政问责制作为我国干部制度改革和行政体制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强调“权为民所用”的执政理念和权力与责任的不可分离性原则，强调越权无效原则，提倡阳光行政，把公民参与问责作为重要方式之一。随着行政问责的经常化和程序化，必将有利于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和扩张，实现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和谐互动，加快构建有限政府的步伐。
二、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自2003年启动以来，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然而，行政问责制在我国推行毕竟只有短短的五年多时间，而且受限于大体制环境的制约，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问责主体不明确，异体问责相对薄弱
我国现行行政问责主要是同体问责，几乎全部是由上级政府或党组织促成启动的，作为权力机关和代议机构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反而未能主动起到监督的作用。这种由政府或党组织责令人大选举或任命的官员辞职，背离了人大与政府之间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行政问责的重点应是异体问责，即行政系统之外的主体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问责。因此，目前中国行政问责实践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是问责主体缺乏法定的明确性，执政党与政府权力机关的定位较为模糊，而异体问责相对薄弱，特别是各级人大作为中国的权力机关，其问责效能尚未充分实现和发挥。[顾杰：《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与完善》，载《理论月刊》2004年第12期，第15页。]
2.问责客体即责任人的界定不清，责任界限模糊，问责对象泛化
从理论上讲行政问责的对象是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但主要是负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领导者，即各级政府机关和各职能部门的领导。在我国各级各类有关行政责任追究的法规制度中，在追究的责任人前面，常常冠以“有关”二字。这种泛化的责任人指定，给操作带来了困难。在具体责任认定时，哪些是有关”责任人，哪些是“无关”责任人，由于权责不清，难以界定。具体表现在:一是直接责任人和间接责任人划分不清。发生责任问题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比较好确定和追究，而间接责任人是谁则难以确定。二是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划分不清。由集体决策执行的事项出了问题的责任就很难界定，因为集体决定的事项往往难以界定具体的个人责任，而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谁也不承担责任。责任人的泛化成为行政问责制实施的一大障碍。
3.问责内容较少、范围偏窄，问责标准弹性过大，影响问责效果
近几年来备受关注的问责事件，其问责的内容和范围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缺乏规范性规定。问责事件似乎仅限于那些引起中央高层重视，涉及人命关天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公共安全事故上，而决策失误、用人失察、领导过失等领域尚未引起重视，显然是内容较少、范围偏窄。目前实施的行政问责制缺乏一套普遍、公开、详尽的问责事由标准，同时，问责种类没有法规的明确划定。在责任人应承担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四类责任中择其利者取之，避重就轻，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此外，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执行责任和领导责任缺乏可操作性的界定准则，责任划分上的弹性空间过大，导致问责缺乏刚性，失之公正。
4.问责程序缺乏操作性，问责效率低
合法正当有效的程序是行政问责向法治的轨道健康、持续发展的保证。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差别，也只有程序才能把内在扩张的行政权规束在法律架构中。问责之所以被称作“风暴”，意在其严厉、果敢、迅猛，同时也反映了行政问责在程序设计上尚未完善。行政问责在程序操作层面存在诸多难点，具体程序缺乏法律规范性，无章可循，公众缺乏知情权，大众媒体报道的真实性、权威性不足，甚至出现同一事件众说纷纭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被问责官员的抗辩申诉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权力救济渠道失序无效，处理过程基本上还是幕后权力操作，缺乏应有的透明度。因此，问责程序缺乏法定操作性，处理过程不透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问责效能的持续提升。
5.行政问责缺乏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
行政问责需要依法实施：在什么情况下应当追究行政官员的责任？问责如何启动？由何人依何程序认定官员失职？官员究竟应当承担什么责任？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法律明确加以规定。然而，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行政问责的全国性法律，问责的依据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的相关规定，此外还有一些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这些规范性文件不仅存在着法律位阶低、问责标准不明确等问题，而且在问责的主体、对象、范围、步骤以及责任形式和惩处力度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因而目前行政问责尚缺乏全国性统一、规范、科学的立法支持。各地在问责内容、问责方式等诸多方面往往各行其是、五花八门，处理的结果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思考
责任政府建设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着力追求的方向，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行政问责制度是一个庞大的制度体系，健全和完善我国目前行政问责制，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加强异体问责制实施的力度
异体问责是一种更有效、更具有公信力、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因而加强我国异体行政问责意义更为重大。在我国宪法以及其它法律体系中，对异体问责均有一些规定，目前的任务是健全和落实问题。为此，一是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代表对各级政府的监督和问责作用。人大在启动行政问责制程序过程中，可以行使质询权、调查权、罢免权和撤职权。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人大不仅要强化原有的监督职能，而且可以在此基础上开拓新的监督渠道，进一步建立不信任投票制、弹劾制以及主要责任人引咎辞职制等，增强人大监督的问责手段和力度。二是强化司法机关行政问责的作用。司法机关必须要有公平的心态，公正的行为，以法律为准则，以事实为依据，正确履行自己的权力，依法追究行政过失行为和行政不作为行为者的责任。三是强化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利用新闻媒体的报道权对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实行舆论监督，从而对其产生政治压力，发挥问责作用。四是强化公民及公民团体的行政问责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也是国家权力的主体，目前在我国广大公民及公民团体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已不再是个别事例，人民群众对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的批评、建议和行政申诉、控告和检举已成为经常性现象。为此，必须确立公民及公民团体行政问责的主体地位，以法的形式加以确定和保护，必须健全公民行政问责的程序，解决公民如何问的问题，根据公民具体问责事项，明确规定问谁、谁受理、答复时限、处理过程、赔偿标准等问题，确保公民行政问责作用的发挥。
2.围绕公共权力，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科学、合理、公正地界定责任人
界定问责客体具体对象的范围应该以是否握公共权力为依据，凡是拥有公共权力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都必须对所掌握的公权力负责，根据权责一致的原则，都应纳入行政问责的客体范围。因此，这就意味着不仅要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也要对各级党组织、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公共部门等组织及其工作人员问责。尽快完善职位分类制度，明确权、责、能统一，加强行政人员的责任观念，划分责任区，明确责任主体，改变权责不对等状况。明确公务人员的责任身份，逐步建立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完善执政党问责机制。只有严格党政之间、党政兼职之间、正副职之间、各层级之间的事前职责划分，才能科学、合理、公正地确定事后责任人及其应负责任的范围和程度。因此，我国应尽快制定一部《行政责任法》，从实体上规范问责的具体对象，界定责任人所负责任的范围和程度。
3.界定问责内容，强化问责刚性，实现问责标准法定化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内容模糊不清，问责事由主要是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重大公共安全事故等，尚未涉及决策失误、用人失察、领导过失、指挥不当等领域。我国不仅应尽快以法令的形式厘清问责的内容和事由，更要建立一套相对细致、完备的问责标准。问责的事由、免责的事由，必须以规范的列举形式予以表达，以法令的形式予以公布，实现问责内容和标准的法定化。强化问责刚性，杜绝行政问责的主观随意性和不彻底性，从制度中激发问责的体制内动力而不是以高层权力启动问责行动，以制度化、法治化引导行政问责从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
4.完善问责程序，增强可操作性，提升问责的政治效能
完善问责程序是提升问责效能的关键，其核心是强化对问责客体的权力救济，其重点是增加问责的透明度，扩大公众知情权。政府必须让人民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如果公众不知情，就无法知道谁对公众负责，谁没有对公众负责，就无法对不负责者追究行政责任，因此行政问责制的前提是政府信息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提供了信息条件。各级政府要转变观念，政府信息是否公开、如何公开以及公开的范围不再是政府的“自由裁量权”，而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李又才等：《政府公共管理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各级政府必须按照《条例》的要求依法公开政府信息，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彻底扭转政府和社会对政府信息获取和使用的非对称性状况，对未按《条例》要求公开政府信息，或在公开信息中有愚弄公众蒙骗上级的行为者，必须依法追究其责任。还要建立信息征集制度。社会是行政行为的作用对象，行政行为是否负责，是否适当，社会公众最清楚，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应不断完善举报制度、制度、社会考核制度、公民投诉制度，彻底改变找不到人、投诉举报热线电话总是占线的状况，确保行政责任追究信息渠道的畅通。
5.加快推进行政问责制度的法制化进程
行政问责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应当以宪法、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等重要法律法规的发展和完善为基础，修正和完善行政诉讼制度、行政复议制度以及和举报制度等，着重建立起具有前瞻性的宪法诉讼制度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如监督法、信息公开法、舆论监督法等，为公民维护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建构起廉价而高效率的救济机制。应以立法形式对有关规定加以“整合”，形成包括问责标准、问责程序、问责范围、问责主体、问责救济在内的、全国统一、结合实际的问责法律法规。
总之，行政问责制是我国顺应现代国际形势发展的一项行政体制改革措施，是对应然状态责任政府的补充，也是我国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虽然我国的行政问责制目前还处于萌芽阶段，但是随着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建设，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将不断完善，实现从“新制”到“良制”的根本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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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问责论文范文第2篇
1．秩序行政理念下以“合法性”作为公共行政问责唯一尺度行政是面向未来以目标为导向一系列的塑造活动，其呈现为管理、协调、自律、监督等各种制度化的组织形态与动态行为。基于国家公共权力及社会组织以及一般企事业单位的主体身份差异，行政分为公共行政、社会行政、私行政三种类型。传统的公共行政以高权性、单方性、强制性为典型特征，传统公共行政行为正当与否判断之最高标准在于“合法性”。行政行为之“合法性”的内涵兼具“正当性”与“合法律性”两个技术标准，“正当性”是在政治学领域广泛使用的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正当性”也不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名词，它至少与选民同意及符合社会规律两个变量正相关。“合法律性”是公共行政的特别强调的一个指标，也就是无法律即无行政。公共行政行为的“合法律性”旨在追求法律对行政的控制，无法律即无行政使法律“直接地将国会的特定组织决定呈现出来，以及间接地创设可以持续产生民主正当性的行政结构。”无法律即无行政是法教义学立场恪守的基本原则，其对于限制行政恣意、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形成稳定、法律致力追求的秩序形态具有重要作用。但片面强调公共行政的“合法性”是古典经济学崇拜市场至上的一个极端，只是打造有限政府、守夜政府的理论武器，单纯以“合法律性”作为评价、规制公共行政行为的唯一尺度，对于创造一个有活力、全面担当的大政府还是有所欠缺的。
2．福利国家理念下以“合理性”标准评价公共行政行为福利国家由英国W·坦普尔在《公民与教徒》中用以区别“福利导向的民主国家”与“权力国家”。福利国家包括混合经济、充分就业、收入再分配和社会福利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的关键内容是社会福利。福利国家理念目的在于巩固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削抵沿着资本财富增长逻辑产生的负面社会影响。福利国家有三种模式:自由的福利国家、社团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自由的福利国家仍然关注限制国家行动的边界，社团主义福利国家强调权利的平衡，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谋求普遍的由国家提供的待遇水平。虽然各国对实践福利国家理念有差异，但也存有基本共识，那就是国家应该矫正市场失灵，维持社会公正、平等。福利国家理念对公共行政直接渗透的后果就是给付行政时代的盛行。给付行政突破了传统以“合法性”标准评价判断公共行政行为的框架，但也向行政机关提出了新的挑战，那就是在资源稀缺的基本前提下行政机关如何为公众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正确、适当的服务。基于上述转变，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审查由僵硬的“合法性”审查范围延伸到行政裁量权“合理性”审查范围。在大陆法系德国，对行政行为合理性的审查主要适用“三阶理论”，即比例原则，通过必要性、妥当性、法益相称性三个标准予以权衡认定行政行为是否合理。在英美法系，由于对如何正面认定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存有判断上的分歧，转而依靠反面排除即通过不合理性的认定来确定合理的行政行为，凡是不属于不合理的，就是合理的。具体而言，不合理包括两个层次，一般不合理和实质不合理，一般不合理又主要指不相关考虑和不考虑相关因素，以及行政行为发动动机不纯正;实质不合理则指Wednesbury不合理，Wednesbury不合理为英国格林法官创设，是指明显荒谬的，极其违反逻辑或公认的道德准则的行政行为。
3、公共行政应当从过去的价值中立转变为考虑公共行政的价值和信仰问题;现代公共行政关注的重点应当包括政府的伦理、诚信、责任等问题;有效的公共行政应当是在主动与参与的民众意识的系统中加以界定的。显然，在上述理论看来，传统的由政府主导和提供的公共行政服务的理性模型的正确性和官僚模型的有用性已经受到了社会及民众的质疑和批评。虽然市场化、多元主义长期以来被一些学者和官方用来解释公权力的运作，并且被视为有效制度设计之理论依据，但是，面对现代社会民众日益变化的公共行政服务需求，市场化、多元主义已经无法成为注释公共行政的理论依据。正如弗雷里德克森教授所说，传统的或者古典的公共行政追求两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如何以现有的有限资源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或者说在维护现有的服务水准下我们如何花费最少(强调效率)而在现代社会，民众需要的公共行政服务除了要求以上两个方面之外，还要再加上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公共行政提供的服务是否能够促进社会的公平?正是社会和民众对现代政府的公共行政服务中提出了这一更具正义性的价值新要求，加速了公共行政服务范式的变迁。在公共行政学学科史中，著名的西瓦(沃尔多)之争中，西蒙主张用逻辑实证主义建立一个公共行政学的经验理论，也就是能使公共行政学成为一门科学，沃尔多认为公共行政学应该关注价值问题，建立一个关于公共行政学的规范理论。“效率显然是手段而不是终极目标，终极问题应该是“为何而效率”(Efficientforwhat)”。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显然体现了公共行政的规范价值关怀。
4.企业问责以岗位责任为基准判断职业行为的正当性“行政主要指国家行政，也包括非国家行政，非国家行政主要指私行政，即私人企业、组织、团体的执行、管理活动”。企业治理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绩效，现代企业是典型的营利法人，财富增长是其首要目的。现代企业在逐利过程会进行许多重要的活动，“现代管理学之父”法国学者法约尔认为:管理活动是企业活动之一，它与技术、商业、财务、保安、会计等活动一样，应集中处理，并且与企业的一般活动应当分开，独立执行。正因为如此，管理专业才得以发生。但是，企业内部的行政管理着重表现的管理职能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五大类。由于企业治理在法律范畴上属于典型的私法范畴，企业治理的目标就是为了生存，所以无论是企业本身还是参与企业管理的股东、董事、监事、经历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本质上都是属于追求经济效益的经济人，他们时刻关注的都是企业和自身的财产增减，其行为动机和影响其行为选择的核心因素也当然是经济诱因，股东、董事、监事、经历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对企业进行管理时在本质上要经常考虑的也是财产权利(行为成本)。以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在私行政中表现出几大特征:对目标进行清晰的陈述;对目标的实践路径以效率为导向严格审查;以岗位责任为行为标准测量绩效产出;强调经济诱因;着重结果而非程序。所以，在企业私行政管理活动中，判断职业行为是否正当是以岗位责任为依托的，因为岗位责任是被分解了的企业目标，是达致企业目标的不能脱漏的环节。岗位责任是否恰当、正确的履行也是测度职业行为是否正当的标准答案。
二、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差异比较
1.必须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管理责任、法律责任、绩效责任、伦理责任和必要的说明解释责任。作为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管理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责任政府就意味着要有确保政府责任实现的控制机制，这一机制应当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外部控制机制，即立法监督、司法监督等;另一部分为内部责任控制机制，如政府内部的行政监察，公共行政问责也属于行政系统内部的自律、自制行为。企业问责强调行政岗位自律，更强调非行政岗位工作人员是否履行岗位责任。企业问责是指除代表国家公权力及社会组织的公共行政之外，企业内部对企业在岗人员在其工作职责范围内，因不适当履行职责或者不适当作为或者不作为，贻误工作，给公司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企业管理活动中引入问责制，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强化企业实现整体性目标，是十分有益的。第一，企业可以利用“问责制”这支“铁手腕”，切实改变在岗人员工作作风，增强责任感。第二，可以使企业管理更加的科学、规范、透明。以清晰陈述的岗位责任作为判断工作人员职业行为的正当性有利于防止追究责任的随意性，无边无际的散漫化。第三、有利于企业文化养成。通过建立企业问责制，无论是厂长经理，还是普通职工，都会更加兢兢业业，努力避免失误的发生、损失的发生、亏损的发生。企业问责虽然也强调对企业的行政管理岗位问责，但更强调对企业技术岗位、生产岗位的问责。因为岗位责任是分解了的企业目标，企业的绩效增长的关键依托点是技术岗位、生产岗位的责任是否得到了切实履行。强调技术岗位、生产岗位的问责将使普通职工利益与企业利益一致化，形成职工“组织化”的伦理人格。普通职工融入追求社群主义、团队精神的氛围之中，其形成的忠诚、责任意识有利于消除职工作为个体经济人产生搭便车、机会主义的不良倾向。企业常态的问责机制根本目的不在于惩戒行政岗位工作人员，更在于预防、教育一般职工。从而在普通职工中也形成“有纪律的思考”和“有责任的思考”慎独慎微的常态思维习惯。
2．启动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的前提不同企业问责是典型的绩效问责，它强调的是“有为”、“增收”，企业建立问责机制属于标杆管理的一个环节，标杆是组织体基于行业特点、外部原因综合考量后期盼的业绩水准。而公共行政问责虽然也强调要提高绩效，但由于公共行政服务的特殊性，就决定公共行政服务在进行时，除了要考量效率(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之外，还要考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正因为如此，启动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前提不一样。企业问责的实质前提是企业管理人员或者员工在面对顾客或者消费者时，因为某些行为不当而导致消费者消费的减少或不满意，从而基于企业市场份额“缩水”、财产减少而启动的问责。而行政问责的实质前提则是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因为某些行为导致社会或者民众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甚至是损害了社会或者民众的合法利益，或是有损社会公平正义，从而启动问责。所以，第一，公共行政问责的发动动机较多是因为损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损他);企业问责更多是因为职工职业行为损害了企业自身的成长业绩。第二，企业问责中的被问责行为评价标准非常明确、清晰，即岗位责任;公共行政中被问责的行为有时可能仅仅是依据模糊的伦理性、道义性标准。第三、由于公共行政中个别职员属于公众人物，其在非公务期间的私人行为可能严重失当而被问责，但企业问责在所不问。综上，公共行政问责启动的标准远远低于企业问责标准。
3．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的问责依据有差异企业的问责机制是一种企业的自治行为，属于同体问责，其没有资格去建构一种异体问责机制，异体问责机制只能是法定主体依照法定权限、程序完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建构。作为企业自治的同体问责，其旨在建构一种超越“违法责任”、“违纪责任”的管理机制。它以“岗位责任”作为基点，通过问责制形成一种系统性的结构力量，发挥其对企业的整合和调节功能。正因为如此，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所依据的规范不同，对于规范的有效性所偏重的要素更不同。规范的有效性通常要得益于规范本身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之保障。从这个方面而言，企业问责更加强调合理性，即只要问责依据的规范没有违法法律规定即可。而行政问责则不同，合法性是进行行政问责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之上它又必须要强调问责的合理性，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即行政问责的合理合法。因为二者在提供服务时，它的自由度和范围有着巨大差别。行政服务的提供者通常在其职责上会有严格的明文规定，因为政府必须保证服务提供的稳定性。而企业在提供服务则没有严格的规定，企业通常是鼓励尽可能创新服务。一方面，因为企业的服务对象较为单一，在创新服务方式时有较强承受失败结果的能力。另一方面，一旦在某一单一服务对象上的创新服务得到成功，其所能带来的绩效增长将远大于可能造成的损失。所以企业更愿意也更敢于冒险更敢于结合企业与市场变化制订新规范。
三、局司合一的烟草公司适用不同的问责标准
1.烟草公司政企一体的特点“局司合一”的烟草公司在我国具有独立的特点。第一，烟草公司兼容国家烟草专卖管理和烟草企业生产两种功能，它是我国在建设市场经济时代为保持国家对烟草这一特殊商品进行有效管理而形成的有别于一般行政部门和一般企业法人的特殊的政企合一的管理机构。烟草公司根据国家《烟草专卖法》的授权取得烟草专卖管理权，行使烟草专卖的一般公共管理权限，同时，作为烟草生产性企业，其又致力于追求企业的绩效增长，所以烟草公司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其公共行政与生产企业的一体性。第二，在烟草公司，行使烟草专卖公共管理权限的机构虽然与企业的各种生产性机构相分离，但岗位职位固定了，人员却未固定，保持着流动的灵活性，这就是经常所说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增加了对烟草公司管理行为的辨识程序与困难，同时也可能导致烟草公司人员利用这种身份移位规避法律责任。
行政问责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异体多元；执政理念
自从行政问责制提出并实施以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先后颁布了一些条例、法规、规定、办法，通过行政问责追究了某些官员的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整肃了官场之风，对行政权力的正确行使，增强监督合力与实效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就总体而言，行政问责制的推行与实施还存在着较大的困难和阻力，其中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行政问责主体的同体单一化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而行政问责主体从同体单一向异体多元的转化是行政问责制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着重阐述异体多元行政问责制的价值理念及其构建问题。
一、从同体单一向异体多元问责制转变的必然
同体单一问责是指在行政问责制的体系设计中，问责的主体是行政系统内的机关和相关人员，问责只是在行政系统内部进行，与非行政的外部机关、团体、组织无关或关系不大。目前，在我国绝大多数行政机关中实行的问责制主要是同体单一问责，主要有纵向问责、横向问责和专门机关问责等类型。纵向问责主要指本部门内上级对下级的问责；横向问责主要指本部门内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问责；专门机关问责是指系统内特设的行政监督机构进行问责，其相同之处都是问责主体单一。
行政问责制作为学术语境专用话语是一个舶来品。2003年“非典”之后，对它在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方面有了较大的进展，并且在行政权力监督、责任追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应当看到，同体问责是一种主体单一的问责方式，问责方式主要是行政系统内的上级机构或领导
对下一级或同一部门内相关机构对责任的追究。同体问责有直接性、低成本、好操作、可控制的特点，它是现行行政问责体系中一种较为常见的问责形式。但是，同体问责的缺陷也很明显，主要表现为：一是问责体制不科学。同体问责的主体设置比较单一，缺乏制衡。它主要是行政系统内的问责，对体系中更高一层行政权力往往缺乏有效问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把手”的权力监督与制约问题同体问责无法有效的解决。单一问责主体设置还取决于政府官员的素质，特别是处于主要领导岗位上的干部的素质，直接影响着行政问责的效果。个人的责任心强，敢于和善于承担责任，就会更多地将个人行为置于问责框架下，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相反，就会凌驾于组织、制度之上，将责任视为儿戏，同体问责约束力就弱。依靠个人修养的制度设计很容易造成官员行为的出轨。二是问责范围较窄。同体问责易形成问责的内容狭窄，很多官员把问责的范围仅仅锁定在举报、重大事故、媒体曝光，或者上级指定查处的人或事上，导致问责消极被动，使得行政问责难以常态化，问责成了一种无奈的应付行为。加之，很多官员对行政问责的内容缺乏全面的了解，认为问责只是针对特定人、特定事的，或有重大违法乱纪事件发生时才适用的，而属于日常行政职责范围内关系公众切身利益、影响小的事件往往被问责所忽视，以至于造成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庸官，“大错不犯、无所事事”的昏官则无法被问责的现象。三是问责力度较弱。首先，同一行政系统内部的纵向同体,导致下级只看重上级关注的问题与领域，甚至存在着为了投其所好或为了本部门利益，而有意规避和推卸所应承担的责任，这在客观上弱化了问责力度。同一行政系统内上级对下级问责还容易把个人感情掺杂在问责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避重就轻、有意袒护和息事宁人的现象，上一级的问责主体常常成为下级的保护伞和庇护神。其次，同一行政系统内横向存在的不同部门，由于同处于一个利益共同体中，都是对同一个行政首长负责，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复杂、利益紧密相关，造成问责中领导的意志和部门之间的利害关系影响很大、考虑过多，使问责力度大打折扣。最后，同一行政系统内部设立的专门问责机构，相对来说职责与任务更加明确，能够解决某些问责主体缺位的问题。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问责机构还是行政系统内部的机构，行政隶属于本部门领导，其问责的独立性仍然要受到本系统领导的左右，受到部门内部各种力量的制约，使问责阻力较大，问责结果往往流于形式。四是问责效用难以发挥。问责的效用在于能够使公务员的失责行为得以追究，并给予相应的处罚，以达到警戒预防的作用。惩罚只是手段，使责任得以切实履行才是目的，而同体问责却使问责效用难以全面发挥。由于本系统、本部门内的同体问责缺乏透明性，甚至存在暗箱操作的行为，会使行政官员在承担责任时避重就轻，以引咎辞职、组织处理、行政处分的方式来规避法律责任，使问责的真正目的难以实现；失责行为难以界定，责任的真正承担者难以惩罚，惩罚的措施也难以达到警戒的目的。五是问责缺乏程序性制度设计。在同体行政问责制中，往往由权力大的人来确定和追究权力小的人的责任，实际运作的结果是权力小的人，责任越大；权力大的人，责任越小。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缺乏程序性的制度设计，同体问责主体对问责的启动、内容、方式、结果、效能的规定实际上不清楚。如果存在程序性的制度设计，问责的启动是根据原则、按程序来进行的，就能避免了强者对责任的推卸与规避，对作为弱者的被问责方权力的保护也就有了依据。［1］目前同体单一问责中存在的职责不清、实效不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程序性的制度设计。
总之，同体问责由于本身主体的单一性造成了众多的缺陷，很难适应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建立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要求相去甚远。从行政问责制的长远发展方向和趋势来看，实现从同体单一主体向异体多元主体问责的转变是一种必然趋势。
二、异体多元行政问责的价值理念
异体多元行政问责是指在行政问责中问责的主体有多个，并且处在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系统内，主要包括执政党、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新闻媒体、派、公民等。从广义上说，它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西方一些国家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关于多元主体问责有较完整的论述，认为政府官员要受到四种力量的问责：一是民主授权的最高权力机关，二是政府专门的监督机构，三是行政系统内部机构，四是政府之外的监督系统，如司法、公众、舆论等。这种问责不仅是系统内的问责，更是系统外的问责。这种以异体问责为主，同体问责为辅，两者相结合构成的问责体系，可以较好地实现民众对政府的监督问责。异体多元行政问责的价值理念是指在行政问责中遵循和体现的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价值观。西方国家与我国在异体多元行政问责中的核心价值观是不同的，所表现的价值理念也是有差异的。
异体多元问责是问责制进一步的发展，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西方国家的多元主体问责理论是建立在政治市场和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认为政治家和官僚同样是自私的，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政府权力容易被滥用，所以人民要对政府进行限制，否则政府官员很容易背离选民利益，走向民主的对立面，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行政问责的基本理念是实现从对上负责向对下负责的转变，这源于现代政府责任的内涵，即现代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必须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对人民负责，因为“只有受治者同治理者的关系遵循国家服务于公民而不是公民服务于国家，政府为人民而存在而不是相反的原则时，才有民主制度存在”［2］。这也是行政问责制作为一种民主诉求和政治制度产生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根源。多元主体问责的价值理念是在民的思想。人民论是现代国家的基础政治理论。卢梭认为，人民通过出让部分个人权利缔结成国家，国家的属于全体人民，人民通过政府来行使权利，并用法律来限制政府权利的滥用，因而政府的权利属于人民，政府的目的在于服务人民。人民通过选举用议会制来监督政府，媒体通过自身的特点来揭发政府的不良行为，人民通过成立团体或是行使个人权利来质疑政府的不合理行为，如此问责的主体便走向了异体化和多元化。
在我国，异体多元主体问责的价值理念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党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作为自己的最根本的执政思想。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分水岭。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始终坚持的一贯思想。同志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3］“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4］邓小平同志指出，全党要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5］同志强调指出：“全党同志的一切工作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为了实现好、发展好和维护好人民的利益。”［6］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7］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必须监督政府的行为。为了更好地监督政府，就必须让人民用更多的形式来监督政府，而多元主体问责就是监督问责的最佳选择。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成为了问责主体异体化和多元化的价值理念。
2004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2006年，在部署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工作时，他又
明确提出，“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责任行政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诉求，民主政治要求政府必须是负责的。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导向，是一种对政府公共管理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价值导向，责任政府理念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要求并加以满足，必须积极地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责任政府意味着要保证政府责任实现的责任控制机制，意味着要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如立法监督、司法、舆论、公民监督等等［8］。问责制是责任政府实现的有效途径，而多元化的问责主体是问责制的内在要求，问责主体的异体化多元化是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公共行政所提出的“善治”理念，也为多元问责主体提供了一种价值解说。善治理论认为国家治理的主体不应该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多元主体之间是权利依赖与合作的关系。它表现在机制上必然是一种资助自治的网络，这一网络要求各种治理主体都要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利，依靠各自的优势和资源，通过对话来增进理解，确立共同目标并相互信任、相互鼓励并共同承担风险，最终建立一种公共事务的管理联合体。［9］善治的理念是以公民权利为基础，体现民主社会的发展，这个理念有助于公民社会的成长，促进民主多元化，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善治理论要求政府的监督必须是多元的、网络的，这也为多元主体问责提供了理论支持。
当前，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府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异体多元问责制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一方面，多元主体问责是防止行政权利滥用的客观要求。行政权力具有管理领域广、能动性强、自由裁量权大、可以强制实施等特点，是最容易违法或滥用的一种权力。由于行政权利掌控着国家资源，如果利用不当，很容易造成行政机构膨胀，资源浪费，导致寻租行为的发生。因此“行政权的行使与其公益目的的相偏离的现象是无法完全避免的”［10］。孟德斯鸠认为，有权力的人们会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1］。只有用权力制约权力，才能达到平衡。而多元主体问责的制度安排能够较好地制约行政权力的扩张和滥用，而行政权力本身的特点就决定了问责主体必须是多元的。另一方面，多元主体问责是弥补同体问责缺陷的必然选择。同体问责在实践中的诸多缺陷，可以由多元主体问责来弥补。第一，多元主体问责可以减少人情行政。单一的同体问责易造成人情行政，造成行政责任的隐瞒，而多元主体的问责将问责的权力交给多个主体，因而减少了由于上级领导的偏好而造成行政责任的隐瞒。第二，多元主体问责可以明显提高问责的效果。由于监督是多方面的，行政官员就会时刻约束和检点自己的行为，否则就会被问责，这样就在日常行政行为过程中实现了行政责任的明晰化，达到了通过行政问责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第三，多元主体问责可以弥补同体问责的制度缺陷。同体问责制下同一行政系统中的行政一把手，由于缺乏相对独立的监督主体，常陷入无人问责的境地。而多元主体问责能很好地解决体制内最高领导无人问责的问题，把行政问责的主体从同体扩展到了系统外的异体，且问责主体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各个层级的首长和官员都是问责的对象，从而可以从制度上保证问责制的有效实施。
三、异体多元行政问责制的构建
从全国范围行政问责制实践的情况看，问责的主体还主要是强调同体问责，各地很少有关于异体问责的规定，更不用说多元主体问责。所以当前主要的任务是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实现政府自身改革出发，构建异体多元行政问责体系，为行政问责制的有效实行提供理论指导。
1.构建异体多元的行政问责体系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我国的异体多元问责体系必须建立在五种力量之上，政府行政行为要受到这五种力量的问责。第一种力量是我国的执政党——共产党；第二种力量是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第三种力量是行政系统内的主管部门和专门机关；第四种力量是派；第五种力量是来自新闻媒体、社会团体和公民等。这五种力量相互补充共同构成我国行政问责主体的立体网络，形成多元主体问责的格局。
要构建异体多元问责主体体系，需要有主有次，有所侧重的逐步推进。体系构建必须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人大为问责主体中枢，并充分发挥公民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增强派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力度，加大司法审查的力度。如此的制度安排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国情和五种主体力量的各自特点决定的。
第一，共产党是多元问责主体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政治地位决定了共产党必须是问责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不仅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处于领导地位，而且在政府管理中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领导作用。发挥共产党的问责作用，特别是政府外党的系统对政府内党员的问责，不仅会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更会起到领导示范作用，保证多元问责制的健康发展。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必须以共产党为多元主体行政问责的领导核心。
第二，人大是多元问责主体的中枢。人大是我国的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宪法规定人大具有质询权、调查权、弹劾权等，人大又与其他的问责主体紧密相连，是其他问责主体权利的保证。公民通过人大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与主张，人大则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舆论监督的最终目的在于引起社会特别是人大的重视，共产党要通过人大来领导国家，而派最主要的参政议政的场所之一便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大是各个问责主体的枢纽中心，只有通过人大这个问责主体才能更好地发挥行政问责制的作用。
第三，司法审查是多元问责主体的法律屏障。司法检察机关是一种重要的问责主体。特别是在行政问责惩罚手段上，行政责任不仅是撤职、罢免这么简单的行政处理，对违法者还要移交司法部门，严格追究其法律责任。当行政权力侵犯公民的合法利益时，司法的问责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追究官员的法律责任，才能从根本上震慑那些不负责任和触犯法律的官员。司法问责既是最有力度的问责手段，也是其他问责主体的最后屏障。
第四，派是多元问责主体的重要力量。派在国家政权中是议政和参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它们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中国共产党同各派团结合作，互相监督，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派多由高级知识分子和各界别代表人士组成。各类专家和各类精英云集，充分发挥派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重要职能，有利于更全面地监督政府行为，更好地发挥多元主体问责的优势。
第五，社会团体和新闻媒体是多元问责主体的社会力量。社会团体和新闻媒体通过法定渠道和特殊手段对政府问责，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社会团体是指社会上自发组成的、具有法律地位的一些团体、组织，它是政府外问责的主要力量。社会团体作为政府政策的直接受众，对政府行为有着更为直接的感受，发挥社会团体的问责主体作用，有利于政府行为的优化，有利于行政问责主体的多元化。西方通常把新闻媒体称为国家的第四种力量，并认为媒体是监督公共部门，保证政府及其人员履行公共责任的重要力量。真正的媒体问责是指媒体人能够敢于且善于发现和揭露政府官员的违法行为，在责任追究过程通过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保证问责的公开、公平与公正，使之成为问责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六，人民群众是多元问责主体的基本力量。发挥公民的问责主体作用，是多元问责主体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只有公民问责广泛化，问责体系的作用才能得到最大的发挥。公民问责常态化也是多元问责制完善的重要标志。事实表明，我国查处的官员腐败案件中，绝大多数线索来自公民的举报。东西方的民主理论家都承认，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按人民的意愿行事，只有把人民纳入到问责体系中，实现公民与政府的直接对话，才有利于政府政策的优化，才能形成公民和政府的良性互动。而目前，我国公民问责意识薄弱，公民问责缺乏组织保证，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所以，多元问责体系的建立，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确保和维护公民问责主体地位的确立。
2.发挥异体多元行政问责体系的功能
要发挥异体多元行政问责体系的功能，必须要使多元主体问责体系制度化和法律化，着力培育新型的多元问责土壤，革新原有的官僚思想，培养公民的问责意识和问责精神。
第一，实现多元主体问责的制度化与法律化。良好的制度设计是行政问责能够有力推行的根本保证。只有把行政问责的理念上升到制度层面，才能确保问责主体的问责地位，问责才能有法可依，问责才能切实可行。如果没有问责制度的确立，问责制不过只是一种口号，一种摆设，一个良好的愿望。“如果不能跟进制度保证和相应的配套措施，问责制也有可能扭曲、变形，沦为选择性惩罚以防止责任范围的扩大，甚至掩盖更大责任的工具”［12］。多元问责主体的制度化就是将多元主体问责体系的构想上升为国家意志，转变成一种法律，一种现实的制度安排，同时实现五种力量对政府的监督。多元问责主体的制度化、法律化不是只强调其中的一个问责主体，而是五种问责力量综合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保障问责主体网络的形成，多元问责效用才能发挥。只有尽快推出行政问责法律法规，将多元问责的一些可行意见、规定等转变为法律，问责才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第二，培育公民的问责意识。多元主体问责需要有现代化的公民意识，这种公民意识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为基础的，国家是人民的，人民的权力高于一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只有这种观念深入民心，人民才能踊跃参政，公民问责局面才能真正形成。在我国，长期形成的封建主义思想影响还很深，公民精神的养成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培养公民问责意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要推进民主进程，加大民主宣传和普法教育；二是继续推行农村村民自治，加强基层民主建设，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证明，经济越发达，市场经济越完善的地方，公民问责的意识就越强。所以加快经济发展，完善市场体制，也是培养公民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加强政府行为的透明度。扩大政务公开，推行阳光行政。行政信息公开和政务透明是尊重公民知情权的重要体现，也是公民对政府和官员问责的重要前提。只有公民对政务知情才能对政府和官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和评价，异体问责才能发挥作用。我国政务公开的范围和程度还非常有限，政府公共资源的配置很少向社会公布，某些政府行为甚至还存在着暗箱操作现象。韦伯就曾指出：“科层制通过保守特有信息来源的秘密性来提高监督性，公务秘密概念是科层制特有的创造，没有比科层制更热衷于此的了”［13］。加强政府行为的透明性，实行阳光行政，政府就要定时向社会公布政务。首先，定时公布政府公共支出状况，加大人民对政府支出的监督，加强对大额支出的管理，对每次的超过一定数额的公共支出都要由人大通过后政府才能实行；其次，完善电子政务，使政府活动能够及时公开，增强行政行为的透明性，提高行政效率；加强人事任免的透明性、公正性，坚决杜绝买官卖官行为的发生。
3.完善异体多元行政问责机制
所谓异体多元行政问责机制是指能够确保多元主体的行政问责体系正常运转，发挥其功能作用的制度安排。异体多元问责机制的实质在于制定确保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途径，实现从同体单一向异体多元行政问责的转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和健全机制：
第一，确保共产党核心领导作用发挥的机制。要充分发挥共产党的问责作用，就必须继续推行党内民主。“十六大”报告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十七大”报告又指出：“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我党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严格要求党员，近年来推出了诸多党内条例，例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党内监督现行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为问责提供了依据。要从机制上发挥共产党的问责作用，就要从严治党，努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一是加大对政府内党员的监督、问责。按照我国政治惯例和干部组织原则，行政一把手往往又兼任党委副书记，绝大多数的政府官员及公务员是中共党员，只要党管好了自己的党员，建设责任政府就有希望。二是实现政府内党员领导干部的专职化，提高行政效率，尽量减少在人大、政协和其他公共部门兼职的现象。三是加强党内监督，实现党内民主。执政党的问责主要是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党的纪检部门的作用来追究政府部门中具有党员身份的行政人员的责任。四是进一步加强、改进和完善党对国家、政府的领导方式。
第二，畅通人大问责的中心枢纽机制。人大是多元问责体系的中心，而现在我国人大监督问责权还不完善，人大问责作用缺失严重、机制运转不灵，主要表现为人大主动问责次数少，问责的广度和力度不够。人大很少主动监督政府行为，我国人大的质询权、调查权、弹劾权很少使用。所以要发挥人大的中心枢纽作用就必须对人大进行改革和完善。一是完善选举制度，扩大差额选举，扩大人大代表的代表范围，体现人大代表选举的公正公平。二是实行人大代表的专职化，逐步增大专职化人大代表的比例，提高人大代表的素质。现在的人大代表大都是地方骨干，公务繁忙，很少有时间专门研究问责，人大代表的专职化，有利于提高问责的针对性，提高问责的效率。三是细化人大问责的方式，完善质询、调查的程序。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人大具有质询权和调查权，但不够详细，例如，若人大对质询结果不满意，具体应该怎么办，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
第三，积极探索派问责的有效机制。探索派问责主体的有效机制，是多元主体问责制完善的重要方面。建国初期，我国宪法就赋予了派监督政府的职能，但在实践中却很少使用，主要原因是派监督问责缺乏科学机制。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派问责职能，却没有对问责的范围和渠道作详细的规定，派的监督问责权限就无法落实，也就很难设置专门机构来实施问责，从而导致派的监督问责缺乏组织保障。所以，要发挥派的问责主体作用，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坚决贯彻“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方针。各级政府应听取各派的意见，特别是派专家的建议，充分发挥派的智力优势、专业优势，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二是明确各派的问责权限，使派问责法律化、程序化。三是成立必要的问责专门机构，提高问责的效用，为问责提供组织保证。
第四，规范和加强媒体问责主体的机制。媒体问责是多元主体问责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媒体监督问责近年来有了显著的加强，例如中央电视台推出的“今日说法”、“焦点访谈”等节目，为媒体监督问责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但媒体问责作为多元问责的一个重要主体，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规范和加强媒体问责的机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大政府决策的公开性，保证媒体的知情权。政府决策只有公开、透明，才能保证媒体报道的及时性、公正性和真实性。二是在遵守行业规范和新闻法律的前提下，保障新闻报道自由，保障新闻机构正当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和评议权，特别是反面事件的揭露权。［14］三是制定《新闻法》，我国现在还缺少一步完整的新闻法，来规范和保证新闻媒体问责的权限范围，监督问责程序。规范和加强新闻媒体的问责作用有利于给行政问责创造一个良好的问责氛围，便于公民和政府的互动、沟通。
第五，确保和强化司法问责的有效机制。司法机关问责是追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责任的底线，是其应承担的最起码的责任。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司法介入滞后于组织处理或行政处理的现象，甚至有些纪检、监察部门越权或违法行使职权，以行政处分、组织处理代替司法追究，使一些官员规避本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导致司法问责的力度弱化，损害了司法权威。所以要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强化司法问责机制，可从下面几个方面完善：一是虽然我国宪法规定，我国司法机关有权独立行使各种权力，但是实际行使中司法机关常常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为此，可以改由上级司法机关的党组织直接对下级党组织的领导，以免多头领导的矛盾。二是改革司法机关的经费来源方式和人事制度。为保证司法的独立性，建议全国各地的司法经费由公共财政统一支付。改进现有司法人员的选拔制度，司法机关的人员必须有自己严格的选拔制度和任职制度。三是必须建立检察机关与政府监察机构、党的纪检部门的工作协调机制。
第六，保障和维护公民参与问责的机制。广泛的公民参与是多元主体行政问责体系完善的标志。在我国，公民参与问责的意识还比较差，而良好的制度安排对公民问责的顺利实行至关重要。当前，要保障公民问责主体地位，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拓宽公民参与问责的政治途径，积极引导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形成一个政府与公民能够互动沟通的秩序。“积极参与是以公民与政府合作为基础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公民积极地从事对政策制订过程和政策制订内容的界定和参与”［15］。公民积极参与政治，有利于多元问责主体的完善。二是健全制度。是我国公民表达政治诉求的一种合法手段，也是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的一种方式。近年来，我国制度逐步完善，通过公民的，揭露和查办了一大批有问题的官员，保护了公民的利益。但现有制度还需进一步改善，例如应加强对上访人的权利、人身安全等方面的保护，防止对上访人的打击报复。三是加大民意调查。只有真实地了解民意，政府才能更好地制定政策为人民服务。我国现在关于民意调查的机构还很少，调查的手段还很有限，人民的很多意愿还不能充分表达，所以我们必须积极完善民意调查的机制，加大民意调查的范围，让政府政策能更好地代表和体现民意。四是继续改进听证会制度。要对听证会制度的程序进行详细规定，保证听证中公民的意见能够得到及时回应。［16］
总之，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行政问责主体是一个多元的问责主体系统，既有同体问责，又有异体问责，各问责主体在其权限范围内，组成一个相互补充的问责网络，有效地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虽然当前我国问责制多为同体问责，但是向异体多元问责的转变是一种必然趋势，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多元主体问责体制的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毛寿龙.责任政府的理论及其政策意义［J］.行政论坛，2007(2)：5-10.
［2］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37-39.
［3］.论联合政府［M］∥．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930-999.
［4］.抗日战争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M］∥：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1021-1034.
［5］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M］∥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7-258.
［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2-07-02(1).
［7］.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5-16.
［8］李军鹏.责任政府理念［J］.电子政务,2004(4)：24-25.
［9］张璋.公共行政的新概念［J］.公共行政,2002(3):5-8.［10］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85-87.
［1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3-156.
［12］刘军宁.中国如何走向真正的问责制［J］.新闻周刊,2004(17):28-29.
［13］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42-245.
［14］周亚越.行政问责制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320-323.
行政问责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基本内涵；问题；对策。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同时还对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做出了一系列新的部署：如"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
一、行政问责制的基本内涵。
行政问责制，又称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主要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的情况下，必须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追究制度。作为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行政问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让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切实为其行为负起责任来，其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
1、行政问责的主体
行政问责的主体即由谁来问责的问题。按主体的内涵划分,行政问责一般包括同体问责主体和异体问责主体。同体问责主体是指能对本系统的领导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的内部机构，包括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异体问责主体主要是指能对外部系统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进行问责的各种机构、团体及个人。在我国，异体问责主要是五大涉宪主体相互问责,其中包括: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问责、派对执政党的问责、派对政府的问责、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人民法院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
2、行政问责的客体
行政问责的客体即行政问责的对象、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从理论上说,行政问责就是对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的问责，根据责任行政的原则,任何一个行政主体或行政公务人员在被授予行政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而且手里的权力越大,身上的责任也就越重。因此，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客体应包括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和公务员三类。
3、行政问责的范围
行政问责的责任范围是政府行政过程中必须承担的全部责任，大体由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四个方面组成。在责任追究过程中，要避免以行政责任代替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做进一步划分，可分为五类：一是决策失误类，主要追究行政违法决策和严重不当决策行为的责任；二是违法行政类，主要追究行政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责任；三是执行不力和效能低下类，主要追究行政推诿拖拉、敷衍塞责等行为；四是疏于管理和处置不当类，主要追究在社会管理特别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方面失职渎职的责任；五是治政不严、言行失检类，主要追究行政不作为及个人言行严重损害政府形象等行为。
4、行政问责的程序
问责的程序，是指"如何问责"，严谨、合法的程序是公共行政问责制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障。行政问责的程序包括两方面:一是行政主体必须接受问责主体经常性的质询、听证等，经常向有关方面汇报工作，对问责主体的问题做出及时和令人满意的回答。这种形式重在经常性，事前性。二是出现重大行政事故时的责任追究式的问责，包括问责启动、调查处理、申诉复查、监督执行、问责后的救济等程序制度。
5、行政问责的结果
就是承担责任的种类与形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及相关的法律规定,主要有行政处分,如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六种;进行损害赔偿,行政人员违法造成的损害要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
二、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第一、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责任主体难以明确。
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基础，就是对于每一个行政人员的权力与责任要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拥有清晰的责、权、利，合理地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府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真正发挥行政问责制的作用。
由于目前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导致当前我国党政关系错综复杂，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使得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过程中责任主体难以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诿，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有责任的情况；或者在问责中，问责客体具体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模糊不清。突出表现在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三个方面：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出了问题,责任究竟在党委还是在政府难以界定；二是正副职之间的责任划分不够明确。名义上是"一把手"负责，实际上只追究分管副职的责任，问责制在一些地方成了副职问责制。
第二、以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相对薄弱。
根据世界各国问责制的实践，问责制既需要同体问责，也需要异体问责，但关键在于异体问责。异体问责是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离开异体问责的行政问责制是苍白无力、缺乏持续性的。由于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以同体问责为主，主要是由党委和政府来实施行政问责,问责的制度依据主要是党的文件和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异体问责相对比较薄弱。虽有罢免制度,也主要是对已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官员才实行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行政问责的效果。
第三、问责范围过于狭窄。
时下的问责实践，一些地方政府似乎更多停留在行政领导体系中，努力贯彻对上级负责、对权力负责的制度化，而在对法律负责、对公众负责、对权利负责的努力上有所欠缺。从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以来，追究了一大批行政官员，一些重大事故问责了相应的行政首长。但总的来看，我国的问责范围太小，主要表现为：一是行政问责仅仅停留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对影响力、破坏力大的所谓"小事"却不问责。二是行政问责仅仅限于安全事故领域，对其他领域应担负领导过失责任的官员却不问责。三是行政问责只是针对的违法行政行为，而不针对无所作为的行政行为。四是问责只是针对经济上的过失，而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过失却不问责。五是问责仅仅局限于执行环节而不问责决策和监督环节。
第四、行政问责制的相关法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相关法制很不完善。虽然行政问责制适用的法规、条例比较有党的条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法规,但这些规定大多责任标准过于笼统，存在着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认定和追究责任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处罚与责任不相适应的情况，不够科学；问责主体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行政问责的决定权掌握在行政领导手里，容易受个人好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责任追究弹性较大,存在畸轻畸重、责罚不相适应的问题。这种缺乏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的行政问责,最终可能导致问责流于形式。
第五，行政问责文化氛围没有形成。
官本位思想的长期存在，使得很多官员思想深处依旧是官主民仆，官贵民贱，官贤民愚，也就造成了官员没有问责的习惯，老百姓因为"畏官""惧官"心理，而缺乏问责的勇气，从而缺少了行政问责任文化的根基与氛围。所以，在我国要追究权力者的责任，行使行政问责制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往往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这种问责文化的缺失与落后也就阻碍了行政问责制的建设。第六、行政问责的配套制度难以到位。
推行行政问责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依靠各项改革措施的衔接配套,做到整体推进。当前由于配套制度还不完善、不到位,直接影响了行政问责制的顺利贯彻落实。如行政公开程序缺乏制度保障；缺乏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被问责的行政主体救济与保障机制不完善等。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刚刚开始，还未真正成熟，因此，必须在实施进程中进一步完善，理论上深入探索。通过完善问责体系和问责制度，进一步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建设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使十七大提出的"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的要求落到实处，以促进政府行为更加规范，责任更加明晰，公信力更加提高。
第一、要明确划分权责界限,厘定官员问责标准。
要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纵向与横向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各岗位之间的职责权限，建立科学的岗位责任制，结合具体的工作部门明确问责范围、对象和条件，用程序来保证问责制的健康发展；对于党政交叉任职的情况,明确政府官员分工的同时,应该公布党委负责人的分工,并接受与政府官员同样的问责和追究；明确正副职之间该问谁的责；确定接受问责的行政机关或其行政人员应该追究何种行政责任。
第二、完善异体问责。
积极推行和构建以人大为主导，司法机关、派、公民团体、新闻媒体、公民等多方有序参与，相互协调的异体问责体系。首先，强化人大的监督制约职能。限制、减少政府官员担任人大代表的比例；完善人大的质询、罢免和引咎辞职制度，强化人大预算监督和审查权。其次，要加强媒体的舆论监督。要增强新闻媒体的独立性，加快保障新闻自由报道的立法，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再次，要强化派、公民团体和公民个人对政府的监督。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公众参与机制，发挥其参政议政的职能。最后，加强党内监督，保障党对政府的监督和问责。
第三、拓宽问责范围。
应关注百姓民生问题，突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责任，将管理不善、政绩平平、用人失察、决策失误、行政不作为也纳入问责范畴；建立重大（下转第76页）（上接第74页）决策的执行跟踪制度；实行决策效果的评价制度；把对决策、执行、监督各个环节的问责结合起来；问责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安全事故，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事故也要纳入问责范畴；不仅问行政责任，还要问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
第四，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问责法。
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行政问责的全国性法律。问责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的相关规定，有鉴于此，当条件成熟时应制定一个全国性的《行政问责法》，规范问责主体及权力，规范问责客体及职责，规定问责事由，厘定问责标准，规定问责程序，主要包括责任的认定程序、问责的启动程序、问责的回应程序等，做到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只有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才能摆脱现有问责模式的缺陷，由人治型问责过渡到法治型问责。
第五，深化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文化建设。
行政人员要将"以人为本"作为施政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对人民负责、强调民众参与；要积极履行责任和严格追究责任相结合，提高政府机关及全社会的行政问责意识；要重新审视权与法、与民、与责的关系，消除权大于法、权力只对上级负责、只热衷于权力而漠视责任等障碍。
参考文献：
[1]薛瑞汉: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3）。
[2]方舒:关于我国行政问责文化的思考[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7,（9）。
行政问责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基本内涵；问题；对策。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同时还对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做出了一系列新的部署：如"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
一、行政问责制的基本内涵。
行政问责制，又称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主要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的情况下，必须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追究制度。作为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行政问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让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切实为其行为负起责任来，其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
1、行政问责的主体
行政问责的主体即由谁来问责的问题。按主体的内涵划分,行政问责一般包括同体问责主体和异体问责主体。同体问责主体是指能对本系统的领导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的内部机构，包括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异体问责主体主要是指能对外部系统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进行问责的各种机构、团体及个人。在我国，异体问责主要是五大涉宪主体相互问责,其中包括: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问责、派对执政党的问责、派对政府的问责、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人民法院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
2、行政问责的客体
行政问责的客体即行政问责的对象、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从理论上说,行政问责就是对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的问责，根据责任行政的原则,任何一个行政主体或行政公务人员在被授予行政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而且手里的权力越大,身上的责任也就越重。因此，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客体应包括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和公务员三类。
3、行政问责的范围
行政问责的责任范围是政府行政过程中必须承担的全部责任，大体由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四个方面组成。在责任追究过程中，要避免以行政责任代替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做进一步划分，可分为五类：一是决策失误类，主要追究行政违法决策和严重不当决策行为的责任；二是违法行政类，主要追究行政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责任；三是执行不力和效能低下类，主要追究行政推诿拖拉、敷衍塞责等行为；四是疏于管理和处置不当类，主要追究在社会管理特别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方面失职渎职的责任；五是治政不严、言行失检类，主要追究行政不作为及个人言行严重损害政府形象等行为。
4、行政问责的程序
问责的程序，是指"如何问责"，严谨、合法的程序是公共行政问责制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障。行政问责的程序包括两方面:一是行政主体必须接受问责主体经常性的质询、听证等，经常向有关方面汇报工作，对问责主体的问题做出及时和令人满意的回答。这种形式重在经常性，事前性。二是出现重大行政事故时的责任追究式的问责，包括问责启动、调查处理、申诉复查、监督执行、问责后的救济等程序制度。
5、行政问责的结果
就是承担责任的种类与形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及相关的法律规定,主要有行政处分,如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六种;进行损害赔偿,行政人员违法造成的损害要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
二、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第一、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责任主体难以明确。
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基础，就是对于每一个行政人员的权力与责任要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拥有清晰的责、权、利，合理地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府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真正发挥行政问责制的作用。
由于目前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导致当前我国党政关系错综复杂，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使得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过程中责任主体难以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诿，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有责任的情况；或者在问责中，问责客体具体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模糊不清。突出表现在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三个方面：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出了问题,责任究竟在党委还是在政府难以界定；二是正副职之间的责任划分不够明确。名义上是"一把手"负责，实际上只追究分管副职的责任，问责制在一些地方成了副职问责制。
第二、以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相对薄弱。
根据世界各国问责制的实践，问责制既需要同体问责，也需要异体问责，但关键在于异体问责。异体问责是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离开异体问责的行政问责制是苍白无力、缺乏持续性的。由于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以同体问责为主，主要是由党委和政府来实施行政问责,问责的制度依据主要是党的文件和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异体问责相对比较薄弱。虽有罢免制度,也主要是对已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官员才实行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行政问责的效果。
第三、问责范围过于狭窄。
时下的问责实践，一些地方政府似乎更多停留在行政领导体系中，努力贯彻对上级负责、对权力负责的制度化，而在对法律负责、对公众负责、对权利负责的努力上有所欠缺。从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以来，追究了一大批行政官员，一些重大事故问责了相应的行政首长。但总的来看，我国的问责范围太小，主要表现为：一是行政问责仅仅停留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对影响力、破坏力大的所谓"小事"却不问责。二是行政问责仅仅限于安全事故领域，对其他领域应担负领导过失责任的官员却不问责。三是行政问责只是针对的违法行政行为，而不针对无所作为的行政行为。四是问责只是针对经济上的过失，而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过失却不问责。五是问责仅仅局限于执行环节而不问责决策和监督环节。
第四、行政问责制的相关法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相关法制很不完善。虽然行政问责制适用的法规、条例比较有党的条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法规,但这些规定大多责任标准过于笼统，存在着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认定和追究责任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处罚与责任不相适应的情况，不够科学；问责主体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行政问责的决定权掌握在行政领导手里，容易受个人好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责任追究弹性较大,存在畸轻畸重、责罚不相适应的问题。这种缺乏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的行政问责,最终可能导致问责流于形式。
第五，行政问责文化氛围没有形成。
官本位思想的长期存在，使得很多官员思想深处依旧是官主民仆，官贵民贱，官贤民愚，也就造成了官员没有问责的习惯，老百姓因为"畏官""惧官"心理，而缺乏问责的勇气，从而缺少了行政问责任文化的根基与氛围。所以，在我国要追究权力者的责任，行使行政问责制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往往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这种问责文化的缺失与落后也就阻碍了行政问责制的建设。第六、行政问责的配套制度难以到位。
推行行政问责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依靠各项改革措施的衔接配套,做到整体推进。当前由于配套制度还不完善、不到位,直接影响了行政问责制的顺利贯彻落实。如行政公开程序缺乏制度保障；缺乏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被问责的行政主体救济与保障机制不完善等。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刚刚开始，还未真正成熟，因此，必须在实施进程中进一步完善，理论上深入探索。通过完善问责体系和问责制度，进一步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建设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使十七大提出的"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的要求落到实处，以促进政府行为更加规范，责任更加明晰，公信力更加提高。
第一、要明确划分权责界限,厘定官员问责标准。
要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纵向与横向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各岗位之间的职责权限，建立科学的岗位责任制，结合具体的工作部门明确问责范围、对象和条件，用程序来保证问责制的健康发展；对于党政交叉任职的情况,明确政府官员分工的同时,应该公布党委负责人的分工,并接受与政府官员同样的问责和追究；明确正副职之间该问谁的责；确定接受问责的行政机关或其行政人员应该追究何种行政责任。
第二、完善异体问责。
积极推行和构建以人大为主导，司法机关、派、公民团体、新闻媒体、公民等多方有序参与，相互协调的异体问责体系。首先，强化人大的监督制约职能。限制、减少政府官员担任人大代表的比例；完善人大的质询、罢免和引咎辞职制度，强化人大预算监督和审查权。其次，要加强媒体的舆论监督。要增强新闻媒体的独立性，加快保障新闻自由报道的立法，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再次，要强化派、公民团体和公民个人对政府的监督。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公众参与机制，发挥其参政议政的职能。最后，加强党内监督，保障党对政府的监督和问责。
第三、拓宽问责范围。
应关注百姓民生问题，突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责任，将管理不善、政绩平平、用人失察、决策失误、行政不作为也纳入问责范畴；建立重大（下转第76页）（上接第74页）决策的执行跟踪制度；实行决策效果的评价制度；把对决策、执行、监督各个环节的问责结合起来；问责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安全事故，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事故也要纳入问责范畴；不仅问行政责任，还要问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
第四，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问责法。
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行政问责的全国性法律。问责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的相关规定，有鉴于此，当条件成熟时应制定一个全国性的《行政问责法》，规范问责主体及权力，规范问责客体及职责，规定问责事由，厘定问责标准，规定问责程序，主要包括责任的认定程序、问责的启动程序、问责的回应程序等，做到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只有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才能摆脱现有问责模式的缺陷，由人治型问责过渡到法治型问责。
第五，深化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文化建设。
行政人员要将"以人为本"作为施政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对人民负责、强调民众参与；要积极履行责任和严格追究责任相结合，提高政府机关及全社会的行政问责意识；要重新审视权与法、与民、与责的关系，消除权大于法、权力只对上级负责、只热衷于权力而漠视责任等障碍。
参考文献：
[1]薛瑞汉: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3）。
[2]方舒:关于我国行政问责文化的思考[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7,（9）。
行政问责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基本内涵；问题；对策。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同时还对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做出了一系列新的部署：如"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
一、行政问责制的基本内涵。
行政问责制，又称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主要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的情况下，必须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追究制度。作为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行政问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让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切实为其行为负起责任来，其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
1、行政问责的主体
行政问责的主体即由谁来问责的问题。按主体的内涵划分,行政问责一般包括同体问责主体和异体问责主体。同体问责主体是指能对本系统的领导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的内部机构，包括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异体问责主体主要是指能对外部系统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进行问责的各种机构、团体及个人。在我国，异体问责主要是五大涉宪主体相互问责,其中包括: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问责、派对执政党的问责、派对政府的问责、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人民法院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
2、行政问责的客体
行政问责的客体即行政问责的对象、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从理论上说,行政问责就是对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的问责，根据责任行政的原则,任何一个行政主体或行政公务人员在被授予行政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而且手里的权力越大,身上的责任也就越重。因此，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客体应包括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和公务员三类。
3、行政问责的范围
行政问责的责任范围是政府行政过程中必须承担的全部责任，大体由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四个方面组成。在责任追究过程中，要避免以行政责任代替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做进一步划分，可分为五类：一是决策失误类，主要追究行政违法决策和严重不当决策行为的责任；二是违法行政类，主要追究行政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责任；三是执行不力和效能低下类，主要追究行政推诿拖拉、敷衍塞责等行为；四是疏于管理和处置不当类，主要追究在社会管理特别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方面失职渎职的责任；五是治政不严、言行失检类，主要追究行政不作为及个人言行严重损害政府形象等行为。
4、行政问责的程序
问责的程序，是指"如何问责"，严谨、合法的程序是公共行政问责制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障。行政问责的程序包括两方面:一是行政主体必须接受问责主体经常性的质询、听证等，经常向有关方面汇报工作，对问责主体的问题做出及时和令人满意的回答。这种形式重在经常性，事前性。二是出现重大行政事故时的责任追究式的问责，包括问责启动、调查处理、申诉复查、监督执行、问责后的救济等程序制度。
5、行政问责的结果
就是承担责任的种类与形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及相关的法律规定,主要有行政处分,如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六种;进行损害赔偿,行政人员违法造成的损害要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
二、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第一、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责任主体难以明确。
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基础，就是对于每一个行政人员的权力与责任要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拥有清晰的责、权、利，合理地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府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真正发挥行政问责制的作用。
由于目前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导致当前我国党政关系错综复杂，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使得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过程中责任主体难以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诿，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有责任的情况；或者在问责中，问责客体具体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模糊不清。突出表现在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三个方面：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出了问题,责任究竟在党委还是在政府难以界定；二是正副职之间的责任划分不够明确。名义上是"一把手"负责，实际上只追究分管副职的责任，问责制在一些地方成了副职问责制。
第二、以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相对薄弱。
根据世界各国问责制的实践，问责制既需要同体问责，也需要异体问责，但关键在于异体问责。异体问责是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离开异体问责的行政问责制是苍白无力、缺乏持续性的。由于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以同体问责为主，主要是由党委和政府来实施行政问责,问责的制度依据主要是党的文件和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异体问责相对比较薄弱。虽有罢免制度,也主要是对已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官员才实行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行政问责的效果。
第三、问责范围过于狭窄。
时下的问责实践，一些地方政府似乎更多停留在行政领导体系中，努力贯彻对上级负责、对权力负责的制度化，而在对法律负责、对公众负责、对权利负责的努力上有所欠缺。从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以来，追究了一大批行政官员，一些重大事故问责了相应的行政首长。但总的来看，我国的问责范围太小，主要表现为：一是行政问责仅仅停留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对影响力、破坏力大的所谓"小事"却不问责。二是行政问责仅仅限于安全事故领域，对其他领域应担负领导过失责任的官员却不问责。三是行政问责只是针对的违法行政行为，而不针对无所作为的行政行为。四是问责只是针对经济上的过失，而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过失却不问责。五是问责仅仅局限于执行环节而不问责决策和监督环节。
第四、行政问责制的相关法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相关法制很不完善。虽然行政问责制适用的法规、条例比较有党的条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法规,但这些规定大多责任标准过于笼统，存在着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认定和追究责任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处罚与责任不相适应的情况，不够科学；问责主体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行政问责的决定权掌握在行政领导手里，容易受个人好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责任追究弹性较大,存在畸轻畸重、责罚不相适应的问题。这种缺乏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的行政问责,最终可能导致问责流于形式。
第五，行政问责文化氛围没有形成。
官本位思想的长期存在，使得很多官员思想深处依旧是官主民仆，官贵民贱，官贤民愚，也就造成了官员没有问责的习惯，老百姓因为"畏官""惧官"心理，而缺乏问责的勇气，从而缺少了行政问责任文化的根基与氛围。所以，在我国要追究权力者的责任，行使行政问责制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往往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这种问责文化的缺失与落后也就阻碍了行政问责制的建设。第六、行政问责的配套制度难以到位。
推行行政问责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依靠各项改革措施的衔接配套,做到整体推进。当前由于配套制度还不完善、不到位,直接影响了行政问责制的顺利贯彻落实。如行政公开程序缺乏制度保障；缺乏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被问责的行政主体救济与保障机制不完善等。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刚刚开始，还未真正成熟，因此，必须在实施进程中进一步完善，理论上深入探索。通过完善问责体系和问责制度，进一步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建设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使十七大提出的"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的要求落到实处，以促进政府行为更加规范，责任更加明晰，公信力更加提高。
第一、要明确划分权责界限,厘定官员问责标准。
要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纵向与横向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各岗位之间的职责权限，建立科学的岗位责任制，结合具体的工作部门明确问责范围、对象和条件，用程序来保证问责制的健康发展；对于党政交叉任职的情况,明确政府官员分工的同时,应该公布党委负责人的分工,并接受与政府官员同样的问责和追究；明确正副职之间该问谁的责；确定接受问责的行政机关或其行政人员应该追究何种行政责任。
第二、完善异体问责。
积极推行和构建以人大为主导，司法机关、派、公民团体、新闻媒体、公民等多方有序参与，相互协调的异体问责体系。首先，强化人大的监督制约职能。限制、减少政府官员担任人大代表的比例；完善人大的质询、罢免和引咎辞职制度，强化人大预算监督和审查权。其次，要加强媒体的舆论监督。要增强新闻媒体的独立性，加快保障新闻自由报道的立法，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再次，要强化派、公民团体和公民个人对政府的监督。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公众参与机制，发挥其参政议政的职能。最后，加强党内监督，保障党对政府的监督和问责。
第三、拓宽问责范围。
应关注百姓民生问题，突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责任，将管理不善、政绩平平、用人失察、决策失误、行政不作为也纳入问责范畴；建立重大（下转第76页）（上接第74页）决策的执行跟踪制度；实行决策效果的评价制度；把对决策、执行、监督各个环节的问责结合起来；问责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安全事故，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事故也要纳入问责范畴；不仅问行政责任，还要问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
第四，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问责法。
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行政问责的全国性法律。问责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的相关规定，有鉴于此，当条件成熟时应制定一个全国性的《行政问责法》，规范问责主体及权力，规范问责客体及职责，规定问责事由，厘定问责标准，规定问责程序，主要包括责任的认定程序、问责的启动程序、问责的回应程序等，做到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只有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才能摆脱现有问责模式的缺陷，由人治型问责过渡到法治型问责。
第五，深化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文化建设。
行政人员要将"以人为本"作为施政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对人民负责、强调民众参与；要积极履行责任和严格追究责任相结合，提高政府机关及全社会的行政问责意识；要重新审视权与法、与民、与责的关系，消除权大于法、权力只对上级负责、只热衷于权力而漠视责任等障碍。
参考文献：
[1]薛瑞汉: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3）。
[2]方舒:关于我国行政问责文化的思考[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7,（9）。
行政问责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不仅使人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而且给国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带来干扰和威胁，在食品安全保障事业中推行行政问责制势在必行。阐释了行政问责制在食品安全保障事业中的现实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措施。 论文关键词：食品安全；行政问责制；现实意义；完善 1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发展状况 食品安全问题的频发，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的行政问责风暴，有理由使我们更多的深入思考食品安全中的行政问责问题。“三鹿问题奶粉”的问题，全国刮起问责风暴，大批官员因重大事故被免职。重大安全事故连续发生，问责风暴相继刮起；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面对问责风暴，问责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免职之后的官员究竟该何去何从?面对免了的领导，却免不了的事故，行政问责又该如何能有更好的效果? 温家宝指出，一些地方连续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和生产安全事故，严重损害人民生命健康，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教训十分深刻。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把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工作摆到重要的日程上来，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绝不能以损害人民生命健康来换取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要强化行政问责制，出了问题必须严格追究领导责任。要加强公民道德、职业道德、企业道德、社会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诚信守法的良好环境。要切实加强对食品研发、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监管，大力整顿食品行业市场秩序，坚决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确保食品质量安全，让群众屹得放心。 2 食品安全行政问责制的原因分析 2.1 体制障碍 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不完善，造成政府无法及时的获得有效的监管信息。 (1)信息不对称是食品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市场主体——生产者、消费者、政府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食品与工业品不同，食品的质量具有隐匿性，其内在质量，如有无农药残留、有无违禁添加剂等有害物质，消费者单凭直观是无法判断的。同时食品的伤害具有滞后性，一般来讲，消费者受到食品伤害后，其伤害症状不是马上表现出来的。而消费者受时间、精力和能力的限制，一般只能接受企业的声明、广告和宣传。消费者与生产者相比，在食品质量信息方面处于劣势地位。 (2)政府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也不对称。从理论上讲。政府作为监管者有能力检测食品质量状况，但是要检测获取食品质量信息需要成本。尤其是目前我国的食品生产企业小而多，据统计，全国共有食品生产加工企业44.8万家，其中10人以下小企业小作坊35.3万家。在这样情况下，要获取完备的信息，需要高昂的成本。 (3)消费者与政府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由于各种原因，政府一般不会把食品的质量安全信息迅速、有效地传递给消费者，消费者无法获取足够信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生产者难以从改善产品质量中获益，因违反质量安全法规而受罚的机率又很小，作为经济人的生产者必然利用其信息优势地位，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样的结果是食品质量难以保证，政府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管。 2.2 我国行政体制中职、权、责不清 政府职能定位不准。目前，我国还没有从国家的层面制定较为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运行中存在明显的政出多门、职能交叉重叠、权责不明等问题，同时叉缺乏一个权威主体负责所有的食品安全执法。部门众多、分段执法的监管权分配的行政体制，不仅增加了食品监管执法成本，而且容易导致明显的执法漏洞，大大削弱了食品监管的有效性。 (1)党政之间的权责不清在党政官员之间，责任如何分配，带有一定的不可预期性。这种不可预期性与党政之间的权责不清相连。 (2)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权责不清如果需政府承担责任，到底是问到哪一级?需要几级政府来承担责任?在食品安全行政执法领域，上级部门委托下级部门行政执法的现象很普遍，上级食品安全部门能否因委托而免责?基层食品安全部门对辖区内中央直属企业、省属企业的监管责任到底有多大不明晰。 (3)食品安全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问的权责不清。目前的食品安全管理模式是分割的，由于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到位，部门之间权力的划分存在很多交叉、重叠之处，有利可图时积极行使权力，争夺权力，出了问题则互相指责，推卸责任。 3 完善食品安全行政问责的运行机制 3.1 健全食品安全管理行政问责的法律体系 行政问责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需要依法实施。在什么情况下应当追究行政官员的责任，问责如何启动、由何人依何程序认定官员失职、官员究竟应当承担什么责任等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法律明确加以规定。问责的依据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的相关规定。此外还有一些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这些规范性文件不仅存在着法律位阶低、问责标准不明确等问题，而且在问责的主体、对象、范围、步骤以及责任形式和惩处力度等方面都不尽相同，缺乏统一性和科学性。 实践证明，为了使行政问责制成为一种长效机制，使行政问责制从行政性问责切实转变到法律性问责，应该在整合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条例的基础上，制定和颁布专门的行政问责法规，以法律的方式来使问责制法律化、制度化，真正使问责有制可守、有章可循。加快推进行政问责制度的法制化进程，本文认为主要从两方面来推进：(1)通过整合形成包括问责标准、问责程序、问责范围、问责主体、问责救济在内的，全国统一的，结合实际的问责法律法规。规范问责主体及其权力，确定行政问责客体，规定行政问责事由，明确行政问责方式，界定责任体系等。(2)在追究公务员违法行政或不作为的法律责任时，必须经过具有法定事由并经过法定程序。这就要求问责主体在行使职权时，既要依据实体法，也要遵循程序法。在行政问责过程中，一旦违反法定程序就会影响问责结果的公正，并损害责任人的程序权利。为了保障问责对象的程序权利，必须改变以往那种“重实体轻程序”的做法，依照法定程序实施问责。 3.2 培育食品安全行政问责文化 营造行政问责文化的核心是破除“官本位”思想，建立以“民为本”思想为核心的新政治道德。欧文·E·休斯指出：“公共行政无论在总体上还是在行政人员个体那里，都应当把维护公共利益作为不可移易的目标，任何脱离这一目标的行为都是对其责任的背离，而且应当承担其后果和责任。即使得不到法律的惩罚也应当受到道德的谴责。”因此。在保障全体国民食品安全这一伟大事业中，各级政府及其监管部门应树立“有权必有责”的行政责任意识，真正履行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行政问责文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行政”文化，它包括行政思想、行政理想、行政道德、行政观念、行政传统、行政习惯等等，促使政府及公务员尽职尽责；另一方面作为“问责”文化，它通过问责主体对问责客体的监督、质询等活动，促使政府及公务员积极回应社会诉求，主动承担责任。行政问责文化作为柔性机制，对于强化官员的责任感和自律意识、弥补刚性问责制度的“盲区”、造就公民意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行政问责文化有助于强化官员的责任感和自律意识，它给官员产生强大而无形的压力，大大地提升官员的责任感，使其更好地为人民服务。(2)行政问责文化为保证行政权力的有效、合法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3)行政问责文化具有对于法律责任的补位功能。在行政领域中，法律规范在实践中与具体行政行为的责任需求很难实现完全的相符，因此而导致责任的“盲区”，限制其功能的发挥。所以，行政问责文化的补位功能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3.3 建立食品安全行政问责层级体系 应对突发食品安全事件预案中对食品安全事件分级，食品安全行政问责也应当分级。根据食品安全事件危害大小、影响程序、责任机关及责任人的级别等对食品安全行政问责进行分级，进而对各级别问责进行相应的规范，建立食品安全行政问责层级体系。 在民主政治下，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政府通过授权获得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政府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主导性主体，对于分散在其他综合监管部门的监管权，应该进行调整、清理和回收，最大程度上解决多头执法问题，保证监管机构监管权的统一。在配置监管权的时候我们要遵循统一指挥原则、控制适度原则、权责对等原则。为了完成监管总体目标，需要把监管工作任务分解，然后委托一定数量的管理者负责，并授予一定的权力，以保证监管目标的实现。这里的权力配置主要包括创制权、决定权、命令权、执法权、强制权、处罚权、监督权。权力分配的结果形成横向和纵向两种组织结构形式，纵向结构设计的结果是产生了决策的层级化，确定了由上到下的指挥链以及链上每一级的权责关系，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和连续性。横向 结构设计的结果是形成监管组织的部门化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确定了监管部门的基本职能、监管部门负责人的控制幅度、内设部门的划分标准以及监管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纵向职权配置与横向职权配置应相互结合，横向和纵向监管权的重叠和交叉，促进监管权的相对集中。 在宏观层面，国家的食品药品监督局具有指导和协调相关部门的权力，具有制定监管法律、标准的权力，同时相对应其承担的食品安全责任也比较大；在中观层面，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的体制基础是尊重现行架构以分为主，食品药品监管联席会议是具有独立法律人格主要起协调作用的行政主体，基于其功能定位是协调作用，敌职权范围应该相对狭小；在微观层面，县级行政主体的职权也应该相对集中到一到两个部门，目前存在的基层权力过于分散情形应该改变。因此，建议基层执法权集中，利于监管工作统一展开，提高监管效率。 监管权的配置必须在两个方面进行权衡：其一，职权范围扩大将带来监管和协调成本的增加，但是信息的沟通和传递速度比较快；其二，监管任务完成效率具有递减性，监管层级增加将影响信息的传递速度，信息失真度加大，但有利于工作任务的衔接与控制。
行政问责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不仅使人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而且给国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带来干扰和威胁，在食品安全保障事业中推行行政问责制势在必行。阐释了行政问责制在食品安全保障事业中的现实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措施。 论文关键词：食品安全；行政问责制；现实意义；完善 1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发展状况 食品安全问题的频发，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的行政问责风暴，有理由使我们更多的深入思考食品安全中的行政问责问题。“三鹿问题奶粉”的问题，全国刮起问责风暴，大批官员因重大事故被免职。重大安全事故连续发生，问责风暴相继刮起；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面对问责风暴，问责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免职之后的官员究竟该何去何从?面对免了的领导，却免不了的事故，行政问责又该如何能有更好的效果? 温家宝指出，一些地方连续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和生产安全事故，严重损害人民生命健康，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教训十分深刻。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把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工作摆到重要的日程上来，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绝不能以损害人民生命健康来换取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要强化行政问责制，出了问题必须严格追究领导责任。要加强公民道德、职业道德、企业道德、社会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诚信守法的良好环境。要切实加强对食品研发、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监管，大力整顿食品行业市场秩序，坚决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确保食品质量安全，让群众屹得放心。 2 食品安全行政问责制的原因分析 2.1 体制障碍 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不完善，造成政府无法及时的获得有效的监管信息。 (1)信息不对称是食品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市场主体——生产者、消费者、政府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食品与工业品不同，食品的质量具有隐匿性，其内在质量，如有无农药残留、有无违禁添加剂等有害物质，消费者单凭直观是无法判断的。同时食品的伤害具有滞后性，一般来讲，消费者受到食品伤害后，其伤害症状不是马上表现出来的。而消费者受时间、精力和能力的限制，一般只能接受企业的声明、广告和宣传。消费者与生产者相比，在食品质量信息方面处于劣势地位。 (2)政府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也不对称。从理论上讲。政府作为监管者有能力检测食品质量状况，但是要检测获取食品质量信息需要成本。尤其是目前我国的食品生产企业小而多，据统计，全国共有食品生产加工企业44.8万家，其中10人以下小企业小作坊35.3万家。在这样情况下，要获取完备的信息，需要高昂的成本。 (3)消费者与政府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由于各种原因，政府一般不会把食品的质量安全信息迅速、有效地传递给消费者，消费者无法获取足够信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生产者难以从改善产品质量中获益，因违反质量安全法规而受罚的机率又很小，作为经济人的生产者必然利用其信息优势地位，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样的结果是食品质量难以保证，政府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管。 2.2 我国行政体制中职、权、责不清 政府职能定位不准。目前，我国还没有从国家的层面制定较为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运行中存在明显的政出多门、职能交叉重叠、权责不明等问题，同时叉缺乏一个权威主体负责所有的食品安全执法。部门众多、分段执法的监管权分配的行政体制，不仅增加了食品监管执法成本，而且容易导致明显的执法漏洞，大大削弱了食品监管的有效性。 (1)党政之间的权责不清在党政官员之间，责任如何分配，带有一定的不可预期性。这种不可预期性与党政之间的权责不清相连。 (2)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权责不清如果需政府承担责任，到底是问到哪一级?需要几级政府来承担责任?在食品安全行政执法领域，上级部门委托下级部门行政执法的现象很普遍，上级食品安全部门能否因委托而免责?基层食品安全部门对辖区内中央直属企业、省属企业的监管责任到底有多大不明晰。 (3)食品安全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问的权责不清。目前的食品安全管理模式是分割的，由于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到位，部门之间权力的划分存在很多交叉、重叠之处，有利可图时积极行使权力，争夺权力，出了问题则互相指责，推卸责任。 3 完善食品安全行政问责的运行机制 3.1 健全食品安全管理行政问责的法律体系 行政问责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需要依法实施。在什么情况下应当追究行政官员的责任，问责如何启动、由何人依何程序认定官员失职、官员究竟应当承担什么责任等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法律明确加以规定。问责的依据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的相关规定。此外还有一些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这些规范性文件不仅存在着法律位阶低、问责标准不明确等问题，而且在问责的主体、对象、范围、步骤以及责任形式和惩处力度等方面都不尽相同，缺乏统一性和科学性。 实践证明，为了使行政问责制成为一种长效机制，使行政问责制从行政性问责切实转变到法律性问责，应该在整合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条例的基础上，制定和颁布专门的行政问责法规，以法律的方式来使问责制法律化、制度化，真正使问责有制可守、有章可循。加快推进行政问责制度的法制化进程，本文认为主要从两方面来推进：(1)通过整合形成包括问责标准、问责程序、问责范围、问责主体、问责救济在内的，全国统一的，结合实际的问责法律法规。规范问责主体及其权力，确定行政问责客体，规定行政问责事由，明确行政问责方式，界定责任体系等。(2)在追究公务员违法行政或不作为的法律责任时，必须经过具有法定事由并经过法定程序。这就要求问责主体在行使职权时，既要依据实体法，也要遵循程序法。在行政问责过程中，一旦违反法定程序就会影响问责结果的公正，并损害责任人的程序权利。为了保障问责对象的程序权利，必须改变以往那种“重实体轻程序”的做法，依照法定程序实施问责。 3.2 培育食品安全行政问责文化 营造行政问责文化的核心是破除“官本位”思想，建立以“民为本”思想为核心的新政治道德。欧文·E·休斯指出：“公共行政无论在总体上还是在行政人员个体那里，都应当把维护公共利益作为不可移易的目标，任何脱离这一目标的行为都是对其责任的背离，而且应当承担其后果和责任。即使得不到法律的惩罚也应当受到道德的谴责。”因此。在保障全体国民食品安全这一伟大事业中，各级政府及其监管部门应树立“有权必有责”的行政责任意识，真正履行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行政问责文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行政”文化，它包括行政思想、行政理想、行政道德、行政观念、行政传统、行政习惯等等，促使政府及公务员尽职尽责；另一方面作为“问责”文化，它通过问责主体对问责客体的监督、质询等活动，促使政府及公务员积极回应社会诉求，主动承担责任。行政问责文化作为柔性机制，对于强化官员的责任感和自律意识、弥补刚性问责制度的“盲区”、造就公民意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行政问责文化有助于强化官员的责任感和自律意识，它给官员产生强大而无形的压力，大大地提升官员的责任感，使其更好地为人民服务。(2)行政问责文化为保证行政权力的有效、合法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3)行政问责文化具有对于法律责任的补位功能。在行政领域中，法律规范在实践中与具体行政行为的责任需求很难实现完全的相符，因此而导致责任的“盲区”，限制其功能的发挥。所以，行政问责文化的补位功能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3.3 建立食品安全行政问责层级体系 应对突发食品安全事件预案中对食品安全事件分级，食品安全行政问责也应当分级。根据食品安全事件危害大小、影响程序、责任机关及责任人的级别等对食品安全行政问责进行分级，进而对各级别问责进行相应的规范，建立食品安全行政问责层级体系。 在民主政治下，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政府通过授权获得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政府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主导性主体，对于分散在其他综合监管部门的监管权，应该进行调整、清理和回收，最大程度上解决多头执法问题，保证监管机构监管权的统一。在配置监管权的时候我们要遵循统一指挥原则、控制适度原则、权责对等原则。为了完成监管总体目标，需要把监管工作任务分解，然后委托一定数量的管理者负责，并授予一定的权力，以保证监管目标的实现。这里的权力配置主要包括创制权、决定权、命令权、执法权、强制权、处罚权、监督权。权力分配的结果形成横向和纵向两种组织结构形式，纵向结构设计的结果是产生了决策的层级化，确定了由上到下的指挥链以及链上每一级的权责关系，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和连续性。横向 结构设计的结果是形成监管组织的部门化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确定了监管部门的基本职能、监管部门负责人的控制幅度、内设部门的划分标准以及监管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纵向职权配置与横向职权配置应相互结合，横向和纵向监管权的重叠和交叉，促进监管权的相对集中。 在宏观层面，国家的食品药品监督局具有指导和协调相关部门的权力，具有制定监管法律、标准的权力，同时相对应其承担的食品安全责任也比较大；在中观层面，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的体制基础是尊重现行架构以分为主，食品药品监管联席会议是具有独立法律人格主要起协调作用的行政主体，基于其功能定位是协调作用，敌职权范围应该相对狭小；在微观层面，县级行政主体的职权也应该相对集中到一到两个部门，目前存在的基层权力过于分散情形应该改变。因此，建议基层执法权集中，利于监管工作统一展开，提高监管效率。 监管权的配置必须在两个方面进行权衡：其一，职权范围扩大将带来监管和协调成本的增加，但是信息的沟通和传递速度比较快；其二，监管任务完成效率具有递减性，监管层级增加将影响信息的传递速度，信息失真度加大，但有利于工作任务的衔接与控制。
行政问责论文范文第9篇
行政责任是近代国家责任政治的产物，是“在民”及“权力分野”原则的必然要求。在政府管理中，行政与责任从来是一对孪生兄弟，有权力必须有责任制度约束。行政问责制是在行政责任基础之上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指涉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内涵，有许多不同的释义。韩剑琴认为，行政问责制就是指对现任各级行政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顾杰认为，行政问责制是指公众对政府做出的行政行为进行质疑，它包含明确权力，明确责任和经常化、制度化的“问”——质询、弹罢免等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化的“吏治”规范。它不仅是指犯了错、违了法要追究，其溯及范围还包括能力不足，推诿扯皮等看似有损“官体”的“小节”，公众对政府行为以及政府本身的“合理怀疑”等方面。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
以上的几种概念界定中，问责主体和问责客体各不相同，涉及的角度也各异。我认为，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等问责客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由于没有或没有正确履行法定的职责，影响了行政运行的效率和行政机关的口碑、信度或效度，甚至部分损害了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对其追究责任(此类责任包括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岗位责任和道义责任)的一种制度。行政问责制是评估行政管理活动效能的一种原则或者说是一种检验行政活动运行效率的一种程序。
二、行政问责制实施的路障分析
行政问责制的构建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公共管理创新的一大特色和重要内容，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形势下是一项不断探索创新发展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行政问责制的推行能够有效地督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努力工作，全面正确地履行各自的职责，保证政府管理的高效运转，提高工作效率，并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及社会公众对政府管理工作的满意度。目前，在行政问责制建立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难题和困境亟待解决。
1.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失衡，以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相对薄弱
问责主体可以分为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同体问责是指执政党内部对其党员领导干部的问责，或政府行政系统对其内部行政人员的问责。而执政党对政府及其领导的问责在本质上因包含在同体问责之内。所谓异体问责的主要内容是指涉宪主体之间的问责制，其中包括人大、派、新闻传媒、法院等对政府的问责。就我国目前问责的实践情况看，我国问责主体是以同体问责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异体问责的重要性。因此就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和弊端，比方说可能导致官官相卫、暗箱操作等严重问题，使行政问责沦落为流于形式，没有实质意义，从而就难以做到真正的问责。鉴于此，我国当前缺乏的就是异体问责。因此必须要加强异体问责的力度，能够切实地起到维护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例如，建立对不信任官员的投票制，主要负责人的引咎辞职制，弹劾制等一系列的惩罚机制，要增加监督机制的创新手段，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力度，通过一揽子的举措，让行政问责制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能够真正奏效。
2.行政问责制度的缺位
“运动性问责”、“政策性问责”、“人治式问责”等是我国目前实施行政问责制的主要方式，可以看出带有大量的人治色彩，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责任追究制度体系，因而也就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惯例和传统。当前，我国适用的行政问责制的法规条例甚多，见诸各级党组织、政府的相关政策文件里，但这些文件条款大多是零散的，没有形成体系，也就不具有统一性。同时，法律条例中涉及行政问责制的条条框框很多，但是具体到实际事例的问责却显得模糊不清、笼统抽象，所以执行难度大，缺乏可操作性和可应用性。这样就严重影响行政问责的顺利进行。
3.行政信息缺乏透明性和完整性
行政信息的障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信息的非对称性。在我国，大部分的信息资源掌握在政府部门手里，政府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公开，社会公众缺失知情权，行政问责就无从谈起。政府信息不透明，信息公开度不高，问责主体缺乏知晓权，导致行政问责难以实现。二是行政信息公开的不完整性。要问责行政官员的行政过失或行政不作为，必须首先要获得相关信息的第一手资料，然而政府部门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在公布信息的过程中只一些关于自身功绩的信息，或者一些无关紧要的资料，对政府过失的信息避而不谈或者较少，即使，透露的信息也反映不了实际情况，这种行为其实是愚弄社会公众和欺骗上级的不正当行为，由于此种行为使行政问责难以有效顺利开展。
4.问责的监督体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的实践中存在的行政体制内自查自纠的“同体问责制”，出现问题后由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这种做法会让下级看到只要对上级负责就可以了，形成“怕上不怕下”的现象。政府部门即使处罚某些行政失职者，给其降职、免职或者责令辞职等一些程序也不为社会公众知晓，这就难免保证问责结果的公正性，这是由行政问责缺乏有效的监督所致。在很多的情况下，即使规定了监督部门，但在我国特殊的情况下，有的行政系统内部设置了监督机构，也只是形式。因为一个系统的监督机构和行政执行机构虽然是两个部门，但是是一套人马，不可能自己监督自己。这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和体制支撑。
三、完善行政问责制的举措
要有效地实施行政问责制，就要从整体上完善政府的问责体系，建立问责主体的责任约束机制，采取各种有效积极的措施，全方位地保证问责机制的顺利运行。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
1.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在继续充分发挥行政系统内部同体问责主体作用的同时，要积极探索发挥对外部系统的行政机关和领导进行问责的各种社会机构、社会组织及个人作用的途径，尤其要发挥新闻媒体的特殊问责作用，也即是强调要加强异体问责的作用，切实实现人大对政府的问责制、派对执政党的问责制、派对政府的问责制、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制、人民法院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制，从而有效地实现行政问责，监督行政权力的有效行使，防止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或误用权力。同时，要加大对“问题官员”的惩罚力度，严惩那些事故官员，应该制定惩罚机制。2.加强现有的行政问责制度网络化建设
面对各地党委和政府的一系列过时或没用的行政问责制度，要进行一次系统地全面地清理工作，废除过时的问责规章制度，保留相对有实用价值的法律条款，确保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制定的有关行政问责制度的效力、适用范围等明晰化，同时，适时制定全国范围内统一使用的“行政问责法”。加强行政问责的制度制定、执行、监督及信息反馈等制度网络化建设。针对各地的特殊情况，各地方政府部门在中央行政文责法精神的指引下因地制宜地制定本地的行政问责制度。另外要加大明晰问责条款的细化工作，如：问责的对象、范围、主体、客体、责任认定、期限等，严格准确地制定问责程序，制定可操作性、有实用价值的问责法规或规章，确保问责制度的权威性。
3.建立健全政府行政信息的公开机制，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国家颁布的《条例》为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提供了信息条件，也为问责主体获得政府行政信息提供了法律依据。各级政府要转变观念，政府的“自由裁量权”是不包括政府信息是否公开、公开的方式以及公开的范围，政府公开信息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各级政府必须依据《条例》要求依法公开行政信息，主动提供各种信息的获取渠道，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主要包括举行公开听证、实行民意调查、完善舆论监督、推行电子政务建设等，确保社会公众全面准确了解政府行政活动的动态，把握相关信息，彻底解决社会公众获得信息的非对称性和非完善性等难题。同时还应该建立制度、社会投诉制度、社会考核制度等，保证行政追究信息渠道的畅通。
4.健全完善行政问责监督机制
监督机制是实现责任政府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没有健全的监督机制对政府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督，责任政府只能成为理想中的“空中楼阁”。因此建立系统、全面而有效的责任监督机制是实现责任政府的基础要件。行政监督机制包括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和行政系统外部监督。仅仅依赖行政系统内部监督是远远不够的，且弹性较大，必须依靠系统的外部监督作为支撑和辅助，二者的相互结合才能保证问责机制的健康运行。而行政系统的外部监督包含人大代表、派、新闻传媒、社会公众等组织群体或个人。
(1)人大代表的监督。保证党对人大的政治领导的同时，也要确保人大在国家监督中的最高特殊地位。2007年颁布的《监督法》中明确强调了监督的实效性问题。行政监督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其特殊地位，从而确保行政问责监督的有效实施。
(2)社会团体、组织及公民的监督。社会公众对行政官员的行为最清楚，因为行政官员与公众直接打交道，因此行政官员的一言一行都在公众的掌握之中，因而公众对监督最具有发言权。同时，也不可忽视社会团体和组织的特殊监督作用。
(3)新闻舆论监督。随着新闻媒体的快速发展，其对行政监督的作用愈来愈突出，具有特殊的威力，能有效地监督政府官员在工作中的行为，避免权力的滥用。
行政问责制的旨义就在于“责”。一个负责人的政府是由所有参与政府管理具有高度负责精神的公务员组成。公务员行使的每一项权力背后，都伴随着特殊的责任。建立行政问责制要在源头上对政府及其公务员的权力、职责进行充分全方位的约束和规定。由于政府及其公务员必须对其所负责领域内的决策及施行负责任，因此他们应该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来行使权力，以减少工作中的差错和责任事故的出现。与此同时，行政问责制弥补了法律上的空白，因为即使公务员在工作中没有违法，但在政绩上无所作为，我们也可以通过问责制的实施，让一些公务员在法律上没有规定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也让他们承担政治责任和伦理责任，最终建立起廉洁、高效的责任型服务性政府。
参考文献：
行政问责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我国行政问责制在理论上存在概念不科学、内涵不明确等缺点，使得关于行政问责的研究不能深入；在实践中仍有很多不足，尤其是对行政问责对象的权利保障和救济制度严重缺失。因此，厘清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和内涵对于行政问责制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健全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和拓宽权利救济渠道是对行政问责对象进行权利保障与救济的主要途径。 【论文关键词】：行政问责概念 行政问责内涵 权利保护 权利救济 2003年爆发的“非典”是我国内地全面建设行政问责制的起点。“抗非”初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因隐瞒疫情被解除职务，此后又有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等一批领导干部被问责。“非典”结束后，全国各地各级行政机关制定了大量行政问责的专门文件，推动了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也使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的步伐大大加快。200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对党政干部问责的情形、方式、具体适用和问责程序等作了详细的规定。尽管《暂行规定》的问责对象不仅仅指行政领导干部，还包括了党的领导干部，但作为目前中央出台的关于行政问责的最新规定，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还是有较大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均存在诸多问题，不够完善。在理论上，现在通行的行政问责制概念不科学、内涵不明确；在实务中，各级各类行政机关的关于行政问责的文件，过分注重于对行政首长的责任追究和义务设置（包括党的文件中关于对行政机关领导干部问责的部分），却忽视了对行政首长的权利保障和救济。这既不利于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又容易对行政首长的权利造成侵害。我们很难想象，当行政首长自身权益得不到依法保障的情况下，他们能去依法行政、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在厘清行政问责制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研究行政首长在行政问责中的权利保障和救济问题，既有理论意义，更具现实价值。 一、行政问责制概念与内涵 本文主要讨论行政问责制中对行政问责对象的权利保障和救济问题，因此，首先对行政问责制概念作科学的界定是本文论述得以进行的基础。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行政问责制是公众对政府进行问责的制度，也就是对政府一切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并由行政人员接受相应处理结果的制度。问责的主体是公众，其对象是政府，其内容是政府一切行为及其后果，方式包括质询、弹劾、罢免和行政处分等。这个概念非常宽泛，几乎涵盖了与行政有关的所有方面，我们姑且称之为广义的行政问责制。广义行政问责制的概念为大多数学者所采纳，但通过分析我们便可发现，广义的行政问责制存在以下三方面缺陷。 首先，广义的行政问责制与行政监督制的概念极其相近，甚至在某些方面完全重复。行政监督制是指宪法、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监督主体的范围、权限、监督的内容、方式及法律效力等方面的制度总称。无论从监督主体、监督范围、监督权限，还是从监督的方式来看，行政监督制概念都与广义行政问责制概念极其相似，内涵几乎是重复的。如果这两个概念重复，则说明广义行政问责制概念是多余的，应当为行政监督制概念所涵盖；如果两者各有所指，那就说明广义行政问责制概念未能与行政监督制区分开来。所以不管从哪方面看，广义行政问责制概念是不科学的。 其次，广义行政问责制概念自身存在逻辑矛盾。这种内在矛盾集中体现在行政问责的主体认定上。一方面，坚持广义行政问责制概念的学者都认为，行政问责是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各方面工作的质询、弹劾、罢免等以及依法进行的相应处理；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张行政问责的主体包括了权力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各级党组织、政协机关、社会舆论和公众等。我们知道，能够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责任追究并予以相应处理的主体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法规的规定，能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追究责任并予以相应处理的只有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除此以外的其他主体只能提供线索，或要求上述三个主体进行责任追究，而不能自行作出处理。按照广义行政问责制的观点，凡是行政问责的主体，都有权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予以追究并给予相应处罚，而实际上各级党组织、政协机关、社会舆论和公众等不具有直接处理权。这二者的矛盾说明广义行政问责制关于 问责主体的界定是不科学的。此外，在行政问责的对象、范围和形式等方面，广义行政问责制也有不符合逻辑之处。 再次，广义行政问责制概念与我国目前行政问责实践明显不符。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就有行政问责的实践，改革开放后更是蓬勃发展。这些问责行为都是行政机关依据行政法律规范，按照行政法律程序作出的。“非典”时期，我国曾对上千名“抗非”不力或拒绝执行命令的官员予以惩戒，也都是由行政机关作出决定的。此后，我国地方各级政府颁布了大量有关行政问责的规定，其中行政问责的主体、对象、范围和方式等都与广义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完全不同。 另一种观点认为，行政问责制是行政系统对其干部进行的问责制度，就是对现任各级行政主要负责人在所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过失，不履行或不能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或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简言之，这是仅限于行政系统内部对行政首长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属于行政监督制度的范畴，我们可以将之称为狭义的行政问责制。 尽管支持狭义行政问责制概念的学者比较少，但是在与行政监督制和行政责任追究制的关系处理、自身内在逻辑自治性以及与我国行政问责实践的吻合等方面，狭义行政问责制概念均显示出更强的科学性，应该成为我国行政问责制问题研究的基点。狭义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包括如下几方面。 其一，行政问责的主体只能是行政机关。学术界普遍观点认为，行政问责的主体相当广泛，包括人大、各级党组织、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新闻媒体、公众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行政问责是对行政首长的违法或过失行为予以追究并依法给予一定处罚，因此只有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才可能拥有问责权。而司法机关和权力机关行使权力的方式比较特殊，不宜认定为行政问责权。司法机关只能被动地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不能追究行政首长的个人责任，因此不属于行政问责主体的范畴。各级人大尽管可以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但这种监督严格遵循自身的工作程序，而且官员承担的是政治责任，也不属于行政问责的范畴。从是否拥有问责权的角度看，政党、政协、媒体和公众都不能成为行政问责的主体。尽管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拥有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权，但是不能以自己名义进行问责，只能提供线索或提请有权机关追究行政机关领导人的责任。根据党管干部的原则，党组织可以对行政机关官员的过失或违法行为追究责任，但在程序上仍然要通过行政机关或权力机关来实现，因此党组织也不是行政问责的主体。 其二，行政问责的对象仅限于行政首长。行政问责制与行政监督制的一个区别在于：行政监督的对象包括了所有公务员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中执行公务的人，而行政问责的对象仅限于行政领导干部，不包括普通公务员和行政机关，对于普通公务员在日常执法中的违法和过失行为，通常属于执法责任追究制的范畴。从我国各地行政问责的实践来看，问责对象均指领导干部，不包括普通公务员，也鲜有对行政机关进行问责的。 其三，行政问责范围应仅限于特定事项。我国现有行政问责的范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政问责对象所管部门或负责工作范围内的违法或不当行为，对此要追究行政机关相应领导人的责任；二是行政问责对象自身的违法或不当行为。并非与行政问责对象有关的所有事项都列入问责范围。《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列举了党政干部需要问责的七种情形，主要包括决策严重失误、工作严重失职、政府职能部门管理和监督不力、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或不作为、对群体性和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导致用人失察或失误以及其他严重失职行为。这对各地政府在确定行政问责的范围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其四，行政问责的责任承担主要是行政责任。行政责任是指行政首长在违反法律规定或行为不当时由上级有关部门追究其责任的一种方式，这是目前我国行政问责中最主要的责任承担形式，也是本文对行政问责对象进行权利保障和救济的重点。另外三种责任尽管常见，但不属于行政问责的承担方式。政治责任是行政首长因决策失误或有损公共利益的行为而对人民承担责任的一种方式。这种追究方式在我国主要是通过权力机关的质询、罢免等形式来实现的，因此政治责任不属于行政问责的责任承担方式。道德责任是政府官员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或道德过失主动承担责任的一种方式，包括赔礼道歉和引咎辞职等。因此有些地方把道德责任，尤其是 赔礼道歉、引咎辞职等归于行政问责方式是不科学的。法律责任主要包括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和民事法律责任三种。行政法律责任就是指前文所述的行政责任；刑事法律责任由司法机关来追究，与此处的行政问责毫不相干，因此不属于行政问责的范畴；公务员在行使职权中的过错由国家来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不能向其主张民事权利，因此也不存在由问责对象承担民事法律责任问题。 其五，行政问责的方式具有多样性。行政问责的方式并非仅限于《公务员法》规定的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六种行政处分，还包括通报批评、公开道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下调年终考核评价等级和调离现任工作岗位等其他形式。至于许多行政问责文件中规定的赔礼道歉和引咎辞职等形式，不宜作为行政问责的方式来看待，前文对此已有论述。 二、行政问责中注重权利保障和救济的意义 或许有人产生疑问：在我国行政问责的基本概念尚未完全搞清楚、行政问责基本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强调被问责对象的权利保障和救济问题，是否过于超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的确还有待发展完善。但在行政问责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强调行政问责对象权利保障和救济问题，这本身就是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第一，注重权利保障是平衡行政问责对象权利义务的客观要求。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行政首长处于不同的地位，享有不同的权利义务。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首长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受人民的委托，以国家名义从事公务活动的时候，国家应该赋予其巨大的权力，给予其各种便利条件，社会也有义务积极配合行政首长的工作。由此形成的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行政首长处于强势地位，享有较多的权力，行政相对人则负有较多的义务，对行政首长的权力予以适当约束、注重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就成为行政法的一项重要任务。如果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行政首长违法行使职权或者怠于行使职权，违背了人民权力委托的目的，其行为将受到追究，而行政问责正是责任追究的一种重要形式。由此形成行政机关内部管理法律关系，代表国家和人民行使问责权的行政机关将处于强势地位，更多地享有权力，而违法或不作为的行政首长将受到相应的责任追究，处于不利地位。这时适当约束行政机关的行为，保护受到责任追究的行政首长的合法权益，也是行政法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两种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行政首长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其行使职权时应该受到法律保护，那么在其处于不利地位时的权利同样应该得到保护。这样，行政首长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了平衡。如果我们在行政问责过程中不注重保护问责对象的合法权益，这种平衡将被打破，对行政问责制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对行政问责对象而言也是不公平的。 退一步讲，即使是普通公民的权利受到损害时，国家也应提供切实可行的救济渠道。《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公民权利或自由受到侵犯时，国家应提供适当的救济方式，而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国家通过法律形式为行政问责对象提供必要的权利救济也是“有权利必有救济”古训的必然要求。 第二，注重权利保障也是弥补行政问责制度缺陷的内在需要。注重行政问责对象权利保障和救济的规定将会倒逼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促使这项制度更加完善、合理、有效。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对象的权利保障和救济措施基本缺失，使得已有的一些措施也形同虚设，并未起到预期效果。如果要对行政问责对象提供行之有效的权利保障和救济措施，那么必然要对已有的行政问责制度作彻底改造，使其法律依据相对充分，问责程序比较合理，问责结果易被问责对象和公众接受。如果能实现这一点，将在客观上弥补现有行政问责制的缺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利保障和救济是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注重权利保障也是促进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健康发展的需要。随着各地纷纷制定行政问责的法律规定，我国行政问责制发展迅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应当引起我们重视。首先，由于行政问责制仅是行政机关内部的责任追究机制，属于同体问责，容易产生包庇、护短现象，因此其效果不一定好。其次，行政问责的随意性很大，长官意志比较突出，容易侵犯问责对象的合法权益。比如，在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会上，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在听讲时被市委书记发现打瞌睡，隔日便被勒令辞职，投资促进局局长王亚华作出书面检查并向全县播出。对照《昆明市领导干部问责办法》的 有关规定，这名副局长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责令辞职的要求，局长作出书面检查也大可不必，可见领导意见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再次，被问责对象的权利保障和救济方式缺失。在各类行政问责办法中，除了重复公务员法的申诉和申请复核规定外，鲜见有其他救济方式。如此忽视问责对象的合法权益，很容易使行政问责制走上歧路。 三、目前行政问责对象的权利保障和救济情况 我国目前规定行政问责制度的法律文件主要有法律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党的部门与行政机关联合的文件。但规定了行政问责对象权利保障和救济措施的法律文件相当少。 （一）法律中关于行政问责权利保障的规定 在我国规定行政问责的行政法律规范中，《监察法》和《公务员法》是最重要的两部法律，是地方各级政府制定行政问责文件的主要法律依据。 监察法对行政问责对象的权利保障和救济措施主要集中在第33条和37条。前者规定了在检查和调查中应当听取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的陈述和申辩；后者规定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对主管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行政处分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监察机关提出申诉，监察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诉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复查决定；对复查决定仍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查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上一级监察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核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复核决定。这些规定对受到问责的行政首长也同样适用。 公务员法关于权利保障和权利救济的规定主要集中在第57条。一是规定对公务员的处分，应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手续完备。二是规定公务员违纪的，应当由处分决定机关决定对公务员违纪的情况进行调查，并将调查认定的事实及拟给予处分的依据告知公务员本人。公务员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三是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作出处分决定。处分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务员本人。这里对公务员处分的程序有了一定保障，但对不服处理决定的公务员缺乏必要救济手段。此条规定适用于全体受处分的公务员，因此对受问责的行政机关领导人也同样适用。 （二）地方政府规章关于行政问责的权利保障及救济措施 地方行政问责的政府规章对行政问责对象的权利保障和救济措施大多重复了《监察法》和《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但即使这样，不同地方政府规章的规定差别也相当大。在问责过程中的程序保障方面，大多数地方政府规章均规定了问责对象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对处理的事实和理由的知情权，以及不服处理决定的救济手段和相关程序。作为内地首个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还规定了回避制度。这项规定很有意义，既保证了问责效果，又保护了问责对象的权利。 （三）中央文件中关于行政问责权利保障和救济的规定 在中央颁布的与问责有关的文件中，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是迄今对问责规定得最详细的一个文件。这个规定对问责过程中党政领导的权利保障和问责后的权利救济问题均作了规定：第14条规定了作出问责决定前党政领导干部所享有的陈述和申辩权，对合理意见应当予以采纳；第22条规定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以向问责决定机关提出书面申诉。 总的来说，我国现有行政问责文件中关于问责对象权利保障和救济的规定都比较少，且手段单一，而且大多是行政机关内部程序，其效果值得怀疑。对行政问责对象最应该提供权利保护的《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在这个问题上的严重缺位堵塞了我国行政问责中权利救济的途径。《行政复议法》第8条规定，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分或者其他人事处理决定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提出申诉。这就把行政问责对象不服问责处理决定时寻求行政复议的大门关闭了。而《行政诉讼法》第12条把行政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排除在诉讼范围之外，使行政问责对象不服问责处理决定时丧失了司法最终救济的权利。而把奖惩、任免等行政决定排除在行政诉讼之外的理由很简单．一‘为了保障行政机关有效地行使行政职权”。 四、完善行政问责对象的权利保障及救济措施 对公民进行权利保障和救济是现代法治社会的起码要求，我国行政问责制也应包含权利保障和救济的内容。行政问责制中的权利保障措施主要集中于问责的事前和事中，而救济措施则 主要存在于事后。事前和事中的权利保障工作做得好，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既有利于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健康发展，又有利于充分调动行政问责对象的积极性。我国目前行政问责中权利保障的重点在于尽快完善行政问责的法律规范，使行政问责有法可依、便于保护问责对象的合法权益；注重问责过程中的程序建设，为行政问责对象的权利保护打下扎实基础；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把行政问责行为及其处理结果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一）健全行政问责法律体系是权利保障和救济的前提 我国目前行政问责依据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法律规范比较杂、比较乱，层级一般较低，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这就使行政问责让人无法预测，违背了法律的基本功能，导致行政问责对象无所适从。一是全国各地规定的行政问责主体、对象、范围、程序、方式和结果均不一致。同样的事件在不同地方承担不同问责后果，对问责对象而言是不公平的。二是行政问责制度法律层级不同，效力各异，各地在问责时不是依据法律的规定，而是根据事件的影响，随意性很大，存在较为严重的长官意志现象。这使被问责的官员无法预测自己行为后果，合法权益很容易受到伤害。三是行政问责缺乏配套制度。党政职能分开、行政首长职权明确、上下级权力分置合理、绩效考核制度科学等都是行政问责制度存在和实施的前提条件。但我国在这些还做得不够，致使出了问题时板子都打到了行政首长一人身上，同级党委却能平安无事；下级行政首长受到问责，上级行政首长却不知道该不该问责；达到什么样的后果该承担什么样的行政责任也不明确，缺乏相应的评价体系。 因此，加强行政问责的法律体系建设是行政问责权利保障的前提，也是完善行政问责制的首要任务。在我国现有的行政监督框架下，制定统一《行政问责法》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我们应当以《监察法》和《公务员法》以及中央的相关规定为依据，使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尽可能走向统一，明确行政问责的主体、对象、范围、程序和方式等，使行政问责对象的权利保障和救济有法可依。 （二）完善行政问责程序是实现问责对象权利的保证 行政问责程序一方面是保证了行政问责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自身具有相对独立性，显示出权利保障的功能，是衡量行政问责制度公正合理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但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程序比较混乱，很多地方关于行政问责的政府规章对问责程序规定较少。一般而言，行政问责制度应当包括问责的提起机关、调查程序、听取意见程序、理由和结果告知程序等。在此过程中，赋予行政问责对象的知情权、陈述权、申请回避权和听证权等尤为重要。知情权是行政问责对象对调查机关认定的事实、作出处理决定的理由、拟作出的处理结果有事先知晓的权利；在此基础上，还要听取行政问责对象对事实和处理依据方面的叙述说明及其意见。上述两方面在很多地方行政问责制度中皆有所体现。回避制度只有少量行政问责文件涉及到。对调查组中有不利于问责对象的特殊关系的，问责对象自然有要求回避的权利。至于听证程序，目前尚未有行政问责法律文件作出明确规定。我国的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等多部法律法规均规定了行政相对人在面临对自己不利决定时享有听证的权利，这既是保证处理结果公正的需要，也是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要求。而我国行政问责活动关系到行政问责对象的政治生命、个人声誉和工作，属于影响较大的行为，但是却缺乏听证程序的规定，这是很不正常的。把听证程序纳入行政问责过程中去，将推动行政问责相对人的权利保障和救济制度的发展。 （三）拓宽权利救济渠道是行政问责制度的内在要求 有权利就有救济。当行政问责对象对处理决定不服的时候，理应有畅通的救济渠道。但我国目前行政问责的权利救济渠道却仅有提出申诉一种，处于严重缺失的状态，对此前文已有论述。对行政问责对象的权利救济既是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内在要求，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念的很好贯彻。 德国的“重要性理论”认为，既不能将行政机关对其成员的管理行为全部纳入司法救济的范围，也不能完全排除在司法救济之外，而要看该事项的重要程度。只要涉及重要性事项，即凡是涉及当事人基本权利的，就应当适用法律保留与司法救济；反之，对于非重要性事项，则不适用法律保留与司法救济。这个理论对于我国构建行政问责的救济制度很有借鉴意义。我们有必要针对不同的行政问责处理决定，按照其对行政问责对象权利影响的大小，规定不同的救济渠道。 行政问责的处理一般可分为行政处分和非行 政处分两种。行政处分主要是指公务员法规定的六种处分方式。这些处分方式尽管面向全体公务员，但对行政机关领导人也是同样适用的。非行政处分是指除上述六种方式以外的其他行政处理方式，包括取消评优、选先资格、停职检查、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通报批评等。非行政处分对行政问责对象的实体权益影响相对较小，只要在问责过程中遵守了法定程序，可以通过行政机关内部程序予以救济，比如申诉等。（当然，有些行政处理方式对行政问责对象实体权益影响很大的，行政问责对象也应像行政处分一样享有各种救济权利）但对于行政处分，由于对行政问责对象实体权利影响较大，仅通过内部程序救济是远远不够的，应赋予其多种救济手段。 一方面，对于行政问责处理决定中的行政处分应穷尽行政内部救济手段。行政问责主要是行政机关内部行为，首先由行政机关对问责结果不服进行处理属于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也符合经济、便利的要求。行政问责对象不服处理决定，在行政机关内部享有的救济手段应当包括以下三种：申诉、复议和信访。申诉制度是目前大多数行政问责法律文件所规定的，但实际执行效果却值得怀疑。至今尚未有行政问责对象通过申诉改变问责结果的报道。因此，对于申诉制度要加以研究，找出其没有发挥救济功能的内在原因并改进。行政复议作为行政机关对公民进行权利救济的一种重要方式，也应成为行政问责对象进行救济的一个重要手段。当行政问责处理决定，尤其是行政处分涉及问责对象的重要权利时，应当允许问责对象通过行政复议来救济。但现行的行政复议法却明确把行政处分排除在外。建议在修订行政复议法时，把行政处分也纳入其中，这样也可以和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实现对接。我国现行信访条例并没有规定行政处分不可以信访。因此从法理上讲，行政问责对象对行政处分不服的，可以进行信访。信访也是行政问责对象进行权利救济的一个重要途径。 另一方面，对于行政问责处理中的行政处分不服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行政处分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就使对行政问责处理中行政处分的司法救济通道彻底堵塞了。行政处分对行政问责对象的影响丝毫不亚于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影响。既然具体行政行为都是可诉的，将行政处分行为排除在行政复议制度之外则有失公允。同时，行政问责对象穷尽了内部的行政救济途径后，仍然对问责处理结果不服，却无法再提起行政诉讼，这样既不利于行政问责对象的权利救济，也违背了司法最终审查的原则。因此，应当对行政诉讼法作适当的修改，把行政问责行为也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是行政问责对象权益救济的最重要渠道。 需要指出的是，行政机关的内部救济手段与司法救济手段是并列关系，而非后者的前置程序。行政问责对象不服问责处理决定时，可以通过行政机关内部救济途径解决，亦可直接诉诸法律，通过行政诉讼来实现自己的权利。 注释： 宋涛：《行政问责概念及其内涵辨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张正钊、韩大元主编：《比较行政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7页。 韩剑琴：《建立责任政府的新探索——行政问责制》，《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8期。 周亚越：《行政问责制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有人认为，党的组织部门也有权对干部进行惩戒处理，也就表明党组织是行政问责的主体之一。但随着党政职能的逐步分开，这种现象会逐渐减少的。 本文没有使用“行政问责客体”的概念，是因为在法律关系中，人是一般不能作为客体的。很多关于行政问责制的文章都认为行政问责的客体是公务员，这是错误的。 从较宽泛意义上讲，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的承担也必然造成一定的法律后果，也可以称为法律责任。但习惯上一般将其与法律责任并列。 至于政府机关在给予受害人国家赔偿后向有过错公务员的追偿，也不属于民事法律责任的范畴。 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胡建森：《“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中国的行政立法——以＜行政诉讼法＞、＜国家公务员法＞为例》，《中国法学》，2005年第5期。
行政问责论文范文第11篇
论文摘要：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与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在理论和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探讨这些问题和对策的研究，对于完善和推行行政问责制，完成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政府"的目标，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文关键词：行政问责制；基本内涵；问题；对策。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同时还对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做出了一系列新的部署：如"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 一、行政问责制的基本内涵。 行政问责制，又称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主要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的情况下，必须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追究制度。作为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行政问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让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切实为其行为负起责任来，其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 1、行政问责的主体 行政问责的主体即由谁来问责的问题。按主体的内涵划分,行政问责一般包括同体问责主体和异体问责主体。同体问责主体是指能对本系统的领导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的内部机构，包括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异体问责主体主要是指能对外部系统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进行问责的各种机构、团体及个人。在我国，异体问责主要是五大涉宪主体相互问责,其中包括: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问责、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问责、民主党派对政府的问责、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人民法院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 2、行政问责的客体 行政问责的客体即行政问责的对象、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从理论上说,行政问责就是对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的问责，根据责任行政的原则,任何一个行政主体或行政公务人员在被授予行政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而且手里的权力越大,身上的责任也就越重。因此，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客体应包括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和公务员三类。 3、行政问责的范围 行政问责的责任范围是政府行政过程中必须承担的全部责任，大体由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四个方面组成。在责任追究过程中，要避免以行政责任代替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做进一步划分，可分为五类：一是决策失误类，主要追究行政违法决策和严重不当决策行为的责任；二是违法行政类，主要追究行政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责任；三是执行不力和效能低下类，主要追究行政推诿拖拉、敷衍塞责等行为；四是疏于管理和处置不当类，主要追究在社会管理特别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方面失职渎职的责任；五是治政不严、言行失检类，主要追究行政不作为及个人言行严重损害政府形象等行为。 4、行政问责的程序 问责的程序，是指"如何问责"，严谨、合法的程序是公共行政问责制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障。行政问责的程序包括两方面:一是行政主体必须接受问责主体经常性的质询、听证等，经常向有关方面汇报工作，对问责主体的问题做出及时和令人满意的回答。这种形式重在经常性，事前性。二是出现重大行政事故时的责任追究式的问责，包
行政问责论文范文第12篇
论文摘要：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与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在理论和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探讨这些问题和对策的研究，对于完善和推行行政问责制，完成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政府"的目标，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文关键词：行政问责制；基本内涵；问题；对策。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同时还对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做出了一系列新的部署：如"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 一、行政问责制的基本内涵。 行政问责制，又称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主要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的情况下，必须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追究制度。作为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行政问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让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切实为其行为负起责任来，其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 1、行政问责的主体 行政问责的主体即由谁来问责的问题。按主体的内涵划分,行政问责一般包括同体问责主体和异体问责主体。同体问责主体是指能对本系统的领导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的内部机构，包括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异体问责主体主要是指能对外部系统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进行问责的各种机构、团体及个人。在我国，异体问责主要是五大涉宪主体相互问责,其中包括: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问责、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问责、民主党派对政府的问责、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人民法院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 2、行政问责的客体 行政问责的客体即行政问责的对象、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从理论上说,行政问责就是对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的问责，根据责任行政的原则,任何一个行政主体或行政公务人员在被授予行政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而且手里的权力越大,身上的责任也就越重。因此，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客体应包括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和公务员三类。 3、行政问责的范围 行政问责的责任范围是政府行政过程中必须承担的全部责任，大体由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四个方面组成。在责任追究过程中，要避免以行政责任代替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做进一步划分，可分为五类：一是决策失误类，主要追究行政违法决策和严重不当决策行为的责任；二是违法行政类，主要追究行政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责任；三是执行不力和效能低下类，主要追究行政推诿拖拉、敷衍塞责等行为；四是疏于管理和处置不当类，主要追究在社会管理特别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方面失职渎职的责任；五是治政不严、言行失检类，主要追究行政不作为及个人言行严重损害政府形象等行为。 4、行政问责的程序 问责的程序，是指"如何问责"，严谨、合法的程序是公共行政问责制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障。行政问责的程序包括两方面:一是行政主体必须接受问责主体经常性的质询、听证等，经常向有关方面汇报工作，对问责主体的问题做出及时和令人满意的回答。这种形式重在经常性，事前性。二是出现重大行政事故时的责任追究式的问责，包
行政问责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行政问责；现实困境；解决途径
2003年以来，由非典事件波及的“问责风暴”使有关问责制的研究“浮出水面”，吸引了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目的。在研究者和政府实践者的共同推动下，问责制研究方面产生了一批可观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关注的内容是什么，是否恰当地反映了问责制推行中的困难，能否满足当前政府实践者推行问责制的理论和实践需要，诸如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分析的主体。通过对行政问责制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行政问责制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即问责制的理论构建；问责制实施的现实困境；问责制现实困境的解决途径。
一、行政问责制的理论构建
在某种程度上，问责制可以称得上“兴起”于非典事件，但是非典产生的对失职官员的责任追究只能说得上是产生“问责风暴”的导火索，即使没有非典事件，其它危机事件也会促进“高官问责”、“官员问责”等类似问责事件的发生。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没有有效的理论支撑，问责制只是与政府官员的失职失责行为有关，那么官员问责或行政问责注定只能是一种“运动式”或“暴风骤雨式”，倘若政府没有失职失责行为或者失职失责行为没有被发现，那么问责程序就不需要或者无法启动了。因此，要将政府问责制常规化和制度化，首先就需要探讨问责制所蕴含的内部机理。对此问题，有不少研究者进行了相关的理论梳理。
黄健荣、梁莹（2004）认为问责制的理论基石主要有三种：主权在民和平等正义是建构问责制政府的根源性学理和法理依据，基于这样的理念，政府必须向人民负责，必须公正平等地为公民服务。但是，主权在民思想只是从政治逻辑层面论证了对政府官员问责的必要性，这种政治逻辑在实践中是如何表现的呢？委托关系能够较好地揭示这种主权在民的本质。主权在民实际上意味着公民和政府官员间建立了某种委托关系，鉴于委托方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作为委托人的公民需要设计相应的制度来约束政府官员的权力，使其对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而减少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的机会。既然这样，如何从源头防止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及其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呢？在他们看来，制度主义较好地回答了该问题。作为约束人类行为及相互间利益关系的行为规则，鉴于政府权力的强制性、破坏性等方面的特点，人们迫切地需要明晰和有效的制度来对政治行为者的利益关系、对政府及其机构的权力结构，权力运行机制和权责关系予以规制，并且以明确的游戏规则来确保这样的规制得以实施。
张贤明（2005）则较为细致地从政治逻辑层面上论证了官员问责的必然性。在他看来，主权在民的思想确立了授权与被授权、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意味着公民代表在获得公民授权的同时，也承担起了对公民应尽的责任。除此以外，官员问责还是公共行政基本原理的具体要求，是权责一致原则的具体要求，问责的目的就是重新规范权力与责任的关系，实现权力与责任的平衡。
阮爱莺（2006）从具体从委托理论的角度阐释了问责制的内在必要性，在她看来，问责制就是理性的委托人试图控制理性的人从而使人遵从委托人的意愿和期望的一种外部约束机制。
周亚越（2006）进一步拓宽了行政问责制的理论基石，除了主权在民和委托理论以外，还从交易成本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善治理论中审视了行政问责制产生的内在根源。他认为，交易成本理论能从政治成本、管理成本和社会成本的视角对问责制何以须为及何以可为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二、行政问责制实施的困境
就行政问责制实施而言，官员问责并不是一种新生事物，在2003年非典之前，中央政府就专门出台了有关追究政府官员责任的相关政策文件如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追究公务员失职失责行为的制度措施也散见于相关的法律法规之中，只不过由于各种因素的约束，研究者和政府实践者并没有过多地重视这些政策文件和制度规定对追究政府官员责任及其行为的影响罢了。与其说非典事件促使了行政问责制的产生，倒不如说非典事件的影响力使行政问责制从“后台”走向“前台”。即使从2003年算起，行政问责制也大体上已经运行了三年，行政问责的实施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又对行政问责制的带来了何种影响等实践问题也不乏关注的眼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文献都给予了较为细致的分析。
毛寿龙（2005）认为行政问责实施中存在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和程序化不强的问题，并将当前问责制的特征归纳为“行政性问责”，即问责的依据是行政性，主要取决于领导人的意愿和意志、被问责的下级官员在问责过程中总是处于十分消极被动的地位。
王学军（2005）将行政问责制实施的困境主要归纳为六个方面：政府职权划分的模糊性、问责主体间的权力冲突、政府信息公开的有限性、政府绩效评估机制的缺失性、公民参与政府问责的奎发行以及公共行政文化的滞后性。
周亚越（2005）具体从法律层面上探讨了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法律缺失问题。她认为，我国行政问责的法律缺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从全国范围看，行政问责制度只是中央政策而不是法律；从法的形式看，行政问责制只是地方性的政府规章而不是全国性的法律；从内容上看，已有的行政问责规定存在明显的缺陷，如问责事由的规定不够具体、问责责任形式的规定不够全面等。在她看来，我国当前实施的行政问责制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紧急状态下的临时措施，大多都是在行政层面上进行的，没有做到科学化、经常化、法律化。
刘军宁（2004）从实践层面描述了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三个主要误区，分别是把问责制简单地等同于引咎辞职；把问责制理解为上问下责；把问责制看成是上级对下级某个已知的具体过程的惩罚。
三、行政问责制现实困境的解决对策
诸多研究者的分析表明，行政问责制在实施过程中表现出了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无形中约束了行政问责制的效果以及政府官员对行政问责制的态度，倘若这些问题得到有效的纠正，那么行政责任的追究就无从谈起了。有鉴于此，研究者们遵循各自的研究思路提出了相对应的解决措施。
毛寿龙（2005）认为要想解决行政问责制实施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有必要推动行政问责制从“行政性问责”转变为“程序性问责”。在他看来，相对于“行政性问责”而言，“程序性问责”是依据法律进行的，每一个官员的责任都非常具体明确，有着充分的法律依据，而不是简单的行政性文件或临时性的行政决策。在权力配置方面和责任面前，人人平等，政府官员不是消极等待上级的问责，而是积极维护自身权益，主动为自己进行辩护。
张创新、赵蕾（2005）认为，我国行政问责要想从“新制”走向“良制”，需要加强三个方面的制度设计。首先是行政责任的确定，包括是否追究行政责任、追究谁的行政责任，以及追究何种行政责任三方面的判断与确定。其次是行政责任的追究，它是行政问责制度价值实现的运行保障和践行归宿。在行政责任追究中，要具体把握好对引咎辞职者责任追究的“度”，既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能将引咎辞职当作逃避责任的“挡箭牌”。最后要考虑行政问责的救济问题。在行政问责中，除了追究责任者的相关责任以外，防止因责任追究失误而导致的对政府官员正当权益的侵犯以及被问责官员的生活保障等问题也应该纳入行政问责制的制度设计之列。
顾杰（2004）认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要转变理念 构建新的官场文化，树立“民为本”、“无为就是过”、“当官有风险”以及“有权必有责”的观念。第二，健全法律与制度，通过制度的健全实现问责制的刚性化、细化和可操作性，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第三，推行与行政问责制实施相关的配套体制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官员民主选举范围等。第四，要借鉴经验，保证公众的知情权，赋予公民启动问责程序的权利等。
丁先存、夏淑梅（2006）从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体系、完善民主问责制度和正当程序的角度分析了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制度选择问题。在他们看来，应该健全行政问责的制度体系，防止以行政责任追究代替法律责任的追究。在问责过程中，要突出异体问责的重要性，排除同体问责产生的人为干扰现象。应该通过完善行政问责的程序，将问责纳入法治化轨道，赋予和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四、基本评价
毫无疑问，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制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较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1）较为翔实地梳理了行政问责制的理论基石，为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找到了理论支撑。（2）提出了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这两种基本的行政问责类型，前者是指行政系内部的上下级之间的问责，后者则是行政体系之外的问责主体对政府官员的问责，并具体分析了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的现状及其意义。（3）从理论层面拓宽了行政问责的范围，认为行政问责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重特大安全事故和典型性行政失职失责行为的责任追究，还应该将“无所作为”也纳入行政问责的范畴。（4）澄清了行政问责制当中的一些误区，尤其是对引咎辞职的理解，认为不应该将引咎辞职简单地等同于行政问责，应该较为人性化地看待引咎辞职者，将引咎辞职纳入制度化的运作空间。不仅如此，研究者并没有满足于泛泛地从技术层面谈论行政问责制的意义，而是从治道变革、责任政府构、有限政府构建以及民主政治建设的角度探讨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及其制度化对政府治道变革产生的各种影响。
尽管如此，当前的行政问责制研究中仍然存在着一定不足之处，重复性研究在所有的研究文献中所占比例较多，这表明研究者们还不善于借鉴和吸收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本，知识本身的积累和传承仍然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发扬。因此，从进一步推动行政问责制研究的角度出发，本文除了介绍当前行政问责制研究的基本内容及其研究成果以外，还需要稍微剖析行政问责制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只有这样才能推动行政问责制研究的深入和避免无效和重复性的研究努力。
转贴于 第一，行政问责制的性质还有待近一步明确。现有的大多数行政问责制都将行政问责制等同于责任追究制度，认为行政问责是指公众对政府做出的行政行为进行质疑，它包含明确权力， 明晰责任和经常化， 制度化的“问”——质询、弹劾、罢免等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化的“吏治”规范（顾杰，2004）。将行政问责简单地等同于责任追究，意味着将行政问责的目的简单化，实际上，行政问责并不仅仅是让政府官员事后为其行为承受相应的责任和成本，最大可能地让政府官员将其行为导致的社会成本“内部化”，缩小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的成本收益之间的比例。更重要的是，行政问责制的重点在于预防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时刻提醒政府官员注意自己的言行，及时化解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产生的不良后果。就此而言，行政问责制的重心不应该仅仅放在“责任追究”方面，而是要注重“责任预防”，而要有效地防止相关责任的发生，就需要实行“经常性问责”。“经常性问责”意味着行政主体必须接受问责主体（立法机关、上级行政机关、公众等）经常性的质询、停征等，经常向有关方面汇报工作，对问责主体的询问要做出及时而令人满意的答复等等（胡润忠，2006） 。既然行政问责制也是一种“经常性问责”，那么如何从制度层面上保障这种“经常性问责”行为的落实呢？
第二，行政问责制研究的理论视角还较为单一。虽然从理论渊源来看，政治民主理论、委托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均可以为推行行政问责提供理论基础，但是大多数研究文献主要是从政治民主理论的角度谈论行政问责制的作用及其效果，较少地从经济理论如委托和交易成本理论层面谈论行政问责制实施的经济意义和目的，如行政问责制究竟减少了谁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类型表现为哪些？显而易见，政治和经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从政治角度而言，有着积极影响的行政问责制可能并不符合经济效率的要求，换句话说，行政问责制对政治效率的追求可能会以损害经济效率为代价。就经济效果而言，行政问责制试图使政府官员不当行政行为产生的负外部性内部化，提高政府官员因不当行政行为而应承受的惩罚成本，从而使政府官员从不当行政行为中无利可图。程启智（2005）是为数不多地从经济层面分析行政问责制的研究者，他主要从健康和安全监管领域，剖析了行政问责制对政府履行健康和安全监管职责产生的影响。在他看来，行政问责者对健康和安全监管官员的影响还要取决于监管官员的行为动机和政治追求。
第三，行政问责制中的对话不多。行政问责制既是一种理论层面的探讨，也是一种实践层面的践行，既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变革的现实需要，也是世界各国的一种普遍需要和存在。因此，理论研究者和政府实践者之间的对话、中西方研究者和政府实践者之间的对话对于构建和完善行政问责体制是十分必要的。通过这种对话，研究者的研究就更加有针对性，而不是沉迷于“理想世界”的构思，其设计的制度蓝图也更加有针对性、层次性和可操作性。比如，现行的完善行政问责体制的制度变革路径是否应该具有变革的时间表，哪些制度变革是短期内较为容易推行的，哪些还有待长时期的思考。理论研究者的制度变革路径是否满足了政府实践者的需要，而政府实践者采取的一些制度变革措施是否能够从理论研究者中找到理论支持。除了理论研究者和政府实践者之间的对话以外，中西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也是必要的，只不过现有的研究文献主要关注香港地区行政问责制的实践情况，似乎对西方国家的行政问责制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成果吸收得尚不够，应该通过中西方对话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制度。
第四，行政问责制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还有待进一步理清。根据宋涛（2006）的整理，现阶段的行政问责制研究的对象包括“问责制”、“官员问责”和“行政问责”等三种概念。这三种概念的指代范围显然有差异，“问责制”涉及的研究范围和领域最广，从不同的理论支撑出发，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乃至第三部门都存在“问责”的需要和理由。“官员问责”和“行政问责”显然主要与政府部门有关，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各有优缺点。“官员问责”的指向似乎显得更加明确和不容易令人误解，“行政问责”则容易被认为只是要追究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不过，“行政问责”的内涵又显得比“官员问责”更为延伸。行政问责制研究对象的不统一进而影响到行政问责内涵的差异，有的研究者从同体问责的角度定义行政问责，有的则从异体问责的角度来理解行政问责。一言以蔽之，无论采取哪种概念及其内涵理解方式，研究者们都亟需在这方面取得共识和统一，这样才能够设计出更有效的制度变革方案和进行对话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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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问责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合理性;理论基础;责任政府
中图分类号:F406.17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我国的行政问责已经从个案走向了制度化的构建,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在行政问责制的建立与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遇到许多困境,如:权责不清、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缺失、异体问责相对薄弱、行政问责配套制度缺失等等,有人甚至怀疑行政问责制存在的合理性,对行政问责制能否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达到其价值诉求提出了质疑。本文将从解读行政问责制的概念着手,厘清行政问责制的构成要素,通过梳理行政问责制提出与建立的主要理论基础――责任政府理论来对行政问责制的合理性做出说明。
一、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及构成要素
(一)行政问责制的概念
对于什么是行政问责制,学术界理解不一。国外以美国学者杰・谢菲尔茨(Jay M.shafritz)于1985年主编的《公共行政实用辞典》中提出的“行政问责”(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较有代表性:“由法律或组织授权的高官,必须对其组织职位范围内的行为或社会范围内的行为接受质问、承担责任。”而国内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行政问责制是公众对政府进行的问责制度。
另一种观点认为行政问责制是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制度,属于同体问责范围。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行政问责制可作如下界定: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行政人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和审查,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的,依据法定程序追究其责任,使其承担否定性结果。
行政问责制的实质是一种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进行控制与监督的机制,从而使政府及其官员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负责,向任命他们的上级和公众负责,从而满足社会的要求。
(二)行政问责制的构成要素
行政问责制主要由行政问责主体、行政问责客体、行政问责范围、行政问责程序、行政问责责任体系和行政问责结果几个方面构成。
1 行政问责主体。行政问责主体是指“由谁问”。在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的主体,不仅有同体的问责主体即行政机关的上级领导,而且有异体的问责主体包括人大、各派、司法机关、新闻体、社会公众等。由此可见,行政问责制实现了问责主体的多元化,是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双重结合。
2 行政问责客体。行政问责客体是指“向谁问”。总的说来,行政问责的客体包括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但主要是负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领导者,即各级政府首长及各职能部门的领导。行政问责的每个客体都要受到来自不同问责主体的问责与监督。
3 行政问责范围。行政问责范围是指“问什么”。所涉及的范围不仅要对发生的重大事故问责,而且要对行政决策失误问责;不仅要对的行为问责,而且要对故意拖延、推诿扯皮等行政不作为问责。行政问责不能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安全事故,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事故也要纳入问责范畴;不仅对犯了法、有了错要问责,而且要对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也要问责;总之,从管理不善、到用人失察、决策失误等都属于问责的范围之内。
4 行政问责程序。行政问责程序是指“如何问”。正当程序是任何一项健全的制度所必备的要素,正当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问责中“问”的过程包括质询、弹劾、罢免等方方面面的程序要求,如问责主体回避的规定、质询答复时限的规定、问责人员组成的规定、罢免通过人数的规定、问责客体申辩程序的规定、听证程序的规定、复议程序的规定等等。
二、责任政府理论――行政问责制的主要理论基础
行政问责制的合理性建立在它的理论基础上,探讨行政问责制的合理性无疑要对其理论基础进行梳理,看看它的理论基础是否具有解释力与说服力。只有夯实了行政问责制的理论基础,我们才能在实际工作中有效地实施行政问责制。
而行政问责制的主要理论基础则是“责任政府理论”:为了建设起责任政府,提高行政效率,真正成为人民所信赖、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实施行政问责制成为必然。责任政府具有丰富的内涵――责任政府是承担明确责任的政府,是切实履行其职能的政府,是高效、廉洁、诚信的政府。同时,责任政府具备以下一些基本特征:民主、法治、理性、服务、公平、以民为本。
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国政府面临着国内外的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管理体制,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答案的关键就是要构建现代化责任政府,构建责任政府是对国内外一系列复杂环境的应对,也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和水平的必然要求。从国内发展环境的要求来看,首先,构建责任政府是实施宪法的必然要求,其次,构建责任政府是建设政治文明的必要条件,再次,构建责任政府是提升政府管理能力的客观要求,最后,构建责任政府是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要求。从国际社会环境的要求来看,首先,构建责任政府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其次,构建责任政府是顺应世界行政改革潮流的必然选择。在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相互影响的今天,我国行政改革的脉动以及责任政府的构建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西方国家行政改革潮流的影响。因此,构建现代化责任政府也是顺应这种全球化的行政改革潮流而作出的选择。
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应首先界定政府责任的种类。责任政府的责任包括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长期以来,对领导干部违法违纪行为,依法追究其行政、法律责任已属常事,但使其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则缺乏相应的制度规定。行政问责制则形成了一套对政府行政人员完整的监督体系和责任追究体系,它使得政府行政人员的行为被完整地置于监控之下,有利于增强政府官员的责任意识。
责任政府是行政问责制实施的价值追求。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增强政府官员的责任意识,它是建立廉洁、高效的责任政府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行政问责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问责 行政问责制 现实困境 路径选择
三鹿毒奶粉事件以及9・8”襄汾溃坝事故,引发了席卷全国的问责风暴,一批负有重大行政责任的官员被问责,体现了政府“应时而带动,与时俱进”举措,凸显了民意的力量,彰显了民主政治的进步。从实践的角度诠释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深刻内涵。但是,我们应该理性地感觉到行政问责作为一项“新制”,缺乏系统的制度支撑、缺失行政问责文化的土壤以及公民参与问责的环境等,充分认识并突破这些困境将成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建设的应有之义。
一、理论解析: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审视
对行政问责制的研究是从“问责制”概念起步的。“问责制”,顾名思义,就是“你的责任,出了差错,唯你是问”的意思,国内学者刘厚金认为行政问责制是指法定的公共权力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所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制度规范。[1]行政问责制也即是对问责客体在使用公共权力时的所有行政行为及后果进行全过程的监督和能够被追究责任的一种制度安排。
学者黄健荣从政府问责的理论基石的角度阐述了问责制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必要性:[2]从参与式民主理论角度表明,实施问责是回应时代要求推动和保障公众直接参与公共管理的必然选择;从交易成本理论论证,问责可以推进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从委托人/理论角度揭示,问责关系是人民与政府之间委托/关系的合理延伸;从社会资本理论论证,问责是提升社会资本存量的必由之路;从制度主义层面论证,问责是公共管理制度良性运行的保障;从善治理论考察,推进问责有利于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真正形成由政府部门与公民社会协调合作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体系,实施问责新政,是推进善治的必然选择。
学者周亚越认为行政问责制的内涵主要包含:[3]1.行政问责的客体,也称问责的对象是指“向谁问”。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2.行政问责的主体,是指“由谁问”。"不仅有同体的问责主体即行政机关的上级领导"而且有异体的问责主体包括人大、中国共产党、各派、司法机关、新闻媒体、公众等。3.行政问责的范围,是指“问什么”。不仅要对发生的重大事故问责,而且要对行政作出的错误决策问责;不仅要对的行政作为问责"而且要对故意拖延,推诿扯皮等行政不作为问责。4.行政问责的程序,是指“如何问”。“问”的过程包括质询、弹劾、罢免等方方面面的程序要求。5.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按照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毛寿龙的观点,承担责任有四个层面:一是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向受害者和公众负责;二是承担政治上的责任,也就是向执政党和政府负责;三是承担民主的责任,向选举自己的人民代表和选民负责;四是承担法律的责任,要向相关法律规定负责,看是否有渎职的情形存在。6.行政问责的后果。后果是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承担相应否定性制裁的责任。承担责任的主要方式有:公开道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诫勉、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撤职、行政处分、司法处理等。
二、现实考察:行政问责制实施中的问题
行政问责制从公共危机的应急措施逐渐走向政府管理的制度规范,回应了民主政治、行革的要求,彰显了我国在寻求制度突破、优化公共管理与服务水平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和创新。然而,不容乐观的是行政问责制在制度建设上的内在缺陷,使其在现实运作的过程中存在很多的障碍,导致推行政府官员问责的问题是多重的,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行政问责法规的缺陷
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领域的法律法规仍处于不甚健全的状态,使得行政问责制缺乏强制力作为保障。从应该问责领导的事件来看,尽管个案中也有腐败因素,但是许多事件是由领导不作为和处理不妥当造成的。因此如果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作后盾,官员问责就难免显得有些牵强,实际执行起来缺乏持续性和警戒性。学者刘厚金认为,法规零散可操作性差,地方政府创制的问责规范与法治体系多有冲突,其合法性、持久性受到普遍质疑。[4]就目前全国范围来讲,中央层面仅有一些追究责任的条款散见于各种相关的法规、规章和文件之中,但是尚未形成系统化的制度和法规支撑体系。各地方政府层面出台的行政问责暂行办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主法治下的行政问责理念,从理论层面上较之以往的责任追究制度有了很大的突破,但仍存较多内在的缺陷,比如行政问责的法规依据不统一,难以操作;责任追究主体单一,惟“上”是从;问责范围狭窄模糊,唯“过”是问;责任追究手段偏颇,罢官为终等。
(二)行政问责文化的滞后
“问责”的落实有赖于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一种“问责”的政治文化氛围,但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意识的积淀,“官本位”思想以及官场“潜规则”盛行的传统政治文化大行其道的土壤中,致使行政问责文化的发展步履维艰。2004年轰动全国的阜阳奶粉造假致使10多名婴儿死亡、近200名婴儿严重营养不良的案件被披露出来以后,该市分管卫生工作的副市长公开向媒体表示:“如果人民群众还能信任我在这个岗位上,我不想引咎辞职,我还想继续干下去”。[5]这就是时下部分政府官员只看到自己的权力而忽视应有的责任,责、权对等观念缺失的自然流露。可以肯定,如果整个社会缺少行政问责文化氛围, 那么社会民众普遍具有依附仆从的政治心理,意识不强、监督意识缺失,他们甚至并不知道自己有监督和问责官员的权力,行政问责制则会因缺少观念和文化支持而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
(三)问责官员救济的缺位
“行政救济是指由国家法律规定的、对因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侵害,以及因合法行为造成其损失时进行救济的法律制度的总称”。[6]问责之所以被称为“风暴”,定然意在其严厉、果敢、迅猛,同时也反映了行政问责在我国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操作运行机制,在问责过程中难免出现操作的无章可循,使问责结果在法治和恣意人治之间出现偏差和失误。更为重要的是,《公务员法》没有对责任追究和道义上辞职作出任何法律救济的规定。被问责官员的抗辩申诉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处理问责对象的过程基本上还是幕后操作,缺乏应有的信息公开,权利救济渠道又失序。如果这一环节失衡,必将致使我国行政问责尤其是高官引咎辞职在制度化构建中陷入新的困境。如何妥善处理那些被问责的官员一棒子打死,束之高阁,和防止其过快的复出,规避其凭不正之风将问责的效果虚化。特别是对主动引咎辞职的仅是道义上负有责任高层官员,进行救济显得尤为必要。
(四)公民参与问责的缺失
公民参与是行政问责制得以良好运转的一个社会条件。然而,中国传统社会上遗留的“官本位”主导价值观念,导致畸形的权力崇拜,使公民在政治参与上表现的臣民意识,表现为其意识淡薄,政治参与不积极,对政府的决策、管理、执行等行政行为漠然视之。此外,从我国公民的实践角度来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表达自己利益畅通渠道的缺失,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民进行有效的政治参与和官员问责,使很多公民对一些政治活动和政治事件只能被动的接收,并没有主动地参与进来。随着我国政治文明的不断进步,公众对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服务提出越来越高的诉求,政府及其官员也越来越重视对社会公众正当需求的积极回应,以提高政府治理的合法性。所以,如何培养及怎样培养一个公民社会,以促醒和提高公众的人民意识和官员问责观念,从而达到公民对政府及公职人员的失职、渎职进行有效的问责参与,必将成为行政问责制在发育的实践中和理论的探索中进一步深入的应有课题。
三、完善措施:行政问责制建设中的路径选择
学者张创新认为,当前我国行政问责面临的主要困境是有问责之事,无问责之法,即存在严重的制度资源稀缺。[7]行政问责制不仅是一种政治逻辑或执政理念,而且是一个系统的吏治规范,因此必须在政治生活中通过一定的配套制度得以落实。 “如果不能跟进制度保证和相应的配套措施,问责制也有可能扭曲、变形,沦为选择性惩罚以防止责任范围扩大,甚至掩盖更大责任的工具。”[8]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体系支撑,必将成为政府部门问责乏力的重要根源。为此,完善行政问责制的路径选择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改进:
(一)构建成熟的问责制度体系,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法规支撑
依据事实和法律法规来完善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必然走向。以实现行政问责制的刚性化、硬化,产生制度之力,同时体现出行政问责制的操作性、细腻性,散发细节之美。首先,构筑科学严格的责任追究和问责制度平台:界定公职人员及权力,规范问责对象及职责,明晰问责事由,厘清问责标准,完善问责程序等。此外,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的配套法律法规,衔接现有法律、规章和行政法规,消除相互抵触的条款规定,弥补体制漏洞和法律缺陷,强化问责的操作性,增强法治的强制力约束。再着,进一步实现行政问责的体制外的监督控制,例如强化新闻舆论媒体的“第四种权力”,使媒体密切关注政府官员的行政活动,一旦发现官员失职、渎职的线索,就孜孜不倦的揭露和跟踪报道,使公职人员难逃舆论监督。正如芬兰拉普兰大学教授特尔图・乌特里阿伦形象表述的:“对待腐败行为,新闻媒体的工作是到处打听并大喊大叫。这样的新闻媒体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腐败的一种威慑。”[9]
(二)倡导新型的行政问责文化,完善行政问责制的伦理内涵
毋庸置疑,社会转型期的行政文化环境仍然具有浓厚的传统色彩。而问责文化是行政问责制的灵魂,是实施责任追究的内在精神驱动。如果缺失新型的问责文化这个柔性机制,即使有健全和完善的问责制度平台,行政问责的有效运作是不可能实现的。为此,倡导和培育新型的行政问责文化建设:首先,应该着眼于以正确的民主法治理念引领官员的职业道德培训,强化公共行政人员的责任意识和“民本”思想,使责任意思和“民本”思想内化于工作操守中。其次,以不断的法规制度创新培育出问责文化的新内涵,提升公共行政人员的道德自律和“官德”建设,实现制度约束与道德自律的有机统一。再次,以深入的问责教育塑造新的公共服务精神,转变公共行政人员的权力本位和“唯上”理念,克服传统官场的文化积弊,以彰显出“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深刻内涵。最后,以搞好全社会的政治文化建设为契机,大力培育全社会的行政问责意识的提升。
(三)拓宽问责官员的救济渠道,完善行政问责对象的权益保障
“权利依赖于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任何权利必须要设定救济的途径,这是法治的基本理念之一。面对问责官员救济制度的缺失,要进一步健全和拓宽问责官员内部行政救济的申诉渠道,从而增强内部行政救济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同时扩大行政复议或诉讼范围,逐渐允许被问责的公职人员对某些涉及自身权益的行政行为通司法程序向相关上级机构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法院申请行政诉讼,以司法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此外,必须考虑建立被问责公职人员的政治经济待遇等保障机制,应妥善安置问责公职人员,强化对其的跟踪管理,使他们在新的岗位上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真正落实干部资源的优化配置。特别对在道义上主动引咎辞职的高层公职人员,应根据其特长和一贯表现,“如果官员仅是道义上负有责任,那么可能被重新任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成福认为。
四、强化监督和公民参与机制,完善行政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一个完美的民主社会,既需要责任政府的建立,也需要积极性的公民参与。[10] “只有公民的积极参与,才会使政府负起责任而不敢消极懈怠;只有公民积极参与,才可以使政府更具有回应性和有效性”。[11]首先用法规和制度来保障公众问责权利的落实,以强化监督和参与机制。政府应主动提供全方位、多渠道的参与方式,例如举行公开听证会、实行民意问卷、建立决策咨询机构等。其次,培养公民积极参与问责的意识和问责观念,施行有奖举报和保密制度。再次,充分发挥网络的舆情功效,整合有价值的网络民意为监督和问责提供参考。最后,构建畅通的民众和政府的互动机制,在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过程中,推动政府与公民的良性合作,使理论上的公民的政治诉求成为现实的强音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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