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论文范文
自然环境论文范文第1篇
由于所需木料极多，几乎耗尽了当时优质的楠木资源。至明嘉靖朝重建时，甚至已经难以找到合乎标准的巨粗楠木，不得不采用“中心一根，外辏八瓣共成一柱”的做法或者由杉木而代之。再说玉，这也是极为珍贵的自然资源，中国历来有玩玉的传统。皇家爱玉，自然得保障玉石的供应。据史料记载，乾隆二十五年之后，新疆回部每年向朝廷进贡和田玉多达4000斤。自乾隆二十五年到嘉庆十七年共53年间，新疆进贡的和田玉多达20万斤［2］113。和田玉是玉中极品，早在史前，它就成为原始部落、部族首领的喜爱之物，进入文明社会后，它也一直是贡品，这种传统一直到清帝逊位，民国成立，才结束了和田玉长达4000年的作为帝王玉的历史［2］117。由于统治者的极度消费，和田玉现在已经相当稀缺了。从以上例子看出，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物质财富并不富裕的农牧文明时代，权贵阶层缔造奢华的工艺设计理念与实践对自然资源的耗损也是不容小觑的。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后，工艺设计被捆绑到与提升社会生产力、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时代潮流中。工业设计对创造社会财富的巨大推动力日益显现，也被看重。工业文明时代的工艺设计理念的突出特点是:“创造财富，刺激消费”。这种设计理念的现实表现有二:一是功能至上、化繁为简，目的是便于机械化生产、利于大批量制造和利润最大化;二是产品形制单一，仅仅通过造型、色彩和材质的微调制造出海量的所谓“新款式”，以一种简单的重复来促进生产、满足需求。
当工艺设计被裹挟到了“创造财富、刺激消费”的时代洪流，以攫取利润为最高目标时，它对自然环境资源的破坏、耗损是巨大的。如果说农业文明时代人们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主要集中在对优质自然资源的耗费上，那么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环境资源的破坏、耗损是全方位的，也更令人触目惊心。工业文明时代的三次重大科技革命在推动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同时，也给自然环境资源带来极大的伤害。第一次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森林和煤炭成为最先遭受破坏的自然资源。伦敦“雾都”的称号即是来源于当时大量煤烟的排放;在德国，德累斯顿附近的穆格利兹河，因为玻璃制造厂所排放污水的污染而变成“红河”，哈茨地区的另一条河流则因为铅氧化物的污染毒死了所有鱼类，甚至饮用过河水的陆地动物也没能幸免［3］;第二次科技革命以内燃机、电力和化学工业为代表。内燃机的发明使得人类的活动范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从以往的陆地、海洋，扩展到天空与深海，而化学工业更是颠覆了以往人造物“来于尘土，归于尘土”的状态，大量不可降解的材料被发明和广泛使用。随着海、陆、空交通工具的普及和大量发电站、化工厂的建成，以往仅限于特定区域的污染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问题。在这一阶段，人类因为工业化所导致的环境污染而遭到了大自然无情的报复，如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比利时马斯河谷事件，由于气候反常使得工厂排出的大量二氧化硫无法消散，造成大批家畜死亡，数千人中毒，60余人丧命。而发生在1943—1955年间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则更甚，三次不同程度的光化学烟雾污染造成近千名65岁以上老人因呼吸系统衰竭而死亡。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催生出核工业、计算机产业、宇航工业和生物技术产业。然而科技是把双刃剑，人类第一次具有了瞬间毁灭自身和地球上一切物种的能力。而此时人类对环境的污染已经扩展到了太空和“隐形”的基因领域。人们无法忘记，1986年4月26日发生在乌克兰切尔诺贝利的核电站爆炸事故，这一灾难性事故发生之后的15年间，有9.3万人死于核污染，27万人致癌或遭受各种辐射疾病的折磨，原子炉熔毁而形成的辐射尘埃几乎席卷整个欧洲，期间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禁止人们食用部分农作物和农产品，间接受到辐射损害的人达数千万。时至今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围30公里以内仍然是绝对，在这里，建筑物依然屹立，然而偌大的城市空无一人，一片死寂。
此后发生在2011年3月的日本福岛核事故，则再次向人类敲响了警钟。工业文明时代自然环境资源的破坏、耗损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促使人类不得不重审人与自然的关系。进入后工业文明时代后，一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全新观念登场，这就是生态观念。一种新的文明模式即“生态文明”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并付诸践履。所谓生态文明，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协调发展的基础之上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作为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而发展的新的人类社会文明形态，以生态利益为最高利益、以保护生态平衡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表现形式，引导人类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4］。生态文明重塑着人们的生活理念:一是环保观念日渐深入人心，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观念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二是低碳生活，由于每个人的衣食住行都与“碳排放”息息相关，衣物的原料与工艺、食材的获取与烹饪、居室的温度与照明、出行的时间与距离，其背后都关系着能源的消耗和二氧化碳的排量，因此低碳生活势在必行，并在全球受到了日益宣传、倡导;三是发展可持续，为生态的恢复与再生提供了时间，为子孙后代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在生态文明时代，人们的产品工艺设计理念也随之悄然发生转变，产生了以“谋共生、可持续”的绿色设计理念。最早对产品设计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展开研究，并发表论著的是美国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巴巴纳克(VictorPapanek)。他在20世纪60年代所出版的《为真实世界而设计》，首次提出设计应该认真考虑地球上有限资源的使用问题，应该为保护地球的有限资源服务，必须考虑设计对于自然环境资源可承受能力的影响。这些观点极大地触动了人类关于产品、工艺设计的思考，推动了设计观念的发展，他的思想已经被广泛认同并转化成为“绿色设计”的理念进而指导着当今的设计。
随着世界范围内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可持续设计(SustainableDesign)正成为近年来设计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热点。可持续设计是一种构建及开发可持续解决方案的策略设计活动，强调产品的生命周期概念，通过资源消耗最小化、选择环境影响小的资源和过程、产品生命周期优化、延长材料使用寿命、便捷拆卸和面向生态效益的系统设计来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在可持续设计之后，又出现了低碳设计的概念，以减少人类碳排放，降低温室效应为目标。低碳设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重新规划人们的生活方式，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在不降低生活水平的前提下，通过日常生活行为模式的再设计，降低碳消费量;二是通过节能减排技术的应用，或者开发新的、可替代的能源，实现减排。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到，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后工业文明时代，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活观念的变化，人类的设计理念在不断地变迁。设计理念从“缔造奢华”“创造财富、刺激消费”过渡到“谋共生、可持续”，这既是时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每一种设计理念所牵动的自然环境风险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农业文明时代“缔造奢华”的设计理念只是对优质自然资源的局限消耗上，那么工业文明时代“创造财富，刺激消费”的设计理念则发展为了对自然资源的全面入侵，它所引发的自然环境风险前所未有。进入后工业文明时代后，面对日趋紧迫的生态环境问题，人类开始重新省思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文明日趋成为人类的共识。在这种背景下，“谋共生，可持续”的设计理念成为时代的大势。这实质上是人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复归。尽管在当下，围绕人们的衣食住行娱，产品工业设计领域的奢侈尊贵、物质至上、铺张浪费气息仍然存在，但历史发展的轨迹已经清晰表明，沉溺于物质而不兼顾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将是无法延续的。我们坚信，“谋共生、可持续”的设计理念将是全人类共同的理性选择。
作者：邓俊单位：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自然环境论文范文第2篇
①但曾几何时，当人们从追随的狂热中醒来时，发觉到头来，这只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其成果固然伟大，其后果也着实可悲：难道地球上还曾有过别的地方的人，虽然他们有的是财富和权力，却要象你们今天在所赞颂的国土上一样，花钱建造无数他们所厌恶的建筑这样的事吗？②建筑师们公开承认他们自己也很吃惊。他们满不在乎地告诉你，现代建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快要完蛋了。然而在每一次反思建筑本体的时候，每一次人类意识变更时，我们能够意识到建筑本体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建筑反映着人对居住环境的把握，是为了创造人性的空间。空间场所性的完善程度决定人们生存空间的理想化程度。人们总是需要寻找解决方案，而这不仅客观存在，也切实的反映了我们在现实客观环境中所形成的问题，以及我们所身处的困境，解决问题，处理困境，并保护好现存的古建体系，则需用唯物观点和辩证方法使民族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化得到融合，缩短与西方在建筑技术与设计理念上的距离（其简约手段将形成必然）
一、人口密度生态环境的变化，及配套设施。人口的不断增长，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与基础设施的老化，不断的困搅着我们，在其它国家我们看到了很多解决方法，如荷兰的MVRDV等建筑师通过社会调研方式，身临其境去解决问题，并划分出最佳方法，在矛盾空间中生成有续空间，并维系了原城区的完整性。一般认为，荷兰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也许就一个国家的总人口与总面积的平均关系来说这一说法是有其理由的，但是荷兰的城市却远不属于世界上人口和建筑密度最高的城市之列。事实上，香港、曼哈顿、里约热内卢、上海的密度远远在荷兰城市之上。相比之下，荷兰的许多城市看上去倒象低密度的郊区和乡村。尽管如此，密度却成为荷兰当代建筑师思考的一个理论问题并从中转化出具有实验性的建筑。这或许可以解释为荷兰作为一个高密度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对荷兰建筑师思维方式的影响，但是我以为仅仅这一点并不足以说明问题。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荷兰作为欧洲现代建筑的发源地之一，其深厚的现代建筑传统（贝尔拉格、风格派、结构主义等）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形式问题（或者从形式谈形式）所涉及的范围。在诸多非（建筑）形式的问题中。密度问题不过是借助荷兰文化中的密度情结更有现实性而已。以伦姆·库哈斯为首的都市建筑事务所（OfficeforMetropoliitanArchitecture,筒称OMA）和更为年轻的MVRDV小组（组名以它的三个主要创始人WinyMaas，JacobvanRijs，NathaliedeVries姓氏中的第一个字母组合而成）就是这类荷兰当代建筑师的代表。库哈斯对密度问题的关注是由来已久的。早在70年代中期对纽约曼哈顿的研究中库哈斯就用拥挤文化来概括曼哈顿的本质。所谓拥挤文化从最为直观的角度来看就是曼哈顿式的摩天楼物体的高层高密度集聚，或者说曼哈顿的高层高密度城市形态是拥挤文化最直接的物质表现。但是，物质意义上的高密度并不是拥挤文化的全部含意。事实上，在库哈斯那里拥挤文化与其说是物体的拥挤不如说是内容（Program）的拥挤。这就是为什么库哈斯将下城体俱乐部（TheDowntownAthleticClub）视为曼哈顿拥挤文化典型代表的原因。
二、了解西方建筑学界的三支力量
（1）第一支力量：现代主义与晚现代主义（Modernism与LateModern）。这是以包豪斯学派和第一代建筑师为源本和主干，在本世纪初兴起，到本世纪中叶开始占绝对优势的理性主义与功能主义思潮。它的革新精神使建筑设计理论和实用美术均产生重大突破，在艺术上为建筑的抽象造型和大工业生产的工艺美学观揭开了新纪元。但自本世纪50年代末开始，西方建筑师已不满足于形式追随功能的公式，不少人开始寻找新思路，以便使建筑作出更丰富的表达。在约恩伍重入选悉尼歌剧院之后，沙里宁紧跟设计了纽约TWA候机楼，丹下健三的东京奥运馆也接踵竣工。这些形喻建筑的作品，使人目不暇接。纽约现代美术博物馆在一个题目为建筑与引喻的展览会上写道：有些形式，它们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内在联想力，它比纯粹抽象的构图在启示方面更富激发性。无论建筑师是否有这种追求和愿望，这些形式所唤起的联想，终究成为对建筑物最终的评价。无论建筑师是否有这种追求和愿望，这些形式所唤起的联想，终究成为对建筑物最终的评价。无论人们怎样议论那风帆迭起的剧场屋顶，巨鸟般的候机厅，事实已表明，有一股晚现代的建筑思潮开始摆脱正统信念，走向了各树旗帜，追逐形式，标榜个性的时期。这时期，建筑师在功能、结构、工艺、材料和理性之外，企图再开拓出新的领域，探求纯物质以外的因素，尝试通过建筑的形象表达出更为丰富的内涵。除此之外，现代主义思潮自60年代起，连续受到严峻的挑战，开始经受一场再验证的考验。文丘里写的建筑中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一书，为再验证现代主义的基本原理吹响了第一声号角。致使现代主义不断分化。菲利普·约翰逊就是由现代主义的忠实门徒，一变而为对抗现代主义的代表。他在时代急剧变化的陡坡上作了一个大回转，使人们意识到在现代主义之外（BeyondtheModernMovement）另有两支主要力量。
（2）第二支力量：为了应付今天日益复杂的世界，建筑师运用人类新思维和控制的手段--电脑技术，与代表建筑的极复杂的数学模型相联系。这就使建筑学朝着一个新的工程技术王国漂移过去。和许多其他学科相似，把该学科与电子技术相沟通。这已是一种明显的趋势。在实践中的代表形象就是美国的SOM，KPF和艾勒比（Ellerbe）等大规模设计集团。因此，当今美国建筑设计公司，按完成投资额计算时，全国的头十几名都是这类大设计集团。它们运用电子技术，以经济、快速、准确、安全的实效，及时抓住信息社会所展现的良机。这些大公司的设计，不论在美学意义上是否有价值，每项工程都会给投资者节约巨额资金，并尽快地回收效益。
（3）第三支力量：它集聚了众多的第三代建筑师，是近十多年来才显露出一股力量。它力图建立起一个系统，这个建筑看成是具有社会含意的体系，它通过把形式的生成看作是一种文化中有含意的，特殊而精心的筹划，用以解释形式自身的性质。也就是说把建筑和人类文化与科学文明紧密衔接起来。
三、反思阶段我们现在生活的年代有别于历史上曾有过的任何建筑风格时期，同时也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有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建筑潮流。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惑，雷姆·库尔哈斯（RemKoolhaas）作为著名的前瞻性建筑师，创立了拥挤文化理论。而其著作《S,M,L,XL》中所描述的拥挤文化也正是冲击着当代社会的充满机会和所有潜在可能性的令人兴奋的文化现象，其中是1977年出版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的一书著者。显然一点帮助别人建立起该书与《神智昏迷的纽约》一书之间的对比关系。不过这一联系只是问题的外表，是其中清醒与理性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伴随着弗洛伊德的理论，非理性在滋生，好似维得勒在90年代建筑的怪诞一书中分析的建筑的烦恼的陌生。弗里辛道普1975年所作的水彩画臭名昭著的欢娱，该画的1978版本当时准备用来作为具有争议的宣言式著作《神志昏迷的纽约》，一书的封面，这幅画从超现实主义的传统继承中借用了其梦幻般的意象，同时它也来自以原始物件的消亡为顶峰效果的波普艺术，即继独立小组之后以暧昧图形为特征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波普艺术（Po布莱克）及六十年代早期美国式的，由Co奥登伯格所从事的波普艺术。奥登伯格惯常将坚硬的物质转化成柔软的物质，而且也如同在臭名昭著的欢娱，中的情形一样，将物体人格化。奥登伯格曾经写道:只有借助柔软的物质，对话才能展开。根据片断的不规则重整同样也可以体现Wo波罗斯及其著作的影子，其灵感从媒体中获得，比如《的午餐》（1959）、《柔软的机器》，（1960）以及Ao金斯伯格有关城市诗歌。同样我们也能在其中追寻出JoD柏索斯的作品曼哈顿过渡（1925）的痕迹，那种犹如电影剪辑一般的质感处理，以及Ao都柏林的表现主议的城市，他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1931）也以某种隐秘的方式显现在臭名昭著的欢娱中。但无论如何，臭名昭著的欢娱是对曼哈顿的诠释，是库尔哈斯所称的那种拥挤的文化，在这里，奇异的与片断的现实并存，个体成为变异共生的个体，城市表现出机械的迷乱，而摩天楼又是众多渴望的机器。臭名昭著的欢娱的理念植根于精神分析学理论中对于梦的机理解释，需要以易位和压缩为前提。在黑夜的场景中，两座摩天楼在床上被意外捉获。这件作品是依据片断记忆的聚集而为建筑所作的追忆和病理分析，就如地块的延伸一样成为城市的群岛。库尔哈斯认为建筑师们被文化的潜意识所操纵。曼哈顿这个仅有的，以城市状态的卑劣为生的意识形态，被人描绘成一种幻想的技巧，其蜕变遵循着一种灵媒式的运作法则。窗外高层建筑罗列，有些还冠以脸的形状，尤如基础上放置的头像，表露出曼哈顿的极度拥挤，一种地块形成的群岛和孤寂的体系，使外面这些永久性的独立巨构和屋内两座人格化的摩天楼之间获得联系的是一个实物雕塑：自由女神像。这些摩天楼使人追忆起So达利所描述的被妄想症式的批判所控制的曼哈顿:每个夜晚，纽约的摩天楼或是装扮成巨人的形状或是变成缩小后的米列特的阿肌琉斯，无声无息，随时准备发动色情攻势并吞没彼此。另一方面，外面这些摩天楼正窥视着室内，将两位正在臭名昭著的欢娱之中的摩天楼当场抓获，其中一位是克莱斯勒大厦，另一位的形象取自费里斯绘画。画面中三束光线汇集在一处，宣扬出一种解放的意念：一束来自建筑物上方的责难的光束惊醒了两位摩天楼，其方向与室外自由女神的视线恰好平行；另一束是来自床头油画中一辆汽车的车灯并且穿越了画面的光线；最后一束是来自摆放在床头柜前自由女神的手臂中的火炬的光晕。不过自由女神究竟在宣扬怎样胜利呢？床下是曼哈顿的街道方格网，一种不带有任何变化成份的地块布局。行动中，不满的摩天楼离开了方格网，以其自身生命的运动与单调的网格系统发生对比。三种虚构的层次相呼应：画中自然的岛屿，曼哈顿这个地块相互穿插的城市化的拥挤岛屿、以及一个室内场景。在室内场景中两座岛屿相遇。通过这两座人格化的摩天楼，建筑从躺在床的一侧地上的网格所代表的无意中解脱出来。在建筑离去之后，网格被遗弃了，它似乎终于以能够摆脱建筑的自大的品格。
四、简约主义年代----与其美学观拥有佛教式的（东方化的朴素风格，扮演了净化空间的角色）。简约主义迎合了优雅的整体时尚，从而避免了怀旧感伤色彩，遵循简朴审美风格，在这座纯粹的象牙塔里白色是主导色彩，具极纯粹，体现禅之奢华，禅之风格弥漫着东方宁静主题，展示了对于建筑艺术象征力的肯定，并在与自然环境的对比协调中阐释自己的艺术表达，从而创造了自身之美。使其成为设计情景中一个珍贵的例外和一项显著的成功之作，对于风格需要有清醒的意识（空旷的角度感）而伟大的建筑物通常是以非常直接的手段来创造的。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和德梅龙的建筑与盖里或哈迪特的构成鲜明对照，替代极度表现性的是简约的形体。对建筑形体的严肃性、材料运用的精确性以及对适合特定建造地段的建筑的特殊功能的关注，是赫尔佐格和德梅龙建筑的主题。在慕尼黑的古茨画廊，其外形是一个严谨的横长向立方体，在材料上则由混凝土、木材和磨毛玻璃组成。画廊的底层有图书馆，底层的外墙由毛玻璃围合而成，由此产生一种独特的、柔和而有节制的色调，赋予博物馆封闭的外观以轻盈与明快；二、三层展厅的外墙由桦木板和松木边框组成，在材料的使用上显示出赫尔佐格和德梅龙的兴趣点。浅色平滑的桦木与深色粗糙的松木互为铺承。在两层长方形的木块上，还有一层与底层相仿的展厅，毛玻璃外墙既提供室内的展厅的照度，也在外观上完善了该建筑和谐的对称性，赫尔佐格和德梅龙的建筑含蓄而隽永，平淡中蕴含着高度的建筑艺术。就象赫尔佐格和德梅龙，在80年代的日本，安藤忠雄就以其是性的极少主义的现代建筑观搞议对日益扩展的消费美学和传统的浪漫主义理想。安滕在设计中有意识地关注建筑传统，尤其是日本的传统住宅，并深受其谦逊与淡泊的的品质所感染。但他的建筑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是传统的，而是异常的现代，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喜用的混凝土材料。在20世纪很少有人象安藤这种把混凝土材料在建筑中的应用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严谨的比例，空间中对光感的追求，对材料的精选使他的建筑简朴而纯净，是密斯少就是多箴言的写照。正如安藤自己所说的，他的建筑立足于三个基本原则：可信赖的材料混凝土或木材；纯净的几何体以及自然。他指的自然，正如巴帕达基斯和斯蒂勒言中的，不是杂乱无序的自然，而是驯服的自然，也就是被人类赋予一定秩序的自然。在一个五彩斑斓、喧闹动荡的年代，安藤的建筑确实是一曲低声吟唱的静寂的诗歌。葡萄牙建筑师阿瓦罗o西扎的作品和赫尔佐格、德o龙的一样，在建筑形体上没有象那些解构派建筑师或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有机建筑那样震憾人心，但这并不是说西扎和赫尔佐格等的建筑使人无动于衷，他们同样扣人心弦。西扎曾在1992年获普利策奖，他建筑外观简单朴素，有白色立方体之称。他在家乡波尔图沿山而建的建筑学院就是一例使人刮目相看的现代建筑精品。在西班牙加利西亚的艺术中心也是如此。这一建在三角形地段的7000M2的博物馆紧邻一座17世纪中叶建成的修道院。西扎尊重历史文脉，采用了当地建筑常用的花岗岩，以简洁的形体把时代精神与历史环境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我信奉的是真实的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主义，若没原则，关系将没有秩序，祂使我们的人居环境得到了质的转变。
参考书目：
1.《从包豪斯到现在》
2.《FARMAX》MVRDV
3.《S,M,L,XL》RomKoolhaas
自然环境论文范文第3篇
关于矿业开发与人口的研究
在清一代,黔西北地区,由于矿业的大规模开采,吸纳了邻省及其他各省份众多人口。《黔南识略》[21]和《黔南职方纪略》[22]二书,对黔西北地区人口迁移都有记载。《黔南职方纪略》对人口数量进行了统计,把客民分为有产客民、无产客民、居住乡场不填丁口之户三种,而这些移民与矿业开发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难得的材料。当前学术界对矿业开发与人口关系研究的论文有李中清的《1250—1850年西南移民史》、古永继的《元明清时期贵州地区的外地移民》等。其中李文指出:“1700年至1850年间,有三十万余矿工迁进西南去开发西南矿藏。”[23]古文指出:“威宁州,其地盛产铅、铜,外地客民汇集。”[24]此外,蒋德学的《试论清代贵州的移民》[25]、王敏的《清代贵州移民叙论》[26]等文对黔西北地区人口迁移与矿业开发之间的关系研究也有所涉及。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对清代大定府各时期的人口变化论述十分详实,指出:“在贵州各府中,大定府是铅矿重要产地,同时也是矿业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27](P261)《简明中国移民史》一书虽未对黔西北地区的移民情况作专门介绍,但其指出,当时贵州省的整体移民情况是“自由迁入的移民数量更多,他们的性质与迁入其他地区的流民并无二致。其中很大一部分移民的就属矿业移民”。[28](P439)成崇德的《清代西部开发》一书对移民与矿业开采有深刻的描述,该书指出:大量的剩余人口的涌入,伴随其足迹所至的是“一座座新的厂矿出现在寂无人烟的丛山密林中”。[29](P337)此外,《中国西南边疆发展史》[30]、《西南历史文化地理》[31]、《清代边疆开发研究》[32]等书也不同程度的涉及到黔西北地区矿业移民问题。从以上研究成果不难窥见黔西北地区矿业开发与移民之间的密切关系。虽然矿业移民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黔西北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然而,其带来的不利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关于矿业开发与自然环境变迁的研究
矿业开发易使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前人早已认识到其中之利害,从众多的记载可知,各矿区及邻近地区往往是自然环境破坏较严重地区。目前,学术界对于黔西北矿业开发与自然环境变迁的研究成果不多,论文主要有袁轶峰的《清前期黔西北的矿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此文主要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研究清代前期黔西北的矿业开发造成的环境问题,而最突出的问题是石漠化和森林资源的耗竭。[33]此外蓝勇的《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34],杨伟兵的《明清以来云贵高原的环境与社会》[35]与《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变迁(1659-1912)》[36]等研究也对黔西北地区的矿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有所涉及。随着矿业的开发,人口的大量增加,黔西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逐渐降低,森林的变少使得对森林极其依赖的动物种群,如老虎、鹦鹉等,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使多种动物种群面临着十分严重乃至灭绝的危机。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文焕然的《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37]、文榕升的《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何恒业的《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与《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等书。其中文榕升一书研究老虎等动物物种的变迁,该书进而指出,历史上黔西北地区动物物种繁多,如虎、麝、长臂猿等。何书《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对黔西北出产的好几种鸟类等做了十分详实的研究,并指出:清康熙十二年《贵州通志•威宁府》、清《黔中风土志•大定府•平远州》、乾隆十四年《黔南识略•大定府•平远州》、清代黄元治的《黔中杂记》等书都记载了威宁府的物产有鹦鹉,威宁以东的平远州(今织金县)也出产鹦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前“黔西北一带的鹦鹉,久已绝迹”。[38](P245)论文有袁轶峰的《明清时期贵州生态环境的变化与虎患》一文,该文不仅给“虎患”下了定义,而且还指出“虎患”发生的原因,他说“康熙盛世时期的王朝开拓和山地垦殖导致大量的植被和动物无法在短时间复萌。它严重破坏了老虎的生境与生态,使得人与虎的缓冲地带的杂林木荡然无存,可供虎猎食的野生动物也随之大量减少。为了生存,虎只有加大猎食范围,促使虎不断的向人类逼近”。[39]限于史料的缺乏,关于黔西北地区动物物种与数量的变迁,存在很大难度,这一领域的研究还亟待加强。森林的减少不仅会引发虎患,也会引发水土流失,使土层变薄,植物生长能力减弱,引发石漠化现象。对于黔西北石漠化形成时期,学者们持有不同观点。韩昭庆的《贵州石漠化人为因素介入的起始界面试析》一文指出:“采矿吸引大批人员进入黔西北、黔西地区,使得这些地区成为雍乾时期人口增加最大的地方,为解决这些移民的吃饭问题,鄂尔泰早就建议开矿的同时,也要在此毁林开荒,这些政策无疑会对黔西北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40](P162)另一文《雍正王朝在贵州的开发对贵州石漠化的影响》则指出:“贵州西部、西北部及南部等地开矿,使得这些生态脆弱地带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破坏,雍正时期也就成为人为因素开始影响贵州石漠化的重要时期。”[41](P120)在胥思省的《清代贵州开发及其影响初探》、张友谊的《清代贵州石漠化分布状况及其人为成因的初步研究》等文,对黔西北地区石漠化的分布作了比较详实的阐述,其中胥文指出:清初经过康熙及雍正年间的一系列开发,到了乾隆时期,随着高产农作物的引进,改变贵州土地的利用方式与对土地破坏使得地利得到最大的发挥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石漠化。[42](P18-19)而张文指出:自雍正王朝后大量汉民移入,大规模的“向山地进军”,增加了发生水土流失的几率,引发石漠化现象。[43](P38-39)但苦于在该方面的历史资料有限,无法展开深入的研究,学术界对于矿业开发与自然环境变迁的相互关系研究成果不多,且结论多为今人的推测,因此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
自然环境论文范文第4篇
早期的藏族饮食器具有碗、盆、桶、罐、壶等种类，以饮具为例，论述其是如何应对青藏高原特殊的自然环境而出现及生存的。藏族的饮品有酒和茶，藏族人民极爱喝茶，尤其是酥油茶，酥油茶的制作是藏族结合自身自然环境与物质条件的产物。藏族素不产茶，当茶引进之后，与当地的酥油结合，在应对高寒、缺氧气候的同时改善油腻、粗糙的饮食结构。酥油茶极富营养，酥油脂肪含量高，能产生大量热量以御寒。而茶叶中富含茶碱、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具有健胃生津，消食解腻的作用，正适合高原以肉奶等高脂肪、高动物蛋白为主要食物的民族改善饮食结构的需要。藏族人民对茶至爱至嗜，茶是其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在生活与生产的过程中，人们创造了丰富的饮具，包含制作饮料的工具、盛装饮料的容器及食用饮料的器具。酥油桶和木碗及各式各样的茶壶是藏族人民必备的日用器具。随着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饮具无论在造型、材料还是装饰上都有很大提高，种类丰富、造型精美，独具民族个性。藏族饮食器具在应对自然环境而生的过程中，呈现出本真的特性。首先，作为饮食器具，实用性是其最基本的价值和属性。面对严酷的自然条件，人们最初的需求是如何生存下去，如何让生活继续下去，因此，这些器具必须得能用，解决人们生活中某一或某些问题而存在。其次，这些饮食器具最初的创作者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民，他们遵从生活的本质，质朴无华。饮食器具在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活动中制作而产生，人们使用简单易取的材料，结合精心灵巧的制作，设计简单、实用，没有一点多余之物的器具满足生活的需要。藏族饮食器具，朴实无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穷”的产物，但在物质贫瘠背后却有着人间最深厚、最宝贵、出自心田的情和意。
二、藏族饮食器具适应自然环境的方式
相比其它民族，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人民面对的自然环境更为恶劣、艰苦，但勤劳勇敢的劳动者在争取生存与创造新生活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生活经验，寻找到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藏区地形复杂，差异明显，多民族融合，藏族人民在与自然做斗争的过程中，创造了功能多样，造型丰富的饮食器具。同时藏族饮食器具的制作过程，也是藏族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到适应自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藏族饮食器具主要从其取材、形制到器具的使用方式三方面来适应藏族独特的自然因素。
1.就地取材
藏区交通不便，耕地较少，物质资源贫乏，因此，就地取材制造器具是藏族人们应对自然最基本的生存反应。藏族饮食器具的材质主要有木质、陶质、皮质和金属质地等，其中陶器类制品历史悠久，木质器具最具特色。木碗是藏族人非常喜爱的饮食用具，即可做食具也可做饮具。藏区地形崎岖，多游牧生活，木碗质地轻，携带方便，经久耐用，其木质纹理精美，色泽华丽，呈现出一种原生态的美。同时，用木碗盛放茶酒会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并且散热慢，使用不烫嘴。藏区地理环境多样，不同的区域盛产的材料不一样，造成器具在丰富性的基础上具有地域差异性。使用当地自然提供的材料制作器具满足当时当地人的生活需求，林芝和昌都地区属于林区，盛产木材，因此生产了各种各样的木质器具，如木碗、木桶等。那曲等地草原广袤，以游牧和狩猎为主，则制作饮食器具的原材料多是动物的皮或内脏等，如皮碗、皮盆、皮盘。而河谷地带的人们很早就掌握了陶的烧制方法，因此出现了造型丰富的陶杯、陶罐和陶壶。而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种金属质地的饮食器具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同时，不同区域的人们通过交流与学习，不同质地的饮食器具在各个地方开始出现并使用，这大大促进了饮食器具的发展。
2.丰富的形制
藏区生存条件复杂、艰苦，为克服自然环境带来的挑战，藏族人民制作各种各样的器具来满足不同条件下的使用。从简单到复杂，从一器多用到一器专用，都体现了藏族人民结合自身所处的自然环境与饮食习惯进行造物的智慧。比如博物馆所收藏的，仅近代金属酒具的器形类别就有三十多个，包括酒杯、酒壶、酿酒器、酒桶、温酒器等。藏族人民喜爱饮茶与喝酒，因此饮具在藏族不仅种类丰富，还自成系统。不仅有制茶、喝茶的器具，同时由于藏族气候高寒、常年低温，藏族人民喜欢热饮，因此家家户户还有茶炉及温酒器等。茶炉腹大口小，口沿有三个支点安放茶壶，茶炉的内部有火灰，不仅能保温茶酒，还可取暖用。藏族多游牧生活，居无定所，这些器具多是陶制等质地，笨重易碎，因此牧民多使用皮囊作为酒具，系于腰间，携带方便，经久耐用。同时同一种器具也会有不同的造型和大小来适应不同环境的需求，如木碗一般有大中小三种不同的型号，有的有盖，有的无盖。其中一种为扣合木碗，上下由两个大小相同，碗口分别有内外切圈链接的钵状物组成，多为外出时携带，使用时一碗用于饮茶，一碗用于盛物，方便实用。
3.灵活的使用方式
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灵活巧妙的使用器具是藏族人民适应自然环境的一种方式。酥油桶不仅是制作酥油茶的工具还是从奶汁中提炼出酥油的长木桶，两者结构一样，形制大小不同。酥油桶由桶筒和搅拌器两部分组成，上下拉动搅拌器进行工作，操作简单。同时还有一种小型化了的酥油桶，高30厘米左右，出门时携带，藏族人民喜爱饮茶，外出时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支锅烧茶，体现了藏族人民热情、乐观的生活情趣。酥油桶上下各有一个扣环，系上带子，出行时挎在肩上，十分方便。餐刀是藏族人民饮食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餐具，与餐筷配套使用，置于刀鞘中，将其别于腰间。餐刀主要用于切食肉类，生肉与熟肉的使用方法不同，十分讲究。藏刀是藏族人民十分喜爱的用具之一，有不同的大小，其不仅作为生活用具也是生产工具。藏族高山大川阻隔，交通极为不便，外出时人们用藏刀防卫，同时可以砍柴、宰杀牲畜、裁割绳索等来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它还是一种装饰品，是身份地位的象征，随身佩戴腰刀是藏族人民的生活习俗。在不同的自然状况下，灵活使用藏族饮食器具，达到一物多能，物尽其用的效果。
三、藏族饮食器具在自然环境的约束中适应并不断发展
自然环境论文范文第5篇
（一）复杂多样的地形
地形大体呈“四山抱两盆”总格局。西边缠结的巨型褶皱山系，似乎掌握孕育这一格局的“钥匙”：三列山系由此东向延伸，在与川、滇交界处掉头南向，形成新山系；介乎其中的是面积广阔的藏北高原、藏中河谷地带。其一，巨型山系。的山系主要有四：南边有主于中、印、尼交界线的喜马拉雅山系。其东西长约2400公里、南北宽约200-300公里，平均海拔6000米以上，珠穆朗玛为群峰之最，海拔8844.43米，是世界最高峰。中部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系。其东西长约1500公里、南北宽约80公里，平均海拔5000－6000米，主峰冈仁波钦峰海拔6656米。北边在新、青、藏交界处有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唐古拉山系。主峰乔戈里峰海拔8611米，为世界第二高峰。昆仑山合前者而有“亚洲脊柱”之称，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四川盆地，全长2500多公里、南北宽约150公里，平均海拔5500－6000米。主峰格拉丹冬海拔6621米，是长江源头所在。其二，广袤的高原。全境都在青藏高原上，但本地人更习惯将阿里、那曲所在地区视为高原。这里旧称“羌塘”，今谓藏北高原，多是介于高山大脉间的遍布浅草、青苔与石砾的丘陵、河谷盆地。藏北高原西北高东南低，平均海拔4000－5500米，面积广袤无垠，东西长约2400公里、南北宽约700公里，为主要牧区。其三，山地峡谷与环带状平原。的山地、峡谷，主要分布于中部、东部、东南部及喜马拉雅南北。雅鲁藏布大峡谷，举世闻名。平原多分布于山地峡谷的狭长或开阔地带，这些平原区尽管面积不大，约占全区总面积的1.2%，但占全部耕地的56%。这些地方土层较深、土壤肥沃、灌溉便利，是主要农区与经济文化中心地所在。
（二）星罗棋布的河湖水系
河湖众多，堪称“众水之源”。其主要河流可分为四类：一是流入太平洋的金沙江、澜沧江等。一是流入印度洋的雅鲁藏布、怒江等。一是藏北内流河，大多河短流小，绕内陆湖成向心状分布。一是藏南内流河，主要分布于喜马拉雅与雅鲁藏布之间，流域面积最小。是我国湖泊最多的省区之一，有大小湖泊1500多个，总面积约24183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28%。纳木错、色林错、扎日南木错等面积在1000平方公里以上。其中，当雄“天湖”──纳木错，是第一大湖，面积1920平方公里，也是世界最高大湖，海拔4718米。
(三)独具特色的气候
气候类型呈两类分布。一是从东南向西北，由热带山地季风湿润气候渐次展现为其余气候类型。一是依地势垂直分布，由山脚到山顶，递次变化。这在东南及喜马拉雅南坡山地表现得最明显，真正的“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除此而外，的气候还表现出以下主要特征：其一，空气含氧普遍不足。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腹地广阔，足量水汽难至，大部分地区空气异常稀薄，最严重者当属普遍缺氧。这里单位空气平均含氧量仅及内地的60%，对人们的生产、工作效率有重要影响，甚至威胁人们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其二，大面积低温。众所周知，地球上某地海拔每上升1000米，温度便下降6°C。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相对他者而言，全区理论降温平均可达24°C之多。事实也如此，一年之中，内地许多地区7月温度时常达38°C，甚至更高，同期大部分地方也就摄氏10多度，藏北大面积低于8°C。其三，日照强而长。的太阳辐射强、日照时间长。一方面，强日光中所富含的紫外线，有极强抑菌、灭菌作用，可大大降低民众感染病菌的机率。另一方面，强光也容易灼伤人的肌肤，甚至给人带来其他方面的不利影响。其四，干湿两季分明。每年10月至次年4月，地面多西北风，低温，少雨雪，5月至9月，西南季风将暖湿气流送上高原，降水较多，占全年总量的90%。夏时南部、中部多夜雨冰雪，北部多雷暴冰雹。内地所谓“六月飞雪”，在此毫不稀奇。
二、资源条件与“脆弱性”
（一）自然资源宝库
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实为我国资源宝库。其一，植物资源。本地栽培作物不少，仅蔬菜就有约20个科、110余种。[2]尤其，喜凉耐低温作物在此生长态势、产量之好为全国罕见。这里也有适合许多外地作物生长的环境，“夏季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等地的蔬菜供给率可达95%以上”。[2]的野生植物多达9600种，其中，有855种为当地特有。的高等植物有6400多种，含700多种苔藓类植物，5700多种蕨类、种子植物。还有藻类植物2376种，真菌878种。[2]这里林木品种丰富，总蓄积量约22.88亿立方米，还有植物性药材2490多种，使成为我国五大林区与最大药材基地之一。其二，动物资源。的家养动物极丰富。其中，牦牛久负“高原之舟”的盛名，被大量充作驮运骑乘工具。野生动物方面，这里有脊椎动物798种，其中196种为当地特有，125种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占全国三分之一。鸟类有19个目、57个科，计488种。其中，22种为本地特有。鱼类68种。羊卓雍措的鱼类蕴藏量居之最，约2－3亿公斤，故称“鱼库”。还有爬行类动物有55种，两栖类动物45种及昆虫4000多种。[2]其三，矿产资源。已发现的矿种计102种，查明储量41种。其中，能源矿5种，查明储量3种；金属矿31种，查明储量14种；非金属矿64种，查明储量21种；水汽矿2种，查明储量1种。[2]其中，藏东三江的斑岩铜矿储量全国罕见，还伴生钼、钴、钨、镍、金、银、铁等元素。锂的远景储量居世界前列。非金属矿亦相当可观。如，硼矿，储量大分布广，已探明储量居全国前三；菱镁矿、重晶石、砷等分居全国第三、第四；石膏、陶瓷土等居全国第二、第五；白云母、泥炭等居全国第四。其四，清洁能源。的年均天然水能蕴藏量达2.01亿千瓦，技术可开发量为1.15亿千瓦，占全国水能总量的20.3%，居全国之首。[2]仅雅鲁藏布干流，即达8000万千瓦，加上多雄藏布、年楚河、尼洋河等，则达9000万千瓦。这里还有丰富的地热资源，显示点达600多处。可利用的太阳能、风能，亦相当可观。其五，旅游资源。因旅游业的发展，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复合一体，成了新兴资源。目前，已开发相关景点300多处。其中，国家5A级景区1个，4A级景区10个，3A级景区7个，2A级景区8个，1A级景区1个。部级自然保护区9个，部级地质公园2个，中国旅游城市1座，部级历史文化名城3座，部级历史文化名镇2个。
（二）源于自然条件的“脆弱性”
按德尼•古莱的理解，“脆弱性”是指“人们在无法控制的力量面前束手无策的情形。”[3](P1)客观说，“脆弱性”，是人类面临的共有现象。这里引入“脆弱性”，系指自然条件严酷的一面给人们生存、生活与生产所造成的难以根本克服的困难。要而言之，它具体表现如下：一是生态的“脆弱性”。所在的青藏高原，是我国的气候调节器、众水之源与生态屏障。与这多重角色并存的现实是又备集了其生态环境易遭破坏的诸多因子。如高海拔、水汽不足、降水不均、缺氧、低温干燥、地力不强等，一则使植被生长周期过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处，柏树的成长周期约为20年，松树的成长周期约为100年。又，人工培植林成活率亦不及内地一半。[4]三则使土壤具有年轻性。这里的土壤层次分化不明显，土层浅薄，大部分发育还在原始阶段，矿物化学分解度低，粘类含量少，70%以上为砾质土，结构性差。[2]这些先天条件的约束，决定了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护与修复能力极为有限。如，在雅鲁藏布中游山南的一些河谷开阔、地势相对平缓的地带，每年枯水季节，水位下降，河床祼露，狂风卷起河沙扬向空中，遇到山梁阻隔后，沙粒坠地，日积月累，有些地方便被厚厚沙层覆盖。再如桑耶沙丘，虽然自治区各部门在此着力不少，如栽树、植草等，但情况仍未完全改观。二是生存的脆弱性。除缺氧外，其复杂的气候、地形，高峻的地势与频繁的地质活动等，都是塑造这类脆弱性的显著因子。西北阿里，高寒干燥，全年八个多月日均气温摄氏零度以下，极端气温零下30-35°C。藏北年日均气温最低，摄氏零度以下达九个多月，极端气温零下35-43°C，40°C以下极寒天气达5-10天。
藏东三江、林芝峡谷区，降水较多，气候垂直变化大。喜马拉雅北麓，日最低气温摄氏零度以下时间达七个多月，极端气温30-47°C，南麓夏季炎热，多降水。[5]基于前述，这里的风霜、暴雨、雪灾冰冻、山洪泥石流等时有发生。的地质活动相当频繁。据一份早年资料，自1911－1977年，全区强震计有436次，6-6.9级为65次，7级以上10次，8级以上2次。[6]真实情况也是如此。1951年10月4日，在率领其支队前往途中，范明曾如此电告：“……在渡河过程中有四十多位同志英勇而光荣地牺牲了，淹毙骡马等一百五十匹头”。[6](P291)一条通天河便险恶如斯，足见包括在内的整个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严酷性。新中国成立以来，经由几代人的辛勤建设，抵御力已大为提高，各族民众生存环境与生活质量已得到显著改善，但却不能根除。根据有关部门2008-2009年对部分在校生普查显示，除因病夭折或无法就读者，受调查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发病率为1.2-1.4%，同期内地为0.6-0.8%。又，截止2012年，经筛查统计，全区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就有1万多人。高寒缺氧被认为是其始作俑者，且严重制约着救治工作。是以，卫生部不得不组织17个省(市)对口支援，将他们接下高原，免费救治。[7]其三，经济社会发展的脆弱性。这里非指经济社会某种不足，而是指自然环境在个体与群体的意义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选择机会与选择能力的制约。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解，扩展人的选择机会与选择能力，一般通过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的改善与制度结构等三个基本因素或手段来谋求解决。[8](P1)然而，与他者相较，在其他地方行之有效的发展之道，在则并不足持。一如经济增长，通行的办法是通过扩大资源基础与积累资本而获得。然而，在却难以得到实施。一方面，它涉及由于自然因素参与而增加的成本问题。比方，在内地，民众可以通过长时间、高强度、快节奏，又或远距离方式获取、积累资源与获得产出，而在，纵或经由自然选择以后，人们已适应了这一高原环境，如其在此复制内地的生产经营模式，那么仅从身心健康而言，都是极其致命的。另一方面，它也涉及生态承载力问题。在，由于自然环境制约，别人可以大加利用的资源，民众无法利用；别人可以通过某一方式获取与利用的资源，民众同样不可以复制这样的方式。否则，便有危及生态系统之虞。又如，教育、技术与健康等往往被认为是改善人力资本的主要手段。通过中央政府的鼎力支持，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与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已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真正深入过腹地的人都清楚，地广人稀、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等所造成的各类障碍，仍然在顽固制约人力资本的改善及其效用。再如制度结构的作用，人们一般认为“制度影响人类选择是通过影响信息与资源可获得性，通过塑造动力，以及通过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则而实现的。制度通过提供更有效率的组织经济活动的途径而对发展作出贡献，而这些途径通常导致经济基础性的调整”。
不过，到目前为止，人类所创造的这类“有效率的组织经济活动的途径”其实并不多，除传统产业手段而外，工业与商业，依然是实现这类诉愿的两种基本手段。但它们能否在我们自然环境中取得自洽性，值得存疑。从工业角度来看，在投身任何一项产业的成本，可能比在其余地方都会更高。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这类产业可能损耗比其余地方更高的生态成本。在这方面，尤须注意，其余地方的生态在遭受某种程度的破坏后，还有可能修复，这在则不可逆转。从商业角度来看，抛开这里的生态环境是否有足够能力承载一个规模较大的市场经济不论，基于自然制约而来的地广人稀与有限的人口数量，将始终制约市场容量、规模与内需，从而阻断个人的、群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规模效应。以与广东为例，总面积约122.8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2万，人口密度为全国最低，约2.459人/平方公里；②广东总面积约为17.98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为10505.01万，人口密度在全国最高，约584.261人/平方公里。2012年，全区GDP总量约为695.58亿元。同期，广东全省GDP为57067.92亿元。③广东以不到七分之一的面积，承载了约35倍于的人口，创造了82倍于的GDP。拿榜首与榜尾相比，固然很不科学，因为即或内地许多省份也与广东相去甚远。但是，这种反差，至少说明自然条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之大。综上所述，既然受制于这类制约且无法根本克服，那便是“脆弱性”的具体体现。
三、基于自然环境的公共管理支点
迄今为止，的自然环境保护总体良好。然而，为避免重蹈环境破坏的覆辙，我们的公共管理当有所作为。
（一）对自然环境的清醒认识
不计后果地追求线性发展，及至出现环境问题才进行治理，几乎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时，公共管理者当避免该现象在自身场域的发生。这一方面是因为生态脆弱，任何细小变化都将引发环境异变。一如沙漠化问题。植被覆盖不足，土壤发育不好，地质活动频繁，即便未进行大规模开发，正常的农牧业也将导致土壤沙化。目前，荒漠化现象在中部、北部，如雅鲁藏布中上游、拉萨河中下游、尼洋河与尼楚河下游宽谷区，以及班戈、申扎、那曲、昂仁等地，均有分布。另一方面，自然环境的自我修复力弱。“据山南地区贡嘎县调查，1984年风积沙地0.195×104km2，至1998年风积沙地发育到1.93×104km2，4年时间风积沙地面积净增加一倍。”又，“据沙漠所调查扎囊县从1980年至1992年间，由于干旱、沙埋等危害，有106.67km2的农田被迫弃耕，农田平均递减速度为8.89km2/a。扎囊县耕地大部分分布在雅鲁藏布宽谷内，那在未来的50年左右时间内，扎囊县的农地将所剩无几。”[9]当然，我们也不能据此而忽略自治区各级政府部门多年来为治理所做出的努力。据对的调研来看，这一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另一方面，的自然环境既是三百多万各族民众的休养生息的物质基础，又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因而，公共管理者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时，应当预先对这里的自然环境有一个全面、准确与深刻的认知。
（二）合理的目标定位
今天，尽管从经济总量及人均水平而言，的发展在全国仍相对滞后。不过，考虑到所受自然条件的约束及其为国家整个生态系统所做的牺牲，能有这份成绩已实属不易。另外，衡量一个地方的发展效益，并非用单纯的经济总量或人均指标所能覆盖。所以，对公共管理者而言，不能为前述表象所蒙蔽，凭主观意志去追求某一线性目标，而是应当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一个合理的定位。唯其如此，公共管理者才不会以内地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某种单一量度为参照，并产生非理性念头。明确因自然条件所限，都很难有在绝对量上超越内地任何一个省区的可能。同时，只有确立了正确的认识论，着眼长远，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包括价值引领、人力资源培育、环境保护的生态承载力、受益主体的普遍性、社会效益等等，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公共管理的内容。
（三）理性的公共管理
为使经济社会发展获得预期的可持续性，在处理发展与自然环境关系方面，公共管理还需以下几个支点以为自身注入某种理性：其一，将环境保护作为首位施政原则并贯穿于相关决策程序，尤其在制度激励体系中，须作为选人用人的一个刚性标准而得到有效监督和执行。唯其如此，方能较好地摒弃某些公共管理主体凭主观意志、热情甚或功利诉求行事的弊端。其二，生态承载水平的宏观分析。尽管要完成这一任务尚存很大困难，甚或得出的结论也不太可靠，但考虑到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及其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考虑到不进行这方面努力，相关公共管理便可能因缺少可供把握的基准而陷入模糊管理，或者说不能落到科学基点上，因而建议公共管理应做好这项工作。比方，对自然环境之于人、畜及其活动规模水平的承载阈限等，进行相关分析、推演、估算与达成一个较为理性的估值，进而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定位与决策提供科学的指导原则。其三，须有综合的资源保护与开发法规、规划。尽管目前在全国层面都还存在这方面缺陷，但为使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有坚实保障，公共管理须先行一步，开始这方面探索，就资源类型、性质、开采方式、开采技术、开采后果、开采主体、受益者、价值分配等诸多问题，进行整体、详细、清醒的认识与规划，并适当上升到法的高度，以使这类保护与开发，真正摒弃个人主观意志、热情与利益诉求，而真正受到法的规范与约束。其四，环保意识与资源节约型发展道路。不仅公共管理者自身要注意培养高度的环保意识与积极探索资源节约型发展路径，而且还应培育民众的环保意识，引导他们探索资源节约型发展之道。这里需要明确，公共管理者绝不能一面宣传环保，另一面在实践中又忽略环保。否则，不但会消耗生态成本，而且会消耗社会成本。
四、结束语
自然环境论文范文第6篇
战略流派追求竞争优势。指导思想为多元企业理论，重视企业竞争优势的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应随不同主体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影响程度而变化，战略性地采取社会责任行动来构建和维护企业的竞争优势，特别关注了媒体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作用，CSR战略能够为企业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企业理想的CSR水平可以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确定。各学派的共同点：企业是社会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自愿的行为，通过承担多方面的责任，达到与利益相关者和谐发展的目的。企业社会责任是什么？即企业在创造利润、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在面对多种多样的社会需要与社会问题时，为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所应履行的相应义务。企业依赖整个社会发展而存在和活动，不能脱离社会这个大背景独立发展。只有在充分关注社会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的前提下，把自己完全融入社会，充分认识到企业利益来源于社会，社会的根本利益就是企业的长远利益，并将自身行为、目标、利益置于社会的约束和限制之中，树立社会责任的意识，企业才能为企业创造最大利益与价值奠定牢固基础。
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在湖北省的现状分析
当今越来越多企业自觉在报表中披露社会责任、用实际行动肩负起社会责任，树立了负责任的良好社会形象，在无形之中提升了企业的品牌竞争力。我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推行并落实了一系列的节能减排政策，不断加大对环境监管的力度，标准也随之提高。在未来国家环保政策执行力度不断加大的情形下，一些企业的环境保护成本会逐渐增加，经营业绩将会受到影响。为降低环保政策性风险，一些企业改进设备，在满足国家对环境保护方面严格要求的同时，提高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越来越多的企业对自然环境保护的重视度也越来越高，报表中披露的比例上升幅度不明显，关注社会责任环境保护的集中在医药、化工及重工业这些自身的经营发展对环境不可避免污染较大的企业；而诸如服务、零售类行业，则对环境保护方面的关注度较低。相关企业在自然环境保护披露方面在年度财务报告中主要体现在“管理费用”、环保局等的政府拨款补助“在线监控建设环保专项资金”、其他非流动负债中“污水处理改建环境保护资金”；是否重视公司所在地的环境保护、公益事业等；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列入环保部门公布的污染严重企业名单；全年是否发生环境污染和环保违法事件；节能降耗、节能减排的成效。在环境污染方面，我国污染防治成本高于排污费征收标准，从短期利益考虑，企业为了追求眼前自身利润最大化，更愿意缴纳排污费来降低成本而不是投入更多的钱去防治污染；然而从长远利益考虑，拥有更好的污染防治技术和设备的企业则更有利于在社会上树立负责任的良好企业形象，赢得人们的好口碑，为其自身的持续稳定发展与壮大添砖加瓦。另外其法律强制性不够，预算约束和有力的监督考评制度相对缺乏，最终致使排污费的征收得不到有效的贯彻落实。
三、促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措施
1）完善我国法律体系，加强执法环节，强化执法力度。
企业必须认真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法》、《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对于任何违反法律法规的企业都要依法严惩。
2）完善税收制度，增加税收优惠。
对排污收费实行“费改税”的改革，开征污染税。我国税费政策制度中与节约资源、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相关的主要税种有资源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和车船使用税。实行“费改税”制度，开征污染税，强制性要求企业承担责任。企业所得税方面：加大对企业治理污染的扶持力度，对企业治理污染的固定资产投资可采用加速折旧、延期纳税等优惠措施；对企业采用先进环保技术、改进环保设备、改良生产工艺等的投资，应给予税收抵免等优惠政策。
3）加强企业自律，设立奖惩机制，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健全生产经营标准和管理规范，改善管理流程，使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具体落实到产品的原材料采购、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各个环节。
4）媒体应公正客观报导企业内部执行社会责任的状况使其透明化。
自然环境论文范文第7篇
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我为学生选择了一些有趣的、浅显易懂的课题内容。春天，带孩子到户外观察小草的生长，每周给小草量身高；看各种树叶是怎么一点点从枝上长出来的；把小蝌蚪养在鱼缸里，看着它们玩耍和成长；看燕子怎样衔泥做窝；看苹果树从长叶开花到长出小苹果。夏天，到村里的果园里看果实的长大和需要的各种管理，体会劳动的艰辛和快乐；从园里的种植园内摘来西瓜、黄瓜、西红柿等，和大家一起分享收获的喜悦；到田间看农民伯伯收小麦，看脱粒机怎么脱粒，感知颗粒归仓的意义。秋天到田野认识棉花、玉米、大豆、谷物等，采摘果实做标本；在树林里用双臂合抱的方法比较树的粗细，观察什么落叶，什么不落叶。冬天呢，则和孩子一起到户外感受冬天的天气变化，锻炼孩子的意志；下雪了和孩子一起堆雪人，打雪仗，在雪地上感受雪后空气的清新，进而进行环保教育等等。农村自然环境中蕴藏着无数的课题与秘密，等待我们和孩子一起去用心发掘。
二、直接利用自然物进行教学活动
为了使每个孩子能自然主动地进入教师所希望的状态之中，我总会设法用直观形象的教具或情境，生动浅显的语言与动作激发他们，带他们入境，帮助他们理解记忆与思考。在这其中，利用自然物进行教学活动，效果很好。自然物以其形象具体的特点一下子就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而且还能使学生的观察保持一定的时间，便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掌握知识。例如，在小班“蚂蚁的触角”这一活动中，我把学生带出活动室，问“我们在哪儿能找到小蚂蚁？”孩子们兴致很高，在院子里有土的地方找到蚂蚁。我在地上放下面包渣，让大家仔细观察蚂蚁是怎样招呼小伙伴，大家一起把食物搬进洞的，学生个个睁大了眼睛，仔细观察，最后引出蚂蚁的触角的作用：没有触角，蚂蚁就找不到家，找不到吃的，也不能和小伙伴交流信息。在这种轻松的氛围中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好不热闹，在玩中就学习了知识，完成了教育目标。在“认识桂花”这一活动中，恰巧我们校园旁边有一棵桂花树，我把孩子带出活动室，从能闻到桂花香味的地方开始，让孩子根据香味的浓淡，自己找一找香味是从哪发出来的。大家最后都聚集在了那棵桂花树下，然后我们在树下观察桂花长哪儿、什么颜色、花瓣有什么特点、桂花的香味像什么的气味等等，我们围着树，以交谈的方式，轻松完成了活动目标，并且效果良好。
三、随时发现科学素材，及时指导
自然环境论文范文第8篇
1.操场成为幼儿户外拓展场地。
操场上我们用小石子、小树叶等铺成窄窄的田间小路，让孩子们走走练练平衡能力；用易拉罐瓶、小木板等摆放成为小渠道，让孩子们跨跳过水沟，还组织各类幼儿喜闻乐见的户外活动，比如跳绳、跳房、踢毽子、跳皮筋，扔沙包等，另外还有旱冰地、大型运动器械等，让孩子在大自然里锻炼身体，陶冶心智。
2.种植园区成为亲近大自然的实践区。
生长在城市中的孩子们，对于“农作物”这个概念仅限于书本、电视中。他们不知道青菜、红薯等是怎么种，长在哪里？因此，我们的种植区为幼儿提供常见的农作物，孩子们观察根、茎、叶、花的生长过程，了解蔬菜的生长特性和生长环境，知道它的整体情况，从而吸引了幼儿的兴趣，培养了观察力，体验到了劳动的辛苦与乐趣；在饲养区，饲养一些小鸡、小鸭、小兔等，让幼儿观察它们的生长经历，并培养幼儿爱小动物的情感，懂得怎样关爱他人，培养幼儿良好的品德。
3.园内其他小场所成为幼儿探索小乐园。
幼儿园里的小型配套场地，如小花圃、小山坡、小树林，草地、沙地也能成为孩子们的秘密花园：他们在小花圃中寻找小蚂蚁、西瓜虫；在山坡上奔上跑下；在树林中玩军事类的游戏，用浓密的枝叶作屏障，木棍当长枪，拔来青草变成草帽；草地上玩追逐类的游戏；在沙地上造山、架桥、修路等，他们同样玩得兴高采烈，趣味浓厚。因此，孩子们在幼儿园的其他小场所力也能找到在大自然中发现、探索的乐趣，感受到自然的生动、有趣和神奇。
二、社会资源转变成为社会实践的社会课堂
自然环境论文范文第9篇
3dsMax可以为动画或者场景等制作提供较为全面的动画、建模以及渲染等解决方案，但是如果要制作较高级别的特效与动画，还需要一个庞大的插件群来支持，比如说在级别较高的动画场景制作中，在应用3dsMax的基础上还可以利用带有阴影能力的体积烟雾插件作为支撑。现今在我国应用3dsMax的人数越来越多。
23dsMax的自然场景制作流程
要实现自然场景的高质量制作仅靠3dsMax软件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与其功能相符合的几款插件作为支撑，使3dsMax与插件功能合理融合在一起，从而制作出较为逼真的丰富多彩的自然场景动画或者图片。那么要保证自然场景制作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应遵循一定的制作流程。3dsMax的自然场景制作流程分为四个步骤。第一，在自然场景制作中需要有具体的自然场景设计草图以及相关制作要求，而后根据自然场景制作草图与制作要求合理选择一种或者两种自然场景地形制作方法，从而制造出整个自然景观的地形地貌。第二，自然场景的地形地貌制作完毕后需要对水系统进行制作，水系统制作包含平面河流制作与海洋制作，其中河流制作应采取平面制作方式，海洋制作应使用DreamScape制作。第三，使用3dsMax自带工具，对人工构筑物进行制作，人工构筑物主要包括建筑物、道路以及桥梁等。第四，选择合适的植物插件在自然场景制作中合理添加植物。
33dsMax的自然场景制作技术实践研究
3．1自然场景制作中的地形搭建
自然场景中的地形主要是指山地与坡地，而平地制作只需要利用一个平面就可以了。3dsMax中包含了多种制作地形的方法，一般常用的地形制作方法有四种，分别是DreamScape地形、贴图置换地形、面片地形以及绘制地形。
(1)DreamScape地形。
在自然场景制作中可以使用DreamScape插件，DreamScape是3dsMax中一款非常成熟并且功能性十分强大的综合自然场景插件，合理利用该插件可以创造并渲染出比较逼真的自然场景地形，海洋、云层、天空以及户外光源等等，同时还可以达到多种自然景观效果，如反射、折射以及地形贴图等等。利用DreamScape插件进行地形制作可以降低内存的使用量，获取更加精确的自然场景地形。DreamScape插件内部设置有全局光渲染技术，对各项参数进行变更可以随意设计地形。
(2)贴图置换地形。
在利用该方法进行自然场景制作前，首先应在PS软件中绘制一幅带有灰阶的黑白贴图，而后将其调入3dsMax中，并使用“置换”命令对其进行置换，颜色较浅的地方模型凸起相对越多，反之则越少。利用贴图置换地形的方式要绘制出一幅较为精确的黑白贴图具有一定的难度，需要相关绘制人员有足够的细心与耐心。
(3)绘制地形。
绘制地形方法主要应用于自然场景地形上的凹凸细节制作，利用贴图置换地形方法或者面片地形方法制作地形的大体轮廓，在地形制作过程中需要对地形进行合理化调整，从而获取较为细致的自然场景地形。
3．2自然场景中的树木制作
3dsMax软件中有树木制作模块，但是其制作功能较弱，所以，在树木制作中要保证制作质量，应选择相应的插件配合树木制作操作。一般自然场景树木制作中常用的插件有三种。
(1)SpeedTree树木。
这是一款针对三维树木建模的软件，该软件支持大片树木的快速建立与渲染，其本身具有强大的树木库，该软件是一款独立性较强的软件，树木模型制作完后可以将其直接储存为3D格式，还可以将其导入到3dsMax软件中使用。合理利用SpeedTree技术可以创造出较为逼真的树木等植物，并且在制作过程中其使用的多边形数量比较少，可以节省制作资源。
(2)TreeStorm树木风暴。
它是一种基于3dsMax平台开发的树木插件，其自带有树木库，并且树木库中包含有270多种树木，树木类型非常齐全。还有大量树叶不透明贴图，利用这些自带资源可以制作出较为逼真的树木效果，为自然场景增添色彩。TreeStorm树木风暴软件树木库中的树木模型可在3dsMax软件中直接调用，通过调节相关参数的方式使其产生丰富变化。
(3)Forest森林。
该插件可以为3dsMax提供制作大面积森林以及植被资源的完整制作方案，利用该插件可以创建数百万以及高质量模型，让制作者在短时间内做出自然场景中的大面积树木，人群以及草丛等等。
3．3自然场景中的海洋建造
对于海洋建造需要运用3dsMax，同时还要辅之以DreamScape插件，这样可以快速制作出较为真实的海洋表面，一般海洋表面包括海洋折射、反射、泡沫、凹凸贴图以及水下场景等。利用DreamScape插件及3dsMax可以制作出渲染数据量较大的海洋场景，同时还能够减少系统数据的计算量和内存占用量。
3．4自然场景中的花草建造
花草是自然场景中的元素之一，在制作中花草可分为近景与远景，其中近景需要通过建立实体模型来实现，而远景则需要通过材质贴图来实现。在花草场景制作过程中可以利用3dsMax软件自带的毛发系统制作大面积花草模型以及近景花草模型。
4总结
自然环境论文范文第10篇
根据窗洞位置的不同可分为天窗采光、侧窗采光及角窗采光。
1.1天窗采光
天窗是顶面采光的主要方式，采光效率比侧窗高出2~3倍，可以引入不同方向的自然光，但容易出现室温过高，垂直照度不均匀，产生眩光等问题。天窗采光应避免室内热能的损耗，根据所处地理位置不同采用合适的开窗比例，我国南方温暖地区，开窗率为5%时节能率达到13%，节能效果明显，而北方严寒地区节能效果不明显。为使室内照度更加均匀，顶面开窗可以化整为零，将大的天窗分散为多个小天窗。路易斯?康是运用自然光的大师，他在金贝尔艺术博物馆的天窗设计中将德克萨斯州强烈的自然光优雅地引入展厅的内部空间，解决了一个进深过大的直线性建筑的采光问题。他在拱顶中央设计了一条水平的窄缝，下部安装了弧形的反射板，直射的太阳光被反射到拱顶上，转化成柔和的散射光，均匀地撒满展厅的每个角落。他在菲利普?埃克塞特图书馆的圆形天窗里面设置了一个三角形板，自然光经过反射进入室内，获得柔和而优雅的室内漫反射光线。
1.2侧窗采光
侧窗采光是在房间的侧墙上开采光口，是最常用的一种采光方式。侧窗光线具有明确的方向性，有利于形成阴影，但是照度不均匀，从近窗处往里衰减速度很快。一般房间的窗洞上口至房间深处的连线与地面所成的角度不小于26度，则可以保证房间进深方向的均匀性。侧窗通常做成矩形，就采光量而言，在相同房间和窗台高的情况下，正方形侧窗的采光量最高，竖形次之，扁形最少。窗户的大小应根据所处地理位置选择合适的窗墙比，提高窗周围墙面的反射能力，减少与窗口的亮度对比，改善室内亮度分布。斯蒂文?霍尔在西雅图大学的圣依格那修教堂设计中利用彩色玻璃和垂壁将侧窗的自然光反射到室内空间，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光照效果。东侧圣坛上方有一扇巨大的高侧窗，窗户内侧悬挂的窗板背后被涂成明亮而厚重的黄色，阳光从高侧窗射入，将明亮的黄色光线反射到室内，十字架的轮廓也被清晰地投射在墙壁上，运用自然光便达到一种神秘的灯光效果。在忏悔室中，自然光从装有紫色玻璃片的高侧窗射入，与下方墙面的橙色表面结合起来，紫色的反射光中漫射着橙色光芒，将北侧的墙壁烘托的暖意洋洋。
1.3角窗采光
角窗是建筑物四角的纵横墙交接处的折线形窗户，具有良好的视野和采光。卡洛?斯卡帕在卡诺瓦石膏像博物馆的改造设计中使用了独特的角窗采光，将地中海充沛的阳光引入室内。内凹的玻璃角窗仿佛是一个发光体，照亮了四周的墙壁，墙壁的抹灰面层采用威尼斯抹灰工艺，具有极好的漫反射效果，将光反射到室内每个角落，墙面和角窗之间设计成适宜的角度避免了眩光的产生。
2中庭采光
中庭就像一个“光通道”，为进深较大的建筑实现了天然采光，至于庭院、天井和建筑凹口可以看作中庭的特殊形式。对于中庭顶部采光，其它条件相同时，随着中庭采光面积的增大，中庭采光系数也会随之增大，但面积和高度越增加，采光系数增长越缓慢。英国剑桥大学马丁研究中心研究表明，中庭高宽比在3∶1数值范围以内，中庭相邻空间就能得到符合工作照度要求的足够的天然光线。德国国会大厦曾因战火失去了中央的穹顶，只剩几尺厚的外墙。福斯特在改造时，利用新技术模拟了一个玻璃穹顶，同时保留了原来的庭院。玻璃穹顶的内侧是可供市民参观的盘旋坡道，底部是议会大厅的玻璃天窗，核心部位就是被称为“光线雕刻家”的倒锥体光反射装置。巨大的锥体上覆盖着360块各种角度的镜子，将水平光线反射成柔和的漫射光，均匀地散射到下面的议会大厅里，再加上两侧庭院的天然采光，基本可以确保议会大厅的日间照明需要，降低了人工照明对电力的消耗。班尼士在美国剑桥市的辉瑞中心的中庭内营造了“光瀑布”。他将中庭内侧南向的墙面设计成反光栏板和光墙，增强自然光的反射。中庭内悬挂的“枝形吊灯”，下面垂下768个可自由移动的光偏转板，不仅能将光线折射到四周房间和中庭底部，还可以控制折射角度避免眩光，同时又成为中庭内极具美感的立体装饰，兼具了节能性和艺术性。
3导光装置
导光装置主要是利用光的反射、折射或衍射等特性，利用技术手段将自然光引入到需要的地方，主要有反光板、导光管、光导纤维、导光棱镜窗。
3.1反光板
反光板的应用非常普遍，通常是在高侧窗内下方安装的一块水平或者倾斜的挡板。根据窗户形式的不同，可分为反光板下部有观景窗和无观景窗两种。反光板安装于观景窗和高侧窗之间时，上部采光窗的玻璃透光率要高，以便使更多光线进入室内被反射到房间后部，下部观景窗的透光率要低，降低近窗处照度，减少直接眩光。反光板的上表面要采用浅色饰面以提高反射率，表面光滑程度要适当，避免晴天由于光滑程度过高导致天花板上产生过亮的光斑。
3.2导光管
导光管主要由日光集光器、传输光的管体和室内出光口三部分组成，集光器有固定和移动之分，移动的集光器可以跟踪太阳轨迹，最大限度地收集日光。导光管传输光线的距离可以达到十几米甚至几十米，易于安装和维护，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天然采光装置。美国华盛顿的摩根?刘易斯国际法办公总部的中庭是一个高42.7m，宽仅2.4m的狭窄空间，自然光无法深入，利用导光管获得了足够的天然采光。这套导光管在屋顶有一个日光反射装置，可以追踪太阳轨迹，将阳光引入到导光管中；导光管的中心是由棱镜玻璃组成的锥体，能够向外折射阳光；导光管外层是合成弹力纤维制作的表皮，引入的光线透过这一表皮发散到中庭的墙面和窗户上，最后还在底层休息厅的地面上投下美丽的放射状图案。
3.3光导纤维
光导纤维采光系统是由聚光、传光和出光三部分组成，聚光部分将太阳光聚在焦点上，对准光纤束，使光线进入光纤束后经过不断的全反射传输到另一端，由室内的散光器输出光线。光导纤维相对于导光管不仅要细很多，而且可以随意弯曲进入每个楼层的吊顶内，按照需要布置出光口。
3.4导光棱镜窗
导光棱镜窗的一面是平的，一面带有平行的棱镜，利用棱镜的折射作用改变入射光的方向，有效地减少窗户附近的眩光，提高室内采光的舒适度。同时棱镜窗的折射作用，可以在建筑内距较小时，获得更多的光线。由于导光棱镜窗呈现的室外景象是模糊或变形的，所以多用于天窗。德国波恩国会大厦执政党厅使用了导光棱镜窗作为天窗，室内光线均匀柔和。
4遮阳措施
路易斯?康说过：“在没有人工控制的情况下，太阳光有时对人类来说是充满暴力的。”太阳光虽然能带来光亮，但是过多的眩光和太阳辐射热也会影响室内环境的舒适度，采取适当的遮阳措施可以改善室内的自然光环境。常用的遮阳措施主要有选用镶嵌材料、中空内置百叶窗和遮阳设施。
4.1镶嵌材料
采光窗的镶嵌材料多以玻璃为主，我国北方采暖地区通常采用透光率较高的双层中空玻璃，南方夏热地区可以选择折光型或漫射型的印花玻璃，单银或双银Low-E玻璃，阻挡紫外线的光致变色玻璃或阻挡红外线的电致变色玻璃，还可以选用环氧树脂玻璃钢替代普通平板玻璃，降低太阳辐射热的同时减少眩光。
4.2中空内置百叶窗
近几年，我国已有厂家研制生产出中空内置百叶窗，它其实是把中空玻璃和百叶窗结合为一体，将可调百叶窗密封在中空玻璃的内部空间，靠手动磁控变换叶片的方向。中空内置百叶窗除了保留中空玻璃的全部特点外，还具有更好的遮阳隔热效果，用最普通的透明玻璃便可达到镀膜玻璃制作中空玻璃的节能效果。
4.3遮阳设施
在室内设计中宜采用结构简单、安装方便、便于维护、经济美观的遮阳设施，主要有遮阳百叶、遮阳帘和遮阳纱幕等。遮阳百叶的材质有帆布、玻璃钢、玻璃、金属等，其中金属的遮阳效果最好，其次是玻璃钢和厚帆布，最后是玻璃，而深色玻璃又比浅色玻璃的遮阳性能好。德国国会大厦玻璃穹顶内安装了一个巨大的弧形叶片状遮阳设施，它可以跟随太阳的运行轨迹运转来更好地遮挡耀眼的阳光，圆形金属管做成的百页使透射下来的光影更加柔和。遮阳帘有竹帘、布帘、纱帘及再生材料等，最显著的优点就是可活动性，对光线的获取完全随心所欲。布帘的质地厚薄疏密不同，能满足遮光的不同需求，南通火车站玻璃幕墙利用可收缩的布帘减少室内眩光。纱帘具有半透明的遮光效果，可以采用不同面料达到上部透光而下部遮光，增加房间深处光线的同时避免近窗工作面上形成眩光。遮阳纱幕是一种新型遮阳材料，主要由玻璃纤维制作，紧贴窗户外侧安装，几乎不影响建筑外立面效果。纱幕的稠稀度决定射入室内阳光的多少，不仅保持了玻璃的天然采光，而且可以清晰的观赏室外的景色，纱幕的颜色越深，视野越清晰。GSW总部大楼的遮阳纱幕密集而细小，窗外的柏林都市全景清晰可见，室内光线非常均匀，同时冬天又不会减少热能的获取。
5结语
自然环境论文范文第11篇
机翼结构系统振动试验中受多个非平稳随机激励的作用，其试验环境及主要条件保持不变，认为过程是线性、平稳和各态历经的随机过程。其运动方程表述为通过频响函数计算得到随机激励振动的统计特性，通过频率响应分析得到结构的频响函数H(ω)，然后求出响应的功率谱密度。
2机翼结构随机振动分析
本文的随机振动分析是一种采用功率谱密度作为输入的谱分析，分析确定频域响应特征值。以风压激励谱作为输入，从而得到结构的位移响应模态数据，作为后续损伤检测分析的基础。
2.1定义材料特性和单元属性本文机翼模型的基体为E-51(618)环氧树脂+酐固化剂，增强体为PAN(polyacrylonitrile)基碳纤维，材料参数分别为σ=2800MPa，E=200GPa，ρ=1．76g/cm3，d=6μm～8μm。
2.2有限元模型及约束条件机翼模型(见图1)由上下表面蒙皮、翼肋、翼梁组成。对该模型整体采用shell63壳单元，确定单元尺寸为0.1，对该模型进行自适应网格划分。对机翼模型连接面施加位移全约束。
2.3模态分析用Ansys软件对机翼结构进行模态分析，提取前30阶模态。前六阶固有频率见表1。
2.4机翼结构的风载荷谱PSD分析机翼结构系统受到的随机振动激励为垂直作用于机翼表面蒙皮的表面风压激励，根据PSD分析能得到结构各点的位移、速度、加速度功率谱密度响应。利用Fluent软件模拟速度为0.8马赫、攻角为4°的飞行环境，采集机翼受到的风压激励，通过FFT(FastFourierTransformation)变换得到机翼表面的风压功率谱密度。对机翼模型表面的所有节点施加垂直于表面的PSD谱，模拟机翼蒙皮在飞行环境中受到随时间变化的风压激励。用Ansys软件对机翼结构进行PSD分析，Ansys随机振动响应的计算模块中，能实现设置的PSD谱限制为10个，每个PSD谱的频率点限制为50。由此对所得到的PSD谱进行分级处理，分为10个不同等级;将机翼模型节点分为10个区域，分别对10个区域加载不同的PSD谱，从而使功率谱密度分析的激励设置接近真实飞行环境中模型所受到的激励，更好地模拟真实飞行环境中机翼结构的状态。机翼表面最大压力的功率谱密度曲线如图2所示。机翼模型在模态分析的基础上，由PSD分析得到计算结果，后文以节点的位移模态数据作为分析依据。
3结构损伤检测
3.1结构损伤的模拟方法和统计分析方法风压载荷冲击对智能结构材料蒙皮造成的损伤是突发性的，智能结构材料性能(刚度、强度)相应发生陡然下降。通常模拟微小损伤只考虑其结构刚度的变化，而不考虑质量的变化。本文单元损伤模拟通过降低结构有限元模型中某单元的刚度值，以实现结构的微小损伤828-835。在结构损伤检测的统计分析方面，本文的结构健康检测方法属于基于振动响应的损伤检测，利用结构随机振动响应的互相关函数幅值向量———CorV进行损伤检测。
3.2互相关函数幅值向量方法的原理一个在复杂的振动环境中工作的系统，其系统各个节点的响应信号必然存在有效联系。互相关函数能将响应信号之间的相关程度表示出来。本文利用互相关函数幅值向量，对比结构在有损与无损状态下的随机振动信号的相关性，进行损伤判断。
3.3确定结构损伤判断方法由机翼结构的振型图，该结构翼梢处为薄弱点，设置翼梢处1574号单元为损伤单元(白色)，另外在机翼蒙皮表面均布设置20个单元节点(黑色)，作为损伤单元识别的辅助测试点(见图3)。令单元1574的刚度分别降低10%、20%、30%、40%和50%来模拟损伤单元的损伤程度。在结构单元1574完好和损伤40%时，提取损伤单元上1506号节点的位移信号。通过对比分析，该节点z方向的位移损伤信号对比较为明显(见图4)。从而确定在以下损伤分析中，以单元节点的z方向位移信号作为分析依据。本文利用两个相似功率密度谱激励，对结构状态完好的机翼结构进行施加，处理得到各点与节点1506的两个ACorV，并计算得到相应的BCVAC，其值均小于0.9999998。且如果结构在未知状态(损伤或者完好状态)下的A+CorV与A－CorV之间的BCVAC明显小于0.9999998，则可认为结构发生了损伤。下文以BCVAC=0.9999998作为结构损伤与否的判断标准。图5为测试点1506和辅助测试点1712在无损状态下位移响应的互相关函数曲线。图6为无损状态下，测试点1506和二十个辅助测试点计算得到的ACorV。
3.4应用互相关函数幅值向量的单损伤检测为验证结构损伤特征参数BCVAC对机翼蒙皮结构损伤的敏感度及有效性，以损伤单元节点1506为中心，以测试点个数的多少设置为5种情况。在20个测试点的布局下，逐步减少离损伤单元的较远的测试点，设置B20CVAC为20个辅助测试点，即互相关函数幅值向量含有20个元素。由表2可看出，对于单损伤结构，在机翼翼梢部分的单元1574刚度降低10%的情况下，B20CVAC=0.99999946＜0.9999998，可以判断该结构出现损伤;其次以B20CVAC数据为起始数据，B14CVAC、B9CVAC、B5CVAC和B4CVAC数据都由于测试点位置逼近损伤单元，其在相同损伤程度情况下BCVAC值逐渐降低，表明辅助测试点离损伤单元越近，其值越低，能作为损伤位置判断依据。依据结构位移响应信号，对机翼复杂结构的损伤程度及损伤范围的判断获得较为理想的效果。但结构的复杂程度仍对结果数据的正确性有一定的影响，对试验数据的可靠性，应以整体数据的趋向性为准则，排除个别受到复杂结构影响的不理想数据。
4总结
自然环境论文范文第12篇
（1）中提出了一种能量自获取管理系统，其中生能器件是太阳能光伏电池和风能发电机，储能元件是锂离子电池和超级电容器，考虑到锂离子电池的自放电现象较弱，充放电的次数较少，而超级电容器则刚好相反。因此，将太阳能光伏电池作为主能源向传感器节点宫供电，并同时给锂离子电池供电，风能发电机则作为辅助电能给超级电容器充电，超级电容器充满电后便将能量快速的转移到锂离子电池中。这种采用锂电池配合超级电容器的供电方式广泛的应用在自获取能量的传感器节点中。从生能元件的角度考虑，中使用太阳能光伏电池和温差电池为生能元件，其中温差电池粘贴在太阳能光伏电池的背面，通过太阳能光伏电池工作时候的背温和环境中的温差来发电。振动的能量也能为传感器节点提供能量，振动能量采集器件可以是机电式或者压电式，其中采用压电式的装置比较多。比较了集中能量采集器的特性，并建立了相应的能量转换模型，以应用在无线传感器的网络仿真中。中自制了一种自获取水下能量的装置，利用不同的金属材料在电解质溶液中放电的原理，通过多片这样的电池为传感器节点供电，这中电池充分利用水下环境，为水下传感器网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供电方式。
（2）关于水下传感器网络节点的部署研究，国内外现在研究的比较多的是水下三维环境下的节点部署。提到了一种部署网关节点的方法来最大化网络生存时间。但是，目前针对具有自获取能量的水下无线传感器节点的部署研究还没有开始，在这样的部署条件下，传感器的部署除了要考虑水下的三维环境以及通讯媒介的改变外，还要综合考虑节点的能量以及能量采集的便利性。因此这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3）针对于水下传感器节点的路由研究，考虑到水声信道传输的特点，水下传感器网络的路由跟陆地上的传感器网络有着明显的差异。《水下无线传感器网络能量路由协议的仿真研究》提出一种基于表驱动路由协议设计思想的选优能量路由协议能够有效的延长网络生存时间。也是采用类似的路由算法。
2.项目研究内容、研究目标以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2.1研究目标
（1）综合考虑影响路由协议的因素，通过设定不同的影响权值来实现最优路由算法，以便于适应不同的检测环境。
（2）采用新的传输机制，降低网络的时延和传输错误率。
（3）构建基于基站式的检测网络拓扑结构，路由算法由基站根据影响因子实时调整，检测节点定时与基站同步路由算法，在降低水下传感器能耗的同时，由于其是基于基站的广播方式，提高了系统的可拓展性。
2.2研究内容
本项目旨在实现基于自获取能量的水下无线传感器网络的部署和路由研究。在项目期间，将针对于目前的所做研究结合研究目标概括以下三点主要内容：
（1）完善协议MAC层传输机制算法。
完善课题组提出的OVSF传输机制，其依据下面公式实现不同节点之间的不相干数据传输。此机制成熟地应用在水下无线传感网络协议中，降低网络延时同时提高能量利用率。
实现基于优先级的传输机制，最大程度优化传输路径
（2）基于基站式的路由广播机制
基于层次分析（AHP）的路由算法，实现不同检测环境下通过调整不同的权值来优化路由协议。
构建基于基站的检测网络拓扑结构，基站实时检测影响路由协议的因素变化情况，并且根据相应的权值计算并广播相路由协议，水下节点会依据设定的阀值来决定是不是改变目前所用传输路由协议。
（3）实现整个系统持久工作，能量来源为自获取（分为节点获取和基站获取）。
基站是基于太阳能、风能等自然能量，采取自获取的方式来补充电池。
节点采用在现在国外提出的生物能的基础上改进型，提出基于三个阶段数据传输算法，实现最大化利用能量的前提下去实现数据的无差别传输。
2.3拟解决的关健问题
（1）如何在自获取能量的前提下实现系统的持久工作，同时实现网络在最优的路由协议下数据通信将是本项目的重点解决难题。
（2）基于OVSF和优先级的算法：优化课题组之前提出的算法同时将算法成熟地应用在项目所提出的协议中，达到时延和能量利用率的要求。
3.项目的特色和创新之处
本项目旨在研究基于自获取能量的水下无线传感网络的部署和路由研究，和以往此方向的研究相比，本研究项目的特色和创新之处在于：
（1）采用自获取的方式来解决节点能源问题，大幅度地增加网络的使用寿命。
（2）采用OVSF码与基于优先级的传输机制，降低网络的数据传输时延。
自然环境论文范文第13篇
一
生态存在论主要从有机整体的视角，揭示人与 世界万物的存在是一种系统的关系存在。从其存在 状态看，它是一个生命自组织演化系统。这一大的演 化系统可分为系统自身的自组织演化、系统之间的 自组织演化和系统内在要素(子系统)之间的协同自 组织演化。在这一巨大的生态存在自演化系统中，从 无机界到有机界，从亚原子、原子、分子、细胞原生 物、生物有机体到文化，既是具有自稳自组性的有机 系统，又是生态存在系统的一个部分。从系统哲学范 式的观点看，每一系统相对于整个生态系统都具有 自身的存在价值，都会在自身所处的生态位上获得 相应的价值承认；但它作为整个生态大系统的一部 分，却不应将自己的存在价值凌驾于整个大系统之 上，因为系统价值高于部分价值，每一系统作为一个 部分都必须服从生态大系统的规范。而且就系统内 的各个部分、各个系统来说，它们不是原子式的存在，而是系统关联性的存在。
因此，生态系统的生命 演化与维系，相对于其他生命系统的存在就构成了 一种终极制约性。恰如著名学者拉兹洛所言，“自然 是终极因”。对于人类的存在来说，没有形而上的 终极预设与追求，便失去存在之根、力量之源。而形 而上的预设作为一种逻辑设定，往往不太容易被经 验证实或证伪。这在现代文化语境中几乎是不言而 喻的通则。但在生态文化视野中，生态存在的终极本 体性，却是人们可以经验感觉的事实。现代人类实践 的无度扩张已经触及到地球的极限，生态灾难频发， 彰显了地球的有限性和生态系的脆弱性。生态存在 作为一种终极本体性设定不仅仅是理论的推演，也 是现代人类存在经验的潜在呼唤。
生态存在论内含了可能性与现实性双重纬度上 的理想设定，从其存在特性看具有六大本质特征，这 六大本质特征既是从生态存在视野对万事万物的存 在本性的概括，也是对生态美的本质特征的概括。第 一，一体性。一体性的基础是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在 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上，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万物是 平等的，如桑德拉巴哈古纳的诗意吟颂:“我们必须 聆听树木的心跳，因为它和我们一样，都是活生生的 生命。”〔2〕第二，共生性。人、自然、万物的本原一体 性，是生态存在论状态的整体表征。而支持存在一体 性的规则就是共生性，不仅是万物之间的共生，更根 本的是人与自然万物的共生。对于人来说，共生不仅 意味着生存规则，而且是一种境界的提升。在机械 论、工业文明的行为模式中，人类越来越淡忘了人与 自然共生这一始源性的终极真实，共生性将重新唤回人与自然的生命连结与亲和。第三，互通性。
共生的本性必然要求互通，任何生命自组织演化系统都 不是孤立的，其自身生态活力的保持，必须依赖与其 他生命系统进行充分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而且 互通不是因与果的线性过程，而是网络式的双向整 合。这种互通并非由于存在者之间的利益需求，而是 植根于存在者之间的生命亲和，“从演化进程来看， 人类可能是在漫长的时间里，发展出一种深植于基 因、渴望其他物种相伴的需求”。为此，威尔森创造了 一个新词“亲生命性” (biophilia)来形容这种需求,意 指“专注于生命与生命互动进程的先天倾向。第 四，融合性。融合性则是互通性的进一步具体化，它 体现为存在者与环境的融合。环境对于存在者并不 是工具性的、手段性的，它本身构成存在的一个有机 部分。融合性内在地包含着存在者与环境的共生与 互通。第五，和合性。对于融合性来说，和合性是对它 的一个必要的逻辑制约与提升。融合不是同一，不是 无视万物的差异与对立，否则生态存在便失去了根 基与活性，所谓“同则不继”，所谓“和实生物”。“和” 在此取“以他平他谓之和”之意。同时又赋予辩证法 的对立统一规律以生态学的纬度与滋养。第六，自主 自觉性。自主自觉性则是和合性的逻辑延伸及对一 体性的实践回应，同时又内含了生态美学结构层次 的逻辑预期。在“他”、、对立”的意义上，“自主性”是 “和”的逻辑表征，体现生命存在对自身所处生态位 及价值功能的自主意识;在“合”、“统一”的意义上， 自觉性体现了具体存在在实践层面对和合性、一体 性的潜在认同，开辟了生态美学向其他结构层次过 度的逻辑前景。
就生态存在论来说，这六大本质特性在逻辑上 已不再是单纯的辩证否定与逻辑回归的关系，更根 本的是具有彼此互补协同制约的关系，通过彼此的 协同、制约、互补，形成充满生态活力的和谐境界。也 就是说，生态存在论所具有的这六大特性实质上也 就是生态存在美的最基本特性，因而从生态存在论 的视角看，“和谐”只是万物存在方式的主要存在形 式和状态。所以从生态存在谈论美，我们不同意“美 是和谐”之说，因为这在特定意义上是把存在的形式 看成了美存在的本身，或者说把现象的东西当成了 本质的东西。但和谐美又是我们一直坚持的观点，笔 者在与周来祥先生合写的文章中集中阐发过这一思 想，因而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否定。当然，这种否 定并不意味着不能从“和谐”的角度谈“美”，而是说 “和谐”只是求索美的途径，美的真正的奥秘在和谐 的形式背后。这颇像现象学所说的，出场的事物以未出场的事物为背景，未出场的事物是出场的事物 的内在本质。也就是说，从生态存在论的存在状态 最容易把美定义为“和谐”，而从生态存在论的本质 内涵又深感“美是和谐”之说有待理论上的深化。
二
人的存在实践是一种双重的统一，即以自然的 方式而存在和自然以人的方式而存在的统一。人“以 自然的方式而存在”指向生态存在本体的终极性诉 求，它力求超越既有文明文化事实的存在语境，含蕴 着向生态存在境界的跃升。而生态存在境界由潜能 向现实的不断转化、拓展，又必须依赖于人的主体性 的实践性活动，这种实践活动，由于植根生态存在的 本体性逻辑制约，便内蕴着、自然以人的方式而存 在”的过程。如此人的实践便展现了人以自然而存在 和自然以人而存在的统一。因此，生态主体论美学， 作为生态美学在认识论和实践论这一命题上的体 现，其本质特性是，以生态存在本体为终极制约，以 生态实践为基本中介，在人与自然的双向整合中，实 现着生态存在境界由潜能向现实的不断转化、拓展。 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社会功能都有它的自然本性， 可以说是自然本性的社会化，离开人的自然本性谈 人的社会性是一种无根之谈，自然可以离开人而存 在，而人须臾也不能离开自然而存在。人作为社会性 主体的存在，本质上是人与自然一体性存在的一种 特殊方式，“人及自然二者相互依附于一个连续发展 的整体。这个同时包含人及自然的现实整体必须被 视为一个能容许人及自然能在其中相互转化的动态 的创造转化过程”。
只有这样理解人作为主体的存 在，才能更全面理解人如何实践、认识、审美。就如何 实践而论，一般强调实践的社会性。实践是人的一种 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而人以外的自然物似乎没有， 但这种认识是有缺欠的，且不说动物也有较自觉的 实践行为，就是非动物的自然所具有的自组织的演 化(有机规律)就有一种潜在的价值趋向，也就是合 自然的目的性。就此而论，自然物也是一种合规律性 合目的性的存在，具有主体活动的特性。而且正是自 然的这种存在方式决定了人应该如何实践，但恰恰 在这方面人把它遗忘了，这是人类破坏自然和自己 否定自己的根源，这种实践行为明显是丑的，却成为 以往探讨美和美的本质的哲学基础。就我们自身坚 持的“和谐”美而论，应该承认“和谐”美学在一个辩 证的视野中较为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命题，但受制 于和谐美学诞生时历史语境的制约，在具体认识上 同样也未能摆脱这一局限。如、美的本质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主体和客体的和谐统一，是客观的合规 律性、主观的合目的性，是真和善(客观上的真、主体 实践上的善的和谐统一”。
这种观点显然是非生 态文化的，作为和谐美的理论基础，有鲜明的以非和 谐的思想谈和谐美之嫌。而现在从生态文化的角度 看实践，就变为双重合规律性与双重合目的性:即既 要合因果规律(合线性规律)又要合有机规律(非线 性规律），而且前者要受后者的统摄；既要合人的目 的，又要合自然的目的，而且要在合自然目的的基础 上实现人的目的。人的这种实践行为，能真正打通人 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生命联系，人与自然互动共 生、相异共荣，人在自然中又在自然外，这是人之为 人的存在本性。进而言之，也就是实践以自然的方式 进行活动而自然却变成了以人的方式而存在，使生 态实践在特定意义上成了生态存在论的展开，并成 了生态美学的一种重要的基础。
现代认识论或实践论美学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主 客体关系的模式，或者说主体统治客体的模式，除客 观论美学之外，其他美本质论最终落脚于主体的人。 而生态认识论美学与主体认识论思维模式不同，它 从单向的“主体一客体”模式转变为“主体(A)—客 体（自然)一主体(人)”交往关系模式。主体(包括代 内主体与代际主体)之间是一种主体间性关系，这种 主体间性关系在现实的交往活动与非现实的（潜在 的现实 ）交往活动中都以人与自然一体性关系为基 础，自然对人都有终极限制性。人类作为一种特殊的 物种，不论过去（已存在)、“现在”（当下在场），还是 “将来”，其活动都要以自然为中介，自然在这三大向 度中规定着人的认识活动和价值活动。 人的现实活 动(现在向度)，既要承担前人赋予的历史责任，即对 原本的历史注入应有的现实内容，又要承担后人可 能提出的未来使命，把主客体认识论关系所具有的 单向的工具理性，转向三向度互补相生的自然理性 和社会理性，使之真正成为生态认识论美学的哲学 基础。
三
生态环境美学是生态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生态存在论美学和生态主体论美学的具体存在方 式。这从生态环境价值与生态存在论和生态主体论 的内在关系可以看得很清楚。从生态环境价值论看 生态环境美，我们认为生态环境价值是“环境价值””与“环境的价值”的统一。所谓“环境价值”，就是从人 与环境的一体性关系看环境，环境并不在人之外，而 在人之内，环境就是人的生命本身，人离开自身生存的环境就不复存在。人对环境的需求不是一种外在 的需求而是一种内在的本性需求，所谓“大人者，以 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 非意之也，其仁之本若是”。这就是环境价值的存 在论本性。但人与环境不只是一种内在的一体性关 系，同时也与环境存在着一种非一体性的外在关系， 或者说主客体关系，即人的某种功利性的需要与环 境建立的价值关系，即所谓“环境的价值”。
生态环境 美学就建立在具有生态存在论本性的“环境价值”和 具有主体论本性的“环境的价值”的基础上，二者的 统一构成了生态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因此生态环 境美也有两种形态，即环境美和环境的美。环境美更 多具有生态存在美的特性，但又不能完全归结为生 态存在美，它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在特定的具体环 境中与环境建立起来的一种一体性的审美关系，环 境对人自身就具有某种人学的性质，可称之为似存 在美。而环境的美，本质上是一种主客体关系的美， 即作为审美主体的人把环境视为审美对象构成的 美，它更多的具有主体性美的特性，但又不完全同于 主体性的美，在这里环境作为审美对象，美与不美并 不完全取决于主体对它的判断，人与环境同样是一 种同生共运、相异共荣的关系，它内在地渗透着存在 论美的因素，可称之为似生态主体论美。
虽然从两种视角一一“环境价值”和“环境的价 值”可把生态环境美学分为环境美与环境的美，但我 们更注重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尤其是环境的美所 具有的存在论美学特性。从生态价值论的角度看，生 态环境价值作为一种有机的价值系统，虽然分为“环 境价值”和“环境的价值”，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 网络关系，其环境价值可以说既是网络的纽结，又是 价值成果的储存单位；环境的价值则既是网络的网 线，又是新价值生成的基本条件。这颇似美国环境伦 理学家罗尔斯顿所说:“在一个功能性的整体中…… 其内在价值恰似波动中的粒子，而工具价值亦如粒 子组成的波动。
正是“环境价值”和“环境的价值” 的这种内在联系决定了“环境美”和“环境的美”的内 在联系。也就是说，环境的美虽然是一种人与环境的 对象性关系的美，它更具有主体美的特性，但它的生 命之根、审美之源却在于人与环境的一体性关系。这 正如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所说:“在荒野中 旅行，能让我们的身体获得直接贴近自然的体验”， 荒野“给我们提供接触终极存在的体验，而这种体验 在城市中是无法获得的”。这就是从“环境美”看 “环境的美”。对“环境的美”与“环境美”的关系，如果 进一步用海德格尔“之间”的哲学观点来解释，可以认识得更清楚。
海德格尔曾对“在某某之间”和“在其 间”，进行过严格的区分，前者是存在者的存在方式， 它既包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也包含现代哲学讲的 主客体关系，它们彼此之间的这种关系当然是一种 非一体性的存在关系;而“在其间”却是“存在论”意 义上的“在其间”，它“为一切存在者开启存在的可 能，因而是提供生存尺度的、构成人生命运的真正的 在之间”。我们所说“环境美”显然更倾向于一种 “在其间”的存在美，而“环境的美”它显然在形式上 以对象性的关系存在，卩“在某某之间”的方式存在， 但实质上却是存在论美的一种特殊体现形式， 它与 环境美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互动共生的关系。
四
生态文艺美学作为生态美学的一种特殊形态或 者更精神化的存在，可以以更自由的方式与生态存 在论美学、 生态主体论美学和生态环境美学发生直 接或间接的联系，变为自己精神反映的内容。但从更 深层次看，生态文艺美学却有不同于以上三大美学 的本质特征，它更具精神生态化，精神生态是生态文 艺美学的主要表现对象。因此，生态文艺美学不但要 以对近现代文艺的非生态化精神的否定来确立自己 的表现的对象，更要以精神生态学家的风姿探索生 态文艺美学的表现内容和形式，这条道路虽然很艰 难、很漫长，但它是文艺美学最灿烂的明天。
建立精神生态文艺美学当然应该立足于当今时 代，因为文学艺术本质上是一种时代精神的体现。而 生态文艺美学作为精神生态反映形式，它自身就是 一种崭新的时代精神，或者说是在“人类纪”时代特 有的人类“精神圈”的一种突围和重构。在整个现代 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精神圈”，奠基于以往人类 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历史，天然缺失生态纬度自然 生命活力的滋润，使人类的生命存在远离与自然相 谐和的感应体验方式，“人类对自然的依存越低，他 的生存便越贫乏和卑微”，“人类自认高于其他物种， 这不会带来人性的提升”。实现人类“精神圈”的 生态化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命题。精神生态化建构的 文化基础是现代文化向生态文化的转型，生态文艺 美学作为精神生态的直接反映形式，不但是现代文 化向生态文化转型的内在推动力，而且能以更为感 性的形式展现生态文化“精神圈”的建立一精神圈 的生态化，起到其他文化形态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吸 收古代和现代文艺精神精华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 既不同于古代也不同于近现代的一种展现精神生态 的文艺美学。
生态美学代表着一种新的美学转型， 美学的转 型意味着美的本质观的提升，及与之相适应的艺术 本质观的结构性转换。生态文艺美学的基本逻辑构 架立足于生态存在论与生态主体论的双重视角。从 生态存在论与生态主体论的双重视角建构生态文艺 美学，更能清晰地凸现以往文艺美学的逻辑缺失。当 然这不是说以往的文艺美学思想没有自身的合理 性，而是说任何理论既得益于自身诞生的历史语境， 也受制于这一历史语境。以往文艺美学思想的最大 缺失就是自然美的边缘化，包括作者1990年出版的 《文艺美学》。艺术是人类主体的精神创造物，其存在 形式是人类精神品格的集中表现，“文学史，就其最 深刻的意义来说，……即人类的精神史”。
文艺美 学以人类的艺术创造与欣赏为研究对象，是对人类 文艺现象的形而上反思，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是对人 类精神、情感状态的理论烛照。只是这种理论烛照难 免带有与历史同行的盲点，“先是谢林，后是黑格尔、 左尔格高扬艺术，贬低自然，把审美活动与艺术活动 等同起来，于是美学基本问题便成了艺术与现实生 活的关系，或者更明确地说，成了艺术的超越性问 题”;“百年来中国美学几乎始终囿于艺术活动之内， 把艺术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超越当作美学的基本问 题，自然美(包括社会美)虽然也时时被人提起，却被 置于从属的、边缘的位置。在既有美学理论的探 讨中，虽然也关注到自然美，但并没有给予自然美以 应有的重视，在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视野下，自然无 论如何也不能和人类的主动创造相比，自然美至多 也不过被当做人类某种精神状态的象征，从而遮蔽 了自然美的深刻本质，、心灵和它的艺术美高于自然。
对于自然、自然美的边缘化，属于一个时代的 缺失。随着人类生存困境与难题的凸现，时代呼唤 人类精神回归远离的家园，呼唤培育人类对自然的 谦逊与敬畏，呼唤新型人类精神品格的塑造。文学 艺术作为人类精神境界的集中展现，面临着责无旁 贷的历史重任。而要回应这一呼唤，文艺美学应该 有对自己进行自我否定的勇气，随着时代语境的转 换，如果我们仍然一般地坚持“美的本质反映在艺 术中，就是主观与客观、表现与再现、情感与认识、 真与善的统一”〔14〕，就很难回答新时代提出的问题 和缺乏对现实的应对力，而作为对未来艺术的一种 逻辑预期则隐含着更大的欠缺。因此我们认为从生 态存在论与生态主体论双重视角建构新型的生态文 艺美学就变得十分必要与迫切。
具体来说，在生态存在论和主体论双重视角下构建生态文艺学，首先要确立自然美在艺术本质观 中的基础地位，使自然美成为“精神生态化”逻辑结 构的要素，并以此为前提，文艺具体展现自然美与精 神美两种逻辑视角的协同、制约、互补、共生，这也是 生态文艺美学关于艺术本质观的基本逻辑定位。而 要确立自然美在人类精神结构中的本体地位，就需 要重新认识自然及自然美的深刻内涵。自然并非支 撑人类生存的间接工具、手段，相反，人与自然本就 是一体共生、和合共融的关系，“关于自然，我们认为 它是宇宙普遍生命的大化流行的境域。……自然，对 于我们而言，是广大悉备，生成变化的境域。在时间 中，无一刻不在发育创造;在空间内，无一处不是交 彻互容的。
自然环境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环境哲学；生态；哲学；环境；环境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B0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8—0018—06
环境与哲学之相连，是环境之福音，哲学之幸遇。环境哲学不是孤悬于自然界之上的观念之剑，也不是游离于哲学边缘的理论之镜。当代中国生态和谐社会结构与绿色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已日益体现出一种重视环境哲学理论的社会影响与扩大环境哲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可能性。当然，随着当代世界环境问题与生态危机的日渐突出，环境哲学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
一、环境哲学的内涵与外延及其当代境遇
环境哲学是生态文明的观念基础。开启振兴环境哲学的契机，在于实践环境哲学的功能与作用，以期在一个呼唤绿色发展的时代实现环境哲学继往开来的历史宗旨与未来使命。环境哲学是环境智慧之学，是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审慎反思与系统思考，是人类辩证认识自然的思维过程。环境哲学的功能是对人类的自然知识与环境经验作形而上的思考与诠释，宗旨在于用回归自然的思维指导发现生态经验的本质，使命则在于澄清人类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反思人类在工业文明模式下受现代性思维所操控的短期行为。在近两个世纪以来，环境哲学的内在含义与外在结构在时代的审视中不断变换发展。
环境哲学是人类思维对自然存在的思考，是人类对环境及环境问题的高度概括性与抽象性的思考，也是关于自然界与社会环境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环境哲学是一种秉持生态良心的自然主义分析，是对人类所置身之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深入审视，是对人类社会生态危机这种时代之疾的关注与挽救。“环境伦理是环境哲学的一部分。环境伦理的证立要求从根本上突破现代思想的狭隘眼界，从而要求伦理学的根本改变。它之所以受到现代正统伦理学的坚决抵制，就在于它的问世具有颠覆性的作用。”环境哲学在质疑传统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前提上不仅拥有对多样式概念与理论的阐释，也是在进一步发现环境科学的逻辑的基础上概括总结环境哲学之体系。环境哲学从学科范围与问题域上必然包含着环境伦理学。环境伦理学是“为当代的环境危机诸如空气与水污染、生态系统的退化、物种的灭绝、土壤的侵蚀等所推动的一种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力图把这些存在物和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确立人对它的责任”。无论何种环境哲学的方法，都力图建立在整体主义与系统论的基础上来建立人对自然环境的责任。
环境哲学的适切性判断依存于哲学这棵大树。它所涵盖的问题域极其宽广，尽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环境哲学被理解为生态哲学，而这两个概念确实有着类似的地方。只不过从其前缀中，我们能够有效辨析其所包含的概念分殊。“生态”一词，来源于生态学，它指的是自然界多种多样的生物群落之间及其与非生物群落环境之间的所有关系。它包含了气候因素、生物因素、土壤因素、地理因素与人为因素。它与生态系统的概念有重合之处，按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的解释，生态系统是“具体空间单位内活生物体、其自然环境及其所有相互关系组成的综合体。生态系统的非生物构成包括矿物、气候、水、土壤、阳光和所有其他无生命成分；其生物构成包括一切生物种类”。生态系统更多的是从自然科学角度而言的一种整体主义观念，是地球生物的一种系统写照，是在能量流转和营养循环之间所构成的综合体。它作为环境哲学的一种研究视角，倡导并弘扬了生态中心主义，包含了生物个体与其生存环境、生物多样性与其生态系统的问题。而把生态与环境的概念融合在一起考察的生态环境指的是：“影响人类与生物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的总和。由许多生态因子综合而成，包括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前者有植物、动物、微生物，后者有光、温度、水分、大气、土壤和无机盐等。在自然界，各种因子不是孤立地对人类与生物起作用，往往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起综合作用。”
当然就环境哲学而言，它是源生于哲学的理论体系，是在中西哲学视域互见的语境中形成的。哲学是一种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关于世界最终的、最一般问题的思考。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由社会存在所决定。任何哲学体系或学说，归根到底都是对社会存在的正确或歪曲的反映。但环境哲学与哲学其他分支相比，与自然界的联系最为紧密，离开经济基础相对较远，更接近于思格斯所说的“更高的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它通过对自然界最一般问题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的回答，来重建一个具有最本源性的世界观。
但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是，环境哲学目前缺席于哲学现有的二级学科体系，诸多的哲学专业词典缺乏对环境哲学这一重要词目的具体诠释。无论如何，环境哲学一直是哲学的一部分。但是环境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独立部分，是在20世纪下半叶才出现的。环境哲学的这些思考，从自然直觉到生态观念，使人对外部生活世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成果有了反思、总结与概况的可能。作为人们对整个自然界的根本观点的体系，环境哲学与人对自然界的理解与爱护不可或缺。如同哲学的起源在于惊异，当环境哲学的生态惊异达到普遍程度时，自然就在此中出现了。“自然”概念及对自然界的思考，引领着当代环境哲学的研究进路。正如在人类与自然界相交往的过程中，有些问题只能由环境哲学来回答，而不能由环境科学来回答。环境哲学也正在为自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辩护。隶属于环境哲学的问题，科学哲学或逻辑学也无从回答。
二、重构环境哲学的未来图景
重构环境哲学的未来图景，需要环境哲学所创造的恰当判断与合理认识，以期有效避免流行哲学在自然理念上的盲区，并创造现代哲学在生态观念上的新生。
从属于环境哲学的环境伦理学，更需注意生态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在于人类伦理道德的危机。环境伦理表现为人类为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自觉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形成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及其实践的总和。而环境哲学的任务在于建立人与自然之理性关系与系统理论向前发展的框架，一方面确认人之存在的自然意义，另一方面肯定自然之存在的生态作用。
要构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环境哲学需在细化其研究领域的过程中，不断探索环境哲学的发展规律并凝聚其观念系统。研究中国环境哲学的未来趋势，离不开中国哲学的传统底蕴，也离不开世界哲学的优秀成果。东西方哲学能否融汇于环境哲学这个交会点上，需要我们慎思哲学的环境属性，明辨环境的哲学思虑。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环境哲学能否走在哲学的前沿，取决于其思想风范是否有新格局，理论视野是否有新景观，观点内窬是否有新思路，方法结构是否有新展现。展望未来的环境哲学，它将不仅表现为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且是在复苏自然世界的道德地位的进程中所建立的一个新的理论架构。当下世界隐患丛生的气候变化、环境灾难与生态危机，既是对环境哲学所提出的巨大挑战，又是推动环境哲学向前发展的历史性契机。它促进我们进一步认识环境哲学的现实与理想，即环境哲学不仅应关心整个生态系统以及生态系统内各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在一个更为广泛的生命共同体中承担对原生自然与人化自然的健全思考。
本着尊重自然界的权利与内在价值的理念，环境哲学的使命也在于以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多样性与稳定性作为判断一种哲学理念的道德性与正当性的首要标准。无论是大地伦理学、动物权利论、深层生态学与生态女性主义，还是强弱互见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都在提醒着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环境伦理学，以期为复兴环境哲学的理念与价值而重构其方法论。历久而弥新的概念、范畴、命题与一般方法论，也需要新的锤炼与发展。例如环境哲学的起源与基础，环境哲学的发展与文明变迁，环境哲学家的社会地位和角色期望。环境哲学研究中的经济现象和社会问题等。
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传统窠臼的环境哲学，在多学科的语境中面向多维度的重叠共识，与生态学、环境科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环境政治学等学科相碰撞并相融汇。它既是我们对地球生态系统的最一般概念与思想的表达，又是用最一般概念与思想来诠释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意识与规范，而且它也是对人类与自然界发生普遍实践行为的道德反思。
环境哲学及其构成的环境观念要素对人类与其他生物的生存发展承担着重要的职能与作用。环境哲学所关注的环境是整体主义的地球生态环境，我们应尽力继承与发扬环境哲学的辩证反思与理性审视的功能，一方面积极从原则上塑造人类与其他生物生存栖息地的基本理论范式，另一方面全面厘清地球家园生命繁衍的依托与约束因素。
环境哲学的未来，不仅在于逐步推广人类在自然生活中道德关怀的范围，而且在于把我们的理性视野放到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种身上。或者说环境哲学的历史趋势是对地球整个生态系统的聚焦与思虑，人类所能踏足之处与未到之地皆应是环境哲学关注的对象。人类、自然界和地球生态系统，都应当是我们环境哲学所呈现的关键词。而如何认识自然与自然物，如何理解世界的本源，如何说明生态系统的存在，如何阐释我们所置身的地球家园，如何思考立足于天地之间的人类，如何解读具有可持续性的生态文明，这些环境哲学的大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重新反思的环境哲学的核心理论挑战。
当代环境哲学的生态学转向，是复兴环境哲学的重大契机与趋向。它所立足的理论预设在于人工环境是地球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一切环境哲学的分析都可回归于对自然界之生态系统的分析。当我们把环境哲学与生态哲学等同在一起的时候，实则侧重于从狭义上去指称一种自然生态的哲学思辨。而在广义上，环境哲学包含了对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哲学审视。我们对环境哲学的认识是随着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
三、当代环境哲学的理论模式与趋向
伴随着哲学的新转向与生态文明的兴起，将环境哲学呈现在不同的理论范式面前是重要的。而一个彰显独立而又保持着与哲学其他分支学科紧密关联的环境哲学，在其内在价值不断扩展的进程中不仅增添着新的学术视阈与学术话语，而且正日益展现出与绿色增长模式相匹配的理论势头。当代环境哲学正在塑造不同标准理论模式的思路，预示着可能的发展趋向。
（一）价值思辨的环境哲学
价值思辨的环境哲学，体现了环境哲学之价值论的语言分析。对于价值的一般性研究叫做价值论。价值分为不同类型，最通行的一种是把价值分为内在价值、内含价值和外在（或工具）价值。而价值思辨的环境哲学，其认同有赖于对环境价值的内涵认识的深化，其争论来自于价值的主体属于谁。它可能是源于尊重自然具体的内在价值而产生共识的。但在相当长的时间框架内，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无论是在本体论、价值观和认识论上都在剧烈辩论其模式、内涵的孰优孰劣。这种争论有可能加大制定环境政策过程的困难。
从价值的来源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从自然物的价值是具有内在的价值还是外在的价值，从自然价值的经济属性、文化属性与生态属性，这些问题的探寻为环境哲学的价值论基础探寻着观念思辨的基础。价值思辨的环境哲学，重新审视自然界与自然物的价值，重申并扩展了自然界存在物的内在价值，把它用作一个主要的关于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环境哲学争论学说的一个基本特征。
这种价值思辨的环境哲学，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善的理念论哲学中，在对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应然和实然的区分的承认上，使价值思辨在环境哲学的使用上变得越来越广泛。不再基于肤色、性别与物种的理由。不再以一种偏颇的价值观去对自然界的存在物行使偏见与歧视。因此，我们需要一种价值思辨的环境哲学去回应自然虚无论，去有效构建人类与其他生物的稳定价值关系。
更值得注意的是，否定其他生物的内在价值的观点的终结，使得人类中心主义论者日渐式微。环境实用主义背后的激励机制是考虑自然价值论与自然虚无论方面的争论（特别是关于自然之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争论）。
（二）生态观念的环境哲学
生态观念的环境哲学聚焦于扩展自我，它不仅使人类从自我走向自然，而且在于从自然走向生态。我们对生态系统的认识有可能增添我们正在完善的环境哲学的价值。以生态学为基石，加强对生态观念的环境哲学的研究，也正是建立环境哲学的统一性与确定性。
生态观念的环境哲学，并不是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关于环境哲学的考虑都聚集在生态范式上，而是强调以生态思维来审视环境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在我们完善自然生态的过程中，有没有对自然生态的新的污染；在生态系统行动中有没有任何非自然或者反自然的偏颇式错误；或者这就是我们在回归自然的最好选择的最不坏结果，或者我们进行的生态修复实践是在有用与无用之间的行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清楚地与“生态观念的环境哲学”相联系。
（三）中国气派的环境哲学
构建中国气派的环境哲学，是时代赋予中国环境哲学研究者的使命。环境哲学的中国化进程，是在符合中国情境的基础上，形成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环境哲学。这一方面是回归中国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是直面中国社会现实。
中国社会共同体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共同体，也是一个积淀着伦理关系的道德共同体。中国气派的环境哲学，也意味着它是接地气与有人气的环境哲学。
中国气派的环境哲学允诺并乐见中国山川河流与土地情感的共通，它重在展开一个自然人的心灵，把敬畏自然的思想与保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愿望融汇在一起，并在中国人集体同一的角度共享生态交往之风土民情的弥合。炎黄子孙的传统交往和民众联合被呈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可获得荣耀的最高类型。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到达生态文化自觉的目标途径，而且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自信的目标途径。通过民俗团体的凝聚及民族共同体的耕作和生活，中华民族共同体将自身血脉相连之存在最紧密地融入地球圈的整体生存，进而达到对宇宙精神的最高超越。通过新融合的生态共同体所进行着的民族心智与自然精神的交互滋养，中华民族共同体已能产生出自身的生态文化（内在优点）和生态文明（外在力量），并且能获得文化自信的提升而与其他地域文明体系进行文化对话与哲学比较。因此，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家中去挖掘中国传统思想的环境哲学因素，弘扬中国古代、近代与现代哲学的生态内涵，积极传播环境哲学的中国传统诠释范式与表达方式，努力构建能与国外环境哲学流派（特别是西方环境哲学思潮）对话的中国气派的环境哲学。
（四）自然理念的环境哲学
环境哲学的理论焦点始终在于自然界。自然界是一种变与不变相融合的哲学存在。“自然界有广狭两义。广义指具有无限多样性的宇宙中的一切存在，与‘物质世界’或‘宇宙’概念相当，包括社会。狭义指与社会相对立的自然，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总体对象。……在古希腊，Physis或Nature一词的词源含有‘生长’的意义。反映了对自然界的有机观点：自然界是一个巨大的、生长着的有机整体。认为自然界不是人的对立物，神也并不超越于自然界，它们都是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包容其中，成为一个生机盎然的统一体。”专注于环境哲学的理论框架，必须返身回顾前现代时期的自然哲学。自然界与自然物是环境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特别是在西方哲学创生时代的古希腊，就曾有阿那克西米尼、阿那克西曼德、色诺芬尼、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阿那克萨哥拉、恩培多克勒写下同为《论自然》之名的著作。回顾这些著作，可称其为环境哲学的经典性文献，它们从源头上奠定了环境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可见，从本体论上挖掘世界的本源，是环境哲学一脉相承的研究视角，其对西方哲学史的影响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我们具备何种自然观，将决定我们拥有什么样的环境哲学。自然理念的环境哲学，使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哲学的契合点上摆脱了相对立的可能。自然与自然物，人造物与人造赝品的差别，已经衍生出大量自然理念的环境哲学的著作与论文。
（五）道德规范的环境哲学
道德规范的环境哲学即环境伦理学研究。当前环境伦理学研究不同方向中比较集中的一点就是经济伦理价值与环境伦理价值的比较，环境与资源配置、贫穷、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已经被详细分析。它也激发了对经济价值与传统的环境价值之间联系的兴趣。
针对环境伦理学中内在价值的诸种观念所带来的现实问题，道德规范的环境哲学理论为此创立了一个范式。只有在道德思辨上厘清环境哲学的伦理基础，它才有可能为制定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去除羁绊。“诚乃天地之德，即自然之德。在人类所认识和体悟到的知识中，道德规范与自然规律统一起来，人才能顺天地之德。”环境哲学的道德规范提高生活之善，而破坏自然与污染环境之恶则是对生态和谐社会生活的一种损害，也是对社群成员环境道德感的一种降低，它使人束缚于单向度的物质维度中，但却脱离了现实生存的自然属性，与头顶处闪耀着的道德光辉与人性馈赠相远离，最终也将失去终极实在的联系和统一。
道德规范的环境哲学，也直接叩问着何为环境伦理及何为生态共同体的成员，并寻思着生态共同体的道德边界与道德人的范围。从动物权利论、深生态学、自然价值论、生态女性主义及环境实用主义，这些环境哲学的道德谱系呈现出一种在新趋势中的共同认知，那就是重视自然价值的伦理观念。
（六）公民正义的环境哲学
在日渐民主化的世界中，环境哲学的前景与价值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公民所关注。在环境政治学与日益成长的公民正义之间，有着清楚的交叠。正义是亚里士多德的善的概念在政治实践中的重要标准，而公民其实是一个既能统治他人又能受人统治的城邦成员。正义也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正义包含两个因素：事物和应该接受事物的人，大家认为相等的人就该配给相等的事物。正义的标准应该是个人对于构成城邦的各要素的贡献的大小，实际上就是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原则。共同体社会的正当性也在于其德性，正义就是共同生活中的德性。
环境哲学语境中的地球公民正在生态全球化的语境中被养成，而随之而来的生态公民概念已是一个被普遍认同的理论。当工业社会的环境矛盾愈演愈烈时，当人类对自身的认识陷入重重反思的境地时，当我们深入追问自然万物的本原问题时，生态公民作为现代公民身份向后现代公民身份过渡的新形式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在后现代公民身份出现之前，公民对现代性的理解从一种期待的冲动到一种无奈的逃离。
环境正义要求公民正义，因为公民正是社会环境的重要主体。而何种环境正义，也将决定何种公民正义，何种环境哲学。“它强调在生态社会生活中，每个公民都应过一种源于自然、回馈自然的有道德生活，善尽自己在生态社会中的职责与义务。”公民的环境正义是环境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环境哲学与环境正义之间交叉领域的不断增加，事实上也将给一些自古就有的环境哲学立场以强有力的支持，也将促成公民的环境哲学与正义的环境哲学的相互融合。
（七）科技趋向的环境哲学
科技趋向的环境哲学，是在科技生态学转向的背景下阐释环境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当然在此之前，科技作为一把双刃剑，已经是笛卡尔以来近代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对近现代科技的深入了解与反思，成为每一个关注环境与科学的哲学家所必须面对的事实。
环境哲学对现代科技的反思，是在反思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追求确定性的科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而亲近自然的科技则是人类寻求完善生活中更大的福音。从普遍的知识、理解的观念，到控制的环境、制造的物品，现代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从经济效益论的层面而言，科技在改善人类物质生活的意义上无往而不利，但从生态效益论的层面慎思明辨，科技对工具理性的张扬是否有可能危及人类的价值理性，或者说科技对人类工具价值的追求是否可能损坏人类的精神价值，这是一个与新文明发展方向紧密相关的问题。
无论是自然环境尽量减少人工化科技的干扰，还是社会环境层面不断改善科技的应用，科技趋向的环境哲学其实质是对环境哲学所要求的科技生态化做出尽可能精准的描述。正如人类的思维不能被机械化，生态科技也不能被虚无化。当我们力图从科技的生产力导向转变为科技的生态学转向时，一个环境哲学所称道的“发现的情境”产生了。而无法否认的是，科技的生态学转向把环境哲学的讨论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它以环境哲学的眼光来反思“科技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并进一步审视环境与科技的关系。
（八）产业反思的环境哲学
产业反思的环境哲学，着重于自然价值维护的生态社会经济发展，在这种意义上它是环境哲学应用性的体现。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产业反思的环境哲学重视所出现的普遍问题的普遍性，也强调特殊问题的特殊性。它从经济发展方式与产业结构的实质转型上构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产路径，力所能及地以合作的方式来找到解决问题的策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找到未来解决环境哲学问题的理论方向。
产业反思的环境哲学，借助生态观念的有效权衡，关注在绿色经济转型过程中环境哲学的思想指导作用。而绿色增长模式，是一种产业模式优化集成的体现。它使过往为经济中心主义辩护的环境哲学，重新回归到以自然为本的生态中心主义的路径上来。它依据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判断人类产业的道德价值，并且把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放到促进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融合的生态效益上。经济价值已不再被赋予解释的优先性，而是把自然价值与环境效益放到产业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产业蓝图并不单纯由经济结构决定，而是由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所决定。产业反思的环境哲学，其意旨也在于实现生态自由的产业解放。
（九）地球家园的环境哲学
地球家园的环境哲学，是对环境哲学的普遍性问题的关注。从可持续发展到代际伦理，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到对后代的责任以及人口增长压力，从地球村的整体环境到地区生态演变，从全球气候变暖到全球生态危机，在我们修复地球家园的过程中，有没有对自然界的新的污染？从一种经验主义的角度而言，地球家园的环境哲学是对传统环境哲学视域的拓宽，是在多元包容的语境中所促成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融合。
地球家园的环境哲学，创造的也正是恩辨哲学的开放模式。它不仅是空间与时间的开放，也是生存观念的多元包容。它强调地球家园的自然状态，积极塑造物种共存的集体主义。它把地球当成一个共同体，当成由所有物理对象和状态共同组成的世界，这不是人造的世界，而是完整和谐的地球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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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城市构建的环境哲学
以环境美学的观念塑造城市的新样态，这是对环境哲学的审美判断力所提出的新挑战。在环境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城市是一个重要的载体，也是人类现代生态文化的新兴母体。无论是在前工业文明时期、商业文明时期，还是在后生态文明时期，环境哲学的艰难步履与城市的孕育发展相伴随。
自然环境论文范文第15篇
与会专家和学者围绕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环境哲学理论、生态文明建设及对策三方面主题进行了研讨。
一、传统生态思想文化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传统思想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对传统思想文化中蕴含的生态资源的诠释与论述是本次研讨会的亮点，相关论文30篇。
卢风、盖光、余泽娜等学者探讨了传统生态思想的一般原则和基本理念。卢风认为，在当前传统思想文化合理复兴的背景下，传统思想文化能否为环境哲学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文化资源，能否帮助解决中国环境问题，是值得研究的论题。对于什么是“天人合一”，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卢风援引《中庸》、《易经》、《论语》、《大学》等文献关于“人性”、“终极关怀”的相关论述，指出“天人合一”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君子的最高追求或“终极关怀”。对于什么是“内向超越”，卢风将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做的不懈努力称为人的超越性，并对“内向超越”、“外向超越”做了对比和区分，认为改变自我就是内向超越，而改变外部生活条件就是外向超越。“天人合一”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人之超越性追求上，儒家将内向超越即德行、境界和智慧的超越放在优先地位。但儒家的内向超越又并没有封闭于自我，而是注重向自然学习，追求天人合一境界。儒家天人合一及内向超越的追求，与现代西方主客二元的世界观以及将工商、技术放在优先位置的外向超越迥然不同，因而对于反思、超越现代性具有启迪意义。
盖光认为“道生”极具“生态”智慧，这不仅是老子及道家思想的基础，也是成就中国智慧中“生态”蕴含的主要条件。他认为，“道生”是中国生态智慧的哲性基础，“道生”禀天地阴阳之气，其节奏及韵律性的生成与转换旨在促生万物生命的生态共荣。人由天地自然道化而成，人的发展，人的社会运行机制及精神文化存在，既是生态转换及“道法”的延伸，也积聚着“道生”的生态智慧。关于“道生”与“太一”的智慧逻辑，他认为“道生”与“太一”、“太极”之生相互联系，这些作为智慧性表达，内在一致且同一，区别主要在于话语表达及述者的不同。对于“道生”智慧的释解，不仅需生命肌体活动的整体参与，更含蕴精神体验性，或本身即表征精神生态特性。
余泽娜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存在一个生态伦理的实质性传统。这个传统包含道与术两个层面。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生态伦理思想道统，在术的层面渗透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安排和生活技艺之中，渗透于法制建设、民间信仰之中，形成道、术相济的完整体系，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发展中产生了规范有效的影响。而造成当前中国生态环境困境的重要原因恰是道统传承萎缩、道与术相分离。因此，她认为，要走出困境，推进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借鉴传统的经验：既要好于道，也要进于术。
乔清举、刘魁、陈红兵、张连国、姚洪越等学者对儒家、道家、佛教思想的生态意义进行了诠释与论述。乔清举介绍了儒家生态哲学思想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生态哲学思想史”的情况。他认为儒家哲学本质上是生态哲学，其基本原则是天人合一。其所谓天的规定性“生生”，是自然的“合目的性”，儒家生态哲学要求人主动地实现与天地相贯通的本体，做到“为天地立心”，使万物尽性。对于动植物、土地、河流、山脉，儒家都有其生态哲学层面上的表述。儒家把道德共同体推及整个自然界，并从宗教、道德、政治三个层次展开对于自然的生态性认识和保护，具有整体主义的特点。在宗教层面上，儒家保留着自然之魅的观念，认为一些动植物具有神性，要求祭祀它们，祭祀土地山川，“报本反始”。在道德层面上，儒家把“仁”理解为“爱人以及物”，提出“德至禽兽”、“泽及草木”、“恩及于土”、“恩至于水”、“恩及于金石”等说法。在政治层面上，历代政权都设立官职、颁布政令、法律保护自然。通过对儒家生态哲学的论述，乔清举认为人类如果还要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去，其生存必须是生态性的;生态地存在是人类根本的存在方式。在历史上，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贞下起元，历久弥新，保持较高的水平，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儒家生态意识维持了中华民族生存地区的自然环境。发掘传统生态智慧，贡献于当今中国和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是研究儒家生态哲学的意义所在。
刘魁对《周易》中盛德价值观进行了论述。其所说的盛德价值观，是指奉宇宙万物的生生不息、生灵昌盛、生命永续为最高价值与最高道德的一种宇宙观与价值观，是对《周易》强调宇宙万物“生生不息”、“万物化生”、生命永续的一种概括。他认为当代人类要摆脱生态危机，建立健康的生态文明，并不在于空洞、盲目地主张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而是要端正人在自然中的地位，明确人类行为的最高价值与行为准则。
陈红兵从四个方面系统论述了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可持续发展意义：其一，“无为而治”是建立在“道法自然”思想基础上的。“法道”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观念，遵循自然、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规律，充分发挥自然、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作用，具有现实意义;其二，从社会治理角度言，“虚无为本”体现为统治者观照自然、社会及其变化发展，制定相应法令制度的整体性思维。它要求我们今天，社会治理应改变片面的物质主义导向，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出发;其三，“因循为用”包含因时、因物、因民三方面内涵。其中，“因物”主要是指尊重和顺应事物自然本性，它要求我们今天慎用科学技术及人为手段改变事物的自然存在状态及自然本性。“因民”包括顺应百姓的自然本性、自然需求和民俗等方面。它启发我们今天不应过分强调百姓对物质利欲的追求，而应将社会安定、百姓身心的和谐放在重要位置。“因俗”则要求尊重各地民俗的可持续发展意义，对改变各地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持慎重态度;其四，“名正法备”是黄老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重要方面。其可持续发展意义体现在环境法建设上，要求从协调经济――社会――自然生态整体利益出发，注重落实各级官员的环境职责。
张连国认为《庄子》的生态存在论是若有真宰、不得其朕的内在关系存在论，是万物云云、各复其根的生态系统论与自然价值论。人存在方式具有芒乎与本真的二重性。人的本真性是由现象学还原的知的本真性决定的。存在是一个以道为本根，出于道、返于道的反复循环的生态巨系统，具有无目的而潜在合目的内在生态价值。人在既以自然的方式又以人的方式原发共生中成为自然与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仅仅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真自然存在方式不是动物般的生存方式，而是无目的而合目的、合于自然生态系统缘构共生真意天机的天人合一的生态审美存在方式。真人生态生存论是与自然和谐，与世混处。
姚洪越将佛教自然观与基督教的自然观进行了比较，认为佛教和基督教面临大自然时，根据自身的基本教义，对自然的产生、自然的属性、自然与人的关系等领域进行了各自的阐述，这些内容构成佛教和基督教自然观的基础部分;同时佛教与基督教之间还存在修炼身心与探索、改造自然，有所顾忌与勇于探索，感应论与拣选论等方面的不同，因此佛教自然观与基督教自然观指导下的人类实践效果在目的、动力、方式和途径等方面具有根本的不同。最后提出在充分吸收和借鉴二者成败得失的基础上，结合实际不断探索、丰富和完善关于自然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为创造更加幸福的生活、更加美好的未来而积极探索，不懈努力。
此外，还有学者从传统农耕文化的生态价值、中医生态思想、回族生态文化、草原文化的生态维度等不同方面，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进行了论述。
二、环境哲学理论
环境哲学理论一直是历届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年会的重要主题。本次学术研讨会提交的相关论文有35篇。这方面论文主要围绕两方面主题，一是对西方相关环境哲学理论的述评;二是对环境哲学相关论题的探讨。
郇庆治、包庆德、陈爱华、张卫等学者对西方相关环境哲学理论进行了述评。郇庆治通过对“深生态学”（deep ecology）的创立者阿恩・奈斯的深生态学相关理论和布赖恩・托卡激进的“绿色运动”、“绿色政治”的相关理论和主张，以及艾克斯利、罗伯特・古丁等相关学者的理论的阐述性分析，对于什么是生态自治主义，以及它为什么是一种生态文化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生态自治主义更接近于一种社会政治理论，生态自治主义的任何实践层面上的实质性进展，都离不开理论基础阐释上的深入与广为传播，但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性变革，终归是关涉人类关系及其利益的艰难调整，而不简单是一个理论可信性与说服力的问题。
包庆德认为莱斯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独特的认识论维度阐述造成全球生态危机最深刻的社会意识根源――控制自然观念。控制自然观念在客观上造成人性扭曲，同时也在现实社会中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控制自然其实质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控制，在时空维度上影响人的全面发展，制约社会进步。消除控制自然观念是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并从伦理和道德维度对人类使用科学技术的行为进行生态约束、规范和引领。当今的生态环境问题特别需要对控制自然观念进行深度生态解读。莱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控制自然理论对于我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价值。
陈爱华认为，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福斯特通过“维护生态正义能否超越阶级倾向”的道德哲学辨识，凸显了其中蕴涵的人（环保主义者）与人（林业工人）――环境（原始森林）――资本主义（政府与企业）伦理关系的“生态伦理形态”应然与实然的生态伦理悖论和生态伦理与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道德范式之间的冲突;通过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道德哲学反思，揭示了马尔萨斯人口论反生态正义的伦理本质。在福斯特看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新马尔萨斯主义都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利益及其道德观（和种族与性别道德观），因而无益于人口――生态问题真正解决。
张卫介绍了美国的“田野哲学”。他认为，“田野哲学”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语境下关于如何进行哲学研究的元哲学层面的思考。田野哲学主张对哲学进行“去学科化”，提倡“跨学科”的研究模式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进路，增进哲学的社会参与度。其主张和理念对于我们今天如何从事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曹孟勤、郑慧子、肖显静、曹顺仙等学者对环境哲学相关论题进行了探讨。曹孟勤教授认为，每个人在社会生活当中都拥有一个或多个社会身份，而任何一个社会身份都内在地蕴含着社会责任，承担某种社会身份就意味着担当某种社会责任。人的社会身份不仅表现在他人面前，同样也呈现于自然世界面前。人类面对大自然为自身所确认的身份不同，对自然所采取的态度和行为就不一样，所承担的责任就会有差异。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确认一种合理的身份，身份的合理性担保着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的正当性。
郑慧子指出，生态学与环境哲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生态学不仅是环境哲学赖以发展的思想源泉，而且还是环境哲学是否具有合理性的科学基础和根据。然而，生态学的科学性质直到目前在科学共同体中还依然处在悬疑之中，这种状况并未被环境哲学所察觉，相反，环境哲学直截了当地把这种存疑的现成性的生态学作为自己的合理性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态学的这种不确定性的科学图景使环境哲学研究不得不面对着一个自身合理性问题的重大挑战。因此，加强生态学的这一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应当被视为环境哲学研究的一个新任务和新方向。
肖显静认为对于转基因技术生物完整性损害的伦理评价，基因（型）完整性的损害是核心，转基因技术损害了生物个体基因型的完整性，改变了生物个体的表现型，引起了生物个体肉体的和精神的破坏，是伦理地可拒斥的。生物物种的完整性不同于生物个体基因（型）的完整性，它是同一物种中的所有成员所共有的基因组（DNA条形码）的完整性，代表着物种的真正本质。因此，人类对物种有直接的责任，有责任维护物种的完整性，以保持物种的特异性。转基因技术之异源转基因，违背了生物物种的完整性，在道义上是伦理地应拒斥的;转基因技术之同源转基因以及基因内修饰，基本没有损害生物物种的完整性，是伦理地可接受的。转基因技术生物完整性损害的伦理评价还要结合转基因技术应用的目的。一般而言，单纯出于人类眼前的、狭隘的、非根本的利益，而应用转基因技术，从而造成生物完整性的损害，理应受到更多的伦理拒斥。这些方面能够为政府和公众基于生物完整性概念伦理地评价转基因技术提供理论指导。
曹顺仙指出，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研究可谓多维度、多视野，并以不同于西方环境哲学的面貌呈现出丰富而独特的理论内涵和品格。她认为，从认识论维度而言，整体主义思维、对象性实践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单向度”运用或综合运用都难以完整、准确地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主张从自然――人――社会构成的“三维化”思维完整准确地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是用“三维化”思维认识所处时代的生态环境问题，把时代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界定为社会的、人文的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密切相关的复合性社会问题。论文认为，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也应围绕自然――人――社会的“三维化”角度进行，其终极追求是实现“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有机统一的和谐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理论的“三维化”的历史观是自然、人和社会“三位一体”、协同进化的生态历史观。人、社会、自然进化遵守六大规律，即自然进化规律、人进化规律和社会进化规律，以及自然、人和社会相互之间协同共进的“间性规律”即人与自然间关系演进的规律、人与社会间关系演进的规律、自然与社会间关系演进的规律。
三、现实生态文明建设
国家自十七大以来对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及对策也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主题。国家环保部宣教司刘友宾巡视员也应邀出席了研讨会并作了发言。会议提交相关论文32篇。
关于现实生态文明建设，研讨涉及的内容很广泛，有宏观方面的论述，如叶平论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时代特点及其理论前提，解保军论述了环境悬崖危机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的新契机，丁宪浩、周兰珍突出了公众参与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朱伯玉、白洋关于当前环保法相关议题的探讨等等;研讨内容还涉及环境宣传教育、企业绿色发展等一般话题;比较专门的议题还有民间环保组织发展现状、汽车消费及道路交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居民低碳生活的现状、影响因素等;曹水群、董军的论文则涉到当前备受关注的邻避抗争话题。
刘友宾巡视员从文化建设维度，梳理了我国环境保护的历程，重点对“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生态文明、新修订的环保法、生态文化等进行了解读。他指出，环境保护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建设是促进环保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积极培育生态文化、生态道德，使生态文明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视。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文化思想资源，加强生态文化理论研究，推出生态文化精品力作，是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面。
叶平认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生态时代”。在生态时代，人类将生活在一个广泛的与生命共同体相互促进的关系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环境革命，目的是要解决人类如何生存和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要求和部署，顺应了生态时代科技――经济发展观、时代哲学观和文化观等观念的变革趋势。他认为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应树立“与时俱进”的发展的观点，应树立“自然界最懂自然”的信念，学习“生物利益的自保护性”智慧，吸取大自然报复的教训;应树立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
解保军认为，中国生态环境问题面临的“环境悬崖”状况，将促使经济与环境关系发生“哥白尼革命”式的新变化，人们将转变思维方式，倡导“环境优先”的发展范式，这样可能会比以往更好地解决经济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它将把人们从唯GDP崇拜的疯魔中唤醒，对GDP的“生态启蒙”有了新认识，“生态启蒙”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确立生态理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最后，它将促使人们发展观产生新变化，促使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期待和诉求有新提高，人们从“求温饱”、“求生存”转向“求环保”、“求生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丁宪浩认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提出，为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勾勒出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环保产业的顺利发展、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但我国的公众参与尚处“初级阶段”，环保产业的公众参与主要有监督性参与、消费性参与、投入性参与等形式，近年来社会公众三种参与形式都有所发展，给环保产业发展增添了动力。但与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相比，公众参与还显得相对滞后，其制约因素为公众参与意识淡薄、参与成本偏高和参与氛围不浓。针对这些制约因素，他提出注重提升全民生态环保意识、建立完善公众参与激励机制、加强公众参与的组织引导的对策。
周兰珍认为当下公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很多方面处于缺位状态，就全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力来看，起绝对主导作用的还是政府，而公众自身素质是导致公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缺位的基础性原因，只有把生态文明内化于公众的内心，多渠道依靠特定的组织机构来引导公众的行为是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进公众的组织建设是最佳的选择。
朱伯玉对于环境法哲学视野下的环境诉权进行了探讨，认为环境法哲学视野下环境诉权有其实体法根基，并对环境诉权进行了重新界定并分析了其类型化。通过论述环境法哲学视野下的环境公益诉权与环境生态诉权，他认为环境法哲学转换了我们审视环境诉权及其根基的视角。环境诉权是“环境诉讼”的诉权，而不是“有关环境的诉讼”的诉权。确定环境诉权基本内容必须正确处理环境诉权与实体环境权之间的关系。随着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司法实践的拓展，以及环境生态权诉权理论的突破，环境诉权理论之基不断得到夯实。白洋从“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分析了我国环境法治存在的机遇和挑战，指出其实施现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层面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