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地理学论文范文

自然地理学论文范文第1篇

1.1国内地理教育的发展情况地理教育走进课堂源自清朝末年，在讲述中国地理的同时也涉及外国地理。在民国时期，在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中各个年级每周都会有2节地理课，主要讲述中国地理和外国地理，只有高三下学期才会专门开设自然地理课程。上世纪50年代，地理教育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在拓展学生地理基础知识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地理技能，常常会针对地理知识开展小组课外活动，这个时期是我国青少年地理知识比较健全的时期，也是建国以后地理教育发展最为健康的阶段，极大的提升了地理教育在文化教育中的地位。高中自然地理主要是研究经过人类作用和未经人类作用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并逐渐发展成为地理教育的独立分支，完善了地理教育的结构，丰富了地理教育的内容。

1.2国外地理教育的发展情况日本高中地理教材以世界地理为核心内容，其中主要针对世界地理的不同主题和不同区域，帮助学生了解世界范围内各国的地理环境和人们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英国高中地理教材立足于城市的现代化，并紧紧围绕本国工业生产为主的基本国情，以城市地理为核心，间接的引入自然自理知识。德国中学地理教材所讲述的内容相对独特，没有按照传统的地理学科体系，重点集中在区域地理当中。因此从上述几个国家的地理教育形式来看，未来高中地理教育的内容将会朝着“主体式”内容体系发展。

2.自然地理内容在高中地理教材中的分布以及内容的关联性

从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关于高中地理教材中自然自理内容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因此开展本次研究意义重大。地理知识包含文科知识和理科知识，对我国文理分开施教的教育模式来说比较特殊，而且地理教育在我国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出现过较大的变化，因此研究地理教材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主要分析自然地理知识在地理教材中占据的比重。

2.1高中地理教材中自然地理知识分布情况及比例当前，在高中地理必修教材的上册中，第二单元的第七节内容讲述的是大气环境，严格来说这一节课程的内容属于环境学，则教材中其他课程的内容均属于自然地理学，而必修教材下册和高中地理选修一的内容则全部属于人文地理。在高中地理教材选修二中，第一单元的第三节讲述的是我国三个主要的经济带、第四节讲述的经济带的特征与发展现状，在第二单元中第一节讲述国土整治与发展，第二节讲述现代化技术在国土整治的应用。地七单元的第二节讲述的是山区农业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建设，第八单元第二节讲述的是土地资源的开发与粮食基地的建设，除上章节内容之外，该教材中其他课程内容均涉及自然地理。分析当前高中地理教育可以发现：高中三年当中开设的地理课程共有26单元，高一年级有8单元，高二年级有5个单元，而高三年级有13个单元，这26个单元共分成了107节课程，多数课程中都有自然地理学内容的分布和交叉，其中较为集中讲述自然地理的课程有38节，占据整个高中地理教育课程的35.5%。

2.2高中地理教材中自然地理内容的关联性从高中地理教材中自然地理内容的分布情况来看，自然自理内容有明显的层次递进关系，首先是宏观地描述了宇宙的环境，并较为详细的阐述了宇宙中地球的特点和地球周围的宇宙环境，然后过渡到地球表面的自然自理环境，而且地球自然地理环境的讲解是从大的环境开始逐渐向小的环境延伸和拓展。

3.结语

自然地理学论文范文第2篇

数字地球通过三维球体模型，采用并将本地搜索功能和卫星图像综合管理起来。用户可以调整视角、随意地翻转这个球体，通过放大、缩小、漫游操作，学生从任意角度去观察地球。可以是太空60000多公里的高度，也可以身临其境的三维街景图，从山脉河流到街道建筑物，这种无极缩放，真正实现了从太空漫游到邻家一瞥。通过“飞越”到地球上任意地点，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把很多难以描述的自然现象展现在学生的面前，建立地理空间概念，树立地理思维，可全面培养学生的读图能力，空间想象能力，观察与分析能力，形成地理核心技能。这些是数字地球在地理教育过程的独特而普世的价值。

2数字地球辅助构建三维球体

跟地球球体有关的概念之所以抽象和难以理解，究其根本原因是学生心中没有这个三维球体，也不明白到底如何运动。所以球体加运动，一看到就类似的知识点就觉得难，不可理解。因此，通过改进地理教学，帮助学生构建心中的地球模型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数字地球为我们在地理教学中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帮助学生建立心中球体模型的重要途径。启动GoogleEarth，添加经纬网，回归线，北极圈，子午线等三位球体上抽象而虚拟的格网，在三维数字球体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纵横交错的弧线。转动球体，让学生去观察这些线条，并通过具体的案例进行启发式教学，帮助每位学生构建自己心中的三维地球体（意象地图）。转动虚拟地球，让学生自己去观看其转动规律。打开GoogleEarth，将地球调整到合适的大小，并且将赤道置于中间位置，使GoogleEarth大致以地轴为中心转动起来，用键盘上的方向键来控制转动，其中右方向键控制地球自西向东转动。引导学生观察地球的自转方向。对于经常遇到的问题俯视北极或者仰视南极地球的转动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调整地球观看角度，将数字地球的北极或者南极调整为中心，然后通过GoogleEarth的左右方向控制按钮，演示地球从北极或者南极上空观察的自转状况。这个效果远比去告诉学生，从北极看地球呈现顺时针旋转，从南极看地球呈现逆时针旋转效果好得多。

3应用案例分析

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一架飞机从A地飞往B地，航程是X小时，请问到达B地的地方时间？很多学生难以理解。其实本质上这就是一个地方时问题。要彻底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将地球自转，晨昏线和地方时一起联系起来思考。虚拟地球（Googleearth）通过晨昏线的动态模拟，恰到好处地为学生展示了这一抽象的自然现象。点击工具栏中显示阳光在地面的移动轨迹功能。通过设置时间滑块，可以显示不同日期内不同时间点阳光在地面的移动轨迹，也就是可以看到昼半球、夜半球和晨昏线。拖动地球使之自转，则可以看到同一时刻地球不同地区的昼夜状况，增加学生对昼夜之分和昼夜交替的认识。同时，使用时间滑块，设置向左自动播放，可以看到晨昏线自东向西移动(动态模拟)。显示了12月22日晨昏线在地面的移动轨迹。图3a为早晨北京时间6:52晨昏线的位置，图3b北京时间7:52晨昏线的位置，图3c北京时间8:52晨昏线的位置，图3d北京时间9:52晨昏线的位置，图3e北京时间10:52晨昏线的位置，图3f北京时间11:52晨昏线的位置。通过这样的一个动态过程演示，学生对晨昏线必然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有了对晨昏线的清楚认识，理解地方时以及对地方时的推算，将有很大的帮助。地方时以太阳作为参照物确定，某地的太阳高度角达到一天中的最大值时，当地的地方时为12点，与12点相对的地方时为0点。将连续两个正午12时之间等分为24个小时，所成的时间系统，称为地方时。这样，同一条经线上的地方时相同，不同经线的地方时不同，越往东时刻越早，即东早西晚，每隔15度，相差1h。通过数字地球的光照系统，同样可以将太阳上中天情形展现出来，让学生有着更为直观的认识。

4结论

自然地理学论文范文第3篇

1.课程内容缺乏系统性

《自然地理学》具有较强的系统性，虽然多媒体教学相对普遍，但课件内容与课本内容脱节、课件表现形式丰富却内涵不足等现象较多；其次，大部分高校更多注重学科内的学术性和理论性，课程之间内容重复，缺乏全面和系统的综合研究，不能反映学科的最新动向和最新研究成果。

2.教学方式缺乏研究性

当前高校虽然在教学方式上做出了很大改革，但照本宣科、灌输式的教学方式普遍存在；教学内容基本以书本内容为主，很少对教材外相关知识进行讨论；课时计划没有创新性，教学过程与教师本身的研究课题不相符，不利于教学的全面化，也缺乏研究性。

3.实践教学缺乏创新性

当前的《自然地理学》课程教学主要表现为重视理论知识、忽视实践教学，且两者之间联系不紧密。注重对《自然地理学》各部门学科原理和方法的普遍理解，忽视利用现代技术对自然地理综合性进行调查与分析，各学科内容条块分割，内容重复或疏漏，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受到限制，实践教学效果不理想。

二、课程改革创新的策略

1.加强理论教学

（1）多样化辅助教学手段。加强信息技术与教学的融合，有助于推动教学现代化发展。《自然地理学》可适当采用网络教学方法，延伸课堂教学。教师可借助微信、QQ以及网络课堂等交流平台进行网上交流学习；教师建立一个讨论群，在群里提出问题，引用案例对该专业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学生也可在群里讨论交流和学习。其次，学校方面可采取一定措施，创办一个开放性、透明化的网络交流平台，设立专门网站管理人员；由各学科的专业教师及学科带头人撰写专业方面的稿件并上传至平台；学校对网站进行管理，及时更新国内外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学生也可以储存自身需要的知识稿件，在网站上自由进行交流学习；同时也要求每个学生提交学习交流心得，由各专业教师具体负责；国内外教师也可参与专业知识的解答和交流。

（2）多途径培养教师素质。提高教师素质是学校提高素质教育的关键所在，也为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发展起着推动性作用。在此方面，学校可多与其它高校合作，举办教师之间的交流会、学术研讨会，以促进学术能力的发展、教学方式的交流；校内教师也可举行相关活动。加强与社会工作者之间的合作交流，以提高教师对社会形势和学科新动态的及时了解。与此同时，学校还可以与校外有实力的企业进行合作，为其提供优秀学生，吸引企业和知名商人对学校教学建设的支持，对教学积极、研究成果卓著的教师设立专项基金，以激发其研究和教学的积极性。最重要的是，教师自身应不断转变教育观念，更新教育思想，加强实践反思，构建终身学习体系，以身作则感染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3）多层次开展研究性教学。研究性教学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要求充分利用教材资源，将探索性问题、研究性学习课题与课本知识相结合，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可结合具体实际在《自然地理学》课程教学中实施研究性教学。教师可将自己的研究项目与学生进行交流，以调动学生积极性，激发其对科研的热情、提升科研能力；多引用身边实例解释相关现象，激发学生研究性思维，让学生自主观察身边的事物和现象，并能对该现象做出合理的猜测和解释。同时，也可让学生自己制作与课程相关的多媒体课件，上台讲述对该现象的认识和对相关知识的拓展；给学生提供参与社会实践的平台等。

2.加强实践教学

（1）加重开放性实验教学。开放性实验教学应包含三个方面：时间和空间开放、实验内容开放和教学环境开放。整个教学中，除必修的实验外，学生在开放性实验室中自行选做实验，自行安排时间，学校提供基本器材，具体实验工具学生可向学校申请也可自行解决；同时，学校可将开放性实验课作为专业公选实验课，学期结束时检查学生的具体实施情况。选做实验教学内容应以综合性、设计性实验为主，充分反映《自然地理学》课程应用性、灵活性和前沿性的要求，加深各学科之间的联系。

（2）加快实习与科研结合。在当前教学中，不仅要培养学生扎实的理论知识，更要注重其实践能力、科研技能和创新思维的培养。传统的实习模式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培养。为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野外实践能力，《自然地理学》课程实习中应强调学生对实习内容和实践方法的主动探究学习，同时辅以教师的引导和答疑。可建立以科研项目为引导的野外实习模式，主要表现为两方面：首先，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对学生进行分组，教师向学生说明实习目的和任务，然后学生据此查阅相关资料，并且与带队教师相互讨论，结合实习地点的具体状况，让各小组共同确立感兴趣和可行的研究专题，在实习中开展相应的研究工作。其次，转变观念，即从以往的验证性观念转变为探索性和验证性相结合的思维观念，改变传统的实习模式，结合之前学生和教师共同拟定的专题和学生自身的基础知识，以科研的方法让学生去调查研究，学会辨别野外地形、地貌、水文、气候，教师对学生不懂的地方进行针对性的解答，让学生明确实习的重要性。

（3）加强实习与实践连贯性。实验和实习之间具有很强的联系性，正确合理地将实验和实习两者系统化，对学生理论知识的巩固、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具有很大帮助。当前大多数高校的实验和实习运行模式都呈相互独立状态，这不仅容易中断两者之间的具体联系，也会导致学生知识点的欠缺。以广西师范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为例，《自然地理学》课程中的实验课时不仅相互分开，而且实验与基地实习也相互独立。因此，为加强联系性，可将实验与实习均放在假期进行，将之前的课时实验集中在同一时间进行；将实验节省出来的课时安排在学期结束的前两周，让学生熟悉实验与实习的任务，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并且自行进行分组；每个小组拟定相关计划并确立研究专题，将成果上交教师，再由教师根据学生上交的材料结合实际情况设定实验和实习的总路线。在整个实践过程中，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同时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答疑。最后可对学生进行抽查，目的是检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抽查方式由教师自行设定，同时要求每位学生上交实践报告。

（4）加速校企合作。加强学校之间、校企之间的合作，不仅可吸取更多的优势和前沿性的研究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校的师资力量，让学生拥有更大的学习空间，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发展。根据《自然地理学》课程的特征，加强与国土资源、水资源利用、环境管理、旅游管理等企事业单位以及科研院所的合作，可为学生搭建更好的交流平台，让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应用到社会实践，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对学校实习基地的发展也有很大帮助。以广西师范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为例，其《自然地理学》共有四个野外实习基地，分别是灌阳的地质地貌实习、猫儿山植物土壤实习、桂林市气象局和水文局的气象水文实习，基地单一，并且每届学生基本都是重复性地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实习内容没有得到更新，不能调动学生积极性，也不利于学生创新性思维的发展。所以，应拓展与校外的合作，开发更多野外实习基地，以更新实习内容和拓展学生知识面；旧实习基地可以作为开放性实习基地，让学生自行组织考察，并且规定对旧实习基地的考察与每位在校大学生能否正常毕业有密切关系。

三、总结

自然地理学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人文主义地理学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是时欧美正涌动着人文主义思潮，它带动了对逻辑实证主义知识体系进行批判的一系列理论的出现，人文主义地理学就是其一。文章主要探讨了人文地理学的含义与发展历程，并对当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1．人文地理学的含义[1]

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地表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和发展的一门学科。人地关系是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它与自然地理学被并列为地理学的两大支柱。人文地理学包括的分支学科有经济、城市、人口、部落、旅游、社会、文化、政治、军事、民族、行为、感应地理学等等。

2．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程

人文地理学发端于19世纪的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和拉采尔，当时称为人类地理学。由于他们过分强调"地对人的控制"，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环境决定论的泥坑。20世纪20年代，法国地理学家韦达 白兰士及其学生白吕纳提出"人地相关论"称其学说为人文地理学。他们的观点成为人文地理中"或然论"的理论基础。本世纪20年代始，地理学注意的重点逐步转向社会科学，离开了单纯的地球科学，探讨地理学新起点的各种学说竞相争鸣。各种学说的共同点都与环境决定论相对立，都抛弃了以往那种"自然为因，人生为果"的命题，从人本主义出发，探讨人地关系。

3．当代人文地理学研究

3.1 研究的主要内容[2]

人文现象的分布、扩散和变化虽然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但是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尤其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制度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人文地理学可以说是地理学中的一门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人文地理学经过长期发展已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学科体系。"空间"和"地方"是人文地理学的两个核心论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文地理学在理论、方法以及研究内容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代人文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主要涉及空间、全球化、城市化、人口、迁移、文化、景观、发展和地缘政治等，其内容主要包括：（1）社会经济发展的全球化特征与地区差异之间的关系；（2）人类与其周围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3）不同空间尺度，包括世界、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政治、经济演化特征与趋势；（4）与民族、种族、性别、年龄、阶级等因素相连的社会特征及其对空间发展的影响。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尽管当代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但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人类的作用和科学技术的作用日趋明显，使得地理学人文化的趋势加强。人文地理学地位的提高，将可能使地理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3.2 研究的主要方法[3]

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们已经提出了以下的研究方法：（1）意识形态观念学。寻求知识的社会或政治的支持理由或目的。（2）认识论。知识是如何获得的？有关我们如何认识世界的假设（我们认识了些什么？我们是如何认识的？）（3）本体论。支持理论或观念体系的一系列特定的假设（什么可以被认识）。（4）方法论。一套可以应用于进行调查研究某种现象的计划和程序。人文地理学是研究社会、空间、地方和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方法论。

4.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趋势：

4.1 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综合

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综合表现为以人地协调发展为目标，以区域为主要研究对象，实现资源、人口、环境、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这克服了以往拼盘式或形式综合的缺点，体现了当今地理学走向统一的趋势。

4.2 加强了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研究

加强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研究，并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商业地理学、旅游地理学、文化地理学、行为地理学。其中旅游地理学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迄今为止，已在旅游资源分类与评价、旅游客源市场与游客行为、游客空间结构、旅游开发与规划、旅游地形象设计与营销、生态旅游与持续发展、旅游影响等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少数研究成果同国际水平相比已无明显差异，如旅游地综合个案研究、旅游资源分类和评价、旅游环境容量、国内旅游者行为规律、主题公园的研究等。

4.3 密切关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4]

如对农村工业化的研究。中国乡镇企业高速增长以及对农业发展的带动，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种独特现象。相关研究包括乡镇企业影响因素及环境，农村工业化差异，产业联系与农村工业发展，外向型农村工业的省际差异分析等。其它新兴领域还包括企业发展的地理学研究，农村乡、村级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研究、城市感应空间的研究等。

4.4 理论研究逐渐加强

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建树不多，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相比，理论研究又较为薄弱。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判断、思想理念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具有滋生新理论的土壤，但我们的理论建设却滞后了，这与重实践轻理论的大气候有关，也与人文地理学一开始就表现出与国土规划相结合的特点有关。可喜的是，相当一部分学者在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努力。

4.5 服务于决策和管理的应用研究仍然是人文地理学发展的支柱

地理学中人文地理学属应用性较强的学科。80年代以前，人文地理学的决策支持系统在我国主要集中在农业发展、工业资源的开发、重大项目的选址等领域，随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思想的兴起，区域可持续发展调控与决策，区域产业结构和布局，区域经济战略和区域政策，城市和农村发展等成为人文地理学应研究的热点。

4.6 研究技术的多样化

地理学包括人文地理学都经历了从个别地理知识的记载到地理现象归纳解释，从定性文字描述到定量化地揭示地理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过程，从最初的多元统计与线性规划的应用，到后来系统科学、灰色描述在人地相互关系，社会发展因子相关分析等方面的应用，到今天GIS技术在城市规划、区域发展、资源开发方面的大量应用，人文地理学研究技术手段的丰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认为当代人文地理学也正在从经验科学走向实验科学，从宏观进人微观。

5. 结束语

中国现代的人文地理学理论与方法论是在鸦片战争后通过传教士、外国学者和归国留学生传入中国的。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受前苏联自然科学体系的影响，人文地理学逐渐被经济地理学取代，直到1979年才提出复兴中国人文地理学。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空间最广阔的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社会经济也日新月异。与此同时，原有的社会制度、历史遗存文化、社会结构形态等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国家的发展。中国需要发展人文地理学，而且中国也具备了人文地理学发展的肥沃土壤。

参考文献

[1] 王兴中，刘永刚．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论的进展与"文化转向"以来的流派[J]．人文地理，2007，(3)．

[2] 林珍铭．二十一世纪人文地理学的教学优化和创新[J]．内江科技，2006，(8)．

自然地理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本位；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4）02001803

1引言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启了近200年的工业时代，也带来了地球资源的井喷式开采。20世纪中叶，后工业时代面临着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抑制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问题。人类社会要摆脱困境，社会发展转型势在必行，转型的核心是要解决发展的生态问题。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长期粗放式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导致了国内环境资源急剧恶化，产生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提出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特色发展模式。这些举措都促进了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的探索与发展，本文对国内主要的狭义社会主义论、生态中心论、现代人类中心论、生态马克思主义论和生态伦理理论等5个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观点进行评述。

2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观点2.1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论

狭义生态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以批判和解决生态危机为宗旨，以建立和谐的绿色社会为目标，深入研究了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强调人类应该依照生态要求规划生产，反对单纯经济增长主义[1]。狭义生态社会主义主要包括生态社会主义自然观和生态危机理论，认为人类存在是建立在人类与生物系统之间和谐、相互尊重的关系上，但人类在解决生态危机、重新认识人类对世界的态度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应当关注人类世界，关注现存世界。

国内狭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初期，学者们主要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来体现其生态社会主义自然观，其中，柯自源（1977）提出“资源枯竭论”是“庸俗生态系统论”的观点，作出了世界现在面临的不是资源枯竭、生态危机，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断[2]。20世纪90年代起，许多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讨论解决生态危机的生态社会主义范式，他们的研究较多地集中于对现实资本主义生态弊端的理论批判和对绿色未来社会的理论设计。潘岳（2006）提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转移经济危机的新手段，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3]。郇庆治（2006）则强调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性问题，即论证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和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与生态可持续性原则的内在相融性[4]。

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流动快、工业发展迅猛，这对本来就有限的资源造成了的巨大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资源减少和环境恶化，但回顾我国社会发展之路，发现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中国如今也不得不面临生态危机的挑战，可见社会制度并非影响生态环境的决定性因素。随着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弊端的凸显，现下国内与其相关的研究日益减少。

2.2生态中心论：生态本位

生态中心论是当代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普遍认同的理论，它以生态优先和生态本位为基本原则。强调人类应该把道德关怀的对象进一步拓展到人类之外的自然界，以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主张生物圈平等主义[5]。它主要包括生态优先论、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指人类之外的自然界具有不依赖于人类需要的内在价值和按生态规律生存下去的权利。

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在借鉴和认同西方生态中心论的基础上展开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申曙光（1994）秉承生态优先理念，认为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着眼于其哲学、科学、能源等三大现实基础。他以生态文明在国外现实中的生产实践为论据，论证了优先考虑生态效益再考虑经济效益的必要性[6]。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提倡和发展，曹明德（2002）主张生态本位、生态优先，人类并不具有相对其它存在物的特殊利益和权利，提倡“生物圈平等”以维护地球生态系统和谐的思想[7]。

但生态中心论遭到了现代人类中心论者的反对。白光润（2003）就曾指出，人类利用生物资源是生态系统的自然法则。人类为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安全、促进生态系统的进化发展，对生态系统的必要干预是必需的，把人类混同于一般生物的纯自然主义也是对人类进化的否定[8]。正如王雨辰提及的人类中心论者对生态中心论的驳斥：一方面，任何物种总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而不会以其它物种的福利为中心，因此人类中心论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另一方面，脱离人类利益的生态运动是缺乏内在动力和不可持续的[9]。

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本位、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等观点冲击了自工业文明以来的人类利益优先的社会意识，但其论述在理论内涵上具有含糊性，而且没有建立在严密论证的基础上，而是诉诸直觉和体验。生态中心论者阿恩・纳斯（Arne Naes）在其“深生态学”中论述了他的“生物圈平等主义”： 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是一种直觉上清楚明白的价值公理。这种直觉方法下的研究成果难以令人信服。

2.3现代人类中心论：可持续发展观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仍坚持人类价值的本位，强调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优先地位和目的地位，但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又颇为不同，戴维・珀（David Pepper）将它定义为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且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现代人类中心论主要包括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提出真正的发展应该是基于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

20世纪末，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被赋予了新时代内涵的人类中心论重新回到人类发展的视野，丁立群（1997）从哲学人类学的层面上，提出人类发展应以人的最终解放为元价值，旨在建立人的完整本质和需要同自然之多维价值的全面联系[10]。进入新世纪，我国开展了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发展实践，俞可平（2005）认为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客观前提，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安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并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而是把这些要求本身就视为发展的基本要素，其目标就是通过发展去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平衡[11]。尹世杰（2004）也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现代人类中心论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观，承认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中存在着缺陷，但这决不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存在什么问题[12]。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观也会带动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诸大建（2013）提出在强化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上深化社会的循环经济发展[13]。国内持现代人类中心论的学者们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石。

但现代人类中心论的观点也存在着不足，虽然从生物都有其利己心来看，现代人类中心论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一味从人类利益出发，不尊重自然界价值和自然界权利的行为，必将导致自然的报复，这从现在全球面临的生态困境上就可见端倪。

2.4生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底蕴、以生态批判为切入点的一种当代资本主义理论。我国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学者们从我国社会实践中汲取经验，是根据我国历史和现下实际情况所提出的独特思考模式，它主要包括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论、生态批判理论等。生态经济协调理论明确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物质、精神和生态的协同共进，这个理论在中国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充实，形成了现在的“五位一体”发展理论，生态批判论从生态角度对我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在科学技术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等方面展开生态批判。

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观点直到今天仍备受国内学者的认可，刘思华（2008）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以马克思主义视角对生态经济学的特点进行了探讨，提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明确人类社会需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14]。此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建立与实践的重要性”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讨。刘俊伟（1998）认为中国生态文明研究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社会实践（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社会实践主要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实践为中介的主客体关系）和历史唯物主义观作为生态文明发展的哲学理论基石，社会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生态文明[15]。王雨辰（2009）也一直提倡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转向历史唯物主义范式[16]，强调我们应该始终坚持用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实质，应当通过变革不公正的制度和生产方式，合理协调人们在自然资源占有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来解决生态危机。此外，刘仁胜（2010）也赞同中国建设生态文明要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成分[17]。但有许多学者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也作出了中肯的评价，曾德华（2013）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仍存在一些不足[18]，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把资本逻辑作为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时，未能深入检审资本运作的内在机制；分析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时，又未充分发掘文化的深层内涵以及生态危机所彰显的文化问题。

生态马克思主义它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角度全面分析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其中不乏深刻之处。它力图将生态运动引向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双重变革，但由于它在使用马克思哲学观点和方法论时具有一定片面性，可能会造成改革途径偏离。

2.5生态伦理理论：“人―自然”中心轴发展

生态伦理理论出于中国传统人类伦理基础，承认生物和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道德地位，但它并非生态中心论，更不属于人类中心论，它超越了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理论模型，构成“人―自然”中心轴系统。人与自然缺一不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一方的繁荣与发展也必定以不损害另一方利益为前提。生态伦理理论主要包括生态价值论和道德关怀论，要求人类要承认自然界拥有与人类平等的道德地位，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其他伦理主体自觉地、能动地履行道德义务、提供道德关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的生态伦理学也为我国研究生态文明提供了一个独特角度。生态价值论定义了自然界价值的双重含义，狭义上是对人类需求的满足，广义上是指对地球上一切生命维持生存需要的满足，后者就是生态价值。叶平（1995）要求我们理解自然界价值和生态价值，提倡的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生态价值观，是对生态系统、生物圈的生态价值所进行的总体透视[19]。

不过，生态伦理理论把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作为人对自然的道德行为的终极尺度的观点引起了学界的争论。刘福森（1997）认为，人类之所以应当保护生态自然，最终是出于对人类全局的、长远的生存利益的终极关怀[20]。但余谋昌（2009）提出生态伦理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证明，出于保护自然价值的目的，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等行为的同时，也推动着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成为建设人类生态文明社会的积极力量[21]。人类在保护生态与关怀人类生存利益存在的是联动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现在生态伦理学正在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对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参考范式。

生态伦理理论紧密结合我国生态环境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倡环境道德研究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普及化，并将成果转化为公众的精神财富，为现实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伦理基础。不过其“合乎生态规律的就是有价值的”的论述把生态规律看成唯一的价值尺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黑格尔（Georg W.F. Hegel）唯心存在主义的影响，这一观点仍存在广泛地争论。

3我国生态文明研究的发展趋势

撇开已经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不谈，自生态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提出伊始，它们及其拥护者之间的争论从未停息，它们都在一定程度相对正确地阐述了后工业时代社会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向，并推进了生态文明的研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些观点的缺陷与不足也逐渐显现。新的理论不断出现，其中结合了我国生态建设实践与经验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论，以及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出发的生态伦理理论等较受学界认同的理论也加入到论战当中。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需要，未来一段时期内，对生态文明的研究将更加深入。

感谢：本文在选题及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刘江宜副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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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人文地理 教学 素质 能力

【中图分类号】C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8(b)-0042-02

人文地理学作为高等院校地理科学及其相关专业的主干课程设置已有20多年,与许多人文学科一样具有培养素质与能力的功能与责任。在人文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素质和能力问题一直在讨论[1-7]。笔者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研究。

1 人文地理学课程教学改革中的矛盾及其协调

很多学者赞成将实践课、讨论课作为人文地理课堂教学改革的一个方向,以改变传统的课堂讲授方式,即在教学计划内开展课堂讨论,在教学计划外设置社会调查与考察等实践活动,这对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和能力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实际教学工作中却存在几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第一,总课时的限制问题。虽然完成一项社会调查或者实践,学生会有很多的收获,但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不是教学计划安排的时间能承受了的。教师在其中的工作量也远远超过课堂讲授。第二,课堂讨论也是很费时间的,同样教学内容耗费的课时至少是课堂讲授的三倍。特别是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主观上将学生的个性理想化,认为每一个学生都会认真准备,积极参与讨论。其实不然,能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参与讨论就很不错了。即便是每一个同学都能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时间的限制也不可能都给每个同学演讲的机会。这就是说讨论课所收到的教学效果对不同学生来说差异很大。第三,地理专业的考察与野外实习多,这是必然的。如果专门针对人文地理学课程在教学计划之外增加社会实践与考察无疑有一定难度。而目前专门将人文地理野调查与实践列入教学计划的院校还非常少见。此外,培养费用也会随实践活动的增加而提高。诸多原因,实践课、考察课、讨论课多是纸上谈兵,良好的愿望难以实现。

目前,培养学生专业素质的途径很多,本文试图在原有实践与讨论课的基础上,探讨网络教育的功能,拓宽大学生人文素质和专业素质的培养途径。

近年来网络博客(Blog或Weblog)飞快发展,无论在信息量、出版速度、自由空间等方面都是其他出版方式无法相比的。它能发挥个人无限的表达力,可以以文会友,结识和汇聚朋友,进行深度交流与沟通。

与传统课堂讨论形式相比,网络讨论具有以下优势:第一,网络资源与当前的教材、教参相比,内容要丰富得多;各高校在建设精品课程时都有网站建设方面的要求,可以下载更新、更前沿的资料;很多网络论坛都有人文地理学科的文章,有的还是重要的研究报道或成果,获取信息量很大;第二,网络提供的资料新,学术水平也很高。虽然网络信息的真实性、科学性受到怀疑,相信当代大学生还是有这个辨别真伪的能力。教师给予适当指导,提供国内主流网址,如表1所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国内外很多知名学者,甚至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也在网络设置专栏或个人主页,这是非常难得的学习资源。其学术层次远远高于班级内部的讨论。第三,网络讨论的开放性远比课堂讨论高,不受专业、地域、时间、对象限制。第四,网络讨论没有学术、行政等权威约束,是真正的畅所欲言,自由度非常高。第五,网络讨论是书面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也同时培养了写作能力,表达与辨论能力。

2 素质与能力培养对地理科学专业课程设置的要求

人文地理学课程的社会实践、课堂讨论、决策能力培养等都存在一个总教学课时的限制问题。调查部分高校地理科学专业的课程结构,见表2。

注:全部课程学时及学分中不含社会实践、实习、军训等,自然地理学包括气象气候、地貌、水文、植被、土壤以及综合自然地理等,根据各校设置特点略有适当调整。区域地理包括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

从表2可以看出,人文地理学课程的学时和学分与经济地理相当,比自然地理少得多。多数高校人文地理学按周3开课,总学时在50学时左右,只有西北师大稍高一些,总学时、学分占全部学时、学分的2％左右,而且少有单独设置分支学科作为必修课。自然地理课程设置比较系统,一般分为地貌学、植物地理学、气象气候学、土壤地理学、水文学等,有的学校还设置了自然地理学导论,总学时占全部学时的9％左右,总学分占全部学分的7～16％,各高校差距很大。由此可见,人文地理学虽然作为主干课程或者称为核心课程,还存在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这种课程结构一方面不利于人文地理学开设社会实践课程,课堂讨论等开放始的教学方式也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也与人文地理学实现人文素质教功能不相匹配。一些学校将社会调查与实践课程安排在假期,或者在课余时间解决只是权宜之计。实际上课余时间也是有限的。

高校人文地理课程设置充分反映我国地理学科重自然地理,轻视人文地理。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一方面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接受原苏联的地理学科建设模式,将地理学划为自然科学,课堂教学中重自然而轻人文;另一方面,自然地理在我国经过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学科建设比较成熟,自然地理各分支学科的研究都得到了长足发展,而人文地理课程的设置从上世纪80年代才得到重视,学科建起步晚,其分支学科的发展尚不完善。 对此,很多学者曾提出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应改变这种不利于学科发展的局面,地理学应该以人文学科为主。

近年来,经过许多学者不懈努力,人文地理学的许多分支已逐步成型,如城市地理学、人口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宗教地理学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地理学中,人文地理学的地位和发展水平要高于自然地理学科。行为地理学、聚落地理学、民俗地理学等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应用型成果。这些为高师地理科学专业课程设置的改革起了促进作用。

面对人文地理学课程所承担的培养专业素质和文化素质的双重任务,一些学者对高师地理科学专业课程设置提出了改革建议。刘继生等提出,地理科学专业人文地理方而的课程,除作为专业主干(核心)课程开设的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外,还应在专业选修课或专业系列课中开设15学分至20学分的人文地理课程。每门课程的学分为2学分至3学分。所开设的课程应根据各学校地理科学专业的办学特色、社会需求和师资队伍状况形成一定的专业方向[8]。

3 完善高校地理科学专业课程结构体系的构想

考虑人文地理学科的发展、专业素质培养和人文素质培养的需要,以及建设合理的地理科学体系,本文提出完善高校地理科学专业课程结构体系的构想,如表3所示。

与传统课程设置相比较,表3设置方案作了三个方面的改革。第一,全面提高了人文地理系列课程在全部课程中的比重,其目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加强人文学地理学科建设;二是加强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这一变化使地理学科的人文特征更加明显。第二,加强了实践环节,本专业的野外考察和社会实践共6周,对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高专业素质是有利的。第三,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处于并驾齐驱态势,改变了自然地理学一枝独秀的格局,为构建合理的学科体系奠定了基础。

调整后,自然地理板块的课程对应的学分仍比人文地理板块高得多,一方面在于学科发展水平的差异,自然地理各分支学科已经比较成熟了;另一方面,这里将地质学基础也纳入自然地理系列。特色课程是各高校根椐本地学科发展特点设置的具有地方特色的课程,一般作为选修课程,如安庆师院和徐州师大设置了环境规划、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烟台师院设置了海洋地理、灾害地理等。人文地理系列课程中,人文地理学导论与其分支学科分别设置,与之配套的人文地理学教材将面临进一步改革。旅游地理、城市地理、人口地理学等课程在我国发展很快,在人文地理各分支学科中已具有明显的优势,与自然地理各分支学科相比其应用价值也非常明显,作为必修课程设置的条件已成熟了。

建议将人文地理学导论纳入高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系列,作为理科专业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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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学论文范文第7篇

一

    学科的科学化要求学科话语独立，显而易见，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就不可能有话语的权力。因此，必须对学科定位，划准边界。

文学是意识形态，文学理论作为文本同样也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概念是宽泛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之间是有区别的，意识形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概念的含混不清，必然会产生相当程度的失语现象。把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都理解为主流意识形态，就断送了不同意识形态应有的话语权力，所谓的话语只能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诠释与注解，话语的独立性完全湮没了。不可否认，主流意识形态对其他意识形态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那是具有特殊性和阶段性的。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言，毛泽东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面对民族危亡的时刻，要求文艺从属于主流意识形态是合情合理的，国难当头，不知亡国恨的吟唱风花雪月，无疑是极不和谐的音调。此时，文学的宣传功能被转借和扩张，其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就此而论，《讲话》的历史地位也是无法否定的，即使在西方也同样存在着这种现象。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现代主义在西方崛起且声势浩大，然而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现代主义的声浪仿佛在一夜之间无影无踪了，这种相似显然不是偶然的。

    当然，《讲话》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文本，在深层的意义上政治的范式在起着作用，准确地说，《讲话》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对文艺提出的政治要求。因此，它并不是文论话语，而是政治话语，或者说是特殊条件下政治话语对文论话语的合理要求。本来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理应归还的文论话语，竟找不到了话语的权力。最后只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呜唱的合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首先不排除政治话语的强制性，其次，学科本身不成形，再者学科不成形就不可能有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又何来话语的权力呢?所以，中国文学理论在实现学科化的今天就必须强调科学化，严格区分各种文本的话语性质，自觉地建立起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使各种不同的语码回归自己的母体，以有效地防止不应有的话语掠夺。

    许明在《作为科学的文艺学是否可能》一文中说：“以政治替代学术的倾向虽然早已开始纠正，但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纠正以后眼前是一片空白。许多人在不以政治为惟一标准的原则确立以后，却不会回到学术本身。直至90年代后期，我们仍摆脱不了这种发生在深层次的失语现象。”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学人们长期养成的对主流意识形态那集体无意识的诉求，又不适当地把文学和文论摆在同主流意识形态并驾齐驱的位置上，怎能不出现这种深层次的失语现象呢?文学理论话语应远离中心找准自己的位置，学人们不应有走向边缘的失落，文学也好，文学理论也好，不可能成为中心话语，文学理论虽是意识形态，无可否认，它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惟有找回自我，才能消除失语。话语掠夺是不正常的，配角充主角，躲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衣襟下，从深层次上说是失语，从表面上审视恐也否定不了其话语变态的事实。

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也是造成这种失语现象的重要原因。话语不独立，就使文论话语缺少起码的稳定性，于是就增加了转借的随机性和随意性，诚如钱中文在《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一文中所言：“五六十年代，前苏联的文学理论成了我们的文学理论，八十年代，美国人的文学理论中的种种概念，又成了我们文学理论中的常用语。这并不是说外国的不能用，因为它们确实具有使对象获得科学说明的能力，但我们自己在哪里?我们是否能在文学研究中形成自己的话语?”②形不成自己的话语，我们就时时面临着使我们不得不正视的文论殖民化问题，以及文论的复古问题，更避免不了其他意识形态的掠夺问题。所以，必须要建立文学基础理论话语系统，没有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就丧失了中国文论科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了根的浮萍，又何谈中国文论的自主性。

二

    建立中国文学理论独立的话语系统，不仅要防止话语掠夺，还要防止话语扩张。自我膨胀也会招至话语变态，当文学理论的建构没有了边界，即会出现出卖话语的尴尬，这就要求学人们首先要对概念和范畴进行科学的学理化界定，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科学游戏规则。例如对“典型”概念的界定就是文学理论明显的话语扩张，它超越了自身的游戏规则，已不是文学理论话语而是哲学话语。即“典型”就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黑格尔的游戏规则，使我们陷入了哲学的范式而不能自拔，而且竟让我们痛苦地研究了一百年终不得要领。由于哲学范式的作祟，什么“类型说”、“阶级说”、“必然与偶然说”、“中介说”、“特殊说”等等，都是他说，不是我说。文学理论所操持的已不是自己的话语，都是他者的话语。哲学是宏观的，包罗万象的，它的抽象与空洞掩盖不了对具体问题界定的空泛。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而文学典型是什么呢?哲学什么都说了，也什么都没有说。不进行哲学的还原，我们必然要走入数学化的哲学公式，失语就成了必然，起码也会造成语境混乱。

自然地理学论文范文第8篇

文学地理是人文地理的一个重要分支，1865年法国批评家丹纳的《艺术哲学》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个方面出发来建构艺术哲学，他认为因为气候和自然形势的选择，会影响到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等精神的气候。1927年出版的德国地理学家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一书，就辟有“美学地理学和作为艺术的地理学”专章，厘定美学地理和艺术地理性质的学科性质，他认为美学地理学“从某种意义说它是美学的一个分支，把美学的观点运用到地理学的事实上”。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积蓄了丰富文学地理传统，形貌各异的文化地域景观蕴含着无穷的文学资源，《诗经》和“楚辞”分属北南文化地域的既成事实，就标领了我国文学的地理学的考察脉络。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至明代王士性的《广志释》，隐含着一条潜在的文学地理链条，遑论卷帙浩繁的方志之中诸多隐而未彰的文学篇什。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率先拈出“文学地理学”一词，拓新了文学和地理的研究领域：“然则以数量庞大、种类丰富、民族众多的中国历史文学资料为基础，‘中国历史文学地理’学科的创建，是有可能的。”“中国历史文学地理以其研究对象为文学，所以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则以场景还原和版图复原为理论构架，显示了文学地理的深度融合和集大成姿态。?

文学地理学根基于文学，形成文学与地理学的交融，它展示地域观照视野下的文学演变趋势和文学人文的脉络。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云：“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有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清晰地确认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本位，凸显了基于文学本位的文化地域考察视野。作家的艺术个性和创作风格，是地理文化的形象显示。罗根泽的文学地理观恪守文学本位，特别是强调以文学家为考察中心，这种研究视野的确立客观体认和展示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基础。就诗歌而论，罗根泽在梳理汉赋作家的评论之时，就清晰地意识到地域民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宋玉的《九辨》云：‘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当然是引用的《诗经•魏风》所谓‘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但较北方学者，如孔、墨、孟、荀的服膺《诗经》，相差甚远。”在他看来，屈原、宋玉等楚辞作家很少甚至不征引《诗经》的文学现实，正标举了中国文学起源中的《诗经》和“楚辞”两类地域文化脉络。罗根泽在《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论述“诗格”之时，援引《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所云“司马迁为北宗，贾生为南宗”之说，确立了散文的南北分野。文学地理所蓄积的文化张力，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会引发文学革新思潮。罗根泽追究古文运动的成因，有意从地理视角切入和突破，其云：“而唐代的有名的古文家，除陈子昂外，又大半是北人；就中的元结独孤及，不惟是北人，且是胡裔；所以古文实兴于北朝，实是以北朝的文学观打倒南朝的文学观的一种文学革命运动。”以文学地理来为古文运动号脉，已触及古文运动勃兴的地域背景，这种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往往离不开原生环境的影响，区域文化所积蓄的能量形成革新思潮对守成观念的大面积释放。他进而断论：“古文运动所以肇端于北朝者，最大的原因由于南朝的地方经济不同；而北朝多胡汉杂种，胡人固厌薄文丽，当亦是原因之一。唐代的古文家不惟多是北人，若独孤及与元结，更直是胡裔，此种消息，不难窥知了。”地域经济的繁荣，直接影响文学的发展，同时又隐含着因循守旧的经验思维。沾溉北方文学的场域特质，豪放求新之气驱使文人以复古求革新。缘于地域文化而引发的文学革新，形成根基于地理文化之上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心理的嬗变，姑且不论这种分析是否命中古文运动爆发的关键，但这种另辟蹊径的文学创新思维倒是值得称颂的。?

地理环境对于中国文学、中国文论的影响是持续而深刻的，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使得文学发展的多样性成为可能。罗根泽的文学地理观兼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色彩，推举自然地理作用下的文化习俗的能动作用。其在考察中国文学批评的“时代意识”之时就论：“横的各国文学批评异同，大半基于空间关系；纵的一国文学批评流别，大半基于时间关系。所以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我们归之地理的自然条件。”以空间与时间的演奏来把捉古代文论的特点，甚至直言自然地理之于中国文学批评特质的关键作用，强化了文学研究的人文地理特色。文如其人，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学家总是一定文化区域的社会人，相应地域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性情总会或隐或显在其文学作品中流露出来，从而形成相对固定的文学风格。罗根泽属意时空维度来考察文论特点及其嬗变的思维方式，展示了朴素的文学地理意识。在此统摄视野下，罗根泽援引魏征《隋书•文学传》和李延寿《北史•文苑传》的相关知识，推举地理因素为形成中国文论特点的根本原因之一：“此中原因甚多，最重要的当然是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罗根泽肯定了地理因素打造了中国文论的多样类型的可能，但又绝非简单的地理决定论者，显示其求真的学术识见。这样，经由文学家这一中介，文学或文论因地理之异而形成不同的文学类型和区域特色。在中西文化的对比研讨中，罗根泽将二者细论为以海洋文化为表征的欧洲文明和以平原文化为特质的中华文明，侧重文化地域生态来考察二者文化差异：“中国的文化，发源于寒冷的黄河上游，经济的供给较俭啬，平原的性质较凝重，由是胎育的文化，尚用重于尚知，求好重于求真。”属意中华文明发祥地的地域生态，强化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尚用色彩，“中国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理论，与西洋之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者不同。”就中西不同文化生态环境而论，建构了地域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演变，培植了不同文化区域背景的文化生活格局，罗根泽明显认识到中西文论的相对独立性，而这种相对自足的文论体系恰恰又是建立在人文地理基础之上的，从而呈现与西方大异其趣的艺术追求和批评趋尚。这种旁借异域，注重从地理因素来横向比较的文学眼光，展示罗根泽开放的学术路径，罗根泽独到的文论思维洞悉了文学地理学的?装隆＊?br>转贴于中国论文联盟

中国论文联盟民族文化精神的发扬往往根基于民族文化生活土壤，受文学地理的制约，中国文论往往形成多样多色的潜质。文学的空间分布呈现相对的独立性，但并不排斥区域文学的互相渗透和彼此影响。按照梅新林的文学地理学建构，文学地理是作家籍贯、作家活动、作品描写和作品传播四个层序的动态综合。山川和水文等自然环境的差异往往会导致南北文学不同的审美风格，罗根泽认为“中国南北的地理风土不同，因之人民的习俗和学艺也不同。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而民族因素和学术因素，也有关系。晋室南渡，‘过江名士多于鲫’，可见故家大族率迁于南朝；而留在北朝的当然大半是乡闾平民。”就文人的迁徙来分析南北朝文学的不平衡，罗根泽的考察范围涵盖了作家活动和作品传播等领域，显示动态考察的特色。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区域圈，往往有中心地带、边缘地带的分野，传统的华夷之辨表现在文化上便是文野之争，民族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文学中心的迁移。罗根泽客观体认了文人迁徙之于文学风格和文学发展的巨大作用，文学核心时有迁移，恰好形成中国文学吸纳异质的开放气概。鲁迅先生《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所论“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也客观体认区域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风土习性的差异，融化在民族文化血液里凝固成一种民族文学生态，波及文学形貌的存在和发展。罗根泽说：“南朝的文人大体都是自中原移来的贵族华人；北朝的文人，虽则未必渗入了胡人之血，但胡人的质俚朴素，总会使他们的观感改变，而汉制于胡，又会使他们发生报仇的意志。这也会使南北两朝，对文学的要求不同。”作家活动区域的更替，往往会刷新文学要求，罗根泽敏感于地理环境之于作家风格的影响，文风的雅俗之辨更多时间是后天学习和效仿的结果。汉人重经验思维，所以易因循守旧；胡人勇于开拓，敢于创新，胡人的刚健质朴熏染了北朝文人的清新自然之风，汉人的经验思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胡人的文化意识，如此循环往复的影响，才能永葆中国文学的生机和活力，作家活动区域的更替打破了文学区域阻隔的现实，北方文学的壮美和南方文学的秀丽构筑了多色复杂的中国文学，一部中国文学史正是包括南北方文学在内的各区域文学相对自足又相互影响的文学交流的结晶。罗根泽认为地理上南北差异，造成爱美与尚用的审美趋向，而拓宇于楚辞的汉赋批评允符了这种需要，“汉代所演唱的本来就是一幕‘南北合’的滑稽剧”，汉赋批评意在调解南北的不合，立足于南方，则偏于爱美，根基于北方，则趋向尚用。?

自然地理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自然美；现代语境；黑格尔

在美学史中，艺术美往往被看作是美的最高形态，而自然美的处境则比较尴尬。西方的美学大家们，要么对自然美避而不谈，要么将其放在次一级的地位上，尤其是美学大家黑格尔，在其著作《美学》中将自然美排除在他的美学范围之外，明显地贬低了自然美。事实上，当人类进入现代社会，这种贬低自然美的观点便不堪一击，自然美也应该从之前的“低级”中摆脱，成为美学领域中的重要课题。因此，对自然美的现代语境的考察，便有了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学术理论意义。

西方传统自然美论的发展历程及其得失

在西方美学家们对自然美理论的阐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对其不同程度的贬低和忽视。为何不同时期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我们有必要首先对自然美理论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从而分析西方传统自然美论的得失。

一、传统自然美论的历程

古希腊罗马时期，在“神是万物的尺度”的传统观念下，自然的力量是必不会更多地被提及，美学领域则处在一种对美学本质问题探讨的层面上。柏拉图建立在“理念论”基础上美学思想认为“美是难的”。既然美都是难的，那么对于自然美的讨论更是无从谈及。亚里士多德在批判其老师柏拉图的“美在理念”基础上，认为美存在于现实事物之中。

到了中世纪，统领整个西方世界的仍然是神性的自然观，人们的一切自由思想被基督教禁锢。既然上帝创造了一切，自然便成为了上帝的杰作。在这个时期，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认为无论自然的美和艺术美，它们都是对上帝的反映。托马斯·阿奎同样认为上帝是最高形式的美，自然美只是上帝美反映出的一个镜像。

文艺复兴时期，美学家们以觉醒的人性去挑战统治许久的神性世界。艺术家们赞美人，对于自然美亦有新的认识。画家达芬奇，身体力行地从自然中取材，观察赞美大自然的一切，其艺术作品中体现的自然观值得借鉴。

在自然美论的发展中，德国古典哲学家、美学家黑格尔最不容忽视。在其《美学》中，设了专章论述自然美，说明在他的美学体系中，自然美得到了一定的关注。但我们不难发现，自然美的出现只是为了论述艺术美做铺垫。黑格尔说：“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艺术美高于自然，因为艺术美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的美，心灵和它的产品比自然和它的现象高多少，艺术美也就比自然美高多少。”［1］

二、西方传统自然美论的得失

1.简单地对西方传统自然美论梳理之后，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呢？

在神的地位仍凌驾于人之上的古希腊罗马时期，自然的力量在神的面前黯然失色。美学家们停留在对于美本质问题的追究上，自然美也就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对象进入他们的视野；中世纪时期的美学思想都是在神学的基础上，既然上帝创造了一切，美学家们提到的自然美也就只能被看作低级的有限美；文艺复兴时期，作为画家的达芬奇对自然美有新的认识，但其自然观仍是停留在绘画艺术的范围内。而且，在一个“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时代，对人的重视程度势必会远远超过对自然的重视；到了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科学家们揭示了更多关于自然的秘密，人类很大程度地摆脱了神权的统治，但当人的力量空前被重视的同时，自然的力量也被人类牢牢地掌控，因此，自然美也就变得微不足道了；在美学家黑格尔的眼中，正是为了弥补自然美的缺陷，才需要创造艺术美，所以艺术美高于自然美是黑格尔关于自然美的核心思想。

2.通过梳理不难看出，自然美始终没有被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得到重视。

那么，在自然生态受到严重破坏，人的力量过分强大的现代语境下，这种对自然美的忽视是否该得到我们的重新审视呢？

三、现代语境下对自然美论的重新审视及其意义

自然美理论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其地位仍未得到应有的正视。在人类吃尽自然生态危机苦头的现代语境之下，对自然美论的地位和意义进行重新审视显得尤为重要。

（一）自然美论的现代语境

近代以来，基于对自然的探索，人类从对其服从转为对自然的逐步控制。工业文明的出现，对于人类而言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变革，它彻底颠覆了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文明，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然而，工业的变革是一把“双刃剑”，人类在享受其带来的丰厚果实的同时也尝尽恶果。在工业发展的带动下，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科技彻底改变了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但是，在工业文明的背景下，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由无限掠夺到无奈妥协的过程。工业文明曾赋予了人类无比的自信，“征服自然”这类口号是一个时代的见证。但很快人类就为自己的过分自信付出了代价，因为与发展几乎同步的生态危机也纷至沓来，人类不得不在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上作重新的考虑。于是，在对工业文明带来的弊端的反思中，“尊重自然”等口号又成为了新的流行。

上升到美学领域，“自然”作为审美对象，其地位在工业文明时代也经历了一个由被征服到被尊重的过程，对自然美在现代语境下的重新审视也就成了这个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必然。

（二）正视自然美论的现代意义

在现代语境中正视自然美，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来看都有很强的现代意义。

首先，自然美作为审美领域的一个独立的范畴，若得到重视，在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会发挥巨大的作用。自然美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是“仰观宇宙之大”令人心旷神怡的一种美。与自然亲近，会给艺术家无尽的艺术灵感和想象的空间，因此，古今中外，以自然为题材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如梵高的向日葵、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等。对于现代人，正视自然美的价值可以增强对自然的感悟力，从而提高审美能力。就像孔子所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物质资源，更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宝库。

其次，重视自然美可以重新建立人类对自然的道德担当，促使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原始社会，人类对自然力量充满敬畏，而在利用改造自然的工业社会，人类的过分掠夺，由环境问题而产生的物质经济损失也为人类敲响了警钟。在现代语境中，自然美的地位如果依旧遭到排挤，人类受到的报应和惩罚将会更加地严重。因此，重建人类对自然的担当，正视自然美的地位，对现代人来说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总之，我们通过对西方美学史有关自然美论的简单梳理，得知传统美学中自然美理论遭到了忽视和贬低，这种自然美论不受重视的美学观点在现代语境中，其弊端已经在人类的工业文明史中得到了印证，人类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因此，我们需要在当下语境中，对自然美的地位进行重新的定位，并给予其物质和精神价值上的充分肯定。（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第4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11月第二版。

［2］朱光潜著，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5月。

自然地理学论文范文第10篇

与会专家和学者围绕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环境哲学理论、生态文明建设及对策三方面主题进行了研讨。

一、传统生态思想文化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传统思想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对传统思想文化中蕴含的生态资源的诠释与论述是本次研讨会的亮点，相关论文30篇。

卢风、盖光、余泽娜等学者探讨了传统生态思想的一般原则和基本理念。卢风认为，在当前传统思想文化合理复兴的背景下，传统思想文化能否为环境哲学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文化资源，能否帮助解决中国环境问题，是值得研究的论题。对于什么是“天人合一”，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卢风援引《中庸》、《易经》、《论语》、《大学》等文献关于“人性”、“终极关怀”的相关论述，指出“天人合一”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君子的最高追求或“终极关怀”。对于什么是“内向超越”，卢风将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做的不懈努力称为人的超越性，并对“内向超越”、“外向超越”做了对比和区分，认为改变自我就是内向超越，而改变外部生活条件就是外向超越。“天人合一”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人之超越性追求上，儒家将内向超越即德行、境界和智慧的超越放在优先地位。但儒家的内向超越又并没有封闭于自我，而是注重向自然学习，追求天人合一境界。儒家天人合一及内向超越的追求，与现代西方主客二元的世界观以及将工商、技术放在优先位置的外向超越迥然不同，因而对于反思、超越现代性具有启迪意义。

盖光认为“道生”极具“生态”智慧，这不仅是老子及道家思想的基础，也是成就中国智慧中“生态”蕴含的主要条件。他认为，“道生”是中国生态智慧的哲性基础，“道生”禀天地阴阳之气，其节奏及韵律性的生成与转换旨在促生万物生命的生态共荣。人由天地自然道化而成，人的发展，人的社会运行机制及精神文化存在，既是生态转换及“道法”的延伸，也积聚着“道生”的生态智慧。关于“道生”与“太一”的智慧逻辑，他认为“道生”与“太一”、“太极”之生相互联系，这些作为智慧性表达，内在一致且同一，区别主要在于话语表达及述者的不同。对于“道生”智慧的释解，不仅需生命肌体活动的整体参与，更含蕴精神体验性，或本身即表征精神生态特性。

余泽娜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存在一个生态伦理的实质性传统。这个传统包含道与术两个层面。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生态伦理思想道统，在术的层面渗透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安排和生活技艺之中，渗透于法制建设、民间信仰之中，形成道、术相济的完整体系，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发展中产生了规范有效的影响。而造成当前中国生态环境困境的重要原因恰是道统传承萎缩、道与术相分离。因此，她认为，要走出困境，推进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借鉴传统的经验：既要好于道，也要进于术。

乔清举、刘魁、陈红兵、张连国、姚洪越等学者对儒家、道家、佛教思想的生态意义进行了诠释与论述。乔清举介绍了儒家生态哲学思想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生态哲学思想史”的情况。他认为儒家哲学本质上是生态哲学，其基本原则是天人合一。其所谓天的规定性“生生”，是自然的“合目的性”，儒家生态哲学要求人主动地实现与天地相贯通的本体，做到“为天地立心”，使万物尽性。对于动植物、土地、河流、山脉，儒家都有其生态哲学层面上的表述。儒家把道德共同体推及整个自然界，并从宗教、道德、政治三个层次展开对于自然的生态性认识和保护，具有整体主义的特点。在宗教层面上，儒家保留着自然之魅的观念，认为一些动植物具有神性，要求祭祀它们，祭祀土地山川，“报本反始”。在道德层面上，儒家把“仁”理解为“爱人以及物”，提出“德至禽兽”、“泽及草木”、“恩及于土”、“恩至于水”、“恩及于金石”等说法。在政治层面上，历代政权都设立官职、颁布政令、法律保护自然。通过对儒家生态哲学的论述，乔清举认为人类如果还要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去，其生存必须是生态性的;生态地存在是人类根本的存在方式。在历史上，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贞下起元，历久弥新，保持较高的水平，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儒家生态意识维持了中华民族生存地区的自然环境。发掘传统生态智慧，贡献于当今中国和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是研究儒家生态哲学的意义所在。

刘魁对《周易》中盛德价值观进行了论述。其所说的盛德价值观，是指奉宇宙万物的生生不息、生灵昌盛、生命永续为最高价值与最高道德的一种宇宙观与价值观，是对《周易》强调宇宙万物“生生不息”、“万物化生”、生命永续的一种概括。他认为当代人类要摆脱生态危机，建立健康的生态文明，并不在于空洞、盲目地主张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而是要端正人在自然中的地位，明确人类行为的最高价值与行为准则。

陈红兵从四个方面系统论述了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可持续发展意义：其一，“无为而治”是建立在“道法自然”思想基础上的。“法道”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观念，遵循自然、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规律，充分发挥自然、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作用，具有现实意义;其二，从社会治理角度言，“虚无为本”体现为统治者观照自然、社会及其变化发展，制定相应法令制度的整体性思维。它要求我们今天，社会治理应改变片面的物质主义导向，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出发;其三，“因循为用”包含因时、因物、因民三方面内涵。其中，“因物”主要是指尊重和顺应事物自然本性，它要求我们今天慎用科学技术及人为手段改变事物的自然存在状态及自然本性。“因民”包括顺应百姓的自然本性、自然需求和民俗等方面。它启发我们今天不应过分强调百姓对物质利欲的追求，而应将社会安定、百姓身心的和谐放在重要位置。“因俗”则要求尊重各地民俗的可持续发展意义，对改变各地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持慎重态度;其四，“名正法备”是黄老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重要方面。其可持续发展意义体现在环境法建设上，要求从协调经济――社会――自然生态整体利益出发，注重落实各级官员的环境职责。

张连国认为《庄子》的生态存在论是若有真宰、不得其朕的内在关系存在论，是万物云云、各复其根的生态系统论与自然价值论。人存在方式具有芒乎与本真的二重性。人的本真性是由现象学还原的知的本真性决定的。存在是一个以道为本根，出于道、返于道的反复循环的生态巨系统，具有无目的而潜在合目的内在生态价值。人在既以自然的方式又以人的方式原发共生中成为自然与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仅仅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真自然存在方式不是动物般的生存方式，而是无目的而合目的、合于自然生态系统缘构共生真意天机的天人合一的生态审美存在方式。真人生态生存论是与自然和谐，与世混处。

姚洪越将佛教自然观与基督教的自然观进行了比较，认为佛教和基督教面临大自然时，根据自身的基本教义，对自然的产生、自然的属性、自然与人的关系等领域进行了各自的阐述，这些内容构成佛教和基督教自然观的基础部分;同时佛教与基督教之间还存在修炼身心与探索、改造自然，有所顾忌与勇于探索，感应论与拣选论等方面的不同，因此佛教自然观与基督教自然观指导下的人类实践效果在目的、动力、方式和途径等方面具有根本的不同。最后提出在充分吸收和借鉴二者成败得失的基础上，结合实际不断探索、丰富和完善关于自然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为创造更加幸福的生活、更加美好的未来而积极探索，不懈努力。

此外，还有学者从传统农耕文化的生态价值、中医生态思想、回族生态文化、草原文化的生态维度等不同方面，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进行了论述。

二、环境哲学理论

环境哲学理论一直是历届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年会的重要主题。本次学术研讨会提交的相关论文有35篇。这方面论文主要围绕两方面主题，一是对西方相关环境哲学理论的述评;二是对环境哲学相关论题的探讨。

郇庆治、包庆德、陈爱华、张卫等学者对西方相关环境哲学理论进行了述评。郇庆治通过对“深生态学”（deep ecology）的创立者阿恩・奈斯的深生态学相关理论和布赖恩・托卡激进的“绿色运动”、“绿色政治”的相关理论和主张，以及艾克斯利、罗伯特・古丁等相关学者的理论的阐述性分析，对于什么是生态自治主义，以及它为什么是一种生态文化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生态自治主义更接近于一种社会政治理论，生态自治主义的任何实践层面上的实质性进展，都离不开理论基础阐释上的深入与广为传播，但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性变革，终归是关涉人类关系及其利益的艰难调整，而不简单是一个理论可信性与说服力的问题。

包庆德认为莱斯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独特的认识论维度阐述造成全球生态危机最深刻的社会意识根源――控制自然观念。控制自然观念在客观上造成人性扭曲，同时也在现实社会中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控制自然其实质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控制，在时空维度上影响人的全面发展，制约社会进步。消除控制自然观念是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并从伦理和道德维度对人类使用科学技术的行为进行生态约束、规范和引领。当今的生态环境问题特别需要对控制自然观念进行深度生态解读。莱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控制自然理论对于我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价值。

陈爱华认为，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福斯特通过“维护生态正义能否超越阶级倾向”的道德哲学辨识，凸显了其中蕴涵的人（环保主义者）与人（林业工人）――环境（原始森林）――资本主义（政府与企业）伦理关系的“生态伦理形态”应然与实然的生态伦理悖论和生态伦理与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道德范式之间的冲突;通过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道德哲学反思，揭示了马尔萨斯人口论反生态正义的伦理本质。在福斯特看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新马尔萨斯主义都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利益及其道德观（和种族与性别道德观），因而无益于人口――生态问题真正解决。

张卫介绍了美国的“田野哲学”。他认为，“田野哲学”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语境下关于如何进行哲学研究的元哲学层面的思考。田野哲学主张对哲学进行“去学科化”，提倡“跨学科”的研究模式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进路，增进哲学的社会参与度。其主张和理念对于我们今天如何从事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曹孟勤、郑慧子、肖显静、曹顺仙等学者对环境哲学相关论题进行了探讨。曹孟勤教授认为，每个人在社会生活当中都拥有一个或多个社会身份，而任何一个社会身份都内在地蕴含着社会责任，承担某种社会身份就意味着担当某种社会责任。人的社会身份不仅表现在他人面前，同样也呈现于自然世界面前。人类面对大自然为自身所确认的身份不同，对自然所采取的态度和行为就不一样，所承担的责任就会有差异。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确认一种合理的身份，身份的合理性担保着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的正当性。

郑慧子指出，生态学与环境哲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生态学不仅是环境哲学赖以发展的思想源泉，而且还是环境哲学是否具有合理性的科学基础和根据。然而，生态学的科学性质直到目前在科学共同体中还依然处在悬疑之中，这种状况并未被环境哲学所察觉，相反，环境哲学直截了当地把这种存疑的现成性的生态学作为自己的合理性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态学的这种不确定性的科学图景使环境哲学研究不得不面对着一个自身合理性问题的重大挑战。因此，加强生态学的这一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应当被视为环境哲学研究的一个新任务和新方向。

肖显静认为对于转基因技术生物完整性损害的伦理评价，基因（型）完整性的损害是核心，转基因技术损害了生物个体基因型的完整性，改变了生物个体的表现型，引起了生物个体肉体的和精神的破坏，是伦理地可拒斥的。生物物种的完整性不同于生物个体基因（型）的完整性，它是同一物种中的所有成员所共有的基因组（DNA条形码）的完整性，代表着物种的真正本质。因此，人类对物种有直接的责任，有责任维护物种的完整性，以保持物种的特异性。转基因技术之异源转基因，违背了生物物种的完整性，在道义上是伦理地应拒斥的;转基因技术之同源转基因以及基因内修饰，基本没有损害生物物种的完整性，是伦理地可接受的。转基因技术生物完整性损害的伦理评价还要结合转基因技术应用的目的。一般而言，单纯出于人类眼前的、狭隘的、非根本的利益，而应用转基因技术，从而造成生物完整性的损害，理应受到更多的伦理拒斥。这些方面能够为政府和公众基于生物完整性概念伦理地评价转基因技术提供理论指导。

曹顺仙指出，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研究可谓多维度、多视野，并以不同于西方环境哲学的面貌呈现出丰富而独特的理论内涵和品格。她认为，从认识论维度而言，整体主义思维、对象性实践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单向度”运用或综合运用都难以完整、准确地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主张从自然――人――社会构成的“三维化”思维完整准确地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是用“三维化”思维认识所处时代的生态环境问题，把时代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界定为社会的、人文的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密切相关的复合性社会问题。论文认为，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也应围绕自然――人――社会的“三维化”角度进行，其终极追求是实现“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有机统一的和谐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理论的“三维化”的历史观是自然、人和社会“三位一体”、协同进化的生态历史观。人、社会、自然进化遵守六大规律，即自然进化规律、人进化规律和社会进化规律，以及自然、人和社会相互之间协同共进的“间性规律”即人与自然间关系演进的规律、人与社会间关系演进的规律、自然与社会间关系演进的规律。

三、现实生态文明建设

国家自十七大以来对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及对策也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主题。国家环保部宣教司刘友宾巡视员也应邀出席了研讨会并作了发言。会议提交相关论文32篇。

关于现实生态文明建设，研讨涉及的内容很广泛，有宏观方面的论述，如叶平论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时代特点及其理论前提，解保军论述了环境悬崖危机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的新契机，丁宪浩、周兰珍突出了公众参与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朱伯玉、白洋关于当前环保法相关议题的探讨等等;研讨内容还涉及环境宣传教育、企业绿色发展等一般话题;比较专门的议题还有民间环保组织发展现状、汽车消费及道路交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居民低碳生活的现状、影响因素等;曹水群、董军的论文则涉到当前备受关注的邻避抗争话题。

刘友宾巡视员从文化建设维度，梳理了我国环境保护的历程，重点对“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生态文明、新修订的环保法、生态文化等进行了解读。他指出，环境保护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建设是促进环保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积极培育生态文化、生态道德，使生态文明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视。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文化思想资源，加强生态文化理论研究，推出生态文化精品力作，是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面。

叶平认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生态时代”。在生态时代，人类将生活在一个广泛的与生命共同体相互促进的关系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环境革命，目的是要解决人类如何生存和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要求和部署，顺应了生态时代科技――经济发展观、时代哲学观和文化观等观念的变革趋势。他认为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应树立“与时俱进”的发展的观点，应树立“自然界最懂自然”的信念，学习“生物利益的自保护性”智慧，吸取大自然报复的教训;应树立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

解保军认为，中国生态环境问题面临的“环境悬崖”状况，将促使经济与环境关系发生“哥白尼革命”式的新变化，人们将转变思维方式，倡导“环境优先”的发展范式，这样可能会比以往更好地解决经济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它将把人们从唯GDP崇拜的疯魔中唤醒，对GDP的“生态启蒙”有了新认识，“生态启蒙”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确立生态理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最后，它将促使人们发展观产生新变化，促使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期待和诉求有新提高，人们从“求温饱”、“求生存”转向“求环保”、“求生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丁宪浩认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提出，为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勾勒出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环保产业的顺利发展、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但我国的公众参与尚处“初级阶段”，环保产业的公众参与主要有监督性参与、消费性参与、投入性参与等形式，近年来社会公众三种参与形式都有所发展，给环保产业发展增添了动力。但与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相比，公众参与还显得相对滞后，其制约因素为公众参与意识淡薄、参与成本偏高和参与氛围不浓。针对这些制约因素，他提出注重提升全民生态环保意识、建立完善公众参与激励机制、加强公众参与的组织引导的对策。

周兰珍认为当下公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很多方面处于缺位状态，就全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力来看，起绝对主导作用的还是政府，而公众自身素质是导致公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缺位的基础性原因，只有把生态文明内化于公众的内心，多渠道依靠特定的组织机构来引导公众的行为是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进公众的组织建设是最佳的选择。

朱伯玉对于环境法哲学视野下的环境诉权进行了探讨，认为环境法哲学视野下环境诉权有其实体法根基，并对环境诉权进行了重新界定并分析了其类型化。通过论述环境法哲学视野下的环境公益诉权与环境生态诉权，他认为环境法哲学转换了我们审视环境诉权及其根基的视角。环境诉权是“环境诉讼”的诉权，而不是“有关环境的诉讼”的诉权。确定环境诉权基本内容必须正确处理环境诉权与实体环境权之间的关系。随着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司法实践的拓展，以及环境生态权诉权理论的突破，环境诉权理论之基不断得到夯实。白洋从“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分析了我国环境法治存在的机遇和挑战，指出其实施现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层面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自然地理学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自然价值；过程哲学；生态纪

中国的生态哲学从环境伦理学研究开始。环境伦理学概念首次出现在1980年《现代生态学中的方法论问题》译文中。2 译者余谋昌作为中国环境伦理学的首创者之一，于1991年6月出版《生态哲学》一书，提出了生态哲学的理念，填补了我国生态哲学研究的空白。生态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转向，让人类重新思考如何看待自然、如何行动。中国的生态哲学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正在走向成熟。它从生态伦理学的发展阶段展开，历经自然观入手的自然哲学研究以及对技术异化的批判、在人类思维的历史进程中的生态思想研究，直至今天生态哲学正在走向全面发展。

一、生态伦理发展阶段

西方发起的环境保护运动和“”结束后，一些学者很快从“”中走出来，此时，中国的生态哲学研究也开始从环境伦理学涉及。在研究过程中它把握了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及思想，阐释了生态伦理内涵，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研究基础，产生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从而形成了中国环境伦理学重要的认识内容。

中国的生态哲学与自然辩证法有着深刻的渊源，或者说中国的生态哲学就是从自然辩证法中发展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观就是它的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奠基人于光远于1958年《人在变革自然界中的能动作用》（《自然辩证法通讯》3期），这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辩证法通讯》还在1964年第1期发表了惠伯纳・魏汉藩的文章《什么是自然哲学？人们为什么要研究它？》，1981年第3期发表了唐以剑的论文《人类生态学――环境科学研究的核心》。于光远在1991年7月发表的《自然》（《自然辩证法研究》）一文对自然做了深入的研究。这既是自然辩证法对自然的研究，也属于哲学上的自然观的研究，更是生态哲学的基础，是关于自然的哲学。今天几乎绝大多数研究生态哲学的学者都出身于自然辩证法。生态哲学的研究成果有相当多的在《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即原来的《科学技术辩证法》）这三大杂志。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属于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生态哲学贯穿始终的基本问题，中国的生态哲学也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1980年，余谋昌把环境伦理概念介绍到国内， 1986年发表了《关于人地关系的讨论》，认为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生产水平很低，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弱，对自然只是一味的崇拜。第一次技术革命以后，机器技术体系装备的生产力高速发展，人类凭借着这种力量控制一个又一个自然力，在征服自然的凯歌中开辟人类的新天地。1人类产生了自己是主人的思想，形成了控制自然、战胜自然的观念。1988年2月其发表的《生态学中的主体与客体》一文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生态哲学中的主客体来研究，这是当代重要的全球性问题。2一方面人作用于环境，另一方面环境也作用与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辩证的关系。此时的学者们已经将目光集中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中，这是评判问题的依据所在。正如余谋昌在《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一文中所说，生态哲学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基本问题，它区别于人与自然二元分离和对立的传统哲学，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哲学。3

人与自然的关系延伸进入伦理学研究领域，生态哲学就从环境伦理学发展起来。源于20世纪末西方的环境保护运动使得环境伦理学很快成为一种世界潮流，这影响着中国的生态哲学，其发展主要集中在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学习和跟踪。中国生态哲学开始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伦理道德的层面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生态伦理学问题。1991年叶平发表了《人与自然：西方生态伦理研究评述》一文，文中提到西方的生态伦理学创立经过了孕育、创立和发展三个阶段。41992年余谋昌撰文阐述了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他认为生态伦理学把伦理学知识领域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类共同体扩大到“人―自然”共同体。5

在中国的生态哲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在环境伦理上的激烈争论。孙道进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的理性崇拜本身恰恰是非理性的1，为了人类的利益、为了经济目的，人类掠夺自然从而产生环境问题，这促使环境伦理学重新思考自然的价值、自然权利等问题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真正本质。杨克俭在《生态环境危机与人类角色转换》一文中指出，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危及人类生命安全的全球性问题，要想消除危机，必须改变把人看成是自然之主人的观念，重新认识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和作用，实现人与自然共同体的和谐共存、共同发展。2随后余谋昌于1994年发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引发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提出人类应该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这是现实对我们提出的迫切需求。因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贬低自然，虽然获得了局部上的成功，但是危害了自然整体，也危及人类的根本利益，使得我们陷入困境。3因此，人类所面临的抉择是从旧意识向新意识过渡的过程。人不应该是世界的统治者，而应该是看护者。

对于这样的批判和反驳，人类中心主义也在不断扩展自己的理论内涵并为其寻求辩解。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发表后的第二年，《自然辩证法研究》发表了《天人和谐之道――兼评“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和《走进人类中心主义 ――兼向余谋昌先生请教》两篇文章。文中提出人的利益与自然的利益相统一，自然的利益体现为人的利益时才有意义。要解决目前的环境危机问题，人类必须尽快超越目前的发展阶段，使人类文明持续不断地提高。4与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相反，潘玉君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非但不应该走出，而且应当走进和重建。困扰人类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使人类体现或实现了价值。51996年张理海《人类中心主义：一种哲学观念还是一种传统文化精神？》并明确提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应该能够缓解人类与自然的冲突，可以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除了走进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别无选择。6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基于价值观的不同所导致的争论，使得自然价值问题成为环境伦理学的一个焦点。自然价值不仅关系到人如何看自然，更涉及自然的权利，与人的行动相关。自然价值、自然权利是生态哲学在环境伦理上不或可缺的内容。

首先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自然是否存在内在价值。环境伦理揭示，自然不仅能满足人类的需要，自然对人有价值，更能满足每一生命个体的需要，这是自然的生态价值。1995年叶平的《人与自然：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观》一文首次将自然的价值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他认为自然界的价值具有多样性，除了有工具价值以外还包含着内在价值、固有价值和生态系统的价值。人类应该针对自然事物本身去评价其价值，而不仅仅是从它的用途、功用来评价，自然事物有不依赖于人类评价和存在的价值。11996年佘正荣发表了论文《自然的自身价值及其对人类价值的承载》，他认为自然不仅有内在价值还具有创造性和维持性，不断建造和优化自己生存及发展的条件，并维持着稳定的生态系统。2自然的内在价值不是人类赋予的，是其本身具有的，内在于自然之中，是自然千百万年发生、发展、进化的产物，人类的价值也只是自然所产生的千百万种价值之一，服从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自然是内在价值、工具价值、系统价值的统一。3

其次，自然的内在价值是不依赖于人的评价而存在的，在亿万年前没有人类的自然界就已经存在其自身的价值。《自然的价值与自然的本质》一文提出，将自然的价值成立条件归于人的评价是有偏见的。在千百万年的自然史中都有价值的产生，这并非什么人类心智中的、主观的过程。4但是《论自然的价值及其主体》一文却认为，所谓“价值”，实质上是指自然事物能满足人类的所需，即对人是有用的。这里的自然价值是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5这与自然主义不同的是明确否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认为自然主义对于自然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解释是矛盾的。而《自然价值的伦理精神》一文认为，自然不仅具有外在价值还具有内在价值。这种价值不必以人类作参考，是自然所固有的。自然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都共处于地球生态系统之中，体现了它们的统一性。6自然拥有内在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没有评价者就没有价值的问题也迎刃而解。就如同一幅美丽画卷，即使没有欣赏他的人，也不影响它的客观存在。就是说，没有评价者当然也能有价值。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并不否认人的内在价值，在生态系统共同体内，人与自然既有相互依存的工具价值，又具有各自独立的内在价值。7

然后，就是对于自然权利的研究，研究者在肯定自然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权利。1999年纳什的《大自然的权利》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其核心观点认为自然是有权利的，并且作为生物链最顶端的人类有必要尊重自然的权利，并且对它赋予道德关怀。大自然也必须拥有其自身的天赋权利。12001年《自然权利论――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发表，文章阐明自然的权利是将权利扩展到人以外的存在物，不仅包括动物、所有的有生命体还包括无生命的自然在内的整个自然界。人所具有的内在价值赋予人权利，同理，自然庞大内在价值也赋予自然相应的权利。2郑慧子在1999年发表的《人对自然有必然的伦理关系》一文中认为，人首先是存在于地球表面系统内的，人是生活在由自然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两者构成的区域当中，人类应该承担起责任和义务去维护共同体的秩序与和谐。3因此人对自然有必然的伦理关系是个不争的事实。

二、从自然观入手的自然哲学研究以及对技术异化的批判

2000年之前，中国的生态哲学主要从人工自然的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自然观，2000年之后转向从技术异化的批判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然观。人与自然的关系贯穿于生态哲学研究始终，人通过技术与自然建立联系，技术的不断发展引起学者对人工自然的哲学研究。1993年发表的《由自然哲学到人工自然哲学》认为，自然哲学的研究需要从自然扩展到人，人的活动所产生的产品及其过程、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人的活动及其产品对人类的反作用等等都应该扩展为研究内容，也就是说人工自然必须走入研究视野，自然哲学要走向人工自然。4林德宏在1993年《自然观研究的新阶段》，提出系统地开展人工自然观的研究是自然观研究的新阶段。人工自然是人类行动产生的，人的行动沟通人类和社会并以人工自然呈现。对于人工自然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自然与社会的本质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实现生产模式的转轨。51999年陈洪良《人工自然观与现代社会发展》指出，人类社会在自然之中发展，自然的发展是其前提，人工自然观首先必须体现生态文明，这是人类的精神对自然的生态把握，把人类意识融入宏大的自然生态系统中。6

从自然哲学维度入手研究生态哲学，是从生态自然观研究开始的。生态自然观更是中国生态哲学研究不可缺少的。肖玲在1997年发表的《从人工自然观到生态自然观》一文中指出，自然观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考量，也是人类自身成熟状态的重要标志。自然发展过程与自然观演变进程（天然自然观――人工自然观――生态自然观）相吻合，生态自然观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7自然观就是如何看待自然。《现代自然观与可持续发展》一文提出，自然界本身无所谓善恶，人不能等待自然“善待”自己，也不应该自认为是大自然的统治者。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为了生存人类需要利用自然。人类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利用、控制、改造自然。不应该因为科学技术的局限性对发展科学技术没有信心，也不应该弱化甚至放弃科学技术，只靠伦理信念规范人的行为，利用自然、改变自然依靠科学技术，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也需要科学技术。1

科学技术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针对科学技术所产生的问题，分析人类利用技术对自然产生的影响，是从技术哲学维度入手研究生态哲学中的自然观问题。2001年发表的论文《自然中的技术异化》是从批判的角度分析技术对自然产生的危害。这篇论文是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研究的继续。自然中的技术异化将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相互抽离，可是，自然界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由于技术进步的控制和干预，其整体平衡受到干扰，阻断了天然自然的自然进程。技术的进步在不断地削弱自己和人类的存在基础。技术越发展越显现出技术异化现象。2《从哲学视角审视人工自然》一文指出，技术的进步促进人工自然的产生和发展，对人类的进步有积极意义。然而，人工自然作为人劳动的产物，从天然自然中分离出来，在与天然自然的对立中成为导致异化的因素。3

对技术异化的克服就是要把技术放置于生态之中，并以生态的形式展现出来，那么技术就可以是天使。论文《生态技术――技术可以是天使》（2005年）认为，生态纪的技术就意味着那些增强“生命之家”的创新。技术是天使，使人类的故事演绎出辉煌。技术也带来危机，它产生了环境污染、生态灾难、物种灭绝，以至于我们现在的新生代正在走向终结。然而，终结也是新生的契机，新生代的终结意味着生态纪元的开始。4也就是说先进技术必须与生态的技术相一致，这也是技术的天使本性决定的，技术可以是天使。

把技术放到生态之中克服技术异化，是建立在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的现实行动，随着生态哲学的发展，中国学者把世界观和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世界观决定价值观，决定我们的行为。郁乐和孙道进在《试论自然观与自然的价值问题》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他们认为回答自然价值问题的理论根据是自然观。关于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道德争论的背后隐藏着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自然观。无论是何种对自然权利的理解都取决于他们偏向于何种自然观。要么将人融化于自然，要么从自然的利益出发批判人的所作所为。5薛勇民和路强在《自然价值论与生态整体主义》一文中提出了只有将自然价值论放置在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中，自然价值论的确立才能成立，才能以丰富多彩的自然价值批判只有人类才有价值的错误观念，自然价值论本身蕴于生态整体思想之中。1可见，中国学者们不再纠结于人与自然的抽象对立，而是将视野扩大到更全面更广泛的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下去理解自然的价值问题。

三、人类历史思维进程中的生态思想研究

2010年以后，中国学者开始研究西方哲学历史中的生态哲学思想，再加上对中国传统哲学生态思想所做的挖掘，中国的生态哲学在哲学的历史思维中研究生态思想的历程，从思维的层面丰富了生态哲学的研究。在人类的思维历史中，生态思想的发展是持续的，期间有过反复、曲折。生态哲学有价值观维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态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有本体论维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态自然观；在哲学思维历史进程中研究生态思想，就是思维层面的生态哲学研究，这相当于认识论维度的生态哲学研究。

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一直都是中国学者的研究内容。《自然辩证法通讯》在1989年第4期发表了李志超的《抱朴子的自然观》一文，1993年第6期发表了周昌忠的论文《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理论的环境哲学意义》，1997年第4期发表了胡化凯的论文《感应论──中国古代朴素的自然观》。这些研究都阐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观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1998年第5期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了徐刚的《莱布尼茨与朱熹自然哲学》，把东西方思想家的观点做了比较研究。

生态思想在西方哲学思维的历史进程中有着曲折的道路。2010年发表的论文《哲学历程中的生态思想轨迹――从古希腊到科学革命》，这是生态哲学研究深入人类思维领域，在哲学的历史进程中研究生态思想。论文聚焦于每一时代哲学所关注的主题，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题，这体现为哲学的外在转向。文章指出，哲学史是人类思维的代表，自古希腊以来就有了人和自然的生态性思想，但是对思维的抽象强调切断人和自然的有机联系，将哲学引向了中世纪的宗教。哲学背离自然、背离人，以神的唯一创造性代替自然的内在创造力，以上帝扼杀人性，割断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科学革命之后，伴随着牛顿力学而强大起来的科学，以机械自然观解构了自然生态，终结了生态思想。文艺复兴对人的理性与思维的张扬片面强调意识、思维、理性，彻底终结了哲学中生态思想发展之路。2

被机械自然观终结的生态思想如何回归人类思维历程，中国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2011年《哲学历程中的生态思想轨迹――从笛卡儿到怀特海》一文就是对生态思想重回人类思维的历史过程的探索。文章指出，笛卡儿提出的心物两分的二元论把生态性只给了人，人类思维从此空前提升，忽视了自然和世界；休谟和洛克对二元论的质疑和反思，使生态思想得以呈现，但又因社会与文化局限性而不能彰显；到了康德的心灵体验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再也看不到对自然的生态阐述，自然只有精神上的客观存在，生态性的思想只属于那个客观的精神，一个完全没有物质基础的存在。 12012年罗久发表了论文《自然中的精神――谢林早期思想中的‘自然’观念探析》，他指出，为了克服康德留下的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谢林发展了一种有机自然的理论，认为自然并不是完全受制于因果规律的客观对象，其本质上并不是完全外在于自我意识的纯粹客观对象的总和，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2

哲学所关注的主题体现为哲学的外在展现，哲学的发展还有其内在的逻辑，从哲学的内在逻辑入手研究生态哲学是纯粹的思维向度的研究。2012年发表的《从达尔文到怀特海的本体论逻辑进程》一文，详尽阐释了生态思想如何从达尔文开始一直到怀特海，更彻底的生态哲学思想如何从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过创造进化论、突创进化论，最终到怀特海的有机体哲学这一发生、发展并形成的过程。32012年发表的论文《关系性―过程性原则的逻辑必然性》则阐述了在人类哲学思维的历史中，从哲学的内在逻辑发展中揭示生态哲学的出现是哲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探讨哲学内在逻辑的演变历程也是生态哲学的研究任务。古希腊哲学是哲学的逻辑起点，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同时肯定了“世界是真实存在的”的本体论原则以及“认识必然可能”认识论原则。从这两个可以推出“关系是普遍存在的”关系原则和“世界是过程的”过程原则。本体论原则、认识论原则、理性原则可以推出关系性、过程性、有机性逻辑必然性。生态哲学提倡关系、过程，强调整体和有机。这是从哲学的内在逻辑来解析哲学的发展历程，分析思维整体中的生态哲学思想，更是生态哲学得以完善的标志。4

四、生态共同体：生态哲学对走向生态纪元的追求

从中国学者对生态哲学在不同时代不同看法可以体会出生态哲学本身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6期发表了《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进展》一文，从论文的题目可以看出，当时的生态哲学就被看作是环境伦理学。作者李寿德肯定了中国学者在环境伦理学领域所做出的成就。而佘正荣2006年认为，在生态伦理学这门重大新兴学科的开创过程中，存在着多元竞争的理论是非常合理的5，这肯定了生态哲学发展的多元性。2007年张岂之《关于环境哲学的几点思考》，他指出，环境哲学的目的是要探讨伴随环境危机而产生的哲学问题，它们主要涉及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各类问题。环境哲学必定需要研究环境伦理问题。当前最紧迫的是要解决人们该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6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生态哲学面对的问题就是哲学本身面对的问题，哲学的主题要转向关注“如何做”。2012年刘福森发表的论文《生态哲学研究必须超越的几个基本哲学观念》指出，任何哲学都只属于自己时代的“特殊哲学”，生态哲学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生态文明，是按照生态文明的价值与逻辑所构思起来的新时代的哲学。12015年发表了论文《生态哲学之解读》，作者直接阐明生态哲学就是哲学本身，是今天的时代哲学。如何行动成为哲学关注的主题。生态哲学就是哲学转向行动，是行动的哲学。生态哲学就是哲学本身的发展，那么生态哲学的构成就要有生态本体论、生态认识论以及生态伦理学。2

由于全球生态危机的现实，生态哲学揭示其深层根源并批判现代性所存在的问题也是中国学者所研究的内容。2008年发表的论文《生态学批评中的理想人格――“生态人”之分析》指出，生态学的批评使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破产，以具有关系性思维和博爱情怀的“生态人”批判独断的理性人。3卢风在《整体主义环境哲学对现代性的挑战》一文中，以生态哲学的关系及整体理论分析批判了现代性哲学所存在的问题。他的研究解构了现代性的物理主义，消解了主客体的绝对二分，挑战独断的理性主义。他提出，唯当彻底摈弃了独断理性主义的完全可知论和知识统一论时，我们才会敬畏自然、保护地球。4解决当前严重的环境危机要求的不只是改革个人和社会的行为，更要挑战现代性哲学所存在的问题，研究人类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如何做，研究公平、正义伦理，研究生态文化，研究关爱生命、保护环境，研究生态智慧。

针对全球生态危机，寻求后现代的思想去解决，运用具有更彻底生态性的过程哲学去分析也是中国学者所做出的努力。2002年发表的《过程哲学与生态危机》一文明确指出，过程哲学被誉为当代新思想的来源，并用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全球危机。过程哲学的空间不受限制，它涉及现实中的所有层次。不同层次的相互依赖，不同个体的相互依赖，特别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5《过程析学与时代的急难》一文中作者指出，过程哲学的精髓就在于使人们意识到“我们在世界中，世界在我们中”6。这是过程哲学有关现实的研究。过程哲学的产生与发展也伴随着现代西方哲学的终结过程。7过程哲学由于对相互联系的推崇，怀特海称其为“有机体哲学”，以表明他对世界组成的理解。它是生态的，以生态学为基础。《生态学：过程哲学的科学基础》一文这样阐述：生态学揭示了每一个体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流动，支持了过程哲学所倡导的创造性、个体以生物多样性、生态位创造构成了生态系统的有序结构，肯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由此支持了过程哲学的多元价值观。1这是关于过程哲学本体论的研究。

自然地理学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环境科学的哲学；环境伦理；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环境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13）01-0067-17

环境科学特殊对象是指城市、乡村和荒野地环境，关于这些特殊对象的哲学与伦理学研究是环境科学整体研究的组成部分，其研究内容、基本观点和切入点、研究的方法依据以及路径选择是本文的研究图谱，也是研究的基本纲领。

一、研究内容

环境科学基本理念是环境科学工作者的工作哲学，也是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从理论观念走向实践观念的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其研究内容主要有环境和生态的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重大环境实践中的理论问题研究。

（一）环境和生态的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环境科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环境（水、气、路和建筑物）的规划和设计，人造废弃物、污染物的分类、化合与分解规律，污染标准、污染物技术处理工艺标准以及环境质量、环境容量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如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循环和再用以及资源无害化和节能减排等，也创造了一些新的核算方法，如生态足迹、绿色GDP、低碳经济、生态文明等核算和排序方法。特别是在城市景观设计、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生态城市、生态示范省、绿色教育、绿色大学等实践探索方面，需要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的基础建构。生态科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森林、植物、动物、人类等层面的生存状态及其相互依存和作用规律的研究，提出了生物圈的性质、本质、评价标准等生态理论问题，开始触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哲学和生态伦理学层面的基本问题。关于环境理论的研究集中在大气环流规律、生物地球化学规律、生物物理元素的迁移规律，以及城市物理环境变化机理和改善方法、污染物的理化和生化理论等；关于生态理论研究重点是从非人类的个体、物种、生态系统、景观角度研究动物、植物、微生物生态规律。这两方面的理论研究，都提出了生态进化与文化进化、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人类的生态限度与生物的“生活方式”和“底线福利”等理论问题，开始关注以往被忽视的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哲学理论研究，关注人所在的地理环境生态、保护区相邻的经济发展区位、人口的量和质、文化生态基底、生态意识和主导社会舆论倾向以及培养生态文明公民等问题，涉及人的环境观念、生态信念、生态价值和行为规范方面的定位和本质等问题，这些问题也与环境的立法基础或环境法理学有密切联系，这也是开展恢复自然、保持自然、保存自然和明智地利用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的基本问题。因此，跟踪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研究前沿提出来的具有哲学和伦理学意义的新概念、新问题，开展环境的生态哲学或生态的环境哲学问题研究，可以为环境或生态实践决策提供理论基础。

（二）重大环境实践中的理论问题研究

围绕着黄河断流提出来的“维持河流健康生命问题”，展开“河流伦理学研究”；针对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实践提出来的“本土生态文化建设问题”，开展“林业职业生态伦理和森林多价值管理研究”；针对原始湿地恢复和保存提出来的“有偿供水问题”，开展“水权的价值定位和伦理评价根据问题的研究”以及“湿地伦理和多价值湿地管理研究”；特别是积极吸收西方环境保护的积极成果，开展荒野环境及其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的哲学和伦理学问题研究。

针对我国普及环境意识和提高全民环境素质的需要，配合、教育部和国家环境保护部开展创建“绿色大学”活动，开展绿色教育理论、绿色大学指标体系和管理模式的研究。这些研究紧密联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实际，使环境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研究充满生机和活力。

开展环境或生态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完善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理论，能够为我国环境规划、决策和立法奠定环境哲学和伦理学基础；批判地吸取西方环境哲学的成果，挖掘古代民族优秀文化智慧，建构中国环境哲学和生态伦理学，有助于丰富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协调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关系，面向实践作出理论应答，能够加速促进科技的生态转向、民族环境素质的不断提高，从而有助于加快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

二、立论的基点和基本观点

我们开展上述问题的研究，坚持学术共同体的研究范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立论的基点

1 “一个地球，两个世界”的生态环境世界观

地球是一切生命存在的环境，这个生态环境生育和繁衍千百万物种――人类和非人类。他们共同处于地球生态环境中却是“两个世界”的存在方式：人类是在经济世界中，以经济为特征不断地发展壮大的；其他物种是在生态世界中或在荒野世界中，以它们在荒野中趋向自身善的方式即以实现它们自身内在价值的方式不断地繁衍。今天我们认识到，地球是按生态配置的，不是按照经济配置的。因此，我们人类必须自己创造自然没有的东西使之进入人类的经济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类的繁荣。这是今天我们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客观原因。要解决这种生态环境问题，就需从根本上改变生态环境观念，确立“一个地球，两个世界”的世界观：一是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相互依存，人类是自在和利他在的统一，人与其他非人类作为种的存在不可分割；二是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相互作用，关注作用的限度和彼此承受能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2 地球环境不仅是“资源”更是“根源”的价值观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自然环境系统有两方面功能：一是为社会经济系统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源，是自然资源的提供者；二是接纳社会经济系统的垃圾和废弃物，成为垃圾和废弃物的堆放场所。然而当今全球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资源面临耗竭以及生态环境的污染。这两类问题使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处于紧张局势：资源耗竭问题将使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将使自然环境失去维持生命（包括人类）生生不息的机能。这两类问题归根结底是“要钱还是要命”的问题。由此我们发现生态环境系统折射出地球环境不仅是我们的资源，更是根源。我国古代把天（乾）地（坤）称为父母，古希腊人也有“大地母亲”之说。她不仅具有工具价值――生养万物，也具有内在价值――为了她自身的生存和健康呈现的内在自组织功能，她具有系统价值和固有价值。

3 从社会契约到“自然契约”的生态权利观

社会契约论是17―18世纪最有名的政治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霍布士、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社会契约论有两个基本功用：解释国家起源，规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自然契约”是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约定。认识这种契约有两个步骤：第一，从自然规律到自然法则，体现在“农民按节气种地、收割”，“渔民观天象出海捕鱼”，否则将一事无成；第二，从自然法则到“自然契约”，一条大河把上游植被与下游居民的生存有机地联系起来，“上游砍树下游遭殃”，所以“禁止砍伐上游的森林”，不仅是生态学规律的描述，也是环境伦理学规定的“应当”，即“应当放弃砍伐上游的森林”，“应当”意味着“该做”，不做不仅是违背生态学的“事实”，更是违背伦理学张扬“价值”。反过来，“能做不一定应当做”，因为以“人是生态共同体中的一部分”的信仰为特征的“自然契约”，它的一个前提和公理，即生态学潜在着伦理学。如两个角斗士在沼泽地中的厮杀，他们没有赢家，打斗得越激烈，沼泽地吞噬他们越迅速！沼泽地的“自然契约”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人类之间，今天的世界经济角斗，如果忽视地球“自然契约”，其结果不外如此。

首先，自然（界）是有名分的，有按照自然的方式生存下去的自组织机能，包括自我更新、自我调节和自我繁殖能力。这是一种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自然秩序，是宇宙历史在地球这个星球上积累的“能生育”的优秀成就。人类迄今为止还不能借助科学技术手段模拟或控制这种自然过程。1993―1996年美国“生物圈二号”试验失败，1亿美元买来的教训就是“地球生物圈白调节机制不可替代”。根据这个事实，如果人类世界还是疯狂地掠夺自然资源，仍然奉行“以大欺小”、“以强欺弱”，而且拼命地“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无视“自然契约”的警告，那么地球生物圈的自调节机制就会发挥作用，即遭到所谓的“大自然的报复”。

其次，地球产生自然万物，也产生人类文化。当今时代已经进入人类自然阶段，即所谓“人类世”。在“人类世”，人以前的自然一去不复返，人现在的地球自然正在危及人类和其他生命的生存，人类的未来和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未来取决于人类现在的抉择。我们今天正在开展的环境革命就是在这样危机的背景下发生发展的观念革命，由此引发一系列传统观念、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我们怎样变革，都不可回避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资源的现实，这样势必造成人与自然的冲突。由此，有三种选择：顺从自然、征服自然、不顾自然，问题的本质在于自然是什么。笔者认为，今天人与其他生命物种在地球上形成的自然，符合非平衡生态学的解释――一种远离平衡态的动态稳态的自然，这种稳态的自然状态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度。

这种自然之度，从地球地质过程和生物进化过程的协同进化而言，一方面表现为地球环境具有“能生性”和“养育性”，使地球生命生生不息；另一方面体现在地球的地表形态和生物形态具有“协同性”和“进化性”，呈现由单一到多样、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系列，这是一种所谓的地球环境的正向演替。如果人类未来的抉择符合地球“生生不息”和“正向演替”，那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

再次，我们要学习其他物种乃至生物圈的生态智慧，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任何其他物种都要进入食物链环，都要以捕食的方式利用和改造自然，以维持自身的繁衍，在结果上考察：一是捕食与被捕食者相生相克，形成互为需要、互为满足的健康生活的关系；二是不同物种间具有斗争性，种群或群落则具有稳态性，群落之间具有波动性，系统层次则具有稳态性，以此类推，符合“整体支配并决定部分”的规律。这些其他物种间、群落间、系统间不会出现资源耗竭，也不会出现环境污染，其根源在于物质的封闭循环、能量的梯级转换和种群增长的自然阈限。

（二）基本观点

根据上述生态环境世界观、价值观和权利观，考察环境科学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其中涉及全局性的、共性的一般实践观念问题，主要呈现为以下十大方面，由此分析也体现出本文坚持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1 新“公地悲剧”――中国环境问题的解决，不仅要教育民众，更要教育干部

“公地悲剧”是美国学者伽勒特・哈丁在1968年提出来的环境社会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是：对于公共土地的私人利用，政府不能采取放任主义的态度，否则公地就必然遭到破坏。哈丁列举了在公共土地（草原上）私人养牛放牧的例子：每个养牛户都在市场经济的拉动下，倾向于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增加牛的数量，最终超过草原的自然承载力，结果是草原环境被破坏，牛的头数锐减，这个例子可以类推到我国土地沙化的原因探究，即公共草原的利用不能放任市场经济的自由驰骋，政府应当制订相应的干预政策。

但是，在我国造成“公地悲剧”的重要原因与哈丁所指的主体对象不同。哈丁的“公地悲剧”主要是指由牧民的个人主义被市场经济放大的机制而产生的，而在我国造成“公地悲剧”的主体不是老百姓，而主要是某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即不仅仅在于不少老百姓缺乏生态环境保护的知识，而且在于有些地方领导安于无知，或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听之任之，或无知加胆大，或明知故犯。如某些地方的乡镇领导不懂得土地生态规律，不知道他们的草原是不能开垦的，不懂得“自然界原本是什么植被就应当保留什么植被的道理”，也不认真思考为什么这样的土地在过去几十年都被划为草原而没有被列入开垦的土地范围，更没有研究当把这样的土地承包给当地农民时为什么农民提出坚决的抗议。然而，当地人不敢开垦的草原却被当地的领导承包给外地人，外地人是为了钱财，那些领导是为了当地尽快致富。经过几年的大丰收，随之而来的是沙尘暴。不仅无法维持继续耕作，就是其他邻居的好土地也被快速扑来的泥沙所掩盖。受害的农民不知道自己是被害者，更没有想到为维护自己的环境权利而，往往以为这是天灾，不得不忍气吞声，搬迁他处。实质上，这些现在是草原的地方，它们的形成是地质演化历史上经历千百万年的河水冲击筛选形成的泥沙基底，后经草类植物登陆固化沙面，逐渐构造成今天的草原。这些地方是不能乱动的，一旦植被遭到破坏，原本固定的泥沙随风蚀而活化，特别是在我国的东北地区，春季干旱少雨，西北风又大，这就必然导致扬沙或沙尘暴天气。由此看来，北京、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扬沙天气甚至沙尘暴，就不足为怪了。

2 要破除“企业科技不断革命，经济无往而不胜”的神话

在世界上建立第一个工业企业是在17―18世纪的英国曼彻斯特市。当时工业企业运转有两个前提性的假设：提供给企业生产过程的自然资源是无限的；自然界自然而然地会消解企业排放的废物。因此，传统的企业发展理论只关心企业内部的经济性问题。一方面，企业推向市场的产品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在产品生命周期内企业家根据市场拉力调动科技研发新产品，形成企业科技推力，即不断地开发并推出新的替代产品上市，以此类推，形成“产品1-产品2……产品n”的产品更替系列；另一方面，企业新产品的不断开发和批量生产，需要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只要科技不断创新，新产品不断上市，企业经济就会不断增长，社会也就会不断发展。这就是所谓“企业科技不断革命，经济无往而不胜”的神话（图1）。

然而，当代全球环境问题，特别是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面临浩劫问题出现以来，已经使这个神话彻底地破灭。其症结就在于“企业外部生态环境的不经济性”以及对自然资源价值的曲解（只有劳动价值）和误用。实质上，企业既是连接人与自然关系的环节，也是接通人与社会关系的中介。在企业内部生产，必然受到企业外部资源、环境和社会需求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决定企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所以，企业科技与经济的关系并非线性决定。企业利用的自然资源总是有限的，生态环境同化人类废弃物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因此企业科技投入研究和发展新产品的能力，既受资源的类型、稀缺度的影响，也受环境同化废弃物的能力和经济承受能力的限制。对于为石油开采业提供开采工具的工业企业来说，尽管企业内部不断研发出新的开采工具，推向市场，但是由于石油开采难度日益增大，效率下降，也就直接导致企业收益递减。此外，用于电力传输的导线，已经历过铜线――钢铝线的产品替代；用于制造门窗的原料经历了木材――铁材――塑钢材的产品变化，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总的趋势是资本投入逐渐增大，收益呈现递减规律。

3 要警惕“顾客是上帝”、“用户第一主义”的陷阱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消费活动与生产活动被称为最基本的人类日常活动。生产是为了消费，消费是为了促进生产。消费与生产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形成正反馈关系。因此，作为生产单位的企业家和作为服务单位的销售商，通常打出“顾客是上帝”、“用户第一主义”的招牌，表达顾客需要什么就满足什么的态度和企业行为规则。如果单纯地从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的关系考察，企业的行为就是为了盈利，只要能盈利，顾客的需要就是“绝对命令”。但是，如果从“资源、生产、消费和环境”相互作用方面考察，作为社会需求行为的消费，在消费什么和怎样消费方面受到资源和环境因素的限制和约束。因为顾客或用户的需求不一定都是合理的。首先，顾客的基本生存和社会需求是合理的，而奢侈的需求则是不合理的。其次，扩展消费的概念，不仅仅对人工产品的耗费是消费，对自然产物的磨损也是消费。再次，顾客消费活动与企业生产活动不仅仅是在经济场域中支撑社会发展的经济结构过程，而且也是在社会场域中引导社会文明的社会建构过程。因此企业与顾客的关系、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不仅仅要有经济尺度，还必须有生态环境尺度。凡是符合社会走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过程的消费，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

4 “自然的社会构建”是有限的

社会建构论是当下流行的重要的社会学理论，这种观点认为“我们认为世界是什么，主要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它，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则又取决于我们是哪种社会关系的一部分”。由此，所谓“事实”、“自然界”和“知识”，以及“观点”、“情感”和“欲望”都可以归结为一种社会构建。由此得出：自然是通过我们的知识、语言和利益途径自己创造的；自然界不仅仅是外在于我们，“在那存在”。因为我们总是不断地改变我们所知道的“外在存在的”意义。这种观点有两方面的弊端：一是自然被人变成人类主义的真实，似乎自然本身不真实；二是受工业建造主义的影响，自然客体是主体在思想上的建造。事实上，自然存在先于我们人类，它能自我建造。所以，不能将“自然的社会构建论”无限扩大化。首先，1993年“生物圈二号”试验失败，表明我们现在对科学规律的认识和评价是很有限的，我们还不能把握地球生命支持系统极其复杂的关系，因而不可能用技术设备或技术方法无副作用地取代地球经过几十亿年演化过来的精致复杂的自调节机制。其次，我们的科学认识和工程建造伴随风险，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故。如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不到7秒钟就突然发生爆炸；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突然发生泄露等。第三，荒野环境不能用社会建构。荒野在人之前产生，可以独立于人存在，也不受人的控制。

5 局部环境决策是正确的，相对整体环境变化不一定正确

2004年5月，黑龙江流域局部江段出现断流现象，引起了环境社会学者的关注。事实上，黑龙江的断流不仅仅是环境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问题。既有其深刻的历史、经济和政治原因，也有对生态环境的属性和特征无知的原因。考察黑龙江荒野地的开发历史，近半个世纪以来，农业部和农垦总局为了解决国民的粮食问题，积极开发“北大荒”，形成了今天的“北大仓”；国家林业部（局）组建森林工业总局，在黑龙江开发大小兴安岭和张广才岭上的原始森林，目的是支援国内工农业和国防建设，以及支持国外抗美援朝的正义之战；国家黄金局一直在黑龙江原始林区内开采黄金。可以说，各个部门对生态环境价值的挖掘和利用都符合局部主管部门的利益，由此从各个局部利益上评价和当时国家最主要的任务是发展经济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局部开发行为都是必要的、迫切的、正确的。但是，从黑龙江流域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上看，则是有问题的――当时还不知什么是环境问题。决策者对环境性质和特征的无知是造成今天黑龙江流域出现“间歇式断流”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地球生态环境是一个有机体。自从人类在地球上产生至今，地球环境就成为人的利益的组成部分，人们的利益也成为地球生态环境利益的组成部分。因此，人的利益与生态环境的利益具有关联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依存的稳定性和波动性、作用的有限性和时滞性特征。任何建立在局部利益基础之上的环境决策备选方案，都必须经过生态环境整体利益的选择和评价。实质上，近年来我国黄河流域局部出现的断流现象，显然是局部环境决策违背环境整体利益导致的一个结果。同理，环境无国界，各个国家的环境规划也应当将局部人的利益与环境整体利益相权衡，寻找各种局部利益与环境整体利益的张力的平衡点，这是做好局部环境决策的重要方法。

6 “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局部问题需要整体考虑才能解决

当今世界任何环境问题都是复杂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环境的破坏具有长期的历史积累性，解决环境问题也是“持久战”，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局部环境破坏对环境整体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局部环境破坏的治理，需要各方面的鼎力协助，不可能自己能够解决自己的环境破坏问题。如扎龙湿地自然保护区从2000年以来，每年春季都出现火灾。多年来扎龙湿地保护局千方百计地开展湿地环境的治理，但是效果甚微。其原因有三个方面：（1）扎龙湿地风水系统遭到破坏。扎龙湿地水源乌裕尔河到达扎龙湿地之前已经干涸，主要是大气环流和上游地区种水稻、建水库所致。（2）居住在扎龙湿地中的人口剧增以及人为活动与湿地生态冲突严重。湿地是根据生态规律运行，而人是根据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特别是当人们的生活处于生存线上下波动时，即使懂得湿地生态与人们生存的依存关系，也几乎不可能有余力保护湿地景观。如果政府不加以干预，不需很长时间扎龙湿地景观和生物多样性就会遭到破坏，按此下去，不超过10年作为国际重要湿地的扎龙，就会在地球上消失。（3）扎龙湿地屡次着火，已经不是扎龙湿地一地的生态环境问题或当地人的生存方式问题，现在已经逐渐升级为黑龙江省和国家的问题，甚至成了国际性的问题。国家现在实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本质上是我国原始森林长期过度砍伐，局部地区的林业局进入森林资源危机和林区经济围困即所谓“两危”不能够自救的结果。也就是说，局部环境恶化的治理需要整体协调和运作。

7 要关注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承载限度――短板原理

这就是所谓人与环境关系的“木桶原理”。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几乎所有的人类因素和环境因素都起作用，但是，对人与环境关系起决定性影响的限制因子往往局限于某一类因子而不是全部因子。就人与自身的身体环境而言，以往我们突出人们干工作的大无畏精神，认为“小车不倒只管推”，“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是好同志”。实质上，人的精神和文化力量确实是表现人的本质特征的重要标志，“人活着总是精神活着”，这似乎是人生价值的根本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懂得了一点环境理论，懂得环境伦理学，有了生活的环境科学意识，那么，在评价自身的能力限度，就会不仅仅停留在人们以决心和毅力为基础的对社会贡献的量，也会考虑到自己的生物身体是否健康和可持续，而且后者的状态往往决定着前者。在知识分子中“英年早逝”的现象，就是忽视考虑自己生物身体健康和可持续这方面限制因子的典型事例。如果我们以此理论扩展到人与自然关系，那么，其道理也是如此。即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作用限度，不应当以人类的文化的和科学技术的能力为尺度，而应当以弱化的一方即其他生物维持生生不息的承受限度为尺度。当代生态环境问题严峻，主要表现为野生物种的加速灭绝，反映了地球生态系统恶化的程度，这是向人类敲响了警钟。

8 解决“越是‘绿’的地方越穷”的办法是需要将生态环境效益折算到当地的全社区进行补偿

全球生态环境状态与经济发展程度有负相关性特点，即越是发达国家其原始荒野地越少，越是欠发达国家或贫穷国家其荒野地就越多。从全球范围来看，大多数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在保护共同的地球家园的投入方面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即各个国家对地球环境的保护承担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际义务。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负责管理主动承担本义务的国家上缴的费用，并通过非政府组织的行为，资助“越是‘绿’的地方越‘穷’的那些国家的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如全球环境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等资助我国原始湿地保护的重大项目。

在我国“天然林保护工程”是国家在“绿”和“穷”的地方展开的恢复生态环境功能的紧急救助工程。因为不开展这个工程森林就保不住，这个工程解决了部分国有森工企业职工的吃饭问题，缓解了林业职工的生存与森林生存的尖锐矛盾。但是，这个工程的出发点和目的不是补助当地社区的人，而是按照劳动价值论核定发放给林业职工保护天然林的工资。如按照“远山管护”和“近山管护”原则行事，而当地的非林业居民――农民，付出的是机会成本――从森林得到效益的机会，则根本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此外，现在，林区原来的工人，由“砍树人”转变成了“护林人”，可是至今他们的身份却没有变化，仍然是产业工人，而不是“国家在林区的人”，“护林人”应当把保护森林作为一项国家事业，由此应当是事业单位的职工。“天然林保护工程”已经过第一阶段10年，第二个10年已经开始，这类问题不解决直接影响未来的保护结果。

事实上，保护环境要付出代价。环境是一个整体，一地保护环境，其他地方受益，受益方应当出资对保护环境方作出补偿，这是应尽的道德义务。否则，保护环境付出代价得不到道德支持和经济补偿，即使是环境好的地方，也很难保持得住。现在，在一些发达国家核收环境税，有一定的必然性，值得借鉴。

9 社会与和谐自然相互依存

人类世界与其他生物世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存在方式。“人走人道，兽走兽道。”但是，他们在存在的生态价值、生态权利和生态利益方面具有同一性和统一性。从人与自然的决定性关系来看，只有可持续的生物圈，才有可持续的人类社会。和谐社会是一个学习社会，是不断地培养新人、养成良好人性的过程。和谐自然，也是一个学习过程，不仅仅局限于人的学习，事实上，其他动物也是在学习和进化。正如人性的养成一样，其他动物的野性也是后天养成的，那些非人类生命不仅需要清新的淡水、特定的光通量和气候、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也需要适合他们生存和健康成长的生态条件，包括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与我们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和适度作用。因为我们的社会决策和个人行为的结果，对他们可能有利或有害，因为他们“有其自身的善”。因此，我们在建构和谐社会的时候，不要忘了同时也要把对“自然王国”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避免单纯地一切都从人的需要出发，一切事情以人的利益为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

10 人类由“征服”自然走向与自然协调，需要持久战

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经历了百万年的时间：由采集一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现在的后工业社会或微电子社会，人类中的一部分真正可以体面地生活，尽情地消费和休闲。但是地球生态危机的胁迫和人类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形成明显的反差，人们不得不向自己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生态转向的任务，即在21世纪人类由“征服”自然走向与自然的协调，走向可持续发展。我国在近年来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党的“十”又把生态文明融入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中一体建设，形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实施战略，更加坚定了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并举的国策。似乎理论已经走向实践，人们征服自然的观念已经或正在改变，事实上远非如此，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如果说人类学会“征服”自然用了二三百万年，那么人类要真正走向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至少也需要一个纪元。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生态伦理现在仅有少部分先知先觉者认同，甚至有人干脆奋起反对的原因。实质上，生态伦理是未来的伦理，其道德优越性和普遍性认同需要几十代有识志士的不懈努力。

三、研究的方法论

客观地说，在我国有以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为对象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有不少专门研究这方面的学者，也发表许多相关理论问题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它们代表了大多数我国不同门类的人文社会科学硕士点和博士点的研究成果，但是究其学科传统和学术研究范式往往是纯文科或纯社会科学的概念和逻辑的研究，目的是创造理论观念而非实践观念。主要表现为忽视或不顾环境科学的历史和逻辑、科学理论和科学事实，以及在环境科学实践中提出来的迫切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参与研究的问题信息，所以，尽管他们是以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为研究对象，但是他们问题的提炼、研究方式的选择以及理论观点的破和立，则来源于国内外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经典作家的理论和逻辑，这也就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界把这一类针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称为理论的文本研究或至多称为理论的应用研究的缘由。

还有另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群体，他们对环境科学发展呈现出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需求感兴趣，针对环境自然科学关于特殊对象的研究，展开相配套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这种关于环境科学特殊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被称为实践的理论研究，其目的是创造实践观念和决策依据。实质上，环境科学特殊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既需要理论的应用研究，吸取理论观念的研究成果，也需要实践的理论研究，确立实践观念和决策依据。这种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是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方式，是在观念上掌握世界的基本认识途径。

人们在观念上把握外部世界即把握“世界1”（自然界）需要“世界2”（精神世界），有两种最基本的方式：一种是理论观念的方式，另一种是实践观念的方式（图2）。所谓人把握外部世界的理论观念方式，是指人在实践基础上认识、反映、再现外部世界过程，追求的是人的观念对外部世界的符合程度，即对外部世界进行科学的认知。所谓实践观念方式，是介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间“环节”，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它是作为一种在本质上仍然属于精神领域对世界的掌握方式，实践的观念以实践概念、实践方针、实践政策、实践路线和纲领以及战略、策略，或计划方案和设计蓝图等形式出现。它与改造和创造外部对象世界所没有的物质客体为目标的各门科学相匹配，以社会建构（政策、体制和机制）的方式直接指导或支配人的实践活动。

事实上，上述指出的以应用理论为特征的人文社会科学共同体，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是走进社会去观察和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而是回到“世界3”文本的世界，在书本中发现社会问题并在书本中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包括解决实践观念的问题。因此这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又被称为“文本研究学者”。这部分学者群是理论观念的发现者和创造者，也是理论观念的应用者和传播者，是正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因为这类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有完整的社会建构，有人文社会科学正统的学术建制，也有国内外学术交流的舞台和渠道，包括学会、学会会刊、研究生培养制度、定期的年会制度等。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有一部分非正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即上述所谓的以实践的理论研究为特征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他们往往具有自然科学知识背景的，对生产实践、生活实践和科学实验呈现出来的问题感兴趣，特别是对环境自然科学关于环境科学特殊对象的实践研究折射出来的社会问题很敏感，但是他们却很少有“专业名分”和“学科待遇”，因此他们研究的成果――环境实践观念很少被正统学术共同体接受。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类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没有自己的“学术话语权”，社会也没有给予他必要的承认，即缺乏必要的社会建制和学术建制，直接影响这一类学术共同体的发育和成长，主要表现为被边缘化，即正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把这类实践观念研究者视为“另类”，而以实践问题为对象的环境自然科学学术共同体也把他们视为“另类”，因此，这类连接理论和实践、连接正统人文社会科学与环境自然科学桥梁的“另类”，被边缘化的同时也直接阻碍了跨学科相关学术共同体的再组织、再整合，也就延缓或阻碍了新的研究范式的形成。这在当今需要多学科交叉、多学科合作的时代，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情况在我国环境科学与工程学会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发起和组织的每年召开的“大学环境类课程报告论坛”可见一斑。

从“4个世界”的观点考察，理论观念和实践观念把握世界的总体认识框架，能够为我们开展环境科学特殊对象的哲学和伦理学问题研究方式提供合理解释。

环境科学特殊对象的哲学与伦理学问题主要来源有四个方面：一是来源于“世界1”，这作为环境科学所指的环境，既是人类的认识和改造的对象，也是人类的家园和生存与发展的资源，同时也是其他物种的家园和资源，我们应当怎样对待环境，如何把握好人与自然关系的度，显然既有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也涉及价值观和认识论的问题。二是来源于李伯聪教授所谓的“世界4”，人造物世界。从景观层面上说，“世界4”包括城市、乡村、道路和桥梁以及一切人工设施和建筑等人工自然环境；从局部区域上说，包括建筑物、产品和废弃物等人造物。它们的共性问题在于要解决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关系问题，这不仅需要环境自然科学的定量研究，制定相关的约束人类盲目发展的指标，还需要环境哲学和伦理学的辅助，以调整和解决好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三是来源于实践活动中环境科学与工程提出来的环境实践观念问题和环境社会行为的规范问题。四是来源于理论观念应用到解决实践问题时产生的理论分歧和争论。这种争论不仅是观点的差异，更是学术传统和研究范式的根本差异。

四、研究的路径依赖和优化选择

（一）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环境自然科学家与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家联盟，这是从环境问题发生发展的历史得出的经验教训

美国科学史学家萨顿告诫我们，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洞察科学的起源和进化，我们就不能理解当代科学。同理，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环境科学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也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和理解环境科学。事实上，环境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主要来源于环境问题以及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态度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谈论环境问题如同“谈虎色变”，觉得危机重重。后来持续20年的环境悲观论和乐观论的争论，以及环境社会政策、体制和调节机制的不断建立和修正，使人们像关心国家大事那样关心环境问题，并逐渐对环境问题进入理性的理解。到20世纪最后10年，我国环境污染处理工程开始在城市普遍建立，环境宣传教育走进社区、走进学校并在全社会普及，“环保”成为做好事的代名词。今天有的人对环境问题的关心已经超出了环境保护的范围，更关注环境与政治的关系问题。2012全球环境灾难没有如期到来，人们很少像以前那样求真，刨根问底。关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坎昆会议，无论会议把“低碳经济模式”说得多么好，但是总是掩盖不了潜在的“以大欺小、以强欺弱”的后法西斯主义的逻辑。也有人对环境问题开始忽视，似乎在环境方面该解决的问题正在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也难解决，甚至有一些环境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化石燃料危机乃至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改善等问题已经超出了环境科学问题的范围而成为社会难题。也有不少人有一种乐观的估计，今天的环境问题是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造成的，科技和经济发展必然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也有人持对环境问题漠不关心的态度，好像那种“天塌下来有大家顶着”的习惯思维和态度。事实上，环境问题需要科学技术的解决方式，也需要社会变革，尤其是社会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我们当务之急，不仅要关注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态度和行动，而且我们学者自身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理论修养也要再提高，需要教育的不仅是公众，也包括我们自己。由此需要发展的学科不仅是环境自然科学还包括环境人文社会科学。

（二）解决环境问题需要环境自然科学与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依存、相互支持

环境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环境自然科学，目的是发现自然规律并转化为环境科学技术知识和环境工程技术标准、设备和设施。环境自然科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各门自然科学学科在环境问题中的应用，认识自然界的内在本质联系，为人类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科学解释，进而在环境和资源利用方式以及环境污染治理方面提供科学方法、技术标准和工程措施。

另一方面需要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目的是配合环境自然科学新成果的社会应用，搞好社会建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1）关注自然科学家在环境问题探索中遇到的科学技术前沿的理论问题，开展环境科学技术哲学的问题分析、基本概念的清理和新概念和新逻辑的创造工作；（2）利用环境自然科学在解决环境问题中产生的科学解释的信息，进行社会传播和普及，以提高全民的环境科学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3）关注环境自然科学在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污染治理方面研究的新进展，参与这些科技和工程成果的社会转化活动，特别是对那些在社会应用中具有先导意义的环境科学技术成果的社会示范工程的应用，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大有用武之地。配合环境科学技术和工程专利的转让，中试工程结束后转向社会示范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需要与之相配套的“社会创新工程”的辅助和支持，包括创造新的概念，规划和设计适合新科技和工程可持续运行的新的社会政策、体制和机制。

环境自然科学家和环境社会科学家都有他们各自工作的领域和活动的空间和时间。环境自然科学家大都在自己专业领域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可能偶尔也参加社会环境运动，甚至有的成为环境主义的倡导者，如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就是环境悲观主义的先驱。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家主要立足于各自的社会科学专业领域，关注和研究环境问题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层面，并通过把他们的研究成果转变成新的社会建构的概念和理论的过程实现职业价值。因此，他们通常都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工作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以环境主义代表的身份进入环境运动过程并参与社会决策。

（三）环境问题的解决，不仅要依靠环境自然科学知识，还要借助环境思潮和环境理论，统一人们的思想，形成有利的决策

我们在开展环境保护的过程中，能够清晰地区分环境自然科学和环境主义。环境自然科学是通过观察和实验以及数学方法解决环境问题，解释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以及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并提出科学技术的解答。环境保护主义又称环境保护论，是随着环境运动产生的环境保护思潮。环境保护主义是在环境矛盾甚至是环境冲突的刺激下，利益相关者为解决问题而把环境科学知识和其他经济、政治、历史以及伦理道德的观点结合起来的社会反映。面对全球问题，如热带雨林的破坏或者极地冰盖的溶化，环境科学家通常能够明确地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尽管他们对造成这一现象的结果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环境保护主义者对此的反应，可能更加广泛地涉及非常复杂的经济的、政治的和一些其他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由此也可以认为，环境主义需要环境自然科学知识，可能更需要环境人文社会科学提供的理论支持。如宇航学者拉弗洛克（James Lovelock）既是大气环境学者，也是环境主义者。他提出“盖娅假说”，既是科学命题的假设，也是环境主义思潮的哲学根据。他不仅根据大气科学提供的二氧化碳与氧气之间的平衡关系，揭示地球作为生命星球的特色，而且还选择古希腊大地女神的名字盖娅（Gaia），作为他提出的“生命地球有机体”假说的名字。

环境科学是一个发展中的“朝阳”科学群。它的发展潜在着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内敛交叉和整合趋势，呈现越来越整体化的高度抽象和概括性的环境理论创建需求，作为环境科学理论的《环境学》（佐玉辉，2007）的创立和发展，就是这种环境理论创建需求的现实表达。在西方，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一些自然主义科学家就开始对环境理论问题感兴趣，发表了至今尚有意义的论文，具有代表性的有：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加勒特・哈丁的《公地的悲剧》，保罗・埃尔利希等人的《人口、资源和环境》以及《人炸》，巴里・康芒纳的《封闭的循环》等。相比之下，我国环境自然科学家却很少在一般环境问题方面有所建树。

（四）环境科学家与其他自然科学家不同，在从事环境科学问题开发和研究过程中需要环境哲学和伦理学思想和文化的补充

环境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环境”系统，环境科学家的专业工作与其他自然科学家的专业工作相比，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在于他们都是在“实验室工作”，遵循各门自然科学的规律，包括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学的规律，运用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和科学历史主义作为评判工作成效的理论基础，不断地引导他们的思路朝向真理、剔除谬误的方向发展；区别在于他们的“实验室工作”的哲学不同，环境科学家的工作者哲学是环境哲学，其他科学家的工作者哲学，或者是物理哲学，或者是化学哲学，或者是生物学哲学，或者是机械哲学等。但是，无论是环境科学家还是其他科学家，他们的“实验室工作”都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自然科学的“操作”，包括知识和经验、方法和技能；二是渗透在自然科学“操作”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包括科学信仰、科学态度和科学伦理学规范。在这些自然科学家中，越是专门研究那些大自然中的事物或“接近自然”的事物的科学家，就越容易接受敬畏自然的思想，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自然保护文化；而那些越是专门研究数学、物理和化学的科学家，就越容易产生“征服”自然的思想，形成“征服”自然的文化。这样一来，从环境科学及其分支学科形成的角度考察，至少是含有这两种不同文化熏陶的科学家走进了环境科学家的队伍，因此环境科学家的工作者哲学具有显在和潜在的价值多元化倾向。

在我国环境保护成为国策，任何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项目都必须经过环境评价，重大的工程建设必须实行“三同时制度”，政府公务人员政绩的考核也实行“环境一票否决制”。保护环境在我国家喻户晓，已经形成社会风气。环境科学承载着强大的个人和社会的信任。因此，环境科学家目前的价值多元化状态应当改变，至少是由“征服”自然的文化转向敬畏和保护自然的文化。这不仅仅是环境科学家作为普通学者的个人责任，也是作为环境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荣誉和形象。

环境科学家实现上述文化转变，是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有自发的转变和自觉的转变两种情况。所谓自发地转变，是指转变过程不自觉地随着自己的主观感性意愿，在职业活动中“随波逐流”，下意识地完成价值观的转变并缓慢地形成新的思维习惯的过程。所谓自觉地转变，则是指转变过程主动选择理性意愿从而实现有目的的价值转换的过程。理性意愿有两个要素：一是感性意愿，二是对感性意愿过滤的评价体系。这种对感性意愿的评价，有两方面的伦理根据：（1）主动选择生态世界观或环境哲学观念并创造一种相应的价值判例，以此作为价值转变评价的基础；（2）个人的经验是建构新价值的基础。因为理性意愿不仅认为感性意愿有价值，而且也认为用更合理的意向评价和取代感性意愿的价值转变过程也有价值。理性意愿不仅具有主动性、目的性，还具有评价的选择性，因而理性意愿是环境科学家自觉地实现价值观转变的内在心理根据。理性意愿是学习得到的，不仅学习本专业知识，还学习跨专业的环境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理性意愿是自觉的心理定向选择的产物，感性意愿则是自发的下意识的心理过程。我们希望和期待环境科学工作者自觉地而不是自发地实现价值观的转变，而要尽快实现这一点，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开展环境自然科学家与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家的合作研究。

自然地理学论文范文第13篇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的主体论文艺学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诞生意味着中国文艺学基本上完成了现代性转型。然而，由于以生态危机和人文危机为主要表征的现代性危机的加剧，主体论文艺学所隶属的现代性理论家族成为反思和超越的对象。本文通过分析主体论文艺学的诸多欠缺后认为其根本局限在于它所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图式，未能意识到文学艺术从根本上说是天—地—人三元运动的产物。主体论文艺学的根本欠缺注定了它是必须被超越的文艺学样式，代替它的将是三种形态的新整体论文艺学：生态文艺学，新道论文艺学，存在论文艺学。因此，二十一世纪的文艺学家承担着重写文艺学的使命。

关键词

主体论文艺学　局限　超越　新整体论文艺学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艺学承担着重新建构自身的使命。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一个时代也应有一个时代的文艺学。要建构真正属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艺学，就必须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文艺学进行系统的反思和总结。在二十世纪中国本土学者所提出的文艺学体系中，主体论文艺学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它的诞生使中国文艺学的主流形态由自然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转向以人为中心的主体论，意味着中国文艺学基本上完成了现代性转型。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对于对现代性的反思在中国学术界渐成潮流，主体论文艺学作为现代性理论家族的成员也成为反思的对象，在更广阔的理论视野中显露出其局限。本文将通过分析主体论文艺学的局限来证明超越它的必要性，并探讨新的文艺学体系的可能形态。

一、 主体论文艺学的局限与超越主体论文艺学的必要性

一个理论的意义空间也就是它的局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的主体论文艺学植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语境，是现代性实现自身的具体方式。所谓现代性是相对于前现代性而言的：前现代性将人性置于对自然性和神性的从属地位，而发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则使人从世界体系中凸现出来，把人当作征服—认知—观照着的主体，所以，现代性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弘扬人的主体性乃是现代性理论家族的共同特征。从文艺复兴时期起，现代性便成为西方现代文化的灵魂，笛卡儿、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大思想家经过数百年的努力完成了主体性理论的建构。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端之日起，现代性也正式成为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弘扬主体性的文艺学思想在五•四时期的文艺家那里就已获得了鲜明的表述，鲁迅、胡适、郭沫若、周作人都曾是阐释和歌颂主体性的主将。（1）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主体性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曾受到过阻滞，但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弘扬、阐释仍是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学的主旋律，而主体论文艺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则使之达到了高潮。

从根本上说，主体论文艺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是主体性思潮自身进展的结果，然而具体的历史处境却使得它以反思1966—1976年间形成的神本主义／物本主义文艺学为出场的机缘。刘再复发表于1986年的专著《文学的反思》是主体论文艺学的最重要文本，在这本书中，对主体论文艺学的提倡与对期间趋于僵化的文艺学体系的批判是合二而一的。他认为1966—1976年间中国文艺学的最大悲剧是主体性的失落，具体表现为：崇尚物本主义／神本主义，信奉机械决定论，把人看作“被社会结构支配的没有力量的消极被动的附属物”（2）、“阶级链条中任人揉捏的一环”、“政治经济机器中的齿轮或螺丝钉”（3）。为了克服主体性在文学艺术中的失落，就必须建构主体论文艺学，完成文艺学的两个转型：从物本主义／神本主义的文艺学转变为人本主义的文艺学；从以机械决定论为核心的文艺学转变为以主体的自由为归属的文艺学。这双重的转型被刘再复归结为一句话——“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具体来说就是：

我们提出要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就是要在文学领域把人从被动存在物

的地位转变到主动存在物的地位，克服只从客体和客观的形式去理解现实

和理解文学的机械决定论。（4）

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就是使人在整个文学过程中摆脱工具的地位，现

实符号的地位，被训诫者的地位，而恢复其主人翁地位，使文学研究成为一

个以人的思维为中心的研究系统。（5）

我们强调主体性，就是强调人的能动性，强调人的意志、能力、创造性

，强调人的力量，强调主体结构在历史运动中的地位和价值。（6）

经过转变以后的文艺学重新变成了人学——主体学。完整的文学艺术创造过程被视为由三类主体组成的体系——作为创造主体的文学艺术家；作为文学艺术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或观众／听众）。对这三种主体而言，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内在宇宙：它既是文艺创造的内在源泉，也是文学艺术必须表现的中心的中心。刘再复因此要求文学艺术家要向内（灵魂／性格／精神）、向深（深层精神主体）、向我（个性）拓展“人学”。（7）推论至此，主体论文艺学的基本结构已经显现出来。我们可以据此对主体论文艺学进行总体性的价值评估。

主体论文艺学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基本上完成了中国文艺学的现代转型。这种转型造就了巨大的可能性空间，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涌现为激动人心的解放性力量。然而在二十世纪末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后现代视野中，主体论文艺学和它所隶属的现代性理论家族的局限开始暴露出来。我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主体论文艺学至少有以下欠缺和局限：1、它建构在虚构的人学图式、历史图式、精神图式上；2、它所信奉的“人学是文学”命题在生态主义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已显露出其狭隘性，蕴涵在主体性原则中的传统人文主义——个人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也成为超越的对象。

“主体性的失落”是主体论文艺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它所要说的是：人本来是有主体性的自由的人，但后来主体性失落了，人变成了非人。由此而产生图式是：人＝作为主体的人＝个性化的人＝自由的人。由于人在这里是个体的同义语，因而问题出现了：在人类已有历史的大部分阶段内，大多数个体都并非作为个性化的自由的主体而存在，难道他们不是人吗？显然，主体论文艺学所说的人并不是指所有实存过和正在实存过的人，而是一种理想原型。用一个预悬的人的理想原型去衡量人类历史，就会把某些阶段的实在的人类史当作非人的历史，所以，人—非人—人这个图式的虚构性是显而易见的：根本不存在非人的人类历史，只存在人类历史的不同形态。实际上，如果真的把上述逻辑贯彻到底，那么，一切实存过和正在实存着的人类史都会被认定为史前史，因为所有实在的人都不可能完全符合人的理想原型。这样，人—非人—人的三元图式就转变为非人（从古至今）—人（未来）的二元图式：“人类社会，今天仍然处于‘前史’时代，这种社会是有缺陷的。处于这种社会状态的人，还不能充分地全面地占有人的自由本质，作为客体的世界，还不是真正人的对象，它对于人还只有有限的价值和意义，它还不能把人应有的东西归还给人。”（8）人＝理想的人，历史＝理想的人变为现实的人以后的历史，因此，符合主体论文艺学尺度的人和历史都是传奇化了的，而现实的人和历史则被判定为“非人”和“前史”。削足后足仍不能适履，便称足为非足：主体论文艺学的人学—历史学图式的欠缺至此已经充分显露出来。既然所有实存过和实存着的人都处于“前史”状态，那么，文学艺术的本体论功能就只能是在此岸建造乌托邦，变成此岸的宗教：“如果说，宗教在彼岸世界把人应有的东西归还给人，那么，文学艺术则是在此岸把人应有的东西归还给人。”（9）为了实现这种宗教式的归还，刘再复要求文学艺术家在创作中完成三重的人学还原：把不自由的人还原为自由的人，把不自觉的人还原为自觉的人，把不全面的人还原为全面的人。（10）然而，经过这三重还原，人岂不是又变成了高、大、全的神人了？文学艺术不是又变成新型神学了吗？如果要求文学艺术家都必须在创作中完成这三重还原，那么，文学艺术家将会再次丧失主体性，从而回到主体论文艺学所极力批判的“前史”状态。这大概是主体论文艺学的阐释者没有预想到的荒谬结论。主体论文艺学之所以会陷入自我反驳的逻辑困境中，是因为它预设了人的理想图式：自由，自觉，完整，拥有作为主体的人的全部本质。这种对于人的圣化源于现代性理论家族所信奉的人类中心主义，主体论文艺学的局限归根结底派生于现代性的局限。要从根源处追查主体论文艺学的欠缺，就必须对现代性本身进行反思。

自然地理学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高中人文地理 概然性知识 教学

一、高中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的意蕴

随着对知识内涵认识的加深，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对知识进行了分类。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知识进行分类恰恰是建立在对知识内涵理解的基础上，分类原则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类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下对知识作用的不同认识。教学研究领域常常采用的知识分类包括：按照知识的来源将其划分为来源于生产实践的知识、来源于社会实践的知识以及来源于科学实验的知识；按照表现形式的不同将其划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另外，还有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等类别。《西方大观念》第一卷中按照同意的程度将知识分为确定的知识和概然的知识，而本文所研究的概然性知识即采用了此处的分类标准。

二、高中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教学现存问题探析

（一）对概然性知识的忽视

对于高中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的认识，师生态度各异。教师常常视之不见，学生亦是听之不闻。有些地理教师在钻研课标、教材等过程中不能发现存在于人文地理中的概然性知识；有些地理教师虽然意识到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的存在，但是由于对概然性知识的教育教学价值认识不够，经常采取闪躲策略，不让其出现在地理教学过程中。另外，学生在学习人文地理过程中过于关注那些结论性的概念、原理、规律等内容，往往会忽略概然性知识的存在。长期在应试教育体制的影响下，我们的学生往往更关注于某一问题的正确答案，深深沉迷于为问题寻求唯一确定性答案而不能自拔，对于那些答案多元甚至有些模糊的问题经常会自行过滤，进而产生对人文地理知识本质认识的错觉。

（二）对概然性知识的回避

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的探究，对于教师的专业水平和学生的学习能力是一项严峻的考验。此类知识的探究结果通常是没有确定性结论的，过程中涉及的内容较宽泛，没有明确的界限，要求参与者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发散思维能力。在地理课堂中，当有些地理教师遭遇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往往会在心理上有所防备，恐怕陷在一个问题中纠缠不清，动摇自己的教师权威，因此选择将问题一带而过。除此之外，各种考试标准的内容要求与高中年段有限的地理课时等客观因素也使许多地理教师在课堂中对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望而却步。

（三）对概然性知识的探究深度不足

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意识到课堂讨论等探究活动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性。对于高中人文地理教学来说，由于大部分教学内容较为通俗易懂，确定性结论的探究活动不易开展，钻研价值并不大，概然性知识无疑成为开展课堂探究活动的最佳切点。越来越多的地理教师面对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不再选择避而不谈，而是勇敢面对。尽管如此，若要对某些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开展深入地探究活动又谈何容易？当前地理课堂中，教师在相关材料的支撑下常常采取简单阐释的方式处理那些无确定性结论的问题，学生在完全作为“听众"的情况下，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很难调动，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也不会更加深入。解决人文地理中无确定性结论问题的另外一条重要途径即开展课堂讨论。课堂讨论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信息交流的过程，生生之间、师生之间，通过讨论，相互信息，相互启发，能调动讨论双方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够集思广益，促进学生的地理学习。然而，关于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课堂讨论题目选取的角度与数量，讨论的组织形式等要求甚高，很多课堂讨论流于形式，不能深入问题的“骨髓”。徒有其表的讨论，既浪费了宝贵的课堂时间，又易使学生对讨论问题本身的认识误入歧途。

（四）对概然性知识的学习迁移不够

有道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做任何事只说不练是不会取得任何进展的。正如，大多数地理教师已认识到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的教育教学价值，并且一直苦苦思索寻求优化教学之道，而并不经常付诸实践。实践出真知，若不在实践中摸索前行，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教学很难有所改进。高中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的学习旨在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增强批判性思维与发散思维能力，锻炼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利于学生建构人文地理的多重意义。但是，当前地理课堂中对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的学习，并没有将它的思维训练价值充分体现，有多少学生能对所学的无论哪一科目的知识提出怀疑，又有多少学生在遇到问题时能用求异思维去思考问题寻求解决之道？大多数学生勇于质疑的习惯并没有养成，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不凸显。

三、高中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教学活动的主要类型

（一）地理讨论活动

讨论活动在地理课堂中的运用较为常见。讨论活动能调动讨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相互启发，能激发学生思维，集思广益，还具有培养学生合作意识的作用。高中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因其明显的开放性特征，对于某一问题的答案并不唯一，因此极具讨论价值。

（二）地理辩论活动

辩论是指彼此用一定理由来说明白己对事物或问题的见解，通过辩驳争论，揭露对方的矛盾，以便取得最后的认识或共同的意见。近些年辩论活动在地理课堂上的运用日渐频繁。高中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因其不充分性、不完美性、不确定性的特质，而兼具怀疑性等特点，教学中运用辩论活动使学生就某一概然性知识因怀疑而产生问题，以问题为纽带进而展开分析、辩驳及总结，产生思维的碰撞，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对地理问题进行较为全面而又深入的思考，对于增进学生的交往智能，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意义重大。

结束语

在本研究中，笔者以高中入文地理概然性知识教学为研究对象，结合文献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运用问卷调查、案例分析、实践研究等方法对高中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的教学现状展开调查、分析，揭示高中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教学现存的主要问题，并提出适用于概然性知识的主要教学活动类型。

参考文献：

[1]赵荣.人文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自然地理学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历史民族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历史人文地理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对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十分活跃。而历史民族地理这一概念的提出，始于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他的代表性著作《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中，专辟有“历史民族地理”一章，把历史民族地理视为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军事地理等并列的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学科。[1]史先生“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提出意义重大，直接引发了以后对历史民族地理学和民族历史地理学的重视及对此项研究工作的展开。之后郭声波先生和安介生先生，进一步探讨了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与科学性质、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的地域范围与内容划分、研究的基本资料等诸多问题。[2]

在史念海先生提出的“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基础上，黄盛璋先生首先提出了“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并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3]对于这一观点，刘锡涛、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表示赞同，并针对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探讨，推动了该学科理论建设体系的不断完善。[4]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历史民族地理与民族历史地理的讨论方兴未艾，其是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也并无定论。笔者认为，不管是历史民族地理还是民族历史地理其实质并无区别，徐强在《论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5]一文中已有论述，故将历史民族地理另行称为民族历史地理没有必要, 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是不妥当的。但按照传统的学科体系划分方法，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也不尽合理，从研究内容来看，历史民族地理不仅研究人文地理现象，而且研究自然地理现象，所以简单的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有失偏颇。事实上，在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中，除了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外，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图学、应用历史地理学，[6]而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更为合理。

所谓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地理状况的学科。如果说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那么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而从古至今，少数民族的分布都呈现出区域性特点，故将其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

一、历史民族地理不应属于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在早期的研究中，历史民族地理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民族的起源、发展、分布与变迁的历史过程以及分析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但随着近年来研究的深入，研究内容有所扩大，例如朱圣钟先生《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迁》[7]一文，属于历史民族地理范畴，却不属于历史人文地理范畴。经初步整理可将目前的研究分为以下几部分：（1）历史民族地理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讨论、研究对象的确定、历史地理学方法、民族学方法等。（2）民族地区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政区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聚落地理等分支。（3）民族地区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气候变迁、历史水文地理、历史动物地理、历史植物地理、历史矿藏地理、历史时期自然灾害情况等。（4）民族地区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包括汉文资料如《蛮书》、《华阳国志》、正史地理志、各类游记、碑刻等，以及少数民族文字资料。

综上，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相当丰富，既包括理论体系的探讨，也包括具体问题的研究。历史民族地理学既研究民族地区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现象，同时也研究民族地区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现象。故不能将其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二、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独立学科是不合理的

黄盛璋、李并成、刘锡涛、朱圣钟等先生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称为民族历史地理学, 并主张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但看完几位先生的论文后，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前面提到的历史民族地理学对比, 不难发现二者的研究范围都限于历史时期, 研究对象都是民族实体, 研究内容都是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地理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二者是基本一致的, 没有明显区别。既然二者没有明显区别, 那么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就没有必要了。

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 黄盛璋先生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他指出：1. 当前各方的需要, 日益要求提到讨论日程上来；2. 重视民族历史地理记载与研究, 是中国学术传统；3. 中国具有一定的研究条件和基础。[8]但仅凭这三点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 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历史地理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得从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界定。

尽管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丰富，但其不足以构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均属于历史地理学的范畴。

再从研究方法来看，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文献分析法：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同时在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是获取民族历史地理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虽然历代正史地方志对民族地区记载较为简略，但各时期的总志、地方志、笔记、游记等记载了丰富的民族历史地理信息，是我们进行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

民族调查法(或称之为实地考察)：是进行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方法之一。历史民族地理虽说是谈历史上的东西, 但历史是延续的。其次，由于历史久远，许多文献的记载多有出入，这要求从事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工作人员深入到民族地区，对民族居住地(包括历史时期的民族居住地和现在民族分布地区)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进行详细的考察，获取研究所需的第一手资料，然后进行分析研究。早在建国初期，许多的民族工作者深入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考察，撰写了大量的民族、民俗调查报告，这些民族调查材料也是从事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9]

各类图表法：地理学家巴朗斯基曾说过:“地图是地理学的第二语言, 并且应该说它永远是更经济, 更容易了解的语言。地图能使人很容易地了解许多在正文里往往必须用很多篇幅来叙述, 但完全得不到充分效果的东西”。可见, 充分利用图表, 是民族历史地理学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10]

考古学方法：在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中，更多的是使用考古资料，进行直接现场挖掘的情况较少。

现代技术手段的运用：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研究民族历史地理学过程中,除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外, 还应采用经济论证法、电子计算机、遥感遥测等新技术手段。这些都会使我国的民族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尽管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多样，但这些都借鉴了历史地理学甚至是历史学、民族学的方法，历史民族地理学自身并无特有的研究方法。

三、历史民族地理应作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分支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以及与人类关系的科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 国内外学者多按其研究内容分为两大类, 即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除此之外, 还有把历史自然与人文地理各要素综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论著, 比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于希贤主编的《滇池历史地理》, 则属于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范畴。

根据李令福观点，历史地理学主要研究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图学以及历史地理学理论等方面的内容。[11]所谓区域历史地理学是指以特定的地域为对象，揭示该区域环境条件（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或其总体）的发展与演变。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区域历史自然地理、区域历史人文地理、区域历史地理专题研究和区域历史地理综合研究。[12]由上可知，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内容属于历史区域地理的范畴。

四、小结

总之，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所谓的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民族地理学, 无论是在研究范围、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没有区别, 因而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下转第26页）（上接第10页）学没有必要,故以历史民族地理学为基础，提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不太成熟的。

事实说明,历史民族地理学既研究人文地理现象、也研究自然地理现象,而把历史民族地理单纯的归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就会不尽全面，综合各方面因素，将其作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分支较为合理。

参考文献：

[1]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2]郭声波.历史民族地理的多学科研究――以彝族历史地理为例.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研讨会论文集.西安地图出版，2007；安介生.略论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地理第二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5).

[4]李并成.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当议.甘肃民族研究，1997(1)；刘锡涛.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 1)；朱圣钟.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05(1).

[5]徐强.论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贵州民族研究，2008(5).

[6]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3).

[7]朱圣钟.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迁.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7(3).

[8]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5).

[9]朱圣钟.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05(1).

[10]刘锡涛.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兼谈新疆民族历史地理.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