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

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篇

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后现代化成分的逐渐形成,人们颇为关注的不再是物质财富的更多拥有,而是倾向于追求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其中身心健康成为备受关注的主要特征之一。因此,以体育健身、娱乐、观赏和尝试体育刺激与挑战等为目的的体育旅游活动备受青睐,体育旅游成为旅游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呈现出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带动相关产业联动的良好态势,日渐成为人们关注的另一亮点。中国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六省三区一市;土地面积544.84×104km2,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56.8%;拥有人口2.25×108(1998年)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2.89%[1]。如此广袤的地域,丰富的自然资源,秀丽的风光景色,深厚的文化积淀,地广人稀的便利条件,多坡地高原地形,亚热带气候,蕴藏着发展旅游产业,培育体育旅游市场的决定性因素。然而,由于历史、经济、文化等诸多原因,西部地区旅游业开发速度缓慢,发展的规模化程度不够,规范性较差,社会、经济效益不显著,特别是体育旅游市场的培育更是滞后。从社会学的视角,审视西部地区体育旅游市场的培育有着现实意义和必要性。

1.体育旅游市场的培育、形成和发展有着特殊的综合效应

体育旅游概念众说不一,旅游理论中也没有涉及体育旅游的详解。这里引用较为公认的两种说法:一种是认为体育旅游是以非盈利目的离开家庭所在地,以前往某一目的地参与或观摩相关体育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主题旅游。它是旅游者在旅游中所从事的各种身体娱乐、身体锻炼、体育竞赛、体育康复及体育文化交流活动等与旅游地、体育旅游企业及社会之间关系的总和[2]。分为参与体育赛事的体育旅游、观摩体育赛事的体育旅游、自发进行体育活动的体育旅游、参观体育胜地的体育旅游等多种类型。另一种是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规定,体育旅游属于休闲论文格式、娱乐、度假、健康医疗类,依其旅游特点有项目型和综合型之分。如登山、攀崖、滑雪、放风筝、钓鱼、草地式羽毛球、网球、蹦极跳、热气球运动、沙地排球、江河漂流等属项目型体育旅游;综合型体育旅游具有体育项目类型化、多样性、集约式布局的特点。培育体育旅游市场,发展体育旅游业有着综合性社会效应。首先是陶冶情感,促进和保持身心健康的作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使人们的生活处于较为紧张的行进中,特别是信息业的发展,给人一种近地密集和远地压抑的心理感受,当然也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不良社会因素的存在和不时侵扰是现实情况。为此,通过体育旅游静化和放松被压抑的情感,保持和促进身心健康成为人们首肯的选择方式之一;其次是扩展视野,挑战人体极限,增长知识的作用。体育旅游者愿意选择自然风景区,特别是具有人文景观和探险地理特点的景区更为吸引人。究其原因,是为了满足城市化楼宇蒙蔽日久的视野渴望,是为了挑战自认为身体状况良好的身体极限,满足征服自然和险境的自悦心理,增长知识和见识,丰富人文史学占有理念;第三是体育旅游的社会、经济作用。通过体育旅游促进经济发展是旅游地和旅游企业的初衷,国家西部开发政策的转变,即由政府投资型转向民间、集体、个人投资型,允许在合理开发和正当投资的前提下,应得合理报酬。无形中盘活了资金运转和资金集中,促进了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第四是有利于全民健身纲要的全面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是推进大众体育快速发展的有效举措,是提高全民身体素质的举国策略,体育旅游具有体育和旅游双重属性,体育有利于促进身心健康和保持身心愉悦,旅游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可谓一举双得;第五是培养热爱祖国,塑造美好心灵的作用。体育旅游便利的提供给旅游者了解祖国壮丽山河的机会,特别是西部地区有着广袤的地域,一望无际的草原沙漠,顶天立地的蜿蜒山脉,波涛汹涌的江河湖泊,丰富的矿产资源和人文景观,旷世的自然奇观等等。这无不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塑造美好心灵的教育资源。体育旅游则是教育过程得以实施的组织形式和过程。

2.综合因素分析

2.1西部地区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提供了培育体育旅游市场的物质基础西部地区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景观。根据统计资料,西部地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有8处,占全国总数的34.8%,部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有40处,占全国总数的33.6%,部级自然保护区41处,占全国总数的33.1%,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座,占全国总数的31.3%,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处,占全国总数的26.5%,部级森林公园39处,占全国总数的17.3%。(见表1)[3]不难看出,除森林资源较为缺乏外,其余将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此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分布在占全国二分之一多的土地上(56.8%),且人口总数不到四分之一(22.8%)。可以说拥有地广人稀的便利条件,培育和开发体育旅游市场的资源和土地是丰富的。此外,西部地区还拥有大量全国乃至世界旅游之最,如世界最高山峰珠穆朗玛峰,世界最深的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世界最为宏伟的溶洞贵州的织金洞,世界现存最大的殿内铜佛扎什伦布寺的强巴佛,世界最大的石刻佛像四川乐山大佛,我国最大的瀑布贵州的黄果树瀑布,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关隘甘肃的嘉峪关等等。当然多达20多条正在规划和建设中的西部旅游黄金长线也是极具吸引力的旅游亮点。

2.2人们余暇时间的增多和越来越集中,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使体育旅游人口继续增长成为必然趋势首先,1999年国务院颁布了新的休假条例后,人们的余暇时间增多且更为集中了。有研究资料表明,农业人一生中自由时间为整个生命时间的22.9%,工业人达到38.6%;1997年国家统计局、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等6单位对全国29个省71个城市14977位职工的调查,职工用于消遣娱乐的时间为每日1小时37分钟,聊天时间为每日1小时21分钟[4]。说明职工在新休假制度后,每日可用于体育娱乐、健身、医疗及体育消费等的闲暇时间超过3小时。双休日和长假期,保证了外出参与体育旅游活动的时间。加之长期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小型化家庭(三口之家)成为主流型家庭结构,举家出游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其次,人们的旅游观念也由静态观赏型向新型动态参与型转变,这使得体育旅游市场的培育有了人口数量上的保证。但从研究资料看,我国体育旅游消费市场的人口构成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人口类型和收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年龄特征表现为两头窄,中间宽的现象;工薪阶层和学生参加体育旅游的比重较大;文化程度集中在高中、大学文化程度以上;家庭结构的特点是三口之间的人数居多,其次是两口之间,四口以上家庭参与体育旅游的人数较少;体育旅游与经济收入成正比例关系,收入在900～2000元之间者占体育旅游消费人口的比重较高[5]。因此,营造良好的体育旅游环境,提高体育旅游服务质量,吸引中青年、中等以上收入者成为体育旅游市场的主体人群。这些群体对体育旅游的要求较为集中,大都期望通过旅游购买及消费来缓解生理和心理的紧张感,休闲、健身、观战、体育刺激和竞技体育等可能从不同方面能够满足人们的体育旅游需求。也是可被争取的体育旅游人口主体。第三,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对提高生活质量的关注,追求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成为人们的共识。通过体育旅游满足和调整精神需求成为大众看好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体育旅游人口的继续增长将成为必然趋。

2.3挖掘、整理民族特色文化及遗产,有利于增添体育旅游市场培育的文化特色西部地区分布着壮、彝、白、傣、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等众多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也是当地宝贵的旅游资源。特别是西南地区聚居的彝族、白族、傣族、景颇族、纳西族等26个少数民族形成了独特的风俗习惯,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也构成了当地丰富而极富魅力的民族风情旅游资源[6]。其中包括了大量少数民族体育类活动项目或形式,且具有娱乐、休闲和广泛参与性,成为从事体育旅游的良好机遇。西北辽阔的草原、雪山冰川、沙漠风光也成为不可多得的体育旅游资源。特别是积淀了中华文化之精华的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大足石刻和黄鹤楼、岳阳楼等西部独特的文化遗产,联同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和四大盆地、四大高原筑成了西部体育旅游开发文化链,极具文人景观吸引力。既能满足居多数旅游人口的中青年、中等以上文化程度旅游者的需求,又富有深厚的人文景观。有利于培育体育旅游市场的文化特色。

2.4我国奥运会、亚运会、各论文格式类锦标赛等重大赛事申办权的成功获得,奠定了体育旅游市场培育的社会氛围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和各类锦标赛举办权的成功获得,大大促进了体育文化现象的深得人心。体育旅游集体育与旅游于一体,既有体验体育竞赛的成功感,又有旅游观光的心理满足和刺激感。但现代旅游已由“接待型”向“经济产业型”转变,体育旅游也不例外,不再是一种福利性享受,而是趋于消费性、产业化。因而对体育旅游的认可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人们参与体育旅游活动和进行体育旅游消费的动因,这些内在动因的透发与体育意识、体育价值观有关,国际性体育盛会的召开具有导向性。有利于激发人们从事体育旅游活动和消费的欲望,为体育旅游市场的培育形成良好社会氛围。当然,也是吸引和扩大国内外体育旅游人口的有利机遇。

2.5西部地区体育训练基地的兴建,为体育旅游市场的培育提供了科学导向西部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气候环境,成为国家、省区兴建体育训练基地的首选地,目前有国家体育总局直属、共建和命名基地36家,其中大部分分布在西部地区,如云南海埂训练基地颇具影响力。这些训练基地的建成和运动队的驻入,无形中形成了体育旅游的亮点,有旅游者专程去训练基地观光旅游。当然,训练基地还需与周边旅游线路统筹规划,丰富体育旅游内容和形式,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参与其中。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3.1.1培育和发展体育旅游市场对促进旅游者身心健康、陶冶情感、美化心灵、挑战自我,繁荣经济,推进社会快速发展,全面实施全民健身纲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诸方面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3.1.2西部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提供了培育体育旅游市场的物质基础。

3.1.3人们余暇时间的增多和越来越集中,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保证了体育旅游人口继续增长的可能性。

3.1.4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聚集,民族文化特色鲜明,培育体育旅游市场有着丰厚的人文底蕴。

3.1.5大型体育盛会的举办和一批体育训练基地的建成,营造了培育体育旅游市场的社会氛围。

3.2建议

3.2.1鼓励和吸引多渠道融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是培育体育旅游市场的前提和基础,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资金短缺成为规模化合理开发旅游资源的瓶颈。因此,利用国家西部大开发倾斜政策,多渠道吸引投资,综合开发,合理利用,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观。超级秘书网

3.2.2加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科学研究。西部地区有着丰厚的旅游资源储备,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而有些资源的开发具有一次性特点,因而加强开发利用的科学研究,做到保护性开发急为重要。

3.2.3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特色鲜明,体育文化极为丰富,有待进一步加强挖掘和整理工作。特色民族文化现象受现代社会的冲击异常严重,异化现象突出,整理和保护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现象是培育体育旅游市场且得以长久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3.2.4加大宣传力度,吸引更多体育旅游人口参与。利用国际国内重大体育盛会,加强对西部地区的宣传力度,吸引更多国内外体育旅游者参与到西部地区体育旅游行列,壮大培育西部体育旅游市场参与群体。

3.2.5体育训练基地的建设、利用,成为培育西部地区体育旅游市场的增长点,但急需科学评估,关注社会、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双丰收。3基金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2005年)子课题。

参考文献:

[1][3]张蓬涛,封志明.西部地区旅游资源综合分析与开发对策[J].资源科学,2002,(2):26–281

[2]田祖国.我国西部地区体育旅游发展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3,(3):21

[4]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M].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1:119-1201

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建构；本土化

[作者]李伟，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昆明，650092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072－008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一直是时髦的学术词汇。在文化学的视野里，共时态的“全球化”事实上构成了一个由多维文化组合而成的特殊文化景观。在全球化的推波助澜下，旅游作为文明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世界各个角落蔓延开来，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当人们开始广泛购买由旅游过程所带来的人生体验时，就表明社会已从实用性的物质消费时代转向了享受性的精神消费时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可见一斑。作为一种被深度认可的社会现象，“旅游”具有全球共性化的发生动因、发展规律以及衍生问题，从而为旅游人类学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融会贯通的语境前提。

一、旅游人类学的建构

旅游人类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指导弱势文化地区的旅游发展为己任。因此，运用“文化”工具，追索旅游现象的本质(包括旅游影响的文化本质)就成为研究者的目标。西方学者为此所做的大量研究及其理论成果，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思想指引，奠定了理论基础，所产生的巨大学术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要达到指导旅游地发展的目的，仅仅依靠“解释”或“认知”依然是远远不够的。这就要求旅游人类学的学科属性要从“人类学性质”转向“交叉学科性质”，在此思想指导下，旅游人类学的理论框架需要予以重新考虑。

(一)研究范畴

旅游行为是人的行为，个体行为的加合成一种社会性的常态，成为社会现象；而人类学的研究宗旨则是以文化理论为利器，破解繁杂的社会表象，揭示其文化内涵，进而发现人类社会的演替规律。所以旅游人类学研究也应以“人”为主线，探索旅游现象的文化内涵、发现旅游的文化影响并揭示这种影响产生的社会推动作用为其研究的主要范畴：

1、旅游现象中的“人”

根据社会角色理论，在一次完整的旅游活动中，各种人群按照参与行为的不同功能进行角色分类。即旅游者、旅游服务者和旅游“管理者”。

旅游者是一次旅游活动中的行为主体，是旅游行为的具体实践者，在其行为过程中，牵引出了其他角色行为；旅游服务者是旅游活动能够实现的具体保障者，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直接参与旅游保障行为的各种从业人员，为完成行为主体的活动而提供各种功能；二是并不直接参与旅游服务的当地社区，其具有两个方面的保障作用，一方面提供了旅游景观背景，另一方面提供了环境保障。旅游“管理者”并不为一次旅游活动提供具体的服务，但却从整体上监控旅游现象的产生、规模与节奏，协调旅游行为者之间的关系，维护旅游交易行为秩序等。在社会发育较为成熟的区域，旅游“管理者”以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的面目出现，而在社会发育程度不高的区域，旅游“管理者”的功能通常由政府或政府的职能部门承担。

根据经济学中的供需理论，一次完整旅游活动的各种人群可依照交易行为中的状态进行分类：即消费者、供给者和“保障”者。

消费者即旅游需求者，也就是旅游者。在旅游研究中，往往依据旅游消费行为的特殊性揭示旅游者的文化内涵。供给者即旅游相关行业经营者，也就是在旅游活动中提供各种服务的职业性人员。在旅游交易中的各种职业行为特征，是旅游从业人员共性文化的外在表现。“保障”者主要是指旅游地社区，它所提供的社会保障是旅游活动完成的基础。而旅游行为的后果在保障者行为中得到不同体现，或增强了保障功能，或削弱了保障功能。这事实上就是指旅游的“双刃剑”效应，或区域旅游发展中自我制约的文化内涵。

2、旅游人类学研究的“着眼点”

如果认定旅游是一种“异地性”的特殊消费行为，那么“异地性”特征就成为研究的基点，这往往造成了旅游研究中的困惑。如宗晓莲所介绍(宗晓莲，2001)，西方学者从三个切入点对旅游进行研究，即旅游目的地社会、游客和客源地，这显然是在早期“旅游系统”的基础上所做的形象性分解，并按“异地性”的理念，划分出“客源地”和“目的地”，从而进行两地的文化对比。理论上客源地可以是任何人类聚居地，那么，在旅游人类学中的“客源地”的所指是什么?是否泛指城市或现代社会?若果真如此，那么“旅游人类学”就可以转化为“城市人类学”或其他人类学了。需要说明的是，世界上任何地方也都可以成为旅游目的地，但按照目前旅游发展的实际及旅游研究中约定俗成的观点，旅游目的地是指那些社会认可度较高，现实旅游流较大的地域。因此，“异地”理念所造成的研究困惑表明旅游人类学需要新的研究“着眼点”。

如果一个人从A地去B地旅游，那么其旅游的特殊消费行为、及其完成这种行为的各种“保障”事实上只发生在B地。因为旅途中(即A地到B地)的各种消费行为是消费者与社会公共服务的交易行为，其性质与非旅游者并无差异。由此可见，旅游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及文化现象均表现在B地。因此，旅游地(或称旅游目的地)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具体“着眼点”，对旅游地区域内所表现的各类人群行为的文化解释与探究，也就成为旅游人类学的具体研究范畴。

(二)研究立场

旅游是现时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社会层面的分析与研究必然纳入到旅游学者的视野。但泛化意义上的社会研究囊括了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由此导致了旅游研究中百花齐放的缤纷“场面”。故而旅游研究中的学科“交叉性”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从历史的角度看，旅游现象是文明进步、社会发展的时代性成果，其产生及演化具有跨地域、跨民族的共通性动因。因此，社会学、人类学似乎对旅游现象的本质、旅游的发展规律，以及旅游的社会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更具有契合性。尽管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视角具有差异，但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二者逐渐融合共通。均从注重宏观层次的社会、文化演变，转向个体的、心理的、主观层次的、微观层次的研究。虽然社会学强调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的研究，人类学强调文化符号解码、文化体系及其文化特征的探讨，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社会行为、关系及其结构的产生离不开文化背景的分析，并且文化体系及其特征也因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结构而显现其差异性。

社会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社会的表征，研究对象本身的交叉性，导致社会学、人类学在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和研究层次上存在着天然联系，而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二者的交叉融合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我国人类学一开始就与社会学紧密结合在一起。老一辈人类学家如林耀华、吴文藻、费孝通等都具有深厚的社会学背景，恰恰是人类学与社会学交叉融合才使他们对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出现了《江村经济》、《金翼》、《凉山彝家》等经典之作。特别是费孝通先生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他的小城镇研究、社区比较、协调发展等成果为中国的建设提供了有利的理论依据，正是因为费老将人类学和社会学交叉结合，其研究才能够卓有成效。这种研究理念与范式为我国旅游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成为旅游人类学实际研究中所依托的立场。

由以上分析可见，人类学介入旅游研究，事实上是介入到当今社会的一种特定“社会事实”的研究。旅游人类学的建立，是因为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天然联系而产生，是人类学自身学科性质使然，也是时代、社会、旅游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所谓“旅游者与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具有行为过程和表现的相似性”，并不能成为人类学介入旅游研究的真正理由。

因此，旅游人类学应以文化理论为工具，以旅游现象中的各类人群为主线，以社会学理论、方法为借鉴，立足于当今时代的社会现象(旅游)研究，探讨旅游现象中各类人群的行为、关系和区域旅游运行机制的文化内涵，揭示旅游对社会的互动影响规律，为旅游发展及区域社会进步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没有必要区分旅游人类学和旅游社会学，人为设置本来就较为薄弱的学科藩篱，二者应结合起来共同对现实社会中的旅游现象进行研究。

(三)理论框架

旅游“认知理论”需要解释旅游现象中的两种关系，其一为“人――地关系”，其二为“供――需关系”。所谓“人――地”关系是旅游系统中的基本关系，“人”指的是旅游者，“地”指的是旅游目的地，包括旅游产品及其旅游环境。这是从宏观层面上、粗线条地将旅游现象中的对应双方规定为“主体与客体”(与旅游系统中的三分法相对应)。旅游人类学应被视为“旅游认知理论”的一个分支，客观上要求将其研究对象进一步深化，即以解释旅游现象中的“人――人关系”作为研究基点。这就需要将“地”中有关“人”的要素提取出来，从而能够探讨旅游者、旅游服务者和旅游“管理者”在行为、关系、制度三个不同层面上的人的社会活动的固定化形式，及其文化动因和文化后果。具体地说，旅游人类学就是研究在一次旅游现象中，各类人的一定的行为如何表现一定的关系，一定的关系又如何造成一定的制度，进而研究行为、关系、制度三者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以及旅游与社会的互动功能。

事实上，这种“人――人”关系仍然具有三个层次的内涵。其一，情感内涵。即主、客体的情感的交流；其二，交换内涵。即主、客体的交换行为与关系；其三，制约内涵。即主、客体在行为过程、关系建立中生成的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制度模式，以及这种模式反映出的文化内涵。

鉴于以上认识，可概括出旅游人类学的理论框架如下(图1)：

二、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

总结近20年的中国旅游研究，可发现其困境在于多学科交叉后的逻辑线索紊乱与其理论建设参照坐标的匮乏。所以，最好不要急于按照主观的臆想去赋予它一种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中的“指导性”。实际上，在旅游理论范式与观念结构的合理性和逻辑性还没有厘清之前，过于强烈的“科学理论情结”是要不得的。很多貌似科学的旅游研究成果要么是以偏概全的结论，要么是“话语霸权”的结果，譬如南开大学的余书炜对旅游研究的质疑就很令人深思。另外，很多以“科学决策依据”面目出现的研究成果，其在实践中是否具有指导意义?有多大?都值得反思。事实上，在真正认识、理解、把握某种自然或人文现象并建立一门科学的理论之前，“理性思维逻辑”都要比那种看似“科学”的“研究结论”更真实有用。因此，旅游研究的科学性辨识，要以某种理论作为参照，通过“批评式”的讨论，才能具备对旅游现象的客观理解与把握能力。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所引进的“旅游人类学”思想，可以对国内前期的旅游研究做出审视，从更为宏观的文化层面承担“批评”任务；而人类学研究中的弱势群体立场及非功利性传统，也使旅游人类学具有“公正性批评”的职能。可见，以“旅游人类学”作为旅游理论建设的“参照系”，可以促使各学科的旅游研究更加深入与合理。

(一)旅游研究批评的必然性

旅游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其研究的多学科的介入理所当然，但正缘于此，不同学科立场的研究成果，一旦纳入“旅游学”整体框架，就显现出其概念的分歧与理论逻辑的混乱，譬如对于旅游概念的认识就莫衷一是：地理学立场重视其人的空间位移；经济学立场强调人的消费及其后果；管理学立场关注人的数量统计；文化学立场则看重人的行为意愿等，皆因学科立场不同而出现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认识。犹如盲人摸象，导致了后续研究中一系列概念的随意性及“旅游学的结构散乱、功能低下”，由此也使旅游研究陷入“奢尚空谈、不务实际的学术风气，影响着旅游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的境地。

“概念”作为科学的研究范畴规定了我们的想象和思想资源，也规定了我们的思维模式。当一门学科的概念严谨并发挥强有力的学术统一功能时，概念在学科研究整体中的存在就是结构性的实体存在。而目前旅游研究中几乎所有概念都因不严谨而不具备学术的统一功能。旅游研究中概念的基点在于“旅游”，或许由于旅游本身就是一种生活状态，其概念定义和理论研究也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一目了然、无须证实、无须论证、无须解释的常识性的知识形态，因此对“旅游”的不同专业背景的理解，必然导致旅游研究领域出现“大杂烩式”的混乱局面。

此外，“旅游资源”作为我国学者旅游研究中的常用概念，在新近出版的《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中就列举出了郭来喜、陈传康、周进步、保继刚、Houoway J C、及国家旅游局等多种定义。而在不同版本的《旅游学概论》、《旅游资源学》、《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规划》等教材及一些论著中，其定义不下几十种，显示出作者不同的学科立场。这一概念的始作俑者具有地理学专业背景，其定义强调“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的自然存在和历史文化遗产、以及直接用于旅游目的的人工创造物”。后续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根据自身主观理解对“自然存在”、“历史文化遗产”、“人工创造物”等用词进行了替换。“旅游资源”这一概念对旅游研究影响很大，并延伸出一系列的学科及理论，如“，旅游资源学”、“旅游经济学”、“旅游开发与规划”等等；以及所谓“旅游资源调查”、“旅游资源评价”理论等。该类定义的关键词在于“吸引力”，这是一个极端模糊的、大众性语言的限定词汇，无法用学术标准予以衡量。事实上，任何存在(无论实体还是精神)都无法运用科学手段判定其是否具有“旅游吸引力”，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学科及理论研究的科学

性，或称客观性难道不令人质疑?与此相类似的概念在旅游研究中比比皆是，如旅游市场、旅游产品、旅游开发等“核心概念”，以及其延伸性的概念如生态旅游、体验旅游、休闲旅游等。这样，似是而非的概念群，加之研究者不同专业立场的理解，导致了旅游研究的无边界性、无逻辑性、无统一性特征(当然，也可美名其曰为跨学科、多维度、多层面特征)，进而导致旅游学研究不能真正深入到旅游现象的本质层面上进行剖析，并提出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来。

巴特勒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可谓旅游学中“较为成熟的理论”，在我国旅游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和推崇，但我们显然忽略了中西旅游产生的背景与旅游发展道路的不同，使这一“理论”的中国式分析令人啼笑皆非。西方国家旅游属“自发性”旅游，多数旅游地是在“需求者”的推动下产生并发展，因此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规律；中国旅游的“政府主导性”，使多数旅游地是在“供给者”的建设中产生，加之我国旅游层次的时代特征，使旅游地的“生命周期”受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并不存在所谓的“巴特勒规律”。因此，生硬套用所谓理论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旅游发展现实。

从旅游经济角度看，旅游因其经济作用而最早被经济学界关注，从而形成了整个旅游学界的研究偏向，使得主要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都更接近产业经济学。然而，旅游业是否是一个产业?已故美国学者托马斯・戴维森(Thomas Davidson)认为，旅游业不是一个产业，而是一个产业组合，因为旅游需求方实际创造的价值与所谓的旅游产业(旅游供给方)可观察计算到的产值间存在明显的不对称现象。旅游的经济现象是旅游者所有的支出产生的效应，而不仅仅是某一部门的收入效应，即旅游的经济现象是“支出推动型”，而非“收入推动型”。因此，将旅游定义为产业是不正确的，是有悖于旅游的真实情况的。旅游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它既是推动经济进步的发动机，同时又是一种社会力量。这就对传统的旅游学理论提出了挑战。

这里没有否定一切旅游研究成果的意图，只是欲通过以上分析，表明不同学科背景下所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需要在更高层面上予以审视和批评，才能整合各种专业背景下的研究成果，使之能够形成旅游学整体框架下的有效成分，有机组合形成一个更加符合旅游实际的学科门类。我们需要对20年来中国旅游研究做出深刻反思，并需要一门学科以对抗“传统的旅游理论”，从而为新的建构奠定基础。

本学科内的学术批评与反思很难超出其范畴而在根本上实现理论突破，反而会演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复制。因此，“旅游研究批评”的外延要大于经济学、地理学及管理学对旅游研究的想象，要有一门学科能够通过回溯“研究历史”以争取到合法化的批评地位，“历史”是在某种文化背景下所讲述的历史，也就是旅游研究自身演变的文化历史，因而旅游人类学理所当然地充当了这一角色。客观而言，或许旅游人类学本身并没有强大的理论力量，但其批评性立场与职能，却可以监督和制约其他基础性学科对旅游研究的逻辑上的混乱和理论的无效。

(二)作为对抗模式的旅游人类学

特殊时代性背景下，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使旅游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也显现出急躁性特征，于是发展的迫切性与旅游研究的急切性相对应，现性即产生出旅游研究的“实用性”目标。全国各类学校旅游专业的兴建要求旅游教学的体系化，导致各类旅游教材纷纷“出笼”，呈现出“乌托邦”式的旅游理论体系。在这种趋势召引下，本为揭示旅游现象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旅游各类研究也不可避免地追随“教学需求”进行着“实用性”的功能转换。在“利益”趋使下，“旅游研究”的现实目标本身就与其理想的研究目标背道而驰。

因此，在数以千计的各类论著中，相互“借鉴”和重复的内容屡见不鲜，各种观点的主观性与随意性不胜枚举。中国的旅游学研究表象上已经“枝繁叶茂”，但是支撑这些枝叶的树干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培育。所谓“重实践、轻理论”已为学界所诟病，急切中拼构而成的“旅游**学”或“**旅游学”等“理论”，不仅远离旅游现象本质，而且误导了青年学者，从而导致学界发出了“旅游理论研究在研究什么?旅游理论学习是要学到什么?”的呐喊。

90年代后期，由于张晓萍等一批学者的引介，西方旅游人类学理论旋即在中国旅游学界流行开来。检索21世纪以来的国内旅游研究论著，大多引用了西方人类学者的理论或观点，如“神圣旅程”、“人生礼仪”、“舞台真实”、“旅游地文化涵化”等。这种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立场、视角和独特的叙事风格，使旅游人类学一开始就作为一种旅游研究的“对抗模式”存在，解构了原有旅游理论中的概念体系，使旅游研究在宏观上具备了文化理论的坐标，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批评”角色、承担了“批评”任务、显示了“批评性”的职能。

旅游人类学借助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对旅游现象进行分析，并建构了自身理论。从思维模式的角度看，它对旅游研究有两个方面的贡献：

其一，对旅游现象的“本质性”剖析。旅游人类学避开了对旅游现象的表面性描述，如人的空间位移、交易行为及其影响等，而借助“社会表象理论”，利用人类学的经验和知识作为参照物去解释旅游现象，将旅游现象具体化和形象化，出现了所谓“神圣旅程”、“人生礼仪”等认知视野。事实上，这本身也是人类学看待世界的方式，因此其对以往旅游现象研究的启示在于：

1、旅游现象的认识是有关生活的复杂的知识体系，其解释包括研究者的价值观、信仰、态度等要素；

2、认识到旅游现象的内容和过程的重要性；

3、旅游现象的文化内涵能帮助定义旅游事实；

4、旅游行为包括群体与个体间文化的沟通和互动；

5、通过运用暗喻、类比以及与原型的比较，将新的或抽象的概念、事件整合到原有的知识框架体系之中；

6、旅游现象的文化解释能对其行为及其影响研究加以指导；

7、社会现象的解释将社会事实与其发生的文化环境联系起来。

简言之，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思维逻辑是：研究者(或文化背景)――社会事实――内容分解――要素关联――文化内涵――影响后果。这种思维模式有利于人们理解旅游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旅游行为特征的文化内涵；有利于人们探讨旅游行为方式的稳定性与动态性；有利于人们对旅游发展的社会后果做出科学预设和响应；也有利于从研究者的立场判断其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一般认为，旅游发展会对旅游地社区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这种假设是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在实际调研中社区人们也会受这种判断影响，而将社区一些问题归咎于旅游发展，但事实上，需要考虑各关联要素的文化内涵，使旅游发展与旅游影响实现“对接”，将“干扰因素”与“旅游发展”相剥离，才能得出客观而科学的研究结论。

其二，运用人类学中的“符号理论”对旅游系统进行阐释与理论建构。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强调，文化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进行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

将旅游理解为个体与自然和异文化社会相互沟通的互动过程时，旅游体验就带有鲜明的文化特

征和符号意义，而旅游行为并不是简单的“异文化”间符号传递，而且还是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建构行动。旅游主、客体行为在各种具体的旅游环境与过程中构成了独特的文化符号，对这种符号的文化解读，既诠释了旅游系统的文化内涵，也建构了旅游人类学的理论。

西方学界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把符号学思想引入旅游研究，麦坎内尔(《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1976)、库勒(《旅游符号学》1981)及格雷本(《旅游人类学》1983)等都是旅游符号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国内学者杨振之(2006)、谢彦君(2005)、彭兆荣(2004、2005)等也曾对旅游符号理论做出研究。这些研究内容涵盖了旅游吸引物的符号解码、旅游者行为的符号建构、旅游动机、旅游决策与旅游影响等的符号认知等等。

运用符号理论解读旅游者、旅游供给者行为背后的文化内涵，对研究者而言，无论是想象的满足，还是异文化的驯化，都表明了对旅游现象及其影响的深度认识，更贴近旅游的文化本质。因为其思维逻辑是：发现符号――解读符号――揭示其文化内涵――寻求对策。

当旅游人类学以旅游地为基点进行主、客体行为研究，并揭示旅游系统的文化关系时，其立场总是在“现状批评”的模式中表现出“自我反省”的思维状态，在人类学语境中一次次挥起对旅游实践和“传统”旅游理论挑战的长矛，从而形成一种形而上学的对抗模式。马狲炜先生在其“文化符号的建构与解读――关于哈尼族民俗旅游开发的人类学考察”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旅游研究批评并不意味着旅游研究的终结，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旅游研究的“隔音密室”状态，消除具有垄断性的“话语霸权”或者是已成定论的某种观点，将研究思维本身纳入思维与反思的过程之中。旅游人类学在我国旅游研究早期的缺席使之具有了后期批评的机会，是现代旅游研究进展的必然性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清场作用”。

旅游人类学与我国前期旅游研究所形成的差异与裂隙，虽然具备了一定的批评能力，但其自身发展仍需要一种学科的整合，需要具备自我完善和自省意识，需要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实现有效结合，消除自身的局限和任何“终极性”的思想。作为一种批评模式和对以往研究的“反思”，旅游人类学是旅游研究中的一面“镜子”，使其他所有学科的旅游研究能够检审自己，从而推动现代旅游研究更加深入并逐渐科学化。

(三)文化研究――向着存在论与人类学的辩证综合

在当今旅游理论研究及旅游实践的场域中，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开展与实现，不仅大大地拓展了研究视界，打开了旅游研究与旅游叙述的多元的呈现方式与阐释向度，而且也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起广泛的意义关联，同时也找到了人类学话语方式对旅游研究的切入点。这一切极大地改变了其他学科旅游研究与文化场域的生态构成，因此，旅游人类学一出现就引起了旅游学界的广泛兴趣。

目前旅游研究所面临的现状是所谓基础性的学科划分(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造成了对于真正深层次问题的遮蔽。文化本是旅游的内在动因，也是旅游的存在方式，但当下时髦的不着边际的泛化，使“文化”过分抽象化和概念化了。旅游研究中的文化是一个近似于本体论的虚指，由于旅游人类学“缺席的原因”，因此在以往的旅游研究中，“文化”不是作为原因和定义在起作用，而是作为效果和影响在起作用。

在新近出版的《旅游文化学》最后一章中，专门讨论了旅游文化研究的难题。我们事实上不可能接近那个叫做“旅游文化”的存在，我们不可能先把什么是“旅游文化”界定清楚了再去搞“研究”。

一方面，旅游的文化研究需要超越“旅游文化”本体论的预设来展开。在今天，商业性大众文化正在发挥着一种类似于意识形态的功能，它们与传统意识形态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对人的控制似乎更加直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生活中符号与文化、价值与反价值、现实与虚构被大量复制，旅游事实上就是生活的复制形式之一，在旅游中人们达到一种抹平差别的神秘化效果。因此，从需求角度看，旅游的“生活复制”与“消除差别”成为“消费者”的文化主题。

然而，传统的旅游文化研究模式受制于美学的思路与规制，总是从旅游客体对象的角度对单个的“景观”进行审视，倾向于不置可否的说明与描述，或者将其作为旅游审美的例证，形成对旅游文化的单向度解释。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是长期困扰旅游文化研究思维的枷锁，我们总是抽象地、先验地设定一个“旅游文化”研究客体，而真正的“旅游文化”作为一个经验性的研究对象始终被排除在思考之外，研究者的思维也因此处于一种“悬空”状态，无力澄明研究客体。鉴于此，文化研究就需要从“美学”的思维模式中退出来，寻找旅游中的文化经验事实，建立一个全然不同的理论视野。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出发，旅游的文化研究就是以可感知的经验事实为基础，探讨其文化意义与文化关系。如此，旅游的文化研究将从根本上超出美学视野限制，逼近“旅游事实”的真相。

另一方面，旅游文化研究也可依托人类学理论而展开。人类学经百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成熟的基础理论，这种理论使旅游文化研究从根本上依托人类学的“整体观”视野，避免重走形而上学的老路，而具备了深沉的经验主义品质与活力。比如，旅游文化研究的范畴除了大众文化之外，还涉及民族、阶层、性别、地域等等领域。按照传统的研究思路，这些领域分属于不同学科，但从人类的视野看，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学的文化表达范畴，并且人类学的话语构成与表现方式也为旅游文化研究提供了样板，而人类学在文化研究中的“经验逻辑”，也会使旅游的文化认知更加全面。

三、结语

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可持续旅游发展；价值依据；功利价值，正义价值；良心价值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9)03―0013―05

“可持续旅游发展”是现代旅游业发展的基本导向与要求。各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和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可持续旅游发展”给出了各种不同的定义。这些定义是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否存在理论上的差异和实践层面的冲突?应当如何理解这些定义，并将可持续旅游发展思想运用到实践中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可持续旅游发展不仅仅只是一种发展方式或工具的选择问题，它首先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基于不同的价值诉求，可持续旅游发展可能会选择不同的道路，而辨明其中的价值诉求，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根据现实社会条件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之路。

1　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的价值依据分析

可持续旅游发展是在可持续发展观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是可持续发展观在旅游业的运用。可持续发展观有着它的哲学、实践、科学技术、社会以及直接理论基础。

许多国际通用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融合了不同学科的基本理念和理论，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回答了以下几个哲学和伦理学问题：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价值主体、价值目标以及价值原则是什么?各利益相关群体的价值与利益应当如何体现?运用哲学和伦理学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通过对不同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中价值主体、价值目标及价值原则的比对，了解这些概念的异同之处。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可以根据不同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所依据的价值理念，将可持续旅游发展划分为功利价值主导型和道义价值主导型两类。其中的功利价值主要指社会功利价值，而道义价值又分为正义价值和良心价值。

1.1　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与功利价值

斯通(seaton，1992)在对“优质旅游”的阐释中，指出可持续的概念长期以来一直与发展经济学相连。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主要价值目标在于旅游环境和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实现依赖于各种能源、资源的有效供给和利用，旅游需求主体即旅游消费者、相关生产、生活方式的可持续发展。而要实现这些目标，旅游业发展中环境成本与收益的分配就必须符合一定的市场规则，作为价值主体的人的行为就必须遵循公平交易的市场正义准则。世界旅游组织(WTO，1993)就将可持续旅游定义为，“它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被用来达到如下目的：改善当地社区的生活质量；为游客提供高质量的经历；维护当地社区和游客所依靠的环境的质量。”这一定义表达了旅游业界对旅游业发展模式及其环境影响的关注，带有明显的环境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视角特征，体现了旅游业界对旅游业发展的社会功利价值的认同。

1.2　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与道义价值

除了发展经济学等各种经济学理论，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更多地获得了其他学科理论的支持a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各国际组织的相关经典文献对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定义就体现了生态学、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及环境伦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背景。在多学科视角下，可持续旅游发展已超越了功利的价值目标，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价值主体从人逐步扩展到人类社会，甚至非人类的自然界，生态学中的多样性、开放性、系统性原则，人类学中的种属平等原则，伦理学中的人际、代际、人地正义原则等各种原则成为指导可持续旅游发展实践的重要依据。加拿大温哥华全球可持续发展大会《可持续旅游发展行动战略》(1990)所定义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就强调“在旅游发展中维护公平，它是对各种资源的指导，以使人们在保护文化的完整性、基本生态过程、生物多样性和生命维持系统的同时，完成经济、社会和美学需要。”可持续旅游发展世界会议的《可持续旅游发展》(1995)指出：“可持续旅游的实质就是要求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态环境成为一个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相结合。”联合国《朝向旅游可持续发展》(2001)对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定义是：“能在长期内仍然保持活力而不会或可能阻止其他活动和过程的成功发展而使(人的或物质的)环境发生退化或改变的方式。”虽然措辞各有不同，这些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定义都强调了旅游发展的社会正义和生态及文化完整原则，体现了人们对于旅游业发展中人类责任的思考，体现了人们对旅游业发展的道义价值的追求。

作为其直接理论基础，环境及发展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人类学、环境与生态哲学等各理论流派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而追溯各理论流派的价值诉求，我们可以根据它们所依据的价值标准和核心理念进一步分层梳理。

2　可持续旅游发展理论的直接理论基础与价值依据

简而言之，可持续旅游发展理论是一个建立在功利价值、正义价值或良心价值等不同价值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发展经济学注重旅游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学、人类学的部分流派注重旅游体验与产品的提升，这些学科提供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可以为旅游发展提供现实的、可操作的指导，体现了对功利价值的追求。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主要流派理论密切关注旅游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影响，为旅游发展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对正义价值的追求。而环境伦理和生态伦理学则更多地考虑了人、产业、社会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的发展，体现了对良心价值的追求。

2.1　经济导向――基于功利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

在基于功利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价值体系中，价值主体是作为个体的人。其价值目标是提高旅游资源配置效率，以实现个人所在的团体或社区生活质量的提升及社会经济总量的增加。这一价值传统可以追溯至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旅游社会学部分流派的一些基本理念。

在环境与发展经济学的视野中，可持续旅游落实为实现旅游经济收益而设计的系列管理模式或模型，具有其有用性和工具价值。环境经济学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主张用经济学工具进行环境评价、自然资源管理、污染控制等工作；发展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学派认为经济发展所产生 的利益会自动地、逐步地分散到社会全体成员和所有阶层，自然而然地形成帕累托最优状态，科登和索洛(Coden，Solow，1950)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萧尔(shaw，1973)的经济人合理性等观点是其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而发展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则认为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法制不健全导致的寻租活动是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应根据交易成本、产权和契约的规定来实现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其中，科斯(Coase，1960)和诺斯(North，1980)的产权理论、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的交易成本理论、卢卡斯(Lucas，1988)的经济增长理论、马丁(Martin，1991)的经济增长趋同趋势模型、格罗斯曼和克鲁格(Grossman，Krueger，1995)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等理论和研究工具被广泛地运用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中。

社会学中的结构理论和人类学中的上层建筑理论认为社会基本生产关系决定社会文化和社会活动的性质，他们的经济关系人假设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颇有相似之处。而在旅游社会学交换学派的视野中，人和集体行动者之间的社会过程都被视为有价值的资源交换，而交换过程中的人总是理性的，总在追求价值的最大化；旅游则被看作是主客双方各种资源交换的过程，旅游者追求旅游效用最大化；旅游发展是政府、旅游开发商、旅游地居民等相关利益者博弈的结果。这一立场，与新制度经济学对旅游产业运行方式的看法相当一致。这种基于功利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观认识到了资源的有限性和旅游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冲突，它引入了市场经济的规范和契约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以期获得旅游业发展的利润最大化。

在此价值基础上建立的可持续旅游评价标准是往往运用环境经济学方法，将自然资源存量或人类活动造成的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损失通过评估测算以货币化，使用统一的价值量作为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诸因素度量的共同尺度，戴利(Daly，1989)的经济福利模型WMSD，世界银行(1995)的新国家财富计量标准，联合国统计委员会(2003)推出的资源环境卫星账户就是其中的代表。而现代计量经济学、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的一些测量方法和技术也为旅游可持续评价指标的确立和落实提供了技术的支持。从我国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来看，早期的评价指标(金波，1999；曾珍香，2000；王良健，2001；汪薇，2003)主要集中在对旅游业发展的社会支撑系统的评价上，也多运用经济学效益费用分析方法，提取衡量社会经济与环境等物质条件的绝对统计数据和评价因子，以货币化的价值评价为主，中间只包含了少量体现行业特色的人力资源评价标准和行业服务水准的评价因子，这些评价标准与方法为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是，以经济为导向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所描述的高质量的社区生活和高质量的旅游经历，以及最大多数利益相关者的最大幸福，却往往会因为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立场而大相径庭，也常常会由于缺乏对权力因素的考虑而导致旅游发展利益分配不公的状况。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旅游经济乘数效应低于预期、各种经济漏损、接待地物价上涨等旅游带来的经济负面效应等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广受关注。

结合我国各地旅游发展的状况，各地旅游发展确实为各地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民众对于旅游发展普遍表现出支持的态度。政府所支持的旅游相关课题的研究也大部分是放在经济学的范畴中，在旅游产业研究中，以带动地方或区域旅游经济、增强旅游企业效益为目的的研究仍然是旅游研究的主体；产权分析、博弈模型和结构方程分析等经济学研究工具是被广泛运用的研究方法。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决定了基于功利价值的旅游可持续发展观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在我国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中占有统治性地位。

2.2　社会导向――基于正义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

在基于正义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价值体系中，其价值主体不再局限于个体的人，而扩展为整个人类社会；其价值目标不只是经济或环境目标的实现，而更多地包涵着对弱势群体的利益、社会的普遍正义、民族及传统文化保存等一系列价值目标的思考。在这里，可持续旅游不再只是一种发展经济的工具，它包含着社会正义、平等自由、机会公平和差别公平等理念，包含着矫正社会不公因素的制度理性。其意义在于，它倡导在正义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合理的制度和秩序以引导旅游业及社会的均衡发展，具有其制度价值和必然性。

可持续旅游发展的这一价值取向，既秉承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公正伦理精神，包含着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与思考，体现了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BC一322BC)到罗尔斯(Rawls，1921―2002)等哲人在政治哲学领域的成就，又得益于人类学和社会学在旅游研究领域的积累与探索。社会学与人类学主流学派认为，人的行动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不应该单独由经济因素来解释，他们注重对不同社会背景下人的研究以及对影响社会发展的综合因素的探讨与评价。旅游社会学的冲突学派就特别关注社会的不平等如何在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系统地产生冲突，它关注旅游中各种社会冲突现象，尤其是对于主客关系、种族与性别歧视、话语权问题、旅游帝国主义及新殖民主义等问题的探讨”。特纳和艾什(Turner，Ash，1975)的中心对边缘控制理论、马瑟雄和沃尔(Matheison，Wall，1982)的社区反应理论、道科西(Doxey，1976)的愤怒指数理论、马瑟和里奇特(Matthew，Richter，1991)的从属理论等被广泛地运用于旅游发展的社会影响和社会问题研究中；而旅游人类学的涵化理论则把旅游看作一种涵化或发展，强调追溯个体发展的轨迹，研究目的地人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人民在旅游引入后的变化，并试图帮助正在经历旅游带来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的目的地人民。路兹(Nunez，1989)对东西文化接触中借入现象的讨论、克里克和纳什(Crick，Nash，1989)的旅游帝国主义观点、皮尔斯(Pearee，1992)对不同类型旅游接触的后果分析都是以由旅游发展所引起的国际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为焦点。

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者们为旅游发展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体现社会正义与平衡发展的价值理念。历年的世界旅游日口号中就有不少是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强调文化、人权、责任应成为现代旅游发展所必需考虑的因素。如：旅游对保护文化遗产、世界和平及相互理解的贡献(1980)；旅游与假日是权利更是所有人的责任(1983)；通过负起责任而受益(1995)；旅游业：宽容与和平的因素(1996)；旅游业：为和平和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服务的 工具(2001)；旅游：为妇女敞开大门(2007)，等等。

体现在可持续旅游的评价标准上，运用社会经济学、统计学方法衡量旅游发展的非货币价值的指标体系也逐渐成为旅游发展评价的主流方法。联合国开发署(1990)人文发展指数HDI，经合组织推广的RSR(压力一状态一响应)模型，联合国统计局(1994)推出的基于DFSR驱动力一状态一响应模型的指标体系，英国政府(1996)基于经济一环境一行为者模型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为可持续旅游发展指标提供了重要依据。而我国近几年的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牛亚菲，2002；万幼清，2006；唐善茂，2006；刘益，2006)也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纳入旅游业发展对社会政治与经济权利公正分配影响的思考，更多地考虑了人的因素、产业组织以及行业管理的因素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更加注重从旅游业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上来衡量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指标采用上也多运用相对的比率数据，以旅游业的非货币价值评价为主。

旅游业发展的正义价值已逐步通过各种国际组织以法律和规约的形式树立起来。《21世纪议程》(uN，1992)和《中国21世纪议程》(1994)都强调了公众参与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性。《全球旅游伦理规范》(1999)已经把旅游业利益相关者的社会、文化权利公正分配的目标摆在旅游经济发展目标的前面。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WTTC的《新旅游蓝图》(2003)倡导旅游业各利益相关者协同努力，促进旅游业的长期稳定增长。国际组织的这一系列举措为发展中国家在现有的政治和经济框架内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以参照的思路和方法。

在我国目前的旅游研究中，基于进化理论和涵化发展理论的各种旅游发展生命周期模型，基于冲突理论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等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与研究工具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从研究成果上来看，基于社会公正和文化保存立场探讨旅游发展给社会经济、文化、传统及政治制度带来影响的成果较为丰富；针对我国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的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也积累了一定经验；对政府、企业及社区在不同旅游管理模式中应起的作用也有了初步的论述。在我国以政府为主导发展旅游业的宏观背景之下，如何完善相关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旅游企业和社区应当如何在旅游业发展中发挥作用，应承担哪些社会责任以及如何来规约和评价，都将是基于正义价值旅游研究的主要任务。

2.3 自然权利导向――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

在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价值体系中，所有自然物都具有内在价值和平等权利，都是权利主体。其价值目标也超越了人类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而指向生物圈的和谐、繁荣和完整。这样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不再只具有工具价值或制度价值，它更是一种道德命令，具有其应然性。

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理念是近百年来环境与生态伦理思潮在旅游研究中的体现。环境经济学为可持续旅游环境提供了理论分析与评价工具，现代环境与生态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和实践层面的支持，而现代环境伦理和生态伦理学则为可持续旅游发展提供了内在的价值依据。基于正义价值的可持续旅游比基于功利价值的可持续旅游更注重人的各种权利，而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则将权利的主体无限扩张到大自然中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之物，体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宽阔胸怀。

在环境与生态伦理学的诸多流派中，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生物平等主义以及生物整体主义是几个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流派。辛格(singer，1973)认为动物解放运动是人类解放事业的继续，需要人类更多地发挥利他的精神；雷根(Regan，1983)认为动物权利运动就是人权运动的一个部分；史怀哲(schweitzer，1915)认为应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那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泰勒(Taylor，1986)认为所有的物种都应获得平等的权利；利奥波德(Leopold，1949)基于人对大地的道德情感，把人的角色从大地共同体的征服者变成其普通成员；奈斯(Naess，1974)指出人类自我实现的过程是把其他存在物的利益看作自我利益的过程；罗尔斯顿(Rolston，1975)认为，人既对生态系统中动物和植物个体负有义务，也对整个生态系统负有义务，这就是人类价值之所在。《可持续旅游发展》(1995)所定义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就吸收了生物平等主义和生态完整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强调社会普利和公平正义的原则基础上，又纳入了对人、社会和生物圈等多重价值主体的思考；既包含了人们基于功利价值和正义价值的可持续旅游的现实考虑，又超越了功利主义的资源保护观念和旅游发展观，强调了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伦理学和美学内涵，弘扬了善的价值。

环境伦理学所倡导的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理念集中体现在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在研究领域，瓦克南杰(Wackemagel，1996)提出的生态足迹模型就在国内外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实践领域，2002年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生态旅游年”，而当年世界旅游日口号就是“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虽然“生态旅游”常常被当作是一种旅游营销的工具与手段，掺杂着人们的各种功利价值诉求，但作为一种价值理念的生态旅游传递的是人们基于良心的价值理想。

我们也应认识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当人的各种权利尚未得到很好的实现时，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仍然面临着许多实践障碍；真正的生态旅游者寥寥无几；许多打着生态旅游旗号的景区却仍然以扩大经济收益为主要目的，也缺乏相应的环境监控设施和技术力量；生态旅游规划和社区参与计划往往只能停留于理论研究的层面而不能付诸实施等等。在我国，虽然针对各种类型旅游资源的生态旅游管理理论和生态旅游评价指标不断地被推出，生态旅游的概念被广泛地运用于旅游规划、旅游产品设计、营销管理以及游客管理中，但其中真正达到生态旅游要求的却是寥寥无几，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仍存在巨大的落差。

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学刊年会；学术思想；知识创新；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6）11-0138-04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6.11.019

10月19日至23日，由北京联合大学和洛阳师范学院主办，洛阳旅游发展委员会、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洛阳师范学院国土与旅游学院、《旅游学刊》编辑部、中原经济区智慧旅游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共同承办的“2016《旅游学刊》中国旅游研究年会”在洛阳举行。这也是自2011年开始，《旅游学刊》承办的第六届全国性旅游学术盛会。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旅游学刊》创刊30周年。为探讨未来5年中国旅游研究及旅游业改革发展的前沿理论与实践问题，梳理《旅游学刊》创刊30年来旅游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加强旅游学界与政府管理部门及业界的沟通和交流，“2016《旅游学刊》中国旅游研究年会”秉承“前沿・理性・责任”的永久会议宗旨，以“学术思想、知识创新与价值取向”为本届大会主题，对未来5年旅游学术研究的前沿关注进行展望，探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旅游研究与教育面临的挑战，“互联网+”时代体验经济VS分享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大遗址保护与遗产旅游开发等理论与实践相交融的前沿问题，分享旅游研究的最新成果，引领中国旅游学术研究的发展，共商中国旅游及旅游研究的未来发展之路。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香港的40余位旅游以及智慧旅游、旅游信息化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全国各高校的代表共400余人参加了此次 年会。

一、主题报告――学术思想、知识创新与价值取向

本届年会期间，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Noel Scott教授做了题为《A Cognitive Psychology Approach to Tourism Experience Design》的演讲，介绍了他使用眼动感知、肌电感知等设备测量游客生理反应从而获得游客情绪变化数据的经验，并进一步探讨了如何使用这些数据研究游客体验。美国佛罗里达大学Daniel R. Fesenmaier教授做了关于《Designing Tourism Places： Design Science， SMART Destinations and Big Data》的主题报告，深度剖析了旅游体验的本质，强调体验经济时代下支持旅游体验的共同创造，用智慧方法去设计旅游目的地。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潘冰副教授做了关于《Advances in Tourism Big Data Research》的主题报告，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大数据研究、尤其是旅游大数据研究的现状，指出了旅游大数据的优势与劣势，以及大数据分析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并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香港理工大学酒店与旅游业管理学院副院长Brian King教授做了题为《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 Capacity Building in Tourism Education： Hong Kong， China and the World》的报告，从香港、中国与世界三种尺度讨论旅游教育中的国际合作与能力建设，讨论国际组织、学者、本地政府与社区在旅游教育建设中的合作。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院长王宁教授做了题为《情感部落作为吸引物：从浪漫主义范式到部落主义范式》的报告，在旅游和休闲研究中引入了一个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部落主义，深刻对比剖析了旅游消费过程中的浪漫主义范式和部落主义范式不同的游客社会关系类型。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教授做了题为《旅游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与当代可能》的报告，戴院长谈到任何伟大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实践，除了思想家之外更要寻找需要思想并有能力转化为社会组织和生产实践的群体。旅游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尤其离不开学者的自我认同、历史自觉和学术坚守。

二、对话论坛――思想碰撞、智慧火花

本届年会专设了“河南旅游发展”和“体验经济VS分享经济”两个对话论坛。

“河南旅游发展”论坛

东北财经大学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院长谢彦君教授、河南省旅游局副巡视员李宗军、上海财经大学何建民教授、北京巅峰智业创始人及首席顾问刘锋教授、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院长张宝秀教授、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曾博伟副研究员参与了洛阳师范学院校长梁留科教授主持的“河南旅游发展”论坛，专家们就河南省旅游发展现状及问题，结合河南当前的旅游口号“老家河南”，从河南的历史文化、区位环境、产业结构以及河南旅游发展过程等角度深入探讨了其旅游业的发展方向与策略，分别提出“文化旅游”“旅游扶贫”“养老旅游”“乡村旅游”“度假旅游”“文化素养教育”等发展关键词，为河南省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建言献策。

“体验经济VS分享经济”论坛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院长王宁教授、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院长白长虹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冯学钢教授、青岛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院长马波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吴承照教授、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李柏文教授参与了由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世界旅游城市研究中心张辉教授主持的“体验经济VS分享经济”论坛。在体验经济及分享经济时代，旅游及其产品被赋予了更深的内涵和更高的期待。专家学者们就分享经济如何颠覆传统的旅游商业模式、如何把体验经济完美引入旅游产品开发和旅游服务的全过程，以及“体验经济”与“分享经济”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展开热烈的探讨。

三、分论坛――百花齐放、深度交流

1. 第一论坛：旅游、社区与社会文化

本论坛由张宝秀教授主持，王宁教授、谢彦君教授评议。

贵州民族大学旅游与航空服务学院副教授范莉娜通过对贵州黔东南处于旅游发展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3个典型侗寨中526位居民样本进行个体对本族原文化及旅游者主流文化偏好研究。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讲师万蕙等以傣族泼水节的网络游记文字为分析对象，从巴赫金“狂欢”理论出发，利用内容分析方法，研究游客在傣族新年泼水节活动中的旅游体验特征。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讲师张高军等结合中国当代社会巨变催生的具有独特性的XX后，选择国内典型旅游目的地杭州为案例，进行不同群体目的地形象的比较研究。参与第一论坛的还有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研究员崔庆明、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博士后魏雷、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文化产业与文化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尹铎、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讲师张机、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汤利华。

2.第二论坛：旅游者与旅游消费

本论坛由蔡红教授主持，白长虹教授、谷慧敏教授、阎友兵教授评议。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蔡晓梅教授等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方法，援引邻避与迎臂效应的相关理论，探讨东莞豪华酒店与社区之间的互动关系，试图探究东莞豪华酒店与社区的景观模式及其相互影响效应，以及解释资本、地方政府及其社区区民在这一过程之中与东莞豪华酒店所展演的关系。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讲师季少军用系统综述的方法对近5年来经济背景下旅游与接待业的发展研究进行了梳理。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曾丽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及焦点小组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基于消费主体、消费客体及消费过程的理论框架，通过中国公民赴日旅游购物消费探究中国出境旅游高消费现象。参与第二论坛的还有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周雪娇、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教授李志飞、山西大学商务学院讲师张建荣、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赵强生。

3. 第三论坛：旅游体验与社会发展

本论坛由徐菊凤教授主持，朱f教授、舒伯阳教授评议。

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樊友猛从体验与经验相区别的角度，对体验的概念进行词源学和语义学辨析，继而借鉴伏尔泰、梅洛-庞蒂和杜威有关体验的代表性观点，进一步厘清体验的学术内涵，最后结合具体的旅游行为和相关研究成果，提出旅游体验具有具身性、情境性、流动性和生成性的特征。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梁增贤以河南焦作云台山景区周边社区为例，针对同一研究群体于2014年和2015年开展两年度的问卷调查，研究表明周边社区居民的生活状况、自己认为值得的生活状况以及过去最好的生活状况是旅游地社区居民对自己目前生活质量评价的关键参考，而非未来期待的生活状况。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博士研究生韩静关注社会旅游对弱势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同时探讨领悟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在对国内136名流动儿童进行旅游前后对比的问卷调查发现，流动儿童的旅游参与对主观幸福感有正向影响，领悟社会支持正向调节旅游体验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参与第三论坛的还有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贾一诺、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余构雄、武汉工商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刘苏衡、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讲师林敏慧。

4. 第四论坛：旅游经济与社会发展

本论坛由王兆峰教授主持，冯学钢教授、 张辉教授、马波教授评议。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讲师代姗姗以文昌东郊椰林为例，基于系统分析方法，剖析旅游地锁定在低水平均衡陷阱的表征与起飞机制，并构建了目的地脱离低水平均衡陷阱的起飞机制。浙江工业大学讲师赵磊基于中国1999―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以旅游业发展水平作为转换变量，利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技术，对旅游业和贫困缓解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讲师等采用CFPS2014年的数据，选取与家庭旅游消费支出相关的部分变量，使用定量研究的“一般到特殊”的计量经济学建模方法，解释了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是旅游消费支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并针对家庭旅游消费的特点提出了针对性的措施，引导城市居民家庭旅游消费多元化，进一步拉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参与第四论坛的还有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博士研究生卢凯翔、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徐文月、华侨大学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赵宁。

5. 第五论坛：生态旅游与气候变化

本论坛由章锦河教授主持，钟林生教授、张玉钧教授、王静教授评议。

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旅游素养;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国民教育;旅游伦理

中图分类号:F59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7211(2016)01－0088－03

旅游休闲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马尼拉《世界旅游宣言》明确指出:“发展旅游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生活质量并为所有的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和出境旅游消费国，并形成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国民化的大众旅游休闲时代初步到来。然而，面临着我国国内国际旅游市场的转型升级大趋势，围绕国民旅游行为或权益的各种不良旅游现象与问题接踵而至。多年来，我国国内旅游游客不文明现象在各景点景区已是屡屡出现，均引发了媒体激烈讨论和社会强烈反响，国民旅游行为与权益已成为重大的社会现象与民生问题。为倡导国民文明旅游和保障公民旅游权益，《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与《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颁布施行，《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谋划制定。旅游问题根源并非全在旅游业界内部，对旅游现象的深度剖析和旅游问题的解决切莫“坐井观天”。1999年《全球旅游伦理规范》的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历年年度主题口号均切入至旅游的伦理价值，早在1988年即明确提出了“旅游:全民教育”(Tourism:educationforall)的高远主张。旨在解决旅游不文明现象“头痛医头”的现行举措却往往是鞭长莫及，“我们在理念、教育、培育、管理等都有些滞后”，“旅游伦理教育将会在大众中普遍展开，提升整个社会的旅游伦理意识水平将成为当前最要紧的工作之一”［1］。

1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的概念提出

笔者认为旅游学研究核心在于具备跨学科性乃至新学科性的旅游学现象，而非多学科视野下的旅游现象。本文提出融汇并超越单一学科理论体系的学科论，即旅游学所研究的学科对象是复合却一元的旅游学现象。由旅游者及其旅游活动所引起的旅游现象、旅游业及其影响称为旅游学现象(TouriologicalPhenomena)［2］。我们所倡导的旅游学界须树立和强化的旅游研究学科意识和问题意识，在此，则是指旅游学学科发展和旅游学现象研究的旅游学理论自觉。“旅游学研究必须高度重视理论自觉问题，强化旅游学的独立学科意识和理论体系建构。”［3］中国旅游学应充分利用中国旅游发展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提炼和创造自己的概念、命题与理论，形成本土化的学术话语，为世界旅游学增添中国旅游学家自己的理论创造。旅游学学科的理论体系构建，应从元旅游学的学科立场出发，需要相关基础概念和基本命题的系统提出，以及理论体系的整合与创建［4］。我们经常讲要“建构中国旅游管理的本土化研究理论”。借鉴“国民信息素养”“国民媒介素养”“国民科学素养”“国民艺术素养”“国民信息安全素养”等概念，突破作为旅游目的地管理理念的“游客教育”概念，我们提出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的理论概念，且必须科学构建国民旅游素养的系统理论体系与长效教育机制。所谓国民旅游素养，是指我国公民能够正确认识与充分领悟旅游休闲的价值、意义和作用，并能够有效提升旅游层次与标准、规范自身旅游服务与行为、维护自身旅游权益与安全的国民素养。国民旅游素养包括旅游职业素养、旅游伦理素养、旅游信息素养、旅游审美素养、旅游文化素养、旅游礼仪素养、国际旅游素养、旅游安全防范、旅游权益维护等具体内容，侧重旅游素养意识、旅游自然与文化常识、旅游认知态度、旅游职业规范、旅游行为规范等层面，深刻切入“文明旅游”“和谐旅游”“旅游公平”“休闲与旅游权益”“低碳旅游”“生态旅游”等实践，国民旅游素养将成为休闲社会人类生存立足的重要素质与修养。孔永生在2013年3月6日《中国旅游报》发表的《国民旅游教育:为“美丽中国”加分》一文中，倡导开展国民旅游教育，以美丽中国人的培养提升中国旅游好客度与亲和力，此举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需要，更是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现代文明程度，形成良好社会风尚，壮大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路径和举措［5］。冯学钢(2010)也主张为推动国民旅游休闲行动计划顺利实施，“我国应尽快将旅游休闲教育纳入全民教育体系”［6］。

2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的构建设想

国民旅游素养是国民素养的“窗口”平台，提升国民旅游文明素养是整个社会道德水准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我们缺少必要的国民素养公共教育，国民旅游素养是国民社会公德提升、国家精神文明建设、国际文明形象塑造的重要渠道与手段，势必倍加重视。

2.1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的研究设计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安排，国民旅游素养教育是一个系统而复杂、任重而道远的大社会工程，必须从更高层面和更宽领域加以谋划与运筹。在顶层设计上，面对国民旅游素养教育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应以国家的高远视阈去审视，从国家的多重层面去规划，凭国家的综合职能去统筹，出台国民旅游素养政策，搭建旅游素养教育平台，确保国民旅游休闲健康发展之大势必需，势在必行。同时，旅游学界应建构国民旅游素养学，这是一门介于旅游学、休闲学、伦理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其研究重心在于国民旅游素养的养成规律。要研究国民旅游素养，需要对旅游素养概念本身作慎重科学的学术辨析，进而开展国民旅游素养的实证意义上的测评研究工作;而这也正是文化软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必要成为旅游学研究的新的重要课题。国民旅游素养基本上应当属于一个新的未知领域，需要我们采取实证调查、理论描述、个案分析等多种研究手段去探测和衡量。要针对我国当今国民旅游素养的薄弱环节积极构建理念体系、组织体系、运行体系和反馈体系，进一步做好国民旅游素养的培育与优化工作。

2.2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的总体设想

国内尚缺乏针对国民旅游素养教育形成，通过各个教育要素，基于一定的调控规律和方式而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所形成的工作系统。为纠正国民旅游素养教育的异化现象，培养和造就最具现代文明品质的国民旅游休闲的决策者、管理者、服务者、消费者乃至普通民众，传播旅游休闲文化，必须对国民旅游素养教育的机制进行系统性的再造，有效构建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作为一种新型的国民素养教育框架，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涵盖着旅游从业者的敬业精神、专业能力与精致服务，目的地居民的权益维护和互惠意识，全体公民的旅游休闲生活质量意识、生态伦理与环保道德观、旅游文明行为规范、旅游安全技能等，旨在培养旅游活动追求真、善、美的伦理基底，致力于人与自然、文化和社会的终极和谐。我国的国民旅游素养教育实践需要立足本国国情，有效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的成熟的教育理念与机制模式，既坚持“文化关照”的全球视野，又强化“本土性”的资源培育。构建当前我国的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可从完善国民素养教育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整合相关社会资源和开展相关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等方面展开。作为一项崭新的现实课题，启动和推进国民旅游素养教育离不开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良好的运行机制，努力有效整合旅游素养的各种国民教育资源，建立健全国民素养的教育机制互联、教育功能互补、教育力量互动的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和民众自身“五位一体”的国民素养教育格局，构建多层次、多侧面、全方位、立体化的国民教育工作网络，并同分散的国民旅游素养教育资源逐步生成多元化的国民教育资源整合机制(见图1)，从而使国民旅游素养教育在整个旅游行业和国民教育中得到普及。

2.3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的构建策略

从整体上，国民旅游素养教育提高国民个人的生活质量，促进世界公民的和谐发展，也要贯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我国教育指导思想。如上所述，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是一项提高国民基本素养的非常系统性的浩大工程，目的在于有效引领个性、健康、文明、环保、智慧的国民休闲旅游活动，致力健全和完善旅游休闲公共服务体系。一般而言，国民旅游素养将展示其金字塔形的层次结构，呈现出从常识性知识向内生性素养生成的总体趋向。国民旅游素养教育要从素质教育转向素养培育，大力倡导休闲意识、生态意识、环境保护意识、资源节约意识，构建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提升国民旅游文明素养和社会公德意识，实现国民的教育与自我教育。在构建步骤上，开展国民旅游素养教育应充分结合我国国情实际，注意分层次推进，建构多样化的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国民旅游素养教育的具体实施大致如下:一是问题和对策的研究与论证，由专家、学者、旅游研究机构、旅游管理部门、教育管理部门和各级教育机构共同完成;二是推广普及相关观念和知识，并通过媒介宣传、素质课程、主题活动等方式实施政府、社会、学校、家庭等不同层面的教育;三是通过对前期试验的不断总结和调整，探索多元化的国民旅游素养教育路径，形成科学完善的国民旅游素养教育机制和体系。尤其重要的是，通过政府鼓励、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企业支持、社会赞助、社区参与等多种渠道，推动建立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的保障机制。应组织具有多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就国民旅游素养教育的学术基础、基础理论、教育目标及内容、教育资源评价及开发、教育方式及方法、教育效果评价等内容进行系统的探索和研究，以指导当前国民旅游素养的现实问题，提高战略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最终推动国民旅游素养教育的效果最优化。

3总结与展望

作为一个旅游学理论体系及实践系统的全新领域，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尚待探讨的理论问题、政策问题和体制问题颇多，极具学术挑战性和前沿创新性。本文对旅游素养及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进行了颇具理论整合性的初步阐释。本课题研究将旅游素养教育作为一种国民素质教育，以旅游素养这一核心概念暨理念的产生与发展为出发点。后续研究将逐步构建和夯实完善国民旅游素养教育的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以求架构独立的国民旅游素养体系，指导旅游业良性发展，为国民素养的全面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付金朋，肖贵蓉，谢宇.近10年国外旅游伦理研究评述［J］.旅游学刊，2010，25(8):88－96.

［2］陈麦池，黄成林，辛福森.旅游文化与旅游文化学研究的理论辨析［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32(5):62－66.

［3］陈麦池.基于理论自觉的中国旅游学学科构建分析［J］.旅游发展研究，2014(1):6－9.

［4］陈麦池.基于学科构建的旅游学案例研究方法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36(5):78－84.

［5］孔永生.国民旅游教育:为“美丽中国”加分［N］.中国旅游报，2013－03－06(11).

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旅游；仪式；阈限；旅游体验；旅游人类学

[中固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9－0070―05

“最好将旅游理解为一种仪式，一种与日常家居生活、工作形成强烈反差的，集休闲、旅行于一体的特殊仪式”，这就是纳尔什・格雷本(Nelson H_H.Gmbum)教授的“旅游仪式论”。此观点已成为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三个经典视角之一，它从旅游者的深层旅游动机出发，并借用人类学的仪式理论，将旅游视为一种世俗仪式，借此考察旅游者的旅游体验。由此，本文拟从仪式谈起，去探寻仪式与旅游的类似与差异，并形成“旅游是一种特殊仪式”之视角的反观与评价。

仪式――从宗教到世俗

英国人类学家w.罗伯逊・史密斯是认识到仪式地位的第一人，他认为在原始宗教中，仪式的重要性高于信仰本身；戴维・埃米尔・涂尔干(David EmileDurkheim)紧随其后，认为所有宗教都具有两个关键要素：神圣物与仪式。从阿诺德・范・吉内普(Amold Van Gennep)、涂尔干，到莫斯(Mauss)与休伯特(Hubert)，都认为仪式必须从属于宗教，当然，这与其专注于传统的小规模社会不无关系。不过，涂尔干曾在《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1912)中声称：宗教的初级形式，实质上就是上演仪式以赞美自身社会，从而带来日益巩固的社会团结。言下之意，仪式正是世俗社会的某种“神圣化”表达。如此，社会是否只能借助宗教仪式来表达自身呢?在传统小规模社会中，的确如此，超自然力量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于是宗教仪式影响巨大，无往不利；而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仪式不再是宗教的专利。睦尔(Moore)与梅耶霍夫(Myerhoff)在合著《世俗礼仪》中论证道：当代社会所笃信的“神圣”的东西――即人们赖以理解世界的基本的、公认的信仰结构――不是宗教性的，只不过是那些被为是至关重要的或能够激起强烈感情的东西。此论断成为仪式走下宗教神坛的铺垫，随后的演绎接踵而至。

1942年，凯普尔(chapple)与库恩(c00n)对“强化礼仪”与“过渡礼仪”做出区分，从而证实，漫漫人生之旅，仪式无时无处不在。无数周而复始的节庆时令，无数兴衰荣辱的关键时刻，于人而言，都无法安然度过，于是，形形的仪式，充斥着人类的生活，而这些仪式，形式上已与宗教无关，比如婚礼、开学或开业典礼、晋升或节日庆祝。不仅如此，人们内心情感与外界社会的契合方式，日益从“严肃、正式”趋向“轻松、随意”。自特纳对仪式阈限阶段的“反结构”特性作出归纳，并提出“共睦态(communitas)”体验后，在此基础上，诸如麦坎内尔(MacCanell)一类的学者石破天惊地揭示：旅游是社会不同人群所上演的一种仪式。格雷本随之在《旅游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与《作为仪式的旅游：旅游的一般理论》(Tourism as Ritual：A General Theory of Tourism)”两篇文章中对旅游与仪式的可比性作出详尽分析。尤其是其《作为仪式的旅游：旅游的一般理论》一文，从仪式性质、仪式结构与阈限体验等各方面对仪式与旅游做出比对，进而得出“旅游是一种特殊仪式”的论断。

格雷本认为，旅游――甚至于追逐阳光、大海、色情与体育的休闲旅游――是一种来自个人或社会的仪式性表达，它被深深地植入与健康、自由、自然、自我完善相关的价值观念，成为一种“再创造”的仪式，堪与朝圣及更具传统意味、更弥漫着宗教气氛之社会的那些仪式相提并论。如此看来，旅游只是众多世俗礼仪中的一种，采用何种方式表达自我与社会，是个人的选择，亦是文化的必然。

将旅游视为某种特殊仪式，似乎意味着人存在对仪式性事件的需要。就此而言，现代人与那些生活在小传统社会中的人，无甚区别。不过，大概现代人已“不屑”或“耻于”暴露心灵的需求与危机，会转而求助某类“去神圣化”的方式或事件，不为人所知地度过生命的变迁与精神的危机时段。比如旅游，或许已悄然成为相当一部分人对生活的仪式化表达，亦是一种不严肃、不正式、不公开的特殊表达，因为从表面上看，旅游只是游山玩水与奢侈的生活时尚，旅游者所追求的无非是某种肤浅、庸俗的趣味。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深入去探寻旅游者的动机与体验，将会发现一片“仪式的森林”。

以下笔者将以纳尔什・格雷本教授的《作为仪式的旅游：旅游的一般理论》一文为引，尝试对仪式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运用做出探索性的述评。

作为仪式的旅游

真正明确地将旅游视为一种仪式并为之做详尽论述的是纳尔什・格雷本。格雷本在其《作为仪式的旅游：旅游的一般理论》一文中令人震撼地提出“将旅游视为一种特殊仪式”其旅游三段论――“世俗―神圣―世俗”几乎就是仪式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再版。格雷本在文章中分析了旅游的结构、性质、旅游体验与旅游模式，以期最大限度地实现旅游与仪式理论的对接。

(一)旅游的“世俗――神圣――世俗”三段结构

无论是范・吉内普的“分离――过渡――组合”，还是特纳的“阈限前――阈限――阈限后”，格雷本的“世俗一神圣――世俗”理论都与之存在结构上的契合。旅游前与旅游后谓之“世俗”，旅游过程居中，谓为“神圣”。格雷本认为“神圣(旅游)”前后的“世俗”是不一样的，他将旅游前称为“快乐的期待”，而旅游后则可能是“忧喜交加的结果”，它们都受到旅游过程的影响。另一方面，从时空的转换来看，旅游意味着离开惯常环境，游历异国他乡，再返回惯常环境。显而易见，无论是从时间，还是从空间上看，旅游都满足仪式的“三段论”结构；并且，旅游前后的旅游者有了某种意义的变化，而这变化可理解为旅游的影响或结果。因此，旅游前，是快乐的期待；旅游中，神圣的旅游体验；旅游后，或忧或喜的结果，每一阶段都处于不同时空中，每一阶段的旅游者都发生着或多或少的新变化，这正是旅游所具有的仪式结构。

此结构另寓一层含义，即其暂时性。从旅游本质来看，旅游有异地性和暂时性两大基本属性，先撇开异地性不谈，暂时性正好表明旅游的结构，如果按照“旅游学”教科书的界定，超过一年的异地旅居就不应视为旅游，因此，再长的旅游，总有结束之时，正如仪式有始有终一样；无人愿意永久生活在仪式里，亦无人能消受经久不息的旅游。作为世俗生活的变奏与停顿，旅游与仪式在结构上基本上是大同小异 的。

(二)旅游的神圣性

涂尔干认为宗教仪式将世界两分为神圣与世俗两部分，与涂尔干如出一辙，格雷本将人们的生活分为截然不同的两大类：神圣的/不寻常的，旅行的与世俗的/乏味的/家居的。格雷本认为这两种生活的倒换亦是以仪式或礼仪为标志，不过他将人生中的意义事件等同于仪式，而人们生活中的意义事件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出旅行。在此，格雷本做了个简单的等价代换，将旅游等同于仪式，结论就是：旅游是两类不同生活倒换的标志，亦是神圣与世俗、不寻常与寻常、旅行与家居之间的分水岭。马康耐关于“旅游是一种现代朝圣”的观点将旅游的神圣性演绎到极致，许多学者亦在目的、行为与功能等方面对朝圣与旅游做出比较，试图挖掘旅游者的深层旅游动机，进而为旅游的神圣性提供佐证。这类学者认为，生活的世俗与旅游的神圣存在强烈反差：旅游过程包罗万象，从轻快心绪、优美景致、旖旎风情到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无一不使旅游者得以摆脱世俗生活的琐碎、单调、乏味、紧张与压力。不仅如此，旅游者亦有可能在此“神圣”过程中进行自我再创造(re-creation)，旅游结束之后，以“新我”之面目与“昔日社会”重新整合。

旅游之“神圣”在于它将旅游者“魔幻”似地改变了，无论这种改变是暂时抑或永久，其根本动因来自“反差”，而“反差”的原由，就在于旅游的异地性。旅游的异地性内涵丰富，既包括地理上的区别，也涵盖文化的差异，正是异地的陌生与神秘，才使旅游具有反差的魅力。

(三)旅游过程的“阈限式”体验

事实上，旅游的“神圣性”多数情况下是指旅游体验，正是旅游体验赋予旅游过程非同寻常的神圣性。

席勒提出：通过体验(游戏)这一绝对中介，人类被分裂的感性本能与理性本能可以重新融合为完整体。在此，体验被拔到空前高度，哲学家们试图用它来解决最根本的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而前苏联心理学家瓦西留克却认为体验是在克服某些生存的“裂痕”，是某种修复工作。基于此，马康耐提出旅游体验是旅游者对“本真(authenticity)”的追求，因为旅游者身处一个令其“好恶交织”的社会里，既不能离之，又在心理上疏之，而以追求本真体验为目的的旅游正是现代人释放这种矛盾情绪的途径之一。如此，旅游既是在解决一些人生的最根本问题，亦是在行使着修复人生裂痕的职责，当旅游者怀揣着此类旅游动机时，旅游的神圣性不言而喻。

格雷本认为，神圣的旅游过程正是特纳所谓的阈限阶段，而阈限过程所酝酿的“共睦态”体验，在理论上，正是多数旅游者的下意识期待。以笔者的观点，“共睦态”主要针对团体旅游者的体验，旅游在衣饰、行为等方面为他们提供了肤浅的认同体验；而对于科恩(cohen)所命名的存在型旅游者而言，阈限有时则意味着与世隔绝、自虐、自我考验、自我实现、自我提升或身份转换，是自愿选择的结果。因此，宗教仪式里通常会出现的“共睦态”体验，是否亦必然产生于旅游中，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当然，在阐释“旅游仪式论”的普适性时，格雷本也意识到仪式理论在解读千差万别的旅游体验时，所面临的危机，他因此借用以色列社会学家科恩的“旅游体验模式类型学”对之进行修补，但这种努力却无意中成为对其论文标题《作为仪式的旅游：旅游的一般理论》的反讽。且不论布斯汀(Boostin)等学者对“肤浅、琐碎”的大众旅游者之体验的轻蔑与批评，单科恩所列出的休闲娱乐型模式、转移型模式之类不甚严肃的旅游体验，都是对“阈限”体验的公然挑战。

芝加哥大学的克珍特米哈依(Crikszentimihalyi)曾提出最佳体验的标准模式――“畅爽(flow)”，这种状态“具有适当的挑战性而能让一个人深深沉浸其中，以至于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此状态实际上类似于仪式体验中的“共睦态”，但不具普适性。“畅爽”或“共睦”状态只针对部分旅游者而言，大部分旅游者都不情愿承认自己曾达到过这种最佳状态。但无论如何，有一点确凿无疑，即旅游过程与世俗生活存在反差，正是这不同程度的反差，造就出不同程度的类阈限(liminoid)式旅游体验。因此，笔者以为，“阈限”概念欲从宗教的圣堂走向世俗的旅游，对其的界定就必须降低标准；而如果非要在千差万别的旅游体验中找出公分母，也许就是人类学者都谙熟的“震撼(shock)”，它可以被理解为文化震撼、自然震撼(如或优美、或壮丽的风景)，只不过震撼的程度较轻微而已。从此意义上理解，旅游体验就是“阈限式”的，格雷本的“旅游仪式论”亦在此基础上得以成立。

(四)强化型旅游模式与过渡型旅游模式

格雷本认为不同模式的旅游亦有强化与过渡礼仪之功能。

譬如每逢周末的旅行、季节性休假、年度假日都是标志时间流逝的意义事件之流，它们有规律地强化着生命历程。确如格雷本所言：“我们去罗马的那一年”或“那个夏天，我们的狗在布赖顿(Brighton)海滩被淹死了”，实在是比“那是发生在1988年的…”这样的语句要生动、深刻得多。因此，如果将旅游这样的意义事件点缀在时间长河上，就能够让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重复、乏味生活被一次次不同事件所强化，从而赋予生命的意义。旅游的过渡功能表现在诸如国外求学、蜜月旅行、退休旅行、自我考验的徒步旅行等事件上，此类旅游的仪式属性最明显，它们是生命历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事件过后，人们似乎有“脱胎换骨”之感。旅游成为旅行者进入下一个身份或状态之前的驿站，他们在此驿站经历着精神与心灵的挣扎与洗礼，而后焕然一新。

旅游是否具有仪式的功效，答案依然要在科恩的“类型学”理论中去探寻。旅游对不同类型旅游者的作用力不同，换言之，个体旅游者感受与转化旅游功能的能力有强弱之分，因此旅游之后，旅游者是否“焕然一新”，或者“焕然一新”的程度如何，这表面似乎取决于旅游者个人；而旅游者个人则是“悬在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影响其旅游体验的因素，诸如阶层、受教育程度、职业、生性(habitus)等，都在文化背景这张网中。不过，这已经超出仪式理论的解释范围，故不赘述。

但是，旅游的强化与过渡功能，显然与仪式类似。格雷本甚至认为，正由于社会缺乏此类仪式，尤其是“通过仪式”，许多人才选择旅游的方式，来完成重大的人生变迁。

(五)仪式逆转与旅游动机

将旅游理解为一种仪式的视角，不仅可窥探到社会的缺失，而且亦折射出旅游动机与本质。在此借用特纳的“反结构”理论不无裨益，后期的特纳将世俗结构与阈限反结构之间的二元对立演绎到极端，他甚至断言：仪式活动之外的社会生活基本上是封闭的、枯燥的和无人性的；人性只有在仪式和宗教、艺术中才能得以繁荣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由于世俗生活是反人性的，人们才有倒换生活经历 的需要，而旅游正契合这种需求。格雷本在其“旅游人类学”一文中甚至列出一份清单，详述了种种世俗生活特质的仪式化逆转，比如平时节俭之人在旅游过程中难免尝试奢侈浪费、拘谨保守者偏要去冒险或放纵、久居山地的人想领略平原风光等等。旅游所提供(或包容)的这种逆转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反世俗”的，但格雷本认为这种“反世俗”远远逊色于特纳的“反结构”，因为似乎除了科恩的存在型旅游者，其他类型的旅游者都不太情愿将固有的生活模式(比如舒适的交通住宿、嗜好的饮食)改变太多，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亦并未彻底“判若两人”。也就是说，作为仪式的旅游并未与世俗彻底对立与绝裂。但格雷本没有像特纳那样用推崇仪式的方式贬低世俗，而是谨慎地将旅游与世俗联系起来，借此说明旅游只是一种世俗仪式，而非宗教仪式。不过，旅游的这种不彻底的仪式化逆转确实是一种吸引力，甚至是魔力，并于无形中内化为旅游动机。

另一方面，部分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认为旅游的魅力“微不足道”，真正的旅游动机深藏在旅游者社会内部，于是，对旅游动机的剖析最终又回到现代社会对旅游者的“推力(push)”与“拉力(pull)”上来。从旅游者对旅游体验的追逐与如痴如醉，反观出现代社会赋予现代人的旅游动机。自然的破坏、环境的污染、生活节奏的加快、随技术分工而来的工作性质的科层化、大众社会中人情的淡漠以及矫饰和虚情假意的盛行等，都将人们频繁推向旅游。可以说，旅游正凭借其便利、异域、新奇、过渡等特质而成为现代大众的宗教替代品；让“红尘暂时远去”，正是诸多现代人对旅游所寄寓的下意识期望。换个角度，现代社会所提供的交通、食宿、游娱等方面的多样选择，更成为人们义无反顾踏上旅途的动力，而这正是社会对旅游者的拉力作用。

科恩认为，无论是休闲娱乐型旅游者、转移型旅游者，还是体验型旅游者、实验型旅游者与存在型旅游者，甚至于潇洒自由的人文主义者(humanist)与二元、多元中心论者(dualist or pluralist)，他们的旅游动机都源自自身社会与文化。千变万化的旅游体验恰巧迎合了旅游者的不同目的与需求，这些目的与需求也都或多或少地带些“反世俗”的意味；但与此同时，科恩也提醒我们，旅游者行为的“逆转”并不必然意味着其对自身社会或文化的否定。

总之，格雷本认为，旅游者对旅游过程中“逆转”行为的追求，实际上反映出旅游需求与深层旅游动机，这正说明，追逐“逆转”的旅游者有转换身份、暂时逃脱世俗生活的需要。

评述

“旅游是一种特殊仪式”实乃一独特的分析视角。事实上这一论断是欲将客源地社会对旅游动机的决定性作用揭示出来，正如涂尔干所说：归根结底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是产生宗教的原因而不是相反，那么旅游归根结底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社会是产生旅游的原因。旅游体验与旅游动机密不可分，二者共同使“旅游是一种特殊仪式”之观点得到证实。

纳什认为：“把旅游看作一种仪式是值得称道的，也是人类学对旅游研究的一大推动……，但同样明显的是，它对旅游研究的帮助实在不大”。然而，纳尔什・格雷本的研究说明，“旅游仪式论”可能是触及旅游本质的途径之一。因为旅游研究的问题亟待解决的思路，许多学科都可于其中找到对应的研究层面。谢彦君认为，一条明显的旅游研究逻辑可如下所示：旅游的本质与特征(旅游学基础理论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旅游者行为特征的基本规律性(旅游心理学这一应用学科应该研究的问题)――旅游需求――旅游产业供给活动(旅游经济学这个应用学科要研究的问题)。事实上，人类学的仪式理论正是揭示旅游本质与特征的途径之一，因为要探寻旅游的本质，首先，须回到旅游者的背景文化中去，格雷本的“世俗一神圣一世俗”三段论清晰指出世俗社会与神圣旅程之间的反差与对比，从中暴露出世俗社会的缺失所在，这或许正是旅游的本质与特征所在。因此，纳什的观点值得商榷。第二，揭示旅游本质的关键在于旅游体验，仪式理论为洞悉旅游体验提供了一个视角，它导致醍醐灌顶之观点的产生，就此而言，“旅游仪式论”不容抹煞。至于旅游是否是一种世俗仪式，这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借着一种理论或方法而得以接近旅游体验的本质；当前，据笔者的理解，仪式理论以其深刻的宗教渊源而离旅游体验之本质距离最近。

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空间的生产；旅游空间生产；空间转向；启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6）08-0029-1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6.08.008

引言

在20世纪之前，人们出于对时间的优先性偏爱而表现出对空间不经意的遮蔽和忽视，空间概念的主流解释具有形而上学性质。亚里士多德的“有限空间”、牛顿的“力学绝对空间”和康德的“纯直观形式空间”是其典型代表，空间的实质在以往被看作是死亡、刻板和静止的东西[1]。近代以来，柏格森、前期海德格尔等思想家也把时间性看作体现人的本质的东西[2]。20世纪50―60年代，人们开始意识到现论过于偏重时间而降低了对空间复杂性问题的解释力度，“空间转向”思潮的出现及异军突起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和政治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3]。其中，极具代表性且影响深远的有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哈维的“资本循环和时空压缩”以及苏贾的“第三空间”理论。这些论述及其倡导的思想不仅对启蒙运动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笛卡尔式空间概念与康德哲学的空间概念发起了挑战，也因其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翻转为历史辩证法的“空间化”而改变了西方批判理论的阐述视野。该理论传入我国后，在哲学和马克思主义[4-6]、社会学[7]、文化[8]及地理学[9]等方面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学者并为其提供了一种针对复杂社会问题空间转向的研究范式。20世纪90年代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旅游空间实践活动在客观上产生了旅游空间的社会化结构和社会的空间性关系，在一些地方引发了诸如价值取向、生产方式、权益分配、空间正义等社会性空间现象和深层问题。面对类似问题，研究者呼吁我国旅游规划应将空间生产理念本土化[10]。在中观尺度上，研究出现了将新区域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应用于古镇型文化旅游目的地的框架建设和系统分析[11]。微观上出现了针对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方面的讨论[12]。本研究通过对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2015年6月之前发表在相关期刊、报刊及部分硕博论文刊载的与空间生产较密切的138篇文献进行系统分析，发现总体上“空间的生产”理论在旅游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还比较有限，只占总发文量的14.5%（表1）。

文献分析可知，与当代社会空间化全球化和地方社会经济文化重组的实践相比，目前国内对空间的生产研究存在以下特点：第一，重复性介绍西方重要经典论述的较多，且大多集中在诸如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宏观领域。第二，从研究内容所指的对象分析，与城镇及其生产效应有关的研究是集中程度较高的领域。第三，在旅游域中虽然出现了一些针对空间生产的研究文献，但关注的时间相对较晚，且聚焦在中观如古镇、微观如村寨及日常生活等领域，宏观层面以我国30多年来旅游发展为背景的提炼性文献还缺少必要的学术跟进。在我国，市场经济背景下如何更好地认识旅游空间实践带来的社会化现象？有何特征？如何规避旅游空间实践中权力、资本等带来的负效应？旅游空间实践如何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空间生产？回答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我国现代旅游空间实践亟需解决的哲学认识论和技术攻关问题。源自西方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的生产”理论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翻转为历史辩证法的“空间化”，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重要的理论进展，因其直面这些问题的独特性和解释力度成为最合适的借鉴分析工具。本文引介西方“空间的生产”及其相关延伸理论，希望构建起一座“空间生产”与“旅游空间生产”的桥梁，对我国政府主导、市场经济语境下旅游空间实践出现的社会化问题及内涵认知进行尝试解析。

1 “空间的生产”及延伸理论解析

1.1 理论出场及核心内涵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面对资本主义发展形态及其深刻内涵，理论研究最显著的趋势是从传统经济社会现代化为重心转向以社会政治文化等研究为重心。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明确提出“空间的生产”概念[13]，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从“空间中的生产”到“空间的生产”的转变1。在他看来，空间不是背景而是生产要素本身，空间的生产是一个不断自我生产和膨胀的“空间的实践”“空间的再现”和“再现的空间”三元一体复杂体系（图1）。

在此体系中，“空间的实践”属于社会空间被感知的维度，具有物理形态，担负着社会构成物的生产和再生产职能，是生产社会空间性之物质形式的过程。“空间的再现”属于社会空间被构想的维度，与生产关系的秩序或设计相连，是一切社会（或生产方式）中的主要空间和认识论的力量源泉。“再现的空间”是一种直接经历的空间，既与其他两类空间相区别又包含前者，属于被统治的、的、边缘化了的空间。列斐伏尔空间概念的核心即“（社会）空间是（社会）产物”，这一经典论述强调空间中弥漫着社会关系。在他看来，空间也是生产资料和生产手段，可以进入生产模式并被用于生产剩余价值。在此过程中由于国家（权力）和资本常常发挥重要作用，空间生产又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甚至会产生空间生产的矛盾，即空间占有和空间消费之间的矛盾。列斐伏尔从本质上揭示了空间生产的两种类型，即体现政治正当性和文化传统的象征空间的生产和为特定经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需要的功能空间的生产[13]。

1.2 空间生产的推动因素

在列斐伏尔之后，西方研究者围绕资本、权力和阶层等因素解析了空间生产的机理。卡斯特尔[14]认为城市化使个人消费日益变为以国家为中介的社会化集体消费，劳动力和资本以及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使得城市空间成为劳动力再生的空间。哈维[15]认为空间的生产是资本投资于一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初级循环，投资于建成环境的第二级循环以及投资于科教和社会领域的第三级循环。三次循环不断流动和转移，本质上是资本为占有空间并生产相应空间形态的“不动产动产化”的过程。他还直接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空间改造联系起来，阐发了社会正义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并认为新自由主义2致使地理不均衡，继而造成资本累积出现社会问题[16]。一些研究者也认为资本政治运动导致了不平衡现象的产生[17]。新自由主义使权力和财富更为集中的“非均衡性”既给资本带来机遇，也带来障碍[18]。除此之外，权力对空间生产的发生起了很大作用[19]，主要代表性人物如苏贾就认为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是空间生产的重要决定因素[20]。

1.3 空间生产的历史效用与未来指向

空间生产的历史效用体现在双重作用方面。其一，资本的空间化会带来空间的繁荣。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看，资本空间化把一切要素纳入其生产运作体系，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空间的资本化必然促使空间产生广泛的社会交往，进而造就日益丰富的社会关系。其二，空间生产的狭隘性也会导致空间生产的异化。资本的过度生产会造成资源过度浪费，生产的目的以经济利益为导向背离了人的需求，致使日常生活出现“去生活化”景象，等等。这正是列斐伏尔三元理论中“空间的再现”的一个侧面，也类同于苏贾在其“第三空间”理论认为的那样，这个空间不仅有物质存在，还具有精神属性，是真实的、关涉生活的和想象的空间，所谓“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21]。

如何消除资本、权力等因素对空间生产带来的异化现象，以及如何定位未来空间生产的方向。哈维、列斐伏尔等指出了后现代时期“空间正义”的含义。其核心理念强调存在于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领域中的公民空间权益的社会公平和公正[22]。空间正义的提出涉及到人们空间生存方式的主要内容，大大强化了社会自觉保护空间权益的导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空间的生产应该有区别于资本主义价值和生产方式的生产，其目的在于满足人们的空间需求。我国研究者指出社会主义空间生产实践要立足民众现实生活，民生幸福是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的价值旨归[23]。这些观点呼应了列斐伏尔“社会主义空间的生产意味着私人财产，以及国家对空间之政治性支配的终结，这又意指从支配到取用的支配，以及使用优于交换”的价值立场[24]。

1.4 对“空间的生产”及延伸理论的本质认知

无论是列斐伏尔还是后续研究者均倡导并认同社会研究的空间化转向是当代需要关注的前沿焦点问题，他们独特的视角和经典论述使我们对“空间化”内涵有了深刻的认识，即空间化既不同于传统的物理空间，也不是静态的社会结构，它是从物质生产到社会关系生产为核心的一个基本视野。空间化指向人化自然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生活空间”和人们在社会关系生产过程中构建起来的“空间性社会结构”。在对“空间的生产”动力及影响因素研究方面，从研究者关注的内涵可以看出，资本、权力和阶层等政治、经济和社会要素是主要因素，这从根本上丰富和拓展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理论，使其在内涵和外延上更加丰富和饱满。笔者认为，研究者立足于人本主义哲学立场和人道主义价值观，提出空间批判理论和未来空间生产的目标和方向，在理论上基本形成了空间认识论（空间的本体论）、生产论（生产的逻辑及动力）、批判论（生产带来的影响和异化）和权利论（生产的未来指向）的系统性框架。这一框架体系是对种种经济发展带来的异化现象和现实困境进行文化和社会批判的有力工具。

在当代中国，以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社会空间实践是迄今为止我国历史上最为深刻和广泛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政府主导、利用资本力量成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模式，相应地我国也进入了空间生产的集聚时代。深刻理解“空间的生产”及其延伸理论内涵、逻辑和意蕴，对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各类型的空间实践具有非常大的启示意义。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后，我国旅游空间实践过程本质上也是一类特殊的空间生产过程，可以借用“空间的生产”及其延伸理论关注的问题指向和方法论进行阐释。

2 基于“空间的生产”及延伸理论的我国旅游空间实践和空间问题透析

2.1 旅游空间实践过程

如果将历史视角的标志性事件作为观察点1，我国20世纪旅游发展可划分为20世纪2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的近代旅游发展阶段和改革开放后至今的现代旅游发展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旅游业作为中国外交事业的延伸和补充，承担的是民间外事接待功能，不具备现代产业特征。因此，本研究分析主要以后一阶段作为基本背景。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提出“旅游是经济型事业，同时又是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86―1990年），提出“旅游是经济产业”政策和“适度超前发展”；1998年，确立“旅游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2000年，提出新世纪旅游发展目标是“建设世界旅游强国”；2007年，提出“实现旅游业发展方式、发展模式和发展形态转型升级”；2009年，提出“将旅游业的指导思想定位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25]；2014年，国家提出“旅游产品品质和内涵，着力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的战略部署。从上述简要梳理可以看出，作为一类特殊的空间社会化实践过程，我国30多年来的旅游发展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功能和定位。其中，重要特征主要是政府主导、市场化实践并统筹利用各类社会资源，旅游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功能凸显，尤其是旅游的经济属性最为明显。我国旅游的蓬勃发展，总体上完成了从旅游资源大国向亚洲旅游大国进而向世界旅游大国的跨越。

2.2 旅游空间实践特征

我国旅游空间实践活动作为特殊空间生产行为嵌套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受到了同西方学者分析的权力、经济和阶层等因素的影响，且不同程度地凸显了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

权力对旅游空间生产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旅游发展及其空间实践属于一种国家选择行为。除前述旅游发展的政策导向外，旅游空间实践深嵌于另一大背景中。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确立后，我国财政包干和分税制不仅重构了央地权力关系，也使地方财政压力的化解变为更为积极履行发展经济职能。“政府主导型战略”成为追寻产业化梦想的开始[26]。旅游空间策划、规划、开发等实践活动和旅游产业性质定位也更加突出了政府主导痕迹，甚至“旅游为经济服务”成为很多地方长期进行旅游空间实践的指导思想。新税制“将商品批发零售环节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使第三产业更集中为旅游行业的发展，地方从发展旅游业中获得的利益更直接，发展旅游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旅游收益甚至成为分税制条件下很多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不同类型、不同尺度的旅游空间规划建设、以旅游为导向的目的地形象和环境建设、以旅游为媒介的投融资活动行为等不仅成为旅游自身发展、旅游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实践形式，而且也成为一些地方以旅游拉动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的主要途径。如在我国东部长三角发达地区，近年来低成本工业发展方式的外部效应逐渐彰显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新趋势，这使得地方越发重视旅游带动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各种以旅游开发为导向的土地收益成为营业税、城建税、土地增值税等多种地方税收的来源，依赖于旅游土地经济收益（旅游空间变为资本积累的工具）成为创收重要渠道。“分税制―事权不匹 配―财政压力―招商引资―（围绕旅游的）土地财政”成为地方解决增收困境的新途径之一。此外，我国晋升模式中经济考核的驱动在客观上也进一步促使地方政府表现出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主的动机，一切“能在市场体系中进行配置的资源”都可以成为经营资本。特别是在实体经济弱势的区域，在政治集权与财政分权并置约束与激励机制下，利用旅游的资本特性招商引资成为地方经济的新增长点，一些资源富集目的地旅游开发成为权力过度介入下的旅游空间生产。

旅游资源具有的资本属性是资本青睐旅游空间并进行空间投资的根本原因。旅游资源的资本特性主要表现为旅游资源区的土地资本、旅游资源及其物化的人文资本以及旅游历史文化资本，这些资本形态自身拥有的价值属性决定其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交换。资本通过对旅游空间的开发（占有空间）实现了旅游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旅游空间成为资本增值工具。常见的做法如通过开发、利用旅游资源提供给旅游者旅游吸引物与服务、利用极差收益进行旅游核心区空间置换、利用旅游文化资源进行资本化开发等。另外，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和价值量）[27]的属性同样存在于旅游运动过程中，此过程不仅可以给旅游目的地带来“人流”，还将大规模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技术流”带给“地方”，并对“地方”进行环境塑造。在此背景下，“国家或地方”也愿意通过旅游产业或旅游活动勾勒概念化的空间想象（即旅游空间的表征）以图获得资本青睐，各种围绕旅游的商务活动、产品推介、“大事件”驱动、体育赛事，旅游营销下的口号包装，成为勾勒一个地方空间比其他地方更独特的专用手段，资本直接投资于旅游领域或通过旅游媒介投资于“地方”，凸显了旅游空间生产绕不开资本的事实。

旅游空间实践还是阶层行动者网络互构推动的结果。从实践判断可知，旅游者对旅游地的凝视主要表现为对“风景”1的观看，“风景”被看成是空间和地方现实特征的美学框架，或者说是社会的象形文字。随着国民经济收入的普遍增长，旅游者对“风景”的观看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行为。现代社会消费观念融入的后现代“符号”和“图像”形式，加剧了“空间中的消费”向“空间的消费”转移，空间的消费成为增加财富、提升地位和权力的重要方式，“空间”能够成为现实旅游目的地正是旅游者对空间消费模式推动的旅游空间生产过程。在我国旅游空间实践所处的社会背景下，政府、开发商常常成为旅游地空间的支配者，旅游目的地“空间的表征”由这些制定者构想和规划而成。社会大众、社区居民等属于“表征空间”的使用者，处于被支配和消极体验地位，甚至在一些地方成为权益被动让渡的对象。多元主体间由于“权力”差异会更加固化彼此之间空间实践的关系，造成“旅游空间的再现”图景。旅游空间形象与环境、风格与品质、空间形式在作为商品被纳入现代旅游“生产-消费”体系的同时，体现出了空间消费、空间占有和空间权益分享等形式各异的“中心-”格局。

市场经济背景下我国旅游空间实践是耦合于特定社会时空背景下的发展过程，权力对旅游空间生产的要素进行规制，资本主要推动旅游“社会-经济”空间的生产，阶层的网络互构固化了旅游空间格局的形态，三者之间相互关联，交叉影响，深深作用于我国旅游空间实践过程。

2.3 旅游空间实践效能与社会问题

正如西方学者对“空间生产的历史效用具有双重作用”认识的那样，市场经济背景下权力、资本等要素介入我国旅游空间实践呈现出的也是一个矛盾复合体。一方面，体现在旅游空间生产的积极作用。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看，旅游空间的实践把一切有利于空间生成的要素如权力、资本（经济投入）和知识（规划、科技）纳入其体系，推动了各类旅游消费空间的再现。城市现代与后现代建筑奇观成为新的旅游空间视觉消费，主题乐园以及城市休闲历史街区、文化形态、标志性建筑、社区、节庆、乡村风情民俗、自然资源景区成为生产和消费的旅游商品，带来了旅游经济收益的提升，甚至成为各地积极倡导且大力发展的支柱产业。从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来看，“旅游的运动”不仅推动了旅游社会空间组织要素的变化，还支配着旅游社会空间经济、政治和生活空间的形成，带来普遍的交往和社会依赖。从旅游效能角度分析，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不同层次和类型旅游空间的涌现满足了人们对消费时代新消费形式的基本诉求，带来了高层次精神愉悦和审美，成为大众生活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其狭隘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地方过度强调旅游业是一个产业，忽视了其社会事业属性[28]。资本与权力合谋介入旅游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资本主导下的旅游空间的资本化，资本围绕最大限度攫取剩余价值原则对一些旅游空间进行重构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旅游开发中的（物质或利益的）属地化运动、商业主义倾向或赋予商品属性的空间改造、粗放式发展、景观同质化再造、旅游空间高价消费；与此同时，旅游空间的资本化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与到了后续空间格局的生产。导致诸如一些社区型文化遗产地的“去生活化”景象、旅游地优秀族群文化异化转向、传统乡村仪式从民俗到商业景观的变迁、旅游地神圣空间的娱乐化（如民族村寨祭司空间开发为旅游吸引物）、旅游空间中“人”的权能的非均衡发展、强势者对旅游空间权益的挤占、旅游空间区隔现象、旅游空间绅士化带来的空间关系再生产造成的“中心-”困局、旅游社会空间关系的杂化和再生产、旅游社区居民基本权利保障缺失、（一些地方权力与资本结合造成的）居民相对剥夺感和冲突等社会空间问题。比较典型的如在我国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浙江乌镇社区，由于社区空间被当作像商品一样成为可追逐的对象，地方政府（权力）与资本力量的结合使旅游的“经济性”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理念上“以旅游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被赋予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和地位，旅游开发使资本主导下的核心区发生居民置换问题，从而出现旅游地普遍绅士化现象，古镇作为特殊的人文社区从一个先前以社会团结为特征的“内源性自生式本体空间”逐渐过渡为一个多元要素互构共在的“外源性嵌入式建构空间”，市场逻辑下资本的渗透导致古镇在转型背景下无法形成广泛的“互容利益”，表现出“利益主体间不相容”的特征。再如在经历20多年旅游发展的江苏周庄社区，社区居民在“政府主导+企业开发+社区参与”模式下，表面上看似解决了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机会，但实质上却出现了“有参与，不能深入”“有机会，缺少能力”“有平台，缺乏引导”的深层问题，与原先居民对空间的控制权相比，本质上凸显出一种旅游发展中的“低质权能陷阱”新问题[11]。诸如此类问题在我国旅游发展中不胜枚举，这些旅游社会空间问题的出现证明，在过分强调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旅游资源配置中，物质性空间生产与社会性空间生产呈现生产与需求的断裂，说明在这些地方旅游开发不仅生产出景观空间，具有物理-地理空间的生产性质，还生产出了复杂的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具有社会-经济空间和文化-心理空间的社会性（关系的）生产性质，本质上属于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三元一体社会理论中“再现的空间”范畴，也印证了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理论中核心观点“（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和“空间生产具有社会性”等经典论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上述围绕旅游发展理念和旅游经济如何获取、交换以及分配而生的现象与问题概括表述为由资本、权力和阶层等政治、经济、社会要素和力量对旅游空间重新塑造，并以其作为底板、介质或产物，形成空间的社会化结构和社会的空间性关系过程。资本、权力和阶层等政治、经济、社会要素和力量是参与我国旅游空间实践的重要决定因素。

3 新时期我国旅游空间实践的认知转变

3.1 范式转换：重视旅游空间实践中空间向度的研究

列斐伏尔及相关研究者面对资本主义发展形态和深刻内涵，论述中最重要的是将唯物主义基础从时间移向空间，强调的空间不是通常几何学和传统地理学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的建构过程；不是同质性的抽象逻辑结构和既定的先验性统治秩序，而是一个动态的矛盾的异质性实践过程。从前述分析可知，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旅游空间实践中空间资本化是资本创新场景的必然结果，这是必要的。也可以看出，空间的生产在旅游空间实践中的逻辑因较长时间受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导向影响表现出如下特点：经济社会发展―（某地）旅游兴起―资本空间化―空间资本化―人地关系及社会空间关系生产；反逻辑循环，又体现了（某地）人地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进一步物化，进而产生异化集聚的社会空间效应。面对新现象，我们需要转变对旅游空间实践的理念认识，从传统旅游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对“物”的关注上升为旅游研究的空间政治经济学层面，除经济学家等所言的以物的生产与消费过程作为参照外，还应更多采用多学科知识关注空间的社会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自然不能脱离“社会-空间”辩证法的理论视阈，这是范式转向的视角层面理据。

在空间概念体系分类层面，我国理论界目前现有引用空间生产理论的旅游文献大多将该理论作为背景性指导工具，对具体如何剖析空间结构，关注空间的社会性需要，形成空间社会性分析范式的研究还较为欠缺，有碍于认知性和运用性研究基础的推进。如何更好地体现旅游空间实践中的“社会-空间”辩证法？受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社会理论的启发，以及根据我国现代旅游空间实践的特征分析，将现代旅游空间实践活动对接列斐伏尔及其后续研究者的系列理论内涵进行抽象，并进行结构层次划分显得十分必要。据此，第一层次可抽象为“旅游空间的实践”，指旅游地景观或文化物质载体的开发实践，是一切旅游实践活动的现实条件和物质载体，以“实在的自然空间”为基础，属于旅游物理-地理社会空间实践形态。第二层次为“旅游空间的再现”，指通过策划、规划等手段使旅游景观符号系统呈现的过程，是由各种功能系统交织耦合在一起的旅游社会经济系统，不同主体在旅游经济交往中形成不同组织形式，属于旅游社会-经济空间形态。如旅游策划规划的表达、旅游开发活动、目的地文化符号的对外展示、旅游利益分配形式等。第三层次为“再现的旅游空间”，即情感、信念和意志的空间，与游客和利益相关者联结，属于旅游文化-心理空间形态（表2）。如旅游空间实践对目的地社会生活的影响、旅游收益（如何）共享、旅游社会经济感知和体悟等。

上述划分可归纳为旅游“社会-空间”辩证分析范式，即旅游空间实践生产旅游社会空间，旅游社会空间制约旅游空间实践（旅游空间的社会化过程及其表现形式）。旅游空间是旅游实践的产物，体现了旅游空间的本体论。旅游空间负载着社会性，旅游经济发展、旅游文化生产、居民身份认同等铭刻于旅游空间，这个空间可以被认知和解读，体现了旅游空间的认识论。旅游空间是发展变化的，不仅有物理空间的生产，还有社会空间及其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体现了旅游空间的发展论。这种三维分类研究将旅游空间实践布展在“社会-空间”分析范畴中，通过分析旅游空间实践背后的社会意义、塑造旅游空间和社会动力以及旅游空间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来审视旅游空间实践活动，阐述了“旅游社会空间是旅游空间实践的产物”的观点，体现了旅游空间实践的社会性。

旅游“社会-空间”辩证分析范式反映了旅游社会空间各功能系统交织耦合起来的空间形态，静态上可以体现旅游空间实践的空间结构和空间样态，动态上可以体现旅游空间的重组与关系转换，有利于在认知和研究中区分关于旅游空间实践的“（物理-地理）感知的”“（社会-经济）技术规制的”和“（文化-心理）体验的旅游空间”之间的差别，对我国新时期旅游空间实践和生产正向作用的颂扬和反向作用的批判具有方法论认识和指导作用。

3.2 深层指向：针对旅游空间实践资本空间化的批判

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旅游空间实践及文中谈及的典型案例地分析可知，旅游空间实践引发的空间生产受到了中国式的政治经济“推-拉”体制和资本循环中的“自利性”因素的制约[29]。在我国现行政治经济体制下，财政分税“推”下的“央地财政分权”迫使地方政府“更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晋升体制“拉”背景下分权化权威主义的存在形成官员晋升锦标赛，考核焦点是具有显性考核尺度的经济发展。土地政策具有的寻租优越性和资本增值性充当了“推-拉”体制下地方政府价值和行为更重视旅游经济产业数量增长的媒介。

结合实际，笔者认为资本循环中的“自利性”主要表现在资本循环中选择性转移和节奏性控制。资本在第一循环过程主要完成“社会经济空间的生产”，资本的“无止境积累性”最终出现“过度积累危机”。按照资本循环的内在规律，化解危机的二次循环将投向“建成领域”和三次循环的“社会领域”。结合前述分析和实践可知，无论在哪种类型和尺度的旅游空间实践中，首要任务是解决旅游空间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这其实属于旅游空间实践的生产性投资；随后集中在生产性和消费性投资领域，主要集中解决旅游者“旅游空间中的消费”（如旅游空间中的各种活动）和“空间的消费”（如现代旅游空间本身的视角消费、体验消费等）。按照资本循环规律，第三次循环将集中于旅游社会性领域，虽然列斐伏尔认为“资本生产的兴盛是由于在空间生产中无限扩展和自我突破”[30]，但是由于存在“周期过长”和“投资有限”的问题，资本在此阶段有可能选择“推迟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即出现资本在整体循环链的节奏性控制现象。事实上，在旅游空间生产中导致诸多社会空间问题的出现便是资本在旅游域中的第三次循环放慢了速度或终止了循环。在旅游空间实践中，受我国政治经济“推-拉”体制和资本循环中“自利性”因素制约，旅游产品的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成为主要甚至唯一的考量，旅游空间资本化的意识形态仅仅从旅游地人（尤其是原住民）的自然存在去理解人的发展，把此发展等同于自然生命的发展，其要害在于突出旅游地资本化对于人的自然生存的价值，而遮蔽或忽略了作为旅游地人的存在和社会关系实质的内涵发展。可以看出，正是“旅游开发中的经济导向”现象本质上服务于资本的积累，客观上导致了旅游权益惠民不足的问题。这可以较好地解释我国很多地方为什么在同一旅游地同时存在“景区绅士化”和“破旧化”的矛盾式微地理景观，也可以诠释不同主体间生产关系不断再生产的深层原因。给我们带来的认知启发是：对于市场经济背景下我国旅游空间的实践，应该看到其实践的社会性及其带来的异化。扬弃旅游空间生产带来的异化现象需要警觉资本逻辑对旅游空间实践的另类牵引[31]。

3.3 愿景实现：凸显旅游空间实践新的发展伦理支撑

在空间生产理论体系中，列斐伏尔及其后续研究者均明确或暗示性地强调了空间的生产带来的非正义性可以使冲突者卷入某种“斗争”，这一认识暗含了反抗操控和扬弃异化的作用，对新时期我国社会建设具有相当大的警示性。旅游空间生产及其带来的空间异化促使我们产生了对旅游空间实践的正义性和新伦理进行探索。近年来，国家也提出关于“旅游作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 “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旅游可持续发展”“让大众享受到旅游开发带来的成果”等各类表述，落实上述精神的关键是在旅游空间实践中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以及社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平衡关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旅游空间生产在本质上意味着空间由“被支配”到“被利用”的转变，是使用价值具有优先性的新型旅游空间实践方式，无论在何种类型或层次的旅游开发中，需要更多考虑旅游空间实践“为了谁”的本源问题，重视旅游空间生产的社会性，倡导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适度引导权力、资本对旅游空间实践的正当介入；尤其需要建立风险防范和保障体系，促进资本向第三次循环充分转移，协调“资本”与“人本”关系，明确旅游空间生产效能“以人为本”的需求面向，注重利益主体在旅游空间实践中的权利、机会和结果的平等性。未来旅游空间实践的政府主导模式、引进外资、壮大民营资本、利用外资等各种资本形式将会是越来越不可避免的行为，这为我们合理驾驭资本与创新旅游空间实践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利用资本促进旅游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有效防止权力、资本对旅游空间实践的另类牵引。从旅游发展的理念和终极目标来看，旅游空间生产需要以保障利益相关者的权能和合理分享旅游权益为核心（尤其是弱势利益相关者），促进旅游空间正义和空间生态文明，实现旅游利益共生，旅游空间共享。国家旅游愿景实现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使不同主体能够相对自由平等地享有旅游公共空间权益，实现“让每个人梦想成真” “让好地方更精彩” “让落后地方有信心”“让目的地走向世界”[32]。

4 结论与讨论

（1）西方社会针对空间转向形成的“社会-空间”分析范式，能为化解我国包括旅游领域在内的各类社会主义空间实践出现的空间生产问题提供参考。“空间的生产”理论的主旨是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翻转为历史辩证法的“空间化”，其核心内容宣扬“（社会）空间是（社会）产物”，强调空间社会性及其辩证法的重要性，这一认识可以激发我们对空间本体的深化理解。该理论立足于人本主义哲学立场和人道主义价值观，基于空间社会统一体的认识，已经形成了具有系统性、逻辑自洽的空间认识论、生产论、批判论、权利论的“社会-空间”分析范式。西方社会研究的空间化转向成果是我国进入空间生产集聚时代，重新认知、理解和解析空间的社会化结构以及社会的空间性关系形成过程需要借鉴的重要前沿理论。

（2）我国新时期旅游空间实践是基于政府主导模式下的市场化背景，并耦合于特定社会时空下的新型空间实践过程，具有鲜明的空间生产特征。我国现代旅游发展的30多年来，政治权力作为国家选择行为对旅游空间生产要素进行规制，资本完成推动旅游社会-经济空间的生产，阶层网络互构固化了旅游空间格局形态。我国旅游市场蓬勃发展完成了从旅游资源大国向亚洲旅游大国进而向世界旅游大国的跨越，但是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空间的社会化现象和空间性危机诸多问题，甚至引发了旅游域中社会关系的生产、建构及新空间形式的涌现，这是我国新时期旅游空间实践活动出现的新的社会空间生产问题。

（3）未来我国旅游空间的理性实践需要融入西方社会空间转向理论成果，在空间认知的范式转换、资本化批判和新的发展伦理支撑方面进行筹划与审视。在研究向度上，我们不能脱离旅游“社会-空间”辩证分析的理论视域，这是范式转向的视角层面理据；在概念体系分类层面，可以将旅游空间的实践（物理-地理空间）、旅游空间的再现（社会-经济空间）和再现的旅游空间（文化-心理空间）作为旅游“社会-空间”辩证分析范式。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旅游空间实践中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不仅是立场问题，还是社会主义旅游空间实践的伦理价值问题。作为一种批判理论，空间的生产理论可以作为指导人们更好地去从事实践的规范指南，面对未来，涉及旅游空间生产的多元主体，尤其是空间生产主导者、实践者、研究者可在旅游策划、规划、开发等方面增加“社会-空间”辩证思维，遵守旅游空间生产中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相匹配的原则，协调旅游空间实践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优化旅游空间生产关系和生产秩序，改变“见地不见人”的“增长主义模式”，实现旅游空间实践的经济、社会和空间权利协同发展。

（4）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空间的生产”及延伸理论主要是基于西方国家全球化资本主义空间扩展背景而提出，该理论内涵指向在空间批判视角和终极关怀上具有同马克思主义一样的一致性和传承性，但具体生产问题需要结合实情分析。本研究呼吁新时期我国旅游空间实践需要借鉴“空间的生产”及延伸理论，也是基于旅游空间资本化和资本空间化导致社会化问题和空间关系再生产现象而提出的。空间的生产理论在于揭示人类社会中的隐藏机制，该理论为新时期旅游地旅游空间实践研究范式转型提供了一个重要方向而不是唯一方向，是对传统的发展而不是摒弃。西方学者提出此理论有其特殊背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各类旅游空间实践有其特殊国情，权力、资本和社会阶层可以作为影响因素分析，但不能简单套用。从认识论的角度讲，“社会-空间”辩证法和分析方法是需要继承的精髓；从研究和实际操作角度讲，更多后续细化工作应注意与我国特殊国情相结合。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Guo Wen， Wang Li， Huang Zhenfang. Study on the production of tourism space and residents experience――A case study of Zhouzhuang Ancient Water Town in the south Yangtze River[J]. Tourism Tribune， 2012， 27（4）： 28-38. [郭文， 王丽， 黄震方. 旅游空间生产及社区居民体验研究――江南水乡周庄古镇案例[J]. 旅游学刊， 2012， 27（4）： 28-38.]

[2] Feng Lei. Understanding Space：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Concept Space[M].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8： 1-3. [冯雷. 理解空间： 现代空间观念的批判与重构[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1-3.]

[3] Li Chunmin. Research on Marx's Theory of Social Space[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3-7. [李春敏. 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理论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3-7.]

[4] Wang Min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J]. Foreign Theoretical Trends， 2006， （1）： 46-52. [汪民安. 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J]. 国外理论动态， 2006， （1）： 46-52.]

[5] Hu Daping. Production of space：The new growth theory of contemporar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N]. China Social Science News， 2009-09-01（4）. [胡大平. 空间生产：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新的理论增长点[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09-01（4）.]

[6] Zhuang Yougang. Logic， problems and trend of the western space production theory[J]. Marxism & Reality， 2012， （6）： 116-122. [庄友刚. 西方空间生产理论的逻辑、问题与趋势[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2， （6）： 116-122.]

[7] He Xuesong. Space shift of social theory[J]. Society， 2006， 26（2）： 34-46. [何雪松.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J]. 社会， 2006， 26（2）： 34-46.]

[8] Lu Yang. Space theory and literary study[J]. Foreign Literature Study， 2004， （4）： 31-37. [陆扬. 空间理论和文学研究[J]. 外国文学研究， 2004， （4）： 31-37.]

[9] Wu Qiyan.The critic of the neoliberalism urban studies in China[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31（7）： 769-773. [吴启焰.新自由主义城市空间重构的批判视角研究[J]. 地理科学， 2011， 31（7）： 769-773.]

[10] Li Con. Tourism space produc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Consumption patterns[J].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9， 6（1）： 39-40. [李琮.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旅游空间生产――消费模式[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6（1）： 39-40.]

[11] Guo Wen. Production of Tourism Space： Theory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Ancient Town[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5： 44-74. [郭文. 旅游空间生产： 理论探索与古镇实践[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44-74.]

[12] Gui Rong， Lv Wanqing. Brief discussion on spatial production of ethnic cultural tourism[J]. Human Geography， 2013， 28（3）： 154-160. [桂榕， 吕宛青. 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刍议[J]. 人文地理， 2013， 28（3）： 154-160.]

[13]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 Blackwell， 1991： 31-39.

[14] Castells M. The city and Grassroots[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3： 25-60.

[15]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M]. Oxford： Blackwell， 1982： 274-366.

[16] Harvey D.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M]. London： Oxford Press， 2005： 1-39， 120-151.

[17] Smith N.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 Blackwell， 1984： 90.

[18] Brenner N， Theodore N. Cities and the geographies of actually existing neoliberalism[J]. Antipode， 2001， 3（34）： 349-379.

[19] Wang Minan. Body， Space and Postmodernity[M].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104. [汪民安.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104.]

[20] Soja E W. Postmodern Geographies： Reiterate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4： 56. [苏贾. 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56.]

[21] Soja E W.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M]. Oxford（UK）， Cambridge， Massachusetts（USA）： Blackwell， 1996： 88-104.

[22] Qian Yu ying， Qian Zhenming. On the road to spatial justice：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 mechanism of Chinas urbanization[J]. 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2012， 28（2）： 61-64. [钱玉英， 钱振明. 走向空间正义： 中国城镇化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机制[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2， 28（2）： 61-64.]

[23] Wang Zhigang. People's livelihood： The value aim of space production on socialist city [J]. Socialism Studies， 2012， （1）： 33-37. [王志刚. 民生幸福： 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的价值旨归[J]. 社会主义研究， 2012， （1）： 33-37.]

[24] Lefebvre. Space： 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M]. Wang Zhihong trans. Taipei： The plaintext， 1994：19-45. [列斐伏尔. 空间： 社会生产和使用价值[M]. 王志弘， 译. 台北： 明文书局， 1994： 19-45.]

[25] The State Council. Views on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N]. China Tourism News， 2010-01-04（1）. [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N]. 中国旅游报， 2010-01-04（1）.]

[26] Dong Guanzhi， Zhang Yinling. A review of tourism industry， tourism discipline and tourism planning over the past 30 years in China[J]. Human Geography， 2010， 25（3）： 1-4. [董观志， 张银铃. 中国旅游业、旅游学和旅游规划的30年述评[J]. 人文地理， 2010， 25（3）： 1-4.]

[27] Marx K. Das Kapital （the 1st Volume）[M]. Guo Dali， Wang Yanan，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Sanlian Bookstore， 2012： 1-3.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2： 1-3.]

[28] Shi Peihua. Research on the Comprehensive Function and National Strategy of Tourism[M]. Beijing： Chinese Tourism Publishing House， 2009： 1-4. [石培华. 旅游业综合功能与国家战略研究[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9： 1-4.]

[29] Guo Wen. Connotation， logical system and its reflections of production of space on Chinese new urbanization practi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6）： 33-39. [郭文. “空间的生产”内涵、逻辑体系及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实践的思考[J]. 经济地理， 2014， 34（6）： 33-39.]

[30] Lefebvre H.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M]. London Allison and Busby， 1976： 70-71.

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生态旅游；研究开发；问题；建议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7]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三） 拓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提高生态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的现实，拓宽理论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学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及保护工作服务，从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旅游资源中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貌旅游资源、水文旅游资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学问题。可见，旅游地学与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密切相关。目前已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无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态旅游热点。生态旅游和地质旅游的对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险游，沙漠景观探险旅游，焦作市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及广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险游和全国性的漂流旅游热等等。

（四）加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我们发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规律的。一般情况下，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以滇西、湘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也常常保存有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状态，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东巴文化与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认识“香格里拉的魅力”，体会东巴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 引导生态旅游企业贯彻“社会市场营销”理念

传统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识结构方面存在自然科学知识面不够宽的缺陷，生态旅游知识更是不足，从而造成我国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和资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现状。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展消费者教育，并将之渗透到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让消费者在享受生态旅游乐趣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生态旅游的内涵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让政府管理层和旅游业从主人员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生态旅游环境效益外部化和内部化的内涵，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转变观念，主动地考虑社会长期利益即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好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及社会长远利益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以社会市场营销理念为生态旅游企业经营理念，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自然保护区与生态旅游[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2] 卢云亭．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发展[j]．经济地理.，1996，16（1）．

[3] 张广瑞.．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j]． 财贸经济，1998，（8）．

[4] 陈忠晓，彭建．生态旅游内涵辨析[j]． 桂林旅游专科学校学报，2001，12（1）．

[5]李东和，张结魁．论生态旅游的兴起及其概念实质[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9，（2）．

[6]崔凤军，杨永慎． 泰山旅游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利用强度研究[j].．地理研究，1997，16（4）．

[7] 白光润． 生态旅游[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生态旅游;研究开发;问题;建议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 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 “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三) 拓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提高生态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的现实，拓宽理论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学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及保护工作服务，从而

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旅游资源中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貌旅游资源、水文旅游资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学问题。可见，旅游地学与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密切相关。目前已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无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态旅游热点。生态旅游和地质旅游的对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险游，沙漠景观探险旅游，焦作市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及广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险游和全国性的漂流旅游热等等。

(四)加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我们发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规律的。一般情况下，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以滇西、湘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也常常保存有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状态，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东巴文化与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认识“香格里拉的魅力”，体会东巴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 引导生态旅游企业贯彻“社会市场营销”理念

传统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识结构方面存在自然科学知识面不够宽的缺陷，生态旅游知识更是不足，从而造成我国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和资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现状。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展消费者教育，并将之渗透到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让消费者在享受生态旅游乐趣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生态旅游的内涵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让政府管理层和旅游业从主人员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生态旅游环境效益外部化和内部化的内涵，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转变观念，主动地考虑社会长期利益即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好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及社会长远利益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以社会市场营销理念为生态旅游企业经营理念，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自然保护区与生态旅游[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2] 卢云亭.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发展[J].经济地理.，1996，16(1).

[3] 张广瑞..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J]. 财贸经济，1998，(8).

陈忠晓，彭建.生态旅游内涵辨析[J]. 桂林旅游专科学校学报，2001，12(1).

李东和，张结魁.论生态旅游的兴起及其概念实质[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9，.

崔凤军，杨永慎. 泰山旅游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利用强度研究[J]..地理研究，1997，16(4).

白光润. 生态旅游[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生态旅游；研究开发；问题；建议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WWw.133229.COm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7]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三） 拓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提高生态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的现实，拓宽理论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学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及保护工作服务，从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旅游资源中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貌旅游资源、水文旅游资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学问题。可见，旅游地学与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密切相关。目前已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无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态旅游热点。生态旅游和地质旅游的对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险游，沙漠景观探险旅游，焦作市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及广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险游和全国性的漂流旅游热等等。

（四）加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我们发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规律的。一般情况下，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以滇西、湘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也常常保存有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状态，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东巴文化与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认识“香格里拉的魅力”，体会东巴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 引导生态旅游企业贯彻“社会市场营销”理念

传统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识结构方面存在自然科学知识面不够宽的缺陷，生态旅游知识更是不足，从而造成我国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和资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现状。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展消费者教育，并将之渗透到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让消费者在享受生态旅游乐趣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生态旅游的内涵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让政府管理层和旅游业从主人员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生态旅游环境效益外部化和内部化的内涵，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转变观念，主动地考虑社会长期利益即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好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及社会长远利益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以社会市场营销理念为生态旅游企业经营理念，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自然保护区与生态旅游[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2] 卢云亭．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发展[j]．经济地理.，1996，16（1）．

[3] 张广瑞.．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j]． 财贸经济，1998，（8）．

[4] 陈忠晓，彭建．生态旅游内涵辨析[j]． 桂林旅游专科学校学报，2001，12（1）．

[5]李东和，张结魁．论生态旅游的兴起及其概念实质[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9，（2）．

[6]崔凤军，杨永慎． 泰山旅游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利用强度研究[j].．地理研究，1997，16（4）．

[7] 白光润． 生态旅游[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生态旅游；研究开发；问题；建议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7]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三）拓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提高生态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的现实，拓宽理论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学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及保护工作服务，从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旅游资源中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貌旅游资源、水文旅游资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学问题。可见，旅游地学与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密切相关。目前已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无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态旅游热点。生态旅游和地质旅游的对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险游，沙漠景观探险旅游，焦作市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及广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险游和全国性的漂流旅游热等等。

（四）加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我们发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规律的。一般情况下，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以滇西、湘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也常常保存有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状态，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东巴文化与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认识“香格里拉的魅力”，体会东巴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引导生态旅游企业贯彻“社会市场营销”理念

传统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识结构方面存在自然科学知识面不够宽的缺陷，生态旅游知识更是不足，从而造成我国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和资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现状。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展消费者教育，并将之渗透到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让消费者在享受生态旅游乐趣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生态旅游的内涵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让政府管理层和旅游业从主人员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生态旅游环境效益外部化和内部化的内涵，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转变观念，主动地考虑社会长期利益即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好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及社会长远利益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以社会市场营销理念为生态旅游企业经营理念，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自然保护区与生态旅游[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2]卢云亭．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发展[J]．经济地理.，1996，16（1）．

[3]张广瑞.．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J]．财贸经济，1998，（8）．

[4]晓，彭建．生态旅游内涵辨析[J]．桂林旅游专科学校学报，2001，12（1）．

[5]李东和，张结魁．论生态旅游的兴起及其概念实质[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9，（2）．

[6]崔凤军，杨永慎．泰山旅游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利用强度研究[J].．地理研究，1997，16（4）．

[7]白光润．生态旅游[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生态旅游；研究开发；问题；建议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7]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三）拓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提高生态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的现实，拓宽理论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学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及保护工作服务，从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旅游资源中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貌旅游资源、水文旅游资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学问题。可见，旅游地学与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密切相关。目前已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无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态旅游热点。生态旅游和地质旅游的对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险游，沙漠景观探险旅游，焦作市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及广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险游和全国性的漂流旅游热等等。

（四）加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我们发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规律的。一般情况下，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以滇西、湘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也常常保存有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状态，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东巴文化与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认识“香格里拉的魅力”，体会东巴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引导生态旅游企业贯彻“社会市场营销”理念

传统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识结构方面存在自然科学知识面不够宽的缺陷，生态旅游知识更是不足，从而造成我国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和资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现状。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展消费者教育，并将之渗透到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让消费者在享受生态旅游乐趣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生态旅游的内涵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让政府管理层和旅游业从主人员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生态旅游环境效益外部化和内部化的内涵，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转变观念，主动地考虑社会长期利益即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好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及社会长远利益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以社会市场营销理念为生态旅游企业经营理念，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自然保护区与生态旅游[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2]卢云亭．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发展[J]．经济地理.，1996，16（1）．

[3]张广瑞.．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J]．财贸经济，1998，（8）．

[4]晓，彭建．生态旅游内涵辨析[J]．桂林旅游专科学校学报，2001，12（1）．

[5]李东和，张结魁．论生态旅游的兴起及其概念实质[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9，（2）．

[6]崔凤军，杨永慎．泰山旅游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利用强度研究[J].．地理研究，1997，16（4）．

[7]白光润．生态旅游[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3篇

背景：随着科学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在日常生活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重。旅游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旅游业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行业。旅游活动要顺利进行，交通是影响旅游活动的众多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没有交通的发展，旅游就无从谈起。便捷迅速的交通署旅游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充要条件。旅游过程一般以景点为节点，以交通路线为连接而形成闭合系统，其中包含了食、宿、行、游、够、娱等各种活动。从旅游业的发展里程来看，交通始终起着支配作用，是旅游业发展和产生的先决条件，同时，世界旅游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交通的发展。不管旅游活动是以什么为目的，达到什么样的等级水平，若要完成这样的闭合系统运转，骄傲同是充分必要条件;换言之，就是既要有交通路线通达、交通工具运输，又要有交通路线，交通活动将素有旅游内容串联起来，设计出一个较优化的旅游计划。可以说，没有交通就没有旅游。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发明、应用、和普及，可以看成是交通发展的标志，所以研究交通、交通工具与旅游业的关系的非常必要的。各种不同交通方式的出现，也带来了旅游方式的转变。

研究意义：旅*业虽然兴起的时间不长，但是在这一课题的研究，国内国外都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例如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旅游经济学理论、旅游社会学、旅游中心地理论、旅游心理学等等众多理论成果和学科。虽然这一课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众多成果，但是我认为，对这一课题的继续研究还是非常必要的。旅*业毕竟是一个兴起不久的行业，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旅游需求的增加，旅游业也必定会快速的发展变化。各种各样新的问题，新的情况都需要我们去继续研究，继续应对，所以社会日新月异的今天，这一课题仍旧没有过时，仍旧有其研究意义。

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朝阳产业，它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影响关系。从理论上讲，旅游业并不直接增加和创造社会财富，它只是通过旅游者的旅游消费使社会财富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进行再分配。如何让财富进行高效，合理的分配，交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合理高效的交通是合理高效分配的基础。旅游业是人民经济发展状况的标志。旅游消费不属于人们的基本生活消费，它是社会经济实力、人们收入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可以说，一个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状况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的标志。同样一个地区的交通发展状况，也代表着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使旅游日益成为现代人类社会主要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活动。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带薪假期的增加，旅游业将持续高速度发展，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之一。据预测，未来10年间，我国旅游业将保持年均10.4%的增长速度，其中个人旅游消费将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长，企业、政府旅游消费增长速度将达到10.9%;到20xx年我国旅游总收入占GDP的比例达到8%;到20xx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和第四大客源输出国。作为新兴消费热点行业之一的旅*业，在我国将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很多省区和重要城市都把旅游业作为支柱行业和重点行业来发展。如何处理发展机遇与其带来的交通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国内外相关研究状况：旅游交通的理论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旅游交通的概念(保继刚、楚义芳，1999;关宏志等，20xx;卞显红、王苏洁，20xx;吴刚等，20xx)，普遍认为旅游交通是指游客所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设备以及运输服务。孙有望、李云清(1999)，指出交通是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深刻地揭示交通在旅游中的作用和地位。另外，在旅游交通规划、旅游交通需求研究、旅游交通管理和政策效力分析研究等方面国内学者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国外旅游交通的研究状况主要集中在交通与旅游目的地发展关系研究、旅游佳通安全性研究、旅游交通的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等方面。

参考文献

Byung-WookWie,DexterJ.L.Choy,Trafficimpactanalysisoftourismdevelopment.AnnalsofTourismResearch,1993.

I.B.F.Kormoss.FuturedevelopmentinNorth-WestEuropeantourism:Impactoftransporttrends.TourismManagement,1989.

PaulPeeters,EckhardSzimba,MarcoDuijnisveld,MajorenvironmentalimpactsofEuropeantouristtransport.JournalofTransportGeography,20xx.

崔利。旅游交通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xx.

杜学。旅游交通概论。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

来逢波。区域交通与旅游的关联性探析[J].交通企业管理，20xx(11)。

李伟。旅游学通论。科学出版社，20xx.

孙有望，李云清，论旅游交通与交通旅游。上海铁道大学学报，1999,(20)。

谭颖青。从罗定市旅游交通规划看区域旅游交通网络的规划原则。社会科学家，20xx.

汪正元。论我国旅游交通的几个特性及其发展方向。旅游学刊，1989(03)。

2.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拟采用的研究方案、研究方法或措施。

本论文深入探讨交通与旅游业的关系，分析交通工具的发展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以及旅游业的发展对交通的反作用。通过对比、类比、以及数据分析，交通与旅游业的发展展开研究。根据以上思路，我的研究方法如下：

1）仔细研读相关着作、作品，使自己对课题有一个透彻的认识。在阅读的过程中随时将个人心得记录下来。

2）大量查阅国内外关于交通与旅游业发展的专业文献，总结他人的观点，并与自己的观点相比较，从而得到新的看法，并改进自己的观点。

3）借助互联网了解中外专家学者、各界人士、对于对于交通与旅游业的观点和看法，充实完善自己的观点。

4）和论文指导老师保持密切联系，寻求指导，为文章润色，力争出色。

3.预期成果形式。

4.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及难点，前期已开展工作。

重点：交通的发展对旅游业带来的积极意义，和应对消极影响应采取的策略难点：具体分析交通对旅游业都产生了那些影响，如何产生的。以开展工作：查阅相关资料，草列提纲。

5.完成本课题的工作方案及进度计划(按周次填写)。

第七学期第7周：确定选题，与指导老师见面。

第七学期第8-9周：完成开题报告。

第七学期第10周-第八学期第9周：撰写毕业论文。

第七学期第14周：完成中期报告，参加中期检查;

第18周：完成一稿。第八学期第4周完成二稿。

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4篇

从学术问题到学术规范：旅游地理学者的自觉性反思

中国旅游地理学发展在经历了“量”的积累后，走向“质”的飞跃，更加关注学术贡献，强调旅游地理学为其它学科输出知识，强调研究的问题意识至关重要。近年来，许多学者参与到旅游学术研究规范的讨论中。旅游地理学要成为一门“常规科学”就必须取得学术成就足以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它竞争模式；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规范的建立至关重要，成为未来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取得学术贡献的重要前提。

社区旅游、节事旅游、遗产旅游、城市旅游、旅游流等成为研究热点

旅游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在原有基础上发生显著变化。在旅游资源开发与区域规划、区域旅游竞争与合作、旅游动机与行为、旅游地空间结构演化、旅游生态与环境、旅游影响等传统研究领域出现一批新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伴随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在一些新兴和热点领域的研究，如社区旅游、节事旅游、遗产旅游等方面也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社区旅游研究逐步受到关注，学者们取得了一系列具有理论意义的共识，如旅游地建设不能忽视社区各利益主体对游客和旅游业发展的态度、权力关系造成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结构、社区增权是目的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等；节事旅游研究由对重大事件的宏观影响研究转移到关注相关利益群体和微观实体，此外，旅游地理学者还关注大型节事活动对节事学科与节事教育的影响；遗产旅游研究逐步深入，研究内容涉及农业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解说、遗产治理与可持续性评估、遗产保护与开发等方面；城市旅游研究继续受到重视，总结了中国城市旅游发展阶段特征，发现了城市旅游绩效和发展阶段差异，扩大了城市旅游研究的范围；旅游流研究呈现多维视角，更加关注入境旅游流、旅游流网络、旅游流平衡点等领域。

跨学科交流促进研究方法趋于多元化

旅游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成果增多，研究领域获得较大拓展。在地理学内部，将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入到旅游研究中。旅游地理学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注重数理方法和GIS 技术的合理运用，强调结论的可靠性和方法的严谨性，研究结论具有理论深度，并更为直观。在学科间，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经济学、生态学、系统科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增强了旅游地理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度。如从经济学视角解释旅游线路的固化，从要素作用空间分异的角度建立格局研究方法，从地方理论视角研究社区旅游，从人类学视角研究事件重构，从背包客视角研究旅游流空间行为，运用扎根理论探讨城市形象定位，运用社会表征理论分析社区对遗产价值认知等。

学术会议举办推动理论对话和学术规范

在旅游行业主管部门和学术团体积极努力下，举办了多项国际、国内旅游学术会议。学术会议以“理论对话”的形式探讨旅游研究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交流研究经验、碰撞学术思想、展示科研成果、促进学术规范的平台。如“中国旅游科学年会”自2009 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整合了政府行业管理和旅游学术研究的力量，通过设立“中国旅游研究院科研课题”，为学者提供研究机会，研究成果为行业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每两年在中国举办一次的“旅游前沿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内容的前沿性、方法的创新性、交流对话的国际性的特点，促进国内学者对国际旅游研究的了解，推动国内外旅游研究的理论对话和学术规范。

旅游规划创新旅游发展的机制和模式

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国家基金；旅游项目；旅游研究；项目分析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3－0078－07

1 引言

中国旅游研究经过近30年的积累，已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旅游研究自引入我国，就一直吸引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旅游研究的总体情况进行讨论和评述。旅游学科基本理论的研究集中在学科理论体系、学科性质、学科树构建、旅游的本质等方面。综述类的文章有对个别年度旅游研究评述、中国旅游研究14年、旅游学学科发展、中外旅游比较、旅游研究方法等。其他的侧重于某一方面研究进展，如文化旅游、城市旅游、旅游地理、乡村旅游、生态旅游、工业旅游、事件旅游、体育旅游、社区旅游、村镇旅游、草原旅游、商务旅游、奥运旅游等。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权威学术期刊《旅游学刊》，一直记录旅游研究的整体态势，除了刊登论文之外，还有系列笔谈专门探讨旅游研究的相关问题，如“众议21世纪的中国旅游业”和“一次对旅游前沿课题的审题研究”(2000年第2期)，“科教兴国与旅游业”(2004年第1－4期)，“旅游学术研究的前沿关注”(2005年第3－5期)，“为中国旅游研究出谋划策”(2007年第1－3期)等。

以上关于中国旅游研究主要从文献分析、国内外比较、研究进展、笔谈等角度来讨论，而对旅游研究项目的分析很少涉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的主体部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各个学科研究的最新进展，其中旅游类项目最能够代表该学科的学术前沿和整体水平。本文尝试对1987－2007年批准的国家自然、社科基金旅游项目进行统计分析，从项目的时空分布、单位和个人、研究内容、学科类别及研究展望等方面进行分析，反映20年来中国旅游研究的学术态势，同时为旅游研究工作者研究选题及申请相关基金项目提供参考。

2　国家自然、社科基金旅游项目的时空分布

2.1　资料来源与项目处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旅游项目(简称自然基金旅游项目)主要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历年资助项目”栏目(，检索时间2007－10－01至2007－10－07，下同)获取，分别以项目主题词“旅游”、“旅游业”、“游憩”、“休闲”搜索，只能查询到1999－2007年度批准的旅游项目，另外查阅保继刚、楚义芳编著的《旅游地理学》(附录3)中1987－1998年自然基金旅游地理学项目，并查询中国社会科学信息门户网站“科研项目与研究数据”栏目()，搜索到1992－2005年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与工程项目，从中筛选出2项旅游项目(罗明义，79360004；刘滨谊，79870012)，进一步通过网络个别查询到2项(肖忠东代替邹惠萍，79600018；戴斌，70640012)，共计58项。需要说明的是，自然基金旅游项目只有地球科学部、管理科学部负责审批、主要有重点项目、面上项目、青年项目等类型。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旅游项目(简称社科基金旅游项目)均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历年资助项目”栏目()获取，只有1993－2007年度批准的旅游项目，包括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和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汇编(1993－1998年)。从每一年度资助的项目中同样以上述主题词进行逐一筛选，共计78项。

2.2　国家自然、社科基金旅游项目的时间分布

“七五”期间由孙尚清主持的“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是第一个国家重点旅游研究课题，提出了旅游业要“适度超前发展”的战略。此后，国家基金旅游项目缓慢增长，直到2001年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1987－2000年共有31项，而2001－2007年批准105项。自然基金旅游项目自1987年以来，只有1988、1990年没有批准；社科基金旅游项目自1993年以来，只有1995年、1998年没有资助。自然基金和社科基金旅游项目的增长趋势基本一致(如图1)。

2.3　国家自然、社科基金旅游项目的地域分布

为便于分析国家基金旅游项目的地域分布情况，按批准时间划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1987－2000年(表1)和第二阶段2001－2007年(表2)。第一阶段没有获得资助的省份是辽宁、河北、山东、海南、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等16个省份。第二阶段没有获资助的省份是山东、宁夏、吉林、天津。一直都没有没有获资助的省份是山东和吉林。单从项目总数来看，一直处于研究前列的是北京、陕西、广东、上海，其次是云南、安徽、浙江，另外江苏、、贵州、黑龙江、江西、海南后来居上，增速较快的是湖南、广西。地域分布极不平衡，仅北京市就有20项，占全国14.71％，排名前四位的北京(20)、陕西(13)、广东(12)、上海(11)共56项，占全国的41.18％，其他27个省级行政区占58.82％(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总体来看，旅游项目数多的地区，基本都是旅游业发达地区，同时也是旅游科研能力较强的省份。

从1987－2007年承担旅游项目的单位来看，集中趋势也很明显(见表3)，排前lO名的研究机构承担项目数占全国的41.91％，前20名的占58.82％，可以看出旅游研究能力较强的单位。就研究者而言，保继刚和陆林各承担4项，其中陆林承担过1项社科基金，吴必虎、马耀峰、李文军各主持3项自然基金旅游项目；自然基金旅游项目的集中度远高于社科基金，排名前5位的所承担项目数分别占自然基金、社科基金项目总和的27.59％、10.26％(见表4)。

3　国家自然、社科基金旅游项目研究内容分析

本文在对国家基金旅游项目研究内容进行分析时，参考了相关项目的研究摘要、学术论文、学术报告、专著等资料。为便于研究，对每一项目均提炼出一个研究主题(旅游研究往往涉及多学科、多方面的内容，但每一项目都会有主体研究内容)。以下分别从旅游开发与保护、旅游产业竞争力、旅游开发的区域效应等11个主题进行分析。

3.1　旅游开发与保护

旅游开发与保护是旅游研究永恒的主题，比例最高，占项目总和的26.47％。我国第一项自然基 金旅游项目黄山风景区开发理论的地学研究(韩也良，1987)，就属于这方面研究。此后，罗明义(1993)对云南自然旅游资源，宋林华(1994)对喀斯特旅游洞穴碳酸钙景观，黄震方(2004)对海滨湿地生态旅游进行了研究。李文军(2002)的生态旅游与自然保护区的城市化旨在评价城市化对于自然保护区内资源的正面、负面影响、原因及对策。刘滨谊的风景资源时空筹划理论与方法(1998)以及旅游规划AVC评价体系(2005)是对旅游规划及资源评价的理论提炼。近年来，世界遗产地、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风景名胜区等类型公共资源的旅游发展与资源保护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如旅游发展与世界遗产地资源保护的互动机理(张朝枝，2005)，保护地游憩价值的有效供给模式(李文军，2006)。民族文化与传统乡土聚落景观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陈亚颦(2006)对民族文化的旅游展演与重构，余压芳(2007)对乡土聚落景观变迁与保护行为研究等。

社科基金旅游项目中研究西部旅游的占多数。其中最早是高旺(1993)对黄河长城晋陕蒙峡谷区域旅游资源，其次田卫民(1996)对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李树民(2001)对西部旅游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对策，最后梁学成(2007)对西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研究等。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临近，体育旅游成为研究热点，如2008年奥运会观战旅游(李益群，2004)等。2004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红色旅游随即成为研究亮点，如红色旅游与革命传统教育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卢丽刚，2006)等。基于社区参与的旅游开发是国外旅游研究重点，近年来我国也逐渐重视，如社区参与旅游开发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孙九霞，2006)等。随着青藏铁路于2006年7月正式通车，兴起了青藏高原旅游开发(张忠孝，2007)，青藏铁路沿线旅游开发和保护(张爱儒，2007)的研究高潮。

3.2　旅游产业竞争力

自然基金旅游项目中旅游产业研究是一个相对薄弱环节，共3项。目前国际学术界对国民经济及其主要产业运行周期研究已取得了大量成果，但是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局限，我国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监控和预测基本处于理论失语状态，极大地制约了政府的产业调控能力和企业的战略判断能力(.科研立项栏目)。戴斌(2006)主持的中国旅游产业景气分析与预测是第一个对全国旅游产业运行原理做出分析并进行监测的项目。另外，现代旅游生产服务系统的管理创新(肖忠东，1996)从生产服务系统角度研究旅游行业管理。旅游供应链是将旅游产业中六大要素涉及的各相关行业企业为节点而联结成服务于旅游者的供应链模式，郭强(2007)的资源保护型旅游供应链协调机制是供应链管理思想在旅游产业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相对来说，社科基金旅游项目中这方面的研究要多得多，共17项。首先张辉(1993)对现代酒店业管理模式，陈纲(1996)的我国旅游市场竞争规制是重点项目，其次杨铭铎(2006)对现代餐饮企业创新系统的构建，还有对我国旅游业国际竞争策略(杨森林，1996)、国际竞争力测评(孙根年，2003)、产业潜力和竞争力(冯学钢，2006；薄湘平，2006)、产业集群(王兆峰，2005)、产业转型(麻学锋，2007)、产业发展模式(张辉，2007)等。文化旅游产业与文化变迁研究，如民族节庆文化与会展经济互动(覃振锋，2005)，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与文化变迁(吕宛青，2005)。

3.3　旅游开发的区域效应

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产生影响。保继刚(1992)的旅游开发的区域效应研究，首次从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等方面分析。全球环境变化中人文因素的影响是近年来全球变化研究中的热点，如钟林生(2002)对森林公园旅游活动生态效应，席建超(2005)的六盘山敏感景观对人类旅游活动干扰响应等。旅游区域经济影响评价模型及比较(保继刚，2004)通过分析和比较旅游乘数模型、投入产出分析模型(I/O)、旅游卫星账户模型(TSA)、旅游政策与预测模型(TPF)等，寻找最适合于国情的评价模型。都市旅游功能辐射与区域联动(汪宇明，2005)是在中央提出“五个统筹”背景下研究统筹区域发展中都市旅游功能辐射与区域联动响应机制。旅游城市化是城市化的一种发展模式，城市旅游在旅游城市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旅游城市化过程及机制(陆林，2007)研究旅游作为城市化的动力是如何起作用的?演进过程如何?社科基金项目此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扶贫方面，如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余青，1997)，湘鄂渝黔边多民族聚居区旅游扶贫(王兆峰，2002)等。其他的有旅游业对扩大就业、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贡献(王朗玲，2003)，西部体育休闲旅游产业的社会经济价值与实施对策(周道平，2003)等。

3.4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自然基金旅游项目首先是保继刚(1989)对旅游地理学若干理论和方法初步研究，其他的主要从旅游资源成因类型(郭来喜，1991)，旅游特色资源界值体系(卢云亭，1992)，旅游资源赋存环境评价体系(尹泽生，1996)，旅游资源价值评价(甘筱青，2001)等方面研究。1996年9月批准中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及宏观配置体系(郭来喜，1996)列入“九五”重点，这是中国部级自然科学领域的第一项重点旅游研究项目，对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机理、指标体系、层次结构、判断模型、资源可持续利用度及发展协调系数开展研究。社科基金旅游项目主要开展综合研究，如中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李天元，1996)，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机制与调控(陆林，2003)，旅游业快速健康发展研究(熊元斌，2005)等。

3.5　乡村旅游与社区经济

“三农”问题是近年来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国家旅游局确定2006年的旅游主题为“中国乡村游”，2007年为“中国和谐城乡游”。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7－01－01)提出发展乡村旅游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自然基金旅游项目中周鸿(2004)从生态适宜性角度研究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调控，周玲强(2007)对拉萨周边地区乡村旅游产业组织，张骁鸣(2007)对旅游发展与乡村社会经济空间演化机制研究。社科基金项目有旅游开发与农村社区经济(黄郁成，2002)， 休闲农业与新农村建设(黄燕玲，2006)等。2007年批准了4项，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及制度构建(蒋满元，2007)，民族村寨参与旅游发展(陈志永，2007)，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居民满意度与和谐社会建设(吴忠军，2007)，古村镇旅游开发与利益相关者互动(宋瑞，2007)，从发展模式、社区参与、制度构建、利益相关者互动等角度研究。

3.6　旅游地域系统空间结构及演化机理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以地球表层一定地域为基础的人地关系系统，也就是人与地在特定的地域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动态结构。对某一个旅游地来说，其各种旅游资源与旅游者通过一定媒介和方式，在一定地域范围上有机组合就构成了旅游地域系统。最早开展此项研究的是张捷(1995)对九寨沟自然保护区旅游地理结构，吴必虎(1997)对滇东黔西旅游地域结构，陆林对中国海滨(1998)、传统村镇型(2004)旅游地发展特性及运行机理。杨新军(2001)的旅游空间演化机理与优化模式，对研究区旅游空间形态进行分析，筛选主要旅游空间影响因子，剖析旅游地时空演化机理和旅游空间相互作用过程，并建立旅游空间动态仿真模型。另外，保继刚(2001)的城市旅游理论体系、结构功能及游憩商业区，陶伟(2002)的城市游憩系统空间结构，是城市旅游地域系统研究的代表。社科基金项目中只有一项，杨春宇(2006)的旅游地演化系统耦合机制及其周期震荡性规律研究。

3.7　旅游流及旅游行为

自然基金旅游项目方面最早是吴必虎(1992)对国内旅游者流动模式研究，另外，马耀峰对此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如中国旅游热点城市境外旅客时空动态(1995)，不同群体入境游客旅游行为(2002)，典型区域入境旅游流东一西递进空间演化机理(2007)。还有中国大城市老人休闲行为与休闲空间组织(孙樱，1998)，旅游／游憩流的空间分布及空间效应(张捷，2003)，城市居民环城市游憩行为与吸引物空间模式(吴必虎，2003)，出境旅游市场定位感知特征与影响因子(郭英之，2006)等。社科基金项目对此没有研究。

3.8　旅游生态环境承载力及其调控

自然基金旅游项目此方面研究，直到1999年才出现李文军的保护区生态旅游生命周期与承载力的关系及风险评价，利用生命周期评价手段对旅游发展不同阶段的承载力进行评估，利用风险分析方法对生态旅游活动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随后杨桂华(2000)对碧塔海自然保护区旅游环境承载力定位研究；香格里拉旅游线路产品生态足迹(杨桂华，2005)，将生态足迹分析法引入旅游线路产品环境影响研究，对该线路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程度进行测度。另外，还有对旅游地域系统生态安全评估与调控(杨兆萍，2006)，旅游开发对植被影响的生态过程(程占红，2007)研究。社科基金项目中有2项，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王红姝，2001)和旅游目的地和谐环境构建(张薇，2007)。

3.9　区域旅游合作

区域旅游合作实践在我国很早就已开展，但直到2003年才出现旅游开发的区域竞争与区域协作研究(张河清，2003)。此后有我国(西部)区域旅游合作的现状、方向和对策(李树民，2004；葛立成，2004)，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空间一体化及联合发展(卞显红，2004)。另外，广西与周边国家合作开发民族文化旅游(李甫春，2005)，开展跨国旅游合作研究。自然基金项目对此没有研究。

3.10　旅游统计

旅游卫星账户既是一种旅游统计制度，又是一种旅游经济分析方法，截至2005年年底，全世界大约有60个国家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旅游卫星账户系统。旅游卫星账户是一种将传统产业中生产旅游商品的各部分结合起来的方法，进而形成一个“合成”的旅游产业。我国对此领域的研究只有3项，赵丽霞主持2项，旅游业宏观决策与国家旅游卫星账户(2000)和旅游统计指标体系构建(2004)，康蓉(2003)主持社科项目“建立旅游卫星账户的意义、方法和难点”。

3.11 其他

自然基金旅游项目中胡涛(2007)的旅游信息网格即时服务及其负载均衡问题，杜军平(2007)的旅游突发事件信息模式与预测，是近年来研究角度非常新颖的项目，共同点是其专业背景为计算机应用技术、智能信息管理系统、旅游信息化建设等，研究重点是旅游信息系统、旅游突发事件及预警机制等。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系统动力学研究(刘静艳，2005)，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生态旅游系统中各利益相关者间结构关系的理论模型，求解协调利益获取和分配、权利和义务、生态耗损和补偿等问题的均衡点。社科基金项目中有休闲运动教育(彭，2002)、有闲经济(李仲广，2004)、旅游安全保障体系(郑向敏，2002)及明清旅游活动研究(陈建勤，2005)等。

4　总结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