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论文范文

数字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目前一些医院在经济管理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由于各个部分之间是独立的，因此在医院业务处理方面常常会出现问题和差错，例如在财务核算方面，财务管理的分离导致对整个医院核算工作难度较大。在医院之内实现这种经济管理的系统，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将医院各个部分和环节连接在了一起，可以让医院的每一个业务都有章可循，并且让各个部门之间合作区解决问题，这样一来如果在工作中出现了差错，可以及时地找到出现错误的工作人员，从而纠正错误。由此可以看出系统化的管理实际上是加强了医院管理力度。

二、医院数字化经济管理平台

1.三条业务线。

（1）收费线。

收费线属于医院业务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作用是收取挂号、住院或者其他医疗费用的地方，它的功能主要是负责医院的收费整个流程，具体的事项是管理患者医疗收费和收款，管理解决患者欠费问题。患者在收费处除了可以进行缴费，还能够在这里查询到自己的医疗费用情况，并且收费处还负责管理患者结账等业务。收费处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工作者必须事无巨细地管理医院缴费方面问题，它可以将每日收费情况的票据信息完整的反映出来，并且管理者还可以在任何时候查找和核对收费员结算情况，另外还能够查找到收费处每日的收费报表，通过报表可以了解近段时间医院业务处理情况。收费处是医院业务线中的一环，也是最关键的一环，因为它关系到医院的财政收入，因此要加强对收费线的管理。收费管理指的就是对收费员的监督和管理，收费管理的具体工作内容就是需要每日的核查收费员当天所收的费用，在核查的时候可以根据收费报表来查看工作。在核查工作结束之后，再将数据资料上交到财务部门中去，这样才能保证会计数据的正确性，因为会计数据和收费数据之间联系紧密，及时地向财务部反映收费数据可以让会计数据每日更新，保持其及时、有效性。

（2）药品线。

药品线属于药物管理系统的一部分，它主要的工作是管理医院的药品账务。医院每日都会消耗大量的药品，同时也会定期的向药库购入药品，因为需要有专业的人员对药库进行管理，记录药库每日的账务情况，药品消耗和购入情况。由此可以看出药品线实际上是医院财务管理的一部分，但是它和医院其他财务活动有不尽相同，因为药品账务管理目的是为药房的会计的工作提供数据和信息。药品房的会计需要记录药品报销、入库的情况，除此之外，还需要每日完成对账的工作，这样才能保证账本的数据和药品输入和输出情况是相一致的。财务数据应该能反映出药房应付款的情况，会计人员必须将每日的账本核实清楚，这样才能让账目的准确度提高，这样一来在与其他库房之间核对账目的时候会更加一目了然。确保账务工作做到实处，才能加强医院药品的管理。

（3）非医疗耗材和医疗耗材线。

非医疗的耗材指的是除了医疗之外的消耗，例如运输和通信方面。对这类非医疗的耗材同样需要实现账务的管理，并且其属于库房物资管理的一部分。它与药品线有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相同之处两者都需要对库房进行账务管理，管理的目的也是一样的，要将账务交付给库房的会计使用。库房的会计要对库房内物资的消耗情况有所了解，并且对非医疗方面的耗材的消耗和购入要做好记录，特别是要加强非医疗耗材对外报销的管理，保证报销的数据与实际的账面是相符合的。库房与药品房管理的不同之处在于会计还需要对耗材的购入差价进行核算，并且要定期查看应付款数，保证耗材的出入账务的准确性。医疗耗材还有低值和高值之分，低值指的是低值的卫生物资和一些消耗大的易耗品，在对其进行账务管理上，同样需要做好每日的入库的记录和报销的记录，并且要做到日清月结，保证物资数量和账务数据是一致的。高值医疗耗材指的是消耗较小、库存少的一次性医疗耗材。在对其管理方面，为了保证耗材的高品质，需要加强耗材采购与消耗，做好购入和消耗的账目，防止出现错记、错报的现象发生。

2.四个业务层。

医院数字化经济管理中，包括四个业务层。第一层是信息集成平台。信息集成指的是医院内部财务信息和数据的集成，这一层主要是由财务人员进行管理和使用。第二层是审核记账平台。这一层指的是医院中所有的记账，将这些凭证集合在一起，能够方便对财务部的审核和查看。第三层是账务的管理平台。它指的是对医院整个账务集中进行管理，包括医疗和非医疗耗材财务管理，药品的账务管理和库房物资的管理。第四层是其他的系统。这一层主要是针对医院其他经济业务，例如固定资产等。

三、结束语

数字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一）企业信息化的基础作用，推动企业发展

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因而企业信息数字化管理也将推动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发展。要实现对国民经济改造提高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就要不断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最基本的战略措施就是大力推进企业信息数字化管理。企业信息数字化管理是指将企业的生产过程、物料供应、流程处理、资本运作、客户服务等业务过程数字化，通过各种信息系统软硬件设备加工生产新的信息资源，直观了解迅速做出反应，推动各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各流程的不断完善。使企业将现有资源合理配置，使企业有效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求得最大的经济效益。[1]企业信息数字化管理有利于企业把握国家的政策，明确自己的目标，有利于了解社会现状，市场需求，提出可行方案。掌握市场销售动态，做出适时调整。不断开拓新的市场，开发新的产品，是自己的产品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企业信息数字化管理有利于企业维护良好的客户关系，通过信息的处理可以让企业销售主管了解销售过程的进展阶段，判断下一步的应对对策，以及对潜在客户的重视程度。企业信息数字化管理能有效改善售后服务，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通过信息数字化管理健全呼叫中心、在线技术支持，实时关注用户动态，解决问题，不断提高自身顾客满意度。企业信息数字化管理有利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在先进的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企业才能推进先进的管理思想和创新的管理模式，使管理客观公正。信息数字化管理能有效支持管理复杂度的提高，有效解决传统管理无法完成的管理瓶颈。企业信息数字化管理有利于对订单迅速反应，保证客户需求。根据订单交货期合理安排企业生产过程，对订单的生产进度进行监控做出实时调控。信息数字化管理与生产各个环节不断融合渗透，尤其是在研发、设计、生产、组装等制造领域，使传统的机械化被自动化代替，柔性生产、精益生产、敏捷制造等多种新型生产方式不断普及，优化生产的工艺流程，提高生产效率。企业信息数字化管理有利于控制企业成本，将信息化管理应用于成本核算、采购管理、库存管理、生产计划管理、企业流程管理等多个方面，有效了解企业各环节资本投入，分析优化。

（二）企业信息数字化管理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

企业信息化具有创新效应。[2]有利于我国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它使得以信息技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客观上就要求企业能够依靠信息化管理改变自身，包括研发设计阶段的创新应用，生产过程加工工艺的自动化应用，销售、服务网络化。企业信息化具有优化效应。有利于将企业原有的物质主导型向知识主导型转变。原有企业主要依靠物质和资源实现企业增长，而通过信息化管理可以合理优化现有资源，强有力地推进产业信息化，资源合理化，生产订单化，从而催发产业的蓬勃发展。企业信息化具有开拓效应。信息化管理能使企业了解国内外发展状况，明确产品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发产品，服务于客户。最大限度的占领市场，依靠信息化管理方法适应需求总量和结构的变化，拉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企业信息化具有整体效应。有利于我国经济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通过网络结构，将国内外产业信息连为一体，实现了全球范围的资源共享，共同开发利用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从而加速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开拓市场，走向世界。信息数字化改革为知识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推动知识经济发展。

（三）企业信息数字化管理与国民经济发展相辅相成

国民经济现代化进程和企业信息化进程相辅相成。企业信息数字化是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基础，而国民经济现代化又对企业信息数字化产生重大推动作用。可以为企业现代化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巨大机会。根据国民经济现代化与企业现代化的内在联系，可知推动和加速企业信息数字化管理是整个国民经济信息化、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让社会可以充分高效地开发和利用现代社会中一切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经济进步的信息资源，使信息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主要比重。

（四）信息数字化管理方法如何应用

企业信息数字化管理方法的建设基础环境是人的因素、规范化和系统运行平台等。人永远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企业的信息数字化管理方法的建设涉及人的观念、思维方式的转变，设计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的转变，甚至还会涉及企业文化和组织结构的改变。因此首先需要改变人的经营观念和传统的企业思想。企业需要合理设定信息技术人员的地位，而信息数字化管理关系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同时需要有相应的专业人才辅助完成，因此，企业需要合理设定企业信息技术人员的地位。信息化管理需要企业规范基础工作，使企业的基本工作标准化和规范化。同时规范企业数据，规范企业业务和信息处理流程。建立企业信息化平台。实现信息数字化管理需要建立健全企业软硬件环境，主要包括服务器操作系统、工作站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等。

二、结语

数字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数字新媒体；外部性经济；长尾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8-0121-02

数字新媒体产业是在信息产业、互联网产业、电信产业等新兴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内容产业、大众媒体产业等传统文化产业，形成的一个综合的产业。因此，数字新媒体产业就不可避免地延续了各个相关产业的特点。

数字新媒体产业又因其与大众广泛而密切的互动、与政府职能部门重要而紧密的关系，从而深受社会文化和政府决策的影响。基于以上各方面的因素，数字新媒体产业在其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经济特征。

一、外部性经济特征

外部性经济[1]是指经济主体（包括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外部性经济又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外部负经济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

数字新媒体产业在几个层面上都反应出了强烈的外部性经济特征。一方面，数字新媒体产业是其他产业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后续产业，因此，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发展严重依托于其他产业的发展状况。如，电信产业的网络架构范围严重制约了数字新媒体产业的渠道资源；信息产业的宽带技术、存储技术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发展速度等。另一方面，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发展也影响了其他产业和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如，一部电视剧或一部电影，甚至是网民的博客和播客中所宣扬的文化内涵和承载的道德伦理，对社会舆论、社会文化的形成都会产生一定的作用。长此以往，当数字新媒体产业中的某一种思想形成潮流后，甚至会对整个民族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产生影响。

当数字新媒体产业的某个外部性经济特征日益显著之时，就会使数字新媒体产业出现企业合并或企业分离的经济现象。业界人士已经形成共识：渠道和内容已经成为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两条腿，缺了哪个方面，都会使该产业停滞不前。在这种情况下，渠道运营商联合内容提供商发展内容产业，内容提供商联合渠道运营商的案例层出不穷。如渠道运营商中国电信在21世纪初就看到了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外部性经济特征，先后联合内容提供商在全国各地区开展互联星空业务，充分利用中国电信的用户资源、网络资源、应用支撑平台资源、营销网络、客户服务和宣传渠道等资源，营造数字新媒体产业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积极推动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国最大的内容提供商中国广电集团也积极兴建广电网，构建自己的渠道网络。数字媒体产业的从业者以自己原有的核心业务为中心，不断联合数字新媒体产业的相关外部经济主体，拓展外部业务，使自己在数字新媒体产业上站稳脚跟。

以上是企业积极顺应数字新媒体产业正外部性经济特征而做出的经济行为。数字新媒体产业的负外部性经济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体制问题带来的。因为很多处于数字媒体产业链上的经济主体都是由事业体制转化为企业体制的。这是由于数字新媒体产业中的内容提供商生产的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公共领域的，渠道运营商搭建的网络也有相当一部分原本是用于公共事业的原因。随着国家政策的转变，虽然很大一部分事业体制的机构被逐渐商业化、产业化，但这种转变还是不彻底的。两种体制的思想掺杂在一起就导致了一部分属于公共领域的内容被商业化运作，使得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另一部分应该完全商业化的内容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商业运营，致使企业经营不善，得不到应有的利润回报。这都是数字新媒体产业负外部性经济特征的表现。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体制上进行改革。2009年10月，上海文广集团拆分为上海广电和东方传媒的举措就在体制问题上迈出了里程碑的一步，这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数字新媒体产业的负外部性经济特征。

二、长尾经济特征

长尾理论[2]是网络时代兴起的一种新理论。长尾理论认为，由于成本和效率的因素，当商品生产成本急剧下降以至于个人都可以进行生产，并且商品的销售成本急剧降低时，几乎任何以前看似需求极低的产品，只要进入市场，都会有人对其消费。这些需求和销量不高的产品所占据的共同市场份额，可以和主流产品的市场份额相比，甚至更大。从此，企业关注的不仅仅是那个代表畅销商品的头部；而是那条代表冷门商品的经常被人遗弃的长尾。

数字新媒体产业在表现出长尾经济特征的同时，还具备了实践长尾理论的现实基础。首先，数字新媒体产业具有一次性生产投入大，再次生产成本极低，甚至可以忽略的特点。其次，数字新媒体产业利用无处不在的网络渠道可以把小众化人群集合在一起，使提供相应小众化产品的企业找到他们进行针对性营销成为可能。这就构成了长尾经济的现实基础。例如，一个大型书店销售的书籍一般不会超过10万本，这些书几乎都是按照畅销排名进入销售网络的。数字新媒体产业的长尾经济特征还表现在社会舆论的导向层面上。在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时代，社会舆论反应的只能是精英群体的主流意见；而在数字新媒体崭露头角的年代，无数弱势群体的小众化、非主流民意也有了发声渠道（如博客、播客等）。这解决了社会舆论片面化、一面倒的社会舆论扭曲现象，使社会舆论向着多元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当然，这同时也存在着对非主流舆论进行恶意炒作，混淆大众视听、左右公众价值判断的恶劣现象，这就要靠政府职能部门对各种民意进行调节，以保持社会舆论健康发展。

三、规模经济特征

规模经济[3]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上，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产出的增加则生产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逐步下降的经济现象。 数字新媒体产业相对于传统媒体产业，呈现出了规模经济特征。首先，随着技术和社会文化的不断进步，不同的人群对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各种相关产品都产生了需求。这就奠定了数字新媒体产业规模经济特征的市场基础。其次，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标准的制定，使得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产品源无论是在制作过程，还是传播过程，以及播放过程中都是以“0”、“1”代码的形式存在的。形式的统一就为数字新媒体产业的规模经济特征创造了技术条件。第三，在需求不断扩大、技术标准统一的前提下，数字新媒体产业链上就集聚了不同的企业群，使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分工不断细化、标准化。这就形成了数字新媒体产业规模经济特征的现实基础。数字新媒体产业的规模化生产，加大了从事数字新媒体企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效率，从而加速了数字新媒体的产业化进程。

四、范围经济特征

范围经济是指由产品生产的范围（即品种）而非规模（即数量）带来的经济。也就是说，当同时生产多种产品的费用低于分别生产每种产品时，存在的经济现象被称为范围经济。如果把两种或更多品种的产品合并在一起生产比分开来生产的成本要低，或者说当一个企业生产多种产品的利润比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多个企业的利润总和还要大时，我们就可以说该产业构成了范围经济现象。那么，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该产业的从业者就应该选择多种产品进行生产，从而获得更大的投资回报。

数字新媒体产业就表现出了明显的范围经济特征。这是由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产业结构决定的。因为，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产品源（如数字音乐、电视剧等）通过集成处理后，就可以通过多种媒体渠道，出现在不同的媒体平台上，选择各种形式的终端设备进行播放，并且可以为形形的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从业者为生产不同品种的产品付出的成本主要集中在内容集成这一个环节上，却能够从多种传播渠道上、不同的媒体平台上、形式各异的终端设备上、各种个性化的服务上获得丰厚的利润。例如，《喜羊羊与灰太狼》首先是以动画系列剧的形式出现在电视媒体中的，由于该剧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从而又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喜羊羊与灰太狼牛气冲天》《喜羊羊与灰太狼虎虎生威》等影院版动画片，该剧的DVD光盘、视频点播、游戏甚至是服装、文具、家居用品等衍生品也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据采访，大多数观众都认为影院版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不过是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浓缩，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动，但这丝毫没有减少观众对该剧影院版的热爱。《喜羊羊与灰太狼》的运营商在对其中任何一种产品的营销，也都会提升该剧其他形式产品的价值。

可见，在范围经济的效应下，企业为产品研发、生产、营销的成本可以降到最低，不同产品之间还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共同提升每种产品的价值。企业还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利用企业内部市场的合理配置、整合资金和人力资源，以降低管理成本。企业在采取多元化生产的方式后，就为企业构建了多条食物链，这不仅减少了企业的经营风险，也扩大了企业的发展空间，对企业的长远利益也十分有利。

因此，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处在数字新媒体产业链上的各种角色都会主动利用范围经济效应，以达到降低成本、扩大收入的目的。但是，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往往会过度地扩大经营范围，不断进军新的产品领域，形成庞大的集团企业。此时，国家就必须出台相应的政策或者用经济手段进行调节干预，以保护自由竞争、防止垄断、维护产业平衡和可持续发展。3G牌照的逐步发放就是国家把握数字新媒体产业中无线移动网络竞争与垄断程度的最好说明。

参考文献：

[1] 石声萍.经济外部性研究：机理及案例[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数字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数字产品 定价策略 市场营销

自国际互联网商业运用以来，网上交易得以迅猛发展，网上交易的产品大多是数字产品，随着数字产品交易市场的成熟，如何制定一个合理的既能使消费者乐意接受，又能给企业带来丰厚利润的价格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的总结和完善。从产品价值依赖消费者偏好的基本假定出发，中外经济学家们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去观察和解释数字产品的特点、营销和定价策略。

Internet 技术的发展，拉近了买方与卖方之间的距离，同时也增强了电子商务机制下定价的柔性。由于电子市场能够吸引大量来自不同地域的销售商和消费者，并且操作成本较低，给动态定价机制带来了更广泛的应用空间。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关于数字产品的定义及分类的认识

数字产品是可以被数字化和可以在数字网络上传送的产品。虽然数字产品作为一种崭新的网络经济形态被中外经济学专家和学者所接受，但他们对数字产品的定义与分类却有不同的认识。国内多数学者都接受“数字产品是在电子商务的各种商业模型中，基于计算机网络交易的数字编码”这一观点，并依据数字产品用途的性质将数字产品分为内容性产品、交换工具和服务等三种类型。而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Hal R.Varian）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数字产品是或主要是信息产品。包括以数字格式分布和使用的书、电影、唱片、软件等等（刘波，情报杂志）。但也有少数学者把数字产品作为信息产品的一类（吕萍等，商业研究）。

（二） 关于数字产品特征的研究

在对数字产品进行定义和分类后，学者们对数字产品的物理特征、经济学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王晓玲等都认为数字产品具有特性，数字产品具有以下物理特征：不可破坏性、可变性和可复制性。对于数字产品经济学特征，学者们进行了不同层次的研究。多数学者都认为数字产品具有网络外部性的特点。王晓玲、袁红清等都认为数字产品具有时效性。当然，对于数字产品定价和营销策略带来很大难度的是数字产品特殊的成本结构（生产过程中固定成本高，变动成本低），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还提出数字产品在消费上具有规模效应，正如金丹凤所述的那样这两种特性使得传统定价策略的失效，原因在于，一方面，数字产品的成本结构决定了数字产品不可能存在供应曲线，无法像竞争性市场那样按边际成本曲线来定价。另一方面，数字产品消费上的规模效应使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失效，因此数字产品也无法根据需求定价。因此传统的根据边际收益、边际成本曲线来定价的模式在数字产品市场中已不再适用。对于该问题，学者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

（三） 数字产品营销与定价策略的研究

沿着数字产品本身特性影响营销策略和定价策略的选择的思路，虽然学术界对于数字产品需要实行差别定价，学界达到了共识，但是学者们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美国经济学家Bakos.Yannis和Brynjolfsson.Erik（1999）非常突出的分析了信息产品的捆绑销售策略，此外，Viswanathan.Siva等人又在此基础上做了补充，提出了改装和版本划分策略。肖光恩（2001）等和Jain.Sanjay（2002）等提倡根据企业所销售的数字产品市场成熟的程度实施“时间策略”，鉴于此，Sundararajan.Arun（2004）又做了进一步研究，提出数字产品定价策略要与实务根据市场成熟程度对市场变化特征做出描述，从而做出“定价管理时间表”。当然，多数学者都是从现代经济学原理出发描述三种价格歧视策略，即一级价格歧视、二级价格歧视、三级价格歧视（部分学者也分别称之为个性化定价、群体定价、产品形式定价）。对于数字产品定价及营销策略的研究，除了这些定性分析之外，最近也有部分学者根据数字产品的特性，综合考虑产品成本、竞争和顾客需求等影响产品定价的多方面因素，建立了数字产品的定价模型。例如，在国内黄璐（2002）等人首次提出了数字产品定价模型――信息产品多重价格定价模型，该模型也只是以数学的方法说明差别定价策略在理论上的可行性，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一定操作性的量化模型。考虑到产品成本、竞争和顾客需求是影响数字产品价格的主要因素，吴俊新等（2006）在分别细化分析这三种因素对数字产品价格产生影响的几个方面，并以一定的规则各自赋以权重，建立了数字产品的综合定价模型。Ravi Arona（2006）等人在充分考虑企业与消费者两方面的特点及其对信息产品的认识程度，也提供了一个数字产品定价模型，并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解释了其中的参数。Kang Bae Lee等（2006）在假定网上有偿或免费商品有一定相关性的基础上，充分分析顾客意愿和剩余，建立网络服务（信息产品）的定价模型。其他的相关模型，都是学者们在分析影响数字产品定价的主要因素，大多都是在充分了解消费者意愿的前提下建立的动态定价模型。

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瓶颈分析

（一）目前研究的不足

学界对数字产品相关问题的研究从开始的完全定性分析，到现在开始向定量分析转变。就目前的有关研究成果来看，其理论发展应该是成熟的，但是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对该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基本上只是理论论述，很少有建立量化模型，即使建立了相关的定价模型，但也多是缺乏实际应用性。目前，在国内期刊上发表的有关数字产品定价问题的论文基本上都是一个固定的理论模式（定义―特征分析―营销策略），都是针对数字产品本身具有的特征，在理论上说明数字产品应该具有的营销策略，不但在观点上趋同，在应用上更显得空洞。有些学者虽然建立了相关的理论动态模型，但由于模型中引入了实际中难于控制的参量（例如，消费者的偏好），这些参量数据难以获得或者获得成本过高，没有现实意义。因此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如果要想使研究得到应用，就必须建立量化模型，并且在模型中尽量避免引入不可测量的参量，使模型具有可操作性，进而使数字产品的定价能像传统产品的定价一样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只有理论研究，缺少应用分析。如前所述，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一个固定的理论模式，由于都是在理论上做相关的定性分析，基本上不对应用进行反馈分析，这样也使得对该问题的研究缺少创新性。

（二）研究存在瓶颈的原因分析

数字产品本身的特殊性。目前的研究成果表明，数字产品不具传统产品那样的成本特征，使数字产品的定价缺乏经济理论基础，难以建立有效的边际成本（数字产品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边际收益曲线模型。影响定价因素的复杂性。影响产品定价的因素很多，关系复杂，有些因素本身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不易量化；有些因素虽然有可量化的理论基础，但不能获得分析数据或者获得成本高。

数字产品兴起时间不长，对其定价问题的研究缺少应用环境，更谈不上反馈分析了。数字产品的传送和接收离不开网络的普及，而网络开始兴起到现在短短的二十年中，数字产品才从中慢慢发展起来的，就目前的数字产品交易来看，还存在很多缺乏规范性因素的制约，并且网络环境下的交易方式和手段缺乏管制，市场还不规范，所以前期的研究一直缺少应用环境，不能对研究结果进行反馈分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说前期的理论研究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相反，如果不先对数字产品的相关问题进行充分认识，就很难对其定价问题做出有效的总结。

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和方法

对数字产品的特征要进一步分析它们给数字产品定价带来的有利和不利影响，在数字产品营销和定价策略中考虑这些影响（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本文期望可以在现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市场的完善和数字产品交易环境的优化，通过灵活运用相关的原理，对数字产品特征给数字产品定价所带来的影响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分析和见解。

为方便或有效的建立数字产品定价模型，可依据影响因素作用的相似性对数字产品进行分类。例如，目前，国内学者在数字产品定价问题上都支持的差别定价策略，其理论基础是产品定价依赖个人偏好，对不同类的数字产品，消费者群的个人偏好程度肯定有所不同，我们可以对这样的程度赋予一个系数来确定定价对这种偏好的依赖程度；再如，数字产品价值对时间的依赖性很强，因此也可以根据这种依赖程度而赋予价格一个理论系数来确立量化模型。这些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我们可以像传统产品一样，通过市场调查而获得。

目前，网上交易和数字产品交易日趋频繁，网络环境逐步规范，已经拥有数字产品定价问题研究的应用环境，可以在建立有一定的操作性模型后，在现实的市场中进行模拟，对比分析理想结果和现实结果的差距，进行反馈分析，进一步修正和优化模型，使其对数字产品定价问题的研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结论

本文针对国内外主要关于数字产品及其定价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对数字产品的特征和基于特征的定价策略进行了对比。数字产品由于其本身具有的特点，使其在的生产过程、传送、支付和消费等环节与实体产品有较大的差异，从经济学角度看，数字产品本身的高度差异化则存在与实体产品有着更多的差异，以对待实物产品的方式来对待数字产品或认为能简单地使用现有的经济模式来解释电子商务是非常不明智的，从而对合理判断市场价格带来了困难。

虽然数字产品的定价策略在网络的环境下更趋复杂和多样化，但传统的定价方法在一定范围内仍然有效，同时要根据企业自身类型、产品类型、产品差别化的可辨识性、消费者的差别特征、行业竞争度等综合分析，从而对数字产品进行合理定价。

合理的定价是一个市场成熟的标志，由于网络经济环境下，经济方式在不断的动态发展变化中，如何为数字产品制定一个合理的既能使消费者乐意接受，又能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这个问题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王晓玲，孙德林.数字产品及其定价策略.当代财经[J]，2003.12

2.袁红清.数字产品特征与定价策略的经济学分析.宁波大学学报（理工版）[J]，2003.6

3.金丹凤.网络经济下的数字产品定价策略.市场周刊.理论研究[J]，2006.8

4.Kang Bae Lee,Sungyeol Yu,Seong Jun Kim.Analysis of pricing strategies for e-business companies roviding information goods and puters & Industrial Engineering,2006

5.肖光恩，方凯.数字化产品定价策略.市场经济研究[J]，2001.3

6.Bakos.Yannis.Brynjolfsson.Erik,Bundling information goods:Pricing,profits,and efficiency,Management Science,1999.10

7.Viswanathan.Siva.Anandalinqam.G..Pricing strategies for information goods. Sadhana - Academy Proceedings in Engineering Sciences,2005

8.Jain.Sanjay;Kannan.P.K.Pricing of information products on online servers:Issues,models，and analysis. Management Science,2002

9.Sundararajan.Arun.Nonlinear pricing of information goods.Management Science,2004

10.黄璐，蒋瑛.信息产品多重价格定价模型研究.财经科学[J]，2002.4

11.吴俊新，郭哲，王建辉，顾树生.电子商务环境下考虑成本和竞争的数字产品的定价，东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J]，2006.7

12.Ravi Aron;Arun Sundararajan;Siva Viswanathan. Intelligent agents in electronic markets for information goods:customization, preference revelation and pricing.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2006

数字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阻尼测度；非线性回归拟合；城乡数字鸿沟；城市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F061.5；F1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1-0044-05

1引言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信息化成为推进城市化的重要动力，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借助信息化提升城市化水平。但在利用信息化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城乡数字鸿沟这一大障碍，对城市化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城乡数字鸿沟是美国通信与信息管理局（NTIA）于1995年提出的[1]，它是指工业社会以来，特别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过程中在当前全球数字化背景下，城乡间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接入、利用差距以及影响接入、利用程度的主体意识与接入环境差距，反映了城乡信息化差距。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积极尝试利用信息化促进城市化，以实现城市化的跨越式发展。然而中国严重的城乡数字鸿沟却延缓了城市化进程。

阻尼是物理学中的概念，指运动主体由于受到阻碍造成能量损失而使得速度降低的现象[2]。经济学家Romer提出了经济增长阻尼理论[3]，目的是研究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阻碍作用的大小。刘耀彬和陈斐[4]将Romer阻尼理论引入资源约束对城市化阻碍作用研究领域，利用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半对数函数关系式，将经济增长速度变量替换为城市化速度变量，构建了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测度模型，并通过线性回归方法拟合了阻尼测度公式，测算得出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值为0.3%，即中国城市化速度因资源约束每年要下降0.3个百分点。此后，有学者应用该模型测度了我国省市层面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如阿依吐尔逊·沙木西[5]测算出库尔勒市的阻尼值为0.1%，刘耀彬和王桂新[6]测算出江西省的阻尼值为0.192582493%。此外还有学者对该模型进行了修正，如段东平和薛科社[7]针对原模型中资源总量不变的缺陷，将资源总量设定修正为以固定比例增长，其拟合优度比修正前提高了13.76个百分点。

近年来，随着城乡数字鸿沟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影响日益凸显，有学者开始研究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的阻碍作用，但几乎没有正式提出过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的概念，而且相关文献大都停留在阻碍作用外在表现这样的表层研究上。如Inkinen[8]和Warren[9]认为城乡数字鸿沟不仅妨碍整个社会的通信技术现代化，而且阻碍农村居民社会生活方式向城市方式转变；Taubenbock[10]和Bruckner[11]认为城乡数字鸿沟阻碍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减少非农就业人口。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主要关注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现有文献大都是借鉴Romer阻尼理论，将经济增长速度变量替换为城市化速度变量以构建阻尼测度模型，并采用线性回归方法拟合测度公式（但这往往与阻尼的非线性特征不相符）。在罕有的研究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阻碍作用的文献中，也仅仅是分析了阻碍作用外在表现，未能建立定量测度阻尼的模型，更没有学者直接计算出某一国家或地区的阻尼值。本文首次将Romer经济增长阻尼理论引入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阻碍研究领域，把这一现实阻碍提升到“阻尼”的理论层面，分析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机理，通过概念模型运用非线性回归拟合出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模型，并对1990～2010年各年度的阻尼值进行计算。

2中国城市化进程、城乡数字鸿沟与阻尼

2.1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

当代的中国城市化是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日趋扩大情形下的城市化。在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城市化进程应当是一个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经济融合以及城乡社会一体化的历史过程。纵观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历程，没有哪个国家的城市化能像当代中国这样面临如此严重的城乡社会经济差距问题。虽然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之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高（已达49.95%）且速度也更快（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以上），但城乡二元性却更为突出。主要表现为：（1）城乡劳动生产率、收入和消费都在普遍增长，然而城乡二元经济却在不断加剧；（2）城乡教育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持续提升、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然而城乡二元社会却更加明显。

2.2中国城乡数字鸿沟的性质

城乡数字鸿沟是我国信息化进程催生的现象，从“城乡”、“数字”、“鸿沟”三个关键词来看，城乡数字鸿沟实际上就是信息时代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一种差距，它具有如下性质：

（1）城乡数字鸿沟会使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呈指数放大，即形成“马太效应”。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城乡社会经济差距，进入信息时代之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普及本应缩小城乡社会经济差距，但却因城乡信息技术普及的不均匀反而放大了这种差距。

（2）城乡数字鸿沟以对数形式逐年增长。目前国内外主流研究认为，从理论上看，城乡数字鸿沟的演变轨迹是一条对数曲线，其刚开始显现时增长很快，在城乡信息技术普及开始饱和时增长逐渐趋于平缓[12，13]；White通过中国、印度、坦桑尼亚三个发展中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运用自回归方法证明了城乡数字鸿沟确实是呈对数形式增长[14]。

2.3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机理

根据Romer对阻尼的定义[3]，我们可以将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简单地理解为城乡数字鸿沟引起的城市化发展受阻现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很大，城乡数字鸿沟才有可能通过进一步拉大城乡社会经济差距而阻碍城市化进程。城乡数字鸿沟不是城市化内部的因素，而是引发城市化受阻的一种外部因素，它需要通过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来起作用。

城乡数字鸿沟拉大了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最终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阻尼：（1）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了信息时代的生产和消费资料在城乡间的流动，城市的资金和工业产品难以通过网络信息平台顺畅地配给到农村生产和消费所需单位，而农村的农产品原材料也难以顺利供应到城市所需部门，影响了农业向二三产业改造升级以及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等，加剧了城乡经济差距，城乡经济融合难以实现；（2）城乡数字鸿沟造成城乡间生活领域的信息难以互联互通，阻碍了以网络生活为核心的现代生活方式在农村的渗透，影响了农村网络教育和网络文化生活等，扩大了城乡社会差距，妨碍了城乡社会一体化。

3概念模型

Romer测度经济增长阻尼的核心思想是：用假设状况（无资源约束）与现实状况（有资源约束）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值来反映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阻尼，以测度资源约束造成经济发展受阻以致引起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程度。根据这一思想，本文用城乡数字鸿沟引起城市化速度下降的程度来反映阻尼，这可以用假设状况（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与现实状况（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城市化速度之差来表征，阻尼越大城市化速度下降程度越大，说明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作用越大。

由经典的城市化速度理论[15，16]可知，城市化速度（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速度）是由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共同决定的。根据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构建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概念模型应包含的自变量有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以及城乡数字鸿沟（其中，前三个自变量是内生变量，城乡数字鸿沟是外生变量），因变量为城市化速度。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与本文阻尼测度概念模型的变量对照见表1。表1 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与本文阻尼测度概念模型的变量对照

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1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概念模型自变量1因变量1自变量1因变量经济增长速度制约因素

（外生变量）1经济增长速度决定因素

（内生变量）资源1资本、劳动、知识1经济增长速度1城市化速度制约因素

（外生变量）1城市化速度决定因素

（内生变量）城乡数字鸿沟1产业结构、人口素质、

生活质量1城市化速度综上所述，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概念模型可表示为如下形式：

Dragdu=v～du-vdu

v～du=u～duIC，PD，LQ，DD

vdu=uduIC，PD，LQ，DD（1）

式中，Dragdu=v～du-vdu为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v～du和vdu分别为无城乡数字鸿沟与有城乡数字鸿沟状况下城市化速度，u～du（·）和udu（·）分别为无城乡数字鸿沟与有城乡数字鸿沟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形式，两者都依赖于产业结构IC、人口素质PD、生活质量LQ、城乡数字鸿沟DD 4个自变量。

4数据收集与检验

1990年代以来，随着移动电话、互联网在全世界的快速普及，城乡信息化差距越来越大。而在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更是迅速拉大，因此本研究中数据的起始时间取为1990年。城市化速度（v）是指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一定时间段内的变动快慢，本文用城市化水平在一年内的变动来表征，其中各年度城市化水平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产业结构（IC）主要是指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本文用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之和来表征，其中各年度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人口素质（PD）主要用人口受教育程度来反映，本文用大专及以上人口比重来表征，数据直接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11）；生活质量（LQ）一般是用除食品以外的个人消费支出占总支出比例来反映，联合国常用（1-恩格尔系数）来衡量生活质量的高低，本文也用它来表征，其中各年恩格尔系数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11）；城乡数字鸿沟（DD）反映了城乡间信息化差距，本文结合中国的实情从信息技术的接入、利用、意识与环境差距系统全面地衡量城乡数字鸿沟[17]，数据直接引用文献[17]的研究结果。

运用Eviews7.1软件通过ADF检验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

再对原始数据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变量间在1%显著性水平上有一个协整方程，在5%显著性水平上有2个协整方程，变量间存在着协整关系，故可对这些变量进行回归拟合。

5阻尼测度模型拟合与参数估计

5.1中国城市化速度与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的函数关系拟合

设要拟合的函数关系式为v=u（IC，PD，LQ），通过观察三维统计散点的分布状况来设定拟合函数形式，再根据拟合优度检验情况确定最终的拟合函数形式。

（1）统计散点图描绘

首先运用Matlab9.0软件描绘IC、PD、LQ与v的二维统计散点图。观察发现，IC、PD、LQ与v的二维统计散点大致呈现带状分布，故猜测IC、PD、LQ与v具有某种函数关系。

再描绘三元数组（ICi， PDi， LQi）与因变量vi（其中i=1，2，…，21）的三维统计散点图。观察发现，坐标点都在三维正向空间，大致呈现有一个拐点的曲线形式，且曲线拐点以下为凸的、拐点以上为凹的，具有双曲正切曲线的基本特征，故尝试用双曲正切曲线函数族来进行拟合。

（2）拟合函数形式确定

设双曲正切曲线函数：

v=u（IC，PD，LQ）=EXP[2（λ1IC+λ2PD+λ3LQ）]-11EXP[2（λ1IC+λ2PD+λ3LQ）]+1（2）

式中，λ1、λ2、λ3为参数。由于式（2）是非线性函数，故采用非线性回归原始数据来进行拟合。运用SPSS19.0软件经过三步迭代后收敛，整体拟合优度为R2=0.84173，说明拟合优度较高。因此，可以用式（2）来拟合IC、PD、LQ与v的函数关系。

5.2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基于中国城市化速度与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函数关系式，结合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以及城乡数字鸿沟的性质，通过中介因素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将城乡数字鸿沟这一外部因素引入，以建立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首先，由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可知，目前我国是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日趋扩大情形下的城市化，故可采用城乡社会经济差异系数ψ来表征，ψ（0

其次，由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性质1可知，1990～2010年ψ与DD时间序列数据之间应该呈指数函数关系，假设（其中j=1，2，…，20），又由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性质2可知，1990～2010年城乡数字鸿沟时间序列数据自身应当呈对数函数关系，假设DDt+1=ep（DDt）=φlnDDt，其中φ为正参数。

综上所述，将外生变量DD引入中国城市化速度与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函数关系式，得：

vdu=u（IC，PD，LQ）·ψφlnDD（3）

由于式中0

对式（3）进行非线性回归拟合，经过二步迭代后收敛，整体拟合优度为R2=0.85992，式（3）即为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5.3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是一种假设状况，这里用DD趋近于0的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极限来表示，即：

v～du=limDD0 [u（IC，PD，LQ）·ψφlnDD]（4）

根据等价无穷小替换方法，当DD趋近于0时，式（4）中lnDD可以用其等价无穷小111+DD来替换，得：

v～du=u（IC，PD，LQ）·ψφ11+DD（5）

这即为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5.4阻尼测度公式

用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与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两种状况城市化速度的差值来测度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即用式（5）减去式（3），得到阻尼测度公式如下：

Dragdu=v～du-vdu=u（IC，PD，LQ）ψφ11+DD1-ψφlnDD（6）

5.5参数估计

由式（3）、式（5）、式（6）组成方程组，得到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模型为：

Dragdu=v～du-vdu

v～du=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1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ψ0.2138511+DD

vdu=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1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ψ0.21385lnDD（7）

6测度结果分析

将IC、PD、LQ、DD数据代入式（7），即可计算得到各年阻尼值（Dragdu）如表2所示，其表示当年城乡数字鸿沟使城市化速度下降了多少。可以看出：1990～2010年阻尼值呈现持续上升趋势，21年间增大了七倍多；阻尼年平均值为0.04481%，城乡数字鸿沟使城市化速度年均下降了0.04481个百分点，21年总计少增长了近一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少了约1500万。与资源约束对城市化进程的平均阻尼大小0.3%[4]相比，城乡数字鸿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平均阻尼不算大，仅为其七分之一。

（1）现实中的城市化速度统计值实际上是城乡数字鸿沟存在状况下观察到的，即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的城市化速度值。1990年的阻尼值为0.01164%，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城乡数字鸿沟的阻碍作用，城市化速度将达到0.21164%，而不会是统计值0.2%。以此类推，2010年的阻尼值为0.08653%，如果没有城乡数字鸿沟的阻碍，城市化速度将达到1.69653%，而不会是统计值1.61%。因此，在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的前提下，我国城市化速度还有提升空间，远没有达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韩经济崛起时的超高速城市化状态据文献[18]，从世界城市化进程来看，城市化水平每年增长0～0.6%为“慢速”城市化，0.6%～1%为“一般速度”城市化，1%～2%为“快速”城市化，2%～4%为“超高速”城市化。 。而超高速城市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调整好全社会的经济关系以及城乡关系，对经济体系的快速转型具有催化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城市化与城乡和谐发展的关系也越发紧密，如果我国能够抓住“超高速”城市化所带来的大好机遇，统筹好城乡发展，无疑会对实现城乡一体化和现代化起到良好促进作用。

表21990～2010年城乡数字鸿沟阻尼值（%）

年份1 阻尼值1 年份 1阻尼值19901 0.011641 20011 0.0498219911 0.012931 20021 0.0541219921 0.013841 20031 0.0590519931 0.014081 20041 0.0636219941 0.014791 20051 0.0666219951 0.018161 20061 0.0699919961 0.023131 20071 0.0742519971 0.027241 20081 0.0777019981 0.034781 20091 0.0829219991 0.040041 20101 0.0865320001 0.045861 - 1-（2）从中国城市化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主要表现在经济城市化、社会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三个方面。一是城乡数字鸿沟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当今信息时代，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对群体的收入分配起着关键作用，拥有较多的信息意味着获取收入机会的增加（如通过网络进行交易、炒股炒基金等）[19]，而缺乏信息则意味着获利机会的减少甚至实际收入的损失。农村居民掌握的信息资源往往少于城市居民，使他们失去了很多发家致富的机会，影响了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是城乡数字鸿沟扩大了城乡知识分隔。城乡居民思维方式和教育水平的全面改善是城市化的一大标志，而在这一过程中知识传播起着关键作用。网上百科全书、数据信息库以及数以万计的在线论坛能够为广大城乡居民知识互动交流创造便利的条件[20]，但横亘于城乡居民之间的数字鸿沟却使农村居民难以连接到网络上的知识平台，知识传播在城乡居民之间的信息渠道中受阻，这样就形成了城乡知识分隔。三是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了城乡人口迁移。信息时代城市的很多就业信息都是通过网络的，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得知这些就业信息，他们对城市里的工作岗位数量、技术专业需求等知之甚少，失去了很多到城市就业的机会。城乡数字鸿沟造成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信息来源少，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阻碍了农业人口向非农就业人口的转变，最终阻碍了城市化进程。

7结语

本文借鉴Romer经济增长阻尼理论，构建出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模型，并通过1990～2010年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990～2010年阻尼呈现持续上升趋势，1990年阻尼值最小，2010年阻尼值最大，后者为前者的七倍多；阻尼年平均值为0.04481%，城乡数字鸿沟使城市化速度年均下降了0.04481个百分点。通过深入分析这些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阻尼越来越明显；现实中的城市化速度反映的只是城市化被阻碍条件下的情况，目前城乡数字鸿沟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主要表现在经济城市化、社会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三个方面。因此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可以提高我国城市化速度，以期达到对经济体系快速转型具有催化作用的超高速城市化状态。

城乡数字鸿沟是通过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对城市化进程产生阻碍作用的，而城乡数字鸿沟所反映的城乡信息化差距主要表现在农村居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数量太少，因此，应从提升农村信息化水平入手，加大农村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制定更多倾斜性政策推动农村信息技术的普及，以尽快弥合城乡数字鸿沟，进而促进城乡社会经济全面融合发展，减小对城市化进程的阻碍作用，使我国城市化进程更快更好地发展。

值得说明的是，虽然城乡数字鸿沟会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产生阻尼，使得城市化速度下降，但是我国城市化并未停滞不前，城市化水平从1990年的26.41%逐年上升至2010年的49.95%，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等正面因素对城市化产生动力作用，不断克服阻力推动城市化向前发展。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深入探讨城市化进程的动力与阻力的相互耦合特性，分析动力与阻力的作用机理。

参考文献：

[1]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Falling through the net： a survey of the “have nots” in rural and urban America[R]. Washington DC， USA： NTIA，1995 ： 1-2.

[2]Serway A. Principles of Physics [M].London， UK： Harcourt College Press， 2003：212-213.

[3]Romer D.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second edition） [M].New York， USA： McGraw-Hill Companies， 2001：30-38.

[4]刘耀彬，陈斐.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消耗“尾效”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7，（11）：48-55.

[5]阿依吐尔逊·沙木西. 自然资源对干旱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增长阻尼—以新疆库尔勒市为例[J].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47（6）：751-756.（下转第59页）

收稿日期：2013-03-07

数字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数字经济；欧亚经济联盟；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6）05―0027―04

当代全球化的经济，同时被分解为“金融经济”（Ю.М.奥西波夫认为，在没有货币金本位制和任何介质标准的情况下金融资本在经济中的统治地位附属于总债务，即实体经济的信贷能力取决于自我的财力状况。）和“技术经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电子计算机革命和技术突破是所有产业和整个人类生活技术化的特殊现象）以及二者的结合，经济全球化正变得越来越依存于货币的高科技。电子经济学是现代生活的产物，包括网络、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它们通过数字通信、信息与通信技术（ИКТ）来运行并且形成了数字空间、区域空间和全球空间。黑龙江省自然也被包括在其中。

在新经济和欧亚经济联盟（ЕАЭС）与丝绸之路经济带（ЭПШП）对接框架下，不仅是俄罗斯与中国，还有更广泛的跨国合作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一体化合作的最新合作模式，都要求俄罗斯和其他欧亚经济共同体国家（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在社会、文化、经济、货币金融、创新基础设施和政治体制等方面进行重大改革，中国也该如此。在当展新范式和独创模式――“新常态”基础上，为实现国际合作和完成相关任务，全世界都在进行充分的准备，中国也制定了超长期发展规划。国际合作的实施不仅是中国到欧洲的古代丝绸之路概念和实践活动的复兴，而且也是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框架下完成对巨大经济空间和数字空间的控制任务，以及借助于基础设施、物流、货币金融及其他项目的落实来完成区域生产管理、基础设施、软硬环境、货币金融机构的改革，其中包括在区域经济范围内的数字化、创新化和制度化改革。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框架下统一数字空间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今后俄中、整体上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安全合作历程已经开始了。

一、作为新经济的数字经济的发展阶段及其范围

在当代经济最高形式新经济背景下，什么是数字经济？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它代表着什么？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经济哲学学院院长Ю.М.奥西波夫写道：“计算机与信息非常发达并普及，不仅改变了信息本身的性质（信息被编号卖到网上），更无限地扩大了它的工作范围，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征服的不是时间而是空间，确保了高速运算的兼容性，它们还改变了所有的经济生活：从生产、交易、消费到工艺、研发、通讯，囊括了所有的经济。”更确切地说，改变了所有的成本和价值。

信息化和技术化导致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这引起新产业和生产、经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新模式的出现。它实现了“对空间和时间的真正征服”，使“经济变得轻盈、灵活、飞速发展”。云计算技术出现了。Ю.М.奥西波夫指出，经济及其背后所有价值的获得都归功于覆盖全球的电子信息网络的出现（是独特的集体的电脑）……经济突然从自由中间商集团变为强制性“情报网”，还从竞争一协调大中心区分出结构和可操纵的层次。网络突然成为网络“苍蝇”，或者网络“蜘蛛”，包括在更大甚至巨大的“蜘蛛网群”中。这个社会阶层的出现是网络的力量和智慧的力量所致。

新经济经过自身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技术革命世界上成立了数字重新调整中心，数字自动化中心，虚拟环境设计中心，创建了快速还原系统。数字经济最鲜明的例子是欧洲阿姆斯特丹桥梁的施工借助于3D技术和机器人的帮助。技术革命被定位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别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就是所谓的“数字化”。在2016年达沃斯论坛上，施瓦布教授已经论证了区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依据：一是世界经济发生变化的速度；二是其影响的范围；三是后果的系统性。数字革命创造了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这一术语是其创造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1995年提出的。其实质在于技术融合，以及消除物理、数字、生物系统之间的界限。这个概念与信息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相关，是基于纳米电子学的第六代技术规范，后来还出现基于量子技术的第七代技术规范。И.М.图什卡诺夫认为，数字技术不是终点，量子技术将出现来解决主要的“源泉”问题。数学仪器已经为采用叠加原理和产生真正随机性的量子计算机的制造做好实际准备。

数字经济已成为电子信息革命和数字化的产物。经济的数字化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存在积极与消极的影响。根据И.М.图什卡诺夫的建设性意见，数字化只是一个工具，它有助于解决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任务（科学发展、教育、重新重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政府调控和经济规划等等），并实现一系列过渡性目标。数字化的宗旨是成为国家工业、农业等行业发展、预算支出透明、经济商反馈等的平台。对于个人而言，数字化应用的便捷性在于，在经济活动中规避中介机构直接获取资源，项目实现集约化（采购、施工）。

在经济生活中，电子信息革命对经济转型的显著影响已有四十余年，导致在生产关系和制度层面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变革。在数字经济中，当增加一些算法时，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变得复杂化。生产或经济关系变革的特点反映出，在生产、分配、交易和消费（使用）过程中，信息相较于其他商业和经济活动显得更重要，并会对其产生影响。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电子信息革命导致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化，全球机构间的因特网（网络互联）正式联网，严格规定了电信网络的布局和信息的传播。一般来说，第一代和第二代信息化和计算机化的进程是卫星通信。技术经济使从世界上任何没有有线通讯设施的地方传输信息成为可能，形成了云计算基础架构。事实是信息通信技术的开放和发展使人类生活的许多领域都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变化。目前，已经有近40%的世界人口在使用互联网，而中国这一数据为60%。每天互联网上都会出现新用户。甚至在占全世界20%的贫困家庭中每十个人中就有七个人有手机。

伴随着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的出现，当代经济日益虚拟化。事实上，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理财学以及技术经济不是极限，电子信息革命及其产物――电子和数字经济改变了全球市场经济领域组织和机构之间的经济关系（最终试图在机器与机器的关系中改变人与机器的关系）。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全球的经济部门，如金融、贸易以及工程、农业、建筑、交通、通讯、医疗、教育等都被卷入电子数字经济之中。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调查，2010年互联网经济达到2.3万亿美元。牛津经济报告显示，2013年数字经济的规模走低，为204亿美元。

在现代技术的第六代技术规范形式上，信息作为生产的主要因素，借助于以下方法和因素给出了经济量化增长的极大可能性：

第一，网上商务平台、电子商务发展、网上商品交易、金融（股票和外汇）市场的无限无界性；

第二，为了获得市场竞争的成功，企业规模缩小，横向管理系统得到开发并出现了虚拟企业（公司）和机构，也被称为“智能企业”；

第三，重复使用同一物质、劳动等资源，在数字经济和数字生态系统的专业区域集群和企业云基础框架下提供各种服务；

第四，互联网覆盖范围限制经营活动的规模；

第五，对于数字经济来说，客户端转变为某种“神”，即数字化拜物教信徒；

第六，数字化产品的经济效益全面提高，包括通过降低生产成本；

第七，最重要的是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数字谷”（在垂直整合系统内大学的基础上）。

但应同时考虑到数字经济的范围。这首先是在亚里士多德理财学和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它的基础和应用方面被开发，也就是В.Ю.卡塔索诺夫所说的“货币文明”。Т.Н.尤吉娜认为依据亚里士多德经济学原理其并非是对社会有用的和谐（处于灵魂与自然的和谐之中）的道德经济。

第一，数字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忽视了伦理和精神道德原则。从这个角度无法评估机器人制造项目。

第二，众所周知，由于无法控制流通和涉嫌洗钱的极大可能性，俄罗斯禁止虚拟货币（比特币）。

第三，产生和加宽数字鸿沟问题。信息垄断权是获取知识租金和高额利润的要素。

第四，经济关系变得越来越失去个性，增加了经济犯罪的可能性。

因此，数字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科学研究，只能运用跨学科研究法，特别是经济哲学、经济理论和政治经济学以及应用数学的相互交叉。经济数字化――是区域和全球数字空间形成的客观过程。

二、欧亚经济联盟和俄数字空间的建立，欧亚经济联盟经济数字化的新问题

2016年3月17日，欧亚经济委员会将提案筹备工作制度化，在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信息化及信息通讯技术理事会委员（部长）К.米纳相领导下建立欧亚经济联盟数字空间。

2016年3月25日，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信息化及信息通讯技术理事会成员工作会议在莫斯科举行。К.米纳相和俄罗斯通信与大众传媒部部长Н.尼基福罗夫讨论了欧亚经济联盟（EAOC）数字空间的建立问题。

上述两位部长评价了一体化进程中的数字现代化进程，数字化市场、数字化平台和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制度法规。此外，他们还讨论了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信息系统的持续运行问题、建立可靠的跨国空间问题，以及一些经济部门的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的标准化问题。

K.米纳相强调：“我们必须在选定的公共自动化进程中加快发起协同动作，在试点项目框架内解决技术和监管问题。这将创造出新的一体化效应，欧亚经济联盟的数字空间将迎来新的发展前景。”

俄方强调本国的企业界和科研中心参与对欧亚经济联盟数字空间建立提案的进一步审查研究的必要性。

在俄联邦经济中，新技术旨在推进生产多样化、重新重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世界银行的专家指出新经济获得成功。所以，А.霍瓦特给俄联邦的新经济如下评价：“俄罗斯第一大搜索引擎（Яндекс）、卡斯佩尔斯基在线出租车服务（Т.Н.尤吉娜补充：如优步打车软件等）只是国内信息技术发展的几个例子。此外，俄罗斯是手机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重要的是政府层面的工作：‘创新技术被运用到公共服务中，公开的数据系统得到发展，创建了电子政务系统。”’A.霍瓦特指出：“利用信息技术，产权登记期限缩短为10天”，这个成功的例子使俄罗斯在“做生意”（Do-ing Business）指标排名中被评定为第八位。

三、在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背景下以及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统一的数字空间建立与发展的制度进程

2015年5月18日在上海合作组织工商论坛上，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框架下讨论了“上海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新现实、新机遇、意向性合作和财务机制”，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信息化及信息通讯技术理事会部长K.米纳相定位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方式，以及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数字化和对接问题。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远东发展部、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政府、俄罗斯工商会和巴基斯坦工商会以及俄罗斯商会派代表参加了此次上海合作组织工商论坛。

K.米纳相强调，上海合作组织不仅地理上相连，更是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周边国家建立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组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同时都是两个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而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则在寻求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的联系。K.米纳相指出：“欧亚经济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合作前景广阔。更何况成为两个组织的成员国将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伙伴讨论商业经营规程，联盟平台还会考虑到欧亚经济联盟条约框架内的责任义务。因此，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将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谈判的参与者。而且这与联盟的许多目标是相吻合的：修建更有效的基础设施、发展交通运输业、投资合作、贸易和服务便利化、简化海关程序、协调技术监管规程等。”

K.米纳相强调：“在上合组织乌法峰会框架内讨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两大项目对接的相关问题，显然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考虑与两大倡议对接进程的协同动作。因此，应该形成总体方针。”事实上，合作的全新方向是将开辟欧亚经济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数字空间，即所谓的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对于咨询行业而言，各省（市）对于职称论文重复率的标准设定略有差异，大多会设置在20%-30%左右，有些会在当年的评审通知中明确，有些省份未做明确但实际上会进行查重处理。因此，拟参加评审的人员要结合所在省（市）的重复率标准，在前使用查重软件进行查重检测，对于重复率较高的文章要认真反复修改，直至将重复率严格控制在20%以内。以前曾看到有评委爆料说评审时发现有评审人员全文抄袭自己的文章，这种情况下即使侥幸通过查重也会被评委投反对票。但查重并不意味着整篇论文都需要是作者自己原创，论文创作时要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吸收消化，按照自己的逻辑和语言进行整合，同时应在论文中或参考文献中加以注明。

第二步骤是要过内容关。论文质量直接影响评审时科研部分得分，而创新性、实用性、可读性是衡量职称论文质量高低的三个重要标准。创新性是指论文内容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能够提出新观点、新工具、新方法、新操作或新启示，进而进行有理有据的论证，形成作者的一己之见，使论文对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学术论文和毕业论文不同，职称论文大多是实务文章，选题应源于具体财务实践，又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进而指导实践，因此论文内容不能仅限于理论介绍、背景描述，而应将重点放在应用启示、管理对策上，即使是理论型文章也要着眼于对理论成果的应用探讨。可读性是指论文内容要写得通俗易懂，在文字使用上要生动活泼，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对于较为复杂或枯燥的理论、原则、规范等应尽量通过鲜活的案例、具体的操作等形式来进行演绎和阐释清楚。同时，论文选题、内容最好能和作者过往的工作经历相匹配，如制造业从业者宜围绕制造业财务管理的内容展开，尽量不去挑战所在行业之外的研究领域，用于高会评审的论文选题应围绕单位或行业的经济学、财务、内控等问题展开。

第三步骤是要过细节关。一是要合理安排论文的发表时间。论文通常在通过经济学中级职称以后就可以着手准备，在预计参加评审前的2-3年内均衡发表最好，切记不宜在截止时间前的最后1-2个月才发表，以免给评委留下突击发表的不良印象。二是要合理安排论文的篇幅字数。一般来讲，除了要满足所在省份对论文字数的基本要求之外，实务论文的字数不宜过多，但也不能过少。字数过多会显得论文拖沓冗长、啰啰嗦嗦，对于发表在收费期刊上的还有要多交版面费的问题；字数过少会导致很多问题分析的不够透彻、不够充分，让人感觉研究不深入，读起来会显得余尤未尽。参考实务期刊的征稿要求，文章字数宜控制在3000字-5000字左右。三是要留意与其他科研项目的叠加。除进行论文创作之外，编写（编著）书籍、参与（主持）课题也是科研能力的有效证明，申报人员要善于把握机会，积极参与专业课题的申报、书籍的撰写，特别是由国家财政部、各省财政厅（局）、各省经济学学会立项的课题。四是要留意论文创作的行文规范。论文标题和结构要合理，论文语句要通顺，应避免明显的病句、错误的用词，也不能出现明显的错字、别字。五是要留意评审时论文提交的规范。提交论文纸质材料的，要包含杂志封面、有刊号页、当期目录（最好用荧光笔划出送审文章的标题）、正文等；提交论文电子版的，要记得预留时的电子版，文章排版要整洁，字体字号要美观大方，不能引起评委的反感；发表多篇论文的，主送论文要用最能体现申报人科研能力的论文。

数字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财政赤字 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 var模型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三者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热议的话题。部分学者认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密切联系。uribe（2002）发现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持续扩大是导致货币过度发行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有很多学者认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并无显著关系。stanley fisher和william easterly（1990）证明，工业化国家赤字规模在gdp1%、发展中国家赤字gdp2.5%以下，则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增加将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间的关系同样引发很大的讨论。干霖、董智勇（2011）发现gdp、cpi对各自贡献率和交叉贡献率均为近似余弦曲线。很多学者还对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进行了探究。戴蕾、王叙果（2011）发现虽然2008年政府财政赤字是可持续的，但公众预期通货膨胀率以及汇率的变动会对未来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产生影响。

已有研究成果多数是采用理论分析论证法，缺乏实证分析。多基于凯恩斯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上的剖析。针对已有研究缺陷，本文拟运用var计量分析模型，并辅助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技术，对财政赤字、经济增长及通货膨胀的内在关系做一系列的实证分析检验、评价和预测。

二、模型构建与分析

本文的数据是从1980年至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dpr）、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defbg）、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cpir）三个指标所构成的时间序列。数据从中国统计局网站的《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取。经单位根检验，三个变量均不存在单位根过程，由于序列趋势平稳或随机平稳，所以可以继续进行后续var模型构建和脉冲响应分析。

1.模型构建

用gdpr、cpir、defbg三变量构造var模型，再借助aic、hq、sc、fpe准则为方程确定合适的阶数，四个标准结果为：3，3，2，3，因此，将阶数定为3。

通过参数估计，具体的var模型如图：

2.模型评价

通过对模型残差的正态性检验、相关性检验以及条件异方差检验，证明残差服从正态分布、无相关性和异方差性。表明模型拟合的很好。

3.格兰杰因果检验

原假设 f统计量 p—value 结论

gdpr不是cpir和defbg的格兰杰原因 2.9841 0.01324 拒绝

cpir不是gdpr和defbg的格兰杰原因 1.8077 0.1138 接受

defbg不是cpir和gdpr的格兰杰原因 0.5401 0.7755 接受

从检验结果可以得出，gdpr是cpir的格兰杰原因，而cpir不是gdpr的格兰杰原因，表明说明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的传导效应是单向的。gdpr是defbg的格兰杰原因，而defbg不是gdpr的格兰杰原因，表明经济增长对赤字的传导效应也是单向的，经济增长有助于削减财政赤字水平，但财政赤字也并非导致经济增长或谁退的显著原因。cpir与defbg间无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通过膨胀对财政赤字无显著的因果影响，反之亦然。证明通胀和赤字间的相互影响是不明显的，存在间接的影响，不构成直接因果关系。

4.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每个变量扰动的脉冲响应关系如下：

由图1-1得出：gdpr对cpir当期及未来的影响都是正向的，验证了经济增长推动通货膨胀的增长。gdpr对defbg当期及未来的影响都是负向的，表明经济增长有助于财政赤字的减少但并不显著。由图1-2得出：cpir对gdpr当期有负向的影响，表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抑制作用。cpir对defbg当期有较小正向影响，而后影响由正转向负并不断减弱，表明通货膨胀使得财政赤字在短期内小幅波动。通货膨胀一方面增加通货膨胀税、所得税、商品税提高财政收入、降低赤字，另一方面由于抑制

经济会迫使政府增大财政支出、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发行国债来抑制通胀并增加转移支付，增大财政赤字，政府作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通货膨胀对财政赤字的影响并没有显著作用。由图1-3得出：defbg对gdpr短期有较显著正向影响，而后转为负向影响，表明赤字对在短期拉动经济增长，长期由于财政挤出效应不利于经济增长。可见积极地财政政策在短期有效但不宜长期施行。defbg使cpir在短期内上下震荡，从第3期后转为负向影响并于第4起达到最大并最终减小为零。短期内对通货膨胀的正向作用可以由于财政政策的货币化，政府被迫采用增大货币供应量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从而增大通货膨胀率。长期财政赤字抑制经济增长，继而带来着物价水平的下降，并最终随着赤字对经济影响的逐步减弱而减弱至相对稳定水平。此外，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在第二期是达到最大。综合图1-4，defdg对gdpr及cpir的脉冲响应高度一致，可以得出财政赤字从影响经济增长到影响通货膨胀存在一期的时滞现象。因此，如果政府进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三年后适当地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将对通货膨胀起到更好的抑制效果。

三、结论和建议

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和财经赤字具有单向传导作用。财政赤字短期促进、长期抑制经济，因此财政政策不宜长期使用。通货膨胀短期、长期皆抑制经济，中国国情与菲利普斯曲线不符，因此稳定物价作为首要宏观政策是重要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皆非中性，货币政策更显著，财政政策更独立。财政赤字从影响经济增长到影响通货膨胀的存在一期时滞，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三年后配合适当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更好。

参考文献：

[1]uribe. a fiscal theor y of sovereign risk[r]. 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 2002

[2]stanley fisher， william easterly. the economics o f government budget co nstraint[j] .the world bank observer.2005（02）

数字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财政赤字 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 VAR模型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三者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热议的话题。部分学者认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密切联系。Uribe（2002）发现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持续扩大是导致货币过度发行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有很多学者认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并无显著关系。Stanley Fisher和William Easterly（1990）证明，工业化国家赤字规模在GDP1%、发展中国家赤字GDP2.5%以下，则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增加将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间的关系同样引发很大的讨论。干霖、董智勇（2011）发现GDP、CPI对各自贡献率和交叉贡献率均为近似余弦曲线。很多学者还对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进行了探究。戴蕾、王叙果（2011）发现虽然2008年政府财政赤字是可持续的，但公众预期通货膨胀率以及汇率的变动会对未来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产生影响。

已有研究成果多数是采用理论分析论证法，缺乏实证分析。多基于凯恩斯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上的剖析。针对已有研究缺陷，本文拟运用VAR计量分析模型，并辅助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技术，对财政赤字、经济增长及通货膨胀的内在关系做一系列的实证分析检验、评价和预测。

二、模型构建与分析

本文的数据是从1980年至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dpr）、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defbg）、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cpir）三个指标所构成的时间序列。数据从中国统计局网站的《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取。经单位根检验，三个变量均不存在单位根过程，由于序列趋势平稳或随机平稳，所以可以继续进行后续VAR模型构建和脉冲响应分析。

1.模型构建

用gdpr、cpir、defbg三变量构造VAR模型，再借助AIC、HQ、SC、FPE准则为方程确定合适的阶数，四个标准结果为：3，3，2，3，因此，将阶数定为3。

通过参数估计，具体的VAR模型如图：

2.模型评价

通过对模型残差的正态性检验、相关性检验以及条件异方差检验，证明残差服从正态分布、无相关性和异方差性。表明模型拟合的很好。

3.格兰杰因果检验

原假设 F统计量 P—value 结论

gdpr不是cpir和defbg的格兰杰原因 2.9841 0.01324 拒绝

cpir不是gdpr和defbg的格兰杰原因 1.8077 0.1138 接受

defbg不是cpir和gdpr的格兰杰原因 0.5401 0.7755 接受

从检验结果可以得出，gdpr是cpir的格兰杰原因，而cpir不是gdpr的格兰杰原因，表明说明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的传导效应是单向的。gdpr是defbg的格兰杰原因，而defbg不是gdpr的格兰杰原因，表明经济增长对赤字的传导效应也是单向的，经济增长有助于削减财政赤字水平，但财政赤字也并非导致经济增长或谁退的显著原因。cpir与defbg间无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通过膨胀对财政赤字无显著的因果影响，反之亦然。证明通胀和赤字间的相互影响是不明显的，存在间接的影响，不构成直接因果关系。

4.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每个变量扰动的脉冲响应关系如下：

由图1-1得出：gdpr对cpir当期及未来的影响都是正向的，验证了经济增长推动通货膨胀的增长。gdpr对defbg当期及未来的影响都是负向的，表明经济增长有助于财政赤字的减少但并不显著。由图1-2得出：cpir对gdpr当期有负向的影响，表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抑制作用。cpir对defbg当期有较小正向影响，而后影响由正转向负并不断减弱，表明通货膨胀使得财政赤字在短期内小幅波动。通货膨胀一方面增加通货膨胀税、所得税、商品税提高财政收入、降低赤字，另一方面由于抑制经济会迫使政府增大财政支出、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发行国债来抑制通胀并增加转移支付，增大财政赤字，政府作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通货膨胀对财政赤字的影响并没有显著作用。由图1-3得出：defbg对gdpr短期有较显著正向影响，而后转为负向影响，表明赤字对在短期拉动经济增长，长期由于财政挤出效应不利于经济增长。可见积极地财政政策在短期有效但不宜长期施行。defbg使cpir在短期内上下震荡，从第3期后转为负向影响并于第4起达到最大并最终减小为零。短期内对通货膨胀的正向作用可以由于财政政策的货币化，政府被迫采用增大货币供应量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从而增大通货膨胀率。长期财政赤字抑制经济增长，继而带来着物价水平的下降，并最终随着赤字对经济影响的逐步减弱而减弱至相对稳定水平。此外，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在第二期是达到最大。综合图1-4，defdg对gdpr及cpir的脉冲响应高度一致，可以得出财政赤字从影响经济增长到影响通货膨胀存在一期的时滞现象。因此，如果政府进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三年后适当地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将对通货膨胀起到更好的抑制效果。

三、结论和建议

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和财经赤字具有单向传导作用。财政赤字短期促进、长期抑制经济，因此财政政策不宜长期使用。通货膨胀短期、长期皆抑制经济，中国国情与菲利普斯曲线不符，因此稳定物价作为首要宏观政策是重要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皆非中性，货币政策更显著，财政政策更独立。财政赤字从影响经济增长到影响通货膨胀的存在一期时滞，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三年后配合适当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更好。

参考文献：

[1]Uribe. A fiscal theor y of sovereign risk[R]. 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 2002

[2]Stanley Fisher， William Easterly. The economics o f government budget co nstraint[J] .The World Bank Observer.2005（02）

数字经济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文盲率 预测 计量模型

一、前言

关于文盲率的研究，国外学者Mamoru Ishikawa,Daniel Ryan（2002）运用全国成人扫盲调查数据，研究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回归模型分析识字率的影响因素，此外，该研究同时表明多数情况下教育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不同种族间人力资本与证书技能对教育的回归解释力有差异，白人和黑人的年收入对教育的回报率差异较大[1]。Aparna Sundaram,Reeve Vanneman运用印度发展区数据库数据和似然估计技术中的自相关控制方法，采用空间扰动模型，对印度409个地区的研究得到了与人力资本视角不同的结论，认为对于妇女劳动参与率高的地区来说，相比男性的识字率女性识字率更低。原因是，妇女劳动参与率高的地区女童的劳动参与比例也高，高的工作比例压抑了识字和教育。结论认为，识字率上表现出的性别差异是妇女劳动参与不平等的社会表现[2]。Bryan Maddox在巴苏和福斯特（1998）的识字率家庭内部性研究基础上，借鉴孟加拉国的例子，阐述了识字率的外部性并将巴-福模型进行了扩展，指出了家庭内部分享和积累以及社会网络影响的重要性。此外，该文也对女性的识字率进行了研究，表明妇女识字率高低与性别不平等和合作冲突等因素有关[3]。

国内学者对识字率的研究有，邵岑等运用分因素贡献率的方法，针对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贵州省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出现上升的现象，对贵州省成人识字率变化作了研究。分析得出贵州省各个地市在总体文盲率升高过程中的贡献及部分性别因素的贡献程度，为日后的教育普及工作的改善提出新的视角和建议[4]。张强等将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作为因素之一，应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素质进行了研究，得出蒙古族、朝鲜族人口素质相对较高，藏族、哈尼族的人口素质相对较差的结果[5]。徐映梅等运用回归分析研究了区域人力资本指标1990-2000年间的差异及其变化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其中识字率的影响因素较大，识字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仅次于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率，并且得出未来识字率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将逐步减弱的结论[6]。

二、辽宁省文盲率预测模型的构建与检验

（一）、文盲率影响因素分析

对文盲人口的影响因素较多并且相互影响。本文认为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经济因素。经济因素主要涉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通常，经济发达的地区人口文盲率相对较低，较为贫困的地区文盲人口数量较多。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一方面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用于科普、教育的资金能够满足民众基本需求；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可用于精神消费的资金相对充足；再者，产业格局相对现代化，对人口教育水平要求较高。第二，文化因素，中国的教育模式呈现阶梯式，高等教育是建立在基础教育之上的。只有通过基础教育的层层选拔才能成为教育阶梯的“金子塔尖”，大学生的比例综合反映了基础教育水平、教育投入等情况。此外，相对发达的地区有一定文化氛围，社会重视教育，使得辍学率较低。第三，政策因素。体制与政策为教育提供环境支持。如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九年义务教育实施方案等。

综上，本文选取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和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作为建模的主要指标。

（二）、辽宁省文盲率预测模型的构建

数据的主要来源为辽宁省人口统计年鉴， 2004-2009辽宁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常用数据手册，辽宁各年统计公报等。参照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相关理论，综合辽宁省历年文盲人口数以及辽宁省文盲率的影响因素，拟建立的模型如下：

其中，为因变量，代表辽宁省文盲率；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为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数。

（三）、辽宁省文盲率预测模型的检验

通过表1可以看出，在参数显著性检验方面，调整后的样本决定系数为0.93，这说明样本回归函数值与样本观测值之间拟合程度较高；在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时，F检验统计量为67.49远大于3.68，表明上述两个指标的综合影响是显著的。通过检验。在经济意义检验方面，选取的指标的系数表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数与文盲率正相关，城乡收入差异与文盲率呈反比。即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每上升1%，文盲率就会增长63.06%，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与文盲率呈负相关关系，即万人在校大学生每增加1人，文盲率就会下降0.043%。这与理论分析和现实经验判断相一致。

三、辽宁省2011-2050年文盲率预测

本文认为，辽宁省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将以平均每年1%的速度增长，主要由于税费改革使得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辽宁省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以每年0.01%的比例下降，这是由于我省产业调整促使产业升级，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和增加值都将逐步降低。辽宁省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将以年均3%的速度增长，原因可以归结为我省对人才的重视和教育的综合发展趋势。综合以上数据，可得到2011-2050年辽宁省文盲率的预测趋势图，如图1.1所示。

四、结论

2011年至2050年，随着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下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的上升以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数的提高，辽宁省的文盲率将继续下降（至2%以下），这有利于辽宁省的经济社会向知识密集型发展。而随着人口素质的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将逐步升级，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和谐、平稳。

参考文献：

[1] Mamoru Ishikawa, Daniel Ryan. Schooling, basic skills and economic outcomes[J].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Volume 21, Issue 3, June 2002, Pages 231-243

[2]Bryan Maddox. WorldsApart? Ethnographic Reflections on “Effective Literacy” and Intrahousehold Externalities[J].World Development, Volume 35, Issue 3, March 2007, Pages 532-541

[3] Aparna Sundaram, Reeve Vanneman. Gender Differentials in Literacy in India: The Intriguing Relationship with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J].World Development, Volume 36, Issue 1, January 2008, Pages 128-143

[4] 邵岑，陆卫群.分因素贡献率在贵州省成人识字率中的应用.[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VOL.18

[5] 张强，孙爱珊，钱建明.用灰色关联分析评价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素质.[J]现代预防医学。2002，vol.29

[6] 徐映梅，叶峰.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计量分析.[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5,VOL.4

作者简介：姜照华（1964-），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创新与经济增长；

朱建美（1989-），女，河南信阳人，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创新与经济增长；

丛婉（1987-），女，辽宁大连人，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创新与经济增长。

数字经济论文范文第11篇

随着信息时代的日益发展，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数字式语言、评论、新闻、趣闻杂事等一系列出版方式屡见不鲜，形成了一股独特的出版产业文化机构，但也存在以下问题。

1.信息管理困难，制约数字环境出版产业经济发展现实中，在数字模式的催生下，一些公民有意识地构建一个公共信息评论或转发的平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将一些付费文章、杂志、书籍等进行免费传播，导致出版产业的经济发展面临盗版及违法出版的困境。事实上，期刊社、出版社等也可以将文章通过数字途径进行传播。然而，由于数字出版的公开性和复杂性等原因，容易出现数字出版平台管理的漏洞，会制约这种新兴出版产业经济的发展。

2.网络出版文化价值取向偏离由于网络自身传播速度快的特性，使得网络出版文化产业的内容存在许多问题。如：传播方式、传播者身份、传播时间地点和经营者都出现了虚假性，最突出的就是不良信息和有害信息。目前看来，数字环境中存在大量抨击社会、阴暗心理、极端思想的内容，形成了一种特有的黑色网络出版文化，使人们扭曲自身的价值取向，也影响了出版产业经济的发展。

3.出版产业容易形成泡沫产业随着数字出版产业的不断发展，全国各地发展数字出版产业的热情高涨，纷纷建设网络出版产业基地，举办数字出版活动，这对推动各地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提高数字出版产业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建基地和办展会比较容易见成效，因而近年形成了一股基地和展会热。有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多数出版社都已构建数字出版平台，相关的出版企业也进行了有效的联合，逐步构建了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在数字环境的影响下，不少出版企业也顺利转型为专职数字出版企业。然而，由于缺乏科学论证和规划，出版产业内部行业的重复建设、数字出版产业的盲目发展则容易形成数字出版产业的泡沫。

4.出版产业文化内容创新不足在数字环境的带动下，出版产业文化也不断发展。而目前中国所流行的网络出版发行，都是受广为传播的网络文学的影响而创建，在出版发行方式的设置和作品的选择上大同小异。深入调查目前成功的网络出版作品，其背后都蕴涵着本土化精神的力量，中国有美丽富饶的五千年文明历史，坐拥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丰富的文学素材，但却鲜有能体现中国文化特色和价值观的网络文学产品问世，这其实也是中国数字出版经济发展的重大不足。

二、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经济发展的措施

1.加强数字出版监管，营造健康的数字出版产业经济发展环境加强数字出版监管，一方面，要采取透明方式在网上公开，通过民众监督，严把数字出版中网络文化的真实性和价值性；另一方面，积极研究和借鉴国外管理经验，理顺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的管理体制，不断提高管理水平，采取有效的管理方法，加快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经济顺利的发展。内容管理是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管理的重点之一，不仅要严格制止，还要提高防范，对于涉及不良内容的数字出版企业，要立即制止并根据其情节给予经济处罚。在数字出版环境下，有关部门应对出版产业的主体进行有效界定。由于数字环境下所参与的主体具有多样化特性，对出版主体难以有效界定，而这对于需投入大量资金与精力，并涉及侵权与侵权赔偿的出版业而言十分不利。实际上，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在网络上进行传播，而这也使得出版者众多，因此明确出版主体将大大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促进出版产业经济发展。

2.用正确价值观指引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经济的发展随着数字环境中网络文化给人们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带来的很大影响，出版产业数字化出版的价值取向已成为重要环节，因此只有运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数字出版健康而有序的发展，才能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当前，数字环境的不断发展也带来诸多弊病，解决这些“疑难杂症”需要建立和完善计划机制，并使其具备长效性。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经济发展，以先进文化占领数字出版宣传阵地，建设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出版产业生态环境，是出版产业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3.科学引导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经济的发展数字环境的不断发展，促使出版产业的网络化进一步加深，其网络化的加深不仅包括信息内容的开放，还包括信息渠道的开放，从而导致低俗和违法信息不断增多，因此应科学引导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文化的发展。一方面，要严格整合普通网民、粉丝网民和明星网民的网络信息；另一方面，积极指引出版企业通过数字化的互动广告、实时搜索、电子商务平台等营销模式，传播优秀的文化作品，促进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经济的发展。目前国内关于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发展的相关规定不够合理，并且在具体处理过程中也存在矛盾，因此，在法律规章上进行更为清晰的解释尤为必要。

数字经济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数字城市；实施策略；模式研究；思考

前言：据了解，我国的数字城市的实施计划还不全面，实施技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此，要加强对数字城市的实施策略，强化实施手段，对数字城市的模式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数字城市的建设。通过计算机等技术对城市的信息全面化，从而实现数字城市的建设，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1数字城市的内涵

数字城市相对而言就是信息化的城市发展，随着信息化的不断进步，对城市建设也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要通过计算机技术以及多媒体技术等对城市进行规划，通过网络的传播速度从而实现城市的三维立体化发展。数字城市的发展实现了人与地理的和谐统一，与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的建设理念共同实现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城市就是对城市的货币流通速度、人们的交流方式、物品的流通方式进行信息化的管理，实现了城市信息化的建设，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因此，通过信息化的城市发展从而提高城市的管理效率，节约城市的资源[1]。

1.1数字城市的发展特点

数字城市实现了居住与工作环境相融合的功能，数字城市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职业实现了在家办公的目标，同时，由于数字城市的信息化的不断发展，使网络得到了普及，在进行召开会议的时候可以进行网络会议，也可以利用远程来强化信息化城市的发展，同时，数字城市的发展为城市的交通也带来了便利，如：当今社会中各种交通软件的开发，为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方便。

1.2数字城市的发展历程

数字城市的发展标志着我国的城市建设由工业化转变为信息化的发展，标志着人类的进步，因此，在信息化的城市建设中，信息技术将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话题。我国的城市建设由最初的农业社会发展成为工业社会，从工业化的城市建设转变为当今的信息化的城市，这期间转变的是对城市经济的主导方式的转变，在农业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注重的是农业的经济，而在工业化的城市建设中重视的是对工业化的历程，然而，在当今的数字城市的建设中，信息将成为数字城市发展中最主要的建设。因此，要努力缩小城市之间的差距，从城市信息化的建设带动国家网络技术的发展。

2数字城市的理论基础

数字城市的理论基础涉及到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包含了许多的学科理论知识，如城市经济学、城市管理学、信息管理学等等学科，因此，对于数字城市的建设要要依据多方面的理论知识进行论证，经过系统的、权威的理论进行检验，从而加强对数字城市的建设。数字城市的建设不仅仅受信息化发展的制约，还受着科技、网络、市场等因素的制约，因此，限制了数字城市的发展。

数字城市的发展是将城市系统工程理论、流动空间理论、信息化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城市循环理论相结合为一体的理论建设，从而构造出了数字城市理论的基础。

2.1城市系统工程理论的建设

城市系统工程理论是对城市工程方面的建设，在城市的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理论，因此，工程方面的理论知识就是对城市结构的掌握。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城市化的规模也不断地扩大，因此，就加大了城市系统工程理论的复杂性，为实现数字城市的发展，要将工程理论的建设落实到每一处城市建设当中，从而促进城市的信息化的进步。

2.2信息化理论

数字城市的实施就是对信息化的发展的肯定，因此，在对数字城市进行实施的过程中，要努力提高城市的信息化的发展，将城市发展包含的信息完整的展现在网络化的平台中，为数字城市的发展构建一个新的平台。同时，由于数字城市的建设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建设过程，需要城市的各个方面积极的配合，从而才能促进数字城市的和谐发展[2]。

3数字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指的是既要满足人们当前生活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从而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数字城市的实施指的是实现城市的信息化的管理，因此，数字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指的是在实现信息化的过程中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对未来的生活加以保证，从而实现数字城市的发展。

3.1数字城市的实施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数字城市的实施为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便利，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城市的发展，因此，通过数字城市的信息化将城市包含的所有的信息都展现了电脑上，方便了人们进行管理，也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通过城市的信息化，将城市的气候、土壤成分、环境变化进行深刻的分析，从而加强可持续发展的手段。经过系统的分析，预防城市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发生[3]。

3.2数字城市实施的重要性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施离不开对数字城市的建设，因此，为实现城市的可持续的发展，就要积极的实施信息化的城市管理。努力发展数字城市的建设，不仅有助于促进城市的经济建设，还有助于转变城市的发展模式，带动全球经济的发展。同时，数字城市的建设对城市的资源实现了可持续利用，方便了对城市的人员流通、资金流通的管理，为实现一体化的管理带来了便利，因此，在城市的建设中实施数字城市的建设，将有助于促进城市化的发展。

结语：数字城市的实施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实现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此，为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要积极的发挥数字城市的作用，强化数字城市的发展手段，从而促进城市的信息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琦，刘纯波，承继成等.数字城市若干理论问题探讨[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3，19（1）：32-36.

数字经济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 分税制；财政分权； 财政赤字； 政治激励 ；东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4-0014-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研究”（13&ZD022）； 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东北振兴中的企业重组与国有资产流失监管”（2012QY095）；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中国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

〔作者简介〕廖红伟，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长春 130012；

一、 引言

1994年中央启动了分税制改革，将税种分为国税、地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确定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范围。东部地区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经济发展水平高，工商业和私营经济发达，GDP从1995年的32639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32073847亿元，17年间增长了10倍，其总值是同期西部地区的3倍多。同时，财政收入也从170亿元增长到3578446亿元，增长了210倍。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超过GDP，却并没有出现财政盈余，相反，财政赤字规模不断膨胀，赤字率即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从022%上升到033%。为什么分税制后东部地区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如此之快，依然收不抵支，财政赤字规模不断膨胀，这不得不令人思考分税制与财政赤字的内在作用机制是什么。

通过研究东部地区财政支出数据，本文发现分税制后财政支出增长的弹性系数（财政支出增长率比GDP增长率）从115上升到221，财政支出增长速度也远远高于GDP增长速度。显然财政支出规模、支出结构和财政赤字、分税制有一定内在联系。基于此，本文关于分税制和财政赤字内在作用机制的分析立足于财政支出规模与财政支出结构。

二、文献综述

从规范研究角度梳理主要有如下观点：以Hayek（1945）、Oates（1972）等为代表的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比中央政府更了解本辖区居民的偏好，〔1〕因此，中央向地方政府下放财政权利，由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可以更好地满足居民的偏好，提高经济效率，加快地方经济发展。Tiebout（1956）的用脚投票模型说明居民通过流动，促使地方政府竞争，有利于地方公共产品的提供数量接近帕累托最优水平，使财政支出结构得到优化，财政赤字规模下降。〔2〕Buchanan（1965）的俱乐部模型，开创性地研究了最优政府规模问题，表明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有优势。总之，大多数学者认为财政分权通过促进消费者效率提高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弊大于利，中央政府集权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能够避免外部效应的潜在成本，有利于经济增长，财政分权则不利于经济增长。〔3〕平新乔（2006）对财政分权的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认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负面作用：分税制改革以及配套建立的转移支付制度，使得地方政府更加依赖“公共泳池资源”，为了争取更多的财政资金，竞相开展支出竞争，从而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膨胀，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4〕

此外，很多学者从实证角度验证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但没有得到一致的研究结论。Neyapti（ 2010） 基于16个国家1980-1998年的面板数据，以地方政府支出（ 收入） 占总支出（ 收入） 的比例作为财政分权指标，从支出分权和收入分权两个角度分别检验了财政分权和财政赤字之间的关系，结果证实财政分权能够显著降低预算赤字水平，促进经济增长。〔5〕但是也有学者得出不同结论，比如Diavoodi（2000） 基于30个国家1970―1995的样本数据，得到的实证研究结论是财政分权伴随财政赤字倾向，进一步的比较研究则发现，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容易协调失衡从而产生财政赤字。〔6〕Thornton（2009）构建了度量收入自主程度的指标，并结合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对总收入的占比指标衡量财政分权，对19个OECD成员国1980―2000年样本数据进行实证考察，结果发现自主收入财政分权指标与财政赤字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收入占比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与财政赤字负相关。〔7〕国内学者对1994年之前的财政分权进行实证研究的主要有张涛和邹恒甫（1998），他们检验了1978-1992年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资源分配与省级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尤其是在过渡时期财政分权有利于地方经济增长的传统观点是不正确的。他们认为转型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由中央政府集中有效的财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更有利于经济的增长。〔8〕刘洪铎（2011）则构建了财政分权支出指标，检验了分税制和全国财政赤字的关系，验证了分税制导致全国财政赤字膨胀的假说，说明在我国分税制后确立的财政分权有负的经济效应。〔9〕

以上文献研究存在以下不足：无论是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对财政分权和财政赤字的关系均没有定论，财政分权是很复杂的制度改革，其产生的经济效应与每个地区的具体情况以及实施过程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不同国家、不同时间跨度、不同指标选择很有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由于多数文献只是简单地对财政分权指标和经济增长进行回归便得出或正效应或负效应的结论，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作用的微观基础并没有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并且多从理论上探析分税制的经济效应，实证研究相对少。就分税制而言，本文认为分税制改革内容涵盖广，经济效应复杂，需要深入分析其产生经济效应的传导过程和微观基础，但中国地区差异性大，东中西部地区在资源禀赋、文化环境、市场发育、制度政策等方面有极大的差异性，不适宜笼统地从全国范围进行分析。此外，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分税制的经济效应也是不同的，必须动态考察。

本文的创新点如下：首先，本文从实证角度研究分税制和东部地区财政赤字的内在作用机制，定量地分析分税制对东部地区赤字的影响。其次，本文从官员面临的政治激励入手，深入研究分税制对财政赤字产生作用的微观基础和内在作用机制，并根据马斯格雷夫的发展阶段增长论有针对性地分析东部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这种激励所产生的不同后果。

三、分税制与财政赤字的内在作用机制

我国经济上的分权改革和政治上的集权是相伴的，在分析分税制的经济效应时，必须考虑政治激励的作用。本文认为官员也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也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由于对官员的绩效考核标准已由过去的政治表现为主变为经济绩效考核为主，形成了地方政府流行的政绩观：为争取升迁的最大可能性，尽可能地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围绕GDP开展“政治锦标赛”，这是理解地方政府激励与地方经济增长的关键。〔10〕所以，地方政府背后的绩效考核指标是财政赤字的根本动因。为了在任期内尽快地刺激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将财政支出投向了基本建设如基础设施等领域，一方面可以迅速带动生产，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刺激就业，释放增长信号；另一方面，改善基础设施可以吸引资金流入，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①自有收入指预算内收入，即主要通过税收获得的财政收入。而“土地财政”即卖地收入、银行贷款、发债均不属于自有预算内收入。

这种政治激励的确极大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而官员则依靠基本建设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实现自己的升迁目的。正是这种政治激励导致这种经济增长模式被地方政府普遍采用（图1）。

马斯格雷夫的经济发展阶段增长论显示，这种政治激励在不同发展阶段产生的作用是不同的。

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初期阶段，由于私人资本积累有限，政府必须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将财政支出投向基本建设如基础设施等领域，因此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东部地区进入了经济发展的中期。与初期阶段不同，基本建设投资的长期支出效应已经完全不同于初期阶段，依靠政府基本建设投资带动经济增长很难再持续。这一阶段公共积累支出增长放缓，私人资本积累雄厚，基础设施基本完善。此时政府投资应是退出，只作为私人资本的补充，否则将阻碍私人资本增长，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如索洛模型所解释的，资本积累可以迅速提高人均产出水平和人均产出增长率，但这是经济没有到达稳态之前，而且越远离稳态，人均资本增长率越大；从而人均产出越大，越接近稳态，则人均资本增长率越小，人均产出也越小。进入稳态则新增投资等于收支相抵的投资，人均资本增长率为零，人均产出不变，经济停止增长。索洛模型预测以及发达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经济进入稳态的收敛时间约为60年。从长期来说，基本建设投资对经济增长只有水平效应，而没有增长效应，这也是依靠基本建设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在逐渐减缓的原因。另一方面，随着亚洲其他发达地区以及我国各地区基础建设整体水平的提高与完善，基础设施已经不再是吸引资本流入的主要因素，政府很难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吸引资本流入，也就无法通过引进外资刺激经济增长。两方面原因导致以下结果：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财政收入增长有限，依靠基本建设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模式走向尽头。

分税制与财政赤字的这一作用机制产生的后果是：经济增长速度缓慢，自有财政收入能力增长受限，依靠地区经济增长获得的预算内自有收入①无法满足地区财政支出，收不抵支，财政赤字缺口不断膨胀。而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必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支出，从而导致赤字缺口进一步加大，财政赤字膨胀。地方政府为解决财政赤字问题，采取积极增加预算外收入，甚至依赖“土地财政”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则极大地扭曲了市场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加大从银行贷款和地方融资平台的发债规模弥补赤字，也对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此外，膨胀的赤字规模还带来巨大的财政风险：政府在收不抵支时，为了扩大基本建设支出，刺激经济增长，基本上采用从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和从地方融资平台发债的方式筹资。由于基本建设项目资金回收周期长而且收益率极低，项目大多数亏损，导致地方政府欠银行的贷款无法偿还，银行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造成威胁；而银行欠债权人的钱无法保障，又使其面临巨大的债务压力。

转变以GDP为主的绩效考核指标，转变对地方政府的政治激励，促使地方政府优化支出结构，扩大对环境、法制建设、教育、金融体系建设、第三产业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软因素”的支出，虽然短期内不会立刻促进经济增长，但在长期将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并产生以下效应：政府加大第三产业支出，而第三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率增长的贡献度远远大于一二产业，可以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政府扩大教育、社会保障以及法制建设支出，则会吸引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涌入，促进科技进步，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政府从经济发展中获得更大的财政收入，提高财政自主度，即提高预算内自有收入满足支出的能力，可以优化支出结构，减少财政赤字，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形成经济良性发展循环过程（图2）。

①为了分析的简洁性，本文忽略宏观政策的影响，只考虑分税制和财政赤字的作用机制。

根据上述对分税制和东部地区财政赤字内在作用机制的分析，①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若分税制改革以来的财政分权和财政赤字正相关，说明分税制加剧了财政赤字规模膨胀；若负相关则说明分税制减弱了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的膨胀。

H2： 若财政赤字和财政自主度负相关，则说明东部地区预算内自有财政收入可以满足财政支出，经济进入良性发展循环过程；若财政赤字和财政自主度正相关，则说明东部地区预算内自有收入难以满足支出，仍然依赖预算外收入及银行贷款等其他途径满足支出。

四、 实证检验

1.数据来源

由于分税制稳定了地方政府的事权，反映在财政支出上为该数据的稳定化，因此，本文选取数据的时间段为1995-2012年。对东部地区的划分，本文遵照“七五”时期的划分方法，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和直辖市。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以及中经网、国研网等数据库，并采用Stata 100软件操作。

4.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分别进行了四个回归，在回归（1）中，考察了财政赤字和支出分权的关系，可以看出财政赤字和支出分权呈显著正相关，在置信水平001下显著，财政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财政赤字扩大约00041个单位。这也验证了假设1：分税制以后的财政分权导致东部地区财政赤字规模膨胀。由于以GDP为标准的绩效考核指标给政府官员造成了扭曲的政治激励，随着经济发展进入中期，理论上公共积累支出应呈下降态势，否则会阻碍经济发展。因此，基本建设投资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会越来越小，税源相对下降，财政赤字问题便越来越突出。而控制变量人均实际GDP、经济开放度、通货膨胀率与财政赤字都是负相关，这与我们的预期符号一致。地区经济越发达，则税源越广，政府财政收入越高，赤字也就相应越小；经济越开放，越有利于市场竞争，市场化程度越高，则政府行政效率越高、财政纪律越规范。这也符合Diavoodi（2005）关于较高的经济开放度有助于形成纪律效应的观点。〔12〕通货膨胀率越高，物价水平越高，则政府投资成本上升，从而利润更少，赤字规模扩大。人口变量则不显著，鉴于其只是控制变量，故不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变量。

在回归（2）中我们考察了财政赤字和收入分权的关系，可以看到收入分权与财政赤字是负相关关系，在置信水平为005下显著。这与我们的假设-分税制确立的财政分权与财政赤字正相关是矛盾的。一方面，笔者认为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复杂、没有统一标准，而且预算外收入将近占财政收入的一半，本文由于数据限制全部采用预算内收入和支出，没有考虑预算外收入，这可能导致回归结果不可信；另一方面，也与许多学者的研究不谋而合，即收入分权的经济效应往往是复杂的、不确定的。控制变量人均实际GDP、人口变量与财政赤字正相关，而经济开放度、通货膨胀率与财政赤字负相关。

在回归（3）中我们考察了财政自主度与财政赤字的关系，可以看到财政自主度与财政赤字显著正相关，在置信水平为001下显著，财政自主度每增加一个单位，财政赤字扩张大约00079个单位。说明东部地区地方政府预算内自有收入难以满足支出，需要依赖预算外收入及银行贷款等其他途径筹集资金，或者说经济并没有进入良性发展循环过程。控制变量与财政赤字均是正相关，经济开放度不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从上述研究我们得到以下结论：首先，自分税制以来，财政分权和东部地区财政赤字为正相关，其内在作用机制在于以GDP为中心的绩效考核机制给地方政府官员提供了扭曲的政治激励，从而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偏好，使其不断扩大基本建设投资支出刺激经济增长，实现在短的任期内升迁的政治目的。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只能在一定时期内也就是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是有效的，随着经济发展进入中期阶段由此带来的问题正在逐渐显现。其次，东部地区资本积累接近稳态资本存量水平，基本建设投资支出刺激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很难奏效甚至走到尽头，经济增长速度变缓，其后果是财政收入增长受限，依靠自有预算内财政收入无法满足支出，财政赤字膨胀，而地方政府寻求预算外收入以及从银行贷款、发债等举措，进一步加大了财政风险。最后，由于财政赤字和财政自主度正相关，表明东部地区对预算外收入及银行贷款等的依赖程度大，对市场机制造成的扭曲也大，经济因此并没有能够进入良性发展循环过程。针对上述结论，我们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应改革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指标，从根本上扭转地方政府面临的政治激励并解决赤字问题。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不能只是GDP，而要建立全面、综合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如产业结构合理度、环境保护、社会福利等，考核期限则应以长期为主，避免地方政府只关注短期利益，这是解决地方政府赤字问题，从根本上扭转地方政府政治激励的根本之策。

第二，由于东部地区依靠基本建设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奏效甚至走到尽头，东部地区政府必须转变发展观念和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再主要依靠基本建设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而应将财政资金投向高科技产业，加大对高科技产业的扶持，实施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服务业。加大财政资金对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投入，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和幸福指数，从而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更高水平的发展，使经济进入良性发展循环过程，改善政府财政资金的支出状况。

第三，地方政府必须提高行政效率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实施绩效预算，避免财政资金低效率使用，导致投资成本无法收回，形成赤字缺口。应逐步实现地方财政预算透明化和法制化管理，加强社会公众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在源头上遏制财政资金使用不合理和支出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第四，必须完善地方政府的借贷行为。基于分税制和东部地区财政赤字内在作用机制产生的财政风险，一方面，应完善地方融资平台，实现透明化、市场化运作，规范政府融资行为，实施债务规模透明化管理，建立预警机制，合理控制债务风险，并加强对融资平台的监督与管理。另一方面，规范政府和银行的借贷行为。国有商业银行不应成为政府部门的提款机，必须保持商业银行独立的法人地位。政府向银行借贷应是市场交易者身份，符合贷款准则才能贷款，而且必须有规定抵押品。

〔参考文献〕

〔1〕Hayek F.A.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45，35，（9）：pp.519-530.

〔2〕Tiebout. C.，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6，64，（5）：pp.416-424.

〔3〕Buchanan. 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Economica，1965，pp.101-103.

〔4〕平新乔，白洁.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J〕.财贸经济，2006，（2）：49-54.

〔5〕Neyapti.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Deficits： International Evid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0，（26）：pp.155-165.

〔6〕Diavoodi.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Intergovernmental： A Cross-country Analysis.World Development，2000，（28） ：pp.244-257.

〔7〕Thornton. The Impact of Revenue Decentralization on Fiscal Deficits：Some 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2009，（16）：pp.1461-1466.

〔8〕T. Zhang， H. Zou.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ublic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7，（1998）：pp.221-240.

〔9〕刘洪铎.财政分权导致地方财政赤字规模膨胀吗〔J〕.上海经济研究，2011，（9）：97-107.

〔10〕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36-50.

数字经济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数字图书馆政策动因政策环境图书馆政策

[分类号]G259.20

我国在20世纪最后几年启动了数字图书馆建设工程，党和政府的政策认同、提倡和促进保证了我国数字图书馆事业的顺利发展。在数字图书馆建设实践研究中，我国图书馆界有学者认为“外界的影响、为解决图书馆发展中的内部困境、我国社会信息化的客观需要”。是我国启动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政策动因，但结合上世纪90年代国内外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环境进行综合考察，笔者认为这种看法还不够全面。

1 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启动时的政策环境

政策环境是“指影响公共政策形成、存在和发展的一切因素的总和”，数字图书馆建设作为我国的政策选择，在其起步之初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政策环境条件。

1.1 国家信息化政策构成了数字图书馆政策的上位政策

20世纪70年代后，信息产业在发达国家取代传统重化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信息化改变了世界经济增长方式，改变了世界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1995年，发达国家信息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达40％一60％，年增长率是传统产业的3―5倍，为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25％，在美国则超过了30％。特别是1990年爆发的海湾战争向全世界示范了军事信息化的威力，直接加快了世界各国信息化发展的速度。

我国党和政府对信息化的重视体现在国家的信息化政策中。1990年的中国科学技术蓝皮书(第4号)《信息技术发展政策》明确了我国的信息技术发展政策，1992年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将信息服务业列为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重点，国务院在1993年成立了“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1994年制定的《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提出要在基础产业中有重点、分层次地大力推进信息高速公路网络建设，1996年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要求“九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应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取得很大进展，计算机应用在生产、工作和生活中的普及程度有很大提高。初步建立以宽带综合业务数字技术为支撑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国民经济信息化的程度显著提高”。类似的信息政策法规，到2002年10月已经达到了1170余条，为数字化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上位政策保障。

1.2　图书馆自动化和互联网建设为数字化图书馆奠定了技术基础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各类图书馆开始推广馆藏书刊目录、期刊篇名、文摘、索引的计算机管理。1994年后，很多图书情报机构实现了工作手段的计算机自动化和网络化，开始向用户提供文献检索服务、文献全文查询等，同时期出现了一批商业化的文献检索数据库。1997年4月，我国的四大网络(GSAnet、CERnet、Chi-nanet、ChinaGBN)开始互联，上网计算机数在同年10月达到了54.2万台，全国共有62万网民，1500个WWW站点。“日益良好的网络环境、初步完善的网络基础设施为数字化图书馆的建设创造了条件，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建设与应用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已有的网络平台”。

1.3　对外开放和交流提供了解决管理和技术困难的渠道

数字图书馆建设中除资源数字化加工、存储、索引检索三大关键技术外，还涉及网络通信、信息压缩与解压缩、多媒体信息处理、分布式信息处理、信息安全等技术，还要面对建设经费、技术标准、信息资源来源、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准备等方面的管理和应用问题。上世纪90年代中期恰当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化时期，国内外已实现了信息技术的广泛交流，随着西方国家对数字图书馆建设的一些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商业化推广，各种成熟的技术都随着信息技术装备进入我国并实现了实用化，我国信息产业界也同步进行技术研发，为解决数字图书馆技术和管理问题提供了现实可能。

1.4　协作建设理念优化了数字图书馆发展环境

数字化图书馆建设对资源、技术、资金、管理和应用开发有着特殊的要求，必须要在社会协作的基础上才能完成，世界各国的数字图书馆建设项目都是通过多机构合作的方式展开的。我国图书馆界具有资源建设协作的政策传统，在上世纪90年代数字图书馆建设启动之初，我国图书情报界就认识到需要设立全国性的协调领导小组，负责安排全国各单位的数字化资源建设，做好可行性调研、需求分析，明确建设目标，制定项目实施规划，组织好论证，对技术难题进行协作攻关，避免各自为政、盲目立项、标准混乱、重复浪费等问题。采取“整体规划、分散建库、集中联库、共建共享”的方法联合建设数据库，地区性的图书情报机构除参加中国数字图书馆等大型项目建设外，还要发挥各馆独特的资源优势，努力建设好地方性(地域性)的文献信息特色数据库，“全国各地的大图书馆和情报中心，要按照统一的分工和要求，根据自己馆藏资源的特点和优势，进行数字化处理和建立数据存储器或数据库，然后通过网络相联，并向全国读者提供信息服务”。在1997年召开的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讨论通过的《国家信息化“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确定了我国CNII建设“统筹规划、国家主导、统一标准、联合建设、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24字方针”。在1999年1月召开的全国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协作会议上，孙家正部长又提出了“一要统一、二要联合共建、三要防止重复建设”的数字化图书馆建设原则。

2　数字图书馆建设政策动因分析

当代我国各项社会重大建设项目的管理，主体上仍然是党和政府政策指导下的计划管理模式，政策规划是数字图书馆工程立项建设的起点，政策动因决定了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制度设计和它的未来发展。

2.1 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时代性政治需求

1992年后，我国进入了整体推进、重点攻坚、以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为核心内容的综合改革阶段，为顺应以信息化为代表的科技发展潮流，我国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1993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要点》(1994年)、《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1995年)、《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

景目标建议》(1995年)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1998年2月总书记关于“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要真正搞出我们自己的创新体系”的指示，推动党和政府以建设数字图书馆促进知识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这些都提升了国内信息化建设的热度，加快了我国在数字图书馆技术设计、市场规划、工程实现、制度管理各个领域的创新研究和实践应用。

2.2　互联网内容建设的政治价值认可

报纸是第一媒体，刊物为第二媒体，广播、电视被称为第三媒体，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出现的互联网被人们称为第四媒体。宣传工作是党的第二生命，管好用好互联网，用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思想文化占领互联网信息阵地，成为我国新时期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互联网站要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指示“今后我国应该大力开发中文信息资源，推进网络文化多元化；同时要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加快建设各类‘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将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典籍、文献进行数字化处理；既要积极传播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技术，也要注重传播国外的先进文化成果”；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扩大宣传思想工作的阵地，有利于扩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辐射力和感染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软实力。我们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大力发展和传播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切实把互联网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新技术进步在信息传播和新闻宣传上的积极倡导，使全社会能主动地去认识并建设、利用数字图书馆，为数字图书馆建设提供充足的政治政策支持。

2.3　期望通过数字图书馆的内容建设增强国家软实力

1998年“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启动时，互联网以页面数量计算的英文网页占总数的68％，日文占5.8％，德文占5.7％，中文居第四，占3.8％，其中还有较大比例是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中文语言区所有，属于我国内地网站的网页比例更小。在互联网上，“发达国家通过网络向受众连续不断地传递文化信息，将其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强加于人，不可抗拒地传递、接受，会使受众产生亲近感、信任感，最后认同、依赖这种文化理念，与此同时对自己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产生动摇。这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将动摇其存在的根基。”党和政府意识到，“我们必须对这次科技浪潮及网络发展状况有清醒的认识，大力发展网上中华民族文化，充实网上的中文内容”。“建设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实际上也就是建设中文因特网。这对于我们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力争在未来的全球性竞争中取得主动权具有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意义”，“数字图书馆是通过文化资源数字化建立的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基因库’。因此，数字图书馆工程实际上是一次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评估和重组的过程，是传统文化的再生”，需要“吸取交流世界各国的先进科研成果和经验，扭转中文信息数字化程度低的落后局面，确保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统的独立与完整”。因此，通过数字图书馆建设增加数字化信息的网上传播，增强我国的国家软实力，也是党和政府倡导数字图书馆建设时的一个重要思考。

2.4　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

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任务之一。在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规划的启发下，我国也制定了宏伟的信息化发展规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要求在“儿五”期间“发展数据通信网。……发挥国家公用通信网的主导作用和专用通信网的能力，形成全国统一的通信网络体系。采用同步数字系列等先进的通信技术，完善网络管理体制”，按规划要求我国在“九五”期间启动了“金图工程”，开始建立中国图书馆信息网络。1996年在北京举办的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主题为“数字化图书馆”，强化了我国在数字化图书馆建设上与世界发达国家接轨的意识。

2.5　期望通过数字资源共享解决图书馆资源建设不足的问题

我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对文献信息服务提出了更多的需求，而传统的图书馆发展模式中所可能获得的资源投入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图书馆界面临着因图书经费增长缓慢和文献采购价格暴涨带来的双重压力，书刊采购特别是外文期刊采购数量大幅降低，“1994年以来情况更加严重，外汇汇率并轨和增值税两项使外文书的购置费用增加63％，书刊涨价估计在15％左右，合计涨价78％。以上原因造成文献大量削减。”虽然可以通过资源共建共享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文献信息资源供求矛盾，但传统的协作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低效的。互联网提供给我国图书情报界一种崭新的资源建没协作的新技术条件，即建设运行于互联网环境的数字资源库，以可控的资源建设投入，高效率地服务更多的读者，这是我国政府和全社会大力支持数字图书馆建设的重要原因之一。

3　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政策目标的实现

从1997年实施“中国试验型数字式国家图书馆项目”后，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工程、国家863计划“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ADAL)、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等项目相继启动并顺利开展，党和政府对数字图书馆建设给予了大量的政策性支持和资源投入。但对照建设之初的政策规划，我国今天的数字图书馆发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3.1 我国包括数字图书馆在内的互联网内容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

据2010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2009年网页数量达到336亿个，年增长率超过100％。网络应用及用户增长中，前三位分别是网络音乐、网络新闻、搜索引擎，其中属于网络信息获取的网络新闻和搜索引擎的使用率分别是80.1％和73.3％，2009年用户数达到3.84亿人，普及率达到28.9％。但同期美国、日本和韩国互联网普及率分别达到74.1％、75.5％和77.3％，相形之下我国网络建设的差距还很大，在网络普及上也存在着地区间的失衡。数字图书馆的建设、运营、服务都是基于互联网的，互联网建设及应用的差距也相应地反映出了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问题。

3.2　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社会目标部分地实现

服务于时代政治和文化发展是建设数字图书馆的目标之一。由于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奠基并主要发展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社会和人文科学研究的基础不足，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活动中的话语权一直向西方学派理论倾斜。近年来，我国宣传界和理论界

加强了正面宣传工作，增加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宣传，并通过“扫黄打非”、“净化网络环境”及采用在互联网国际出口安装防火墙、使用过滤软件等方式清理网络数字资源中的不健康、不正确的内容，网络文化和数字化图书馆信息服务在我国的文化、教育、科学、社会中的影响得到加强，虽然这种政治性和文化先进性目前还要靠较高成本的行政手段来实现，但在互联网和数字信息服务发展的初期是难以避免的。

3.3　数字图书馆建设已实现可观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我们常说的数字图书馆现在主要是两大类型：一是传统的图书馆经过数字化技术改造，通过网络手段提供数字信息服务，其建设投入列入正常的事业建设经费。这种复合型图书馆提供的数字化服务仍是公益性的。二是商业化的网络数据库数字化服务。我国的商业性数据库产业起步较晚，建设水平一度比较落后，但“自2000年以来，在我国已逐渐形成资源供给、系统研制与集成、图书馆服务、用户使用的数字图书馆产业链”，已基本实现了“数据库经营的商业化、市场化；数据库产业的法律化、规范化；数据库经费的正常化，制度化；数据库企业的现代化、品牌化；数据库标准的科学化、统一化”，提供数字图书馆服务的中国期刊网、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万方、维普等公司均按现代商业模式运营管理，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发展前景。

3.4　数字图书馆管理协调机制需进一步完善

数字经济论文范文第15篇

数字阅读消极影响产生根源出版文化

周斌，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编辑出版系副教授。

北京印刷学院院选一般项目“数字出版个性化服务与读者阅读状况的相互影响与控制研究”阶段性成果（23190113034）。

数字阅读即阅读的数字化，不仅包括阅读内容的数字化，如网络小说、电子书、电子地图、博客、数码照片、网页等；还包括阅读终端或阅读载体的数字化，如MP3、MP4、阅读器、手机、电脑、数字电视等。数字阅读环境随着数字出版所经历的3个发展阶段而发生变化。无论是最初基于语言标记技术的超文本、非线性的链接与搜索功能开发的技术为王阶段，或海量优质内容的数字化生产与加工的内容为王阶段，还是目前满足读者个性化、多样化阅读消费的读者为王阶段， [1]都给数字阅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积极影响。

读者能够通过网络、手机、电子阅读器、数据库出版、在线教育、按需出版、电子书等方式进行多媒体阅读、交互式阅读、移动式阅读的体验与享受；能够进行纵深信息的查询和海量信息的阅读；能够享受个性化阅读内容定制服务；可成为创作者参与数字内容创作、互动交流；能够在兴趣相投的网络人际社区快乐地进行信息交流，找到价值认同和精神归宿；可在娱乐和学习过程中高效、便捷地享受舒适、美妙的视听效果；残障人士等特殊读者群因听书阅读器的研发与服务逐步开始受益；在任何地方进行最新文本内容的即时阅读――“泛在阅读”（Ubiquitous Reading）的时期即将到来。总之，海量丰富的阅读内容、高效便捷的获取方式、及时准确的个，空前地影响着广大读者的阅读生活。

一、数字阅读的消极影响

1. 影响平等权利――高信息成本产生信息鸿沟

由于地域差异、产品价格、使用费用和操作技术等因素的影响，读者平等地享受数字阅读的机会大打折扣。

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地区、行业、企业和社区之间，由于对网络信息和技术的拥有度、应用程度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而造成“信息落差”和“贫富分化”，形成了数字信息鸿沟。无论是亚马逊的Kindle手持式电子阅读器，还是苹果的平板电脑iPad，或汉王科技的电子书阅读器，尽管宣称阅读和下载其数字内容比纸质内容要便宜许多，但昂贵的阅读器终端设备、上网和下载费用，对于许多经济不宽裕的读者来说，这些好处依然不能平等地享受。而混乱的格式标准也让本来不会使用数字媒介阅读的读者更加望而却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商业利益的原因，网络的开放、民主、平等精神并未随着数字技术水平的迅猛发展而得以相应体现。

2. 影响注意力――碎片化的数字内容分散读者阅读注意力与思考力

由于网民在自由开放、进入门槛低的网络中以立方倍数的增长速度生产信息，且喜欢在虚拟世界自由宣泄丑恶性情，加之所谓吸引眼球的注意力经济和超文本超链接的数字技术等原因，网络中充斥着大量重复、冗余、老化、虚假的信息和猎奇、搞怪、恶作剧的信息。读者以一种非线性的、跳跃式的阅读方式阅读数字媒介中海量而无序的信息，很难集中注意力和思考力，常常陷入一种阅读迷航状态，在阅读过程中极易改变最初阅读旨趣，甚至误入“歧途”。

尽管对注意力与思考力的影响客观存在，但有专家将这种负面影响归结于数字阅读的浅阅读效果，并夸大其后果的严重性，也有矫枉过正之嫌。因阅读层次的深浅受阅读态度、阅读能力和阅读指导的制约，而与阅读方式没有本质的必然联系。

3. 影响身心健康――大量垃圾信息和错位信息伤害读者健康

（1）错误、低俗和的信息伤害读者。网络信息自由主义和网络信息的滥用、误用，造成了网络信息的污染，破坏数字阅读环境，而网络的全球性、全面性、超意识形态性的特点，导致网络信息污染危机扩大化。诚如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彼特所言：“失去控制和无组织的信息，在社会里不再构成资源，相反构成网络信息污染和成为网络信息工作者的敌人。”据统计，目前全球的色情网页多达数亿个, 且每天约有两万张色情照片在陆续进入互联网。暴力、色情、迷信等网络信息垃圾严重腐蚀数字读者的灵魂，污染着数字内容的生态文明。

（2）正确、健康文明的信息传达给不合适的读者同样伤害读者。其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全民共享的全天候开放的公共服务信息缺乏有效技术措施进行选择屏蔽，直接在不适合的读者面前，严重误伤了相应的读者。这就是社会人类学家马康纳“前台后台”理论想要告诉我们的，数字媒介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带到相同的地方，没有技术屏蔽就如同舞台没有幕布、家庭卧室或浴室没有隔墙，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男性还是女性，他们看到了后台、卧室里不该看到的东西，后果可想而知。另一种情形是，在按需出版、个性定制过程中，那些可满足读者个性需求而超出读者阅读范围的数字内容，如果只求经济效益不加甄别地定制给读者，如同军火商只顾盈利将枪支卖给了不能卖的对象一样，危害非常严重。

（3）数字阅读在生理方面给读者带来的影响也不可小觑。长时间在屏幕前阅读势必会影响视力，数字阅读终端没有传统纸质阅读轻松自然，极易使阅读者的颈、背、腰等部位产生疾病。事实上，许多人即将或正在遭受因不良数字阅读习惯与方式给自己带来的颈椎病等病痛的折磨。

4. 影响精神风貌――沉迷数字阅读容易产生信息幻象

数字阅读的特殊环境对读者的心理情绪、为人处世等方面产生较大负面影响。情绪方面，许多读者患上了不同程度的信息综合征，或表现为信息饥渴，一失去信息就感到精神匮乏, 身心不适；或表现为信息恐惧，如看到每天大量死亡数字和相关场景报道，会产生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世态炎凉的悲观情绪。

性格方面，读者惯于长时间独自主宰着文字、图形、音频、视频的立体阅读环境所构建的一个类像世界，甘心接受数字媒介的影响，而对外部客观世界的信息侵入采取不认同的态度，这种与现实社会缺乏互动的数字阅读环境，使得不少读者养成了孤独、内向、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数字阅读环境如同透明的罐状容器，读者如同容器中的人，外面的人能轻松地看到他们，但要想让他们接受外界的影响绝非易事。数字媒介本来是让人们走出传统闭塞的社会环境，开创一个自由平等、人人彰显个性的多彩世界，却不小心又将大家变成一个个固执、自我的“容器人”或准“容器人”，这与网络精神相悖。日本传播学者中野牧多年前对数字环境产生“容器人”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

5. 影响是非观念――媒介仿真信息容易影响读者阅读是非判断力

如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新闻学家W.李普曼“两个环境”理论所阐述的那样，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很大程度上不是通过对客观真实环境的现场接触来进行，而是通过对传播媒介构建的“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的感知来进行的。媒介拟态环境叙述的是一种不同于客观现实的媒介现实，媒介现实源于客观现实，同时又不同于客观现实，它是经过语言加以修饰化了的“想象现实”。媒介仿真不可能与客观现实完全一致，它反映的客观现实可能会是主观片面的。[2]

传统媒介环境下的情况尚且如此，数字时代读者通过长期接触数字媒介传达的无限自由开放的信息，脑海中想象的现实会与客观现实相距更远。对于那些缺乏社会阅历、对某些问题本来存在偏见、缺乏基本媒介素养的数字读者而言，他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判断将会更加糟糕。如让文学网站赚得盆满钵满的《撒旦的条件》《VIP情人》《青莲记事》等网络小说正是目前许多涉世不深的青少年读者的最爱，然而，小说以“多”“分离”“性享受、无责任”“崇尚同性恋”为主题思想，是极其不健康的，所构建的拟态环境显然不是真实世界的反映，会对那些思想单纯、比较自我的数字读者造成持久、严重的危害。这显然不是耸人听闻。

6. 影响文化心理――强大的技术和商业因素形成读者去主流化心理

强大的数字技术，推进了互联网开放、自由精神的实现，也推动了社会的开放与进步。对于数字读者而言，一方面前所未有地享受着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另一方面商业因素、工具或技术因素的过于强大，放大了阅读的消费意义，而淡漠了阅读的文化意义，甚至淡漠真理，蔑视权威。

然而，每一个数字阅读主体并非绝对的“自然人”，不是虚拟主体，而是一定意识形态之下一定国度的现实读者。所以，数字技术在满足读者自由、开放权利要求的同时，又抑制了读者文化身份的彰显，使读者迷失在信息洪流之中。早在20世纪早期，美国社会理论家马尔库塞就担心“技术理性”会取代“价值理性”成为统治理性，占据人们精神领域的统治地位，造成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的认同危机，并将演化成文化价值危机。显然，这种情况正在我们身边发生，要引起足够重视。数字读者的泛中心化、去主流化文化心理，与我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要求相悖。

二、数字阅读消极影响产生的根源

1. 观照读者理念先天缺失

人们对数字出版的认识经历了技术中心、内容中心、读者中心3个阶段的演进。“三个中心论”符合历史的认识规律，指导与推动了数字出版各阶段的发展。然而，即便是“读者中心论”，其实质是力图通过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以达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的，属于产业经济学意义范畴，最大问题在于先天缺失对于读者主体的观照。读者的个性化需求是否合乎文化生态环境，提供给读者的数字内容是否适时、适地，会不会给读者带来伤害等问题，都没有成为基于经济学意义的“读者中心论”要阐释的重点议题。所以，主导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体系必须是高于经济学意义、观照阅读主体和文化整体效果的大理论体系。当下，我们过于倚重缺少观照阅读主体、阅读文化的经济学理论，读者只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链末端的消费群体，是经济上被搜刮的中心，而非真正被关心的中心，这是数字阅读给读者带来诸多消极影响的根源。

2. 关心读者有心无力

过去传统出版单位社会效益的落实，虽然离预期目标尚有差距，但毕竟在体制内得到了一定管控。进入数字时代，数字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数字内容的社会效益，要想加以科学评估与有效管束，变得更加困难。困难表现有三：一是数字时代出版主体弱化。仅靠传统出版单位转型不可能完成数字出版，于是包括电脑公司、网络运营商在内的一些技术型企业借机参与到数字出版的开发制作、平台服务中来（如我国三大电信巨头分别在杭州、长沙等地建立了手机阅读基地），其热衷于市场炒作、迎合用户，注重经济利益，追求低投入高产出，技术氛围优于文化氛围，无心无力像传统出版单位一样严谨地去考量数字出版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效果。二是企业化、数字化转型的出版单位正忙于求生存与发展。随着全国出版单位转企改制的进一步深化落实，大量向企业化、数字化转型的出版单位在较长时期内将主要精力放在市场博弈、求生存与发展上面，能否真正落实好数字内容的社会效益，着实令人担忧。三是把关数字内容的技术难度越来越大。原来，纠结于内容严格管控与崇尚自由开放的互联网精神之间的矛盾关系如何处理，大有主观上“有所为，有所不为”之意；而现在，数字出版业务向手机、电子阅读器、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发展，客观上让数字出版监管变得更加困难，数字内容的监管技术无法跟上数字出版新业务、新模式的发展速度。

因此，原本在传统出版阶段遗留下来的以编辑为中心、忽视阅读主体观照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又新添数字时代新环境、新体制下对于阅读主体的诸多不利影响，让人们对读者身心健康的关心和阅读文化的关注，变得更加力不从心，甚至是有心无力。

3. 读者成为赚钱道具

近年来，资本扩张、娱乐至死的注意力经济模式，成为企业规模发展、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主要方式，确实推进了文化传媒企业在短时间内的快速发展。如新型文化传媒企业――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一方面将起点中文、榕树下、红袖添香和潇湘书院等多家著名网络文学网站收编于旗下，扩张资本；一方面迎合读者的后现代阅读方式和需求，用玄幻、仙侠、灵异、惊悚、悬疑、魔法等题材内容吸引读者眼球，企业得以以立方倍数超高速增长，膨胀速度令人瞠目。传媒集团的资本扩张和注意力经济模式的大力推进，出现了正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董事长陈昕所担心的后果：这些大型传媒集团像经营娱乐业一样经营出版业，娱乐主义开始主宰出版，传统出版业奉行的智性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丧失了，出版成了单纯盈利的工具。[3] 这些变化，无疑会冲击作为精神生活基本活动的阅读行为，改变着社会的阅读风貌和价值指向。新闻集团所属的《世界新闻报》因“窃听门”丑闻而被迫关闭，正是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而忽视社会和文化责任、把读者视作赚钱道具的一个典型案例。

4. 读者自身免疫力缺乏

数字时代出版形态的变化导致人们的阅读方式和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新时代孕育出来的后现代阅读文化包含一种“不确定”“模糊”“偶然”“不可捉摸”“不可表达”“不可设定”的精神状态、思维模式。[4] 数字阅读主体表现出一种对崇高而庄重的传统文化的淡忘和疏远、对现有文化的价值与作用的混乱和迷茫的状态，他们惯于娱乐消费、消费，拒绝整体性、确定性和权威性的东西，喜于接纳异质性、无序化和平面化的东西；他们欣赏木子美《遗情书》、卫慧《上海宝贝》等用“下半身写作”、[5] 追求感官享受的作品，喜欢《把梳子卖给和尚》《把冰卖给爱斯基摩人》《李宇春，真帅》等无厘头的、颠覆传统的作品，迷恋《鬼屋惊魂》《耶稣裹尸布之谜》等惊悚、悬疑、魔法等表现群魔乱舞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内容，欣赏芙蓉姐姐丰乳肥臀上绽放着的率性、自恋、我行我素，喜欢纵横穿越、史海钩沉、翻箱倒柜，导演“杜甫很忙，经典很受伤”等的一曲曲闹剧等等，以之消解正统、舒解心绪。

显然，新生代数字阅读主体对于后现代阅读方式的需求本来就有一种内驱力，对抗数字阅读的消极影响先天就缺乏免疫力，再加上数字技术、数字内容毫无节制的推波助澜，数字出版之于读者阅读的消极影响将会日益突出，其后果着实堪忧！

结语

高度重视数字出版给读者、阅读文化生态带来的消极影响，充分认识这些消极影响产生的根源，有利于引导数字出版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观念，引导大家关注并积极构建超越经济学意义的、观照阅读主体和文化整体效果的数字出版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体系。同时，可从媒介生态构建和出版文化建设角度研究举措，控制数字阅读的负面影响，保障权威、文明和有效的信息传播，维护数字出版文化生态。我们不能不顾一切地、“多快好省”地推进数字出版经济的发展，重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经历的“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而要努力提升理念、强化实践，积极推进数字出版产业经济与文化生态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生共赢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乔东亮. 数字出版时代“读者中心论”[J]. 中国出版，2010（10）下：61-63.

[2] [美] 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 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 郭镇之，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352-352.

[3] 陈昕. 出版与阅读的春天在哪里[M]//郝振省，陈威. 中国阅读――2010～2011全民阅读蓝皮书.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75-76.

[4] 高宣扬. 后现代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4.

[5] 沈浩波. 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EB/OL]./bbs/ShowAnnounce.asp?boardID=1&RootID=4132&ID=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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