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媒论文范文
新闻传媒论文范文第1篇
（一）自媒体新闻传播一般是用户自己主动去传播，所以信息的传播是非常及时的。但是由于每个人都会受到自身知识文化的限制，所以他们所发表的对同一事件的看法也会有所不同。这些不同就使信息碎片化了。
（二）现代社会新闻传播越来越依赖网络，而网络的飞快发展就使得新闻传播速度也逐渐加快。人们运用自媒体在知道的一时间将新闻信息通过平台出去，大大增强了信息的时效性。
（三）自媒体是人们在网络上消息来传播的，一个人的消息往往能被很多人看到，因此，自媒体的传播是多对多的。并且，网络的快捷使自媒体的传播变得非常快和方便。
（四）自媒体的一般是某个人对某件事的看法!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化的特点。而且，人们经常会选择性的看待一件事，只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不管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想就可以。
（五）人们在消息时，为了更清楚、更明白，除了文字，还可以配上图片、动画等。这样可以让消息更加详细，具体，具有真实性。
二、自媒体新闻传播的两面性
（一）自媒体新闻是每个人都可以的，所以其信息来源的范围广。人们可以通过自媒体对每一件自己感兴趣的事意见。这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让人们更加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二）自媒体新闻传播可以第一时间将新闻传播给大众，人们一可以立即发表自己的看法。
（三）自媒体新闻传播形式改变了以往的线性新闻传播形式，是以网状向外扩散形式传播，其速度几何倍的增长。所以其所以其能够很快的被人们知道。
（四）新闻信息被大众知道后，人们如果对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就会让这条信息被更多人知道。人们可以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相互讨论。这些讨论代表人们内心的愿望与想法，政府工作人员可以据此作出作合乎人民群众利益的决策。这样也可以保证政策的顺利实施。
（五）自媒体新闻传播有很多的优点，在此不一一列举出来。但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自媒体的缺点也十分明显。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所以信息量非常大。其中有用的仅占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废话和个人的不满等。这写信息的存在使群众很难找到真正有用的信息。
三、新老新闻传播方式的融合
（一）任何一种新闻传播方式都有优点，也都存在缺点。为了更好的发展新闻事业，我们应该正确的看待这两种传播方式。传统的传播方式仅仅由新闻机构来传播。自媒体则是由每个人来传播。传统新闻传播方式是先过滤再的形式，而自媒体则是先再过滤。传统的一对多的传播也变成了现在的多对多的传播。这不仅是加快了速度，更是扩大了范围。
（二）两种新闻传播方式的融合，是为了将它们好的部分留下来，不好的去除掉。只有将两者的优点相结合，新闻事件才能被更好地传播。自媒体要注意严格把关，营造好的网络环境，使事件具有更大的真实性，才会发展得更好。
四、结束语
新闻传媒论文范文第2篇
新闻传媒从广义上包括杂志、报纸、校园广播台、校园电视台以及校园各大新闻网站，具有公开性、真实性以及实时性等特点，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新闻传媒的宣传教育以及舆论引导作用，保证新闻内容更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我国现阶段职业教育过程中的新闻具有多样性的内容，新闻传媒所宣传的内容包括职业教育院校的发展以及改革活动、办学历史、治学办学理念、未来发展规划等，除了上述关于学校发展的相关内容之外，还包括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等不同内容，宣传形式多样，包括校园记者问答、任务采访、新闻广播电台中的“点歌祝福、实时新闻”等等。
二、拓宽职业教育内容的视域
新闻传媒的教育功能是指对职业教育院校的教师以及学生进行思政教育教学活动，关注学生以及教师的思想动态，努力营造出和谐融洽的学术氛围以及校园人文环境。作为新闻传媒报道的另一个相对重要的板块就是有关师生参与的各种教学活动，例如兴建重点实验室，采购实验教学器材，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专业知识以及实践技能。在职业教育中传播与学术研发密切相关的内容，让学生及时了解最新学术动态，激发学生对本专业知识的关注度以及学习的动力。学生的价值观以及人生观大都是在生活以及学习过程中、在与同学的沟通交流活动中逐渐形成的，职业教育中的新闻传播一个较为重要的功能就是教会学生如何进行科学有效的沟通。新闻传媒在培养学生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等方面起着较为突出的纽带作用。
三、政治教育功能和文化传承作用
在教育功能上，新闻传媒较为显著的是引导作用，媒体通过对党政方针、专业知识以及科学技术的宣传来武装学生的头脑，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通过对职业教育学校的先进事迹以及优秀人物的宣传，激发大学生像模范看齐，争做先进的动力，营造出和谐融洽的校园氛围。还可以通过建立并完善各种专栏，包括班级活动、教学活动以及社团活动来提升学生向心力和凝聚力，增强学生对班级的归属感。新闻传媒在职业教育活动中所具有的新闻传媒功能与职业教育院校所开设的课程内容以及各种课堂活动有着显著区别。新闻传媒在对各种新闻进行传播时，坚持客观性、真实性的要求，在新闻报道中，不会随意添加感彩，通过对新闻事件进行有选择的报道，来保证新闻传媒所具有的舆论导向功能得到正确的发挥。新闻传媒所具有的客观性能够帮助处于叛逆期的学生接受系统的教育教学内容，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现实生活，并学会利用正确积极向上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人和事，成为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职业教育活动中，可以通过在校报或者网站上开设生活专栏，报道学生身边的大事小情，普及生活小知识，与学生进行良好互动，让他们在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大家庭中健康成长，进而帮助他们培养健康向上的价值取向以及道德情操。新闻传媒在职业教育活动中的运用能够从根本上培养学生的新闻技能，通过校园报纸、记者团、校园电台、校园广播以及校园新闻网等不同渠道开展的新闻实践活动，并进行新闻播音、新闻写作、文版编辑、任务采访以及各种活动主持等，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在新闻实践活动中能够对现实生活以及学习产生更加深刻的体会。培养学生养成敏锐的洞察力，将在校园生活学到新闻写作以及新闻采访技巧进行实际运用。职业教育中所开设的新闻专业还可以与校外新闻事业单位进行校企合作，并结合学生发展的实际状况建立新闻实践以及教学的活动基地和项目。热烈欢迎新闻记者走进实际的职业教育活动中，让新闻专业学生更好地体会以及感受职业教育的魅力。另外，还可以让学生到报社、网站以及其他新闻单位进行学习和工作，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素养。
四、有助于挖掘更多的就业渠道
新闻传媒论文范文第3篇
内蒙古大学新闻学专业是经教育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的全区第一个新闻传播类本科专业，2008年，被评为自治区品牌专业。在多年的实践教学中形成了较为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即根据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媒的人才需求取向，确定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具有现代传播理念，具备较强“全媒体意识和技能”，具有较为宽厚的人文与社会知识及科学知识，熟悉我国新闻、编辑出版行业的法规与政策，熟练各种现代新闻传播手段与技术，能在政府部门、新闻与出版单位、宣传以及企事业单位、军队等行业与部门，从事新闻宣传、采编策划、书刊编辑、网络策划、管理等工作的全媒体复合型专门人才。由此，确定新闻传播学专业实践教学的重点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即始终关注本学科前沿成就和发展趋势，培养学生现代新闻理念与全媒体新闻报道意识;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与修养，实事求是的作风，不断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熟练地运用现代数字传播技术，掌握全媒体新闻采编技术，全面提高学生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二、搭建完善的全媒体实践教学平台
内蒙古大学新闻传播实验中心是自治区级新闻传播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拥有良好的实验、实践设备。以此为依托，在突出传统新闻传播学与网络技术融合的教学特色的基础上，立足于新媒体发展方向，建成了完善的全媒体实习平台。包括网站平台:内蒙古文化(www．nmgwh．com);电子杂志实习平台:支持数字出版专业学生编辑出版全媒体电子杂志《渴望》，现已连续出刊30期;IPad版电子期刊实验平台:由学生分组制作;电子纸阅读器出版实验平台:由学生分组制作电子书。通过全媒体实验平台的建设，实现了培养出集采、写、编、录、摄互联网运用和现代设备使用于一体的复合型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2013年6月26日，组织学生外出到禾华农牧林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进行移动采编训练，历时三天，全面训练学生移动采编技能。这次采访通过微博、微信、网络即时上传新闻稿件20条，采写编新闻稿件50篇，拍摄图片200余张，拍摄的电视新闻片《希望》，制作图片展板《走在希望的田野上》。这次采访活动让学生走进生活，充分感受到现代企业的发展状貌，同时，也领略了全媒体新闻采访的特点，强化了学生的社会责任与意识。2010年，以新闻学系学生社团“鑫源报社”创办的刊物，并获校学联“优秀社团”称号。马强老师指导的“内蒙古大学新闻学官方微博”，编辑出版专业学生制作的电子杂志《渴望》、新闻学专业学生主办的“内蒙古文化”网站、拍摄的电视新闻专题节目《内蒙古大学汉语系建系五十周年专题片》(2009年)、《国旗班的故事》(2012年)、《流流狗的诉说》(2012年)、《深视满洲里》(2013年)在校内外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三、建立系统的全媒体实验教学模块
新闻实践教学中要加强全媒体技术和理念训练，依托新闻实验平台，逐步建成全媒体实验教学模块，培养学生全媒体新闻采制编播能力。
1．报纸模块。
提高学生纸质媒介新闻编辑与策划能力。主要用于培养学生应用方正飞腾软件处理数码报刊编辑等业务，利用Photoshop软件加工处理图片，培养学生掌握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专业图像处理等业务流程、步骤以及实践层面应采取的关键技术。
2．广播电视模块。
学生通过了解和掌握先进的影视高清影视多媒体制作手段，培养从事电视新闻节目和访谈节目采制、演播、视音频节目编辑、主持、网络直播等工作的能力。
3．数字出版模块。
建立符合专业特色的数字出版教学、实习与科研系统。培养学生较强的数字出版物编辑、设计和制作、能力;熟悉国内外先进数字出版业务系统的运行流程。
4．数码摄影模块。
以室外拍摄、摄影用光布光、彩色胶片扫描等实验为基础，培养学生系统的影像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熟悉国内影像后期制作业务系统的运行流程。应用设备及常用配套软件的安装使用，具备影视多媒体前期采集到后期编辑的相关知识技能。建立符合专业特色的摄影课程的教学、实习与科研系统。培养具备专业摄影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技能，能在新闻媒体企事业单位从事影像制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5移动采编模块。
学习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的关键技术，了解第一时间报道，现场报道，动态追踪报道，深度报道和预警报道的步骤、作用，理解危机管理视域中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的功能和作用，开展全媒体技术演练。
全媒体实验教学模块实施以来，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获得了极大提高，特别是学生网络数字传播技术的掌握获得了较大提高，在网络媒体及相关机构就业的学生逐年增加，包括:国际在线、新华网、人民网(英文版)、搜狐、新浪、CCTV内蒙古电视台、公安部网络宣传处等。2009年至今，学生在《光明日报》、《中国经济时报》、《海峡都市报》、中央电视台、搜狐、新浪、《内蒙古日报》、《内蒙古电视台》、《内蒙古晨报》、《北方新报》等区内外百余家新闻媒体上发表新闻报道作品近1000余篇，其中报纸260篇，广播电视120余篇，网络编辑稿件近500余篇。2009级新闻学生拍摄的《那年》、《一种念想》、《校园面对面》、《水壶终极转》《止战之殇》、《屌丝男生》在网络传播中引起了较大反响，点击率达到5000以上，2009级新闻班为学院新闻实验中心制作的4部专题片风格迥异，上传至在国内外比较有影响力的视频网站，如优酷、土豆、YouTube等，供网民分享。
四、建立稳定的多媒体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是实现教育、教学目标，全面贯彻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学计划，培养复合型、应用型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重要环节，自1987年新闻学专业创办以来，内蒙古大学新闻学专业始终十分重视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与建设，先后与内蒙古地区十多家媒体签订了实践教学合作协议，建立起涵盖内蒙级新闻媒体、盟市级新闻媒体、行业媒体、中央级新闻媒体驻内蒙古自治区记者站，覆盖平面媒体(报纸、期刊、图书)、电子媒体(电视、广播)、网络媒体(蒙汉文网站)、新媒体(手机报)的立体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体系。2012年，与内蒙古电视台合作建成了部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内蒙古大学新闻传播学校外实践教育基地”。2013年在呼和浩特市绿篱摄影沙龙影视公司建立了摄影校外实习基地。为学生新闻传播学专业能力的提高提供了保障。新闻传播学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为近百名实习生提供新闻采编的真实环境，让学生们在新闻实战中了解并掌握新闻媒体运行的基本流程，掌握真实情景下新闻实地采访、写作、编辑的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非智力方面的素养、创新意识和职业精神。2010年以来，新闻学专业学生多次参与内蒙古电视台《蔚蓝的故乡》、《百姓热线》、《都市全接触》、《新闻天天看》等栏目的节目录制。2013年11月13号内蒙古日报社与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合作到包钢集团采访。学生采写消息、通讯、人物专访52篇，拍摄新闻图片近千张。11月22日《内蒙古日报》5版发表教师与学生合作采写的消息《包钢稀土:今年年底将实现稀土工业废水“零排放”》(郭志菊李婧曹敏);12月11日《内蒙古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图文并茂的形式，发表《我们眼中的包钢》(视觉版)，集中了近10位师生的文字、图片新闻。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在强化学生基础知识的同时增强学生专业技能和综合思维能力，激发了学生开展创新型实践活动的积极性，有效提升了每个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增强了学生就业竞争能力。近四年来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的一次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在内蒙古日报传媒集团、内蒙古电视台两大媒体的人员招聘中，几乎每次都招聘了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相关专业的学生，招聘比例达到30%—40%。这些毕业生经过历练很快成长为媒体中的业务骨干。
五、提升专业品牌效应
内蒙古大学实践教学的探索与实践在本地区范围内起到了示范作用，且有一定的辐射作用。自治区高校范围内同类专业纷纷来我校观摩，交流经验。20多年来新闻学专业学生的一次就业率达始终保持在80%—90%以上。2010年至2013年本科生整体就业率为92．9%，2009年至2013年本科生专业对口率为51．6%。适应现代传媒需求的全媒体人才培养目标，加之系统扎实全面的专业实践能力培养方式，使学生在就业中才显示出独特的优势。2009级数字出版专业学生王超，大三在搜狐视频实习，因经全媒体实践教学培训，很快适应岗位，面试一周后即确定正式录用。2007级新闻班的远辉带着他发表的新闻作品，成功考入大型上市媒体公司光线传媒股份公司工作，并于2013年进入搜狐网总部工作;2006级新闻班的李文明，则凭借他的获奖作品专题片《来时，我们还年轻》在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时获得了考官的好评，并考入《内蒙古日报》要闻部，成为一名自治区级的主流媒体记者;2011年新闻系学生的就业范围不断拓宽，2007级新闻班的孟颖靠着优秀的业务能力和大学作品微电影《鹿城故事》的加分，考入光线传媒有限公司，现已成为光线传媒王牌节目《最佳现场》的主要负责人。还有一批学生进入国家、自治区党政网络管理机关和企事业网络宣传部门。
六、结语
新闻传媒论文范文第4篇
从发展速度上看：传统的电视传播由无线（微波）传输、有线（光缆）传输和卫星传输三种，收视对象是接收终端———电视机前的观众。资料显示，从1958年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实验开播到2014年，经过56年的发展，中国有4亿个家庭拥有电视机，城市每百户居民家庭的电视机拥有量已高达140台，拥有8.8亿人口的农村家庭电视机普及率也达到95.2%，全国观众总人口数达10亿人以上。反观新媒体的发展则迅猛得多，以互联网为例，从1994年到2013年6月，短短的二十年，我国网民规模已达到5.91亿；而中国智能手机从本世纪初引入，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到2013年，智能手机拥有量大约是5.8亿部；微信平台于2011年1月21日推出，到2013年11月，注册用户量已经突破6亿……从信息接收方式看：电视观众接受信息是靠电视机完成，受制于固定的有电视机的场所，而手机的使用者不受制于任何场所，不管在哪，只要有信号，就可以从微信、微博、短信中接收到信息。
从影响力来看：互联网、手机、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依靠高科技的支撑，具有信息便捷、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即时沟通、成本极其低廉等优势，其影响力至少已基本达到了与电视传播不相上下的程度。不难看出，电视的受众规模依然是庞大的，然而，互联网、手机、微信、微博用户的增长速度也是惊人的。因此，保留传统的传输方式，巩固已有的受众群体，利用新媒体开拓新的传播渠道，覆盖新的受众群体，让电视新闻融入新媒体、实现传播的多样化是当下的科技时代和信息时代保证电视新闻传播影响力的努力方向。
实现电视新闻传播的多向化，具体来说大致有以下几种方法：其一，把电视节目整体放到互联网和手机上，如手机电视和中央电视台所办的CNTV，让手机用户和互联网用户成为电视新闻受众。其二，将电视新闻节目按板块、栏目建立起微信、微博平台，跨操作系统平台快速发送免费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信息，如辽宁电视台的知名新闻栏目《新北方》《新闻正前方》等。其三，微信、微博、新闻客户端等平台依靠技术支持实现多重、多向传播。当电视新闻到达微信、微博平台后，接受者又可以通过朋友圈、消息推送等功能，将微信、微博的精彩内容分享给好友及朋友圈。传输方式的多渠道，实现了电视新闻传播的多样化，而传播的多样化则改变了受众获取电视新闻资讯的模式，新闻资讯获取的平台从以往的只能通过电视机变为既有电视又有新媒体，一大批不待在电视机前的新媒体拥有者（特别是15岁-34岁的年轻群体）也成为电视新闻的受众。并且，由于新媒体渠道的扩展，使得传播者能够借助新媒体渠道为所有的用户提供共享服务，实现了电视新闻传播的实时化、共享化，使受众能在第一时间接收最新的资讯。
二、利用新媒体使电视新闻由单向传播变为双向交流
新闻传媒论文范文第5篇
一、媒介社会化研究的两条路径和问题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陆定一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事实上，一种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正在学界形成。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了‘’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的学科建设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写编评、媒介经营管理为主的传统教学与研究，也突破以“受众为重点、效果为目的”的大众传播学领域，走向以互动、沟通为重点，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索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这种设想和提倡，与凯瑞的文化转向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在着力避免“‘传播’把我们引向某个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倾向，试图“把我们引向生活总体方式的研究”。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内涵。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即将出版的新著(流动的家园:“饮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即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湖南依县籍在深圳开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传播行为所进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译者。
新闻传媒论文范文第6篇
对于公民新闻，学界目前并没有准确而统一的定义。其概念由学者范东升提出，相关专家进行了一定的补充和界定。对相关理论和文献梳理后可以发现，“公民新闻”的核心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公民新闻具备广泛参与性特征；其二，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大大推动了公民新闻的发展；其三，公民新闻以非专业的大众为传播者；其四，公民新闻的传播内容往往与公众利益和公众生活密切相关。从公民新闻的产生和发展进程来看，技术驱动是其发展的重大推手。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民新闻是伴随着新闻传播的发展和技术的不断更新而发展起来的。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引领了博客风潮，随后博客日志开始风行。2005年，新浪博客等博客在中国诞生并开始流行。2007年，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开始进入发展快车道。在中国，以推特为蓝本的新浪微博等微博客迅速发展，自媒体上的公民新闻开始引发巨大关注，许多民众参与其中，在各种突发事件发生时，他们第一时间将自己的见闻通过自媒体平台出来，形成公众舆论，产生了很多影响重大且深远的新闻事件，比如“郭美美事件”等。根据对公民新闻发展的梳理和对前人研究的总结，笔者将“公民新闻”定义为：以对新闻事件和公众事务比较敏感和关心的非专业公众作为传播者，以公众事件和公众话题为传播内容，通过自媒体平台进行传播的活动。公民新闻的基本特征是“非专业性”和“自发主动性”。
二、公民新闻的传播特征研究
在自媒体时代，作为网民叙事以及公共参与的新方式，公民新闻在自媒体语境下具备自己的传播特征，其主要表现在：第一，公民新闻可以实现即时性传播，跨越时空限制。自媒体时代，公众可以借助自媒体对突发事件进行“现场直播”，大大提高了时效性，利用自媒体关注、转发等技术功能，可完成高速信息反馈，实现快速互动。自媒体传播的速度快、成本低，大大超越传统新闻报道。第二，公民新闻具有碎片化特征，采用碎片化呈现。在自媒体时代，信息具有高度碎片化特征，新浪微博的“140”字限制，体现微博从形式和内容都是碎片化的，其虽然以微文本为表现形态，但是却可在转发和评论中扩大事件影响力。第三，公民新闻媒体具有互动性和多向度特征，具有高度开放性。自媒体时代，每一个用户都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和意愿实现信息和使用，从技术层面上说，用户可获得高度的信息自。自媒体既是新闻接受者，又是新闻者，而且不同用户可互为受众。传播方式从单向度传播变为多向度传播，逐渐形成和确立了一种以平等互动交流为理念的信息传播模式和渠道，大大地提高了媒体的开放性。不同的用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考方式，其所呈现的报道也就不尽相同，因此信息的多元化特征开始体现，有利于让事件原貌得到体现。第四，公民新闻可以实现多种媒体融合报道，呈现形式更加丰富。在自媒体时代，新闻报道正向多媒体融合及全景式的报道发展。新闻事件一发生，公民记者即可第一手消息。事件一旦引起传统媒体关注，传统媒体就会进行深入报道，同时受众又会继续跟进，进而形成多种媒体的融合报道。这种多种媒体融合报道已经成为公民新闻生产的范式。第五，公民新闻媒体可与公众实现议题互设。在公民新闻领域中，议程设置的形式也发生了诸多变化。首先是主题多元化。因为公民新闻的传播主体为普通公众，人民的兴趣点和所关心的话题各不相同，公众与大众媒体共同决定媒体的议题设置。其次，议题设置更趋碎片化。公民新闻的指向内容具有多变性和不可控性，与传统媒体特定的议程设置相比，其具有更高的自由度和多变性。
三、我国公民新闻的现状和发展研究
我国公民新闻的发展虽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脚步，但却展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动力。可以想象，自媒体时代的公民新闻发展，将会推动信息传播形态的变革。公民新闻与传统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将形成一种共生共存的局面。从某些意义上看，公民新闻主要以公共事务和公众话题为主，很多新闻都体现出对真相的搜寻、对公平正义的呼唤，以满足群体利益和公民个体的利益诉求。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在公民新闻传播的过程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都由普通大众掌控，公民记者未受过正规新闻专业教育，素质参差不齐，这样就将使得公民新闻中谣言肆虐。在某些突发事件中，由于追求时效性，公民记者无法进行详细核实，导致大量的虚假信息涌现。而且公众信息时常从个体情绪和个人利益出发，表达上常会出现不理性的状况，尤其是事件涉及一些社会不公或者权利财富的不对等时，极易引发民意表达的偏见言论。大众往往会趋向于同情弱势方，出现不理性的宣泄和附和，将事件当事人推到舆论制高点，陷入情绪狂欢。尽管公民新闻目前存在着一些有待解决和完善的问题，但是其发展前景是不容小觑的。从其发展的根本原因进行分析，就能发现其产生和发展存在着必然性。第一，在自媒体时代，数字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是公民新闻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数字和网络技术的继续发展也必将推动公民新闻的继续发展。第二，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变革期，各种矛盾不断涌现，民意需要宣泄，很多时候传统媒体无法做到的自媒体却可以胜任，自媒体的便捷性和自由度高等传播特性深受民众欢迎。第三，公民思想的觉醒，公民对自身利益的积极诉求使“公民记者”站出来新闻，成为争取话语权的新力量。第四，一些传统媒体在公共事件中的失语以及不及时，很大程度上助推了公民新闻的发展。
四、自媒体视阈下公民新闻传播体系的构建研究
（一）自媒体视阈下公民新闻传播体系的构建要素分析要研究公民新闻的传播体系，就要从其构建要素上进行分析，从多方面审视其构成，确定其性质。第一，从传播主体的角度来说，公民新闻的主体主要为新闻事件的当事人和亲历者、新闻事件的相关利益者、对新闻事件给予关注的舆论领袖，其中舆论领袖较之前二者有更强的传播能力和影响力，很多新闻事件之所以受到广泛的关注就来源于舆论领袖的关注和发声。第二，从信息内容的构成来说，主要为与公众个体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相关的事件、与公共道德和公共伦理有关的事件、以公权力违法或违背社会伦理的行为等等。第三，从传播媒介的角度看，公民新闻以自媒体为主要传播平台，当事件被传统媒体关注时，公民新闻也可借助传统媒体发声。第四，从传播受众来看，公民新闻可实现全网民覆盖，传播受众有机构发言人、专业媒体人、公知分子和普通大众，对不同的群体，公民新闻的传播效果往往不同。第五，从传播形式来看，公民新闻基于自媒体平台，这决定其可以实现多媒体融合呈现。
（二）自媒体视阈下公民新闻传播体系的影响研究基于自媒体时代的公民新闻体系的构建，不仅对媒介内部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促进了自媒体环境的发展和进步，还对整个社会的舆论环境甚至社会进步带来了积极的意义，对提升国民的公民意识、构建公共领域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1.对内影响：用户获得技术自，舆论领袖把握议题设定权在自媒体时代，基于其开放参与的结构，以及开放便捷的传播特性，新闻把关人的作用趋于弱化，公众通过对新闻的和关注、转发、评论，在不同范围形成新的舆论空间，民间话语体系快速形成与崛起③。自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垄断，由于自媒体的大量关注又形成了新的舆论领袖。用户能否得到更多关注成为舆论领袖，取决于用户本人的地位和声望、以及专业知识水平，当然也取决于对网络的使用能力和水平，以及频次和深度。比如在新浪、搜狐、腾讯微博，用户粉丝量所反映的就是其受关注的程度高，也意味着其内容的评论量、转发量高，传播影响力也就大。在新浪微博，人气排行前百位的几乎都是娱乐界名人明星和社会精英，他们发出的声音通过粉丝的评论、转发，引发巨大的舆论效应，形成了强势话语权，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为了舆论领袖。普通公民为了让自己的信息受到关注和重视，就@名人、舆论领袖，通过他们的转发、评论，获得更多人的关注，扩大自己的公民新闻的影响力。从全局来看，自媒体用户虽然获得了技术自，同时也获得了更好更自由的表达平台，但是话语权仍然掌握在舆论领袖手中，议题一般都由他们来设定。2.对外影响：公民意识增强，促进公共领域构建公民新闻的崛起，使得公民主体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觉醒，公民话语权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人们争取权利的意识加强的同时，责任意识也在加强。在公民新闻的领域中，大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开始提高，人们乐于和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会因为立场和利益引发冲突性议题，并以此进行不同观点的碰撞交流。个人观点的交锋碰撞，促使民意聚合并得到传播和扩散，发挥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作用。从长远角度看，有利于解决公众诉求，有利于政府的社会治理和改革，更有利于公民社会的良性发展。从公共领域构建的角度看，自媒体虽然呈现出一个相对理想的公共话语平台，可以对事件进行关注和监督，甚至批判，但是却算不上成熟的公共领域，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完善。
五、结语
新闻传媒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传统媒体微博新闻传播媒介融合
一、微博历史与现状
微博(Micro-blogging，Microlog)，微型博客的简称。他允许用户通过登陆网页、手机短信息、电子邮件和即时聊天软件等手段以个人博客的方式随时随地信息文本(140个字符，70个汉字左右)。
微博这一网络产品源于web2.0时代美国的一个网站。它源于美国广播公司odeo为其雇员使用手机短信通过web中继信息来与小组进行交流沟通的内部服务。2007年推特从原来的公司独立出来并成立了独立运营的公司，并一炮而红，成为微博的代表性网站。2009年7月29日，推特把首页那句“你在做什么?”改做“分享和发现世界各处正在发生的事。”这次改变象征着推特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人际沟通工具，推特的运营者们发现了微博这个平台的强大力量，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它信息源丰富、传播速度快、扩张力度强、影响力大，正在带来一种新的媒体格局。特别是它的信息传播方式，既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线性传播，也不同于网络媒体的网状传播，它是一种裂变传播。这种传播形态的传播速度之迅捷、传播密度之深密，传播方式之便利，远非以往的媒介所能比拟。由于其巨大影响，“微博”入选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新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
微博本在的目的就是信息的与共享，而平台拓展的多样化、便利化，更增加了其在信息传播方面的影响力。目前国际间著名的微博客网站有Twitter、Jaiku、Plurk。受其在国外的迅速发展壮大的刺激，微博网站在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用户覆盖人数超过万人的微博运营商接近20家。根据腾讯科技2010年1月25日推出的《2010全球微博客排行榜》显示，国内目前有影响力的微博产品有嘀咕、新浪微博、百度贴吧、做啥、同学网、9911和雅虎meme七家。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与运用，宣告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以微博的发展情况来看，相比于社交网站，它越来越像一个新闻媒体了，而随着微博发展壮大，也带来了新闻传播的新格局。
二、微博的信息传播特点
第一，微博上信息传播速度快、扩张范围广。时效性是新闻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是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核心，是新闻的生命力所在。当几乎所有新闻媒体都在“快”上投入资源和技术，开展激烈竞争时，微博却异军突起，通过其第一时间传播消息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当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后，微博作为一个跨媒体的传播工具，用户通过网络和手机等终端不仅能够在当日，而且能够紧紧在数小时，甚至是几分钟内就能将新闻事件会播发出去。所以，微博的用户只要在事件的现场，就能够随时对现场情况进行“直播”，与传统的媒体相比，不仅在一般的新鲜事、有趣事的报道上，尤其是在对待突发事件的报道上，微博客有着巨大优势，而报纸作为传统媒体，往往是第二天才能报道这方面的讯息，明显滞后于微博这些新媒体。可以说微博的出现，改变了新闻报道重大或者突发事件的生态环境。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2009年12月19日台湾花莲外海发生6.8级地震，台中的萧姗姗通过微博了一条消息：地震@@!好强>_第二，微博上信息者的可信度高。相对于网络上各种渠道的各类消息，微博上的新闻信息拥有更高的可信度。微博上的传播是一种基于社交的人际网络传播，这种人际网络有两种，一是既有人际网络在微博上的延伸;一是基于信息需求而产生的人际联系。因此，微博用户通常关注的是他的朋友、熟悉的人，或者是名人，因此微博就像一个实名制博客，而信息的流动完全由用户主导，用户可以自由选择他认为可信的人的信息，并进行转发，从而形成新闻热点，除了普通用户在微博上突发事件、记录生活，更有不少名人还在微博上自己的信息。2009年9月，李开复通过新浪微博最先对外公布了自己辞去Google职务的消息。2009年10月9日，《财经》新闻发言人张立晖通过微博宣布，《财经》原主编胡舒立已经递交辞职报告并获批准。这些消息被各大媒体引用。新浪博客副总编孟波说微博在某种意义上是“永不闭幕的新闻会”。因此，在网络实名制尚未建立健全的网络大环境下，相较于网络媒体和网络论坛的匿名信息而言，微博在新闻信息的来源上更为可靠。
第三，容易形成舆论环境，制造新闻热点。微博的开放性决定了从个人信息的那一刻起，就成为了公共媒体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存在于复杂人际网络中的信息源，每个微博在信息、接受、转发等行为中实际上已经参与了传播内容的建设和传播。由于传播的快速和便捷，微博的影响力从美国总统选举、伊朗绿色革命、丹佛飞机脱离跑道事件、印度孟买连环恐怖袭击事件、到迈克尔•杰克逊逝世都有不俗的体现。进一步说，当大多数人关注某一事件，尤其是涉及到公共利益的突发事件时，微博能够起到建立讯息警报，搜集、整理的作用。根据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的公共舆论理论，个体意见与公共意见的互为转化是个始终存在的动态过程，当越多的人关注这一事件时，时间的重要性就会渐渐浮现。在互联网时代，虚拟环境正在成为真实生活的一部分，互联网用户是有参与公共领域生活的意识和热情的活跃分子，而网络能让公民有条件表达意见，实现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从轰动一时的“周正龙伪造华南虎照片事件”到再到“昆明市螺蛳湾批发市场的”中网络舆论引发出的公共事务的讨论，意味着微博在公民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微博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工具必然会加快推动公民报道的进程，由于在信息传播上的便捷与网状传播，得以在多次的突发事件、重大事件的传播与讨论中表现出了其巨大的聚合能量，微博客对涉及公众利益事件尤其是重大的突发事件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闻报道突发事件的生态环境。
三、微博对传统新闻媒介的意义
1.微博为传统新闻媒体提供新鲜和可靠的新闻信息
传统媒体获得信息的渠道一般是分布在各地的通讯社、记者、有关部门的宣传口、其他媒体从业者，或者依靠提供线索的热心群众，这造成了信息源过于单一和被动。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微博像个新闻场，有其天然优势，在web2.0时代，依靠其网聚的强大人际关系网络，能为传统新闻媒体提供了海量的新闻信息和线索。只需经过核实、查证程序(传统渠道获得的信息也需要对其真实性进行验证)，微博会成为一个更方便、快捷、安全的信息获取渠道。遍布世界各地的微博使用者，能为新闻媒体提供了方便的新闻线索。一般来说，最先知道突发事件消息的人一定是在现场的人，而不是任何新闻机构。而微博的出现使得新闻报道的门槛进一步降低，其便捷和多手段的信息机制能够让任何人实时地在互联网中进行直播，发出自己的声音。例如，2009年6月，在宣称伊朗总统大选舞弊之后，由于政府封锁了一些通讯渠道，伊朗人就利用Twitter作为与外界通信和沟通的工具传播骚乱信息，并被BBC和NPR等新闻媒体捕捉到得以向全世界播报。各种名人微博也是新闻媒体获取相关新鲜资讯的宠儿。美国总统奥巴马、NBA球星奥尼尔、谷歌大中华区前总裁李开复等在Twitter上都有开设帐号。国内的新浪微博更是将名人开博这一传统继承发展了下来，姚晨、韩寒等名人纷纷在新浪微博安家。传统媒体更是从名人微博这一新闻源上捕捉、挖掘有价值的新闻，对有价值的新闻进行后续的深度报道，使一条新闻的价值扩大化。2009年9月4日，李开复在其微博上发了一条消息：再见，谷歌。其离开谷歌创办创新工厂的消息通过微博一条一条的公之于众，激起了媒体持续追踪报到的热潮。正因如此，微博应该成为新闻媒体监控和跟踪突发消息的重要平台。
2.新闻媒体以微博为平台新闻
一些传统媒体看到了微博的力量，纷纷将微博作为自身推广和沟通的平台，在微博客上提供内容链接，新闻摘要，促进发行量和销售，提升影响力，微博客成为传统媒体新闻传播的一个新的平台。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网络用户们也对媒体的这一做法表示欢迎并作出了积极回应，《纽约时报》在Twitter上的官方网站有90多万关注者，在英国，有134家一线杂志都开辟了Twitter账号。在国内，拥有大量受众的新闻媒体，如《羊城晚报》、《国际先驱导报》、《南方周末》、《新周刊》、《中国新闻周刊》乃至新浪的财经、CCTV体育频道等，都相继开辟官方微博，在新浪微博上开通微博客的媒介机构超过40家，涵盖了报纸杂志、电视台、网站等各类媒介形式，在网上开微博已经不再是个人用户的独享。《羊城晚报》在新浪上的微博以新闻为主，不仅有当日晚报的内容导读，还有很多知名记者、编辑的及时消息。读者可通过微博与编辑、记者互动，甚至可以通过微博报料;湖南卫视微博则以各种信息为主，公布各类节目的播出时间、收视率等等，同时还有很多活动的说明。这些传统的媒体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与广大受众见面的。一是在其官方微博上有的以“标题+链接”的形式本媒体新出炉的新闻产品;二是其原有新闻信息的精炼加工版;三是利用微博及时跟进、报道活动的进展情况，营造现场感。虽然目前微博在我国发展时间不长，某些传统媒体对微博的使用还在摸索尝试阶段，但是也反映了在新媒体时代的格局下，传统媒体也能在微博这种新媒体上找到自己的存在方式。
3.微博促进传统媒体采编方法创新
突破传统的采访编辑形式。微博客可以丰富传统媒体采访的手段。传统采访情况下，记者要根据不同采访内容和对象，留心选择恰当的采访地点进行现场采访，利用微博，记者只要拥有一部电脑或者手机，跟受访者约好，就可以随时随地进行采访，而且微博140个字符的容量也足够准确而清晰地提问和回答。微博采访的优点除了方便突破空间的限制，还在于在没有录音、笔录等郑重采访行为的场合，不会使被访者感到紧张，便于使受访者畅所欲言，还因为微博的内容上网，有据可查，不担心内容丢失，而采访对象也会顾虑到自己所发表言论的公开性，在回答问题时会更加负责。通过微博进行采访最具轰动效应的是美国广播公司2009年3月采访前美国总统候选人麦凯恩，问题都通过Twitter发出，这种新型采访方式引起了巨大的讨论，在看到微博的巨大传播效果后，微博成为了美国大选两大阵营的必争之地。
综上所述，微博不是传统媒体的发展的障碍，而是其媒体转型和媒介融合的机遇。目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媒介融合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微博的发展前景更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媒介融合的方向与道路。传统媒体应在继承发扬其传统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寻求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基于微博的传播特点及技术优势，充分利用好自身的社会资源、人力资源、社会公信力、社会影响力，在微博平台上占据新闻传播领域的主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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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媒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新闻传媒改革发展
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这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世界发展新规律所做出的科学论断。因此，中央把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作为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媒面临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所必然带来的传媒全球化，也使新闻传媒业必须面对国际传媒的激烈竞争。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传媒业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及国际比较
1、我国传媒业的发展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传媒业取得了很大发展。2001年，全国报纸种数为2111种，总印数为938.9亿印张，千人报纸拥有量为142份，分别是1978年的11.3倍、8.3倍和3.2倍，是1950年的5.5倍、144.4倍和26倍；图书总数为154526种，图书总印张数为406.1亿印张，千人图书拥有量为4944册，分别是1978年的10.3倍、3倍和1.3倍，是1950年的12.7倍、68.8倍和10.1倍；杂志总数为8889种，总印张数为100.9亿印张，千人杂志拥有量为162册，分别是1978年的9.6倍、4.4倍和2.5倍，是1950年的30.1倍、126.1倍和8.1倍；电台总数为301座，发射总功率为49615千瓦，分别是1978年的3.1和3.6倍，是1950年的6倍和138.5倍；电视台总数为357座，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300台，分别是1978年的11.2和115.4倍。作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90年代初进入中国，1993年互联网用户数仅为2000人，1997年10月，用户人数为62万人，到2002年1月用户人数达到3370万人。
我国从1978年开始恢复媒体广告业务，广告营业额的增长速度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从1982年到2000年，广告营业额年均增长幅度为42%，是同期GDP增长幅度的2.6倍。广告营业额占GDP的比重从1982年的不到0.3‰，上升到2000年的0.8%，人均广告费也由1982年的0.15元增加到2000年的56元，广告从业人员从1982年的1.6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64万人。在广告营业额的构成中，媒体广告占到很大比重。2000年报纸广告为146.47亿元，占20.55%；电视广告为168.91亿元，占23.7%；广播广告15.19亿元，占2.13%；杂志广告11.34亿元，占1.59%。
2、传媒业的国际比较
我国对反映传媒发展水平的几个主要指标：千人日报拥有量、千人收音机拥有量、千人电视机拥有量和千人互联网用户数，进行了世界几大国的比较。1996年，中国千人日报拥有量为40.4份，日本为578.1份，美国为212.5份，俄罗斯为105份。1997年，中国千人收音机拥有量为339台，印度为120台，日本为956台，美国为2118台，俄罗斯为418台。2000年，中国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293台，印度为78台，日本为725台，美国为854台。2000年，中国千人互联网用户为17.8人，印度为4.9人，日本为371.1人，美国为338.7人，俄罗斯为21.3人。
笔者还对中国传媒在世界传媒业中所占地位计算了测算和评估。中国的日报总量1995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9.18%，收音机总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17.2%，电视机总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24%，互联网用户2002年初已占到世界总量的6.2%。由这些总量数字可以看出，我国已成为世界的传媒大国。另一方面，笔者用传媒渗透能力指数计算了1995年世界各国的传媒发展水平，结果发现我国的传媒渗透能力指数仅略高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仅相当于美国水平的1/6，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1/2，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5。这说明我国还仅是个传媒弱国。
在国际传播方面，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是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美国电影占领了全球50%以上的总放映时间。世界传媒发展很不平衡，“西风压倒了东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新闻舆论和传媒市场，形成了“媒介帝国主义”。
二、我国传媒业的改革
1、改革历程
我国传媒业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革。第一次是1978年以后进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国家逐步减少对新闻单位的财政拨款，绝大多数新闻单位通过媒体广告等经营创收实现自收自支。第二次是1996年以后进行的媒体“集团化”改革，广州日报等几十家大型新闻单位组建起传媒集团。“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是传媒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它一方面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另一方面激发出媒体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各新闻单位按照市场需求，创办了各种满足不同受众需求的媒体形式，并在内部推行独立核算、承包经营、人事分配等各项改革。“集团化”改革，是新闻媒体发展到一定规模，面对社会信息化和传媒全球化的新形势，所做出的必然选择。事业单位的组织形式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只有用集团这种组织形式，才能把规模日益庞大、分工逐渐细化、媒体数量不断增加、产业功能更加完备的传媒组织更好地协调和运作起来。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以及信息社会带来的发展机遇，加上新闻单位内部不断深化各项改革，使传媒业迅速成长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产业。目前，我国整个传媒市场的规模已超过1000亿元，从1998年起传媒业连续三年保持了25%的增长速度，利税总额已超过烟草业，在所有行业中排名第四，出现了一批规模达十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大型传媒集团。
2、改革中取得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传媒业积累了一些宝贵的改革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坚持党管舆论导向。新闻媒体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表现为正、负两个方面，取决于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正确的舆论导向能够凝聚人心、振奋力量，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错误的舆论导向则涣散精神、激化矛盾，造成严重后果。同志曾精辟地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在新闻媒体改革的20几年中，我们始终坚持党管舆论导向的原则，使新闻宣传工作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大局，对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②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在新闻媒体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公共产品（如新闻、天气预报等）。公共产品外部性最强，产生的社会影响最大。向广大人民提供公共产品，是新闻媒体的责任和义务。虽然新闻媒体进行企业化运作后，所提供的私人物品（如广告、信息服务等）不断增加，而提供私人物品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但我们一贯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把提供公共产品作为新闻媒体的首要任务。实践证明，我们在社会效益第一原则下进行的媒体改革，保证了新闻媒体党和政府喉舌的性质不变，保证了新闻媒体社会公器的性质不变，即使是媒体产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也没有使其异化为被经济利益集团操控的工具。
③坚持渐进式改革。与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相仿，新闻媒体的改革也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的路子。各项改革措施基本上是借鉴国有企业的经验，进程上比国有企业有一段时间的滞后。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保证了新闻媒体在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由表及里地推进各项改革，以发展保改革，以改革促发展，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新闻媒体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且直接关乎社会稳定，因此必须坚持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以稳定大局为根本出发点，避免因局部改革失利而对全社会造成不利影响。
当然，新闻媒体业改革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集团化改革目标模式不明确，改革成效不明显。近几年我国陆续组建了几十家传媒集团，数量可谓不少，但绝大多数传媒集团在体制和机制上没有什么变化，基本上是“翻牌集团”。出现大量传媒翻牌集团的原因，是我们缺乏一个明确的改革目标模式。我们对为什么组建传媒集团、如何组建传媒集团、如何促进传媒集团做大做强等重要问题缺乏深入地研究，以至于我们拿不出一个指导性、操作性很强的文件，来规范传媒集团的组建和发展。由于没有中央的政策性指导，加上本身固有的“路径依赖”，传媒集团的改革大多只是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基础上修修补补，改革成效不明显。
②管理体制形成的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限制了媒体的发展空间。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传媒业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管理”的模式，在实际中形成了严重的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这种管理体制严重地限制了媒体的发
[page_break]展空间，传媒集团的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发展难度很大。从发达国家传媒集团的发展过程来看，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是其发展的主要特征。我国现行的传媒管理体制，把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分割成零碎的小块，即使一些实力较强的传媒集团，也无法突破体制的限制，把零碎的市场整合起来。这是我国传媒集团难以做大做强的体制性原因。
③传媒业行业壁垒很高，垄断利润带来了表面繁荣。传媒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国家的行政控制很严，行业壁垒很高。行业壁垒造成了传媒业的寡头经济现象，一个行业或地区的传媒市场一般被为数不多的两个或三个传媒集团垄断。寡头垄断带来了高额的利润，传媒业一派繁荣景象，很多传媒集团花巨资建高档办公楼，经营星级酒店和度假村等。这种繁荣只是表面上的，与国外传媒相比，我们的差距还很大，我国传媒的渗透能力指数只相当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寡头垄断不利于市场效率的发挥。我国传媒业的寡头垄断带来了表面繁荣，但实际上并不利于整个传媒市场的发展和国家综合传媒能力的提高。
④缺乏优胜劣汰机制，媒体兼并、联合、重组存在很多障碍。我国有一万多家报刊社，几千家电视台、电台，除少数媒体有较好的效益外，有很大一批数量只是靠行政拨款在低水平上勉强维持。在我国媒体都是事业单位，除因宣传违规而被撤消刊号，即使负债累累也不会倒闭或破产。我国传媒业缺乏应有退出机制，使媒体的兼并、联合、重组存在很多障碍，在实践中的行政撮合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无法通过优胜劣汰、有生有死的市场法则进行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这也是传媒集团难以做大做强的原因之一。
⑤传媒资产管理体系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我国传媒业已形成了近1000亿的资产，而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府部门对这么大的一笔资产进行监管。在大多数地方，媒体资产的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都归媒体单位所有，也有些地方（如上海）媒体资产由宣传部直接支配。传媒资产管理体系的不完善，使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难以建立。一方面，传媒集团管理者的经济收入与经营业绩不直接挂钩，影响了其积极性的发挥；另一方面，他们的经营行为也缺乏应有的监督，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行为。
⑥缺乏国际化战略意识，在国际传播上力量很弱。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强大、日益开放的大国，在国际舆论上掌握一定的话语权是十分必要的。长期以来，我国的外宣工作主要由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少数几个中央级媒体承担，政府投入了大量财力，但在国际上的声音依然很弱。现在有一些地方（如广东、上海等）的传媒集团已具备了相当雄厚的实力，完全有能力进军国际市场。但地方媒体只把眼光放在国内或本地区，缺乏国际化战略意识，这不但限制了它们自身的发展空间，也不能增强我国在国际传播上的力量。
三、我国传媒业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方案设想
我国加入WTO后，国外传媒加紧抢占国内市场，传媒业面临很大挑战。另一方面，我国迫切需要加强国际传播力量，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声音。传媒业面临进一步加快改革和发展的迫切任务。笔者认为，我国的传媒改革还应继续坚持党管舆论、社会效益第一和渐进式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些大原则的前提下，加快束缚传媒业发展的体制弊端的改革步伐。针对传媒业现存的问题，笔者提出下一步改革和发展战略方案的一些初步设想。
1、确定集团化改革目标模式。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传媒集团化改革宜采用“一团两制”的模式，实行采编经营“两分开”，宣传部门还是事业性质，保留报社、电视台、电台等事业法人资格和编制，是舆论宣传的主体。经营部门剥离出来成立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母子公司体制，是市场运作的主体。事业单位是企业公司的主要出资人，享有资产收益权、重要人事任免权和重大事项决策权。按照现有法律框架，建立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领导体制，明确党委与公司董事会的权、责、利划分，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
2、改革传媒业宏观管理体制。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调整传媒业的宏观管理体制，突破条块分开限制，促进媒体产业结构转型。一方面要打破条条分割，首先要把广播电视局与广电集团分离，进一步再把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局合并。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组建跨媒体、跨行业的传媒集团。另一方面要打破块块分割，削弱地方对新闻媒体的属地管辖权，组建跨地区的新闻管理机构，鼓励传媒集团实行跨地区发展。
3、打破传媒业的行业壁垒。放宽传媒业的准入条件，突破机关报（台）一统天下和传媒行业寡头垄断的局面，允许国家企业、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参与媒体经营运作。一种方式是允许企业、社团及个人参股传媒集团的经营性公司，另一种方式允许创办有别于机关报（台）的公共媒体，公共媒体由企业、社团及个人提供资金，不对某一机关负责，而是对宪法和法律负责，表达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舆论呼声。公共媒体的创立有利于打破机关媒体一统天下的格局，对引入外部竞争、促进传媒市场的发育和完善都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4、进一步整顿传媒市场秩序。对现在较为混乱的传媒市场进行集中治理整顿，建立媒体退出机制，对那些宣传屡出问题、经营严重亏损的媒体，要进行关闭或破产。鼓励传媒集团运用市场手段对其他媒体进行兼并、联合、重组，优化传媒市场资源配置，促进传媒集团做大做强。
5、建立完善的传媒资产管理体系。把传媒资产纳入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指定国资委的有关部门对传媒资产进行监管。对传媒集团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制定相应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体系，按照经营业绩对传媒集团的管理者进行适当奖罚。加强对传媒集团管理者经营行为的监督，国资委指派专人加入传媒集团董事会、监事会，也可委派财务负责人，对传媒集团管理者的自利行为进行及时监督和控制。
6、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在世界传播秩序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传媒集团的国际化发展，不仅是传媒集团或传媒行业利益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形象。因此，国家除加强对新华社等中央新闻单位对外宣传的扶持外，还应调动其他传媒集团跨国发展的积极性，对传媒集团到境外办刊、办报、办台要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和优惠政策，还要支持传媒集团到海外融资和上市。传媒集团的跨国发展，一定会增强我国对外宣传能力，在世界传播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
四、促进传媒业改革和发展的几点措施建议
传媒业的改革和发展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笔者对当前应当采取的措施提出几点建议：
1、建议和新闻出版总署对各地方传媒集团试点情况进行充分调研，总结成功经验和作法，在此基础上出台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指导文件，以此推动传媒集团化改革的深入发展。
2、建议在一些地方试点传媒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重新调整传媒宏观管理格局，建立跨地区的传媒管理机构，打破条块分割，推动传媒集团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发展。
3、建议在几个传媒集团试点融资方式改革，在内部宣传经营两分开的基础上，允许经营性公司向企业、社团和公众募集股份，可挑选几家条件较为成熟的传媒集团上市融资。
4、建议在几个（或一个）地方试点创办几个公共媒体，尝试在新形式下传媒发展和管理的新途径。
5、建议和新闻出版署协同国家有关部门，制订类似公司《破产法》的新闻媒体破产条例，并依据该条例对新闻媒体市场进行治理整顿，试点传媒集团通过规范的市场手段兼并、联合、重组。
6、建议和新闻出版署协同国资委等部门，制订传媒国有资产管理条例，明确出资人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并制定出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7、建议国务院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传媒集团向海外发展。
参考文献：
⑴吴玉容：《传媒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形象战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6期。
⑵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⑶《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1996年9月27日。
新闻传媒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新闻传媒改革发展
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这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世界发展新规律所做出的科学论断。因此，中央把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作为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媒面临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所必然带来的传媒全球化，也使新闻传媒业必须面对国际传媒的激烈竞争。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传媒业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及国际比较
1、我国传媒业的发展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传媒业取得了很大发展。2001年，全国报纸种数为2111种，总印数为938.9亿印张，千人报纸拥有量为142份，分别是1978年的11.3倍、8.3倍和3.2倍，是1950年的5.5倍、144.4倍和26倍；图书总数为154526种，图书总印张数为406.1亿印张，千人图书拥有量为4944册，分别是1978年的10.3倍、3倍和1.3倍，是1950年的12.7倍、68.8倍和10.1倍；杂志总数为8889种，总印张数为100.9亿印张，千人杂志拥有量为162册，分别是1978年的9.6倍、4.4倍和2.5倍，是1950年的30.1倍、126.1倍和8.1倍；电台总数为301座，发射总功率为49615千瓦，分别是1978年的3.1和3.6倍，是1950年的6倍和138.5倍；电视台总数为357座，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300台，分别是1978年的11.2和115.4倍。作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90年代初进入中国，1993年互联网用户数仅为2000人，1997年10月，用户人数为62万人，到2002年1月用户人数达到3370万人。
我国从1978年开始恢复媒体广告业务，广告营业额的增长速度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从1982年到2000年，广告营业额年均增长幅度为42%，是同期GDP增长幅度的2.6倍。广告营业额占GDP的比重从1982年的不到0.3‰，上升到2000年的0.8%，人均广告费也由1982年的0.15元增加到2000年的56元，广告从业人员从1982年的1.6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64万人。在广告营业额的构成中，媒体广告占到很大比重。2000年报纸广告为146.47亿元，占20.55%；电视广告为168.91亿元，占23.7%；广播广告15.19亿元，占2.13%；杂志广告11.34亿元，占1.59%。
2、传媒业的国际比较
我国对反映传媒发展水平的几个主要指标：千人日报拥有量、千人收音机拥有量、千人电视机拥有量和千人互联网用户数，进行了世界几大国的比较。1996年，中国千人日报拥有量为40.4份，日本为578.1份，美国为212.5份，俄罗斯为105份。1997年，中国千人收音机拥有量为339台，印度为120台，日本为956台，美国为2118台，俄罗斯为418台。2000年，中国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293台，印度为78台，日本为725台，美国为854台。2000年，中国千人互联网用户为17.8人，印度为4.9人，日本为371.1人，美国为338.7人，俄罗斯为21.3人。
笔者还对中国传媒在世界传媒业中所占地位计算了测算和评估。中国的日报总量1995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9.18%，收音机总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17.2%，电视机总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24%，互联网用户2002年初已占到世界总量的6.2%。由这些总量数字可以看出，我国已成为世界的传媒大国。另一方面，笔者用传媒渗透能力指数计算了1995年世界各国的传媒发展水平，结果发现我国的传媒渗透能力指数仅略高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仅相当于美国水平的1/6，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1/2，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5。这说明我国还仅是个传媒弱国。
在国际传播方面，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是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美国电影占领了全球50%以上的总放映时间。世界传媒发展很不平衡，“西风压倒了东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新闻舆论和传媒市场，形成了“媒介帝国主义”。
二、我国传媒业的改革
1、改革历程
我国传媒业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革。第一次是1978年以后进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国家逐步减少对新闻单位的财政拨款，绝大多数新闻单位通过媒体广告等经营创收实现自收自支。第二次是1996年以后进行的媒体“集团化”改革，广州日报等几十家大型新闻单位组建起传媒集团。“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是传媒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它一方面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另一方面激发出媒体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各新闻单位按照市场需求，创办了各种满足不同受众需求的媒体形式，并在内部推行独立核算、承包经营、人事分配等各项改革。“集团化”改革，是新闻媒体发展到一定规模，面对社会信息化和传媒全球化的新形势，所做出的必然选择。事业单位的组织形式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只有用集团这种组织形式，才能把规模日益庞大、分工逐渐细化、媒体数量不断增加、产业功能更加完备的传媒组织更好地协调和运作起来。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以及信息社会带来的发展机遇，加上新闻单位内部不断深化各项改革，使传媒业迅速成长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产业。目前，我国整个传媒市场的规模已超过1000亿元，从1998年起传媒业连续三年保持了25%的增长速度，利税总额已超过烟草业，在所有行业中排名第四，出现了一批规模达十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大型传媒集团。
2、改革中取得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传媒业积累了一些宝贵的改革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坚持党管舆论导向。新闻媒体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表现为正、负两个方面，取决于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正确的舆论导向能够凝聚人心、振奋力量，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错误的舆论导向则涣散精神、激化矛盾，造成严重后果。同志曾精辟地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在新闻媒体改革的20几年中，我们始终坚持党管舆论导向的原则，使新闻宣传工作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大局，对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②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在新闻媒体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公共产品（如新闻、天气预报等）。公共产品外部性最强，产生的社会影响最大。向广大人民提供公共产品，是新闻媒体的责任和义务。虽然新闻媒体进行企业化运作后，所提供的私人物品（如广告、信息服务等）不断增加，而提供私人物品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但我们一贯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把提供公共产品作为新闻媒体的首要任务。实践证明，我们在社会效益第一原则下进行的媒体改革，保证了新闻媒体党和政府喉舌的性质不变，保证了新闻媒体社会公器的性质不变，即使是媒体产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也没有使其异化为被经济利益集团操控的工具。
③坚持渐进式改革。与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相仿，新闻媒体的改革也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的路子。各项改革措施基本上是借鉴国有企业的经验，进程上比国有企业有一段时间的滞后。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保证了新闻媒体在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由表及里地推进各项改革，以发展保改革，以改革促发展，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新闻媒体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且直接关乎社会稳定，因此必须坚持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以稳定大局为根本出发点，避免因局部改革失利而对全社会造成不利影响。
当然，新闻媒体业改革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集团化改革目标模式不明确，改革成效不明显。近几年我国陆续组建了几十家传媒集团，数量可谓不少，但绝大多数传媒集团在体制和机制上没有什么变化，基本上是“翻牌集团”。出现大量传媒翻牌集团的原因，是我们缺乏一个明确的改革目标模式。我们对为什么组建传媒集团、如何组建传媒集团、如何促进传媒集团做大做强等重要问题缺乏深入地研究，以至于我们拿不出一个指导性、操作性很强的文件，来规范传媒集团的组建和发展。由于没有中央的政策性指导，加上本身固有的“路径依赖”，传媒集团的改革大多只是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基础上修修补补，改革成效不明显。
②管理体制形成的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限制了媒体的发展空间。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传媒业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管理”的模式，在实际中形成了严重的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这种管理体制严重地限制了媒体的发
展空间，传媒集团的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发展难度很大。从发达国家传媒集团的发展过程来看，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是其发展的主要特征。我国现行的传媒管理体制，把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分割成零碎的小块，即使一些实力较强的传媒集团，也无法突破体制的限制，把零碎的市场整合起来。这是我国传媒集团难以做大做强的体制性原因。
③传媒业行业壁垒很高，垄断利润带来了表面繁荣。传媒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国家的行政控制很严，行业壁垒很高。行业壁垒造成了传媒业的寡头经济现象，一个行业或地区的传媒市场一般被为数不多的两个或三个传媒集团垄断。寡头垄断带来了高额的利润，传媒业一派繁荣景象，很多传媒集团花巨资建高档办公楼，经营星级酒店和度假村等。这种繁荣只是表面上的，与国外传媒相比，我们的差距还很大，我国传媒的渗透能力指数只相当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寡头垄断不利于市场效率的发挥。我国传媒业的寡头垄断带来了表面繁荣，但实际上并不利于整个传媒市场的发展和国家综合传媒能力的提高。
④缺乏优胜劣汰机制，媒体兼并、联合、重组存在很多障碍。我国有一万多家报刊社，几千家电视台、电台，除少数媒体有较好的效益外，有很大一批数量只是靠行政拨款在低水平上勉强维持。在我国媒体都是事业单位，除因宣传违规而被撤消刊号，即使负债累累也不会倒闭或破产。我国传媒业缺乏应有退出机制，使媒体的兼并、联合、重组存在很多障碍，在实践中的行政撮合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无法通过优胜劣汰、有生有死的市场法则进行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这也是传媒集团难以做大做强的原因之一。
⑤传媒资产管理体系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我国传媒业已形成了近1000亿的资产，而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府部门对这么大的一笔资产进行监管。在大多数地方，媒体资产的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都归媒体单位所有，也有些地方（如上海）媒体资产由宣传部直接支配。传媒资产管理体系的不完善，使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难以建立。一方面，传媒集团管理者的经济收入与经营业绩不直接挂钩，影响了其积极性的发挥；另一方面，他们的经营行为也缺乏应有的监督，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行为。
⑥缺乏国际化战略意识，在国际传播上力量很弱。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强大、日益开放的大国，在国际舆论上掌握一定的话语权是十分必要的。长期以来，我国的外宣工作主要由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少数几个中央级媒体承担，政府投入了大量财力，但在国际上的声音依然很弱。现在有一些地方（如广东、上海等）的传媒集团已具备了相当雄厚的实力，完全有能力进军国际市场。但地方媒体只把眼光放在国内或本地区，缺乏国际化战略意识，这不但限制了它们自身的发展空间，也不能增强我国在国际传播上的力量。
三、我国传媒业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方案设想
我国加入WTO后，国外传媒加紧抢占国内市场，传媒业面临很大挑战。另一方面，我国迫切需要加强国际传播力量，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声音。传媒业面临进一步加快改革和发展的迫切任务。笔者认为，我国的传媒改革还应继续坚持党管舆论、社会效益第一和渐进式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些大原则的前提下，加快束缚传媒业发展的体制弊端的改革步伐。针对传媒业现存的问题，笔者提出下一步改革和发展战略方案的一些初步设想。
1、确定集团化改革目标模式。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传媒集团化改革宜采用“一团两制”的模式，实行采编经营“两分开”，宣传部门还是事业性质，保留报社、电视台、电台等事业法人资格和编制，是舆论宣传的主体。经营部门剥离出来成立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母子公司体制，是市场运作的主体。事业单位是企业公司的主要出资人，享有资产收益权、重要人事任免权和重大事项决策权。按照现有法律框架，建立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领导体制，明确党委与公司董事会的权、责、利划分，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
2、改革传媒业宏观管理体制。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调整传媒业的宏观管理体制，突破条块分开限制，促进媒体产业结构转型。一方面要打破条条分割，首先要把广播电视局与广电集团分离，进一步再把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局合并。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组建跨媒体、跨行业的传媒集团。另一方面要打破块块分割，削弱地方对新闻媒体的属地管辖权，组建跨地区的新闻管理机构，鼓励传媒集团实行跨地区发展。
3、打破传媒业的行业壁垒。放宽传媒业的准入条件，突破机关报（台）一统天下和传媒行业寡头垄断的局面，允许国家企业、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参与媒体经营运作。一种方式是允许企业、社团及个人参股传媒集团的经营性公司，另一种方式允许创办有别于机关报（台）的公共媒体，公共媒体由企业、社团及个人提供资金，不对某一机关负责，而是对宪法和法律负责，表达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舆论呼声。公共媒体的创立有利于打破机关媒体一统天下的格局，对引入外部竞争、促进传媒市场的发育和完善都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4、进一步整顿传媒市场秩序。对现在较为混乱的传媒市场进行集中治理整顿，建立媒体退出机制，对那些宣传屡出问题、经营严重亏损的媒体，要进行关闭或破产。鼓励传媒集团运用市场手段对其他媒体进行兼并、联合、重组，优化传媒市场资源配置，促进传媒集团做大做强。
5、建立完善的传媒资产管理体系。把传媒资产纳入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指定国资委的有关部门对传媒资产进行监管。对传媒集团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制定相应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体系，按照经营业绩对传媒集团的管理者进行适当奖罚。加强对传媒集团管理者经营行为的监督，国资委指派专人加入传媒集团董事会、监事会，也可委派财务负责人，对传媒集团管理者的自利行为进行及时监督和控制。
6、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在世界传播秩序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传媒集团的国际化发展，不仅是传媒集团或传媒行业利益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形象。因此，国家除加强对新华社等中央新闻单位对外宣传的扶持外，还应调动其他传媒集团跨国发展的积极性，对传媒集团到境外办刊、办报、办台要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和优惠政策，还要支持传媒集团到海外融资和上市。传媒集团的跨国发展，一定会增强我国对外宣传能力，在世界传播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
四、促进传媒业改革和发展的几点措施建议
传媒业的改革和发展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笔者对当前应当采取的措施提出几点建议：
1、建议和新闻出版总署对各地方传媒集团试点情况进行充分调研，总结成功经验和作法，在此基础上出台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指导文件，以此推动传媒集团化改革的深入发展。
2、建议在一些地方试点传媒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重新调整传媒宏观管理格局，建立跨地区的传媒管理机构，打破条块分割，推动传媒集团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发展。
3、建议在几个传媒集团试点融资方式改革，在内部宣传经营两分开的基础上，允许经营性公司向企业、社团和公众募集股份，可挑选几家条件较为成熟的传媒集团上市融资。
4、建议在几个（或一个）地方试点创办几个公共媒体，尝试在新形式下传媒发展和管理的新途径。
5、建议和新闻出版署协同国家有关部门，制订类似公司《破产法》的新闻媒体破产条例，并依据该条例对新闻媒体市场进行治理整顿，试点传媒集团通过规范的市场手段兼并、联合、重组。
6、建议和新闻出版署协同国资委等部门，制订传媒国有资产管理条例，明确出资人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并制定出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7、建议国务院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传媒集团向海外发展。
参考文献：
⑴吴玉容：《传媒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形象战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6期。
⑵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⑶《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1996年9月27日。
新闻传媒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政治文明;制度;传媒;舆论
中图分类号 G206.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0)13-0144-03
政治文明建设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优选之路。《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将“政治文明”词条界定为: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实现程度。一般认为,政治文明可分为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三个层次。从理论上说,先进的政治文明必须依托于完善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而与这一制度相配套,就必须有相应的政治运行机制和包括新闻传媒在内的舆论监督机制。在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新闻传媒所具备的影响舆论的动能,以及它对现代政治文明的形成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是显然不能被忽视的。
1 新闻传播与政治意识文明的培育
政治意识文明关涉到一个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等多个层面。在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意识和观念的文明,包括体现公民权利平等的权利义务观、自由平等观、民主和法治观等,是体现政治文明的基本层面。在现代政治领域内,一种先进政治理念的创建最为关键,它决定着政治体制设计,并能统率一个社会的政治行为。
在推动社会成员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新闻传媒因其对人们观念和态度形成的巨大影响而成为最值得重视的环节之一。这个结论在社会实证层面上也得到了映证:“受众接触媒介的行为越积极(包括广泛接触多种媒介、接触媒介的频度高等),则观念现代化程度越高;受众接触媒介的内容越倾向于新闻性,则观念的现代化程度越高。” ①由此看来,传媒对于整个社会的政治观念的支配性力量不能视而不见。
首先,新闻传媒业已成为现代政治观念形成的重要源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认识到传播媒介对思想观念的重大影响。在谈到印刷术的发明时,恩格斯认为:它锁住了言语的生命,帮助了欧洲革命的传播。马克思则进一步说:印刷术“变成了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广泛的杠杆。” ②传媒对人类的影响,正是借助于这种对“言语的生命”和“精神发展”的影响而产生的。现代社会中,由于人们接触传媒机会日益增多,新闻传媒提供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种资讯和观点,不仅能影响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人生观与生活态度,也能影响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
传播研究表明,新闻传媒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往往通过提供符合一般社会规范的参照系,以改变公众已有的参照系,从而影响社会成员的观念。在提高公众知情权的前提下,新闻传媒通过向公众设置哪些是最重要的“议题”,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些与全社会命运攸关的问题上,构成“焦点”或“热点”,由此促成转变社会观念的契机。比如2003年春夏的SARS危机及其舆论传播,就再次引起了公众对“改革”问题的热烈讨论,而其对“改革”的探讨,已上升到一个“质”的层面上:“改革本质上就是一场观念的革命。把改革仅仅理解为体制的改造是非常不够的,它也应是改革者精神气质的改造……只有改革者首先有新的精神气质,才会出现新的制度变化。这一新的精神气质就是容忍的精神,容忍对自己的种种约束,有来自法律的约束,也有来自对立观点的约束,即把批评看成是建设性的劝阻。” ③这种对“改革”的见解发人深省,表明了随着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人们对“改革”问题又有了新的建设性的思考。
其次,新闻传媒可以创造适合现代政治观念产生的气氛和环境。阿尔都塞有个观点,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个表象体系,但“这些表象在大多数情况下和‘意识’毫无关系;它们在多数情况下是形象,有时是概念。它们首先作为结构而强加于绝大多数人,因而不通过人们的‘意识’。它们作为被感知、被接受和被忍受的文化客体,通过一个为人们所不知道的过程而作用于人。”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在被人们感知时,多数情况是“形象”和“概念”,并且是自然而然被接受的。阿尔都塞进而认为,在意识形态主体化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内在机理可以用“召唤”(interpellation)和“招呼”(hailing)加以描述。④
阿尔都塞的这个理论,对于认识意识形态是如何借助传媒建构社会成员与他所处的现实环境之关系具有特殊意义,同时也为政治组织传播某种先进的政治观念、营造具有特定政策意图的舆论氛围提供了一个认识视角。例如自十六大以来,人们通过新闻媒体普遍感受到一种新的气象,即中央政治局坚持定期举行“集体学习”,邀请有关专家学者为政治局委员讲解学习体会。从2002年12月至2007年10月十七大召开,政治局举行集体学习数十次,邀请专家学者走进中南海,就各自的研究领域与政治局委员们进行了交流。国务院也举办 “学习讲座”,强调:国务院通过定期举办讲座等方式,组织学习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法律和现代管理等知识,是一项重要制度,要坚持下去。中央领导不耻下问,频频向专家“问策”,建立“学习制度”,充分反映了高层对科学民主决策的高度重视。在中央的示范以及新闻媒体的宣传下,各级政府也加强了“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建设。各地方政府纷纷按照要求组建了咨询专家库、智囊团,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提供高质量的咨询,一个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新型决策机制正在形成。
再次,新闻传媒对于培育一个社会的政治观念具有潜在影响。媒体对公众的影响,有时是显性的,但许多时候是潜在的。它可以通过渗透一定意义的传播“符码”和结构化的新闻处理等方式,如选择性的新闻、诉诸情感的图片和含有启示性的话语等,逐渐引领和培育一种特定的政治意识,并最终形成比较稳定的政治观念。例如自2003年以来,新闻传媒报道了国家为保障人权所做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从全民动员预防非典、禽流感,到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从简化婚姻登记手续,到基层普遍推行直接选举,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不断扩大,人权保障水平持续提高。由此,2004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内容载入宪法。人权保障入宪、完善对合法私有财产的保护、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土地征用制度等,充分体现了“修宪为民”的政治理念。媒体普遍认为,2004年的“修宪”,是中国民主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当代中国民主和政治文明的最新发展。
在传播领域里,议程设置作为一项媒介功能,展现了大众媒介影响社会的重要途径。所谓议程设置,是指媒介决定公众谈什么、想什么,为人们安排议事日程。大众媒介促使公众将注意力转向某些特定的话题。媒介帮助政界人士树立公共形象,媒介还不断披露某些人与事,暗示公众应当去想它,了解它,感受它。另一个对议程设置的表述,是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关于报业威力的一段名言:“在多数时间,报界在告诉人们该怎样想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些什么时,却是惊人地成功。” ⑤一般而言,新闻媒体总是通过特定的人或事,而不是进行明显主观性的评说,来传播具有影响性的信息。它可以有选择地取舍材料,渗透一种情感,展现崭新的视角,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们的观念和意识。以《南方周末》为例,在其发表的《他们眼中的》这篇深度报道,即以平民化的视角、平实的话语描绘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人生的一些片段。该篇深度报道获得传媒观察“年度报道突破奖”,理由是“关于的报道《他们眼中的》,使国内传媒对领导人的报道有了新的尺度和视角”。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政治传播方式,或许可以被看作是培育现代政治文明意识的良好开端,而其影响却是十分久远的。
2 政治制度文明的传媒阐释
加强制度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明智选择和最佳方案。在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党和政府该如何在一个公共层面上组织和参与信息传播,新闻传媒又在其中担负着怎样的历史使命?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在历史发展的逻辑下,公共传播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因此,新闻传媒就更要正确履行自身的社会职责。
首先,必须正确把握舆论导向。舆论导向是社会传播的阐释意向的核心。中国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也提示人们,正确把握舆论导向将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发挥舆论导向功能方面,我国新闻传媒无疑担负着重大使命,它把党和政府的观点、信念、态度、评价转化为一种代表大众意志的现实“图像”传播给公众,引导公众的意识形态。例如,维护宪法权威、依法治国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公众通过新闻媒介注意到,2002年12月底,中共中央总书记首度公开讲话的内容就强调“贯彻实施宪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首都各界纪念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集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对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2004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新设立“法规审查备案室”,这表明对法规违宪审查工作更加明确,力度加大。尽管这仅是我国建立违宪审查机制的一个“前期试验”,但立即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与评论。有关法学专家认为:“法规审查备案专门机构的设置,使违法违宪审查进入规范化、可操作化渠道,这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违宪审查成为一种可能。”传媒正是通过对政治实践内容的重复性的激励作用,从而肯定了政治制度建设的方向,并以“阐释意向”引导舆论,推进了社会实践朝合理的方向发展。
其次,必须遵循传播理性的原则。政治制度的变革需要稳步推进,不可能一蹴即就。在这个过程中,新闻传媒既需要足够的耐心,着力培育一种有利于政治制度改革的良性氛围,同时又要重视建设性舆论,以保持变革的活力和必要张力,使之朝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大方向推进。
在稳步推进政治制度文明方面,传播的理性原则主要体现在:其一,利用社会传播的向心力结构,以党的理论主张引导大众舆论,凝聚人心,达成“共识的政治秩序”,以实现社会成员的制度性信任。比如,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反复强调“发展党内民主”,在制度方面,新制订了《党内监督条例》,要求上至政治局委员,都必须接受监督;并且修订《纪律处分条例》。同时,多次明确表示,政治局工作要制度化、民主化,反对大权独揽。而在推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方面,已积极展开试点,广东的惠州市就是其中一个试点重地。媒体认为“这一举动开创了党内民主新局面”。这种舆论既是新闻传媒与政治的联动,也有利于政治改革顺利一致地扩散到各级社会组织;其二,发挥大众传播的社会效力,通过具体的新闻事件鲜明地表达立场和倾向,对具体的社会实践内容进行肯定与否定,发挥主导性舆论的激励和抑制作用,调节社会发展进程。比如基层民主建设方面,在北京的区县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涌现了不少“自荐候选人”,为此《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肯定了这种民主新风,实际上也表明了党和政府的态度。
再次,必须保持持续的“互动”。这里的“互动”,主要是指新闻传媒与舆论的互动。现代舆论的形成,既不单纯是舆论自身发展的结果,也不完全是新闻传播影响的结果,或许将其理解为一种互动关系更为恰当。新闻传媒经由与舆论的互动,一方面在政治体系和公众之间充当了沟通者和剂的角色,另一方面也将政治主张与群众愿望融合为一体。
为什么说是“持续的互动”?这是因为政治制度文明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历史逻辑性和连贯性。一般情况下,政治制度建设主要表现为调整、健全和完善,它的发展则有赖于许多因素,比如,政治主体理性的提高、政治组织合法性基础的巩固和扩大、政治规范的进一步完备、各种政治关系的合理与和谐、社会政治心理趋于成熟、公民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日益加强、政治行为逐步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等等。政治制度建设本身的循序渐进的特点,决定了新闻传媒在政治传播中不能操之过急,而应理性、历史地看待发展,从而保持与公众舆论的持续互动,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制度文明建设。
3 政治行为文明与传媒的舆论支持
社会主义新闻媒体的任务,就是要以最大程度地维护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同时,新闻传媒作为敏感回馈社会舆论的感应器,除了应及时反映公众议题之外,还应在新闻传播中大力倡导政治行为文明,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舆论支持。
十六大以来,新闻传媒在呼应党的理论主张、推进政治行为文明建设方面,通过新闻传播积极报道、评论并形成广泛讨论的议题主要有:
1)全面依法行政,打造“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与标尺。为进一步推行行政体制改革,促进“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新闻媒体配合这一改革进行了大量报道。2003年8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许可法》,并于2004年7月1日正式实施。2004年4月国务院出台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订出了10年打造“法治政府”目标的时间表。有媒体称: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和施行,称得上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又一座里程碑。
2)“官员问责制”正式启动,责任政府呼之欲出。启动于非典时期的“官员问责制”,一年来迅速得到推进,有关官员问责制的规定、条理相继出台,问责制逐渐走向制度化、规范化。2004年“两会”期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进一步强调权力与责任相一致的原则。国务院加大对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官员的问责力度,仅该年上半年,经新闻媒体公布的被问责和受到查处的大小官员就达200多人。
3)重视公民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渠道多样化、制度化。为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化,各级政府和部门初步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继上海后,直至目前全国各省级政府、大部分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政府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媒体普遍认为,新闻发言人将促进政府、媒体和公众的互动,既增加了政府信息的透明度,丰富了媒体的报道内容,又在互动的过程中,提高了受众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加强和巩固了政府的信誉和媒体的群众基础。⑥
传媒作为“社会公器”,不仅要反映公众议题,更要为党和政府积极献言献策,提供建设性意见。群众的建议或意见,必将有助于政府决策,有效完善各项政策措施,也将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注:
①陈崇山、孙五三:《媒介•人•现代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12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中央编译局1985年版,第41卷42页,第47卷427页.
③黄卧云:《上层革命》,广州:《南风窗》2004年第8期,10-15页。
④[美]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203页.
⑤参见[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248页.
⑥林双川:《中国稳步推进“政治文明”》,2004年7月29日《社会科学报》(上海).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中央编译局,1985.
[2][美]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新闻传媒论文范文第11篇
一、关于话语
话语是目前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传统上,话语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修辞学和诗学,主要研究演讲和文学艺术,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典范性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随着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超越人际交流,话语概念及含义有了很大变化,其表现在,一是超越了对话语的工具性认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新修辞学代表人物美国人肯尼斯·博克认为人是象征性地对环境做出反应,语言不仅导致行动而且建构我们的现实。这种话语观,使“新修辞学将视角从传统的政治生活投向一切以言语为主的象征流活动,推动了修辞学向现代传播学的演变,这一演变过程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呼应。”⑵这里所谓西方后现代思潮表现在包括上世纪中叶以来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领域。
在对话语的认识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语言、文本为中心)以及后现代各种文化理论形成汇流,使话语成为当代文化与传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话语理论为当代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后现代的视角。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⑶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突破了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的意识形态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础。罗兰·巴特则认为在符号学的跨语言研究领域,其研究材料将时而是神话、叙事、报刊文章,时而是我们的文明产物,只要它们被言说出来,如新闻报道、说明书、采访谈话,甚至属于幻想类型的内心语言。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进一步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⑷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话语理论,为研究媒介话语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传媒话语生产
波林·罗斯诺在《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一书中给“话语”下的定义是“所有被书写、被言说的东西,所有引起对话或交谈的东西。”⑸ RonScollon在《Mediated Discourse As Socioal interaction》一书中谈到媒介话语术语使用的三个层面:一是指大众传媒话语即报纸、杂志、期刊、电视、电影话语;二是指以电脑为媒介的网络话语;三是指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和日常话语,其媒介如信件、笔记、备忘录,以及更多技术媒介如话筒、电话、电脑甚至英语、汉语,或说写和符号语言传播模式。本文将在第一层概念上讨论传媒话语。
传媒作用于受众的一切都是通过话语形式进行的,无论其文本形式是文字或图像,各种新闻、电影、电视剧、广告、脱口秀等话语方式组成了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话语世界。其中存有两重话语关系,即传媒和现实的话语关系,体现为生产、共谋与替代;传媒与受众的话语关系,体现为消费或使用与满足。
1.传媒话语与文化生产
斯图亚特·霍尔指出信息传播应该通过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这一“主导的复杂结构”⑹来考察信息传播过程,其传播实践对象乃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其产品以“话语”形式流通。虽然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电视话语生产,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普遍意义。
约翰·费斯克提出的文化经济概念认为,文化经济的流通是意义和的传播而非货币的周转,“在这种文化经济中,原来的商品(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牛仔裤)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⑺
传媒营造了一个巨大的话语场(布尔迪厄所谓的“新闻场”⑻),或话语生产平台,它容纳并呈现政治、经济、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等各种话语形式,根据自己的意图与模式给予改造,通过转换、移植、膨化、过滤等方式对这些话语进行再组织。在这个话语生产场中,市场与商业需要构成了生产的巨大动力,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其运行机制则是由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规范结构所决定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传媒声称自己代表正义、公开、公正、传播真理。然而,这一陈述本身被看作是一套话语也许更为切实。传媒热衷于在一切领域发言并施加影响,只要它认为有这种必要。传媒话语生产建构了一个大众文化疆域,这一文化疆域突破或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国家、政治地理范畴以及社会范畴。汤林森指出,“大众媒介正以平稳而快速的步调扩张其技术能力,在西方社会当中,它们对于公私领域的生活、夹其渗透、报道及再现的能力,已经具备非凡的影响效果”⑼,这里所说的能力就是话语生产能力。
2.话语和话语方式
话语和话语方式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按后现代主义的文本中心论,“一切事物,包括一次生活经历,一场战争,一次革命,一次政党集会选举,人际关系,度假、理发、购车、谋职等等,都是一个文本,甚至演说也具文本地位(一个口头文本)。”⑽因此,某种程度上传媒话语就是对各种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其解读和阐释方式决定了话语方式。以“新式新闻”(the New News)的出现为例,作为一种新的新闻话语方式,它产生于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从形式上看“是一个速配的混合物,它部分是好莱坞电影和电视电影,部分是流行音乐和流行艺术,它将流行文化和名人杂志混和起来,使小报式的电视节目、有线电视和家庭录像互相结合”⑾,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当代传媒话语和话语方式表明:(1)传媒话语生产由现代性背景下的“生产性”转向后现代背景下的“消费性”,消费主义成为资本主义文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支配着传媒话语生产;(2)传媒话语需要对其他非传媒话语形式进行再组织以符合大众传播的模式和意图;(3)传媒话语生产作为意义生产,隐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没有绝对的任意性;(4)媒体拥
有话语生产的巨大资源与权力,公众通过顺从或抵制对话语生产的权力关系产生影响。根据约翰·费斯克的观点,大众可“权且利用”(making do)其话语形式,创造性的、有识别力地使用资本主义提供的资源,从而使大众文化成为自己的文化。 3.“话题”与话语开放
在消费主义支配下,传媒乐此不疲地寻找话题,把大众吸引到传媒营造的话语圈里。在电视可能是街头采访,或主持人组织的名人与普通人共同参与谈话节目;在报纸,则是大众被邀请在已设计好的话题下讨论,或者以热线笔录的形式,或者以笔谈等形式进行。这似乎是通过话题策划与公众参与促进话语民主。但是,把政治、司法、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专家人物(布尔迪厄把适应这种话语活动的人称为“fast-thinkers”)邀请入新闻场共同进行话语生产,这种方式更多出自商业目的而非民主目的,换言之就是为了促进公众的话语消费。由此产生的大批媒介人物既是媒介“产品”又是媒介话语的生产者,扮演着双重角色。
针对这一现象,布尔迪厄指出,一个文化生产者越自主,专业资本越雄厚,只投身于除了竞争对手就没有别的顾客的市场,那他就越倾向于抵抗;与之相反,越把自己的产品投向大生产的市场(如随笔作家记者、循规蹈矩的小说家等)就越倾向于与外部权力,如国家、教会,党派和今天的新闻业及电视等合作,屈从于它们的要求或指挥。⑿用他的话说,这些“电视‘快思手’,记者史学家,辞典编纂家或靠录音机对当代思想进行总结的人,都毫无顾忌地利用社会学——或他们理解的社会学——以在知识场四处出击,发动独特意义的‘’”⒀,他们的目的不是生产而是再生产。布尔迪厄揭示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紧张关系,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内部矛盾。
话题与话语开放表明:(1)话题与话语开放是传媒话语生产的重要形式,话题与话语开放极大地促进了话语生产;(2)话题与话语开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促进话语消费,增加收视率或发行率;(3)话题与话语开放促进了传媒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与渗透,形成以消费主义为语境的话语狂欢。例如,“纳米技术”本是科学场的话语,但一经被传媒话语化后,就制造了令公众神往的幻象。在科学界宣称破解了人类基因密码后,传媒就又借此大做关于人类寿命极限的文章,推论说(或曰想象)人可以活到1200岁。大到世界政治、经济、战争、外交,小至日常生活的健康、时尚、消费等,传媒不停地设计、调整栏目,版面,不停地寻找、发掘话题。面对这一切,人们常常六神无主。比如关于“健康”,传媒给我们许多忠告,但很多是矛盾、混乱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永远关注这个话题。在这种话语世界中,大众接触到的是零散、矛盾的现实。
4.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的“广告”
加拿大学者加汉姆认为,“应该首先将大众媒体视为实体,它具有两重性:一是通过媒介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直接发挥生产剩余经济的作用;二是通过广告,在其他商品生产部门中间接发挥创造剩余价值的作用”⒁。广告使消费主义无所不在,是传媒的又一重要的话语形式。(1)广告话语具有功能和文化意义,所谓功能是指其促进销售的作用,所谓意义是指它是通过态度、情感、心理等方式影响公众;(2)广告话语的文化意义使广告在空间和时间上得以迁延并影响着日常生活方式。(3)广告的功能往往在其话语意义的掩护与隐藏下完成。布尔迪厄指出,新闻场机制是按市场要求,通过记者对司法场、文学场、艺术场、科学场等各种文化生产领域施加影响。这决定了传媒话语可能的泛广告化语境。如电视开辟了“读书时间”,但这个“时间”很可能是由出版商控制的,仅由“排行榜”、“读者最喜欢”等话语就可明白,这个话语场可供出售。其真正目的很可能是广告而非知识。电视或报纸开设汽车、时装、保健、家居生活等栏目、版面,充满诱惑的图像和说服性文本使生活审美化,其真实目的则是消费,新闻、广告、艺术、文化等混合在一起,我们很难通过话语形式把它们分别开,惟一的区别就是看这些文本或图像的刊载、播出是否收费。尽管一般来说,有关法律如广告法,试图限制新闻性话语与广告性话语的混合,但操作上却较困难。广告主也乐意利用记者的权威或新闻性话语的信任,当你阅读了一段很有吸引力的文章,它充满了对于健康的关怀和严肃的科学理论,但最后进入你眼帘的却是药品推销商、医院或健身器材销售商的地址。不管公众是否乐意,他们只得接受这种话语和话语方式,抵制与反抗是十分困难的。传媒自身也需要这种广告性话语形式,比如,它定期向公众收视率、“发行量”等信息,或评选观众、读者最喜欢的节目与栏目,或公布读者来信,表扬或者批评等,是推销自己。国内一家报纸就曾以“一个城市和城市的思想”为自己作广告,声称自己是“深受管理层和收入较高层读者喜爱的报纸”来推销自己。
三、传媒话语生产的控制
在媒介社会,似乎传媒具有空前的话语生产的权力和自主性,但实际上,传媒话语生产中的主体仅具有非完全的自主性。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话语是受内在控制、外在控制以及主体控制的,其理论也适用于对传媒话语生产的认识。传媒话语生产具有明显的外在控制特征,它也通过“排除原则”中的“禁止”、“区别和拒斥”以及真与假的对立而体现出来,暗合了所谓说什么、怎样说、为什么说。比如极权社会中的政治、保守文化中的性等话语都有严格的禁忌范围,传媒可以用“新闻价值”等标准对话语进行“区别和拒斥”,无新闻价值的话题往往被排出在传媒之外,至于“求真意志”,本是人类文化史或文明史创造的一种信念标准,在传媒话语生产中,这个标准可以理解为“真实”、“事实”,其中自然也包含“追求真理”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或前现代的革命家都十分重视传媒,很多人亲身投入传媒话语生产工作,以此作为启发民智、宣传革命或改良社会的重要手段。
传媒话语与具有严格学科性话语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生产出来,后者是建构出现的(比如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话语)。另一个区别在于传媒话语对所有人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对各类报道或节目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学科性话语只对部分人开放。
传媒话语生产的外部控制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因素:美国是所谓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十分强调言论自由,但这种言论自由包括传媒的话语生产自由,也得受“明显而即刻危险”的法律原则限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关于言论自由包括传媒话语生产自由的法律和规范。
2.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对传媒话语的生产与操纵是明
显甚至直接的,因为传媒本身在现代社会里就是一种政治力量(有些独立,有些不独立)。在西方国家,传媒号称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各种政治力量都力求通过传媒话语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并施加影响。因此,我们看到,政治人物成为传媒的常客,他们频频在电视上亮相并发表演讲,以求获得公众的好感和支持。传媒的某些“提法”也往往受到政府的密切关注甚至控制。 3.社会因素:存在于一定社会中的各类组织,包括宗教组织、工会组织、女权组织、少数族裔组织以及其他大量的民间社团都试图利用各种方式对传媒话语生产施加影响,有的甚至通过自己主办杂志、电台、报纸、电视台等来维护自己的话语权。
4.文化因素:文化因素是话语控制的一个复杂因素,它包括宗教观念,道德、伦理、审美、及风俗习惯等。譬如在前阿富汗,拒绝电视机、收录机等传播工具,声称《古兰经》是他们惟一的法律,宗教话语占有绝对地位和控制权。道德因素则主要通过公众的态度、情感及舆论起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传媒在传播文化的同时又对地方文化和边缘文化进行消解,反应出传媒话语生产的文化矛盾。因此,通过传媒话语场可以发现,各种话语或文化形式间进行着影响、渗透、控制与反控制,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传媒话语生产的危机。
5.专业因素:这里所谓专业因素,是指传媒用自己的一套话语生产标准来进行话语控制,比如新闻传播观念、价值理念等,当然也包括传媒话语吸引力、冲击力等这类打动读者观众的策略要求。一个高水平的学科话语建构者,不一定适合传媒话语的生产,凡不符合专业或职业标准的传媒话语生产者,都要通过实践训练来达到要求。
新闻传媒论文范文第12篇
大量的读者流失使得2013 年不少纸媒体当年均出现发行、广告双双大幅下滑的局面。2014 年初，以海尔集团为代表的大企业集团更是开始纷纷宣布将不在传统媒体投放任何形象广告。以长春本地为例，城市传统媒体如《新文化报》、《城市晚报》、《东亚经贸新闻》等也面临着此种局面，在订阅数量、广告收入以及信息影响力等方面出现种种问题。尤其是在人才结构方面，许多本地媒体似乎突然发现原有的人才结构已经不适应这种迅速的变化，原有的专业性在新媒体环境下显现出明显的不适感。如何应对新媒体的挑战，完成传统纸媒体的转型，突破媒体发展的困局已经成为本地媒体集团的共同课题。目前，新的行业趋势和地方媒体变局对于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适应是新闻传播专业建设的重要课题，更是走出特色之路的重要契机。尤其是对于寄生于财经院校的这种专业而言，既有的专业格局本来就需要通过变革才能适应财经应用型人才培养思路的要求，新媒体对于传媒行业和地方媒体发展的“搅局”恰恰是一个难得的探索建设特色专业的良机。所以，新媒体下的新的行业要求、新的媒体格局应当成为这种类型专业建设的助力，而非传统新闻传播思路之中的阻力。
为了顺应这一方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做好行业调研，变适应为引领。以往的专业建设思路往往是对于行业趋向亦步亦趋，但新媒体是传统传媒行业所未遇之变局，并没有成熟的可供借鉴的经验，更无准则。所以，作为后起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机构，尤其要在专业研究上下功夫，对于媒体变化与需求要深入调研，以期走在行业前沿乃至能够在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上做到引领行业，而非以前的简单适应。这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重新界定纸媒体与新媒体的关系，明确在新的传播环境之中如何去理解媒体的相关要素以及这些要素在媒体转型过程中的意义与作用。比如，读者的界定从对象到用户的变化，而这直接关系到大众接受信息方式和受众群迁移，对于信息与产品的理解也会直接影响转型战略方向的选择等。二是本地市场的调研工作。对于传媒人才的需求状况，详细分析本地都市报的生存空间和环境。这是对于媒体本身的定位研究，是明确其发展策略的基础工作。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与特征，将是我们评价本地纸媒策略的重要依据。同时，深入研究传统媒体是数字化转型、新的内容架构以及信息平台属性与功能，还有读者的精确化等问题的研究，力求在理论与实践的准备上成为新媒体时代的顺应者，这样才能够成为本地媒体发展的助推力量，从而实现专业建设与地方实践的融合，走出特色之路。第二，以媒体多元化需求为依据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的教育教学专业设计思路。如今，多向思考的能力，内容的专业、深度，技术手段的多元综合，传播途径的丰富性等都是新媒体时代对于人才的要求。此种环境下，人才培养模式应立足于学生职业生涯的全面发展和行业要求，以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为目标，这是除新闻学专业的知识外，还具有多学科的专门知识，既能够体现“地方性”，又能凸显“实用性”的专业型复合新闻人才。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即多专业的融合和新传播能力的构建。一方面，有研究者认为“：市场细分化促使媒体转向专业化，专业化的媒体急需具有相应专业特长的复合式新闻人才。受市场细分论的启示，新闻媒体为摆脱同质化的竞争，开始追求‘专业化’特色”，这一点如今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
二、另一方面
新闻传媒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民族地区新闻；媒体；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2-0085-03
中国有56个民族，除了汉族文化以其几千年来的文字、文化传播而使国人甚至海外知晓外，其他的少数民族，尤其是一些处于边疆地带的、人数很少的“三少”民族，其文化更是罕为人知。我们通过电影《与狼共舞》了解印第安人的文化，通过央视《探索·发现》栏目中的一些节目了解非洲大陆的土著居民的生活，通过互联网可以看到北极圈内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图景……这种带有话语权力的媒体传播，使不少国人认为国外的少数民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灿烂的文化体征，而忽视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厚与灿烂之处。如果抽掉文化这条经络，少数民族也好，汉族也好，都会变成一个没有生机和活力的“植物人”。因此，媒体只有通过自身的传播渠道，将民族文化梳理、挖掘、弘扬，才能使民族地区的文化免于“植物人”的命运。
文化的传播需要载体，民族地区文化传播的最主要载体就是媒体。进入信息传播时代，少数民族的文化现象、文化底蕴更不应该因为传播渠道的限制而成为外界了解其的“真空地带”，媒体应该担负起对民族地区文化传播的重任，民族地区的媒体更是无法避却这一担当。
一、 打造民族地区文化推介的主要渠道
“任何民族的文化传统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精英文化或典籍文化；另一个方面就是民间文化。”① 在宣传民族地区文化的过程中，针对以往注重民族地区的精英文化、典籍文化的报道和传播，民族地区的媒体也要对民间文化的传播有所担当。同时，还要注意既要挖掘本地区的民族历史文化，也要立足当下，宣传中央有关民族政策、民族地区文化的法规、动向及新近发生的事；把当地党委、政府在推进民族文化建设中的具体内容和要求融进文化报道中，提高当地读者对民族文化认识以及推动文化运动的一些举措的知晓率，使读者能感受到民族文化的魅力和新时期本土文化建设的成果，从而增加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一些建设网站的媒体，更应通过网络来扩大这种宣传效果。当然，也不妨开辟专栏或版面，将其他民族地区甚至国外的优秀民族文化予以报道，起到搬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近年来，中央不断提出文化建设、文化产业的一些宏观目标，给民族地区的媒体宣传所在地区的文化提供了舆论土壤和保证，一些民族地区媒体纷纷推出了挖掘本土文化的专栏、专题或专版。如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城市银川的《银川晚报》“文化周刊”就开设了“宁夏人文地理新探”、“银川老地名”、“宁夏古城故事”、“宁夏黄河津渡”等文化深度系列报道。《延边日报》开设“长白神韵”、“朝鲜族风情”等带有浓郁地方文化风情的栏目或版面，及时跟进本地区民族文化、民族人物事迹。
除了挖掘历史文化外，民族地区媒体还要及时跟进，紧紧围绕本土新的文化现象、文化活动、文化政策，拓展和丰富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报道；积极配合当下文化建设和全国媒体的“走转改”行动，利用消息、深度文化报道、图片专辑、文化沙龙等形式宣传民族文化，比如《伊犁晚报》挖掘清代屯田、边防扶贫等素材，《西双版纳日报》挖掘边陲农垦文化、普洱茶文化、傣族民间文化，《银川晚报》挖掘《月上贺兰》、西夏歌舞等以新形式展现宁夏少数民族文化的新文化剧目，使读者既了解到了本土的历史文化，也感受到了新的文化现象、举措带来的新气象，不失时机地将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报道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为民族地区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服务
不少民族地区地处祖国边陲，长期的历史原因和地理位势导致其生产方式落后、信息闭塞，一些民族文化在商品经济时代更是面临灭绝危境，尤其是一些传统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途令人担忧。民族地区的媒体在宣扬这些优秀文化的过程中，就要扮演起服务员的角色。
如果说民族地区的文化像个大餐厅，想了解民族地区文化的读者像顾客，那么，民族地区的媒体就像将民族地区文化做成精美盛宴并引导读者来品赏的服务员，既要能将读者引进这个大餐厅，还要能将他们引到餐桌前，介绍每一道文化之餐的特色。针对宁夏南部山区落后移民到银川市城郊一些地方，一时无法改变信息滞后的状况，文化建设更是出现了“文化真空现象”：家乡传统的一些文化项目无法全带来，新家乡的文化项目无法全部接受。《银川晚报》编辑、记者经过详细策划后，挖掘移民村的文化现象，走访非物质文化传人等工作，开辟了图文结合方式的“那些即将消失的老行当”、“视觉记录”等专版，给读者端上了一道精美图片和文字结合的文化佳肴。央视“舌尖上的中国”节目播出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但该片没有涉及宁夏，《银川晚报》的“文化周刊”编采人员在第一时间内精心策划、扎实采访后，推出了“寻味宁夏”系列专题报道，使读者品读到了一个“美味的宁夏”。
三、为民族政策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导航功能
文化报道有着自身的导向，民族地区的文化报道一定要有挖掘健康、优秀、有生命力的文化的意识。民族地区媒体尤其是党报的主流媒体在文化宣传中尤其要牢牢把握住宣传民族文化的主动权，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像一个正确的导航仪，通过对民族地区文化的挖掘和报道，将读者引领进一座座丰美而深厚的民族文化矿藏，从而让他们领略民族文化的魅力，使民族地区的媒体和民族地区的文化一同增加公信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同时，民族地区的媒体对国家的民族政策宣传也要起到正确导航的作用，对长期积淀的一些伪文化要有警惕和挑剔意识，对有着深厚生命力、优秀的民族文化要有长期进行细致挖掘并弘扬的意识，正确引导读者对民族文化的阅读热点和兴奋点。这种导航功能还体现在对文化传播定向的长远战略，要构建文化传播可持续发展战略，避免急功近利的文化传播思维方式，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品牌，重视民族地区文化产品对国家形象的塑造，探索跨文化传播新路径。
如今，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还不相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化、中国形象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充分而又全面的认识和理解。而这种对外推介的文化，基本还是以汉文化为主唱角色，民族文化加入到这种对外展示中的道路仍很漫长。究其原因，就是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缺乏全方位、可持续的长远发展战略。
中国民族地区的文化如何形成世界影响力，战术讲得多，战略讲得少，还没有形成战略系统。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1年深圳世界大运会，都是展现、宣扬中国文化的极好机会，然而推广民族地区文化的整体性系统性设计不足，几乎达不到外界期待的影响，民族地区的媒体在这方面的报道更是显得滞后甚至缺席。
近年来，少数民族地区逐步走上了富裕之路，但文化消费却出现了畸形，甚至迷失了方向，导致了这些地区的乡风民俗出现了不文明现象，为新时期民族地区媒体的文化报道提供了新课题。这就要求民族地区媒体不仅要挖掘、弘扬传统的民族文化，更要对新的文化现象起到导航作用。比如《西双版纳日报》针对富裕起来的农村出现的不文明的文化消费现象，在“记者走百村”、“新傣乡新农村”等专栏，推出了一批批新农村建设中涌现的先进经验和典型村寨，让读者了解到新的文化消费、新的农村文明现象，起到了民族文化的导航员作用。
四、创造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展示平台
民族地区的媒体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梳理本地区民族文化现象、印制一份本地区民族文化菜单的低层次上。文化如果不能够形成产业，那就很难形成生产力，很难带给民族地区通过文化产生经济繁荣的局面。
民族气度文化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前，需要民族地区媒体认真地从所在地区的文化历史和底蕴中提炼最具生命力和时代感的文化要素，并使这些文化要素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和当代中国人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样才能增强这些文化对国人的吸引力。在此基础上，再努力宣传，增强其国际影响力。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在世界文化市场的份额不足4%，而美国占43%，欧盟占34%。从中我们可以感知这样一个事实：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文化影响力是不够的。而这一份额中，民族文化产业的份额更是少得可怜。像云南利用傣族文化打造的《月光下的凤尾竹》、《美丽的孔雀》，利用藏族特色打造的藏族歌舞《藏迷》，宁夏利用回族特色打造的《月上贺兰》，新疆利用维吾尔特色打造的《十二木卡姆》等，表明民族地区的歌舞正在形成文化产业。而这种产业性的文化产品目前还不是很多，这就更需要民族地区的媒体担负起挖掘、整理、宣传一些向文化产业迈步的民族文化精品，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做大、做强提供舆论保障，增强中国民族地区文化现象、文化产品、文化产业的世界影响力和吸引力。
当然，民族地区的媒体在对外推介、宣传民族地区文化过程中运用的策略、方法也得不断提升或改变，应遵循文化传播的规律和科学，不能仅仅按照民族地区自身的话语体系对外进行沟通，应该努力搭建相互理解、进行对话的平台；注重结合国家提出的未来发展战略，加强顶层设计、高端设计，解决当前和今后长时期内我国民族地区文化对外传播中所涉及的运作模式和传播效果等问题；实施长期系统规划，确保我国民族地区文化对外传播的下一步战略全面而明确。
五、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品牌塑造的推手
和传统理解视野中的民族文化集聚区不同的是，现在的民族文化富集地已经不再是偏远山区，不少民族地区的文化正往所在地区的城市、城镇集聚，这就需要民族地区的媒体在关注民族文化现象、文化产品、文化产业时，将眼光从乡野转向城市。一些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古旧街道、老字号商铺、加工坊等，就是民族文化汇集或弘扬的载体，对这些地方的关注，就是为这一地区的民族文化品牌塑造安装飞翔的翅膀。从这个角度讲，民族地区媒体的报纸专刊、电视专题频道、广播专题报道等，就是民族文化品牌的重要推手。
“地域文化品牌，是一个远远没有用尽的资源。一个地方媒体的副刊编辑，如果觉得代表的是一座有着深厚文化历史的城市，就会觉得肩上担子的沉重、责任的沉重。”②以《银川晚报》为例，在很多报纸副刊受到冲击、版面大量减少的时候，其文化副刊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使读者在长期的阅读守望中有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处在银川这个历史文化名城，报纸就是城市的名片，而“文化周刊”就代表了这家报纸 的文化态度和文化水准。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人们追求各种快捷的生活方式，读报自然也要快，新闻利用大粗标题、大幅图片，抢人眼球，这都无可厚非。不少都市类报纸也办打着文化招牌的周刊，但办的大多是快餐文化式的周刊。有深度的文化周刊就是一顿文化盛宴，应该倾力打造自己独特的文化品牌。《银川晚报》的“文化周刊”以自己10多年关注民族地区文化为职守，以本土化的、与众不同的文化精品，吸引、抓住读者的眼睛；关注和利用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甚至相邻的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域密切相关的民族文化，借住副刊独特的表现手法，用最新颖的关照目光、老百姓喜读爱读的形式及文学的手法和副刊独特的表现形式做深度报道，结合民族地区时代变迁宣扬民族地区文化，不仅成民族地区媒体中的一个响亮的文化品牌，更成为一块醒目的地域文化品牌。
[注释]
新闻传媒论文范文第14篇
论文摘要：广东祈闻传嫌产业在开拓海外华侨华人丈化市场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广东新闻传媒可以通过在华侨华人集中的国家或地区创办祈闻嫌介、与海外华丈媒体开展多元化合作以及与海外非华丈媒体合作方式等来开拓海外华侨华人丈化市场。
广东是我国新闻传媒产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新闻传媒市场化早，市场化程度高，新闻传媒产业 发展 也较为成熟。由于地理位置、文化传统、媒体的现实基础等因素，广东新闻传媒在开拓海外华侨华人文化市场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一、中华文化的民族特质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寻根情结
新闻传媒论文范文第15篇
我国新闻媒体对司法监督的履职困境
从新闻媒体对司法监督的向度来讲，自身困境是个体性因素的制约，而从司法的动态关系来看，履职困境则具有双向性。
新闻媒体介入司法的力度缺乏理性控制。就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力度来讲，新闻媒体对司法介入的力度缺乏理性调控。司法的中立性和专业性要求司法具有独立性，司法正确应对媒体的方式应为：司法敢于直面并理性应对媒体。当前，由于新闻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职业道德操守各异，部分新闻从业人员对司法审判的过程和要求所知有限，导致相关新闻报道有失公允和客观。这也使得媒体在对司法的监督过程中，新闻视角和法治视角缺少内在的统一性，同时也使媒体在对涉及法制的新闻事件进行评论和报道时，更易于进行新闻炒作，有时甚至出现先于司法审判的媒体审判，导致司法界对媒体普遍怀有警惕甚至敌意。一方面，媒体常被司法部门认为专挑漏洞的人，所以“防火防盗防记者”成为某些官员的常态心理；另一方面，媒体自身有时也的确会因对司法程序的不了解、滥用媒体采访权等原因而引发社会舆论向一边倒，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情绪的不健康发展，严重时甚至会妨碍司法独立的审判权，从而导致司法不公。
司法不主动接受媒体的监督。就司法应对媒体监督的向度来讲，在中国，目前司法不敢、不愿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新闻媒体进行打压。这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司法部门害怕媒体监督。当前我国整体法治状况不尽如人意，司法部门也确实存在一些害怕媒体曝光的软肋。因此，司法部门在应对媒体的正常采访时，往往以各种借口推三阻四，有时甚至人为设置障碍。面对如此状况，媒体也会采取各种特殊采访方法，如暗访、跟踪等。2.司法人员职务保障度低。当前司法人员的职务保障程度低下，司法案件一旦被媒体监督和报道，上自直接领导和当地党委、政府如临大敌，下至案件承办人如履薄冰。也因此司法人员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正确断案，而是揣测舆论走向和相关领导的态度，此外还有一些党政领导利用职权对司法审判进行干涉，往往导致案件的最终结果超出司法的界限和控制范围。3.司法权整体脆弱。当前司法权的整体脆弱，更需要新闻媒体的理性监督。从我国普遍的司法腐败现象出发，一方面需要新闻媒体加大监督力度，另一方面脆弱的司法还不能承载新闻媒体的监督之重。从司法的具体操作层面来讲，司法对新闻监督具有一定的抵制和排斥。
冲突：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原则、新闻报道的冲突性以及及时性原则对司法独立具有天然的侵犯性。实践中，新闻工作者过多地强调新闻自由，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往往超越了法律的界限，新闻媒体越权监督，不仅造成对司法的干涉，同时也造成二者之间的冲突；而新闻写作的冲突性要求使得新闻从业人员易对案件的情节做艺术化的渲染；新闻报道的及时性原则要求报道要快捷迅速，因而有些新闻工作者在判决还未下达之前，就凭自己的主观认知做出判断，这与司法活动的过程性产生了冲突。虽然司法独立的具体含义在不同国家各有侧重，但司法应独立于媒体和舆论是被普遍接受的。
我国新闻媒体对司法监督的突围之道
综上所述，要解决当前我国媒体对司法监督的困境，需要新闻媒体和司法部门的共同努力。
处理好新闻真实和法律真实的关系。新闻媒体在对司法案件进行报道和评论时，应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不能使用误导性、煽动性语言，对法律进程的报道要客观公正，不能背离司法经验和正当程序，对司法处理过程不能妄下判断，陷入“媒体审判”、“网络审判”的泥潭。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传媒业得到空前发展，特别是网络的普及和运用，为满足公民知情权和表达权提供了可能。每当能引发公众兴趣的司法个案发生，传媒都能够及时、迅速地把相关情节和处置过程向全社会披露，并汇总公众意见和社会评价，使司法个案的处置或多或少地受制于社会舆论，同时也使个案处置所产生的效应在更广的范围中传递。“顺便需要指出的是，在既往有关司法的社会监督的讨论中，公众判意被隐没于媒体与司法的关系之中，公众的主置往往被媒体所取代，公众判意常常被表述为媒体的意志。”［4］笔者认为，在对司法个案的披露和讨论过程中，媒体固然是不容忽视的主体，但媒体的主要功能仍然只是传播信息以及公众的观点和意见，过于突出媒体的主体地位容易使公众判意受到忽视。更为重要的是，网络媒体的出现，不仅突破了传统媒体的容量、传导方式及辐射力的局限，也为公众观点的表达提供了意见的自由市场。在此情况下，我们尤其应当坚持审慎的原则对以网络媒体为监督方式的报道做到反复求证。总而言之，只有根植于事实真实基础之上的新闻报道才是正确的监督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