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核心论文范文

新闻传播核心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体育新闻；体育文化；体育赛事；研究热点

一、问题提出

互联网自1994年进入中国以来迅猛发展，根据CNNIC《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数据，“截至2017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72亿，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4.22亿”。[1]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带来了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也为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提供了一片沃土。作为一门体育学与新闻传播学交叉的学科，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新闻传播学，但其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又表现出与母学科的不同。体育新闻传播相关研究在新闻传播类期刊中的“市场份额”如何，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在大数据、虚拟现实、全媒体等背景下有哪些核心问题，相比于体育类期刊中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成果有何差异性体现，这些都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量化和质化相结合的方法，以呈现我国2015-2017年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热点。文献资料法。“学术研究领域所认可的核心期刊，其代表的是一个学科的前沿动态和最重要的成就”。[2]本文将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中的学术论文作为研究对象，时间截取2015至2017年，以“体育新闻”“体育新闻报道”等为关键词进行人工筛选，最终获取517篇研究文献。内容分析法。将已获取的数据导入SPSS软件，以图表的形式呈现体育新闻传播相关研究在各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中的分布情况，并进一步分析时间与发文量之间的相关性。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借助基于科学计量和数据可视化背景发展起来的CitespaceV软件，绘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和时区视图分析我国体育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热点主题。

三、研究结果

（一）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在新闻传播类期刊中的分布情况

《新闻战线》刊发的体育新闻传播相关研究文献最多，占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的67.89%（N=351），其次是《青年记者》（10.25%）、《电视研究》（4.84%）、《传媒》（4.64%）、《新闻与写作》（2.51%）、《新闻爱好者》（2.51%）等以关注新闻传播业务实践为主的期刊。而由国内新闻传播院校主办的、侧重于学术探讨研究的CSSCI来源期刊，如《新闻与传播研究》（N=0）、《国际新闻界》（N=0）、《新闻大学》（N=3）、《现代传播》（N=9）却鲜有体育新闻传播类的研究成果，仅占比2.3%（合计N=12），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体育新闻传播这一研究主题并未进入到国内传播研究的核心领域。另一方面，在年份与刊名的相关性分析中发现，三年间国内各新闻传播类期刊中体育新闻传播的相关研究呈现下降趋势。

（二）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中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热点主题

将CNKI中的517篇研究文献导入CitespaceV可视化软件进行数据转换和除重处理，共获得513篇文献。根据研究目的，对时间切片TimeSlicing（From2015To2017，#YearsPerSlice1）、节点类型NodeType（Keyword）、数据抽取标准SelectionCriteria（Top30）、剪枝Pruning（Path-finder）等功能进行参数设置，最终绘制得到90个节点、148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37的关键词共现图谱以及高频关键词。如表2所示，关键词出现频次与其中心性并不呈现正比关系。当中心性大于等于0.1时，表明该关键词在该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可见，“新媒体”是近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中心性最高（Centrality=0.50，以下简称“C”）的关键词，其次为体育文化（C=0.24），此外体育赛事的中心性虽然只有0.19，但其出现频次仅次于体育新闻，因此三者间接地呈现了近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焦点，即新媒体与体育新闻、体育文化、体育赛事传播的相关研究。媒介技术的发展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纸媒、电视和门户网站，到“两微一端”（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再到直播、视频、VR、机器人报道、数据可视化、H5等，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体育新闻新的报道格局，也为新媒体环境下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体育文化建设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在当前的新媒体环境下，如何通过新媒介技术传播我国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及塑造国家形象，成为体育文化传播研究的关注点。此外，体育赛事也是出现频次和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特别是如奥运会、亚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对于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发展将会产生巨大推动作用。而作为媒介事件的大型体育赛事，如何利用新兴传播媒介与赛事进行互动成为研究的热点，同时，体育赛事新媒体转播权也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选择聚类视图ClusterView，可绘制模块值Q=0.5764（0.3）、平均轮廓值S=0.6148（0.5）的显著、合理的聚类图谱。由表3可见共形成9个聚类，其中聚类号与聚类大小成反比。根据上述关键词共现频次和聚类图谱，可见三年来新闻传播类期刊中发表的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热点主要表现在体育新闻、体育文化、体育赛事等三方面。

1、体育新闻报道研究

体育新闻是“大众传媒对体育运动进行及时的报道和传播，具有大众性、娱乐性、情感性、全球性等特点，不仅是吸引受众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各类媒体扩大自身影响力、争取受众群体注意力的必要新闻品种和报道内容”。[3]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到微博、微信、体育新闻APP等新媒体，当前“以新媒体为核心的体育新闻传播媒介新格局已经形成”。[4]这一主题的研究主要包括聚类0、1、2、3、8，在新闻实践中表现为奥运会等综合性体育赛事以及世界杯等单项赛事中的数据可视化报道研究，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体育新闻数据多样化的呈现方式，数据图形成为主体，数据新闻应用更加轻量化”[5]、“新闻中的数据与故事更适合当下的视觉阅读趋势，使受众收获更好的阅读体验”[6]等。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促进了体育新闻传播实践，并推动着体育新闻传播学理层面的研究，如《融媒时代的体育新闻传播》《体育新闻传播的特征与转型路向》等。此外，还体现在对体育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研究，如鞠峰认为“全面的新闻专业技术、具备与新媒体思维融合的专业态度、深厚的体育新闻专业知识和内外兼备的体育新闻专业能力是新媒体背景下对体育新闻人才的要求”[7]，而王湛卿从体育院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上认为“树立以国际化、复合型、个性化为核心的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目标，创新以体育、新闻、外语、人文为合力的课程体系，打造以体育、新闻、学术、技能为中心的师资团队，搭建以政府、媒体、企事业单位、学校为一体的实习基地”[8]是当前体育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必要路径。

2、体育文化传播研究

“体育文化”和“体育文化传播”也是体育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议题，主要包括聚类5和聚类6。现代体育的发展至今不过一个多世纪，因其本身具有的魅力和大众传媒的推动，体育话题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正如英国学者大卫罗提出的，“体育、文化和媒介之间的关系，它们总是无处不在地发生作用，以永动的断言和反断言的方式影响对方或被对方所影响”。[9]大众媒介已经成为当今体育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作为当下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体育文化的传播载体已经逐渐多元化，如体育赛事、运动品牌、体育明星、全民健身等等”，[10]而这些体育文化形态的传播对国家形象的建构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三年来体育文化传播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战线》《青年记者》等主要关注新闻传播业务实践的期刊，共有32篇。探讨的议题可分为三类：一是分析新媒体环境下的体育文化传播问题，如《论微博在体育文化传播中的特征与作用》《新媒体促进体育文化发展路径探析》《体育文化传播如何塑造国家形象》等；二是讨论新媒体对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作用与途径，如《新媒体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优势传播》《论媒体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等；三是探析校园体育文化传播中新媒体的作用，如《新媒体环境下的校园体育文化传播》《体育传媒对我国高校体育文化建设的影响》等。

3、体育赛事传播研究

“体育赛事”是三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出现频次排名第三的关键词，“大型体育赛事”出现次数虽靠后，但其中心性并不低（0.03）。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后，大型体育赛事如青奥会、亚运会、羽毛球世锦赛等在我国各大城市相继举办。媒介手段的介入让受众摆脱了特定空间的局限，使世界各地的人们成为体育赛事这一“媒介事件”的见证人，经历一种不在场的“现场体验”。因此，新媒体时代的体育赛事传播就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聚类4和聚类7，共有《门户网站大型体育赛事移动化传播逻辑创新》《微博大型体育赛事的传播路径研究》《大型体育赛事微传播发展的局限与对策》《互联网思维下的电视体育赛事报道模式创新》等20余篇文章。除此之外，2014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的“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放宽赛事转播权限制”[11]及同年10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使得从法律角度等探讨体育赛事转播权备受关注，三年来的相关研究达15篇以上。其中，南京体育学院的李金宝连续三年发表了与此相关的文章，如《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认定的困境》《体育赛事新媒体转播权的三大关键议题》等。

（三）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成果在体育类和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中的差异性体现

体育新闻传播作为体育学和新闻传播学两门学科的交叉领域，其在两类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也表现不同。从上述分析可见，新闻传播类期刊是我国体育新闻业务方面研究成果发表的平台，多以实践应用为研究点，在理论层面探讨的后劲稍显不足，仅有几篇从传播学、符号学等视角对体育现象进行研究，如《仪式传播视域下的NBA赛事电视传播》《体育奇观的生产与消费——以女子网球运动员李娜为例》等。而在体育类期刊中，体育新闻报道、体育文化传播以及体育赛事传播这三大热点主题更多地呈现了“理论+实践”的维度，即研究议题既与当下“一带一路”倡议、体育文化建设等实际问题保持一致，又从不同学科的理论视角进行论证。此外，这种差异性还体现在体育类期刊中对中西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梳理性总结，如《现状与未来:对我国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的思考——基于2012—2015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机遇与挑战:国外体育新闻研究进展及其启示》等。

新闻传播核心论文范文第2篇

一、媒体从业者首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者。主流媒体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者，又是引领者、传播者。《经济日报》原总编辑艾丰在参与发起新闻工作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议时说：“新闻工作者占据着舆论和理论传播的重要岗位，打铁先要自身硬，自己首先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近年来的多次调查表明，一些传媒工作者缺乏职业意识，出现新闻寻租现象，“有偿新闻”“有偿不闻”成为一种“潜规则”，且有不断翻新之势。虚假报道屡禁不止，新闻炒作浊浪翻涌。长此以往，不仅会造成传媒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下降，造成公众对传媒的不信任，还会削弱传媒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能。必须健全传媒职业规范，通过强化社会责任来营造和谐社会氛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党的新闻工作者更是责无旁贷，既要当好“践行者”又要做好“传播者”，要把二者统一起来，做到言行一致，知行合一。只有在践行中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增强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更加令人信服。中国记协党组书记翟惠生说，记者手中的笔和镜头是向社会传播新闻的“体”，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魂”。倡议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塑“魂”。只有“魂”“体”合一，才能切实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推动者、引领者。

二、创新内容，创新方法。在2013年“8・19讲话”中，指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把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抓好“三个创新”，为改进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努力方向。

创新内容。主流媒体加强正面报道，加强舆论引导，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日常形势宣传、成就宣传、主题宣传、典型宣传、热点引导和舆论监督中，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不断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舆论就是创新内容的主要方法。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系列”“寻找最美系列”是新闻宣传践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范之作，那些来自“基层”的“典型”以“鲜活”的形象让人可感、可学，营造了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良好舆论氛围。江西广播电视台组织了一系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策划报道也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如2013年推出了“向龚全珍学习”“向老阿姨致敬”“《龚全珍日记》选”等报道100多篇，在央视《新闻联播》播出8篇、《焦点访谈》播出1期，在全国形成了浩大宣传声势。如率先连续报道了荣获CCTV2014年法治人物称号的见义勇为“夺刀少年”柳艳兵和易政勇的事迹，弘扬正气，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再如江西卫视《新闻夜航》播出的《饶平如的爱情故事》讲述了92岁的饶平如和亡妻毛美棠之间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描述了“青春浪漫、聚散有时、不离不弃、生离死别、牵挂无尽” 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将中华民族重情重义的至诚之心表达得淋漓尽致。

另一方面，将错误的观念和行为置于大众的视野和舆论压力之下，可以起到“社会排气阀”的作用，组织得当，有利于营造健康向上的舆论，使不良的价值观念及其行为成为“过街老鼠”，一方面让民众的不满情绪得到宣泄，一方面起到警戒作用。如江西卫视品牌节目《金牌调解》，就是在各种矛盾纷争的调解中，让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得到纠正。

创新形式。在全球化传播时代，由于网络的飞速发展与普及，人们接受信息的途径更加多元，传统的新闻传播控制手段受到全面挑战，网络舆论成为反映民意、形成民意的一个重要平台。传统的新闻传播手段必须与时俱进，适时更新，必须尊重新闻传播规律，解放思想，通过优化新闻传播效果来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舆论支持。新闻媒体要讲究传播艺术，让人们真正接受自己精心选择的信息，使核心价值观通过丰富多彩、真实可信的新闻报道进入民众心里。政策解读要权威可信，言之有物;典型引导要精心选择，科学有力;文化培育要系统全面，潜移默化;形象塑造要真实丰满，可敬可学。舆论监督要有的放矢，导向正确。在提供舆论支持方面，大众传媒要把准基调、禁止跑调;要加强引导，防止误导;要掌握主动，避免被动;要力求平衡，切忌失衡。一句话，要讲规律，重效果。近几年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突出“身边人、普通事、真感情、正能量”，有效地培育、践行、传播了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家风”系列报道，就引起社会广泛共鸣和好评。正如部长刘奇葆评价的，家风是一种无言的教育，润物无声地影响孩子的心灵。2014年“五一”期间，江西卫视《江西新闻联播》连续三天推出系列专题报道《劳动最光荣》《劳动创造美》《劳动圆我梦》，并配发三篇“五一献词”，聚焦普通劳动者，表达劳动者心声，阐发劳动的价值和意义，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

三、尊重新闻传播规律，通过优化新闻传播效果来提供舆论支持，通过多形式多渠道来培育、践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力求宣传效果最大化。在2014年“8・18讲话”中提出：“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传统媒体有内容生产优势，新媒体有传播渠道便捷的优势，主流媒体培育、践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与时俱进走媒介融合之路，与新媒体“优势互补”，在新的媒体环境下，综合运用广播、电视、报刊和互联网、微博、微信、APP等手段，扩大宣传影响，融合全媒体不留死角，占领“主流媒体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两个舆论场。如江西广播电视台专门开展全媒记者培训，提高记者驾驭互联网等新媒体的能力。如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沪昆高铁南长段开通的宣传中，江西广播电视台积极作为，组织策划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直播，增强了传播力、影响力，在内容、技术、人才方面为新老媒体的融合提供了发展契机。

新闻传播核心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闻传媒 榜样文化 核心价值观 舆论引导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先进榜样人物是新闻媒体众多人物形象中具有积极意义和文化价值的群体。榜样是道德的楷模，是先进文化的符号，也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代表。榜样作为一个物理存在，具有催人奋进的无穷力量。分析新闻传媒中榜样人物的文化符号性，揭示其蕴含的积极文化意义，对凝聚全社会的精神力量具有重要作用。

榜样的文化符号性

符号学认为，任何事物都表现为某种符号。符号是人类载送信息的代码和携带意义的载体。现实环境中的榜样人物是自然符号，无论其业绩如何辉煌，行为如何感人，在新闻传媒广泛报道他们之前，他们的事迹仅在社会的小范围内被认知。因而榜样人物出现在新闻传媒构建的拟态环境之中，变身为新闻符号，才能更加充分地发挥榜样的作用。符号本身就是文化，新闻亦是文化，因此榜样人物具有鲜明的文化符号性。

榜样人物的符号性。德国学者卡西尔把人抽象为“符号”，把人的行为和人类的历史抽象为“文化”。换言之，作为物理存在的人，其本身即符号。符号可感知的层面即符号的形式，在符号学中被称为“能指”。任何一个可感知的符号形式都必须来源于一个物理实体，人们据此才能去识别符号，并具备进一步理解其形式背后意义的可能性。除“能指”之外，符号还具有抽象的内容，即“所指”。“所指”是符号表达的思想、情感、意志、价值、意义等内容。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体。榜样人物是现实环境中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道德模范、时代先锋，是携带特殊意义的符号，其一言一行皆可观可感，他们是符号可感知的形式层面，即“能指”。

榜样人物是新闻符号。新闻传播活动是以新闻符号传播新闻信息和接收新闻信息的活动。新闻传播通过创制新闻符号营造着由无数新闻事实组成的拟态环境。新闻符号由语言、文字、声音、图像、图片符号以及它们之间的整合而构成。新闻传播者通过“把关”、“议程设置”并依据一定的文化规范和新闻价值判断，将榜样的言行、事迹、思想、道德加以符号化。传媒所创制的新闻符号，是对榜样的事迹、业绩和精神境界的一种符号式转换，传播者将这些内容或意义进行传播，受传者对这些表达内容或意义的符号进行解读，以此来认知和理解新闻所表述的内容和思想，并对这些内容进行评价、判断、反馈，进而在思想意识中做出反应。

通过报道、宣传榜样，现实环境中的榜样人物以新闻符号的形式出现在拟态环境之中，这种拟态环境仅是现实环境的部分映像。也就是说，榜样人物从现实环境中的自然符号转变为拟态环境中的新闻符号，需要经过新闻选择过程，并通过编码将要传达的信息利用符号来实现可感的过程。现实环境中很多人物符号并未进入到拟态环境，原因在于其不具备新闻价值或尚未被传播者发现。榜样的感人事迹运用新闻报道的方式加以传播，创制出大量能够反映客观现实环境并具有象征意义的新闻符码。

榜样人物是文化符号。符号即文化，文化的传承需要可感载体。凡属精神、道德范畴的文化皆具有抽象的意义。抽象意义无声无息，无影无形，无法触摸，无法识别，也无法传递。精神文化必须具备一个能承载它的可感载体，使之携带着精神、价值、意识、思想、意义等抽象内容而实现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其意义需要物理形式来承载，需要特定的可感符号而具象化，而榜样恰好是这种可感符号的代表。榜样人物以符号的形式成为传承中华道德文化的载体，成为承载传统文化精神的符码。文化中抽象的价值、意义，通过榜样的形象以及他们的光荣事迹、感人经历而得以充分传达。榜样人物作为文化符号被受众的视觉或听觉感官所感知，因而确定了其文化意义，这种意义即符号的“所指”，即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

榜样的文化意义

符号具有“表义”功能，文化符号蕴含着文化意义。意义包括观念、价值、精神、认知等概念，新闻传媒中的榜样人物作为一种可被感知的文化符号，携带着正能量和积极的文化意义。

榜样人物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传统文化光辉灿烂，其最核心的内容是传统美德。传统美德的内容博大精深，各学者对其表述皆有不同，但阐释的内涵基本一致。具体而言，中华传统美德包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大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襟怀，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为政以德”、“修身为本”的重德观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敬业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诚信意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关爱精神等等。

先进榜样人物是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例如捐肝救子的暴走妈妈陈玉蓉，坚韧不拔、忍辱负重的孝女孟佩杰，高位截肢的最美女教师张丽莉，见义勇为的最美妈妈吴菊萍，舍己救人的英雄军人孟祥斌，义薄云天的守墓老兵陈俊贵，热血热心的“雷锋传人”郭明义，践行信念的好村官沈浩，老百姓的贴心人段爱平……这些榜样人物作为携带文化意义的符码，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给养，传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榜样人物宣传有利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任何一个民族、政党、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文化规范和价值判断标准，从而形成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核心价值观是价值观的核心，是全社会的精神旗帜。中共十报告首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为24个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充分概括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居于主导地位的主流价值观，对核心价值观的践行重在“落细、落小、落实”，对榜样人物进行报道、宣传，能够塑造受众的思想观念、引导受众的社会行为。榜样文化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表现之一，核心价值观以榜样人物的文化符号作为传承和传播载体。

榜样人物带给我们的感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这些感动或者是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通的。新闻报道传播关于榜样人物的先进事迹，培养国人高尚的道德品质，这既是对新闻事件的采集与挖掘，也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与践行。榜样人物的事迹和精神，使核心价值观变得更加具体、可感，增强了文化认同。

榜样文化的其他积极意义。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崇尚榜样、敬佩榜样、学习榜样的民族，而榜样文化是最具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文化形式。从现实环境中的榜样人物和新闻事实，到新闻媒体中的榜样人物和新闻符号的创制，是一个复杂而具体的转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文化与传媒文化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化现象。传媒符号在文化世界中以叙述事实的方式呈现，由此释放出来的建构性、整合性的属性，决定了新闻媒体总是一定社会制度条件下的社会主流文化、主导价值观念的传播载体，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手段和构建工具。榜样文化宣传大真、大善、大爱、大美、大义等积极的文化元素，对构建和谐社会，凝聚全社会的精神力量，具有重要作用。

榜样文化的舆论引导

榜样文化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引导舆论，进而引导受众的行为。

传媒“议程设置”是发挥榜样文化舆论引导功能的前提。对于榜样文化而言，首先要提供关于榜样人物最新事实变动的信息，减少受众对其认知的不确定性，其次才能对榜样文化蕴含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进行宣传并引导社会舆论。信息是形成舆论的必备条件，是意见态度形成的基础。

新闻媒体传播信息流，是实现舆论引导的前提。我们生活的现实环境中具有各种各样的议题，这些议题的重要程度、价值意义均有所不同，新闻传媒的作用就是对这些议题进行合理的设置，从而创建可以引导舆论的传媒拟态环境。媒体传播与宣传的榜样文化中也存在着议题日程的安排，传媒会给予其不同的报道程度。受众对榜样人物的认知，主要来自于传媒营造的拟态环境。如果没有媒介的拟态环境，榜样人物的事迹无法被大范围地、长时间的广泛传播，大多数受众可能永远也无法认知和了解他们。

新闻媒体根据一定的新闻价值标准、宣传价值标准，采集现实环境中的人物和事件，通过文字、图片、画面、声音、音响等视觉符号或听觉符号，把榜样人物的生活场景、生平事迹、言行举止、崇高精神真实地再现出来，直观、生动、准确地传递新闻信息。通过传播先进感人事迹，引导公众舆论，发挥榜样的模范带头作用。新闻媒体对先进榜样人物及其事迹进行适时、集中、重点报道，通过议程设置，影响受众对主流价值观的认知与判断，从而能够更好地引导社会舆论。

榜样文化对公众的舆论导向作用。舆论是公众的态度、意见，是人民的呼声。当今社会，社会舆论的主体和内容都是多元化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不道德的思想和行为在我们的社会中也时而会出现。引导公众正确的舆论，是新闻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媒体的舆论导向功能表现在对受众认知、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的引导，具体表现为政治导向、文化导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导向、行为导向等各个方面。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给公众共同的意识形态指出正确的方向，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进步非常必要。新闻舆论对社会领域的新闻事实进行宣传报道，有意识、有目的地向受众传递价值选择、价值评价的倾向性意见，可以形成较强的舆论态势传播，引导公众舆论向有利于舆论引导主体所代表的价值观方向发展，营造一种良好的、健康的社会舆论环境。新闻舆论影响公众舆论，就是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

中国人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应该具有共同的、正确的群体意识。榜样文化的舆论引导功能在于引导国民树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群体意识和群体规范。榜样文化代表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能够促使公众在心理上产生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使社会成员和群体的意见、态度在社会舆论中占有主流和主导的地位，增强舆论的优势。

行为引导是榜样文化舆论引导的深层目标。新闻传媒对受众的引导不仅仅体现在舆论引导方面，还体现为对受众行为模式的引导。新闻传媒通过树立榜样、塑造榜样，能够起到社会行为示范作用。榜样不同于常人之处就在于他们具有示范价值。新闻媒体弘扬先进榜样人物的精神品质，为社会提供思想的先导、行动的方向，为社会群体提供真实、鲜活的典范，使榜样们成为一本本真实、鲜活的教科书。

榜样文化构成了新闻传媒拟态环境中的一部分，其宣传的价值观、高尚的行为，最初可能只是社会局部现象，不具有普遍性，但经过新闻传媒的报道，榜样文化可以影响现实环境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使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精进不休，社会风气蒸蒸日上，精神文明程度与日俱增，实现了拟态环境的环境化，真正发挥榜样的力量。

如何有效发挥媒体的榜样文化舆论引导功能

榜样文化的舆论引导功能受到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对于如何更有效地发挥其舆论功能，笔者提出两点建议。

发挥媒体传播者的把关作用。新闻媒体的传播者根据一定的把关标准，对榜样人物的新闻事实进行发现、挖掘、选择、收集、提炼、加工、制作、发送，将榜样人物的信息进行符号化的传播活动。传播者如何选择榜样人物，如何选择报道形式、报道篇幅、版面位置，如何选择报道时段、报道频率，以及如何选择传播媒介、报道时机等问题，都是围绕传播者设置的议事日程而进行。传播者通过把关，做好榜样文化的内容建构，提高榜样文化内容的传播效果，是提高其舆论引导功能的最重要因素。

发挥多种媒介的联动优势。榜样文化的传播，需要中央媒体、地方媒体，报刊媒体、广播媒体、电视媒体、网络媒体的共同参与。每种媒介都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多种媒介相互协调、相互配合，能够将榜样文化的舆论引导功能发挥到最佳状态。例如央视的《感动中国》颁奖晚会，通过综合运用电视画面、解说词、音响、字幕、同期声等方式把榜样人物的生活场景、生平事迹真实地再现出来。短片中新闻工作人员的解说，获奖人物的感言以及其他人对榜样的评价，几乎每次都让台下和电视机前的观众热泪盈眶。特别是利用特写镜头展示人物细节，往往可以使受众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网络媒介的发展也为榜样文化开辟了新的传播途径，如新华网、人民网等网站，专门开辟了《“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时代先锋》等专栏，主流网站发挥了重要的渠道作用。对多种传播媒介进行有效组合，是实现榜样文化有效传播的必然选择。

结语

社会各领域、各阶层、各职业人群中都会不断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榜样人物，传媒符号的表述性，即体现在将这些榜样的言行、事迹、品德加以符号化的过程。作为自然符号的榜样人物，经过传播者的编码加工，成为一种带有象征意义的新闻符码。新闻符号的创制也成为一种象征行为，即用榜样人物的新闻事件叙述、先进榜样的塑造、榜样精神的挖掘，来表示抽象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境界、意识形态等概念，进而表现社会主流价值观取向的行为。

符号是交流意义的中介，榜样人物作为一种新闻符号和文化符号，表达的核心是意义和价值观。新闻传媒利用榜样人物符号传承和传达社会核心价值观、主流价值取向的观念体系，并利用这种体系引导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使之达成共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传受行为体现出了象征性的社会互动关系，对先进榜样符号的精神内容和文化意义进行交换，充分发挥榜样的舆论引导功能，从而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协调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使榜样的象征性符号意义得以传播。

新闻传播核心论文范文第4篇

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新闻传媒趋向信息化、多元化、网络化、融合化，对新闻传媒从业人员的需求也呈现出多层次和多样化、复合型的特征，从而对新闻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促使我们不得不从全球化视角来反思过去，变革大学新闻与传播教育的传统培育模式，以通识教育为“体”，以新闻与传播专业教育为“用”，“体”“用”融合，培育复合型的新闻传媒人才。

一、新闻传媒专业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每年春季或年底，各路新闻媒体到大学招募新闻采编人员，大量的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生在笔试和面试中淘汰，败给法律、经济、人文社科专业毕业的学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希光教授认为，中国新闻教育正渐渐背离新闻学的核心价值，新闻或传播学院远远没有使学生准备好理解世界的能力。“由于多数新闻或传播学院学生没有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安排，他们在学识上没有准备好来报道复杂的现实世界。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他们不知道到哪里知情和权威的信源，也很难知道声称与核实、推论与证据、偏见与公平、伪科学与科学、非知情人和知情人的区别。”①

新闻与传播专业学生的竞争力在哪里？他们的基本技能从哪里来？他们的后劲在哪里？新闻传媒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她的源头活水在哪里？她立足于新闻传媒专业教育的技艺和形式中，更植根于肥沃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土壤里，而要让新闻传媒专业学生获取“源头活水”，在大学新闻与传播院系进行通识教育则是必由之路。正如武汉大学知名学者郭齐勇教授所言：“大学就是大学，不是专门的职业技术学校。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应具有较广博的文化修养（博而且雅），一定的知识基础与方法学训练，走上社会，后劲与潜力较大，可适应面较宽。”②大学教育的目的，应该不是教导单一的技能，而是提供广博的通识基础；学生从大学所获得的，不是零碎知识的供给，不是职业技术的贩售；而是心灵的刺激与拓展、见识的广博与洞明。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源于古希腊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亦称“文雅教育”“博雅教育”，由人文教育发展而来。通识的“通”是指“融会贯通”，即通过对不同学科知识的学习，培养开放融通的思维，能够从开阔的、跨学科的视野去思考问题，从而达到不同文化和学科间的沟通。③

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倡学习西学，中西兼融。他把“中学”（中国固有之传统学术、文化）作为“体”，即作为基础和根本；把“西学”（西方先进的科学、技艺）作为“用”，即作为实务、实用之学。其实，通识教育和新闻传媒专业教育的关系亦如同“体”和“用”的关系，即通识教育是新闻传媒专业的基础和源头活水，是为“体”，新闻传媒专业则为“用”，即职业实用、工具技艺之学，是为新闻传媒专业学生安身立命之基。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下，新闻传媒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变革传统的新闻传媒教育理念，培育以通识教育为“体”、以新闻与传播专业教育为“用”、“体”“用”融合、复合型的新闻传媒人才。

二、怎样培养“体”“用”兼融的复合型新闻传媒人才

在目前的新闻传媒教育中，培养“历史的记录者”“社会的守望者”“文明的推动者”已成为三个不同层次的教育理念。为此，新闻传媒教育正由单学科教育向多学科教育转变，从侧重技能训练向素质教育、通识教育转变。在加强知识基础、拓宽专业口径、文理渗透、强化应用的教改思路指导下，培养具有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新闻传媒人才，成为新时期传媒教育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新时期的新闻传媒教育指导思想是培养“体”“用”兼融的复合型人才。那么，怎样培养这样的人才呢？

1、制定多层次、有级差的培养目标

全球化首先向中国新闻传媒教育提出的挑战，就是培养目标的挑战――迫切需要新闻教育加紧培养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复合型人才：新闻从业人员不仅要懂新闻传媒专业知识和技能，还需要融合人文社会科学、管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学科知识，具有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创造精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闻传媒教育的培养目标不够合理，层次欠清晰。我们认为，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实力和特色，在培养目标上不必求“一律”，更没必要一哄而上，盲目拔高。但是，对于处于“第一世界”（新闻学科基础良好的研究型大学）的新闻传媒学院，如人大、复旦、北大、清华等，宜以《2005北京共识》为参照系，强调通识教育，偏重培养“体”“用”兼融的复合型新闻传媒人才，如培养专家学者型、经营管理型和媒介融合型、传媒策划型人才。比如，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确立了以社会科学知识为基础，以新闻专业为核心，国际性、实践性、基础性相结合的人才培养目标，就比较合理。对于处于“第二世界”的综合性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如上海大学、兰州大学、河南大学等，宜结合本校特色，以通识教育为基座，培养复合型、职业技能性人才；至于其他新成立的“第三世界”非综合性大学新闻传媒院系，宜培养专业型（如体育记者、军事记者等）、技术型、实践应用型的人才。对于有博士点、硕士点的新闻传播学院，在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和方案中应有级差，至少有高端、中端和实用的区别。

2、建立多元化的师资队伍

教师是新闻传媒教育事业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新闻教育事业需要的教师队伍，“既需要精通新闻传播专业的知识，也需要拥有跨学科背景知识；既需要了解专业的理论体系，也需要掌握实务工作的方法；既需要了解人类的经典文明知识，也需要洞察前沿学科的发展；既需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国情与传统，也需要清晰地了解世界的前沿动态与趋向。”④具体而言，从以下三方面建立多元化的师资队伍，或有效果。一是引进和培养通识教育课教师；二是高度重视、充分发挥高级专家学者在教学科研中的主体作用，特别是以名师的学术力量带动、提升现有年轻教师的科研水平；三是吸纳新鲜血液，从国内外引进科研水平高的高层次教师人才；四是从国内外引进有科研潜力、有跨学科背景的优秀硕士、博士、博士后或其他青年教师人才。五是学院派教师与社会业界师资的互动。目前，国内一些新闻或传播学院积极谋求理论和实践的对接，打破人事管理对师资的限制，引进业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又有一定教师潜质的人作专职或兼职教师。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05年拥有全职教师40人，来自媒介的兼职教师16人，兼职教师占31.03%。越来越多的新闻传媒院系教师与媒体轮换，使理论密切联系实践，已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3、优化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课程设置

目前，新闻传媒专业课程以新闻传媒理论、新闻传媒实务和新闻传播史( 含外国新闻史)三分法的为基本内容，形成了以基础课、专业课和政治理论课为骨干的课程体系。但这种课程设置模式过于强调新闻传媒专业自身，基本属于在新闻言新闻的课程架构。学生对新闻学科的知识得以系统化，但忽视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不利于学生构建合理的学科知识结构，不利于涵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培养“体”“用”兼融的复合型人才。为此，我们需要注重以下几点：一是通识与专业并重的课程比例结构；二是设置通识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优化课程结构；三是课程设置的内部构成――以“经典原著课程”为主导；四是新闻传媒专业课程的优化。

4、“经典原著（选读）”课程教学的传统与变化

中国的通识教育课程需要改变，改变概论（原理）+通史（专史）的泛通识模式，使之变成以研读、讨论古今中外的原著经典（尤其是元典）为主导的“核心课程”模式。在通识课的设置上，概论、原理、通论、导论、通史是有必要的，但如果这些的通识课程居主导地位，不直接让学生读中西方文明史上和各自学科领域里的原创性经典，那就难以培养出具有原创力的人才。“概论+通史”的泛通识模式，是以不相信师生们能读懂、能分析与理解经典原著为“议程设置”（传播学领域里的经典名词）的。事实上，概论、通论、原理、通史等只是一些专家学者嚼过的馒头，是转述的二手材料，以此来填鸭式地喂养学生，会使学生养成学习的被动、怠惰，特别是思想的懒惰。长此以往，学生就丧失了思想的原创力，容易人云亦云。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应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及著作作为大学的共同核心课程，深入挖掘其精粹和核心价值，并以深度阅读和讨论、探究作为主要教学方式。例如中华元典“四书”“五经”，“前四史”、四大名著等。新闻传播学的经典著作，像马列经典著作《资本论》（选读）、施拉姆的《报刊的四种理论》，（美）拉里・A・萨默瓦等的《跨文化传播》，方汉奇先生的《中国新闻通史》，等等。在新闻传媒通识课设置中，选读、导读这些经典原著是很有必要的，如果要让新闻传媒院系学生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原创力，最好到中西方文明经典和新闻传播学经典原著中去寻找。

5、教学方式的多样化

课程设置、课程内容的变革必然引起优化教学方式的连锁反应。目前，我国诸多大学的通识课程、专业课程由于受大学扩招、专业设置蜂拥而上（比如新闻传媒专业就很典型）等因素的影响，一些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人满为患，几十人、一两百人上大课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给教学方式、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带来了诸多问题，需要变革。比如，在课时安排上，安排一些几周的短期课程或假期课程；在课堂规模上，采取大班化小、小班讨论课、互动教学的模式，以小而精的方式来替代目前单一的大而长、蜂拥而上的选课和授课方式，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6、构筑互动化的教学实践平台

新闻与传播院系在校学生既要系统地学习专业基础知识、理论知识，奠定较为扎实的新闻和传播理论基础，又要动手动脚，培养采访、写作、编辑及其他实际操作能力。惟此，才能学以致用。然而，当前新闻教育的偏差和缺失在于，我国新闻与传播学教育理论“腿长”、实践“腿短”的问题比较突出。学生在课堂上学了满肚子理论知识，却因为缺乏实践的环节，不能把理论与实践很好地融会贯通，因此，构筑互动化的教学实践平台便显得颇为重要。为此，需注意以下三点：一是共建教学平台，学院与业界互动；二是合理安排实践教学内容，突出技能训练；三是创办校园媒体，打造实践平台。■

参考文献

①李希光，新闻教育改革的希望在哪里[J]，新闻与写作，2008（5）：32．

②郭齐勇，浅谈大学人文教育、国学教育的课程设置[J]读书，2006（4）：19

③何秀煌，从通识教育的观点看――文明教育和人性教育的反思[M]，香港：海啸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74

新闻传播核心论文范文第5篇

一、 书中大多为传播学的内容

通读这部教材，大多只是传播学的内容。如“新闻与信息、宣传、舆论”、“新闻媒介的性质”、“新闻媒介的功能与效果”、“大众传媒与社会”、“新闻自由和社会控制”、“新闻媒介的受众”、“新技术与新媒体”，多是传播学内容，不过是加上了“新闻”两字。全书如果说有新闻学内容的话，第十三章的“新闻选择”，才是新闻学所研究的对象。

一门学科的存在，在于其独特研究对象的存在。新闻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新闻行为，它与一般传播行为是有差别的。但是本教材第一章“新闻活动”探讨的内容恰恰是传播活动。第一节：“新闻活动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第二节：“新闻活动是人类求生存图发展的需要”，第三节：“新闻活动的渠道：亲身传播、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作者是这样论述新闻活动的：“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人们获取新闻、交流信息的渠道，可以归纳为三类。”这三类分别是亲身传播、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作者又说：“需要说明的是亲身传播、大众传播、群体传播，是人们和外界沟通的三种形式或三种渠道。通过这三种渠道获得的当然不全是新闻，但人们从外界获取新闻或交流新闻，就是这三种渠道。”（P21-22）

新闻学研究的对象是新闻活动。可是在教材中，新闻活动的渠道变成了新闻传播的渠道，而新闻传播的渠道最后又变成了“亲身传播、大众传播、群体传播”这样的基本传播渠道，因而“研究新闻学”自然变成了“研究传播学”。但这是不合逻辑的，新闻活动的外延要比一般的传播活动的外延要小得多。新闻活动应当是传播活动的一个局部，在传播活动中，传播新闻的活动与传播其他信息的活动是有区别的。

二、书中关于“新闻”的定义与规律

由于本教材中“新闻活动”的外延甚大，导致第二章“新闻”中只好重新界定之：“新闻与生俱来的基本特点是两个：一是真实，二是新鲜，由此而延伸出新闻报道上迅速及时的要求。”（P23）说白了，就是三个特点：真实、新鲜、及时。可是作者似乎不愿意把“及时”定为特点，因此紧接着说：“这两点是新闻最为基本、最为核心的规律。”

这里把“两点”界定为最基本、核心，姑且就算没有问题吧，那么把两个特点界定为“最为基本、最为核心的规律”，似乎还是有问题吧？“特点”怎么突然变成了“规律”？新闻的规律就是“真实”、“新鲜”？教材在说明了这一条规律之后，就古今中外地论证了新闻的“真实和迅速”的特性（在这里“新鲜”似乎不再是最基本的规律了）。

新闻的规律找到了，接下来便论述新闻的定义（按理，应当是先有“新闻定义”，然后才可能有“新闻规律”的探寻），教材告诉读者：“新闻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并行不悖的两种新闻定义。”

新闻定义1：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

新闻定义2：新闻是新近事实变动的信息。（P25）

作者评析说：新闻是报道，表达出新闻的形式；新闻是信息，表达出新闻的实质。其实，两个定义所表达的意思有较大差距，在教材中“并行不悖”，反而无法界定准确的新闻特质。

三、“新闻定义”的新议

这里，我试将新闻的定义合二为一：新闻是对新近发生、变动事实的选择性报道。新闻是什么？是“信息”？是“事实”？还是“报道”？这是新闻定义中最重要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要反过来提问：什么是新闻？信息是新闻？事实是新闻？报道是新闻？这样一问，答案就明显多了。

“信息”不是新闻。信息的外延比新闻大，新闻只是信息的一部分，而且信息的定义本身也存在许多种说法。因此，用“信息”定义新闻，无法给定义对象以明确的概念内涵。

“事实”也不是新闻。事实是新闻的本源，没有事实就没有新闻；但事实并不等于新闻，新闻应是人对事实的反映，如果没有人去认识、反映、报道、传播，即使这个事实的新闻价值极高，也不能成为新闻。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是客体;而新闻是作为主体的人对客观存在的能动反映。事实被报道出来才是新闻，否则不是。

“报道”才是新闻。“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在中国新闻学中，陆定一的这一新闻定义的影响罕有所匹。它强调，新闻不只是事实，而是事实的报道或反映。但这一定义仍有不完善处，首先“事实”的外延应当确定为“新近发生、变动的事实”，其次对“新近发生变动的事实”还应有一个范围的限制，使外延更明确。报道固然不能没有事实，但报道必然有自己的立场。选择什么，如何报道，都反映了新闻的倾向性。因为不是任何新近发生、变动的事实都能得到报道；其次，任何事实都无法完全被报道，人类只能有选择地报道。所以说，任何报道，本质上都是经过了报道者对事实的选择，任何报道其实都是选择性的报道。

四、事实的选择性是新闻报道的关键属性

除了事实客体本身的原因，还有主体、受体、载体（含文体）的原因，导致新闻报道必然是选择性的。报道主体（即传体）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都会对事实有所选择。人的社会性导致他会主动地选择事实，人的认知局限性导致他会“盲目”地选择事实。何况新闻的报道主体从来都不是任何单一的人，还受到一种集体性有意识或集体性无意识的影响。

任何新闻报道也都会受到受体的影响。传、受是一对范畴，没有受体就没有传体，没有受体的需要，就没有新闻报道的必要。受体的需要状况和变化，影响着新闻报道的各个方面和环节。

影响新闻报道对事实的选择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载体。载体包括两个层次：媒体物质性和文体规范性。不同媒体选择不同的事实，或选择事实的不同方面、部分。广播、电视、报纸、网络，不同媒体对事实的选择会有很大不同。同时，进入任何媒体的事实都需要文本化，而任何文本化总是一种文体化：新闻内容也会受到文体规范的影响。消息和通讯对事实的选择加工是不同的。

因此，当人们接受新闻报道时，这个新闻报道已是由具体的报道主体对“新近发生、变动事实”进行了“选择”的“报道”。

新闻报道主体、客体、载体、受体的统一，就构成了新闻的基本内核，由此内核出发而构建的一门科学就是新闻学。一个科学的定义包含该学科的主要范畴，从这个定义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派生出其他众多新闻研究范畴，诸如研究事实本源、观察与调查事实、认知事实、选择事实、报道事实等，研究新闻报道与新闻目的对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由此而来，新闻自由、公众舆论、舆论监督、舆论导向、新闻职业道德等问题，也包括在其中。

总之，新闻学有独特的范畴体系作为研究对象。新闻学可以借鉴传播学和其他学科的理论营养，但是这些理论应当紧紧结合新闻实践的特殊性，来促成新闻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作者单位：广东肇庆学院中文系）

新闻传播核心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新闻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媒体

高校作为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和社会生活的参与者，直接受到来自国内外社会变革的压力，各种文化和思潮在这里汇聚碰撞，新闻舆论工作面临一系列新情况和新挑战。

在2月19日举行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切实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这一重要讲话，对高校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指明了努力方向，也成为新形式下高校新闻舆论工作的突破口。

1 新形式下高校新闻舆论工作面临的挑战

当前，我们正处在大变革时代，新的形势和任务对高校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做好高校新闻舆论工作，就要认真分析当前面临的挑战。

一是，市场经济的挑战。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分配方式、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随之而来，社会意识和社会价值观也呈现出日益多样化的趋势，这对于高校大学生来说，有利于树立自强意识、创新意识，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克服市场经济给大学生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造成的负面影响，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高校新闻舆论工作的重大挑战。

二是，西方文化思潮的挑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使大学生面临着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特别是国际敌对势力，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向我国大学生传播政治观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大学生的影响不可低估。

如何应对日益尖锐复杂的国际矛盾和纷繁复杂的西方文化思潮，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党的思想舆论的主流地位，是高校新闻舆论工作面临的另一个难题。

三是，新兴媒体的挑战。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近日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1亿，其中，网络新闻用户规模已高达5.79亿。

在互联网产品不断更迭及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一方面，高校传统宣传载体宣传栏、报纸、杂志、电台等，受到数字杂志、手机短信、网络、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新兴媒体的冲击。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先进的互联网技术掌握了网络的强势话语权。他们通过在互联网上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观念，对我国高校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对青年大学生尚未完全构建起来的政治观念、理想信念体系构成了严重的冲击，高校新闻舆论工作面临着重大挑战。

2 新形式下高校新闻舆论工作的对策

“智者顺势而谋，愚者逆理而动。”新形势下，高校新闻舆论工作面临市场经济、西方文化思潮和新媒体时代带来的挑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高校新闻舆论工作要全面落实党管媒体的原则，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牢牢掌握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努力做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广大师生，尊重新闻传播规律、不断创新理念，拓展思路，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构建新闻舆论工作新格局。

一是，深化理论武装，强化正面引导。在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担负着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责任的高校，要在师生中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积极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要做好高校新闻舆论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不断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和底线意识，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师生头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不断坚定广大师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是，加强新媒体平台建设，牢牢掌握网络舆论战场主动权。指出：“人在哪里，新闻舆论阵地就应该在哪里。对新媒体，我们不能停留在管控上，必须参与进去、深入进去、运用起来。” 高校是青年人才的聚集地，更是新媒体受众的集中地。

充分运用新技术，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是党对我们新闻舆论工作提出的新要求。[1]为此，我们要主动适应、科学认识新媒体的传播形态，把握新媒体的传播规律，利用网络时代全媒体、大数据等特点，把网络作为主战场，把网络舆论引导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建好管好用好校园网络，加大对广播、校报、校内电视台等校内媒介的改造升级，与时俱进搭建微博、微信、微视等新闻舆论工作的新平台，大力推动传统校园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更新传播模式，牢牢掌握网络舆论战场主动权。

三是，创新工作理念，注重新闻实效。高校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内容创新与方式创新相结合，坚持深入师生，准确把握师生思想领域的新情况新动向，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不断增强针对性实效性。

高校新闻舆论工作在充分尊重事实、客观反映事实的基础上，要不断改进文风，坚持用耳熟能详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鲜活的事例来教育引导师生，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推进理论武装和价值凝聚，坚持深度报道、专题报道的转型方向，传播感人故事，贴近师生心灵，达到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进行内容的多渠道、多媒体、多平台，实现对师生、校友、社会受众的全面覆盖及最佳传播效果，形成更大的舆论覆盖面和更强的宣传影响力。

四是，完善新闻信息和新闻发言人制度，推动信息公开。进一步改进高校新闻宣传的文风作风，建立高校、宣传部门、新闻媒体三方联动宣传机制，搭建互通互动的信息平台，推动信息公开，为高校改革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在高校引入新闻发言人制度，增强高校宣传部门的职能。“面对突发性事件，高校新闻发言人无疑是危机处理过程中的第一道最坚实的屏障，能为化解危机赢得宝贵的时机、社会理解和宽容。因此，新闻发言人是高校不可或缺的最直接的喉舌，是维护学校权益和安全的‘防火墙’”[2]新闻发言人通过新闻会、记者招待会、高校新闻网站、校报、校园广播等渠道，及时高校所做出的重要决策、通过的重要决定，介绍高校自身发展情况、重要数据、典型事例、成功经验，通报突发事件和重大灾害、事故，回答师生员工和社会公众关注的敏感问题。为高校信息提供权威的出口，以规范信息、应对危机，避免小道消息与不实谣言影响公众判断。

【参考文献】

新闻传播核心论文范文第7篇

由于传播学进入中国学术界只有短短的30年，仍属于新兴学科，因此在我看来，跨文化传播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建立和巩固传播学的核心地位――即回归其“传播学本位”。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900多个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教学点，一批传播学博士从海外学成归国加入各大院校的新闻传播系科，再加上国家制定了国际新闻传播的总体战略，因此，我认为，在当前各种主客观条件业已成熟的情况下，“跨文化传播”的学科建设在中国实现“传播学转向”，回归其“传播学本位”，应当是下一个十年内这门学科的发展方向。

具体来说，这一“传播学转向”要在以下三个层面展开：理论框架、实践和方法论。

与传播学乃至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跨文化传播研究是以欧洲中心主义为主导的。为破除这一学术霸权，莫勒菲・阿桑蒂(MolefiKete Asante)和三池贤孝(YoshitakaMiike)等学者相继推出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非洲中心”范式和“亚洲中心”范式。简单来说，“人本主义”(personalism)、“精神至上主义”(spiritualism)、“物质至上主义”(materialism)分别是“非洲中心”、“亚洲中心”和“欧洲中心”三大范式的世界观来源。因此，“非洲中心”范式主张“物质”和“精神”不可分，“亚洲中心”范式主张“精神”高于“物质”，“欧洲中心”范式则主张“物质”和“经验”高于“精神”。

上述这一本质主义的概括延续了跨文化传播“西方范式”中对各种文化的二元划分：即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物质／精神、个人／集体，等等。但基于这种西方范式的理论建构(例如，Hofstede的“文化维度论”)能否解释当下更为复杂和多元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和文化身份“杂糅”(hybrid~y)的现状，这些都是学术界在进一步反思的问题。同样道理，在讨论跨文化传播的理论范式在中国语境下的本土化问题时，我们应当避免再次陷入“中国／西方”或“中国／其他国家(地区)”的二元对立当中。目前学术界热烈讨论的“中国模式”为跨文化传播的“本土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中国模式”是一个跨文化传播的产物，超越了“欧洲中心”或“亚洲中心”的二元对立。尽管对“中国模式”、“通三统”等理论模式还可再做进一步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跨文化传播在中国的本土化不应限于“欧洲中心”还是“亚洲中心”的纷争，也不应当仅仅沉缅于“传统文化”或“国学”的复兴，而应当根据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探索出新的理论范式。

其次，从实践的层面来看，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需要来自实践的强大支撑。“二战”后的美国为了摆脱孤立主义的思维定势，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开展了“马歇尔计划”、“和平队”、“第三世界发展传播”等许多卓有成效的跨文化传播实践，这就为美国充当这一学科领域的领军角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在当前中国“大国崛起”语境下，我们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是，跨文化传播如何实现与国家、社会的需求和实践的对接?

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需要解决好两个问题：国家和社会需要学者做什么?学者应该做什么?后一个问题关乎学术体系的构建，前一个则是回应实践的需要。对于跨文化传播这门学科来说，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前一个，这个问题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对外传播体系，近年来又进行了令世界无比艳羡的巨大投入，但效果不明显。“三鹿奶粉”丑闻和上海襄阳路大火几乎可以抵消“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所产生的正面效应；智利成功地利用解救圣何塞铜矿39名矿工进行了一次事半功倍的“国家营销”，而山西王家岭矿难成功解救了115名矿工，却由于国内媒体的“颂圣”型报道而导致国际舆论更为负面的评价，这其中存在的问题，在我看来，恰恰与前面提到的学科定位问题不谋而合，即强调语言和文化为核心，忽视传播本位。

在这个传统思维的引领下，我们以为跨文化传播就是语言、文化、营销、广告，或者是包装，或者是形象设计，但是恰恰忽略了一个核心环节，就是新闻和舆论。我们的孔子学院宣传中国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但是外国人在新闻媒体上、在网络上获得的恰恰是相反的信息。所以，让跨文化传播在中国回归“传播学本位”，也是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变革，尤其是为国际新闻报道和对外传播事业的变革，提供更为强大的理论支撑。

从传统上看，我国的国际新闻报道和对外传播完成了“向中国介绍世界、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双重使命，即向国内受众报道国际新闻，向国外受众报道中国新闻。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我看还要加上一项新的使命――“向世界说明世界”――即在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和国际舆论场中获得首发权、话语权和阐释权，这就需要我们培养的新闻和外宣工作者具备跨文化传播的素养和能力。

我了解的情况是，现在全国设了这么多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教学点，但“跨文化传播”不是专业核心课，反而是外文系、国政系的学生被要求学这门课，这一方面说明，许多新闻传播专业的课程设置还缺乏全球视野，不能适应全球传播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跨文化传播的教学和研究还没有及时回应来自新闻传播实践的要求。

新闻传播核心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传播学 历史 发展 特征

一、阶段性发展特征

当代新闻传播的研究起始于拨乱反正，该时期新闻为了摘掉“新闻无学”的伪帽子，不顾反对和逼迫率先建立了新闻学。在1980年初期，新闻领域的学术焦点汇集在新闻改革与创新方面。不管是新的新闻、新的观点、新的视角、新的方法，都是建立在新学科――新闻学基础上，其核心和主旨只有一个：为新闻传播而呼吁和呐喊。1989 年的春天，的洗礼扭转了新闻传播的核心主旨，强烈的现实反差从知识分子的身上暴露出来，新闻传播成为了一个比较新鲜和洋气的代名词，现实关怀的写照下，新闻传播学转向知识命运共同体，通过该时期的潜心专研，逐渐有了当今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科研成果，现有研究成果成为新闻传播学的基础，并为传播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奠定了一定的保障。直至1997 年，新闻传播学在教育部学科分类中成为了与教育学、医学、工学、农学等持平的一级学科。1999 年，高等院校开始加大招生的规模和数量，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的发展迅猛发展，师资队伍和研究队伍逐渐壮大，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的更加紧密，业务渠道更加宽广，研究领域更加宽泛，新闻传播学成为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专业。总而言之，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与我国社会的进步，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研究主体的特征

21世纪前期，新闻传播学缺乏独立性的审视与批判，只是单一的拥有少部分政治资本。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1989年末，相关学者以资本论、务实论、教育论等学说对新闻传播学的作用和功能进行了批判，对出现的和爱国运动等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阐述，并完成了传播知识的理论重构，随着新闻传播学的进一步发展，学术创新成为了新闻传播学发展的重要载体，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新闻传播学飞快的崛起，并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且行政化的色彩逐渐变浓。总体而言，教育成为了新闻传播学最为关键的核心资本。

三、研究内容的特征

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已经由应用型转为理论型，更加注重新闻传播的理论基础，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新闻传播学的变化顺应了世界的发展；其次，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现象，被社会广泛关注，且已经与我国的经济、文化等构成了一体化发展模式；最后，我国对新闻传播的重视力度和程度逐渐高涨，特别是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两会的精神等很好的诠释了新闻传播在我国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为新闻传播的自由和学术的积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研究方法的特征

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主要依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行指导。在新的历史起点下，新闻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应该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加快和完善，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不断完善和创新新闻传播的理论基础，让新闻传播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90年后期，新闻传播的方法论逐渐成为学者热议的焦点，其方法单一、方法简单的不足之处逐渐的暴露出来，而在这种新的历史起点下，新闻传播也变得更加成熟，说明新闻传播的方法已不单单是单一的路径，而是多元化与多样化组合的全新路径。特别是在2000年后，一大批新闻传播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为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为新闻传播的学科发展指引了方向。

五、结论与建议

我国新闻传播学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的壮大，其发展脉络可归结为受自身的发展，受环境的发展，受政策的发展和舆论的发展。现阶段我国新闻传播应迈入新的历史起点，发挥其作为领航的风向标，为我国社会化进程增加新的活力，为社会主义的繁荣和发展发挥其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郭可，张军芳，潘霁.中美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比较研究――兼谈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J].新闻大学，2008，01.

[2]赵为学.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话语分析的应用：现状、局限与前景[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4.

[3]赵玉明，庞亮.三十年间两大跨越――改革开放以来从传统新闻教育到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J].国际新闻界，2008，09.

[4]赵玉明，庞亮.从新闻学到新闻传播学的跨越――近十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和研究新进展评述[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8，05.

[5]廖圣清，申琦，柳成荫，李硕德，秦悦，秦绍德.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研究十五年：1998―2012[J].新闻大学，2013，06.

新闻传播核心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好人现象”； 报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

一、引言

近几年，“铜川助人为乐先进群体”、“铜川好人”的新闻报道频频见诸各大主流媒体和各大门户网站， 在全省、甚至全国都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人们持续热议和广泛关注的焦点，被称之为“铜川现象”。

2013年12月17日，一辆满载20多吨鲜橘的内蒙古大货车在包茂高速铜川黄堡出口匝道侧翻。铜川高交大队6名执勤民警携手附近王家砭村38名村民，奋战两天一夜，将倾倒的21吨橘子全部安全转运到另一辆货车上，帮助司机顺利踏上回乡路途。

2014年2月2日，铜川新区发生了一起主动扶起摔倒老人、及时送医救治、不留姓名的助人为乐事件。通过网络、媒体以及社会各界的多方查找，2月18日，摔倒老人的家属终于找到了做好事不留名的工商银行铜川长虹路支行员工郭晓燕。

2015年10月22日，包茂高速公路737Km处一重型货车侧翻，高速公路大队三中队民警李茂军与随后赶来的中队民警、群众用了五个半小时将货物全部重新装车，做到了“完璧归赵”。

2016年3月4日，铜川地税局干部陈凯在西安出差，路遇老人摔倒后毫不犹豫地走了上去，经过一番周折之后，最终将老人送回家里。

这些凡人小事，在平凡中见真情，他们以感人的事迹、崇高的精神、鲜明的时代特色，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闪光点。“好人现象”突出特点就是形象生动地把“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新闻报道的主旋律，围绕这一主旋律，铜川市级新闻媒体从实际出发，挖掘身边的凡人小事，挖掘“小人物”身上感人的动情点，为社会各阶层搭建起一个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榜样舞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凝聚“榜样的力量”，强化了新闻的传播效果，实现了传播空间、传播影响的最大化。

二、典型培育“好人现象”，引领道德风尚

一个好人典型，就是一部鲜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科书，发现、褒扬和宣传一个典型，就在社会竖起了一个标杆。面对这一件接一件的好人好事，铜川市级新闻媒体没有孤立地就事说事，而是高点站位，从落实系列讲话的高度“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从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做起，紧扣时代脉搏，立足新闻传播规律，集中声势持久传播报道，形成传播效应，先后推出的“12・17助人为乐先进集体”、“救人不留名的郭晓燕”等先进典型人物，为老百姓树立了思想道德和行为准则，向社会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引起了各级领导以及中、省媒体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2014年1月27日，原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景俊海专程看望铜川“12.17”助人为乐先进群体；1月30日，原省委书记赵正永对铜川市“12.17”助人为乐先进群体作出重要批示：“此事做得很好，应推向全国，反映出群众的文明素质和社会公德”。2014年2月11日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以《公路上的“别样”风景》为题，将近期全国多地发生的货车侧翻公路哄抢事件与铜川“12.17”助人为乐事件进行了对比报道。2月24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在《践行核心价值观》栏目中以《郭晓燕：救人是应该的不用留名》为题报道了郭晓燕的先进事迹，并专门编发评论，号召各界学习郭晓燕助人为乐的精神。2015年10月，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共同关注、共同观察栏目、陕西电视台第一新闻栏目、凤凰网、腾讯新闻、华商报、新浪网、西部法制报、铜川日报等20多家媒体对铜川高交大队三中队民警李茂军等人的又一次善举进行了报道，使得“铜川好人”再次名闻天下。2016年4月26日，中国文明网以近期《“铜川好人”频出满满都是正能量》为题报道了铜川市好人层出不穷。“好人现象”形成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和引领作用，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

三、融合养成“好人现象”，筑牢道德根基

分析铜川市传播报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效，主要是铜川市级媒体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坚持“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在落细、落小、落实上狠下功夫，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接地气”，真正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抽象的词汇，化抽象为形象，变高深为平易，融入了心灵感动，拉近了情感距离，深入浅出地阐释了其核心要义，引发广大群众的思想共鸣与情感共振。

1、落细，增强新闻的传播力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新闻报道的形式与内容也要逐步细化，按照受众逻辑思维模式由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从客观挖掘到深度评论进行一层层抽茧剥丝式的报道，这就需要新闻报道的角度从细节化着手。“要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使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认知、可学、可做，从而达到引领的作用。铜川市级新闻媒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日常形势宣传、成就宣传、主题宣传、典型宣传、热点引导和舆论监督中，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不断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力量，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舆论。自2013年开始，市级各新闻媒体均在重要版面和时段开办了《身边正能量》、《身边好人》、《记者在基层》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栏目，经常性、不定期挖掘、采访、刊发现实中的好人典型，并用群众身边的事例和大众化的语言，采写了一批故事性强、现场感重、人情味浓的新闻故事，引导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铜川日报社及时在理论版开设栏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笔谈”，约请理论研究方面的学者、社会工作者、机关部门负责人撰写此方面的理论文章，从理论层面、社会实践、工作体会等不同层面深入浅出地解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理解和看法，并鼓励记者和社会撰稿人撰写言论、时评，从小角度切入，一事一评，帮助社会大众更进一步了解、理解、深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而形成社会共识。

2、落小，增强新闻的吸引力

北京大学教授陶东风说：“道德理想本是好东西，人人都应当有理想有道德，但是把道德高调唱到不近人情的高度，并强迫自己与别人接受，就会变成道德专制主义与理想法西斯主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用生动、鲜活、具体、可感的实例来做精神指引，典型宣传工作只有坚持走进生活、走进群众，进而才能走进人心、引发共鸣。铜川市级新闻媒体在传播报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不是选取完人、圣人，不是高高在上空洞说教，而是选取富有生活气息的身边普通人物的平凡小事，在新闻报道别注重用娓娓道来的故事，抓取一些有血有肉的细微小事，让学习的榜样可亲、可敬、可信、可学、可传，让这些普通的凡人小事以高尚的道德追求、鲜明的价值导向，充分诠释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

2013年1月21日铜川日报社记者刘西艳、吴洋凯两名记者在三九寒天乘车3个多小时来到偏远的西古庄村，采写了《行走的饭盒》通讯，反映蛇年春节，耀州区北部文王山下西古庄村，一只凝聚着全村人关爱的破旧小饭盒，在村子里传递着，一碗热饭，一句问候，一个微笑，让一位常年独居瘫痪老人倍感温暖。这个小故事虽然平凡，却感染着铜川的每一个普通人，勿以善小而不为，耀州区还成立了“善小志愿服务队”。在铜川“12.17”助人为乐先进群体和“铜川好人郭晓燕”的传播报道中，也是市级各新闻媒体记者走基层中发现的典型人物，引发了社会关注度。从小处入手、从大处着眼、以小见大的传播方式，很好发挥了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提高了新闻报道的质量和水平，增强了新闻事件的吸引力。

3、落实，增强新闻的感染力

好新闻好故事都植根于生活，弘扬核心价值观，更应贴近群众实际生活，不能走形式，摆花架子，而要在抓实、实抓上下功夫，切忌空对空。铜川市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媒体传播的主渠道作用，以“好人现象”的广泛持续深入挖掘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跳出了传统“说教”式宣传形式，推动了核心价值观在铜川基层落地生根。铜川市级新闻媒体在弘扬核心价值观宣传中，注重深入基层，扎根群众中，实实在在地与人民同心，亲身体验，扎实采访，通过报道生活中的实事，挖掘出一个个“铜川好人”故事。譬如，面对当下摔倒老人不敢扶、翻车哄抢货物的情况，“铜川好人”郭晓燕、李茂军、陈凯，这些百姓身边的普通人，做出了常人应该做而没有做的好事，而所做就是助人为乐、帮扶老人、扶贫济困等生活中的实事，人人可学，人人可做，所以，他们的故事一经传播，就如一粒粒蒲公英的种子，飞落到铜川大地各个角落，触及了千千万万市民的心灵深处，润物无声，引发思索，营造了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凝聚起转型发展的正能量。铜川市委宣传部站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及时介入，精心策划，组织中省各级主流媒体和各大门户网站，选准角度，挖掘内涵，进行全方位的传播报道，发酵为“铜川现象”。

四、结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概括和中国梦的提出，是党中央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融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汇人类文明发展成果，集全党智慧而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大力宣传和自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推进中国梦的发展进程，是时代赋予广大宣传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好人现象”既是铜川老百姓基本道德规范的体现，更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好人现象”的不断涌现，不仅能够凝聚道德正能量，更能够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催化剂。

【参考文献】

[1] 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189-192.

[2]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

[3] 三贴近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7.

新闻传播核心论文范文第10篇

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分类的前提是确定分类的范畴。对电视新闻评论节目范畴的界定必然要从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定义出发。笔者将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界定为：最终以传播新近发生的意见性信息为目的的一种电视传播手段。因此，以这种传播手段为核心的电视节目都属于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与传统意义上将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界定为一种节目形态有本质的区别。故本文分类的范畴包括：传统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一部分谈话类节目、一部分资讯类新闻专题、以“说新闻”见著的民生新闻节目、读报类节目。

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两大类型

我国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可以根据意见性信息与事实性信息在节目内容中占据的不同比例以及不同的组合形态分为：主评型和述评结合型两大类。

一、主评型。主评型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中，意见性信息与叙述性信息的比例几近4:1，叙述性信息基本是作为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新闻由头。这种类型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与平面媒体的新闻评论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电视作为一种视听兼备的电子媒介，必将要发挥它的传播符号优势。因此，在主评型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中，承载意见性信息的最佳传播符号必定是口语，而最佳传播渠道便是谈话。根据日常生活经验，谈话的场景必将影响人们观点的表达，从而制约意见性信息的传播效果。为进一步加深对主评型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认识，依据不同的交流方式结合成功的案例又将这类节目分为三种模式。

（一）以《时事开讲》为模型的对话式新闻评论。《时事开讲》作为我国第一档“个人化的新闻评论节目”①自1999年创办以来一直是凤凰卫视的王牌节目，并引发了凤凰卫视评论节目的成型。该节目采用两人一问一答的交流方式，评论员是意见性信息的传播主体，主持人扮演的却是“发球者”的角色，因此评论员成为此类节目的核心竞争力。凤凰卫视也因此成就了曹景行、石齐平、阮次山这些明星评论员。此外，这种模式的新闻评论节目还有《央视论坛》《新闻1＋1》等。

（二）以《锵锵三人行》为模型的家常式新闻评论。《锵锵三人行》所表现的正是处于私密空间家人、朋友闲聊的场景。三个人，三杯茶，把大家关注的问题提出来，不设门槛，随意轻松地闲谈，甚至会经常跑题。这正是人们生活中每天都会体验的交流方式，跟家人聊天寻求一吐为快，这些话也是聊给自己听的。这也同样成为《锵锵三人行》的与众不同之处。因此，在家常式的新闻评论节目中，主持人和嘉宾都是意见性信息的传播主体，主持人身兼“发球者”“踢球者”两个角色，主持人成为了此类节目的核心竞争力。所以，有人评价《锵锵三人行》失去了窦文涛，也失去了它的品牌效应。苏州电视台的《三剑客》也是这种模型的代表。

（三）以《实话实说》为模型的沙龙式新闻评论。这里的《实话实说》是指早期由崔永元主持的以多方观点交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部分节目。这些节目坚守了“每周一个话题，每题一个热点，每点一次舌战，每战一道火花”的理念。这也正是沙龙式新闻评论的主要特征。目前正处于发展中的《一虎一席谈》《时事辩论会》以及央视新开播的《我的今日之最》都是沙龙式新闻评论节目的典型代表。沙龙式的新闻评论节目中，嘉宾是意见性信息的传播主体，主持人这时扮演的是“裁判员”的角色。主持人的不参与是为了保持辩论双方观点性信息的平衡，同时为现场嘉宾或者场外嘉宾预留第三方立场，最终使节目呈现出尽可能多元化的意见性信息。

二、述评结合型。述评结合型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中，意见性信息与叙述性信息比例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比例近似1:1，另一类比例近似1:4。笔者将比例近1:1且以两种信息交替出现来表现节目内容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称为边述边评型，将比例近似1:4且以两种信息平行出现来表现节目内容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称为述后点评型。

同时，一方面，依据承载节目内容主要传播符号的不同，将边述边评型又分两种模式：一种是以《焦点访谈》为模型的调查式新闻评论节目。在这种模式的新闻评论节目中，画面是承载节目内容的主要传播符号，“用事实说话”的“镜头”是叙述性信息的主要表达方式。另一种是以《新闻会客厅》为模型的新闻当事人访谈式新闻评论节目。这种模式则是以声音作为承载节目内容的主要传播符号，叙述性信息主要是通过新闻当事人的“现场口述”来表达。

另一方面，沿用人们熟知的节目类型名称，将具备鲜明的主持人点评风格的述后点评型分为三大类：一是资讯组合类，以《中国周刊》《世界周刊》为典型代表。在这类节目中，除了主持人尖锐的点评外，节目新闻信息的特别组合为主持人的点评起到了铺垫作用。二是民生新闻类，以《1860新闻眼》《南京零距离》为典型代表，主持人通过“说新闻”，一语点醒梦中人。三是读报类，以《第一时间・马斌读报》《有报天天读》为代表。主持人

通过解读后的总结来树立节目的舆论导向。

两类新闻评论节目的特点辨析

根据意见性信息与叙述性信息在节目内容中的不同比例以及不同的组合形态所划分的两大类新闻评论节目，在节目的基本构成要素、时效性、审美性以及受众参与性等方面都具备各自的特点。

一、两类新闻评论节目的基本要素辨析。主持人和嘉宾（或新闻评论员）是新闻评论节目的两大核心要素。随着近年来新闻评论节目的发展，主持人与嘉宾的关系已经走出了《焦点访谈》类评论节目“主持人核心式”的一元化模式，呈现出“主持人核心式”“嘉宾核心式”“主持人与嘉宾对等式”等多元化的形态，这些形态也是与新闻评论节目的两大类型相互对应的，主要表现为：

（一）主评型新闻评论节目中主持人与嘉宾的关系主要呈现“嘉宾核心式”和“主持人与嘉宾对等式”两大形态，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嘉宾核心式”体现在以《时事开讲》为模型的对话式新闻评论节目中。在这类新闻评论节目中，用“新闻评论员核心式”代替“嘉宾核心式”更为准确。另一方面，“主持人与嘉宾对等式”体现在家常式新闻评论节目和沙龙式新闻评论节目中，主持人和嘉宾之间的地位没有主次之分，缺一不可，两者都需要一定的稳定性，才能保证节目的固定风格。

（二）述评结合型新闻评论节目中主持人与嘉宾的关系主要呈现出“主持人核心式”的形态。主持人在这些类型的节目中，既是叙述性信息的载体又是意见性信息的载体，虽然叙述性信息的传播方式不同，但主持人（出境记者）对意见性信息的点评才是节目的关键要素。因此，主持人的点评与这类节目密切相关，是节目不可或缺的要素。

二、两类新闻评论节目的思辨性辨析。新闻评论节目中思辨的过程即是论点、论据、论证的构成过程。论点、论据、论证成立的基础是客观性。因此，新闻评论节目的思辨性是建立在新闻事实客观性基础之上的。作为载体的电视对新闻事实客观性的表述方式，因为声画符号的优势，以至于在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中，更多用纪实性来替代客观性。新闻评论节目应以思辨性为核心，当电视的纪实性凸现时，评论节目的思辨性也随之被弱化了，述评类新闻评论节目就是其典型代表。随着新闻评论节目的发展，节目的思辨性将逐渐被凸现出来，而新闻画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节目思辨性深入发展的空间，因此，有声语言才是拓展节目思辨性较好的传播符号。当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对话逐渐成为了新闻评论节目的主要表达形式。节目思辨性也并非因画面的缺失而失去了其依存的客观性，众多此类节目的成功说明主持人和嘉宾语言陈述方式的科学性能有效地保证事实的客观性。

因此，思辨性随着新闻评论节目的发展，其地位会越来越突出，发展领域也会随之扩大，表达手段更是多样化。目前，它既是主评型新闻评论节目的最大特征，同时是所有新闻评论节目的生存之本。

三、两类新闻评论节目的受众参与性辨析。主评型和述评型新闻评论节目因为传播信息比例和节目形态的差异以至于受众参与性在节目中也有不同的体现。

当新闻评论节目的早期形态――言论性短评和政论片出现后，有学者归结了“以言论为主的电视评论节目在接受学上的效果越来越弱化”这样的结论，同时将原因定为“节目对事实的转述及其结论，使受众‘可以选择’和‘参与选择’的内在要求基本不能实现。”②这种情形在《时事开讲》《实话实说》等一系列言论节目成功后得以改变。以传播意见性信息为主的主评型新闻评论节目其接受效果并没有弱化，受众“可以选择”和“参与选择”的要求也得以实现。受众的“参与性评论”已经不是《焦点访谈》制片人赵微所说的“通过对记者提供的事实的理性思考，共同参与完成对事件的评论”，而是受众具备了真正的发言权，我们可以在主评型新闻评论节目中随时听到受众的声音，无论是在现场，还是通过电话连线或者网上留言。

述评型新闻评论节目中受众的参与性依然通过提供事实来获得，受众更多是作为新闻当事人出现在节目内容中。此外，众多述评型新闻评论节目的受众参与性还是有限的，主持人的单向主观传递，成为了这些节目的特色。

通过以上对两大类型新闻评论节目的评析，我们应该意识到新闻评论节目的发展将是多元化的，新闻评论节目间的区别将更加细化。只有综合各方面的要素深入剖析，才能找到打造新闻评论节目品牌的关键点。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栏目责编：胡江银

注释：

新闻传播核心论文范文第11篇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文献书目分析方法，对收录在《亚洲传播手册》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和专著进行描述和分析，就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的区别，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研究成果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情况等问题作了解答；并讨论了国内传播应当加强的地方，特别是加强合作研究。 ［关键词］ 研究课题 研究特点 核心学术期刊合作研究 自1982年11月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提出“系统了解，认真研究，批评吸收，自主创造”的指导方针后，传播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传播学已不再被认为是“伪科学”或“资产阶级的东西”。它已正式被国家教育委员会确认为一级学科。同时，大量有关传播学的译著、编著、专著和论文相继出版。 国外对中国传播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他们研究的情况，至今在国内尚未有过描述和分析。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描述和分析了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希望能为今后中外有关中国传播的对比研究提供参考。 一、 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书目分析方法，对收录在1998年出版的《亚洲传播手册》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和专著的书目进行描述和分析（不包括香港和台湾）。 《亚洲传播手册》是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中心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联手编辑出版的介绍亚洲各国传播发展的权威参考书。《亚洲传播手册》中的参考书目部分收录了1987年—1997年间有关亚洲传播总体研究和有关13个亚洲国家的传播研究的书目（香港单独排列，还没有列入中国部分）。 《亚洲传播手册》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参考书目也收录了1987年以前的书目，总数达485条。由于1987年以前的书目的收录主要是填补1993年出版的《亚洲传播手册》中的遗漏，因此这些补漏的书目不列入本研究的分析范围。剔除这些补漏的书目后，本研究分析范围定为1987年—1997年间的384条书目，其中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书目有337条，专著、博士和硕士论文书目有47条。 本研究分析单位分别为作者、题目和期刊。作者分析按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混合及匿名等4项进行分类。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的分类标准是作者的姓名拼写。不论是大陆的汉语拼音拼写方法，还是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国家的华人学者姓名拼写方法，一律归类到华人学者类。非华人学者姓名拼写则归类到非华人学者类。混合是指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的合作作者。题目则按以下17类进行归类：新闻、广播电视、电讯、广告、电影、媒体、信息、审查、新技术与媒体、新闻与传播教育、政治传播、媒体与青年、公关、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其他。这些分类主要是参考一些核心学术刊物的栏目而制定的。期刊分析的范围划定在以下几种核心期刊：《报刊学报》、《亚洲广告与营销》、《亚洲传播学报》、《电讯政策》、《亚洲媒介》、《传播学报》和《新闻季刊》。 通过分析作者、题目和期刊，本研究要回答以下3个问题： 1. 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有何区别？ 2. 1987年—1997年期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有什么特点？ 3. 研究成果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情况如何？ 二、 结果 1. 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的区别 在分析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的区别之前，本研究先对作者进行分类。分类的结果是，华人学者有180人，占总数的46.9%；非华人学者有136人，占总数的35.4%；混合有35人，占总数的9.1%；匿名有33人，占总数的8.6%。其中华人学者按大陆和非大陆进行再次分类。大陆类是指从中国大陆出去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华人学者。非大陆类是指其他各类华人学者。结果是，有大陆背景的华人学者有98人，占总数的25.5%；没有大陆背景的华人学者有82人，占总数的21.4%。见图一，作者分类。 图一 作者分类 华人学者 180 46.9% 大陆 98 25.5% 非大陆 82 21.4% 非华人学者 136 35.4% 混合 35 9.1% 匿名 33 8.6% 总计 384 100% 书目中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的论文题目或专著题目，按前述新闻等17类进行分类，其结果由图二所示。 图二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和混合的研究课题 研究课题 华人学者 非华人学者 混合 总计 新闻 41(58%) 24(34%) 6(8%) 71 广播电视 24(49%) 23(47%) 2(4%) 49 电影 16(39%) 22(54%) 3(7%) 41 广告 15(37.5%) 15(37.5%) 10(25%) 40 电讯 22(63%) (28.5%) 3(8.5%) 35 媒体 14(56%) 8(32%) 3(12%) 25 新技术与媒体 8(61.5%) 4(30，8%) 1(7.7%) 13 信息审查 2(16.7%) 10(83.3%) 0 12 新闻与传播教育 9(75%) 2(16.7%) 1(8.3) 12 政治传播 4 1 0 5 媒体与青年 2 0 3 5 公关 2 1 1 1 媒体道德与法律 0 1 1 2 传播历史 1 0 0 1 媒体政策 0 1 0 1 传播理论 1 0 0 1 其他 19 14 1 34 总计 180 136 35 351 图二显示了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研究课题的区别。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重点在于新闻、电讯、媒体研究、新技术、新闻与传播教育。具体地说，在71个有关新闻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41个，占总数的58%；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4个，占总数的34%。在35个有关电讯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2个，占总数的63%；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10个，占总数的28.5%。在25个有关媒体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14个，占总数的56%；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8个，占总数的32%。在13个有关新技术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8个，占总数的61.5%；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4个，占总数的30.8%。在12个有关新闻与传播教育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9个，占总数的75%；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个，占总数的16.7%。 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其重点则在于电影研究和信息审查。具体地说，在41个有关电影的研究课题中，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有22个，占总数的54%；而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16个，占总数的39%。在12个有关信息审查研究课题中，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有10个，占总数的83.3%；而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个，占总数的16.7%。 如图二所示，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的共同研究重点在于广播电视研究和广告研究。在49个有关广播电视的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4个，占总数49%；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3个，占总数47%。在40个有关广告的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分别有15个，各占总数的37.5%。 2. 1987年—1997年期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 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按年份逐年分类，其结果由图三所示。 图三 1987年至1997年间研究课题逐年分布情况 研究课题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Total % 新闻 2 5 8 11 12 3 10 12 5 6 1 75 19.5 广播电视 3 4 4 2 6 4 6 8 7 12 0 56 14.5 电讯 2 1 1 2 3 1 5 20 3 7 2 47 12.2 广告 0 3 1 1 4 3 2 8 9 10 3 44 11.4 电影 1 5 1 1 9 6 5 6 5 4 0 43 11.1 媒体 0 1 3 0 4 2 7 6 5 3 0 31 8.1 信息审查 0 0 2 0 1 4 1 1 2 2 2 15 3.9 新技术与媒体 0 0 0 0 0 2 1 3 4 3 1 14 3.6 新闻与传播教育 1 1 1 0 2 1 0 2 0 1 0 9 政治传播 0 0 1 1 1 1 1 1 0 1 0 7 媒体与青年 0 0 0 0 2 2 0 0 0 1 0 7 公关 0 0 1 0 0 1 0 0 0 1 0 3 传播理论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传播历史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媒体道德与法律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媒体政策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其他 0 1 1 3 6 1 6 10 0 4 0 31 总计 9 21 25 21 50 32 44 77 40 56 9 384 图三显示了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主要特点是，国外研究重点在于一些传统领域，如新闻、广播电视、电讯、电影、广告和媒体。这些领域的研究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几乎每年都有论文或专著出版。而有关新技术与媒体和信息审查的研究则起步晚、进展慢，数量也不多。 几乎被冷落的领域有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公关。在整个研究时段里，有关公关的书目有3条，而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和媒体政策分别只有1条。

转贴于 3. 研究成果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情况 核心学术刊物在本研究中指出的是《新闻季刊》、《传播学报》、《亚洲媒介》、《报刊学报》、《亚洲传播学报》、《电讯政策》和《亚洲广告与营销》。按发表数量来看，《报刊学报》名列前茅，其次是《亚洲广告与营销》。发表在这些核心刊物上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只有92篇，占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总数（337）的27%。其中有关新闻和广告研究的论文最多，分别是25篇和27篇，见图四。 图四研究论文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情况 研究课题 报刊学报 亚洲广告与营销 亚洲传播 电讯政策 亚洲媒介 传播 新闻季刊 新闻 15 0 4 0 1 2 3 广播电视 3 0 2 0 3 1 0 广告 3 21 2 0 1 0 0 电影 0 0 0 0 1 0 0 电讯 0 0 0 4 0 0 0 媒体研究 2 0 0 1 0 2 0 新技术与媒体 0 0 0 2 0 0 0 信息审查 0 0 0 0 0 0 0 新闻与传播教育 1 0 0 0 0 0 0 政治传播 3 0 0 0 0 0 0 媒体与青年 0 0 2 0 0 0 0 公关 0 2 0 0 0 0 0 媒体道德与法律 0 0 0 0 0 0 0 传播历史 0 0 0 0 0 0 0 媒体政策 1 0 0 0 0 0 0 传播理论 0 0 0 0 0 0 0 其他 3 3 2 2 0 1 0 总计 30 26 12 9 6 6 3 三、 讨论 以上结果表明，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近半数是由华人学者所做（46.9%），见图一。其中有大陆背景的华人略多于没有大陆背景的华人（98对82）。而非华人学者也不少（136），占总数的35.4%。从参考书目中的作者分析来看，海外华人学者与大陆学者合作研究并或合作出版专著的寥寥无几。图一也显示，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合作研究并或出版专著在数量上很少，只有35条书目，占总数的9.1%。这说明了一个缺少合作的问题。国外华人学者或非华人学者独立研究固然可以提供不同的观点和见解，但是缺少合作研究不论是缺少国外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之间的合作还是缺少他们与我们国内学者之间的合作，都会出现偏见而不能准确地反映中国传播的现实。 本研究的作者分析发现，我们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少在海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主要原因 在于我们的论文写作尚未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具体表现在写作格式和语言上。同时，我们不够重视述评文献并在其基础上引出研究问题。就写作格式而言，相当一些论文与国际学术刊物的写作要求不接轨。这里不仅是语言问题。国内有些论文分析过于宏观，表述过于笼统，文章结构不符合学术论文规范，没有文献述评，没有交代研究方法，没有注明出处，或没有参考书目。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年青学者的外语水平相当不错，完全可以用外语或与国外学者合作。大学和研究机构理应鼓励他们多在国外学术刊物上，介绍中国传播学研究成果。 基于目前我们缺乏科研经费和研究水平尚待提高的情况，我们国内学者应加强与国外学者合作，共同研究中国传播，把中国传播介绍到国外，让国外更准确和更完整地了解中国传播。目前，中国大陆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他们的成果很少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导致了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一种偏见，认为研究太少或科研水平太低。 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显示，国外研究侧重新闻、广播电视、电讯、电影、广告和媒体等领域的研究，而忽略了其他传播领域的研究，如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公关。这些被忽略的研究领域也是导致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研究片面了解的因素之一。这些领域在国内已有一些研究，但是其研究成果尚未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我们应将这些研究成果通过国外学术刊物介绍给国外学者，使得中国传播研究在国外有较全面的介绍。 就研究课题而言，文献中尚未发现有关中外学者对相同课题进行比较研究。比如有关报纸新闻报道的比较研究、电视节目效果研究、广告效果研究等等。可以对比的内容有：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等等。通过比较国内学者对中国传播的研究和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的研究，中外学者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水平。中国传播研究起步很晚，还有许多方面或领域值得研究或许多研究结果值得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让更多的学者、决策者以及其他有关人员或部门全面了解中国传播状说。同时，中国在国际上日益上升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兴趣都要求有更多的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因此，国内学者要努力争取在核心刊物上多。 四、 结论 国外华人学者之间，国外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之间，尤其是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之间，应加强合作研究。独立研究固然必要，但是难免会有偏见或片面。而全面和准确地研究或了解中国传播，则需要中外学者之间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和竭诚合作。全面的文献书目介绍及其可得性是一种互通有无的途径。通过文献书目的介绍，中外学者在选题时对中国传播研究的现状会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要与国外学者合作，我们国内学者要尽快在研究方法和运作方面与国际接轨。同时，我们要力争把我们的研究成果通过国际核心学术刊物介绍到国外，让国外更全面更准确地了解中国传播及其研究。 注释： Anura Goonasekera & Duncan Holaday (Eds.) (1998). Asian Communication Handbook.Singapore: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re and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mran Kaur， “Bibiographic Series.”In Anura Goonasekera & Duncan Holaday (Eds.). (1998). Asian Communication Handbook. Singapore: 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er and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Nanyang T echnological University. 参考的核心刊物为： 《传播学报》(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亚洲传播学报》(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新闻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 《亚洲媒介》(Media Asia) 《报刊学者》(Gazette) 《亚洲广告与营销》(Asian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电讯政策》(Telecommunication Policy)

转贴于

新闻传播核心论文范文第12篇

一、应用型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的新特点

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以及培养方案上都继承着文学学科的诸多传统。与传统的以理论教学为主的教育模式相比，应用型新闻传播学人才的培养模式更加注重实践教学，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技能化是应用型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模式的目标之一，这就要求我们要改变传统注重理论知识传授的教学理念，加强对学生实践及动手能力的培养。因此，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都要从偏重于理论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向实践教学方向倾斜，通过现场教学、实验教学以及媒体教学等方法，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强化以掌握技能为主的实践教学环节，确保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实践教学不少于总学分（学时）的15%。

第二，在教学方法上要突破改进个别课程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做法，强化对新闻传播学这个专业的系统性规划。新闻传播学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应用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不仅仅是某一门专业课教学方法的改进与提高，而是整个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的总体规划和统筹布局，要更加注重现代技术运用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各门专业课程的有机衔接来提高学生的整体实践能力。

第三，在实践资源的利用上，要改变以往单一的实验室教学，注重校内、校外实践平台的建设。一方面，通过全媒体实验教学基地的建设，为学生提供校内实践锻炼的机会，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与创新意识；另一方面，通过与新闻单位共建的校外实践平台，加快学生走向媒体的实训，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和职业精神。

二、应用型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探索

根据2013年6月9日教育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师资队伍建设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意见》，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主要包含两种模式：一是培养具有全媒体业务技能的应用型、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二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国际新闻传播人才。现结合长沙理工大学新闻系的一些教学改革，谈谈我们对于应用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探索。

1.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一直以来，以教师为中心和以学生为中心这两种教学理念成为教育界的激辩焦点。在新闻传播学的高等教育中，讲授新闻理论、示范新闻技能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一样重要，毕竟学习过程并不简单是信息的输入、存储和提取，而是新旧经验之间的双向的相互作用过程。[1]因此在课堂教学的实践中，我们主张以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为导向，强调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对所学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突出教师主导、发现以及中介的作用，及时诊断并纠正学生错位的现象，实时引导并鼓励学生创新思维。总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既是建构主义教学方法的基本要义，又是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客观要求。

2. 高校和媒体密切合作的教学管理模式

高校和媒体密切合作的教学管理模式是一种学校和媒体双方共同参与的以市场和社会就业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高校和媒体的密切合作是指利用学校和媒体两种不同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采取课堂教学与学生参加实践工作有机结合的方式，以新闻媒体为横坐标轴，以媒介技术为纵坐标轴，致力于提高学生的媒介素质和媒体实践能力，目标是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面向新闻媒体的应用型新闻传播人才。

我们根据媒体对新闻传播人才的需求，结合高校教育的特点，邀请湖南省内的省、地（市）广播、电视、报纸、网络媒体，联合探讨制定应用型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的整体方案、具体课程以及相应的考核标准。与此同时，与上述媒体单位积极合作，共同建立新闻实习基地。在应用型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模式中，新闻系、学院以及实习基地各有分工，协同合作：新闻系主要负责制订教学大纲，完成课堂教学；学院主要负责审核培养方案，监督教学计划；新闻实习基地主要负责师资践习、实习与就业等工作。

3. 应用型的教学培养方案

新闻实践教学与新闻理论教学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体系，两者互相关联、密不可分。而应用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更加注重实践教学环节。

在实践教学的设计上，我们首先将实验课的部分从原来的理论课中分列出来，如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电视摄像与编辑制作、新闻摄影、报纸编辑与电脑排版、广播电视新闻采访与写作、网页设计与新闻网站建设、多媒体设计与制作等课程设立了专门的实验课。与此同时，还在大三第二学期开设了一门实验综合课新闻采写编评一体化，对所学的实践技能进行逐一过关和综合应用。其次，实施新闻写作训练计划，培养学生写作意识和动笔能力。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学生每学期要完成至少8篇习作，四个学期需要完成30篇。其中包括消息、通讯、评论在内的新闻稿件20篇，包括散文、古典诗词、新诗、小说、剧本等文学性文体，调查报告、说明文、策划方案等应用性文体以及书评、学术论文等在内的文学及其他稿件10篇。再次，新闻专业实习循序渐进，四年不间断。从一年级的见习型的学习，到二年级的专业性的实践，再到三年级的专业强化性的训练，最后到四年级的准就业型的实习，每一年都有不同的要求和目标。通过四年不间断实习，提高学生学以致用和不断创新的素养。最后，注重学生实践成果的展示和宣传。每年举行新闻专业学生技能素养展演活动（摄影、DV、报刊作品等），通过对实习作品的展示和宣传，肯定学生的实践成果，鼓励学生积极实践。

4.CDIO的专业课教学实践

CDIO是对杜威做中学和基于项目的教育和学习的概括与表达，即在课程教学中反对学生对课本知识的死记硬背。CDIO代表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和运作（Operate）。CDIO旨在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基础知识、个人能力、团队能力和系统能力这四个层面的综合能力。

《采写编评一体化》课程是一门采用做中学和基于项目的教育和学习教学模式的专业技术课程。美国哲学家芬伯格曾说：教育的核心应该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这种教育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全媒体新闻人才培养创新基地的成立与建设以及新闻系自办的新闻网站新闻起跑线，不仅为专业课的实践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更重要的是为师生提供了良好的互动平台。《采写编评一体化》是新闻学专业的一门必修课，是学生在大一和大二学年修读完新闻实务课程的基础上开设的新闻综合业务课程，也是为本科三年级学生暑期开始的毕业实习设置的应用性实践课。其目的是在学生进入媒体实习之前，依托新闻创新平台（新闻实验室）和进行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新闻采编业务实战训练，以便在进入媒体后即可顺利平滑地开展新闻业务各个环节的工作。

5. 在媒体实践中锻炼学生的应用能力

课堂教学为应用型新闻传播学人才的培养积累了理论知识和媒介素养。但是，学生究竟是在纸上谈兵还是能够学以致用，就要通过新闻媒体检验这一关了。

我们的专业实习自大一至大四连续三年不间断，集中安排在夏季学期并主要在新闻单位开展。专业实习（一）主要检测学生理论学习效果，熟悉专业媒体的采编流程，掌握一定的采编技能；专业实习（二）主要提高学生的媒体采编、策划等实践能力；专业实习（三）主要强化学生全媒体背景下的综合应用能力；毕业实习主要以就业为导向，着力展示、推销自己的新闻职业素养和技能。上述新闻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均要求每位学生提交一定数量的具有较高质量的作品，根据每年制定的考核标准进行打分。通过媒体实习，学生得到了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媒体实践之机会，强化了学生的新闻应用能力。与此同时，还能查缺补漏，及时掌握自己的优劣势，为后继学习明确方向。

6. 课程考核

在应用型新闻传播人才的教学实践中，不仅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培养方案需要改革，传统的考概念、考原理式的课程考核方式也是我们的改革对象。除了像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以及中外新闻史这样的专业基础课程外，大多数专业方向课程以课程项目（新闻作品）代替了背书+笔试的考核方式。

在新闻摄影、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报纸编辑、采写编评一体化、电视摄像与编辑制作、报纸编辑与电脑排版等专业必修课教学中，采用学生自主组合的方式，自行选题进行审核，完成一个系列摄影项目、采访专题、出版报纸以及电视节目制作。期末考试时，上述学习小组通过PPT的形式在课堂对本组的摄影作品、采访专题、整版报纸以及电视节目进行展示和介绍，通过现场展示以及师生问答等方式完成成绩评定工作。这种课程考核模式既能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能培养学生动手制作（摄影、采访、报编、节目）等的能力，还能提高学生的团队意识与合作精神，同时对专业课教师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新闻传播核心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微媒体；传统媒体；重构

新闻是指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播。新闻定义中的传播主要指“大众传播”，即职业传播者通过某种现代化的传播媒体向大众人群传递信息的活动。随着“全球在地化”的深入和互联网文化的进驻，中国的传媒发展已与世界接轨，新闻传播已经发展到从最初的整体、宏大、秩序进入到个体、碎片、张扬的微媒体后福特主义阶段，个体意义上的事件性和参与性已经成为微时代的显著特质。当微媒体在新闻传播方面展现出积极生长的同时，却也带来了亚文化趣味的征引和消极的时代症候，这些都给传媒工作者和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笔者在本研究中试图通过微媒体和传统媒体新闻传播的特质及关联性，探讨微时代下新闻传播的交互立体化发展规律以及重构机制。

1.传统媒体新闻传播的影响及显性特质

在人类信息传播的发展历程中，新闻传播以权威性、时效性、真实性以及社会舆论的引导性始终占据着传媒的高地。新闻传播的载体和途径从广义上分有两种方式，传统媒体和微媒体传播。传统媒体是相对于近几年兴起的互联网媒体而言的，即通过某种机械装置定期向社会公众信息或提供教育娱乐的文艺样式（包括报刊、报纸、广播、电视等）。即使在微时代得以正式具名的维度下，传统媒体新闻传播仍然在信息内容生产、深度专业化报道、资源配置、机构规模、行业主导权及权威性等方面表现出极强的竞争力和鲜明的特点。

1.1强大的新闻信息内容生产能力以及高质量、标准化的专业制作团队

国外一项名为《在线读者行为报告》的研究表明，选取数百万博客和社会微媒体网站的信息内容进行分析，80%以上的链接都以传统媒体机构为信息源。实则是说当今炙手可热的微媒体传播平台内容的生产能力还是有限。由于中国的媒体机制形态（微媒体在新闻上的采编权相应受限），这种现象在中国体现得更为明显。中国的传统新闻媒体机构有着庞大的规模、优秀业务能力的记者和采编人员、一定区域内最专业顶级的制作设备，这些配置都决定了传统媒体在新闻制作领域的高质量、高标准以及无法撼动的资源优势。

1.2高水准新闻信息内容的深度挖掘和提升能力

相对于时下微媒体为受众提供的“信息快餐”，传统媒体固有的资源厚度在全面调查、深度挖掘、后续跟进等方面具有其后发优势的显著特点。

1.3悠久历史下积累的新闻品牌知名度以及资源优势带来的权威性

传统新闻媒体机构大多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历程，期间人类社会经历过战争、经济低迷和衰退、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技术革命等多次各领域的剧变，传承至今的新闻媒体在公众心中有着很高的知名度，这一特点造就了传统新闻传播的权威性以及真实性。

2.微媒体在新闻传播中的角色扮演

什么是微媒体，从字面上看似乎只是我们用的微博、微信，其实不然。“微”是相对于“宏大”而言的，而微媒体所代表的个体、差异、多元是相对于福特主义阶段传统新闻媒体的整体、秩序、统一而言的。表面上微媒体来自于对“微小、平凡、时效、自由”为表征的新媒体文艺式样和社交传播方式（博客、微博、论坛、微信、微小说、微电影等）的点题，但实则是对网络文化日渐渗入到人类的日常生活细节，且促使人们用互联网的思维表达去看待世界的总结。微媒体的时代是一个后福特主义文化态势在城市社会中得以广泛深度发展的时代。而微媒体新闻的正式具名，更可以看作是互联网文化更大范围地进驻人类社会生活核心场域的标志。这使得我们开始重新思考新闻传播与世界、国家、社会、个人之间的多元关系。这种多元关系使得微媒体新闻传播的特征更加凸显。

2.1传播内容的个性化、碎片化，传播行为的去中心化

方兴未艾的微媒体时代赋予了现代普通人进行传媒艺术创作和传播的条件，新闻传播的概念被扩大化，而“微”所指向的是一种个体的兴起，是以个人为单元、个体为终端的新文化思维与文化态势。用户可以针对任一新闻事件选择不同的视角和出发点进行和评论，并且这些信息具有很强的自由性、去中心性、碎片性。在微媒体传播的维度下，新闻传播的媒介议程设置及新闻价值的判断更趋向于多元性、灵活性、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为代表的后福特主义艺术话语。

2.2传播架构的超级链接化带来的迅速时效性

借助无线网络和移动终端，个体有条件全天候、全时段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及评论新闻事件。这种时效性有时甚至达到了新闻事件发生过程中，传播就已经同时实现的程度。这都是人类进入微媒体后福特主义阶段以来一以贯之且积极增长的文化生态之一[1]。

2.3传播频率的几何级数化带来的高覆盖性

微媒体新闻传播从首位者开始就以指数级方式扩散，这种原子裂变的传播方式可以使新闻信息在极短时间内覆盖全网。正是微媒体平台新闻传播的这一特质，赋予了新时期新闻传播彰显人类文化传播范式重要变革的价值。

2.4平等交互带来的及时纠错性

在当下以交互为核心精神的web2.0时代，各阶层民众在互联网平台上享有平等的信息权。这种交互平台可以接收来自不同群体阶层的观点及声音，有利于还原新闻事件真相和综合客观评价，对于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能够起到纠错效果，体现新闻的真实原则[2]。

3.微媒体与传统媒体新闻传播交互发展的异同及优劣势

在新闻事件发生和过程中，微媒体和传统媒体都以新闻事件播报的真实性、时效性作为主要追求目标；都需要对新闻事件本身及其发展过程进行跟踪、评论和深度挖掘；都受当下传播营销学影响体现出明显的亲民化倾向。微媒体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新闻固有的媒介议程，其时效性、广泛性、互动性、参与性等积极因素客观存在，但这种“我既媒体”弱化媒体把关人的“公民新闻时代”有其固有的亚文化征引和消极价值观等时代症候，如新闻信息量大但良莠不齐（虚假新闻、炒作新闻、无效评论）；公信力不足可信度低；新闻选题规范化、专业化偏低等。而与之相对的传统媒体新闻在时效性及广度上略显逊色，但其优秀的品牌知名度、丰厚的资源配置以及强大的信息内容生产力造就了传统媒体在新闻制作上的高标准专业化、深度挖掘剖析的持续化、真实权威的引领化、舆论导向核心价值的建构化等优势。

4.微媒体与传统媒体交互立体化发展下的新闻传播重构机制

新闻传播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微媒体与传统媒体是这个时代新闻传播的共同载体，微媒体思维模式的大范围进驻虽然对传统媒体构成了不小的冲击和挑战，但微媒体的发展速度及现状并未跨越人类生物学的一个代际尺度，中国新闻传播场域中依旧是微媒体和传统媒体并存的格局，二者融合实现全媒体新闻传播战略是历史的必然，这体现了全球格局、在地路径的整合传播意识。

4.1传统媒体和微媒体在新闻传播上实现交互借鉴

为增强媒体竞争力，各大传统媒体均开设了网络版、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抢占新闻先机。但微媒体平台不是摆设，要积极开展平台互动，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不再被动接受信息，而是真实地参与到新闻本身，此时个体所体验到的代入感和认同感都有利于新闻本身的关注度提升。另一方面微媒体要尽可能地规范新闻选题和内容的范式，加强与权威媒体的合作，引用主流媒体的视频、声音、图片等资料提高自身公信力。

4.2传统媒体应通过价值观导向引导微媒体建构良性新闻传播环境

微媒体新闻传播的特质决定了其传播中的负面信息及虚假新闻会以几何级数化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给公众生活和核心价值观造成严重的影响。传统媒体此时应发挥自身权威性、舆论价值强的资源优势，引导、协助微媒体完成新闻的筛选，建构和谐的新闻氛围。

4.3.传统媒体和微媒体建构交互立体化的多维新闻传播空间模式

在新闻报道过程中传统媒体和微媒体应有效地结合，微媒体由于时效性强的特点可以担任新闻事件第一时间的报道，抢占新闻先机。传统媒体因为其专业性和权威性强而随后以更充分的策划、采编、制作，更全面、更有深度、更有连续性的报道，并在报道中纠正负面虚假新闻，引导健康的价值观取向。整个过程中力争做到新闻传播的多场域、多类型、多层面的交互立体化播报模式，建构多平台融合的全媒体战略。今年的“两会”报道期间很多主流媒体开通了网络上流行的直播间，题为“直播两会”；前段时间央视《新闻联播》推出的系列专栏“点赞中国”，这些都为传统媒体与微媒体相融合借鉴提供了颇有裨益的案例参照。赛博空间下的新闻传播已由单向线性传播转变为交互立体化的多维网状传播，怎样更好地体现当代新闻传播的文艺修辞能力，是“全球在地化”语境下中国传媒发展的核心场域。应充分利用各媒体平台的优势进行交互融合与重构，共同营造全媒体新闻传播的新世态。

参考文献

[1]黄洁沁.刍议自媒体新闻传播对传统新闻传播的影响[J].新闻传播，2015（10）：36-38.

新闻传播核心论文范文第14篇

从心理学的角度透析新闻受众

勒温在《拓扑心理学》中揭示了“心理场”的作用。场论适用于每一个社会个体，对外界信息的敏感是个体内心的相应反馈。这就说明仅仅用“趣味性”、“接近性”来激发受众求知欲是远远不够的。新闻信息的和接收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基本需要和准需要相互结合的产物。

在新闻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人们的反应往往是本能的，本能地传递信息，本能地接收信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新闻信息传递的本能性征在进入具体传播环境时，会出现本能接收与选择接受的矛盾。这是因为：在不同的传播环境中，人们接收信息的动机不同，人们在某一环境中可能出现的心理紧张状况也不尽相同。大多数情况下，受众会选择接受自己需要的信息。因此，这时的信息传播与接受正是满足了新闻接受者和传播者的需要。

从大众传播研究的角度看，其与心理学相互延伸的轨迹越来越清晰。从个体到群体、从特殊到一般，从较小的范围逐渐拓展到更大的空间，无不弥散着受众心理研究的味道。

从现代媒体的实际收益来看，受阅者对新闻信息的取舍、好恶，关系到媒介生存和发展。简单地说就是：他们的态度会影响媒体的信息功能。所以更为透彻、主动地通过心理学去研究受众的内在需求十分必要，因为媒介所面对的群体并非都会主动表达思想，大多数情况他们以沉默的状态存在。

以社会学的角度审视新闻互动

事件发生信息采集媒介整合新闻传递接受评价，这似乎是新闻流动的完整线路，但是形成该线路的环境是什么呢?李良荣的《新闻学概论》中有这样一句话：“新闻作用于社会，又被社会所反作用。”显而易见，社会因素是包裹新闻流动的外部环境。具体来讲，这种双向互动的原因是由如下方面构成：

首先是要满足公众的知情权。遵循新闻报道的真实性，真实而公正地报道和评述新闻，这是社会与公众对媒体传播最基本的要求。

第二是舆论监督、引导作用。比如突发事件通常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很大影响，此时大众媒介的监督和引导非常关键，它能够有效监督政府行为，从而为有效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提供保障。

第三是促进社会稳定。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介营造的社会文化环境相对于平常时期，对急需引导的民众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此时政府也需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把政府的行为、态度、要求等等传达到民众当中。

第四是有效控制突发事件传播的程度、构建社会健康心态。在突发事件的传播中，媒介还必须清醒地把握好突发事件的传播程度、视角、态度等等。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的状态、结构、心理、主流意识形态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其中产生的文化产品。毫无疑问，具有文化属性的新闻也无例外地接受着这种“反作用”，所以在新闻理论的学习中就不得不考察目前的社会形态，研究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这对挖掘新闻的社会深度极有益处。

以传播生态构建传播环境

新闻学的学习离不开传播学的知识，在新闻理论的探讨性学习中，经常会与传播学的相关知识融合，尤其是学界目前很关注的传播生态问题。

对传播生态的关注在目前的传播学界并非鲜有之事，许多学者都对此做出过分析。笔者认为，对一个地区的传播生态的研究应该从两个层面做出定位。其一是传播气候，也就是弥散、渗透在该地区的大传播背景。其二是传播氛围，即该地区特有的文化、经济、受众等因素凝结而成的具有区域传播特性的多维时空概念。这两个层面具有相互作用的能力。传播气候影响和制约区域传播氛围，同时不可忽视传播氛围的自身调控和抵制作用，对于传播气候它拥有吸收融合与排斥摒弃的自养行为。正是由于这种行为作用，对传播生态的研究既要“综合治理”又要“因地制宜”。以下图所示进一步说明：

传播生态内的层次互动

以外部圈层作为传播背景，它的特征是具有中心扩散性，从传播的核心区域逐步向外延展。但是其传播效果也会随着外散而减弱。

图中A区为传播的核心区域，信息穿透力、传播理念以及传播方法都较为先进，并以不同力度弥散在整个传播空间当中，是信息流动最活跃的地区。B、C、D、E四个区域为传播大生态背景下的单个传播区域，它们受到A区的扩散影响，同时又根据所在的不同区域表现出不同的传播个性。

值得注意的是，可将B、C、D、E四个区域相对于A区的辐射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区域(如上图所示)，每一个区域所受到的辐射程度不同，传播氛围也不尽相同，越靠近核心区域所受到的影响就越深刻，反之亦然。不同区域之间有时也会形成传播活动，将某些共性体现出来，可能形成更大的区域传播生态。

新闻传播核心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媒体责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艳照门”事件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3-0006-02

从2008年1月27日开始，陈冠希等艺人的“艳照”被上传至网络，这一事件闹得满城风雨，直至今日，还有不少媒体在炒作进行后续报道，这件事似乎仍有浇不息的火苗。在这一事件发生后，各大主流媒体都在第一时间给与了报道，甚至所有的娱乐版面都给了这一报道，而且大多数报道仅仅是对此事件照片的再现，对当事艺人绯闻事件的捕风捉影，原本一件不应当也不值得大肆渲染报道的桃色新闻却被媒体无限放大。

一、媒体大肆报道“艳照门”事件的原因

1.满足受众的窥视心理

从读者心理学来讲，负面报道要比正面报道更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从受众的求新心理表现来看，受众渴望了解那些未知的新鲜又刺激的事物。熟悉的生活，接近的环境，趋同的认识，连篇累牍地作用于读者的感官，会让受众产生烦躁的消极情绪。而充满神秘感的事物会满足人的好奇心理，受众对刺激奇特事物的追求，促使媒体不断发挥充当“狗仔队”的作用。而“艳照门”对于广大受众来说就是一件让人感到很震惊的新闻，受众为了满足自身的好奇心理与窥视欲，而希望从媒体中得到更多地有关“艳照门”以及涉及到的艺人在“艳照”被曝光后的生活情况，媒体为了迎合受众的需求，而一味地对该事件进行报道。“一桩事情含有人们感兴趣的元素，并且令人心悸，并不说明它就有刊登报道的价值，这只会成为一些没有头脑或不负责任的媒体的借口。”[1]有意义的新闻应该是指那种能引发公众理智的讨论，达成合理的判断，从而有助于改善社会风气、建立和维护社会和谐。

2.媒体自身的价值诉求

在信息社会，媒体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媒体要生存要发展，必须追求商业利润，而商业利润的高低与媒体的发行量、点击率和收视率又是息息相关的，即发行量、点击率和收视率越高，媒体的广告收入就会越多。媒体为了追求高的商业利润，不惜违背新闻从业人员应该具备的职业道德和新闻伦理道德，而专门刊发黄色新闻、桃色新闻、绯闻事件或是虚假新闻，以吸引和刺激受众的眼球，全然不顾媒体所肩负的传播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社会责任。

在“艳照门”的报道中，媒体一味地降低趣味，发表庸俗的照片，尽管对这些照片有所保留，但是堂而皇之登载在报纸上，仍然很伤大雅，而且媒体的报道方向也很有失偏颇，不是对此事正确的评价上，而是大肆渲染又有某某的艳照被上传，然后报道这些明星在照片被曝光之后的生活怎样。媒体只是想通过这些爆炸性的新闻来吸引受众的眼球，从而提高媒体的发行量、收视率和点击率，以获得更多的广告业务，赢取更多地的利润，媒体在商业利润和社会公共责任上是失衡的。

在实现社会公共责任、倡导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媒体应负有义不容辞的职责。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内容而言，应该是一个包含思想理论、理想信念、道德准则、精神气质和社会风尚等内容的价值认同整体。在一定社会的价值体系中，有些价值观处于主导地位，有些价值观处于从属地位。处于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代表着一定社会价值体系的本质特征，体现着价值体系的基本价值倾向，统率着处于从属地位的其他价值观念，我们谓之“核心价值观”。它是一个社会必须长期普遍遵循的基本价值准则，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的、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及价值追求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社会存在及利益主体的多样化，导致价值取向的多样化，这在我国已是不争的事实。“[2]正因为我国在当今时代面临“价值冲突”的现实，而媒体具有社会遗产传承的功能，媒体应承担传播先进文化的功能，更应该为传播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价值理念和先进文化而不懈努力，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媒体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了社会责任论，这是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修正。它的理论基础是人与社会、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它强调大众传媒要履行社会责任，要对社会与公众负责。强调从道德的层面来规范新闻传播行为。主张实行严格的行业道德规范，来保证媒体实现其社会责任。”[3]

“所谓媒体责任，是指新闻媒体作为一种社会公共组织所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媒体除了报道事实、传播信息，传授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引领先进文化、引导社会主流价值，为促进人类社会进步营造舆论氛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靠媒介从业人员的新闻自觉。”[4]

媒体应报道受众应该知道的而不是一切想知道的信息。“艳照门”事件是受众想知道的，但这一事件的过分渲染必会造成整个社会风气和道德观念的下降，据报道，广州的中学生孩子们热议“艳照门”，不断搜罗最新艳照，这引起很多家长及老师的担忧。因此，媒体不应是不遗余力地对此娱乐桃色事件如此重笔墨报道。媒体应当好“把关人”的责任，传播对受众有益的信息，正确引导舆论，使社会舆论氛围处于良性状态下发展。媒体可以通过报道与大众生活紧密的民生新闻、一般的科普知识、健康文化等新闻来满足受众的需求，以引导和提升受众的生活品位、思想素质和文化素养，倡导积极健康的社会生活环境。媒体承担社会责任时不能假借道德的理由，对于社会伤风败俗，如“艳照门”之类事件，着意描写，迎合低级趣味，煽动低级情感。

媒体不能再持“受众即市场”的价值观念，不能把收视率、发行量和点击率作为判断自身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而应把公益性和社会效益放在首要的位置上，受众不再是单纯的消费者，而且还是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媒体过多地报道类似“艳照门”这样的庸俗新闻只会引起受众对媒体的反感与不信任。媒体应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切实传播如“和谐、民主”等主流价值观念，传播先进文化，报道受众应该知道的促进其自身发展的信息。

三、对增强媒体责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几点思考

从议程设置理论我们可知：“大众对当前重要问题的判断与大众传媒反复报道和强调的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传媒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5]正因为媒体对“艳照门”事件的大篇幅高强度的报道，才使得大众对“艳照门”事件过度关注。媒体对这种低俗新闻的过度报道，更引发了大众对那些不堪入目的照片的关注，以至整个社会舆论环境恶化。因此，媒体首先应该对社会各种信息进行判断，把具有传播价值、能够引领社会主流文化观念的信息报道给大众。要做到这样，媒体应该从以下几点出发：

1.媒体应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一步树立社会公信力，自觉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建设和谐文化出力，将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为自身的传播理念，大力传播先进文化和健康有益的文化，用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和文化追求。媒体的报道内容应该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认同，引导大众形成正确的思想意识，共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2.媒体应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思想素质和新闻职业道德素质，培养职业精神，尤其是要提升新闻从业人员的政治素养，他们应该懂得，在我国，新闻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任务是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媒体要宣传主流价值观，将健康向上阳光的信息传递给大众，增强受众对媒体的认同感；

3.媒体人员要深入了解群众，了解什么才是大众最想知道而且是应该让他们知道的信息，从而进行报道以满足受众的需求，增强媒体自身的报道内涵，同样是可以吸引受众的，并不是一定要刊发庸俗的桃色新闻来吸引受众的眼球，媒体可以将社会效益与商业效益同时做好的。

在信息传播快速发展的今天，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是巨大的。人们通过媒体了解社会的发展、社会的热点问题，从而在媒体所倡导的价值观中调整自己的价值追求，不断完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使自我实现的需要奠定在社会需要的基础之上，把对自我的约束纳入社会需要的轨道上来。因此，在传播过程中，媒体必须遵循一定的道德尺度，以保证最终传播意义的实现。

我们应当承认媒体面临的生存竞争压力是巨大的，但解决生存的方法决不是为了单纯地为追求商业利益而淡化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责任感，将公众与社会利益扔置一边。媒体应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为自身传播的价值主导，在新闻实践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理念，倡导“和谐、公正”的社会环境，教化受众、正确引导舆论。在实现社会价值的同时，追求商业利润，而不是舍弃社会责任盲目地追求所谓的商业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新闻觉醒，才能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不断推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推动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美]利昂・纳尔逊・弗林特.报纸的良知：新闻事业的原则和问题案例讲义[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 吴艳东.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厘清的几个问题[J].理论探索, 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