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第1篇

农业特色经济是在特色农业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概念。

目前对农业特色经济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甚至将农业特色经济和特色农业两者等同起来。实际上两者有不同的内涵。自1995年江西省提出了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后,理论界对特色农业概念进行了广泛的讨论,①对特色农业有多种表述:胡传铃(1996)认为特色农业是相对常规农业,主要指农产品及其初加工制品,包括特种种植业、特种饲养业、特种林果业、特种水产业和特种加工业等。

②王建农等(1997)认为特色农业是具有区域地缘、工艺特色和高新技术特色农业产业的总称。

③刘志民等(2002)认为特色农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业是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开发新产品或从事具有地区特点的农业生产活动。特色农业包括都市农业、旅游(观光)农业、精品农业、水体农业、立体农业、绿洲农业、旱地农业等。

④刘成玉(2003)认为特色农业是以生产特色农产品为目标的农业形态。

⑤上述对特色农业的表述看出,特色农业的核心目标是农产品,是一种以生产特色农产品为目的的农业生产活动,特色农业中强调的“特色”都是地域自然资源禀赋。农业特色经济是在特色农业基础上提出的农业经济发展新理念。目前,对农业特色经济的界定有:孙赛英,陈红儿(2003)认为农业特色经济是指一区域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竞争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力和生命力的与其他区域有明显不同之处的经济,农业特色经济的“特”最终是以农产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⑥周应堂,韩美贵(2006)认为农业特色经济是在一定时空内以特色为前提,以企业为基础,以产品、质量、品牌、技术、效益、规模为基本要素,在区域内外所形成的良好印象的综合体。⑦农业特色经济与特色农业的区别在于:

(一)特色农业是以生产特色农产品为目的的一种农业生产活动,而农业特色经济是将特色资源商品化,并通过对特色商品生产、营销、精深加工。品牌树立及维护等一系列活动所形成的一种经济综合体;

(二)特色农业的“特色”一般仅局限于地域的物质资源禀赋,而农业特色经济的“特色”包括地域物资资源禀赋、技术和人力资源因素、文化因素、品牌因素、市场因素、企业、企业集群和企业家因素(周应堂、韩美贵,2006);

(三)特色农业的核心目标是生产特色农产品,而农业特色经济的核心目标是形成聚集特色产业集群的农业特色经济区。

(四)特色农业的发展依赖于比较优势,农业特色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农业特色经济可定义为:农业特色经济是以一定地域内物质资源禀赋和技术、人力资源优势为基础,将区域内农业资源商品化,品牌化而形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成的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聚集的区域经济综合体。农业特色经济可以是以特色农业生态资源、特色地域文化、特色农产品、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和营销形成的特色品牌和特色产业为依托所形成的区域经济综合体。

二、发展农业特色经济的必要性和意义发展农业特色经济是由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内在客观趋势决定的。1997年党中央在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中国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农产品供求结构变化,由全面短缺转向普遍过剩(农业部软科学课题组,2000),需求数量达到饱和期,对质量要求提高,品种要求更加多样化(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0～2001)。农产品供求的变化导致了农业发展由主要受资源制约转变成主要受市场需求制约(孙赛英,陈红儿2003)。

发展农业特色经济是由农业竞争国际化的外在环境推动的。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WTO之后,农业生产面临着激烈的国际化竞争环境。一方面,许多国家为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巩固农业在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设置和提高农产品技术壁垒。另一方面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我国的农产品总体质量不高,很容易受到外国技术壁垒的阻拦。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产品质量管理体系尚未建立,存在农药残留、化肥残留、重金属、商业品质等方面的问题。发展以竞争优势为核心的农业特色经济,克服国际竞争中技术壁垒的阻拦,适应国际竞争市场,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一,发展农业特色经济有利于巩固我国农业的发展随着农产品市场的日趋饱和和人们消费结构的变化,食物消费的不断升级,对农产品质量要求更高,品种要求更加丰富和多样化,通过农产品生产、加工、营销,发展农业特色经济能更好地满足国内外消费者更高层次的需求和偏好,开拓国内外市场。

第二,发展农业特色经济有利于推进我国农业竞争模式的转变近年来,我国农业及农产品市场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虽然发展很快,但由于供给相对过剩,本论文由整理提品品种单一,经营模式雷同,大量同质产品和服务充斥市场,使得市场仍以价格竞争为主要手段。发展农业特色经济有利于推动农业竞争模式由单纯价格竞争转向非价格因素的竞争,鼓励农产品生产者通过改进质量,发掘特色、深化加工,创新营销来扩大市场份额。

第三,发展农业特色经济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收益农业特色经济避免了价格竞争,使农产品生产者、加工者、经营者通过所拥有的差异化竞争优势,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从而获得更高的收益;还可以分享生产、加工、营销中的增值利益。

第四,发展农业特色经济有利于形成我国农产品品牌,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品牌具有很强的累积效应,不仅直接代表了特定产品的质量,性能和信誉,而且还包涵更深刻的文化内涵(翁鸣等,2003)。消费者对品牌的偏好及对品牌的忠诚,使品牌产品形成无形的壁垒效应和不可替代性,从而更具有竞争力。

三、农业特色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分析农业特色经济是具有竞争优势的经济,农业特色经济的发展涉及竞争优势理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Michael•E•porter在《竞争战略》一书中提出获取竞争优势的三种战略,即成本领先战略、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差异化战略、目标集聚战略;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著名的钻石理论,即通常所说的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提出,一国的特定产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四个关键环境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政府”和“机会”两个辅助因素影响上述四个环境因素。

⑧将竞争理论应用于农业生产中,农业特色经济中所谓的“特色”竞争优势本质上是一种差异化的竞争战略,形成该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四种因素有:农业生产要素条件、农产品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农业经营企业状况(见图1)。

农业生产要素条件:农业生产的要素条件包括初级生产要素条件(如气候、地理位置、劳动力等)和高级农业生产要素(如农业技术、人力资本、现代的农业生产管理技术和基础设施等)。由于农业特色经济是农业生产、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相互结合的过程,对农业特色经济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现代的农业生产技术。国内的需求条件:根据竞争优势理论,需求条件可分为催生产业竞争力的需求条件和强化产业竞争力的需求条件。催生产业竞争力的需求条件包括细分市场需求、内行而挑剔的客户需求、预期型的需求。

强化竞争力的需求包括需求规模(国内市场的总体规模、客户的多寡)和需求成长的模式(国内市场的提早需求、国内市场的提早饱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由于农业特色经济发展的内因就是针对农业发展新阶段的供需相对过剩,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日益挑剔和细化,所以国内的需求条件对特色农业经济的竞争优势形成有重影响。相关和支持产业的发展:由于农业特色经济是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相关活动的经济综合体,可见农业特色经济是所形成的是一个休戚与共的优势网络资源,使得相关产业的“提升效应”得到充分发挥(见图2)。

图2农业特色经济发展的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以特色农产品生产为例)农业经营企业的状况:农业特色经济的主体主要是农产品生产企业⑨,其对农业特色经济竞争优势形成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经营者的素质。二是企业经营的规模大小。⑩经营者的素质和经营的规模对农业技术、人力资本、现代的农业生产管理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和使用、对市场竞争的驾御等都有影响,从而影响到农业特色经济的竞争优势。

各因素间的互动关系:拥有上述四个因素,并不必然拥有产业竞争优势,各个因素之间是彼此相互影响和促进的互动关系,形成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机遇和政府是辅的影响因素,对每个关键因素产生影响。如政府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的补贴、教育、资金市场政策会影响生产要素的供给,政府制定的农产品标准必然影响到需求条件,另一方面,政府也会受到该系统中其他因素的影响。机遇(如农业科技发明创新、全球或区域市场需求剧增等)在农业特色经济竞争优势的形成中是可遇不可求的偶然因素。注释:

①关于发展特色农业问题的学术观点综述.江西农业经济.1996.(6).第18页.

②同①第19页.

③王建农等.特色农业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农业经济问题,1997.(2).第57页.

④刘志民等.特色农业发展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2.(1).第8页.

⑤刘玉成.对特色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竞争力的理论分析.2003.(4).第2页.

⑥孙赛英,陈红论农业特色经济与农产品差异化竞争.农业现代化研究.2003.第347页.

⑦周应堂,韩美贵.农业特色经济理论问题研究.农业现代化.2006.(2).第26页.

⑧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⑨周应堂,韩美贵.农业特色经济理论问题的研究.农业现代化研究.2006.(2).第115页.

⑩陈卫平.农业国际竞争力: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经济体制改革.2002.(4).第95页.

参考文献:

[1]农业部软科学课题组.中国农业发展新阶段.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

[2]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0～2001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3]翁鸣等.中国农业竞争力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贸易理论 优势产业 比较优势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优势产业形成基础

（一）优势竞争理论

优势竞争理论来源于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的著作《国家竞争优势》，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波特根据当时的企业竞争优势和产业竞争优势情况，从微观企业竞争优势向国家层面的宏观竞争优势进行理论和实践推导，得出各国企业、产业以及商品在竞争优势上的表现千差万别，特定产业和企业在微观层面上的竞争优势具有累加和循环促进效应，进而形成整体性竞争优势，波特以此为根据，发展创立了用于分析产业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如图1所示，该模型表明了国家内形成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具有互助促进作用，关键要素的非均匀性强化会影响产业的升级潜力。

（二）“后发性”优势理论

“后发性”优势理论特指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地区以引入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学习国外成熟经验的方法而取得产业较快发展的模式，以开放的姿态而取得跨越式发展。这一产业优势理论的创立者为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他在总结上世纪六十年代意大利和德国战后重新崛起经验的基础上，以“落后优势”和“落后条件下的有利性”研究发展了该理论，格申克龙认为落后地区通过采取有别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更有可能实现较高的发展速度和产业繁荣状态，理由是相对落后的经济状态为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这种发展的空间性包括了制度性利好和技术性潜力等优势，通过积极的发掘，落后地区的潜在发展动能可以得到迅速释放，做到经济增长的“后来居上”。

（三）产业间比较优势理论

1.内生性比较优势理论。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将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扩展，由传统的既定经济结构最优资源配置过渡到经济结构与技术的互动演进，发展出内生性比较优势理论。杨小凯认为产业内生性比较优势和外生性比较优势区别在于比较前后的生产率差异，前者是基于生产方式和专业化的事后选择，可以在生产条件类似的国家间产生，不同的专业生产决策产生了不同的事后生产率差异；后者是由于先天性生产条件差异而产生的贸易效率区分，基于要素资源禀赋的相对和绝对差异，是由事前产业差异就决定了的。比较而言，内生性比较优势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具有更强的指导性意义。

2.传统产业优势理论。传统产业优势理论经历了由“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发展过渡。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主张社会主体以特长分工而进行专业化生产，实现全社会的最大化福利，分工在国家间进行就产生国际贸易；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突出了落后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认为只要具有产业比较成本优势就可以进行国际贸易，获取额外收益；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产品价格的差异最终来自国家生产要素相对存量差异，进而产生的比较优势决定国家间产业贸易的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和相对比较优势理论都设定了既定的生产要素禀赋条件，相对劳动生产率差异衡量的技术水平决定比较优势的形成，而要素禀赋论恰恰相反，以既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为设定依据，更多强调比较优势来源的要素存量因素。

3.产业内贸易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的解释既有经济学家林德的“需求相似理论”作为铺垫，也有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的补充完善，前者认为产业的初始状态为国内经营，产业的外延和国际化是因为国内市场的饱和或偶然因素作用，属于被动外延，且一般都限定在需求和国民收入水平近似的国家之间进行，理由是需求和收入差异较大的国家和地区间交集产品较少，产业内贸易联系程度低。克鲁格曼认为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是产业内贸易建立的基础，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产业间贸易和规模经济基础上的产业内贸易具有共容性。林德和克鲁格曼的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向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转变基础上，以规模不变向规模递增为假设，较为贴近现实，发展了传统产业比较优势理论。

我国优势产业理论研究发展的四维视角

核心视角。基于核心视角的优势产业研究将产业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作为定义基础。王德强（2008）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产业经济发展的核心环节是区域地理、文化、要素及劳动力生产优势，区域经济发展潜力通过优势产业集群效应得以体现，因此，建立区域经济优势要以建立区域内产业竞争优势为先导。基于核心视角的优势产业理论研究为区域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初始行动参考，相关的产业竞争优势领先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处于较为成熟的阶段，二者之间的结构相关性实证探析处于起步和探索过程。

产业视角。产业视角的相关研究以发展速率、行业关联以及经济增长贡献率作为基础。刘国庆（2010）将优势产业界定为在经济总量中占据权重较大、运行状态平稳、财务指标良好、资源利用效率高和进一步发展潜力较大的行业或产业，这类产业在既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都可以产生较高的投入产出比；李文学（2009）从产业的结构升级潜力角度对优势产业进行定义，认为优势产业可以指引产业升级，利税总量较高，既可以由关联性产业组成产业价值链，也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形成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产业网络。

贸易视角。国内关于贸易视角的优势产业研究以竞争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展开。孙友林（2011）认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优势产业概念对等，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的结合实际上就诠释了国家和地区的优势产业；吴志兵（2009）指出，地区经济的功能定位是优势产业基本立足点，在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地区的既定比较优势可以转化为产业内竞争优势，在国内和国际不同建设层次的市场中，优势产业在经济价值链条总具有影响力大、绩效高、市场空间广阔的特点。张亚林（2010）认为对于优势产业的界定不能局限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任何的偏颇都会导致概念混淆、指代不清。

综合视角。从综合视角出发的优势产业研究在贸易视角的基础上增加了主导产业理论，即优势产业概念包含主导产业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三个部分。赵坤鹏（2011）指出地区间发展的比较优势可以构成区域优势产业基础，地区间在自然资源、劳动力、地理位置和文化历史、科技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可以导致不同的空间和时间性投入产出比，进而体现地区产业竞争优势。洪建军（2010）认为优势产业首先必须是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主导产业，可以利用自身资源优势进行规模化生产，构成国内生产总值的较大比重，一般是以处于支配地位的行业或产业集合的形式存在。综合视角下的优势产业界定更为全面，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的概念。

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动态变化和可持续发展

（一）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

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是针对区域优势产业甄别而言，重点突出了在区分同一地区内不同类型产业比较的同时，还要注重不同地区间的同类型产业对比，将优势产业的界定放大到更大的范围内，产业的比较由区域内走向区域间。在区域间的产业比较中，用于比较的个体或集体间必须具备经济水平相当的特征，以此来避免对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产业优势而导致的无效现象，即不发达地区潜在优势产业可能会得到虚假评估，丧失优势地位。优势产业具备现实发展条件时，无论是大产业划分，还是产业内部细分，其范围都不再局限于一个或一类产业，多层次的产业集群优势得以呈现。图2说明了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

（二）优势产业的动态优势变化

国内外关于优势产业的研究大多突出和承认外生比较优势在产业发展起步阶段的重要作用，生产要素禀赋优势对地区产业专业化的长远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一般来讲，在认定产业具备外生性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企业和政府的共同投入可以使得产业进一步向内生比较优势发展，集专业化生产、规模经济、人力资源优势、产品富集性、需求供给因素和交易效率于一体的发展优势可以促进产业发挥领先作用，并推动相关产业成长。需要注意的是，后发性产业优势的形成需要在规划之初就制定相关的后发优势战略，学习和引进优势产业技术，借鉴先进制度管理模式，优势产业的领先地位实际贯穿产业发展进步的全过程，后发优势战略的制定实施对于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形成具有加速作用。优势产业动态变化过程如图3所示。

（三）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包含狭义的环境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包括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特性，产业竞争优势的可持续贯穿整体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当一个行业可以及时的制定并实施能够创造高额市场价值的战略，而任何的产业竞争对手和潜在进入者都无法及时的跟进或模仿这种战略，并且缺乏进入的能力和信心，就可以认为产业具有优势性和可持续性。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特性来自于七个方面，分别为产业环境、产业战略资源、产业核心竞争力、产业战略执行能力、产业内人才能力、产业文化以及产业创新力。获得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依靠耐心和长久经营，可持续竞争优势维护不能在当下就产生额外效益，即便是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是长久化行动。

结论

通过基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国内外优势产业发展研究可以发现，优势产业建立在地区性的外生性比较优势基础之上，通过实行先发或后发性的优势战略，产业内生性比较优势可以得到加速培养，进而过渡转变为竞争优势。以产业或产业群形式存在的优势产业依赖自身的经济优势，将持续性领先同地区不同类型产业和不同地区的同类型产业。

参考文献：

1.刘立民.区域优势产业发展分析-基于区位熵的实证分析[J].西部金融，2012（5）

2.张文武.我国优势产业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J].求索，2013（1）

3.安树伟.西部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优劣势分析[J].生态经济，2011（5）

4.王恩胡.我国西部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优化发展对策[J].商业时代，2012（1）

5.王业强.产业特征、空间竞争与制造业地理集中-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7（4）

6.汪戎.转变资源型产业发展方式的路径探索-2012年中国“资源型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J].管理世界，2012（5）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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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全成本

比较优势理论是同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半个多世纪的实证研究支持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贸易的基本动力(鞠建东等，2004)。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曾说： “如果经济学理论可以选美的话，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一定会摘得桂冠”。针对比较优势理论，已有诸多文献从假设前提、理论的相对静态性等角度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因此，这一理论尽管美丽，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就成本而言，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叶的交易成本不容忽视。例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义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这种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在微观层面，在大量国际贸易业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而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马建英，2009)；张友国(2009)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环境贸易条件恶化，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的环境规制力度不够，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市场外部性成本。还不能成为生产者决策的有效约束条件。可见，国际贸易活动中存在的与生态环境影响相关的成本格外重要。

鉴于上述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考虑，本文拟在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和成本观的基础上对之展开评论，并认为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需要进一步广义化——除了考虑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还应结合贸易理论和贸易现实的新进展纳入制度和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等要素。本文进一步地提出了基于广义要素的“全成本”(FC，Full Cost)概念，认为包含生产成本(PC，Production Costs)、交易成本(TC，Transaction Costs)、环境成本(EC，Environmental Cos[s)、代际成本(IC.Inter-generational Costs)等在内的“全成本”乃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成本观及评论

(一)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成本观

围绕着“为什么以及如何(Why＆How)发生分工与贸易”这一基本主题，国际贸易思想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别有对交换和分工的好处的描述。15世纪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由于将金银看作唯一的财富形态而将参与交换的商品排除在财富之外，进而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这与现实中“双赢”乃至“多赢”的贸易现象格格不入。可以说，重商主义对贸易的本质缺乏深入认识。那么，驱动国际贸易发生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围绕这一问题，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作出了各自的回答，从而形成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不同时期的种种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视野中，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于古典经济学时期，但在新古典乃至当代经济学中仍有着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看，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直在从不同侧面寻求产生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1)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导致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一般认为，由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绝对先进与绝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现象，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绝对优势理论的修正和拓展，并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2)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他的学生俄林(Ohlin)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3)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4)新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产生比较优势的新因素。进入21世纪，发端于梅勒兹(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后来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Theory)将分析视野由宏观、中观层面细化到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并认为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等均能形成一国的比较优势(赵君丽、吴建环，2008；樊瑛，2007)。

在国际贸易理论演进过程中，哈伯勒(Haberler)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引入“机会成本”概念重新阐述了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机会成本，是以一定数量的有限资源从事某种产品生产时所放弃的用同样资源生产其他产品可获得的最大利益。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机会成本就是‘某一种可能是’的预期价值”，“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他存在于选择者的头脑中，并且不能由居于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按照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基本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为：一国生产并出口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口机会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才能带来贸易利益。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Krugman＆Obstfeld，2004；林毅夫、李永军，2003)。

(二)　对比较优势理论成本观的评论

两方经济学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是“稀缺”。因为要素是稀缺的，于是需要将其在不同的用途之间进行配置、选择，因为有选择，就会产生机会成本。从主流贸易理论的发展史看，除了新新贸易理论对交易成本较为重视，西方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原因在于相关贸易理论对稀缺要素的认识不全面。从方法论上看，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同保护带。李建德(2000)解释道，研究纲领的内核是“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则是“依据这一组规则运用于现实世界时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根据这一思想，本文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中，其理

论内核在于“比较”，比较的基本对象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机会成本”；而该理论的保护带则体现在对稀缺要素和机会成本外延的界定。从主流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核至今仍然成立，而其保护带则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具体分析范围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调整，进而可能出现一些在以往分析中不曾被纳入的稀缺要素和成本项目。

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随着对制度、体制等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也认识到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是稀缺的。贸易的本质在于产权的转移，在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形形色色的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此即交易成本。而随着经济实践中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成熟、完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于是与此相关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不可或缺。但问题是在上述考虑的基础上，为什么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没在21世纪之前的贸易理论中得到足够重视呢?笔者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与主流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有关。从基本假设看，其一，主流贸易理论沿袭了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信息完全充分等假设，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对交易成本的分析；其二，主流贸易理论仅在纯粹的经济系统内考虑问题，尚未意识到生态环境的稀缺及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和成本，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引入环境成本；其三，主流贸易理论对“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在其分析框架下不可能引入对代际成本的分析。从方法论上看，

“边际革命”之后，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工具导向”，一种新的理论观点能否被纳入已有理论体系取决于其在数学上是否容易被整理。交易成本在计量和模型化方面的困难导致交易成本难以被纳入；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在产权界定上的困难进而导致完善的环境市场难以形成，缺乏完善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导致环境成本难以被纳入； “代际”问题(实质为“时间”问题)在思维上的复杂性及后代人在诸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谈判中的缺位，使得代际成本难以被纳入。本文认为，内容重于形式，不能因为形式化上的困难而否定了上述成本在理论和现实中的重要作用。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制度与生态环境

(一)　基本假设

本文从时空一体化思维出发，引入更贴近现实的人性假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本文在人性、时间、空间等方面的情况作如下对比，见表1。就人性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的“行政人”。假设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水文采用“行政人”假设；就其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经济人假定确实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至多限于当代人之问。而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应该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就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来看，考虑到“大自然制造土壤，参与氮循环、碳循环和水循环。大自然所做的这一切都具有经济价值，但是经济学家却称其为‘外部因素’，意思是经济方程式中没有这些：经济学家把维持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本文在经济一环境大系统中讨论国际贸易问题。

(二)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一：制度

主流贸易理论通常将制度视为一个外生变量，在制度给定的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从而没有考虑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常常被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未能产生足够影响，这本身是值得反思的。现实中，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诺思(North，1990)曾指出，“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南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格雷夫(GrEif，1992)则研究了在商业革命时期(11～14世纪)制度对远途贸易兴起的作用，认为马格里布和欧洲地区远距离贸易得以复兴是由于商业革命带来的制度变迁造成的。纳恩(Nunn，2007)对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各国的制度可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这表明，制度差异可以产生比较优势并启动贸易。

《国际贸易》教科书L说，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商品或劳务的交换活动。显然，这个“国际贸易”的描述性定义看到了贸易现象本身，但缺乏对贸易本质的深入挖掘。科斯(1959)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通过分析相关案例，明确指出：“权利的界定是这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最终结果(促进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并且他认为这才是科斯定理的实质。作为最了解科斯思想的经济学家，张五常(2000)也再三强调了这一点。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交换活动与其说是商品或劳务的交换，不如说是隐藏在商品或劳务背后的权利(即产权)的转移。依据科斯定理，国际贸易就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当然，产权进行转移(包括跨国转移)的基本前提是产权的清晰界定。在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引入适当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以约束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便是必要的。但由于没有认识到贸易的本质，以往贸易理论对制度、产权、交易成本的考虑很不充分。正如茹玉骢、金祥荣(2008)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真实世界的国际贸易活动，以合约为主线。一次成功的贸易活动，往往围绕交易前的准备、磋商谈判的过程、合约的履行而展开。其中，贯穿贸易活动始终的是合约，为了形成对贸易各方具有约束力的合法合约并履行之，需要进行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整个过程涉及到谈判(与语言、文化有关)、签订合约、执行合约(涉及运输、保险、商检、报关、结算等，还可能涉及索赔、争议的处理等)，由于不同国家往往语言不同、文化各异，涉及长途运输、产权转移中存在风险、需进行商品检验并缴纳关税、不同国家使用的货币不同、制度需跨国执行等原因，一般来说，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中往往存在更大的交易成本。合约实施制度，既有正式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条约、WTO规则、各国国内法等)，也有非正式制度(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国际贸易惯例，各种 国际贸易的“潜规则”)，国际贸易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贸易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可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提供保障。

将制度因素内生化、并将制度视为一种要素，进而运用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思路，可自然得出结论：制度好的国家在制度(或契约)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从简单产品到复杂产品的结构升级，没有良好的制度支撑，是难以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制度作为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它是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之一，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势必应纳入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

(三)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环境

“环境及其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被传统经济理论忽略了”(Siebert，197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生态环境视作公共物品，甚至认为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未将其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其重要性也逐步为学者们所重视，并产生了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整体看，经济学为解决环境问题开出的药方可分为庇古手段(征税、补贴、押金退款等)与科斯手段(产权界定)，其中前者强调政府干预、后者侧重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与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相关的成本需要有相应的责任主体来承担而不是外化给社会。因此，在实践中我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明文指出，要“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它面向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与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以及现实层面国家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相比，在迄今为止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生态环境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存在的。如前所述，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且在比较优势理论的保护带中，稀缺要素的种类和成本项目可能会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步多元化、广义化。从重商主义、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进入21世纪后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等，都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视为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由于局限于经济系统内讨论问题，这些理论共同的不足之处表现为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考虑不够充分，进而看不到(或视而不见)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成本项目。“比较优势原理在贸易不涉及社会或环境成本的理想世界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真实世界里，经济行为主体必须承担每一项成本，全球贸易引起草根阶层的强烈反对。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最大经济利益，正确的贸易准则应主张谨慎使用自然资源。这一准则只有通过将贸易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方可实现”(Venkat，2004)。

1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环境成本(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如前所述，生态环境要素在贸易理论体系中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存在的。考虑到生态环境在经济理论和现实层面的重要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名誉教授铃木(DavidSuzuki，2008)强调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本文进而认为，既然需要将“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有必要重新引入“生态环境”要素。“比较成本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仅追求狭义的经济利益，而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价值。结果，表面上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各自取得了所谓的比较利益，但实质上有一方付出了很高的生态环境成本”(俞海山，2004)：在国际贸易中考虑了生态环境要素后，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要素带来的成本(即“环境成本”)就进入了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2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代际成本(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对稀缺要素的使用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一旦考虑到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得不考虑“现在使用某生产要素(含生态环境)所放弃的将来使用它可能带来的纯收益”，这就是机会成本意义上的“代际成本”。生态环境一旦因过度的生产及贸易行为而遭受破坏，单纯依靠当代人并不能使之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代际性。“目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廉价出售‘生态精华’，这是借用和出售了其儿孙的资源，长此以往，必然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后代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俞海山，2004)。事实上，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本身是稀缺的，若当代人对其使用量增多，则会减少后代人对它的使用。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代际成本势必应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总之，贸易理论需要考虑生态环境要素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既要使空间外部性内在化，也要使时间外部性内在化，从而需要新增两项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结语：“全成本观”的提出

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而贸易以生产为基础，生产(甚至运输)过程中离不开对生态环境的消耗。在国际贸易中，制度、生态环境要素都是格外重要的。由于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等均可被视为稀缺资源且存在多样用途，对它们的使用都会产生机会成本，于是可在多种要素的框架下和多元成本的语境中重新理解“比较优势”这一术语。

制度是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生态环境则一方面为经济系统提供资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则需容纳经济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在国际贸易领域，对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制度要素的使用，这会产生交易成本；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使用则会产生环境成本；如果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还会产生相应的代际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国际贸易所涉及的成本和补偿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将制度、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因素内生化、并将他们作为与传统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并列的要素，那么，在“生产成本”(PC)的基础上纳入“交易成本”(TC)后，至少还要纳入“环境成本”(EC)、

“代际成本”(IC)等，于是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全成本”(FC)概念。可将全成本系统与它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函数关系表示为：

FC=f(PC，TC，EC，IC)

之所以将其写成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全成本并非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而是由四类成本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可能发生变迁和转换；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转贴于 展，也许还会产生其他更为稀缺的要素，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纳入由于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新的成本项目。从成本面上看，至少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虽然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各种成本的计量工作还存在诸多难题，但不可否认，通过尝试着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以“全成本”的概念统一于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在国际贸易的成本和价格形成机制中通盘考虑上述四大成本，可为一国理性参与国际分工、克服国际贸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缓解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和思路，从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国际贸易中，需要制定相应贸易制度以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便于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这似乎是没有疑义的，于是，交易成本理所当然地应该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但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还存在如何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之类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若一国内部的企业出于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节省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支付的各种环保费用、降低企业的环境成本，不惜破坏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这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是“公地的悲剧”，在这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同时会带来该国经济贸易发展的不可持续，长期看将增加代际成本，于是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存在矛盾。第二，若一个国家出于个体理性，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则在降低该国自身的环境成本的同时，却增加了整个世界的环境成本，这时出现了单个国家的个体理性与整个世界的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这表现为另一种“公地的悲剧”，原因在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与此同时，从长期看，纷纷向境外转移污染的单个国家行为也会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威胁，进而增大整个人类的代际成本，故存在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本文强调既要将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将环境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也要将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将代际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在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纳入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意在表明：任何一个企业或国家只顾自身利益或短期利益的狭隘行为，均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只有对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成本观作出一种新的综合，方能为解决各国在经贸发展中碰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较为普遍、空间上的负外部性、时间上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提供对策和思路。而这种新综合，将是笔者近期的主要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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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集群 中小企业集群 演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F276.3；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049-05

集群问题理论研究大抵滥觞于19世纪。近年来随着中小企业集群的不断发展，中小企业集群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引起了国内外一些学者和广大经济工作者的关注。中小企业集群相关发展理论已在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乃至竞争经济学中广泛使用，“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多种内涵的新型产业政策框架的理论基础”（王缉慈，2000）。[1] （P2-4） 中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吸收国外有关研究成果，并对国内中小企业专业集群现象进行了理论研究。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理论的研究已经构成国内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文献内容之一。

但是，对中小企业集群演化问题研究的理论比较杂乱，多数研究只限于某一层面，没有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试图尽可能多地将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有代表性的评述，希望有利于研究者更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小企业集群演化发展理论，也希望能为中小企业集群经济理论的演进、深化提供一些契机。

一、早期国外主流经济学家的企业集群思想

最初的产业集群经济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亚当・斯密从劳动分工、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方面开始注意到集群演化问题。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写到“工人所穿的粗劣呢绒上衣和牧羊剪毛所用的剪刀这两种产品，是由家庭坊和手工业工场为基本单位的小企业集群联合劳动完成的”。[2] （P11） 这是最初的中小企业集群经济的思想，也是集群一词首次提出的。

马歇尔（Marshall）继承了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的开创性观察，从地方产业集群与大企业功能优劣的相互比较对产业集群进行了区域研究。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描述了企业集群形成的原因，他把这些具有分工性质的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称作“工业区域”，并指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即“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内部经济是有赖于从事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而外部经济是有赖于这类工业产业的一般发达经济。在他看来，引起产业集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列举了英国各地的实例，说明“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如气候和土壤的性质，在附近地方的矿山和石坑，或是水陆交通的便利”。[3] （P281-282）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宫廷的奖掖”，[3] 但追求外部规模经济是根本原因。马歇尔是大家公认的首先阐述集群理论的人。

阿伦・杨格（Allen Young, 1928）提出了规模报酬理论的一些核心内容，他重视分工、交易成本和市场范围的关系，重新阐述了亚当・斯密的分工与市场规模思想，并从这一角度提出了看法。他认为大规模生产的概念忽视了分工经济的现象，强调了斯密关于分工网络的古典一般均衡观点，说“只考察单个厂商和一个特定行业的规模变化效果时，递增报酬机制就可能被误解，因为累进的行业分工和专业化才是递增报酬实现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这就要求将整个经济的运作都视为一个相关的整体。”[4] （P527-542） 如果离开这一核心思想，“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不能被充分地理解。杨格将迂回分工划分为单个企业的迂回生产、整个产业的迂回产出和产业间的迂回分工。单个企业通过迂回的方法经营所达到的经济程度是比较有限的，当整个产业的迂回生产的优势得到发挥时，这种迂回方法才能变得可行与经济。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原来的产业分裂成更专业化的部门，使新的产业不断产生，这就是产业演变的基本过程。他将企业内部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业间分工的交互作用动态地联系了起来。

韦伯（Alfred Weber）在1909年《工业区位论》一书中，提出了集聚经济演化理论，把区位因素分为区域因素（regional factor ）和集聚因素（agglomeration）。韦伯不仅分析了企业集群的集聚因素，还分析了分散因素。认为分散要素无非是集聚的相反倾向而已。产业在一个地方集聚与否，可以看成是集聚与分散相互作用的结果，正是集聚和分散相互作用产生了单位产品一定数量的成本节约。不同的集聚规模产生不同的节约函数，而每一集中化阶段的节约函数就构成集聚经济函数。[5] 韦伯从产业的空间集聚的成本收益对比分析产业集群发展的经济性，他认为实际支付运费少的地点会成为集聚的地点，集聚的产生是自下而上的，是企业追求集聚的好处自发形成的。在当时传统的古典理论占据主流的时期，韦伯的理论也归属于为古典理论学派。

二、国外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的演化与发展

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才从纯学术讨论走进了商界和政界。功臣人物是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 教授。迈克尔・波特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优势并不一定是看整个国民经济，而主要看该国和地区有无独特的产业或产业群体”。[6] （P66-226） 他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集群是培育特色产业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因为它“不仅仅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而且改进激励方式，创造出信息、专业化制度、名声等集体财富。更重要的是，集群能改善创新的条件，加速生产率的成长，也更有利于新企业的形成”。[6] 他明确提出了产业群与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把集群所具备的共同要素整合成著名的“钻石模式”。波特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市场结构这一决定产业中和产业间绩效差异的主导力量进行分析，推出了一种广泛用于行为盈利性分析和竞争优势分析的方法，认为企业获得长期租金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

P .克鲁格曼是第一位把产业集群与国际贸易因素紧密联系起来研究的知名经济学家。集中分析了集群的聚集协同效应和交互激励效应。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说明各国的贸易优势并不来自于国与国的产业区别以及由此引起的比较优势，而是来自于各国内部的地区产业分工和在此基础上所能达到的规模经济的程度。产品的贸易活动实际上间接地起到了生产要素贸易的作用，无论生产要素最初的分配状态如何，通过贸易活动，总会使某些产品的生产集中于某些工业区。[7] 此外，克鲁格曼认为马歇尔提出的技术外溢因素只会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产业集聚中产生效应，不具有普遍意义。

意大利著名集群理论家布诺梭则提出了两阶段模型。依据对意大利集群的研究，他把无政府干预的集群自发成长的阶段称为第一阶段；当集群成长到一定规模后，政府或当地行业协会开始干预集群的成长，向集群提供多种多样的社会化服务为第二阶段。

G .别卡提尼则主要从经济地理学解释中小企业集群的“地缘”优势，以及对区域经济空间布局的影响。安德森（Anderson E. S.，1994）考察了传统的熊彼特主义分析创新关联度的不足，主张用演化经济学来分析创新关联度，并在演化经济学的框架内，构筑了交互创新的两产业模型和三产业模型，探讨了创新关联和国际专业化问题。这一组织演化的观点对产业集群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开辟了一个产业集群研究的新视角。

罗森菲尔德强调社会关系网络及企业间的合作对中小企业集群的活力起决定性作用，他认为中小企业集群是相似的、相关联的或互补的众多中小企业在一定地理范围内的聚集；有着通畅的销售渠道、积极的交流及对话，共享社会关系网络、劳动力市场和服务，共享市场机会及分担风险。还有荷兰经济学家范迪克认为，马歇尔的工业区是集群进化的最后阶段，集群从此像大企业一样具备自我调整能力，成为长寿型的组织等等。

许多著名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中小企业集群演化发展理论，使中小企业集群演化发展理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中小企业集群的静态特征和外部经济优势，并从多视角解释了集群竞争优势等。但总体来看这些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分析层面较单一，不深入，处于探索阶段。

三、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研究评述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是以大企业为核心的区域生产综合体的研究。到90年代中期，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出现了广东的“专业镇”、浙江的“块状经济”，此时我国开始吸收国外有关研究成果，并对国内中小企业集群演化发展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思路。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以下方面：

从经济地理学角度并结合区域发展研究中小企业集群。在这方面王缉慈教授是研究得比较深入、系统的学者之一。王缉慈教授（2005）[1] 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种经济地理现象或实践经验，又可看作一类产业空间组织或经济理论模式；我们可能将它用作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更应把它作为认识区域经济的思维方法，即产业集群是把区域经济视为相互依赖的企业和机构的地理集聚的经济系统的一种方法。产业集群不应只是一般的企业扎堆。产业集群作为一种复苏的产业组织模式，成为在全球生产系统中与巨型跨国公司互补乃至抗衡的一股力量。在应对外部冲击方面，集群比单独的大型公司能力更强。[1] 产业集群产生明显的外部规模效应和形成创新环境，集群内共享的基础设施、信息和专业化资源大大节约生产成本、促进企业灵活性、产生竞争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有利于产业分工和新型产业基地的形成，使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竞争中不断创新和学习，向高增值的价值链发展。

从社会文化环境角度研究中小企业集群。该视角重视历史文化传统对集群的形成、发展、衰弱的密切关系。如陈雪梅、赵珂（2000、2001）、[8] 姜皓（2004）[9] 等从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条件等方面研究形成中小企业集群的自然因素，这些因素往往会通过历史文化的沉淀来促进企业群的缓慢形成。由于地区传统、习惯、文化、宗教、语言以及种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新产品是难以靠大众传媒的传播实现的，而人际间近距离的交流接触，人们之间容易相互模仿和相互影响。距离越近，转移的成本就越低。即流动、信息传播、价值流动和生产活动等很多方面联系在一起，形成关联“互动”效应，这种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的人文网络，还有“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传统心态（李永刚、祝青，2000），[10] 再加上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和政府的政策便利，会迅速形成中小企业集群。

从企业网络和企业家创新精神角度研究中小企业集群。李新春（2000）、[11] 吴国林（2001）[12] 等学者认为企业网络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中小企业集群中发挥关键作用。企业集群是以关系网络，尤其是企业家个人的关系网络为基础的地区性企业群体，“企业家协调”尤其是“领袖型”企业家的带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李新春，2001)。[13] 李新春指出：“专业镇以区域为边界形成整体竞争的生产、服务企业网络，其网络外部性有效地克服了中小企业或家庭工厂在生产、营销和管理上的劣势。在产品选择和组织结构上有着其独特的集聚经济意义。而形成这一集聚经济的根本在于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网络的生成机制，相互之间的学习、仿效和竞争合作使得网络具有动态的灵活竞争优势和保持持续的创业精神。”[11] 借助企业网络可减少内部管理成本，减少非正规的交易费用，减少企业间学习成本，提升企业的技术、管理水平，借助网络的集体协同性可产生强大竞争，形成区域优势（吴国林，2001）。[12]

从中小企业集群的结构分类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中小企业集群有很强的地方特性，关注角度不同，可有不同的分类。企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以平等市场交易为主，各生产厂以水平联系来完成产品生产的是“市场型”中小企业集群；以大企业为中心、众多中小企业为，形成的是“椎型”(也称为中心卫星工厂型)中小企业集群；以信息联系为主而不是以物质联系为主，以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业的柔性生产方式来进行生产的是混合网络型中小企业群落（仇保兴，1999)。[14] 按照企业的性质可以分为：制造业集群、销售业集群和混合企业集群等等。从中小企业集群的结构微观演变的特征分类有专业分工和专业产品的分析。专业分工首先是产品生产的专业化阶段，其次是生产工艺专业化阶段，最后是生产服务专业化阶段。这三个阶段在中小企业集群中同时并存，产生了专业性工艺加工企业、专业性最终产品生产企业、专业性生产服务企业（陆立军、白小虎，2000）[15] 近年来，随着中小企业集群的不断演进，中小企业集群的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过去单纯的专业化向相对综合方向发展，由于中小企业集群的扩散，中小企业集群的边缘出现了交叉和融合的迹象，边缘效应已初步显示（朱康对，1999）。[16] 正因为如此，中小企业集群才能保持长期活力。

从产业集群创新机理和组织行为方面对中小企业集群进行研究。王B（2003、2005）[17] [18] 认为集群衰落可以看成是企业缺乏创新能力的结果。为避免集群经济被“技术路径锁定”的风险，构建与培植集群内部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必不可少的。王B以地方技术组织为研究对象，从对职能与资源之间的机制设计入手，提出了地方技术组织是准公共性组织的行为假设，并分析了这种行为假设的基本特征以及在与企业发生技术产品与服务交易过程中的行为动机与动态能力, 认为基于准公共性的组织定位是比单纯的商业组织与纯粹的公共性组织更有效的机制设计，这种机制设计能够较好地解决地方技术组织的行为动机问题，是动态地构建与培植集群技术创新能力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它既涉及到地方技术组织的生存，也关系整个集群创新能力的持续性发展。

从技术创新行为方面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企业集群的技术创新优势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证实，集群式创新是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性创新的一种有效组织模式，借助这种组织形式，集群内企业可以发挥自身的创新活力，又可以弥补单个企业创新资源不足的缺陷。“产业集群区域存在高效的、具有生态特征和自组织特征的区域创新网络，能够产生很强的地方根植性和持续的集群创新优势”（刘友金，2002）。[19] 刘友金提出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集群式组织模式、集群单元、集群式创新演化过程的CLC模型等，为建立中小企业集群创新运行机制的分析提供了思路。他还建构了“奖励”模型、协同竞争博弈模型，“为探讨企业的入群过程和群内企业的合作创新过程提供了分析工具”（刘友金，2002）。[19]

从演化经济学角度借鉴生态学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中小企业空间群落演化与生态学中的物种群落演化有许多相似性，把生态学中的群落概念引伸到中小企业集群有合理的一面”（李永刚、李渝萍，2006）。[20] 中小企业的成长具有“生态性”和“阶段性”，影响其成长的环境因素呈动态变化。由于企业专业分工愈来愈细，会促使不断分离出大量新的中小企业。产业演化的起始时刻，新产业被创新企业家尝试。当新产业与当地的环境背景条件特别吻合，资本收益率特别高，模仿者很快蜂拥而至，同类型企业大量出现。企业数量增加的结果使产业总规模扩张并形成区域性的产业优势，产业优势的确立又促进产业群内企业的衍生繁殖，表现为产业中企业的数量通过裂变、孵化、分孽而快速衍生增加。形成一个企业衍生与产业规模扩张相互增强的正反馈环。企业代际衍生是产业演化和环境选择的一个必经的环节。

从竞争优势的角度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产业集群企业内部分工的外部化和社会化是形成产业集群优势的原因（金祥荣，2002）。[21] 金祥荣认为产业集群中，由于中间产品的转移成本很低，分工的精细化以及资产专用性的提高带来机会主义难以实现等原因，生产同类产品的各种可分割性操作功能不断从企业内部剥离出去并达到最佳生产规模。魏守华、石碧华（2002）[22] 认为中小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可以用直接经济要素（垂直和水平联系的企业间合作与竞争形成）和非直接经济要素的区域创新系统（由支撑机构和企业群间相互作用）两方面体现出来。直接经济要素的竞争优势包括生产成本优势、产品差异化优势、区域营销优势和市场优势。非直接经济要素的区域创新系统其创新能力取决于根植于区域学习轨迹。赵中伟、邵来安（2002）[23] 认为中小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源自集聚效应、知识的溢出效应、根植性、追赶和拉拨效应、外部范围经济、衍生及吸聚等多方面的作用引导成本优势、创新优势。总体上学者们的分析竞争优势，集中在交易成本、品牌优势、外部经济优势、融资优势、创新优势、协同机制优势等等，体现了中小企业集群在市场竞争具有“小市场、大巨人”优势。

近年来研究中小企业集群的学者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对中小企业集群政策作用、网络结构、绩效差异、产业升级、生命周期理论等等方面也有许多研究。

四、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的综合评述

纵观国外对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可以看出集群理论的研究在不断广泛和深化，他们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技术从不同角度对中小企业集群进行了不同层面的阐述和实证，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中小企业集群的静态特征如外部经济优势、交易成本优势、竞争优势、贸易优势、创新优势等，但这些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单一依靠某一理论，均不能对企业集群问题做出完整、科学的解释。

我国对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比较晚，是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地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创新网络、产业政策和实证方面的，也有些借鉴了非主流经济学从较新的研究视角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结合生态学或者社会学的观点对中小企业集群进行的研究。但总体上说有还主要是一种线性的机械的静态的分析，仅适合于特定时间断面上的线性经济关系研究，许多研究停留于个别案例的事后归纳，很少抽象出集群共性特征，较少深入内部机理研究，也缺乏企业集群演化的较完整的理论框架，更没有用动态分析方法进行非线性的复杂系统分析。然而，已有的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更深入研究集群的存在形态与运行机制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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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刘友金. 中小企业集群创新[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20]李渝萍. 基于生物群落视角的中小企业衍生发展分析[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06，（2）.

[21]金祥荣. 专业化产业区的起源与演化[J]. 经济研究 ，2002，（8）.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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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论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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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字:关键字；检索；中国；发展方式；转变

中图分类号：Z8 文献标识码：A

一、课题分析

该课题属经济学领域一般层次的理论型研究，通常情况下需要首先检索时间跨度为5年左右的文献，再视具体情况回溯5～10年。信息类型涉及中外文期刊、学位论文、会议文献等。

（一）选择检索工具

根据检索课题的学科范围和研究的方向性质，确定需要查找的检索工具如下。

1)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2)万方《中国科技文献数据库群》

3)CNKI《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4)CNKI《中国重要会议论文集全文数据库》

5)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

（二）确定检索词

首选检索词：中国经济形势（Chinese Economic Situation）;发展方式（Development Mode）;全球经济形势（Global Economic Situation）;

（三） 分类途径

从课题分析可知，本课题的学科分类是属于经济学。根据《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类目设置，可选用分类号S作为大类检索入口。

二、拟定检索式

CNKI检索平台基本检索式：（中国经济形势OR全球经济形势OR通货膨胀）AND(发展方式OR增长方式OR宏观调控)；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检索式：k=(中国经济形势+全球经济形势+通货膨胀) ˆ（发展方式+增长方式+宏观调控）；

外文数据库通用检索式：(“Chinese economic situation”OR “gobal eonomic suation” OR inflation ˆ)AND brakˆ and (development mode OR increasing mode OR “macro-control)。

三、筛选检索结果

根据不同检索系统的语法规则，对上述检索式作适当的调整，并选择合适的检索字段进行检索，对上述数据库分别进行了检索，并利用网络搜索引擎(baidu)进行了补充查找；时间跨度均为15年。共检索出相关文献700余篇，现按文献类型部分列举如下.

（一）期刊论文

1.艾文耕。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形势展望[J]。中国国币市场。2009/01

2.施发启。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经济形势[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9/02

（二）博硕士论文

1.艾慧。中国当代通货膨胀理论研究（1979-1996）[D]。 复旦大学 2005

2. 阎虎勤。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相互关系及其协调性的研究[D]。厦门大学。2008

（三）学术会议论文

1.祖强；梁曙霞。后危机时代加快我国发展创新型经济的思考[A]。江苏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2010年学术年会。2010/11

2.Jun-e Liu Information school Beijing Wuzi University,101149 Beijing,China Xiaoshuai H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056038 Handan,China Zhanglin Guo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North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01601 Beijing,China。Macro Strategic Planning For Beijing Logistics[A]。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Agriculture Engineering (CCTAE 2010。2010/06

四、文献分析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与发展方式的转变，目前仍是全国相关领域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且我国一些高校以及研究机构的部分研究成果以及达到或者出于领先水平，如：中国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大学等。

但目前类似的研究大多比较狭隘，从检索的结果看，其纵观整个经济运行层面及其它相关领域的交错分析较少，因此，此课题——“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与发展方式的转变”社会价值以及学术意义显著，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五、学术论文写作

众所周知，2009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是中国经济形势最复杂的一年。2011年可能是比较困难又比较复杂的一年，是两个问题兼而有之的问题。从困难程度来说，没有2009年那么困难，保增长不是主要任务。复杂程度也没有2010年这么复杂，2010年所谓复杂，是很多问题我们看不清楚，解决什么问题，我们不知道。也不知道中间会孕育什么风险。在2009年预计2010年的时候，大家说今年的膨胀压力会比较大。从2010年三月份，一系列调控政策就出台了。包括限制房价的政策。到了5月份，当时在人民银行开会的时候，很多学者又担心中国也会出现通货紧缩。3月份，又开始发生新变化，美国开始货币放量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这就显示出了2010年宏观调控的一些复杂程度。

（一）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在总的态势来看对往后经济发展将起着一定的经济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2011年世界经济仍可维持温和复苏态势。世界经济的复苏势头要强于预期，且具有一定的韧性，基本抵御了2010上半年希腊债务危机和随后的欧盟刺激政策退出的冲击。展望2011年的全球形势，经济增长将较2010年有所放缓，预测在4%左右。美国经济仍可维持适度增长。欧盟经济增长超出预期，表明市场信心恢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财政刺激政策退出的影响，继续增长的可能性也较大。日本经济增长前景相对暗淡，但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对日本经济又有一定的带动作用，因而日本经济仍可保持正增长。

其次，国内发展环境有利于经济增长。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各级政府积极谋化发展，项目储备与准备情况良好。经过多年的准备，目前中西部地区发展已步入快车道，大规模基础建设和产业发展项目正在展开。产业转移趋势进一步加强，有利于现有优势产业继续保持竞争优势。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出台和实施，加快创造出新优势产业。消费的环境和支撑条件可望进一步得到改善。

第三，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仍具备较大的运用空间。尽管2010年继续实施了大规模一揽子刺激计划， 2010年中央政府财政赤字仍在1%以内，国债余额与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合计也只相当于GDP的40%左右，两项指标均处于安全线内，并远低于其他实施经济刺激计划的国家。这表明，当前财政仍具有较强的扩张能力，财政政策运用仍有很大空间。

第四，全球通胀压力仍保持在较低水平。展望2011年度的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受到世界经济温和复苏、发达国家产出缺口较大等因素的影响，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目前国内价格水平特别是PPI与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高度相关，明年国际价格的稳定对保持国内价格稳定比较有利。

现在我们需要的发展不单纯是数量的增加，而是要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也即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要实现“四个转变”。 

1.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这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层面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针对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以及三大产业之间比例不合理问题而提出的。  2.提高思想认识，转变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转变发展理念，坚持科学发展观，要以人为本为核心，要更加注重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的成果，要把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 3.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是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针对经济增长中过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的增加和简单劳动，而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等对经济增长贡献不大的问题提出的。 4.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是包括内外需结构、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结构在内的整体需求结构的调整方向，是针对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的问题提出的。 

作者简介：崔柏（1972-），男，河北联合大学理学院，实验师，本科；研究方向：图书学与信息学技术

孙毓川（1974-）男，河北联合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助理馆员

参 考 文 献

[1] 艾慧。中国当代通货膨胀理论研究（1979-1996）[D]。 复旦大学 2005

8]阎虎勤。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相互关系及其协调性的研究[D]。厦门大学。2008[2] 艾文耕。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形势展望[J]。中国国币市场。2009/01[3] 施发启。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经济形势[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9/02

[4] 迟福林。“十二五”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趋势和重点。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6

[5] 吕传廷； 吴超； 严明昆。发展转型与绿色增长——以广州2020城市总体发展战略研究为例[A]。2010城市发展与规划国际大会。2010/06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整合战略竞争优势横向整合纵向整合宝钢

加入WTO之后，随着市场的进一步规范化和全球化，中国企业面临着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国内市场上，跨国企业开始转变自己的战略，由直接投资转向兼并和收购，中国企业似乎无力还击；国际市场上，由于市场占有率较低，中国企业也表现出较弱的竞争力。从整合的视角来看，面对国内外市场上的双重竞争压力，中国企业实施横纵向整合战略，是新形势下构建竞争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有效路径。

理论综述

（一）竞争优势

竞争优势理论经历了古典综合论、竞争优势外生论、竞争优势内生论和动态综合论四个发展阶段（陆淳鸿，2007）。竞争优势内生论以企业的内部资源为根基，采用资源战略的原则，企业通过积累与配置异质的、不完全流动的资源来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以资源为基础的战略观可追溯到Penrose（1959）的贡献，他在其经典著作《TheTheoryoftheGrowthoftheFirm》中认为，一个企业能否获得高于平均收益水平的投资收益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内部特点。RichardRumelt在1982年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最重要的超额利润源泉是企业内部资源的特殊性。1984年，BirgerWernerflet《企业资源基础论》一文的发表，标志着企业理论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以资源为基础的竞争优势理论阶段。1995年，美国管理学者Barney在其之前提出的“企业资源是异质的”和“这些异质资源是不可流动的”两个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分析框架，即企业要想获得并维持竞争优势，其资源必须具备价值性、稀缺性、不完全可模仿性和不完全可替代性等四个特性。本文基于竞争优势内生论的观点，认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源动力是企业的资源和能力。

（二）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的大规模生产的好处，成为新古典经济学谈论规模经济理论的主要依据。英国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规模经济解释为大工业规模生产的节约，是指工厂或企业规模与产品最低成本之间的关系，当产量增加时，产品平均成本将降低，这种降低叫做“规模经济”。国内有的学者撰文指出，规模经济是指工厂或企业随着生产和经营规模的扩大，其单位产品成本不断降低，收益递增的一种趋势。

JohnC.Panzer，RobertD.WilligandWilliamE.Baumol（1981）等最早提出了范围经济（EconomiesofScope）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当两个或多个产品生产线联合在一个企业中生产，比把它们独立分散在只生产一种产品的不同企业中更节约时，就存在范围经济。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范围经济是指企业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而引起的单位成本的降低，或由此而产生的节约。对于在多个行业或产品市场上经营的公司来说，范围经济能节约成本，它通过将资源和竞争能力从一项业务传递到另一项新的业务来实现（Porter，1985）。

（三）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其研究始于康芒斯在《制度经济学》（1934）中提出的“交易是制度经济学分析的最小单位”。而后，科斯在1937年写的《企业的成本》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是“所有发现而产生的相对价格的成本”、“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以及利用价格机制存在的其他方面的成本。科斯理论中提出的交易成本包括三个部分：搜寻和信息获取成本、讨价还价成本、履约成本（Coase，1937）。Dahlman（1979）则将交易成本分为搜寻信息的成本、协商与决策成本、契约成本、监督成本、执行成本与转换成本。1985年威廉姆森（Williamson）进一步将交易成本加以整理区分为事前与事后两大类。

整合战略与竞争优势模型构建

在全球化和经济转型背景下，企业必须通过横向与纵向整合战略，发挥中国所特有的国家优势，建立企业的特定优势，以在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上进行有效的动态竞争。企业通过横纵向整合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降低交易成本，并且产业特征（产业成长期）和资源整合能力是企业建立竞争优势的调节变量。本文建立的整合战略与竞争优势模型如图1所示。

（一）整合战略及竞争优势

横向整合（HorizontalIntegration），也称横向一体化，是指把在生产—营销链上处于同一个阶段的单位结合起来形成一个集团，即公司在价值链的同一层面上获取、整合经营业务。纵向整合是在一条产业链上，上游（下游）企业通过资产的运作，来获得下游（上游）企业的部分或全部资产的控制权。企业提升竞争力，纵向整合也是有效的战略选择，已有研究证明钢铁上市公司纵向整合程度与绩效之间正相关（吴利华、周勤、杨家兵，2008）。

企业实行横向整合战略，可以达到规模经济效益，给企业带来以下竞争优势：扩大生产规模，降低采购成本、生产成本、销售成本，实现高效率运营；扩大公司的地理覆盖区域，提高市场份额；快速获得新技术，推出新产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淘汰一些高投入、低产出的落后产能。企业实施纵向整合战略之后，相关业务内可实现范围经济。企业利用范围经济提高效益，主要通过两类基本经营的经济性来实现：共享活动（经营层相关）和核心竞争力的传递（公司层面相关）（迈克尔•A•希特、R•杜安•爱尔兰、罗伯特•E•霍斯基森，2004），其中价值链上的活动共享包括内部物流、生产管理、外部物流的共享；核心竞争力传递，即与各项业务相关的一整套很复杂的资源和能力在公司层面进行转移。

行业内的横向整合和产业链上的纵向整合，可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首先，可以减少商品信息与交易对象信息的搜集成本，以及和交易对象进行信息交换所需的成本，即降低搜集成本和信息成本。其次，由于与上下游企业形成联盟或并购这些企业，针对契约、价格、品质讨价还价的成本，以及进行相关决策与签订契约所需的内部成本将大大降低，即降低议价成本和决策成本。最后，纵向整合之后，外部交易成本内部化，可有效地降低监督成本和违约成本。

（二）产业特征与资源整合能力

产业生命周期是产业特征的一个重要体现。按照产业的生命周期理论，每一种产业大致可分为产生、成长、发展和衰退四个阶段。在成长期，产出在整个产业系统中的比重会迅速增加，并且在促使产业结构变动中的作用也日益扩大；产业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整个产业系统的平均发展速度，技术进步迅猛并日趋成熟，市场需求容量迅速扩张，各个企业都在扩大生产规模获取超额利润。处于产业成长期的企业通过横纵向整合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营的高效率运转，并且在价值链上实现活动的共享，实现核心竞争力在事业部之间的转移，从而达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根据竞争优势内生论观点，企业要增强其竞争优势，必须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以优化配置利用企业的资源。第一，构筑资源的不可模仿性。第二，增强企业资源的柔性程度（RonSanchez，1997）。

RonSanchez认为，资源柔性可以通过资源潜在用途的三个维度即资源的使用范围、转换成本及转换时间予以衡量。第三，强化企业资源的组织嵌入性。增强企业资源与企业相关度，使企业资源离开原企业时，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经济效能，并使企业资源与企业发展战略模式、企业所处的战略环境相匹配（饶扬德，2005）。第四，提高组织的学习能力。企业要建立学习型组织，只有创造性或变革性地进行系统学习，才能够获取新资源，不断地提高资源整合的能力。

因此，产业特征和资源整合能力是企业实施横纵向整合战略，形成竞争优势的调节变量。下文将利用上海宝钢的案例来分析这一模型。

案例分析

（一）宝钢横纵向整合的行业背景

自1996年以来，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产钢国，并且已连续7年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目前仍是世界第一大产钢国，钢铁年产量远远超过美国、日本、韩国。最近几年来，我国钢铁行业仍然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然而钢铁工业的集中度水平并未出现相应的提高。2002年我国前十家钢铁企业占全国钢产量的比重高达50％，但到2006年已下降至34.85％，2007年集中度水平仍呈下降趋势。

从产业周期理论来看，中国钢铁业正处于成长期，市场需求旺盛，产业利润率高，产业进入壁垒低，大量厂商进入，产业集中度低。

上海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77年，是改革开放初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型工业项目。1998年，重命名为上海宝钢集团公司。2000年2月，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目前宝钢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宝钢）是中国最具竞争力的钢铁企业。

（二）宝钢的横纵向整合战略

进入1998年，当钢铁产业步入快速成长期时，宝钢开始大规模的横纵向整合活动，不断提升自己的市场份额，详见表1。

宝钢的横纵向整合联系紧密，并且紧紧围绕主业，每次整合都着眼于提升主业竞争力，垂直整合产业上下游，为主要业务打造安全的产业链。

（三）宝钢的资源整合

宝钢实施横纵向整合战略之后，形成的“一业为主，多业为辅”的相关多元化格局是不可模仿的。同时公司的其他资源也具有较强的模仿壁垒：

第一，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交易额，公司资金雄厚，每年利润和盈利使得公司有足够的现金流量。第二，宝钢在管理模式、组织机构、管理制度、部门绩效评价、信息化、技术研发以及现代化管理技术推广方面不断开拓创新。第三，组织结构复杂化，公司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的作用。第四，形成了以技术研发为导向的企业文化。宝钢的高层注重研发的投入，公司设立的研究院（技术中心）集研究开发和成果应用于一体，是各种新产品、新工艺、新装备的研发基地。

宝钢的资金来源、管理模式、人力资本、技术研发融为一体，充足的资金保证了对人才的培养和技术研发的正常进行；先进的管理模式将吸引各类人才投身宝钢事业；对人力资本的开发投入又大大改善宝钢的人力资源和管理模式；技术开发不仅培养一批科研人员，新技术的产生还保证了宝钢的行业领先地位。宝钢整合后的各种资源都以一种固定的模式嵌入组织，形成了注重创新和技术开发的企业文化。

（四）宝钢的竞争优势

宝钢的横纵向整合活动形成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市场占有率提高，技术创新加快，生产成本降低，交易成本也大大降低，形成了宝钢特有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规模不断扩大，市场份额提高，收益增加。至2003年，宝钢的精品钢材生产有了明显发展，轿车用钢、热轧酸洗板、管线钢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家电用钢、塑模钢（坯材）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40%，油井管、镀锡板卷等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两成。2004年，宝钢产钢2141万吨，比2003年同比提高7.8%，实现合并利润219亿元，同比增加66.3%。2006年，宝钢已形成2300多万吨钢的生产能力。2007年，宝钢的钢产量、合并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最好水平，实现营业收入2277.16亿元，净利润254.69亿元，净资产收益率为12.92%。200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36.42亿元，同比上升了10.1%。

第二，公司技术创新速度加快，不断推出新产品。至2003年，宝钢共组织科研开发项目845项，获授专利182件，比2002年增长36%。2004年申请专利数增长53%；审定技术秘密同比增长127%。2005年，宝钢成长为创新能力最强、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95%以上的全国首批技术创新试点企业之一。2006年，宝钢实现新产品试制190万吨，新产品销售率达到22.8%，专利申请受理821件，技术秘密2033项，自主创新和自主集成能力不断提升。

第三，产业结构不断调整，节能降耗力度加大。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基础上，宝钢加强节能降耗，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煤气综合利用、余能余热利用、水循环利用等方面成效显著。2005年，宝钢余能余热回收量占能源消耗总量的8.4%；利用高炉余压、多余副产煤气发电的电能占总用电的比例达79%。2006年，宝钢股份吨钢综合能耗同比下降2.04%，吨钢耗新水同比下降15.73%，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98.32%。2007年，宝钢主要能源、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指标比2006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钢铁副产品资源综合利用率为98.48%。

第四，产业链上活动共享，交易成本降低。宝钢在不断完善和优化供应链体系的过程中，对铁矿石、煤炭、镍、远洋运输等战略资源的控制能力增强，使交易过程中的搜寻成本、谈判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等都大大降低，增强了长期抗风险的能力。整合之后，宝钢的供应链呈现出相对较“瘦”的状态，宝钢将一些非核心竞争力的业务外协，大大降低搜寻和谈判成本，使其有足够的精力抓主业。

另外，宝钢建成了较完善的企业内部信息系统，公司的整体产销计算机管理系统（B-ERP）完整覆盖销售、生产、质量、发货、设备维护和财务等业务，公司建成了庞大的企业数据仓库。“宝钢在线”是企业开展采购、销售、客户服务等网上业务的平台，加强与供应商、客户沟通，大大降低了信息成本和搜集成本，极大地提升了宝钢的市场竞争优势。2009年宝钢再次入选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全球最受尊敬企业”排行榜，中国内地仅宝钢一家企业获此称号，宝钢已跻身世界钢铁行业前五甲，足见其已拥有了强大的规模和竞争优势。

结论与启示

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在产业链和行业内进行大规模的并购中国企业必须发挥资源优势，重新进行战略选择。在新形势下，企业进行行业内的横向整合和产业链上的纵向整合，能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同时需要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以优化配置利用企业的资源，才能构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终形成竞争优势，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钢铁行业目前是一个明显处于产业成长期且产能过剩的产业，宝钢通过一系列的横纵向整合，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竞争优势，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

对于大多数处于产业成长期的中国企业来讲，横纵向整合可以提升绝对市场份额，增加对关键价值链环节的控制，并在低成本基础上获得国际竞争力。另外，利用整合战略带来范围经济效益，尤其是学习效益，可以低成本驱动创新，或者以创新降低成本，形成竞争优势，全面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陆淳鸿.企业竞争优势理论演进评述[J].经济问题，2007（4）

2.[美]迈克尔•A•希特，R•杜安•爱尔兰，罗伯特•E•霍斯基森著，吕魏等译.战略管理：竞争与全球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3.Coase,RonaldH.TheNatureoftheFirm[J].Economica,1937,(4)

4.Penrose,E.Thetheoryofthegrowthofthefir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59

5.PanzarJC,WilligRD.EconomicsofScope.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1:71(2)

6.M.E.Porter,1985,CompetitiveAdvantage(NewYork:Thefreepress),328

7.RonSanchez.(1997).Preparingforanuncertainfuture:Managingorganizationsforstrategicflexibility.InternationalStudiesofManagementandOrganizations,27,(2)

8.饶扬德.基于资源整合观的企业战略重构[J].工业技术经济，2005，24（7）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第9篇

摘 要：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也更加紧密，各种不同形式的合作方式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出现，随之而来的经济理论也层出不穷。本文写作目的是在系统归纳总结前人提出的有关国际经济合作的理论基石的前提下，以发展的观点重点介绍近年来的最新理论成果，并对有关理论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以达到更好的指导未来国际经济合作的目标。

关键词：经济合作 国际分工 一体化 要素移动

一、传统国际经济合作理论

（一）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

1.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

绝对优势理论是由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发表的《国富论》中首次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两个国家进行贸易的基础是以绝对劳动生产率衡量的绝对优势，生产和交换彼此具有绝对利益的产品，以达到共同获利的目的，从而可以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给各国带来绝对的利益。

比较优势理论由大卫李嘉图在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绝对利益，而是比较利益或者比较成本，并且把比较利益作为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倡导两国进行专业化分工。比较优势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绝对优势理论的缺陷。/

2. 要素禀赋理论

俄林-赫克歇尔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认为，各国都存在资源禀赋的差异，每个国家都以自己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进行商品的专业化生产和国际交换。按照该理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反之。

（二）国际相互依赖理论

国际相互依赖理论中以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最为有名，该理论把世界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另一部分是发展中国家。中心国家在社会经济方面都有很多优势，而国家在社会经济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两者存在根本上的不平等关系，前者越来越富，后者越来越穷。国家在经济上处于依附中心国家的不利地位，社会生活条件日趋恶化。该理论启示发展中国家应该联合起来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营造一个公平合理的新秩序。

（三）结构需求理论

结构需求理论由瑞典经济学家林德从需求角度对北北贸易和部门内贸易做出了解释，根据该理论，贸易按照如下方式进行：一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对工业制成品尤其是奢侈品的需求增多，从而带动本国工业制成品产量的增加，如果产量的增长超过了需求的增长速度，从而有能力出口这类产品，只有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才会有较多的需求，因而出口对象国是收入水平相近需求相似的国家，这样就使得两国间的贸易量增大。/

二、经济一体化理论

（一）关税同盟理论

1. 静态效果—贸易创造和转移效应

贸易创造效应是指建立关税同盟后，关税同盟某成员国的一些国内生产品被同盟内其他生产成本更低的产品的进口所替代，从而使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扩大了生产所带来的利益；同时，通过专业化分工，使本国该项产品的消费支出减少，而把资本用于其他产品的消费，扩大了社会需求，结果使贸易量增加。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缔结关税同盟之前，某个国家不生产某种商品而从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国家进口商品；建立关税同盟后，如果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被排斥在关税同盟之外，则关税同盟内部的自由贸易和共同的对外关税使得该国该商品在同盟成员国内的税后价格高于同盟某成员国相同商品在关税同盟内的免税价格，这样同盟成员国原来从非成员国进口的成本较低的商品转从关税同盟内部生产效率最高、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来进口。

2.动态效果

关税同盟的建立，在长期对同盟成员国的经济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主要包括资源配置更加优化，有利于获得专业与规模经济利益，有利于投资的扩大，有利于技术进步。

（二）大市场理论

大市场理论的提出者西托夫斯基认为，把那些被保护主义分割的小市场统一起来，结合成大市场，通过大市场内的激烈竞争，可以最大限度追求经济福利，其核心是：⑴目的是扩大市场范围获取规模经济利益，从而实现利益；⑵通过市场的扩大，创造激烈的竞争环境，进而达到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利益的目的。//html/jianli/

（三）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

该理论认为，如果两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相近，该种产品在那个国家生产没有差别，那么一个国家就可以放弃某种产品的生产把市场提供给另一国，而另一国则可以放弃另一种产品的生产，并把国内市场提供给对方，通过协议建立分工关系。

三. 生产要素国际移动理论

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即指生产要素以及国际经济合作形式在各国间所进行的直接流动，还应包括以商品为外化形式进行的间接移动。生产要素国际移动的原因有要素禀赋在各国之间差异性，国际市场机制原因，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以及跨国公司的发展和扩大等因素。

四．基于超边际分析方法的最新理论动态

超边际分析方法由杨小凯提出，它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一种分析方法，它复活了斯密关于分工的重要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新视角重整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多种互相独立的经济学理论，是经济学发展的前沿课题。即对每一角点进行边际分析， 然后在角点之间用总效益费用分析，这是处理最优决策的角点解所必须的。超边际分析就是在人们在做出资源配置的决策之前，先选择专业和分工水平，从而就产生的“角点解”和用来使对它的分析简化的“文定理”，不能不说这是伟大的创新./

五．国际经济合作趋势预测及总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高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增强，服务贸易异军突起，新的趋势主要如下，一是wto成为世界范围维护和完善贸易秩序的重要机制，未来的经济合作也势必以此为解决争端的机制；二是fta的贸易创造效应成为全球贸易新的增长点，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

当今世界处于一种旧格局崩溃，新格局尚未成型的转折时期，充满着各种变动和相对不变的因素。只有准确把握时代趋势和形势特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才能正确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挑战，发展自己并有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

参考文献：

[1].崔日明，李兵，刘文革. 《国际经济学》[m]. 机械工业出版社第二版.

[2].程璐. 《我国国际经济合作的现状研究》[j]. 当代经理人，2006（7）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东亚奇迹；东亚复兴；经济增长机制；区域产业循环

在研究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方法上，我们认为，对东亚奇迹的研究必须把握东亚经济发展的共性和特性。前者主要指东亚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中最具共性和决定性的特征，后者主要指东亚作为一个后发展地区其经济发展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后发地区的特殊性。“东亚模式”实际上就是“制度模式”和“区域产业循环模式”的综合体。本文将对从二战后“东亚奇迹”的出现到21世纪“东亚复兴”这个时间段有关经济增长机制的文献，特别是从区域产业循环视角考察东亚经济增长过程的这类文献做一番梳理。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对“东亚奇迹”中区域产业循环模式的文献评述，第二部分对“东亚复兴”中区域产业循环模式的评述，第三部分总结全文。

一、 “东亚奇迹”时期

从二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东亚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其持续时间之长是其他国家前所未有的，因而这段时期东亚经济增长被称为“东亚奇迹”。从区域产业循环的角度看，东亚奇迹时期东亚经济增长的机制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滚雪球效应”、“雁行形态”和“喷泉模式”。

1. “滚雪球效应”。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东亚的经济增长对外部环境有很强的依赖性。20世纪80年代“四小龙”和东盟的高速经济增长依赖于对外贸易特别是对美贸易。美国政府扩张性政策、财政赤字的扩大和消费膨胀所提供的庞大市场，为东亚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同时，美国和日本对东亚国家的资本流入、技术开发及援助，对这些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事实上，这一期间存在一个美国市场的需求拉动和日本、美国的资本供给推动所构成的“一拉一推”的经济增长模式（如图1），这种模式是“东亚奇迹”时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机制。

2. “雁行形态”机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东亚模式”的特征是有一个领跑的国家，其后有数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以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高速前进，这就如同一群飞行中的大雁所形成的阵形，故又称为雁行形态。该理论最早是由赤松要于1935年在《我国羊毛工业品的贸易趋势》一文中提出的，小岛清对其进行了更深入阐述。小岛清把产品的周期分为进口阶段、进口替代阶段、出口扩张阶段、成熟阶段、再进口阶段等五个阶段。由于各国工业发展水平不同，所以各种产品在不同国家所处阶段也不同，从而各国间形成了雁行形态。在该理论的实证方面，很多日本学者认为，从经济数据看符合日本、“四小龙”和东盟经济发展的事实。由此日本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形成了多层次经济追赶式现象。

“雁行分工模式”本质上是东亚各国基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而建立在垂直分工基础上的一种相似产业在区域内部梯次传递的过程或趋势，是比较优势随时间推移在东亚各国间不间断的转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FDI作为主导因素把某一母国丧失优势的产业或经济活动向外转移到区域内其他在该种产业或经济活动中具有优势的东道国。这样，一方面使低层次的东道国得到了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也为母国国内的结构调整让渡了新的空间。有些学者把这一现象形象地概括为“跨国支持型结构重组”，即以FDI为核心的动态产业结构传递各国（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或优化相互间贸易流量增大各国（地区）生产规模、能力扩大，工业化水平提高经济起飞或持续高速增长更多或更高层次的产业梯次传递。其中，FDI是东亚区域内网络生产结构和“雁行提升模式”的主导力量。在实证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雁行提升模式”明显地表现为“FDI增长率贸易增长率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动态过程。以FDI为基础的东亚“雁行提升模式”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顺序即各国工业化的起点选择具有密切联系。日本无疑是上述“雁行提升模式”最初的领头雁和对外直接投资主体。

3. 喷泉模式。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亚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单纯的雁行形态。不仅日本，“亚洲四小龙”也开始向外转移资本和技术，甚至东盟各国也开始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从而构成投资源多源化的现象，这导致东亚地区出现多发性的增长源。对此，学者们将20世纪80年代后东亚经济增长的模式称为“喷泉模式”或“多发性经济增长源”机制。

二、 “东亚复兴”时期

1. 亚洲经济的自我循环机制。日本经济学家渡边利夫发现，1990年~1995年，在亚太地区的进口增长额中，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占了33%，美国次之，第三是中国（18%），第四位是东盟各国（17%），日本占9%。3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合计进口增长额在亚太进口增长额中所占的比率为68%。亚洲各国的区域内相互贸易已从1980年的327亿美元增至1990年的1 366亿美元，增加了4.2倍，进而又增至1995年的3 361亿美元，增加了2.5倍。1995年亚洲区域内贸易占亚洲对全世界出口额的37%，对全世界进口额的39%。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东盟各国的最大投资者并非日本、美国，而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对中国的最大投资者亦是以香港为首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1992年~1995年4年间中国所引进的FDI实际利用额有58%为香港包括澳门所占据，其次是台湾，占10%，日美两国合计也不过14%。

基于以上数据，渡边教授认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内需求飞速地增长，亚洲区域内物资流通的“自我循环机制正在形成”，即通过“在区域内获得出口货物的需求对象和投资资金的供给对象”这样一种“让货物和资金在区域内自我循环，亚洲获得了持续高速增长的条件”。亚洲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一方面实现了包括周边和近邻各国在内的外延的扩大，另一方面则实现了区域内分工的重组和深化。他认为这两方面表里一致，共同的直接原因是称为“双重机能”的海外直接投资的作用。这是比较劣势化的产业对海外的投资，是一种旨在通过引进外资来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行为，将促进比较优势结构的变动。海外直接投资的“双重机能”起到了将经济活力传送到亚洲整个地区并实现再利用的“导管”作用。

2. 顺贸易志向型海外直接投资带动论。小岛清对渡边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深化研究，他认为亚洲各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起参与了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竞争，建立新的增长机制。为此，需要顺利实行两种转换：一种是从发展模式“要素投入型”向“生产率主导型”的转换；另一种是将与此相呼应的海外直接投资的“双重机能”从以往的等级制度型向水平型转换。这种海外直接投资“能起到将经济活力传送到亚洲整个地区且实现再利用的导管作用”。小岛清将亚太经合组织15国分成两组（亚洲组和非亚洲组），对1980年、1990年和1992年的贸易和投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海外直接投资增加与贸易依赖程度同经济增长显着正相关；区域内贸易额与直接投资额迅速增加；亚太经合组织内、尤其是亚洲组内的投资联系进一步加深了区域内的贸易联系。投资和贸考试吧到了互补作用，出现了由投资所改善的贸易关系，进而又促进了投资这样一种良性循环。“顺贸易志向型”的关键在于为了扩大互补贸易而进行的直接投资必须按照比较优势模式，由投资国的比较劣势化产业开始投资，以此加强受资国的该产业的比较优势。

3. 东亚经济整体咬合、联动增长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呈现出整体性、内部化的增长趋势，水平分工得到了迅速发展。薛敬孝认为东亚经济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增长机制，即整体咬合、联动的增长机制，“日本、四小、东盟和中国象几个齿轮一样，相互咬合在一起，一种彼此互相牵动、互相补充的动态经济增长机制，而各个齿轮的咬合联动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分工、市场贸易、投资、技术转移和经济周期阶段性因素的咬合、联动”。 转贴于

从东亚分工的角度看，薛敬孝认为东亚分工的层次性仍然存在，但是出现了四点新变化。一是出现了产业间的水平分工。表现为在“四小龙”、东盟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间产品的相互进口，以及其它一些产业间产品的相互进口。二是产业内垂直分工的出现。如在纺织工业领域，日本和四小从东盟大量进口编织产品，而东盟从日本和“四小龙”大量进口属于资本密集型的合成纤维产品。这种形式的分工也存在于汽车业和电子、电机产业内部。三是产业内水平分工的出现。如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间逐步展开的纺织业中纱与织物、电子业中的电子部件或汽车业中汽车部件等产品中间的水平分工。四是由于上面分工形式的新变化，在东亚分工中，各梯度之间的转移和推进已不是简单地从第一阶梯到等二阶梯，再从第二阶梯到第三阶梯，而是出现了各个层次的分工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各层次间动一一推拉的分工扩张、深化、演进的机制。

此外，根据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贸易结合度与需求乘数来分析，薛敬孝认为东亚地区内贸易（下转第101页）的紧密关系较世界平均水平要大得多，而且不对称性在缩小；从投资角度看，东亚地区有更快的资本形成速度，资本积累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而且形成了咬合联动的格局。在整个东亚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日本和“四小龙”占的比重较大，东盟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在迅速增加。80年代后半期以来东盟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东盟增加对外资的鼓励，以“四小龙”和日本为主对东盟的投资实质性地促进了出口的增长和投资的增加所决定的，而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和东盟也有相似的经历。

最后，从经济周期角度看，东亚地区也形成咬合联动的局面。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而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却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时，由于两国之间紧密的贸易与投资联系，后者使前者的经济下降幅度降低，并且提前走出下降阶段。这主要表现在90年代初，中国经济高涨对四小和日本经济周期向上的带动作用。

三、 结论

东亚模式曾经受到广泛赞扬，成为众多落后国家争相效仿的楷模。虽经历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但对整体趋势并无影响。东亚模式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完善、不断更新。这次面临全球金融危机，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在金融风暴中展示出的一些优势，是抵御冲击的有效措施。在外部环境不佳的条件下，亚洲地区应加强内部生产网络的构建，巩固内部循环机制，保持地区稳健的经济增长就是对世界经济最好的“稳定器”。

参考文献：

1. （日）小岛清. 雁行型经济发展论——赤松原型.世界经济评论，2000，（3）.

2. （日）小岛清.亚洲的直接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 世界经济评论，1997，（3）.

3. （美）乔万尼·阿里吉，（日）滨下武志，（美）马克·塞尔登.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 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的反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 世界银行.东亚复苏之路.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6. 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北京：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第11篇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第12篇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战略；赶超战略；比较优势；知识产权优势战略

作者简介：仉建涛(1953－)，男，河南西华人，许昌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比较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017－03　收稿日期：2007－03－01

一、引言

经济发展战略是指根据对经济、社会发展各种制约因素的分析，从全局出发制定的一个较长时期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和方法。它涉及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带有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的问题。经济发展战略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来指导经济的发展，直接关系到该国的经济建设能否成功。新世纪中国应采取何种发展战略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同时也是理论界较为关注且有争议的问题。建国后的经济实践中曾经采取的以及当前学界的研究中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1．赶超战略。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建国后长期采用的经济发展战略。主张通过政府有形的手将有限的资源优先配置到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部门，通过发展相对于本国资源禀赋条件较高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提高本国产业结构和工业化水平，促进经济超常规发展。

2．比较优势战略。林毅夫教授(1999)在分析传统的“赶超战略”弊端的基础上提出的发展战略，主张利用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高科技产业链条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有利于提高资本积累速度，改变要素的禀赋结构，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提高技术和产业的竞争力。

3．知识产权优势战略。以程恩富教授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分析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产权优势理论(程恩富，2003)。郭民生在此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优势理论的内涵、特征、分类、作用、定位及其应用，提出了一种适应我国现阶段发展的新型创新模式――以“五新”(即知识产权优势、知识产权经济、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人才和知识产权文化)为核心要素的自主创新模型(郭民生，2006)。

二、三种发展战略的内涵及比较

1．赶超战略

赶超战略是建立在后发优势理论基础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超常规发展过程，以经济的跳跃式发展为特征，表现为高速经济增长、高级化的产业结构转换和高效率的资本产出率等等。

一般认为，赶超战略的实施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通过政府干预的主导作用，赶超战略能够迅速发动工业化；其二，赶超战略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迅速使产业结构高度化，另一方面这样形成的产业结构是一种没有自生能力的畸形产业结构；其三，赶超战略在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发展的低效率；其四，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对劳动力的吸纳却很有限，因而实施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具有较高的实际失业率，带来的是人们收入水平的低下(程洪、等，2005)。

2．比较优势战略

比较优势战略来源于比较优势理论。比较成本理论认为，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存在劳动生产率或成本的差异，各国应分工生产本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各个国家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丰富，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资源丰富，据此形成的贸易格局是：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现实的国际分工格局也基本如此。

比较优势战略一般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比较优势战略难以迅速发动工业化；其二，比较优势战略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提升也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按照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比较优势战略难以迅速促进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也就不可能迅速提升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其三，从理论上分析，比较优势战略能使资源配置具有帕累托效率；其四，比较优势战略能够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韩树明，2003)。

3．知识产权优势战略

程恩富等(2003)看到“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一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发展的空间越来越有限。这使得我国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贸易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从属和被动的不利地位，极易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因为，“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比较成本说，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资源禀赋说，其比较优势的前提是各国的供给条件、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在现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些假设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程恩富(2003)在此基础上认为，“要实现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就必须以国际经济综合竞争为导向，将现有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创造和培育我国的知识产权优势或知产型竞争优势。”“所谓知识产权优势，是指通过培育和发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经济优势，是相对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而言的第三种优势。”他认为这种发展战略“避免了笼统的竞争优势的理论缺陷，而突出了以技术和品牌为核心的经济优势或竞争优势”，“不仅应体现在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及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必须掌握自主研究、自主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建立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标准体系，而且还体现在我国传统的民族产业或低端产品部门，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也必须塑造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族品牌和名牌。”

郭民生(2006)在程恩富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知识产权优势理论是一种能有效地利用国际规则、国内外两个市场以及自然和知识两种资源，能有效地发挥人力资源作用、提高资本运用效率和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加快体制转轨、经济转型步伐，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促使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经济发展理论。

4．三种战略的比较分析

赶超战略、比较优势战略与知识产权优势战略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一国经济走向成功的机理，但理论的提出不仅要考虑理论的解释力，还要顾及到理论的适用范围及前提，因此有必要对三种理论进行比较分析。

赶超战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独立的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广泛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不仅具有理论来源和根据，而且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然而就我们看到的文献

却是对它的批判多于赞誉。不少文献中指出，拉美国家之所以在经济上失败，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拉美国家采取的是赶超战略，而把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归因于采取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我们认为这是不客观的。很难想象，日韩在20世纪60、70年代推行重化工业、造船、汽车等产业优先发展时是遵循了它们当时的比较优势。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国家采用赶超战略而只有日本及四小龙等极少数国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呢?我们认为，政府决策、把握时机以及制定赶超扶持政策的能力等是关键的因素。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经过经济学家的发展日益完善。它们认为落后经济体的发展战略应使经济发展在每个阶段上都能发挥当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从而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并提升资源禀赋的结构。但是，对于比较优势能否作为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制定发展战略的依据，一些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如洪银兴(1997)认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由于发达国家存在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具有竞争优势。而且，虽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其工资低而劳动力成本较低，但发达国家面对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从而造成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中，以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出现“比较利益陷阱”。他认为要摆脱这种不利局面，就应当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转换的关键是将高新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的高技术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结合。

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落后大国的最大优势是与劳动供给充足和低收入相伴的低劳动力成本。在不考虑非价格因素的情况下，以此优势为基础，他们能够在一些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上获得较高的价格竞争力。但在现实的竞争中，许多非价格因素的介入，使得产品竞争力的决定由一维变成二维乃至多维，成为价格竞争力和非价格竞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落后国家在非价格方面的竞争力太弱，它们总的竞争力水平就会显著降低(熊贤良，1995)。

从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的内在逻辑可看出，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渐进缓慢的发展道路，一个是跳跃式的发展道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后进国家的发展结果看，完全运用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国家是十分少见的，大多数落入了比较优势陷阱；同时，完全运用赶超战略也纷纷陷入了产业结构畸型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恶化，企业没有竞争力。而能发展起来的国家一般是综合运用两种战略。

上述的比较优势理论一般被称之为外生比较优势理论。随着对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的认识的深入，内生比较优势理论逐渐被经济学家重视起来。杨小凯和博兰(Yang andJeff・Borland，1991)在批评新古典主流理论的基础上，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左大培(2000)则从技术进步的另一角度表述了对中国遵循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的怀疑和否定。他提出应当把产业技术密集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强调通过扶植处于幼稚期的高技术产业来获取内生比较优势，为此应当制订促进技术进步的贸易政策。

我们认为，与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相比，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对于我们的指导意义似乎更大。外生比较优势理论可以作为我国调整产业结构的指导原则，以纠正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高度扭曲的产业体系，这不仅能使我们取得更多的经济剩余，也会大大促进我国的就业。但是众所周知，运用外生比较优势理论也有很多缺陷，除了它苛刻的假设之外，它极易使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形成对本国初级产品和发达国家技术、资本密集品的双重依赖，从而落入“比较利益陷阱”；此外，现实也非自由贸易的天堂，我们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却使我们频频遭受贸易壁垒和反倾销调查之苦。避免落入陷阱的对策就是运用内生比较优势理论，重视培养我们的动态比较优势，谋求在更高层次上的竞争优势，逐步形成良性的产业升级机制。

知识产权优势战略作为国内经济学家新近提出的第三种发展战略，尽管尚未被研究者所重视，但向我们揭示了应对全球化时代残酷竞争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前瞻性和创新性。现实的国际经济活动并非如经济理论和模型描绘的那样美好，贸易摩擦不断；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中国制造业尽管取得的成就巨大，“中国制造”的产品已销往全球，但环顾全球500强和全球500强品牌排行榜，却鲜有中国的名字，绝大多数企业做着为欧美国家企业做嫁衣的工作，商品附加值的绝大部分被他们拿走，留给我们的除了只有少量的加工费用外，还有倾销的恶名。这固然与我们实施市场经济的时间短有关，但我国企业不注重研发，政府长期忽视专利制度建设，缺乏知识产权优势也有很大的相关性。经济的发展已由卖产品逐步迈进到卖标准的时代，拥有标准的前提就是要拥有众多的专利，拥有竞争对手没有的知识产权这种非对称优势。从这层意义上讲，知识产权优势战略在更高层次上指明了新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着力点。

三、我国发展战略的选择及依据

我们认为，一国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不仅要考虑该战略的科学性、可行性，还要考虑战略选择时代的约束条件，归根结底，就是要考该国的国情。所谓国情，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自然禀赋、历史发展阶段和综合国力现状等全面情况。我国发展的战略的选择必须紧紧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在考察我国的国情时，有两条原则必须不能忘记：

第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冷战结束了，但世界并不太平，意识形态的对立并未消失。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不可能完全采用比较优势战略，靠出口自己的初级产品来换回我们所需要的技术与资金密集型产品，而把关系自己国家安全和民族命运的钥匙让别人掌握。传统的赶超战略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尽管我们付出了代价，但这是任何一个大国都必须拥有的，特别是在当时冷战白热化时期为了生存必须拥有的。

当然传统的赶超战略所依据的后发优势理论也有缺陷。它认为后进国家可以直接引进发达国家一些成熟的技术实现自己的跳跃式发展，这样就可以节约大量研发成本和规避很多风险。客观的讲，在一些一般技术方面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一个国家即使强大的美国，也没有能力和精力在所有领域都实现创新。但是不要忘了，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如果我们热衷于花费大量的资金引进国外技术，而不注重自己的创新，我们将永远处于赶而不超的尴尬境地。

第二，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认为我国与外国最大的一个不同的约束条件之一是我国的人口问题。如此多的人口面临着就业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下大力气解决适龄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经济问题就会演变成严重的政治问题，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因此不少学者提出要以就业为导向全面调整发展战略。从这个角度讲，“用裤子换飞机”还得继续，比较优势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 产业集群 文献 研究

产业集群是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集合(波特,1998)。国内外对于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经济学家通过外部经济、专业化分工、交易成本、知识溢出等理论来分析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及创新竞争力;社会学家则从社会关系网络、社会文化环境的视角对产业集群组织进行研究;地理学家则强调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地理空间的集聚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本文主要按照大致的时间顺序,结合重要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来简述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一、 国外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综述

国外对于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形成和发展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阶段,始于19世纪,为产业集群理论的最初形态。第二阶段是产业集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集群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色,备受经济学者的关注,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对这一理论的深入研究。

1.国外产业集群理论形成阶段

从“外部经济论”到“产业集群论”的确立,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阶段经历了100多年,期间的代表性理论有:产业区理论、古典经济地理学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新产业区理论、竞争优势理论等。

(1)产业区理论

第一个较系统研究产业集聚现象的经济学家是马歇尔(Marshall)。由于18世纪下半叶,英国社会的分工和专业化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与之相伴的产业集聚现象开始出现,马歇尔较早关注了产业集聚这一经济现象。他在《新经济地理》(1890)一书中提出了“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概念,通过研究工业组织这种生产要素,间接表明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提出了产业集聚的内涵、外延,并探讨了产业集聚产生的基本原因。但他的研究是初步的、不完全的,对产业集聚的功能、度量、效应、外部连接、动态因素变化等问题均未能触及。

(2)古典经济地理学理论

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有韦伯(Weber)、胡佛(Hoover)等,主要从空间地理角度研究产业集聚。

韦伯是“工业区位论”的创立者,他在20世纪初就认识到集聚的重要性,首次提出了“聚集经济”的概念,并从技术设备、劳动力组织、市场化因素和经常性开支成本等方面探讨了促使工业在一定地区集聚的原因。韦伯认为,产业集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企业自身的规模扩张引起产业集中化,这是初级阶段;第二阶段是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织而地方工业化,这是高级聚集阶段。韦伯的产业集聚理论有一定的创新性,他从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探讨了产业集群优势的因素。但是韦伯对集聚的研究脱离了一切制度、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单纯从资源、能源的角度加以考虑。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产业集聚的形成相当程度上决定于地区的社会文化因素。

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在20世纪40年代论证了产业集聚存在一个最佳的规模,如果集聚企业太少、规模太小,则达不到集聚所能产生的最佳效果,如果集聚企业太多,则也可能集聚区的整体效应反而下降。他认为,规模经济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就任何一种产业来说,都有:单个区位单位(工厂、商店等)的规模决定的经济;单个公司(即联合企业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该产业在某个区位的集聚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而这些经济各自得以达到最大值的规模,则可以分别看作是区位单位最佳规模、公司最佳规模和集聚体最佳规模。

(3)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发展起来,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是克鲁格曼(krugman),他是第一位把产业集群与国际贸易因素紧密联系起来研究的经济学家。他通过“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强调空间配置的重要性,证明了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阐明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区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并提出了形成产业聚集的三个主要原因:需求、外部经济和特殊历史事件。克鲁格曼的模型为人为的产业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他的研究过于偏重数学模型,忽略具体的地理空间,缺乏经验研究的实证,忽视社会、文化等因素。

(4)新产业区理论

国外新产业区理论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美国、德国等地区出现了一些由于中小企业聚集而发展快速的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对产业区研究的关注。新产业区理论可以分为两个学派:“新产业区”学派和“新产业空间”学派。

“新产业区”学派是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自然地域上形成的地方生产体系(Bacattini,1978)。该学派代表学者有Banasco、Piore和Sabel。意大利的社会学家Banasco(1977) 基于对意大利工业化进程的观察,独创性的提出了“第三意大利”概念1。Piore和Sabel强调了意大利式的信任和后福特制的生产系统,提出了合作与竞争、信任与制度以及网络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以柔性专业化为期初的产业集群,常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区域性产业集群,以意大利为典型。二是家族式的企业联合体,以日本为典型。三是核心企业以及受其支配的独立工厂,在美国和德国经常见到这种类型的集群。他们的研究虽然考虑了产业区的历史文化,但过于强调产业区本地化特点,没有足够重视学习创新的因素。

“新产业空间”学派是以交易成本思想为基础,提出在一个高度变动的市场环境下,本地化的生产协作网络存在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和保护合作的因素,因此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灵活适应性(Storper,1989)。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Scott、Stoper、Harrison和Waler等,他们认为市场和技术的不确定增加,使长距离的企业交易会承担许多成本与风险,为了使企业成本最小化,企业需要聚集。但该理论局限于以交易成本为出发点,忽视知识创造与空间扩散等要素。

(5)竞争优势理论

波特(Porter)在1990年论著的《国家的竞争优势》一书中,从战略管理的竞争优势角度研究产业聚集现象,并给出了一个新的称谓――产业集群,代替长久以来的产业区的称谓。他认为产业集群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提高企业持续创新能力,降低企业进入风险,进而有利于提高国家竞争力,并提出了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四个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与结构,即“钻石模型”。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引发了不少管理学家对产业集群以及合作竞争战略的关注,但他的研究忽视了跨国的贸易活动对“钻石模型”的影响,且缺乏对集群内部结构、集群内各个企业间的产业联系的研究。

2.国外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对产业集群的研究越来越丰富,研究领域主要从区位选择、演化机理、竞争合作网络、创新环境、实证研究、经济增长和社会资本等方面对产业集群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下面列举几位学者的代表性研究。

Venables(1996)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为基础,发展了跨区域贸易的产业集群理论。

Ahokangas和Rasanen(1999)运用演化理论分析了集群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及其机制,揭示了产业集群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

Lynn mytelka 和fulvia farinelli(2000)把产业集群分为非正式群、有组织群和创新群,探讨如何在传统产业中培育创新群,建立创新系统,从而使传统产业保持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Machiel van dijk 和 Order nomalor (2000)从需求角度解释了产业动力学。在假定消费者偏好多样性和相关技术兼容性不同的前提下,探讨新技术应用的时间和频率是如何影响产业动力的,验证了新技术应用模式和产业中企业数量的关系。

Suma s.athreyr(2001)通过对剑桥高科技群增长和变迁的实证研究,以经济组织和集群的关系为理论基础,探讨了剑桥高科技群是如何增长和变迁的、哪些微观经济要素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为什么剑桥高科技群没有达到硅谷的水平等问题。

Nicholas craft 和 Anthony j.venables(2001)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探讨地理集聚对经济绩效、规模和区位的重要作用,从地理角度回顾了欧洲的衰落和美国的兴起以及未来亚洲的复兴。

Khalid和Halder(2002)通过研究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集群,表明了价值链中竞争力的重要性和领导公司的作用,有助于解释价值链中的价值在哪里附加,如何附加及分配。

二、 国内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综述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产业集群研究起步较晚。我国出现企业空间集聚现象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江浙一带兴起了中小企业聚集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开始分别以不同的角度对产业集群展开理论探讨,主要从聚集经济、专业化分工、知识溢出、创新网络、竞争力与经济增长等方面进行分析。

如较为系统地研究产业集群的学者为王辑慈。她在1994年出版的《现代工业地理学》一书中介绍了新产业区的概念,还结合国内各区域发展的实际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探讨。2001年,她系统地提出了产业集聚理论与新产业区理论,强化区域竞争优势是增强国力的关键。

许仁祥(1998)从聚集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产业集群,他从成本、需求和环境等因素分析了城市经济环境对产业聚集和产业发展的影响。

仇保兴(1999)根据集群的结构状况,将集群分为三类:“市场型集群”、“椎形”集群、“混合网络型”集群。

叶建亮(2001)从知识溢出角度分析聚集现象。他认为知识溢出决定了集群的规模,也导致了集群内部产品的类同和恶性竞争的发生。

盖文启(2002)从新产业区的角度,对区域创新网络理论进行了理论概述,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交易成本、竞争优势、创新等反面阐释产业集群理论,构建了区域创新网络的理论体系。

魏守华(2002)从企业群角度论述了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他人文企业群不仅有利于单个企业提高竞争力,而且通过群体效应可以促进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

吴勤堂(2004)以人口聚集为出发点,指出了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

目前尽管我国对于产业集群的研究能够跟踪国际理论研究的前沿,结合具体的区域实践来分析,但国内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集群理论体系,多数分析往往是事后分析而不是事前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处于尝试与探索阶段,这对我国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1] Michael E. Porte. 竞争优势[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2] Marshall: 经济学原理M.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3] 刘义圣 林其屏:产业集群的生成与运行机制研究[J]. 东南学术, 2004,(6)

[4] 马中东:分工视角下的产业集群形成与演化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5] 郑健壮: 产业集群理论综述及其发展路径研究[J]. 中国流通经济, 2006,(2)

[6] 李清均: 产业集聚研究综述 [J]. 学术交流, 2005, (7)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第15篇

    国际贸易理论是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它的基本主题之一是对国际贸易动因的探索和研究。对贸易学说史的考察表明，比较优势反映了不同国家同种产品的机会成本（或相对成本）差异，是国与国之间产生分工和贸易现象的基本动因。那么，一个自然的追问是，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包括哪种或哪些成本呢？迄今为止，大部分国际贸易模型从生产成本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基础（海闻等，2003）。[1]概括而言，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主要表达了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它们分别从劳动生产率（技术）、要素禀赋、生产规模等视角找到了形成相对生产成本差异的根源，进而都可表达为“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然而，随着“制度与贸易”（North，1990；[2]Greif，1992；[3]Belloc，2006；[4]Nunn，2007；[5]）、“生态环境与贸易”（Siebert，1974；[6]俞海山，2004；[7]）、“可持续发展与贸易”（赵晓晨，1999；[8]傅钧文，2010[9]）等学术主题的日益兴起，比较优势的成本基础逐步出现多元化和广义化的趋势，仅仅基于相对生产成本差异来分析比较优势已暴露出诸多不足之处，进而难以通过国际贸易有效配置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和资源、无力协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追求效率的最重要原则就是计算所有的成本”（戴利，2006），

    毫无疑问，上述文献为本文写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拓展了比较优势的成本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由于已有研究对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认识不全面，导致其对塑造比较优势的成本外延的界定仍欠系统，同时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纳入比较优势形成过程的努力也极为鲜见。本文试图对李嘉图模型、H-O模型和规模经济模型进行集成，并将其表达为“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在此基础上充分吸收分工和贸易理论的若干新进展，力图表明当代比较优势的成本基础正在逐步由生产成本拓展为“全成本”，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应通盘考虑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从而谋求贸易增长、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的分析不仅从理论上拓展了比较优势的成本观，而且对于实现一国对外贸易的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二、从李嘉图模型到规模经济模型：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

    从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李嘉图模型到新贸易理论中的规模经济模型可最终归结为基于相对生产成本差异的比较优势，不同阶段的贸易理论只是在寻求产生这种生产成本差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基于这一考虑，本文通过对李嘉图模型、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和规模经济模型进行集成，以涵盖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的主要学术思想，从而确立本文的分析基准（Benchmark）。

    这一集成模型的基本假设融合了从李嘉图模型到规模经济模型的假设前提，具体包括：（1）两个国家、两种可贸易产品和两种要素。①两个国家分别为A、B，两种产品分别为X、Y，两种要素分别为L（劳动力）、K（资本）；（2）给定生产要素供给，生产要素可在国内不同部门之间流动但不能跨国流动；（3）A国和B国在生产技术（要素生产率）、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一个或多个方面存在一定差异；（4）国家之间进行自由贸易，且不存在交易成本；（5）不考虑基于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在这些假设前提下，A国和B国能找到各自基于相对生产成本差异的比较优势吗？一旦综合考虑生产技术（要素生产率）、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多个因素，就需要分别分析三者的变动对于生产成本变动的影响。若将一个国家生产某种产品与另外一个国家生产该产品进行对比分析，可能在某种因素上有导致生产成本取得优势的作用，而在其他因素上则可能存在导致生产成本处于劣势的作用。比如，A国在X产品的生产技术上比B国更先进，但同时，A国缺乏生产X产品的生产要素，或者生产X产品不能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那么，A国生产X产品与B国相比究竟是处于比较优势地位还是比较劣势地位则难以判断。杨小凯、张永生（2001）[17]甚至提出了“不可能定理”，即“一般均衡是技术、禀赋、嗜好、交易效率等多个参数经由价格、数量之间无数反馈圈形成，根本找不出普适的规律”。倘若要对李嘉图模型、H-O模型和规模经济模型进行集成与综合，理论上的突破点在于确认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性：两国之间生产技术、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因素引起要素投入向量a（X）、a（Y）、b（X）、b（Y）和（或）要素价格向量P（A）、P（B）发生变化后，经过综合反馈，基于生产成本的优势和劣势刚刚抵消，从而使得两国关于两种产品生产成本的“相对比较”完全找不出差异，即，进而无法找到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从贸易现实来看，这只是一种小概率事件。更常见的情况是，经过生产技术、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多个因素之间的综合作用，两个国家关于两种产品的相对生产成本或多或少会存在一定差异，即，这正是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所表达的核心思想 。在李嘉图模型中，特殊之处在于假设只有劳动力一种要素投入，并认为不同国家在技术（劳动生产率）上的相对差异是形成上述不等式的根本原因。在H-O模型和规模经济模型中，分别将分析视野由一种要素拓展为多种要素，由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不变拓展为不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递增，进而分别从要素禀赋和生产规模的角度找到了上述不等式成立的证据，但并没有影响上述“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作为评判比较优势的“基准”。

    三、比较优势的成本基础之拓展分析：“全成本观”的提出与论证

    （一）基本假设

    按照拉卡托斯（Lakatos，2005）[18]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笔者认为，若从成本视角审视比较优势理论，它的“内核”在于“比较”，其“保护带”主要体现为对稀缺要素及其成本基础的界定。因此可将本文基本假设总结如下：

    第一，两个国家和两种可贸易产品。两个国家分别为A、B，两种产品分别为X、Y。

    第二，国际贸易的相关当事人是“社会人”，国际贸易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交易成本。也就是说，人是利己与利他的混合体，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现实中的人是“社会人”而非“经济人”（伍世安，2010；[19]胡石清、乌家培，2011[20]）。从利己的角度看，为了“利己”，一些人甚至不惜以“损人”为手段，即存在着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从利他的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会兼顾社会利益、生态利益、可持续发展等涉及“集体理性”和“长期理性”的事情。

    第三，A、B两国的对外贸易均会产生环境成本，并根据环境成本内在化程度将其纳入厂商的生产决策中。也就是说，就经济贸易活动作用的空间范围来看，大自然的诸多功能均具有经济价值，但经济学却将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21]因此本文在经济—环境大系统中分析国际贸易的成本和比较优势。

    第四，A、B两国的对外贸易均会产生代际成本，并根据代际成本内在化程度将其纳入厂商的生产决策中。也就是说，就经济贸易活动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22]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在动态的经济—环境大系统中考察国际贸易的成本和比较优势。

    （二）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模型：简化分析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贸易现实的发展，国际贸易中的成本或代价日益多元化，进而需要丰富比较优势理论中的相对成本外延，拓展其“保护带”，通盘考虑各种重要因素，构建系统和全局的成本观，为寻求科学合理的国际贸易成本补偿机制奠定基础。

    

    为简单起见，本文在对上述四类成本（即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进行加总时，先采取简单求和方式说明相关机理并拓展比较优势的“保护带”，然后再将其一般化。虽然这种处理难免存在一定误差，但是考虑到目前尚未发现更好的表达“全成本”的函数关系式，当前可以肯定“全成本”与其各个子成本之间是正相关关系，简单加总方式可以很明白地体现这一特点，故选用之。不过后续分析表明，这一简化处理并不影响模型结论的一般性。

    在t期，i国一单位j产品的全成本表达式可简化为：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若贸易模式为“A国生产X产品并出口至B国，从B国进口Y产品；B国生产Y产品并出口至A国，从A国进口X产品”，则有：

    

    （2）式左边为A国X产品对Y产品的相对全成本，右边为B国X产品对Y产品的相对全成本，根据公式（1），可将（2）式转化为：

    

    可分如下三种情况对此加以探讨。

    情况一：如果

    

    （3）式成立，此时A国在X产品上存在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B国在Y产品上存在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两国依然维持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下的分工和贸易模式。

    情况二：如果

    

    （3）式不再成立，此时A国、B国均不存在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

    情况三：如果

    

    （3）式不再成立，此时两国比较优势状况发生了“逆转”，A国在Y产品上取得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B国在X产品上取得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此时两国的分工和贸易模式也会随之发生“逆转”。③

    上述分析表明，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的基础。并且，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可增强、削弱、抵消甚至“逆转”一国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状况。一国要在某种产品上获得真正的比较优势，应将所有外部成本内部化，进而言之，比较的成本不仅包括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且必然包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模型：一般分析

    贸易以生产为基础，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在此意义上，传统贸易理论立足于“生产”视角并从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角度解释贸易现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应看到，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和人们对制度的认识逐步深化，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尤其是好的制度）要素的稀缺性日益显现，国际贸易的本质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在贸易活动中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成本（交易成本）。伴随着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成熟和生态平衡破坏、环境污染等现实问题的凸显，宜人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人与生态环境之间打交道的成本（环境成本）。随着资源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完善和经济社会中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可持续性”逐步成为一种新的稀缺“要素”，④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当代人与 后代人之间“打交道”的成本（代际成本）（杨青龙，2011）。[23]因此，除了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等传统要素对于贸易活动是重要的，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要素也不可或缺，不过由于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要素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公共品属性，在传统的基于私人产权的经济分析中，往往难以将其纳入分析视野。然而，由于包括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要素在内的“广义要素”在当今世界中都日益显现出明显的稀缺性（虽然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这些要素的稀缺程度存在差异），使用它们均会发生成本或代价，进而有必要将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要素纳入比较优势的“保护带”，形成基于“广义要素”的成本范畴。根据前面的分析，就经济系统内部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本而言的比较优势可称为“狭义比较优势”，而在动态的经济—环境大系统中，基于生产、交易、消费等全过程和“广义成本”（或“全成本”）的比较优势则可理解为“广义比较优势”。在此可从多个角度对二者进行比较，如表1所示。

    

    从内涵看，“全成本”（Full Cost，FC）是某种物品的产权在跨国转移中，发生于国际贸易过程，进而涉及生产和消费、经济和生态、今人和后人，使用一切资源要素的代价总和；从外延看，“全成本”是以国际贸易中的生产成本（PC）、交易成本（TC）、环境成本（EC）和代际成本（IC）等为子系统的动态开放系统。本文将“全成本”理解为一个系统，可将i国j产品出口至m国所发生的“全成本”的一般形式写作：

    

    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若贸易模式为“A国生产X产品并出口至B国，从B国进口Y产品；B国生产Y产品并出口至A国，并从A国进口X产品”，则有：

    

    对应于前文所述的“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在此可将（5）、（6）两式表达的思想称为“相对‘全成本’不等式”。⑤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是一种综合比较优势（Comprehensive Comparative Advantage，CCA），它是禀赋比较优势（TFCA）、制度比较优势（ICA）、环境比较优势（EECA）和“可持续性”比较优势（SCA）的有机结合，可将综合比较优势函数写成：

    CCA=cca（TFCA，ICA，EECA，SCA）（7）

    在此将全成本函数和综合比较优势函数等均表达为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从一般意义上说，“全成本”和综合比较优势并非它们各自子系统的简单加总的结果，而是由其子系统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虽然前文的简化分析中曾将“全成本”写为四种子成本的简单求和形式，但这只是全成本函数的一个特例，现实的“全成本”并不一定是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不排除将来还可能产生其他稀缺要素，进而纳入除了上述四大成本之外的其他成本项目，并且各项子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也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动态变化。

    四、结论与启示

    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证明了“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即不同国家在同种产品上的相对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比较优势的基础，本文将其理解为“狭义比较优势”。然而，制度差异可以塑造比较优势，使用制度要素而表现出来的交易成本应进入一国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而环境成本内部化和代际成本内部化，同样在塑造一国比较优势时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各类成本逐步内部化，它们的累积效应将会改变比较优势的定义（潘家华，2007）。[24]比较优势理论广义化的一个基本趋势是，在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同时纳入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广义要素，进而可将使用或耗费广义要素的代价定义为“全成本”。其中，使用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等传统要素的代价构成了生产成本；使用制度要素的代价构成了交易成本；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构成了环境成本；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代价构成了代际成本。随着成本的广义化，当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由“生产成本”拓展为“全成本”之后，“全成本”才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于是，可将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解为“广义比较优势”。需要特别指出，对国际贸易进行全成本分析并不是要彻底推翻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相反它恰恰是要在坚持与继承比较优势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尝试从成本视角拓展其保护带，形成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学说。正如王文先、王孝松（2008）[25]所言，比较优势概念揭示了国际贸易起因和影响的一些最为重要的东西，在许多与现实世界相符的假定之下，该理论本身仍能够成立。

    若以“国际贸易的全成本论”为指导，一国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必须综合权衡“全成本”的各类子成本，尽可能统一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谋求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为此，具体的战略和政策可包括：（1）以系统观念认识对外贸易中的成本和收益；（2）理性参与国际分工，谋求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3）制度创新和其他手段密切配合，谋求基于交易成本的比较优势；（4）逐步完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谋求基于环境成本的比较优势；（5）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谋求基于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杨青龙，2012）。[26]

    注释：

    ①为了简单起见，此处不分析国家、产品和要素的多维（大于二）情形。但不难证明，将这里的要素拓展为三种甚至三种以上，基本结论仍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