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服务种类范文

时间：2024-04-08 16:22:38

法律服务种类

法律服务种类范文第1篇

三个利益层次

一般而言，企业的利益可以分成三个层次：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以及一般利益。事关企业存亡的关键决策所涉及的利益就是企业的核心利益，例如需要董事会决议解决的经营危机、政策性风险等；重要利益就是涉及到企业中赢利能力的重大决策，例如调整商品价格、划分产品市场等；企业日常经营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所牵涉的就是企业的一般利益。企业决策者首先要考虑的是企业的核心利益，然后才是重要利益和一般利益。

三类法律服务需求

基于以上三个层次的利益划分，企业对律师的法律服务会产生三类法律需求。企业最需要律师解决的就是涉及企业核心利益的法律服务，例如企业上市、融资借贷、合并购买等，这方面的法律服务数量不大，但对律师的能力是绝大的考验。根据经验，这一类的法律服务只占律师服务总量的1%，但却能消耗优秀律师99%的精力。因为事关企业生死，至少也事关企业的重大变革，所以企业都会选择律师中的精英分子。企业对律师法律服务的第二大需求是基于企业重要利益的法律顾问服务。这一类需求占整个律师法律服务总量的29%，没有这一层次的法律服务，企业的发展壮大就会发生问题。占总量70%的律师法律服务都属于日常法律服务，需要的是严谨细密的律师工作。这一类工作如拟定和修改合同，解决劳动争议，追索欠款等等。

三大业务能力

三个层次的利益产生了三种法律服务需求，三种法律服务需求又向律师事务所提出了三种律师业务能力要求。“理和律师”将这三种业务能力总结为：核心利益的危机防范能力、重要利益的保驾护航能力、日常管理的善事利器能力。

正如印尼“海啸”、“中航油”危机、“霸菱银行”的破产，任何企业在运行中的某一阶段，都可能发生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机。总的来讲，此种危机的发生机率似乎仅有1%，但是，该1% 的危机在性质上，往往具有根本性和致命性。某些情况下，采用法律方法事先防范、建立预警机制、事后及时补救，都是必要的、必须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在进行这样的危机处理和风险防范的过程中，往往会涉及到基本法律法规的解释和应用，甚至涉及到基本的法律原理。这时候如果没有资深法律专家的把关操控，就有可能出现原则性错误，违反现代企业的经营原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越努力吃劲越每况愈下，最后会像项羽渡乌江时地概然兴叹：“此乃天意，非战之罪也”，还不知道自己早已违反了现代企业经营的大忌。“理和律师”认为，优秀的专家型律师必须具备帮助企业进行风险防范的能力，在企业生死存亡关头“拔剑而起”，快刀斩乱麻，拔企业于惊涛骇浪之中，将企业引渡到和谐平安的彼岸。

追求利润最大化，是绝大部分企业的生存目的。每个企业主流业务中的重大利益合同、重要客户维系、重大资产安全等工作，以及企业经常进行的构建、修补、实现其重大利益渠道的工作，都是企业的重要利益所在。对于这一类企业的重要利益，需得到专家型、顾问型律师的专业服务，有时甚至是需要律师们发挥创造性思维的专门服务。这里，律师必须实现“保驾护航”的服务目标。企业是航母，律师事务所就是护卫舰。在利益的海洋上征战角逐时，企业不可避免地会碰到礁石和风暴，如果没有专业律师的专业意见，企业就有可能因小失大，铸成大错。所以，合格的律师事务所必须具备对企业重要利益的“保驾护航”能力，满足企业29%的法律服务需求。律师作为企业的“外脑”，我们常常感到为此类目的进行的律师工作，往往有助于企业建立起更安全、更可行、更稳定、更高效的企业核心竞争力。

无论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还是防范经营风险，每位>文秘站:

从一点一滴的日常管理工作上就开始寻求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以便其迅速凝聚起优异的企业竞争力。律师必须满足这样的需求，提供“善事利器”的法律服务供给。

法律服务种类范文第2篇

关键词：法律服务；市场；主体

目前，世界诸多发达国家都已经建立起完整、有序的法律服务市场，普遍认同律师是法律服务市场的核心主体。在我国，法律服务市场起步晚、发展快。清末，我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律师，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法律服务市场的才初步形成。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我国服务市场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仍不完善，存在着许多弊病和不足，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两点：一是法律服务市场主体混乱；二是法律服务市场不正当竞争激烈。其中法律服务市场的不正当竞争还有大部分原因是主体混乱造成的。诸多学者都认同我国法律服务市场主体混乱，应该整顿和规范，但对于我国法律服务市场的主体很少进行明确细致的分析和探讨。本文拟详细研究我国法律服务市场主体的种类及其合法性，以对构建健康有序的法律服务市场尽绵薄之力。

一、法律服务与法律服务市场主体的概述

法律服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服务是指法律执业人员向当事人提供的一切有偿法律帮助活动的总称，包括诉讼的辩护与以及非诉讼、法律顾问、提供公证等法律活动。狭义的法律服务是指律师向当事人提供的有偿法律帮助活动的总称。法律服务具备一般商业服务的特征，即有偿性和竞争性；还有其不同于其他一般商业服务的特殊性，即专业性和公益性。法律服务有偿性和竞争性的特征表明法律服务的市场属性，受市场机制约束，按市场规律运行；法律服务的专业性和公益性又表明了自身的特殊性，法律服务活动不能完全受市场规律支配，离不开国家的适度干预。

市场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所有的交换关系都可称之为市场，市场就是各种交易关系的总和。法律服务市场就是指法律服务的提供者与接受者所形成的交易关系。若从狭义理解法律服务，那么法律服务市场主体即指律师；若从广义理解法律服务，那么法律服务市场主体就指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人。在我国，没有实行律师垄断制度，所以是指法律人，在这个群体中，诸侯割据，各显神通，着实混乱无序。

二、法律服务市场主体的类型

一些学者对我国法律服务市场主体进行了罗列，认为我国法律服务市场有七大类共17个法律服务主体从事法律服务活动。具体而言，有专职律师、实习律师和律师助理人员、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专利事务所、商标事务所等专业事务所执业的人员、企业法律顾问、公民、“黑律师”等。通过上述罗列，可以详细了解我国法律服务市场存在着的主体，但需要反思的是这些主体是否均是法律服务市场的适格主体，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和有必要探讨的。

三、法律服务市场主体的适格性分析

根据我国的国情，我国无法实行律师垄断制度，但亦不能放任法律服务市场主体杂乱无序。法律服务市场其法律属性和市场性相统一，必然有其准入条件，不适合对所有自然人开放。一是因为提供法律服务需要相对较高专业的技能；二是要求一定的市场准入条件更能保证当事人获得优质法律服务，也能保证我国司法活动有序进行；三是有利于诉讼风险的承担。

1、律师。根据我国《律师法》第2条之规定，所谓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该条规定直接确认了律师的法律服务市场主体地位，这在各国也是通行的。

2、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3条确认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是面向基层的市场主体。这类主体是我国特殊的国情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今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就目前而言，完全取缔是不现实的，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其市场主体地位仍然需要认可和保留。

3、公民。三大诉讼法和《仲裁法》均规定了公民参与诉讼的情形。但此类公民一般是指当事人的近亲属，社会团体推荐的人等进行的无偿。所以笔者认为公民中的“公民”不是法律服务市场主体，因为其没有具备法律服务的有偿性，不参与市场竞争，只是国家相关法律确认的允许其参与诉讼的一个特例。实践中，有人利用此规定进行有偿的法律服务，这是应该被禁止的。

4、“黑律师”。一些没有律师执业资格的普通公民或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冒充律师名义诉讼业务。这种行为严重扰乱法律服务市场秩序，属于违法行为，所以，“黑律师”当然不是法律服务市场适格主体，应该被禁止。

5、公证员。依据我国对法律服务市场定义的界定，公证员提供的公证服务亦属于法律服务，而且公证处已经逐渐市场化，是法律服务市场的适格主体。但当其参与诉讼等业务时，就超越了其职业范围，对律师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6、企业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这两者虽然工作性质不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都是为雇主服务。企业法律顾问分两种，一是外部聘请的律师，这类当然是市场主体，前面已论述过；二是企业内部聘请的人员，这类人员需要通过一定的考试，为所在公司提供法律服务，笔者认为该类人员不参与市场份额的竞争，不属于法律服务市场主体。对公职律师也是一样，公职律师为其雇主即政府提供法律服务，同样不参与市场竞争，也不是法律服务市场主体。

7、专利和商标人。我国《专利条例》和《商标管理办法》规定了从事专利和商标需要特定的任职资格，否定了一般律师直接从事该项业务的资格，且不论这项规定的合理性，从目前的规定而言，专利人和商标人是适格的法律服务市场主体。

综上所述，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专利人和商标人，公证员提供公证服务时是我国法律服务市场的适格主体。而公民、“黑律师”、企业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不是适格的法律服务市场主体。当我们讨论规范我国法律服务市场主体时，就不必纠结纷繁复杂的各种主体，认清实质，严厉禁止不适格的人员进入法律服务市场，这样距离我国法律服务市场的规范有序又进了一步。（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杨永昌，《论加入WTO后国际法律服务对我国律师业的影响与对策》，载于《2003年中国律师论坛.管理发展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11月。

法律服务种类范文第3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三个代表”归根到底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现实的中国离开了9亿农村人口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也就无所谓广大而言。解决中国的问题，在很大意义上就是解决农村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和解决农村法律服务问题是一项具有时代特征的巨大工程，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必将在依法治国的伟大进程中显现出来。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深刻指出，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少有两点是必须看到的：第一是底子薄，第二是人口多，耕地少。因此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中国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人口多而且是农民人口多，底子薄即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这个基本事实中找到存在问题的根源。我国目前法律服务市场主体失衡的现象，并非全部是农村经济文化落后，法律需求匮乏造成的，恰恰相反应当从立法和体制上进行深刻地反思。实践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法治的推进，广大农村群众所遇到的法律问题与日俱增，广大农民群众迫切需要法律的指导、帮助，法律服务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小到家庭婚姻纠纷、邻里纠纷、财产纠纷，大到土地承包、开发，农产品种植加工、销售，乃至申领许可证、工商登记等多种形式的非诉讼法律事务，正在向市场化、多样化、法制化的方向发展。

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改革与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县、乡(镇)政府需树立“无法律便无行政”、“无授权则无行政”的行政法治的基本观念，克服依利行政、依情行政、依权行政、依人行政等不良意识，杜绝“公事私办”、“私事公办”、“公私兼办”等不良现象，切实维护保障最广大农村群众的根本利益即合法权益。推进法治进程是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其前提是必须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包括司法官员)，同时也必须建立起一支与其相适应的法律服务队伍，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服务市场。仅限于目前松散的、浅层次的基层法律服务现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体制上根本解决农村法律服务资源短缺，服务水平服务质量偏低的问题。这个论点也代表了广大农村群众的强烈呼声。

二、拓展农村法律服务是市场经济、社会法治进程的迫切需要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中国法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均在农村。这两个方面对法律服务业都有着迫切要求和特定的标准。我国目前法律服务市场主体在实际运作中是“双轨制”的模式，即在大中城市包括少数发达的县城，主要是由10余万名律师(执业公证员)来提供法律服务，在欠发达的农村则有号称7万余人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作为法律服务市场的补充。这是我国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出现的情况。随着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社会法治进程的推进，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农村的法律服务明显地滞后和不适应。一是法律服务主体量少质弱，不适应农村法律服务的需要。全国现有乡镇法律服务所20771家，法律服务工作者7万余人。全国目前共有乡镇39240个，一个乡（镇）一所都没有达到，必须特别说明的是，在7万余名法律服务工作者中多数是兼职，严格地讲是指持证人数，而不是专职从业人数。仅以海南为例，全省乡镇法律服务所__家，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145人，其中专职人员12人，仅占持证人数的8.3％。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真正在一线从事法律服务的人员，就全国而言也不超过3万人，实际从业的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农村人口的比例不足万分之0.3。法律服务工作者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仅为62.9％（其中还有不少水分）。多数没有受过全面系统的专业培训，能承担的法律服务业务十分有限。有许多从业多年的人员从未接受过专业培训。二是政事不分，法律服务所缺乏自我发展的机制和活力。大部分法律服务所与乡镇司法所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大部分法律服务工作者同时又是政府公务员。法律服务所的工作受制于司法所，司法所必须服从党委政府名目繁多的中心工作，真正从事法律服务的时间十分有限，不仅如此，在法律服务事项、收费标准等方面相当一部分是听命于行政领导。由于法律服务受制于行政管理，不可能按照市场规律运行，这是造成农村法律服务市场长期弱化、徘徊不前的根本原因。三是法律服务所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地位和执业活动，在立法上缺乏足够的支持，仅依据“两个部令”，其法律的权威性和社会的认知度与法治社会对法律活动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有人把法律服务所说成为：“在名称上不伦不类，在工作上不死不活”。虽不一定准确，但也不无道理。

现今发达国家律师多集中在城市从业是一种普遍现象，其主要原因是由城市化水平所决定的。目前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已达80％—90％，中等发达国家在60％以上，即使某些发展中国家也达到45％左右，而我国目前才达到33％。乐观地看，即或我们以较快的速度达到60％至少也要20年的时间乃至更长的时间。依目前的33％的城市化水平，85％律师集中在城市，这绝对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更不能成为阻碍法律服务业亦即律师制度改革创新的理由和屏障。首先，法律服务业要求服务主体必须具备系统的法律知识和熟练的法律操作技能，对服务主体的素质有特定的标准和要求。第二，法律服务作为一种社会行业，在城市与农村，服务主体的服务区域、服务对象虽有所不同，但法律的要求、法律的适用则是相同的，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法律服务都同属一个行业，在主体的名称上应该力求统一，在主体的管理上也应该统一于一部法律，不存在哪个重要，哪个次要的问题。第三，“法律服务工作者”这个称呼本身并不准确。从广义上讲，法律服务工作者是一个大概念，其中也包括律师在内，但又不限于律师。还应包括公证员、法律顾问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这一名称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种无奈的选择。

扭转我国目前法律服务市场主体失衡状态，必须立足于城乡差别，人口比例，从立法上加以改革，从体制上大胆创新，从制度上寻找突破口。客观地讲，我国目前的司法考试制度其重大意义，突出表现在为保证司法官员的基本素质奠定了前提基础，基本上满足了城市法律服务主体的需求，但并没有真正解决广大农村法律服务主体的需求问题。在现行的司法考试制度下，历尽千辛万苦获取了法律专业资格的人，有几个愿意和安心扎根在基层农村从事法律服务呢?按照“自主择业”的原则，我们不可能以行政命令的手段让某一个律师到某个地方去执业，所以“失衡”也就势所必然。仅以海南省为例：全省目前共有执业律师626名，其中在海口、三亚两个地级市执业的599名，占执业律师总数的95.7％。在其它16个县(市)从业的仅有27名，只占总数的4.3％，其中有10个县(市)至今因为律师数量不足3人不能设立律师事务所，只好由厅里动员省会市较大的律师所设立分所，才勉强填补了空白。

上述情况足以说明，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一方面在城市法律服务业有了重大的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在广大农村，法律服务业却又徘徊不前，明显不适应。只要我们冷静地分析和思考，在我国现阶段，那种将法律服务业归为同一标准，单一模式的想法肯定是不现实，也是做不到的。同样，固守于目前基层法律服务的模式也显然不合时宜，不会有大的作为，必须进行重大的改革。在体制上为农村法律服务构建一个平台，为众多的法律专业人才进入农村开创一条新路。

三、拓展农村法律服务的改革构想

如果把实际情况比作“地形”，理论就是“地图”，当实际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的时候，我们不要企望按照“地图”来修改“地形”，而只能是根据“地形”来接近“地图”，我们必须从当代实践和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中吸取营养，不断创新理论，才能科学地解释并正确地指导新的实践。我国农村法律服务体制上的创新，不仅关系到立法的改革，而且要顾及到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通观国际上法律服务业的模式和类型，在学术界普遍的区分为“单一制”与“多元制”，亦有“一元制”与“二元制”之说。前者相对于诉讼的参与权而言，后者相对于律师群体的内部分类而言。

所谓单一制，是指法律服务必须由执业律师（执业公证人）来提供的体制，也是现今世界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模式，其中以美国和日本最为典型。

美国的律师制度渊源于英国，但却不像英国那样实行二元制，而是“一元制”，“LAWYER”是律师的统称。其鲜明特征是主体资格的一致性和充分的择业自由性。根据律师的任职情况，有人将美国的律师分为三种：政府机关雇佣的律师、企业公司雇佣的律师和开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前两种是政府或企业公司的雇员，他们仅处理本政府机关、本公司企业的法律服务，并不接受社会上当事人的委托。后者是在社会上执行律师职务，为社会上不特定多数人服务，领取营业执照，所以又称“挂牌律师”。

“二元制”律师制度以英国和法国最为典型。具有英国特色的二元制律师制度，将执行律师职务的人分为两类，即大律师和小律师。大律师在英国称为“BARRISTER”,中文名称除大律师外，还有译为“巴律师”、“高级律师”、“出庭律师”、“辩护律师”、“专门律师”等等。大律师是指能在英国上级法院执行律师职务的律师。一般都是精通某门法律或某类案件的专家，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取得资格的条件十分严格。小律师，在英国被称为“SOLICITOR”，中文除译为小律师外，还译为沙律师、撰状律师、诉讼律师、初级律师、事务律师等等。小律师是指直接受当事人委托，在下级法院及诉讼外执行律师职务，为当事人提供多种法律服务的人。大律师和小律师是英国两种不同类型的律师。二者无隶属关系，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工作方式。因此，有人将大律师和小律师的关系比喻为专科医生和一般医生的关系。

法国的律师制度受罗马法影响较大，采用传统的二元主义，有律师和代诉师之分。律师有两种，一种是由政府任命的在最高法院执行职务的律师，另一种是在其他法院执行和辩护职务以及在非诉讼事件中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前者在法国只有60人，其前身是法国旧王朝的王室参事院律师。这种律师除在最高法院执行职务外，还在最高行政法院执行职务，地位较高。后一种律师除在最高法院外，可以在任何法庭进行和辩护，也为社会提供非诉讼方面法律服务。按照法国《律师法》规定，代诉师是指附属于一定法院，主要为当事人提供庭外服务的法律工作者。代诉师是专职的公务人员，他由法务大臣任命。代诉师的职责是为诉讼当事人办理各种诉讼手续和按照诉讼当事人的意愿撰写书状。

准确地说，我国目前的法律服务业主体应当是“混合制”。从立法上看，全部诉讼活动并非只有律师才能作为委托人参与诉讼。从事法律活动的主体是多元化的，从广义上说都应归为法律服务行为。这是由我国的经济状态、社会基础决定的。农村的基层法律服务体制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前提下产生和存在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扩大，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基层法律服务行政性、公益性、义务性理念不仅在财力上无法保证其正常运行，而且与市场经济的规律相背，故而难以长久地存在和健康发展。这是我们必须首先改变的观念，一方面我们应当适度地考虑到农民的承受力问题，另一方面更应该从市场的角度和法律的层面来思考问题，因为承受力是相对的、可变的，而市场和法律则是相对稳定的。

我国农村法律服务体制的改革必须从国情出发，面对现实。同时，也要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注重于同国际接轨。美国、日本的模式，我国在较长的时期还达不到那个水平。英国、法国的模式也同样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但是研究和分析国际上的一些通行做法则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准确定位。我国农村法律服务体制的改革十分艰难，难就难在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替代。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东西。所以改革不能理想化，不能苛求，针对我国目前农村法律服务的现状及发展前景，我认为，改革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八个字，即“主体并轨、分类管理”。具体设想是：

1、修改《律师法》，将律师分为两大类，即普通律师和基层律师。普通律师即通过全国司法统一考试，获取律师资格，在全国范围内自主择业的律师。基层律师即通过全国统一的基层律师考试，获取基层律师资格，在限定的区域和限定的领域内从事法律服务的律师。在律师法中设立“基层律师”专章，明确基层律师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服务领域、法律限定等具体规定，其它如法律要求，职业道德、职业纪律等方面基本原则受律师法的统一规范。其执业区域应当以县级行政区划为限，固定在乡镇范围内在现实中行不通，也没有必要。其服务范围除了审级上的限定，只能基层法院一审案件，其它可以完全放开。取消现行的“基层法律工作者”称谓，统称“基层律师”，还给他们一个更加准确的合法身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农村法治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2、将现有的“××乡镇法律服务所”更名为“××法律事务所”，作为基层律师的执业机构。“法律事务所”只能在县和县级市的行政区划范围内设立，并与乡镇司法所彻底分离，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同时撤销大中城市街道和社区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为大中城市提升法律服务水平，规范法律服务市场，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3、将基层律师的考试纳入现行的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制度之中。可以设想将全国司法考试分为A、B两类。A类即现行的全国法律职业资格考试，B类即全国统一的基层律师资格考试，每年进行一次。并重点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1)对现有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志于从事法律服务专业的，经过相对严格的全国统一考试考核，可以授予基层律师资格。(2)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毕业生报考“基层律师”，在政策上予以扶持。我国现有近200万高校毕业临时就业或找不到稳定工作，其中家在农村的至少有100万以上，利用好这方面人才资源，既解决了农村法律服务人才的素质问题又能大量增加就业，是一举两得的好事。(3)在制度上，为“基层律师”创造一定的发展空间，对已取得基层律师资格并在基层从业的人员，其服务年限、工作业绩可以作为在全国统一司法考试中加分的条件，使他们有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加入普通律师乃至基层司法官员行列，当然具体问题要仔细研究。

法律服务种类范文第4篇

[关键词]物业服务合同典型合同有名化

引言

物业管理，又称物业服务或物业管理服务，概括而言，系指“为维持区分所有建筑物之物理机能，并充分发挥其社会的、经济的机能，而对之所为的一切经营活动。”[①]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物业管理，是指业主对物业依法进行的自治管理和物业业主选聘、委托其他主体管理的结合，包括自主管理和委托管理两种形态。其中委托管理又分为委托一般主体（自然人或组织）管理和委托专业物业管理公司管理两种。狭义的物业服务，仅指委托管理的后一种情形，即物业小区的业主通过与专业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对其物业所进行的维护和管理。现代意义的物业管理一词仅指狭义物业管理，[②]本文如无特别说明，也在此意义上使用该概念。

在物业管理中，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以物业管理合同（实践中也称物业服务合同或物业合同等）为表现形态。在我国，随着物业管理业的兴起，各种因物业管理合同而引起的纠纷随之出现并不断增多，统计资料表明[③]，人民法院受理的物业合同纠纷案件近3年来增长了8﹒78倍，并仍以年20%的速度增长，其中在2005年广东省发生的重大中，因物业管理纠纷引起的占12%，物业合同纠纷引发的民事纠纷已经成为目前社会热点问题之一。

然而，人们发现，物业服务合同不仅在合同主体、客体、效力等方面与传统私法上的合同存在诸多差异，甚至有违传统合同理论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和合同自由原则等基本原则，与传统合同法理论明显相悖。学者指出，契约类型的判断，是解决契约法律问题的首要步骤。[④]由于对物业服务合同的性质存在不同认识，导致实践中对物业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各行其是，这既违背了法治的统一性要求，也对我国现代物业管理行业的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带来不利影响。物业服务合同是公法上的合同还是私法上的合同吗？如果是私法合同，它属于哪一类民事合同？在物业管理服务中，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存在哪些法律关系？物业公司行使的物业管理权的权利来源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涉及到对物业管理合同性质的准确定位。本文试就物业管理合同的性质问题加以探讨，以期对物业管理合同的法律适用有所裨益。

一

首先考察第一层次的问题，物业服务合同是行政契约还是私法上契约？

契约本为民法所特有的内容，行政契约作为一项行政制度能否从民法中独立出来，各国学者尚有不同的见解。一般认为，行政契约是指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公民或法人之间，为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的目标而依法签订的协议。行政契约的法律特征在于，合同的一方必须是行政机关，行政合同的成立是基于双方业已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的不平等关系，签订行政合同的目的在于实现行政管理和公共利益的目标，而且在行政契约的履行、变更或解除中，行政机关享有优先权，关于行政契约的纠纷也要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

有学者指出，物业服务合同不是私法上的合同，或者至少不是纯私法上的合同，其理由：（1）从物业管理合同的名称就可以看到，双方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双方法律地位不平等；（2）物业管理关系既涉及公权关系，也涉及私权关系，体现公私权关系的混合特征。物业服务的内容非纯民事活动，涉及对人的管理和公共秩序（城市管理）的维护，属社会公共管理（治安、民政）等行政事务和公共利益；（3）在物业管理中，国家意志占主导地位，合同主要条款内容排除当事人意思自治，如服务价格的确定、合同内容的备案审查、前期物业管理合同对业主自动适用的效力等；（4）物业合同对合同主体的限制也排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如关于小区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成立，一个物业小区只允许一家物业公司从业；（5）合同效力的强制性和广泛性，如不受签约主体限制、排除合同相对性规则，其效力自动适用购买小区物业的业主及其共同居住人甚至出入小区的人，并排除个体业主的合同解除权等。众所周知，当事人主体地位平等、意思自治、合同自由为私权合同的基本特征，而物业服务合同所具有的上述特征，使其超越了私法的调整范畴。[⑤]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

第一、物业服务合同在我国长期被称为物业管理合同，但“物业管理合同”这一名称本身就表明双方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管理”一词虽广泛见诸于公法，但并非公法上的专利，“管理”同时也为私法制度所确认，如无因管理、失踪人的财产管理、破产财产管理等等，所以，仅仅从合同名称上望文生义站不住脚。

第二、对人的管理非民法调整的范畴？这一命题也很难成立。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对物业管理的内容进行界定。物业管理行为涉及对物的管理和对人的管理这两大方面。所谓对物的管理，系指“对建筑物、基地及附属设施之保存、改良、利用乃至处分等所为之物理的管理”，主要表现为对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的维护、保养、修缮等行为，防止发生坏损，以保持物业的正常使用功能和小区环境的整洁美观，譬如电梯安全检查、自来水水箱清洗、日常生活垃圾清运等等。所谓对人的管理，系指“对区分所有权人群居生活关系所为之社区管理”.[⑥]“其对象不以居住于区分所有建筑物上之区分所有权人的行为为限，凡出入区分所有建筑物之人的行为，均应纳入。”[⑦]管理的内容为监督业主（含非业主使用人，下同）对物业的专有部分或共用部分的使用方式，制止危害整体利益或妨害他人使用的不当行为。具体而言，主要是对建筑物不当毁损行为的管理、对建筑物不当使用行为之管理及对生活妨害行为的管理，譬如查验居住小区出入人员的证件、维持小区治安秩序、制止业主的滥搭滥建行为等等。对人的管理又可细分为对业主的管理和对其它人的管理两种情形。

在上述两类物业管理行为当中，对物的管理基本上是一种维护和保护行为，并不带有所谓“管理”的色彩，体现为一种人对物的关系，只有后者才存在管理行为所作用的对象——人，但这种对人的管理，是否属于行政管理意义上的“管理”呢？

笔者认为，物业管理行为中所涉及的对人的管理，其性质不属于行政管理意义上的“管理”，其本质是业主行使物业所有权的延伸，仍应受私法的调整。上文已论及，物业管理分为自治管理和委托管理两大类，为了能说清楚这个问题，让我们先从自治管理这种管理类型谈起。

在自治管理中，物业管理也涉及到对人的管理等内容，但相信没有人会说业主这种自治“管理”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自治管理中对人的管理同样也分为对业主的管理和对其他人的管理两种情形。其中，对业主的管理表现形式为业主之间的自律“管理”，这种管理与其说是“管理”，倒不如说是业主出于共同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自我约束更为恰当，该类“管理”行为之目的其实在于约束物业权利人的使用行为，即对个别业主的不当使用方式予以制止，以确保物业的整体利用秩序，这种“管理”的法律基础是民法关于共有和相邻关系的法律规范。而对其他人的“管理”即对出入物业小区的其他人的管理，其本质上应属于一种排除物上妨害的行为，是物业所有权人（业主）行使物业所有权的一种具体方式，根据所有权本质上乃是所有人对于所有物为全面支配的权利的原理，[⑧]管理也当然包涵在支配当中。因此，对其他人的所谓“管理”，其法律基础仍然是民法关于所有权不受侵犯的法律规范，是业主对物业享有所有权的必然结果与表现形式，亦即物业归谁所有，谁就是有权管理的主体。因而，自治管理场合的物业管理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行为，是私法上的行为，当无疑义。

而在委托管理场合下，业主只不过是把其本身所拥有的这种权利移转给物业公司来行使，物业公司所拥有的对人的管理权既非其所固有，也无法律法规的授权或其它国家机关的委托，而是从业主那里受让渡而来。物业公司必须通过订立物业合同的途径，才能获得对他人物业进行管理的资格，享有物业管理权。虽然从形式上看物业公司有权要求业主履行某种义务或禁止业主为某种行为，比如说要求业主定点倾倒垃圾，制止业主在公共走道上堆放杂物以及对进出小区人员进行查验盘问等，似乎物业公司拥有一种类似于行政管理的权力，而事实上，这种管理权仍源自业主（业主自治机构）的授权，是在业主自治机构的授权和同意下，由物业公司来代表整体业主的意志实施管理活动，其目的仍在于维护业主自身的利益，此相当于业主的一种自我约束行为，仍然属于业主对物业所有权的一种行使方式。因此，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的这种所谓管理、被管理关系不具有行政管理性质，其本质仍然是一种民事行为，是私法上的行为。

第三、物业管理合同的内容是否排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笔者认为，《物业管理条例》和《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虽然对物业管理有较多的限制诸如前期物业管理合同的强制效力、业主委员会的代表权、管理公约自动成为合同内容、物业服务价格的确定、排除个体业主的合同解除权、一个小区只允许一个物业公司从业等强制性条款，体现了较浓的国家干预的色彩，但这主要是居于对物业管理服务活动的特殊性考量，即为解决物业管理活动的公共服务性与众多业主个体分散性和意志多样性的矛盾在立法上作的特殊规制，并非限制当事人的合同自由。物业合同效力的强制性和广泛性也居于同样的政策考量。

第四、从契约的主体看，公权契约立约人中必须有一方为行政主体或被授予行政权力的团体，且缔约的目的是为了执行公务。而物业管理合同并不具有这些特征。

综上，物业服务合同虽然具有部分公法色彩和比较鲜明的独特个性，但它仍然是私法上的合同，应当由私法来调整。

二

物业合同既是私法合同，那么第二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给它定性，它是典型契约还是非典型契约？如果是典型契约，属于哪一类契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笔者并非出于理论的偏好，更源于实务的需要。

对契约的定性，在大陆法系成文法典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立法者在债法体系的建构上，无不在其所认识的契约类型中，选择若干认为有规范必要的契约类型，分别规定于债编各论中。[⑨]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对典型契约与非典型契约的区分及其实益曾作过精辟的分析。与物权法定主义不同，对债权契约，基于契约自由原则，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强制规定或公序良俗的范围内，得订定任何内容的债权契约。民法对债权契约中不采类型强制原则，但立法者对于若干日常生活上常见的契约类型，以法律明文规范，并赋予一定名称，学说上称为典型契约或有名合同。非典型契约，也称无名合同，是指法律未对其类型加以规定且未赋予其特定名称的契约。典型契约与非典型契约的区分是根据各国在契约立法时对契约类型是否作明确规定所作的一种立法分类。有名合同并非因其“有名气”，而是因其在日常社会经济生活中被经常使用且具有区别于其它合同类型个性特质，而被立法者赋予一定名称的契约类型；无名合同则因其非属常用合同或因其不具有典型性而未被立法者类型化的契约类型。

对于物业服务合同在我国契约法中的分类，理论与实务界可以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来形容，归纳起来，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第一种观点，认为物业管理合同属于委托合同之一种，在物业服务合同关系中，业主处于委托人的地位，而物业公司处于受托人的地位，物业公司受托处理的委托事务就是物业管理。在物业服务纠纷案件的审理中，法院对物业服务合同关系也习惯于将合同双方关系表述为“物管公司受业主委员会委托”。[⑩]第二种观点认为物业服务是完成工作（提供劳务）的合同，业主是物业服务的买者，是雇主，物业公司是劳务的提供者，是被雇用者，二者之间是雇佣关系，或是认为双方是承揽关系，是按照一方的具体要求完成特定工作的合同。[11]第三种观点认为，物业管理合同既不是现行法中所规定任一类型的有名合同，也不是一般所谓的无名合同，而是一种类型结合合同，属混合契约之一种；[12]或者认为，物业服务合同与委托合同、行纪合同一样，都是提供服务的合同，且都为信赖合同、诺成合同、双务合同，因此它是委托合同与行纪合同的复合合同。[13]第四种观点，物业服务合同在我国属于无名合同。

第一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如果将物业服务合同的性质认定为委托合同，那么，按照委托合同的性质，委托合同中受托人在委托合同范围内所获得的法律后果，归属于委托人，其结果将导致业主可能要为物管公司所进行的物业服务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这显然违背物业服务的目的与当事人的意愿；其次，《合同法》第399条明确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这实质上是规定了受托人的忠实义务。但在物业公司的物业管理活动中，业主、业主委员会只有监督权，而没有干涉和指挥权。物业公司也没有服从业主、业主委员会指示的忠实义务；再次，委托合同的订立以双方当事人相互信任为基础，无论是委托人选定受托人还是受托人接受委托都是基于对对方的了解和信任，当事人双方均享有任意终止权，可任意终止合同。《合同法》第410条明确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如果允许物业服务合同的任何一方随时任意地单方解除合同，这对物业管理行业发展的影响将是致命的，甚至给物业管理行业带来一种灾难。试想，只要双方的“信任”有所动摇，不问客观上是否有理由，可以随时、任意地行使解除权，这势必造成物业管理企业短期行为，小区管理极度不稳定，从根本上造成对全体业主利益的损害。因此，物管合同显然不会是委托合同，至少不是单纯的委托合同。

第二种观点也难以成立。第一，物业服务合同不同于承揽合同，虽然它揭示了承揽合同与物业服务合同的相似处，却忽略了二者的本质差异，即承揽合同的承揽人依合同完成特定工作后尚须交付工作成果，且其工作成果在交付前后还存在意外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问题，这与物业管理企业仅提供物业管理服务而不须交付工作成果，也不负担意外毁损灭失风险是决然不同的。第二，它也有别于雇佣合同，从物业管理的内容分析，物业公司在实施管理行为时有一定的独立性，也就是说物业公司在履行合同时不受业主的干涉，不象受雇人那样只是机械地服从，且提供劳务并不是物业管理合同的目的，只是进行物业管理的手段，而提供劳务则是雇佣合同的根本目的，同时，业主也并不能像雇主那样任意解除合同，所以物业管理合同不是雇佣合同。

第三种观点看似一定道理，但这种区分没有任何实益。正如前文所述，对契约的分类，是根据各国契约立法对契约所作的一种分类，而使各类典型契约能在契约法对号入座，要解决的是法律适用问题。立法除了有名契约外，就是无名契约，并不存在模糊交叉地带，非白即黑。虽然有学者认为，在有名契约与无名契约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即介于有名契约与无名契约之间的“混合契约”或“复合契约”，但多数学者认为，这类契约事实上还是属于无名契约。而且，即使在承认所谓“混合（复合）契约”的学者中，在关于“混合（复合）契约”的法律适用上也是众说纷纭，争议很大，没有任何一说可以单独圆满解决混合契约的法律适用问题。[14]说它是一种“混合（复合）合同”，与说它是无名合同并无二致，既不能厘清理论上对物业合同的性质争议，更不能解决其法律适用，对实务无裨益。

笔者同意第四种观点，即物业合同属于无名合同，并且认为物业管理合同属于我国契约法中提供服务类合同，但它又不属于《合同法》分则中现有6种提供服务的合同中的任何一种。我国《合同法》分则共规定了15种典型契约，根据学理及《合同法》分则的编排次序，这15种典型契约又可从理论上分为5大类：转让财产所有权的合同、使用财产的合同、完成工作的合同、提供服务的合同、技术合同。其中，提供服务的合同包括运输合同、保管合同、仓储合同、委托合同、行纪合同和居间合同6种有名合同。学者认为，提供服务的合同具有以下法律特征：第一、提供服务的合同的标的为一方向对方提供特定的劳务行为，而不是劳力行为所产生的工作成果。第二、提供服务的合同的债务人完成约定的劳动行为，合同即履行完毕，一般不涉及给付效果。第三、多数提供服务的合同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提供服务的义务方必须亲自履行合同，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第四，提供服务的合同通常不能适用实际履行原则。[15]一般认为，除《合同法》分则规定的6种提供服务的合同外，还有尚未被典型化的医疗合同、邮政合同、旅游合同、培训合同也属于提供服务的合同。物业合同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所签订的就小区房屋及配套的设备设施和相关场地提供有偿服务的合同，其内容不仅有对全体业主的公共物业的管理和小区秩序的维护，还涉及到对业主个体相关财产的保管，以及对共有物业设施的购买、更换，对物管用房的妥善利用等，物业管理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提供服务的形式进行的，它具备上述提供服务的合同的所有法律特征，但它与《合同法》规定的6种提供服务的合同和尚未被典型化的其它提供服务的合同中的每一种都有显著区别，很难使其在现行法中对号入座，因而是一种全新类型的提供服务的合同，在传统契约法分类中无法给它定性。

三

作为一种被千家万户广泛使用、个性鲜明的契约形态，物业服务合同在我国仍然处于非典型契约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尴尬的事情，同时，这也是当前我国物业纠纷为何层出不穷并不断酿成的主因。

典型契约与非典型契约的区分，其意义在于：对于典型契约直接适用法律，非典型契约则适用类似性质的典型契约及一般契约的规则。[16]众所周知，一般契约规则即债法总则高度抽象，可操作性很差；而由于物业合同主体、内容及其权利义务等方面的复杂性和强烈个性，在民法学者对物业合同定性或类似性质的理解上都五花八门、各执一词难于统一时，作为基层法官在裁判物业合同纠纷那更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自为政了，其后果只会是严重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和稳定性，破坏法治的统一和和谐社会秩序的建立。因此，只要物业合同处于无名合同的地位，无论适用哪一种合同的处理规则，都不符合物业合同当事人所追求的目的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

在大陆法系国家，各国一般根据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法律文化传统和交易习惯等通过立法来规制典型契约。典型契约的一般标准是：第一、一般应是在本国、本地区或某一行业大量、普遍使用的合同类型；第二、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即在合同主体、客体或合同内容上与其它契约类型有明显的区别特征；第三、需要通过用区别于债法总则的强行性规范、半强行规范或指导性规范等将其特征具体化；第四、一般是通过债法各论（分则）或单行立法作为其表现形式。台湾学者王泽鉴说：[17]法律不是凭空创设契约的类型，而是就已存在的生活事实，斟酌当事人的利益状态及各种冲突的可能性，加以规范。通常，民法系以给付义务为出发点，而设各种契约类型的。然而社会生活纷繁芜杂，千头万绪，交易活动亦频繁多变，法律终有照顾不周之处，此时当事人不得不在法定契约类型之外，另创新类型的契约，以满足不同的需要。按王泽鉴先生的分析，非典型合同主要由三种途径发展而来：有就特殊情况而特殊约定者；有因长期间之惯行，俨然具有习惯法效力者；有因应现代化交易需要，以定型化契约条款而创设的。而且，典型契约与非典型契约的区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法律习惯不同以及法律处于不断修改完善的动态中，在甲国的无名契约，在其它国家未必法律无名文；在此时为无名契约，未必永远藉藉无名。如在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为无名合同的射幸合同在民法上是有名合同；我国台湾地区在2005年5月5日修订民法债编时将原为无名合同的旅游、合会及人事保证等无名合同有名化。[18]

一般来说，大陆法系各国都是在民法典或债法典中对契约进行分类。但对不断涌现的新种类的合同，往往通过特别立法使其典型化，其原因一是为了保持民法典或债法典的相对稳定，二是基于该类合同的特殊性，不便在民事法典中进行规定。我国也采取这种做法，我国《合同法》分则部分共规定了15种典型合同，但担保合同、保险合同都是以单行法形式规定的典型合同。

我国《合同法》分则没有规定物业服务合同的类型。国务院于2003年6月8日颁布了《物业管理条例》，但该条例仅在第35条作了“业主委员会应当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管理企业订立书面的物业服务合同。物业服务合同应当对物业管理事项、服务质量、服务费用、双方的权利义务、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与使用、物业管理用房、合同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约定。”的笼统规定，无典型契约所必须的强行性规范、半强行性规范或任意性规范能使物业服务合同与其它契约类型相区别的限定条款，对物业合同在当事人主体、客体、效力范围、双方的权利义务、解除条件及违约责任等等方面所具有的明显个性也未进行规范，因而《物业管理条例》并没有将物业服务合同典型化，并导致多数学者和实务界认为物业合同是委托合同的错觉。

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尽快对物业服务合同典型化，其理由在于：第一、它是一种全新类型的提供服务的合同，在传统契约分类法中很难使其对号入座。第二、物业管理合同作为一种不同于常态合同的新类型合同，是一种糅合了较强公法关系、物权关系的债法合同，在主体、客体、内容等方面与传统契约区别明显，由于其个性大强，在现行契约法中很难进行类推适用。第三、我国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使物业服务合同成为以使用最为广泛的合同，具有普遍性。第四、物业服务合同的标的——物业管理权，属于物权性质，[19]根据物权法定的原则，也应当对其进行立法类型化。第四、物业合同的当事人涉及千家万户，而且多数业主往往法律知识欠缺，尤其需要通过立法加强对物业服务合同的法律控制，从而减轻当事人订立合同过程中的负担。第五、顺应司法理性化的需要，有益于司法机关办案品质和办案效率的提高，有益于办案成本的降低。因为经过科学归纳而类型化的一个个有名合同，其性质、其基本条款、其订立程序乃至违约责任等等，都给定型化了，从而在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时，能使裁判者自动适用法律之规定。[20]

综上，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物业管理合同及由此建立起来的物业管理法律关系与其他相似民法制度、行为存在的重大区别。换言之，物业管理合同和物业管理活动在民法调整的生活关系中具有较大的个性，法律完全应该对其实行个性化的、具体的而非一般化的、概括的调整和规制，使其实现从无名合同向有名合同的转换。对物业合同有名化的具体规则及其立法途径，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没有展开探讨，总体而言，笔者认为，我国将来的民法典不宜规定物业服务合同，而应当通过单行立法予以解决[21]，其中，物业管理公司在物业管理活动中所涉及的部分职能，需要相应的行政法规授权，因为物业合同所涉及的公法关系如城市管理、社区管理和保安服务等无法划地自限于民法领域；其次，即将出台的《物权法》应当将物业管理权物权化，以使物业服务合同的标的合法化；再次，由物业管理合同具有主体的特殊性、内容的复杂性、效力的广泛性等鲜明个性所决定，不宜将其纳入统一合同法中，而宜用特别立法如《物业管理法》使其典型化。

注释：

[①]陈俊樵“论区分所有建筑物之管理组织”载《中兴法学》（24）第191页；陈华彬：《现代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06页。

[②]我国国家和地方的相关立法文件也在该意义上使用的“物业管理”一词，如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物业管理，是指业主通过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由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相关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秩序的活动”；再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意见（试行）》第1条也称本意见所称物业管理纠纷是指居住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或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因物业管理行为发生的民事纠纷。“在笔者所能见到的其它地方性物业管理立法文件中，也均在狭义上使用”物业管理“一词。

当然，也有不少人对立法文件仅在狭义上使用“物业管理”一词表示疑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2005年12月14日北京双城律师事务所赵恒律师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对国务院颁布的《物业管理条例》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意见（试行）》进行违宪审查，赵律师要求对其中的13个法律条款进行违法审查，其第一个理由就是“只有物业公司能进行物业管理吗？”，事实上是对立法文件中仅在狭义上使用“物业管理”一词表示难于接受。有关此事件的详细情况，可参见：[/GB/15017/3944608.html].

[③]资料来源：《中国法院网》，.

[④]陈自强：《民法讲义Ⅱ》，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216页。

[⑤]参见夏善胜：《物业管理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25-26页，在关涛“物业管理合同析辨”（载《山东法学》1998年第6期）及葛治华等“物业之法律属性解析”（载《河北法学》2004年第4期）等文中也有关于此问题的介绍。

[⑥]陈华彬：《现代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07页。

[⑦]同上揭，第209页。

[⑧]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

[⑨]参见陈自强《民法讲义Ⅱ》，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113—116页。

[⑩]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学者大都持此种观点，详见：陈华彬《现代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3月版；陈甦“也谈‘物业管理权’的性质”，载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02年第7期；葛治华、邓兴广、葛成“物业管理之法律属性解析”，载《河北法学》2004年第4期；关涛“物业管理合同析辨”，载《山东法学》1998年第6期；钮丽娜“物业管理合同的法律特征及相关案件的审理”，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8期第14页；范云“论物业管理中的几个关系问题”，《宁波大学学报》2001年9月号，第112页；周四新“完善我国物业管理立法的构想”，载《财经理论与实践》2000年第3期，第119页；何红峰、尹贻林“析物业管理合同的法律性质和特征”，载《中国房地产》1995年第11期；潘科明、张勇坚“物业管理合同构成要件初探”，载《人民司法》1996年第6期。

在由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课题组负责人梁慧星）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法律出版社2003年3月版）中，也将物业管理合同的法律性质归位于委托合同，该建议稿将“物业管理合同”单列为第五十二章，共十四条，第1318条物业管理合同的定义为“物业管理合同是物业管理人受业主或者业主团体委托，为委托人持续处理物业管理事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第1331条“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委托合同的有关规定。”第1327条“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物业管理合同。”第1328条：“物业管理人不得解除物业管理合同，但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的除外。”

[11]王文辉“物业服务合同的特征”，载《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4年第6期。

[12]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13页。

[13]夏善胜主编《物业管理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142页；谭玲、廖鹊鸣“物业管理若干问题刍议”，载《政法学刊》2005年第4期。

[14]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13页。

[15]余延满：《合同法原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644页。

[16]周枬：《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60页。

[17]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10页。

[18]黄立：《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33页。

[19]潘嘉伟：“论物业管理的物权性质”，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06年第9期。也有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如陈甦“也谈‘物业管理权’的性质”，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02年第7期。

法律服务种类范文第5篇

关键词：“租女友”协议；合同法基础；关联制度分析；有效性

“租女友”是最近几年新兴的现象，而“租女友”这种新兴的行为如何定性，或者说在出现法律纠纷如何定性成为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进一步说双方当事人之间租女友协议是否有效，及出现法律纠纷以后我们该如何解决，这是现阶段亟需得到法律重视甚至被解决的。

一、“租女友”协议之合同无名定性

“租女友”协议在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如果在现实的生活的运用中出现纠纷甚至没有法律依据解决，这就类似于合同法中的无名合同，其是由双方当时人自由意志的体现，体现了近代民法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的精神，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当事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订立各种各样的协议。根据合同法理论，合同分为有名合同和无名合同，其是以合同类型是否在合同法中或者民法典中有所规定并赋予一个特定名称为标准而做的分类，无名合同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名称，只是法律在具体的条文中没有赋予其一个特定的名称而已。之所以被定性为无名合同的原因又很多，而在这里“租女友”协议完全符合合同法上无名合同的认定，体现双方当事人意思自由，但正是因为其实近几年所出现而法律所具有的滞后性的特点所决定的，法律上并没有具体明确的条文规范它，“租女友”协议所体现得出就是无名合同所具有的，法律也说“法无禁止皆可为”，而“租女友”协议作为一种新兴实物往往具有一个认定的过度阶段，最终完成对其定性。而在这里亦或者说是现阶段，“租女友”协议只能有限的定性为一种无名合同，依据无名合同的方式及加之以其具体的类似合同性质来认定，并解决现实生活中因其所带来的法律纠纷。

二、“租女友”协议与有名合同的相似性类比

（一）协议排除租赁合同的表面定论

一般理解下，协议约等于合同，而租女友协议能否被说成是一种合同呢？从表面上对“租女友”进行分析，其字面意思相当于是一种租赁合同的性质，都存在“租”字，就想当然的认为其具有租赁性，让人联想到租赁合同，但根据合同法及民法通则的规定，租赁合同是指出租人将租赁物交给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从实质意义上讲，尽管“租女友”协议中有“租”这个字，而且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直接目的也是“租赁”或者“出租”女友或男友，但从“租友”协议的具体内容来看，其实质是一方通过雇佣向对方让其提供表面意义上男友或者女友服务，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租友”协议的法律性质类似于雇佣合同。根据租赁合同的定义，租赁合同的标的物只能是物，而租女友协议的标的物是人身，因此这种基于“人身”而签署的“租赁协议”不具有合同法所规定的租赁合同的法律定性。因此，租女友协议排除租赁合同的通说理解。那么，“租女友”行为是一种什么性质呢？

（二）“租女友”协议类似于服务雇佣合同

既然排除了租赁合同的通说定论，那么租女友行为的合同法基础是什么呢？在这里笔者认为“租女友”协议更类似于合同法上的服务雇佣合同。这就要从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租女友协议本身的内涵来界定，在前面提到“租女友”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基于自愿的基础上约定的由双方在在租期间互负权利义务的书面协议，由对方履行完义务，获得相应的服务报酬的附义务的人身协议，这里主要体现的是其本身的服务型及雇佣性，由“女友”提供一定的服务，例如跟雇主回家吃饭，陪雇主的亲人逛街聊天、以恋人的身份会见亲友等，因此可以将其认定为是一种新型的服务雇佣合同。根据合同法对雇佣合同的界定，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向雇用人提供劳务，雇用人支付相应报酬形成权利义务关系。对其剖析可以看出租女友协议与服务雇佣合同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提供服务，最后通过服务来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但是，租友协议是否完全属于合同法上的雇佣关系呢？如果“租女友”协议如果仅仅是约定“女友”陪吃，陪逛街、陪聊天等纯属于劳务关系的行为，其属于合同法上的雇佣合同的界定，合同有效，符合法律规定。实际上，此协议不仅涉及人身也涉及传统雇佣合同的界定，因此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基于合同法上雇佣合同而衍生出来的另一种服务雇佣协议的形态，是一种涉及人身的新型服务雇佣合同。

三、“租女友”协议与相似身份制度的关联性分析

租女友协议是基于人身关系而建立的新型服务雇佣合同，从人身角度分析，纠其法律依据也是从涉及人身的协议着手，中国法律之中有关身份关系的制度也是有参照的，比如遗赠抚养协议、收养制度、婚姻制度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笔者将从这几个制度的含义来分析“租女友”协议与关联：

（一）与遗赠抚养协议的相似性类比

遗赠抚养协议系指公民与抚养人之间签订的有关抚养人抚养该公民，该公民死亡后将财产遗赠给抚养人的协议，从协议的内容来看，抚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受受遗赠的权利。而且遗赠抚养协议双方的法律行为，只有在遗赠方与扶养方双方自愿一致的基础上才能成立，且遗赠抚养协议是有偿的、相互附条件的，体现出双方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其不仅涉及遗赠财产的内容而且也涉及扶养身份关系的内容。而租女友协议也体现了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与遗赠抚养协议相同的是其也是一种附条件的、有偿的基于双方自愿的协议，都涉及身份关系，可以认为其性质是具有极大的关联性的，都是双方之间互负权利义务关系的有的基于自愿而订立的涉及身份协议，都获得一定的报酬，而仅与其不同的是内在的种类不同，具体内容的实施行为不同。

（二）与收养制度的关联性分析

在法律上，收养制度系指公民依照法律规定领养他人子女，从而在收养人和被收养人之间确立的法律拟制的父母子女关系。其是一种设定和变更民事权利、义务的重要法律行为，它涉及对未成年人的抚养教育、对老年人的赡养扶助以及财产继承等一系列民事法律关系。且在法律上，收养视同婚生子女的一种身分契约关系。收养实际上是当事人之间以父母子女相待，而租女友协议则约定双方以恋人关系相待；收养关系指双方之间长期共同生活，而租女友协议则是双方当事人约定“租”的期限，也许短期，亦或者长期，全在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收养是双方互相履行作为父母子女的义务即父母抚养子女，子女赡养年老的父母而取得相互之间的继承权利资格，而租女友在协议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履行恋人关系中的义务或者协议约定的作为女友的义务而取得相互之间利益的需求从而获得报酬的行为，不论从那一方面分析，双方之间都有极大的相似性，仅有的不同就是收养制度具有确定性的特点，而租女友行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总的来说，两者是具有极大的相似性的。

（三）与婚姻制度的关系确认比较

通俗理解婚姻制度，婚姻是双方当事人基于社会制度而形成的一男一女互为配偶的结合，一般情况下都是基于对双方自愿真实意思的表示，互负夫妻义务，互负扶养义务，以男女长期共同生活为基础。租女友协议也是体现双方当时人为一男一女的结合，基于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双方履行各自的义务，而不同点是“租女友”行为是双方当事人确立一种假的恋人关系，具有表演性质，而婚姻则是双方当事人长期真实恋爱关系的积淀，但最终都可以认定为是一种涉及身份关系的男女双方恋爱关系的确认，只是仅有假与真的区别而已，因此，租女友协议与婚姻制度也有其与前述遗赠抚养协议、收养制度等类似的关系，都是带有人身性质的类似人身f议的内容。

四、“租女友”协议的有效性

“租女友”协议的横空出世，一时无法律定性，但笔者认为，综合上文所述，“租女友”协议已经有了很清晰的定性，不论是在其法律上的定性，还是对其有效性与否的界定，都能认定“租女友”协议是一种涉及人身的新型服务雇佣合同。不过，在认定其有效性的基础上，要看其所涉及的内容是否超过了法律底线，那就是所约定的协议不能涉及法律禁止的事情，比如以“租友”协议为名，从事容留他人，组织，或者对“女友”猥亵、等法律所禁止的违法犯罪事项。通过签订“租友”协议进行窝点的组织，就往往会背离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了，也就是法律禁止的皆不能从事，法无禁止皆可为。只要不违反法律，哪怕是所谓地亲吻也没有影响，这完全归属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愿，要尊重当事人双方的自由，不过这种自由要附上法律所不能容忍的最终底线而已。而现在我们社会所体现出的就是一个自由社会，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尊重私法自治原则，而社会也需要这种开放文化，社会的发展推动制度的完善，没有开拓一个允许自由的社会文化，我们的制度永远不会向前发展，代替的是就此止步。因此，笔者认为应允许“租友”协议的存在，只是不要触动法律最深层的底线就可以。

那么，“租友”协议的最终有效性是如何体现的呢？首先，对协议的性质认定，我们得出“租女友”协议是一种涉及人身的新型服务雇佣合同，因其类似于合同法所规划的雇佣合同，而其有具有身份性，所以将其界定为涉及人身的新型服务雇佣合同。通过上文对遗赠抚养协议、收养制度、婚姻制度等的类比分析，总结得出其与上述制度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都是双方当事人基于真实意愿而形成的互负权利义务的人身协议。只是在内容的实际履行中，其存在行为上的差异，但不影响其实质性的认定，都是基于人身属性而形成的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这种基于身份关系而形成的新型服务雇佣合同笔者认为其实是有效的，完全具有对其法律定性确认的法律意义。这也是法律立法者在未来应该来考虑到的，而且像这种新生事物的发展往往会有一段形成周期，因此立法者完全可以大胆预测这种现象未来的发展空间，从而对其进行法律规范，将这种涉及人身的新型服务雇佣合同纳入国家的法律条文中，以规范这种法律行为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防患于未然。生活中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法律不能一一禁止，代替的法律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接纳这种新生事物，最佳的方式就是用法律规范这种行为，而不是禁止否定现象的存在。

结束语

“租女友”协议只要不触及法律的最深层的底线，其就是一种涉及身份关系的新型服务雇佣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但值得考虑的是，虽然“租女友”协议是有效的，但是从情理上来说就存在很大的缺陷。笔者在这里不提倡这种行为的大肆扩张，而仅仅是对其“租女友”行为是涉及身份关系的新型服务雇佣合同的认定及对其真实有效性作出合理分析及认定。社会向前发展，畸形文化层出不穷，“租女友”有风险，我们不能遏制仅能对其规范，既符合开放包容的法律态度，又能规范社会稳定社会秩序。

[参考文献]

[1]刘宝峥：浅析“租友合同”[J].法治与社会，2013年第31期。

[2]伏桂明：租女友见父母不合法悖公德[J].法治生活，2011年第2期。

法律服务种类范文第6篇

首先，该类复合型法律服务人才应该是一个合格的可以提供国内法律服务的人才。这就要求该类法律服务人才对我国法学专业各门核心课程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基本规范和基本制度有较全面的掌握。在中国的基本法律知识、法律制度规定没有充分学习、认真理解并深度掌握的情况下，不可将对东盟国家法律制度、法学理论的学习当作主业，因为这样做将背离中国法学教育培养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应用型法律服务人才的基本目标。其次，该类复合型法律服务人才应该对东盟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重要法律规定有一个宏观的整体的框架性的了解与把握。要为涉东盟经贸活动及其可能产生纠纷的解决提供高效优质的法律服务，不知晓目标地国相关法律制度的规定显然是无法开展工作的。但因为东盟各国家的法律制度各不相同，笔者认为该类人才可以对东盟国家基本的经贸、民商、、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等进行全面的、宏观性的、概述性的了解。复次，该类复合型法律应用人才应该对拟从事法律服务的所涉东盟某个或某几个具体国家的经贸类、民商类、经济类、类、行政类、诉讼类的法律制度有较细致的学习与深入掌握。贪多相反会造成不精不透，因而无法成为一个称职的法律服务提供者。应首先选准一个或几个相对具体的目标地国家，对中国涉该目标地国的经贸合作及纠纷解决提供法律服务，甚至可以再具体些，仅仅对中国涉该目标地国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经贸合作提供法律服务。比如选择中越经贸合作或中泰经贸合作作为具体的法律服务方向，乃至可以更加具体地选择中越货物贸易合作为具体的法律服务领域。有了自己的执业方向，然后再目标明确地对目标地国即越南或泰国的经贸管制、公司企业设立登记、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利用、货物商品的进出口监督等方面的具体法律制度、细微规定进行适用性的学习、深入细致的研究与透彻掌握。再次，该类复合型法律应用人才应该对具体目标地国家的相关法律制度与中国对应的法律制度规定的异同有较透彻清晰的掌握。从事中国涉东盟某国经贸合作法律服务工作，常常面对的是法律适用的冲突与选择，若果不懂得中国与对应目标地国法律的异同，选择适用恰当的规范是无法做到的，更谈不上在此基础上援引恰当的法律规定以妥善地解决经贸纠纷了。最后，该类复合型法律应用人才应该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所签订的条约、协定、协议等十分熟悉。不仅需要知悉所订条约等法律文件的原则精神、具体内容、条文规定，同时需要对相关规定有较深入的分析，还必须熟知各条约、协定、协议的签订过程及历史背景等等。总之，面向东盟复合型法律服务人才所提供的是一种专门且特殊的法律服务，从事的是一种特定的法律执业。该类人才必须对执业活动相关的全部法律制度规定及法学理论知识有较系统的掌握，这是其顺畅开展该项专门工作的前提条件。

二、特定专门的职业技能素养

人才的培养仰仗教育，法学教育应该是教育属性与法律职业属性的统一。有学者说“：三十年来，中国法学教育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给人一种混乱与无序的印象，不仅形式多、规格多、层次多、渠道多和品种多，而且往往互相交叉、多轨并存。这是由于长期以来，只强调法学教育的教育属性，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法学教育所具有的法律职业属性，加之不少办学单位又缺乏自觉和自省，安于闭门造车，其结果是，长期以来，我们并非以法律职业的实际需要和发展要求为导向，也未及时制定全国统一的举办法学教育的准入条件和评价标准。同时，在政府组织的各种管理、评价活动中，往往也习惯于以理工类的标准为尺度，以学科建设为旗帜，去评价和检验法学教育。”[3](p8)的确如此，反思中国的法学教育，当下法学教育界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将学术教育与职业技能教育融为一体，对法律人才培养的重要价值。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顺畅运行离不开律师、公证、司法鉴定等法律服务行业所提供的参谋助手作用、规范引导作用以及疏导化解作用[4](p93)，这些作用的现实发挥及其功效的实现显然已不再停留在书本的知识理论层面，也已不再是僵硬的法律制度规定，而是鲜活的实务操作问题。笔者曾到柳州市的一个企业从事实地调研。近几年，为避开欧美的纺织品配额限制，该公司开始瞄准东盟市场，意图到越南河内投资办棉纺厂，急需既懂得中国对越投资方面法律制度又懂得越南相关外资企业开设、工商管理、税收等方面法律规定和实务操作的法律服务人才为其投资项目进行法律可行性论证，出具法律意见书；同时需要所聘请的法律服务人员到越南河内目标企业实地对合资方的法人资格和诚信状况等进行调查，提供法律咨询，审查修改中越双方已签订的合资建厂意向书。这些法律服务工作具有十分明显的专业性与实务操作性。实际上，为中国涉东盟企业或个人提供法律服务，本身就具有鲜明的实战性，这就要求为中国涉东盟经贸合作提供法律服务的专门人才，具有较丰富的法律职业技能及素养，不能仅仅知悉法学理论、懂得法律规定，而不知道如何运用于实践，解决实际问题。面向东盟复合型法律应用人才应该具备以下的特定专门职业技能素养：首先，具有法律思维与法律推理能力。在对普通逻辑知识体系有透彻把握的基础上，有足够的技能可以依循法律逻辑规则，以价值取向的思考、合理的论证，解释法律，适用法律，分析与处理实务问题。其次，具有在客观事件与现实面前理清思绪，择选法律要件事实的能力。这就需要对纷繁杂芜的事实具有辨别力、判断力，有能力从中抽象出特定法律要件要求的案件事实，懂得如何收集证据材料、调取证据材料及保全证据材料，懂得在证据材料基础上，去伪存真、去粗求精，筛选既具有证据能力同时又具有证明力的定案证据，并具有运用证据回溯案件真相的思维能力。最后，具有解决业已出现的经贸纠纷的能力。该类法律服务人才可以凭借有效法律规定，作合乎事理、情理同时也合乎法理的规划，知道如何预防纠纷，知道在纠纷发生之后，如何依法、依规处理与化解矛盾，有能力协助纠纷双方当事人尽快恢复互相谅解互相信任的经贸合作关系，构建正常的经贸交往秩序。

三、鲜明广博的背景知识

法律服务种类范文第7篇

志愿服务组织是培育公众志愿精神和开展志愿活动的载体，是公众表达意见的平台，是国家与人民沟通的媒介，它们对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重要的作用。志愿者通过志愿服务组织登记注册从事志愿活动促进社会主义和谐发展，形成了良好的结社秩序，是公民实现结社权的具体体现。我国虽然存在大量的志愿者组织，但是能够得到民政部审批的却在少数。我国志愿者组织并没有得到法律的支持，志愿服务组织作为法法律关系主体存在立法上的困境。

一、志愿服务组织主体的性质问题

在志愿服务立法尚未制定的今天，通行的理解是将志愿服务组织作为志愿服务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即非政府组织）的一种来处理。但是在国际上，不同类型的国家对志愿服务组织的含义有不同定义。在我国，对其分类和界定也非常不明确，在法学和政治学领域都存在着许多争议。如果单从其字面意义上来讲，所有的非政府、非企业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成为非政府组织，即所谓的志愿服务组织。在我国，非政府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公益性，即提供涉及公共利益，如医疗卫生、性别平等、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志愿服务。但是，包括志愿组织在内的各种志愿服务组织若想在我国取得较快的发展，那就必须解决自身的合法性问题。倘若志愿服务组织不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这样的组织就不会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不但无法进行各种工作，也将无法得到生存的保障。

二、志愿服务组织主体的法制缺陷

1.志愿服务组织主体的立法缺陷

志愿服务组织我国的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中主要有三大分类，即：社会团体、基金组织、民办非企业机构。而现行的《社会团体登记条例》主要适用于社会团体；《基金会管理办法》主要适用于公益基金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适用于民办非企业机构。上述这些组织都必须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并且取得法人等资格后才能从事各种相关活动，若手续不全就擅自开展各种相关工作，则会受到处罚。2000年，我国出台了《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法案中明确规定：未经有关部门批准而从事各种公益活动的组织，或者相关公益资质已经过期仍旧从事原来活动的组织，都以非法组织处理，这些非法组织的资产则由相关部门依法进行罚没”。

我国出台这些法律法规的本意的确是为了保障这些组织能够取得发展，但在实践中，这些法律法规操作性很弱。上述法律法规所设定的准入门槛较高，任何组织想要取得合法身份，就必须经过相关部门所设置的层层把关，而且审批手续极为繁琐。这最终导致绝大部分的组织无法取得相关资质，自然也无法从事各种相关的活动，所以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尴尬的局面，想要保护或者说建立某项制度的时候，却总是显得力不从心。此类志愿服务组织唯有通过工商部门的登记注册去取得法人资格，但若进行工商登记，这些组织就被列入盈利性组织的范围，并且需要缴税。因此，大部分的志愿服务组织为了避免缴税等问题，只能挂靠某个政府部门并以政府的名义从事相关活动。比如，2013年，为了解决志愿服务组织在法律主体身份上的尴尬，许昌市志愿者服务中心得以成立，但该中心即属事业性质。调查发现，通过工商登记的志愿服务组织以及挂靠政府部门的志愿服务组织的数量数不胜数，可谓是多如牛毛，而且这两种志愿服务组织的总数比社会团体以及民办非企业机构的总数还大。这些志愿服务组织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将会逐渐成为志愿服务的中坚力量，但遗憾的是，他们始终缺乏合法的身份，甚至得不到国内法律的保护。

2.志愿服务组织主体双重管理体制的障碍

在现行的管理制度下，我国的非官方组织管理制度被称为双重管理机制，即某个志愿服务组织，若想取得法定的资格，就必须找一个机关单位进行挂靠，先取得机关单位的同意后，才能到民政部办理相关手续。因此类限制，各种志愿服务组织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必须有个机关单位认可并接受了才能取得合法身份，但我国法律未明确规定哪种类型的志愿服务组织由哪一类机关单位进行管理。从某种角度来讲，这其中存在非常大的人为因素，是否接受志愿服务组织的挂靠，主要看各个机关单位的领导的意愿。而大部分的我国机关单位基本上都是抱着不愿多事的态度工作，能避免的麻烦尽量不去接触。若是一些缺乏政府关系的志愿服务组织想要获得一个机关单位的挂靠许可，那可谓是难上加难。而且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也存在巨大的缺陷，例如一个志愿服务组织挂靠了一个机关单位之后，一旦挂靠的志愿服务组织出现问题，则准许挂靠的单位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就是在这样的法律环境下，我国绝大部分的志愿服务组织被法律拒之门外，很难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调研发现，自我国打开国门之后，我国市场逐渐成为国际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社会公众的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了较大的变化。政府转型的不及时，导致政府对各种公共事务领域的介入用力不足，这直接导致越来越多社会需求得不到满足。在这种背景下，部分社会公众就挺身而出，希望能够为社会尽一份力量，所以具备专业素质的志愿服务组织开始涌现。但我国仍旧是运用“双重管理机制”进行管理，但这样的管理办法不但起不到相应的作用，反而是增加各个部门的工作量，同时也阻碍了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大部分的志愿服务组织的职能范围难以和主管部门的管辖范围对接。从外表看，这些主管部门是志愿服务组织的顶头上司，但在现实中，大部分的主管部门很难有效管理旗下的志愿服务组织。即便是部分主管部门对旗下的志愿服务组织采取较为严格的管理手段，但也很难奏效。所以，这就是大部分的机关单位不愿意接受志愿服务组织挂靠的原因。因为各个机关单位的领导都没有精力去管理这些吃力不讨好的志愿服务组织，更不愿意将自身的前程挂钩于这些组织中。当然，法律是法律的事情，现实有现实的难处，社会中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各种草根志愿服务组织因此而产生，由于无法取得法定的资格，这些志愿服务组织便注册成为企业或者自由社团。而这样，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些志愿服务组织好事做得越多，交税的负担越大。若是不这样做，组织自身随时面临被重罚的危险，最终造成相关活动无法继续展开。

三、志愿服务组织主体的立法构造

我国法律环境对志愿服务组织的类别划分、管理法律选取等各种不合理，而导致我国志愿服务组织的法律的缺位。所有法律体系的变革，均是从观念的转变以及更新开始，因此，我们应当完善相关法律制度，首先厘清志愿服务组织主体的立法构造，为我国志愿服务组织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而且稳定的法律环境。

1.加强志愿服务组织主体立法

我国草根志愿服务组织难以适应现有的相关法律体系，相反，这些法律只适用于获得我国官方认可的社会团体以及公益组织、民办非牟利机构。对志愿服务组织主体进行制定法律，世界各地都采用不同的依据。部分国家直接采用民法之中的法人规定，例如德国、我国澳门等；部分国家则修订了完善的志愿服务组织法，例如奥地利所颁布的社团法等等；部分国家则在民法原有的法人规定中进行修订，从而设计出志愿服务组织法律，例如越南社团组织管理规章等。英、美等国家的法律制度因为明确规定社团法人以及财团法人等内容，因此，这些国家的公益活动主要是依靠信托机制指导实施。当然，确立保障公益事业能够有效实施，部分国家也出台了一些相关条例，例如美国的统一法人社团法等等。

我国针对志愿服务组织而制定的法律主要是三项行政性法规，即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及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因此，我们可以从民法方面确定公益法人制度。公益法人与大部分人的利益息息相关，若法人组织的创办目的是为维护公共利益为主，则应当采用特殊的规章制度进行管理，并且制定出较为严厉的内部管理办法以及较为严厉的外部赏罚制度。从而满足这类组织的创办价值，并且使这类管理制度能够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形成互补。然而，我国民法中涉及法人的各种规定都比较模糊，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应当再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来管理志愿服务组织。

2.从“双管体制”走向社会监督

创办志愿服务组织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公益，如何保证志愿服务组织的公益性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我国对志愿服务组织所推行的是双重管理机制，是指相关机关单位与民政部门同时监管，而且相关会计信息要在年审中上报。若志愿服务组织的资金来源为国家或者社会赠与，则需要接受审计部门的监督。但这种年审制度无法发挥出有效的监督作用。实际上，我国每年都有无以计数的志愿服务组织需要年审，而负责执行年审的工作人员寥寥无几，在事倍功半的环境下，部分向借用公益外衣来掩饰自身真实目的的组织便得以躲过打击。因此，仅仅依靠年审这一手段去管理志愿服务组织，并不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所以，相关部门应当运用社会各界的力量来保证志愿服务组织的公益性。

法律服务种类范文第8篇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法治教育

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以来，提升全民法律素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我国当下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重要任务。对高校而言，学生的法律素养成为衡量人才培养工作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如何提升学生的法律素养，在很多学者看来，已经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法制教育，而应上升到法治教育的高度，“必要从教育政策和法治发展战略的高度来重视高校非法学专业学生法治教育工作”。[1]图书馆作为高校的文化阵地，在学生法治教育中应该有所作为。

一、增加法律类图书的馆藏，提高法律类图书的质量

法治素养的提高首先要求学生认知法律、了解法律，图书馆是知识的宝库，是学生汲取知识营养的重要场所，因而，图书馆在学生法律知识的了解和掌握这一点上大有可为。但在传统观念中，图书馆是学校的附属，因此在很多方面都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这使得很多高校图书馆在工作中缺少育人的主动性。因此，这就首先要求图书馆要转变服务观念，一方面要重点围绕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在专业类图书的采买上有所侧重。另一方面，在学生的人文素养提升特别是法治素养的提高上，图书馆要围绕国家和学校在学生法治教育中的目标，有目的、有计划地增加一些法律类图书的馆藏。

馆藏的增加不能仅仅在数量的绝对值上增加，更要注重质量的提高。从高校的法律类图书的馆藏来看，很多学校的法律类图书在数量上并少，但由于法律的时效性很强，过去一段时期，相当一部分的法律类图书就失去了实用价值。这些老旧的法律图书只好被束之高阁，有的几十年都没有被借阅。另一方面，很多法律类图书理论性较强，语言晦涩难懂，这给学生带来了很大的阅读障碍。

因此，高校图书馆在采购法律图书的过程中要注意几点：一是要抓住学生求知的心理特点，注意围绕法律的热点问题；二是要结合学生的专业特点，尽量多采购与学生专业关联较大的法律图书；三是要注意学生的层次，重点着眼于通俗易懂且能够抓住学生兴趣点的普法读物；四是图书馆本身也要注意图书自身的质量，避免采购一些粗制滥造的书籍。

二、优化服务环境，拓展服务领域，让学生浸润于“法境”中

法治素养的提升需要培养学生对法律的热爱，而这种热爱不是天然形成的，它需要包括环境塑造在内的多种手段。自大学产生以来，图书馆就成为学生最重要的场所，当今更是如此，根据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大学生中有41.5%的人在图书馆中每天要停留1到1.5小时，有18.6%的会停留在1.5到2.5小时，有8.6的在图书馆的停留时间在2.5小时以上[2]。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图书馆要充分利用自身的空间打造图书馆的“法治文化”。将一些“法谚法语”、法律人物上墙，让学生在学习中将自身置身于一个法治的环境中。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高校图书馆可以在网站界面的设置中，见缝插针推出一些法律常识的介绍和一些法律热点分析的链接。目的不在于必须让学生掌握法律知识，而在于为学生提供一个走近法律的平台，从而去培养他们对法律的一种感情。

三、加强管理，提升服务水平，培养学生的法治习惯

高校图书馆应加强学生法治习惯的培养。法治素养绝不应该只停留在法律常识的增加，更是树立对法律的信任和依法行事习惯的养成。这就需要图书馆在加强管理、提升服务水平上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自身管理制度特别是涉及学生方面制度的完善。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法治社会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法律必须是良法。从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上看，图书馆的一些规定是对学生的管理上的约束，具有 “法”的某些特点，但现实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学生书籍丢失后几倍赔偿的“霸王条款”，这既有悖于法治的精神，同时让学生很难接受。因此，图书馆的管理制度就要本着合法合理的原则进行修订完善。

2、图书馆要依规行事。从某种意义上讲，图书馆的很多规定同时也是与学生之间的一种契约。契约遵守是现代法治社会所要弘扬的一种精神。但现实中很多高校图书馆自己违背规定的开放时间、场所等，这就容易给学生造成一种“规则无用，强者具有话语权”的印象，从而使他们失去对规则的尊重与敬畏。

3、图书馆要提升服务水平。作为服务部门，提升服务质量是对自身职责认真履行的体现，同时也是法治社会对高校图书馆人员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要求。这就要求图书馆在服务态度、服务方式等多个方面都要不断深化改善，为学生树立良好榜样，做到服务育人。

参考文献

法律服务种类范文第9篇

[关键词]移动互联网产业；法律普及程度；法律咨询类移动平台

[DOI]1013939/jcnkizgsc201721087

1引言

目前，移动通信行业正在快速地发生变化。手机网民的快速增长，尤其是智能手机的革命性发展大大提升了用户使用手机上网的体验。基于移动互联网和终端发展的大好形势，移动平台也迅猛发展。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688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951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03%，较2014年底提升了24个百分点。而中国手机网民规模已达620亿人，较2014年底增加6303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2014年的858%提升至901%。由此可见移动平台在中国的发展是迅猛的。

移动平台越来越多地被人们使用。可以说人们只需一台智能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浏览新闻、聊天、付款、下载音乐听音乐、购物等。这一台智能手机几乎囊括了一切人们在生活中的需求，甚至已经取代了电脑。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移动平台还在不断地创新发展，各类生活类移动平台层出不穷以满足用户的需求。因此，对移动平台进行研究是我们的上策，同时也是移动互联网行业发展的大方向。

我国是法治社会，但现实却是大多数人法律意识淡薄，缺少法律知识的普及。而现在大多数人遇到一些小的法律问题并不愿意去找律师面对面咨询，而是不了了之，在面对缺乏法律知识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选择逃避。但是对于几乎人手一台移动设备的人们来说，直接利用手机一对一地进行法律问题咨询成为了人们青睐的一种方式。正是借此移动互联网平台发展的契机，将移动互联网平台与法律咨询相结合来达到普及法律、排忧解难的目的，让老百姓可以得到更加权威的关于法律方面的答复。同时也利用平台进行普及法律知识。例如，农民工欠薪问题、实习生实习被骗问题，都会请专业的律师进行讲解。还有像“3・15”打假维权，我们会将最新最权威的信息到移动平台，时刻向用户进行讲解，让人们在面对维权难等问题上能从容解决。同时利用移动平台进行法律问题解答做到及时、高效，如果遇到突发事情立刻在线提问也完全来得及。让用户放心、安心，让律师与用户拉近关系，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法治社会。

2我国法律行业现状分析

近几年社会法学专业的毕业生越来越多，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就业困难是现阶段的一个难题。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并非深层的原因。目前，的确有很多法学专业的毕业生存在就业困难的现象，但这并不能说明法学专业的就业前景不好。法学专业之所以不好就业不是因为职位的需求达到饱和状态，也不是因为法学专业人才多，而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学校培养出的法学专业的学生越来越难以适应法律行业的职位，也就是说没有应有的能力去胜任这项工作。就业困难是存在的，但是前途还是很光明的，举个很小的例子：就个人律师的拥有量而言，截至2014年12月，全国律师已达到26万余人，律师事务所22万多家，平均每万人拥有律师的数量仅2个，这个比例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美国30人，英国15人）。[1]

律师已经成为中国法律服务业的主体。目前，中国共有律师事务所近13万个，执业律师14万多人，律师工作辅助人员近5万人。合伙制已成为律师事务所主要组织形式，律师事务所的内部组织结构、管理模式进一步改善。每年中国律师从事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服务800万多件，开展各种形式的义务法律咨询260多万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达13万多件。[2]

目前，法律服务主体主要有七类：律师；公证人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各种社会法律咨询机构人员；专利、商标、税务等机构；公、检、法的离退休人员；从事诉讼的公民。另外还有司法行政机关的现职工作人员。其中有很多打着律师名义来进行服务的非法“律师”，这些所谓的“律师”根本没有律师从业资格，他们破坏着法律市场，欺骗着消费者，损坏着律师的形象，给律师行业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律师行业有别于其他行业，律师行业站在人民的公信力之上。律师的服务范围应是各行各业的有法律需求的人士，每一个拥有律师从业资格的人都可以为用户进行服务，但是现在来说某些机构设置了一些条条框框给律师的从业、服务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这样便直接形成了律师行业是一部分人的游戏，这显然是不行的。

以“律兜”法律咨询App为例子进行分析，“律兜”是以法律服务为核心的手机App软件。遇到法律问题的用户将法律需求通过客户端提交后，律师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领域和空e程度通过抢单的方式获得用户的订单，系统为双方建立好友关系开启即时咨询通道。围绕即时法律咨询，用户还能获得离婚律师、法律援助、审核、文书、私人律师等其他的专业法律服务定制以及智能问答、费用计算等自助服务。

“律兜”一年来的成果也印证了这一点：现在全平台签约律师达30000多人，日均服务订单达到10000单。截至2016年6月，“律兜”全平台已在全国范围为逾23万家公司和700万人次提供各类法律服务。

“2014年，全国法律服务市场规模约1400亿元。最高院全国法院受理案件为1560万件，律师的仅为220万件。高达90%的法律服务需求未被满足。”无锡中铠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律兜”开创人金为铠感叹道，“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动，将来的法律服务将构成万亿元等级的增量市场”。

作为现在国内最大的第三方法律服务平台“法宝网”的开创人，冯子豪对行业的未来一样达观。他说，传统法律服务工作仍处于手工作坊情况，在服务需要侧，客户找律师难，服务无标准，报价弹性大；在服务供给侧，律师之间业务量不均衡，20%的律师掌握着80%的案源，青年律师收入不高，好律师大多集中于一线城市。“运用互联网，可以极好地打通法律服务的需要侧和供给侧，使得法律服务实现动态对接。”

通过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律兜”是通过移动互联网咨询平台建立律师与需求方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在建立法律类咨询移动平台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律兜”这一成熟的模式，“律兜”拥有强大的实力，每天办理的案件数不胜数，这也证实了法律类移动平台的可行性。同时我们看到“律兜”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应用到法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要重视这些问题并进行解决。

从案例来看，目前移动互联网平台是大的趋势，并且只要产品优质就会得到不少的用户数量，用户数量的积累对于一个产品的成功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一旦用户数达到一定量级，那么盈利只是早晚的事情。

当然，从中也看到了很多不足与劣势。首先，在用户体验上，应更加贴近用户的常规逻辑的习惯性操作。还有就是内容方面要更加有针对性。对此，利用大稻菀约熬确的算法就至关重要了。这也是为了用户能够更快更准确地解决问题。其次，我们发现“律兜”在用户安全保障上似乎停滞不前，这是绝不行的，要保障用户和律师群体的用户安全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安全方面应更加完备。最后，在交易过程中双方都要有一定的约束，这样才能维护双方利益。所以随着法律咨询App的用户量不断扩大，各方面的服务也要并行前进。

3开发基于移动平台的法律咨询平台

31开发法律咨询类移动平台的技术实施

①系统工程师了解需求后，经过分析后得出一份需求报告。开发人员根据需求进行大致的系统设计。系统设计需要进行周密的考虑，包括系统的基本处理流程、系统的组织结构、模块划分、功能分配等，并且需要通过其他网站成功的技术编码予以借鉴。②将服务器与注册好的域名绑定，然后利用HTML5开始编写程序，以此来实现各种功能需求。③测试系统。让多位测试用户进行完整的测试，下载软件到注册账号，再到每一个功能的使用。通过多种软件测试方法进行测试：内部测试和外部测试；模块测试和整体联调；正常操作情况测试和异常情况测试；全覆盖测试和抽样测试。④根据在测试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的新需求进行改进。

32App功能分析

如手机App界面详情，这是一个用Appbook软件制作的以手机为移动平台构建的法律咨询类App软件，对Appbook软件注册成功后，输入应用名称、选择应用类别、填写应用描述后即可进入下一步。定义App图标，可选择系统提供的图标，也可以自行上传本地图片作为图标。设置开机图片，即应用打开时过渡时间内的显示界面。同样可以选择系统提供的图标，也可以自行上传本地图片作为图标。选择应用的界面风格并设置栏目。栏目数量可自行增加，并且可以设置“讨论区”来提升用户活跃度。以上设置完成后，App即制作完成，输入接收邮箱，提交后就会收到App下载方式及使用说明的邮件。

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后台的管理，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进行界面的排版和栏目块的划分。点击“设置”进入外观设置界面，如果对之前的设置不满意，还可对导航模版、栏目模版、皮肤颜色进行修改。因为法律咨询类的软件与普通App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比如在功能上需要及时应答，包括一些在线提问系统，需要一些插件来完成，还有就是法律问题的咨询是要通过分类再派送给各个律师进行接单、解答，这就要系统根据用户提出的问题进行智能识别，通过分析得出这到底属于哪一类问题。这也是制作此类App最复杂的部分，不过从目前来看此类技术应用已经相当成熟，并不需要过多地担心。

该法律咨询类移动平台共分为五大功能，并围绕用户进行服务，从法律咨询、空中律所这些主项再到一些关于心理疏导等辅助项目，可以说用户所需要的功能里面全都包括了。它为用户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与此同时也实现了律师的利益最大化。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另一大创新点便是与政府之间的合作，这是至关重要的，通过与政府合作，为一些请不起律师的用户提供法律援助服务，这样通过一种类似于政、商结合的方式为老百姓谋福祉，使用户得到最优质的服务，这不仅是广大律师所希望看到的，也是政府所期盼的。

功能结构图包括快速查询、找律师、私人律师、海外律师、预约律师、App律所六大功能。通过这六大功能为用户提供权威、可靠、准确的法律服务。除此之外，还包含一些法律知识的科普功能，让用户随时随地增加法律意识，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还与政府进行合作，为穷人提供人道法律援助。另外，一些多元化的新闻事件也被纳入其中，引起读者的兴趣，满足用户多元化需求。

4结论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移动互联网平台也在其中受益，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商业、服务业、软件行业、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在其中交互相容，共同为服务消费者做着不同的贡献。而笔者也相信将法律行业融入其中也是消费者的重要需求点，正是因为有了法律一步一步的普及，才会让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法制社会，“依法治国”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而是渐渐地成为现实。只有我们每个人心中有法，知法，懂法，会用法，这样才会维护我们的权益，让我们的社会减少犯罪行为。同时通过普法，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得到排忧解难，让法律更加贴近我们的老百姓，让老百姓也能享受到法律带来的自信、带来的益处。

通过人手一部的移动端随时随地地普及法律知识，让农村、城市、不同的人都能够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遇到问题时并不是强权主义，而是通过法律解决问题，通过公义的判决用法律说事。让不公平消失，让社会更加和谐，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用技术加法律让其有效地结合发挥出无穷的正能量，这也正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通过法律咨询类移动平台能够为我国法制化的历史进程做出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法律服务种类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法律职业教育　发展困境　对策

一、法律职业教育面临的困境

1　学历层次难以跨越职业门槛。目前，我国法律职业院校大多数是由原来的政法类成人干部院校转型或是政法、司法、警察类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升格而来。办学规模、师资力量和软、硬件设施方面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高等本科院校的水平，再加上政策方面的原因，我国现有的法律职业院校基本上都是专科层次。但令人尴尬的是，法律职业的入门学历却是本科学历。严格地说，法律职业是指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证员这四类。要从事这四类职业必须要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并获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而参加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最低学历条件则是本科，这使得法律职业院校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毕业生没有资格从事法律职业。

2　专业设置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受过去统招统分制度的影响，法律职业院校传统的专业设置大都以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的工作需求为根据，学生毕业即使专业不对口也无需担心就业问题。而现在毕业生不再统一分配工作，需要面向市场双向选择，这就出现了一个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对口衔接的问题。如刑事执行、司法鉴定、法律事务等专业就业面过窄，在就业市场上毫无竞争力，最终很多学生不得不选择了售货员、服务员、广告散发员，或者是保安、保姆、保洁等工作。此外，由于法律职业院校毕业生学历层次偏低，无法和同类本科院校毕业生相比。

3　培养模式缺乏技能性和实践性。理论水平和学术能力不是法律职业院校的主要培养目标，岗位技能和实际工作操作能力是职业院校的培养重点。因此，法律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应突出技能性和实践性。由于传统培养模式的影响，大多数法律职业院校还没有完成培养模式的转变，各专业、各学科教学仍然保持着以课堂教学和理论讲授为主的模式，实训教学和实习实践不足，工学结合不足，真正具有实践能力和经验的双师型师资不足，教学管理模式改革没有突破性进展，对学生能力和教师业绩的考核指标和方式没有走出传统的管理模式。学院领导、教学管理部门、学生管理部门等机构的办学思想转变缓慢，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就业市场的变化。因此，各类法律职业院校亟待进一步解放思想。

二、法律职业院校应对困境的几种模式

1　助考模式。就业困难是制约法律职业院校发展的第一大难题，学历层次低、专业就业面窄、生源基础较差等原因都成为学生就业的障碍，为了解决此类问题，不少法律职业院校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助考辅导，甚至抽调专门的师资，组成助考辅导组织，对学生进行辅导。如新生入学后，在学习高职课程的同时接受本科自学考试辅导，以使学生在毕业时能尽快取得一个本科学历，弥补学历层次低的缺陷。与此相匹配的还有司法资格考试辅导。只要学生能拿到自学考试的本科学历证书，就可以参加国家统一司法资格考试，因此在开展本科自考辅导的同时，一些学校还对毕业班的学生进行司法考试辅导，以期学生能通过司法考试取得进入法律职业的资格证书，拓展就业范围，提高就业层次。除了自学考试外，专接本、专升本考试也是毕业生进一步提高学历层次的另一途径，有的学校在学生临近毕业时对学生进行专接本、专升本考试辅导。为了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不少法律职业院校还对学生进行各类技能证书和职业资格证考试辅导，如英语等级证、计算机等级、会计证、报关员证、秘书证等，在毕业班学生中开展公务员考试和政法干警招录考试辅导等。各类辅导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就业率，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但相关社会助考更具专业性和系统性，学校辅导各类考试的通过率也无法和社会助考机构相比。

2　转型模式。法律类职业院校目前的转型有两种情形：第一种转型是根据就业市场需求转为综合性职业院校：由于法律专业毕业生尤其是高职毕业生就业越来越困难，有的法律高职院校便逐步缩减法律类专业的招生，扩大非法律专业的设置，来适应就业市场的需求。以北方某省一所法律类职业院校为例，从该校2010年的招生专业介绍来看，该校设有8个系共32个专业，其中与法律相关的专业有5个：法律事务、司法助理、法律文秘、应用英语(法律英语方向)、会计(司法会计方向)，其他均为非法律专业。这样一来，招生针对面、生源、就业方向等大大拓宽，一所法律类职业院校实质上已经转化为一所综合类职业院校，但学校名称中的“政法”“司法”“警察”等行业特色标签也就名存实亡了。另外，法律类职业院校毕业的会计、旅游、外语等专业毕业生，与那些会计学院、旅游学院、外语学院的毕业生相比，既没有自身特色，又缺乏竞争优势。

第二种转型是依托部门政策转为政法干部或干警培训机构。此类转型通常是根据国家或部门的政策指导，学院逐步以培养政法干部或干警试点班为主，同时承担系统内在职干部的非学历培训任务，而普通高考招生逐渐缩减直至停招。学院的教职工通过转为公务员或其他分流措施妥善安排。这样一来，一所法律类高等职业院校就完成了向部门培训机构的转型。

3　升格模式。在专科学历难以发展的困境下，不少法律类职业院校开始计划进一步升格为本科学院或大学，这应该是专科层次法律职业院校最想实施的发展模式。虽然这种升格对学校的软硬件设施、师资力量、招生数量等各方面要求严格，但一旦升格为本科院校，无论招生工作和学生就业都可以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因此，不少学校正在为升格而进行着努力。但是，由于政策的原因和办学条件的要求，此种模式恐怕要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最终能否如愿也很难说。

三、法律职业教育生存和发展的对策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职业教育越来越重要，法律职业教育同样必不可少。法律专业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不是法律人才太多，而是绝大多数毕业生未能达到用人单位的要求。大部分法律高职毕业生仅仅是获得了一个毕业证，既没有学到法律知识，也没有任何岗位技能。这与学校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方式有很大关系。只要学校能够找准自身定位，搞好工学结合，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法律职业教育就会焕发出其勃勃生机。

1　坚持自身定位，明确培养目标。社会需要精英教育，需要通识教育，但更需要职业教育，需要技能教育。依法治国离不开法学家、法官、律师、检察官等精英法律人才，但同样也需要大批的基层法律工作者和精通实务操作技能的法律服务人员。经济社会中尚有很多法律职业有待充实，如大型公司、企业的法律顾问、法务主管和助理，中小企业法务专员，基层司法行政部门的司法调解员、法制宣传员，法院的司法书记官，各级公安干警和司法干警，以及各层次的安保人员等，所有这些岗位都需要大量的高素质、技能型的法律实务人才。因此，法律职业院校一定要坚持自身的职业教育定位，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为经济社会培养高素质、技能型的法律服务人才是法律职业教育的使命。

2　合理设置专业，改革培养模式。法律专业毕业生不好就业的原因不是法律人才太多，而是法律人才太少了。一方面社会需要法律人才，另一方面法律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不好。究其原因，一是学生所学专业不能适应市场需求，二是学生没有掌握法律实务工作的基本技能。因此，法律职业院校首先要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合理地设置相关专业，以适应就业市场的需求，如不少学校通过调研和论证，陆续开设安全保卫、社区管理、公司法务、刑事侦查、社区矫正、法律事务等专业，实践证明这些专业的就业情况明显好于传统法律专业。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同样应该大胆改革，敢于大幅度修订教学计划，抛弃传统的理论讲授为主的模式，突出实务技能教学和实习实训的地位。在学制上可以采用“2+1”模式，即两年在校学习实训，一年的顶岗实习。在教学上，要抛弃课堂教学为主的传统模式，以开放的教学手段，使学生更多地参与到工作实践或模拟的工作环境中去，以作为学，学以致用。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一出校门就可以胜任相关岗位工作。在加大实习、实训力度的同时，还要开放考试、考核方式，以技能操作和社会实践为考试、考核的主要途径，减少书面考试的比重。法律职业院校必须以培养操作型、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专业设置和培养模式要有鲜明的职业特色，才能打造出法律职业教育的市场品牌。

3　建好双师队伍，搞好工学结合。学院定位于培养高素质、技能型的法律服务人才，就必须要具备一批具有法律实务实践经历、丰富职业经验的双师队伍。双师是指既具备高校教师的教学能力，又具备相关法律服务实践经验的教学队伍。只有这样的教师队伍，才能胜任高素质、技能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工作，才能脱离传统的理论讲授和课堂教学为主的培养模式，培养学生真正的岗位技能和职业素质。“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可以通过鼓励教师兼职和聘请兼职教师等两个途径来实现。鼓励教师兼职就是学院要创造条件，让一线教师到各个法律服务部门去兼职锻炼，丰富其实践经验，如做兼职律师、兼职法律顾问、兼职司法行政工作和法律援助、兼职人民调解员、兼职陪审员等。聘请兼职教师就是从法律实务部门、法律服务机构或公司企业聘请经验丰富的专家、优秀工作人员到学校教师授课，承担学生的实训指导任务等。“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只有建设好一个理论水平高、实践经验足的双师型师资队伍，才能保证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成功。

法律服务种类范文第11篇

如何判断律师的服务能力，这是当事人面临的最头疼的问题。出于专业的训练，律师的口才都很好，在争取法律项目时也都会讲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但在当事人真正遇到法律难题时，不少律师就会推三阻四，自认能力不足，让当事人自己处理法律危机。当事人能不能在签订法律服务合同或者协议之前就将律师的法律服务能力看得一清二楚？我们总结出了 “学”、“识”两方面的判断标准。

“学”，就是指律师的学习履历。现行的中国法律法规已达6亿字左右，没有一个律师能全部记忆在头脑中，所以律师最关键的学识不是过目不忘，而是掌握“法理”，也就是法律的基本原则。只有掌握了每部法律的基本法理，才能“纲举目张”，全面理解和掌握法律的精神内核，具体的法律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从另一个角度讲，法律条款可以在短时间内强行记忆，但法理却不是“急就章”，一个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掌握。只有受过中国正规的高等教育的律师才能全面掌握“法理”并熟练应用，所以企业选律师首先要考虑“科班出身”。另一方面，只要是中国法律业务就不能片面地抬高“海归派”律师的外国法律知识体系的作用，因为中国法不同于英美法， “外来的和尚”不一定会念这部“经”，“本土”涉法事务一定是优先选用“本土法律知识体系”下的律师。

“识”，就是一个律师的“见识”。见识很大程度基于实践经验，没有实际的工作经验，即使是法律教授也可能没有能力处理基本的法律争端。理和律师事务所将法律服务经验分为“通用法律服务经验”和“高端法律服务经验”。“通用法律服务”指的是律师基于民法、合同法、劳动法、公司法、诉讼法等一般通用法律为当事人提供的一般法律纠纷和法律事务的服务。这些法律服务是任何产业、任何群体都可能需要的，虽然“通用”，但有关经验的积累也需要多年的法律实践。一个好律师应当有各类通用法律服务经验，而不是仅仅专注于某一法律领域，因为企业遇到的法律争端是多种多样的，都需要及时处理。“高端法律服务”则是指更专业化的服务，包括为企业提供的经营战略、政策应用、上市筹资等方面的法律意见，以及综合运用国民经济中基础产业、制造业、服务业各门类中的产业政策甚至技术诀窍提供的顾问服务。这些法律意见事关重大，律师不但应该对某一行业的政策有长期的跟踪和理解，还应该对该行业技术以及人脉方面有深入领会。合格的律师应该解决或参与过相关产业中带有普遍意义的重大法律问题，例如解决投资障碍、化解产业争端、创新盈利模式、完善产业制度建设等。律师只有“涉足”过某一类或某些类“高端法律服务”项目，并从中获得了宝贵经验，才能做一个合格的企业法律顾问。

“影响力”可能是基于“学”、“识”而评价律师能力的一个科学“指标”，指的是律师通过执业行为参与社会生活的广度、深度、高度。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层面多多，不同层面均存在不同有“影响力”的律师。人们知道有“影响力”的律师是用来解决大问题的“大律师”，但首先要分清的是该“大问题”、该“影响力”存在的层面是哪个？该“影响力”的存在是否有客观证据佐证？较受委托人欣赏的是一种有行业影响的大律师，他们是专家而非“明星”，平常处事比较低调，但一旦碰到突发、重大的法律难题就能发挥实力，帮助企业谋篇布局、制定方案，然后分步实施，赢得胜利。这样的律师对企业的发展有高度的影响力，可能是最高层次的律师。

赵宏瑞徐海凌

法律服务种类范文第12篇

法律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2．《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申请执业登记材料，由拟聘用申请人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提交住所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由其出具审查意见后逐级上报执业登记机关。”

第二十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执业机构的，持原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终止聘用关系的证明和拟应聘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同意聘用的证明，依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申请更换《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第二十一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收回其《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报请执业登记机关予以执业注销：

（一）因调离、辞职而停止执业的；

（二）因被辞退、开除而停止执业的；

（三）因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停办而停止执业的；

（四）因其他原因停止执业的。”

行政处罚（共33项）

四方区司法局

一、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或者辩护业务的

处罚种类：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没收违法所得，罚款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或者辩护业务的，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二、律师事务所拒绝提供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安排本所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

处罚种类：警告、停业整顿

法律依据：

《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七条：“律师事务所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安排本所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业整顿的处罚。”

《**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八条：“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拒绝提供法律援助或者阻碍法律服务人员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三、律师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的

处罚种类：警告、停止执业、责令退还违法所得、罚款

法律依据：

《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八条：“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

（一）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的；

（二）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的。

有前款第（二）项违法行为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退还违法所得的财物，可以并处所收财物价值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九条：“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拒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或者在法律援助过程中违法执业的，司法行政机关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

四、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拒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或者在法律援助过程中违法职业的

处罚种类：警告、停止执业

法律依据：

五、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贬损他人、抬高自己、虚假承诺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的

处罚种类：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法律依据：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由地级司法行政机关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但罚款数额最高不得超过三万元：

（一）以贬损他人、抬高自己、虚假承诺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