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
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第1篇
一（略）
二、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法律与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不同范畴.法律属于制度的范畴;而进德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法律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权利与义务，强调两者的街态;道德强调对他人、对社会集体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法律规范的结构是假定、处理和制裁或者说是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道德规范并没有具体的制裁措施或者法律后果。法律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主要凭借社会典论、人们的内心观念、宜传教育以及公共谴贵等诸手段。法律是按照特定的程序制定的，主要表现为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或者是特殊判例;而道德通常是潜移默化的。法律必然要经历一个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它最终将被道德所取代，人们将凭借自我道德观念来实施自我行为。
(一)道德与法律的区别
1.产生的社会条件不同。法律的产生明显晚于道德。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愈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进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3.调整范围不相同.法律并非对一切社会关系都加以调整，一把地说，只调整那些对建立正常生活秩序有重要愈义的社会关系，在调整社会关系的广度上，进德远远超过法律，可以说任何社会关系都或多或少受到道德的调整，因此法律比价干预的一些行为，如不关心同志、不尊重长着等，都要受到道德谴贵。在法律上无过错的行为，不等于不受道德的谴责.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降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井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斌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6，制裁方式不同。法律对违反义务的后果作了明确的规定.当违法行为引起惩罚性后果时，国家强制力就会出现，并按明确的标准对责任人给予相应的制裁.道德中对违反义务性的规定的后果并未给予明确的规定，其制裁的手段也限于臾论的谴责，若当事人公然茂视舆论，道德的制裁就显得无力。
(二)道德与法律的联系
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墓木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律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孟子•离娄上》中说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木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三、高校学生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的实施
道德教育是受教育者有计划、有目的地接受教育者对其实施思想道德教育的过程。道德教育包括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诚信美德教育、家庭关德教育、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等具体内容。高校学生正处于成才的关键时期，对其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道德教育不仅是关系到高校学生的个人成长，而且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高校学生是社会的栋梁，是建设中国法治社会的中流抵柱，是社会中最具理性的人群之一，提高其的道德水准，无疑是建设中国和谐社会的重要祛码。法律教育是指以传授法律知识、法学知识体系和培养法律职业为日的的教育制度和途径。现代法律教育一般分为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培训两个基本部分。对于普通高校的非法学专业学生而言，法律教育虽然只能局限于普法教育，但由于他们的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强，菇础条件好，影响面大，因此，对高校学生的法律教育对于提高全民的法制愈识、树立法制观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如前文所述，道德和法律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二者不能互相代替，因此，对高校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也不可偏废，不能互书l代替，既要重视道德教育，也不能忽视法律教育。
(一)道德教育的实施
对高校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使高校学生能够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成为合格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佰校学生道德教育的途径主要有:
1.形成全员进行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良好氛围。从简单意义上兑，高校是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直接责任者，这也是高校培养人才的要求.因此，高校首先要担负起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责任，对高校学’址进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以及中囚传统道德等全方位的教育。高校领导要重视高校学生道德教育，把对高校学生的道德教育作为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长抓不懈，使全体教职员工能够自觉投入到高校学生的道德教育中来.一线教师要为人师表，把课_L好的同时，利用课堂对高校学生进行道德教育: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学生工作队伍，能够把高校学生的道德教育工作落到实处，抓出成效。同时，家庭作为家庭成员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对高校学生影响很大，也要承担起对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任务，尤其要发挥在家庭美德教育中的作用，通过长辈、兄弟姐妹的影响使高校学生真正体会到家庭美德的内涵.
2.坚持从.荡校学生实际出发，把高校学生道德教育落到实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愈见》中提出了六条做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原则，其中“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既讲道理又办实事，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这条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从高校学生实际出发，解决高校学生实际问题，包括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它同样适应于对高校学生的道德教育。高校学生是一个思想相对成熟但同时又受到周围环境影响很大的群体，f’我愈识强但独立意识欠缺，突出表现在想摆脱外来力量对个体的束缚但是对外来力觅又有一定的依赖，于是，高校学生有些时候会出现一些思想_L的波动，或者在生活上碰到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在开展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时候，就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高校学生思想上和生活中的问题.这样，高校学生就可以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实现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道德教育的基本要求。
3.加强对大学生的健全人格教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学生需要不断增强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高校要重视并积极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育大学生形成自身独立健全的人格，自信自强、团结协作、乐观豁达、积极进取、勇于挑战、敢于创新.要加强大学生的艺术教育，提高青年学生审美情趣和艺术素养，学会保持健康的情绪，学会关爱、理解他人。对他人要有一种宽容的态度，不要苛求他人，学会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二)法律教育的实施
法律教育达到较好的效果，应该采取以下儿条措施:
1.利用课堂主教育通道，搞好法律教育.《法律基础》课是高校思想品德教育的必修课.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向学生传授必要的法律知识，使他们懂得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木观点，掌握宪法和法律的主要精神及其规定，这是高校法制教育最基木的途径，也是学生学法、知法的基础。在授课过程中，教师要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由浅入深，从法学基础理论到实体法、程序法、有序而进。结合个体、典型、生动的案例进行教学，使学生感到有趣、容易接受，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第2篇
素质教育的提出，是针对“应试教育”中存在的弊端而言的。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目前，高教学术界有些论者在探讨论述素质教育方面的问题时，一般将素质教育概括为四个大的方面：即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在高等学校教育中，法律专业教育是指以培养法律专业人才为目标，法律专业的课程设置、教材选择、活动内容，都要直接或间接围绕法律专业的培养目标来进行法律专业教育。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全球化、法律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社会法律行业对我国的法律专业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水平、高质量的法律专业人才必须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才能胜任法律职业工作，公正地执法，实现法律的价值并维护好法律的尊严。因此，法律专业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要以培养高水平、高质量的法律专业人才为主要或首要目的来进行。素质教育中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四个方面正是一个优秀的高级法律专业人才所应具有的综合素质。其中，思想道德素质是方向；文化素质是基础；业务素质是核心；身体心理素质是保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法律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法律专业教育对法律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蕴涵在素质教育的本质之中，素质教育的本质要求正是高等教育中各种层次教育及各类专业教育对人才培养要求及标准的总纲。
二、法律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
法律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可以从素质教育包含的四个方面具体展开论述：
在思想道德素质方面：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保证了对法律专业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正确方向。
在人的综合素质中，思想道德素质居于核心地位。意大利诗人但丁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一个知识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弥补，而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却难以用知识去弥补。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以德治国”，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有一些以德治国方面的论述：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又如：“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我忧也”（《论语·述而》）等，这些精辟的言论，阐明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德育教育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在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们的各种交往活动不仅需要法律来约束其行为，而且更加需要道德力量来发挥主导作用。在教育领域，要贯彻落实“以德治国”的思想，并要把“依法治教”与“以德治教”及“以德育人”紧密结合起来。作为法律专业教育，要培养高质量的法律专业人才，首先就要注重培养法律专业人才的思想道德素质。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试想一个法律专业人才不具备优良的思想道德素质，他在今后从事的相关法律工作中，不公正执法，会给他人带来怎样的伤害，在社会上造成怎样的恶劣影响。因此，法律专业中思想道德教
育的宗旨要为社会主义法的实施与实现服务，要同社会主义法的价值相符合，即要同社会主义法的自由价值、法的平等价值、法的安全价值、法的秩序价值、法的正义价值、法的效益价值相符合。我国法律专业人才在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应包括社会主义政治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与法律专业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两个部分。法律专业人才不但要加强自身社会主义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而且更要注重加强自身法律专业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政治思想道德素质方面的教育是基础性和通识性教育，本文着重论述对法律专业大学生法律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问题。笔者认为，对法律专业大学生在法律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应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树立追求真理、维护正义的崇高理想。对真实和真理的探求是法律活动的基本特征之一。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法律发展史。人类社会的法律活动是一个不断发现真理并接近真理的过程。同样，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对正义内涵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和完整，并且也越来越得到普遍的认同。人类对真理和正义的探索过程是发展中有进步，前进中有曲折，其总的发展势态呈现出螺旋上升发展状。对法律专业人才法律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要注重培养法律专业人才在法律实践中把对正义的良知和对法律的理解结合在一起，而不能只满足于学习法律的职业逻辑规则和职业逻辑形式，要根据自己的真理观和正义观面对事实作出回答，这是现实社会不容回避的事实。
二是坚定崇尚法律，法律至上的信念。崇尚法律，法律至上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之所在。在依法治国的国家里，法律应该是公意的体现，正义的化身和权威的来源。人类社会除道德舆论评判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外，法律制度应成为评判人类行为的尺度和准绳。回顾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充满艰辛和坎坷的法律发展史。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商鞅变法、清朝的戊戌变法等事例都是人类要求变法求进步的血泪史。因此，不畏强暴，不谋私利，崇尚法律，捍卫法律是法律专业人才必备的职业思想道德品质。
三是培养恪守法律职业伦理道德的精神品质。法律职业伦理主要包括崇尚法律真实以及崇尚程序公正和崇尚自律精神三个方面。崇尚法律真实是法律职业伦理道德中最基础的部分。歪曲法律事实所进行的程序公正将会对法律事件作出不公正的评判，更找不到法律从业人员的自律精神之所在。崇尚程序公正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崇尚程序公正是维系法律职业中法官、检察官、律师各角色相互间对法律事件展开抗辩的前提条件，因而也可以说是保证法律正义和法律正当性的前提条件。自律精神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自律精神需要通过教育和训练而获得。除注重个人自律外，法律职业共同体更需要注重行业自律，即对法律规范的自觉服从。崇尚自律精神才能突现出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的优秀形象。在文化素质方面：文化素质是法律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组成部分。文化素质是一个人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方面的文化素养和品质。它是一个人通过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的学习和长期积累，逐步内化和升华而形成的。文化素质也是培养法律专业大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的基础。纵观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经历了综合、分化到综合与分化并存的发展趋势。在中外教育史上，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古希腊的”七艺“—文法、修辞、逻辑、音乐、算术、几何、天文都是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浑然于一体的。从历史的和辩证的观点来看，这些教育模式就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培养全面发展的人。5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仿效前苏联的办学模式，设置专业强调按国民经济计划对口培养专门人才，以”专才教育“的思想制定专业培养目标。当时的教育模式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急需的专门人才，是符合我国当时的国情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专业教育培养模式已远远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专才教育“使本科专业的划分越来越细，人才培养的口径越来越窄，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不宽，文化素养不高，所培养的专门人才的社会适应性很差。因此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通才既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符合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需要，也是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改革的步伐以及扩大对外改革开放并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大学素质教育中的文化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可以从三个层面着手：一是科学技术知识与人文社会知识的融合；二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三是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的融合。
在高度发达的科技与经济以及人们的社会交往与信息交流日益频繁的社会里，法律专业人才如果要想在法律社会实践中游刃有余，就必须加强综合文化知识的学习。结合高素质法律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对法律专业人才文化素质的培养应根据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三个层面来进行教育。首先，在科学技术知识与人文社会知识融合的层面上，法律专业学生除掌握本专业所必须学习的书本知识外，在人文社会知识方面，应加强对文学、历史、地理、哲学、美学以及音乐艺术等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在科学技术知识方面，除掌握数学、物理、化学等基本理论知识外（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基础理论的衔接问题不在此赘述），还要掌握现代计算机有关知识并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以后的职业发展方向对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有所涉及了解。同时应了解现代科技的最新发展动态与趋势，对现代信息特别是法律专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势态及发展方向有所掌握，要与社会时代的发展同步，做一个观念先进，思想通达的高素质法律人才。法律专业的学生应努力汲取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的精华部分及优秀成果，增加对自然界的理解，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对人类文明的理解，随时准备在今后的各种法律实践活动中为我所用。其次，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层面上：作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该努力培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其中，在科学精神层面上就是要培养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不墨守陈规、勇于探索、不迷信权威的大无畏精神和科学精神。在人文精神层面上就是要培养法律专业人才正确地认识和理解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正确地协调好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以及处理好人类社会自身的协调问题，促进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把握社会的发展趋势并深刻理解法律的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正是一个法律专业的学生必须培养和具备的一种经综合了的内化并升华的人格品质。最后，在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融合的层面上：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既包括科学的思维方法又包括技术的研究手段。其中，科学的思维方法包括哲学思维方式、逻辑思维方式和形象思维方式。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益的发展，现代技术的研究手段越来越智能化。因此，科学的思维方法与现代先进技术手段的结合能够促进并加速问题的解决。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的、系统的和经验的总结，是人类社会宝贵的财富。在进行法律专业文化素质教育时，要引导法律专业的学生充分加以学习并努力运用于法社会实践中去。
在专业素质方面：业务素质在法律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中是核心部分。高等学校是实施专门教育，培养各个学科领域和各种行业（职业）的专门人才的教育机构。我国高等学校实施专门教育，是根据学科或社会行业（职业）部门分类设置专业的。为了拓宽专业范围，有的大学试行按系科组织教学。但不论按专业或按系组织教学，都是实施专门教育的组织形式，都具有一定的专业目的性或职业倾向性。为了实现法律专业培养目标，要求教学计划的整体要符合法律专业培养目标，然后对整体教学计划进行分解，使每门课程、每种教学活动都要直接或间接围绕着法律专业培养目标来组织。法律专业的设置以培养高素质法律人才为宗旨。我国法律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应根据时展的需要，结合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的状况，培养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法律专业素质过硬的复合型人才，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法的本质与法的作用的具体体现。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各种信息瞬息万变。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步伐加快。2001年12月11日，中国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
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第3篇
素质教育的提出，是针对“应试教育”中存在的弊端而言的。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的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高教学术界有些论者在探讨论述素质教育方面的时，一般将素质教育概括为四个大的方面：即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在高等学校教育中，法律专业教育是指以培养法律专业人才为目标，法律专业的课程设置、教材选择、活动，都要直接或间接围绕法律专业的培养目标来进行法律专业教育。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化建设的发展以及世界全球化、法律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社会法律行业对我国的法律专业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水平、高质量的法律专业人才必须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才能胜任法律职业工作，公正地执法，实现法律的价值并维护好法律的尊严。因此，法律专业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要以培养高水平、高质量的法律专业人才为主要或首要目的来进行。素质教育中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四个方面正是一个优秀的高级法律专业人才所应具有的综合素质。其中，思想道德素质是方向；文化素质是基础；业务素质是核心；身体心理素质是保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法律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法律专业教育对法律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蕴涵在素质教育的本质之中，素质教育的本质要求正是高等教育中各种层次教育及各类专业教育对人才培养要求及标准的总纲。
二、法律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
法律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可以从素质教育包含的四个方面具体展开论述：
在思想道德素质方面：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保证了对法律专业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正确方向。
在人的综合素质中，思想道德素质居于核心地位。意大利诗人但丁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一个知识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弥补，而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却难以用知识去弥补。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以德治国”，在具有悠久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有一些以德治国方面的论述：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又如：“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我忧也”（《论语·述而》）等，这些精辟的言论，阐明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德育教育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在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们的各种交往活动不仅需要法律来约束其行为，而且更加需要道德力量来发挥主导作用。在教育领域，要贯彻落实“以德治国”的思想，并要把“依法治教”与“以德治教”及“以德育人”紧密结合起来。作为法律专业教育，要培养高质量的法律专业人才，首先就要注重培养法律专业人才的思想道德素质。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试想一个法律专业人才不具备优良的思想道德素质，他在今后从事的相关法律工作中，不公正执法，会给他人带来怎样的伤害，在社会上造成怎样的恶劣。因此，法律专业中思想道德教
育的宗旨要为社会主义法的实施与实现服务，要同社会主义法的价值相符合，即要同社会主义法的自由价值、法的平等价值、法的安全价值、法的秩序价值、法的正义价值、法的效益价值相符合。我国法律专业人才在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应包括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与法律专业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两个部分。法律专业人才不但要加强自身社会主义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而且更要注重加强自身法律专业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政治思想道德素质方面的教育是基础性和通识性教育，本文着重论述对法律专业大学生法律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问题。笔者认为，对法律专业大学生在法律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应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树立追求真理、维护正义的崇高理想。对真实和真理的探求是法律活动的基本特征之一。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法律发展史。人类社会的法律活动是一个不断发现真理并接近真理的过程。同样，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对正义内涵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和完整，并且也越来越得到普遍的认同。人类对真理和正义的探索过程是发展中有进步，前进中有曲折，其总的发展势态呈现出螺旋上升发展状。对法律专业人才法律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要注重培养法律专业人才在法律实践中把对正义的良知和对法律的理解结合在一起，而不能只满足于法律的职业逻辑规则和职业逻辑形式，要根据自己的真理观和正义观面对事实作出回答，这是现实社会不容回避的事实。
二是坚定崇尚法律，法律至上的信念。崇尚法律，法律至上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之所在。在依法治国的国家里，法律应该是公意的体现，正义的化身和权威的来源。人类社会除道德舆论评判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外，法律制度应成为评判人类行为的尺度和准绳。回顾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充满艰辛和坎坷的法律发展史。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商鞅变法、清朝的戊戌变法等事例都是人类要求变法求进步的血泪史。因此，不畏强暴，不谋私利，崇尚法律，捍卫法律是法律专业人才必备的职业思想道德品质。
三是培养恪守法律职业伦理道德的精神品质。法律职业伦理主要包括崇尚法律真实以及崇尚程序公正和崇尚自律精神三个方面。崇尚法律真实是法律职业伦理道德中最基础的部分。歪曲法律事实所进行的程序公正将会对法律事件作出不公正的评判，更找不到法律从业人员的自律精神之所在。崇尚程序公正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崇尚程序公正是维系法律职业中法官、检察官、律师各角色相互间对法律事件展开抗辩的前提条件，因而也可以说是保证法律正义和法律正当性的前提条件。自律精神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自律精神需要通过教育和训练而获得。除注重个人自律外，法律职业共同体更需要注重行业自律，即对法律规范的自觉服从。崇尚自律精神才能突现出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的优秀形象。在文化素质方面：文化素质是法律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组成部分。文化素质是一个人人文知识和知识方面的文化素养和品质。它是一个人通过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的学习和长期积累，逐步内化和升华而形成的。文化素质也是培养法律专业大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的基础。纵观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经历了综合、分化到综合与分化并存的发展趋势。在中外教育史上，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古希腊的”七艺“—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都是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浑然于一体的。从历史的和辩证的观点来看，这些教育模式就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培养全面发展的人。5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仿效前苏联的办学模式，设置专业强调按国民经济计划对口培养专门人才，以”专才教育“的思想制定专业培养目标。当时的教育模式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急需的专门人才，是符合我国当时的国情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专业教育培养模式已远远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专才教育“使本科专业的划分越来越细，人才培养的口径越来越窄，学生的基础知识不宽，文化素养不高，所培养的专门人才的社会适应性很差。因此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通才既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符合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需要，也是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改革的步伐以及扩大对外改革开放并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大学素质教育中的文化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可以从三个层面着手：一是科学技术知识与人文社会知识的融合；二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三是科学技术的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的融合。
在高度发达的与经济以及人们的社会交往与信息交流日益频繁的社会里，法律专业人才如果要想在法律社会实践中游刃有余，就必须加强综合文化知识的学习。结合高素质法律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对法律专业人才文化素质的培养应根据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三个层面来进行教育。首先，在科学技术知识与人文社会知识融合的层面上，法律专业学生除掌握本专业所必须学习的书本知识外，在人文社会知识方面，应加强对文学、历史、地理、、美学以及音乐等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在科学技术知识方面，除掌握数学、物理、化学等基本理论知识外（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基础理论的衔接问题不在此赘述），还要掌握现代机有关知识并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以后的职业发展方向对医学、经济学、管、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有所涉及了解。同时应了解现代科技的最新发展动态与趋势，对现代信息特别是法律专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势态及发展方向有所掌握，要与社会的发展同步，做一个观念先进，思想通达的高素质法律人才。法律专业的学生应努力汲取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的精华部分及优秀成果，增加对自然界的理解，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对人类文明的理解，随时准备在今后的各种法律实践活动中为我所用。其次，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层面上：作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该努力培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其中，在科学精神层面上就是要培养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不墨守陈规、勇于探索、不迷信权威的大无畏精神和科学精神。在人文精神层面上就是要培养法律专业人才正确地认识和理解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正确地协调好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以及处理好人类社会自身的协调问题，促进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把握社会的发展趋势并深刻理解法律的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正是一个法律专业的学生必须培养和具备的一种经综合了的内化并升华的人格品质。最后，在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融合的层面上：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既包括科学的思维方法又包括技术的研究手段。其中，科学的思维方法包括哲学思维方式、逻辑思维方式和形象思维方式。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益的发展，现代技术的研究手段越来越智能化。因此，科学的思维方法与现代先进技术手段的结合能够促进并加速问题的解决。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的、系统的和经验的，是人类社会宝贵的财富。在进行法律专业文化素质教育时，要引导法律专业的学生充分加以学习并努力运用于法社会实践中去。
在专业素质方面：业务素质在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中是核心部分。高等学校是实施专门，培养各个学科领域和各种行业（职业）的专门人才的教育机构。我国高等学校实施专门教育，是根据学科或行业（职业）部门分类设置专业的。为了拓宽专业范围，有的大学试行按系科组织教学。但不论按专业或按系组织教学，都是实施专门教育的组织形式，都具有一定的专业目的性或职业倾向性。为了实现法律专业培养目标，要求教学计划的整体要符合法律专业培养目标，然后对整体教学计划进行分解，使每门课程、每种教学活动都要直接或间接围绕着法律专业培养目标来组织。法律专业的设置以培养高素质法律人才为宗旨。我国法律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应根据的需要，结合我国社会、、文化以及技术的状况，培养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法律专业素质过硬的复合型人才，这也是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法的本质与法的作用的具体体现。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各种信息瞬息万变。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步伐加快。2001年12月11日，中国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
加入WTO，必然会给我国的高等教育创造新的机遇，同时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样，加入WTO也必然会给我国高素质法律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对法律专业人才应具备的专业素质要求更加高，法律专业人才对法律专业知识的和掌握也将更加细化、更加深入。因此，我国的法律专业教育要努力地与国际接轨，以实现法律的全球化。对法律专业人才素质的培养不仅要求学生注重法律专业知识的学习，而且要求学生更要注重法律实践能力的训练，把习得的法律专业知识与法律专业实践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效地用于社会实践中去。学生法律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关键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的能力。要培养学生具有敏锐的观察事物、、判断问题，运用所学的法律概念和命题进行逻辑思维和逻辑推理的能力。而培养学生准确掌握法律专业术语并正确建立和把握法律命题的能力是进而培养学生法律思维能力的基础。二是要培养学生的法律表达能力。即培养学生善于准确、精练地使用法律专业术语进行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能力，这是法律行业对法律专业人员的最基本的职业技能要求。三是培养学生对法律事实的探知能力。对法律事实的探知能力即是指使用调查、制作、组合并使用证据证明法律事实的能力。总之，对法律专业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重在训练他们综合运用所学的法律知识进行准确地思考、表达和判断法律事实的能力。
在身体心理素质方面：身体心理素质在法律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中起保障作用。在法律专业中实施素质教育，就要注意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和强壮体魄，要培养出身体和心理两方面都健康的法律专业人才。一位著名诗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健康的身体，就没有健康的心理。世界卫生组织给健康下的定义是“健康不仅是没有身体的欠缺和疾病，还要有完整的生理、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由此可见，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以及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两者之间有密切关系。首先，要注重大学生身体健康的锻练，练就一身好体魄。不论是从事法律专业工作，还是从事其它的专业工作，健康的身体是第一位的。其次，要注重大学生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从心知识可知，个体心理是指个人所具有或在个人身上所发生的心理现象，个体心理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个体心理可以分为心理动力、心理过程、心理状态和心理特征四个方面。心理动力系统决定着一个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态度和选择，主要包括动机、需要、兴趣和世界观等心理成分。人的心理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活动过程，包括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心理状态是心理活动在一段时间内出现的相对稳定的持续状态，心理状态的时间有长有短。心理特征是一个人在认知、情绪和意志活动中所形成的并经常出现的意识特征，包括能力、气质和性格。作为一个高素质的法律专业人才应学习和掌握心理学的基础知识，培养自身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在执法活动中正确地把握自己。首先要培养法律专业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热爱法律专业工作，秉公执法，伸张正义，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定。而不能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第二，要培养法律专业学生具有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和坚强的意志的能力。从事法律工作，既有一定的危险性，又有一定的困难和难度，积极乐观的情绪和坚强的意志对事业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要培养法律专业大学生具有良好的心理状态。在法律工作中将会有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和压力，遇事要理智和冷静。有时可以说，执法人员萎靡不振的情绪或沮丧的面部表情可能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致使执法活动遭受挫折，陷入困境。第四，要注意培养法律专业大学生面对法律事实的心
理承受力、抗挫力和忍耐力，有时法律事实对立双方心理承受力、抗挫力和忍耐力的极限值是最终决定较量双方胜与负、成与败的重要因素。最后，就是要培养法律专业大学生树立良好的自信心，要培养学生具有谦虚的品德和稳定、刚毅的性格。其中，良好的自信心是决定一切事业成功的至关重要的心理素质基础。
三、在法律专业中实施素质教育的途径
律专业中实施素质教育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营造有利于在法律专业教育中实施素质教育的环境，并为顺利实施素质教育创造条件；通过法律教学活动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师的师资水平。
营造有利于实施素质教育的环境，并为素质教育的顺利实施创造条件。素质教育的提出是的产物，是时代的要求，是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协调发展的社会要求，是界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的需要。素质教育的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其内涵将会不断地拓展和深化，素质教育必须贯穿于高校教育与教学全过程。高等学校推行素质教育，就是要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出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的人才，这一点要形成共识。要为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的支持，优化教学环境。
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第4篇
法学教育是培养法律人才的重要途径，专业的法学教育能够有效的培养出学生的法律思维，这对于以后从事法律职业是极为重要的，直接决定了法律职业道路的专业程度。2016年国家司法考试改为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这意味着将所有法律职业的准入门槛统一了，法律职业资格证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了。
一、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关系现状
当前的法学教育方向大致朝着三种方向发展，第一种是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为导向，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测试方式上都是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为导向的。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东部的某政法学院，其从大一的课程设置就基本是按照法律职业资格开始设置，课程内容也主要是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内容为主，学术观点也多是以张明楷等出题人的观点为主，测试方式上也以模拟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方式进行，而这所大学每年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基本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比一般的法律职业资格辅导机构的通过率还高。第二种是完全以培养学生丰富的法律素养为主，是一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素质教育，这种模式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这两所大学在法学教育上并不是十分重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而是以探究法学研究为主，以培养学生丰富的学术素养为主，其课程设置上十分的广泛，比如犯罪心理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等都被设置为必修课程，在课程内容方面也不拘一格，更多的在于客观的介绍中外关于相关研究的前沿观点，比如缓刑制度我国比较主流的观点在和解方面，且普遍认为缓刑撤销制度过于激进，而在于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的法律实践中缓刑撤销制度也取得了较好的实效，而这些在以法律职业资格为导向的高校在开展法学教育的时候则完全不会涉及。同样，在测试方式上，这两所高校更多的愿意通过主观法理分析题来测试学生的法律知识功底是否扎实，法律思维的深度等。第三种是法学教育是较为尴尬的一种，即其在法律素养的培养上没有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那样专业，在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促进上也并没有过多的努力，其在教学上更多是照本宣科，简单的介绍一些主流观点等，其结果是培养的学生是法律素养较低，法律知识面窄，司法考试通过率普遍在百分之三十以下，毕业后继续从事法律职业的人也较少，最可悲的是这种模式下的学生可能在大四也未能培养出法律思维。
二、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衔接的中心
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其都需要法律思维。这点无论在法学教育上还是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应对上都是十分重要的。长期以来法学教育更多的关注法律知识的传授和实体、程序法律方面的训练，而法律职业资格的考试则更侧重法律条文的考查，这两者之间看似是割裂的，但是其在法律知识和法律思维的层面上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比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可以从法律条文的层面上进行分析，也可以从犯罪构成上，法理方面上进行分析，前者侧重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层面，后者侧重于法学教育方，但是其在客观上都在丰富学生的法律知识，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
法学教育在长期的发展中认识到了其在培训学生法律论证和推理方面的欠缺，而法律职业考试也出现了减少客观法律推理，即通过法律条文分析案件的考查模式。近几年的法学实践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命题趋势都体现出了这些，法学研究生教育多会在研究生二年级或者三年级的时候要求学生去公检法机关实习，或者到律师事务所或者企业法务部门进行实习，这就体现了高校对于培养学生法律论证和推理能力的重视。同样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也在逐渐增加主观题的体量，更多的去关注考生的法律思维。法律思维并不是单纯的积累法律知识或者长期的法律实践就可以简单的培养出来的，其需要长期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才能培养出来。法律最主要的特征不是强制性，而是说理性，暴力强制的必要性根植于法律的说理性之中。法与理性在天性上有着内在的联系，这是人们思维方式所决定的，法律总是与各种理性概念联系在一起。法律的理性特征和人们思维的习惯决定了未来法律人才培养和选拔只能以法律思维的培养和测试为主线来开展，否则法学教育培养的人才仍是缺乏法律推理和论证能力的理论人才，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往往会只会照搬法条，而不是去更多的分析每个法条背后的内在逻辑性和正当性。
法律思维既是法学教育的中心，也是法律职业能力的核心要素。首先从法学教育的角度来看，法学教育不应当仅限于法律知识的传授，而且在电子图书馆如此发达的今天，法律知识的获取已经变得十分的容易，高校教师在教学中应当更多的关注学生法律思维的培养，让学生理解每个法律背后的价值和精神。对于法律人来讲，思维方式比专业知识更多重要，因为专业知识可以查询，而且会不断更新，其背后的法理和精神则是历久弥新的。而且通过法律思维的培训能够使得法律知识和理论不断的加深巩固。其次，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角度来看，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是中国选拔法律人才的重要途径。而法律思维是法律人应当具有的品德，这种品德是进行法律论证和法律推理的基础。所以，作为具有行业准入门槛性质的资格考试有必要对此进行突出，以法官为例，法官的裁判行为抽象来说是将抽象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进行具体化，特殊化的过程。无论从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律规则的寻找和判决的形成都需要法律解释技术，没有任何一个案件是能够完整的对应法条的每一个文字的，因为法律的具体化需要法律思维进行指引的。法律知识在法官判决的过程中主要是提供者基础的作用，法律思维则是起着导向的作用。如果简单以法律条文的考查作为法律职业资格的主要内容，那么选拔出来的人才在法律思维方面则是较为匮乏的，可能无法很好的胜任法律工作，尤其是在面对新案件，新情况之时。所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应当以考查法律思维为中心，否则这种选拔法律人才的方式是缺乏合理性的。综上所述，法律思维在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中都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其可以成为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衔接的有效突破口。
三、以法律思维为中心协调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模式
为了提高研究的实效性，笔者结合本文第一部分当前高校法学教育开展的现状，对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实际可行性进行分析。首先是以法律职业资格为导向的法学教育模式，这种法学教育的缺陷是对于法学理论，法条本后的精神研究不足，学生缺乏独立思考，其优点在于学生对于法律条文和学界的主流观点掌握较为牢固。对于此类政法类院校，在协调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关系上，应当尽可能体现法律思维，具体可以在课程的设置上适当增加法学方法论，法社会学，犯罪心理学等边缘课程，在内容上客观的讲授更多的前沿的观点，而不是拘泥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命题人的观点。其实对于政法类院校而言，其在师资力量上是可以实现多元化教学模式的，可以较好的培养出学生法律思维。其次，对于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之类的法学一流院校，虽然其在法学教育中并没有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为导向，但是其学生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通过率并不低，一般在百分之六十左右浮动。此类院校尽管通过率较高，但是其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参差不齐，在课程设置上可以适当的增加法律实践的环节，并将其增加到必修学分之中。最后，对于法学教育缺乏明显导向，师资力量较为薄弱的院校在协调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上任务较为繁重。因为此类院校的教师自身的层次较低，要么理论功底一般，要么实践经验缺乏，这种情况下要想向政法类院校或者一流法学高校一样介绍丰富的前沿理论和最新的案件细节可能较为困难，而在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为导向方面似乎更为容易一些，毕竟法律职业资格的命题人观点较为固定和统一，而且有历年真题可以进行测试和模拟。虽然笔者比较倾向于此类高校培养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为导向，但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法律思维的培养。此类高校可以在培养的过程中有针对性的就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大纲内容涉及的理论及其背后的精神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此类内容进行相关案例和实践的介绍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这样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又可以提高学生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通过率，对学生以后从事法律职业有着较大帮助，避免此类高校的学生既没有较高学历，又缺乏法律思维，还未通过司法考试，只能无奈跨专业就业。
四、结语
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是当前法律人才培养和选拔的重要方式，其核心都是法律思维。实践中高校在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冲突完全可以法律思维为中心进行协调和互动。但是由于各个层次高校的师资力量的差异，如果让所有的高校都按照统一的模式进行法律思维的培养终会走入形而上学的泥淖。所以，笔者就当前法学教育中的三类现状进行针对性的培养模式分析，尽可能保障在各自师资力量允许的情况下做到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良性互动，保障法律思维得到有效的锻炼和培养。
【作者简介】
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第5篇
董保华的《“社会法”与“法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是法律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起点。作者首先从基本概念入手，从我国法律理论研究与建设两个方面着手，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仅直面问题的存在，而且还对于我国法制建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该书不仅对我国法律理论在新时代的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而且还为我国社会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该书对我国法律学术研究产生的第一个重要意义。
其次，该书的出版也为我国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与社会政策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尤其是其中对于法社会构建问题的详细阐述，更是为我国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提供了标准和依据。而对社会法的论述，则提高了人们的法律意识，从另一个方面增强了我国政府的执法能力，突出了我国政府部门依法治国的根本理念和工作原则。
另外，在论述过程中，作者的很多观点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思考。例如在著作中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第三法域”的概念。对这一法律概念的具体论述，该书主要借助了分层理念，即公法、私法与社会法应该详加区分。虽然其观点也引来了不可避免的诸多学术争议。但是对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对法律领域理论研究的重要作用是统一认可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这一论题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将公法、私法与社会法加以区别，深化了社会法的特征与概念，使政府在立法过程中能够避免进入或偏公、或偏私的恶性循环之中，而选择社会法来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法制的改革创新，无疑是一种最好的维稳方式。在学术争鸣部分中，作者又总结思考了我国目前社会法研究领域的系列成果。例如：与冯彦君先生商榷的社会法研究中，有关“部门”与“理念”的关系，与郑尚元、谢增毅先生讨论的有关法律“广义”和“中义”的问题。这些不仅反映出了我国当前社会法研究的蓬勃发展，而且也对我国社会法研究思路的创新及发展具有很强的启迪意义。从整体上看，在该书上篇中，我们可以对当前我国关于法律领域的学术争鸣进行大体的了解，为中篇“法社会”的现实分析提供了理论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为了充实该书的实践素材，也顺应时代主题的发展要求，在对“法社会”的现实分析中从制度观察、案例分析两个角度进行了具体研究。在制度观察部分中，作者对我国劳动安全保障制度各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与探讨，这其实是将理论与实践相联系，通过对劳动安全保障法律法规的分析梳理，为作者的观点提供更多的佐证素材。通过阅读学习，我们会发现，作者选取的各类实例基本上都是近几年来发生的重大法律纠纷问题。通过对这些法律案例的分析，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作者论述的角度引发对案件的再思考，甚至是对当前法律弊端的再次反思，从而重视法社会和社会法的建设与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从法律实践中来总结规律和信息点，表达自己个人的看法和建议。
再次，《“社会法”与“法社会”》对法律教育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这部学术著作确实可以当作法律教学的辅助参考资料。实践证明，很多教师和学生从这部著作中找到了法律理论与社会发展联系的启示与研究灵感。就教学实践而言，笔者认为教师在向学生阐述具体的法律理论的过程中，一定要将该书的脉络理顺清楚，首先阐述社会法的具体含义，其次要对当前法社会的建设问题进行详细阐述。这都是该书给予我们具体教学实践的启迪，也是我们在研究法律教育过程中必须要遵循的规律。不仅要激发学生的法律理论研究意识，更重要的是要与当前法社会的建设联系起来，解决社会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这是这部作品给予我们的最深刻的启发。
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第6篇
一、法律教学引导素质教育
我们在进行法律教学的时候，其实也是为素质教育进行引导，通过法律的条文和条规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给学生讲授法律的知识，让学生在法律的指引下不断进行个人素质教育的提升。比如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同时，一般正常情况是先给学生进行法律条文的讲解，不能泄露机密性文件或者技术，这是法律条文的硬性规定，让学生明确这是在法律上不可触犯的一个界限。
二、素质教育推动法律教学
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第7篇
关键词：教育民事关系 教育行政关系 法律适用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法》中明确规定：“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教育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石和先导，是塑造未来的事业，所以教育领域的法制化和法治化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我国现已有大量的调整教育活动的法律法规出台，而且关于教育的立法活动还在不断进行。但是现实情况是近年来涉及教育权，教育活动的纠纷频仍，诸如涉及侵犯受教育权、残疾儿童的入学权、教师的惩戒权等等问题的案件不断出现，但是从诉讼立案到判决都遇到了难题，从程序到实体都遇到了适用法律上的障碍。有的案件如齐玉苓告陈晓琪侵犯其受教育权案最终按侵犯姓名权进行判决；有的援引了行政法的法律规定；有的是作为民事关系进行了解决，各地方法院在处理同类问题时依然存在大量观点上的不统一，这些法律适用活动仍然没有被最终明确。究其原因是当前社会处于迅速发展和剧烈变革中，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对教育领域不断渗透，教育主体多元，教育关系错综复杂，来自于社会的各种矛盾与教育领域内部的固有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矛盾与纠纷丛生。
另外，从法律的价值上讲，教育的法律控制的实现，不单是在于在立法上制定了多少倡导和维护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秩序的教育法律、法规，关键在于使这些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秩序在教育管理中得到全面的实现。教育法律适用过程是实现教育法律价值的过程，法律适用的概率越高，表明法律价值的实现程度越高，即法律价值化程度越高。
所以，通过对教育法律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准确、及时、正确地实现教育法律法规的适用，实现教育领域的法治的要求已经非常紧迫，这种要求已经深刻触及了制度和法律的层面。
二、不同的观点
2O世纪60年代，日本法学界对教育法的地位提出两种对立的观点，即“教育行政法规学”和“教育制度独立自法说。”这一理论启发了我国教育法学研究者对我国教育法地位的讨论，探索，引发了1993年至今仍未衰退的学术争鸣，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观点：
(一)完全独立说
主张是以特有的教育关系作为调整对象，有特有的法律关系主体和法律基本原则并有相应的处理方式。
(二)隶属说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教育法隶属于行政法，是行政法律部门的一个分支，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不具备构成部门法的条件。因为“教育法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和管理，或者统称为国家调控教育的原则，这种调控在我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行政行为实现的，因此，教育法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可以界说为调整教育行政关系的法规的总称。”
(三)相对独立说
认为教育法应脱离行政法，与文化法、科学技术法、体育法、文物保护法、卫生法等共同组成文教科技法，教育法是其中一个分支。从尊重人才，重视文教科技等因素来考虑，亟须加强这方面的法律，这一部门法中包括：教育法、科学法、版权法、专利法、发明奖励法、新闻法、出版法、文艺法、广播电视法、文物保护法。
(四)发展说
认为目前教育法的调整对象仍以行政法律关系为主，调整方法也属于行政法范围，但教育法同时调节着具有纵向隶属特征的行政法律关系和具有横向平等性质的教育民事法律关系。随着教育法的继续深入发展，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的继续完善、教育法应当独立。由于教育社会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有明显的独立性，这就为教育法归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打下基础。
以上的不同学说是在不同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上提出的。笔者认为，要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置，明确教育法律关系的性质，从而使教育法律法规得到切实有效的适用，必须分析在教育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从理论和现实上解决问题。
三、解析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关系
“教育关系”属于行政关系，民事关系，还是其他性质的社会关系呢?调整这些关系的教育法律法规的性质如何界定?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何种程序法呢?只有对这些与教育相关的社会关系进行科学地考察，才能明确“教育法”处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哪个部分。这是教育法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不仅与教育法学的研究对象、教育法的分类、体系构成等直接相关，而且对教育立法活动和司法实践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学校作为法人组织(有的学者认为高等学校具有法人地位，中小学不具有法人地位)，在社会生活中和方方面面发生着联系，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对一些主要社会关系进行解析。
(一)我国教育与政府的关系
在我国政府《教育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这说明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行政管理、行政干预和施加行政影响，学校处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两者之间是行政关系。
随着大量社会力量介入教育领域，大量的私立学校纷纷建立，而私立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的来源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民事权利，权利的特点是“法不禁止便自由。”但是这种权利的运用方向是教育，而教育是一个利益冲突集中的领域，不同的人对教育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试图通过教育实现不同的目的，因此决定了这部分领域而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如果出现“市场失灵”，将带来极大的影响，因为教育是有时效性的，但是也不能完全由政府来掌控，因为政府既不是投资者，也不是办学者，所以政府必须有限介入，进行宏观调控，对民间办学权利明确界限但同时给予保护，《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颁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的有限调控，在这个范围内形成的就是行政关系，在此范围之外形成的社会关系，应该定位为民事关系。
但是，政府在对学校的管理中关于学校的自主办学权的内容必须要研究，因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的民主化的不断演进，学校需要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实现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权力的分化是必然的要求。
(二)学校与学生、教师的关系
教育法律法规的功能简言之就是能够实现“依法管理”和“依法维权”。
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第8篇
关键词：高等学校 学生 法律关系
随着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随之出现；高等学校的教育管理权与学生的个人利益之间发生了碰撞，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呈现出复杂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我们对其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的必要性。从法律的观点出发分析高等学校和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以保证高等学校正常的运行秩序和学生良好的成长环境，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一、有关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诸学说
1.关于公立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代表学说
代表理论有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和宪法论。
（1）特别权力关系学说。特别权力关系说最初来源于德意志中古时期领主与家臣之间的关系，后来德国学者发展了此理论。特别权力关系指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一种特殊、紧密的关系，这种学说运用于高等学校的教育领域，其实质是：高等学校按照教育法律法规在对学生进行管理时是以公法主体的身份而出现的，高等学校按照国家赋予的权力和职能，向学生提供教育方面的服务并进行教育管理，而学生对此种管理则负有服从和容忍的义务。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这种管理和服从的关系就叫做特别权力关系，它在本质上应该属于行政法律关系。www.lw881.com特别权力关系体现了国家运用公共权力对教育实施直接控制的教育理念，它强调学生对所在学校也就是对国家的高度服从关系。自二战以后世界各国逐步形成保障国民受教育权利的教育理念，在高等学校管理中逐渐主张强调对于学生基本权利和利益的保护，而限制国家对于教育过多的直接干预。因此这一学说逐渐受到德国及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学者的批判。
（2）宪法论。依据宪法论，公立的高等院校在性质上被认定为政府机构的一类，那么高等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自然应当适用宪法规定的给予公民的基本权益关系，学生作为公民，他们的基本权益应当受到宪法的保护。宪法论的实质是：高等学校在处理和处分学生时，应当保证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能够得以实现。如果要剥夺这些基本权利，则必须履行法定的正当程序，而一旦未经过法定的正当程序，那些基本权利受到了侵害的学生就可以诉诸法律寻求救济与保护。比如在美国，《美国联邦宪法》在修正案中就提供了特定的程序用以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得到保护而免受政府和其他机构的侵害，这些特定的程序当然也适用于州立大学和学院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2.关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代表学说
（1）契约关系学说。按照前述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学说，高等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脱离法制的乐园。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契约关系学说应运而生。此理论认为，高等教育关系应当完全脱离强制的权力作用和影响，应当完全摆脱行政法律关系而成为民法上平等的契约关系。高等学校与学生双方的法律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双方按照各自的目的缔结教育合同。“教师（代表学校）与学生不仅仅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而且是一种消费与被消费的合同关系”，高等学校与其学生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依据是契约（合同），双方通过契约来确定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2）自治关系学说。欧洲大学自中世纪开始就有自治的传统，高校几乎不受政府的控制和指导。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的地位类似于行业协会，是一个知识共同体，其内部纠纷大都在自治的框架下予以解决。自治关系学说认为：高校的师生不仅是一个抽象的知识共同体，更是在观念、职业、社会地位和信誉等各方面综合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此，大学生们动辄就把母校起诉到法院，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一种伤害。学生与其学校之间的纠纷应当“笔墨官司笔墨打”，也就是在大学内部通过申诉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而不应当轻易诉诸法院。世俗权力对大学内部裁判权的容纳，也是对大学理想的一种尊重。
综上所述，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关系，理论上存在着传统的特别权力学说，其他学说都是在其基础上对其进行发展和修正所产生的，这些发展和修正的目的主要在于减少政府对于高等教育过多的直接干预，弱化高等教育的公权力色彩，以更好地适应现代教育更新发展和教育实践的要求。
二、我国高等学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性质分析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随着《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而基本确立，并且逐步得以完善。但是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在立法上并没有任何具体明确的结论和规定，从而使立法与司法实践
的需求之间还存在着脱节，立法上显示出一定的滞后性。从现实情况看，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对于我国教育司法制度的影响很深，学校与学生二者的关系比较符合特别权力关系学说，高等学校对于学生偏重于管理和约束，而对于其权益的保障和救济方面相对则比较薄弱。虽然如此，这一学说又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目前高等学校与学生关系的现实。笔者认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表现为公法与私法的混合，行政法、合同法与团体自治法的交织，因而带有相当的复杂性。具体来讲，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统一而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事项虽然很多，但是事实上可以区分为国家干预和不干预两个大的方面。相应地，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应当区别对待，分别认定：国家干预的领域具有公权力的色彩，因此这个领域内的高等教育法律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而在国家不予干预的领域，则为高校自治和契约自由留下了空间。
具体来讲，我国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从性质上可分为如下三类。
1.行政法律关系
笔者认为，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首先表现为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在涉及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将来的生存和工作这样的基本权利方面的事项，如学籍的得失、学位的授予等，应该由法律进行解释和规定。也就是说，高等学校对于其学生的学籍、学历和学位等方面事项的管理权力应当得到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才能行使，高校应当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代表国家或者说接受国家的委托从事这些事项的管理活动。
这种行政法律关系双方主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它是一种纵向关系，强调管理与服从的关系。高等学校属于行政法中规定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在从事上述事项的活动时是以行政主体的身份出现的，其管理活动涉及到“公权力”的运用。如《教育法》第28条规定的招生权，学籍管理、奖励、处分权，颁发学业证书权等，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和强制性，符合行政权力的主要特征。《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等法规和规章也有类似规定。北京大学学生刘燕文为获得博士学位将母校告上法院，以及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状告母校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两个司法案件，在司法实践上确立了高等学校从事学籍管理活动的行政行为性质。可以看出，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立法中，体现了国家对学校管理权力的严格控制，并以此作为鲜明的特色。
2.内部自治的关系
高等学校对其某些内部事项进行自主管理，这既反映了大学古老的传统和理想，同时也反映了当前高等教育管理民主化和科学化发展的客观要求。通过制定学校章程，明确地赋予高等学校对某些内部事项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力，能够有效提升高等学校的活力与竞争力。如我国《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按照章程进行自主管理，对于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高等教育法》第11条和第四章也有类似的规定。这说明，在一些对于学生的基本权益影响不大的方面，如住宿管理等，可以允许高等学校进行自行管理。这些权力与学生有密切的联系，也是高等学校教育自由和管理自主的表现。当然，我国高校管理过程中的这些自主管理的权力与传统的大学自治还有一定的距离。传统的大学自治意味着大学是一个保障它的教师和学生免受世俗权力迫害的自治性质的团体，而且它首先是一个学生的而非教师的法律上的社团。而我国高校的自主管理权则主要指的是高校相对于国家和政府而言所享有的管理自主权力，其基本缺陷是作为学生而言，他们的基本利益可能会得不到适当方式的表达，这也是近年来频繁出现高校学生对母校诉讼案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3.具有服务合同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逐步提高了学费在学生教育培养成本中的比率，逐步扩大了家庭在学生教育成本中分担的份额，同时，民办高等教育的崛起，国有民办二级学院、公立大学民营化等办学模式的涌现，表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已经逐步建立起平等、双向、自愿的教育合同关系。笔者认为，这种关系在本质上应该属于民事领域的法律关系，在法理上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其基本表现是：作为合同其中一方的学生自费上学，自己花钱投资于教育，购买教育服务，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满意度来选择学校和教育内容，甚至选择某位教师；与之相对应的是，合同的另外一方——学校收取学费和其他教育费用，有义务按照国家的教育标准和自己对学习者的承诺来提供合格的教育服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为这种教育合同关系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如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高等学校在性质上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在与其他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形成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另外，根据《
教育法》第42条第四项和第81条的规定，如果学校侵犯了学生的人身权、财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则学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些法律规定，为司法实践中处理这类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合理界定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思考和建议
合理定位我国高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既是完善高等教育立法的基本前提，又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科学化发展的重要环节。解决这个问题，既应体现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先进理念，同时又应以我国目前实际作为基础；既要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突出问题和矛盾，同时又要照顾到我国高等教育长远的发展问题，做到在立法上不断完善，以改变立法滞后于司法实践的现实状况。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我国，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定位。
1.正确区别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合理定位不同种类法律关系
在我国现行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现实状况，厘清了复杂的校生关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应当特别注意防止混淆民事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关系两种关系之间的界限。如上分析，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确实存在着平等的民事合同法律关系，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校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全部内容，也并不是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主要部分，实际上，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主要部分应当是直接与学校教育管理职能的行使以及与学生的受教育权相联系的教育行政管理关系，而对后者在性质上的认定应当构成对双方法律关系认定的主要部分。
2.在立法上完善学校与学生之间教育管理关系的性质认定
教育管理权具有行政权的特征，从其本质上来讲应当属于行政权力，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学校对于学生来讲具有较高的、居于主导性的地位，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权，而应属于一种特别的行政管理权。笔者认为，教育管理行为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这就决定了学校在实施这种教育管理行为时，不可能像一般行政权力那样完全运用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也不应当把学校所从事的全部教育管理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某些校生纠纷不应当诉诸法律，而应当通过学校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例如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联邦最高法院就认为，学校在对于学生自身的物品进行搜查时，“只是合理的怀疑，只要是搜查的范围当时的情景相匹配，只要搜查的行为相对于学生的年龄性别和违规性质，不具有过度的进攻性，这种管理行为就是不侵犯学生隐私权的，没有破坏学生对隐私的合理预期”。此外，在美国法律中，在一般刑事案件中普遍适用的搜查前出示搜查令的程序性做法在学校内部范围内也是不适用的，这些规定使学校对于学生的具体管理行为可以更具有弹性。
当然，考虑到学生的正当权益，学校在实施教育管理活动过程中并不能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注意防止因为采取教育管理活动不当而给学生的合法权利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学校在处理学生权利与学校利益的矛盾事件中，应做到公开、公正、合法，避免不当行为特别是不合理搜查、侮辱、体罚等行为，还应给予学生知情、异议和申诉的权利。这样，把教育管理活动关系定性为行政管理关系不但不会侵害学生的合法权利，反而更有利于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和其他基本权益。当校生双方发生法律纠纷时，学生可以通过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来救济自己的受教育权和其他基本权益，而行政诉讼法中的诉讼原则、证据规则等与民事诉讼相比，能为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学生提供更有效、更全面的保护和救济。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这一法律关系在名称上仍应称其为教育管理关系更为适宜。在立法上进一步清晰界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管理关系并逐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法律制度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从立法的层面上合理定位这一关系是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水平和实现高等教育理念不断更新、推动教育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举措。
四、结语
本文所探讨的仅仅是我国目前高等学校与其学生双方主体之间法律关系中的一部分，在我国教育法制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法律关系急需明确界定和完善运作规范，立法相对于司法实践的滞后情况还需要随着立法的深入而逐步改善。
参考文献：
[1]郭玉松,张爱芳.大学生权益意识与高校学生工作探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2).
[2]蔡国春.试论高等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2002,(5).
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运用法律的观点分析了我国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定位，并且就此问题提出了几点思考，以期能够为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提供帮助。
随着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随之出现；高等学校的教育管理权与学生的个人利益之间发生了碰撞，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呈现出复杂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我们对其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的必要性。从法律的观点出发分析高等学校和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以保证高等学校正常的运行秩序和学生良好的成长环境，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一、有关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诸学说
1.关于公立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代表学说
代表理论有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和宪法论。
（1）特别权力关系学说。特别权力关系说最初来源于德意志中古时期领主与家臣之间的关系，后来德国学者发展了此理论。特别权力关系指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一种特殊、紧密的关系，这种学说运用于高等学校的教育领域，其实质是：高等学校按照教育法律法规在对学生进行管理时是以公法主体的身份而出现的，高等学校按照国家赋予的权力和职能，向学生提供教育方面的服务并进行教育管理，而学生对此种管理则负有服从和容忍的义务。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这种管理和服从的关系就叫做特别权力关系，它在本质上应该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特别权力关系体现了国家运用公共权力对教育实施直接控制的教育理念，它强调学生对所在学校也就是对国家的高度服从关系。自二战以后世界各国逐步形成保障国民受教育权利的教育理念，在高等学校管理中逐渐主张强调对于学生基本权利和利益的保护，而限制国家对于教育过多的直接干预。因此这一学说逐渐受到德国及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学者的批判。
（2）宪法论。依据宪法论，公立的高等院校在性质上被认定为政府机构的一类，那么高等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自然应当适用宪法规定的给予公民的基本权益关系，学生作为公民，他们的基本权益应当受到宪法的保护。宪法论的实质是：高等学校在处理和处分学生时，应当保证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能够得以实现。如果要剥夺这些基本权利，则必须履行法定的正当程序，而一旦未经过法定的正当程序，那些基本权利受到了侵害的学生就可以诉诸法律寻求救济与保护。比如在美国，《美国联邦宪法》在修正案中就提供了特定的程序用以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得到保护而免受政府和其他机构的侵害，这些特定的程序当然也适用于州立大学和学院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2.关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代表学说
（1）契约关系学说。按照前述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学说，高等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脱离法制的乐园。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契约关系学说应运而生。此理论认为，高等教育关系应当完全脱离强制的权力作用和影响，应当完全摆脱行政法律关系而成为民法上平等的契约关系。高等学校与学生双方的法律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双方按照各自的目的缔结教育合同。“教师（代表学校）与学生不仅仅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而且是一种消费与被消费的合同关系”，高等学校与其学生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依据是契约（合同），双方通过契约来确定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2）自治关系学说。欧洲大学自中世纪开始就有自治的传统，高校几乎不受政府的控制和指导。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的地位类似于行业协会，是一个知识共同体，其内部纠纷大都在自治的框架下予以解决。自治关系学说认为：高校的师生不仅是一个抽象的知识共同体，更是在观念、职业、社会地位和信誉等各方面综合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此，大学生们动辄就把母校到法院，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一种伤害。学生与其学校之间的纠纷应当“笔墨官司笔墨打”，也就是在大学内部通过申诉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而不应当轻易诉诸法院。世俗权力对大学内部裁判权的容纳，也是对大学理想的一种尊重。
综上所述，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关系，理论上存在着传统的特别权力学说，其他学说都是在其基础上对其进行发展和修正所产生的，这些发展和修正的目的主要在于减少政府对于高等教育过多的直接干预，弱化高等教育的公权力色彩，以更好地适应现代教育更新发展和教育实践的要求。
二、我国高等学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性质分析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随着《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而基本确立，并且逐步得以完善。但是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在立法上并没有任何具体明确的结论和规定，从而使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需求之间还存在着脱节，立法上显示出一定的滞后性。从现实情况看，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对于我国教育司法制度的影响很深，学校与学生二者的关系比较符合特别权力关系学说，高等学校对于学生偏重于管理和约束，而对于其权益的保障和救济方面相对则比较薄弱。虽然如此，这一学说又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目前高等学校与学生关系的现实。笔者认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表现为公法与私法的混合，行政法、合同法与团体自治法的交织，因而带有相当的复杂性。具体来讲，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统一而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事项虽然很多，但是事实上可以区分为国家干预和不干预两个大的方面。相应地，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应当区别对待，分别认定：国家干预的领域具有公权力的色彩，因此这个领域内的高等教育法律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而在国家不予干预的领域，则为高校自治和契约自由留下了空间。
具体来讲，我国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从性质上可分为如下三类。
1.行政法律关系
笔者认为，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首先表现为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在涉及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将来的生存和工作这样的基本权利方面的事项，如学籍的得失、学位的授予等，应该由法律进行解释和规定。也就是说，高等学校对于其学生的学籍、学历和学位等方面事项的管理权力应当得到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才能行使，高校应当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代表国家或者说接受国家的委托从事这些事项的管理活动。
这种行政法律关系双方主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它是一种纵向关系，强调管理与服从的关系。高等学校属于行政法中规定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在从事上述事项的活动时是以行政主体的身份出现的，其管理活动涉及到“公权力”的运用。如《教育法》第28条规定的招生权，学籍管理、奖励、处分权，颁发学业证书权等，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和强制性，符合行政权力的主要特征。《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等法规和规章也有类似规定。北京大学学生刘燕文为获得博士学位将母校告上法院，以及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状告母校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两个司法案件，在司法实践上确立了高等学校从事学籍管理活动的行政行为性质。可以看出，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立法中，体现了国家对学校管理权力的严格控制，并以此作为鲜明的特色。
2.内部自治的关系
高等学校对其某些内部事项进行自主管理，这既反映了大学古老的传统和理想，同时也反映了当前高等教育管理民主化和科学化发展的客观要求。通过制定学校章程，明确地赋予高等学校对某些内部事项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力，能够有效提升高等学校的活力与竞争力。如我国《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按照章程进行自主管理，对于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高等教育法》第11条和第四章也有类似的规定。这说明，在一些对于学生的基本权益影响不大的方面，如住宿管理等，可以允许高等学校进行自行管理。这些权力与学生有密切的联系，也是高等学校教育自由和管理自主的表现。当然，我国高校管理过程中的这些自主管理的权力与传统的大学自治还有一定的距离。传统的大学自治意味着大学是一个保障它的教师和学生免受世俗权力迫害的自治性质的团体，而且它首先是一个学生的而非教师的法律上的社团。而我国高校的自主管理权则主要指的是高校相对于国家和政府而言所享有的管理自力，其基本缺陷是作为学生而言，他们的基本利益可能会得不到适当方式的表达，这也是近年来频繁出现高校学生对母校诉讼案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3.具有服务合同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逐步提高了学费在学生教育培养成本中的比率，逐步扩大了家庭在学生教育成本中分担的份额，同时，民办高等教育的崛起，国有民办二级学院、公立大学民营化等办学模式的涌现，表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已经逐步建立起平等、双向、自愿的教育合同关系。笔者认为，这种关系在本质上应该属于民事领域的法律关系，在法理上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其基本表现是：作为合同其中一方的学生自费上学，自己花钱投资于教育，购买教育服务，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满意度来选择学校和教育内容，甚至选择某位教师；与之相对应的是，合同的另外一方——学校收取学费和其他教育费用，有义务按照国家的教育标准和自己对学习者的承诺来提供合格的教育服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为这种教育合同关系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如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高等学校在性质上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在与其他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形成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另外，根据《教育法》第42条第四项和第81条的规定，如果学校侵犯了学生的人身权、财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则学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些法律规定，为司法实践中处理这类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合理界定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思考和建议
合理定位我国高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既是完善高等教育立法的基本前提，又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科学化发展的重要环节。解决这个问题，既应体现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先进理念，同时又应以我国目前实际作为基础；既要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突出问题和矛盾，同时又要照顾到我国高等教育长远的发展问题，做到在立法上不断完善，以改变立法滞后于司法实践的现实状况。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我国，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定位。
1.正确区别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合理定位不同种类法律关系
在我国现行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现实状况，厘清了复杂的校生关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应当特别注意防止混淆民事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关系两种关系之间的界限。如上分析，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确实存在着平等的民事合同法律关系，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校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全部内容，也并不是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主要部分，实际上，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主要部分应当是直接与学校教育管理职能的行使以及与学生的受教育权相联系的教育行政管理关系，而对后者在性质上的认定应当构成对双方法律关系认定的主要部分。
2.在立法上完善学校与学生之间教育管理关系的性质认定
教育管理权具有行政权的特征，从其本质上来讲应当属于行政权力，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学校对于学生来讲具有较高的、居于主导性的地位，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权，而应属于一种特别的行政管理权。笔者认为，教育管理行为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这就决定了学校在实施这种教育管理行为时，不可能像一般行政权力那样完全运用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也不应当把学校所从事的全部教育管理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某些校生纠纷不应当诉诸法律，而应当通过学校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例如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联邦最高法院就认为，学校在对于学生自身的物品进行搜查时，“只是合理的怀疑，只要是搜查的范围当时的情景相匹配，只要搜查的行为相对于学生的年龄性别和违规性质，不具有过度的进攻性，这种管理行为就是不侵犯学生隐私权的，没有破坏学生对隐私的合理预期”。此外，在美国法律中，在一般刑事案件中普遍适用的搜查前出示搜查令的程序性做法在学校内部范围内也是不适用的，这些规定使学校对于学生的具体管理行为可以更具有弹性。
当然，考虑到学生的正当权益，学校在实施教育管理活动过程中并不能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注意防止因为采取教育管理活动不当而给学生的合法权利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学校在处理学生权利与学校利益的矛盾事件中，应做到公开、公正、合法，避免不当行为特别是不合理搜查、侮辱、体罚等行为，还应给予学生知情、异议和申诉的权利。这样，把教育管理活动关系定性为行政管理关系不但不会侵害学生的合法权利，反而更有利于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和其他基本权益。当校生双方发生法律纠纷时，学生可以通过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来救济自己的受教育权和其他基本权益，而行政诉讼法中的诉讼原则、证据规则等与民事诉讼相比，能为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学生提供更有效、更全面的保护和救济。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这一法律关系在名称上仍应称其为教育管理关系更为适宜。在立法上进一步清晰界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管理关系并逐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法律制度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从立法的层面上合理定位这一关系是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水平和实现高等教育理念不断更新、推动教育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举措。
四、结语
本文所探讨的仅仅是我国目前高等学校与其学生双方主体之间法律关系中的一部分，在我国教育法制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法律关系急需明确界定和完善运作规范，立法相对于司法实践的滞后情况还需要随着立法的深入而逐步改善。
参考文献：
[1]郭玉松,张爱芳.大学生权益意识与高校学生工作探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2).
[2]蔡国春.试论高等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2002,(5).
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公立学校；体育教师；法律地位
1前言
当今社会对体育教师劳动价值的认识存在偏差，其劳动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这直接导致体育教师的合法权利不受重视、甚至常常被忽视，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羁绊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上述因素，究其根本原因，是在聘任制过程中，教师的法律地位发生变化，目前的法律规范对其尚无明确规定，学界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法律地位不明确使得教师与学校和教育行政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出现混乱，不仅有上下级的行政法律关系，还有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同的法律关系采取的法律救济方式不同，这给教师权利救济的法律适用造成诸多不便，法院与教育行政主管机关互相推诿，致使教师合法权利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
研究公立学校体育教师法律地位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以下意义：
首先，探讨公立学校体育教师法律地位有助于发展和完善学校教育领域以及我国的教育法学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教育法律主体，其法律地位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法律关系和权利的法律救济理应成为教育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其次，只有明确公立学校体育教师的法律地位，才能规范学校和的教育行政机关管理行为，保障其合法权益。“探讨教师的身份问题，在于不同的身份及其法律地位决定了适用法律不同，不单是决定了教师的权利和义务、资格任用以及工资待遇等，更重要的是当教师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寻求救济的途径和方式会截然不同。”
最后，研究公立学校体育教师法律地位和权利救济有利于推进和深化教师聘任制改革，规范教师聘任制度。
2文献综述
法律地位（Status），在英语上与法律身份是同义语。根据《法学大辞典》的解释“法律地位，即法律规定的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的实际状态。关于教师法律地位的研究中，学者们的观点主要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种是专业人员说。该观点认为依据《教师法》的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教师必须从教于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具有特定的权利和义务”。所以教师是专业人员。
第二种是雇员说，认为根据《教师法》和《教育法》的规定“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逐步实行教师聘任制，并应当遵循双方地位平等的原则，由学校和教师签订聘任合同”。教师和学校之间在聘任合同的基础上形成劳动雇佣关系，是平权型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教师的法律地位应为“雇员”，其地位与一般的雇员没有什么区别。
第三种是公务员说，认为公立学校的教师仍处于公职人员的地位，与国家构成公务关系。教师要履行国家指派的教育教学职责，按要求完成教学任务，包括教师工资在内的教育经费由国家财政直接划拨，教师的职务具有很强的公务性。国家对教育实施严格的行政管理，在教师任命上学校依然没有完全的自，还要受到定岗定边的限制。因此，教师与国家的关系仍属于国家公务关系，教师的法律地位类似于公务员。
第四种是公务雇员说，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教师兼具雇员和公务员的双重身份。该学说主要是受英、美两国公立学校的教师任用制度影响。主张公立学校的教师应由政府任用，教师同地方政府签订合同，并依此合同调整在教学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教师与学校签订雇佣合同，双方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
3文献评述
专业人员说和雇员说是从现行教育法规的解释出发，对教师的法律地位进行论述。从严格意义来讲，专业人员只是对教师工作的特征进行了描述，不是一个专业的法律术语，并没有真正描述出教师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从而不能清晰地界定其法律地位；雇员说，描述了聘任制下学校与教师之间本着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签订聘任合同的主要特点。但是该说忽视了聘任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校与教师之间上下级的隶属、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依然存在；而公务员说和国家工作人员说，考虑了教育的公务性质、教育经费的来源等问题，但过分强调公务员法律地位的稳定性对教师的保护，却没有考虑到我国教育改革的整体趋势就是要“去行政化”，其目的是加强教育人才的流动和优胜略汰，达到优化教育资源的目的。
4结论与建议
我国公立学校体育教师法律地位不确定，主要是因为上个世纪80年代的教育改革之后，教师由国家认命，是国家工作人员，属于国家干部，教育改革使教师的法律地位发生改变。而我国现行的《教师法》和《教育法》等教育法律法规对教师的法律地位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体育教师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法律地位不明确致使其与其他教育主体之间法律关系混乱，既有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又有上下级的行政隶属关系。直接导致在其权利受损时法律救济的适用上，教育行政主管机关与法院互相推诿，致使教师合法权利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
笔者认为，教育改革20多年来，《教师法》、《教育法》的一些规定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和教育改革的进程了，应在今后的教育法制建设中对教育法律法规不断进行完善，对不合理的法律规定进行废、改、立，重新构建合理、有效的教育法律体系。具体建议如下：
在聘任制过程中，合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将教师定位为“公务雇员”，既能体现教育的公务性，又便于教师聘任，提高竞聘上岗和教师的流动性。
《《教师法》、《教育法》、《体育法》和《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中应对体育教师法律地位、权利和义务以及权利救济等问题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卓越法律人才；教学改革；六大关系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0-0125-02
一、中央部属高校与地方高校之间的资源分配关系
《挑大学选专业――2011高考志愿填报指南》统计显示，开设法学本科专业的普通高校已经达到453所。其中绝大部分是地方高校，这意味着现有的二三十万法科学生中绝大多数是在地方高校接受法律教育，地方高校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对全国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总体影响更大。因此，实施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既要注重发挥中央部属高校尤其是名校的示范作用，也要着力于地方高校的法律人才培养。人才培养是一个教育投入与产出的过程，教育资源投入失衡是造成中央部属高校与地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较大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法学教育为例，中央部属高校尤其是名校的师资力量、教学设施、社会实践、学科申报及学生出国进修等各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教育资源与其他任何资源一样都应当进行优化配置，学校之间资源投入差距不可避免，但并不是说差距越大就越有效率，为了追求总体效率的最优化，对资源配置进行综合平衡是必要的。培养卓越法律人才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平衡中央部属高校与地方高校之间的法学教育资源分配关系。
首先，提高地方高校在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实施中的话语权。教育部成立了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专家咨询组、专家工作组，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实践部门及高校的专家学者组成，专家学者绝大多数来自于各大名校，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实施中的话语权事实上为这些名校所垄断，垄断话语权意味着垄断资源的分配。其次，加大对地方高校法律院系的资源投入、资源整合，提高地方高校法律院系的办学能力，为培养卓越法律人才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充分的智力支持。最后，为地方高校法律院系学生提供平等的出国学习机会。
二、中国国情与西方法治之间的关系
近代以来中国法制建设深受西方法治影响，某些西方国家也在利用其全球影响力推广其法律制度以提升自身软实力。不可否认，西方法治文明的许多优秀成果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但正如西方著名历史法学家萨维尼所强调的，民族的共同意识乃是法律的特定居所，与语言一样，法律与民族的存在和性格存在有机联系，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1]。法律的民族性与本土性也是中国法律教育面临的重大问题。应当牢记的是，培养卓越法律人才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中国法律人即使对于西方法治文明烂熟于心，若不了解中国国情，不熟悉中国法律制度，不能从国内实际出发思考法律问题提出法律对策，也难以承担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因此，培养卓越法律人才应当处理好中国国情与西方法治之间的关系，要改变以往法律教学中“言必称希腊、罗马”的陋习，既要向学生讲授西方法律制度的知识，更要着重阐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引导学生立足中国国情学习和借鉴西方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
三、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关系
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关系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基本问题。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演化为大众教育。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凸显，部分专业学生的就业率不高，其中法学专业的学生就业率屡创新低，与学生选择法学专业的热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引发了人们对于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思考。为了提高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司法部改革国家司法考试，允许大学四年级学生参加司法考试，以为其毕业时进入法律实践部门工作创造条件。此项改革对于大学法学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成为法科学生提高就业实力的重要选择，司法考试通过率成了衡量办学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为帮助学生通过司法考试，不少高校法律教学出现了“司法考试倾向”，司法考试内容成为教学与考试重点。这进一步引发了法律教育界对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讨论。尽管各种意见迥异，甚至还存在将法律职业教育与法学学术教育对立起来的观念，但核心是如何处理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问题。
笔者以为，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对于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都不可偏废。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大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尽管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但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应当具有较高人文素质，这是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和高尚情操的重要内容，是保障学生成为有用之才的精神动力。以传授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作为主要内容的专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核心，是决定学生能否成为对社会有用之才、成为何种人才的关键因素。法学学科作为一门应用性极强的社会学科，其教育的专业性极强，法律虽然是生活经验的总结，却又高于生活，法律有其特有的专业术语，法律的解释与适用有着特有的方法。法科学生无论是将来从事法律教学研究，还是法律实务工作，都必须要有扎实的专业基础。职业教育本是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平行的教育分类之一，以从事某种职业所必须的知识及技能训练为主要内容。在法律高等教育中强调重视职业教育也符合高等教育的最终目的――提高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和服务社会的能力。
总之，法律高等教育应当通过通识教育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型的卓越法律人才较高的人文素质，通过专业教育培养其扎实的专业基础，通过职业教育培养其进入法律职业所必须具备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为了提高法科学生就业率片面强调职业教育而忽视通识教育乃至专业教育的法律教育只会培养出徒具皮囊的“法律工匠”，甚至会培养出缺乏法治信仰和法律职业道德而善于投机专营的“讼棍”。
四、法律理论教学与法律实践教学之间的关系
培养卓越法律人才还应当处理好法律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之间的关系。法律教育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才能培养出社会所需求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之所以如此重视实践教学，在培养机制方面提出要创新“高校与实务部门联合培养机制”，积极推进“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工作，是为了克服以往灌输式法律教育中存在的重法学理论知识传授轻法律实践能力培养的主要弊端，是通过法律职业培训平台将以往流于形式的法律教学实践具体落实，以切实提高其实践能力。不过矫枉无须过正，没有实践作为依托的理论只能是空洞的理论，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也只能是盲目的实践，强化法律实践教学，并不表示可以弱化法律理论教学，法律理论教学与法律实践教学紧密结合、相互贯通才是符合理论联系实际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基本原理的科学选择。
五、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之间的关系
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计划还应当探索对现行法学专业的课程设置进行改革，处理好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之间的关系。现行课程分为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必修课程又分为公共必修课与专业必修课，选修课程有公共选修课与专业选修课。现行的课程设置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公共必修课的课时过多，不少课程与高中阶段课程重复；（2）法学专业必修的十六门核心课程与专业选修课程存在冲突，容易造成教学内容的重复；（3）学生选择非专业选修课程的随意性较大，以修满学分为目的。课程设置存在的上述问题直接影响到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培养，影响到学生学习法律专业知识的兴趣。应用型、复合型及国际型的卓越法律人才的知识结构应当是多元化的。“攻读法律的学生如果对其本国历史都很陌生，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该国法律制度的演变以及该国法律制度机构对其周围的历史条件的依赖关系。如果他对世界历史和文明的文化贡献不是很了解，那么他在理解可能对法律产生影响的重大国际事件时便会处于不利的地位。”[2] 因此，高等学校法律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应当给予学生选择和学习法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机会和足够的时间，应当加大开设非专业选修课程的力度，鼓励学生学习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以提高学生理解掌握和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
六、教学评价、学生评价与社会评价之间的关系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处理好教学评价、学生评价与社会评价之间的关系。教学评价是指教师依据学生学习活动对其知识水平和能力素质的考核和评估；学生评价是指学生对教师教学活动的业绩评价；社会评价是指社会对于高校毕业生的认可与接受程度及其总体评价。在培养卓越法律人才中，如何处理教学评价、学生评价与社会评价之间的关系呢？首先，必须要改革现有的教学评价方法，应当改变“一次考试、一张试卷”定结果的评价方法，应当依据教学内容、实践环节等诸多因素，确立和建构考核模式，充分发挥教学评价手段督促学生学习的作用；其次，要引导学生客观地评价教师教学活动，充分发挥学生评价对于教师教学的督促和促进作用；最后，要健全对法律人才的社会评价机制，既要重视司法考试通过率与学生就业率在评价法律人才培养质量中的重要作用，更要注重对法科学生毕业之后未来职业发展的长远评价。
参考文献：
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第12篇
内容摘要:高校学生教育管理法治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视角。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人格尊严,构建和谐的高等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保障学生的合理知情权、正当请求权与合法申诉权,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法治教育研究中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打造和谐教育、建设和谐校园的具体要求,更是办好人民满意高等教育的生动实践。
关键词:高等教育行政法律关系 依法治校 和谐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教育管理要以学生为本,把满足学生的成长成才愿望放在首要位置,把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终极目标。让学生在接受管理时感受到教育的意蕴,就会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亲和力与感染力,真正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育人功能,为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与和谐法治氛围。
和谐高等教育行政法律关系的一般理论分析
(一)高等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学校管理权
在高等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中,高等学校通常是以行政主体的身份出现,大学生则处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由于政府与高等学校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导致高等学校与大学生之间关系具有多维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政府通过委托授权的方式,赋予高等学校很多的自主管理权,如自主制定招生计划指标、自主设置学科专业类别、自主安排教学计划进度、自主开展教学科研活动、自主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及颁发学历学位证书等,这些管理权在性质上都具有行政权的色彩。
高校作为教育行政管理者,在教育法律法规的框架内,通过行使教育管理权开展日常的教育管理活动,学生作为行政相对人须要自觉遵守学校的纪律规范,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安排好自己的学习、生活。基于高校与学生的这种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如果高校行使上述权力侵犯学生的合法权益或者对学生的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时,学生可以通过申诉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救济自己的权益。
除此之外,在高等教育法律关系中,高校与大学生之间还存在一定范围的民事法律关系。如随着高校后勤社会化事业的深入发展,很多高校将学校的饮食、住宿等公共服务领域外包给社会组织,一些资质优良、信誉较好、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通过竞标或者其它方式,获得在高校的经营管理资格,高校对承包经营者进行监督、指导。由此,在饮食、住宿领域,高校与学生之间就形成了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如果双方发生纠纷,可以通过协商、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
当然,上述所言的高校都是公办院校,所指的学生也是在高校里学习并具有国家计划内学籍的大学生。然而,民办高校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民办高校里学习的学生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通过全国统一招生考试被录取,取得国家计划指标学籍的学生,这部分学生同公办院校的学生有同样的身份,与民办高校之间的关系具有教育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另一部分是在国家招生计划外的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学生,在民办高校学习,与民办高校形成了助学性质的民事契约法律关系,由于民办高校不能对学生的学籍进行直接管理,教育管理模式较为松散,学生的自由选择权的空间较大,发生纠纷往往通过协商或者提起民事诉讼来解决。由于民办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具有多元性,本文不予论述。这里笔者将着重就公办普通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教育行政法律关系进行分析阐释。
(二)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中的概念辨析
构建和谐的高等教育行政法律关系,首先解决的问题是要搞清楚相关的概念,从概念入手,分析它们之间的联系及区别,有助于更好地来理解问题的本质和内涵。所谓行政法律关系,是指为行政法所调整和规定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与义务内容的各种社会关系。也就是说,行政法律关系就是行政法调整的行政关系,它由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客体和内容三大要素构成,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构成行政法律关系。
高等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即通过高等教育行政法调整的教育行政关系,在教育行政法律关系法范畴内,相对于高校学生而言,高等学校属于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具有教育行政主体资格,可以行使教育行政管理权,其管理的对象是教育行政相对人。它既包括外部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也包括内部教育行政法律关系,教育行政内部法律关系是指,高校与教职工之间形成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本文将讨论外部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也就是高校和大学生之间的关系问题。那么,和谐的高等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就应是高等学校在实施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中,教育者、教育内容即教育过程、被教育者三者之间始终处于规范有序、和睦相处、平等互助的状态之中,促进教学相长,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高等教育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不和谐现象与主要特征
(一)高等教育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不和谐现象
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中的不和谐现象主要是由教育行政管理违法或者违反程序性规定行为造成的。换言之,教育行政管理违法行为是造成不和谐的主要因素,妨碍了高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也损害了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归纳起来主要有三大类不和谐现象:
侵犯大学生的受教育权。受教育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是大学生作为公民谋求全面发展、提升自己社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随意剥夺大学生的受教育权,除非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或者学生违反了法律规定,即便违反法律,也应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来处理。在处理过程中,处罚是手段,教育才是目的,高校管理者要始终把说服教育放在首位,而且还要充分考虑相关因素,耐心听取大学生的陈述与申辩。若这些工作没能做到位,被处分的学生就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处罚结果,不和谐的高等教育管理现象当然就会出现。
侵犯大学生的名誉权、隐私权。名誉权、隐私权是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个别高校在日常教学管理中,没有顾及大学生这一法定权利,动辄将学生的一些所谓“违反校纪校规之事”公之于众或者进行大量的宣传报道,使这些学生在其他同学中的名誉评价受到影响,人格尊严受到侮辱。这一做法使那些自尊心很强的学生长时间处于自责、自卑状态之中,学校的初衷是好的,以儆效尤,无可厚非,但是也要分清特殊情况注意方式和分寸,尽量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否则,高校就没有做到教育人、鼓舞人、帮助人,反而还打压人、埋怨人,如此不和谐的因素当然会存在。
侵犯对大学生的公正评价权。公正评价是高校对大学生在校期间的思想道德、学习成绩、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等诸要素环节的表现状况给予的一种评定,这和大学生的自身条件和个人努力程度有关,也是他们在校期间获得奖惩的标准。高校本应在授予大学生名誉称号时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达到“奖优罚劣”的教育目的,使大学生以先进同学为榜样,时刻鞭策自己,祢补自己的不足,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最终达到育人的目的。如果高校在评价一个学生时有失偏颇、有失公允、主观臆断,就会使大学生们不思进取、不求上进,起到反作用,导致不和谐的教育效果出现。
(二)高等教育行政管理违章行为的特征
任何一个违章行为都有其自身的特征,高等教育行政管理违法行为也亦如此,它的特征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违章的主体是教育管理人员。高校管理者依法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管理,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具有当然行政优益性,因而也极易手掌权力而滥用权力,如果缺少相应制度规章约束,侵犯大学生合法权益就在所难免。
其二,教育管理者违反了教育法律、法规、规章,并侵犯了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如果教育管理者违反了教育法规以外的其它法律、法规,就不构成教育行政违法,则由其它法律规范来调整。比如,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需要承担民事责任;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
其三,教育行政违章行为须是在实施教学管理过程中进行的。高校管理者在教学管理过程之外构成的违法行为,不属于教育行政违法行为,不由教育法律、法规、规章来调整。
其四,教育行政违章行为是应当承担行政违章责任的行为。如果教育行政违法行为没有妨碍大学生合法权益的实现并没有造成任何损害,就不构成教育行政违法行为。
和谐高等教育行政法律关系的教育价值
大学生是特殊的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上要符合这一特殊性要求,客观地反映教育规律。因此,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始终坚持以育人为本,在日常教育管理中,管理者要经常换位思考,充分体察大学生的所想、所急、所需,多思考教育管理的方式方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情在理先,寓理于情,情理交融,在柔性管理中教育人、塑造人,切忌采取强迫粗暴、僵硬、打压的方式。
强化大学生的主人翁意识,提升大学生的主体性地位。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增强了大学生自主自立的思想、民主平等的思维和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这些意识的养成对大学生毕业后走向社会,成为合格的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做好了思想准备。在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中,高等学校注重行政管理的效率优先价值却忽视服务引导过程的程序育人功能,缺乏对大学生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的研究,这样就很容易压制学生的个性发展,大学生有再多的新鲜观点、个性化思想都被视为异类。如果在教育管理过程中不很好地维护、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的需求,就不利于他们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当然,在允许、宽容学生张扬自己个性的同时也要注意教育引导,让学生懂得在行驶自己的权利时不要侵犯集体及其他人的合法利益,在权利和义务上寻找平衡点,祈求“双赢”的良好状态。提升大学生的主体性地位,还要鼓励、引导他们积极参与高校的教育管理活动,在参与管理中帮助大学生养成良好的规范习惯、形成稳定的独立人格,在参与管理的真切实践情感体验中获得快乐、习得知识、锤炼品行,增进教育的亲和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营造对大学生进行法律意识教育的良好环境。法律意识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意识教育不仅包括普法教育、守法教育,还应包括依法维权意识的养成。随着我国民主法治观念日益深入社会各个领域,人们的依法维权意识大为强化,在高等教育领域也亦如此。大学生作为学校的主人,享有法律规定的受教育权、公正评价权等,这些权利被校方侵犯就会影响其今后的全面发展,如果这些权利遭受侵犯,大学生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与校方通过正当渠道谋求问题的妥善解决。
和谐高等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中高校管理者的角色定位
构建和谐的高等教育行政法律关系需要管理者和大学生双方共同努力,但基于教育行政管理的强势优先地位,高校应承担更多的义务,自觉扮演起“管理者与服务者并重、教育者与保护者兼顾”的角色。
以学生为本,树立平等观念。在教育、教学管理过程中,教育管理者要以学生为本,处处为大学生着想,帮助他们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把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平等对待每一位大学生,不偏私、不歧视,在制定相应管理规定时,尤其是涉及到可能影响大学生的权利正常行使时,更应一视同仁,保证大学生在校时的受教育机会均等。高校教育管理要以学生为本,把满足学生的成长成才愿望放在首要地位,把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终极目标。由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处理好教育与自我教育的关系就显得极其重要。教育者起着主导作用,受教育者是教育对象又是接受教育的认识主体,所以这个过程既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施加教育影响的过程,也是受教育者发挥主观能动性,把社会要求内化为自己的情感、意志和行为的过程,只有两者高度结合才能形成严谨有效地教育过程。
坚持程序公正,维护和尊重学生的合法权益。在高校教育管理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上,应当体现符合法治精神的教育行政程序,这是育人功能发挥的重要路径。构建和谐的高等教育行政法律关系,要求行政主体在教育管理中坚持公正的教育程序,没有公正程序,受教育者在学校中的“机会平等”就难以实现,其合法的“请求权”、正当的“选择权”与合理的“知情权”就难以在管理过程中实现公开和公平,而且“事后救济权”也得不到保障,从而也就谈不上对个体的公正。“隐私权”问题是日常教育管理工作中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之一,这既涉及对学生的尊严维护,又关系到对学生隐私的界定、保护以及相关的公平问题。
依法治校,彰显法治精神与人文关怀。在构建和谐的高等教育行政法律关系过程中,始终体现法治精神和人文关怀是对高校教育管理者的更高要求与期待,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应是题中应有之意。在管理过程中,只有遵守教育法律法规,尊重教育、教学规律,切实维护好学生的合法权益,高校才会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稳定发展,为创建“平安校园、和谐校园、民主校园”提供制度支撑。当前,各高校应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教育活动,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进一步修订完善涉及大学生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使规章制度更加符合教育发展规律与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规律。转变管理理念,强化服务意识,增强法治内涵,丰富教育形式与内容。在教育管理过程中,要更加注重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的重要性,贴近大学生实际、了解大学生所需,帮助大学生成才、激励大学生成功、规范大学生行为,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实施管理,争取大学生的理解和支持,以降低教育管理成本,减少由于教育行政管理而产生的“管理阻力”,让大学生在和谐、法治、文明的教育氛围中健康发展。
结论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推进和谐高等教育体系建设、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又好又快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要,是当前高等教育界面临的重要任务。有学者认为,和谐高等教育体系是指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高度协同、共生共荣的一种良性体系(刘克利,2007)。综上所述,和谐高等教育行政法律关系的构建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需要高等教育决策者和管理者的智慧与勇气,需要高等教育法律制度不断的完善和与时俱进,更需要全社会的持续关注与理解支持。如此,在建设和谐社会、打造和谐教育的宏观背景下,逐步构建起和谐高等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必将成为高等教育的一种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1.皮纯协,张成福.行政法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第13篇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解析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并对相关的问题进行反思，对教育法律法规的地位和适用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教育关系总的可以分为教育民事关系和教育行政关系，现实中出现的许多涉及教育的矛盾和纠纷可以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找到合适地解决方案，但是最终的解决和政府在教育领域内的角色转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法》中明确规定：“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教育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石和先导，是塑造未来的事业，所以教育领域的法制化和法治化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我国现已有大量的调整教育活动的法律法规出台，而且关于教育的立法活动还在不断进行。但是现实情况是近年来涉及教育权，教育活动的纠纷频仍，诸如涉及侵犯受教育权、残疾儿童的入学权、教师的惩戒权等等问题的案件不断出现，但是从诉讼立案到判决都遇到了难题，从程序到实体都遇到了适用法律上的障碍。有的案件如齐玉苓告陈晓琪侵犯其受教育权案最终按侵犯姓名权进行判决；有的援引了行政法的法律规定；有的是作为民事关系进行了解决，各地方法院在处理同类问题时依然存在大量观点上的不统一，这些法律适用活动仍然没有被最终明确。究其原因是当前社会处于迅速发展和剧烈变革中，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对教育领域不断渗透，教育主体多元，教育关系错综复杂，来自于社会的各种矛盾与教育领域内部的固有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矛盾与纠纷丛生。
另外，从法律的价值上讲，教育的法律控制的实现，不单是在于在立法上制定了多少倡导和维护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秩序的教育法律、法规，关键在于使这些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秩序在教育管理中得到全面的实现。教育法律适用过程是实现教育法律价值的过程，法律适用的概率越高，表明法律价值的实现程度越高，即法律价值化程度越高。
所以，通过对教育法律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准确、及时、正确地实现教育法律法规的适用，实现教育领域的法治的要求已经非常紧迫，这种要求已经深刻触及了制度和法律的层面。
二、不同的观点
2O世纪60年代，日本法学界对教育法的地位提出两种对立的观点，即“教育行政法规学”和“教育制度独立自法说。”这一理论启发了我国教育法学研究者对我国教育法地位的讨论，探索，引发了1993年至今仍未衰退的学术争鸣，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观点：
(一)完全独立说
主张是以特有的教育关系作为调整对象，有特有的法律关系主体和法律基本原则并有相应的处理方式。
(二)隶属说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教育法隶属于行政法，是行政法律部门的一个分支，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不具备构成部门法的条件。因为“教育法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和管理，或者统称为国家调控教育的原则，这种调控在我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行政行为实现的，因此，教育法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可以界说为调整教育行政关系的法规的总称。”
(三)相对独立说
认为教育法应脱离行政法，与文化法、科学技术法、体育法、文物保护法、卫生法等共同组成文教科技法，教育法是其中一个分支。从尊重人才，重视文教科技等因素来考虑，亟须加强这方面的法律，这一部门法中包括：教育法、科学法、版权法、专利法、发明奖励法、新闻法、出版法、文艺法、广播电视法、文物保护法。
(四)发展说
认为目前教育法的调整对象仍以行政法律关系为主，调整方法也属于行政法范围，但教育法同时调节着具有纵向隶属特征的行政法律关系和具有横向平等性质的教育民事法律关系。随着教育法的继续深入发展，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的继续完善、教育法应当独立。由于教育社会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有明显的独立性，这就为教育法归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打下基础。
以上的不同学说是在不同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上提出的。笔者认为，要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置，明确教育法律关系的性质，从而使教育法律法规得到切实有效的适用，必须分析在教育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从理论和现实上解决问题。
三、解析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关系
“教育关系”属于行政关系，民事关系，还是其他性质的社会关系呢?调整这些关系的教育法律法规的性质如何界定?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何种程序法呢?只有对这些与教育相关的社会关系进行科学地考察，才能明确“教育法”处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哪个部分。这是教育法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不仅与教育法学的研究对象、教育法的分类、体系构成等直接相关，而且对教育立法活动和司法实践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学校作为法人组织(有的学者认为高等学校具有法人地位，中小学不具有法人地位)，在社会生活中和方方面面发生着联系，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对一些主要社会关系进行解析。
(一)我国教育与政府的关系
在我国政府《教育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这说明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行政管理、行政干预和施加行政影响，学校处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两者之间是行政关系。
随着大量社会力量介入教育领域，大量的私立学校纷纷建立，而私立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的来源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民事权利，权利的特点是“法不禁止便自由。”但是这种权利的运用方向是教育，而教育是一个利益冲突集中的领域，不同的人对教育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试图通过教育实现不同的目的，因此决定了这部分领域而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如果出现“市场失灵”，将带来极大的影响，因为教育是有时效性的，但是也不能完全由政府来掌控，因为政府既不是投资者，也不是办学者，所以政府必须有限介入，进行宏观调控，对民间办学权利明确界限但同时给予保护，《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颁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的有限调控，在这个范围内形成的就是行政关系，在此范围之外形成的社会关系，应该定位为民事关系。
但是，政府在对学校的管理中关于学校的自主办学权的内容必须要研究，因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的民主化的不断演进，学校需要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实现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权力的分化是必然的要求。
(二)学校与学生、教师的关系
教育法律法规的功能简言之就是能够实现“依法管理”和“依法维权”。
《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以下权力：“……2．招收学生或其他受教育者；3．对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4．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5．对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所以，从教育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学校是经《教育法》授权，行使国家权力，学校在行使这些权力时，与学生和教师之间形成的是行政关系，学校是行政主体，学生和教师是行政相对人。作为学生，在校期间要接受学校的管理，虽然在学理上有从不同角度形成的不同的认识，如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论，教育法上的教育契约关系等等。但是学校出于教育目的，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设立校规，对学生进行管理，甚至惩戒，尤其是在我国的义务教育阶段，在总体上应该被认为是行政行为；而涉及到学生在校内所使用的硬件设备，包括教学设施、伙食、住宿等完全可以根据合同进行约定，如果发生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就可以解决。但是私立学校还是有其特殊性，学生入校时需要和学生的监护人签定相关的合同，不仅对学校的教学设施和服务标准进行约定，同时对管理的内容也进行约定，所以体现出了特殊性，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了一定的交叉，如果出现了纠纷，根据法学理论，我国一般是公权优先，可以按照行政关系界定，但大部分关系是作为民事关系界定的。随着社会力量办学规模的逐步壮大，对这部分领域进一步研究并作出相关规定是非常迫切的。
在学校内部，学校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由权责分配和学校工作的特陛所决定的管理关系。
《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都规定了教师聘任制，双方作为平等主体签定聘任合同，但是基于我国教师制度的历史和现实中教师聘任制度和教师的资格制度、职务制度密切相关，而高等学校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委托，对本校教师以及拟聘本校的教师实施资格认定，代替履行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在教师职务评审中，高等学校作为法律、法规的授权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因此，无论是在教师资格认证还是教师职务评审过程中，高等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教育行政关系，中小学教师也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作为管理者，与教师形成了不对等的管理和被管理的法律关系；而作为聘任人，学校和受聘教师问形成的是平等主体问的法律关系，在这双重身份下，学校很难主动放弃行政职权；而且长期以来，教师和学校形成的复杂的人身依附关系、如人事关系、住房、子女就学等等，使教师在聘任过程中更加处于被动地位。所以公办学校和教师的关系主要还是行政关系，是内部行政关系。但在私立学校和教师的关系是合同关系。
(三)学校与社会其他组织的关系
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与它所处的内外环境构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学校和企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团体、个人之间，既有互相协作、又存在着复杂的财产所有和流转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学校是以独立的民事主体的资格参与其中的。最突出地反映在所有权关系、邻里权关系和合同关系上。这些都是明确的民事关系，完全可以按照《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进行活动，不过由于我国还大量存在机关办学的情况，所以学校在产权的界定、变更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尤其是学校合并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政府机关的财产权和学校的财产权无法区分，无法实现产权明晰。所以，进一步明确学校的独立法人地位、实现政府的角色转化和权力分化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四、结论
综前所述，教育法律关系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纵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另一类是横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民事法律关系，那么根据法律关系的不同，自然可以由行政法和民事法律进行调整，而不是单纯的讨论教育法，所以，本文作者认为，不应当把“教育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教育法”的外延应当包括“教育行政法律”和“教育民事法律”两部分。由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调整方法不具有独特性，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就可以解决，如果按持“完全独立”说的学者所论，“教育法”作为一个单独法律部门，就会出现法律部门间的交叉，给立法和执法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会和我们划分法律部门的初衷相违背。而随着教育领域的不断发展，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创新法律部门，而是实现公权利和私权利的边界的界定，明确政府、市场主体、办学者和参与学习者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并提供权利的有效救济途径和权力的恰当的实施方式。
同时对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一)《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认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文的以上观点是基于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的相对有可行性的方案。如果从理论上仔细分析，还是有缺陷的，比如《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是不是行政法，如果是，学校当然是行政被授权主体，反之就面临立论被全面推翻的危险。
(二)政府在教育领域中的定位需要进一步确认
作为行政管理者必须和办学者、出资者的身份有一定的区别，尤其是高等教育建设中，减少直接以行政手段干预学校工作，而可以采取规划、审批新建高等学校、制定标准、评估和监督等手段对学校建设进行调控。从未来发展来看，教育领域的法治化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密切的联系。
(三)确认学校的法人地位，保护学校的法权利
虽然对学校的法律地位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学校作为法人不管是从《民法通则》，还是《教育法》的规定上看都是不容质疑的，但是现实中学校的财产权、人格权受侵犯的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行政办学的情况下，行政权力和学校的法人权利间的冲突是经常存在的。
(四)继续深化教师资格认定及相关职称等认定的社会化
因为教师作为专业技术工作者在管理上应当体现更多的自由，使教师和学校能够真正处于平等地位上进行对话，从而不断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使之能具有更大的创造性。
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第14篇
（一）有关部门对大学生法制教育地位的认识尚有偏颇
当前，我国大学生法制教育从属于思想道德教育。大学生法制教育任务主要由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承担，并且“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时偏少。“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虽然包含法制教育内容，但主要是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能对学生进行比较系统的法制教育。因此，这样的课程设置，对于大学生的法制教育显得非常薄弱。法制教育不应该从属于思想道德教育，有必要重新、科学设置法制教育课程。
（二）师资力量薄弱，任课教师水平参差不齐
在我国高校，法制教育任务大都由非法律专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担任。而且不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成分比较复杂，其中有辅导员、学校和二级院系的党务工作者及其他兼课人员。因此，在总体上，法制教育师资队伍的法律素养偏低，法律实践经验欠缺，甚至有的法制教育课堂流于形式、存在法律知识性错误。学生对法制教育课程不重视甚至厌倦的现象比较普遍。这样的法制教育，其实效性可想而知。
（三）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单一
法制教育既具有政治性和道德性，又具有很强的法律专业性。其内容既有严密的法理逻辑性，又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因此，法制教育不仅要求内容上的完整、系统，还要求方式上的多样性。法制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提高学生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师不仅要对学生进行法律基础知识教育，而且要对学生进行法律实践能力训练，以深化学生对法律知识的认识，促进学生对法律真学、真懂、真用。因此，在大学生法制教育方面，不仅要根据实际情况科学设置课程，丰富教学内容，而且还要根据学生特点完善教学方式，提高教育实效。
（四）大学生接受法制教育的环境不理想
大学生大都已经成年，从法律上讲，他们大都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应该对自己的行为及引起的法律后果负责。但是，大学生由于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在学校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学习和生活，他们大部分的信息来源都是学校、互联网、小范围的社会，加上他们没有工作，没有感受到社会生活的压力，普遍存在心理脆弱等情况，容易在外界影响下出现冲动行为，甚至实施犯罪。
（五）大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普遍不高，缺乏对法律的信任
大学生在中小学阶段甚至在大学里大都长期处于被动学习地位，老师几乎包揽一切。由于教师讲授、教学条件、学校学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原因，法制教育联系实际生活不够，学生实践机会不足。这样，学生对法制教育感到比较枯燥，学习法律的兴趣不高，随便应付法律学习和考试。因此，学生对法律学习不深，领悟不透，难以树立对法律的信仰。不少学生因此没有增强维权意识，当自身的利益受到侵害，总是容忍与纵容。还有些学生以自我为中心，夸大自己的权利，加重别人的义务。综上所述，我国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我们必须适应法治中国建设新形势的需要，重新思考法制教育的地位、内容和方式，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法制教育。
二、准确把握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内涵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法制教育，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大学生法制教育。只有正确界定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内涵，才能正确分析我国大学生法制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的改进对策。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内涵很丰富，下面拟从法学教育、法制教育、大学生法制教育三个层面进行比较分析。第一，法学教育。张文显教授在《法理学》一书中指出“法学教育是以传授法律知识、训练法律思维、培养合格法律人才为内容的教育活动”[1]，法学教育作为一门专业教育，它需要对受教育者进行全方位的系统训练，才能使受教育者真正掌握法律知识。在我国，法学教育一般以法律专业的学生为对象，并对学生进行全面、系统的法学学科教育和训练。可见，法学教育是以培养法律职业人才为目标的教育。因此，我国大学的法学院系通过对法律专业学生进行系统化、专门化的法学教育，向社会输送法律专业人才。第二，法制教育。法制教育面向全体公民，通过各种宣传教育方式，使公民知法、懂法、守法。法制教育属于公民的素质教育范畴，对公民进行法制教育就是为了提高公民包括法律素质在内的整体素质。各种普法教育的宣传活动就属于法制教育的范畴。这种法制教育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任何一个生活在社会上的人都可能接触到法制教育。法制教育因其对象不同又可区分为大学生法制教育、中小学生法制教育、普通民众的法制教育。第三，大学生法制教育。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大学生素质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我国公民整体的基本素质。大学生法制教育是法制教育中的重要部分。大学生接受法制教育的具体途径主要有学校的法制教育、家庭的法制教育、社会的法制教育。家庭和社会的法制教育因个人不同的生活环境而异。高校作为大学生培养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主要场所，应该发挥法制教育的主渠道作用。法制教育不仅要求受教育者进行系统的法律理论知识学习，而且要求受教育者在实践中深化认识。法律理论学习与法律实践体验同样重要。然而，当前我国大学法制教育普遍存在重视理论学习、忽视实践体验的现象。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大部分学校把法制教育停留在课堂上，学生很少有机会参加有关社会实践。由于缺乏法律实践体验，学生所学的法律知识内容仅仅停留在课本上，缺少对现实生活案例的分析和应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训练。[2]综上所述，大学生法制教育是一种系统的素质教育，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责任。无论是家庭的法制教育、社会的法制教育，还是学校的法制教育，对培养大学生的法律素质都很重要，三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既要发挥三方面的协同作用，又要发挥学校法制教育的主渠道作用。高校作为教育大学生的主要场所，对于大学生的整个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有着重要影响，同样对大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也有着重要作用。[3]
三、深入理解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的关联性
（一）道德和法律的关系
一个良好社会的形成离不开道德和法律对个人的双重约束，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需要健全的调整机制。道德和法律是维持社会正常秩序的两大调节机制。大学生法制教育也离不开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的有机结合。道德和法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道德性是法律的一般本性。法律和道德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社会规范。它们调整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目的、内容、形式具有一些共性。许多道德规范、道德原则、道德观念和道德精神融入了法律之中。法律和道德作为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都体现了统治阶级意志，受到一定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因此，法律和道德在内容上、精神上总体一致。道德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同样也可以说是法律的效力基础。道德是良法的一项重要标准。法律规定应当弘扬社会流行的道德观念，体现道德价值和道德的基本要求。法律的道德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道德的法律化,它表明法律的部分内容源于道德的转化。从历史上看上,法律的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一直伴随着道德法律化的过程。近现代的文明国家，大都将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纳入了法律之中。我们国家法律的创制和实施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弘扬道德原则、道德理想和道德精神的过程。例如，在我国，遵守社会公共道德既是公民的道德义务也是公民的法律义务。[4]道德与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方面具有互补性。我们知道，法律并不是万能的，整个社会的规范运行并不是只依赖法律的调整。道德对人们的行为也具有很强的规范作用。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包含和相辅相成的关系。法律的调整范围小于道德的调整范围，道德的“调整半径”远远超过法律的“调整半径”。法律不能调整的许多情况，可由道德加以调整。某些行为不触犯法律规范，法律没有相关规定，但该行为可能是道德所不允许的。道德能够给人们一种无形的压力。违反道德规范的人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但是，道德的调整作用很有限，还需要出台相关的法律来进行调整。对于某些危害社会的行为，道德惩罚乏力，就要使用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加以惩处，以达到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目的。法律对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调整往往也要结合道德方面的因素。[5]
（二）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的关系
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决定了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的辩证关系。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应当得到同等重视，形成合力，协同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1.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的关系现状教育部、司法部、中央综治办、于2002年10月25日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该文件对学校法制教育工作做了一些规定。文件指出，学校法制教育是学校德育的重要内容。可见，高校的法制教育从属于“大德育”，没有自身的独立地位。将法制教育从属于德育工作的认识及定位不太合理。在这样一种思维模式下，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受到重视，而法制教育受到轻视。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的严重失衡，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和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频发。甚至有些大学生认为，大学生犯罪主要不是自身原因导致的，其主要责任也不在于大学生自身。
2.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是相互关联和内在统一的大学生的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相互关联，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大学生的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应当并重。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固然重要，但是大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仅靠思想道德教育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思想道德教育需要法制的威慑力来强化。法制教育需要思想道德教育来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大学生做人和做事的教育，宜采用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相结合的形式。[6]在举国震惊的药家鑫案件当中，药家鑫曾谈到这样的一个细节，他在第一次撞到受害者之后以为自己犯了死罪，于是为了摆脱罪行将受害者活活杀死。假如他有基本的法律知识，后面就不会酿成如此大的悲剧了。所以，只有发挥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的协同作用，才能增强大学生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两方面的实效。
四、系统思考改进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对策
在法治中国建设的新形势下，对于改进大学生法制教育，需要运用系统思维方式，全面思考实践对策。
（一）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高校应当高度重视大学生法制教育工作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各高校应高度重视大学生法制教育。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必须把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提到同一高度。加强对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关注和投入，甚至完善相关教育课程的设置。各高校可以在现有法制教育课程的基础上，增设有关法制教育的公共选修课，形成科学、完整的法制教育体系。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建立并完善有关大学生法制教育的法律制度，加强监管，促进大学生法制教育走上法制化轨道。比如，在大学生法制教育目标、内容、方式上，设立明确、统一的标准；协调好从小学到大学的法制教育衔接问题，规划好从小学到大学的整个法制教育体系。
（二）充实教师队伍，提高任课教师的法律专业水平加强大学生的法制教育，需要建立一支法律专业出身、对法律有深刻领悟和坚定信仰的教师队伍。在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讲授把法律的精神和价值传播给学生，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在课外，教师可以通过自身的行为和法律实践引导学生训练法律能力。法律专业水平较高的教师能够运用法律理论知识解答学生遇到的实际问题，能够用活生生的案例让学生感受到法律的力量，帮助学生培养法律思维习惯。不具备法律专业理论知识和法律实践经验的教师不可能胜任大学生法制教育的重任。[7]高校应当加强法制教育师资队伍的培训，提高教师的法律专业素质。教师自己也要积极、主动加强法律理论知识的自学、参加各种法律培训和法律实践。高校还应当多引进法律专业素质高、法律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也可以聘请长期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专业人才兼任法制教育的教师。
（三）丰富教育方式，增强社会实践大学生法制教育需要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相结合。大学生仅仅依靠理论学习是很难学好法律的。大学生法制教育应当不断丰富教学方式，加强情景教学和实践教学。比如案例讨论式教学和现实问题启发式教学，这样的教学方式既能联系实际生活，又能重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在现实问题启发式教学过程中，教师提问，引导学生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和寻找问题的答案。在案例讨论式教学过程中，师生共同研讨，解答实际案例。在法制教育过程中，采用案例讨论式和现实问题启发式教学，有利于增强学生参与课堂的热情，促进学生主动思考和分析问题。在实践教学方面，可以在校内组织有关主题班会、征文比赛、知识竞赛、模拟法庭，安排学生参加校内治安联防活动；也可以组织学生走出校园，到法院旁听庭审、参观监狱和劳教所、到街道、集市开展法律咨询，在“三下乡”活动中组织法制教育小分队深入农村、社区、企业进行普法教育活动等等。丰富教育方式，增强社会实践，也有助于增强大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提升大学生对法律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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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关于制定《校园法》的呼声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了，2000年8月22日《中国教育报。文化周刊》头版头条曾刊载长篇文章《呼唤<校园法》。时过近三年，《校园法》的制定仍遥遥无期，甚至也没有制定这样一部法律的任何迹象。这是为什么呢？是立法者麻木不仁、对社会呼声听而不闻、无动于衷，还是制定校园法的时机不成熟？当然，立法问题是不能凭感觉的，更不能“跟着感觉走”，任何立法活动都必须建立在理智和理性的基础上。在教育方面要立什么法，关键要看我国教育法体系中缺什么法。
本文拟从明确我国现阶段存在的主要教育社会关系入手，在分析我国现有教育法律法规及其作用领域的基础上，探讨我国教育法律体系中存在的法律“空白”，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教育立法的设想和建议。
一、当前我国主要存在哪些教育社会关系
从法理上讲，一部法律的产生与存在主要取决于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教育法律法规也不例外。那么我国主要存在哪些教育社会关系呢？在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教育活动中的最基本的主体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国家的身份则是管理、监督和调控者。这样就至少产生了三个方面的教育社会关系：国家与教育者之间的关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但由于教育类别和教育者的差别，又进一步出现了一些更加具体的教育关系，如义务教育关系、高等教育关系、职业教育关系，公办教育关系、民办教育关系等，由此形成了错综复杂、相互交叉和交错的各类教育关系。不管如何复杂，在教育关系中，国家、学校、教师和学生这四个基本主体是不可缺少的。对重大的教育关系，都需要国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调整，从而确保其关系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保证教育秩序的稳定，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健康发展。
二、我国现有的教育法律法规及其作用领域
我国现有的教育法律法规主要有：《义务教育法》（1986年）、《教育法》（1995年）、《职业教育法》（1996年）、《高等教育法》（1998年）、《民办教育促进法》（2002年）、《教师法》（1993年）。另外，还有国务院的一些配套行政法规，如《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教师资格条例》等，教育部的配套规章主要有《教师资格实施办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它们共同构成我国当前教育法律体系，其中上述六部法律构成了当前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教育法》是教育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作为教育法体系中的“宪法”，规定国家教育方面的基本政策和大政方针，原则性比较强，对全部教育法律法规起统帅作用。
《义务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设计，显然是适应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这三大教育类型制定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学校、家庭和学生个人在义务教育中的权利和义务，但主要是国家和政府责任，因为义务教育对国家来说也是一种义务和责任。《职业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则分别规定国家对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基本要求，规定相应的教育方针和发展方向同时也比较原则地规定学校和学生在教育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当然，从逻辑上看，这三大教育类型的划分并非建立在同一标准之上，类别和层次上有些混乱。
《民办教育促进法》则是从举办者的角度，为了促进民间办学而制定的，调整民间办学的基本关系，规定国家对社会和民间办学的基本政策，以及相关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教师法》则是针对教育者之一的教师制定的，主要规定各级各类学校中教师的资格要求、教师的权利和义务。
国务院制定的教育行政法规和教育部的教育行政规章，均属于配套实施性法规文件，具有从属性。
三、我国教育法体系中还有哪些法律空白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三大最基本的教育社会关系中，关于国家与教育者关系和国家与受教育者关系的法律是非常健全的，从《教师法》的内容来看，也主要是涉及国家对教师资格的认定及相关制度，是宏观管理方面的一部法律。而调整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关系的法律法规则非常薄弱和欠缺。
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主要涉及微观教育管理及教育活动运作过程中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尽管上述教育法律也在不同程度上涉及这些方面的规定，但总的来讲，都是从宏观上规定的，条文过于简单、原则和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更有许多领域无法涉及到，造成明显的教育领域的法律“真空”。如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权性质、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内容等等，这些都是微观层面的重大而基本的法律关系，它直接涉及到学校权力、学生利益和教师利益的保护问题。由于学校管理权的性质不明，学生对学校的处分即使有异议，也没有法定的救济渠道，学校管理权成为没有正常监督的法外之权。另外，由于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没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也使学校在许多事情上感到不知所措，从某种意义上讲，近来频繁出现的校园恶性案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校对学生的责任不明确，造成知情不举，从客观上怂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尽管为积极预防、妥善处理在校学生伤害事故，保护学生、学校的合法权益，教育部于2002年制定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明确规定了学校、家庭和学生在学生事故中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但由于它的法律效力比较低，仅属于部委规章层次，大大地限制了它的实际作用的发挥。
因此，我国目前应该针对教育法体系中存在的法律空白，制定一部法律，主要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在教育关系中的地位、作用及应承担的各种法律责任，调整学校与学生、学校与教师的权利义务关系，使学校权力纳入法律的监督范围，让学生和教师对学校处分及其他管理行为有异议时，有明确而畅通的法律救济渠道。
四、应尽快制定《学校法》而不是《校园法》
填补这个法律空白所需要的法律，其实并不是现在人们普遍呼吁的《校园法》，而应该是《学校法》。因为学校是教育关系中的重要主体，它上与国家相联系，左右与社会发生关系，对内与教师和学生发生关系。学校才是完成国家教育教学任务的重要主体，它是实现教育方针的重要的组织者和实施者。而作为学校教育载体的“校园”仅是物化的东西，它无法承载如此众多的教育教学任务，校园仅可以作为教育关系中的客体而存在，与它相联系的社会关系是单纯的和有限的。如果制定《校园法》，它的调整对象和范围远远不及《学校法》更为广泛和深远。
其实校园出现淫幼案，仅仅是学校问题的一个方面。其主要原因是学校对小学生自我保护教育的缺失，对学生考试考核的方式和标准存在重大缺陷。可以说，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仍然在不同程度上扼杀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客观上培养了他们亦步亦趋、唯唯诺诺的保守人格。学生对教师言听计从，而学校对学生反映的问题，多因为学生的年龄小而不信以为真，只信教师，不信学生。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根源在于，在法律上，学校应对学生承担的安全职责和义务规定不明确，学校在管理学生中的角色定位模糊。
近来不断反映出来的学校问题还有更为深刻的内容，就是学校权力的性质问题。之所以出现学生因怀孕被开除而起诉学校被法院驳回的现象（给人以“法外治权”的印象），是因为学校权力目前还是一个比较模糊不清的概念，哪些是自治权、哪些是法律授权，如何监督，都不明确。这也造成学生在学校遭受侵害，而学校仅仅作为旁观者而存在，大大减弱了学校的责任意识。学校错误地认为，在校园发生违法犯罪案件，纯是执法部门的事情，至于执法部门能否及时发现予以打击和制裁，也与学校无关，于是在有的学校发案后并没有积极主动地报案，而采取不管不问、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无所谓态度，使违法犯罪行为得不到制裁，犯罪分子长期逍遥法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