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历史唯物史观范文

初中历史唯物史观范文第1篇

【关键词】资产阶级革命派，唯物史观，认知方式，建构方式，理解与选择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8—0030—08

文化传播不是单纯的文化复制过程，而是一种文化理解、选择和创新的过程。唯物史观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的观念体系，其核心理论，如历史的经济分析、阶级斗争学说等，都是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固有观念不相侔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对于这样一种与中国文化传统异质的观念体系，中国学者在传播初期是如何进行意义建构的呢?它对中国唯物史观阐释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尽管学术界对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已相对较多，但从认知方式上认识唯物史观早期传播却几乎是空白。事实上，学者对唯物史观的认知态度与方式，直接影响对唯物史观的理解、选择与创造，也必然影响对唯物史观的认知结果。

20世纪初，唯物史观开始在中国传播，最先接触和传播唯物史观的是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林云陔等资产阶级民主派人士。其与后来的、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学者不同，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他们主要是把唯物史观视为一种有价值的学理和一种社会改造的方法来认知的。他们认为马克思“发现那一种很深邃地‘唯物史观”’，是一种“精确的学理”。“这种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是科学方法”。据唯物历史观的学说，“全部改造，须以社会经济的组织为中心”，“给社会各个人以正当发展的机会，使社会全体得真正普遍的幸福”。由于阶级立场和革命目标的差异，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唯物史观的认知具有独特的方式，反映了20世纪早期唯物史观中国化意义建构的特点。

一、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为认知

唯物史观的意义中枢

从一般意义上讲，资产阶级是应该排斥和敌视唯物史观的，因为唯物史观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指导，是对资产阶级进行革命的理论。然而，在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却成为例外，他们不仅热情传播唯物史观，而且还积极运用唯物史观于学术分析和社会实践之中，成为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有力推动者。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传播与运用唯物史观，表面上看与常理不符，但在现实中却具有充分合理性。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是世界资本主义浪潮席卷全球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是世界历史的主流趋势。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初步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时而起。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以欧美资产阶级共和国为蓝本，试图通过政治革命，使中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但20世纪初期，也是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时期。孙中山等人看到，欧美国家虽然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但“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资本主义“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痛苦不堪，成为机器的牺牲品。“经济革命之焰”愈演愈烈，使欧美资产阶级“焦头烂额”。以至于“凡有识见的人，皆知道社会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面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双重现实，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方面为打倒封建主义，而选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试图使中国走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道路；另一方面为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试图吸取社会主义的因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意图发动一场“完美的”资产阶级革命，既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又能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因此，在他们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初，便开始关注和研究社会主义，并把社会主义有关理想融入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之中，希望通过借鉴社会主义的策略，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孙中山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矛盾尖锐，阶级斗争的社会革命高涨，“这种现象，中国现在虽还没有，我们或者看不见，但我们子孙总看得见的。与其将来弄得无可如何、才去想大破坏。不如今日预筹个防止的法子。”、中山想出的“法子”，是在资产阶级革命理想之中融入社会主义因素，他曾直接说，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即时下底社会主义”。

初中历史唯物史观范文第2篇

关键词：初中历史；史观；文明史观；唯物史观；应用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17-249-01

一、引言

初中历史教学中运用多种历史观教学符合历史学科的教学规律，也是符合当前新课程改革教学的按要求，运用多种教学角度可以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从而让教学方式更加灵活、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和充满趣味，这对传统的历史教学将会是一次冲击。良好的教学方式与崭新的教学视角将会提高历史教学的质量，也才能够从根本上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思维能力，因此，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历史教师在讲授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不仅要全面地讲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要从多个角度认识历史事件的客观性，培养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的习惯，从而为学生更好地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在实际生活中而提供基础保障。

二、文明史观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文明史观源于欧洲的启蒙运动，它最早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文明史观认为在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要始终正确看待历史中各种文明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文明史观认为人类的发展是在文明的不断碰撞与更新中向前发展的。

第一，初中历史教学中运用文明史观的教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一是文明史观的教学角度可以丰富和更新历史教师的教学理念。在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下，初中历史教学需要与时俱进更新教学理念，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文明史观的教学角度首先可以提高历史教师的教学效率。传统的初中历史教学中主要以教材中的历史和教材的角度来进行知识传授，知识往往局限于书本中的知识与认识历史的角度，但是文明史观角度讲教师的教学角度从一个知识、一个地区延续到整个人类历史的某个大环境中，从而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的发展规律，更加高效和真实地组织教学活动。其实是史观教学角度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由于课堂教学不再局限于书本知识，而是需要联系历史事件在整个历史中的地位与贡献，因此，学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与感受历史，使得历史学习更加生动，从而提高学习的效率。

二是文明史观的历史教学可以增强学生的历史意识与民族自豪感。历史意识就是对历史的记忆，它是在记录真实历史事件的基础上、总结和吸取经验教学中产生的。文明史观要求对历史中具有重大影响的文明事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行关注，如果能够将文明史观运用在历史教学中，将全体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同时，正确文明历史的作用和地位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了解本民族的历史，从而理解历史文明发展中付出的代价，进而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感与民族自豪感。

三是文明史观的历史教学符合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新课程提出初中历史教学中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史观下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弘扬民族精神与创新精神，学习和吸收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

第二，初中历史教学中运用文明史观的具体应用。一是在战争内容中的应用。战争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从未终止，它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传播着文明和文化。比如，在讲授鸦片战争中可以从西方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文明角度讲授。二是和平交往中的应用。在每个国家的和平发展、国家之间和平交往的过程中，在文化、政治与经济等方面都体现了文明史观的内涵。三是在科技内容中的运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反映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四是在政治制度等重大政策中的应用。比如，在指南针、火药、纸的发明。文明史观长期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着较为稳定的作用，尤其是在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制度的变革中，比如，在讲授辛亥革命、明治维新等过程中可以结合文明史观历史角度。

三、唯物史观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初中生正处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关键时期，历史学科的主要作用在于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初中历史教学中运用历史唯物观教学的具体措施为：

第一，历史教师需要掌握基本的唯物史观理论。历史教师需要掌握马克思原理中关于唯物观的基本理论，然后将其与历史事件相结合，用唯物观来看待历史，比如，唯物观的重要历史人物，列宁、斯大林、等，对于这些马克思理论重要人物的讲解需要尽可能地结合马克思的原著，引导学生站在更高的历史角度来认识历史。

第二，运用直观的教学方式来培养学生的历史唯物观。为了让学生更加客观地认识历史，教师需要尽可能地使用直观的教学形式，比如，唯物观对初中生来说有理解的困难，这就需要教师以简单明了的案例来降低学生理解的难度。再加上有些历史事件具有趣味性，使其成为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与动力所在。唯物史观的历史教学方式一种对历史的升华和更高的认识，是对了历史规律的总结，因此，历史教师需要运用合理的教学方式与历史事件相结合。比如，在讲授历史人物的过程中都要用“功”与“过”来客观地评价，可以通过观看多媒体视频从不同得出科学的结论。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历史教学中历史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有效的教学计划，运用丰富的教学方法来丰富学生的学习视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在提升教学效果的同时可以提高教学效率。

参考文献：

[1] 许中华.历史教学应有的视野与史观[J].教学与管理.2011（22）

初中历史唯物史观范文第3篇

关键词：唯物史观；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

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高校思政课的教学改革也进入了攻坚期。当下所处的自媒体时代各种信息泛滥、舆论混杂，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热点问题层出不穷。面对这些复杂局面，在高等教育过程中需要以系统、全面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为阵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帮助大学生群体形成独立的思维辨别能力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在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必须要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引导大学生正确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成果，积极投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去。

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与发展

历史观是指人们对于已知社会历史进程的根本见解。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起初以神学为基础去解释历史、说明历史，致使人类史长期被忽略甚至被曲解。后来资产阶级逐渐形成用“人”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对比中世纪的神学来说是一个重大进步。但资产阶级历史观范畴里的“人”是抽象的人，即脱离具体历史背景、物质发展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孤立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是一种脱离客观存在的空虚的“自我意识”。从这个抽象范畴出发，必然会曲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过程，最终走向唯心史观。而唯物史观，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唯物史观包含了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论，是哲学体系中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把历史的聚焦点拉回人本身，提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是人类思想进步的重要成就。马克思、恩格斯在各个时期著作里对唯物史观都有诸多阐述，从时间上来梳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过了如下的过程：（一）唯物史观的初步形成：1842年，马克思任职于《莱茵报》主编时围绕林木盗窃案进行论战之后，研究重心逐渐转向经济问题。当时年轻的马克思对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产生了深刻的怜悯和同情，“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1844年马克思在巴黎流亡时写下了《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次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初步阐述了新的经济学、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理想。这篇文章从劳动对象化与劳动异化这一问题入手，将“市民社会”作为研究和论述唯物史观的重要切入点，明确概述了“市民社会作为生产关系是构成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并不像黑格尔理论体系中“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等上层建筑。同期，恩格斯发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这一著作中，恩格斯研究了英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英国为例揭示了资产阶级的寄生性剥削性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指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逐渐走向成熟。（二）唯物史观的创立：1844年，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阐述了无产阶级的重要历史作用，彻底脱离了黑格尔派并对其唯心史观及其称群众为“精神的敌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批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重大缺陷，提出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明确了社会生活中“实践”的重要性。实践的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基石，《提纲》解决了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实践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证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揭示了国家机器的阶级本质，完成了对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唯心史观的科学批判，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对此，列宁曾高度评价《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2（三）唯物史观进一步发展：1857年，马克思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孤立的个人出发研究物质生产和借研究“生产一般”把资产阶级生产说成是永恒的错误观点，提出了要社会地、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回顾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和经过，并对1859年以前的研究作了总结。《序言》从宗教的批判到哲学的批判，到国家和法的批判，最终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以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一最深层结构的批判。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研究了资本的生产过程，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使唯物史观得到科学验证和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1884年发表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一文，科学探讨了家庭、私有制、阶级的起源，进一步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

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涵

（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3生产关系是一种物质关系、经济关系，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联系我国具体国情来看，改革开放41年来我们已经取得经济建设的瞩目成就，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但是同时也应看到，当前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仍然不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这种不充分、不平衡的特点将长期存在。这种多层次的生产力、不同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决定了我国当前生产关系实现的多样性。（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矛盾辩证关系是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是划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界限。社会存在是第一性，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并对社会存在起到影响作用。马克思科学地解答了这个问题，从而使自己的社会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了科学的理论。我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充分认识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过来会影响社会存在”这一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思想。例如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等，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4（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正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实现了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总体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有效促进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局部还存在着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某些因素和环节。因此必须对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经济体制中不适合生产力的方面和环节进行深入的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四）人民群众创造和推动了历史。作为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一切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回顾过去，人民群众以海纳百川的智慧和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伟大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这一观点，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我们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紧密的血肉联系。我们党所讲的以人为本，是以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本，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某个人、某些人。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这里讲的人和人民，是同一个意思。

三、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初中历史唯物史观范文第4篇

关键词：初中历史；教学；历史人物；评价原则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方式不仅会反映学生的历史知识掌握程度、思考问题的角度与方法，也是学生历史价值观的一种直观体现。在初中历史课程的教学中，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与评价历史人物是课程教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教师应当给学生渗透更多历史人物的评价原则，这不仅是对学生思维的一种有效引导，也会让学生明白如何更为理性客观地看待问题，这才是学生在历史课程的学习中应当习得的素养。

一、唯物史观的渗透原则

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首先需要遵循的便是唯物主义史观，要将历史人物放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中去进行综合认识与评判，并且要结合相关的时代背景来全面理解与认识一个历史人物。不少学生在评价历史人物时采取的方法及自身的思维理念都较为狭隘，会简单地从一件事情上来判定一个人，或者是以别人的一些角度与观点来理解一个人物。这些都不是唯物史观的体现形式，这种片面、单一地看待历史人物的方式，是教师在平时的知识教学中应当让学生改善的一个方面，因而教师要引导学生结合唯物史观来全面综合地认识一个历史人物，尤其是要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社会环境下认识一个历史人物，在这样的前提下，学生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才会更为公允。用唯物史观原则评价历史人物，能够帮助学生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社会作用，认清历史人物的本质。例如，和思想是那个时代的丰碑，它的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但在充分肯定丰功伟绩的同时，也应看到他在晚年的历史过错;在讴歌思想光芒的同时，也要承认思想的产生、丰富和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它是集体智慧结晶的这一历史结论。只有结合唯物主义史观，才能够全面而综合地评价一个人物以及他的功过，这也是需要学生记住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评价原则。

二、结合历史背景的评价原则

在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必须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以及历史环境来对这个人物加以评价，这也是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另一个需要遵守的原则。不少学生在评价历史人物时都会忽略历史背景因素，而简单地用当下的或者并不是那个历史背景下的一些准则去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这种方式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并不可取，甚至会带来对于很多历史人物的误判。因而教师在给予学生教学引导时，要让学生意识到这个问题，只有结合历史背景去评价历史人物，才是更为可取的。例如，对秦始皇的评价就一定要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秦始皇统一了六国，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修筑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然而，他焚书坑儒、残暴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又表现出其可憎一面。如果不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人们很容易把他的残暴统治与他的政治过错联系起来，并归结为单纯的个人问题。只有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分析，才会发现，秦统一六国后，经济迅速发展，阶级和社会局限性日益突出，统治阶级日趋腐败，国家权力又过分集中的历史真相。结合历史背景去认识一个人物，才能够对于历史人物有更为全面而客观的衡量，这也是评价历史人物时的一个重要原则。

三、一分为二的评价原则

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另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原则便是一分为二的原则，教师要引导学生客观而公正地看待一个历史人物，要看到一个历史人物的功与过、对与错、优点与不足，这才是全面认识一个历史人物应当有的出发点。不少学生在看待历史人物时，要不就是放大历史人物的优点而掩盖其过错，将一个历史人物神化;要么就是凸显该人物的过错与问题而掩盖其功绩，将一个历史人物抹黑。这些都是不合理的，只有一分为二地看待历史人物，才是更加全面地对一个历史人物进行评判。例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用一分为二的原则去评价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克伦威尔，他代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建立了资产阶级，处死暴君查理一世，成立英吉利共和国。当革命处于危急时刻，他能够依靠人民群众力量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而当革命成功后，他却镇压掘地派运动，出兵远征爱尔兰，开始与人民为敌，又充分显示出他资产阶级反人民的一面。只有一分为二地看待历史人物，才能够全面认识一个历史人物，这也是评价历史人物时更可取的一种方式。

四、结语

在初中历史课程的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并且掌握一些重要的评价原则。同时，教师要让学生学会以唯物史观作引导来认识与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并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去展开。此外，教师要引导学生一分为二地看待历史人物，这样才能够更为准确、客观和全面地评判一个历史人物。

参考文献：

［1］杨历春．初中历史人物教学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1．

［2］林兴龙．论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05．

初中历史唯物史观范文第5篇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壹生中两个最伟大的发现之壹。唯物史观的创建，完成了唯心主义与辩证法、辩证唯心主义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无机统壹，从而完成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新。在唯物史观中，马克思提出了两个重要观念：壹个是唯物史观的实质，另壹个是唯物史观的前提。这两个重要观念，是俺们了解唯物史观的重要指点准绳。马克思以为，唯物史观的实质，是从物质理论动身阐释观念的构成，而不是从观念动身阐释物质理论。马克思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间接生活的物质消费动身来调查理想的消费进程，并把同该消费方式相联络的、它所发生的交往方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了解为整个历史的根底……”马克思以为，唯物史观的前提是理想的团体及其物质生活条件和活动，“俺们开端要谈的前提不是恣意提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只要在想象中才干加以抛开的理想的前提。这是壹些理想的团体，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失掉现成的和由他们本人的活动所发明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实质和前提动身，从消费力与消费关系之间的矛盾和经济根底与下层修建之间的矛盾这壹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动手，提醒了人类历史开展的普遍规律。

如何从唯物史观角度对待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实际，进而弄清马克思世界历史实际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成绩，间接触及到人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实际的了解。只要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才干深入天文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实际。关于两者的关系，学术界意见不壹。笔者以为，马克思世界历史实际与唯物史观的发生是同壹个进程，两者具有共时性；但两者并不是对等的位置，前者是后者的重要组成局部并且具有绝对独立性。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实际与唯物史观的共时性

从静态进程来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实际与唯物史观的创建和开展是同壹进程，贰者具有共时性，并且互相依存、互为前提。俺们晓得，马克思零碎论述历史唯心主义的著作，如《德意志认识形状》、《共产党宣言》、《人类学笔记》等，同时也是其世界历史实际的经典文献。无论晚期、中期还是早期，马克思一直没有分开世界历史去谈唯物史观，也没有分开唯物史观去讨论世界历史。马克思晚期对唯物史观与对世界历史的研讨亲密相关，共同效劳于对共产主义与人类束缚路途的探究，并在《德意志认识形状》与《共产党宣言》中对两者作了集中论述。在中期，马克思从讨论资本主义的开展规律与共产主义的偶然性动身，对世界历史实际与唯物史观停止了深化和开展。他经过对唯物史观的深化，推进了世界历史实际的开展，又经过对世界历史实际的开展丰厚了唯物史观的内容。在早期，马克思从探究西方国度的社会开展路途动身，对世界历史实际与唯物史观作了进壹步完善，在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开展的关系上，对消费方式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互相关系作了迷信说明。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实际与唯物史观的创建和开展具有共时性。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壹生中最为重要的两大发现之壹，它使共产主义由幻想变为迷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他创建新的世界历史实际提供了办法论前提，使世界历史实际发作了反动性的革新。另壹方面，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实际对唯物史观的创建和开展也有重要意义。它为唯物史观的创建和开展提供了全体性的世界历史视野。没有这样壹种世界历史的目光，就不能够有唯物史观的迷信创建。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也就是在大工业根底上各民族互相交往逐步构成壹个全体的时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实际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壹社会理论的反映。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旧唯心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心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所谓“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也就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社会和人类，它表现的正是全体性的世界历史视野。正是在对世界历史停止全体性研讨的进程中，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开展的普遍规律，创建了迷信的历史观——唯物史观。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实际在唯物史观中的位置

从静态解构来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实际又是唯物史观的壹个无机组成局部。作为零碎的唯物史观分开了世界历史实际这壹重要的要素，其迷信性与完好性就得不到保证；而世界历史实际假如脱离了唯物史观这壹全体，其实际根基就得到了依托。两者是零碎与要素的关系，它们互相依赖、不可联系。马克思世界历史实际在唯物史观的重要位置，次要表现在它与唯物史观根本内容的关系上。弄清了马克思世界历史实际与唯物史观根本原理和观念之间的关系，也就明白了它在唯物史观中的重要位置。

首先，马克思世界历史实际与唯物史观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壹方面，世界历史实际以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为前提。马克思世界历史实际的每壹个概念、观念和准绳都是遵照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停止规则的。世界历史的根本概念、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路途和办法论等，无壹不是在唯物史观的根底上详细展开的。另壹方面，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与社会认识关系原理、消费力和消费关系原理、经济根底与下层修建原理、阶级剖析法和人民群众是历史开展动力的观念等外容，都是从世界历史实际的全体视野动身得以提出和说明的。从壹定意义上讲，世界历史实际是对唯物史观根本原理的详细展开，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在世界历史实际中失掉了详细的完成。

初中历史唯物史观范文第6篇

一、李达的历史理论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有三李（、李达、李汉俊）并称之说。三李的学说各有特色。主要宣传了唯物史观。李汉俊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见长，李达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切入点，比较系统完整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李达早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就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均有涉及。

李达在理论上的成就，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最为突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他尤其注重对唯物史观的介绍。李达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早在1918年秋至1920年夏，李达就翻译了荷兰人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一书，他们专门写了《唯物史观要旨》一节作为全书的附录；《唯物史观解说》及其附录，对国人接受唯物史观起了启蒙作用。在1919年到1922年，李达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张东荪现原形》、《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马克思还原》、《社会革命底商榷》等文章，宣传了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李达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则有五条："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1页。）。在《马克思还原》一文中，李达论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一、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制度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李达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比较片面，但他把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首要原则，强调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这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30年代初，他又主持翻译苏联哲学名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部译著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代表李达研究唯物史观最高水平的是他的两部专著：《现代社会学》（1926年版）、《社会学大纲》（1937年公开出版）。

李达的《现代社会学》，是一部全面系统阐述唯物史观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著作，书中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唯物史观理论。就所论及问题的广泛性和内容的深刻性而言，代表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所能达到的水平。李达的唯物史观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坚持唯物的一元史观，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的作用。李达认为，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具体论述说："社会之基础为经济关系，其上层建筑为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经济关系中之生产力苟有变动，则经济关系势必改造，因而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亦必改造。"（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4页。）他还指出："社会生活之历程，即物的生产历程，完全受生产技术及生产力之支配。在物质的生产历程中，所谓精神文化，皆由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产生，随生产力发达而发达，随生产关系之变迁而变迁。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8页。）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变化决定社会构造的变动。李达说："生产关系之成立，必与社会的生产力相适应。"（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社会之构造，恒受生产力之状态所规定，而其形式之变化，又受生产力变化所规定。"（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页。）李达进而指出，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进化之原动力实为生产力，生产力继续发达，则经济组织继续进化，政治法制及其它形态亦随而继续进化。"（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也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页。）。总之，李达认为，人类社会的起源、社会之发达，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由此可见，李达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李达对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强调，从根本上保证了唯物史观的贯彻，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在20年代，包括在内的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们多侧重从生产关系方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则独树一帜，强调生产力的观点，弥补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的缺陷，是颇具远见卓识的。李达在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同时，又指出不可忽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所起的反作用。他说："倘生产力继续发展至一定程度以上，而生产关系阻碍其发展时，当时之生产关系势必改造，生产力始有发展之余地。"（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现代社会学》一书还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证。李达说："个人能创造社会之历史，然不能任意创造之，必也依据社会历史进行之途径，应时势之要求而创造之。故个人欲创造其自身之历史也，第一必在确定之前提与条件下；第二其结果又常由于多数人意志冲突而生。"（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这就是说，个人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能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有限的，有条件的："此种影响增大可能性，恒受社会组织所拘束，恒受多数社会力所限制"。当物质条件还不具备，"个人无论如何努力，人群无论如何运动，社会之变革终不可期也"。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物质条件既备矣，个人或人群苟不努力以促成之，社会之变革亦不易实现也。"即是说，在社会变革中，个人和人群之努力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忽视社会变革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为可以坐等社会变革，则是对唯物史观的机械理解。李达注意把唯物史观和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他一方面强调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因，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科学阐述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现代社会学》中有这样一段话，对唯物史观的众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概括性总结："社会之革命的进化，依据二种现象而成。其一为物质的现象，由生产力之发达而成；其二为精神的现象，系受前者之影响，由社会的阶级斗争而成，两者同出一源，而其任务则分途并进。盖生产力之发达，则社会物质的基础势必发生变化，旧生产关系不能增进生产之利益，而成为生产力发达之障碍。政治法制等上层构造，已不适合于经济的基础，于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遂至互相冲突，同时经济上被压迫之阶级亦与经济上占势力之阶级，发生阶级的利害之争斗。此时生产关系苟不改造，则生产力不能继续发达，社会即无进化。"（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这段话精辟地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以及历史发展的动力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李达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是从生产力和阶级斗争两个角度进行的，其中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根本，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起"人工的发动力"的作用。

应当指出，在《现代社会学》中，李达的哲学思想体系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对辩证唯物主义论之甚少，还不能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还未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1929年李达撰写《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将唯物辩证法的原理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中，提出了"社会的系统观"的思想。李达强调指出，经济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社会是包括人类间一切相互关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切经常相互关系都以经济的相互关系做基础。"（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8页。）李达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因。他说，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因，"当求之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可以看出，李达对经济关系在社会系统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视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专门介绍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内容，不过论述还较为肤浅。

在《社会之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李达1935的写成《社会学大纲》。该书是第一部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为具有严密逻辑结构和历史证明的完整体系进行论述的著作，它将辩证法引入了历史认识，因而在历史唯物论方面较其以往论述更具深刻性。历史唯物论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李达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李达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取得物质的生活资料。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观点的基础上，李达进而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李达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斗争。他说："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对立的统一过程中，生产关系常对生产力斗争，而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占居优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是如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李达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把社会存在概括为社会经济的构造，把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概括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和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二。李达说："与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形成了社会的经济构造。这种经济构造，就是社会的基础"。上层建筑则包括两个部分："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意识形态上的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之二"。关于经济构造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李达论述道："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都是树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并受这个基础所规定的。可是这两种上层建筑虽受基础所规定，而对基础却又给以一定的反作用。"但是上层建筑的这种反作用是有条件的，不可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相提并论："上层建筑对于基础的反作用，从其发源与结果来看，是决不能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作用相同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基础的可能性，是由于上层建筑从基础得到的发展力量而来的。可是这些上层建筑反作用的结果，只在它没有和基础发展的倾向相矛盾之时，才能持久，才有意义。在相反的方向的反作用虽也能延缓并障碍经济发展的过程，但决不能变更这发展过程的倾向，而经济的必然性，结局是必须打开它的道路而前进的。"这些论述，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

《社会学大纲》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论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第一次被当成一个有机整体被全面介绍。李达指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相互联系的："历史唯物论如果没有辩证唯物论，它本身就不能成立；辩证唯物论如果没有历史唯物论，也不能成为统一的世界观。"也就是说，历史唯物论是立于辩证唯物论基础之上的；同样，历史唯物论的创立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形成也是不可或缺的。李达说："只有彻底的把辩证唯物论扩张于人类社会或历史的领域，才能使辩证唯物论更趋于深化和发展，人们才能在世界变动的过程中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291-292页。）《社会学大纲》阐述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和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唯物的辩证法引入历史认识，指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包括史学在内一切学科唯一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这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对于清算当时中国史学界流行的唯心论、机械论等错误理论和方法，起了积极的作用。翦伯赞在批评史学界存在的忽视对历史进行哲学层次探讨的倾向时说，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虽然不是一部历史哲学的著作，然而却是值得一读的。"（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283页。）《社会学大纲》对于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社会学大纲》始终强调实践的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作用。李达说，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解释为历史上发展的物质生产和社会斗争，并把实践当作社会历史范畴，是感性的现实的人类活动，是唯物史观建立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认识的方法又是实践的方法。李达认为，辩证唯物论不同于旧的唯物论，因为它是实践的唯物论。李达说："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中这个生动的实践的概念，拿来放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展开开来，引入唯物论之中，给唯物论以新的内容、新的性质。……马克思基于劳动--实践的意义之正确的理解，所以超出旧唯物论的界限，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社会学大纲》精辟地论述了马克思、列宁关于科学的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首要作用。李达认为，实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范畴，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当作劳动、物质的生产和社会斗争着的实践……不单是社会科学的范畴，并且是哲学的唯物论和范畴。"李达说，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的历史观和自然观统一的基础就是实践；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论，由于把实践的契机导入于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57页。）。李达的这些精辟论述，从整体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特性--实践性。

在认识论方面，李达既坚持实践的唯物论，又坚持辩证法。《社会学大纲》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同人类全部认识史的关系时，围绕着唯物论思想的发展与辩证法思想的发展这两条主线而展开。在唯物论思想方面，李达叙述了从原始唯物论思想的萌芽至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现，再到马克思的唯物论的产生，最后到列宁的唯物主义诞生整个唯物论思想的过程。在辩证法思想方面，李达分析了从赫拉克利特至黑格尔、再至马克思、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李达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对以往全部认识史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尤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关系。

《社会学大纲》探讨了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李达指出："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思维的一般发展法则的科学"；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与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是根本不同的；辩证法的发展观的特征就是认为，"世界是永恒运动的、永远变化的；一切运动形态都是转变的，一切存在物相互关联，世界各部分之间极其复杂的相互作用。"李达全面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李达特别强调并突出了"对立统一法则"在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李达阐发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核心的思想。李达说，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它的核心。这个法则包摄辩证法的其余法则。这个根本法则，是理解其它一切法则的关键。他说，矛盾是辩证法的精髓；"统一物之被分解为对立物以及充满着矛盾的构成成分之认识--这是辩证法的精髓。"李达对列宁这些思想的阐发和在《矛盾论》中对列宁这些思想的阐发几乎在同一时期，都是国内较早阐发矛盾是辩证法核心原则的。李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列宁关于对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中核心地位的具体闻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综上所述，李达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面都有全面深刻的论述。他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突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在辩证法方面，重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部分强调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反映论。李达的这些论述，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结构严整的思想体系。

《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等著作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现代社会学》自1926年出版至1933年，共印行了14版；1928年湖南零陵县署曾以"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的罪名通缉李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社会学》的影响。1926年以前，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在中国虽然已得到传播，但这种传播还是初步的。在《现代社会学》出版之前。、瞿秋白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力图用唯物史观分析、解释中国历史问题，但就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他们阐述还不够全面、准确。李达在序言中指出，《现代社会学》的写作旨趣即是："欲应用唯物史观改造社会科学之一尝试"。该书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发展的规律、阶级斗争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以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理论问题都有独到见解。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可以说《现代社会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初步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学》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侧重论述了社会的构成、社会和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发展的具体历史形态。《现代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作了正确分析，在后来展开的关于中国性质问题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中，该书为进步学者寻求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的正确答案提供了有利条件。书中关于家庭、私有制、阶级、国家的起源的论述，对此后郭沫若、吕振羽等研究上古历史有启迪作用。《社会学大纲》影响更大。《社会学大纲》1937年公开出版后，高度评价说："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60页。），该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对于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完善更是有着直接的影响。侯外庐先生赞扬《社会学大纲》说："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李达的这两部著作虽然不是史学专著，但书中所阐述的唯物史观和辩证的历史认识方法，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二、李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及其影响

李达十分重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由经济史而社会史，他最早按经济形态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李达着重对中国经济史问题进行探讨，他的研究给1929年到1935年开展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三大论战以重要的影响。

（一）李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作了分析，指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社会，是"帝国主义国家之半殖民地"，较早地正确揭示了中国社会性质。在1928年出版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中，李达在分析社会状况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任务。李达说："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步的潮流相汇合。"（注：《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同志生平事略》，《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这里，李达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质，并尖锐地提出了民族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1929年李达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该书在分析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李达说，为了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就需要研究中国的经济状况；他在"编辑例言"指出："要晓得现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只有从经济里去探求。"李达认为，产业革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已经踏入了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渐脱去封建的衣裳，穿上近代社会的外套了，一切政治和社会的变动，都是随着产业革命进行的"。因此对产业革命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凡是留心于国家改造的人们，必先依照这产业革命的经过，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倾向作正确的分析，才能了解革命的理论，树立建设的计划。"（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页。）《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大量援引社会经济史料，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方面，对中国近代的经济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研究。李达全面地研究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认为中国社会正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他说："数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自从前世纪中叶被国际帝国主义的政治力经济力侵入以后，就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了。"（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8页。）李达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表现：农业、手工业出现破产趋势，农业人口减少，旧式手工业组织被近代工场所取代；出现了近代工业；中国自办了一批银行等等。李达指出，中国近代经济虽然已开始起步，但很柔弱，外国资本支配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从中国近代工业来看即是如此，李达说："这类新兴工业，和中国的土地人口比较起来，还是在萌芽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在国际资本控制之下，前途是辽远的。"（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2页。）中国银行业的情况也是如此，外国银行"几乎成了中国新式银行的总行"（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8-429页。）。由于国际资本的强大支配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至为有限。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一方面是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同时又受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笼罩所支配，绝没有在它们的掌握中翻过筋斗的可能。"（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9页。）在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李达考察了近代中国的性质。李达说，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中国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踏入初期资本主义时期"（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经济又越来越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笼罩所支配，中国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由此，李达作出结论：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李达认为，由中国社会性质的独特性所决定，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题有很大的差异。他说："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的社会，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先进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征，同样，半殖民地的社会问题的内容，和先进国的社会问题，也具有不同的特性。"（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3页。）

在分析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迟缓的原因时，李达说，中国产业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9页。）。国际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国际帝国主义从军事侵略到资本输入，进而通过控制封建主义势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封建制度对新生产力也起着阻碍作用："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是发展新式产业的碍阻"（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8页。）。总之，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在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压迫日重，生产力已受束缚殊难顺利发展。"（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1页。）因此"封建势力若不扫除，封建制度若不廓清，中国产业就没有顺利发展的希望"（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基于以上认识，李达说："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对象，同时又是发展产业的唯一前提"（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8页。）；"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8页。）。李达依据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仍处在半殖地半封建社会的科学结论。李达的结论，不仅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且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

（二）李达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对中国社会史的考察。30年代初，中国思想理论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这一论战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一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社会的问题，三是泰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李达参加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李达是主张按经济形态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1919年他在《女子解放论》中即确认中国存在过原始社会。他在随后发表的《社会革命底商榷》、《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等文章认为周秦至清末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了人类社会经过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展望了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他特别表述了殷商是奴隶社会的观点。可以说，二十年代李达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已初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中，李达又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所相当的社会历史阶段及其特点的理解，论战中提出了多种看法。早在1926年，李达就在《现代社会学》第11章中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原始的社会状态。后来他改变了看法。在《经济学大纲》中，李达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含有封建社会征的劳动力与生产手段的结合方法的意义"（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3页。）；在本质上"与封建的生产方法，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5页。）；"只是封建的生产方法之特殊的形相，即是封建的生产方法的变种"（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5-106页。）。李达的观点是否正确可存而不论，其意义在于批驳了那种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独立于五种生产方式之外的特殊生产方式的论调，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原则。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制问题。托派大多数人持否定意见。李达在《经济学大纲》中，从经济结构的特征等方面，论证了殷代为奴隶制社会。李达认为，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奴隶制的形成也采取不同的路径；但是，"奴隶制是社会发达过程中所必须经过的阶段。世界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曾通过各种各色的奴隶制的阶段"（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6页。）。

关于封建制问题，在二十年代初的《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中，李达指出，自西周至清末，中国为封建社会。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学大纲》中，李达又进一步阐明这一观点："中国的社会，由周代到鸦片战争时期，是属于封建经济的社会"（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66页。）。他按经济形态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两段："这个期间，可以分为典型的封建经济时期和变相的封建经济时期，西周和东周时代属于前者，由秦汉迄于鸦片战争时代属于后者"（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10页。）。

对中国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变迁，李达也有探讨。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中，李达分析了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状况。他说，中国进入产业革命时代以后，传统农业日趋破产，表现为大农降为中农，中农降为小农，小农降为佃农，荒地增加，农业人口减少等。

1935年，李达出版《社会进化史》，这是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作的第一部世界通史，书中从世界史的角度，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封建制等论战的主要问题，放在世界史的大系统中进行考察，反映了著者开阔的历史眼光。

初中历史唯物史观范文第7篇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的呼唤。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的入侵，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步伐，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彻底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然而，封建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已无法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这个尖锐的问题。为了实现“救亡图存”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的真理。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海国图志》的作者，近代中国著名爱国思想家之一，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图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如果说“悉夷”、“师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则是目的，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还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①] 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国图志》论述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这部被称作是“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内忧外患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1898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进化论》一书出版，该书系统阐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国思想界深受震动。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变法图强的新的思想武器。

进化论作为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样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成为当时新的史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它的出现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 “一治一乱”等封建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 ，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他认为“史界革命”的意义远超出学术本身，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学是社会的折射，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启超对封建循环史观和进化史观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循环是“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而“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②]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多次阐释其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 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③] 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④]

进化论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联系。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武昌起义帝制，积极捍卫共和制度，为改造旧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政治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宝贵遗产。应该指出的是，社会进化论不仅是孙中山历史哲学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他的整个政治思想的基础。他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孙中山将达尔文进化思想与其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时，突破了生物进化论和一般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局限。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分成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三个阶段。他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由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但又反对人类社会的进化照搬动物的进化过程。因此在人类进化时期，应当用 “仁义道德”代替“弱肉强食”，用“互助”、“仁爱”代替“竞争”、“杀戮”，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种族压迫和仇视，实现“天下为公”的美好理想。[⑤]二

早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即开始传入中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时，王韬和张宗良撰写《普法战纪》，记述了巴黎无产者的伟大斗争。20世纪初,留日学生马君武、朱执信等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德意志革命家小传》等著者中，评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有影响的社会潮流，这是和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产生着更加重要的影响。正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核心，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之一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已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⑥]

1920年秋，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强调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先进世界观的指导，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革命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之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是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历史学家，而且是自觉投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战士。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历史学研究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史学思想和一部部精品力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财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它涉及到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学说，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彻底粉碎了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锻炼和考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没有新中国。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三

以上简略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成了过眼烟云，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史学自身发展所离不开的时代的需求，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选择。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魏源、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 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别人的选择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以至整个民族的选择。梁启超等顺应历史大势倡导新史学。这样，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并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样，、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当时对唯物史观的选择，虽是少数人的个别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前进方向。尽管最初这种选择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但却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所以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少数先进分子的选择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社会思潮，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他的发展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同步的。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反映社会要求的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那种脱离历史学和社会发展实际，凭一时的冲动和激情，动辄就宣布有了什么“创新”，或想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体系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成为不断前进的动因。“”结束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科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人们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冲破了极“左”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 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不加分析地将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统统接受过来，对精华和糟粕不去区分，并企图以此来“改造”中国历史学，显然，这些既脱离中国史学传统与现实，又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种种主张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历史研究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在不断加强历史学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即使是对“古老的过去”的历史研究，也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只有从中国史学和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认识功能。这样，历史学不仅在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在这过程中，自身也将不断完善，在社会和学术的实践中得到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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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源：《海国图志·俄罗斯国总记》。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

[③]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六十》；《自由书· 成败》，《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二》。

[④]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

初中历史唯物史观范文第8篇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首先从唯物史观开始

中国人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1898年夏上海出版的《泰西民志》一书，这是从英国人克卡朴着的《社会主义史》翻译过来的。次年2月和4月，《万国公报》上发表了两篇译文，也提到马克思。在这些资料中，介绍都非常简单，只能由此了解到马克思是西方社会主义一个派别的首领这样简单的信息。至于关于马克思主义内容的介绍，还是在20世纪初开始的。最早提及唯物史观内容的是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书中说，马克思的学说“以讲究经济上之原则，而认真理与正理”，这显然有点唯物史观的意思。1903年2月16日出版的《译书汇编》中，刊有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文中说：“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同年，中国达识译社翻译的日本学者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出版。书中介绍了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观点：“有史以来，不问何处何时，一切社会之所以组织者，必以经济的生产及交换之方法为根底。即如其时代之政治及历史，要亦不能外此而得解释”。这些片鳞半爪的介绍，虽然很简单，但毕竟说明对唯物史观已引起了一定的重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1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掀起了传播的热潮。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唯物史观成为被首先介绍的内容。1919年5月5日至8日，《晨报》副刊“觉悟”连载了由渊泉翻译的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第一次比较全面介绍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此后，该副刊还发表了《马氏唯物史观概要》、《马氏唯物史观批评》等译自日本刊物上的文章。于1919年9月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随后，他又发表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文章，并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高等学校开设有关唯物史观的课程。不仅如此，还号召人们认真研究唯物史观，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1919年11月11日至12月4日，《广州中华新报》连载杨匏安的《马克斯主义》。文中说：“马氏以唯物的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李达在日本留学期间就着手翻译《唯物史观解说》，1921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1921年1月《新青年》第8卷第6号发表了李达的《马克思还原》，把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原理做了概括说明：“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同年8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发表了《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文。文中说：“我以为唯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我们因为这个要义底指示，在创造将来的历史上，得了三个教训：(一)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二)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三)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

前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于唯物史观达到了如下的认识：第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唯物史观可以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是共产党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哲学根据；第三，唯物史观可以被广泛运用于史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运用于考察中国的政治变迁、思想变动、文化更新。正是因为达到了这样的认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才把唯物史观的宣传和研究放在首位。在宣传和研究中，他们突破旧的进化论思维的制约，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以唯物史观为武器，投入新的战斗。

中国共产党深入传播唯物史观的历程及其成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深入传播唯物史观，取得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大成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传播唯物史观，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途径：第一，注重马克思主义原着的翻译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理论没有专门的着作，许多重要观点都贯穿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的着作中。所以，翻译他们的各种着作，对于传播唯物史观，就是非常重要的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1925年，上海书店出版了柯柏年翻译的《哥达纲领批判》，他还翻译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1929年，杨贤江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30年，上海江南书店出版了吴黎平翻译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938年，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出版。这些原着的翻译出版，为学习和研究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第二，开展意识形态领域斗争。1923年关于科学与玄学之争，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现代化等问题的论争，虽然都以学术争辩形式出现，但实际上却紧密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相关，许多观点的分歧不同程度地表现出马克思主义与反

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正是在这些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及进步的理论工作者深入研究和传播了唯物史观。如陈独秀在为上海亚东图书馆于1923年12月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写的序中说：“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何干之在1937年1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一书中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基本条件，这是历史唯物论的ABC。”第三，运用唯物史观解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在1924年5月1日发表的《这一周》一文中说：“应该细细的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逐步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并在实践上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具备了更加广泛传播的条件。这时期，唯物史观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着作，包括全集、选集、专题汇集、专题摘编。第二，出版、邓小平、及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着作，包括选集、文集、文选、专题汇集、专题摘编等。第三，出版研究专着，发表研究论文。如吴黎平与艾思奇合着的《唯物史观》(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雪永生着的《唯物史观形成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央党校课题组编写的《唯物史观新视野》(东方出版社1999年出版)，等等。第四，普及教育。在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一门受到高度重视的学科。第五，运用唯物史观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理论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许多新的理论问题提了出来，这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认识和解决。比如，怎样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改革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关系、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唯物史观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之，在社会主义时期，唯物史观的传播更加广泛而深入。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逐步解决了社会主义时期重大理论问题，并在实践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

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在唯物史观方面，思想、邓小平理论也都有重大发展。

“三个代表”与唯物史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初中历史唯物史观范文第9篇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首先从唯物史观开始

中国人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1898年夏上海出版的《泰西民志》一书，这是从英国人克卡朴着的《社会主义史》翻译过来的。次年2月和4月，《万国公报》上发表了两篇译文，也提到马克思。在这些资料中，介绍都非常简单，只能由此了解到马克思是西方社会主义一个派别的首领这样简单的信息。至于关于马克思主义内容的介绍，还是在20世纪初开始的。最早提及唯物史观内容的是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书中说，马克思的学说“以讲究经济上之原则，而认真理与正理”，这显然有点唯物史观的意思。1903年2月16日出版的《译书汇编》中，刊有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文中说：“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同年，中国达识译社翻译的日本学者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出版。书中介绍了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观点：“有史以来，不问何处何时，一切社会之所以组织者，必以经济的生产及交换之方法为根底。即如其时代之政治及历史，要亦不能外此而得解释”。这些片鳞半爪的介绍，虽然很简单，但毕竟说明对唯物史观已引起了一定的重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掀起了传播的热潮。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唯物史观成为被首先介绍的内容。1919年5月5日至8日，《晨报》副刊“觉悟”连载了由渊泉翻译的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第一次比较全面介绍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此后，该副刊还发表了《马氏唯物史观概要》、《马氏唯物史观批评》等译自日本刊物上的文章。李大钊于1919年9月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随后，他又发表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文章，并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高等学校开设有关唯物史观的课程。不仅如此，李大钊还号召人们认真研究唯物史观，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1919年11月11日至12月4日，《广州中华新报》连载杨匏安的《马克斯主义》。文中说：“马氏以唯物的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李达在日本留学期间就着手翻译《唯物史观解说》，1921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1921年1月《新青年》第8卷第6号发表了李达的《马克思还原》，把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原理做了概括说明：“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同年8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发表了《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文。文中说：“我以为唯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我们因为这个要义底指示，在创造将来的历史上，得了三个教训：(一)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二)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三)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

五四运动前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于唯物史观达到了如下的认识：第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唯物史观可以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是共产党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哲学根据；第三，唯物史观可以被广泛运用于史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运用于考察中国的政治变迁、思想变动、文化更新。正是因为达到了这样的认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才把唯物史观的宣传和研究放在首位。在宣传和研究中，他们突破旧的进化论思维的制约，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以唯物史观为武器，投入新的战斗。

中国共产党深入传播唯物史观的历程及其成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深入传播唯物史观，取得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大成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传播唯物史观，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途径：第一，注重马克思主义原着的翻译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理论没有专门的着作，许多重要观点都贯穿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的着作中。所以，翻译他们的各种着作，对于传播唯物史观，就是非常重要的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1925年，上海书店出版了柯柏年翻译的《哥达纲领批判》，他还翻译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1929年，杨贤江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30年，上海江南书店出版了吴黎平翻译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938年，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出版。这些原着的翻译出版，为学习和研究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第二，开展意识形态领域斗争。1923年关于科学与玄学之争，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现代化等问题的论争，虽然都以学术争辩形式出现，但实际上却紧密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相关，许多观点的分歧不同程度地表现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正是在这些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及进步的理论工作者深入研究和传播了唯物史观。如陈独秀在为上海亚东图书馆于1923年12月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写的序中说：“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何干之在1937年1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一书中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基本条件，这是历史唯物论的ABC。”第三，运用唯物史观解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李大钊在1924年5月1日发表的《这一周》一文中说：“应该细细的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逐步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并在实践上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具备了更加广泛传播的条件。这时期，唯物史观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着作，包括全集、选集、专题汇集、专题摘编。第二，出版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及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着作，包括选集、文集、文选、专题汇集、专题摘编等。第三，出版研究专着，发表研究论文。如吴黎平与艾思奇合着的《唯物史观》(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雪永生着的《唯物史观形成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央党校课题组编写的《唯物史观新视野》(东方出版社1999年出版)，等等。第四，普及教育。在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一门受到高度重视的学科。第五，运用唯物史观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理论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许多新的理论问题提了出来，这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认识和解决。比如，怎样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改革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关系、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唯物史观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之，在社会主义时期，唯物史观的传播更加广泛而深入。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逐步解决了社会主义时期重大理论问题，并在实践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在唯物史观方面，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也都有重大发展。

“三个代表”与唯物史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初中历史唯物史观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

一、马克思之前人们看待历史的观念

在马克思之前，人们都是用唯心史观看待历史的，唯心史观在社会历史理论中长期占统治地位。列宁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产生之前，所有思想家的观点都是唯心的。唯心史观是把社会现象及其发展的终极原因归结为精神因素的社会历史观。它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基本点出发，把人们的思想动机、杰出人物的主观意志或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否认社会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否认阶级斗争规律，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

唯心史观有着种种表现，大体可归结为两种理论形态：主张人的主观意志决定历史的主观唯心史观和主张某种神秘的精神实体决定历史的客观唯心史观。这两种形态的唯心史观实质相同，都坚持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都是用历史本身之外的因素解释历史。它们共同的基本主张是：颠倒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真实关系，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无视物质生产活动，抹煞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认为只有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等少数杰出人物才是历史的主宰，全部世界历史不过是英雄人物实现其思想、意志的过程，就是至高无上的意旨也只能“启示”他们并通过他们表达出来。

二、创立唯物史观的历程

（一）唯物史观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1. 《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是创立唯物史观的开始

在《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入分析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阐明了一系列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这在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中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马克思自觉地将哲学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合了起来，从针对“副本”的批判进到了针对“原本”的批判，即从对宗教、国家和法的批判进到了对市民社会（物质生活关系）的批判，形成了探索和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异化劳动理论，朝着发展历史一般规律方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其次，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由于深刻的揭示了劳动是人的本质，把社会历史看成是劳动异化和扬弃这种异化的历史，这就把生产劳动看成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此外，《手稿》通过异化劳动理论将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为科学的解释人的本质奠定了基础；还分析了生产实践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对异化劳动的研究，揭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根源，深化了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识。这些认识的产生极大地推动了唯物史观的形成。

2. 《神圣家族》中对唯心史观的批判推动了唯物史观的创立向前迈进一大步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首先揭露了思辨哲学的秘密，唯物辩证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针对鲍威尔等人的“自我意识”哲学，马克思认为思辨唯心主义的秘密就在于把概念独立化、实体化，即把本来是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一般当作独立存在的本质，并把它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创造者，而客观具体事物只是一般这个独立存在的本质的简单存在形式。接下来，马克思批判了青年黑格尔的唯心史观，揭示了物质生产在社会历史中的决定作用。针对鲍威尔等人把历史的发展归结为“自我意识”的唯心史观，马克思明确指出，不是观念决定历史，而是物质生产决定历史。最后，马克思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英雄史观，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鲍威尔等人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英雄反对群众，精神反对物质的历史。针对这种唯心史观，马克思不仅强调了物质利益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还特别强调了工人阶级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指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体，这是唯物史创立过程中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发展。

（二）唯物史观的创立

1.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实践的唯物主义，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实践的观点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首要的观点。在《提纲》中，马克思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深刻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科学的说明了人的社会本质，正确地阐述了社会实践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正是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马克思正确地解决了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及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进而阐明了时间在认识论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性意义。在《提纲》中，马克思揭露了一切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指出旧唯物主义既无法理解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更看不到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所以旧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者一样，将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看作是精神的作用，而不是客观的社会实践，从而在看待历史的问题上是唯心的。科学实践观的提出，为马克思全面创立和阐发新世界观，特别是新历史观找到了正确的立足点，因此，恩格斯将《提纲》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

2.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全面的阐发

《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指出费尔巴哈除了知道人们之间被理想化了的感情关系之外，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社会关系。并强调指出，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才是自己考察历史的出发点，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就需要衣、食、住及其它东西，因此物质生活本身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并由此阐明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接下来，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分工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他们指出，人类生产活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分工，分工不仅使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三者彼此之间的矛盾成为现实，而且导致了对人的强制行束缚。并指出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通过对分工范畴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说明了生产活动与分工的相互关系，正是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其他社会活动形式以及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并造成阶级对立。正是在分工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及其一般的发展规律，并由此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辨证运动规律：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状况，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又有着能动的反作用。这集中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辩证法，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遵循的最基本的规律。最后，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市民社会作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及其矛盾运动。至此，形成了完整的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唯物史观初步形式。

（三）唯物史观的具体阐述

1.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第一次对唯物史观作了公开的阐述

马克思将自己行将创立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完全建立在辨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确立了这种崭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客观的、运动变化着的社会生产关系，这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则，不仅是本质的理解社会历史本质的前提，也是一切具体学科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前提。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花了大量的篇幅精确的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原理，并以此取代了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分析，使唯物史观的表述更为精确与科学。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唯心史观，第一次使用了“生产关系”这一唯物史观的科学概念，进一步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规律。

2. 《共产党宣言》对唯物史观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了整个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的解答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发展趋势这一时代课题。他们指出，由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辩证法，人类历史上的任何社会形态的产生和消亡都有历史必然性，因此都具有暂时的性质，其根源就在于物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还深刻阐述了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出资本主义必然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这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客观经济规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把唯物史观的理论运用到革命的实践当中，并使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使唯物史观的表述更为系统和精辟。

参考文献

初中历史唯物史观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神圣家族》；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的创立，不但引起了哲学史的伟大变革，而且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但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天生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着两次重大思想转变，第一次转变是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转变，第二次转变是从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而后一转变较前一转变更为困难，也更具有决定意义。在对后一转变的研究中，我国理论界更多地关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意义，对在此之前（1844年）的《神圣家族》的意义关注不多，这可能同恩格斯的看法有关。恩格斯认为，《神圣家族》只是进行了“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事实上，《神圣家族》不只是进行了“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唯物史观的“天才萌芽”在《神圣家族》中已初露端倪，《神圣家族》是唯物史观的萌芽所在。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是在《神圣家族》萌芽的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的初步表述。

所谓萌芽，是指新生的但未成熟的事物，新的事物在仍持有旧事物外核的同时已在旧事物中显现出来。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过程中，“旧事物”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主义，“新事物”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笔者之所以认为《神圣家族》是唯物史观的萌芽所在。这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还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依然保留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痕迹，有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承认天赋的本质固有的天性；有时，他们还讲异化，强调物质的异化，强调群众自我异化的实际后果；他们还用人的本质异化论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在异化中，“有产阶级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是被满足的”，而无产阶级得到的则是“非人的生的存现实”；无产阶级反抗私有制是因为无产阶级所处的“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的“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使无产阶级“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马克思恩格斯还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现实的人道主义”、“真正的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继续高度评价费尔巴哈，但费尔巴哈的思想已不占主导地位，费尔巴哈的作用也被限制在批判和突破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方面。马克思在1867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神圣家族》时说：“我愉快而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观在给人造成一种非常滑稽的印象。”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外壳下，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观点在《神圣家族》中已显露出来。并且，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鲍威尔等人英雄史观的思想根源和认识论根源，阐发了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的一系列基本观点，科学地解决了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地位以及群众创造历史的途径和动力等问题。群众史观确立了唯物史观的物质基础，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主要有三个第一次，首先第一个第一次就是在这本书中第一次提出了生产方式的概念，揭示了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

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论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论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去改造自然，占有自然。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劳动是人与动物根本区别的标志，“整个社会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重要原理在《神圣家族》中得到了深化。布鲁诺・鲍威尔宣扬“历史的发源地”是“在天上的云雾中”，与此相反，马克思、恩格斯概括出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的重要思想，第一次提出生产方式的概念。布鲁诺・鲍威尔说：“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的思想是根本错误的。他们针锋相对地指出：真正的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就必须认识“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和布鲁诺鲍威尔的分歧，实质上还涉及到究竟什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布鲁诺・鲍威尔认为，人和历史所以存在，是为是真理达到自我意识，他宣扬自我意识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物质生产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发源地。实际上已经包含了生产方式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的思想。在这里，生产方式的概念虽然是笼统提出来的，它的内涵未完全揭示出来，但已明确地把生产方式作为认识历史时期的标志，作为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关键切入点。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他为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对生产力和交往方式的表述，构成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的思想准备了条件。

当然在《神圣家族》中还产生许多其他第一次萌芽的哲学概念。这需要我们去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挖掘。

参考文献

初中历史唯物史观范文第12篇

历史素养，即学生通过日常课堂教学和自主学习所获得的历史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以及价值观。换言之，所谓历史素养，就是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判断、评价历史问题，进而得出正确的结论或启示。2011年版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坚持用唯物史观阐释历史的发展与变化，使学生认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拓展国际视野，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一要求正体现了初中历史教学“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教师应坚持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素养为宗旨，积极引导学生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进行正确的考察，并帮助他们逐步学会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历史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属于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同时也是人类认识、改造社会的方法论，学术界通常也称之为唯物史观。

二、培养学生历史核心素养的途径

1.将培养学生历史素养作为初中历史课程的目标

在特定阶段，学生学习相关课程后所要达到的预期效果称之为课程目标。素养则是要求学生在一定教育经历后所必须拥有的基本素质和能力，着重解决的是“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教育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是对教育目标的另一种诠释。将培养学生素养作为初中历史课程的目标完全可以称为我国基础教育的一次质变。学生在历史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历史学科特征的思维品质和关键能力称之为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其属于历史基础知识、能力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表现，具体包括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理解、历史解释和历史价值观等内容。

2.从学生素养形成角度对历史教学行为和教学策略进行研究

从古至今，国内外关于学习的理论众多，尤其是西方，关于学习的理论流派非常之多，如我们所熟知且在实际教学中得到广泛应用的行为主义理论、认知学习理论、建构主义理论等。培养学生核心素养要求我们必须对学习理论加以研究，因此我们需从学生素养形成角度对初中历史教学行为和教学策略进行研究。相对于其它学科，历史较为独特，因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而具有极其丰富的教学内容。为了充分利用历史学科的这种优势并展开有效教学，教师除需具备较强的历史专业素养外，还需具备跨学科的知识。针对如何梳理历史的基本脉络与发展线索问题，我们可按照历史基本要素、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点、历史人物的活动规律、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历史进程的发展阶段及特征、历史问题的性质影响、人类文明的进步更迭等进行梳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需打破以往那种“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利用一定历史情境引导学生学会分析历史、思考历史与体验历史，进而通过细致考察与反复论证来感悟历史之美。

3.寻求有效检测学生历史学习质量的途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了“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这一要求的提出意味着教师要积极寻求有效z测学生历史学习质量的途径，以促进我国教育质量整体水平的提升，推进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真正落实和深入发展。寻求检测学生历史学习质量的途径，实质上就是学业质量标准的制定。目前学术界存在众多与学业质量标准相关且内涵与之交叉的基本概念，如教育标准、课程标准、学习机会标准、成就标准等。教师要以教学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学习评价为突破口，以学生达成历史学科素养为标准，综合发挥评价对学生历史学习中的检测、诊断、激励、引导及反馈作用。在以往的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更多精力在教什么、怎么教、有没有教的问题，“学生学会了什么”这一重要命题却被忽略了。因此，历史教师需严格遵循目标、教学与评价一致性的原则，并就作业设计、纸笔测试题命制以及多元化的学业评价标准的构建等问题进行深入地探讨，坚持以科学有效的学习评价促进学生的学习。

初中历史唯物史观范文第13篇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唯物史观；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A849.1；1)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6―00012―03

历史唯物主义，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即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并以“无产阶级解放”为初始动机或出发点，直接聚焦各个国家“现实中的共产主义”或“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如果人们忽视“唯物史观”那些“场外”的“动机”，无视唯物史观在具体形式上的民族化趋向，就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自觉地让它落入历史独断论窠臼或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命运。而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坚持了“历史”的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逻辑，大大推进了唯物史观的深化，在其具体形式方面“收获”了很多。

――对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新思路

深层次地看，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可归结为研究社会发展动力的科学。只是旧唯物主义把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动力视为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动力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问题上不仅坚持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历史的“动力的动力”，而且结合本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作了“深入的具体的研究”。

尽管唯物史观当年在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分析了“蛋糕不够大”的问题，但主要着眼于“蛋糕分割不公”即生产关系“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因此，马恩解决社会矛盾问题的基本范式是“阶级斗争”。“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社会主义世界在和平建设时期由于固守这个“经典”出现了“动力”长期严重不足的尴尬。邓小平理论超越这一“经典”，有针对性地提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主张通过体制改革解放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就在于采用现代市场经济形式为企业营造“把蛋糕做大”的活力与市场环境)，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通过教育(包括国民教育与非国民教育形式)培育富有潜力的、新的生产力，着眼于“把蛋糕做大”或者说扫清制约“做大蛋糕”的一切包括“蛋糕分割不公”在内的体制性与非体制，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解决社会矛盾问题的基本途径，从而有效地克服了社会主义世界“动力”长期不足的痼疾。这些对那个处理社会基本矛盾的“经典”作了力度不小的“调整”，是在基础理论层面对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新推进。若没有这种“调整”，让“动力”不足的痼疾继续蔓延下去，必将招致社会主义事业如西方政治家所断言的结局――“大失败”。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能否有效率，正是决定一种生产方式能否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而且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经济的高效率，社会主义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价值观，也会由于缺乏物质基础而成为镜花水月、空中楼阁”。

――对社会主义领导力量的新认识

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社会历史观领域必须作“归根到底”的理解，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所有的具体动力形式或可以替代社会主义社会其他动力形式。否则，就把这个天大的真理“抽象化”或“公式化”，徒有社会历史规律的“形式”而无社会历史规律的“内容”。实际上，这一“根本动力”真正发挥作用往往离不开具体的动力形式或具体的历史主体。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那么，由什么样的“人”去“活动”呢?当然不是一般人，而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或者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这种“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表现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根据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深化了这个具体的“主体”问题或“动力”问题，用政治学语言说，即所谓“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比如说，揭明了和平建设条件下“共产党”的角色转换问题(如从“革命”党转变为全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两个先锋队”)；紧扣党与人民或官与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强调“必须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正是从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历史逻辑”出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影响全民族的“先富”政策予以深刻“解读”：党提出这项政策首先是面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应该鼓励他们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作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则不能看到群众和基层党员中有人先富起来就坐不住了，就想自己也先富起来。

如此把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与“人心向背”问题联为一体，打通“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党的先进性”之间的“通衢”，进而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上升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这就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核心力量”问题的认识，用总书记的话说，即“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科学新判断

关于(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社会主义社会建成的时间长短问题，一直是社会主义历史观中的一个“棘手”问题。《共产党宣言》提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哥达纲领批判》具体地做出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要经过“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判断。列宁针对经济文化落后东方国家的特点具体指出这种“过渡时期”具有“漫长而复杂”性，认为“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他在《国家与革命》一书明确阐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问题”(详见《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199―200页)，在《论合作社》一文强调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没有从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 在20世纪60年代初意识到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然而，对像中国这类欠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究竟要创造哪些条件、经历多长时间的认识，我们长期处于“不完全清醒”状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通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追问”，一是提出了一个富有智慧又有分寸的理性词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历史”涵义给出了一个定性又定量的系统规定。相反，历史上的“新经济政策”、“新民主主义”论之所以未完成其理论“功能”而过早被废弃，就历史维度而言在于缺失这样一个“定性又定量”的系统规定。二是基于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起点与世界现代文明发展史的特点列出了建设、发展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时间表”：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这几乎给出了这个问题的“谜底”，为当代中国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过程中避免“欲速不达”或“揠苗助长”奠定了历史理性之基。

然而，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是没有冒现“脱离实际”、“急于求成”、“急于求快”的现象或情绪。科学发展观郑重提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这两个“没有变”，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智慧的坚执，而且是对某些忤逆或有意无意模糊这一历史智慧的“返祖”现象的一种郑重警告。

――对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的新发现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姓“资”姓“社”问题的尖锐争端，其显性指向是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的政治问题，而潜在的思维“背景”是持什么样的历史观标准，对我们确立、建设的社会主义(制度)作怎样的性质定位、价值评判。以往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结论是：搞社会主义就是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等。这的确是当年“显现”新型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的重要机制或“骨架”，反映了社会主义初创时期本质性特征，但并非社会主义之至“善”境界或终极目标，社会主义并非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竞争者”，而是它的“超越物”、“优胜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层次上的创新在于突破了原有历史观标准的“边界”，把人们从以往专注于社会主义的“理想”性、“纯洁”性拉向其现实性、实践性或价值性，达到了对社会主义历史趋势或本质的系统认识。比如说，邓小平理论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与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普遍成就，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从以往关于社会主义诸多特征、属性中明确地提炼出一个带“终极”性的层次即“社会主义的本质”。世纪之交以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上升到居于整个社会政治结构的“政治文明”层面；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拓展“社会主义”的视野，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置于整个宇宙物质系统内，把基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人身心之间的“社会和谐”境界纳人“社会主义本质”范畴，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简约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使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更加挨近“共产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为理性。因为马克思便把共产主义社会视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初中历史唯物史观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中图分类号：A12

文献标识码：A

从1845年秋到1846年5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编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这部著作包括两卷，在该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第1卷的第1章。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批判下，并对以往主流哲学进行了梳理，比较详细地阐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如今，我们在全党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时，应积极使用吸收重要思想。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 唯物史观创立的标志性著作

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是两大重要的基石，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而唯物史观的确立作为其哲学的基础，使社会主义走得越来越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了唯物史观这一新世界观，其实，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这一思想已初步形成，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

马克思在1844年5月底6月初到8月，编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指出，人的实践、创造的对象是世界，他最终把唯物主义原则与历史原则结合在一起，充分阐述了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更深层次的关系，并把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工人在此状态下的生存困境及其阶级特征揭示出来，甚至对无产阶级在历史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证。

马克思认为：“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马克思对工人的解放、人类的奴役制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尤其把工人阶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描述得淋漓尽致。同时，他认为：“社会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从奴役制中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别以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残留进行表述，而《手稿》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思想彻底展开了道路，而在《提纲》中，真正概括了唯物史观思想。就像恩格斯所说：“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是非常宝贵的。”《提纲》内容批判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充分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实践唯物主义观念，成为创立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1卷第1章中，充分论述了唯物史观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些“一般意见”，即对“个别代表人物进行专门批判之前”，这就说明在进行批判时，应本着自己的观点来了解和说明以后每一种批评意见。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新世界观进行正面阐述的重要文献，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1卷第1章，而唯物史观创立的标志性著作，即《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思想的诞生，深深影响着人类思想的发展。正如所说：“到了马克思，才把历史真正意义发明出来，我们可以从他的唯物史观的学说里看出。”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

1.历史观基本问题的科学概括：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对“德意志”的哲学体系进行了一定的批判，基于对人的基本社会意识的考察，基本解决了社会历史观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从德国人的立场上来分析，对于德国的玄想家们之间的吵闹，不论是基于施特劳斯，还是施蒂纳的言论，他们的基本理念都是。第二个方面，基于对每一个个体的社会意识的考察分析，以此确定每个个体的社会意识都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当人的意识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就会获取一定的独立性。在大自然的面前，人的社会意识是动物式的，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人的社会意识也是在逐渐变化的，并开始具备的一定的独立性。如果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之间出现了相互背离的情形，这就深陷到历史的唯心主义当中去了。

2.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的重要发现

奈ㄐ氖饭劭芍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人们在思想动机或精神力量的推动下，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唯物史观发现了社会历史最深处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把历史发展的四个要素进行了梳理，发现了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促进了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为了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需要从以下要素分析。

（1）生产维持自己生命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即吃、喝、住、穿及其他一些东西。

（2）为了满足新的需要所进行的再生产活动。

（3）人口生产。其往往表现为双重关系，即自然关系、社会关系等，具体指生命的生产：第一方面，通过劳动而得到自己生命的生产；第二方面，通过生育而得到他人生命的生产等。

（4）在人们之间存在的物质联系，也就是在生活、生产中所形成的每一种社会关系。而需要和生产方式往往决定了这种联系；对于这种联系，采取的形式越来越新，因而，显示出“历史”特征。在马克思、恩格斯对四个要素的梳理的基础上，使得物质资料的生产、 再生产、人自身的生产、社会关 系的形成联系在一起，揭示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生产力或者在人和人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同时，体现出双重关系，其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三、总结

社会上的一些关乎执政党的生存与灭亡的事情，都是和人类的生存有着密切联系的，执政党最大的敌人就是腐败，因此，作为共产党人，其主要的任务就是反腐败。因此，对于共产党人，不论其从事的是何种职业，都要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追求完美的同时，能够更好地为人类的共同富裕和幸福做事。

参考文献：

[1]关 园.论“现实的人”的含义及其意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的解读[J].决策探索，2015（12）.

[2]韩庆祥.哲学发展：“经典文本”与 “现实逻辑”――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J].哲学动态，2015（9）.

[3]张传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问题的思考――重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J]. 哲学动态，2010（2）.

[4]魏小萍.关于唯物史观理论的再认识――根据对《德意志意识形态》（MEGA2试行版）的重新解读[J].哲学研究，2009（3）.

初中历史唯物史观范文第15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逻辑起点；劳动；工具；人类起源；劳动异化；《资本论》

中图分类号：D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3）02-0005-04

一

探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历史起点，必须首先考察人类历史的起点。那么，人类历史究竟从哪里开始呢？这个问题的确是历史之谜。从《圣经》里的上帝创世说，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异化论，不能说没有进步，至少，黑格尔在对于自然界和社会的源头关系上的理解，有其积极的合理因素。但从根本上说是依然不科学的。

随着科学和人类思维进程的发展，才从根本上正确地揭示了从猿到人的进化方向，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发生论的高度上，科学地回答了人类历史的起源问题。但是，由于唯物史观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的理论环境和政治氛围下，主要着眼于唯物史观思想体系的创立，而没有像建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那样，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体系（思想体系与逻辑体系是不同的，人们对于这种区别往往并不注意），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像《资本论》阐述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那样，明确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的问题。然而，《资本论》“逻辑地表述”方法（“逻辑地表述”与“表述的逻辑”也是不同的，人们对此也往往不注意），确定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一般的方法理论原则却是普遍适用的。

根据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理论界有些人研究的结果认为，劳动是历史的起点，“劳动”范畴也就当然地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并从劳动出发，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结构，得出“劳动”范畴是“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的结论（以下称劳动起点论）。对于这个结论，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历史是社会的历史，社会是人类的社会，追溯历史的起点，实质上是追溯人类的起点，而要科学地揭示人类的起点，必须着力澄清下述几个问题：第一，人类提升的本质是什么？第二，历史的定指含义是什么？第三，真正人的劳动究竟从哪儿开始？

第一个问题是人类提升的本质。笔者基于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原著的学习，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在于外延扩大化意义上的“劳动”而在于怎样劳动，用什么劳动。如果人类不以自己特有的劳动方式和特有的劳动手段，而仅仅是和劳动那样运用自身的天然的生理器官去获取生存资料，那它就不可能从动物中提升出来，成为宇宙之花、万物之灵。史前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证明，在远古时代，类人猿基本上还是一种树上动物。后来分化为两支：一支发展为森林古猿和巨猿，现代大猩猩就属于这一类；另一支则沿着另一种方向发展，为了抵御猛兽的袭击和适应获取食物的活动（一般称作适应性劳动），他们便开始利用石块、木棒等自然物来弥补自身机体生理的天然器官的软弱与不足，这种活动的长期继续，又使他们开始直立行走，由此便进行到了从古猿到人的“过渡生物”的阶段，即“形成中的人”的阶段。这种“形成中的人”与古猿的活动方式并无本质区别。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语言开始形成，人类才从兽类脱离出来，劳动工具在自然——社会共生态中，是人与动物、社会与自然的界碑。当“形成中的人”使用石块、木棒和其他天然物的活物（这种活动可以叫做前人的适应性劳动）必然会发展到这样一种限度，这时，如果不完善被使用的工具，即如果不过渡到劳动工具，这种活动就不可能进一步提高。而一旦跨出了这一步，原先使用天然的劳动就变成了制造工具并使用这些工具从事活动的生物了。这种情况大约发生在200～250万年前。上述证明，人类提升的本质是“工具的使用和制造”，而不能笼而统之的归结为“劳动”。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历史定指的含义问题。笔者结合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原著的学习，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历史，是定指真正的人类的历史，不能包括非人的历史。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以人类社会的普遍本质与一般规律为对象的。在古猿进化为真正的人类之前，无论怎样讲都是“非人”，这种“非人群”还不是氏族或社会，它仍然是自然界尚未分化的一部分，只具有生物的自然本质，它所恪守的是自然规律，而不具有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所以，它不在历史唯物主义特定对象范围内。

第三个问题，即真正的人的劳动究竟从哪儿开始的问题。劳动起点论认为，劳动所以成为历史的起点，因为劳动是人的起点；而劳动所以成为人的起点，是因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样一来，实际上就陷入了一个循环论证：什么是劳动？劳动是人改造自然的自觉的活动；人从哪儿来？人从劳动中来。这种结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劳动，即真正的人的劳动究竟从哪儿开始呢？从“形成中的人”的活动特点来看，他们主要是凭借自身生理的天然器官，偶尔也使用石块、木棒等天然“工具”，觅取天然的食物，它们在自然界中，完全受着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规律的支配。在他们未知使用石器以前，这些“构木为台”、“错木作穴”和“掘穴”的工作，都是无法实现的，充其可能，也只能是“构木为巢”，所以，正在形成中的人的这种过渡生物的劳动，还不是真正的劳动。在考察真正的人的劳动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制造工具的活动起初必定具有动物的反射形式。这种活动，就其性质而言，不会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自觉活动，而是一种反射性活动，并且是在纯粹生物学联合体的范围内实现的。因此，最初制造工具的生物不是人，而是动物。

上述引证说明，最初制造工具的生物的活动不是“劳动”，所以，认为“劳动先于工具存在”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其实，马克思对此早有论述。他曾明确地指出，真正的劳动不是开始于石制工具之前，而“只是有了用于新产品的最初的产品——哪怕只是一块击杀动物的石头——之后，真正的劳动过程才开始”。[1]马克思的这段话，阐述了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即正在形成中的人运用天然“工具”，例如一块天然的石块击打另外一块天然石头，使之成为一块比天然石块好用一些的石器的活动或行为，还不能称为劳动，只是在有了这“最初的产品”——石器之后，并且再运用这最初的工具作用于自然对象，改变自然物质的存在形态，创造出某种使用价值，实现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才是人类的真正劳动。

换句话说，在最初的“反射性”活动所“制造”的“工具”未投入“新生产”之前，人的劳动是不存在的，只有把这“最初的”工具投入“新生产”时，真正人的劳动才开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没有工具，人就不能从一般动物中提升出来，没有人的劳动，也就不可能有历史。从终极意义上说，工具不仅是人所以为人的起点，也不仅是人类劳动的起点，同时，也是历史的起点。根据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什么呢？其道理是不言而喻的。

二

作为逻辑起点的范畴，不仅应与历史的起点相统一，而且它本身还必须是以后历史展开过程一切矛盾胚芽的潜在孕含体，即在这个抽象的范畴中，孕含着特定对象尚未展开的内在矛盾的全部丰富性。劳动起点论认为，“劳动”范畴孕含着历史过程一切矛盾的胚芽，故以劳动为起点，构想了劳动对象化——劳动分化——劳动异化——劳动社会化——劳动自主化这样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骨架”。本作者认为，以人类劳动的发展为主导线索，来分析历史发展的逻辑，描述人类社会演进的“轨迹”自然不乏睿智，但仔细想来，不觉又发生了这样的矛盾，即：如果说这“劳动”包含了“前人”——“形成中的人”——猿的活动，那么劳动范畴的外延便被扩大到人类历史之外，这种外延扩大化了的“劳动”范畴使人的劳动和动物的活动失去了界限；如果说这“劳动”是定指人的活动那么它似乎又不及“生产”范畴涵盖得那样宽泛。比如：生产范畴涵盖了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人类自身的生产——人口的生产；而劳动范畴仅涵盖了体力劳动、脑力劳动，或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但人类自身的繁衍行为很难说是一种什么劳动。退一步说，即使劳动范畴涵盖了生产范畴的全部内容，那又有什么必要非用劳动范畴取代生产范畴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2]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范畴与生产范畴并无本质区别。如果说生产范畴不能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那么同样，劳动范畴也不能作为这样的起点。我们知道，《资本论》所以把商品范畴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因为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丰富性都包含生产者之间发生联系的实在的商品形式。由此可以认为孕含社会一切矛盾胚芽的范畴“生产”，也不是“劳动”，而只有工具范畴这一实在形式才孕含了历史发生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因为只有工具范畴才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矛盾的交汇点。

第一，工具范畴包含了人与自然矛盾的胚芽。在自然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自从有了工具，人类便从动物中提升出来，使“人”成为人，使“人群”成为社会。至此，物质世界便发生了亘古未有的裂变——一方面是人类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另一方面，是主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这裂变了的世界和裂变了的世界矛盾体系中，是工具首先把人同自然界区别开来，对立起来；同时也是工具把人与自然界联系起来，统一起来，形成了人——工具——自然界这样一个两对矛盾三个环节的动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作为人与自然界的中介工具有着内在的二重属性，一方面它是自然力量的人化，客体力量的主体化；另一方面，它具有了标定人与自然矛盾性质的功能，这是其他任何范畴所不能代替的。换句话说，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分裂，另一方面则是能动的主体对于这种分裂的征服。而这种征服，主体又必须凭借一定手段，因为人总是通过外物手段和他自身相联系，这种手段集中地表现为工具。工具确定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界限，工具又不断地打破这种界限，确立新的界限，这种界限是历史标定的，历史打破的，又是客观存在的，消除了这种界限，人类便被湮没在自然中。正因为工具具有这些功能，所以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3]在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运作中，工具不但孕含着物质生产矛盾展开的胚芽，作为精神生产的特殊工具，也孕含着精神生产矛盾展开的胚芽。正因如此，理论家们就把劳动范畴作为“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钥匙”也是一种工具。上述说明，在工具背后，隐藏着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矛盾。

第二，工具范畴还孕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胚芽。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经济的关系，社会关系中的其他方面——政治关系、思想关系，从根本上说都决定于经济关系。而在经济关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人们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以及对它的占有关系。在生产资料中，要使之转化为现实的衣食资料，原始人类只能依赖于劳动工具这一中介手段；另外，原始人类处在凶禽猛兽的包围中，人们只有依靠武器（特殊工具）才能战胜他们，以维持自己的生存。这时，人们的价值观念仅仅是“工具——生存”观念。私有制产生之后，“工具——生存”观念被“工具——财产”观念所取代。人们意识到“要强迫人们去从事任何形式的奴隶劳役，那就必须设想这一强迫者掌握了劳动资料，他只有借助这些资料才能使用被奴役者”。[4]创造财富，这种“工具——财产”观念，在奴隶占有制时代，被强化到了这样的程度：奴隶主为了占有财富，不仅占有了无声工具（无生命的工具），也占有了发声的工人（牲畜），而且，就连奴隶也是当作工具——会说话的工具被占有的，占有奴隶的多寡，成为奴隶主富有程度的标志。到了封建制时代，农民（农奴）形式上占有一定的劳动资料，但实际上，封建主对于劳动资料的占有是通过对农奴或农民的半占有这种曲折的方式实现的，农民不过是自动的“牛马”。当然，随着社会形态的完善，人们的财产观念也逐渐由劳动资料扩大为生产资料。这时，封建主一方面通过农民半占有这种曲折方式占有劳动资料；另一方面，则通过占有劳动对象（主要是土地）来占有劳动者及其劳动资料。到了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时代，劳动者成为一无所有的“自由人”，但是劳动者一旦进入生产过程，资本对他们的奴役便表现为机器和工具上。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的主人，也是因为实现了劳动群众对于劳动资料的直接占有和结合。通观历史不难看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包括阶级关系的变化，是以人与劳动工具关系的变化为转移的，所以，我们要考察历史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像《资本论》通过商品透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样，首先应当考察以不同性质的生产工具为标志的不同的经济时期中，人们同生产工具的结合方式和占有方式，通过考察劳动工具的性质、功能、系统结构对于人们相互关系的决定与制约作用，透视人们之间的关系，严格说来，生产、分配、消费、流通，乃至分工、协作，都是以生产工具为轴心而逐渐展开的。总的说来，人类文明的根本标志，不是劳动，而是工具。工具才是人类文明的尺度。所以我们说，在工具的背后，隐藏着人与人关系全部矛盾的胚芽。上述特征表明，工具是历史整体关系中最基本的范畴，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初的前提与基础。由此证明，只有工具范畴，它才能够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0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