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监管的必要性范文

保险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1篇

一、依法是保险监管的灵魂

保险业的依法监管是指保险监管部门必须依照有关法律或行政法规实施保险监管行为。保险监管作为行政行为之一种，其依法性体现着现代法治行政的理念。保险监管是政府在商业保险领域的行政行为，必须体现出现代行政的法治理念，而依法应成为保险监管的灵魂。保险监管工作人员应树立有限政府与有限权力的观念，培养监管即服务的思想，摒弃那些监管部门是保险市场主体上级领导机关的陈腐等级思想，以法律至上、依法行政的全新法治理念来指导保险监管工作的各个环节，从而使我国保险监管工作渗透着清新向上的现代法治思想，树立起保险监管部门权威、高效、服务的崭新形象。

伴随我国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保险监管工作也不断得到完善和加强。我国保险管理体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五十年代，我国保险管理体制是属典型的“财政型”，即“财政管保险”。到了

八、九十年代，保险管理体制演变为“金融型”，即“银行管保险”。从实践看，这两种保险管理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与保险业迅猛发展的趋势相比，仍显得难以适应。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政府开始全面推进金融体系的现代化改革，重点完善了金融监管体系，1998年，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是我国保险监管体制的重大改革，标志着我国保险监管机制将得到进一步完善，从而形成由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三大专业监管机构组成的监管组织体系。

（一）依法监管体现为保险监管职权法定

我国保险监管部门作为行政主体之一种，其职责、权力由法律授予。《保险法》第九条规定：“国务院保险监管机构依照本法负责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保险法》第五章对“保险业的监督管理”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规定。这是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直接职权的来源。同时，国务院在《关于成立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通知》（国发[1998]37号）中也根据《保险法》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对中国保监会的性质、任务、内设机构与人员编制进行了规定，这可以视为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职权的间接来源。

保险监管部门职权法定有两层含义：一是保险监管行政行为不得超越职权。凡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未明确授予的职权，保险监管部门不能行使；凡保险监管部门得以行使的职权必须于法律、法规有据。也就是说，保险监管部门超越法定范围行使职权的行为是无效的行政行为，自始至终不产生法律效力。二是保险监管部门必须全面、尽责地履行其职权，不能遗漏或疏忽其法定职权而不为应为的行政行为，即行政不作为。如果保险监管部门疏漏或未能尽职尽责，这将会违背其职权设定目的，于法治国家的宗旨背道而驰。

（二）依法监管意味着保险监管部门行政立法行为要依法进行

保险监管部门的行政行为不仅包括具体行政行为，也包括行政立法等抽象行政行为。只有有法可依才谈得上依法监管，故保险监管部门的行政立法（行政规章）行为对于监管工作十分重要。权力机关的立法主要是制定基准性规范，如《保险法》；而保险监管部门的立法则主要是制定从属性、执行性规范。基准性规范的数量不可能很多，而保险监管部门面临的却是纷繁复杂的保险活动，其监管行为必须有具体规则可循，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监管行为的任意性。依法监管要求保险监管部门的行政立法行为必须依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进行。以保险监管部门行政立法为主要内容的保险监管抽象行政行为必须以法律行政法规为依据，这是依法监管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依法监管要求控制保险监管部门的自由裁量权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保险业务日益复杂，保险法律无论如何完备、严密，也不能做到对所有监管行为的范围、幅度、方式等作出全方位的规定，同时为适应新情况和灵活作出适宜的处理，法律需要赋予监管部门以适量的自由裁量权。

《保险法》第七章《法律责任》中随处可见有关罚款数额的规定，如“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对保险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等条款即为典型的自由裁量条款。虽然可以通过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进一步细化自由裁量权范围，但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不仅是现实的，也是必要的。自由裁量权容易被滥用，这将导致保险监管偏离法治轨道而失去其应然意义。因此，依法监管同样被赋予了控制自由裁量权的内涵。

其控制的渠道有三：一是对保险监管行为目的、原则等进行阐述的宏观条款，如《保险法》第4、5条等，此条款构成了对自由裁量权的“软控制”，监管工作人员通过对它们的理解和运用，可以很好地把握保险监管行为的目的，有效、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二是通过有效的法律程序进行对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三是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来纠正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依法监管要求保险监管部门正视权力的运用，合法、合理、合情运用法律所赋予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应坦然面对行政相对人即被监管对象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保险监管的法治特色。

（四）依法监管要求对保险监管行为的违法、侵权后果进行依法救济

如果保险监管行为超越职权行使，或者违反法定程序或法定实体规则，而导致被监管对象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应按过错责任原则承担法律责任；如果对监管对象财产权、人身权构成损害，还应依法进行国家行政赔偿。这种侵权责任的承担，不仅是《国家赔偿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更是依法监管所体现的应有内涵。

（五）强化保险监管制度建设

在监管制度建设方面，早在1985年，我国就颁布了《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这一条例第一次明确地从法律上确立了我国保险市场应采取多元化模式，否定了垄断经营模式，从而掀开了我国保险业的新篇章。1995年10月，我国正式颁布实施《保险法》，从而使我国保险业走上法制化的轨道。近年来，我国还先后出台了《保险公司管理规定》，制定了《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人身保险产品备案管理暂行办法》、《财产保险条款费率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监管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为促进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加强保险监管必须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管理主体是什么，即谁来管；二是监管目标要明确，即管什么；三是用什么手段去监管，即如何管。现在，第一个问题已经明确，而明确监管目标则成为监管活动中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对此，《保险法》在第一条明确指出：《保险法》旨在“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维护投保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我国保险监管的最终目标应当是：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在明确监管最终目标的前提下，结合保险业发展不同时期所具有的特点，有必要将监管目标具体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在当前，我国保险业发展初期市场主体不健全、保险法制不健全、保险企业无序竞争的情况下，保险监管在未来一段时间（三到五年内）的主要目标是：加快培育保险市场，增加市场经营主体，建立一个市场主体形式多样、地区分布合理、市场要素完善的以民族保险业为主导的具有开放性的保险市场体系。从中长期目标来看，保险监管的目标应该是：维护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保险公司的稳健性。

树立明确的监管目标。保险监管体系的建立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考虑诸多方面因素，并要求在各子系统间建立合理分工和彼此联系，监管目标的不明确，监管思路的不清晰，会导致监管工作的自相矛盾和不知所措。明确的监管目标对我国保险监管的整体思路和工作重点起到指引性和方向性作用，可以避免出现监管政策的不明确和摇摆等现象。保监会自身要树立明确的监管目标，要不断适应新情况、新形势，进行监管创新，转变监管观念，改进监管方式，完善监管手段，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保险业发展实际的监管模式。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保险监管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培育和发展民族保险业。因此，我国的保险监管机关应积极加快市场培育、人才培养和竞争规则完善等方面的基础建设。对新公司应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对于偿付能力强、经营规范的公司，可以加快其分支机构设立的速度；同时，保险监管部门还应加强跨行业合作和国际交流，尽快培养出一批业务精通、素质优良、能够驾驭21世纪竞争格局的企业家、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此外，保险监管部门还应进一步建立起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市场规则，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为了达到保险监管的目标，当前，我国保险监管工作应重点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进一步完善和健全保险监管体制，由于我国保险市场微观主体目前普遍素质较低，特别是一些基层保险市场还普遍存在竞争混乱、行为不规范等现象，而现行的监管体制只设到省一级，显然难以适应。因此，可以考虑适当下伸监管机构，确保不出现监管“真空”；二是加快制度建设，完善保险法律体系，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逐步形成“依法经营、依法监管”的良性机制，使我国的保险市场驶入法制化的轨道；三是扩大保险市场开放程度，循序渐进地引进国外保险机构和保险资本，同时，加强保险业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国外先进的保险技术和人才，促进民族保险业的发展；四是推进保险公司体制改革，逐步对保险公司的资产进行重组，加快保险公司上市的步伐。同时，加强民族保险业的发展，在增加市场主体数量的同时，加快保险基金的积累，增强其偿付能力和承保能力；五是加快地方性保险行业同业公会的建设，充分发挥其自我监督、自我规范的自律作用，将部分监管职能转交给行业协会，为保险监管模式的过渡创造条件。

二、健全和完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加强依法行政

新《保险法》已于2003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但新《保险法》对很多至关重要的问题例如责任准备金的提取，资金的运用方式、费率的审批范围都未做具体的规定，而把空白留给了保险监督管理部门。保险业的改革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保险监管部门在其中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新修订的保险法、《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的颁布实施,保险行业的监管框架已初具规模。加强保险监管、促进行业发展已初具基础性条件。

对此,新修订的保险法中有许多地方体现了加强监管的目的。比如,突出了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明确要求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实施监控,建立健全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要求保险公司必须聘用保险监管机构批准的精算专业人员,建立精算报告制度；授权保险监管机构制定更加完善的保险责任准备金的提取和结转办法；要求保险公司不得提供虚假的财务和业务报告等。又如,增加了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在金融机构存款的查询权,强化了监管机构的监管检查手段。另外,还增加了对保险违法行为处罚的措施,加大了惩治力度等。

在完善法律、法规的同时,保险监管部门还逐步加快了技术层面的工作,比如保险监管系统的信息化建设、监管人员的充实、监管观念的创新等。

虽然我国保险行业监管框架已初步形成,但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有许多地方需要尽快完善。为此,随着保险监管部门明确了职能定位,监会要贯彻制定新的《保险法》的指导思想，健全和完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把新《保险法》中尚未细化的部分做出具体的规定，加强依法行政。一是要尽快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和配套规章制度，包括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保险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的起草工作，争取早日出台；加紧修改《保险公司管理规定》；根据新的《保险法》的要求，制订《保险条款费率管理办法》、《再保险管理规定》、《保险责任准备金提取和结转办法》、《保险保障基金管理使用办法》等。二是要以新的《保险法》为执法依据，依法行政，加强和改善保险监管，继续整顿和规范保险市场秩序，保障被保险人利益，促进保险业的改革和发展。

为此,监管部门当进一步加快制度建设,以适应当前国内和国际经济发展和保险行业发展的形势。而相关的制度建设,将有助于我国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

(一)保险监管行为必须依照法定的实体规则进行

保险监管的主要内容涉及保险业的方方面面，主要包括保险组织监管，即对保险业组织形式、中介机构、资本金额、保险经营人员资格、保险企业市场退出等方面的监管；保险经营监管，即业务经营范围、保险条款费率、经营行为等方面的监管；保险财务监管，即准备金财务核算、资金运用等的监管；另外，还有偿付能力监管等。对上述各方面的监管行为的作出必须依照法定的实体规则，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如果对某一项监管内容没有规章层级以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该项监管内容便不能为合法的监管行政行为。同时，因为我国保险监管体制是中央垂直领导，中国保监会在全国设派出机构，统一监管保险市场，故依法监管所依之“法”不包括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规章。依法监管的实体依法内涵对我国保险行政立法提出了迫切要求。目前，我国保险监管工作中尚存在很多法律、法规、规章空白，亟待加大行政立法力度，切实解决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

(二)保险监管行为必须依照法律程序进行

法律程序，顾名思义，是指法律调整或法律规定的程序。程序是法律制度的核心，是法律的关键，没有程序就意味着法律不会存在。作为行政行为有机组成部分的保险监管，其依法性自然应遵循程序性法律规则，这甚至可以看作监管所追求的实体规则效果的必经之路。虽然我国尚未出台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但在保险监管尤其是行政处罚过程中，中国保监会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要求，制定了统一的《现场检查通知书》、《现场检查事实笔录》、《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听证权利告知书》等程序性行政法律文书，各保监办严格执行这些程序性规定，使保险监管呈现出现代法治行政的浓厚色彩。当然，在保险机构、高管人员、险种费率条款等的监管过程中，程序化监管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三、借鉴国际保险监管的有益经验，促进我国保险的依法监管

（一）加强国际保险监管的研究与合作

研究国际保险监管的发展对健全适合我国的保险监管模式，进而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不仅要研究国际保险监管的手段和现象，更要研究其出现的原因和条件，才能真正学以致用。此外，金融全球化形势下市场变化加快，传统准则可能失灵，市场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使风险在国家和地区间相互转移的可能性存在，因此，加强监管的国际合作和协调日显重要。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既要从国情出发实行监管，更要融入这一合作当中。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告诫我们，金融全球化的倡导者虽然也面临金融资本安全的巨大压力，但最终承担损失的却是开放中的发展中国家。

（二）推动有利于中资公司提高竞争力的产业政策

我国保费收入仅占世界保费收入的0．6％左右，国际保险监管的趋势表明，发达国家的政策就是提高本国公司的竞争力，从而开拓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因此，面对加入WTO后严峻的竞争形势，研究并制定有利于中资公司的产业政策势在必行，除减轻税赋外，迫切需要解决的是：①扩大中资公司的规模；②提高中资公司的投资效益；③提高中资公司的技术能力和信息化程度。

（三）加强法制化建设

保险监管法制化是发达国家保险监管的共同特点，包括完善的立法和有力的执法。在我国，一方面现存的法律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的发展和开放的形势，迫切需要修改《保险法》的有关内容，制定再保险管理规定、偿付能力具体标准、保险资产评估准则和财务资料公开办法等等。另一方面，要彻底改变目前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的不规范市场状况，必须建立一支高效的执法队伍。可以借鉴国外的双重监管模式和国内央行的行政体制，建立各司其职的保险监管体系，充实人员，引进国外的人才使用和培训机制，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保险监管队伍。

（四）加强保险业监管的国内和国际合作

保险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2篇

保险监管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趋势下，保险市场国际化、保险风险国际化、保险业务国际化和保险机构国际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各国保险监管機构正在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协作，在更广的范围内履行保护保单持有人利益，有效防范保险风险的跨国传播，促进全球保险业稳健发展。在保险监管国际化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的背景和形势下，中国的保险监管也必须顺应形势，在监管制度、规则、标准等方面逐步与国际接轨。由于中国的保险监管历史较短，实务中有许多问题尚处于探索之中。特别是在新形势下，中国过去的保险监管在理念、目标、思路以及监管实践等方面还存在与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环境不适应甚至冲突的地方。中国的保险监管应当放开眼界，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一切成熟和成功的保险监管制度和保险监管经验。其中，建立国际化的保险监管框架是必需和必要的。

一、建立治理结构、制约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健全的监管环境

要想取得良好的制度管理，必须要求保险公司制定适当的经营战略，建立一支有能力、负责任的管理队伍。应当鼓励保险公司建立一种能够加强利益相关者监督作用的所有翻结构。为了加强对管理成效的监督，限制不良动机，避免外界对保险机构商业活动的干预，应当在良好的财务状况基础之上，建立股权多元化的保险机构。保险机构应当具备良好的制度管理，制定内容广泛的内部控制和决策程序，由经验丰富的人员实施，由管理部门进行监督。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即使是能力很强的管理部门也难免犯错误，因此，有效的风险管理非常重要，保险机构应当具备衡量、监督和控制不同风险的有效手段和措施。市场化的改革有利于促使保险机构增强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提高市场效率，有利于更好地保持供需平衡，以合理价格提高服务质量。在加强谨慎监管的前提下，应当逐步取消不必要的限制，创造保险市场开展广泛开放的竞争氛围，允许业绩较好的保险机构展示他们优势，应当继续推进对外开放政策，严格履行人世承诺，积极引进外国保险机构，逐步丰富中国保险市场。

二、建立符合国际规则的审慎监管规章框架体系

通过保险监管法律、规章和标准的推行，使市场参与者确信，保险市场的规则和作法是可靠的，进而增加市场的透明度和参与者的信心。应当经常检查和改进保险立法工作，以便适应新的市场情况。由于中国的保险监管正处于新旧体制和观念交替参杂的特殊阶段，因此在制定适合市场环境的法律制度方面，也面临着特殊的挑战。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的保险监管法规虽然从内容上讲，在很多方面已经基本符合保险监管核心原则的评估标准，但是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清晰的保险监管法律和监管规章体系框架。特别是我们的监管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纷繁杂乱，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之间缺乏钩稽关系，不能明确反映出立法者所遵循的监管理念和逻辑。一个非常重要的缺陷是没有审慎监管的概念，应当参照《保险监管核心原则》的要求，对现行纷繁杂乱的监管规章和各种规范性文件进行彻底清理、归类、调整和归并，给经营者和监管者一个清晰的线索，以便大家能够很容易地了解和掌握。尽快建立一个适合我国保险业经营与监管需要、符合国际惯例、比较完备的保险监管法律、规章体系，使我国的保险经营和监管活动完全纳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法制化轨道。

三、建立符合国际规则的保险监管会计、审计和精算制度

为了能让投资者、消费者、经营管理人员和其它一些对保险公司拥有实际或潜在利益的有关各方对公司的运营效率作出合理的评价，并对其未来前景作出理性预测，就应当向他们提供所必需的信息。在这个方面，会计制度发挥着主要作用。能够反映保险业特殊性的保险会计制度，是实施有效监管的基本条件，是保险机构内部管理的有效手段，对其它有关各方而言，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事实上，只有当拥有了实施法规所必需的有效信息的时候，保险法规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如何确保能够获得保险机构的可靠信息，是中国保险监管机构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因为如果缺乏这种获取可靠信息的机制，就很难及时发现保险隐藏的财务问题，一旦到了恶化的地步，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会计制度和相关规定应该适用于所有的保险机构，并且与国际认可的会计标准保持一致。会计核算应当能够真实反映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准确披露公司的经营业绩，为此应当对每个会计项目进行明确的界定，而且还要阐明准确的评估方法。

为确保保险机构遵守会计制度和有关规定，遵守内部控制程序，应当建立有效的外部、内部审计和保险精算制度。要充分发挥保险机构内审部门和精算师的作用，从制度上保证内审和精算工作的独立性和超脱性。应当建立健全保险机构审慎会计制度、外部审计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研究建立符合保险业特点的审慎会计制度。保险机构必须聘请符合资质要求的专业会计、审计机构，对其报送监管机构和对公众披露的报表资料公允性进行独立审计。

四、建立现代化的保险数据库和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

掌握可靠的基本数据资料对保险经营和监管都是至关重要的。保险费率是在大数定律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损失频率、损失严重程度和死亡率等大量可靠的保单数据，是确定保险费率、维持偿付能力和市场稳定的重要条件。目前中国的保险机构以往的保险单数量还不足以使其建立可靠的数据库，甚至尚未建立有效的数据收集系统。因此，应当鼓励承保人通过相互合作，共同收集数据。中国保监会应当适应保险业信息化发展趋势，加快监管数据库和非现场监管基础建设，加大硬件配备和软件开发力度，尽早将监管工作由手工操作转变到充分利用计算机等现代化信息手段上来，切实提高监管效率。逐步提高披露这些信息的标准、质量、及时性和相关性，这对消费者能够从适当的保险机构选择适当的产品是非常必要的。最重要的信息主要涉及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保险产品的性质以及相关保险中介机构的情况。应当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逐步提高保险产品和保险机构经营状况的透明度，为社会公众选择保险产品和保险公司提供真实可靠的参考信息，保障保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要进一步完善投诉制度，强化社会公众监督。

五、建立灵敏的风险预警系统

应当在完善保险风险监管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和先进做法，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保险风险评价和预警系统。利用现代化的非现场监管手段和保险风险评价和预警系统，对中资和外资、国有和股份制保险公司实行统一和持续的风险监管。根据监测和分析结果，及时发出预警信号，采取纠正措施。在非现场监管基础上，建立对保险机构的监管分类评级制度，对违法违规问题突出、内部管理松弛、风险状况严重的保险机构，耍给予密切关注，加大现场监管频率和查处力度。要针对产险和寿险、中资和外资、国有和股份制以及不同规模保险机构的特点，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保险风险处置办法。建立切实可行的兼并、收购、破产等市场退出机制。对彻底丧失偿付能力，严重损害被保险人利益、危及整个保险体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要采取果断措施，使其平稳退出市场，减少社会震动。

六、建立保险监管交流与协作制度

进一步加强保监会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与沟通。充分发挥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监管机构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研究金融全球化和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新形势下，中国银行、证券和保险业改革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及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协调行动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密切关注金融业发展趋势和动向，必要时通力合作，防范金融风险在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之间蔓延和扩散，共同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建立保险监管机构与工商、税务、审计等政府部门“双边”或“多边”的交流与协调机制。明确职责，交流信息，沟通看法，促进共识。在独立履行职责的前提下，注意政策措施上的相互协调。杜绝政出多门现象，协同树立和维护政府部门的良好社会形象。加强与境外保险监管当局之间的监管协作与信息交流。尽快与在我国境内设有保险机构或我国在对方国家设有保险机构的监管当局建立稳定的监管协作机制乙参照东道国与母国监管责任划分的国际惯例，加强监管信息交流，协调实施对跨国保险机构的有效监管，在保险业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确保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保险公司都不能逃避监督。积极参与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各项活动，及时引进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提高我国的保险监管水平。作为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会员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保险监管机构，中国保监会要切实利用好这个国际保险监管交流与合作的场所，认真学习世界各国同行们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研究借鉴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近年来制定的对各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保险监管原则、标准和建议，并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出一套既符合中国保险业实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保险监管制度。

保险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3篇

一、我国建立保险公估业监管制度的必要性

保险公估业是服务于保险业的中介服务行业，具有公正性、独立性、技术性、中介性、法规性等特征。因此，其经营行为理应受到国家的规范和指导，我国完全有必要建立保险公估业监管制度。其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护民族保险业的需要

我国加入WTO后，外资保险公估公司正在或明或暗地进入我国市场，我国民族保险业正面临着外资保险公司的巨大冲击。一些金额较大的保险业务已开始通过保险公估人来进行风险评估和查勘定损，但由于我国保险公估业发展滞后以及对保险公估监管不力，许多外资公估公司正在监管的真空地带从事公估活动。如果我国不加强立法并加大监管力度，必然会给我国民族保险业造成巨大冲击。目前，我国国内保险公估公司无论在经验、技术和人才上都十分欠缺，因此，尽快建立保险监管机制是培育和发展我国保险公估市场、确立保险公估人市场主体地位、保护我国民族保险业发展的需要。

（二）规范保险公估市场行为的需要

保险公估人在我国尚属于新生事物，是保险中介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公估人行为是否规范，直接影响到广大投保人及保险人的利益，所以必须对保险公估人的行为实行有效监管，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在这方面，我们应吸取忽视对保险人监管的教训，在引进保险人的初期，由于法律滞后和监管乏力，造成许多不规范的行为，严重损坏了保险业的形象，因此从开始建设保险公估市场就应执行严格的监管规则，以保证保险公估人以高起点、高素质、高标准来赢得社会的信赖。

（三）维护保险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需要

保险公估是以保险业为依托而生存和发展的。保险是一种经济行为，保险人的经营对象是被保险人所面临的风险，由于风险具有客观性和不确定性，被保险人为避免风险发生时带来的损失，用购买保险的方式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则通过收取保费的方式接受风险，将被保险人的损失分摊给诸多面临同类风险的被保险人。保险人根据被保险人面临的风险收取保险费，而保险赔付则是根据被保险人遭受的实际损失来确定的。保险公估可以在两个方面发生作用，一是在承保阶段评估标的面临的风险，以确定保险费的收取。二是在损失发生时进行查勘定损，确定保险公司实际的赔付金额。因此保险公估人在保险行为中起着关键作用，具有独特地位。如果保险公估人因技术或职业道德等原因不能公正合理地确定保险标的风险和损失，就会破坏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关系，使保险赔付不能公平地反映保险标的风险及投保人事先交纳的保险费，造成保险经济秩序的混乱。因此，为了保证保险公估人的服务质量，使保险业健康有序地发展，保险监管部门必须对保险公估人的经营行为进行有效监管。

二、保险公估业监管制度的国际比较

保险公估活动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其行为后果对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权益具有重大影响。因此，世界各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保险公估业一般都实行严格监管。如日本与法国分别授权大藏省保险部（现为金融监督厅）、经济财政部的保险司对保险公估人进行监管；保险业历史悠久的英国强调保险公估业的行业自律；而美国在全国有保险专员协会NAIC，在各州也有管理保险公估人的机构，同时还通过行业自律来规范公估人行为。澳大利亚有保险及退休委员会ISC、澳大利亚消费者权益委员会ACCC等若干组织同时对保险公估人进行监管，并强调公估人的自律。概括起来世界各国对保险公估业的监管主要采取以下三种方式：

（一）政府监管

在保险公估业执业资格的监管中，对执业资格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制度。如美国有34个州要求保险公估人取得许可证，26个州要求估价人取得许可证。许可证每年颁发一次。同时，法律也规定了严格的经营区域，如美国、加拿大、菲律宾、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规定从业的保险公估人不允许跨州公估（发生巨灾和当地的技术力量不足除外）。

对保险公估人实行教育培训和资格考试。保险公估业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行业，为了保证和提高保险公估人的职业道德素质和执业水平，各国一般都要求从事保险公估业务的人员，必须参加相应的教育培训计划和保险公估资格考试。其中，培训的内容包括保险、法律、金融、会计、职业道德准则以及理工方面的专业技术知识；而且公估人员参加培训的时间每年不得少于200个小时。另外，许多国家规定参加资格考试的公估人员必须具有3-5年的公估从业经验，并且要根据自身的公估技能级别，参加相应等级的资格考试，考试合格者方可获准执业。

（二）行业自律

保险公估人主要从事保险专业技术性很强的业务，这些业务能否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会直接关系到保险双方的切身利益，因而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外部组织对整个公估行业进行协调、引导和规范，以维持较高的行业水准。正是这种行业的特殊要求，保险公估人协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才成为可能。从发达国家和地区保险公估业的发展来看，保险公估人协会虽为民间组织，但其地位与作用却远远超出了普通行业组织的范畴。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如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和中国香港等地。保险公估人协会在行业自律、专业技术培训、资格考试和认证、信息沟通以及对外交流等方面日益发挥着其他组织所无法替代的主导作用。如英国特许公估师协会规定其会员必须接受该协会的业务监管，若违反了协会章程、道德规范或规章制度，可能被处以罚款、责令停业整顿甚至取消会员资格等处罚。

（三）社会监管

社会监管主要指市场力量的监管，如信用评级中介机构、保险公估投诉受理中心等机构对保险公估人的社会监管。对于保险公估人的违规行为，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有专门的社会投诉部门，允许客户投诉，经由该部门进行调查，酌情采取纪律处分。如我国香港，可向登记委员会投诉，日本则允许客户直接向大藏省投诉。有些国家还将违纪的公估人列入黑名单，如日本、新加坡等。而社会信用评级机构则不定期地对各类保险公估机构进行信用评级，以作为保险双方当事人选择保险公估人的有力依据。

三、我国的借鉴

发达国家和地区保险公估人监管经验对我国保险公估业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但各国国情、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各不相同，决定了我们在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保险公估人先进监管经验的同时，必须结合我国国情，而不是照搬照抄。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保险公估业监管体系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保险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4篇

政策性森林保险监管的理论支撑

从风险管理与保险体系看，森林保险监管本身并无独立理论体系，从实践看，监管必不可少，其思想基础源于规制经济学的一般规制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二者共同出凝练出森林保险监管有效性的理论基础和实现条件。

1森林保险监管有效性的理论基础

1.1一般规制理论——森林保险监管的必要性一般规制理论包括公共利益理论、捕获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利益理论认为，监管服务于公共利益，以弥补不公平和无效率的市场机制、修正因“市场失灵”或“政治危机”而导致的资源误配，实现经济效率最大化，因此，市场从那里失灵，监管就从哪里开始矫正（HaroldD.S等，2000）；捕获理论认为监管的目的在于促进私人利益最大化，监管者的监管活动，主观上出于自身政治利益最大化目标，客观上为被监管行业所占据并为其利益服务（DECD，1997）；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监管是相互斗争的社会集团之间实行财富再分配的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其主要目的是在不同阶层间转移资源以获得对方案的最大支持（何文强，2008）。基于以上理论，森林保险是准公共物品，担负着一定的公众利益，其消费和生产具有双重正外部性，导致“需求不足”和“供给不足”的“市场失灵”问题，无法完全通过市场机制得以解决，于是政府通过补贴机制促使供需双方达成有效均衡，但因外部监管不力，导致资源配置没有实现效率最大化，出现新的“市场失灵”。因此，公共利益理论解释了森林保险监管的必要性，同时，森林保险监管是政府管理职能的一部分，具有追求自身政治利益最大化期望，为保险机构逐利和发展所捕获，但客观上也保护了投保林农利益，实现了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捕获理论解释了森林保险监管的客观性。另外，森林保险运行中，政府、保险公司和林农三方主体利益博弈，必需通过外部监管以校正目标、规范经营、协调运行、达到最优、实现均衡，促进森林保险的持续发展，因此，公共选择理论解释了森林保险监管的必然性。所以，一般规制理论为森林保险监管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支撑。1.2交易成本理论——森林保险监管的可能易成本理论是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的核心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市场交易行为都存在交易成本，交易活动是稀缺的，需要资源配置，不同制度将影响到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增长的源泉得益于有效率的制度安排，统治阶级为达到其效用最大化目的，会为全社会设计一系列制度，以减少交易成本，促进社会产出最大化，因此，制度是政府监管形成的基础；政府与市场是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其界线划分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当交易成本很低时，传统做法是将资源配置权留给市场，当交易成本很高时，习惯做法是由政府干预来配置资源，由此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Posner，1980），因此，交易成本体现监管的价值。森林保险的双重正外部性，导致交易成本高昂，这为政府干预配置资源提供了可能性，而政府干预森林保险不仅通过补贴政策实现森林保险的运行，更需要通过监管制度设计和执行，提高整个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交易成本理论为森林保险监管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论支撑。

2森林保险监管有效性的实现条件

基于规制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监管是以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交易成本的降低为目标，基于国家制度安排，由监管机构运用监管手段，行使监管权力，保障市场秩序，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森林保险监管具有明显的外部性、最大的强制性，执行的高效性。因此，维护公共利益、节省监管成本以提高监管有效性必须具备3个实现条件，即制度（法治社会主要为法律）完备、执行高效、司法公正，具体包括：（1）法律完备——这是森林保险监管有效性的基础，不断完善、系统的立法，才能确保森林保险监管的持续性和稳定性；（2）执行高效——这是森林保险监管有效性的核心，更加规范、高效的行政，才能带来森林保险监管的灵活性和效率性；（3）司法公正——这是森林保险监管有效性的重点，日益公平、科学的司法，才能实现森林保险监管的权威性与强制性。三者相互补充、相互制约，共同构成森林保险监管有效性的实现条件和提高森林保险监管有效性的理论构架。

政策性森林保险监管的现实依据

由于我国政策性森林保险涉及到中央和地方财政补贴的参与，因此其中出现的新问题，集中表现为参与主体在契约执行中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管而导致的不规范行为，通过森林保险监管有效性的实现条件分析，制约森林保险外部监管有效性的现实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

1监管法律制度不完善

法律完备是监管有效性的基础，是森林保险监管高效的制度依据。现阶段，我国森林保险监管的法律制度很不完善，尚未形成系统的森林保险监管法律体系，突出表现在：一是缺乏农业保险基本法和森林保险法，处于法律监管的真空。目前调整我国森林保险及其监管的基本法律主要是《保险法》《农业法》和1982年《森林保险条款》，但要么无森林保险的详细规定，只有一些操作性不强的原则性规定，如《保险法》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等，要么相关规定早已过时，而森林保险及监管的具体法律尚处空白，实践中完全是套用《保险法》中关于商业保险监管的规则，不具针对性，因此，在一个缺乏基本法的森林保险监管法律体系中，监管低效是必然的。二是缺乏统一的监管法律依据，处于多头监管的尴尬。目前，我国森林保险基本法尚未出台，森林保险监管的依据也因主体不同而异，如财政部门主要依据《会计法》等、审计部门主要依据《审计法》等、保监会依据《保险法》等，上述监管依据体系复杂，效力不同，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直接影响监管的权威性与效率性。三是缺乏高效力层次的法律供给，处于政策为主的监管框架。尽管中央高度重视农业保险及其监管，包括连续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以农业保险为主题，但大多是政策性文件，还没有上升到高效力的法律层次，森林保险尤其如此，一般表现为政策、行政规章、地方规章、通知等，缺乏持续性和稳定性。因此，监管法律制度的缺失，导致森林保险监管缺乏基础和依据，对森林保险运行中出现的各种不规范行为无法可依、束手无策，监管效率低。

2监管执行效率不高

执行高效是监管有效性的重点，是森林保险监管高效的组织保障。从监管理论看，执行高效的必备要素是专业的监管机构、配套的监管方式、高素质的监管人员、统一的裁量标准和科学的协调机制。现阶段，我国这些要素还不健全，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2.1监管机构——不独立森林保险的性质不同于一般商业保险，是政策性保险，其监管一般应有独立的专业机构。我国的森林保险监管机构一直由保监会为主多头监管，保监会在财产保险监管部下设了“农业保险监管处”，森林保险监管仅为保监会众多监管任务之一，保监会分身无术，其他机构各自为政，机构不独立、主体缺位，森林保险监管执行效率低。2.2监管方式——不配套森林保险的性质和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监管方式的复杂性和配套性。在森林保险的现场监管方面，林区范围广，情况复杂，交通不便，核损困难，监管工作方式凭借现场查勘照片、查勘记录、灾害证明等材料，难以鉴别定损金额准确性与赔案真实性，查实假赔案、虚增赔款等违规问题的难度较大（徐向勇，2011）；在非现场监管方面，因信息化基础设施落后，森林保险监管的技术水平较低，系统对承保理赔信息的管理较粗放，仅涵盖区域范围内投保标的总体情况，缺乏具体单个标的的详细信息，无法实现对更小风险单位的风险管控，容易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监管难度大（王华丽，2011）。因此，森林保险监管方式不配套，违规操作现象多，监管执行效率低。2.3监管人员——不专业监管人员素质直接决定森林保险监管执行效率。我国保险监管起步晚，森林保险监管起步更晚，监管人员对现代森林保险监管理念、技术和手段的了解、认识和掌握比较有限，尤其是缺乏专业性，体现在：一是在监管意识上还处于传统管理模式和行政干预模式阶段，市场意识、服务意识和主动意识不足；二是对森林保险及监管的宏观政策、法律制度分析和把握能力不强，风险识别、监控和评估工作滞后，预警风险能力弱；三是对具体监管工作的创新能力不足，尤其是因缺乏林业技术、保险精算、保险业务和计算机及信息化等知识，对不断创新的森林保险发展，监管创新力不从心，监管执行效率低。2.4裁量标准——不统一监管标准化建设不足，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没有得到有效约束和规范，各保监局实施行政处罚时随意性比较大，罚与不罚、罚轻罚重、罚多罚少等标准不统一；行政许可的弹性较大，行政许可申请事项的受理、审批等标准把握不一，差距悬殊。2.5协调机制——不健全基于我国森林保险由保监会为主多头监管模式，要提高其执行效率，必须要协调好财政、审计、监察等各相关部门的工作，但是有森林保险监管权的各方，监管依据不同、目标有异、方式有别、权责不明，由于缺乏健全的协调机制，存在监管重复或监管真空问题，执行力不强，效率不高，影响了森林保险监管功能的发挥。

3司法保障不力

司法公正是监管有效性的关键，是森林保险监管高效的司法保障。我国森林保险监管司法保障不力，一是表现在森林保险纠纷的救济方式中，契约双方还不习惯于选择司法救济，一般选择协商或仲裁，能够进入司法救济的案例极少，司法干预契约执行的概率小；二是表现在契约纠纷即使进入司法程序，结果要么因无法可依而难受理、要么以调解而结案、要么受各种因素影响做出不公正欠科学的判决、或者即使判决但执行难等；三是我国司法特点决定司法机关的监督活动带有被动性，没有立法权，也很少主动出台相关森林保险监管的司法解释或者指导性判例；四是受高昂司法成本和投保林农对司法机关的不信任影响，司法救济往往并非森林保险契约纠纷的最优救济方式。司法救济的不普及，使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救济方式大打折扣，森林保险监管的司法保护屏障形同虚设，森林保险监管制度及其执行效率深受影响。

政策性森林保险监管的宏观构架

基于监管有效性的实现条件和监管现实分析，根据2012年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精神，提高我国森林保险监管有效性的根本之策是以监管法律制度完善为基础、以法律制度高效执行为重点、以司法权威为保障，构建强有力的外部监管体系。

1完善森林保险监管法律制度

森林保险发展良好国家，如瑞典、芬兰、美国、日本等森林保险法是十分全面而细致的。我国目前森林保险及其运行监管存在的诸多问题，都源于森林保险制度缺失、立法滞后。近期保监会及相关部门正积极筹备农业保险及其监管的相关立法，但进度缓慢。从1984年森林保险恢复到现在已近30年历史，从2004年林权改革到现在也有8年时间，仍然没有从法律上给森林保险一个名分，因此加快森林保险领域专门立法势在必行，中央要及早出台《政策性农业保险法》《政策性森林保险法》及实施细则等，明确森林保险的法律地位、功能性质、经营范围、机构资质、经营规则、激励机制、法律责任等事项，尤其是监管具体内容，对森林保险外部监管给予法律授权，地方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的监管办法，与现存相关法律法规一起，形成系统完善的森林保险法制体系，奠定外部监管的制度依据，这是提高我国森林保险监管有效性的基础。

2提高森林保险监管执行效率

为确保我国森林保险监管监管制度高效执行，专业的监管机构、配套的监管方式、高素质的监管人员、统一的裁量标准和科学的协调机制必不可少，这是提高我国森林保险监管有效性的重点。2.1设立专门的森林保险监管机构成功的森林保险监管关键在于监管机构有相对独立的地位、相应配套的职权、相当充分的资源、比较专业的行业优势。森林保险发达的国家一般都设立独立的监管机构，如美国的农业风险管理局、日本农林水产省等。鉴于农业保险具有复杂性、多样性、技术性与社会性等特点，徐向勇（2011）提出，保监会履行农业保险监管职责具有更强的专业性优势，更主动的作为意识，而在既有行政框架下新建一个农业保险专门监管机构成本偏高、难度颇大，应建立由保监会牵头的多部门分工合作的监管格局（徐向勇，2011）。从目前来看，此建议能够考虑现有体系，节约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但从长远来看，此为权宜之计。新设独立的农业保险监管机构更能高效行使森林保险监管权，提高森林保险监管效率，是未来发展之必然。其名称可为农业风险管理局，职能上把原来分散在保监会、财政部等各机构的相关工作纳入新设机构之下进行重新整合，并通过立法确定其地位、职能、职权、方式、程序等，这才是长远之策。这一整体运作体系可适用于森林保险，加强对森林保险业务的专职监管，进一步提高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王华丽，2011）。2.2引入科学配套的监管方式森林保险监管方式取决于森林保险本身，因此，结合森林保险技术操作特点，森林保险监管应创新监管方式，引入与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相配套的科学方法。为提高非现场监管效率，首先要监管森林保险契约的形成机制，从源头上抑制不公平契约的出现，明确各主体权责，形成最优森林保险契约，增加操作性，减少主观性；其次，健全森林保险监管信息系统，加强计算机网络及信息化建设，提高监管人员计算机水平，规范保险机构信息系统，完善投保农户和投保标的的信息数据、个人信用记录等；第三，推行财政“一卡通”赔款支付手段，完善理赔条款和理赔案卷，减少资金流转中间环节与现金发放规模，实现对森林保险赔款资金全程跟踪监管。为提高现场监管效率，督促保险机构为林农投保提供直接参与机会，规范投保信息，在勘验定损方面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如GPS定位、无人机勘察等，减少信息不对称、逆选择、骗补贴等钻空子的机会。2.3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能力保险监管人员的综合素质是森林保险监管有效的关键。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应当健全教育培训制度，建立绩效考核体系，有针对性地提高以下素质能力：一是提高思想素质，树立市场服务意识、转变政府职能，把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和动态监管融入监管文化，形成科学监管理念；二是提高宏观分析能力，熟悉国家政策、法律，能防范化解宏观经济政策变动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三是提高微观操作能力，熟悉林业技术、保险精算、保险业务和计算机及信息化等知识，掌握分析判断、调查研究、组织协调等能力，以提高监管的实效性。2.4加强保险监管标准化建设建立保险机构经营评价体系，健全保险机构服务评价体系，完善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统一标准，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减少监管随意性。2.5构建高效的协调机制在没有新设独立的森林保险监管机构以前，首先是要构建一个由保监会牵头，联合财政部、农业部等相关部门相互协调的外部合作监管机制，以解决燃眉之急；其二是从长远看，必须要积极筹备设立独立的森林保险监管机构，由该机构来协调与森林保险相关的各部门，形成公正高效的协调机制；最后是要充分发挥自我执行机制的内部监管优势，为其内部监督提供制度保障和硬件基础，形成高效的内外协调机制。

保险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5篇

    保险监管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趋势下，保险市场国际化、保险风险国际化、保险业务国际化和保险机构国际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各国保险监管機构正在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协作，在更广的范围内履行保护保单持有人利益，有效防范保险风险的跨国传播，促进全球保险业稳健发展。在保险监管国际化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的背景和形势下，中国的保险监管也必须顺应形势，在监管制度、规则、标准等方面逐步与国际接轨。由于中国的保险监管历史较短，实务中有许多问题尚处于探索之中。特别是在新形势下，中国过去的保险监管在理念、目标、思路以及监管实践等方面还存在与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环境不适应甚至冲突的地方。中国的保险监管应当放开眼界，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一切成熟和成功的保险监管制度和保险监管经验。其中，建立国际化的保险监管框架是必需和必要的。

    一、建立治理结构、制约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健全的监管环境

    要想取得良好的制度管理，必须要求保险公司制定适当的经营战略，建立一支有能力、负责任的管理队伍。应当鼓励保险公司建立一种能够加强利益相关者监督作用的所有翻结构。为了加强对管理成效的监督，限制不良动机，避免外界对保险机构商业活动的干预，应当在良好的财务状况基础之上，建立股权多元化的保险机构。保险机构应当具备良好的制度管理，制定内容广泛的内部控制和决策程序，由经验丰富的人员实施，由管理部门进行监督。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即使是能力很强的管理部门也难免犯错误，因此，有效的风险管理非常重要，保险机构应当具备衡量、监督和控制不同风险的有效手段和措施。市场化的改革有利于促使保险机构增强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提高市场效率，有利于更好地保持供需平衡，以合理价格提高服务质量。在加强谨慎监管的前提下，应当逐步取消不必要的限制，创造保险市场开展广泛开放的竞争氛围，允许业绩较好的保险机构展示他们优势，应当继续推进对外开放政策，严格履行人世承诺，积极引进外国保险机构，逐步丰富中国保险市场。

    二、建立符合国际规则的审慎监管规章框架体系

    通过保险监管法律、规章和标准的推行，使市场参与者确信，保险市场的规则和作法是可靠的，进而增加市场的透明度和参与者的信心。应当经常检查和改进保险立法工作，以便适应新的市场情况。由于中国的保险监管正处于新旧体制和观念交替参杂的特殊阶段，因此在制定适合市场环境的法律制度方面，也面临着特殊的挑战。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的保险监管法规虽然从内容上讲，在很多方面已经基本符合保险监管核心原则的评估标准，但是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清晰的保险监管法律和监管规章体系框架。特别是我们的监管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纷繁杂乱，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之间缺乏钩稽关系，不能明确反映出立法者所遵循的监管理念和逻辑。一个非常重要的缺陷是没有审慎监管的概念，应当参照《保险监管核心原则》的要求，对现行纷繁杂乱的监管规章和各种规范性文件进行彻底清理、归类、调整和归并，给经营者和监管者一个清晰的线索，以便大家能够很容易地了解和掌握。尽快建立一个适合我国保险业经营与监管需要、符合国际惯例、比较完备的保险监管法律、规章体系，使我国的保险经营和监管活动完全纳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法制化轨道。

    三、建立符合国际规则的保险监管会计、审计和精算制度

    为了能让投资者、消费者、经营管理人员和其它一些对保险公司拥有实际或潜在利益的有关各方对公司的运营效率作出合理的评价，并对其未来前景作出理性预测，就应当向他们提供所必需的信息。在这个方面，会计制度发挥着主要作用。能够反映保险业特殊性的保险会计制度，是实施有效监管的基本条件，是保险机构内部管理的有效手段，对其它有关各方而言，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事实上，只有当拥有了实施法规所必需的有效信息的时候，保险法规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如何确保能够获得保险机构的可靠信息，是中国保险监管机构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因为如果缺乏这种获取可靠信息的机制，就很难及时发现保险隐藏的财务问题，一旦到了恶化的地步，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会计制度和相关规定应该适用于所有的保险机构，并且与国际认可的会计标准保持一致。会计核算应当能够真实反映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准确披露公司的经营业绩，为此应当对每个会计项目进行明确的界定，而且还要阐明准确的评估方法。

    为确保保险机构遵守会计制度和有关规定，遵守内部控制程序，应当建立有效的外部、内部审计和保险精算制度。要充分发挥保险机构内审部门和精算师的作用，从制度上保证内审和精算工作的独立性和超脱性。应当建立健全保险机构审慎会计制度、外部审计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研究建立符合保险业特点的审慎会计制度。保险机构必须聘请符合资质要求的专业会计、审计机构，对其报送监管机构和对公众披露的报表资料公允性进行独立审计。

    四、建立现代化的保险数据库和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

    掌握可靠的基本数据资料对保险经营和监管都是至关重要的。保险费率是在大数定律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损失频率、损失严重程度和死亡率等大量可靠的保单数据，是确定保险费率、维持偿付能力和市场稳定的重要条件。目前中国的保险机构以往的保险单数量还不足以使其建立可靠的数据库，甚至尚未建立有效的数据收集系统。因此，应当鼓励承保人通过相互合作，共同收集数据。中国保监会应当适应保险业信息化发展趋势，加快监管数据库和非现场监管基础建设，加大硬件配备和软件开发力度，尽早将监管工作由手工操作转变到充分利用计算机等现代化信息手段上来，切实提高监管效率。逐步提高披露这些信息的标准、质量、及时性和相关性，这对消费者能够从适当的保险机构选择适当的产品是非常必要的。最重要的信息主要涉及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保险产品的性质以及相关保险中介机构的情况。应当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逐步提高保险产品和保险机构经营状况的透明度，为社会公众选择保险产品和保险公司提供真实可靠的参考信息，保障保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要进一步完善信访投诉制度，强化社会公众监督。

    五、建立灵敏的风险预警系统

    应当在完善保险风险监管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和先进做法，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保险风险评价和预警系统。利用现代化的非现场监管手段和保险风险评价和预警系统，对中资和外资、国有和股份制保险公司实行统一和持续的风险监管。根据监测和分析结果，及时发出预警信号，采取纠正措施。在非现场监管基础上，建立对保险机构的监管分类评级制度，对违法违规问题突出、内部管理松弛、风险状况严重的保险机构，耍给予密切关注，加大现场监管频率和查处力度。要针对产险和寿险、中资和外资、国有和股份制以及不同规模保险机构的特点，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保险风险处置办法。建立切实可行的兼并、收购、破产等市场退出机制。对彻底丧失偿付能力，严重损害被保险人利益、危及整个保险体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要采取果断措施，使其平稳退出市场，减少社会震动。

    六、建立保险监管交流与协作制度

    进一步加强保监会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与沟通。充分发挥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监管机构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研究金融全球化和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新形势下，中国银行、证券和保险业改革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及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协调行动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密切关注金融业发展趋势和动向，必要时通力合作，防范金融风险在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之间蔓延和扩散，共同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建立保险监管机构与工商、税务、审计等政府部门“双边”或“多边” 的交流与协调机制。明确职责，交流信息，沟通看法，促进共识。在独立履行职责的前提下，注意政策措施上的相互协调。杜绝政出多门现象，协同树立和维护政府部门的良好社会形象。加强与境外保险监管当局之间的监管协作与信息交流。尽快与在我国境内设有保险机构或我国在对方国家设有保险机构的监管当局建立稳定的监管协作机制乙参照东道国与母国监管责任划分的国际惯例，加强监管信息交流，协调实施对跨国保险机构的有效监管，在保险业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确保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保险公司都不能逃避监督。积极参与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各项活动，及时引进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提高我国的保险监管水平。作为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会员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保险监管机构，中国保监会要切实利用好这个国际保险监管交流与合作的场所，认真学习世界各国同行们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研究借鉴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近年来制定的对各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保险监管原则、标准和建议，并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出一套既符合中国保险业实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保险监管制度。

    七、建立科学规范的监管人员培训制度

保险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6篇

（一）农业保险的性质

农业保险的性质事关我国未来农业保险法对农业保险的定位和我国农业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建构。

关于农业保险的性质，有学者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角度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有学者从农业保险具有商品性和非商品性的二重性以及农业保险主体面．临的博弈困境的角度加以分析，由此得出农业保险经营的市场失灵并需要政府大量补贴的结论。[1]

笔者认为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人们需要的物品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私人物品（privategoods），第二类是公共物品（publicgoods），第三类是自然垄断物品，第四类是共有资源。私人物品是既有排他性又有竞争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自然垄断物品是有排他性但无竞争性的物品，共有资源是有竞争性但无排他性的物品。[2]农业保险的特点——社会效益高而自身经济效益低，反映它具有明显的公益性，但是，农业保险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因为，参加农业保险必须符合一定条件，比如缴纳保险费等，因此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另有学者认为农业保险产品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但更多地趋近于公共物品。[3]

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因为市场是按照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的，只有在私人物品的范围内，市场机制才是有效率的。由于农业保险自身风险大、社会效益高和经济效益低，所以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农业保险。农业保险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按照商品的实际价值进行等价交换。实施农业保险只能是违背商品交换一般规律，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而当农业保险既定的社会效益目标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时，政府就要用“看得见的手”通过国家立法、国家定价、财政补贴等国家干预手段来实现这一特定目标。[4]

国外农业保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说明农业保险商业化经营的不可行。Wright和Hewitt在研究中发现，历史上使用私人来承担农业保险多重险的尝试无一幸存。对于所有险和多重险，基本上都由政府来直接或者间接经营。在1938年以前，经营农作物保险的私人保险公司都遭到了惨败，最终退出了这一业务领域。[5]美国联邦政府于1938年颁布《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的基本原因就是私人保险公司根本无法承担农作物保险的巨大风险。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不可能走商业化道路，而只能是政策性的。与一般商业性保险相比较，政策性农业保险是非营利性的，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目标。继2004、2005和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后，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要求“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各级财政对农产参加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完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探索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从上述中央一号文件的规定可以看出，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已得到国家核心层的认可和支持。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1．我国农业保险监管的理论解释

一般说来，农业保险监管本身并无独立的理论体系，从农业保险实践来看，其思想基础源于一般的规制理论。其中有三种重要的规制理论：公共利益论、捕获论和公共选择理论。

（1）公共利益论。农业保险监管的第一种理论解释就是农业保险是担负公众利益的行业。由于垄断、不完全信息和外部性所造成的“市场失灵”问题，人们呼唤政府法律法规对市场经济激励的部分予以替代。在此背景下，规制的“公共利益论”应运而生。该理论认为监管是为了服务于公共利益，是为了使人们从不公平和无效率的市场中解脱出来，监管的目标是寻求修正源于市场失效或某些政治危机的资源误配，包括防止和纠正市场失灵引起的对消费者利益的重大损害以实现经济效率最大化，进而对社会福利进行再分配的一种机制或方法。[6]它强调消费者利益，如当技术导致自然垄断或存在外部性时就不能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时政府应出面干预，因而监管被严格地看作是一种“挽救行为”，它主要是为了消除或降低与市场失灵有关的成本。监管者被认为是对公众利益需求做出反映，并以修正市场实践的无效或不公平为目标的独立的中立的仲裁人，其监管的过程有助于通过消除垄断的滥用而产生的限制性贸易实践，促进市场价格竞争。公共利益论还隐含着政府规制是无成本的，这种观点后来遭受了大量的批评。公共利益论的另一问题是它缺乏明确的机制，利用它所宣称的公共利益能够被规制行动所实施。一些实证研究表明规制常常不能纠正这些市场失灵，规制被认为是失败的。虽然公共利益论总体上还不够健全，但决不能完全废弃。对于农业保险监管，它还是一个重要的论题。

（2）捕获论。实证经济学的私人利益监管理论则认为监管的目的在于促进私人的利益最大化。[7]Peltzma提出监管者们是出于自身利益热衷于监管活动，与他们追求的政治利益最大化目标一致，其中最著名的是监管捕获论（又称占据理论、追逐理论），该理论认为监管为被监管的行业所占据并为其利益服务。[8]捕获论本是政治学领域的一种监管理论，并由此衍生出许多经济学版本。但一般均认为监管的最终后果是有利于生产者，即被监管者。其实，捕获论的本意也是要保护消费者，但认为通过政府监管是无法达到的。捕获论版本中最具代表性的是MarverBernstein在1995年创立的规制机构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公共利益论是天真的，会产生理论误导。为了解释为什么规制机构会逐渐为被规制者所利用（捕获），他是这样推理的：被规制者最初可能反对规制，但当他们对立法和行政过程逐渐熟悉时，就会行动起来，对规制当局施加影响，最终还是通过法规和行政工具，借助规制当局的力量达到给他们带来更高收入的目的。他们影响规制当局的一个例子是，与规制当局进行频繁的人事往来，由此创造密切的联系和合作的基础，甚至进行行贿等“寻租”活动。因此，规制的最终效果是生产者受益，消费者吃亏。既然被规制者可以通过疏通的办法让规制为他们自己增加福利，那么规制机构的生命循环就始于年富力强地保护消费者而终于僵化地保护生产者，所以应放弃政府规制。但是，捕获论也经常经不起经验验证，它忽视了普通大众确实始终从某些规制中得到好处的事实。不过，捕获论确实发现了规制有可能被受规制者所利用以及规制效果未必是保护消费者的问题。

（3）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监管是在相互斗争的社会集团之间实行财富再分配的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该种监管理论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之上，即不论怎样的监管都是在分配资源。而在这个分配过程中，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任何被提出的监管方案都会引起纳税人和受益人的注意，他们会通过政治的或经济的渠道提出反对或赞成的意见。监管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不同阶层间转移资源以获得对方案的最大支持。

在解释农业保险监管时，上述三种理论都非常重要。公共利益论提出了农业保险监管应遵循的标准，而公共选择理论则有助于解释农业保险有些领域的监管背离了这一标准的原因。

2．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政策性农业保险（如没有特别说明，下文农业保险均指政策性农业保险）担负着国家支农的重担和公众利益。虽然政府资助的农业保险成本高昂、运行复杂，会导致潜在的巨大的效率低下，但对农业保险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者来说，效率标准并不通常是支配性的目标。任何国家的农业保险计划都必须从该国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意义上来考虑，这也使得由政府提供的农业保险越趋复杂。对它的监管有利于未来我国农业保险法将确立的目标——以农业保险作为农业支持政策工具，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以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性收入再分配手段，保障农民的经济收入稳定增长，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实现。

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和专业性较强，而我国农业保险的投保人大多数法律素质又偏低，复杂和艰涩的农业保险合同使投保人对它们的理解造成困难。农业保险监管将对保险合同进行严格彻底的审查并保证由农业保险人提供的保险合同条款的公正和定价的合理，故对农业保险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农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农业保险的规模将不断扩大，国家对农业保险的补贴也会越来越多，我国农业保险监管（包括农业保险基金）问题就会凸显现出来。因为，先前的寻租者可能将注意力从通过农业救灾转移到通过农业风险管理和执行农业保险来寻取租金。中国近年来频发的煤矿安全事故和出现在社保基金中的腐败现象给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特别是农业保险基金）的监管敲响了警钟。一旦行政机会主义与市场机会主义相勾结，监管权力市场上的寻租和创租行为就会泛滥，这不仅会提高农业保险市场交易费用，而且会导致社会公共利益的净损失，最终将会侵蚀整个社会的行为规则。因此，对我国农业保险的监管必须未雨绸缪。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

决定农业保险监管能否取得满意的监管效果的因素之一是监管机构是否有明确的、系统化的监管目标。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可分为内在和外在目标。所谓内在目标是指根源于农业保险本身的、固有的目标，这些目标的取得有利于农业保险的成功运行。农业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可靠：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能使农业风险管理部门促进、支持和监管可靠的风险管理解决方案，从而保护和加强我国农业生产者的经济稳定性，因此，保证农业保险的可靠性应该成为农业保险监管终极目标。农业风险管理部门通过监控农业保险人遵守国家农业保险计划标准，确保农业保险计划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合理：合理是指在农民（投保人）和农业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一方面是保险价格的合理，另一方面是农业保险合同条款的合理。它确保农民以合理的代价获得农业保险（也就是农业保险的可获得性）。因此，农业保险的保险费率的监管措施便是实现合理性的基本手段。合理的农业保险合同条款是提供给农民实在安全的基本手段，不公平和有害的合同条款将破坏农业保险合同所声称的安全。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和专业性较强，为了保护农民的正当权益，需要对农业保险格式合同的条款进行严格的审查，确保其准确、清晰、公正和合理。

公平：公平要求对农业保险投保人无歧视的对待。一个不公平的例子就是农业保险人过分地延误农民的保险索赔。我国农业现代化和科技程度不高，农民的农业再生产能力弱，农业保险人过分延误农民的保险赔付不仅影响抗灾减灾和农业的再生产，而且还可能影响到受灾农民的生存，因此，农业保险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证农业保险人依约及时履行对投保人的赔付义务。

平等：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应该要求农业保险计划对所有农业生产者一视同仁，不管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规模大小。比如，所有的农业生产者都要求提交农业保险申请和保险面积，报告建立农业保险担保和计算保险费的数量，所有的农业生产者都要求提交过去的损失清单和生产信息，在导致已保险的农作物损失的风险发生时，以此来决定保险赔偿的数量；不管农业生产者参保的农作物面积是10亩还是100亩，在提供和搜集信息方面没有任何差别。

安全：农业保险监管还要保证我国农业保险基金的安全。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作为农业保险制度的物质基础——农业保险基金，其建立的强制性、使用的专项性、给付责任的长期性和基金的增值性等特点都对政府对农业保险基金的监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保证农业保险基金的安全是确保农业保险健康运行的前提。

农业保险监管的外在目标是指来源于农业保险的外部世界，为了一定的社会目的而加于农业保险的社会目标，其深层原因是国家的政治态度。基于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政治态度，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可定位于保证通过农业保险的方式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到广大农村，使所有农民和市民一样享受到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和农民自身的全面、和谐发展。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巨大风险，目前，我国农民抗风险的能力非常弱，如没有政府对农业的大力支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难以实现。农业保险作为政策性险种，体现了政府的行为，它为农业分担风险，并以政府的权威动员全社会分担农业风险。“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对农业保险进行有效的监管，保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目标实现，不仅是农业保险监管部门的一项经济行政职权，更是其不可推卸的政治任务。

三、实现农业保险监管目标的路径

（一）建立专门的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农业风险管理局

成功的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理所当然地包含某种机制，以便管理和协调农业保险的顺利发展。国内外农业保险的经验表明，成功的农业保险监管的关键因素在于监管机构有充分的资源、农业科学和农业保险的专业知识和相应的职权，这就要求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必须设立在政府的核心层，它必须在实现国家的支农政策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政策性保险的监管与商业性保险的监管无论监管内容和监管规则都有很大差异。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非盈利性的，而后者则是以盈利为目的。商业保险监管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区别在于：政府对商业保险（包括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和以商业化运作的农业冰雹险）进行监管，主要原因在于保险业事关国计民生，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举足轻重，其功能在于使经济实力强大的保险公司以公正的价格出售保险合同的方式来提高公众福利；其目标定位于防止“保险公司破产、保护公平和致力于保险的可获得性和充足性”。[9]而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保险监管最根本的目标在于促进农业保险作为国家的支农政策工具实现其政策目标。如果仍然由保监会监管两类不同性质的保险，监管目标和理念的重合将有可能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管理的冲突。再者，农业保险在展业、承保、防灾减损、理赔等业务经营方面以及在跨部门协调上比商业保险更为复杂，这也对其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国外农业保险的监管机构通常都不是商业性保险监管部门，而是专门的监管机构。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创建了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来监管联邦农业保险公司的运行和管理并检查联邦农业保险计划。

因此，在我国农业部内设立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会最大限度地减少保监会同时监管商业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有充分的资源支持，有助于确保监管农业保险过程中的协调性和全面性。农业风险管理局具有充分的监管权力和拥有大量具有丰富农业和农业保险专业知识的人才，其专业化和自治性更高，更能够做出独立的判断，更能建立用以抗衡各部委和利益集团的重要制衡机制。与保监会来监督农业保险相比，农业风险管理局可能会推出更快、更高质量的监管规则，采用更透明、更具问责性的监管方式。因为，它的相对独立性和功能都是基于一项明确的法令，该法令将清楚地界定农业风险管理局的功能和目标。

在行政权力和行政级别上，农业风险管理局能更好地与我国现行的行政和预算权力中心（如农业部、发改委、气象部门和财政部）联系，通过与政治和行政权力的核心建立直接联系，农业风险管理局的监管效力会得到增强。这使得相关机构之间更容易实现协调，并因此提高监管的成功率和效率以及提高协调与合作措施的有效性，并进而提高相关部门的效率、回应性和有效性。再者，它能更好地向农业保险的利益相关者宣传农业保险信息和监管规则，这将有利于实现我国农村和农业的良性发展。

为在农业部内设立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国家就必须制定明确的法律规范来确定其法律地位、职能、其他的与监管农业保险必须具有的相关权力与职责和监管的适当程序。未来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应担负着广泛的职责：设定农业保险监管的重点和难点、监控遵守情况以及报告结果；设定农业保险监管的清晰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有助于促使农业保险持续、健康发展的手段；以及能够建立起监管人员运用监管权力的问责机制等。

（二）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并确保其被有效遵守

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应基于经济原则和法律原则，其目的在于通过更好地平衡、更有效地实施国家的支农政策，从而提高农村的社会福利。经济原则要求减少不必要的农业保险运行成本，进而提高农业保险的效率；法律原则要求减少农业保险的执行者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如在勘损、理赔的过程中农业保险公司以及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与受灾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损害国家的利益）。

监管规则要保证农业保险信息的质量、有效性和清晰度，就应减少农业保险当事人收集信息的负担，再者，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应该给农业保险人和投保人带来积极的潜在利益。这就要求提高农业保险监管水平，设计出科学的、合理、操作性强的高水平监管规则，因此，对农业保险的监管应该进行精心安排，以使所有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都严格遵从“法治”。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一样，“重要的一点是，政府的一切强制行为都必须明确无误地由一个持久的法律框架来决定，这框架使个人能带着一定程度的信心来进行规划，使前景的不确定性缩小到最低限度。”[10]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有助于保证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得到高度遵守，有利于实现标准和结果的一致性。

1．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合同条文以及监管规则

长期以来，用平实的语言起草保险监管规则和保险合同条款的必要性一直得到了保险发达国家的重视和认可。农业保险监管机构要确保监管目标、战略和要求都清楚地传达给了农业保险的被监管者。这样，被监管者以及社会利益相关者都能对农业保险合同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从非专业的角度清楚地和明白无误地理解。此外，保持农业保险监管法律规则的内容清晰、易懂是确保其得到高度遵守和有效实施的基本要求。我国农业保险的投保人绝大多数是法律素质偏低的农民，加之农民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因此，为了保护投保农民的正当权益，应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监管法律规则和农业保险格式合同条款。这一点，在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下尤其重要。

2．保持农业保险监管透明度

农业保险监管的目的不仅要修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的缺陷，而且更主要在于规范农业保险人和监管者自己的行为，弥补“政府失灵”，防止“寻租”和“创租”行为的产生，保障国家通过农业保险的支农政策的实现。保持透明度是市民社会群体的核心要求，它服务于基本的开放性民主价值。在农业保险监管过程的各个阶段——从最初的监管方案的形成到正式的监管规则的出台，再到实施、执行、审查和变革以及在农业保险监管体系的整个管理过程中，透明度都是不可或缺的。透明度对农业保险监管的重要性根源于下列事实：它能克服导致农业保险监管失灵的很多诱因，如监管俘获和偏袒强大的利益主体、监管部门和农业保险人的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和僵化性、要保人与保险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盟、缺乏问责机制等。透明度有利于减少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专断决策的发生几率，从这个角度讲，透明度是反对在农业保险及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的腐败现象的最有力的武器。透明度可以提供相对方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预期，让农业保险监管在阳光下进行，从而最大限度地抑制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的行政机会主义选择，防止农业保险监管机关的“寻租行为”和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进而增进农民对农业保险和农业保险监管的信任。因此，为保持农业保险及其监管的透明度，提高农业保险监管的有效性，未来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必须建立农业保险中央信息数据库制度。未来的中央信息数据库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全国农业保险企业财务状况、农业保险监管数据标准、农业保险人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农业保险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市场行为档案、农业保险企业投诉信息以及投保人信用信息库。

3．确保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被有效遵守

制定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尽量使农业保险监管有法可依，从而提高操作水平，避免人为性和随意性。目前，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我们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法律、法规得不到实质性的遵守，国家的法律有时只是一纸空文，在很多情况下，几乎很少有人去关心和关注法律的效力或适用。对法律的遵守和忠诚是法律的生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也不例外。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上的虚假交易、内部人控制、信息披露的虚假性等问题的泛滥；煤炭生产中的重大和特大安全事故频发；社保基金被大量挪用和侵占；药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腐败丛生都说明了相关的监管失灵，而其根本原因在于相关的监管法律、法规没得到充分和实质性的遵守。前车之鉴，后世之师。为使我国未来农业保险能被有效实施，必须保证农业保险法律和监管规则得到有效遵守。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之遵守可分为形式上的遵守和实质上的遵守。所谓形式上的遵守是指在法律、法规字面上的遵守；实质上的遵守是指确保农业保险基本监管目标实现的行动遵守。形式上的遵守可能无法实现农业保险监管的目的，要实现监管目标，我们必须使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设计鼓励实质性遵守。因此，成本——收益原则在农业保险监管规则的设计时必须加以考虑，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算计被监管者（包括农业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违反或遵守监管规则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和损失（包括物质或非物质）。因为，如果不遵守的回报率很高而被发现的概率很低，制裁压力可能不足以导致对监管规则的遵守。同时，我们还必须赋予农业保险监管机构足够多的可利用的资源（包括财政和行政），以确保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得到有效实施和执行，否则，被监管者不遵守的行为被发现和被强制执行的概率可能就会非常低，从而通过制裁性措施就无法实现监管遵守。此外，被监管者对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的认同度的高低也直接关系到其被遵守的程度，对它认同度越高，其被实质性遵守度越大，反之亦然。

四、结语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只能是政策性保险，而不能走商业化道路。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最根本的目标在于促进作为国家支农政策工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实现其政策目标。由保监会监管政策性农业保险和一般性商业性保险两类不同性质的保险，由于监管目标和理念的差异，将有可能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管理的冲突。因此，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应该明确规定在农业部内建立相对高度独立、具有充分职权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并由它来监管农业保险。未来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应保持农业保险监管高度透明，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合同以及监管规则并确保农业保险监管规则的有效遵守，从而实现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农业保险的可靠性、合理、公平和安全及外在目标——国家用公共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

[1]参见冯文丽、林保清：《我国农业保险短缺的经济分析》，载《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3年第6期；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以下；龙文军、张显峰：《农业保险主体行为的博弈分析》，载《中国农村经济》2003年第5期。

[2]（英）N．格里高利·曼昆：《经济学原理》，梁小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3]庹国柱、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4]赵学军：《政府干预与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5]Wright，B．D．，&J．D．Hewitt．（1990）．AllRiskCropInsurance：LessonsFromTheoryandExperience．GianniniFoundation，CaliforniaAgriculturalExperimentStation，Berkeley，April．

[6]HaroldD．S．&RobertW．K．，InsuranceRegulationinthePublicInterest：ThePathTowardsSolventCompetitiveMarkets，TheGenevaPapersonRiskandInsurance—IssuesandPractice，10／1／2000（25）（No．4）：482—504。

[7]CumminsJ．D．，DeregulatingProperty—liabilityInsurance，WashingtonD．C．：AKI-BrookingsJointCenterForRegulatoryStudies2002．

[8]DECDProceedings，InsuranceRegulationandSupervisioninEconomiesinTransition—SecondEast—westConferenceonInsuranceSystemsinEconomiesinTransition，Paris1997（2）：53．

[9]（美）埃米特·J·沃恩，特丽沙·M·沃恩：《危险原理与保险》，张洪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10]（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杨玉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

保险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7篇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 监管目标 法律监管 农业风险管理局

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农村和农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对农业保险的法律监管更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但在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中如何建构监管法律制度，还有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的明确和清晰将有利于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建立。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性质及其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一）农业保险的性质

农业保险的性质事关我国未来农业保险法对农业保险的定位和我国农业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建构。

关于农业保险的性质，有学者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角度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有学者从农业保险具有商品性和非商品性的二重性以及农业保险主体面．临的博弈困境的角度加以分析，由此得出农业保险经营的市场失灵并需要政府大量补贴的结论。[1]

笔者认为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人们需要的物品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第二类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第三类是自然垄断物品，第四类是共有资源。私人物品是既有排他性又有竞争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自然垄断物品是有排他性但无竞争性的物品，共有资源是有竞争性但无排他性的物品。[2]农业保险的特点——社会效益高而自身经济效益低，反映它具有明显的公益性，但是，农业保险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因为，参加农业保险必须符合一定条件，比如缴纳保险费等，因此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另有学者认为农业保险产品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但更多地趋近于公共物品。[3]

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因为市场是按照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的，只有在私人物品的范围内，市场机制才是有效率的。由于农业保险自身风险大、社会效益高和经济效益低，所以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农业保险。农业保险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按照商品的实际价值进行等价交换。实施农业保险只能是违背商品交换一般规律，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而当农业保险既定的社会效益目标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时，政府就要用“看得见的手”通过国家立法、国家定价、财政补贴等国家干预手段来实现这一特定目标。[4]

国外农业保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说明农业保险商业化经营的不可行。Wright和Hewitt在研究中发现，历史上使用私人来承担农业保险多重险的尝试无一幸存。对于所有险和多重险，基本上都由政府来直接或者间接经营。在1938年以前，经营农作物保险的私人保险公司都遭到了惨败，最终退出了这一业务领域。[5]美国联邦政府于1938年颁布《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的基本原因就是私人保险公司根本无法承担农作物保险的巨大风险。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不可能走商业化道路，而只能是政策性的。与一般商业性保险相比较，政策性农业保险是非营利性的，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目标。继2004、2005和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后，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要求“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各级财政对农产参加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完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探索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从上述中央一号文件的规定可以看出，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已得到国家核心层的认可和支持。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1．我国农业保险监管的理论解释

一般说来，农业保险监管本身并无独立的理论体系，从农业保险实践来看，其思想基础源于一般的规制理论。其中有三种重要的规制理论：公共利益论、捕获论和公共选择理论。

（1）公共利益论。农业保险监管的第一种理论解释就是农业保险是担负公众利益的行业。由于垄断、不完全信息和外部性所造成的“市场失灵”问题，人们呼唤政府法律法规对市场经济激励的部分予以替代。在此背景下，规制的“公共利益论”应运而生。该理论认为监管是为了服务于公共利益，是为了使人们从不公平和无效率的市场中解脱出来，监管的目标是寻求修正源于市场失效或某些政治危机的资源误配，包括防止和纠正市场失灵引起的对消费者利益的重大损害以实现经济效率最大化，进而对社会福利进行再分配的一种机制或方法。[6]它强调消费者利益，如当技术导致自然垄断或存在外部性时就不能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时政府应出面干预，因而监管被严格地看作是一种“挽救行为”，它主要是为了消除或降低与市场失灵有关的成本。监管者被认为是对公众利益需求做出反映，并以修正市场实践的无效或不公平为目标的独立的中立的仲裁人，其监管的过程有助于通过消除垄断的滥用而产生的限制性贸易实践，促进市场价格竞争。公共利益论还隐含着政府规制是无成本的，这种观点后来遭受了大量的批评。公共利益论的另一问题是它缺乏明确的机制，利用它所宣称的公共利益能够被规制行动所实施。一些实证研究表明规制常常不能纠正这些市场失灵，规制被认为是失败的。虽然公共利益论总体上还不够健全，但决不能完全废弃。对于农业保险监管，它还是一个重要的论题。

（2）捕获论。实证经济学的私人利益监管理论则认为监管的目的在于促进私人的利益最大化。[7]Peltzma提出监管者们是出于自身利益热衷于监管活动，与他们追求的政治利益最大化目标一致，其中最著名的是监管捕获论（又称占据理论、追逐理论），该理论认为监管为被监管的行业所占据并为其利益服务。[8]捕获论本是政治学领域的一种监管理论，并由此衍生出许多经济学版本。但一般均认为监管的最终后果是有利于生产者，即被监管者。其实，捕获论的本意也是要保护消费者，但认为通过政府监管是无法达到的。捕获论版本中最具代表性的是Marver Bernstein在1995年创立的规制机构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公共利益论是天真的，会产生理论误导。为了解释为什么规制机构会逐渐为被规制者所利用（捕获），他是这样推理的：被规制者最初可能反对规制，但当他们对立法和行政过程逐渐熟悉时，就会行动起来，对规制当局施加影响，最终还是通过法规和行政工具，借助规制当局的力量达到给他们带来更高收入的目的。他们影响规制当局的一个例子是，与规制当局进行频繁的人事往来，由此创造密切的联系和合作的基础，甚至进行行贿等“寻租”活动。因此，规制的最终效果是生产者受益，消费者吃亏。既然被规制者可以通过疏通的办法让规制为他们自己增加福利，那么规制机构的生命循环就始于年富力强地保护消费者而终于僵化地保护生产者，所以应放弃政府规制。但是，捕获论也经常经不起经验验证，它忽视了普通大众确实始终从某些规制中得到好处的事实。不过，捕获论确实发现了规制有可能被受规制者所利用以及规制效果未必是保护消费者的问题。

（3）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监管是在相互斗争的社会集团之间实行财富再分配的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该种监管理论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之上，即不论怎样的监管都是在分配资源。而在这个分配过程中，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任何被提出的监管方案都会引起纳税人和受益人的注意，他们会通过政治的或经济的渠道提出反对或赞成的意见。监管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不同阶层间转移资源以获得对方案的最大支持。

在解释农业保险监管时，上述三种理论都非常重要。公共利益论提出了农业保险监管应遵循的标准，而公共选择理论则有助于解释农业保险有些领域的监管背离了这一标准的原因。

2．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政策性农业保险（如没有特别说明，下文农业保险均指政策性农业保险）担负着国家支农的重担和公众利益。虽然政府资助的农业保险成本高昂、运行复杂，会导致潜在的巨大的效率低下，但对农业保险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者来说，效率标准并不通常是支配性的目标。任何国家的农业保险计划都必须从该国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意义上来考虑，这也使得由政府提供的农业保险越趋复杂。对它的监管有利于未来我国农业保险法将确立的目标——以农业保险作为农业支持政策工具，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以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性收入再分配手段，保障农民的经济收入稳定增长，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实现。

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和专业性较强，而我国农业保险的投保人大多数法律素质又偏低，复杂和艰涩的农业保险合同使投保人对它们的理解造成困难。农业保险监管将对保险合同进行严格彻底的审查并保证由农业保险人提供的保险合同条款的公正和定价的合理，故对农业保险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农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农业保险的规模将不断扩大，国家对农业保险的补贴也会越来越多，我国农业保险监管（包括农业保险基金）问题就会凸显现出来。因为，先前的寻租者可能将注意力从通过农业救灾转移到通过农业风险管理和执行农业保险来寻取租金。中国近年来频发的煤矿安全事故和出现在社保基金中的腐败现象给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特别是农业保险基金）的监管敲响了警钟。一旦行政机会主义与市场机会主义相勾结，监管权力市场上的寻租和创租行为就会泛滥，这不仅会提高农业保险市场交易费用，而且会导致社会公共利益的净损失，最终将会侵蚀整个社会的行为规则。因此，对我国农业保险的监管必须未雨绸缪。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

决定农业保险监管能否取得满意的监管效果的因素之一是监管机构是否有明确的、系统化的监管目标。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可分为内在和外在目标。所谓内在目标是指根源于农业保险本身的、固有的目标，这些目标的取得有利于农业保险的成功运行。农业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可靠：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能使农业风险管理部门促进、支持和监管可靠的风险管理解决方案，从而保护和加强我国农业生产者的经济稳定性，因此，保证农业保险的可靠性应该成为农业保险监管终极目标。农业风险管理部门通过监控农业保险人遵守国家农业保险计划标准，确保农业保险计划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合理：合理是指在农民（投保人）和农业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一方面是保险价格的合理，另一方面是农业保险合同条款的合理。它确保农民以合理的代价获得农业保险（也就是农业保险的可获得性）。因此，农业保险的保险费率的监管措施便是实现合理性的基本手段。合理的农业保险合同条款是提供给农民实在安全的基本手段，不公平和有害的合同条款将破坏农业保险合同所声称的安全。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和专业性较强，为了保护农民的正当权益，需要对农业保险格式合同的条款进行严格的审查，确保其准确、清晰、公正和合理。

公平：公平要求对农业保险投保人无歧视的对待。一个不公平的例子就是农业保险人过分地延误农民的保险索赔。我国农业现代化和科技程度不高，农民的农业再生产能力弱，农业保险人过分延误农民的保险赔付不仅影响抗灾减灾和农业的再生产，而且还可能影响到受灾农民的生存，因此，农业保险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证农业保险人依约及时履行对投保人的赔付义务。

平等：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应该要求农业保险计划对所有农业生产者一视同仁，不管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规模大小。比如，所有的农业生产者都要求提交农业保险申请和保险面积，报告建立农业保险担保和计算保险费的数量，所有的农业生产者都要求提交过去的损失清单和生产信息，在导致已保险的农作物损失的风险发生时，以此来决定保险赔偿的数量；不管农业生产者参保的农作物面积是10亩还是100亩，在提供和搜集信息方面没有任何差别。

安全：农业保险监管还要保证我国农业保险基金的安全。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作为农业保险制度的物质基础——农业保险基金，其建立的强制性、使用的专项性、给付责任的长期性和基金的增值性等特点都对政府对农业保险基金的监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保证农业保险基金的安全是确保农业保险健康运行的前提。

农业保险监管的外在目标是指来源于农业保险的外部世界，为了一定的社会目的而加于农业保险的社会目标，其深层原因是国家的政治态度。基于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政治态度，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可定位于保证通过农业保险的方式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到广大农村，使所有农民和市民一样享受到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和农民自身的全面、和谐发展。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巨大风险，目前，我国农民抗风险的能力非常弱，如没有政府对农业的大力支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难以实现。农业保险作为政策性险种，体现了政府的行为，它为农业分担风险，并以政府的权威动员全社会分担农业风险。“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对农业保险进行有效的监管，保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目标实现，不仅是农业保险监管部门的一项经济行政职权，更是其不可推卸的政治任务。

三、实现农业保险监管目标的路径

（一）建立专门的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农业风险管理局

成功的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理所当然地包含某种机制，以便管理和协调农业保险的顺利发展。国内外农业保险的经验表明，成功的农业保险监管的关键因素在于监管机构有充分的资源、农业科学和农业保险的专业知识和相应的职权，这就要求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必须设立在政府的核心层，它必须在实现国家的支农政策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政策性保险的监管与商业性保险的监管无论监管内容和监管规则都有很大差异。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非盈利性的，而后者则是以盈利为目的。商业保险监管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区别在于：政府对商业保险（包括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和以商业化运作的农业冰雹险）进行监管，主要原因在于保险业事关国计民生，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举足轻重，其功能在于使经济实力强大的保险公司以公正的价格出售保险合同的方式来提高公众福利；其目标定位于防止“保险公司破产、保护公平和致力于保险的可获得性和充足性”。[9]而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保险监管最根本的目标在于促进农业保险作为国家的支农政策工具实现其政策目标。如果仍然由保监会监管两类不同性质的保险，监管目标和理念的重合将有可能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管理的冲突。再者，农业保险在展业、承保、防灾减损、理赔等业务经营方面以及在跨部门协调上比商业保险更为复杂，这也对其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国外农业保险的监管机构通常都不是商业性保险监管部门，而是专门的监管机构。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创建了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来监管联邦农业保险公司的运行和管理并检查联邦农业保险计划。

因此，在我国农业部内设立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会最大限度地减少保监会同时监管商业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有充分的资源支持，有助于确保监管农业保险过程中的协调性和全面性。农业风险管理局具有充分的监管权力和拥有大量具有丰富农业和农业保险专业知识的人才，其专业化和自治性更高，更能够做出独立的判断，更能建立用以抗衡各部委和利益集团的重要制衡机制。与保监会来监督农业保险相比，农业风险管理局可能会推出更快、更高质量的监管规则，采用更透明、更具问责性的监管方式。因为，它的相对独立性和功能都是基于一项明确的法令，该法令将清楚地界定农业风险管理局的功能和目标。

在行政权力和行政级别上，农业风险管理局能更好地与我国现行的行政和预算权力中心（如农业部、发改委、气象部门和财政部）联系，通过与政治和行政权力的核心建立直接联系，农业风险管理局的监管效力会得到增强。这使得相关机构之间更容易实现协调，并因此提高监管的成功率和效率以及提高协调与合作措施的有效性，并进而提高相关部门的效率、回应性和有效性。再者，它能更好地向农业保险的利益相关者宣传农业保险信息和监管规则，这将有利于实现我国农村和农业的良性发展。

为在农业部内设立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国家就必须制定明确的法律规范来确定其法律地位、职能、其他的与监管农业保险必须具有的相关权力与职责和监管的适当程序。未来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应担负着广泛的职责：设定农业保险监管的重点和难点、监控遵守情况以及报告结果；设定农业保险监管的清晰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有助于促使农业保险持续、健康发展的手段；以及能够建立起监管人员运用监管权力的问责机制等。

（二）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并确保其被有效遵守

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应基于经济原则和法律原则，其目的在于通过更好地平衡、更有效地实施国家的支农政策，从而提高农村的社会福利。经济原则要求减少不必要的农业保险运行成本，进而提高农业保险的效率；法律原则要求减少农业保险的执行者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如在勘损、理赔的过程中农业保险公司以及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与受灾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损害国家的利益）。

监管规则要保证农业保险信息的质量、有效性和清晰度，就应减少农业保险当事人收集信息的负担，再者，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应该给农业保险人和投保人带来积极的潜在利益。这就要求提高农业保险监管水平，设计出科学的、合理、操作性强的高水平监管规则，因此，对农业保险的监管应该进行精心安排，以使所有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都严格遵从“法治”。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一样，“重要的一点是，政府的一切强制行为都必须明确无误地由一个持久的法律框架来决定，这框架使个人能带着一定程度的信心来进行规划，使前景的不确定性缩小到最低限度。”[10]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有助于保证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得到高度遵守，有利于实现标准和结果的一致性。

1．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合同条文以及监管规则

长期以来，用平实的语言起草保险监管规则和保险合同条款的必要性一直得到了保险发达国家的重视和认可。农业保险监管机构要确保监管目标、战略和要求都清楚地传达给了农业保险的被监管者。这样，被监管者以及社会利益相关者都能对农业保险合同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从非专业的角度清楚地和明白无误地理解。此外，保持农业保险监管法律规则的内容清晰、易懂是确保其得到高度遵守和有效实施的基本要求。我国农业保险的投保人绝大多数是法律素质偏低的农民，加之农民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因此，为了保护投保农民的正当权益，应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监管法律规则和农业保险格式合同条款。这一点，在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下尤其重要。

2．保持农业保险监管透明度

农业保险监管的目的不仅要修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的缺陷，而且更主要在于规范农业保险人和监管者自己的行为，弥补“政府失灵”，防止“寻租”和“创租”行为的产生，保障国家通过农业保险的支农政策的实现。保持透明度是市民社会群体的核心要求，它服务于基本的开放性民主价值。在农业保险监管过程的各个阶段——从最初的监管方案的形成到正式的监管规则的出台，再到实施、执行、审查和变革以及在农业保险监管体系的整个管理过程中，透明度都是不可或缺的。透明度对农业保险监管的重要性根源于下列事实：它能克服导致农业保险监管失灵的很多诱因，如监管俘获和偏袒强大的利益主体、监管部门和农业保险人的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和僵化性、要保人与保险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盟、缺乏问责机制等。透明度有利于减少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专断决策的发生几率，从这个角度讲，透明度是反对在农业保险及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的腐败现象的最有力的武器。透明度可以提供相对方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预期，让农业保险监管在阳光下进行，从而最大限度地抑制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的行政机会主义选择，防止农业保险监管机关的“寻租行为”和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进而增进农民对农业保险和农业保险监管的信任。因此，为保持农业保险及其监管的透明度，提高农业保险监管的有效性，未来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必须建立农业保险中央信息数据库制度。未来的中央信息数据库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全国农业保险企业财务状况、农业保险监管数据标准、农业保险人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农业保险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市场行为档案、农业保险企业投诉信息以及投保人信用信息库。

3．确保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被有效遵守

制定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尽量使农业保险监管有法可依，从而提高操作水平，避免人为性和随意性。目前，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我们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法律、法规得不到实质性的遵守，国家的法律有时只是一纸空文，在很多情况下，几乎很少有人去关心和关注法律的效力或适用。对法律的遵守和忠诚是法律的生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也不例外。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上的虚假交易、内部人控制、信息披露的虚假性等问题的泛滥；煤炭生产中的重大和特大安全事故频发；社保基金被大量挪用和侵占；药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腐败丛生都说明了相关的监管失灵，而其根本原因在于相关的监管法律、法规没得到充分和实质性的遵守。前车之鉴，后世之师。为使我国未来农业保险能被有效实施，必须保证农业保险法律和监管规则得到有效遵守。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之遵守可分为形式上的遵守和实质上的遵守。所谓形式上的遵守是指在法律、法规字面上的遵守；实质上的遵守是指确保农业保险基本监管目标实现的行动遵守。形式上的遵守可能无法实现农业保险监管的目的，要实现监管目标，我们必须使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设计鼓励实质性遵守。因此，成本——收益原则在农业保险监管规则的设计时必须加以考虑，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算计被监管者（包括农业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违反或遵守监管规则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和损失（包括物质或非物质）。因为，如果不遵守的回报率很高而被发现的概率很低，制裁压力可能不足以导致对监管规则的遵守。同时，我们还必须赋予农业保险监管机构足够多的可利用的资源（包括财政和行政），以确保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得到有效实施和执行，否则，被监管者不遵守的行为被发现和被强制执行的概率可能就会非常低，从而通过制裁性措施就无法实现监管遵守。此外，被监管者对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的认同度的高低也直接关系到其被遵守的程度，对它认同度越高，其被实质性遵守度越大，反之亦然。

四、结语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只能是政策性保险，而不能走商业化道路。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最根本的目标在于促进作为国家支农政策工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实现其政策目标。由保监会监管政策性农业保险和一般性商业性保险两类不同性质的保险，由于监管目标和理念的差异，将有可能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管理的冲突。因此，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应该明确规定在农业部内建立相对高度独立、具有充分职权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并由它来监管农业保险。未来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应保持农业保险监管高度透明，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合同以及监管规则并确保农业保险监管规则的有效遵守，从而实现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农业保险的可靠性、合理、公平和安全及外在目标——国家用公共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

[1]参见冯文丽、林保清：《我国农业保险短缺的经济分析》，载《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3年第6期；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以下；龙文军、张显峰：《农业保险主体行为的博弈分析》，载《中国农村经济》2003年第5期。

[2]（英）N．格里高利·曼昆：《经济学原理》，梁小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3]庹国柱、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4]赵学军：《政府干预与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5]Wright，B．D．，& J．D．Hewitt．（1990）．All Risk Crop Insurance：Lessons From Theory and Experience．Giannini Foundation，California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Berkeley，April．

[6]Harold D．S．& Robert W．K．，Insurance Regulation in the Public Interest：The Path Towards Solvent Competitive Markets，The Geneva Papers on Risk and Insurance—Issues and Practice，10／1／2000（25）（No．4）：482—504。

[7]Cummins J． D．，Deregulating Property—liability Insurance，Washington D．C．：AKI-Brookings Joint Center For Regulatory Studies 2002．

[8]DECD Proceedings，Insurance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in Economies in Transition—Second East—west Conference on Insurance Systems in Economies in Transition，Paris 1997（2）：53．

保险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8篇

(一)有效的保险监管是动态监管

目前，发达国家保险市场的保险监管趋势更多采取动态监管，即对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等方面进行监管。随着保险公司外在经营环境以及公司自身的保险技术、管理水平、业务发展以及公司资产负债匹配状况不断变化，公司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各类风险也会不断变化，有效的保险监管也应该是动态的保险监管，即不断发展的监管理念、不断完善的监管体系、不断改进的监管手段和不断创新的监管方法，以有效防范化解保险市场出现的风险，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稳定和高效率。

(二)有效的保险监管理念体现了依法监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保险业进行监管必须依法监管。为了保险业和被保险人的整体利益，必须保持监管的权威性、严肃性、强制性和一贯性，以实现保险监管的有效性。保险监管以法律为依据，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强制性，并保持依法监管的持续性和一贯性。同时，有效的保险监管工作应严格遵照工作程序进行，既体现在监管机构内部进行程序化，也体现在对监管对象进行外部监管工作的程序化。

(三)有效的保险监管体现更高的监管实践要求

有效的保险监管是适度的、经济可行的、技术先进、保证市场公平的监管实践活动。有效的保险监管，既追求市场效率又兼顾市场公平。从追求市场效率讲，有效的保险监管必须是适度的，过度监管会导致监管成本提高，影响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积极性，束缚保险业发展，影响保险市场效率提高；监管不到位会导致行业系统性风险积聚，造成保险市场的无序和混乱。因此，有效的保险监管必须是适度的、经济可行的，即使保险市场的收益与成本差额实现最大，使保险市场效率达到最优。从兼顾市场公平讲，有效的保险监管必须能实现保险市场的公平竞争，实现保险监管“公平、竞争、稳定、高效率”的监管目标。

二、影响保险监管有效性若干因素分析

我国的保险监管在结合保险业发展实际基础上，充分吸纳和借鉴了ICP原则，并在监管实践中不断进行完善。但有效保险监管理念和实践却仍与预期目标存在距离。

(一)有效保险监管前提条件不充分

根据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的核心监管原则(ICP)阐述：有效的保险监管，依赖于国家良好的经济金融政策、恪尽职守的监管机构和符合行业发展实际的一系列健全完善的金融法律框架。首先，在良好的金融政策和制度环境及法律框架条件下，监管机构可以行使其职责，保证监管质量和有效性。其次，经济发展、法律规范和适应行业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为保险业发展提供了起支持作用的市场条件。第三，保险监管权威性和可信性，需要在保险市场的参与者心目中树立。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险监管的独立性：保险监管者的权威和强制力需要政府的支持和严格的法律保护，应该具有超脱政府和其他政治力量的强制性权威，在进行保险监管工作中具有较为独立的职能和实施权利，并在法律中有明确界定；保险监管者必须有足够的监管资源，包括人员、信息技术、财政经费；保险监管必须依赖于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而这些前提条件在目前条件下都是不完全具备的，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保险监管有效性的实现。

(二)影响保险监管实施有效性的若干因素

有效保险监管，除了要具备上述前提条件外，若取得良好实施效果还需要更多基础条件。在我国实施有效保险监管的基础条件尚不充分，还有许多制约因素。

1.有效保险监管理念不成熟

我国引入有效保险监管时间不长，有效保险监管所体现的依法监管、动态监管、适度监管等先进监管理念尚不成熟，体现为：一是保险法律体系不完善，部分法律条款内容缺乏合理性，监管机构内部工作职责的界定不清晰，个别部门工作职责存在交叉，协调不够；二是受监管经验、监管技术与监管人员等多方面因素限制，保险监管偏重静态监管，监管机构和保险机构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现金流测试和资本充足性等先进的动态偿付能力监管方法应用少，对保险公司的风险识别、评估和管理等方面监管力度不足，容易导致行业风险积聚。三是监管不到位和过度监管。首先，由于中国保监会承担引领行业发展和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的双重职责，在监管实践中，监管机构无法准确把握和正确处理二者之间关系，造成监管低效；其次，其他外部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某一内容重复检查现象时有发生，造成重复监管问题，多年来形成了“九龙治水”的局面，既无形提高了监管成本，又一定程度上影响保险公司正常经营；第三，由于保险监管是一种外部监管和行政行为，保险监管部门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二者职能错位，一旦保险公司出现问题，监管当局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容易导致将合规性监管变为对保险公司经营活动的微观直接干预。

2.保险市场约束作用不明显

市场约束是市场内生性监督机制，能对保险机构予以全方位的监督约束。我国目前保险监管实践中存在：一是信息披露的有效性不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和透明性关系市场各方利益，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取决于投保人的信息的真实性，而由投保人的道德风险所形成的信息虚假则是行业普遍现象。二是披露信息利用度不高。市场参与者，特别是投保人对保险公司披露信息的理解程度、反映态度，影响信息披露的效果。由于保险知识缺乏、市场不成熟等原因，具有良好信息披露的保险公司并未获得实质性受益。三是信用环境软约束。由于监管不到位，某些提供虚假信息或者违法违规现象既逃脱监管处罚，也不受市场惩戒，市场参与者逆选择行为会获取最大利益，保险公司高管人员违规成本低，存在违规“冲动”。

3.市场退出机制未有效建立

是否具备适当的市场退出机制，是衡量市场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保证保险监管有效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条件。目前，我国保险业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保险公司110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9家，但没有一家保险公司因经营困难、管理混乱、偿付能力严重不足而退出市场，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为维护稳定，不愿也不能让保险公司退出市场，面对违规行为，监管机构进行行政处罚时，考虑诸多矛盾、利益等因素，犹豫不决，监管低效。没有市场退出机制，就会形成政府对保险公司的隐性担保，实施市场退出则须动用公共资源，以尽可能让问题公司继续经营，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低效，风险进一步加剧，不断增加处置成本，最终损害保险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4.监管人员工作能力尚需进一步提高

IAIS对监管人员有具体要求：监管人员应具有足够的技能和经验，要受到有关利益冲突规定的约束。我国保险监管工作人员工作能力与有效保险监管原则要求有一定差距，体现在：一是宏观经济政治分析能力不强，影响监管政策制定和监管工作效果。宏观经济政治环境直接决定着监管政策取向和监管实践选择，也影响某段时期监管工作重点，部分监管人员总是困惑于宏观经济政治形势对保险业和保险监管的影响，缺乏对宏观经济和保险业的准确分析，没有及时监控宏观经济走势及行业潜在的系统性风险，风险识别、监控和评估工作滞后，预警风险能力弱。二是监管创新能力不足，监管滞后于行业发展。虽然许多保险监管人员监管实践经验丰富，但吸收信息渠道不畅，知识更新缓慢，尤其缺乏具有保险精算知识、保险业务知识和熟练驾驭计算机能力的复合型监管人才，在应对不断创新的保险业发展，无法准确度量创新保险产品的风险和合规性，监管创新显得力不从心。

5.监管体系设置不尽合理

我国金融监管实行“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信息交流和工作沟通主要依赖监管联席会议，这就造成监管制度安排的缺陷——监管权力分散、联系会议形式松散、缺乏刚性约束，监管工作沟通和信息交流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银行、证券、保险每个行业的性质、规律和发展阶段都不相同，工作职责和目标各异，在监管实践中难免发生目标冲突；对金融控股集团缺乏监管经验，较难对其总体经营风险识别、评估和监控；分割的监管模式下，监管机构设置的广度和层级不够，造成一定监管死角，特别是对保险公司基层分支机构的监管。在保险监管多层次体系中，保险公司、保险消费者、行业协会、独立第三方(如注册会计师、审计师、律师等组织)的专业监管力量和新闻媒体的多方面监管效力还没有充分发挥，没有形成强大的保险市场监督力量。

三、提高保险监管有效性的若干举措

提高保险监管有效性是保险监管部门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不仅要在监管理念上不断创新和发展，在监管实践上也要随着保险业发展形势变化而不断调整。

1.形成有效保险监管文化，转变监管理念

保险监管不仅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文化、一种理念。监管文化是监管理念和价值观在监管实践中的体现，具有道德规范作用。作为系统性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根植于监管人员的内心，体现在监管工作的每一个细微环节。形成有效保险监管文化，一是要正确处理引领发展和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二者关系；二是要将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和动态监管的监管理念融入监管文化，形成监管人员潜意识；三是转变保险监管人员理念和意识中的计划经济和封闭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行政干预的落后理念，树立市场经济理念，杜绝对保险公司微观经营的行政干预。

2.强化保险市场约束机制

有效的保险监管，需要进一步强化保险市场约束机制——保险市场信息披露。一是加快信息披露的法规建设，尽量减少市场信息不对称，让保险消费者充分了解和掌握市场信息，提高市场监督能力；二是提高社会公众保险知识和消费意识，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普及保险知识，加强宣传，要求保险公司和行业自律组织对保险知识教育工作重视，只有社会公众的保险知识不断提高，才会最终形成有效保险市场监督；三是适度强调保险公司的社会责任，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结合。

3.建立有效的保险市场退出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公司破产、被兼并是不可避免的，是市场自我协调、优胜劣汰的结果，是保险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结果。保险监管部门要促进保险公司市场退出的法规建设，建立系统性保护制度(保险保障基金制)，减少公共资源浪费，但同时也要防范经营者诱发道德风险，大量拓展高风险的保险业务。

4.建立科学的监管人事制度，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

保险监管人员综合素质是实施有效保险监管的关键。由于保险监管历史较短，对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条件下保险监管理念、技术和手段的了解、认识和掌握比较有限。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应当健全保险监管机构的教育培训体系，有针对性地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种方式的专业培训，对监管人员进行教育，提高其素质：一是保险监管和保险业务知识素质，包括监管历史、国内外监管理念与实践发展方向与趋势，熟练掌握动态的、适度的监管技术和手段；二是法律法规素质，熟悉保险法律法规，以及与保险业务相关的民商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提高监管的深度和广度；三是宏观经济分析与把握能力，保险监管不是“闭门造车”，主动培养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变动分析能力，以防范化解宏观经济政策变动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四是科技信息网络技术知识，保险监管人员如果没有必备的科技和信息网络知识，则风险预测和风险识别、管控能力就会无法适应保险产品创新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五是综合素质，分析判断、调查研究、语言表达是保险监管人员必备的基本能力，特别是组织和协调能力的培养。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还要转变用人观念，拓宽选人视野，完善用人机制，充实一批业务精、政策性强的专业人才，提高监管水平。

5.推进有效保险监管创新

有效保险监管创新应当是与保险业务创新紧密相联的。首先，完善监管流程，从市场准入、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和市场退出等方面入手，对保险监管资源进行整合，体现监管的主动性和前瞻性，尽量与保险公司的业务流程相匹配，通过梳理保险公司的业务线和产品线，实施业务监控和风险追踪。二是推动保险监管方式和手段创新，尤其是提高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的技术手段，引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适时实施动态偿付能力监管。

6.构建有效保险监管体系

首先，完善监管部门内部组织管理体系，加大监管机构各部门的工作协调力度，保证监管政策的一致性；明确各类监管人员职责，按岗择人；建立各种信息交流平台，充分实现监管信息顺畅，做到信息共享。其次，加强各监管部门协调沟通，继续完善联席会议制度，特别是加强基层保险监管部门合作的制度性安排，实现监管信息交流与共享，消除监管盲区和真空。三是注重社会第三方监督力量，特别是会计师和审计师的作用，借助其对保险机构的会计账簿和数据报表的真实性进行有效监管。四是发挥行业自律组织和公司内控的监督力量。

保险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9篇

（一）农业保险的性质

农业保险的性质事关我国未来农业保险法对农业保险的定位和我国农业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建构。

关于农业保险的性质，有学者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角度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有学者从农业保险具有商品性和非商品性的二重性以及农业保险主体面．临的博弈困境的角度加以分析，由此得出农业保险经营的市场失灵并需要政府大量补贴的结论。[1]

笔者认为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人们需要的物品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私人物品（privategoods），第二类是公共物品（publicgoods），第三类是自然垄断物品，第四类是共有资源。私人物品是既有排他性又有竞争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自然垄断物品是有排他性但无竞争性的物品，共有资源是有竞争性但无排他性的物品。[2]农业保险的特点——社会效益高而自身经济效益低，反映它具有明显的公益性，但是，农业保险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因为，参加农业保险必须符合一定条件，比如缴纳保险费等，因此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另有学者认为农业保险产品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但更多地趋近于公共物品。[3]

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因为市场是按照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的，只有在私人物品的范围内，市场机制才是有效率的。由于农业保险自身风险大、社会效益高和经济效益低，所以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农业保险。农业保险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按照商品的实际价值进行等价交换。实施农业保险只能是违背商品交换一般规律，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而当农业保险既定的社会效益目标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时，政府就要用“看得见的手”通过国家立法、国家定价、财政补贴等国家干预手段来实现这一特定目标。[4]

国外农业保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说明农业保险商业化经营的不可行。Wright和Hewitt在研究中发现，历史上使用私人来承担农业保险多重险的尝试无一幸存。对于所有险和多重险，基本上都由政府来直接或者间接经营。在1938年以前，经营农作物保险的私人保险公司都遭到了惨败，最终退出了这一业务领域。[5]美国联邦政府于1938年颁布《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的基本原因就是私人保险公司根本无法承担农作物保险的巨大风险。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不可能走商业化道路，而只能是政策性的。与一般商业性保险相比较，政策性农业保险是非营利性的，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目标。继2004、2005和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后，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要求“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各级财政对农产参加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完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探索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从上述中央一号文件的规定可以看出，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已得到国家核心层的认可和支持。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1．我国农业保险监管的理论解释

一般说来，农业保险监管本身并无独立的理论体系，从农业保险实践来看，其思想基础源于一般的规制理论。其中有三种重要的规制理论：公共利益论、捕获论和公共选择理论。

（1）公共利益论。农业保险监管的第一种理论解释就是农业保险是担负公众利益的行业。由于垄断、不完全信息和外部性所造成的“市场失灵”问题，人们呼唤政府法律法规对市场经济激励的部分予以替代。在此背景下，规制的“公共利益论”应运而生。该理论认为监管是为了服务于公共利益，是为了使人们从不公平和无效率的市场中解脱出来，监管的目标是寻求修正源于市场失效或某些政治危机的资源误配，包括防止和纠正市场失灵引起的对消费者利益的重大损害以实现经济效率最大化，进而对社会福利进行再分配的一种机制或方法。[6]它强调消费者利益，如当技术导致自然垄断或存在外部性时就不能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时政府应出面干预，因而监管被严格地看作是一种“挽救行为”，它主要是为了消除或降低与市场失灵有关的成本。监管者被认为是对公众利益需求做出反映，并以修正市场实践的无效或不公平为目标的独立的中立的仲裁人，其监管的过程有助于通过消除垄断的滥用而产生的限制性贸易实践，促进市场价格竞争。公共利益论还隐含着政府规制是无成本的，这种观点后来遭受了大量的批评。公共利益论的另一问题是它缺乏明确的机制，利用它所宣称的公共利益能够被规制行动所实施。一些实证研究表明规制常常不能纠正这些市场失灵，规制被认为是失败的。虽然公共利益论总体上还不够健全，但决不能完全废弃。对于农业保险监管，它还是一个重要的论题。

（2）捕获论。实证经济学的私人利益监管理论则认为监管的目的在于促进私人的利益最大化。[7]Peltzma提出监管者们是出于自身利益热衷于监管活动，与他们追求的政治利益最大化目标一致，其中最著名的是监管捕获论（又称占据理论、追逐理论），该理论认为监管为被监管的行业所占据并为其利益服务。[8]捕获论本是政治学领域的一种监管理论，并由此衍生出许多经济学版本。但一般均认为监管的最终后果是有利于生产者，即被监管者。其实，捕获论的本意也是要保护消费者，但认为通过政府监管是无法达到的。捕获论版本中最具代表性的是MarverBernstein在1995年创立的规制机构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公共利益论是天真的，会产生理论误导。为了解释为什么规制机构会逐渐为被规制者所利用（捕获），他是这样推理的：被规制者最初可能反对规制，但当他们对立法和行政过程逐渐熟悉时，就会行动起来，对规制当局施加影响，最终还是通过法规和行政工具，借助规制当局的力量达到给他们带来更高收入的目的。他们影响规制当局的一个例子是，与规制当局进行频繁的人事往来，由此创造密切的联系和合作的基础，甚至进行行贿等“寻租”活动。因此，规制的最终效果是生产者受益，消费者吃亏。既然被规制者可以通过疏通的办法让规制为他们自己增加福利，那么规制机构的生命循环就始于年富力强地保护消费者而终于僵化地保护生产者，所以应放弃政府规制。但是，捕获论也经常经不起经验验证，它忽视了普通大众确实始终从某些规制中得到好处的事实。不过，捕获论确实发现了规制有可能被受规制者所利用以及规制效果未必是保护消费者的问题。

（3）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监管是在相互斗争的社会集团之间实行财富再分配的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该种监管理论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之上，即不论怎样的监管都是在分配资源。而在这个分配过程中，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任何被提出的监管方案都会引起纳税人和受益人的注意，他们会通过政治的或经济的渠道提出反对或赞成的意见。监管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不同阶层间转移资源以获得对方案的最大支持。

在解释农业保险监管时，上述三种理论都非常重要。公共利益论提出了农业保险监管应遵循的标准，而公共选择理论则有助于解释农业保险有些领域的监管背离了这一标准的原因。

2．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政策性农业保险（如没有特别说明，下文农业保险均指政策性农业保险）担负着国家支农的重担和公众利益。虽然政府资助的农业保险成本高昂、运行复杂，会导致潜在的巨大的效率低下，但对农业保险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者来说，效率标准并不通常是支配性的目标。任何国家的农业保险计划都必须从该国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意义上来考虑，这也使得由政府提供的农业保险越趋复杂。对它的监管有利于未来我国农业保险法将确立的目标——以农业保险作为农业支持政策工具，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以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性收入再分配手段，保障农民的经济收入稳定增长，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实现。

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和专业性较强，而我国农业保险的投保人大多数法律素质又偏低，复杂和艰涩的农业保险合同使投保人对它们的理解造成困难。农业保险监管将对保险合同进行严格彻底的审查并保证由农业保险人提供的保险合同条款的公正和定价的合理，故对农业保险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农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农业保险的规模将不断扩大，国家对农业保险的补贴也会越来越多，我国农业保险监管（包括农业保险基金）问题就会凸显现出来。因为，先前的寻租者可能将注意力从通过农业救灾转移到通过农业风险管理和执行农业保险来寻取租金。中国近年来频发的煤矿安全事故和出现在社保基金中的腐败现象给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特别是农业保险基金）的监管敲响了警钟。一旦行政机会主义与市场机会主义相勾结，监管权力市场上的寻租和创租行为就会泛滥，这不仅会提高农业保险市场交易费用，而且会导致社会公共利益的净损失，最终将会侵蚀整个社会的行为规则。因此，对我国农业保险的监管必须未雨绸缪。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

决定农业保险监管能否取得满意的监管效果的因素之一是监管机构是否有明确的、系统化的监管目标。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可分为内在和外在目标。所谓内在目标是指根源于农业保险本身的、固有的目标，这些目标的取得有利于农业保险的成功运行。农业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可靠：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能使农业风险管理部门促进、支持和监管可靠的风险管理解决方案，从而保护和加强我国农业生产者的经济稳定性，因此，保证农业保险的可靠性应该成为农业保险监管终极目标。农业风险管理部门通过监控农业保险人遵守国家农业保险计划标准，确保农业保险计划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合理：合理是指在农民（投保人）和农业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一方面是保险价格的合理，另一方面是农业保险合同条款的合理。它确保农民以合理的代价获得农业保险（也就是农业保险的可获得性）。因此，农业保险的保险费率的监管措施便是实现合理性的基本手段。合理的农业保险合同条款是提供给农民实在安全的基本手段，不公平和有害的合同条款将破坏农业保险合同所声称的安全。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和专业性较强，为了保护农民的正当权益，需要对农业保险格式合同的条款进行严格的审查，确保其准确、清晰、公正和合理。

公平：公平要求对农业保险投保人无歧视的对待。一个不公平的例子就是农业保险人过分地延误农民的保险索赔。我国农业现代化和科技程度不高，农民的农业再生产能力弱，农业保险人过分延误农民的保险赔付不仅影响抗灾减灾和农业的再生产，而且还可能影响到受灾农民的生存，因此，农业保险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证农业保险人依约及时履行对投保人的赔付义务。

平等：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应该要求农业保险计划对所有农业生产者一视同仁，不管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规模大小。比如，所有的农业生产者都要求提交农业保险申请和保险面积，报告建立农业保险担保和计算保险费的数量，所有的农业生产者都要求提交过去的损失清单和生产信息，在导致已保险的农作物损失的风险发生时，以此来决定保险赔偿的数量；不管农业生产者参保的农作物面积是10亩还是100亩，在提供和搜集信息方面没有任何差别。

安全：农业保险监管还要保证我国农业保险基金的安全。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作为农业保险制度的物质基础——农业保险基金，其建立的强制性、使用的专项性、给付责任的长期性和基金的增值性等特点都对政府对农业保险基金的监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保证农业保险基金的安全是确保农业保险健康运行的前提。

农业保险监管的外在目标是指来源于农业保险的外部世界，为了一定的社会目的而加于农业保险的社会目标，其深层原因是国家的政治态度。基于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政治态度，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可定位于保证通过农业保险的方式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到广大农村，使所有农民和市民一样享受到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和农民自身的全面、和谐发展。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巨大风险，目前，我国农民抗风险的能力非常弱，如没有政府对农业的大力支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难以实现。农业保险作为政策性险种，体现了政府的行为，它为农业分担风险，并以政府的权威动员全社会分担农业风险。“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对农业保险进行有效的监管，保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目标实现，不仅是农业保险监管部门的一项经济行政职权，更是其不可推卸的政治任务。

三、实现农业保险监管目标的路径

（一）建立专门的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农业风险管理局

成功的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理所当然地包含某种机制，以便管理和协调农业保险的顺利发展。国内外农业保险的经验表明，成功的农业保险监管的关键因素在于监管机构有充分的资源、农业科学和农业保险的专业知识和相应的职权，这就要求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必须设立在政府的核心层，它必须在实现国家的支农政策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政策性保险的监管与商业性保险的监管无论监管内容和监管规则都有很大差异。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非盈利性的，而后者则是以盈利为目的。商业保险监管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区别在于：政府对商业保险（包括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和以商业化运作的农业冰雹险）进行监管，主要原因在于保险业事关国计民生，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举足轻重，其功能在于使经济实力强大的保险公司以公正的价格出售保险合同的方式来提高公众福利；其目标定位于防止“保险公司破产、保护公平和致力于保险的可获得性和充足性”。[9]而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保险监管最根本的目标在于促进农业保险作为国家的支农政策工具实现其政策目标。如果仍然由保监会监管两类不同性质的保险，监管目标和理念的重合将有可能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管理的冲突。再者，农业保险在展业、承保、防灾减损、理赔等业务经营方面以及在跨部门协调上比商业保险更为复杂，这也对其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国外农业保险的监管机构通常都不是商业性保险监管部门，而是专门的监管机构。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创建了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来监管联邦农业保险公司的运行和管理并检查联邦农业保险计划。

因此，在我国农业部内设立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会最大限度地减少保监会同时监管商业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有充分的资源支持，有助于确保监管农业保险过程中的协调性和全面性。农业风险管理局具有充分的监管权力和拥有大量具有丰富农业和农业保险专业知识的人才，其专业化和自治性更高，更能够做出独立的判断，更能建立用以抗衡各部委和利益集团的重要制衡机制。与保监会来监督农业保险相比，农业风险管理局可能会推出更快、更高质量的监管规则，采用更透明、更具问责性的监管方式。因为，它的相对独立性和功能都是基于一项明确的法令，该法令将清楚地界定农业风险管理局的功能和目标。

在行政权力和行政级别上，农业风险管理局能更好地与我国现行的行政和预算权力中心（如农业部、发改委、气象部门和财政部）联系，通过与政治和行政权力的核心建立直接联系，农业风险管理局的监管效力会得到增强。这使得相关机构之间更容易实现协调，并因此提高监管的成功率和效率以及提高协调与合作措施的有效性，并进而提高相关部门的效率、回应性和有效性。再者，它能更好地向农业保险的利益相关者宣传农业保险信息和监管规则，这将有利于实现我国农村和农业的良性发展。

为在农业部内设立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国家就必须制定明确的法律规范来确定其法律地位、职能、其他的与监管农业保险必须具有的相关权力与职责和监管的适当程序。未来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应担负着广泛的职责：设定农业保险监管的重点和难点、监控遵守情况以及报告结果；设定农业保险监管的清晰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有助于促使农业保险持续、健康发展的手段；以及能够建立起监管人员运用监管权力的问责机制等。

（二）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并确保其被有效遵守

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应基于经济原则和法律原则，其目的在于通过更好地平衡、更有效地实施国家的支农政策，从而提高农村的社会福利。经济原则要求减少不必要的农业保险运行成本，进而提高农业保险的效率；法律原则要求减少农业保险的执行者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如在勘损、理赔的过程中农业保险公司以及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与受灾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损害国家的利益）。

监管规则要保证农业保险信息的质量、有效性和清晰度，就应减少农业保险当事人收集信息的负担，再者，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应该给农业保险人和投保人带来积极的潜在利益。这就要求提高农业保险监管水平，设计出科学的、合理、操作性强的高水平监管规则，因此，对农业保险的监管应该进行精心安排，以使所有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都严格遵从“法治”。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一样，“重要的一点是，政府的一切强制行为都必须明确无误地由一个持久的法律框架来决定，这框架使个人能带着一定程度的信心来进行规划，使前景的不确定性缩小到最低限度。”[10]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有助于保证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得到高度遵守，有利于实现标准和结果的一致性。

1．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合同条文以及监管规则

长期以来，用平实的语言起草保险监管规则和保险合同条款的必要性一直得到了保险发达国家的重视和认可。农业保险监管机构要确保监管目标、战略和要求都清楚地传达给了农业保险的被监管者。这样，被监管者以及社会利益相关者都能对农业保险合同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从非专业的角度清楚地和明白无误地理解。此外，保持农业保险监管法律规则的内容清晰、易懂是确保其得到高度遵守和有效实施的基本要求。我国农业保险的投保人绝大多数是法律素质偏低的农民，加之农民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因此，为了保护投保农民的正当权益，应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监管法律规则和农业保险格式合同条款。这一点，在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下尤其重要。

2．保持农业保险监管透明度

农业保险监管的目的不仅要修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的缺陷，而且更主要在于规范农业保险人和监管者自己的行为，弥补“政府失灵”，防止“寻租”和“创租”行为的产生，保障国家通过农业保险的支农政策的实现。保持透明度是市民社会群体的核心要求，它服务于基本的开放性民主价值。在农业保险监管过程的各个阶段——从最初的监管方案的形成到正式的监管规则的出台，再到实施、执行、审查和变革以及在农业保险监管体系的整个管理过程中，透明度都是不可或缺的。透明度对农业保险监管的重要性根源于下列事实：它能克服导致农业保险监管失灵的很多诱因，如监管俘获和偏袒强大的利益主体、监管部门和农业保险人的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和僵化性、要保人与保险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盟、缺乏问责机制等。透明度有利于减少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专断决策的发生几率，从这个角度讲，透明度是反对在农业保险及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的腐败现象的最有力的武器。透明度可以提供相对方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预期，让农业保险监管在阳光下进行，从而最大限度地抑制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的行政机会主义选择，防止农业保险监管机关的“寻租行为”和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进而增进农民对农业保险和农业保险监管的信任。因此，为保持农业保险及其监管的透明度，提高农业保险监管的有效性，未来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必须建立农业保险中央信息数据库制度。未来的中央信息数据库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全国农业保险企业财务状况、农业保险监管数据标准、农业保险人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农业保险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市场行为档案、农业保险企业投诉信息以及投保人信用信息库。

3．确保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被有效遵守

制定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尽量使农业保险监管有法可依，从而提高操作水平，避免人为性和随意性。目前，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我们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法律、法规得不到实质性的遵守，国家的法律有时只是一纸空文，在很多情况下，几乎很少有人去关心和关注法律的效力或适用。对法律的遵守和忠诚是法律的生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也不例外。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上的虚假交易、内部人控制、信息披露的虚假性等问题的泛滥；煤炭生产中的重大和特大安全事故频发；社保基金被大量挪用和侵占；药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腐败丛生都说明了相关的监管失灵，而其根本原因在于相关的监管法律、法规没得到充分和实质性的遵守。前车之鉴，后世之师。为使我国未来农业保险能被有效实施，必须保证农业保险法律和监管规则得到有效遵守。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之遵守可分为形式上的遵守和实质上的遵守。所谓形式上的遵守是指在法律、法规字面上的遵守；实质上的遵守是指确保农业保险基本监管目标实现的行动遵守。形式上的遵守可能无法实现农业保险监管的目的，要实现监管目标，我们必须使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设计鼓励实质性遵守。因此，成本——收益原则在农业保险监管规则的设计时必须加以考虑，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算计被监管者（包括农业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违反或遵守监管规则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和损失（包括物质或非物质）。因为，如果不遵守的回报率很高而被发现的概率很低，制裁压力可能不足以导致对监管规则的遵守。同时，我们还必须赋予农业保险监管机构足够多的可利用的资源（包括财政和行政），以确保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得到有效实施和执行，否则，被监管者不遵守的行为被发现和被强制执行的概率可能就会非常低，从而通过制裁性措施就无法实现监管遵守。此外，被监管者对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的认同度的高低也直接关系到其被遵守的程度，对它认同度越高，其被实质性遵守度越大，反之亦然。

四、结语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只能是政策性保险，而不能走商业化道路。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最根本的目标在于促进作为国家支农政策工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实现其政策目标。由保监会监管政策性农业保险和一般性商业性保险两类不同性质的保险，由于监管目标和理念的差异，将有可能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管理的冲突。因此，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应该明确规定在农业部内建立相对高度独立、具有充分职权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并由它来监管农业保险。未来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应保持农业保险监管高度透明，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合同以及监管规则并确保农业保险监管规则的有效遵守，从而实现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农业保险的可靠性、合理、公平和安全及外在目标——国家用公共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

[1]参见冯文丽、林保清：《我国农业保险短缺的经济分析》，载《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3年第6期；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以下；龙文军、张显峰：《农业保险主体行为的博弈分析》，载《中国农村经济》2003年第5期。

[2]（英）N．格里高利·曼昆：《经济学原理》，梁小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3]庹国柱、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4]赵学军：《政府干预与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5]Wright，B．D．，&J．D．Hewitt．（1990）．AllRiskCropInsurance：LessonsFromTheoryandExperience．GianniniFoundation，CaliforniaAgriculturalExperimentStation，Berkeley，April．

[6]HaroldD．S．&RobertW．K．，InsuranceRegulationinthePublicInterest：ThePathTowardsSolventCompetitiveMarkets，TheGenevaPapersonRiskandInsurance—IssuesandPractice，10／1／2000（25）（No．4）：482—504。

[7]CumminsJ．D．，DeregulatingProperty—liabilityInsurance，WashingtonD．C．：AKI-BrookingsJointCenterForRegulatoryStudies2002．

[8]DECDProceedings，InsuranceRegulationandSupervisioninEconomiesinTransition—SecondEast—westConferenceonInsuranceSystemsinEconomiesinTransition，Paris1997（2）：53．

保险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10篇

摘要:经济全球化是目前经济发展的主导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保险的国际化,这种国际化必然会对我国保险业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通过对保险国际化理论与实证分析,提出了我国保险监管的政策建议:评估现行保险体制;实施开放性监管战略;实施优质发展战略;提高保险信息化水平;完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加强资产负债监管。一、保险国际化的方式及实证分析(一)保险国际化的方式从目前看,保险国际化方式主要有三种:1.投资国外保险市场。即通过在国外建立分公司或子公司的方式,向外国保险市场渗透,这种方式是目前保险国际化的主流。但是,由于世界各国保险市场开放程度不同,开放方式各异,因此,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的难易程度也不相同。2.投资国外资本市场。即将本公司的资金运用到国外资本市场,分散投资风险,寻求资本收益。这种方式一般受本国保险法关于保险公司资金运用规定的限制。3.开放本国保险市场。通过完善保险法规,逐步开放本国保险市场,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参与本国保险市场,国内保险市场经营主体的国际化和本国风险管理的国际化。(二)实际分析从目前情况看,欧洲经济及保险一体化就是保险国际化的一个实例。为了推动欧洲共同体保险市场一体化进程,1994年7月1日,欧洲第三代保险决议生效。决议的主要内容是:(1)统一欧洲共同体保险业执照、确立本国控制的监管原则和取消对保险业的高度监管;(2)统一执照将允许共同体成员国保险公司在本国注册,在欧洲共同体的任何地方从事保险业务;(3)由保险公司注册国负责对保险公司的监管。偿付能力的执照由保险公司的注册国来颁发,但所有共同体成员国都必须认可这次改革最重要的内容是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可以自由决定费率和条件,监管局的监管目标只限于保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通过这次改革,过去在许多欧洲大陆国家中实施的保险条款和费率需获得保险监管部门事先批准的要求已不再存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次管理制度的改革几乎是一场革命,为了达到预期目的,立法者必须处理好以下主要问题:1.必须克服各国过去不同的保险监管方式所形成的障碍。长期以来,不少成员国一直规定保险合同的条文必须得到监管机构的批准,认为这样具体的监管可以增加市场的透明度,最大程度地减少公司之间的不同之处,并方便消费者比较和选择不同的保险产品。对于保险准备金,虽然所有的成员国都分析保险准备金是否充足,但各国对如何平衡指令性的调控和精算师的职责有很大的分歧,这一分歧在人寿保险中最为明显。还有些国家一直通过法律和监督人的方式,对保险准备金的具体细节加以规定。在这些国家里,批准保险费的同时一般也要批准技术性指标(预定利率,死亡率)。在整个合同有效期内,这些技术性指标都被用来计算保险准备金。在投资方面,许多国家规定了投资范围,并且规定在一定类别内最大的投资限额。由于各个成员国对监管方式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各个成员国一般都不愿支持彻底提供服务的自由。2.事后控制。有些国家的监管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每个保险产品和费率的事先批准。有些国家规定,每个保单用语都必须事先和监督机关达成协议。新保单形式的提议需由一些主要保险公司成员组成保险管理理事会传阅。提议被批准后,任何希望销售这种产品的保险公司都可以使用。但是,欧洲委员会指出,事先批准的程序不适合开放的竞争市场的要求,因为事先批准措施是为了减少竞争,并很可能给地方保险公司带来优势。因此,成员国必须废除事先批准的规定。3.共同认可。为了开创一个充满活力和竞争性的市场,保险产品和保险费率的事先批准,甚至备案性通知的要求都被禁止。从现在开始,着重于统一执行的标准及对保险准备金、资产的充足性与最低偿付能力差额的监管。保险公司即将有选择在哪个国家设立总公司,在哪种监督制度下开展业务的自由。二、国际保险监管总目标的调整与监管发展趋势保险国际化的发展使全球保险市场逐步融为一体,本国保险市场日益成为全球保险市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独立性相对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保险业的发展不仅要受本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要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影响的程度将越来越大。由于一国保险市场同时受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影响,所以,可以预见,21世纪,各国保险业波动的可能性将进一步加大。为了熨平保险波动周期,促进本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都相应调整了宏观保险监管目标。总的来看,宏观保险监管目标主要有四个:一是保持社会对保险制度体系和机构体系的信任;二是增进社会公众对保险体系的了解和理解;三是在适当程度上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四是减少和打击保险犯罪。在实现上述宏观监管目标时,各国法律一般要求保险监管部门做到:(1)维护本国保险市场的稳定;(2)依法监管,尊重保险机构的经营自;(3)平衡消费者和保险行业间的利益,以及加予保险机构的负担和限制;(4)加快本国保险业的改革与创新;(5)在保险国际化形势下,通过有效监管,增强本国保险业的国际竞争力;(6)坚持市场化原则,保护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竞争。在宏观监管目标和法律要求的指导下,各国保险监管发展趋势表现为:1.混业监管体制将全面取代分业监管体制。20世纪末,金融业发展的新动向就是混业经营。在保险方面,这种混业经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寿险业采用子公司的形式相互渗透,并存在一种产、寿险公司交叉经营的第三保险业务领域;二是银行、证券、保险和投资之间相互渗透。在混业经营的情况下,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之间的互动效应将越来越大。为了适应混业经营的趋势,解决混业经营所产生的问题和新的需要,不少国家都对本国的金融监管法律进行了修订,对保险监管体制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目的在于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市场波动对保险业造成的风险。2.产品监管的市场化趋向明显。产品的市场化突出表现为保险合同自由和保险费率市场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保险监管部门普遍认为商定保险合同内容和保险产品价格(保险费率)是保险公司与投保人双方的事情,应由双方自行解决,政府不应过多干预。同时认为,政府应该通过让市场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来实现自由竞争和保险产品创新。从目前看,大部分国家已不再审批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在实行产品市场化的同时,各国仍保留对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否决权,即如果保险监管部门认为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违反了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共道德标准,或有不公平行为,有权要求保险公司予以纠正。在放松保险产品监管的同时,各国保险监管部门普遍加强了对保险投诉的监管,注重研究网络经济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加大了对网上保险产品销售行为的监管力度。3.偿付能力监管日益成为监管工作核心。近年来,保险监管重点越来越偏重于偿付能力监管。而且,随着保险业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偿付能力监管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监管方式也日新月异。尽管各国的监管方式不同,但毫无疑问,全球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正在由传统的静态监管向现代的动态监管转变,正在由业务和财务分离监管向业务和财务一体化监管的方向转变。4.保险信息公开披露制度日臻成熟。向社会公开保险公司的信息越多,越能帮助投保人正确选择保险公司以转嫁风险,越能减少信息不对称形成的市场失灵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时,大部分国家的保险监管部门认为,向社会公开保险公司的信息,可以通过社会的力量强化对保险公司的监督,有利于保险公司加强自律。基于此,各国保险监管部门普遍建立了保险信息披露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开保险公司信息,以便于社会各单位和个人了解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5.依法监管走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保险监管也注定应依法监管。目前,各国都有保险监管法规,通过法规对保险监管部门的职责和权限进行规定。这些法规同时也要求为保险监管部门错误的监管行为给被监管对象造成经济损失后,必须依法进行赔偿。在具体监管实践中,普遍增强了监管法规的透明度,大幅度地减少了“暗箱”操作行为。三、我国保险监管政策建议(一)现行保险体制评估从体制方面看,我国保险业发展与世界保险业的发展有一些较为明显的区别:一是世界保险业正在走集团化、综合化发展道路,购并活动频繁;我国则在实施分业发展战略,这种分业不仅表现在银行、证券、保险间的绝对分业,同时也表现为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间的绝对分业。二是世界上正在实施混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创新,而我国则在落实分业监管方案。近几年我国保险业的大踏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但随着我国经济开放度的加深,尤其是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经济必然会被纳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在未来开放条件下,现行的保险体制对21世纪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将会产生何种影响,应从现在开始研究,适时提出完善方案,这样才能有备无患。(二)实施开放性监管战略开放性监管战略条件下保险监管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在国内保护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我国保险市场的稳定与发展;二是在国际上全面提升我国保险业的国际竞争力;三是采用市场手段与政府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兼顾保险市场的效率与公平。为达到监管目的,建议:第一,中国保监会应与国际保险监管组织和他国保险监管部门建立国际保险监管支持体系,通过该体系监管国内保险市场上的外资保险公司和国际保险市场上的本国保险公司,以及接受本国分保业务的国外再保险公司。第二,与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建立监管信息通道,以监管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互动性。第三,加速本国保险业市场化的建设,适当增设中资保险公司,培育全国性保险市场,适当发展现有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培育地区性保险市场;建立市场退出机制,淘汰偿付能力严重不足的公司,优化市场主体结构。通过发挥准入与退出机制的作用,建立适度竞争的完善的中国保险市场体系。第四,建立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的新的监管体制,加强对保险公司风险管理制度和体系的过程控制,防范和化解保险风险。(三)实施优质发展战略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保险业的发展程度与市场潜力的主要指标。1998年我国保险深度只有1.4%,保险密度只有约100元。而同期发达国家的保险深度已超过10%,保险密度已超过5000美元;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等国,保险深度也已达到5%,保险密度也达到100美元的水平。在现有GDP水平下,如果用发展中国家保险深度平均水平衡量我国保险业,1998年我国保费总收入应该达到3997亿元,而实际上我国保费收入只有1247亿元。另外,虽然我国保险业已发展了50年,但新险种开发、老险种升级换代等工作做得还很不够,保险产品尚未形成优质品牌效应。如在世界上已流行多年的寿险投资连结产品和职业责任保险在我国则刚开始尝试。由此可以看出,无论从保险业务规模,还是从保险产品结构来看,我国保险市场潜力巨大。因此,目前应通过加强保险监管实施保险发展战略。首先,应抓住我国“入世”机遇,认真研究国际保险惯例和WTO有关保险业的规则,充分利用国外先进的保险技术,引进先进的保险产品和经营方式,实现“跳跃式”发展。其次,要深化改革,锐意创新,苦练内功,大力挖潜,合理开发和使用保险市场资源。第三,要以“保障经济、稳定社会、促进改革、造福人民”为总服务方向,大力调整保险产品结构,积极理顺费率体系,不断拓展服务领域。(四)提高保险信息化水平我们所处的时代已是信息化时代,信息化和信息资源的利用不仅成为保险公司生存的基础,而且是保险公司在保险市场竞争中克“敌”致胜的法宝。对我国这样一个保险业发展落后的国家来说,保险信息化程度将是决定我国保险业在未来开放性中国保险市场上生存的基本条件。因为在未来开放性的保险市场中,“本国”与“外国”不再是投保人选择保险公司的重要参照条件,只依靠投保人的爱国热情是不能维护保险公司生存的。在未来保险竞争中,可以依靠的只能是投保人对保险产品和保险公司的服务质量和效率的选择。要创造品牌效应和提高保险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就必须加速保险业信息化建设,提高信息化程度。当前,建议中国保监会牵头制定行业信息标准,提出行业信息化建设要求和目标,通过建设保险行业公共信息网和各单位专用信息网,并适当联结保险行业公共信息网和各单位专用信息网的方式,建成中国保险业信息网。(五)完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和保险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强,使越来越多的保险从业人员认识到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重要性。但从我国保险业发展和监管历史来看,我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主要表现在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评估尚无成熟的方法。监管偿付能力不仅是维护保险行业稳定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保护被保险人合法权益的需要。只有及时准确地评价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才能及时采取切实可行的监管措施,防范和化解保险市场风险。加强对偿付能力的监管,首先要建立保险公司资产负债评价制度,正确评估保险公司资产负债匹配状况;其次,建立保监会偿付能力行动标准和行动方法;第三,严格执法,将偿付能力达不到标准的保险公司清除出保险市场或进行资产重组。(六)加强资产负债监管保险公司的资产是其承担债务的物质载体。长期以来,我国对保险公司资产的管理出现两大偏差:一是理论认识。传统上我国把监管的重点放在了保险资金运用监管上,而且普遍认为资金运用是为了实现资产增值。实际上保险公司用于资金运用的资金是保险公司总资产的一部分,除此以外,保险公司还有许多种类不同的其他资产,只监管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业务缩小了监管的范围。如对“应收保费”的监管,长期以来就没有加以重视。忽视对应收保费的监管,不仅造成了保险公司资产的流失,而且也使该科目成为保险公司进行违规竞争的渠道。二是习惯于项目监管,忽视结构监管。基于此,目前应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进行改革,首先,从理论上改变传统的保险资金运用监管概念,树立资产监管的概念,建立资产多元化动态管理模式;其次,以保险公司总资产为监管背景,建立偿债资产概念,加强对保险公司资产实际偿债能力的评估和认定;第三,健全资产监管制度,从制度上要求保险公司实现资产多元化,同一投资领域内要实现风险分散化。

保险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11篇

一、我国保险业的发展状况和亟待解决的

保险是业三大支柱(银行、保险、证券)之一，其特有的补偿功能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国内保险业自1980年恢复经营以来，保费收入以年平均37.6%的幅度高速增长，1999年保费总收入为1393.22亿元，截至1999年9月，保险业总资产达2389.6亿元。随着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保险市场的逐步对外开放，我国保险业初步形成了以国有保险公司为主体、中外保险公司并存、多家保险公司竞争的新格局。

但是，与世界几百年的保险发展相比，我国保险业起步晚、基础薄弱、总体水平低，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比较，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对保险公司进行独立审计是保险公司的内在需要，有助于保险公司转变经营机制、提高内部管理水平、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有助于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伊始，从整顿保险市场秩序入手，短时间内在完善内控、夯实基础、规范市场、加强监管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未来几年，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和加大监管力度是保险监管的主要内容，而建立对保险公司进行独立审计的制度，对于保险监管体系的完善和保险监管力度的增强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对保险公司进行独立审计的必要性

独立审计，也称注册会计师审计，是指注册会计师对某一经济组织关于其有关经济活动和经济事项的认定，在充分、适当地获取各种证据，并对这些证据进行客观的评价之后，确定哪些认定符合相关既定标准的程度，并就此发表负有责任的意见。与保险业同步，我国在1980年恢复了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独立审计在促进经济发展、规范市场秩序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保险公司独立审计制度的建立，也将对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一)保险公司的公司性质决定了对其进行独立审计的必要性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世界各国主要的组织形式，其主要特点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由于绝大多数股东不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对公司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了解几乎完全有赖于公司经营者定期提供的财务报表，因而需要有一个来自公司外部的，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立场的第三方来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完整性、真实性、正确性和合法性做出专业、权威的判断，独立审计应运而生。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共有28家，这些保险公司具有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特点，所以也具有独立审计的内在需要。

(二)独立审计有助于保险公司提高管理水平、增强竞争能力

保险业是一个高负债、高风险的行业，建立健全风险管理机制是保险业健康发展的基石。完善而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是保险公司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的重要手段，也是保险公司管理化的重要标志。为了提高审计质量和效率，注册会计师在对保险公司进行独立审计时，首先要保险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针对其建立的完善性和执行的有效性进行客观专业的评价，从旁观者的角度发现保险公司内部控制的薄弱环节，并向管理者出具管理建议书，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这对保险公司改善经营管理质量、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作为内部控制的主要内容，很多保险公司建立了内部审计或稽核制度。内部审计是由公司内部相对独立的专职部门对公司经营管理情况进行的审计，由于受所处地位和视野的限制，内部审计在独立性和专业性方面都不及独立审计，更不具有独立审计所特有的经济鉴证功能。因此，保险公司内部审计是不能代替保险公司独立审计的。与独立审计建立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有助于保险公司内部审计或稽核制度的完善以及专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经济效益是保险公司持续经营和发展的根本保证，独立审计则有助于精算师全面掌握保险公司真实的财务基础数据，以寿险公司为例，精算师对寿险经营的三个主要效益来源——死差益、费差益和利差益——作出正确精算，从而开发出适销对路的寿险产品、制订有竞争的产品价格，从而提高寿险公司经营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备相关性和可靠性两大基本质量特征的财务信息是各种经济主体凭以作出正确决策的重要信息。通过独立审计，保险公司财务报表的完整性、真实性、正确性和合法性的程度得以客观公正的评价，独立审计经济鉴证功能的发挥，使得保险公司财务报表的信息风险大大降低，可靠性、有用性显著提高。借助经过独立审计的财务信息的交流，保险公司在市场上的可信赖程度得以增加，这对于保险公司维持现有市场、开拓潜在市场、提高竞争能力大有裨益。

(三)完善保险监管体系需要建立保险公司独立审计制度

根据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完善的保险监管体系从组织架构上包括三个部分，即国家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其一，国家监管是保险监管体系中的主要力量，是国家建立专业行政部门，通过各种法律、法规对保险公司和保险市场进行监督管理。1998年11月，我国保险业国家监管的专业行政部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是我国保险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我国保险业国家监管专业化的形成。其二，行业自律是保险公司之间通过友好协商，成立行业协会等自发性组织，进行自我约束、相互监督、协调内外部关系的监管体制。目前，在我国保险市场发育相对成熟的一些大中型城市，都成立了保险行业协会等形式的行业自律组织，随着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开发，行业自律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三，社会监督是国家监管和行业自律的重要补充，主要包括专业资信评估和社会公众监督两个部分。在我国的保险监管体系中，社会监督仍然是个空白，其原因有二:一是我国的保险市场尚处于发育阶段，保险产品的社会需求水平较低，还没有形成社会监督的强烈需要;二是保险公司财务信息不透明，可信赖程度低，社会监督的形成缺乏良好环境。

在世界保险市场上，保险是极为重要的商品之一，保险公司管理着全球40%的投资资产，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我国的保险市场正逐步走向成熟，资本市场也已经开始向保险公司开放，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国民的和保险业改革开放的深入，保险产品的需求水平将大幅提高，而保险公司也将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角色。保险市场的消费者和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要作出正确、及时的消费决策和投资决策，就要全面了解保险公司真实的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对保险公司管理投资资产是否符合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的要求进行监督。社会监督的需要由此产生。保险公司独立审计制度的建立和执行，可以向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提供低风险、高质量的保险公司财务信息，保障良好的市场秩序，为社会监督体制提供了一个健康生长所必须的环境。

(四)独立审计是加大保险监管力度的必要手段

国际保险监管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偏重于市场行为监管的“日德型”，另一类是偏重于偿付能力监管的“英美型”。根据国情，我国保险监管宜采取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双管兼有的方法，目前我国保险监管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市场行为监管方面，而在偿付能力监管方面还很薄弱，监管效率也比较低。为了我国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民族保险业竞争能力的提高，就要尽快建立健全偿付能力监管机制，加大保险监管力度，提高保险监管效率。偿付能力是指某一经济组织以所有资产偿付全部债务的能力，其大小主要取决于资产管理的安全性和资产经营的效益性。保险是一个高负债的行业，偿付能力的大小对于保险公司的持续经营和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借助于独立审计的监督功能，保险公司可以提高其管理和经营资产的水平，增强偿付能力。借助于独立审计的鉴证功能，保险监管系统可以获取真实可靠的财务基础数据，准确和掌握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保证偿付能力监管机制的正常运行，充分发挥偿付能力监管的作用，增强保险监管力度。独立审计不仅有助于加大保险监管力度，还有助于提高保险监管效率。通过独立审计，保险公司的财务报表以及报表所反映的业务情况得以客观、公正的评价。以此为基础，保险监管可以大量采取非现场监管方式，利用经过独立审计的财务报表和其他文件，根据监管需要对保险公司的经营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评价和监测，从而提高监管效率。

三、保险公司独立审计制度的主要

1.规定必须委托注册师进行独立审计的保险公司范围。为了全面掌握我国保险业的经营情况，委托注册会计师进行独立审计的保险公司应该包括所有在我国经批准成立的保险公司，主要是国有独立保险公司、中资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保险公司和外国保险公司的分公司等。

2.规定必须委托注册会计师进行独立审计的经济活动范围。独立审计可以贯穿保险公司的任何经营期

间和所有经营范围。在保险公司组建以及增资扩股时，须委托注册会计师验证股东资格，验证营运资本的构成是否符合有关规定，是否足额、及时到位;在保险公司持续经营期间，须委托注册会计师对年度财务报表及其相关资料进行审计，发表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告和管理建议书;在保险公司高层管理者变动时，须委托注册会计师进行离任审计，明确经营责任、客观评价经营业绩;在保险公司结业清算时，须委托注册会计师进行清算审计，保障国家、职员、债权人、股东和投保人的合法权益。

3.规定保险公司必须对外披露的信息的内容，信息披露的时限和方式、方法。保险公司财务信息是保险市场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加入WTO也要求我国提高保险市场的透明度。因此，要保证保险公司财务信息的有用性，提高保险市场透明度，就要通过独立审计制度，对保险公司经独立审计后必须对外披露的信息的内容、信息披露的时限和方式方法进行严格和的规定。

保险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12篇

保险监管是保险监管当局基于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因素，对保险机构行为、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保险市场竞争行为进行监督管理的制度、政策和措施的总和。保险监管模式则是指保险监管机构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为达到保险监管的某种预期目标而作出的监管法规和监管方式的制度安排。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银行业、保险业为主导的金融并购浪潮席卷全球，金融混业经营日渐深入，不仅导致了西方各国的保险运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推动了保险监管模式的变革。

一、西方保险监管模式的变革：四个转变

1.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转变。以19四年美国国会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为标志，全球金融业务日益向混业经营方向转变，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保险监管模式也日益朝着混业监管的方向演变，主要表现为集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监管于一体，成立统一的金融监管部门，使保险监管受益于银行、证券监管的技术和信息优势；放宽对保险资金投资领域的管制，支持保险企业上市和兼并，推动金融向混业经营方向发展。如英国已经通过改革建立起统一的监管框架，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包括保险公司为主干企业的金融服务公司，统一由金融监管局的一个集团公司部监管，而对单一保险公司，则仍然由保险监管部监管；日本的金融大爆炸改革也维持原有的统一监管结构，只是成立新的金融监督厅行使统一监管职能而已。

2.从市场行为监管向偿付能力监管转变。传统的保险监管主要是市场行为监管，即对市场行为的合规性监管，重点是对市场准入、业务行为、费率厘定、保单设计等经营实务的监管。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逐步从市场行为监管转向偿付能力监管，以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为监管目的。所谓偿付能力，是指保险公司对所承担的风险责任在发生超出正常出险概率的赔偿和给付时所具有的经济补偿能力。保险监管部门通过对保险企业偿付能力的有效监管，可以及时了解保险公司的财务情况，及时提醒偿付能力不够充分的保险公司采取积极而有效的措施，以切实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如英国于1982年颁布了新的《保险公司法》，特别强调了偿付能力监管问题，并规定经营不同业务的保险公司有不同的偿付能力额度；美国的NAIC于1994年提出了以风险资本为基础（RBC）的偿付能力监管要求，并制定了一套量化监管指标；日本于1996年颁布了《新保险业法》，明确将保险监管工作重点由市场准入的严格审批转向对保险人偿付能力的管理，注重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

3.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机构监管是指按照金融机构的类型分别设立不同的监管机构，不同监管机构拥有各自职责范围，无权干预其它类别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功能性监管是指一个给定的金融活动由同一个监管者进行监管，而无论这个活动由谁从事，其目的是提高流程的秩序和效率（美前财长RobeaRubin）。功能监管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大大减少监管职能的冲突、交叉重叠和监管盲区（裴光，2002）。在金融混业经营越来越流行的今天，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传统业务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不同金融机构功能的一体化和业务交叉使传统的机构监管变得越来越不适应，因此，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已是现实的客观要求。从保险监管角度来看，采取功能监管方式对处于混业经营中的保险业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

4.从严格监管向松散监管转变。从西方国家来看，150多年前，现代保险监管模式诞生便选择了严格的保险监管模式，并一直朝着正向强化的方向发展。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保险监管出现了改革势头，逐步放松了对保险业的管制，其保险监管模式逐步由严格向宽松转化（刘友芝，2001）。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严格监管是以稳定性作为保险监管的惟一目标，但随着金融混业经营的不断深入，导致金融保险业务的相互交叉，使得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三者的行业边界逐步淡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业务扩张与效率提升成为保险业发展的关键，西方发达国家保险监管机构不得不重新审视持续近一个半世纪的保险监管的稳定性目标，并对保险监管目标加以修正，由单一的稳定性目标转为多维目标，即稳定性目标、效率目标和扩张性目标。其中，效率目标是第一性的，它是实现保险体系的长期稳定性目标和长远扩张性目标的前提条件。因此，放松保险管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保险监管机构的必然选择。

二、严格监管和松散监管：西方实践

1.美国为代表的严格监管模式。

严格监管模式是一种传统的监管模式，在这种监管模式下，所有保险活动的过去和现在都受到全面监管，包括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对保险条款、费率条件、保单利率、红利分配、一般保险条件等均有明文规定，并在投放到市场前受到监管部门严格和系统的监管。美国是这一模式的代表。美国的保险监管职责主要是由各州的保险监督局承担，其最高领导是保险监督官，由所在州的州长任命，对州长负责，全国共有保险监管人员1.4万名左右。由于美国联邦政府没有保险监管机构，相对独立的各州对保险机构的市场准入和条款费率等方面的监管要求和方式不尽相同，随着保险公司越来越多地跨州经营业务，各州不同的规定和监管方式带来了诸多不便，因此，加强各州保险监管协调的呼声越来越高，成立于1871年的全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在协调各州监管行为方面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NAIC的主要职能是协助各州的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市场进行监管，协调各州的保险监管方式，以低成本的方式实现高效率的监管。

美国各州的保险监管内容虽有差异，但归纳起来通常有四个方面：偿付能力监管、保险合同（保单和费率）监管、财务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为了做好偿付能力监管工作，NAIC于1994年提出了以风险资本为基础（BBC）的偿付能力监管要求，代替了原来各州实行的最低资本要求的监管制度，并制定了一系列监测指标，目前各州保险监管部门基本采用了这套指标。在保险合同的监管上，对于财产和意外保险公司，可以自行设计保单和厘定费率，但前提是公司采用的保单和费率必须符合所在州的有关规定；而对人寿和健康保险公司，他们必须按照规定将其要出售的新保单报经本州保险监督局批准或备案才能实施。而且，如果这种产品含有证券特性，还应当报经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批准。在财务和市场行为监管方面，监管部门通常实行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两种，现场检查主要是监管者亲自光临保险公司，检查公司财务状况是否健全，会计账簿是否完整，内部管理是否完善，是否公正对待其客户，能否遵守各项有关承保、销售、广告和理赔方面的法规。非现场检查是监管机构的日常工作，要求所有在美国注册登记的国内外保险公司均要向NAIC报送季度和年度财务报表，以供NAIC不断扩充各个保险公司的财务数据库，并将格式化后的数据反馈给各州保险监督官，以便各州保险监管机构运用标准化程序分析本州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并提早发现问题，采取适当措施，处理有问题的公司。

除美国外，德国和欧洲一些大陆国家也实行这一模式。德国的监管内容主要有：（1）统一保险契约和危险分类，对契约实行标准化管理。（2）费率控制，所有保险公司都必须按监管部门规定，确定各自费率，其中风险保费由行业平均损失率确定，预计管理费用由前年的结果来确定，佣金不得超过保费的11%.（3）利润控制，保险企业利润率不得超过总保费的3%，超过部分要返还给被保险人。（4）偿付能力控制，做法与英国基本相同。

2.英国为代表的松散监管模式。

松散监管模式是一种强调对保险人的偿付能力进行监管，而相应地放松对保险产品、保险费率、保险业务甚至市场准入条件的约束。英国是这一模式的代表，1997年10月以前，英国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是按照分业模式进行的，其中保险监管是由英国贸工部负责的，但从1998的1月起，保险监管职能由英国贸工部临时过渡到财政部，然后由财政部采取签署合同方式，将保险监管职能从1999年1月1日起委托给新成立的英国金融服务局（FSA），金融服务局是由过去分别监管银行、证券、保险等9个行业的监管机构组成。

英国的保险监管是以偿付能力为中、b的。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业的管理强调保险公司的自律性，除保证偿付能力外，保险监管机构不对保险公司的具体经营、费率制定和业务状况作特别规定。1982年通过的《保险公司法》规定，所有在英国营业的保险公司均应保持足够的偿付能力，必须定期向监管机构提交和向公众公布其详尽的财务信息。英国对最低偿付能力的要求是：对于非寿险业务，不得低于公司每年净保费收入的16%或当年保险赔款额的23%；对于寿险公司来讲，最低偿付能力为公司负债额的4%加上风险资本额（即保额与责任准备金之差）的0.3%.对于偿付能力不足的保险公司，英国保险监管部门处罚时从不手软的。如果保险公司发生偿付能力不足或财务不健全的情况，FSA会要求保险公司提供更详尽的信息，包括按季度送报表和随时提供投资、业务活动情况、精算报告等项内容，甚至停止承保新业务。这种监管机制有效地保证了保险监管的及时、准确、到位，而且便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另外，英国保险监管机构重视对保险公司信息的披露，他们认为，向社会公开的保险公司信息越多，越能帮助投保人正确选择保险公司以转嫁风险，越能减少市场失灵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因此，保险监管部门每年都向社会公开保险公司报送的保险监管报表，凡是需要了解保险公司信息的单位和个人都可以自行查阅。

从英美保险监管模式来看，无论是美国的严格监管模式还是英国的松散监管模式，都强调了偿付能力监管的重要性。相对于松散监管模式而言，严格监管在市场准入、产品质量和经营行为方面有更高的要求，有利于保证保险公司的财务稳健和保险业的声誉。但松散监管在一定条件下更有利于促进保险业的发展。因此，各国保险监管模式的选择是要根据本国的国情传统和现实变革需要来确定。

三、我国保险监管模式选择：折衷模式

我国的保险监管历史较为短暂，1995年保险法的颁布使我国保险监管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1998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保险监管体系初步形成。与西方宽松的保险监管相比，我国现阶段的保险监管从整体上看仍然属于较为严格的监管模式，但又不同于美国的严格监管模式，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表现在：（1）强调分业监管，忽视混业监管。我国于1995年开始形成的金融分业经营体制，与之相适应，我国金融监管就形成了证监会、保监会和新近成立的银监会三足鼎立之势，各司其职，这虽然有利于防范我国金融业管理水平不高情况下因混业经营而产生的金融风险，但由于相互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在银行、证券、保险之间业务往来越来越频繁的情况下，这种忽视混业的监管体制显然是一种低效率的监管。（2）重视市场行为监管，忽视偿付能力监管。长期以来，我国的保险监管基本上是市场行为的监管，重点监管费率厘定、险种设计等经营实务，偿付能力监管十分薄弱，缺少相应的监管技术和能力。由此造成许多保险公司忽视业务质量的提高，疏于成本费用的控制，偿付能力隐患很大。（3）追求稳定性目标，忽视效率目标。我们现行的保险监管模式是建立在稳定性目标之上的，对保险企业的监管内容不仅涉及范围广，而且限制性很强，如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产寿险不得兼营，主要险种的基本条款和费率由保监会统一制定，保险资金运用仅限于银行存款、国债和金融债券等等。虽然表面上看，保险企业的稳定性得到了保证，但由于严格的市场准入而缺乏竞争，条款费率的统一制定而缺乏创新，严格的投资范围限制导致资金运用低效率，这都使得我国保险业的效率极其低下。而且，在缺乏效率情况下，内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严重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长此以往，保险体系的稳定性也会遭到严重威胁。

随着我国加入WTO后保险市场的全面开放，国内外竞争加剧，金融混业经营趋势日益明显，传统的保险监管模式难以满足开放条件下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从长远来看，中国保险监管模式必然要向国际通行的宽松的保险监管模式过渡，但在一系列约束条件尚未改变的情况下，我国现阶段的保险监管模式应该采取：以偿付能力监管为主、兼顾市场行为监管的折衷监管模式。

1.建立偿付能力监管机制。从国际国内保险业发展趋势来看，转向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保险监管是保险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是保障公司经营安全和投保人合法权益的最重要因素，偿付能力监管已成为世界各国保险监管的核心。最近几十年，由于保险业飞速发展，保险公司经营多样化策略、保险公司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以及保险业为弥补承保业务的亏损而进入高风险领域投资，这些都大大增加了保险业的风险程度，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变得没有偿付能力而破产，根据Sigma的统计，1978—1994年世界范围内共有648家产险公司丧失了偿付能力。而中国保险业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也引起了理论与实务界的重视，正如张维迎教授（1998）所说：保险业的支付危机已经成为中国未来金融稳定的一大威胁。平安保险董事长马明哲（1999）在测算后也认为；中国保险业偿付能力不足的比率（偿付能力不足差额／最低偿付能力）已经高达32.69%.当然，由于我国保险业垄断程度高，又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保险经营所累积的风险可能可以用新增保费收入弥补，从而推迟偿付能力危机的到来。但偿付能力的问题必须要引起保险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从目前来看，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建立保险监管信息系统，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及时掌握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变化情况；二是要进一步细化偿付能力监管指标，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修订，实行量化监管；三是参照美国经验，建立财务分析和偿付能力跟踪系统（FAST），重点对大保险公司进行跟踪监管。

保险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13篇

保险是金融业三大支柱(银行、保险、证券)之一,其特有的经济补偿功能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国内保险业自1980年恢复经营以来,保费收入以年平均37.6%的幅度高速增长,1999年保费总收入为1393.22亿元,截至1999年9月,保险业总资产达2389.6亿元。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保险市场的逐步对外开放,我国保险业初步形成了以国有保险公司为主体、中外保险公司并存、多家保险公司竞争的新格局。

但是,与世界几百年的保险发展历史相比,我国保险业起步晚、基础薄弱、总体水平低,目前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比较,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对保险公司进行独立审计是保险公司的内在需要,有助于保险公司转变经营机制、提高内部管理水平、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有助于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伊始,从整顿保险市场秩序入手,短时间内在完善内控、夯实基础、规范市场、加强监管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未来几年,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和加大监管力度是保险监管的主要内容,而建立对保险公司进行独立审计的制度,对于保险监管体系的完善和保险监管力度的增强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对保险公司进行独立审计的必要性

独立审计,也称注册会计师审计,是指注册会计师对某一经济组织关于其有关经济活动和经济事项的认定,在充分、适当地获取各种证据,并对这些证据进行客观的评价之后,确定哪些认定符合相关既定标准的程度,并就此发表负有法律责任的意见。与保险业同步,我国在1980年恢复了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独立审计在促进经济发展、规范市场秩序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保险公司独立审计制度的建立,也将对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一)保险公司的公司性质决定了对其进行独立审计的必要性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世界各国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其主要特点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由于绝大多数股东不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对公司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了解几乎完全有赖于公司经营者定期提供的财务报表,因而需要有一个来自公司外部的,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立场的第三方来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完整性、真实性、正确性和合法性做出专业、权威的判断,独立审计应运而生。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共有28家,这些保险公司具有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特点,所以也具有独立审计的内在需要。

(二)独立审计有助于保险公司提高管理水平、增强竞争能力

保险业是一个高负债、高风险的行业,建立健全风险管理机制是保险业健康发展的基石。完善而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是保险公司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的重要手段,也是保险公司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为了提高审计质量和效率,注册会计师在对保险公司进行独立审计时,首先要研究保险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针对其建立的完善性和执行的有效性进行客观专业的评价,从旁观者的角度发现保险公司内部控制的薄弱环节,并向管理者出具管理建议书,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这对保险公司改善经营管理质量、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作为内部控制的主要内容,很多保险公司建立了内部审计或稽核制度。内部审计是由公司内部相对独立的专职部门对公司经营管理情况进行的审计,由于受所处地位和视野的限制,内部审计在独立性和专业性方面都不及独立审计,更不具有独立审计所特有的经济鉴证功能。因此,保险公司内部审计是不能代替保险公司独立审计的。与独立审计建立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有助于保险公司内部审计或稽核制度的完善以及专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经济效益是保险公司持续经营和发展的根本保证,独立审计则有助于精算师全面掌握保险公司真实的财务基础数据,以寿险公司为例,精算师对寿险经营的三个主要效益来源——死差益、费差益和利差益——作出正确精算,从而开发出适销对路的寿险产品、制订有竞争的产品价格,从而提高寿险公司经营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备相关性和可靠性两大基本质量特征的财务信息是各种经济主体凭以作出正确决策的重要信息。通过独立审计,保险公司财务报表的完整性、真实性、正确性和合法性的程度得以客观公正的评价,独立审计经济鉴证功能的发挥,使得保险公司财务报表的信息风险大大降低,可靠性、有用性显著提高。借助经过独立审计的财务信息的交流,保险公司在市场上的可信赖程度得以增加,这对于保险公司维持现有市场、开拓潜在市场、提高竞争能力大有裨益。

(三)完善保险监管体系需要建立保险公司独立审计制度

根据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完善的保险监管体系从组织架构上包括三个部分,即国家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其一,国家监管是保险监管体系中的主要力量,是国家建立专业行政部门,通过各种法律、法规对保险公司和保险市场进行监督管理。1998年11月,我国保险业国家监管的专业行政部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是我国保险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我国保险业国家监管专业化的形成。其二,行业自律是保险公司之间通过友好协商,成立行业协会等自发性组织,进行自我约束、相互监督、协调内外部关系的监管体制。目前,在我国保险市场发育相对成熟的一些大中型城市,都成立了保险行业协会等形式的行业自律组织,随着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开发,行业自律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三,社会监督是国家监管和行业自律的重要补充,主要包括专业资信评估和社会公众监督两个部分。在我国的保险监管体系中,社会监督仍然是个空白,其原因有二:一是我国的保险市场尚处于发育阶段,保险产品的社会需求水平较低,还没有形成社会监督的强烈需要;二是保险公司财务信息不透明,可信赖程度低,社会监督的形成缺乏良好环境。

在世界保险市场上,保险是极为重要的金融商品之一,保险公司管理着全球40%的投资资产,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目前,我国的保险市场正逐步走向成熟,资本市场也已经开始向保险公司开放,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保险业改革开放的深入,保险产品的社会需求水平将大幅提高,而保险公司也将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角色。保险市场的消费者和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要作出正确、及时的消费决策和投资决策,就要全面了解保险公司真实的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对保险公司管理投资资产是否符合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的要求进行监督。社会监督的需要由此产生。保险公司独立审计制度的建立和执行,可以向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提供低风险、高质量的保险公司财务信息,保障良好的市场秩序,为社会监督体制提供了一个健康生长所必须的环境。

(四)独立审计是加大保险监管力度的必要手段

国际保险监管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偏重于市场行为监管的“日德型”,另一类是偏重于偿付能力监管的“英美型”。根据国情,我国保险监管宜采取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双管兼有的方法,目前我国保险监管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市场行为监管方面,而在偿付能力监管方面还很薄弱,监管效率也比较低。为了我国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民族保险业竞争能力的提高,就要尽快建立健全偿付能力监管机制,加大保险监管力度,提高保险监管效率。偿付能力是指某一经济组织以所有资产偿付全部债务的能力,其大小主要取决于资产管理的安全性和资产经营的效益性。保险是一个高负债的行业,偿付能力的大小对于保险公司的持续经营和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借助于独立审计的监督功能,保险公司可以提高其管理和经营资产的水平,增强偿付能力。借助于独立审计的鉴证功能,保险监管系统可以获取真实可靠的财务基础数据,准确计算和掌握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保证偿付能力监管机制的正常运行,充分发挥偿付能力监管的作用,增强保险监管力度。独立审计不仅有助于加大保险监管力度,还有助于提高保险监管效率。通过独立审计,保险公司的财务报表以及报表所反映的业务情况得以客观、公正的评价。以此为基础,保险监管可以大量采取非现场监管方式,利用经过独立审计的财务报表和其他文件,根据监管需要对保险公司的经营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评价和监测,从而提高监管效率。

三、保险公司独立审计制度的主要内容

1.规定必须委托注册会计师进行独立审计的保险公司范围。为了全面掌握我国保险业的经营情况,委托注册会计师进行独立审计的保险公司应该包括所有在我国经批准成立的保险公司,主要是国有独立保险公司、中资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保险公司和外国保险公司的分公司等。

2.规定必须委托注册会计师进行独立审计的经济活动范围。独立审计可以贯穿保险公司的任何经营期

间和所有经营范围。在保险公司组建以及增资扩股时,须委托注册会计师验证股东资格,验证营运资本的构成是否符合有关规定,是否足额、及时到位;在保险公司持续经营期间,须委托注册会计师对年度财务报表及其相关资料进行审计,发表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告和管理建议书;在保险公司高层管理者变动时,须委托注册会计师进行离任审计,明确经营责任、客观评价经营业绩;在保险公司结业清算时,须委托注册会计师进行清算审计,保障国家、职员、债权人、股东和投保人的合法权益。

3.规定保险公司必须对外披露的信息的内容,信息披露的时限和方式、方法。保险公司财务信息是保险市场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加入WTO也要求我国提高保险市场的透明度。因此,要保证保险公司财务信息的有用性,提高保险市场透明度,就要通过独立审计制度,对保险公司经独立审计后必须对外披露的信息的内容、信息披露的时限和方式方法进行严格和科学的规定。

保险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14篇

一、为什么要对保险机构实施全过程监管

全过程监管是指对事物衍生变化的各个环节，也就是监管对象产生、发展、消亡的整个过程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管理。与结果监管模式相对应，这种监管模式强调事前实施预防性监管以防范风险，事中实施督促性（常规性）监管以控制风险，事后实施跟踪性监管以化解风险。总的来说，强化全过程监管，是对市场负责的表现，也是对社会负责的要求，更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需要。

（一）实施全过程监管是保险业统筹发展的需要

保险业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全过程监管模式在市场准入管理方面的基本要求。通过事前沟通制度，了解各保险机构今后机构发展规划，便于统筹安排保险分支机构的区域布局，促进有效竞争，避免恶性竞争；便于统筹发展城乡保险服务能力，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个性化保险服务，为农村群众提供稳定便利的保险服务；便于统筹发挥保险的三项功能，在经济保障方面承担稳定器作用，在社会管理方面担当辅助管理人，在资金融通方面发挥经济助推器作用。

（二）实施全过程监管是保险业管理风险的需要

风险管理最重要的两个环节是风险识别和风险应对，而最大的风险在于不知道面临什么风险，而全过程监管在识别和应对风险上具有介入时间优先的显著特点和多环节应对的优势。通过筹建期辅导，可以帮助保险企业分析和认识大量的风险点，起到预警作用，从而增强企业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也可以通过辅导制度识别新的风险品种，未雨绸缪提前采取应对措施。通过关注期检查、运营期自律、退出期善后等制度，可以在更多环节控制和化解风险，在“风起于青苹之末”时就予以制止，尽可能减少和避免“算总账”。

（三）实施全过程监管是提高保险监管效益的需要

保险监管机关人少事多，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关键在于抓重点，促效益。加强筹建期辅导，可以促进保险机构的依法合规意识，在进入市场之初就能守法经营；可以帮助保险机构端正经营思路，促进以服务为核心的竞争手段创新。反之，不加以辅导任其直接进入市场，难免会有违法违规行为带入市场，既影响自身，更危及市场，如果屡查屡犯、屡犯屡查，就会增加查处频率，直接影响监管效率。事实上，这种比对效果早已通过公司上市辅导制度在资本市场中反复得以证明。

二、怎样对保险机构实施全过程监管

对保险机构实施全过程监管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有关各方通力合作的过程。按照保险机构的发展规律，可以分以下五个阶段进行监管。

（一）计划期沟通

目的是了解设立机构的必要性，纠正不顾实际，跑马圈地，盲目扩张，靠多铺摊子粗放经营，或者为了安排一个人或争取一笔业务而申请设立机构的不良倾向，沟通内容应主要涉及分支机构三年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保险监管机关要通过沟通引导保险机构合理发展。一是加强分析、调控市场。坚持通盘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公司的情况，按照促进有效竞争，防止恶性竞争的思路，通过市场机制来引导保险机构，优化市场区域布局。二是分类监管、扶优限劣。对业务发展良好、经营效益好、内控严格的公司，对其设立分支机构予以鼓励和支持；对经营状况较差、管理混乱的公司，要从严控制。三是坚持原则，把好关口。在研究具体机构时要坚持发展有需要、经营有效益、管控有能力、高管有人才的原则。

（二）筹建期辅导

目的是增强设立机构的有效性，避免浪费监管资源、公司资源和行业资源，辅导内容应主要涉及筹建机构的可行性、人员、内控等方面。保险监管机关要通过辅导引导保险机构规范进入市场。一是督促公司加强可行性分析。要求公司对照已设立机构三年规划达成情况，认真分析拟设机构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之路，特别是在坚持科学发展、创新经营思路方面要有切实可行的方案。二是督促公司加强内部管控。要求公司落实对拟设机构的管理安排，加强拟设机构规章制度完善，明确各岗位职责权限。三是督促公司加强人员管理培训。要求公司加强人才培养，有计划地储备高管人才，从严限制临时挖角。合理配置公司内、外勤员工，市场营销人员持证率必须达到100%，依法合规方面的培训合格率必须达到100%。四是督促公司加强标准化建设。要求公司职场标准规范，组织架构齐全，设备运行正常。

（三）关注期检查

目的是检验和巩固筹建期辅导成果，强化设立机构的合规意识，检查内容应主要涉及设立机构证照管理、业务财务合规性、内控有效性等方面。保险监管机关要通过检查决定设立机构是否进入正常运营。一是核实设立机构是否正常营业。对那些领取批文和保险许可证而长期不开业的机构，必须彻底整改，必要时要责令退出市场，注销其许可证。二是核查是否有重大违规问题。对那些弄虚作假、侵害被保险人合法权益的机构，应当要求其停业整顿，同时限制其他机构的设立，待整改检查合格后方可继续营业。三是追查筹建期间是否开展业务。对筹建期间开展业务的，必须从严处理，同时要把这类机构作为今后监管的重点。

（四）运营期自律

目的是以最小的干预支持经营创新，在行业自律中维护整个市场的规范秩序。保险监管机关要通过支持行业自律提高监管效率，协调处理加强监管和支持创新的关系。一是支持制定和实施服务标准。行业协会要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积极组织会员单位制定行业自律公约，规范行业竞争行为，改善保险服务，逐步提高行业服务水平，树立行业良好形象。当前，最重要的是完善并执行好理赔方面的自律公约，切实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二是支持经营创新。支持保险机构探索“两头在外”经营模式；对于备案类保险产品，可以根据市场实际需要，在规定范围内按照相关程序适度调整费率；支持保险公司积极稳妥开展电销、网销试点；支持适应市场需要的创新活动。三是建立行业自律与政府监管的联动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形成自律管理与行政管理有机互补、良性互动的局面。

（五）退出期善后

目的是保护保单持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行业的良好形象。保险监管机关要通过加强善后监管，化解存量风险。一是必须经批准后才能撤销。保险机构的设立、退出必须具有高度的严肃性，不能随意撤销、合并、迁址、变更，不然，势必会影响社会公众享受保险服务的便利程度。二是要求公司搞好后续服务。保险机构撤销前必须根据当地的客户具体情况，制订详实的工作方案，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和维持后续服务，直到保单责任完全终结。三是及时办理注销公告。保险公司必须在撤销机构所在地张贴安民告示，明确该机构撤销后的善后事宜。保险监管机关要注销该机构的保险许可证，并在指定报纸上予以公告，同时要求该机构及时办理工商登记注销手续。

三、全过程监管中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

对保险机构的全过程监管，必须每一步都要落到实处，每一处都要不断细化。为防止监管效果打折或者流于形式，以下三个问题必须引起注意。

（一）程式化

要把操作过程细化为具体的步骤，环环相扣，逐步深入。计划期沟通，首先要了解拟设立机构的总公司的意见，其次要掌握当地的市场竞争状况，第三是要考虑该机构在当地生存发展的可行性。筹建期辅导，首先要指导公司配置合格的高管人员和正确合理组建员工队伍，其次是督促制定完善管控制度，第三是考察公司标准化建设等。关注期检查，就应当明确检查那些项目，怎么检查，达到何种目的，检查结果如何应用等。运营期自律，首先要明确行业规范和执行措施，其次要有完善的内控制度和操作程序，第三要有具体的考核和奖惩办法。退出期善后必须严格遵循批准撤销、保证服务、公告注销三个步骤。

（二）指标化

监管科学性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判断分析手段是否量化，符合实际的量化指标可以推导出合理的定性结论。计划期沟通，必须确定本年度机构的布局规划，大体明确监管对象在全辖可以设立几家机构，具体分布在哪些地区。筹建期辅导验收，就应当明确达到那些具体标准验收才算合格，这些标准必须逐项比对，一一评价，从而得出总体结论。关注期检查，重在掌握违规业务总量占比、违规业务涉及人员占比、同批次开业机构横向比较情况等指标。运营期自律，主要根据保险机构投诉率、退保率、地区经营效益增长率等指标进行判断。退出期善后，要着重考虑群众满意度、同一公司机构撤销频率等指标。

保险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15篇

1．我国涉农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一是可靠。科学的涉农保险监管规则能够提高涉农风险管理部门监管效率，保护我国农业生产者的经济稳定，通过农业风险管理部门的监控，促使农业保险人严格遵守国家农业保险计划标准，确保涉农保险计划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二是合理。农民以合理的代价获得涉农保险，保证涉农保险的价格合理和合同条款合理，在农民(投保人)和农业保险人之间实现利益的平衡。三是公平。对涉农保险投保人实施无歧视的对待，面对所有农业生产者，不管其生产规模大小，涉农保险监管规则要求涉农保险计划没有差别。我国农业现代化和科技程度不高，农民的农业再生产能力比较差，保证涉农保险人依约及时履行对投保人的赔付义务是涉农保险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四是安全。政府加强对涉农保险基金的监管，保证我国涉农保险基金的安全。涉农保险健康运行要求涉农保险基金安全运行，涉农保险基金的安全需要有完善和规范的涉农保险监管规则。

2．我国涉农保险监管的外在目标由于国家的政治需要，国家对涉农保险进行监管，通过涉农保险的方式让公共财政普惠广大农村和所有农民，享受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农村全面、和谐发展。目前我国农民抗风险的能力非常弱，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难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涉农保险作为准政策性险种，体现了政府的行为，以政府的权威动员全社会分担涉农风险。对涉农保险进行有效的监管，保证实现准政策性涉农保险的目标，是农业保险监管部门不可推卸的政治任务。

(二)明确涉农保险监管的主体、对象和法律责任

1．明确涉农保险的监管主体我国涉农保险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应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财政部门、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并应建立协调沟通机制，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其中，由中国保监会继续对涉农保险进行监管，既可保持监管工作的连贯性，又可保证监管工作的专业性;农业部对农业特质及农业风险的认识更专业，有利于开展险种的选择、费率的制定等技术层面上的工作;财政部负责监管涉农保险的保费补贴、管理费补贴及巨灾准备金等财政扶持事宜。在明确分工、各司其职的基础上，要加强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与沟通，避免互相牵制。还要确保涉农保险监管过程的相对独立性，提高监管过程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2．明确涉农保险的监管对象我国涉农保险关系中存在着三大监管对象:政府、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和投保农户。一是政府。对政府的监管主要是对其涉农保险政策扶持行为的监督(主要包括财政补贴、税收减免、金融扶持以及再保险等几个方面的政策优惠与资金支持)。二是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监管机构对各类涉农保险经营组织监管，主要为了提高广大农户对涉农保险经营组织的信任度，保证农户投保的安全性，维护涉农保险市场公平、安全、高效的运行，避免涉农保险经营组织违规操作和损害农户的利益，如对投保农户的欺诈、不如实说明和解释保险产品、制定不利于投保农户的保险条款、灾害后不予理赔或少赔等行为。三是投保农户。对投保农户的监管主要是对农户在购买涉农保险和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进行监管。由于保险经营主体对这些信息的掌握远不如农户真实、详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就会导致涉农保险中的道德风险的问题;另外涉农保险还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通过监管农户以控制涉农保险经营的高风险，促进农业保险业的稳健发展。

3．涉农保险的法律责任涉农保险法律责任，这里主要是指各类农业保险经营组织、中介机构和投保农户等农业保险关系主体，违反农业保险法律法规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根据违反农业保险法的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的不同，农业保险的法律责任可以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其中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有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行政责任的承担方式有责令改正、吊销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许可证、罚款等;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罚金等。(1)涉农保险经营组织的法律责任涉农保险经营组织的法律责任是指各类涉农保险组织违反涉农保险法律法规应承担的责任，主要包括:第一，骗取补贴、虚假报告、拒绝监管行为及其法律责任。涉农保险经营组织通过故意虚构保险标的、编造虚假数据、文件、资料等方式，骗取国家财政补贴;提供虚假报告、报表、文件和资料;拒绝或妨碍依法检查监督，构成犯罪，则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可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一定的罚款;情节严重，可以限制其业务范围，甚至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第二，违反财务管理行为及其法律责任。保险主体经营涉农保险业务，违反财务管理规定;没有按照规定使用涉农保险条款和费率，或未按照合同约定进行保险事故查勘定损，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一定罚款;情节严重，可以限制业务范围、责令停止新业务或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如果保险主体经营涉农保险业务行为违反条例规定尚未构成犯罪，对负有直接责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可予以警告并处以一定罚款;如果情节严重，应撤销任职资格，禁入保险市场。(2)涉农保险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目前我国涉农保险中介机构主要指涉农保险人。违法行为主要有:涉农保险中介机构未取得经营涉农保险业务许可证而非法从事业务;涉农保险中介机构在业务中欺骗投保农户。如果情节严重、构成犯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可由涉农保险监管机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或吊销经营业务许可证。(3)投保农户的法律责任投保农户的法律责任主要指投保农户的欺诈行为，给农业保险公司造成损失，依法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如谎称遭遇灾害或事故骗取保险金、故意制造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等行为，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罚。

(三)建立专门的涉农保险监管机构———涉农风险管理局

涉农保险监管机构必须设立在政府的核心层，监管机构才能够具有充分的资源、农业科学和农业保险的专业知识和相应的职权，这是农业保险监管成功的关键条件。政策性保险非盈利性和商业性保险盈利性特点，决定了两者无论监管内容和监管规则都有很大差异:政府对商业保险(包括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和以商业化运作的农业冰雹险)进行监管，主要因为保险业事关国计民生，地位重要;使经济实力强大的保险公司以公正的价格出售保险合同来提高公众福利;目标定位是防止“保险公司破产、保护公平和致力于保险的可获得性和充足性”［5］(P101)。而对于准政策性涉农保险，涉农保险监管在于促进涉农保险作为国家的支农政策工具实现其政策目标。如果还由保监会监管两类不同性质的保险，有可能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管理的冲突。农业保险在展业、承保、防灾减损、理赔等业务经营方面以及在跨部门协调上比商业保险更为复杂，这也要求对涉农保险监管的要求更高。因此，国外农业保险的监管机构通常都是专门的监管机构，不是商业性保险监管部门。例如，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创建了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监管联邦农业保险公司的运行和管理并检查联邦农业保险计划。日本的农业保险由农林水产省负责监管。因此，在我国农业部内设立相对高度独立的涉农风险管理局，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保监会同时监管商业保险和准政策性涉农保险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涉农风险管理局有充分的资源支持，具有充分的监管权力，拥有大量具有丰富农业和涉农保险专业知识的人才，有助于确保监管涉农保险过程的协调性，能建立抗衡各部委和利益集团的重要制衡机制。与保监会相比，农业风险管理局监督涉农保险，可以推出更快、更高质量的监管规则，采用更透明、更具问责性的监管方式。在行政管理方面，涉农风险管理局能更好地与我国现行的行政和预算权力中心(如农业部、发改委、气象部门和财政部)联系，通过与政治和行政权力的核心建立直接联系，可以大大增强监管效力。能更好地向涉农保险的利益相关者宣传涉农保险信息和监管规则，有利于推进我国农村和农业的良性发展。国家必须制定明确的法律规范确定涉农风险管理局的法律地位、职能、监管的适当程序、监管涉农保险必须具有的相关权利与职责。涉农风险管理局的职责包括:一是设定涉农保险监管的重点和难点、监控遵守情况以及报告结果;二是设定涉农保险监管目标和手段;三是建立起监管人员运用监管权力的问责机制等。

(四)制定科学、合理的涉农保险监管规则并确保有效遵守

涉农保险的监管规则应坚持经济原则和法律原则，通过有效实施国家的支农政策，提高农村的社会福利。经济原则是减少涉农保险运行成本，提高涉农保险的效率;法律原则是减少涉农保险执行者过度的自由裁量权。监管规则是保证涉农保险信息的质量，应减少涉农保险当事人收集信息的负担，为涉农保险人和投保人带来积极的潜在利益。这就要求提高涉农保险监管水平，设计出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高水平监管规则。

1．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涉农保险合同以及监管规则目前我国涉农保险的投保人绝大多数是农民，素质低和信息不对称，因此，起草涉农保险监管法律规则和涉农保险格式合同条款，应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非常重要。涉农保险监管法律规则的内容清晰、易懂是确保监管法律规则得到有效实施的基本要求。

2．保持涉农保险监管透明度透明度贯穿于涉农保险监管过程的各个阶段，覆盖涉农保险监管体系的整个管理过程:监管方案的形成、监管规则的出台、实施、执行、审查和变革。对涉农保险监管的透明度非常重要:能克服涉农保险监管失灵的很多诱因;有利于减少涉农保险监管过程中专断决策的发生几率和遏制腐败现象;可以最大限度地抑制涉农保险监管过程中的行政机会主义、寻租行为和道德风险;可以体现政府对涉农保险监管的公开性和维持合法化。为了提高涉农保险及其监管的透明度和有效性，涉农保险监管必须建立涉农保险中央信息数据库制度:全国涉农保险企业财务状况、涉农保险监管数据标准、涉农保险人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涉农保险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市场行为档案、涉农保险企业投诉信息以及投保人信用信息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