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利润范文

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利润范文第1篇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 体系 社会资源配置

一、微观经济学的产生

微观经济学的产生以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性质原因的研究》为标志，至今已经有231年的历史了。亚当・斯密通常被学术界认为是微观经济学的创始人。

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已的，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为追求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但每个人都不能独立生存，通过分工使交换成为可能，并接受“看不见的手”的约束，实际这种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抽象描述就是经济学范式研究的对象逻辑，因此，在此观念范式层提供的逻辑空间上，亚当・斯密提出了货币、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工资、利润等经济范畴，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规则范式。斯密反对重商主义政策，主张放任自由政策，取消限制经济自由的种种障碍，建立起合乎规律的“自然秩序”，使每个人追求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协调起来，最终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这些促使财富增长的主张，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操作范式。当然以观念范式为基础，还可演绎出更多的定理，从而使其理论更加完善。

亚当・斯密通常被学术界认为是微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微观经济学从创建到目前不断有新的理论、新的观点充实到微观经济学的知识框架中，使得微观经济学的体系更庞杂，内容更丰富，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更加多样化。微观经济学由对经济问题的定性分析为主发展到要采用大量的定量分析才能得出相应的定性结论。现实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学问题的解释和说明需要借助建立经济学模型并运用数学、微积分、运筹学、概率论等相关学科中的概念和工具分析才能完成。使得微观经济学的理论越来越抽象，越来越深奥，其逻辑性也越来越强，甚至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对某一问题的分析，因为假设条件不同，结论会差别巨大。有时对于同一个经济问题，不同经济学流派的观点与结论竟然截然相反。这就使得微观经济学成为财经类学生学习的难点，使得众多的初学者无从下手。对部分微观经济学教学人员而言，他们在讲授微观经济学的时候，往往迷恋于介绍复杂的经济学模型，繁琐的数理推导过程，忽略了对经济学基本思想的介绍，造成微观经济学成为高等学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学习难度系数最大的一门课程。

二、理性的厂商

厂商是微观经济学的又一个重要主体。在西方经济学中，生产者亦称厂商，它是指能够做出统一生产决策的单个经济单位。在微观经济学分析中，厂商被假定为合乎理性的经济人，厂商提品的目的在于追求最大的利润。厂商最大化的利润是总收益和总成本差额的最大化。为使该差额最大，要尽量使成本最小，收益最大。因此，研究厂商的行为不得不研究厂商的生产和成本，故生产理论和成本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理论必然涉及到生产的投入和生产的产出，而企业的生产行为是一种持续的过程，生产的规模会随着市场需求和企业目标等众多因素的变化而调整。在微观经济学里，以企业是否可以调整其规模为标准，将企业的生产分为长期生产和短期生产。短期生产是企业规模不变，而长期生产是企业可以调整生产规模。理性的厂商会利用自身所具有的条件使得短期和长期的生产成本最小化，产出最大化，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因此，微观经济学中厂商的行为也是以理性人的假设条件出发的。

三、生产和消费同时的理性――一般均衡和福利经济学

最优的经济关系就是不仅生产达到了最优的状态，消费也达到了最优的状态。经济学上把这种经济的最优效果称作帕累托最优状态。经济学是研究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来满足人们无限的欲望的一门学科。因此，如果产品在消费者之间的分配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重新分配都会至少降低一个消费者的满足水平，那么，这种状态就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率的状态，同样如果要素在厂商之间的配置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重新配置都会至少降低一个厂商的产量，那么，这种状态就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率的状态。生产和消费的最优如果能同时达到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和公正，则是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或称之为社会得到了最大化的满足。这种一般均衡和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也是基于生产的理性、消费的理性及社会收入分配的理性考虑的，即是从理性人的假设条件出发的。

四、三个关键词：需求、供给、价格

在经济学家的笔下，复杂多变的经济可简化成需求、供给、价格这三个简单的名词。

1.需求。需求(demand)是在某一时期内，每一价格水平时，居民户计划购买的产品与劳务量。需求是购买欲望与支付能力的统一。消费者行为的出发点是需求，归宿是需求的满足，即效用。在微观经济学中有两种研究消费者行为的理论：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这两种理论的假设前提、分析工具、表达方式不同，但所得出的结论是殊途同归的：即居民户把有限的收入分配于各种消费上，以获得满足程度的最大化，这就是消费者消费行为的目的，其理性选择；需求定理的内容是由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所决定的。如此，透过消费者的需求这个表面现象研究其深层次内容――消费者行为分析。

2.供给。供给(supply)是厂商在某一时期内，每一价格水平时，计划出售的产品与劳务量。厂商的供给行为可以用生产者行为理论来作出合理的解释，包括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市场理论，主要分析理性的厂商如何生产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具体而言，运用生产理论和成本理论分析厂商在企业内部如何用最小的成本生产出既定的产量，从而实现内部的经济效益。但这一行为并不能保证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实现，因为企业用最有效率的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在市场上销售才能实现其价值。因此还必须通过市场理论来考察不同市场类型条件下完全竞争厂商和不完全竞争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及其短期、长期均衡价格和产量的决定，进而推导出厂商的供给曲线。

3.价格。市场经济的成功乍一看是一个谜。千百万利己的家庭和企业分散作出决策似乎会引起混乱。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已经证明，市场经济在以一种促进普遍经济福利的方式组织经济活动方面非常成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1776年的著作《国富论》中提出了全部经济学中最有名的观察结果：家庭和企业在市场上相互交易，他们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引起了合意的结果。价格既反映了一种物品的社会价值，也反映了生产该产品的社会成本，它引导着社会资源的配置，影响着消费者满足程度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乃至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

参考文献：

[1]何璋.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上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

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利润范文第2篇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 体系 社会资源配置

一、微观经济学的产生

微观经济学的产生以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性质原因的研究》为标志，至今已经有231年的历史了。亚当·斯密通常被学术界认为是微观经济学的创始人。

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已的，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为追求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但每个人都不能独立生存，通过分工使交换成为可能，并接受“看不见的手”的约束，实际这种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抽象描述就是经济学范式研究的对象逻辑，因此，在此观念范式层提供的逻辑空间上，亚当·斯密提出了货币、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工资、利润等经济范畴，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规则范式。斯密反对重商主义政策，主张放任自由政策，取消限制经济自由的种种障碍，建立起合乎规律的“自然秩序”，使每个人追求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协调起来，最终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这些促使财富增长的主张，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操作范式。当然以观念范式为基础，还可演绎出更多的定理，从而使其理论更加完善。

亚当·斯密通常被学术界认为是微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微观经济学从创建到目前不断有新的理论、新的观点充实到微观经济学的知识框架中，使得微观经济学的体系更庞杂，内容更丰富，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更加多样化。微观经济学由对经济问题的定性分析为主发展到要采用大量的定量分析才能得出相应的定性结论。现实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学问题的解释和说明需要借助建立经济学模型并运用数学、微积分、运筹学、概率论等相关学科中的概念和工具分析才能完成。使得微观经济学的理论越来越抽象，越来越深奥，其逻辑性也越来越强，甚至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对某一问题的分析，因为假设条件不同，结论会差别巨大。有时对于同一个经济问题，不同经济学流派的观点与结论竟然截然相反。这就使得微观经济学成为财经类学生学习的难点，使得众多的初学者无从下手。对部分微观经济学教学人员而言，他们在讲授微观经济学的时候，往往迷恋于介绍复杂的经济学模型，繁琐的数理推导过程，忽略了对经济学基本思想的介绍，造成微观经济学成为高等学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学习难度系数最大的一门课程。

二、理性的厂商

厂商是微观经济学的又一个重要主体。在西方经济学中，生产者亦称厂商，它是指能够做出统一生产决策的单个经济单位。在微观经济学分析中，厂商被假定为合乎理性的经济人，厂商提供产品的目的在于追求最大的利润。厂商最大化的利润是总收益和总成本差额的最大化。为使该差额最大，要尽量使成本最小，收益最大。因此，研究厂商的行为不得不研究厂商的生产和成本，故生产理论和成本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理论必然涉及到生产的投入和生产的产出，而企业的生产行为是一种持续的过程，生产的规模会随着市场需求和企业目标等众多因素的变化而调整。在微观经济学里，以企业是否可以调整其规模为标准，将企业的生产分为长期生产和短期生产。短期生产是企业规模不变，而长期生产是企业可以调整生产规模。理性的厂商会利用自身所具有的条件使得短期和长期的生产成本最小化，产出最大化，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因此，微观经济学中厂商的行为也是以理性人的假设条件出发的。

三、生产和消费同时的理性——一般均衡和福利经济学

最优的经济关系就是不仅生产达到了最优的状态，消费也达到了最优的状态。经济学上把这种经济的最优效果称作帕累托最优状态。经济学是研究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来满足人们无限的欲望的一门学科。因此，如果产品在消费者之间的分配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重新分配都会至少降低一个消费者的满足水平，那么，这种状态就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率的状态，同样如果要素在厂商之间的配置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重新配置都会至少降低一个厂商的产量，那么，这种状态就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率的状态。生产和消费的最优如果能同时达到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和公正，则是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或称之为社会得到了最大化的满足。这种一般均衡和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也是基于生产的理性、消费的理性及社会收入分配的理性考虑的，即是从理性人的假设条件出发的。

四、三个关键词：需求、供给、价格

在经济学家的笔下，复杂多变的经济可简化成需求、供给、价格这三个简单的名词。

1.需求。需求(demand)是在某一时期内，每一价格水平时，居民户计划购买的产品与劳务量。需求是购买欲望与支付能力的统一。消费者行为的出发点是需求，归宿是需求的满足，即效用。在微观经济学中有两种研究消费者行为的理论：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这两种理论的假设前提、分析工具、表达方式不同，但所得出的结论是殊途同归的：即居民户把有限的收入分配于各种消费上，以获得满足程度的最大化，这就是消费者消费行为的目的，其理性选择；需求定理的内容是由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所决定的。如此，透过消费者的需求这个表面现象研究其深层次内容——消费者行为分析。

2.供给。供给(supply)是厂商在某一时期内，每一价格水平时，计划出售的产品与劳务量。厂商的供给行为可以用生产者行为理论来作出合理的解释，包括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市场理论，主要分析理性的厂商如何生产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具体而言，运用生产理论和成本理论分析厂商在企业内部如何用最小的成本生产出既定的产量，从而实现内部的经济效益。但这一行为并不能保证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实现，因为企业用最有效率的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在市场上销售才能实现其价值。因此还必须通过市场理论来考察不同市场类型条件下完全竞争厂商和不完全竞争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及其短期、长期均衡价格和产量的决定，进而推导出厂商的供给曲线。

3.价格。市场经济的成功乍一看是一个谜。千百万利己的家庭和企业分散作出决策似乎会引起混乱。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已经证明，市场经济在以一种促进普遍经济福利的方式组织经济活动方面非常成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1776年的著作《国富论》中提出了全部经济学中最有名的观察结果：家庭和企业在市场上相互交易，他们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引起了合意的结果。价格既反映了一种物品的社会价值，也反映了生产该产品的社会成本，它引导着社会资源的配置，影响着消费者满足程度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乃至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

参考文献：

[1]何璋.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利润范文第3篇

一、经济效益是指在经济活动中投入与产出的比较,按照投入产出的具体指向内容不同,分为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

从宏观经济效益讲,投入指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各种实际耗费,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产出指生产出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提供满足国家、公众需要的服务和利益。从价值角度讲,包括工资、税金、利润、利息等等。某些经济活动即使没有税金、利益,站在国家的角度考察可能仍然具有经济效益,如技术开发实验,公共事业部门等等。可见,宏观上的投入产出是十分广泛的概念。

微观经济效益,主要指企业经济效益。投入就是企业投资者投入的资本,产出就是企业创造出的收入。产出与投入相抵,就是利润。企业投资过程,就是用已有的资本,利用外部环境,通过生产经营活动,使资本不断增值的过程。在宏观经济中一些投入产出内容如人力、自然资源、银行信贷资金、税金等等,在微观经济中都成为了外部环境。例如:借入资金投入经营,取得收入后就归还借款、支付利息。借入资金的循环过程是加大资本创收能力。企业可以视经营状况多借少借或不借。一个企业尽管缴纳了很多税金,支付了很多利息,如果它本身亏损,资本不断减少,虽从宏观算帐有经济效益,但因没有经济效益可言,投资人则认为是投资失败。

同一经济内容在宏观与微观中的这种变化,源于宏观、微观利益主体不同。而由于宏观经济效益、微观经济效益的计算内容不同,经济效益指标就不同。会计上讲的经济效益指标,主要指微观的企业经济效益指标。

根据上述对经济效益的分析,笔者认为,企业经济效益指标就是反映企业投入、产出关系的指标,基本指标计算公式为:

经济效益=产出-投入

经济效益水平=经济效益÷投入

经济效益是绝对指标,反映有无效益以及效益大小,经济效益水平是相对指标,进一步反映效益水平。从上述两个指标衍变出来,反映投入、产出和比较结果的整体、局部状况的各项指标即构成经济效益指标体系。

二、利润指标是经济效益指标体系中的核心指标,理由如下

1、利润是企业投入产出关系最综合的绝对额反映指标。企业节约投入,降低成本费用,可以增加利润;企业开拓经营,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多创收也可以增加利润,每次具体经济效益最终汇集为企业利润。

2、利润是企业维持再生产的条件。企业只有不断创造利润,才能不断发展壮大;如果企业年年亏损,那么,企业就不可能生存。

3、利润是企业投资者追求的现实目标。企业投资的目的是为了盈利,利润的绝对额越大越好。提高盈利水平也是为了在有限资本投入的前提下,获得更大利润。一般情况下,投资者都会采取投入更多资本或是提高盈利水平等多种方式来增加利润。

4、销售利润率、资本利润率、资本增值率等相对指标都是以利润为前提,是利润指标的延续,并非投资者直接追求的目标。如果以其某一个为核心,如资本利润率,由于资本投入不一样,很可能得出获得一万元利润时的效益要优于获得一百万元利润的错误结论。

5、利润数额大小还反映企业承担市场风险的能力。资本利润率再高,如果利润的绝对额不大,在市场的大浪中还是不堪一击。只有利润的绝对额大,才有能力承担潜在风险,获得长久稳定的经济效益。

6、利润是人们普遍认可、被广泛使用、能直观反映经济效益的指标。

三、基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分析》一文有如下的不妥之处

1、进行两数比较时方法不全面。既称“经济效益是一个比较量”,那么,就应包括两数相减得出的绝对比较和两数相除得出的相对比较,这是统计学的基本常识。因此,《分析》一文中认为“某些总量指标……不能直接说明经济效益”是不妥的。

2、将“利润指标”排除在经济效益指标之外,更是不妥。《分析》在认为“经济效益指标是财务成果比率指标”的同时,以此为据举例说明利润不是经济效益指标。前文已述利润是收入与成本的绝对和相对比较结果,包含绝对指标,应属经济效益指标。

3、混淆了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的内涵。《分析》用“资金利润率”指标为核心,认为“企业经济运行成果之全貌,一般先从分析资金利润率入手”。首先,资金利润率=营业利润÷投入资金总额×100%,从宏观上,分母是全部社会资金占用,包括资本和负债,分子则应包括工资、利息、税金、利润等全部宏观效益;从微观上,如分子只含企业利润,分母就不应包括负债,分子分母应时时注意保持口径一致。从绝对技术角度看,“资金利润率”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如企业经济管理水平不变,仅是筹资方式不同,筹资成本对利润产生不同影响,其资金利润率就会不同。如企业付息前利润率高于银行利率,以发行股票方式筹资,此时资金利润率就高,以银行贷款筹资,资金利润率就低;而计算资本利润率,结果却正好相反。传统的资金利润率是一个计算内容和意义模糊不清、没有实用价值的指标,不是完整意义的经济指标。

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利润范文第4篇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生产者行为理论；企业

沙盘模拟微观经济学教学中主要介绍产品市场的局部均衡理论。局部均衡理论由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和生产者行为理论三个理论构成。在局部均衡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均衡价格理论和消费者行为理论所描述的情况是学生在生活中经常遇到的，而生产者行为理论描述的是厂商的行为，学生几乎接触不到，造成学习困难。所以，微观经济学的教学需要着重于学生对于厂商行为的感性认识。而企业沙盘模拟课程便可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一、企业沙盘模拟介绍

用友ERP沙盘将实训学生分为4～6组，每组运营一个企业，这些企业在起始的时候具有同样的配置，并且面对同样的选择。包括：广告费投入的选择，生产线的选择，原材料采购的选择等。各个企业需要充分考虑本企业的成本和收益，以及其他企业的发展策略对本企业的影响，制定本企业的发展战略，争取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二、企业沙盘模拟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一）通过理论加实验的方式合理安排微观经济学课程

高校微观经济学的教学课时基本为48学时，且全为理论教学。这种教学模式无法将企业沙盘模拟引入微观经济学教学。所以，根据企业沙盘模拟运营等环节，理想的教学时间是16学时，故需要将微观经济学48课时划分为：理论课时32学时，实验学时16学时。

（二）调整企业沙盘模拟规则以适应微观经济学教学内容

在生产者行为理论当中，厂商的行为原则是实现利润最大化。教师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应用企业沙盘模拟时，必须要对企业沙盘模拟的规则进行调整以适应微观经济学教学内容。例如，在完全竞争市场当中，假设有很多厂商，单个厂商的产量只占总供给的一小部分，对于价格没有影响。而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手段是：根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对产量进行控制。生产者理论的前提假设是要求厂商的产量要小于需求量，而在企业模拟实训当中，有四种生产线：手工线、半自动线、全自动线和柔性线。而每个生产线的全年产品数各不相同，为保证总供给小于需求，需要对企业进行限产，调整生产线。在教学中运用企业沙盘模拟微观经济时，为使企业沙盘模拟符合微观经济的实际现状，应适当调整模拟规则，进而更好地实现教学内容。

（三）提炼企业沙盘模拟中包涵的微观经济学理论

1.经济人假说。用友ERP沙盘将学生分为六组，每组运行一个企业，运行六年后，以利润多少作为判断胜负的标准，这体现了厂商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而利润最大化目标是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说的表现。2.可变成本和不变成本。用友ERP沙盘中将企业中的成本具体化，主要包括：原材料费用，生产费用，管理费用，广告费，设备维护费。教师可以将这些具体的成本进行归类，形成微观经济学中的成本，使学生产生直观的认识。在实验当中，原材料费用和生产费用随产量的增加而增加，属于可变成本。在第一年内，由于只能使用手工线生产P1产品，所以，原材料费用和生产费用都等于1M•q，其中q代表产量。可变成本的公式是：TVC=2•q。而设备维护费，设备折旧等，都不随产量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属于不变成本。3.显成本和隐成本。企业生产的显成本是指厂商在市场上购买或租用他人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实际支出；企业生产的隐成本是指厂商自己所拥有的且被用于自己企业生产过程的那些生产要素的总价格。4.停止营业点。如下表所示，第一年在广告费用为零的条件下，除数量为7的订单外，其余都是亏损的，是不是应该继续生产？这涉及停止营业点的概念。判断是否停业的标准是收益和可变成本，收益大于可变成本，就应该继续生产。如表所示，每个订单的总收益都大于可变成本，所以，应该继续生产。总之，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引入企业沙盘模拟是一种先进的教学方法，能够帮助学生了解企业的同时了解企业运行中的相关问题，有助于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提供了帮助。

参考文献：

[1]赵富荣,吴红英.提高高校ERP沙盘模拟实训课程教学效果的措施[J].中国市场,2015(33):132-133.

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利润范文第5篇

[关键词]资本论；通论；宏观经济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2-0044-06

《资本论》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分别是马克思和凯恩斯在经济学领域的主要代表作，尤其是《资本论》，被誉为“经典的经典”。这两部著作都包含了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思想。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正是以前者为基础，并批判地借鉴和吸取后者有益成分。因此，从理论意义角度看，通过比较，可以更好地理解两人在宏观经济方面的的学术思想，以便在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就现实意义而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中国进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呈现出新常态，对总量和结构等方面的经济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资本论》和《通论》当中宏观经济思想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或参考意义，通过比较可以加以深入发掘，以便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加以灵活运用。

一、《资本论》的宏观经济理论

《资本论》的全名还包括一个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所以取这样的名字，是因为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时，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欧洲推进的时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相应的经济学科理论认识随之推移，马克思科学地总结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前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批判地继承了他们关于劳动价值论等思想成分，并对同时期穆勒、巴师夏等人的经济思想给以批判，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计划，原计划包括六册书，涉及资本、劳动、土地、国家和对外贸易等领域，但因为马克思生前时间有限，只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工作，而第二卷和第三卷则是在他去世后才出版，主要通过论述资本的运动规律，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为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个比较清晰的认识，马克思以当时资本主义工业化最典型的国家英国为例，展开研究：第一卷主要从微观角度出发，研究个别资本的生产过程。为此，马克思从社会经济最微观的“细胞”或“财富的元素形式”――商品出发，抽象出劳动价值论，进而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提出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然后继续沿着这条逻辑线索，在理清个别资本的形成和积累的基础上，作者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进一步分析了个别资本的流通过程，包括资本循环和周转，最后将研究视角从个别资本的生产和流通拓展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并在第三卷中归纳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尤其是平均利润的形成和特性规律，以及资本家集团以平均利润为基础瓜分剩余价值，集体剥削无产阶级，从而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宏观经济体系中的主要矛盾，不是个别资本家与产业工人之间的矛盾，而是两大阶级集团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应该团结起来，与联合的资产阶级集团作斗争。

从《资本论》结构可以看出，其宏观经济理论包涵经济社会当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全过程，就宏观经济理论而言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包括生产和消费）和剩余价值分配理论（包括交换和分配），涉及宏观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分配两大领域问题，此外，作者还对宏观经济周期性运行问题进行多处论述。

作者关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和剩余价值分配理论的思想，是基于对“斯密教条”的批判而发展起来的。作者从唯物史观出发，对宏观经济进行重新解构，并进一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从而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增长理论、国民收入分配理论和宏观经济周期理论。

（一）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与宏观经济增长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作者进一步将物质资料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并基于劳动二重性原理，以劳动价值论为指导，社会总产品价值划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三大部分。这就可以从价值角度构建一套宏观经济两部类再生产（增长）模型，以分析国民经济两大部类的生产（积累）和消费问题。

作者把积累和消费整合于广义的再生产中，再生产过程中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体现微观和宏观统一。从微观角度出发，基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作者提出资本形成和积累理论：个别资本家推动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形成积累，构成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从而实现财富的形成和增长。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剥削工人的基础上，而且可以通过资本运动的集合将其从微观直接推广到宏观。从宏观角度看，个别资本的集合构成社会总资本，个别资本的形成和积累的集合自然也就构成社会总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构成的条件是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包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作者通过宏观经济两部类再生产（增长）模型，分析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积累和消费问题，论证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扩大再生产则是简单再生产的发展或“增长”，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应该优先于消费资料生产。这实际上相当于基于资本积累，通过数理逻辑层层推演分析国民经济两部类扩大再生产，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增长理论，把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从微观层面上的个别资本运动，拓展到宏观层面上国民经济增长。

（二）剩余价值理论与国民收入分配理论

与资本积累理论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一样，剩余价值理论同样体现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经济问题的对接、统一和整合，而且同样体现了资本运动规律，在宏观经济交换和分配领域，资本运动形成平均利润，作者通过揭示利润率平均化、（由平均利润构成的）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等规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国民收入分配问题。

平均利润的大小直接决定于平均利润率。平均利润率是经济社会在单位时间（通常为一年）内所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总额与预付资本总额的比率。平均利润率是由资本运动形成的。由于不同行业间利润率存在差异，资本基于追逐利润的本性和等量资本追求等量利润的要求而在不同行业部门间移动，实现资源重组配置，直到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这就是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产业资本在各部门之间根据平均利润率分配剩余价值。以此为基础，作者一方面把平均利润从产业资本推广到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和地租（土地所有者和农业资本）等领域，从而揭露整个资产阶级集团按照平均利润瓜分剩余价值；另一方面，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平均利润形成生产价格，因此生产价格规律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从而以平均利润为纽带，把分配和交换统一起来。

（三）宏观经济周期理论

宏观经济周期理论本质上与宏观经济增长理论有密切联系，因为宏观经济增长是否具有稳定性（是否存在“均衡”或“稳态”），直接决定了宏观经济周期是否存在，而且宏观经济的增长路径直接体现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振幅和频率。

《资本论》中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宏观经济周期的篇章，但作者对宏观经济周期性运行现象的观察和剖析在书中随处可见。因为作者是从生产领域资本运动角度研究经济增长的，所以对宏观经济周期的研究，同样要从物质资料生产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通过探求资本运动规律，揭示宏观经济周期性运行现象所隐藏的本质性规律。

首先，就经济周期的必然性而言，作者认为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正如天体一经投入它们的轨道就会无限地围绕着轨道运转一样，社会生产一经投入这个膨胀和收缩的交替，也会由于机制的必然性不断重复这一运动”。其次，就经济周期的频率而言，作者在第一卷序言中就准确地判断出1825年经济危机的历史意义，并观察到经济周期大概10年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经济周期的频率是固定的常数值。最后，就经济周期的原因而言，作者指出“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即经济周期的产生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导致经济增长不稳定，从而形成经济周期，即繁荣和危机（或萧条）的交替发生。具体来看，这些矛盾包括体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资本循环和周转、再生产过程中积累和消费、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平均利润率等方面的矛盾，而这些都是从供给侧或物质资料生产角度的认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基本矛盾。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资本的本质就是一种生产关系，因此，经济周期作为资本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基本矛盾。正如作者在第三卷指出：“与生产力发展并进的、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减少，刺激工人人口的增加，同时又不断地创造出人为的过剩人口。”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为基础，作者进一步指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投在生产上的资本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作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用。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这种思想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当中体现的尤为明显。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从再生产角度论证了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按比例发展的要求，及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导致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从而说明再生产或增长的不稳定性，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经济周期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正如作者在第二卷中所指出的那样：“……使再生产（或者是简单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即增长过程中均衡是偶然的、罕见的，非均衡才是必然的、普遍的。而这种非均衡性同样体现在物质资料生产两部类中，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之间的非均衡性，同样可以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引发经济危机或经济周期。为此，作者在第二卷中专门用数理模型来进行具体诠释：“……这样，第1部类只好用货币200聿棺阏飧霾疃睿这些货币不会再流回到它那里，因为它已经不能用那种把商品=200投入流通的办法，再取出它预付到流通中去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在第Ⅱ部类方面有一个用来补偿它的固定资本损耗的货币基金；在另一方面，即在第1部类方面，却有价值200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剩。这样，公式的全部基础，即以不同生产体系之间保持完全的比例平衡为前提的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也就遭到彻底破坏。”即只要宏观经济未能在部门内和部门之间按照比例发展，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出现是必然的，而非均衡增长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

当然，作者对经济周期的认识并不仅仅局限于宏观，而是与其所有宏观经济理论一样，都是具有微观基础的，而且研究视野从资本的生产拓展到资本的流通，包括资本的循环和周转，正如作者在第二卷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就是资本周期性运动和宏观经济周期性缩放的微观基础。

此外，作者对经济周期的研究还从产业资本拓展到虚拟资本，尤其是注意研究信用这种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及其对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为此，马克思专门批判了以普赖斯为代表的关于资本可以持续自行增值的天真观点，认为虚拟资本不可能无限增长，从而说明信用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当然，虽然是“虚拟资本”，但其基础仍然是实实在在的物质资料生产。在信用基础上，货币转化为权益资本和生息资本等有价凭证，有价证券只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副本，即坚持虚拟资本的物质基础。信用收缩所导致的宏观经济收缩，仍然是以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周期性变化为基础的。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注释的形式）以苏伊士运河与汽船运送前后商业票据形式的变化为例，说明虚拟资本的物质基础。

二、《资本论》与《通论》的宏观经济理论比较

《通论》是在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的背景下出版的，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代表作。由于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源于有效需求不足，主张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需求管理方式，刺激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因为前者边际消费倾向和收入短期内相对稳定而难以迅速刺激生效，所以凯恩斯开出的政策药方把政策性刺激的重点放在投资需求上，认为财政政策的政策效应要大于货币政策。此书的出版在西方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主义很快取代以马歇尔、庇古等人为代表的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界的“主流”学派，同时也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理论依据。直到20世纪70年代“滞涨”的发生，才造成凯恩斯主义的“破产”，引发新自由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兴起。

整体来看，《资本论》和《通论》在宏观经济理论方面，既有相通的地方，也有明显甚至根本性质的差异。

（一）相通之处

1.抽象分析和数理逻辑。抽象分析是经济学的一种基本研究方式，有助于抛开非本质性的因素，以便集中分析本质性问题，从而抓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当通过抽象分析简化研究对象后，自然可以使用数理方式进行逻辑推演。《资本论》正是使用抽象分析，论证严密，逻辑严谨，层次清晰，线索明确，从而推演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资本的运动规律。为此，作者还专门使用显微镜和化学试剂的比喻来加以说明。以此为基础，作者使用数理逻辑，例如在论述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时候，就建立了一套宏观经济两部类再生产（增长）模型，从基本的抽象化假设前提出发，从简单到复杂，逐渐逼近现实：即先分析简单再生产，然后推广到扩大再生产。《通论》也使用抽象分析和数理逻辑。

2.对消费的辩证认识。马克思对消费在宏观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认为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生产（积累）和消费存在辩证关系。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就指出：“生产直接也是消费”，“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在《资本论》中，作者在论述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时，把消费作为扩大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将其整合入国民经济两部类再生产（增长）模型中，进行数理逻辑推演，体现再生产过程中积累和消费的辩证关系。凯恩斯则把消费作为有效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消费需求不足是经济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并相应提出消费倾向（包括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的思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及其与投资乘数等经济变量的关系，更是凸显消费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性，而且同样体现了消费与生产（投资积累）之间的辩证关系。

3.宏观经济增长与周期思想。在《资本论》和《通论》中，宏观经济的非均衡增长导致经济危机出现和宏观经济周期性循环现象。《资本论》认为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积累和再生产的非稳态性质，即国民经济各部门（在《资本论》中，主要指两大部类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生活资料生产部门和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产生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做到按比例发展，打破部门均衡，造成生产过剩，诱发经济危机，导致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通论》同样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即二者都从供求两个角度指出资本主义自发生产条件下经济危机和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成因，提出宏观经济均衡增长的思想。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马克思还是凯恩斯，他们的宏观经济均衡增长思想都是“应然”的而非“实然”的。

当然，与凯恩斯主义致力于修补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但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解决按比例发展宏观经济问题，避免对经济社会的周期性破坏，实现宏观经济均衡增长。

（二）不同之处

1.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使用唯物史观来研究经济社会，强调宏观经济及其微观基础的客观物质性，马克思对物质资料生产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基础的论述更是被誉为他的两大主要发现之一。而在《通论》中，凯恩斯受边际革命后经济学界强调主观心理作用的影响，从主观因素出发，提出宏观经济领域的三大规律，涉及消费、投资和货币经济，但因未能揭示主观心理规律的客观物质基础，所以导致他的对策治标不治本，因而无法应对战后的“滞涨”。

2.阶级立场。阶级立场的差异在这两部著作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资本论》虽然在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程中做到客观严谨，但就其倾向而言体现出鲜明的阶级性或党性，即要为广大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而服务。为此，《资本论》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资本主x生产方式内在矛盾所体现的阶级矛盾，这条线索可以贯穿全书始终，就宏观经济理论部分而言更是如此。例如，在研究宏观经济增长和周期时，马克思在第二卷中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体现的阶级矛盾是不能用提高工资这样的方式所能解决的：“我们只需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当然，这种剖析并不仅局限于产业资本，还拓展到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和地租，从而揭露整个资本家集团瓜分剩余价值，集体剥削工人阶级的阶级实质。同时，作者在分析资本有机构成导致利润率下降的同时，指出剩余价值率不受影响，而且绝对利润额还有所增加，进一步促进资本积累，造成贫富分化，形成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可见，作者在论述宏观经济时，做到了透过经济现象看本质，揭示现象所隐藏的阶级关系。而对比《通论》，则仅仅就现象而谈现象，未能触及阶级关系的实质。

3.微观和宏观。在《资本论》中，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经济理论高度统一，通过资本运动规律相契合。无论微观的资本积累理论、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还是宏观层面上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剩余价值分配理论，其微观基础都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最微观的经济细胞――商品开始进行逻辑推演，构建了微观与宏观浑然一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而反观凯恩斯主义，其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至今仍未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将《通论》中所体现出的宏观经济思想，与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进行机械地“综合”，形成“新古典综合派”，但因为这种综合过于生硬，使其宏观理论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以至于产生一系列争议，甚至导致学派的分野，如“两个剑桥之争”，并为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兴起留有空间。

4.供给与需求。《资本论》基于唯物史观，因为认为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所以在论述宏观经济时比较注重供给侧：即物质资料生产，包括从产品和价值两方面分析物质资料生产两大部类，形成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两个基本原理。而《通论》则侧重于有效需求，主要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方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通论》在分析宏观经济时主要着眼于短期，而《资本论》则基于中长期的历史观察而推演出相应的科学结论。某种程度上讲，历史唯物主义对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作用的认识，可以看成与古典经济学“供给决定需求”的思想具有相通之处，这自然也就与凯恩斯主义“（有效）需求决定供给”的思想直接对立。

此外，《资本论》关于劳动力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思想，渗透出人力资源的理念，但《通论》则偏于强调劳动力就业数量而非劳动力就业质量，忽视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基于其投资决定经济增长思想所发展出的索洛模型等将其视为外生性因素，直到内生型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起来后才加以修正。

三、理论比较与中国经济现实

《资本论》虽然研究的是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就其基本规律而言，仍然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通论》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经过比较，可以更好地加以运用，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把握辩证关系

1.把握总量增长和结构均衡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宏观经济总量的增长可以通过需求法，用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净值来衡量，但仅靠总量性指标并不能科学地反映经济发展，毕竟发展不仅包括数量增长和规模的扩大，还包括结构的演进和质量的改善，为此应该重视结构均衡化发展。总量增长和结构均衡化发展存在既对立又统一的q证关系。从对立角度看，根据《资本论》，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或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往往优先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本身正是基于结构非均衡化发展。而从统一角度看，再生产或经济增长过程中需要做到产业结构按比例发展。这就要求宏观经济决策中要结合《通论》中的有效需求理论，充分理解并正确把握总量增长和结构均衡化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尤其是其中的供求结构关系问题，为此还应该注意把握供给侧改革和提高消费水平之间的辩证关系。

2.把握供给侧改革和提高消费水平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五大方面，其中去库存、去产能实际上说的都是物质资料生产的产业结构要按比例发展问题。这里关键是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比例关系问题，正如作者在《资本论》第三卷所指出的那样，生产“所使用的机器的数量和价值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增加，但并不是和劳动生产力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也就是说，不是和这些机器提供的产品数量按相同的比例增加。”鉴于产品价值本身就体现经济社会的生产关系，劳动力价值的载体是消费资料，消费资料的生产及其比例关系直接体现生产关系。为此，应该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原理，结合消费需求的变化，自觉调整生产比例。此外，在去杠杆方面，要用好虚拟资本，做好产业融资，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并调整借贷消费方式，创新金融产品结构。

（二）做好理论结合

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利润范文第6篇

关键词：全球化经济金融化非金融企业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后，作为可能导致危机的重要因素——经济的金融化现象，成为西方经济学者热议的焦点（John Bellamy Foster，2008，2007；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William Milberg，2008）。经济金融化描述了近四十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从以生产为重心逐渐转移到以金融为重心这一事实（John Bellamy Foster，2007）。与传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不同的是，经济金融化不仅反映在银行、经纪人事务所、金融公司等机构的扩张上，金融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百分比的增长上，也同样反映在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积累和利润使用上的“金融化”倾向上（Milberg，2008）Milberg认为非金融部门的金融化是指：生产性企业越来越多地成为金融控股集团，其利润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股东分红、购买金融资产（例如股票回购），甚至兼并收购等。。尽管过度的金融创新与资本的金融化最终体现为越来越大的资产价格泡沫并导致危机爆发，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也并非对经济毫无裨益。Paul Sweezy（1997）曾认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是支撑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并由此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转型。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企业通过控制价值链、获得利润积累而产生的金融化趋势促使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实现了：低投资与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并存，高利润、高股东价值与低投资率并存，低生产、低物价与高消费并存的优质增长（Milberg，2008；张慕濒，2010）。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最大的制造中心。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制造业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然而“实业金融化”的趋势却愈演愈烈。有数据表明，国资委下属的117家央企中76%涉足金融业，这些非金融央企实际已经控制了24家信托公司、20家证券公司、14家财产保险公司以及23家寿险公司，分别占到受调查该种类金融机构的462%、410%、370%以及531%。此外，上市公司抱团参与私募股权投资以及各地陆续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均验证了上述事实。这是否说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金融化趋势的推动下，中国实体经济也出现了金融化现象？与控制全球价值链的美国相比有何不同？如何证明和评价我国的实业金融化现象？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从梳理西方金融化评价的定量指标入手，以中国的宏观金融状况与制造业的金融活动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中国的经济金融化现象，判断目前金融化的状态、阶段，分析其成因，为如何看待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文献综述，梳理金融化研究的不同方面，区分金融化与金融发展，厘清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关系；第二部分是借鉴西方评价体系设计中国经济金融化的量化标准；第三部分全球化下经济金融化趋势在中国的验证。第四部分是总结与启示。

经济金融化的相关研究回顾

1金融化的定义与成因

自Goldsmith（1969）和McKinnon（1973）提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理论以来，“金融化”一词被随意地等同于金融深化或金融自由化，尤其当Mckinnon和Shaw（1973）以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样本的“金融抑制论”传入我国后，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理论的关注主要落脚于宏观层面、金融机构和制度的发展层面。从近期最新的观点来看，“金融化”是对一国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金融发展状况的客观描述，它既表达了金融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程度达到一定的水平，也反映了传统金融发展理论一直忽视的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而后者是“金融化”理论更注重的方面。“金融化”现象或者金融化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代表金融发展有助于经济增长，反之，在金融抑制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等非金融部门仍然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的利润累积和利润使用，实现向金融类控股公司转变的可能。因此，本文首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金融化的研究加以综述，其目的是厘清金融化的涵义。

当前国外研究文献对“金融化”的定义比较随意。最早提出金融化术语的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Hobson（1902）、Hilferding（1910）、 Lenin（1916）认为金融化反映了食利者阶层享有越来越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此处文献转引自：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6）。70年代之后，学者普遍赞同把金融部门的发展、金融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增加以及金融交易的扩大和新的金融工具的创造（ Felix，1998；Henwood，1997；Sassen，2001；Tickell，1999）作为金融化的证明，Phillips（2002）认为金融化代表了资本市场相对于银行而言其支配作用日益增长。然而这种笼统的归纳模糊了金融化与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差异。随着股份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学者们将关注的重点逐渐微观化：①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认为金融化是“股东革命”的结果，即股东为了实现其价值要求更多地分红、股票回购等，由此带来公司金融活动的增长（Froud et al， 2000；Lazonick and O’Sullivan， 2000；Williams， 2000）。②从投资回报的角度，认为金融化是因为产业投资的回报率与金融资产投资回报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所致（Dumenil& Levy，2005；Crotty，2005）。

而在定量描述金融化上，近期文献形成了三种观点：①工业国金融部门的产出占GDP或净收入的比重较大（Epstein & Jayadev，2005）；②总的国际资本流动量比世界总产出和产品与服务的贸易量增长更快（Eatwell& Taylor，2002）；③非金融部门越来越倚重于金融而非产品作为他们资金的来源与用途（Stockhammer，2004；Crotty，2005）。

2全球化与金融化

次贷危机催生了国外学术界对实体经济金融化成因的进一步关注，2008年发表的多篇文章都将视角转向全球化对非金融企业的影响之上。比如格·R.克里普纳认为金融化的研究视角应该从“以活动为中心”转向“以积累为中心”，他在《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一文中明确提出应观察美国经济中“利润从何处产生”的问题，以此作为“金融化”存在的证据。此外，他认为对金融化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明全球化对国家的影响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内容出处同前。。无独有偶，Milberg（2008）撰文进一步研究了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代表的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成因。他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分成两块：一是从利润来源的角度，认为借助于控制全球价值链，跨国公司以降低进口成本而非提高国内产品价格的方式实现了利润积累，并由于生产碎片化和外包，主导厂商可以在不提高固定投资的情况下快速积累利润，使其资金的积累速度大于其生产投资速度；二是从利润使用的角度，既然控制价值链的一方已经不需要生产制造，则利润使用则更多地用于金融活动，例如分红、股票回购用以期权激励，或者是对外收购。由此，全球价值链使主导厂商维持了较高水平的金融化，并反过来促使价值链管理强化，最终形成持续的金融化现象。

3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外文献不同，国内研究基本忽略了金融化与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的差异。在理论研究方面，大多延续了金融促进论和金融抑制论（谈儒勇，1999；史永东等，1999；韩廷春，2002、2003；王志强、孙刚，2003；沈坤荣、张成，2004；王洪斌、柳欣，2008），重在实证分析代表金融发展或经济金融化的指标与代表经济增长或结构调整指标的相互关系。2008年以后的一些研究则注意到微观层面证据的重要性：易纲、宋旺（2008）跳出传统只研究金融部门的做法，以住户、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三个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为对象，重新度量了中国金融资产总量及结构，研究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是否改善，以及目前的结构是否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吴晓辉等（2008）设计了一个涵盖政府支出、城镇家庭财产性收入和非国有企业融资额等一系列指标在内的金融发展变量，尝试探索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机理；鲁晓东（2008）也将金融发展指标扩大到私人信贷、上市公司市值等微观层面；孙天琦（2008）认为企业的IPO行为在致使股权资本扩大的同时也增加了其负债能力，导致资产规模扩大，进而影响到M2，为微观层面的金融化与宏观的金融发展构建了联系；祝丹涛（2008）认为金融体系效率的高低会体现在家庭和企业资金的可获得性、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以及财政收支上，并以美国为例论述了上述机制对经常项目盈余的影响，建立了一个全球化和微观相结合的视角。然而站在全球化背景下考虑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问题的文献少之又少，赵玉敏（2008）分析了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实现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和消费过度，以及在金融技术创新的推动下的过度金融化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但作者所指的金融化主要指金融脱媒、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背离，还是一种偏宏观的看法。

综上所述，要刻画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金融化特征，除了要考虑金融深化的程度以及金融体系的效率，更应关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制造业的金融活动。制造业出现了高IPO、负债扩张（从而资产规模扩大）、高投资、高企业储蓄的现象，整个金融市场的体量也在增加，并且由于加工贸易本身的模式和中国投资机会的涌现，又出现双顺差现象，这在宏观上促使金融深化和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然而在微观上，还必须考虑制造业在这一金融深化过程中，是否出现了利润的累积总量高于利润使用总量，是否投资的增长带来利润的累积等等。也就是说，金融深化或者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必须建立在对微观经济主体利润累积有正面作用的基础上，而不是一个空泛的总量概念。因此，本文将以全球化为背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实证检验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存在性，其中微观数据将取自制造业上市公司层面，这些公司在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中国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评价设计

国内有关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评价方法的文献较少，宋仁霞（2007）建立了一个囊括金融机构资产规模、金融资产结构、上市公司产业分布数、三次产业增加值中金融资产占比、金融企业利润占社会企业利润总额比率等在内的24个指标，检验中国的经济金融化状态，指标设计上尽管顾及到微观层面，但指向不明确，体系略显陈旧，也忽略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这个重要因素。其他与金融化相关的主要是金融市场化指数的设计（黄金老，2001；刘毅，2002；庄晓玖，2007）。

本文参考了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和Milberg（2008）对于金融化的量化分析框架，采集来自宏观、部门和行业三个层次的数据，主要从规模、结构的角度进行统计分析。鉴于有关中国经济金融化评价体系的国内文献尚未充分，本文的研究并未实现指标体系构建，但可为未来经济金融化指标体系的设计提供前期成果。

（1）宏观层面。根据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的总结，评价经济长期结构性变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以活动为中心”的观点主要关注不同行业的就业份额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产出占GDP的比重等，而“以积累为中心”的观点则关注利润从何处产生，比如各产业公司利润的相对比重。格文研究表明：“以活动为中心”的经济变化观不适合金融部门金融部门不是劳动密集型部门，它的“产品”在国民经济统计中并不是以透明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并且忽略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作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困扰美国企业活力能力的危机中就能看到金融化的起源：面对国内劳工的战斗性和海外与日俱增的国际竞争力，非金融企业对不断下降的投资回报的反应，就是将资本从生产领域抽走，将其转移到金融市场。因此一个完整的金融化概念就必须既包含金融企业，也包含非金融企业的活动。那种单纯进行部门分析的方法只关注金融业，丧失了大量的对考察美国经济金融化非常重要的资料。，实证发现：就业与产出指标无法揭示经济金融化特征，但利润数据却可以做到。在本文的研究中，宏观数据包括两类：第一类反映就业、产出部门构成，由于无法获取各产业公司利润的相对份额，有关论据将采用部门和行业数据。第二类反映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关系。在此，我们借鉴了Milberg（2008）的观点，他认为美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利润来源发生了变化：通常企业的利润来源于提高产品售价、降低成本或扩大产量，然而在控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后，美国跨国企业用外包的方式取代了在本国进行生产性投资，然后再通过贸易的方式进口中间品或最终品，长期则形成了国内CPI涨幅低于货币供应量M2涨幅和企业利润增长的趋势，这为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打下了基础。因此，我们也选取国内相关数据查看上述状况在中国的表现。

（2）部门层面。主要以非金融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其利润的来源与使用情况。①关于利润来源：按照格文，金融化的一个标志是非金融企业源于金融投资的收入高于源于生产活动的收入，或者在一定的基础比例下前者的增幅大于后者。由于格文的研究时期跨越1950—2001年，二战后美国采取刺激投资的税收与折旧政策，企业利润被严重低估，因而格文选择了证券收入与公司现金流量的比率来衡量利润的来源。再者，因为经济金融化还应考虑金融业的利润增长情况，增加了一个考虑金融利润（现金流）与非金融利润（现金流）对比的指标。鉴于中国公开的统计年鉴未公布非金融企业的证券收入与现金流量数据，我们用制造业和FIREFIRE是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的总称。上市公司数据验证这一状况。②关于利润使用：根据Milberg（2008）的观点，非金融部门将利润更多地用于分红、股份回购、兼并收购等金融行为，也是金融化的一个表现。由于国内统计部门并无相关口径数据，我们从与金融行为相对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加以反证：如果公司利润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较高或者这一比例增速加大，则可以说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行为并不居主流。此类指标包括：制造业和FIRE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等。

（3）行业比较。为了进一步探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制造业资金运用的影响，我们按照参与价值链的程度不同在鉴定这一概念时，我们借鉴了Milberg（2008）文中的一个方法：他使用美国制造业的相对进口价格（relative import price）来反观生产（服务）外包的程度，相对进口价格越低的，说明生产碎片化程度越高，美国跨国公司作为价值链中心的控制力越强。其中电脑和办公机器、通信设备、饮料、电子产品、服装和家具等行业都处于相对进口价格下降较快的行业。，选择了若干行业观察：不同行业证券收入占利润的比例，不同行业利润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

（4）样本数据的来源与时期。依照西方学者的研究，虽然全球化从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化体系加速了发达国家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形成，因此本文选取的数据时间跨度为2000年至2011年。数据主要来源于：①中国统计局各年度统计年鉴数据；②国泰君安（CSMAR）数据库的上市公司数据。

三个层次的数据可见下表：

数据分类序号含义宏观层面（1）FIRE就业人数占比（2）FIRE产值/GDP（3）CPI、M2的增幅对比部门层面（4）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5）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6）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7）FIRE上市公司利润/制造业上市公司利润（8）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GDP（9）FIRE固定资产投资/GDP行业层面（10）分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11）分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公司利润注：*我们最终使用了公司利润而非现金流量作为分母，是因为现金流量余额经常出现负数，影响了数据质量。

中国经济金融化的经验分析

1来自宏观层面的证据

宏观数据展示了非金融部门的发展及其与金融部门的相对发展速度。

（1）从就业份额来看，图1表明，从2000年到2011年，尽管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但按城镇就业口径统计的各部门的相对就业份额在10年间并无大的变化。2011年FIRE部门的就业比例比10年前有了显著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这一比例还有所下降，但幅度均不大。这个结论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格文（2008）对于“以活动为中心”视角的判断，说明就业比例大概无法很好地表达经济金融化现象。

（2）图2显示了各行业增加值占GDP增加值的比重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并未公布制造业增加值数据，此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原为1906186亿美元，此处换算为人民币，换算汇率取2009年12月31日与2010年12月3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的平均值。。可见，制造业、FIRE部门和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均有所提高，制造业从2000年开始这一比例快速增长，并一直持续到2004年，之后一直维持30%以上的占比，但2008年后开始明显下降。与制造业的发展趋势有所不同的是：2007年之后FIRE的增加值占比开始突破10%的区域，并呈现稳态上升之势。然而总体而言，与就业数据相似，近10年来部门发展的差距并未像美国那样出现显著的拉大。

（3）图3是用CPI、M2等宏观数据的变动关系验证金融化的后果。将图3与表1比较可见：根据Milberg（2008）的研究，自1986年开始CPI处于逐级下降，进口商品的价格也在逐步下降，而货币供应量M2尽管在1991—1995年间紧缩，长期增势不改，1996—2006年均增幅6%以上，是CPI增幅的2倍多。弗里德曼关于“通货膨胀自始至终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断在新的以价值链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下被打破了。与此相对应，处于价值链低端制造环节的中国，却出现了CPI、M2与企业利润齐升的状况，其中M2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CPI。尽管这一宏观数据的形成有更为复杂的微观因素，我们也不能仅据此判断其与金融化的关系，但这一结果说明在中国参与价值链分工之后，尽管企业利润上升，但低附加值的特点要求更大的投资和产能加以维系，使得企业的货币需求始终维持在高水平。投资——制造——出口——利润积累——再投资的循环造成是制造业的利润累积难以持续进行，也就难以展开相关金融化活动。

2来自部门层面的证据

西方学者对美国经济金融化的研究形成了几点结论：①非金融部门证券收入占现金流入或企业利润的比重在提高，并且高于非金融部门来自业务经营的收入；②除了非金融企业在增加收入流量的过程中不断增强金融活动外，金融业自身也变成一个在经济活动中越发具有特权的积累机构[美]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6）。然而在数据处理上，格文将金融和非金融部门合并，取出它们共同的金融业务利润对比它们共同的非金融业务利润，而且并未比较金融与非金融部门相比到底谁的金融利润增长更快，本文对此做了区分。图4表明：从利润来源的角度，FIRE上市公司的证券收入占企业利润的比例大大超过制造业上市公司，两者的增长趋势也相差迥异。FIRE上市公司在2005年之后证券收入占比激增，制造业却一直在低位徘徊。

图5描述了FIRE上市公司与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的对比，从年度数据看，2003年之后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激增，其增幅大大超过制造业并持续到2004年，然而2004年之后这一比例又开始急剧下降，随后在2005—2009年间，这一比例呈现出有规则的波动，波峰之间相距两年左右。进一步观察发现，两个行业证券收入比的变化与股市牛熊交替正好相反，牛市时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与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的比值下降了，熊市时反而有所上升。这是否意味着牛市带动了实业投资机会增加，金融机构资金流向实业投资的体量大于流向金融资产领域，而在熊市时由于实业投资机会缺失，无论金融业还是实体经济部门，资金只有流向金融资产领域寻求盈利机会。把这一比例进行三年、五年移动平均发现比值变化趋缓，但近几年依然保持高位。

两个行业利润的对比见图6，无论是年度数据还是三年、五年移动平均都可看出，2003年之后FIRE上市公司的利润远高于制造业上市公司，近几年保持在4倍左右的幅度，远远高于2003年之前的1倍多。

图7有关利润使用的数据表明，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高于FIRE的这一比例，并且从2002年以后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直至2009年回落。FIRE部门则一直维持稳定的固定投资比例，这尽管与该行业特殊的盈利模式相关，但其收入来源与支出的反向变动，恰好说明也许FIRE部门才是主导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力量，但FIRE部门的过度繁荣并未辐射到实体经济，它成为一个自我发展、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的主体，完全背离了“温和小帮手”的目标，这种“金融化”正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噩梦，也是另一些西方学者批判金融化导致金融危机的缘由。由此，我们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证明了：一个有积极作用的经济金融化之路应该是夯实微观经济主体的金融能力，而不能仅根据传统金融理论的看法，计算金融机构的发展程度或金融利润的积累程度。

上述分析表明，制造业的金融化现象并不显著，那么是否利润积累之后又用于资本形成和扩大再生产了？考虑到参与价值链分工的行业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获得的投资机会和财富积累速度大大高于其他行业，按理它们应该有更大的金融活动能力，因此，下文进一步通过行业间比较来探究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化的影响。

3来自行业比较的证据

我们根据嵌入价值链深度的不同选择了五个排名靠前的上市行业，按程度高低分别是：通信及相关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制造业、饮料、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服装、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从利润来源的角度，图6显示五个行业的差异非常奇特。证券收入占企业利润比例一直上升的只有通信和计算机行业；服装与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是两个大起大落的行业，其证券收入占比与宏观经济呈现反向关系，2007年之前两个行业这一比例极低，而金融危机之后，两个行业的该比例上升到很高的水平；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证券收入占比一直处于较高的位置，然而也有与经济增长相背的规律；饮料行业在参与价值链深度方面排名第二，但其证券收入占比一直处于最低位置，并且平稳变化并不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进一步地，我们分析这五个行业利润使用的特点。图7显示自2000年以来五个行业均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占利润的比例下降的趋势，其中下降幅度最小、最为平缓的是之前“金融化”程度最高的通信与计算机行业；服装与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依然是变动最为剧烈的两个行业，2007年、2008年之后两个行业从五个行业中最高的固定投资占大幅回落，截至2011年底，虽然在衰落之后仪器仪表行业的固定投资占比依然最高，但服装行业的指标排名已经到了第三位。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排名第四，其下降幅度略高于通信及计算机行业，高于饮料行业；饮料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在五个行业中最低，也出现了平缓下降的趋势。

总结来看：①劳动密集型、处于价值链较低位置、容易受外需影响而产能过剩的行业，其金融投资和产业投资显示出明显的替代性，而金融投资更像是一种被动的选择，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投资机会稀缺，这些行业只好将闲置资金用于购买金融资产；②资本密集型以及具有一定技术性的行业处于价值链的较高位置，更易于进行金融利润积累；③以国内市场为主要需求对象的行业既不用遭受外需市场的瞬息万变，也不用遭受太多来自价值链主导方的利润剥夺，因此有更大的余地在金融投资和产业投资之间进行权衡。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并未在实体经济部门出现显著、持续的类似美国企业的金融化现象。在美国等跨国企业主导的价值链控制下，我国企业的资本积累活动更多的还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尽管企业的金融利润有所增长，并且某些行业在某些年份上升明显，但更多的是经济低迷时的一种投资替代。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Milberg（2008）关于美国经济金融化成因的论断，即：美国正是由于借助外包剥离了生产过程解放了固定资产投资，借助压低进口价格赢得利润，两相结合实现了初步的利润累积，然后再通过股权投资、并购等金融活动更好地控制价值链，实现了持续的金融化。

我们的研究并未在非金融企业中获得正向支持，却发现金融部门本身日益显示出特权阶层的财富积累能力。由于金融制度的垄断性和利率等要素价格尚未放开，金融部门的定位从原本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收取“佣金”，变成了与企业争利，并导致金融利润率与实业利润率的大幅差异。这又引导现金流丰沛的诸如国有控股公司倾向于投资控股金融业，而不是将利润用于产业类的股权投资、并购和股东分红。这种名义上的“金融化”背后映射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金融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它不仅没有带来微观经济主体金融能力的改善，反而可能恶化其融资状况，因而并不可取。

本文弥补了国内有关金融化研究的不足，与国外经济金融化相关研究形成对比。研究表明：未来有关金融化或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应从关注金融体量的变化深入到结构优化，必须考虑微观主体的效率，探索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成因和后果。本文对中国经济金融化现状的检验，可为新形势下加强金融监管提供启示：实业金融化是产业升级的另一种形式，对企业而言可以多元投资、分散风险，对整体经济而言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摆脱原有行业格局的限制，但要避免实业金融化走向极端的产业空心化，造成过度的资产价格泡沫。金融仍然要为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Arestis P， Luintel A D， Lutinel K B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CEPP working paper， 2005

[2]Crotty J The neoliberal paradox： The impact of destructive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and “modern” financial markets on nonfinancial corporation performance in the neoliberal era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 2005

[3]Milberg W. Shifting sources and uses of profits： sustaining USFinancialization with global value chai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08，37（3）

[4]Orhangazi O Financialization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e nonfinancial corporate sector：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US economy， 1973—2004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

[5]Stockhammer E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slowdown of accumulat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4

[6][美]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6、7）

[7][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的金融化与危机吴娓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4）

[8]刘志彪，吴福象贸易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基于经济全球化两个重要假说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6（2）

[9]鲁晓东金融资源错配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吗金融研究2008（4）

[10]宋仁霞“经济金融化”的评价方法研究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4（115）

[11]孙天琦储蓄资本化、金融企业和工商企业资本金增加与宏观经济增长：从资产负债表角度的一个解析金融研究，2008（9）

[12]吴晓辉，叶瑛，姜彦福资本自由化、企业绩效与区域经济增长：来自企业层面的中国证据中国工业经济，2008（5）

[13]易纲，宋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1991—2007经济研究，2008（8）

[14]张慕濒非金融部门金融化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光明日报（理论版），20100622

[15]赵玉敏世界经济金融化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国际贸易，2008（11）

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利润范文第7篇

经济学中的一些问题与导数的联系极为密切,涉及到的有边际成本、边际收益、边际利润、边际需求等。边际成本、边际收益、边际利润、边际需求在数学上可以表达为各自总函数的导数。比如:设生产某产品单位时所需要的总成本函数为，则为为边际成本。边际成本的经济含义是：当产量为时，再生产一个单位产品所增加的总成本为。在经济分析中涉及到的不仅有边际成本,还有边际收益、边际利润、边际需求……等等,它们在数学上都可以表达为各自总函数的导数。

例如:某企业对利润及产品的产量情况进行大量统计分析后,得出总利润（元）与每月产量（吨）的关系为线性关系,试确定每月生产20吨，25吨，35吨的边际利润，并作出经济解释。显然:边际利润,则等于50，等于0，等于-100。上述结果表明:当每月产量为20吨时再增加一吨，利润将增加50元；当每月产量为25吨时再增加一吨，利润不变；当每月产量为35吨时,再增加一吨，利润减少100元。这说明,对一个企业来说，并非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利润就越高。因此,在经济工作中,边际分析尤为重要，对边际问题的正确分析，对企业的决策者作出正确的决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微分方程在经济贸易领域中的应用

为了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及其内在规律常需要建立某一经济函数及其导数所满足的关系式,并由此确定所研究函数形式,从而根据一些已知的条件来确定该函数的表达式.从高等数学上讲就是建立微分方程并求解微分方程.利用微分方程可以分析商品的市场价格与需求量(供给量)之间的函数关系、预测可再生资源的产量,预测商品的销售量、分析关于国民收入、储蓄与投资的关系问题等。原材料的购买和库存有着一定的关系。例如：商场或厂家必须考虑购货（或原材料）和库存一定量的商品或原材料。如果一次大批量购买,自然库存量多,因而库存费多,并且造成资金积压。如果小批量购买（多买几次）,库存费减少,但因订购次数多,必须订货费增多,甚至会出现商品脱销或停工待料。在这两种费用一多一少的矛盾情况下,对于商家来说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合理安排订货的数量和库存量。即选择最优批量以使这两项费用之和为最小。我们称使全年（或某个时间区间）的库存和订货总费用达到最小值的订货量为经济订货量，或者总费用最经济点。

三、利用微积分进行最值分析

在经济问题中,我们会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使“用料最省”、“容量最大”、“成本最低”、“效益最高”、“利润最大”等问题,这样的问题在高等数学中可以归结为求某一函数（通常称为目标函数）的最大值或最小值问题。事实上，当我们把一个经济变量表示成另一个经济变量的函数时，当然想知道这个经济函数何时达到最大值或最小值了。通常，我们是用微积分中的导数来判断和求解经济函数的最大或最小值。例如:某产品的边际成本为等于1000加(元/台)，固定成本500元，边际收入为等于2000加，试求获得最大利润时的产量。解:边际利润为：等于减，令等于0推出等于2000，因为驻点唯一且利润有最大值。所以唯一驻点等于2000必定是最大值点。所以当产量等于2000台时，利润最大。

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利润范文第8篇

①运用精炼的数学语言陈述经济学研究中的假设前提条件，使人一目了然。

②运用数学思维推理论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观点，使条理更加清晰，逻辑性更强。

③运用大量的统计数据让论证得出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

2常见的基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具体运用举例

2.1现实世界中一切事物都在一定的空间运动着，对种种不同量的假设与推测，是许多科学理论的中心问题。在经济分析中，对成本、价格、收益等经济量的关系研究，就要用到基础数学方法，来构建该问题的数学模型，找出该问题的函数关系。常用的经济函数有：单利与复利、多次付息、贴现、需求函数、供给函数、成本函数、收入函数、利润函数等等。

2.2在经济问题中，经常会用到变化率的概念，而变化率又分为平均变化率和瞬时变化率。平均变化率就是函数增量与自变量增量之比，就像我们经常用到的年产量的平均变化率、成本的平均变化率、利润的平均变化率等等。而瞬时变化率就是函数对自变量的导数，即当自变量增量趋于零时平均变化率的极限，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边际函数。经济学中常见的边际函数有：边际成本、边际收益、边际利润、边际需求等等。在我们的边际分析中，讨论的函数变化率与函数改变量均属于绝对数范围内的讨论。在经济问题中，仅仅用绝对数的概念是不足以深入问题并分析透彻的。例如：A商品每个单位价格为10元，涨价1元；B商品每个单位价格为100元，也涨价1元，两种商品价格的绝对改变量都是1元，哪个商品的涨价幅度更大呢？我们只要用它们与原价格相比就能获得答案。此时我们就有必要讨论函数的相对改变量与相对变化率，也就是经济学中的“弹性概念”。而常见的弹性函数有：需求弹性、供给弹性、收益弹性等等。对于商家来说，进行边际分析和弹性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商家如果离开边际分析而盲目生产，就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商家如果离开需求与价格的弹性分析，就不可能达到利润的最大化。这时候就要用到导数，因为导数是边际分析和弹性分析的最有力的工具，可以给决策者提供客观的、精确的数据，进而做出比较合理的决策。

2.3经济学中的最值在经济问题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使“产品最多”、“用料最省”、“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等等。这样的问题在数学中有时会归结为求某一函数（通常称为目标函数）的最大值或最小值问题。例如：在分析收入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假定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产量最大就会形成收入最大的局面，但是，收入最大时的产量不一定产生最大的利润。而产量为多少时才能取得最大利润，就需要运用导数的知识来解决问题。利用导数解决最值问题的步骤是：求一阶导数，找出可能取得最值的点（包括驻点、一阶导数不可导的点和区间端点），再计算各点的函数值，对其进行比较，哪个最大就是最大值哪个最小就是最小值。经济学中常见的最值问题有：最大利润问题、最大收益问题、经济批量问题和最大税收问题等等。

2.4经济学中的积分“积分学”是微分学的逆运算，积分学的主要经济应用是对已知的边际函数求积分，得出总经济量函数。定积分是求原函数在某个范围内的改变量，是积分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它在自然科学和经济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在经济学中经常用改变上限的定积分来讨论总经济量函数问题。如某商品的价格p是销售量x的函数，此时我们要想计算当销售量从a变动到b时的收益，就需要用到定积分的计算方法。

2.5经济学中的微分方程为了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及其内在的规律，常常需要建立某一经济函数和经济变量的导数所满足的关系式，由此而确定所研究的函数关系，从而根据一些已知的条件来确定该函数的表达式。以上一套套路，从数学上说，就是建立微分方程并求解微分方程。具体步骤如下：在相关的背景知识下，用数学知识来描述经济问题中的变量和参数之间的关系，从而建立微分方程；根据具体问题适当的调整假设使建立的微分方程，尽可能地使其接近实际，这样可以相对的减小误差；运用已知的条件和测量的数据，对所建的微分方程中的参数给出相应的估计值；继而分析比较方程中的结果与实际观测之间的差异，若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说明建立的微分方程符合实际问题，接下来就可以将它应用于对实际问题的进一步分析或者预测中；如果微分方程结果与实际观测不一致，就需要重新检查方程在哪出现了问题，以便对方程进行调整修正，再重复前面的过程直到建立出一个经检验符合实际问题的微分方程为止。微分方程在经济学中的实际应用主要有：分析商品的市场价格与需求量（供给量）之间的函数关系、预测商品的销售量、进行成本分析、净资产分析、国民收入与储蓄、投资的关系分析等等。

3基础数学在经济学应用中的局限性

基础数学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也是一个计算工具，它可以把实际问题抽象化。而经济学重要的是经济思想。基础数学只有在经济理论的合理框架下去研究分析问题才能发挥它的实用性。因此，基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要时刻注意以下几点：

3.1经济学不仅仅是数学概念和数学方法的简单叠加，不能把经济学中的数字随意的数学化，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如制度、法律、道德、历史、社会、文化等等）。

3.2经济理论的发展要有自己独立的研究角度，只有从经济学的本质出发，分析、研究现实生活中的经济规律，才能得到较为准确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在一定条件的假设基础上，辅之以适合的数学方法和数学运算，才能解决实际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经济问题。

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利润范文第9篇

[关键词]边际分析边际效用作用

一、边际的含义

经济学中的边际指的是因变量随着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程度，即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因变量会因此而改变的量。边际的概念植根于高等数学的一阶导数和偏导数的概念。在经济学中根据不同的经济函数,我们可求不同的边际。如边际成本、边际收入、边际效用、边际消费、边际储蓄等。

二、边际分析特点及对经济学发展的作用

边际分析是马歇尔二百多年前创立的,它告诉我们人们在作决策的时候,除了应用绝对量作决策参数外,更应该运用增量参数进行决策。这种方法有以下几个特点：1.边际分析是一种数量分析，尤其是变量分析，运用这一方法是研究数量的变动及其相互关系。这一方法的引入，使经济学从常量分析发展到变量分析。2.边际分析是最优分析。边际分析实质上是研究函数在边际点上的极值，要研究因变量在某一点递增、递减变动的规律，这种边际点的函数值就是极大值或极小值，边际点的自变量是作出判断并加以取舍的最佳点，据此可以作出最优决策，因此是研究最优化规律的方法。3.边际分析是现状分析。边际值是直接根据两个微增量的比求解的，是计算新增自变量所导致的因变量的变动量，这表明，边际分析是对新出现的情况进行分析，即属于现状分析。这显然不同于总量分析和平均分析，总量分析和平均分析实际上是过去分析，是过去所有的量或过去所有的量的比。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各种因素经常变化，用过去的量或过去的平均值概括现状和推断今后的情况是不可靠的，而用边际分析则更有利于考察现状中新出现的某一情况所产生的的作用、所带来的后果。

边际分析法在1870年代提出后，首先用于对效用的分析，由此建立了理论基础——边际效用价值论。这一分析方法的运用可以说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的革命，具体说它的意义表现为：

1.边际分析的运用使西方经济学研究重心发生了转变。由原来带有一定“社会性、历史性”意义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纯粹研究如何抉择把有限的稀缺资源分配给无限而又有竞争性的用途上，以有效利用。2.边际分析开创了经济学“数量化”的时代。边际分析本身是一种数量分析，在这个基础上，使各种数量工具线性代数、集合论、概率论、拓扑学、差分方程等，逐步渗入经济学，数量化分析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特征。3.边际分析导致了微观经济学的形成。边际分析以个体经济活动为出发点，以需求、供给为重心，强调主观心理评价，导致了以“个量分析”为特征，以市场和价格机制为研究中心的微观经济学的诞生。微观经济学正是研究市场和价格机制如何解决三大基本经济问题，探索消费者如何得到最大满足，生产者如何得到最大利润，生产资源如何得到最优分配的规律。4.边际分析奠定了最优化理论的基础。在边际分析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从理论上推出了所谓最优资源配置，最优收入分配，最大经济效率及整个社会达到最优的一系列条件和标准。5.边际分析使实证经济学得到重大发展。研究变量变动时，整个经济发生了什么变动，这为研究事物本来面目、回答经济现象“是什么”问题的实证经济学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从平均分析进入到边际分析,是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一个重大发展和转折,意义十分重大它表明数学对经济学的渗透迈出了重大一步。希克斯1946年的《价值与资本》与1947年萨缪尔逊的《经济分析基础》全面总结和发展了边际分析阶段的研究工作,使边际分析达到顶点,从而成为经济学史上的两部名著边际分析阶段,形成和发展了一大完整的微观经济活动行为理论,提出了一般经济均衡问题,建造了一般经济均衡的理论框架,创立了当今的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垄断竟争理论及一般经济均衡理论的数学基础，因此边际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

三、边际分析在经济分析中的两个简单应用

1.应用实例：最佳产量的确定

(1)不计税收下,最佳产量的确定

结论：利润在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时的产量水平上达到极大值。此时的产量水平称为最佳产量水平。

例1某食用油生产厂的收人函数R()=6140-302（元），成本函数C()=102+60+1200（元）,其中为每周产量（单位：吨）,求最佳产量和每周预期利润。

解:由已知边际收入R‘()＝6140-60,边际成本C’()=20+60,由上结论有：6140-60=20+60解得=76,即每周最优产量76为吨,预期利润为L(76)=R(76)-c(76)=219040元。

(2)赋产量税后,最佳产量的确定

例2：在例1的已知条件下,若每吨产量缴纳t元产量税,求最佳产量和每周预期利润。

解:由已知吨应缴纳元的税。则该厂利润为：L()=R()-C()-t

由前面结论可得最佳产量为边际利润为零时的产量。即由L’()=0,解得:。

这样产量税将影响最佳产量水平,当然对预期利润也有影响,且赋税越高,最佳产量水平越低。

2.应用实例——确定白酒储存期

例3假定有白酒100吨,现价8元公斤,多陈一年可增值2元/公斤,贮存费每年10000元,因贮存酒积压资金引起机会成本每年增加105p.r,（其中105为酒的贮量,p为当年白酒价格,r为利息率,且假定r=10%),那么这些酒须储存多久效益才最大呢

分析:假设须贮年才最佳,由已知可得如下函数关系；

(1)年增加的总收人函数R()=105×2＝2×105（元）

(2)年增加的贮存总成本C()=10000+×105×10%[(105×8+2×105)/105]=90000+200002（元）

(3)年净增利润函数L()=R()-C()=2×105-(90000+200002)=110000-200002

此时边际收人R’()=2×105,边际成本C’(×)=90000+40000

因为当R’()=C’(×)时利润最大,所以有2×105=90000+40000，即＝2.75（年）

由于驻点唯一,故只有当储存期为2.75年时,企业才能获得最佳经济效益,其最大净增利润为151250元。

由上进一步表明边际分析这种以微积分为工具,以经济现象为内容的数学分析方法已深深融人到了经济学中,并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利润范文第10篇

理论和实践均证明，宏观经济形势对商业银行的经营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

在经济景气时期，银行对于企业的投资项目和偿债能力往往过于乐观，导致信贷政策放宽、信贷标准降低。而银行资产规模和利润高速增加之日，正是风险大量积累和集聚的时期。在经济衰退时期，市场需求萎缩，企业利润下降，银行不良资产趋于增加，银行担忧企业的还款能力，信贷政策趋于保守。银行的潜在风险往往会在经济下行期间才会集中暴露出来。

当前商业银行风险的特点

2009年，为了防止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实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2009年信贷总量陡增了9.59万亿，贷款年增速更是高达约32%。信贷的大规模投放，在给商业银行带来显著业绩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的风险。

目前商业银行的风险主要有几个特点。

实体经济低迷是银行风险的主要源泉。刚刚公布的A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A股上市公司共实现净利润10150亿元，其中16家上市商业银行实现的净利润就达5452亿元，占整体利润的50%还多。不过，商业银行虽出现较好盈利，但银行业利润增速已出现明显放缓的趋势。金融业和实体经济利润的不平衡，彰显了实体经济发展的困境。没有实体经济良好业绩支撑的中国银行业，将缺乏持续繁荣的动力和后劲。

对于中国来讲，商业银行的生存发展主要依赖于传统业务，也就是主要服务于实体经济。今年以来，实体经济大都处于供过于求状态，受此影响，水泥、煤炭、铁矿石以及钢材等生产资料的库存规模不断累积，价格下滑。企业利润大幅走低，出口增长明显回落，投资和消费增长也有不同幅度下降。经济增长率呈现下行压力直接影响到银行贷款需求的萎缩，企业利润下滑直接影响到借款企业的还款能力。实体经济状况不佳使服务实体经济的银行难以保持良好的业绩。经济增速的趋势性放缓必然导致银行业主营业务增速放缓，连续多年的全行业资产规模高速扩张将难以为继，旱涝保收且可观的存贷息差也将成为过去。而且，受到出口下降的影响，作为经营货币的银行重要来源的外汇占款明显下降。贷款监管新规的颁布，使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倍数和速度呈趋势性下降，将直接影响到银行的流动性。

市场化改革加大了银行风险控制的压力。2008年以来中国银行业的高利润是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流动性泛滥、资本账户没完全开放、利率和汇率机制还没有充分市场化、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未实现根本转变的情况下取得的。银行业基本盈利模式是依赖廉价资本与规模驱动下的信贷扩张。

伴随着经济增速逐步回落，在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将深化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利率和汇率等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将加快，资本市场和资本账户的开放也将深入推进。未来市场要素在主导资源配置方面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变化将会加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商业银行将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对银行风险定价能力、适应和管理风险能力的要求会高很多。伴随着银行间的竞争更多转向价格竞争，将加速商业银行分化，同质化竞争将会有所减弱。利率市场化将鼓励有特色的细分市场和客户、有比较优势的银行发展，产品创新、差异化服务、综合定价及风险管理能力将成为银行争取市场地位的核心竞争力。市场化将对银行业产生较大的业务转型和风险防控的压力。

银行间竞争挤压了利润空间。去年出现的大面积的小微企业贷款难问题，催生了中小金融机构准入门槛的降低。今年以来，大量的农村信用社改制成独立法人的商业银行，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同时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的批量设立，再加上在经济形势下行和银监会“两个不低于”规定的双重压力，大银行也开始转入小微企业市场，导致中小银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各家银行不仅竞争存款客户、而且还竞争贷款客户和其他交叉售卖产品。由于产品同质化，导致价格竞争成为客户竞争的主要手段。

同时一些证券公司出现的货币市场基金、现金工具等创新产品对商业银行的存款构成威胁，这些产品不仅具有存款的一般特点，而且收益普遍高于储蓄。使银行体系的资金分流加剧，稳定性下降。

商业银行如何才能规避风险

商业银行可以充分挖掘市场潜力，扩大自身的盈利渠道和空间。银行理论认为，银行的利润和资本是银行抵御风险最关键的因素。因此，银行需要在两个因素上下功夫，扎扎实实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目前中国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政府、企业和家庭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和多层次的需求旺盛，而银行所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远远落后于市场需求。大银行在电子技术和产品创新方面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应该下大气力创新金融产品，提供细分市场服务。对于中小银行来说，小微企业和三农市场是中小银行发展的蓝海。虽然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存在着成本高、风险大等先天不足的缺陷，但是这个市场的盈利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都具有广阔前景。目前国内有一批优秀的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借鉴国外先进的理念，采用批量化、规模化等方法经营小额信贷，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收益。处于发展阶段的小微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强烈，对商业银行的依赖程度较大，与小微企业共同成长，将给银行带来长远的利益。

商业银行拥有持续推进银行业改革的动力，强化自身的风险防范。完善公司治理，优化资产结构，严控风险资产规模。加快银行特色化、差异化、精细化等战略转型。提高管理能力，利用高科技手段，做好风险的监测和研判。

当前很多地方出现刺激经济的苗头，要严格管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加强房地产信托风险管理。完善内控合规制度建设，把风险管理的要求渗入到业务流程之中。加快提高市场风险管理水平，进一步完善汇率和利率风险的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方法，提高跨周期、跨行业、跨国境风险管控能力，为风险储备充足的资本。银行要严守风险底线，强化案件处置后续跟踪。注重建立民间借贷、非法集资等与银行业之间的防火墙。

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利润范文第11篇

第一，《新考核指标》未能把考核微观经济效益指标与考核宏观经济效益指标有机结合起来。《新考核指标》没能准确反映企业经济效益的指标与国家的战略目标紧密地联系起来，未把“工业增加值”指标放在考核经济效益的重要位置上，只是在计算“全员劳动生产率”时用到了工业增加值数字。

第二，也许是受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习惯势力的影响，《新考核指标》体系的构成及考核内容，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经济效益（也可说是“剩余价值”）的原则。表现为它把“资产负债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产品销售率”等四项并不反映经济效益的指标列入其中。

第三，《新考核指标》中有几项考核经济效益的内容，有些似是而非，未必真能反映企业经济效益的好坏。如成本费用利润率、总资产贡献率、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等不科学、模糊的内容，它不过是一种模湖的评价方法的结论，不够科学。

《新考核指标》不够科学，同时指标过多，过于繁琐，反而不得要领，还会造成误导，对提高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会产生负效应，应予改进。笔者认为：国家政府机关和上级经济综合部门对考核工业经济效益只要设置“资本增加值率”、“资本利润率”、“资本保值增值率”和“劳动者对社会贡献率”等四项考核指标就可以了。

1、资本增加值率。它是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考核一个企业投入（资本）与产出（国民生产总值）的宏观经济效益。分子是本期实现的增加值，即本期内企业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它包含了上交给国家的税金，支付给职工的工奖福利费，交纳给上级主管部门的各种管理费和规费，留存给本企业的利润、积累和各种提留。这都是全社会的所得，与企业投入的资本作分母来进行比较，完全符合计算宏观经济效益要以投入与产出来进行比较的基本原则。

2、资本利润率。它是从微观经济角度来考核企业经济效益的综合性指标，其计算公式为：资本利润率（%）=本期利润总额投入资本（即本期所有者权益合计平均金额）×100%，它也完全符合计算微观经济效益也要以投入与产出进行比较的基本原则。不过它的计算范围仅局限于本企业自己所得到的一部分。所以说，它是微观经济效益的指标；称它为“综合性”的指标，是因为它可以包含：“资本利用率”、“成本产值率”、“产品销售率”、“销售利润率”等四项内容。

3、资本保值增值率。它在《新考核指标》中已有，可保留，用来反映投资者投入资本的完整性和保全性，可以考察企业的实力有否随着生产的发展而相应增长，能够衡量企业家底是否扎实，后劲如何，“造血功能”是否健全。

4、劳动者对社会贡献率。它实际上是“剩余价值率”。其计算公式为：（增加值-折旧费-工奖总额）/工奖总额。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生产的目的是追求经济效益。所谓“经济效益”，说到底无非就是“剩余产品”的价值。没有对经济效益的无限制追求，就不可能有剩余产品的不断增长；没有剩余产品的不断增长和丰富，人类就不可能进入现代文明社会。显而易见，无论就企业而言，还是就整个社会而言，生产的结果，仅能维持自身需要而无剩余，就没有经济效益，那它根本不可能发展。它除了直接可以反映出劳动者的贡献有多大外，还可以间接地反映科学技术投入的份额有无增加、劳动者素质有无提高、三者之间的关系处理是否合理等三个有关经济增长方式是否符合向集约化转变的情况。

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利润范文第12篇

关键词：企业行为 浑沌 特征分析

浑沌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13年庞卡莱（Poincare）对微分方程灵敏性的研究，但一直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洛仑兹（Lorenz）才偶然验证了庞卡莱的理论。1975年李天岩（Li）和约克(York)正式定义了“浑沌（Chaos）”的概念。而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许多经济学家们开始把浑沌理论用于研究经济问题，例如：斯图则（Stutzer）、德伊（Day）、贝哈鲍比（Benhabib）、谢菲（Shafer）、沃尔夫（Wolff）、伍德菲德（Wodford）、丹克瑞（Deneckere）、普里曼（Peliman）等。尽管作为一种初创阶段学科，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但总的来看可以把浑沌经济学理解为研究和揭示复杂非线性经济系统的一门经济学分支。企业作为一个微观经济主体，其行为是否具有浑沌特征，以及怎样应对具有浑沌特征的行为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企业行为浑沌分析的意义

国内应用浑沌经济学的领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利用浑沌理论来分析供求失衡的原因，例如通过对煤炭供需失衡的浑沌分析发掘出失衡的原因；价格波动分析；还有利用浑沌经济学原理进行预测分析的实践等。

在宏观经济中出现的浑沌现象同样可以出现在微观经济活动中。企业是复杂的生产运营系统，在运营中要发生人员招聘与使用、销售与客户服务、生产管理、研究与开发、组织创新、财务管理等许多行为。这些行为各自具有不同的特征，对这些特征进行分析是进一步采取改进措施的前提。

浑沌分析在企业中的应用

（一）时间序列的浑沌判定

如果已经知道某个经济系统的有关经济时间序列数据，可以利用“连续功率谱”、“正的Liapunov指数”、“分数维数”、“正测度熵”等方法进行判定。文中将利用“连续功率谱”进行浑沌判定。在该方法中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傅立叶变换，然后计算变换后数据的自相关数值，最后对自相关函数值实施傅立叶变换就得到要求的功率谱。“连续功率谱”求解过程如下：假设观察到一组时间序列数据（时间间隔为T） ：x1，x2，x3，…，xn。

则对xj作Fourier变换：

对其进行傅立叶变换即得功率谱：

实践中数据越多，研究的结果越精确。下面通过一个实例来说明问题。以某企业车间内生产产品的合格率数据为研究的时间序列，按“连续功率谱”法得到的功率谱如图1所示。

图1中的图像具有明显的浑沌特征，功率谱线不再是离散的，而是连续的谱线。

（二）企业投资行为的浑沌特征

假如企业将每个生产周期所得利润的固定比例用于企业投资，则会得到利润与投资关系模型：pt=ayt(1-yt)，式中：pt为t时总利润，yt为t时投资。假定厂商按照本期利润的一个固定比例b，用于下一期的投资，即：yt+1=bpt ，则可得：yt+1=ba yt(1-yt) ，相关研究表明这种利润与投资的关系经过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大幅度振荡甚至浑沌。

企业浑沌行为的两面性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企业行为具有浑沌特征时，不能一概而论的评价行为的好与坏。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生物学家研究表明健康人脑电信号图是浑沌的，而癫痫病人或痴呆症患者的脑电信号图是规则的，因此这种浑沌是健康；而一个人语无伦次的浑沌现象则是不健康。同样在企业生产经营领域也一样，生产的现场不该出现浑沌现象，那是管理水平低的表现；但是在研发与创新领域里，浑沌则是一种有活力的表现。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浑沌不是混乱，浑沌是一个中性词，混乱则是贬义。从系统结构上看浑沌系统是一个宏观无序而微观有序的，而混乱系统是宏观、微观都无序的；从动态性角度分析，浑沌是有序之源，浑沌出现后会伴随出现一个新的有序阶段，而混乱之后未必有有序；从层次性上看，混乱是没有层次性的，浑沌则是分层的。因此混乱决不是浑沌，两者不可混淆。

企业经济系统的行为具有不可逆性，同时在多数情况下无法通过实验法来检验行为，因为企业运行是个不断演化的过程。由于企业行为的复杂性、易变性，长期以来使用的线形方法、观察统计方法已不能满足人们认识事物的需要了。浑沌理论必将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孙礼照.我国农产品蛛网模型发散之谜[J].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1990

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利润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经营者 管理贡献 社会评价

由于国企经营者拥有自主经营权，在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国企经营者自定薪酬现象十分普遍。中纪委已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反廉洁自律“七项要求”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解释，国企经营者违规自定薪酬、兼职取酬、滥发补贴和奖金，情节严重的将被开除党籍。实质上近年来，随着国企经营者薪酬的不断攀升，其薪酬问题一直是理论与实务界的热点问题。

十六大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进行了总结—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国企经营者收入分配要以其管理贡献为分配依据，客观评价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是保证国企经营者收入分配合理性的前提条件。现实中评价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与激励报酬是以企业的微观经济业绩为主要依据，但企业生产活动一般具有一定的环境外部性，尤其在我国当前资源环境问题特别突出的情况下，将以大量资源环境为代价而获得的经济利润作为评价国企经营者管理贡献的依据，并以此作为经营者获取激励报酬的依据，显然是不合理的。本文从社会的经济福利角度，对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的评价进行了尝试性的理论思考。

企业经营活动的外部性

（一）经济外部性释义

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说，外部性这个概念来源于20世纪30年代由庇古（Pigou）创立的旧福利经济学，即在分析边际私人产值和边际社会产值相背离时提出的。简单地说，外部性就是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消费者和生产者产生的超越活动主体范围的利害影响。外部性是表示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费用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低效率现象。经济外部性是“市场失灵”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与内容。外部性可按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如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生产外部性和消费外部性。广义地说，外部性还可分为货币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两种类型。货币外部性是外部效果，通过价格变化来体现的一种外部性。例如当一个社区新建了一些商业和娱乐中心时，导致周边地区土地价格上升。但这种货币外部性在市场经济下，并不会产生市场失效和资源的低效率配置，因为货币外部性通过价格机制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技术外部性是不能反映在价格变化或通过市场体系表现的外部现象。技术外部性在市场经济下，会产生市场失效和资源的低效率配置现象。因此，经济学上所关注和研究的是技术外部性。

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会产生很多经济外部性，但企业经济活动产生最普遍的，也是最重要的外部性是有关资源环境的外部性。如企业生产排除的废气、废水、废渣对环境的破坏，林业企业对气候、土壤、水源的改善等。另外，在自然资源的使用上，还存在资源使用的代际外部性成本。从广义的环境概念上说，自然资源也属环境的范畴。因此在环境经济学里，自然资源代际外部性和环境外部性统称为“环境外部性”。

（二）代际外部性

由于自然资源使用的代际外部性比较复杂，本文认为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解释。根据可耗竭资源（非再生资源）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资源市场价格除去开采费用后的收益（净价格）的增长率必然等于利率。当资源的净价格增长率小于利率，则企业会尽量开采和销售他所拥有的全部资源，并将获得的资金投入到另外的领域以获得市场利率。任何延迟都会减少企业利润的现值。另一方面，如果企业资源的“净价格”增长率高于利率，企业就会尽量地将资源保留在地下，因为这时候保留资源可获得较其它投资领域高的收益率（MickelGWebb，MartinJRiketts，1979）。这条原则说明，要保证可耗竭资源的开采在时间上的合理配置，必须具有三个前提条件：市场完善，市场价格能准确反映该资源的稀缺程度；资源的产权明晰；拥有该资源的经济组织或个人遵循长期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原则。反观我国现状，自然资源无价或低价，并未反映其稀缺程度。我国的自然资源虽是国家所有，但实质上国家只是收取少量的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与资源税，所蕴涵的土地地租和矿山地租大多为地方政府和企业所占有，土地与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并未在经济上真正实现。实质上占有资源的地方政府与国有矿产企业并不遵循长期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决定开采的速度，遵循的是当期利润最大化。一任政府和在任的国有企业经营者只关心他们当期的利润，他们经济行为的结果必然是“竭泽而渔”、“寅吃卯粮”，这是经济人行为的必然结果。显然，这直接导致了我国近年资源开发速度快速上升、开发资源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这充分说明了我国自然资源的管理体制加剧了资源开采使用上的代际外部性。　经济福利：国企经营者管理贡献的社会评价

在微观层面上，衡量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管理贡献的主要指标是微观经济业绩指标。在宏观层面上，衡量国有企业经营者管理贡献的主要指标是经济福利。福利通俗地说，就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下的“幸福”或“效用”。庇古（Pigou，1920）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福利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之分，社会福利中只有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是经济福利。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不能用基数表示效用的大小，效用无法在人际间进行比较，只能用序数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著名华裔福利经济学家黄有光（1979）把社会福利定义为个人福利的向量。排除了个人福利之间的可比性。企业的捐赠与对社区的义务服务都属于社会福利的范畴。通常情况下，可以用企业的经济利润（生产者剩余）加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减经济外部成本（或加经济外部收益）来表示企业提供的经济福利，即经济福利=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资源环境的外部成本（＋经济外部收益）。在市场是完美的、不存在经济外部性的情况下，企业经营者给企业的经济贡献与其为社会提供的经济福利是一致的。但由于市场失灵，企业经济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外部性。资源环境的外部性是企业经济外部性的主要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者在给企业带来更高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经济外部性。

根据福利经济学原理，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要得到帕累托最优状况，必须满足三个必要条件（黄有光，1979）：交换最优性（任何一对物品的边际替代率对于消费此物品的所有人来说必须是相同的）、生产最优性（任何一对生产要素的边际替代率对于使用这些要素的所有生产单位来说必须是相同的）、高级最优性（对于任何一对可以再生产的物品来说，共同的边际替代率必须等于边际转换率）。这三个必要条件的含义是，在社会资源、制度、技术一定的前提下，要使社会福利最大，首先必须选择好生产什么与生产多少的问题（在社会生产可能线上选择），其次要选择好如何生产问题（保证最大产量的实现），再次要解决好为谁生产问题，即要将生产出的产量进行合理分配。选择好了这三个问题，社会福利才可能得到最大。由此可见，在资源一定的前提下，社会福利的根本依据在于生产可能线的外移，即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事实上，人类社会福利的不断提高，正是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然。环境外部性不仅会对人类健康、环境景观等构成威胁，对社会福利产生直接的损害，更主要的是，环境外部性可能破坏自然环境和地球生态系统，从而破坏生产力的源泉——人口、资源、环境，因而对社会福利构成长期的、根本性的破坏。生产的增长，可以是提高生产力的结果，也可以是耗费大量资源的结果。有些企业实际上是以破坏社会生产力来发展这些企业的生产。因此，对国企经营者管理贡献进行社会评价，以考虑了环境成本的经济福利评价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是对国企经营者业绩考核与收入分配的完善，是对按管理要素进行分配的理论深化。

竞争性和垄断性国企经营者管理贡献的社会评价

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管理贡献对企业经济业绩与社会经济福利的影响是不同的。微观经济学将市场结构分为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垄断等四种典型的市场结构。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国有企业属于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寡头垄断、垄断市场结构下的国有企业属于垄断性的国有企业。

（一）竞争性国有企业

竞争性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就是微观经济利润，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的微观评价与社会评价是统一的。因此，企业微观经济业绩也是对国企经营者管理贡献社会评价的主要指标。竞争性国企的环境外部性问题是政府的环境政策问题，如经营者通过引入污染生产方式，在降低企业私人成本的同时，大幅提高了产品的环境外部成本。如果政府将环境外部成本通过环境税费完全内部化，则环境的外部成本在企业的经营业绩上会得到充分反映，从而企业的微观经济业绩仍是经营者社会贡献的评价指标。而将考虑了环境外部性的经济福利作为评价国企经营者的社会贡献，有违市场原则，会使国企与非公有经济处于不平等的竞争状况。

（二）垄断性国有企业

垄断性国有企业存在着反污染和反垄断的权衡问题。经典经济模型认为垄断性企业生产的均衡点相对于竞争性企业，其产量低，价格高，社会福利未达到帕累托状态，从而损害了社会经济福利。但自福利经济学诞生后，人们认识到了企业生产的社会成本。如果该垄断性企业又是环境污染企业，则存在着反垄断和反污染的次优选择问题。反垄断，产量扩大，价格下降，社会福利得到改善，但伴随着产量的增加，其环境外部成本又会增加，这又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若反污染，征收相应的环境税费，则提高垄断企业的生产成本，结果是产量更低、价格更高，社会成本在下降的同时也可能伴随着社会福利的损失。因此，在垄断情况下，要使社会福利状况最好，垄断企业环境外部性不一定要完全内化，从而存在着反垄断和反污染的权衡问题。因此，垄断性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管理贡献的社会评价应以经济福利作为评价指标。

（三）政策性国有企业

另外，政策性国有企业不以赢利为目的，正如上文所述，政策性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微观贡献体现在提供一定使用价值及其所费私人成本的节约上。从宏观角度看，政策性国企经营者的社会经济福利的贡献体现在完成生产任务的好坏与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成本的节约上。

总之，要客观评价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对竞争性国企经营者，其管理贡献的社会评价仍以微观经济业绩为依据，因为政府可通过环境税费完全内化环境外部成本；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存在着反垄断和反污染的选择，而政策性国企的经营目标又不是微观经济业绩，所以对这两类国企经营者进行社会评价，应以经济福利作为评价指标。

参考文献

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利润范文第14篇

关键词：会计准则；经济后果；纯技术规范；微观经济政策

人们对会计准则的本质有着不同的理解，理解的不同直接影响到准则的制定。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围绕股票期权会计准则的制定展开激烈的争论，又一次展现了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EconomicConsequences）。经济后果对传统会计准则的制定理论提出了挑战。

一、经济后果概念

StephenA.Zeff（1978）在《“经济后果”学说的兴起》一文中指出，经济后果指的是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工会、投资者和债权人决策行为的影响，即会计报告会影响管理者和其他人的决策，而不仅仅是反映这些决策的结果。WilliamR.Scott（1997）在《财务会计理论》一书中指出，经济后果表明，尽管存在有效市场假设理论，但会计政策的选择会影响公司价值。他认为尽管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中，只要公司对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作充分的披露，市场便会识破由于会计政策变动而引起的盈余变化，并对之做出价格反应，但问题的关键是选用不同的会计政策会导致不同的净利润，而净利润往往作为各种契约（如管理者的报酬契约、公司的债务契约）最常用的依据，这就可能影响管理者的决策行为，改变公司的经营活动，从而影响公司的价值。而且，如果这些影响是负面的，并且许多投资者受到影响，这些投资者就会向其政治代表施加压力，结果政治家也会对会计政策及其制定机构产生兴趣，使准则制定走向政治化。

二、美国关于股票期权会计准则制定的争论

由此看来，会计准则的制定不仅仅是FASB的技术制定过程，而且是一个政治化过程。因为，整个争论过程并不是围绕恰当的会计处理，而是围绕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因此，有人担心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为了一些社会的、经济的、公共政策目标，那么，财务报告很快就会失去它的可靠性。对会计准则本质的探讨将有益于对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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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三、会计准则在本质上是一种纯技术规范

会计原则本身必须是“有序、系统、内在一致，应能与可观察的客观现实相吻合，它们应该是不受个人所左右的、无偏见的。”会计准则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纯技术规范。它是对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规范，以此来指导会计实务，使得会计系统所反映的与可观察的现实相吻合，向报告使用人提供可靠的、真实的、不偏不倚的财务报告。但是，这只是一种美好愿望而已，现实的环境是纷繁复杂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具有它固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目标，一个个人也具有他固有的经济利益，会计系统所反映出来的数字不是单纯数学意义的数字，它具有经济意义。因此，当会计准则置身于现实的经济环境中时，它同时是一种微观经济政策。会计准则不可能超然独立于现实环境，而是受到现实环境的影响而偏离它纯技术规范的本质。正是由于会计数据具有经济意义，会计数据不可能是抽象信息，会计政策具有经济后果。

四、经济后果的动因分析以及会计准则的取向

人是经济人，同时也是社会人，企业更是如此。Watts和Zimmerman（1990）指出会计政策之所以有经济后果，主要是存在报酬契约、债务契约和政治成本，因为无论是报酬契约、债务契约，还是政治成本通常都以公司盈利为考察的主要依据，而会计政策对净利润有着直接影响，因此对公司管理者的决策行为也会产生潜在的影响，进而影响公司价值。

问题的关键在于净利润。净利润是一个计算结果，这个计算结果的大小十分依赖于计算过程的游戏规则，亦即会计准则。净利润具有可塑性，成本费用的不同分配方法导致了净利润不同的计算结果，这计算结构又直接影响到管理人员的报酬，影响到公司的债务筹资，影响到公司是否被政府管制，因而影响到管理人员的决策行为，影响公司的价值。管理人员能做得到的是，尽量影响甚至改变净利润的计算所依赖的会计准则，这种影响可能在会计准则的制定前，也可能是在会计准则制定后，即实施过程中。事前的影响，如美国，股票期权会计准则的制定的激烈争论、游说活动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会计准则的制定已经演变为一个政治过程。事后的影响，如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由财政部来担任，准则制定前公众少有发言权，对准则的不满体现在实施过程中的阳奉阴违。

因此，会计准则的取向取决于两种力量，一是利益集团的力量，二是会计理论自身的发展，会计准则的最终取向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较量，是这两种力量的合力。利益集团，主要指政策触及到其利益的群体的总称。经济问题政治化，是社会中一条不变的定理。经济利益的损害，利益集团必然诉诸于政治行动，通过其政治代表来对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会计准则其实是一种微观经济政策，作为一种经济政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的、经济的和公共政策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影响和制约是客观的，这就使得会计准则的制定不可能纯粹是一个技术过程，不可能完全由会计理论来支配会计准则的取向。当会计准则对企业净利润不产生实质性影响时，利益集团对会计准则的制定就较少地施加力量，会计理论自身的发展就主导了准则的取向；当会计准则对企业净利润产生了实质性影响时，利益集团就对准则制定施加强大压力，以社会的、经济的、公共政策目标等堂皇的理由来阻挠准则的制定，会计理论自身力量就显得十分微弱，会计准则取向于社会的、经济的目标，而丧失自我。

尽管会计理论界使出浑身解数，争取力挽狂澜，但利益集团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会计准则本身又是微观经济政策决定的。经济政策的取向会对利益集团既得利益产生影响，为了争取利益，它必然奋起抗争，对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会计准则不可能超然独立，总会受制于利益集团的影响。即使在我国，会计准则制定前公众少有发言权，但社会的、经济的目标其实在准则制定过程中是给予充分考虑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美国是典型的民间机构制定会计准则的国家，尚且无法处于超然独立的地位，我国官方制定会计准则更不可能超然独立。总而言之，会计准则的制定不可能是纯技术性的，苛求它是纯技术性的做法也是不现实的。会计准则的制定只能在技术规范和经济的、社会的目标之间作权衡。

1.D.E.Kieso，J.J.Weygandt.IntermediateAccounting9thEdition[M].JohnWiley＆Sons，Inc1998.859-860

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利润范文第15篇

    笔者试图通过对中国经济矛盾现象的分析，提出一种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和特点的认识框架，这或许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也便于认识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和障碍。 

    一、为什么现有理论似乎解释不了中国经济的矛盾现象？ 

    比较经济制度理论能解释计划体制下的盲目高增长，但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往往抱持偏于乐观和过于简单化的判断。这种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价格、利率等经济信号的扭曲，同时在中央计划当局的指挥下企业无法产生正确的激励，所以虽然能形成一段时期里的高增长，但这样的增长缺乏效率，造成经济结构畸形化，其长期经济表现必然是失败的。(Szelenyi, Beckett and King, 1994)但对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25年渐进型经济转轨的国家来说，比较经济制度理论并未提供现成的分析框架来认识漫长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的机制和动力。一些经济学家往往简单化地认为，只要中央计划当局的计划管理解体了，价格信号能反映市场供求了，企业有了追求利润的动机，转轨中的经济体制就自然归同于市场体制，那么社会主义国家转轨时期的经济增长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就没有根本差别了。 

    笔者认为，这种简单化的判断恰恰是误判中国经济状况的原因之一。在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特点与市场经济国家事实上存在着重大区别。任何经济制度都必然建立在某种政治制度之上，经济制度的变迁理所当然会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这在中国尤其明显。经济研究本来应当把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纳入经济制度分析之内，而不能将其排除在外。在所有转型中国家里，中国和越南是唯一坚持在政治集权体制下实行市场化转型的，而且试图以市场化转型来巩固政治集权体制。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化了（下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由此出发才可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经济目前的矛盾现象。 

    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专家一般会倾向于认同中国经济制度已经市场化了的判断，因为现有的宏观经济学体系是以市场经济为制度背景的，离开了这个制度背景，宏观经济学的许多概念和假设就都不能成立。但是如果把中国转型期经济体制假定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宏观经济学家就很难解释目前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徵。宏观经济学一向把持续性大幅度的价格下跌及失业率上升判定为经济萧条，认为在这种状态下不会出现持续的快速经济增长；反过来，如果经济确实持续快速增长，则不应该出现价格的持续下跌和失业率不断攀升。然而，面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况，似乎宏观经济学无法提供能够自圆其说的分析。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有两种可能的逻辑假设：其一，中国的经济市场化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宏观经济模式，其规律是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所无法把握的，只有修改宏观经济理论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特点；其二，经济市场化过程并未把中国的经济体系改造成真正的市场经济，所以用宏观经济理论去解释中国的经济特点本来就会遇到难以说明之处。即使是对中国的经济市场化过程高度赞扬的学者，恐怕也不敢轻易接受第一个假设。但如果接受第二个假设，目前还未看到有说服力的具体分析。其实，不仅国际学术界有这样的困惑，中国的经济学者中愿意深入分析问题的人也同样说不出所以然。于是，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就成了一个“外行看不懂，内行说不清”的谜。 

    二、从“繁荣”到“缩长”：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90年代上半期，中国确实经历过经济繁荣，笔者曾在繁荣尚未消退之际分析过其中原因，认为这样的短暂繁荣隐含着走向长期性萧条的可能。[1] 90年代后半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似乎表明，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那种经济繁荣确实消逝了。早在几年前，中国的一些经济专家和学者就用“宏观好，微观不好”表达了自己对经济状况的困惑。在这个流行的说法中，所谓“宏观好”是指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在7－8％的水平上，如果把这个数字等同于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中国这样的经济增长率当然是相当高的。而所谓的“微观不好”，是指市场需求不足，物价持续走低，多数企业开工不足或产品严重积压，失业规模不断扩大。[2]很明显，“宏观好，微观不好”是个充满了矛盾的表述，既然在微观层面看到的多是经济困难，那么作为微观之总和的宏观经济怎么反而会令人鼓舞呢？ 

    其实，仅从宏观经济的层面来看，“宏观好”的判断也同样是非参半。在经济景气分析中，需求变化和原材料价格指数是先行经济指标，企业根据价格和需求的变化调整生产，而消费者价格是滞后指标。如果先行指标和滞后指标都数年连续下跌，经济是不可能持续高增长的。但是在中国情况却不同：需求萎缩了，绝大多数行业的订单都严重不足，产品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原材料价格不断下跌[3]，这些先行经济指标的数据呈下降态势；同时，作为同步指标的就业率[4]和作为滞后指标的消费者价格也持续下跌[5]；唯独经济增长率却始终保持在7－8％的水平。从这些指标的动态来看，好像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先行和滞后指标都脱钩了，真成了“一枝独秀”的指标。增长率的变化甚至与先行和滞后指标背道而驰：先行指标生产者价格连年下降，增长率却毫不为其所动；增长率稳居8％，但滞后指标消费者价格却持续跌落。 

    不久前，终于有中国的经济学者把埋在心中的困惑说了出来。2002年下半年在北京的一个研讨会上有一位学者提出，中国目前的经济运行特徵可以用“缩长”来概括，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伴却随着通货紧缩和失业率上升，这是中国所独具的现象。中国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王建指出：“其人语惊四座，在座的不乏国内经济学界的‘大腕’，却谁也说不出中国为何会出现‘缩长’。……之所以会‘语惊四座’，是因为这的确是一个我国目前经济运行中的大问题。……已经持续了几年而表现出一种趋势，则说明必然有重大的经济因素导致这种趋势，并且不会马上消失。……不论是世界200年的工业化历史，还是二战以来的历史，还是近1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都没有出现过中国目前这种增长、通涨与就业关系的奇怪组合，这就难怪中国的这些着名学者谁也对此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破解中国‘缩长’现象之谜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直以来，实现充份就业都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而过去一向认为，只要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一定高度，就可以使就业率达到一个满意的水平，经验说明，经济增长率只有在7％以上，才能使当年新增加的劳动人口大致上进入就业领域，这也是近些年来政府不敢把经济增长率安排在7％以下的主要考虑之一。但在出现‘缩长’现象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就必须有所修正了，因为即便增长速度在7％以上而且还在上升，失业问题仍然在恶化。”[6] 

    毫无疑问，承认“缩长”现象的存在是重新认识中国宏观经济状况的一个起点，中国经济学者关于这一现象的初步讨论反映了一种认知上的深化。在此之前，中国的官方说法一直把过去几年来经济中的困难解释成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性经济收缩的结果，而中国的许多经济学者也倾向于这种说法。事实上，90年代中国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始于1995年，早在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开始回落了。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当然有一些影响，但并没有那么大。 

    中国物价数年来持续下降与加入经济全球化也没有多少关系。美国和日本最近若干年来因为大量进口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制造的低成本消费品，物价相当稳定，某些类别消费品的价格甚至有所下降。中国是此类商品的主要生产国而非主要进口国，此类出口的作用是拉动了国内需求而不是增加国内供给，能抑制物价进一步下滑，却不是物价持续下降的原因。事实上，物价连年下降基本上是国内需求不振的结果。然而，为什么一个需求不振的经济却能保持8％的增长率？目前中国经济学界还只是有人提出要正视“缩长”现象，但如何解释它还需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和特徵有更深入的分析。 

    三、8％的经济增长率在中国意味着什么？ 

    上述引文中提到了一个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圈里多年来形成的共识：只有当经济增长率高于7％时，失业率才不至于上升。也就是说，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而言，7％是维持中国经济社会基本正常的增长的“下限”。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下限”远远高于市场经济国家，这是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所留下的制度“遗产”。正因为如此，把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直接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率相对比，是缺乏充份依据的。换言之，在西方国家，经济增长8％意味着经济高度繁荣；而在中国，8％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只是免于经济严重萧条的底线。 

    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有一个概念，当经济增长达到充份就业状态时，社会上仍会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处于未就业状态，这时的失业率可被称为自然失业率。美国从1955年到1990年自然失业率一直在5％到6％之间波动；中国90年代以前的城市自然失业率更低。在现实中，实际失业率必然会围绕着自然失业率上下波动。如果实际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经济就处于就业不足状态。套用上面所说的增长的“下限”概念，当实际失业率相当于自然失业率时的经济增长率，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来说就是保持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基本正常的增长“下限”。 

    在美国，当经济增长率达到3％时，实际失业率大体上相当于自然失业率。描述这一现象的经验观察结果被称为“奥昆定律（Okun's Law）”[7]。可以说，对美国而言，维持社会经济基本正常的增长临界点是3％；而对中国来说，类似的“定律”是，在80年代只要经济增长率低于7％，就会企业全面亏损、失业率上升。1986年的经济就是如此，当年工业增长了8%，但企业利润却大幅度下降，呈现负增长态势。当时笔者撰文指出，由于过度扩张行业和低素质产品生产企业对需求膨胀的依赖越来越深，保证企业利润正增长所必需的生产临界增长率已经抬高到8%以上，所以尽管该年工业增长率达到8%，企业仍然难以生存。[8] 

    90年代以来中国的这一规律性现象并无改观。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上下，正是在这样的增长状态下失业率高居不下。目前，中国的失业率已“进入建国以来的第五次高峰。虽然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3－4％，但实际的失业率在8－9％。失业人员中，包括700万左右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1,000多万下岗失业人员，120－150万城镇农民工失业人员，70万待业的大学和专科毕业生。”[9]显然，在中国增长的“下限”远高于美国；换言之，中国经济增长7％大体上相当于美国经济增长3％，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偏高，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其实是不能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率直接对比的。这一点过去十多年来似乎被一些经济学者淡忘了，他们常常以中国保持了8％的经济增长率为由，误以为中国处于增长的“下限”状态时就相当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8％时的繁荣状态。正是因为这一误解，导致许多中国经济的观察家陷入了“宏观好，微观不好”的困惑。其实，中国经济增长7－8％只不过是处在增长的“下限”状态，这时的宏观经济谈不上“好”，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好”事实上是一致的，并没有矛盾。换言之，“微观不好”的真实状况证明所谓的“宏观好”不过是误判而已 

    所谓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偏高，是基于80年代对中国经济基本特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整个90年代中国一直在推行市场化，经济转型是否改变了这一特点呢？这是需要实证分析来检验的。由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差不多是个“常数”，从1996年到2000年基本不变，一直固定在3％的水平上[10]，既不随经济波动而变化，也远低于真实失业率，因此这个数字不具备统计分析意义，要考虑换一个角度，从工业平均利润率的变化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 

    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生产单纯地以利润为动力，对需求和价格的变化非常灵敏，财务上完全独立，必须承担所有的债务偿还，没有利润就不会投资，也不会长期保持过剩的生产能力和员工，更不能拖欠银行贷款拒绝偿还。但中国的情况不同，市场化转型并没有根除预算“软约束”（Kornai 1992)，国有企业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投资饥渴症”，盲目投资之后拒绝偿还银行债务和生产能力过剩是常见现象。在改革初期中国的企业界、政府和经济学者都承认这种现象的普遍性。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推进，无论是中国的企业界、政府，还是经济学者，都偏重于强调企业机制的积极变化，而不太愿意面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余留影响。

    事实上，经济市场化虽然使中国的企业对市场比过去灵敏得多了，但长期以来形成的过剩产能使企业的损益平衡点大大超出正常水平。这种微观层面的现象反映到宏观层面就是多数行业的生产能力长期过剩，成为一种常态。结果，经济增长或企业产出的增长低于7－8％时，如果不大规模裁员，工业部门就可能出现总体性亏损。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均衡状态一直是扭曲的，也就是说，能让大部份企业处于收支平衡点、实际失业率接近自然失业率的经济增长水平不象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是2－3％的低增长，而是7－8％甚至更高。 

    分析中国工业部门平均的损益平衡点，必须要考虑到不同行业的盈利环境。如果按照企业的盈利环境来看，中国的工业行业大致可被分为两类，一类是生存在竞争程度相对比较高的行业中的国有、集体、私营、外商企业，另一类是垄断行业，这些行业主要由国有企业组成。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盈利通常与原料垄断以及各级政府在市场销售环节的定价政策或保护性关税政策有关，例如，轿车工业依靠高关税保护而形成了超额利润，石油工业和石油化工工业则受到原料垄断以及垄断性定价政策的保护。这些行业的利润率通常高于其他行业，而影响其利润变动的往往是与市场需求变化关系不大的政策因素。此外，国际市场价格（如石油价格）变化对这些垄断性行业利润的冲击也可能很大。只有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的损益平衡点与国内市场的供求变化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会灵敏地随产出增长率的升降而变动。 

    数据说明：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直接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竞争性行业利润率的计算公式是：利润率＝利润总额÷销售收入；1998年以前的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含国有、集体及私营企业），1998年以后的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 

    发现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果然非常低。只有在1992年这样的经济超常增长年份，工业增长率达到20％以上，企业的利润率才接近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通常的水平。1994、1995年工业增长率分别为18.9％和14％，利润率却不到2％。1996年、1997年，国民经济（GDP）增长率尚维持在9%左右，工业增长率下滑到11％至12％，这时企业的利润率就朝1％的极低水平逼近；在这样的财务状况下，亏损企业占了一大半，如果这种局面延续数年，银行系统将被急剧上升的坏账拖垮。从1998年开始，政府为了避免国有银行系统爆发金融危机，实施了鼓励企业裁员破产的政策，结果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裁员及企业破产浪潮，失业率立即跃升；当社会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之后，企业的利润率也不过回升了1到2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