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论文范文

新兴市场论文范文第1篇

2004年底，国际清算银行邀请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央行行长共同讨论了有关外汇市场干预的问题在过去十年中，除了日本外几乎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对外汇市场进行积极地干预，然而这种干预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一直很普遍这些国家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进行干预主要是因为国内贸易政策和与之相关的政府执政的影响但是，发达国家不再进行积极干预也有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假如干预对名义汇率没有持久和独立的影响，则对实际汇率和贸易部门的竞争条件改善也没有持久影响力而且，私人金融市场有足够能力去吸收和治理冲击鉴于以上几点，在发达国家中，没有必要来干预汇率

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界限倾向于更少的资产替代性，与私人市场相比，当权者有更大的金融和管制力量相对于市场总收益而言，他们拥有很多的外汇储备总的来说，外汇市场干预对总收益的影响并不大许多央行认为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限制汇率的波动而不是让汇率达到一个特定水平近几年来各家央行已经提高各自干预技术，他们现在花费更大的资源去了解市场，但是仍然不清楚其结果是否有效，因为市场参与者的复杂性也日益提高而且到底是什么驱使汇率变动的知识仍然存在缺陷，各种干预技术主要还是视情况而定，方法也是在尝试中发展的，这也证实了汇率干预的不确定性

二央行对外汇市场干预的目的

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是为了实现政府自身的一系列全面的经济目标例如，控制通货膨胀，维持金融稳定性等但政策的目的性和对外汇市场干预有哪些影响主要依靠于许多因素，包括一个国家发展的阶段金融市场发展的程度和一国对各种冲击的脆弱程度所以在对外汇市场干预的操作上所给出的精确定义仍然处于争论当中

对外汇市场干预有以下三个重要的目的：首先是影响汇率水平，其次是减少汇率波动性或者说给外汇市场提供了流动性，最后是影响外汇储备量外汇市场的干预由宏观经济目标所驱使的：控制通货膨胀或维持内部平衡，维持外部平衡和防止资源分配不当或维持竞争和促进增长，预防或处理市场无序或危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央行可以寻求目标来控制汇率和汇率的波动性或影响外汇储备量

干预影响汇率水平

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维持钉住或有治理的汇率制度，旨在以汇率水平为目标或在一定幅度内限制波动性货币政策和外汇市场干预支持这些安排如香港阿根廷保加利亚这些国家和地区东亚的几个经济体维持一篮子钉住政策，都紧紧钉住美元在1994和1997年墨西哥和马来西亚金融危机前，有幅度的贬值是钉住汇率的一个特点但是，汇率变化使智利新加坡在他们特定时期和幅度内经历了升值压力即使再灵活的官方政策也会限制汇率变化的：比如韩国在1990年采用的“市场平均汇率体系”，即天天的汇率变动都限制在一个特定幅度内许多这样的钉住汇率制在1997和1998年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后都崩溃了但有一个例外，钉住制度在中国大陆以及其香港地区仍然维持，而马来西亚在1998年又回到固定汇率制

浮动汇率制下的干预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自从钉住汇率制崩溃以来，许多国家转向以监测通胀为目标的浮动汇率制近年来对外汇市场干预的明显减少反映了货币当局对汇率波动率更大的容忍度原因之一就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现在对汇率波动更有弹回性改善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政策可信性在短期已经使汇率波动到通胀发生的可能性减少同时，货币失谐已减少，这也减少了货币贬值所导致的金融部门职能削减和产量的急剧缩小程度原因之二是因为浮动制有其优点，它能防止汇率高估，也可以帮助稳定资本流

虽然在浮动汇率制下，对干预的依靠显得日趋减少，但政策制定者不是完全对汇率的波动性听之任之干预会部分地反映一国和地区保持对其宏观经济或金融稳定性的愿望例如，2002年巴西货币的忽然贬值是随通胀上升紧跟而来的，这就要求提高通胀的目标新兴外汇市场也更倾向式的单方决策和不稳定性，因为他们势单力薄，会受制于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与此相应，许多国家把外汇市场深度缺失当作干预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原则上，外部平衡在浮动制下该会更缺少关注但是实际上，如下所述，它看上去像干预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外汇储备量的影响

在外汇市场上，央行操作的另一个目的是影响外汇储备量许多央行试图积累外汇储备的政策或多或少是因为许多亚洲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金融危机开始的，其他的一些试图减少增长或储备水平以下三种因素可以指导干预工具的标准和选择，调节外汇储备量：汇率影响市场友好度成本和收益

所以，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是为了实现一系列宏观经济目标，如控制通胀维持竞争或维护金融稳定性然而，干预的特定目的很有可能随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而变化各国央行在发展的早期阶段通常通过干预支持其固定汇率制，更有可能作为“做市者”的角色，为欠发达的汇市提供流动性因而，央行进入外汇市场为了防止市场过度辐射或者减慢汇率调整速度，同时，在金融压力下提供流动性，还有就是控制外汇储备量，或者为积累干预所需的硬通货，或者为减少运输成本而减少储备等

三外汇市场干预的方法和策略

据IMF道，2001年在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调查中，将近有82%的干预是针对现货市场的主要原因是现货市场的流动性最大另外，在对不同外汇干预方法的调查中有一个特点引人注目，即对多大的透明度是最好的这个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些央行相信透明度会带来更大的效率，但另一些则相反实际上，央行不时地关注透明度问题是为了减少它们对汇率的影响当存在投机性攻击的风险和使用指令流渠道时，央行大多会考虑使用非透明度的干预Canales-Krijlenko的调查表明将近半数的发展中和转型国家的央行在干预时并不公开对外公布干预时金融工具的选择是现货外汇交易，而远期衍生物和货币间债务工具这些很少使用在大多数市场中，央行通常用电话与做市者直接交易或通过经纪人服务机构与经纪人顾客直接交易这种情况下，经纪人所喊的价即为央行所接受的价，或者调整价格以刺激做市者触到该价格在许多国家，电子经纪商与做市者通过电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这些都要求央行公开在市场上进行假如短时间内不能对参与者公开，则可以使用其他类型的干预方法如与大的商业银行作为机构，然后与做市者进行交易，在特定价格限制下，使交易达到特定量在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中，并没有任何特定的交易方法占据主导交易安排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依靠于市场上所用的技术，尤其对那些能提供最多信息和先于其它选择的最大流动性的技术关于透明度的问题，大多数央行表明偏好“匿名”，这也表明在非市场交易中他们有时将直接与大公司进行交易当外汇储备量增加不影响汇率时，需要频繁的但小规模干预;若影响汇率时，则需要大的而非频繁的干预

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所部署的技术和方法很明显比发达国家过去三十年的干预方法要广泛的多这尤其体现在三个方面：直接控制的使用;通过拍卖出售期货合约;外汇债务单位或指数化作为补充工具的使用但是大多数的干预还是采用传统的方法，即对大规模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且最具流动变现的部分的现货交易

四我国央行对外汇市场干预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我国外汇市场是不完全的市场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央行作为市场供求最后差额的承担者和风险的最后承担者处于市场的中心地位，不管政策是否需要，它都要被动无条件的承担被动的外汇市场干预是通过增减外汇储备来实现的，由此导致了被动的货币政策，影响了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央行被动地介入外汇市场平衡其供需，会使其在未有充分升值的非均衡的汇率水平上结清，外汇市场的出清转变为央行干预下的人为平衡，无法反映市场的真实供求状况被动参与外汇买卖，也会导致基础货币投放出现较大的波动另一方面，央行的调控集中在外汇即期市场，外汇同业拆借市场和远期等交易手段则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而后者却不会像即期交易那样导致本外币的直接转化，对国内货币供给量的冲击很小，可减少稳定汇率和国内货币政策目标的冲突另外，我国央行的冲销干预手段持续时间长干预规模大，在进行外汇干预时稳定汇率的倾向十分明显所以，我国应大力发展外汇市场，扩大外汇市场的规模，以及制定或修改相关的配套制度

首先，应当继续积极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在综合考虑各相关因素的基础上，确定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范围内波动完善外汇账户治理和银行结售汇体制，逐步放松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开立使用的限制，积极推动强制结汇向意愿结汇的转变这样才可能使中心银行摆脱在外汇市场的被动地位，将外汇储备和汇率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加快外汇市场建设其次，由于目前我国央行的调控工具主要集中在即期交易，外汇远期货币互换等交易手段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需要开发和培育新的调控工具另外，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外汇市场主体的参与范围，放宽对交易中心会员持汇规模的限制，丰富外汇交易的内容和品种最后，从世界范围内看，国际上已经有利用扩大汇率浮动范围以对付游资冲击的先例，而且干预外汇及维护汇率稳定的成本也会变得越来越高我国应适应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适时地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

参考文献：

Canales-Kriljenko，JI：“Foreignexchangeinterventionin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resultsofasurvey”IMFWorkingPaper03/9May.

RamonMoreno：“Motivesforintervention”，BISWorkingPapersNo.24b.

新兴市场论文范文第2篇

从经验分析上更是没有形成一致答案。Frankl&Wei(1995,1996)对亚洲国家的考察，Ito(1996)与Rose（2000）对APEC国家的数据支持中期汇率的波动会对贸易产生负影响；Sauer&Bohara(2001)及其Fritz-Krockow&Jurzyk(2004)则选取拉美国家数据，发现汇率波动对出口有着很大程度的负影响。而Nilsson(2000)研究100个发展中国家对美、日与欧的出口，发现贸易量与浮动汇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而Gatour(1985)与Monero(2000)的研究表明，两者没有显著关系，或相关性非常微弱甚至是不确定的。

一、汇率对出口价格传递机制模型

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的不同可能源于研究过程中并没有考虑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构与进出口结构特点。也就是说，汇率对进出口传导机制对不同产业结构特点的产品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MauriceObstfeld就曾经提到，相关系数和数据都表明，对于货币贬值在产品相对价格上的影响，在工业产品分类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在现实中，发达国家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不一定成为其贸易的阻碍，而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亚洲国家却更偏爱于汇率的稳定。这与其出口产品结构是极其相关的，不同的出口产品结构的汇率对出口价格传导机制是不同的。这里选用Feenstra（1996）、Yang（1997）、Bodnar（1998）与Dekle(2001)的固定替代弹性出口价格传导公式：

从此公式可知，出口国货币升值（de<0），会使以外币衡量的价格上升，但是其上升并不是成比例的，即传导是不完全的。这源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本币升值时，进口投入成本下降，对于固定的溢价来说，出口价格不需要充分升值；当由于进口投入成本γ变大时，这种效应会更为明显；二是价格弹性与溢价会随着价格改变。如果γ=0，溢价是一个常数，本币的升值对出口价格传导弹性为1。但在这种情况下，本币升值引起溢价下降，汇率传递是部分的。当本币升值时，出口商相对于外国竞争厂商来说成本上升，引起出口商减少市场份额，如（8）式，从而减少了出口商在外国的市场能力与出口者的溢价。

从公式（9）中，可以看到产品可替代性越高（ρ越大），汇率传导给本币价格机制越低。原因是更高的ρ与两国产品更激烈的竞争有关。如果两国产品高度替代，竞争性越强，这时本币贬值，出口厂商更加容易失去外国市场的份额，为了保护市场份额，出口厂商会降低其溢价，对出口价格传递机制减弱。所以，在下列两种情况下，汇率对出口价格传递会较低，一是进口的投入品比例高的情况，另一则是与外国产品相似、竞争激烈的产品。这意味着，面临着更少竞争的产品对汇率传导更为敏感：如竞争行业产品比垄断行业产品的汇率传导机制敏感程度不强，工业体所面临的汇率传导对出口产品反应更大，交通设备等工业品比纺织工业品的汇率传导机制更小等。

二、新兴市场体的出口结构与汇率制度选择

80年代以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外向型经济策略。整个东亚各国（地区）更是以低估汇率为基础、保持汇率稳定来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从而带来高速经济增长的典范。

1．东亚国家汇率稳定的选择

对于东亚汇率制度的经验观测一般选用外部货币法（Frankel-Wei，1994），以瑞士法郎作为计值货币，测算各国汇率对三种主要货币——美元、日元与欧元（或其前身欧洲货币单位ECU）的以天为单位的汇率运动。

Kawai(2002)与MicKinnon对亚洲外向型国家1990年1月到1997年1月的汇率回归结果都表明，香港、韩国、印度尼西亚与泰国明显钉住美元，台湾、泰国、中国大陆、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也是以正式或非正式形式钉住的一篮子。不过MicKinnon的94年后的回归结果也大致提示了亚洲外向经济体实际上保持着与美元钉住的稳定汇率制度。

97年货币危机冲跨了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度。但危机几年之后，经济学者通过实证检验观测了东亚国家危机后的汇率变化趋势。大部分学者发现危机后采取独立浮动的国家实际上也没有真正“浮动”起来。Calvo与Reinhart(2000)与MasahiroKawai（2004）等都采取外部货币法，认为这些国家危机之后已经回到了危机之间的美元本位的安排，RonaldI.McKinnon（2005）更是提出了“东亚重新回到了明显地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至少在以每日为基础的高频率水平上是这样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共同维持了本币对美元的稳定。”

2．东亚国家汇率稳定的出口结构因素

以外向型经济战略为主的东亚各国有着对钉住汇率的偏爱本质，这主要由各国与地区的出口特点与结构所决定。最初，东亚经济体很大程度上依赖对美国、日本与其他工业国的进出口，与这些国家的出口显示为比较优势，产品上竞争不明显，而且出口贸易集中于初级与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中间品数量有限，即ρ、γ较小，这一时期的汇率稳定主要是出于远期汇率市场缺失与稳定物价名义锚的考虑。但近二十年来，东亚出口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一，金融危机前东亚经济快速增长得益于一个共识的因素-梯形贸易结构的雁形模式。85年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后，日本加快了对东亚区域内的直接投资，投资额外从1985年的10.32亿平均增至1995年178.91亿美元，这种以生产为导向的直接投资带动了东亚区域内产业结构的相应升级，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利用后发优势继起追赶，产业结构不断趋近。“四小龙”产业结构日益呈现知识与技术密集态势，同时高层次服务业不断完善；东盟各国则开始注重由劳动密集为主，向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及技术密集并存的结构升级。不过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东亚各国产业结构的偏颇，造成了该地区产品结构的同化（如表），出口竞争的激烈及经济发展战略的单一化，加深了经济增长的对外依附性。从表中可以看出，新加坡、韩国等在消费类电子产品、电子元件行业的比较优势异常突出，而东盟国家与中国正加速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其比较优势产业正逐渐从劳动密集行业转为资本密集行业，在电子产品行业的比较优势也十分明显，同时部分行业已呈现出技术资本密集特征。比较上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的电子产业发展迅速，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电子产品出口在世界高科技产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支撑该地区出口的最主要支柱产业。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东亚各国普遍在消费类电子产品和电子元件行业具有比较优势，这必会导致竞争愈加激烈，产品出口替代弹性较大。

第二，9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制成品生产和贸易中开始转向加工出口工业制成品；一些出口加工工业发展较早的新兴国家和地区已开始与发达国家之间实行高新技术产业内的水平分工和贸易，产业结构迅速向高新技术方向升级。如新加坡利用电子信息产业配套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的优势，以加工贸易方式同发达国家在IT产业进行水平分工，在部分具有优势的产品上，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进行研发、生产的合作，使新加坡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重提高到了70％以上，其中80％是以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而东盟与中国等利用当地劳动力的价格和文化素质优势，大规模从事技术产品生产的本地化加工。这种进口中间品，并通过加工贸易出口的形势必定使得汇率的变化对出口价格传导的机制因为对中间品进口价格反向传导而减弱。

第三，出口结构的变化还体现在东亚经济体产业内部贸易上。东亚内部贸易现在显得更为重要：如2004年中国区内贸易占35%；而对于东亚大多数其它国家或地区，区内贸易所占份额更大。对于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与美、日、欧之间的区际贸易占10%以上。一方面，各国产业结构不断趋近，另一方面，各经济体通过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参与区域内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了中间产品的流动规模。

这些因素使得ρ、γ值不断上升，从而导致汇率传导η值趋于减小。

三、政策含义与借鉴

汇率波动对各国出口的作用表现是不相同的，与发达国家不同，汇率波动在新兴市场体会抵制出口。

1．政策结论

若一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着较多相似产品、竞争激烈或需进口大量中间品时，此种贸易结构下的出口具有一定刚性，对价格变动不敏感，这意味着汇率的贬值对贸易促进作用是有限的。故我们可以说，汇率不变的成本较小；但新兴市场体由于远期外汇市场的不完全性，为了抵消外汇市场缺失的影响，政府一般提供非正式的套期保值机制，即保持短期和中期汇率的稳定，可以有效地减少贸易商的交易成本，汇率稳定收益较为明显。从成本收益角度考虑，该国政策会极大地倾向于以每日为基础的高频的汇率稳定。

所以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如果以促进出口为重要目标，可以实施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当经济发展水平更高，产业结构更为优化，金融市场更为完善时，采取相对浮动汇率制度则更为合适。

2．对中国的借鉴

中国的外贸从总体上来讲一直处于初级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工业制品出口竞争力持续上升的阶段，高新技术产品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出口逐年增加，显示了中国外贸结构的优化。从1999年起,中国电子产品的出口成为第一大类出口产品。据统计，近10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生产增长迅速，平均每年递增32.2%。中国的贸易结构日渐与东亚各国趋同。据有关统计，在2003年双边贸易中，中国的出口与东盟出口前十位产品中有六位是雷同，主要集中在机械与电子产品上。同时，我国的制成品出口很大部分来源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在2003年为55.2%。即使高新技术产业也仅从事一些产品的来料加工和装配，以研究、开发和生产为特征的产业格局还初显雏形，有着较大的进口依存度。

现行贸易结构下的“出口至上”战略造就了大量贸易顺差，对于汇率稳定无法起到正面效应。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的磨擦，成为“人民币升值风波”的起始原由。当前的出口结构与汇率选择出现了明显矛盾：从出口状况来看，由于出口结构还没有根本性提升，出口越是增加，贸易条件越是恶化，反过来出口就得越多。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不具备大幅升值的客观条件，但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是不可回避的趋势。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需注意的是：（1）提升产业结构及至于贸易结构是汇率最终浮动的基础；（2）外向型战略不仅有收益，长期来看具有更大的成本。外向型战略收益早已是收益递减，传统贸易部门并不是生产力的唯一来源，其它非贸易部门如技术、软件发展、金融与服务同样具有正的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1.GordondeBrouwerandMasahiroKawai,"ExchangeRateRegimesinEastAsia"[M],London,RoutledgeCurzon,2004

2.GordonM.Bodnar,BernardDumas,andRichardC.Marston,"Pass-throughandExposure",[J],theJournalofFinance,Vol.LVII,No.1.Feb,2002

3．StefanCollignon,JeanPisani-FerryandYungChulPark,"ExchangeRatePoliciesinEmergingAsianCountries"[M],London,Routledge,1999

4．世界银行编，东亚的复苏与超越，[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5.罗纳德.I.麦金农：美元本位下的汇率-东亚高储蓄两难，[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6．史智宇，易行健，唐建伟，东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趋势，[J],世界经济2003第12期

7．宋志刚，丁一兵，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波动与出口：一个经验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第9期

新兴市场论文范文第3篇

（一）新兴市场监管特征：特性解析

新兴证券市场是指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国家的证券市场[2].同西方成熟市场相比，新型证券市场监管目标和监管制度透露出不同于发达市场的特性。

1、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过去高度干预与迅速市场化之间存在着二律背反

由于新型国家是在缺乏证券市场的初始状态下引入证券市场，要经历一个发展必要的金融机构以填充原先的结构和功能空白的过程，新兴市场的政府就要在建立这样一种体系中的角色作用做出相应定位。在新型国家金融改革初期，其实际情况往往是过去极度的政府干预已使得市场强烈扭曲。在不完善的金融体系和不健全的经济结构制约下，新兴证券市场在初始生长期不应实行高度宽松的市场化发展策略[3].政府监管作用的积极发挥将有力地促进国内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在实际中，政府监管者缺乏必要的经验、技术手段落后和市场管理所面临的大量现实困难使得新兴市场监管蕴含相当高昂的成本，尤其是执法成本。在制度不完善状态下较多的政府行为和行政干预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新兴市场的特性。

2、在经济基础薄弱的国情条件下，新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强烈的资本需求

超强资本需求驱使新型国家政府更多地介入证券市场，以期促进高额的低成本的资本形成，证券市场正是实现储蓄转化为资本的一条主要渠道[4].另外，新型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往往处于不合理状态，存在着种种“资金瓶颈”；同时，市场化的价格信号机制尚未得到良好确立，市场对资金流向的选择不能让政府放心。在这种背景下，强烈的促进资本形成的动机导致政府监管者往往采用具有较强计划色彩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干预证券市场上的融资行为，典型表现为股票发行的高溢价和证券发行的额度管理[5].此时，实现带有产业和结构导向性的低成本的资本形成成为监管者的基本宗旨。

3、投资者的非理性等人文心理因素和投资者构成中的“二元结构”引发了新型市场过度投机以及垄断操纵现象，监管部门相应奉行更多“家长主义”的监管原则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投资者来说，低收入、有限的投资渠道、整体文化、知识素质和教育水平的偏低；与此密切相关的表现强烈的非理性和偏好投机的心态、轻视风险和法规的意识；相对缺乏的经验和相对虚弱的心理承受力；乃至隐约其后的种种民族、历史、文化的心理沉淀。种种因素往往成为证券市场恶性投机波澜的助推器。另外，新型市场的投资者构成一种“二元结构”，与成熟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投资基金不同，新型国家一般缺乏稳定的机构投资者而表现出两个极端：一头是为数少量的、而拥有巨资、通晓内幕信息，甚至具有官僚政治背景可以左右市场走向的“操纵性投资者”；另一头却是处于弱势的为数众多的普通投资者。

在原本薄弱的证券法规基础上，“操纵性投资者”所主导的垄断、操纵、欺诈和内幕交易等行为在普通投资者的盲目跟风和非理性投机烘托下盛行于股市，从而构成新型国家政府有别于成熟市场国家政府的另一个重任：积极培育和教育普通投资者，推动机构投资者的形成；甚至在现行法规制度缺省状态下采用行政手段以扼制上述不良行为。

4、较为普遍、严重的信息失灵是导致政府更直接、全面进行证券信息监管。

新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其经济信息化程度低下和信息产业不发达，加上信息法规制度不健全和垄断、操纵、欺诈等行为的人为影响，使得新兴市场遍布严重的信息差别和信息不对称现象，充斥大量的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典型的“弱效”市场、甚至是无效市场表征要求政府在市场运行的早期阶段采取更严厉、更直接的干预手段。如发行审核的优劣管理制度和更为严密的关于二级市场交易波动的信息公布制度等。

5、监管者要更多地致力于保证与市场相关的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的偿付能力与稳定性

对于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新兴证券市场面临的局面是：金融相关比率较低，债权凭证大大超过股权凭证，其他金融机构（含证券类金融机构）的资产总和仍远远低于银行系统[6].同时，证券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功能完善的银行来履行支付手续和充当管理员，还要依赖于货币市场为证券定价提供参考。然而在许多新型国家这两者都不存在。进一步看，充当证券市场中介的各类机构在许多转轨国家的国有性质和长期以来处于金融抑制状态所形成的计划约束，使得这些金融中介往往缺乏内部效率，不良资产大量沉淀，内部风险控制和外部风险承受能力差；由此可能引发的金融风波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中对于新兴市场带来的损害和难以控制的程度均比成熟市场严重得多。因此，监管者必须花费更多的精力，致力于保证与证券市场相关的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的偿付能力和稳定性。

6、新兴市场通常表现出不同于成熟市场的非均衡供求状态

由于上市企业质量方面的限制和过度的投机性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原因，加上市场容量不足、机构薄弱和市场准入障碍，新兴证券市场经常表现出不同于成熟市场的非均衡的供求状态。这种非均衡供求不是指“随机漫步”说和“噪音理论”所描述的现实中股价对其所谓真实价值的状态背离，而是指在特定市场发展阶段由上述新兴市场本身的经济、历史条件和体制约束所造成的特殊结果。其非均衡往往表现为两种极端的市场状态：要么面对的是相对有限的证券供给而市场狂热投机，要么是相对需求不足而市场超跌低迷。这就要求新型国家政府比发达国家更全方位地直接运用管制力量来调节证券买卖，实现证券交易中的总供求平衡，防止股价的暴涨暴跌，并最终维护证券价格和市场的稳定。特别要求新兴市场监管者更多地关注于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增加储蓄，有步骤地加速机构投资者的培养，以促进国内证券需求并稳步扩大市场容量。

7、政府直接参与市场微观结构的构建与完善是新兴证券市场政府干预的又一特点

证券市场的微观结构理论[7]考察证券交易过程的各组成要素，并着重揭示证券市场机构性特征的重要意义以及作为市场行为重要决定因素的交易机制。微观结构的重要性来自于它在四个市场基本属性中所起的作用：流动性、效率性、交易成本和波动性[8]，所以，政府对微观结构的介入将最终有助于上述市场基本属性的改善。由于新型国家对高速发展证券市场的迫切需要而不耐心于漫长的市场自然选择，新兴市场的政府管理者可以主动对交易系统和其他机构性特征进行高端选择，以此影响交易和定价行为，从而可能更有效地定价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流动性和安全性，使投资者和证券发行者都获益。

8、新兴市场的外部效应相对更大

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和不透明，金融结构的脆弱性，证券法制建设的滞后和监管不力等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使得在新型国家证券市场上，存在着产生市场泡沫和诱发金融危机的更大的可能性，更有可能地危及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根基。新兴市场外部性的特殊表象反映在整个社会经济更容易受到证券市场波动的冲击，更敏感于市场变化从而产生更广泛、更深刻、更全方位的外部影响。政府监管部门要把目光投射到更为广阔的金融系统乃至国民经济整体的各个方位和各个层面，并把证券市场稳定乃至社会经济稳定视为首要监管目标之一。

总之，尽管自由市场经济可能会促进经济的静态或配置效率，但因为新兴证券市场上市场失灵的普遍性和尖锐性，自由市场不能有效地增进长期效率或动态效率。因此，从长期来分析，政府干预和供给主导型的战略更容易取得成功[9].

（二）新型与成熟市场监管内核的差异：比较辨析

从实证的角度看，无论是西方成熟的规范市场还是正在发育中的新兴市场，都要遵循若干具有共性的基本监管原则，即“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然而各国证券市场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通常不存在唯一绝对的规范。所有这些市场在交易、清算、交割、过户、证券中介机构、证券发行、证券上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体系等各个方面和环节都存在差异[10].就实质来说，新型证券市场监管与成熟市场相比，具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差异：

1、政府职能范围差别：规范与发展的相对界定

在成熟市场，政府监管的主要任务即旨在清除西方经济学所描绘的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所无法逾越的那些障碍，如垄断和操纵行为，信息失灵所导致的内部性问题等等。相对于新兴市场而言，美、英等国监管者一般较少从“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其监管职能，去考虑诸如实现证券市场筹资量的一定数额，时时留意并维持股指的一定水平和波幅之类的问题。更多的时候，这些问题被留待市场自身解决，市场“发展”依靠“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

新兴证券市场则不同，如果把发达国家政府的监管职能笼统地称为“规范”职能，新型国家政府除此“规范”职能外，还要多一个“发展”职能，而且被政府优先放置。任何新兴市场均无例外地需要解决更为严重的由上述垄断、操纵、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规范化”问题。然而，当我们赋予新兴证券市场失灵现象以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含义并揭示出其背后的特殊原因之后，新兴市场的政府监管者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承担比成熟市场更多样、更复杂的职责。这一“发展”职能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制度创新和培育，同时，“积极地”为保证证券市场发展而营造宏观经济环境。二是指政府“有意识地”更多地关注于与证券市场相联系的其他社会经济层面，新兴证券市场的监管制度选择面临更严格的约束条件。

2、政府干预的逐步弱化趋势：一个辨证发展过程

对于新兴市场来说，规范应理解为发展的限定词，即“规范地发展”。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确立，政府对于证券市场的“发展”职能将逐步弱化，而“规范”职能将相对增强。即越是处于市场早期阶段，证券市场上的政府干预就越强，且越具有干预的现实合理性，但市场化进程的演进必然要求政府逐步淡化过多的直接干预，尤其是放松纯粹出于筹集资本等目的而形成的管制过度。伴随着市场成熟和机制完善，政府干预的范围必将逐步缩小，而促使市场机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3、监管目标与理念的侧重要求

针对于证券市场的各个方面、层次、环节、领域的形形、各不相同的监管制度（包括法律、法规、规定、政策、做法等）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不同发展阶段下不同国家政府对于证券市场的不同监管理念和不同的监管目标侧重。而后者又决定于一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体制、法制、文化等方面的客观状态和发展水平。

从成熟市场的市场发展和监管历史来看，保护投资者利益始终是西方国家政府监管者的基本宗旨。围绕这一宗旨，对于监管目标来说，这些政府相对地更偏重于对这几项目标的关注：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和公平待遇；垄断、操纵、欺诈行为和内幕交易的克服和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投资风险的分散；信息完全性和市场信息效率；投资者的信心等。而对于某些目标，诸如资本形成量、现代企业机制的构建、外部效应中的某些方面等等来说，西方政府则较少关注并不予主动干预，而是听凭市场的自发调节和市场的自由发展。

而新兴市场监管者则表现出政府干预的明显倾向。新兴证券市场中的政府及监管部门更广泛、更直接、更具体地干预和介入证券市场有其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内在原因。在这些新兴市场特殊性的作用下，新兴市场监管者一般把下述几项目标放在优先考虑地位：资本形成量，现代企业机制的构建，过度投机的抑制，证券市场的外部效应，投资者理性及其培育。

（三）新兴市场监管理念抉择的依据：理论透视

对于新兴证券市场监管问题研究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关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的理论争鸣。20世纪50、60年代初，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具有代表性的是罗森斯坦－罗丹的论证，认为即使竞争条件下的市场机制也是有缺陷的，为了国民收入最大化和最优化，国家必须以规划为中心对经济进行干预。近几十年来，有关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方面涌现出新古典学派、修正学派、亲市场派和国家主义学派等许多不同派别和观点。其中，不少论点和理论分析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其新兴证券市场的监管和干预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从而构成新兴证券市场监管的特殊理论背景。

我们认为，证券市场失灵问题存在的必然性和经济社会对证券市场功能的正常作用的客观需要决定了监管存在的必要性。由于证券市场失灵的存在，政府理应积极介入证券市场。但政府在处理与证券市场的关系上，实质是要如何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间实现均衡，计算政府放任自由和政府干预之间的成本。

由芝加哥学派所倡导的管制的利益集团理论和寻租行为的观点认为，经济管制是政治力量和受管制行业经济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其研究重点是政府管制的供给与需求、管制过程的利益影响和管制者的种种动机[11].在证券市场上，利益集团的“寻租”同样成为证券监管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显然新兴证券市场上的寻租问题更为突出。

由于监管决策框架与西方发达国家监管体系存在差异，“体制漏洞”和新兴市场构建初期难以避免的大量“强行政性”制度安排为寻租行为的滋生和泛滥提供了便利。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额度发行”管理制度。在这种带有明显计划色彩的制度安排下，正是由于“上市额度”这种资源的供给弹性不足，供给不能无限制增加，从而产生租金这种超额收入以及相应的各地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种种寻租行为。这种寻租一方面造成经济资源的非生产性损耗，另一方面扭曲了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化机制，严重损害效率的增进和公平的体现。

那么新兴市场国家究竟采取某项证券监管制度乃至若干项监管制度的组合，实际上取决于一国政府监管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各项效果指标的目标定位，以及执行和实施这些监管制度所需要的成本。一国政府在一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国情条件下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社会政治与文化、金融体系状况、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战略、法规建设和人文观念等诸方面的客观限制和主观考虑，将决定其对于实施监管制度所带来的各项效果的目标期望。这样，证券监管制度的最优选择就在于：在满足一国政府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各项效果指标的既定目标或既定偏好的前提下，追求监管制度的总执行成本最低。

新兴市场论文范文第4篇

原有世界经济格局有待重构。

金融危机带给世界“好日子结束”的精神惶恐，不过也伴有全球经济体排名更迭带来的新鲜感——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欧盟各国艰难复苏，日本政治经济动荡不安，“金砖四国”等新兴市场大方购买IMF债券，这一切信号都在宣告世界经济格局已悄悄发生改变。展望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天平已逐渐向新兴市场倾斜。

对此，中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李春顶博士认为，此次危机使全球减弱对美国信心。专家表示，本次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传染全球，可谓“美国感冒，全球打喷嚏”，由此传递了两个信号：一是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二是美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有些失职。正是由于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全球各国的反思，即过度依赖美国和美元的世界经济格局需要有所改变。

新兴市场引导世界经济复苏。

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危机中仍然保持了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显示了较强的抗危机能力，给世界经济的恢复带来了信心和支持。李春顶称，金融危机对于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主要在于动摇了世界对于美国的信心，以美国为主导的格局受到了一些挑战，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显现，同时新兴市场国家作为脱颖而出的一支力量，受到了世界关注。然而，实际情形并没有实质变化，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短期来看不会改变。

金融危机让新兴经济体看到国际。

经济旧秩序改革势在必行，但在与发达国家博弈过程中，新兴经济体能否掌握更多话语权？李春顶强调，新兴经济体同样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而随着这些国家自身实力的增强，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提高，它们希望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参与权，得到与其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权利。另外，它们希望建立能够考虑新兴市场经济体利益的全新国际经济体系。

李春顶表示，能够掌握话语权和增加谈判筹码不是一次危机就可以实现的结果，新兴经济参与到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构，需要国家实力的不断提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腾表示：中国经济去年第二季度已经开始恢复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带领全球经济复苏”。很多经济学家都认同，在当前各大经济体中，中国经济已率先复苏，而且，与以往经济复苏情况有所不同的是，新兴经济体正成为牵引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火车头。

全面复苏尚需时日。

近期不少国家经济景气指数显好，对于世界经济复苏前景，李春顶强调，未来世界经济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虽然近期各经济体均呈现了触底反弹的迹象，但能够维持全球增长的长期动力尚没有找到，近期的反弹不排除只是全球各国经济刺激方案的结果；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有可能引起全球通胀的危险。所以，总体看，全球复苏趋势已现，但预计仍需要经历一个缓慢的恢复期，短期内全面复苏的概率不大。

布局新兴市场：企业家在行动。

分析人士认为，有远见的企业选择在经济低迷期、经济调整期建厂，经过两三年的生产建设周期，经济恢复时也正是这些工厂生产能力最强的时候。事实上，国内外许多知名企业的触角早已延伸到新兴市场。据沃尔沃集团高级副总裁潘伟博介绍，沃尔沃做了很多工作来挖掘中国的市场潜力。沃尔沃在生产轮式装载机的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控股70%,在中国还有两家合资企业，在上海有独资的沃尔沃建筑设备工厂，此外在无锡还有一个重要的船用引擎和发电机的工厂。由于新兴市场具有反经济周期的特性，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和公司盈利循环周期与西方国家的股票指数相关度很低，有的甚至是负相关，因此，在欧美出现不利的经济循环时，对新兴市场的投资可以有效对冲掉上述不利影响。

新兴市场论文范文第5篇

回顾动荡的90年代，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危机的一些新特征：首先，这些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踏步前进的过程中爆发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各国获得全面胜利的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下，经济自由主义几乎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1989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更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弹冠相庆。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全球化只能从冷战结束之后算起，因为在冷战时期全球经济格局仍然没有摆脱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的步伐开始放慢，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许多迹象表明全球化可能会进入低潮。同时，东亚金融危机也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反思原有的许多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比如，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对原来的“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批评；其次，这次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非常深重，可以说是从货币危机肇始，并次第演化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如果仅仅表现为货币危机，则其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是有限的，因为货币危机往往是由经常项目出现异常逆差而导致，但是货币贬值有助于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这便改善了本国的国际收支。金融危机的范围比货币危机更广，金融危机包括发生在银行业的挤兑危机，发生在股票市场的崩盘危机等等。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并不一定同时爆发，但是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却表现出来“孪生危机”的形式，所以其危害为烈，远远超过单纯的货币危机。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亚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收入下降、贫困人口增加、公共服务业萎缩、教育和卫生条件恶化、犯罪率上升等。第三，除了个别例子之外，90年代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大多是新兴市场。所谓新兴市场是指那些已经实现了对外开放，与国际资本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发达国家的利率较低，导致大量资金转向海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新兴市场因为其收益高而倍受追捧。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新兴市场频繁爆发金融危机，不由得引起人们的思考。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教授曾经指出的，只要世界仍然被分割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就不可能是通向繁荣和进步之路。为什么新兴市场易于爆发金融危机？这可以从新兴市场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新兴市场之间的传染效应，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这三个方面来讨论。

按照传统的货币危机理论，一国之所以会爆发货币危机，一定是因为其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以克鲁格曼1979年的论文为代表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会过度挥霍而导致财政赤字，然后不得不用增发国债或增发货币的方式弥补其财政赤字，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将给一国的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投资者预期该国货币早晚要贬值，他们不会等待该国货币循序渐进地慢慢贬值，而是将一起抛出该国货币，导致该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几乎在一夜之间耗尽，该国的货币突然大幅度贬值。由此可见，判断一国是否将爆发货币危机的预警指标应该包括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国内储蓄等。然而，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完全不能解释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比如说，在危机之前，东亚各经济体的预算赤字并不高、公共债务有限、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一位数以内、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都很高、经济增长率较高。最近的金融危机理论指出，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脆弱性，这才是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

发展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东亚各经济体在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府往往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并普遍实行了赶超战略。为此，政府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积极干预，保护国内产业，并对私人投资活动和银行贷款进行隐含的担保。关系贷款盛行。这些做法在特定的条件下强有力地刺激了本国的工业化，同时又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潜在的弊端逐渐开始显露：政企不分滋生了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银企不分导致不良贷款如同滚雪球般越积越多。由于政府的隐含担保，企业倾向于过度借债，导致东亚经济中负债率非常之高。1996年韩国负债率高达355%，泰国是236%，菲律宾是128%。没有受到金融危机肆虐的国家也存在这一问题，如中国的负债率高达155%，日本为221%。高度负债的结果是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极高。1999年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55%和52%，马来西亚为25%，韩国为16%。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在印度尼西亚为29%，韩国为17.5%，泰国为32%，马来西亚为18%。当这些经济体仍然实行资本管制，对外借债的规模较小的时候，这种发展模式中的潜在的问题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一旦它们开放了本国的金融体系，将其金融脆弱性暴露于国际资本市场面前，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

事实上，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就有了恶化的苗头。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在经济衰退的泥沼中越陷越深；1995年美元升值使得采用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东亚经济出口竞争力受损；1996年日元贬值更使得与日本经济唇齿相依的东亚经济深受其害；中国的崛起也影响到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加之，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已经提醒了投资者新兴市场的潜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经济体政府采用政府担保的方式，试图继续挽留国际资本。由于有政府的承诺，流入东亚经济的国际资本并没有放缓，但是更加谨慎。国际资本更多地转为以短期资本为主，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全身而退。危机前夕，泰国引入的外资中属于直接投资的只占5.5％，商业银行借款达51.5％，其中大部分是短期借款。韩国的外债中2/3属于短期外债。这就带来了“双重错配”的问题。首先，由于这些经济体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往往依赖国际资本为国内投资融资，因此借款人需要的是本币，但只能够借入外币，这就带来了“货币错配”（currencymismatch）。“货币错配”使借款人增加了偿还外币时的外汇风险。但是，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普遍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政府承诺维持汇率稳定，所以这带来了“败德风险”，借外债的企业和银行都不关心汇率风险，于是出现了过度借债的现象，并积累了大量未做对冲的外债。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更多地依靠短期借债为长期投资项目融资，这便带来了第二种错配即“期限错配”（maturitymismatch）。“期限错配”使得东亚经济更容易出现“流动性危机”（liquiditycrisis）。“流动性危机”和“资不抵债危机”（insolvencycrisis）是两个值得区分的概念。比如说，一家银行可能会因为经营不善而资不抵债，即从技术上讲已经破产了，但是，只要暂时没有发生储户挤兑，这家银行仍然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即使一家银行经营状况良好，但是架不住所有的储户同时来提钱，这家银行一定会因为缺少流动性而关门倒闭。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短期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这些资本又大量流出。这使得许多经营状况本来良好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纷纷破产。尽管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和东亚经济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在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易于出现“双重错配”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这就是为什么新兴市场一旦爆发货币危机，很容易进一步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

90年代金融危机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爆发在一国的金融危机往往会迅速传染到其他新兴市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便波及南美和中欧，东亚金融危机更是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十数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金融危机一定会有传染效应。实际上，就在泰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前，捷克刚刚发生过货币贬值。2002年阿根廷爆发货币危机之后，也没有殃及其他拉美国家。然而，在一个国际金融市场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上，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几乎是无法治愈的，而新兴市场则是最容易受到传染的群体。地理距离邻近的国家之间固然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但隔着千山万水也可能难以幸免于难。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包括：（1）若干新兴市场有一个共同的贷款人。比如菲律宾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主要贷款人都是美国，所以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会波及菲律宾。这是因为，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的银行受到损失，它们可能会收缩贷款，于是就影响到菲律宾所能贷到的资金。同样，日本是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共同贷款人。无怪乎泰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后首先影响到的就是这些国家。（2）同一区域内各国的资产价格变动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尤其是各国的股票市场指数高度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3）新兴市场的贸易结构非常相似，在国际市场上经常处于相互竞争的格局。如果一国货币贬值，该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会下降，从而能够提高其产品竞争力，但是与之竞争的其他新兴市场便受到影响。此外，一国发生货币危机之后，该国的收入下降，导致其进口需求减少，这也将导致与之贸易联系较为紧密的其他国家出口减少。（4）投资者信心。由于新兴市场的经济结构非常相似，在同一区域内的各经济体相互依赖程度也较高，所以一国爆发货币危机将使投资者对其他国家同样产生“信任危机”。

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与强权政治对于新兴市场上的金融危机难辞其咎。艾琴格林指出，在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供求双方中，供给一方占有主导地位。8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之所以能够吸引到巨额外资，主要原因是因为西方国家通货膨胀压力减少，利率较低，所以大量资金需要寻找海外投资途径。从这一点来看，国际资本的供给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影响的外部变量，这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各国之间缺乏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共同监管，涌动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大批短期资本成了风险程度很高的“热钱”。就连许多坚决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也指出，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自由贸易是不相同的，自由贸易从理论上来讲能够提高全球福利，但是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存在诸多潜在的风险。托宾就一直主张，要在飞速转动的轮子里掺沙子，使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放慢到可以控制的程度。如果爆发危机之后，需要有适当的国际组织担当最终贷款人的角色。最终贷款人需要在整个金融体系发生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充当“消防队”的角色，通过提供流动性克服投资者的恐慌情绪。成功的最终贷款人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行动速度要快、提供流动性应该是不限量的、得到流动性贷款应该有相应的条件（比如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IMF本来是应该充当最终贷款人角色的，但是从其在东亚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的表现来看，IMF不仅反应迟缓，而且给出了许多错误的药方，不仅没有使得危机减缓，反而激化了危机。IMF的庞大官僚体系主要为G7，尤其是美国所把持，缺乏民主决策，新兴市场的声音与其经济实力和发展势头远远不相称。危机过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主张国内私有化、对外加速资本开放、尽快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所谓“华盛顿共识”，除了受到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遮蔽之外，还反映出华尔街金融巨头、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共同利益。美国政府及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亚以及阿根廷金融危机中的不同表现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墨西哥与美国比邻而居，两国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如果墨西哥经济崩溃，就将导致大量移民流入美国，所以在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和参众两院表现出少有的默契和团结，对墨西哥给予大量援助。

如何防范下一次金融危机？根据上述讨论，我们认为，必须从国家、区域和全球三个层面进行改革：

从国家层面来看，新兴市场的政府应该谨慎对待资本开放，加速国内银行业的改革，促进国内金融体系均衡发展。尚未开放资本账户的国家如中国和南亚诸国没有直接受到国际投机的冲击，但是，随着国际资本市场日益一体化，这些国家迟早要面临放松资本管制、开放资本账户的压力。在开放资本账户以前，应该首先解决国内银行业不良贷款高居不下的问题，而银行不良贷款的出现又往往是和政府对企业的隐含担保所致，所以需要同时加快企业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对于已经实行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家来说，应该着重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入的管理，比如如果资本流入规模过大，可以对实施无息的存款准备金（URR）和最短持有期限（MHP）。应该通过加强审慎监管尽量减少“双重错配”，比如通过银行有效监管框架可以规定对风险资本充足率、高质量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标准，尤其要注意建立对单一借款人、关联团体和风险较高的行业（如房地产）的风险限制机制并加强对跨国交易的监管。东亚经济的金融体系中银行所占的比重畸高，股票市场不完善，企业债券市场几乎没有得到发展。通过发展健全、有流动性的国内资本市场，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解决“双重错配”的问题。

从区域层面来看，各国应该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区域货币合作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通过建立区域性的监管体系，共同开发早期预警体系，加强区域间的信息共享和联合监督，能够在较早阶段就发现危机的迹象，降低危机的危害程度。（2）区域最终贷款人。危机之后，有关建立区域性最终贷款人的呼声甚高。区域性的最终贷款人应该是对全球最终贷款人的补充。区域内的各国更熟悉彼此的情况，更容易给出符合各国国情的改革建议，所以能够更有效地防范流动性危机。目前，东亚地区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如果能够利用这些资源共同抵御货币危机，成功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3）区域汇率联动机制。从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僵化的固定汇率制度可能是导致货币危机的原因之一。但是，由于东亚各经济体多为开放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汇率的过度波动对其出口和吸引外资都十分不利。这些经济体可能面临着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的两年选择。有的经济学家主张实行非常“硬”的固定汇率制度，如阿根廷曾经实行的货币局制度，但是阿根廷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货币局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无法依赖于所盯住货币的发行国作为最终贷款人。阿根廷的货币局制度盯住的是美元，一旦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只是袖手旁观。欧洲货币联盟的经验似乎能够提供一种可行的选择，即通过建立一种区域汇率联动机制，既消除了区域内部的汇率波动，又能够保持区域货币与区域外货币的自由调节，兼得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利。

新兴市场论文范文第6篇

回顾动荡的90年代，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危机的一些新特征：首先，这些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踏步前进的过程中爆发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各国获得全面胜利的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下，经济自由主义几乎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1989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更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弹冠相庆。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全球化只能从冷战结束之后算起，因为在冷战时期全球经济格局仍然没有摆脱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的步伐开始放慢，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许多迹象表明全球化可能会进入低潮。同时，东亚金融危机也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反思原有的许多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比如，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对原来的“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批评；其次，这次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非常深重，可以说是从货币危机肇始，并次第演化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如果仅仅表现为货币危机，则其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是有限的，因为货币危机往往是由经常项目出现异常逆差而导致，但是货币贬值有助于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这便改善了本国的国际收支。金融危机的范围比货币危机更广，金融危机包括发生在银行业的挤兑危机，发生在股票市场的崩盘危机等等。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并不一定同时爆发，但是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却表现出来“孪生危机”的形式，所以其危害为烈，远远超过单纯的货币危机。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亚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收入下降、贫困人口增加、公共服务业萎缩、教育和卫生条件恶化、犯罪率上升等。第三，除了个别例子之外，90年代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大多是新兴市场。所谓新兴市场是指那些已经实现了对外开放，与国际资本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发达国家的利率较低，导致大量资金转向海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新兴市场因为其收益高而倍受追捧。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新兴市场频繁爆发金融危机，不由得引起人们的思考。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教授曾经指出的，只要世界仍然被分割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就不可能是通向繁荣和进步之路。为什么新兴市场易于爆发金融危机？这可以从新兴市场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新兴市场之间的传染效应，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这三个方面来讨论。

按照传统的货币危机理论，一国之所以会爆发货币危机，一定是因为其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以克鲁格曼1979年的论文为代表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会过度挥霍而导致财政赤字，然后不得不用增发国债或增发货币的方式弥补其财政赤字，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将给一国的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投资者预期该国货币早晚要贬值，他们不会等待该国货币循序渐进地慢慢贬值，而是将一起抛出该国货币，导致该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几乎在一夜之间耗尽，该国的货币突然大幅度贬值。由此可见，判断一国是否将爆发货币危机的预警指标应该包括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国内储蓄等。然而，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完全不能解释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比如说，在危机之前，东亚各经济体的预算赤字并不高、公共债务有限、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一位数以内、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都很高、经济增长率较高。最近的金融危机理论指出，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脆弱性，这才是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

发展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东亚各经济体在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府往往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并普遍实行了赶超战略。为此，政府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积极干预，保护国内产业，并对私人投资活动和银行贷款进行隐含的担保。关系贷款盛行。这些做法在特定的条件下强有力地刺激了本国的工业化，同时又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潜在的弊端逐渐开始显露：政企不分滋生了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银企不分导致不良贷款如同滚雪球般越积越多。由于政府的隐含担保，企业倾向于过度借债，导致东亚经济中负债率非常之高。1996年韩国负债率高达355%，泰国是236%，菲律宾是128%。没有受到金融危机肆虐的国家也存在这一问题，如中国的负债率高达155%，日本为221%。高度负债的结果是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极高。1999年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55%和52%，马来西亚为25%，韩国为16%。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在印度尼西亚为29%，韩国为17.5%，泰国为32%，马来西亚为18%。当这些经济体仍然实行资本管制，对外借债的规模较小的时候，这种发展模式中的潜在的问题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一旦它们开放了本国的金融体系，将其金融脆弱性暴露于国际资本市场面前，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

事实上，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就有了恶化的苗头。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在经济衰退的泥沼中越陷越深；1995年美元升值使得采用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东亚经济出口竞争力受损；1996年日元贬值更使得与日本经济唇齿相依的东亚经济深受其害；中国的崛起也影响到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加之，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已经提醒了投资者新兴市场的潜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经济体政府采用政府担保的方式，试图继续挽留国际资本。由于有政府的承诺，流入东亚经济的国际资本并没有放缓，但是更加谨慎。国际资本更多地转为以短期资本为主，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全身而退。危机前夕，泰国引入的外资中属于直接投资的只占5.5％，商业银行借款达51.5％，其中大部分是短期借款。韩国的外债中2/3属于短期外债。这就带来了“双重错配”的问题。首先，由于这些经济体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往往依赖国际资本为国内投资融资，因此借款人需要的是本币，但只能够借入外币，这就带来了“货币错配”（currencymismatch）。“货币错配”使借款人增加了偿还外币时的外汇风险。但是，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普遍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政府承诺维持汇率稳定，所以这带来了“败德风险”，借外债的企业和银行都不关心汇率风险，于是出现了过度借债的现象，并积累了大量未做对冲的外债。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更多地依靠短期借债为长期投资项目融资，这便带来了第二种错配即“期限错配”（maturitymismatch）。“期限错配”使得东亚经济更容易出现“流动性危机”（liquiditycrisis）。“流动性危机”和“资不抵债危机”（insolvencycrisis）是两个值得区分的概念。比如说，一家银行可能会因为经营不善而资不抵债，即从技术上讲已经破产了，但是，只要暂时没有发生储户挤兑，这家银行仍然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即使一家银行经营状况良好，但是架不住所有的储户同时来提钱，这家银行一定会因为缺少流动性而关门倒闭。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短期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这些资本又大量流出。这使得许多经营状况本来良好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纷纷破产。尽管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和东亚经济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在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易于出现“双重错配”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这就是为什么新兴市场一旦爆发货币危机，很容易进一步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

90年代金融危机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爆发在一国的金融危机往往会迅速传染到其他新兴市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便波及南美和中欧，东亚金融危机更是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十数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金融危机一定会有传染效应。实际上，就在泰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前，捷克刚刚发生过货币贬值。2002年阿根廷爆发货币危机之后，也没有殃及其他拉美国家。然而，在一个国际金融市场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上，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几乎是无法治愈的，而新兴市场则是最容易受到传染的群体。地理距离邻近的国家之间固然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但隔着千山万水也可能难以幸免于难。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包括：（1）若干新兴市场有一个共同的贷款人。比如菲律宾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主要贷款人都是美国，所以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会波及菲律宾。这是因为，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的银行受到损失，它们可能会收缩贷款，于是就影响到菲律宾所能贷到的资金。同样，日本是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共同贷款人。无怪乎泰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后首先影响到的就是这些国家。（2）同一区域内各国的资产价格变动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尤其是各国的股票市场指数高度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3）新兴市场的贸易结构非常相似，在国际市场上经常处于相互竞争的格局。如果一国货币贬值，该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会下降，从而能够提高其产品竞争力，但是与之竞争的其他新兴市场便受到影响。此外，一国发生货币危机之后，该国的收入下降，导致其进口需求减少，这也将导致与之贸易联系较为紧密的其他国家出口减少。（4）投资者信心。由于新兴市场的经济结构非常相似，在同一区域内的各经济体相互依赖程度也较高，所以一国爆发货币危机将使投资者对其他国家同样产生“信任危机”。

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与强权政治对于新兴市场上的金融危机难辞其咎。艾琴格林指出，在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供求双方中，供给一方占有主导地位。8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之所以能够吸引到巨额外资，主要原因是因为西方国家通货膨胀压力减少，利率较低，所以大量资金需要寻找海外投资途径。从这一点来看，国际资本的供给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影响的外部变量，这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各国之间缺乏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共同监管，涌动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大批短期资本成了风险程度很高的“热钱”。就连许多坚决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也指出，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自由贸易是不相同的，自由贸易从理论上来讲能够提高全球福利，但是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存在诸多潜在的风险。托宾就一直主张，要在飞速转动的轮子里掺沙子，使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放慢到可以控制的程度。如果爆发危机之后，需要有适当的国际组织担当最终贷款人的角色。最终贷款人需要在整个金融体系发生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充当“消防队”的角色，通过提供流动性克服投资者的恐慌情绪。成功的最终贷款人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行动速度要快、提供流动性应该是不限量的、得到流动性贷款应该有相应的条件（比如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IMF本来是应该充当最终贷款人角色的，但是从其在东亚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的表现来看，IMF不仅反应迟缓，而且给出了许多错误的药方，不仅没有使得危机减缓，反而激化了危机。IMF的庞大官僚体系主要为G7，尤其是美国所把持，缺乏民主决策，新兴市场的声音与其经济实力和发展势头远远不相称。危机过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主张国内私有化、对外加速资本开放、尽快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所谓“华盛顿共识”，除了受到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遮蔽之外，还反映出华尔街金融巨头、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共同利益。美国政府及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亚以及阿根廷金融危机中的不同表现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墨西哥与美国比邻而居，两国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如果墨西哥经济崩溃，就将导致大量移民流入美国，所以在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和参众两院表现出少有的默契和团结，对墨西哥给予大量援助。

如何防范下一次金融危机？根据上述讨论，我们认为，必须从国家、区域和全球三个层面进行改革：

从国家层面来看，新兴市场的政府应该谨慎对待资本开放，加速国内银行业的改革，促进国内金融体系均衡发展。尚未开放资本账户的国家如中国和南亚诸国没有直接受到国际投机的冲击，但是，随着国际资本市场日益一体化，这些国家迟早要面临放松资本管制、开放资本账户的压力。在开放资本账户以前，应该首先解决国内银行业不良贷款高居不下的问题，而银行不良贷款的出现又往往是和政府对企业的隐含担保所致，所以需要同时加快企业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对于已经实行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家来说，应该着重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入的管理，比如如果资本流入规模过大，可以对实施无息的存款准备金（URR）和最短持有期限（MHP）。应该通过加强审慎监管尽量减少“双重错配”，比如通过银行有效监管框架可以规定对风险资本充足率、高质量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标准，尤其要注意建立对单一借款人、关联团体和风险较高的行业（如房地产）的风险限制机制并加强对跨国交易的监管。东亚经济的金融体系中银行所占的比重畸高，股票市场不完善，企业债券市场几乎没有得到发展。通过发展健全、有流动性的国内资本市场，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解决“双重错配”的问题。

新兴市场论文范文第7篇

内容摘要：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链环节，将会有较多的大型企业进入，分享其利润并构成竞争关系，其市场结构也由原先的垄断市场结构演变为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西部作为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技术条件不同于发达的沿海地区，从而导致新兴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异和市场结构形成、演变的独特规律。实践证明，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结构模式只是市场结构范式的具体运用。

新兴产业指新技术产业化形成的产业。近年来，西部地区新兴产业经历了一个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过程，同时其市场、技术、资金、政策环境等方面都独具特色，但它们的成长道路折射出了西部许多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这使西部同一产业内不同技术链环节的市场结构与中东部差异很大，进而使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对西部新兴产业市场结构丧失了相当的解释力。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不仅仅是个微观市场结构问题，而是关系整个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重大问题。在熊彼特批判完全竞争模式的缺陷及在信息不对称理论得到广泛认同后，市场完全竞争理论仅仅作为一种理想的但不切合实际的市场发展模式。而对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范式的研究，实际上是关于完全垄断范式和寡头垄断范式，也将成为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模式选择的争论。

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市场结构特征分析

西部新兴产业内部层次明显，因技术、市场、资金、人才、政策环境等多方面的特殊性，战略环节导入期较长，形成垄断市场结构，而非战略环节分散竞争，而且不具备重要的研发技术，因此竞争力差，具体表现为：

（一）市场不确定性降低

产业技术创新的开发，能否商业化运作存在不确定性。同时缺少有关特定市场未来发展方向的相关信息，市场发展更难以预测。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滞后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其需求对象及市场发展方向都相当明确，因而市场不确定性减少。

（二）市场容量大

西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人们收入快速增加，国内市场规模迅速扩张，潜力巨大，同时对新兴产业，国家或地方政府有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扶持，以避免国外产品的冲击。

（三）产业链复杂

新兴产业包含着围绕特定产品或服务所开展的一系列生产或服务活动，存在上下游的链接关系，并形成了一个彼此紧密联系的产业链网络体系，其中支撑产业活动的关键技术的链接即核心技术链，它是支撑核心产业链运行和发展的基础。核心元件技术是指产业中核心元件的开发与设计技术，而产品架构技术指那些在终端产品实现过程中所使用的系统设计技术和重要组装技术（洪勇等，2007）。

新兴产业内部不同技术环节市场结构的变动趋势

西部地区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新兴产业关键技术环节的结构性进入壁垒将发生变化，表现为：

承接产业转移给西部带来了巨大的技术转让和直接投资，但发达国家或地区努力保持技术垄断和技术优势，牢牢把握住其核心技术。当西部产业某一环节的技术突破时，我国东部或发达国家为了继续获取超额利润，将被迫转让部分核心技术。

资本积累不断增加。资本短缺曾经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随着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及近年产业转移的不断增加，西部金融形势发生巨大的改变，一些大型企业也能够较容易地获得廉价的银行信贷资金，资本约束大为减轻，部分产业甚至出现资本过剩现象。知识技术的溢出效应。知识技术的传播、扩散及增值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趋势，主要因为新兴产业技术势差的普遍存在，从势位高的组织向外扩散，创新技术也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不断伸展，加上西部企业缺乏成熟的技术保护机制，加速了技术的扩散。

市场需求因素。随着产业的发展，其商品将不断成熟，市场容量也不断增加，人们对该产业的技术、顾客、产品开发、竞争者情况等也有了确切的感知。另外，为了避开关税壁垒、反倾销及地方行政制约，规模企业可能会在西部直接投资建立生产企业，进一步提升市场的知名度及需求。

与世界先进企业相比，西部地区企业还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实现技术垄断；它们也难以像发达国家优势企业那样，生产出相互兼容的第二代产品，增加用户的转换成本，对两代产品实施捆绑销售（吴照云、余焕新，2008）。因此，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链环节，将会有较多的大型企业进入，分享其利润并构成竞争关系，其市场结构也由原先的垄断市场结构演变为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而非核心环节也发生巨变，企业向集团化、集群化方向发展，竞争形态也由分散走向寡头。

西部地方政府在新兴产业市场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一）对新兴产业核心环节给予大力扶持

新兴产业核心环节肩负着振兴西部民族工业的使命，同时顶着技术创新的压力，应该受到重视，给予技术方面的扶持，比如，建设和完善科研基础设施对这类企业开放的机制，加速科技资源向这类企业的流动等。西部地区的新兴产业核心环节不仅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也是资金密集型的，因此特别需要资金和人才的支撑，如政府财政投入、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风险投资资金等。例如广西区政府通过完善和规范市场，完善中介服务，动员大量社会资金投入高技术产业领域。

（二）对新兴产业非核心环节给予适当的引导

对于新兴产业中的非核心技术环节，政府有必要对其给予及时和必要的引导，避免其低水平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的局面，而发展产业集群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重要选择。产业集群，是指特定的领域里相互联系的公司和机构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建立在社会关系和网络基础之上，形成上、中、下游结构完整，支持产业体系健全，具有灵活机动等特性的有机体系。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规划，引导进入新兴产业非核心环节上企业形成产业集聚，进而形成集群。

（三）明确市场规则

核心环节获得的高额垄断利润，会诱使众多厂商进入该环节。因此，政府要采取相应政策措施，防止产业进入成长期的混乱，如政府对特定新兴产业的企业进入和退出行为作出明确的规范。对进入进行管制是为避免厂商的过度进入导致过度和低效的竞争，降低退出壁垒是为经营不善的厂商提供一条正常、高效和低成本地转移配置不当资源的途径（杨蕙馨，2000）。

（四）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和引导

西部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中国有制占据主体地位，而以国有制为主体的大公司和大集团，一方面容易造成政企不分，另一方面由于产权单一，不易形成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有限的提供公司持续发展资金的能力，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未来扩张能力（牛文等，2006）。相反，民营企业却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因此，西部地方政府应在税收、资金、技术等方面给民营企业一定的扶持，引导创建合适的组织形式，拓展发展空间。

（五）推动企业优化重组

推动企业优化重组，强强联合，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增强与国际规模企业竞争的实力。国际规模企业，在各自保持自身独立发展的同时适时进行重组与联合，优势互补已成为国外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手段之一。而西部新兴产业，无论零部件生产企业还是整个产品生产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技术交流合作不多，更别提重组与联合。因此，地方政府应在促进新兴产业企业之间的合作、专业化分工方面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1.吴照云，余焕新.中国新兴产业市场结构演变规律探究—以有机硅产业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2008（12）

2.杨蕙馨.从进入退出角度看中国产业组织的合理化[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1）

3.陆奇斌等.中国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关系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4（10）

4.孙天法.中国产业发展的市场结构选择[J].中国工业经济，2006（1）

新兴市场论文范文第8篇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先是在1992年爆发了英镑危机，然后是1994年12月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是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充满了戏剧性：当1997年泰国政府动用外汇储备保卫泰铢的艰难战役失败而不得不让其贬值的时候，许多人甚至在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偏僻小国的位置，但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没有预测到，一场规模浩大的金融危机爆发了。金融危机如飓风一般席卷东南亚各国，然后顺势北上，在1998年波及刚刚加入OECD的韩国。这场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甚至到了南非和俄国。 回顾动荡的90年代，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危机的一些新特征：首先，这些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踏步前进的过程中爆发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各国获得全面胜利的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下，经济自由主义几乎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1989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更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弹冠相庆。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全球化只能从冷战结束之后算起，因为在冷战时期全球经济格局仍然没有摆脱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的步伐开始放慢，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许多迹象表明全球化可能会进入低潮。同时，东亚金融危机也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反思原有的许多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比如，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对原来的“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批评；其次，这次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非常深重，可以说是从货币危机肇始，并次第演化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如果仅仅表现为货币危机，则其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是有限的，因为货币危机往往是由经常项目出现异常逆差而导致，但是货币贬值有助于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这便改善了本国的国际收支。金融危机的范围比货币危机更广，金融危机包括发生在银行业的挤兑危机，发生在股票市场的崩盘危机等等。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并不一定同时爆发，但是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却表现出来“孪生危机”的形式，所以其危害为烈，远远超过单纯的货币危机。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亚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收入下降、贫困人口增加、公共服务业萎缩、教育和卫生条件恶化、犯罪率上升等。第三，除了个别例子之外，90年代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大多是新兴市场。所谓新兴市场是指那些已经实现了对外开放，与国际资本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发达国家的利率较低，导致大量资金转向海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新兴市场因为其收益高而倍受追捧。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新兴市场频繁爆发金融危机，不由得引起人们的思考。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教授曾经指出的，只要世界仍然被分割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就不可能是通向繁荣和进步之路。为什么新兴市场易于爆发金融危机？这可以从新兴市场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新兴市场之间的传染效应，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这三个方面来讨论。 按照传统的货币危机理论，一国之所以会爆发货币危机，一定是因为其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以克鲁格曼1979年的论文为代表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会过度挥霍而导致财政赤字，然后不得不用增发国债或增发货币的方式弥补其财政赤字，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将给一国的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投资者预期该国货币早晚要贬值，他们不会等待该国货币循序渐进地慢慢贬值，而是将一起抛出该国货币，导致该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几乎在一夜之间耗尽，该国的货币突然大幅度贬值。由此可见，判断一国是否将爆发货币危机的预警指标应该包括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国内储蓄等。然而，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完全不能解释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比如说，在危机之前，东亚各经济体的预算赤字并不高、公共债务有限、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一位数以内、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都很高、经济增长率较高。最近的金融危机理论指出，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脆弱性，这才是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 发展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东亚各经济体在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府往往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并普遍实行了赶超战略。为此，政府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积极干预，保护国内产业，并对私人投资活动和银行贷款进行隐含的担保。关系贷款盛行。这些做法在特定的条件下强有力地刺激了本国的工

新兴市场论文范文第9篇

应当客观地看待新兴市场国家保险制度的弱点

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研究报告认为，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不稳定，主要是由一系列微观经济问题和制度方面的失灵造成的。这些国家，在进行了重要的结构性转变后，常常会出现高通货膨胀率等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稳定的情况。就保险业而言，问题首先是由于保险公司内部管理松懈引起的。由于内部控制不力，出现道德风险，公司所有者缺乏应有的积极性去谨慎行事，并对经营管理人员进行监督，这种情况通常会引发制度上的失灵。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可能会在一种与合理的财务惯例不一致的目标指导下行事，而与此同时，他们却可以避免外部纪律的约束。法律框架不健全，使得管理松懈和公司控制不力等问题变得愈发严重。

按照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观点，要在新兴市场国家建立健全与国际接轨的保险监管制度，必须首先具备一些基本的前提条件，必须要有合理的经济结构和良好的宏观政策，以便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防止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如果整个经济不稳定，银行、信贷和税制等金融与法律基础不健全，保险业就不可能稳健发展。同时，还必须在社会各方面达成共识，支持建立和维持健全的保险市场所必需的措施。新兴市场国家的保险监管制度只有当达到了国际认可的审慎标准，保险业只有已颇具备竞争性、专业性和透明度时，保险市场才能实现真正的整体稳定。

虽然在许多方面都急需进行改革，但必须看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保险市场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保险制度的调整必须考虑到每个国家的特殊情况。此外，保险监管框架也必须经常进行调整，以便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观念和市场需求。

应当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必要的基础条件

关于治理结构、制约机制和市场竞争。要想取得良好的制度管理，必须要制订适当的经营战略，建立一支有能力、负责任的管理队伍。应当鼓励保险公司建立一种能够加强利益相关者监督作用的所有制结构。为了加强对管理成效的监督，限制不良动机，避免外界对保险机构商业活动的干预，应当在良好的财务状况基础之上，建立股权多元化的保险机构。保险机构要想实现良好的制度管理，必须制订内容广泛的内部控制和决策程序，由经验丰富的人员实施，由管理部门进行监督。在这个过程中，有效的风险管理非常重要，保险机构应当具备衡量、监督和控制不同风险的有效手段和措施。市场化的改革有利于促使保险机构增强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提高市场效率，有利于更好地保持供需平衡，以合理价格提高服务质量。在加强谨慎监管的前提下，应当逐步取消不必要的限制，创造保险市场开放的竞争氛围，允许业绩较好的保险机构展示他们的优势，特别应当在谨慎而非歧视的原则基础之上允许外国保险机构的进入。

关于法律环境。建立良好的保险制度，立法是必不可少的。在进行保险立法的同时，也应当完善相关法律，如商法、民法、公司法、税法和银行法等。也就是说，应当培育一种法律环境，通过这些法律、规章和标准的推行，使市场参与者确信，保险市场的规则和做法是可靠的，进而增强市场的透明度和参与者的信心。参考一些工业化国家的模式，制订相关制度尽管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也应当适应新兴市场国家的特殊情况，并且随着情况的变化，及时对这些制度加以调整。保险监督当局要持续行使监管职责，就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审慎监管规章和标准。这些规章和标准应当客观、统一、透明，以使被监管者和经营者都能够熟练掌握使用。

关于会计、审计和精算制度。为了能让投资者、消费者、经营管理人员和其他一些对保险企业拥有实际或潜在利益的有关各方对企业的运营效率作出合理评价，并对其未来前景作出理性预测，就应当向他们提供所必需的信息。在这个方面，会计制度发挥着主要作用。事实上，只有当拥有了实施法规所必需的有效信息的时候，保险法规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如何确保能够获得保险机构的可靠信息，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监管当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因为如果缺乏这种获取可靠信息的机制，就很难及时发现保险隐藏的财务问题，一旦到了恶化的地步，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会计制度和相关规定应该适用于所有的保险机构，并且与国际认可的会计标准保持一致。会计核算应当能够真实反映保险企业的经营状况，准确披露公司的经营业绩。为确保保险机构遵守会计制度和有关规定、遵守内部控制程序，应当建立有效的外部、内部审计和保险精算制度。

关于信息披露和数据库建设。获得充分的保险信息是利益相关者和有关方面作出判断和决策的前提，应当逐步提高所披露信息的标准、质量、及时性和相关性，这对消费者能够从适当的保险机构选择适当的产品非常必要。最重要的信息主要涉及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保险产品的性质以及相关保险中介机构的情况。掌握可靠的基本数据资料对保险经营和监管都是至关重要的。保险费率是在大数定律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损失频率、损失严重程度和死亡率等大量可靠的保单数据，是确定保险费率、维持偿付能力和市场稳定的重要条件。一般来讲，不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保险机构以往的保险单数量还不足以建立可靠的数据库，甚至尚未建立有效的数据收集系统。因此，应当鼓励承保人通过相互合作，共同收集数据。保险监管机构也应当建立可靠的监管数据库。

应当建立一个高效能的保险监管机构

只有建立起一个能够有效履行职责的保险监管机构，保险法规以及可靠的信息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保险监管机构至少应当拥有以下职权：发放保险许可证；按照法律和规章，实施统一监管；依法取得相关信息；能够采取紧急措施，对不执行监管建议和指令的保险机构实施处罚。保险监管机构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当独立于其他政府部门和被监管机构，要以负责任的态度运用权力和资源，追求明确的目标；监管人员要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应当有可靠而稳定的资金来45源，以保证其工作的独立性和工作效率；有能力并拥有足够的资源与国内外其他管理机构合作并交换信息，从而支持统一的监督。监督机构应当与其他相关的政府部门或保险单位，如政府各部门、税务部门或保险保证基金等，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协作计划，以便正确履行所赋予的职责。应当鼓励保险业建立自己的行业组织，通过业务指导原则和行为准则限制有害行为。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原则和组织（包括专业团体），对公共监督机制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当然，监管机构有必要对这些自律安排进行仔细检查，以便确保其能够真正促进市场机制有效地发挥作用。

应当形成一套审慎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

开展保险业务需要有大量的资金、专门的经验、科学的管理和长远的经营战略。因此，在多数国家，对在国内保险市场上开展业务的机构必须进行登记注册，这是一种法定要求。实际上，登记注册是一种重要的监管措施，通过这种措施可以阻止较差的保险机构进入保险市场。只有这样，保险监管机构才有可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防止出现流动性困难的预防措施上，而不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去处理陷入困境的保险机构。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果登记注册控制不严，资金不足、管理不力的保险机构就会进入保险市场，随后它难免会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因此，要对保险机构的市场准入认真把关，监管机构应审查申请者的业务规划，资本金来源的性质和充足性，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合适，管理和内部控制是否健全等等。

即使是在控制较好的保险市场中，保险机构也有可能会出现资金困难，最终导致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况。因此，监管机构必须有一套采取补救措施的机制，一旦个别机构无法继续经营下去，应当能够有秩序地退出市场。在保险法规中对此类问题应有明确规定，包括对陷入困境的佝险机构的管理问题，如确认保险机构无力偿还债务的标准、通过重组恢复偿债能力的条件、可以利用的补救措施、撤销许可证等。实践证明，如果迟迟不采取措施，就会大大增加解决危机的成本，因此必须事先确定采取补救措施的程序和具体的办法。与此同时，监管机构也应当拥有足够的自，以便能够有针对性地灵活处理各种新的问题。

应当对保险机构实施持续性的监管

监管机构应当对保险机构在整个营业期间内进行不间断的监督检查，检查的内容应包括职业道德、法律、技术和财务等诸多方面。保险监管机构应首先确保保险机构遵守各项法定市场行为规则，如履行对被保险人的合同义务，保持良好的财务状况。

为此，保险监管机构不但要在特定的时间对保险机构的财务状况进行监督，而且还要监督其营运情况。实际上，保险监管机构不仅要关注保险机构作出最后财务报告时是否具有偿债能力，而且要关注其将来履行义务的能力。

新兴市场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资本　资本市场　创新　战略性新兴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特有的崭新的概念，与发达国家优先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有异曲同工之处，其内在基调就是强调技术创新。当前，新兴产业的选择和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抢占新一轮经济、科技制高点的战略性部署。2010年10月18日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开宗明义地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其区别于一般产业的特征可以归纳为：（1）战略导向性；（2）综合创新性；（3）动态演化性；（4）多重联动性；（5）不确定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既代表科技创新的方向，又代表产业发展的方向，是引导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体现。资本市场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而言，是个必要条件，作为金融系统的主要部分，包含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天使投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场外交易市场等在内的广义资本市场，其发展直接决定着战略性产业发展的规模和成长速度，只有资本市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机融合在一起，二者才能真正实现良性互动和互利发展。

本文试图对资本市场发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相关研究进行初步的梳理，已有的研究文献中，国外专家学者对于资本和创新的关系以及资本市场促进技术创新的研究起步较早，且进行了许多实证分析，但直接研究资本市场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文献相对较少。国内学者主要论述资本市场对于国民经济发展也包括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初步探讨了利用资本市场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对策，且多是定性的研究，对于资本市场发展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相互关系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

一、国外有关资本市场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研究

国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从创新开始的，创新推动产业成长和产业结构变迁，资本市场又是推动创新的关键要素。从熊皮特开始，西方学者对创新投以关注的目光，产业成长的一个基本动因就是技术创新，相对于研究资本促进产业发展，西方学者研究资本市场促进创新较为普遍，主要研究集中在几个方面：资本市场和创新的关系；金融体系促进技术创新的功能；不同形态资本与产业创新的关系。

（一）资本与创新的关系研究

Joseph A. Schumpeter 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 现代工业体系只有依靠创新才能建立, 而信贷对于实现创新又是至关重要的, 也就是说, 金融是驱动创新和科技产业化的重要力量①。Hicks研究了金融市场和技术创新产业化之间的关系, 认为金融市场的缺乏和不健全会影响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的产业化②。Howitt and Aghion（1998）认为资本积累速度越快，研发可以获得的利润越高，企业研发投入越多；知识积累速度越快，技术进步越快，资本的边际回报率越高。Zeng（200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资本积累和创新都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二者不可或缺。

（二）金融体系促进技术创新的功能研究

Saint-Paul（1992）提出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助于促进全社会对创新活动的投资，金融发展通过允许经济主体使用风险较大但生产率水平较高的技术，推动了技术进步。King和Levine（1993）指出，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通过资产组合来分散和化解创新项目收益性风险。他们以Sehumpeter理论为基础，提出金融系统通过选择最有前景的企业和项目、增加信贷资金、提供分散风险工具和披露预期利润等方式，促进技术创新③。Bencivenga（1995）等分析了二级资本市场交易成本流动性变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Levine（1997）认为金融体系功能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两个渠道来推动经济发展。Levine和Louyza（2000）所做的一项研究证实：金融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不在于资本存量。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包含着技术进步④。

（三）不同形态资本与产业创新的关系研究

Carlota Perez（2002）结合人类历史上出现的5次技术革命，认为科技金融是一种技术经济范式, 技术革命是经济发展的引擎, 金融活动是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燃料；技术的创新导致新业态的出现，市场盈利空间迅速上升，风险资本家迅速投资于新技术领域，推动技术成果的快速产业化。Gary Dushnitsky（2006）则研究了风险投资对于创新的意义，指出风险投资对于追求基于公司创新的企业价值意义重大，为创造公司价值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窗口，如同公司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重要的工具包，获取新的技术和实践⑤。H■gskolen（2008）在研究挪威国内资本和创新状况后，指出挪威的技术研究因为缺少风险资本日渐式微，进而也就不存在技术产业化，可见风险资本是促进高科技公司成长和产业成长的重要力量⑥。Bronwyn H. Hall和Josh Lerner（2009）认为美国风险资本对技术创新和公司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支持了许多成功的公司。同时，也指出风险资本解决方案有许多限制，投资规模和领域有限，要求有广阔的市场和可供退出的产权交易场所⑦。Donia Trabelsi和Ghasem Shiri（2010）通过实证和比较研究，指出创新活动具有高成本和高风险的特点，需要外部风险资本的介入，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大公司和小公司面对创新时面临不同形势，大公司有更多的内部资金和知识支持创新，小公司和新兴企业更需要外部风险资本的支持⑧。

西方学者从不同视角论述了如资本和创新的关系、资本市场促进技术创新的功能、不同资本范式对于技术创新的作用等，采用规范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得出基本统一的结论：资本市场能够促进创新，进而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效率提高的至关重要的力量。

二、国内关于资本市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研究

国内已有的研究文献，主要关注于：资本市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系及重要意义方面的研究；从资本市场功能角度论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研究；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实证分析；相关的资本市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对策研究。

（一）资本市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结合重要意义方面的研究

袁天昂（2010）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结合有四点现实意义：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将夯实产业经济基础，有效防范金融泡沫。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可以发挥资本的乘数效应，使战略性新兴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获得跨越式发展。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可以为风险资本提供一条“安全通道”，促进科技链与产业链的联动。四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的结合，可以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张明喜（2011）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为创业风险投资带来新的历史机遇。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创业风险投资能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注入资本血液，金融资本与新兴产业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将会给创业风险投资业带来丰厚的投资回报。

（二）从资本市场功能出发研究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吕光明和吕珊珊（2005）认为现代金融体系通过四大功能促进技术创新：一是金融体系通过自身较强的流动性化解技术创新活动的流动性风险以及通过资产组合来分散技术创新的收益率风险。二是金融体系通过提供信息处理功能影响技术创新。三是金融体系为技术创新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四是金融体系通过便利交换，促进分工和技术创新。李建伟（2005）指出在现代经济中，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新范式的技术经济发展过程，更加依赖于良好的金融支持，金融资源动员与配置效率决定着一国技术创新的发展路径、质量和效果。姚战琪和夏杰长（2007）认为在许多情况下，资本积累往往是新技术应用的必备前提。金融资本能够迅速地集聚并集中投入到技术创新中，促使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社会财富，并在其中实现自身的获利增值。涂人猛（2009）指出资本市场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具有的筹集资金和优化资源配置等功能又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机制和场所，使新兴产业的融资与社会公众的投资能较好的结合起来。顾海峰（2011）认为产业选择的过程就是资金向优质产业流动和集中的过程, 需要金融的资金形成和导向机制来实现。金融的支持作用体现在通过政策性金融和政府对市场性金融活动的适当干预使金融资源流向优质产业, 促进产业类型结构的优化配置。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过程, 就是通过金融资源的初次优化配置来实现产业类型结构优化配置的过程，也就是说，通过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 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一般性产业样本的顺利遴选。

（三）资本市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相关实证研究

刘铁牛（2009）利用1992—2006年资本市场及技术创新数据指标，对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三个阶段（知识的创造、知识的应用和知识的传播）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三个阶段之间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是Granger因果关系的研究结果显示资本市场促进技术创新的作用不大，说明我国资本市场在促进技术创新上没有发挥足够大的作用。朱欢（2010）针对我国31个省市2000—200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状况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研究结论为：我国金融机构的贷款对企业技术创新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选取的高技术企业都是规模以上企业，中小型企业贷款难；我国股票市场的融资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张强、赵建晔（2010）也通过一项实证研究，得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科技创新3个阶段即知识创造、知识应用和知识传播的支持作用相对比较薄弱，得出资本市场促进科技创新的作用不够明显的结论。

（四）有关风险投资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的研究

万钢（2010）指出既要借鉴发达国家风险投资的一般规律，更要重视探求适合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道路，创新体制机制，促进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健康壮大，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挥积极助推作用。张明喜（2011）认为创业风险投资在支持创新、创业中发挥着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世界很多国家的政府都纷纷制定特别的引导政策。对创业风险投资给予直接的或间接的支持。陈昌智（2010）从风险投资的作用出发，认为风险投资将成为促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最活跃的一支力量，风险投资倡导的专业化投资理念有助于检验科技创新成果的有效性和市场价值。风险投资可以促进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和机制的创新，提高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清科研究中心（2010）研究资料表明，本土创投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无论是在投资案例还是投资金额上都超过了外资创投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发展提供股权融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王宇伟、范从来（2011）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相辅相成，从国家层面来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然要求优化投融资环境，加大对各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吸引和扶持。

（五）资本市场发展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对策的研究

袁天昂（2010）从六大方面提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撑体系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建立风险投资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商业银行适度介入，成立投资银行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产业投资基金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共同基金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成立金融控股公司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李文增（2010）结合天津滨海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践，提出在滨海高新区建立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许讧萍（2011）则研究了如何拓宽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融资渠道，指出应该设立财政专项资金；大力发展创业投资，鼓励各级政府、民间资本成立各种针对新兴产业投资的科技创业投资基金；大力扩容创业板，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在创业板上市创造更好的条件。梅兴保（2011）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律和特点出发，认为应当创新金融产品，改进金融服务，根据不同的技术路线和技术层次，提供多样金融服务；根据不同的创业主体，金融支持要把握机会和力度；充分发挥现有孵化器的综合服务优势，增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运用金融工具盒专业技能，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专业化科学化的经济可行性论证。

三、简单的结论与评析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研究资本市场和创新的关系的时间相对较早，抽象化的理论研究居多，研究方法和角度比较丰富，但直接研究资本市场与具体产业门类发展关系的文献相对较少，但不妨碍研究结论最后殊途同归，即资本市场能够促进科技创新、产业成长。国内学者相对来说进行的应用研究和政策研究多一点，偏重于具体对策，但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统一、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结合都显不够，对于资本市场发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内在机理研究不够透彻，研究还不够系统全面，对不同资本范式范畴研究还比较单一，没有文献系统分析广义资本市场如何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或新兴产业，是炙手可热的领域,无论从世界经济角度看,需要孕育新的科技革命、发现新的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带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衰退的泥潭；还是从中国经济转型以及提升竞争力角度分析，需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占领制高点，并使中国经济走出高污染、低附加值、产业结构层次低的困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意义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中国实践上出现一些问题，如政府过度干预的倾向、技术创新不足的倾向、忽视市场风险的倾向等,从而使市场机制的力量特别是资本市场的作用似乎无的放矢。面对风险性很强、技术路线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兴产业，市场竞争、风险资本的参与是有效的筛选机制，而不是政府主导的国有银行资本力量的大规模参与，这非常重要，否则风险是具有连带性质的。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但在实践中与实体经济似乎存在脱节的地方，有过分虚拟化的倾向，资本服务于实体经济或产业创新的功能不强，将资本引入创新及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无论对于中国的产业发展，还是对于资本市场作用的发挥、体系的健全、功能的完善等方面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研究资本市场发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关系，对于两者的健康发展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对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产业创新的实践有深远的影响。深入系统研究这一问题，规范分析其内在的作用机理以及通过实证分析寻找规律，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注：

①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孔伟艳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40

②Hicks .J. 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M]．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9.

③King R，Levine B.Finance，Entrepreneurship and Growth：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513-542.

④Levine B，Louyza N，T Beck.Financial International and Growth：Causality and Caus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0(46)：3l-77.

⑤Gary Dushnitsky. When does 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create firm value? [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1 (2006) 753-772.

⑥Hogskolen Hedmark，Venture capital and innovation, Tore Anstein Dobloug，Notatnr. Vol.6，2008.

⑦Bronwyn H. Hall and Josh Lerner， The Financing of R&D and Innovation， August 2009，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Elsevier-North Holland.

⑧Donia Trabelsi Ghasem Shiri， Venture Capital and the Financing of Innovation [R]．PRISM_Sorbonne November, 2010.

参考文献：

①Peter Howitt， Philippe Aghio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novation as Complementary Factors in Long-Run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3,1998, PP. 111-130.

②Zeng. J. Reexamin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novation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J]．Macroeconomics，2003，25(4)，541-560.

③Saint Paul G.Technological Choice， Financial Marke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European Economic Bedew，1992，(36)：763—781.

④袁天昂，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结合的现实意义[J]．西南金融， 2010（3）

⑤张明喜，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J]．中国科技投资，2011（3）

⑥李建伟，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理论与政策[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⑦刘铁牛，我国技术创新与资本市场发展的协整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9（17）

⑧朱欢，我国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作用效果的实证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0，30（14）

⑨张强，赵建晔.我国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实证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27（7）

⑩万钢，发展有中国特色风险投资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J]．中国科技产业，2010（8）

■陈昌智，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J]．中国流通经济，2010，24（11）

新兴市场论文范文第11篇

论文关键词：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金融支持，机理及政策

一．研究述评及问题提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动力机制。在我国，产业政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是我国经济发展体系的中心，而金融也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核心支持机制。对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金融学术界的重视。1970年以来出现的金融发展理论系统研究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金融发展在理论上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1][2]，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工商管理论文，Greenwood（1990）[3]、King（1993b）[4]、P.Arestis(1997)[5] 、Beck(2000)[6]等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年来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金融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于产业结构问题的探讨，就我国国内而言，谈儒勇(1999)[7]运用1993-1998年的季度数据对两者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丛林(2002)[8]、张金瑞(1990)[9]、庄卫民(2003)[10]等分别对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问题展开了探讨，揭示了技术进步对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支持机理，此外，宋泓明(2004) [11]等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为国内学者展开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引导性作用。对于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的探讨，已经成为国内金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刚起步，已有的研究成果不是太多，龚仰军（2002）[12]等主要从宏观视角探讨了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并局限于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考察，没有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划分，来深入揭示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机理。顾海峰（2010）[13][14] 则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进行了划分，并构建了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整体性框架，该框架理论认为，金融支持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过程，应包括金融支持产业类型的优化选择、金融支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金融支持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等过程。其中：产业类型的优化选择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前提条件，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中间环节与重要保障，而产业结构高级化才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最终目标。而顾海峰（2010）[15]则讨论了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合理化演进的对策问题。

本研究认为，产业优化选择的主要目标是从低附加值的一般性产业样本中，遴选出具有高附加值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因此，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过程来分析，产业优化选择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特别是国家进入“十二五”时期工商管理论文，随着国务院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出台，彰显出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正是在这样的理论与实现背景下，本研究针对“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机理与对策”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在金融发展视角下，以分析产业优化选择的原则与思路为切入点，针对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机理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选取上海市作为区域样本，分别从政策性金融层面与市场性金融层面系统性地提出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对策。本研究将为政府制定科学高效的产业发展政策与金融财政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产业优化选择的原则与思路

（1）产业优化选择的原则

①比较优势准则。区域比较优势基准的理论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分析法以及赫克歇尔—俄林资源禀赋学说。虽然在区域各个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区域都具有某种资源的相对优势，但某一区域不可能同时具有各个方面的相对优势，这客观上要求重点发展那些可以充分利用相对优势的工业部门。区域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必须突出产业的地域属性，即强调与外部环境的适应性。

②产业关联准则。根据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提出的产业关联度原则，优先考虑那些对较多产业有带动和促进作用的产业。在他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依据投入产出的基本原理，对产业间关联度与工业化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研究中发现，任何一个产业部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供需关系与其他部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并形成产业链条，产业彼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效应。产业关联度越大，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越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越大。

（2）产业优化选择的思路

产业选择的思路就是基于产业发展潜力指标，来实现从一般性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筛选功能。其中，发展潜力标准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①技术进步潜力。20世纪50年代，索罗运用著名的索罗剩余计算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大于资本的增长和劳动力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索罗之后，罗默、赫尔普曼等又进一步建立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内生模型。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世纪初只占5%左右，40-50年代上升到20%-40%工商管理论文，80年代以来已经达到60%-80%。一般主要从科技进步速度、科技劳动者比率、劳动生产率上升率等指标来衡量产业技术进步的程度。本研究选用技术进步速度作为衡量指标，其中：

科技进步速度n = Y/ Y - α·( K/ K) - β·( L/ L) ，这是由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推导所得， Y/ Y 为产业产出的增长率，K/ K为资本投入增长率，L/ L为劳动投入的增长率，α、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②市场增长潜力。本研究选用需求收入弹性，作为衡量产业市场发展潜力的指标。所谓需求收入弹性是指某种产品的需求增长率与人均收入增长率之比，反映随着国民收入增加而引起的对各产业最终需求的变化，收入弹性大于1的产业和产品，说明随着收入的增加，需求增加更快中国。只有需求收入弹性大的产业，在未来的发展中才能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获得较高的利润。

③增长表现:本研究选用产值增长率作为衡量产业增长表现的指标。

本研究通过给科技进步速度、需求收入弹性、产值增长率等指标社定一定的评价权重系数，即可得到任何产业的加权平均值，该数值就反映了每个产业的发展潜力程度。最后，本研究通过选择加权平均值比较高的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就是本研究设计的产业优化选择的战略性思路。

三．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

产业优化选择机制包括具有明确的政策指向性的政府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政策性选择机制和市场性选择机制。无论在何种机制下，金融都会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产业选择的过程就是资金向优质产业流动和集中的过程，需要金融的资金形成和导向机制来实现。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机制主要包括政策性选择机制和市场性选择机制。其中，政策性选择是指在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干预来实现产业选择时，金融的支持作用体现在通过政策性金融和政府对市场性金融活动的适当干预使金融资源流向优质产业，促进产业类型结构的优化配置。市场性选择是指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使金融资源流向边际收益高的优质产业。两种产业选择机制并非是对立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产业选择也要通过市场性选择来实现，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

本研究认为，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过程，就是通过金融资源的初次优化配置来实现产业类型结构优化配置的过程。也就是说工商管理论文，通过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一般性产业样本的顺利遴选目标。需要说明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据政府产业目录的比重大小，完全取决于金融资源在产业优化选择过程中的配置效率，也就是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效率。因此，本研究所构建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以及下面将给出的金融支持对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直接关系到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效率问题。本研究认为，金融支持产业选择功能的实现应通过政策性金融和市场性金融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共同完成。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一方面，应逐步提升市场性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作用程度，充分发挥市场性金融对产业选择的作用机制，使我国市场性金融更好地发挥产业选择功能。另一方面，也必须重视政策性金融的产业选择作用，特

别是关注政策性金融对那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无法获得市场性金融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国际上各国产业政策的实践证明，在任何发达国家产业政策实践中，市场机制作用总存在“失灵”的阶段或范围，一旦出现市场机制作用“失灵”的阶段或范围，政策性金融就要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所构建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如图3-1所示。从图上可以发现，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和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市场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就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与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之间相互协调作用，通过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工商管理论文，保障产业优化选择目标的顺利实现。

图3-1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图

三．政策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优化选择的政策设计

产业优化选择的目标在于从处于低附加值状态的一般性产业中遴选出具有高附加值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必须强化金融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功能。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应体现政策化扶持原则，这种政策化原则不仅体现在政策性金融方面，也要体现在市场性金融方面中国。以政策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选择的思路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或政府间接干预金融市场等手段，来引导金融对上海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活动，从而实现上海政策性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功能，优化上海产业选择的效率，提升上海一般性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遴选效率。具体而言，主要从以下方面给出支持政策：

（1）政府应积极引导政策性金融机构参与支持上海的产业选择活动。比较全国各个城市，上海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产业生态环境、金融生态环境等优势，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潜力水平指标值很大，但因其处于发展初期而导致产值较低的发展水平，这时最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具体的政策支持流程为：

①通过本研究提出的产业发展潜力指标评价模型，政府从中选取产业发展潜力指标居前的若干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然后重新对选出的若干产业进行反复比较筛选，确定上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②一方面，政府积极引导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在各自的政策性信贷领域参与对上海已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性信贷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应引导政府全资或控股的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积极开展对上海已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担保业务，通过担保方式来支持上海已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

（2）政府应采取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参与支持上海的产业选择活动，这是通过政府干预商业性金融活动来实现产业选择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目标，也属于政策性金融的支持范畴。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所表现出的低产值产业发展水平，难以满足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性金融资本的信贷要求，如果信贷利率过低，则损害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利益，如果信贷利率过高，则战略性新兴产业难以接受高启的融资成本。这时工商管理论文，政府应通过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通过补偿市场利率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发放给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际贷款利率之间的差异部分，来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支持上海的产业选择活动。

具体的政策支持流程为：首先，政府对参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信贷支持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商业银行，实行财政补贴或贴息，引导商业银行参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活动；其次，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来引导商业性担保机构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担保。再者，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来引导信托机构、金融租赁机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活动。

（3）政府应通过制定地方性产业政策，来积极引导资本市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并购活动，并利用资本市场强大的资金支持功能，从而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资本市场的金融支持。

具体的政策支持流程为：政府制定地方性产业政策，明确对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给予营业税、所得税等税收优惠，并引导上海或外市的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功能，通过增发或配股方式来并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营企业股权，一旦并购成功，意味着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得到了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

四．市场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优化选择的政策设计

市场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选择的思路是：通过市场性金融手段，来引导市场性金融对上海产业选择的支持活动，从而实现上海市场性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功能，优化上海产业选择的效率，提升上海一般性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转换效率。市场性金融支持活动必须基于市场化原则开展金融支持活动，这明显不同于基于政府干预原则的政策性金融。具体而言，主要从以下方面给出支持政策：

（1）政府应积极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推进上海金融组织与企业组织之间良好协作机制的构建，并充分发挥上海地方性金融组织在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示范性作用。具体的政策支持组成体系主要包括：

①政府应积极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金融环境有利于金融支持活动的开展。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工商管理论文，政府要加强企业的诚信建设，发起建立企业诚信信息数据库，确定企业的信用等级，公布企业的信用执行状况，为金融信贷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对于处于发展初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市场性金融支持尤其重要，因为金融信贷风险的发生，不仅仅取决于产业（项目）本身，还取决于信贷主体（企业）的诚信状况。

②政府应积极推进上海金融组织与企业组织之间的良好协作机制，良好的银企协作机制有利于降低金融信贷风险的发生。商业银行信贷是基于风险内部化的，如果没有贷款抵押或质押标的，则商业银行将承担全部风险，根本无法实现风险的转移与分散功能，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承担载体往往处于发展初期而无法提供足够的贷款抵押或质押标的，因此，一般而言，由于商业银行与贷款企业之间存在较大的信息不对称，商业银行出于风险控制而放弃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提供贷款。于是，由政府推进而建立的上海金融组织与企业组织之间的良好协作机制，对于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已显得尤为重要。

③政府应充分发挥上海地方性金融组织在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示范性作用。处于发展初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呈现低产值发展水平状态，难以获得一般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青睐，而这时作为市场性金融机构的上海城市商业银行、上海信托公司、上海金融租赁公司、上海财务公司等地方性金融机构，在坚持市场化运作原则下，优先为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当然，这需要政府的引导与协调，因为政府毕竟拥有大部分地方性金融机构的控股权，所以这样的政策性协调、市场化运作机制对于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完全是可行的工商管理论文，也是容易操作的，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典型模式。此外，还可为其他非地方性商业金融机构参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活动启到了非常重要的示范性引导作用中国。

（2）地方性产权交易市场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尽快建立与完善上海的产权交易市场，形成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金引导机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可能因无法获得银行信贷支持而缺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这时，如果上海具有一个完善的产权交易市场，则载体企业可以在产权交易市场通过企业产权的转移，使拥有资金实力的新股东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载体，从而有助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建立与完善上海的产权交易市场，实际上为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一种直接融资的可行路径，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与完善，有助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资金引导机制的形成，也是对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间接融资的重要补充，拓展了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渠道。政府应尽快进行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的筹建工作，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的筹建工作主要包括制定产权市场的参与主体、产权市场的交易标的形式、产权市场的交易标的的评估与定价、产权市场的交易规则、产权市场的监管制度等交易监管政策，并提供科学有效的交易风险管理方案、高效的交易操作软件、固定的交易场所、专业化运作的工作人员等一系列软硬件设施。

五．结论与展望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的过程应包括产业选择、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三大过程，其中，产业优化选择过程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产业类型结构的优化配置，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产业比例结构的优化配置，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产业技术结构的优化配置。而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目标的整个过程中，产业优化选择过程的主要目标是从低附加值的一般性产业样本中，遴选出具有高附加值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产业优化选择过程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目标的重要前提，而产业优化选择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于金融支持。本研究主要探讨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机理与对策问题。本研究构建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和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工商管理论文，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市场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就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与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之间相互协调作用，通过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保障产业优化选择目标的顺利实现。该研究成果将为政府制定科学高效的产业发展政策与金融财政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

策参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战略意义是显而易知的，在国家关于培育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现实背景下，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金融学学术界的重要研究使命。特别是进入“十二五”时期，国务院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出台，彰显出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为了更好地指导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高效性，从事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无疑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研究成果将为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作一前期研究基础，为金融学术

界继续深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作一良好的铺垫。

参考文献

新兴市场论文范文第12篇

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特别是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大量新的媒体形态、媒介终端及信息传播平台的使用日趋普遍，新兴媒体快速发展并对社会舆论的影响迅速扩大、日益凸显。面对汹涌的新兴媒体浪潮，加快传统业务转型步伐，大力发展新兴媒体，提升在新兴媒体舆论场的影响力，已经成为传统主流媒体发展的大势所趋和当务之急。

面对新的形势，主流媒体应主动顺应高新科技发展形势，顺应传媒格局深度调整和深刻变革态势，顺应传媒市场分众化、受众对象化、信息碎片化趋势，牢固树立市场意识和服务理念，把内容建设、终端发展、市场开拓、技术应用等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实施新兴媒体发展战略，直接进入新兴媒体舆论场参与竞争。需要加强新兴媒体产品研发和生产，着力推出定位精准、特色突出，适应互联网、手机媒体、移动终端等新媒体形态的新型优质产品，为受众提供专业化、精细化、个性化的服务，不断扩大对新兴媒体市场的覆盖面和占有率。需要充分运用数字网络技术先进成果，大力发展网络、手机、移动媒体等新的终端，同时加强与新兴媒体终端拥有者、技术支持商等的合作，借助各类新兴媒体终端和应用平台，积极抢占新兴媒体市场。此外，在体制与机制创新、技术支撑与传输、市场受众与赢利模式、品牌与产业培育、现代管理与经营、人才与能力建设等方面也要狠下工夫，推动新兴媒体业务做特、做大、做强，抢占新兴媒体领域舆论引导的制高点和主导权。

在大力加强新兴媒体建设的同时，主流媒体还需要积极运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着力调整改造传统媒体业务，创新变革生产模式、传播模式、赢利模式，推动新闻报道流程数字化智能化、产品生产对象化个性化、信息推送精准化人性化，将传统媒体业务的内容、品牌、渠道等资源与新兴媒体市场有效对接起来，调整内容形态和产品结构，丰富表现形式和终端形态，着力提升报道时效、传播速度和整体质量，推出适合新兴媒体要求和用户需求的新闻信息内容和产品，进一步增强对新兴媒体领域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无论是加强新兴媒体建设，还是推动传统业务转型升级，目的都是扩大主流舆论话语空间，抢占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因此，必须始终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放在首位，准确把握舆论引导规律尤其是新兴媒体舆论引导规律，掌握好舆论引导的时机、节奏和力度，严把导向关、内容关、技术关，切实提升舆论引导水平和效果，充分发挥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人民服务。

新兴市场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汇率 新兴市场国 货币政策

新兴市场国资本项目开放下的货币政策研究

新兴市场国资本项目开放的步伐在加快，但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两类经济体在资本项目开放后的经历有很大差别。例如，资本流动在新兴市场国表现出更强烈的顺周期性；资本流动在新兴市场国更容易引发货币危机；在新兴市场国更容易发生资本流入逆转现象；资本项目开放会引发新兴市场国汇率波动、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地产价格波动、投资波动、产出波动等等，而在发达国家资本项目的开放为平稳经济提供了又一渠道。

在现有的开放经济货币政策研究文献中，对新兴市场国和发达国家的上述不同重视得不够。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研究开放小国的货币政策的许多文章，并没有留意到新兴市场国在资本项目开放以后，有许多方面不同于发达国家。已有的开放小国货币政策研究更多以发达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没有立足新兴市场国的独特表现，从而对新兴市场国的解释能力并不高。这样，许多很好的开放模型若用于分析新兴经济体，必须做出调整。如Kollmann(2005)提供的模型和数据虽然有利于我们去把握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的关系，但若要运用此模型于新兴国家的汇率波动研究，修改也是必要的。类似的还有Svensson(2000)，这个开放小国的经典模型，若要用于新兴市场国，修改是必须的 。

自2000年以来，理论上这种局面有所改变。越来越多的文章开始重视新兴市场国在资本项目开放后的特殊性，并留意这种特殊性对货币政策影响。这些文章主要重视下面几项新兴市场国的特征。

第一，强调资本项目开放给新兴市场带来债务外币化，从而影响货币政策。Mishkin(2000)针对新兴市场国在资本项目开放后较为普遍的债务美元化现象，指出高度的债务美元化会减少通货膨胀目标钉住制的可行性。因为债务美元化的国家会有强烈的动机去稳定汇率，因此市场就有理由怀疑中央银行并不是在钉住所承诺的通货膨胀目标，而是在钉住汇率，通货膨胀目标钉住制所要求的信誉因此被破坏。Gertler等 (2003)则指出受债务美元化影响，汇率的作用机制发生了改变，在这些国家本币贬值可能会表现出紧缩效应。

第二，针对新兴市场国的资本逆转现象，分析资本项目开放对货币政策影响。Calvo (2006)考虑了新兴国家在资本项目开放后面临的资本逆转现象，指明资本逆转的发生削弱了央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针对资本逆转源于债务美元化现象，他强调为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新兴国家应当消除债务美元化现象，并指出在资本突然逆转时，政府应当暂时放弃通胀目标，转向汇率稳定。Fraga等 (2003)在讨论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时，强调了资本逆转是导致新兴国家通胀波动大的主要原因。与此相仿的是Favero和Giavazzi (2004)，在分析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新兴经济体为什么会难以控制通货膨胀率时，提到了资本流出的作用。他们阐述当政府财政恶化带来国家风险溢价上升，同时引发资本逆转以及本币贬值，这最后会带来通胀率的上升。

第三，针对国际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分析新兴市场国资本项目开放给货币政策作用带来的难处。Huybens和Smith (1998)运用Dimond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表明当外国居民可以对本国居民提供贷款以及存款，但同时外国对本国的实际情况的了解又存在高昂的成本，在这样的背景中经济对冲击的反应。

开放经济的金融加速器模型的提出及优势

在这些研究新兴市场国资本项目开放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文章中，有类文章特别引入注目，就是开放经济的金融加速器模型。这类文章的代表有Cook(2004)、Céspedes等(2004) Chang和Velasco(2001)、Cúrdia, （2007）、Devereux等(2006) 、Gertler等 (2003)、Ghironi和Rebucci (2002)，另外Moro´na 和Winkelried（2005）简化了此模型，将此类模型的结论放在Svensson(2000)框架中。

这类模型和其他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相比，可以综合体现新兴市场国的经济特征。

首先，它们可以体现新兴市场国的资本流动顺周期性特征 。传统的开放经济模型认为国际金融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国际资本对暂时受不利冲击影响的新兴市场国而言可谓是“雪中送炭”，但是，与此相反的是，顺周期的资本流动对新兴市场国却意味着是“锦上添花”或“投井下石”。传统开放经济理论难以阐明的现象，在金融加速器模型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回答。依据金融加速器模型安排，海外资金供应者以信贷形式对新兴市场国提供资金，他们深谙对新兴市场国的投资带有更多的风险，当风险提高时，他们或提高风险溢价，或减少资金供应。他们运用新兴市场国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来确定风险高低。在经济繁荣时期，公司收入提高，资产负债表改善，违约风险下降，风险溢价以及相应的外部融资成本也因此而降，海外资金供应者也愿更多提供资金，这样就有了在繁荣期资金流入更为增加的顺周期资本流动表现。

其次，该模型还可以体现资本逆转现象 。传统的开放经济所不能解释资本逆转现象。我们一旦引进金融加速器模型，这种现象就不再显得莫名其妙。在金融加速器模型中，有个关键的变量就是风险溢价，该变量的急剧上升可以代表资本逆转现象。风险溢价可以设定为内生的，也可以设定为外生的。如果把风险溢价作为外生冲击，那么可以用该变量的上升来体现由各类因素所引发的资本逆转，包括传染效应、外国金融机构对本国的预期突然变化、邻国市场追加资本金要求等引发的资本逆转。如果风险溢价被设定为内生变量，其变化由本国公司的杠杆率决定，那么该变量就可以体现由本国经济、债务结构作用所引发的资本逆转现象。

再其次，该模型也可以体现债务美元化及货币错配。金融加速器模型对债务美元化以及货币错配的安排，也是显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在金融加速器模型中，投资需要由信贷来融资，只要产生本币收入的投资项目需要有外债来融资，那么就会产生债务美元化以及货币错配现象。

另外，该模型还可以体现金融市场不完全。金融市场不完全的设定对新兴市场国的研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金融加速器本身的核心就是强调金融市场的不完全，从而使得冲击会产生放大作用。具体地讲，模型假定信贷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资金供应者不能知道资金需求者使用资金后收益状况，必须要支付监督费用才能克服后者的道德风险问题。

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的内容及证实

这类模型区别于其他模型的关键点在于它引进了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是指，汇率透过改变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来放大经济冲击的作用过程。以国外需求下降的冲击为例，受此冲击作用，发生本币贬值，而这在债务美元的背景下又会带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恶化。在信息不完全的国际金融市场上，金融机构面对企业的违约风险，要求有风险补偿即风险溢价，企业风险的衡量指标就是以杠杆率为代表的资产负债表状况。当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发生恶化时，金融机构认为此时企业的违约风险加大，因此提高风险溢价，这意味着企业面临的融资成本上升，由此引发企业投资的下降和产出的紧缩。图1表达了该机制。

图1 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

该机制的存在前提是债务美元化和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完全。如果债务完全由本币融资，那么汇率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是微弱的，而当国际金融市场上不存在信息不完全时，那么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状况和融资成本之间也是没有关系的。因此在这些涉及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的文章中，都强调了新兴市场国的债务美元化以及面临的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此外杠杆经营也是产生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的一个前提。如果投资完全以自由资金融资，就不会产生金融加速器机制，也就不会有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

我们要分析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首先要确定该机制的存在性。从相关文献中我们发现证明该机制存在性的方法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种方法是代数分析法，第二种方法是脉冲图分析法。

（一）代数分析法

证实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求出风险溢价如何受汇率决定的表达式。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不仅给出了强有力的证据，而且还可以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和敏感性分析，缺点是，代数表达式在一般均衡的多期限模型中很难给出。用此方法来证明和表达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的有Chang 和 Velasco（2001)、Céspedes等（2004)。但是要运用此方法必须要简化模型，比如Chang 和 Velasco（2001)把无限期模型简化为二期限模型，Céspedes等（2004)则假设资本是完全折旧。

（二）脉冲图分析法

在多期限的一般均衡模型中，们难以运用代数分析法直接来证实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此时可以用脉冲图分析来确定有无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

第一种脉冲图分析法是由Cook（2004)所提出的。他通过在模型中引进扩张性的货币冲击，然后刻画出汇率以及风险溢价的模型模拟结果，透过比较这些变量的变动情况，得出结论说当垄断利润归资本家所有时存在着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我们知道扩张性货币政策作用后，名义汇率应当趋于贬值，此时如果存在杠杆率以及风险溢价的上升，那么就说明存在着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因为受扩张性货币冲击影响，如果不存在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风险溢价本当应是下降的，因此此时如果有风险溢价上升，那么它只能源于贬值的作用，这样就清楚证实了本币贬值带来风险溢价的上升，即存在着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Cook（2004)所运用的方法也存在着局限性，就是当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带来了风险溢价的下降时，我们就不能对汇率如何作用风险溢价给出确定的结论 。

第二种脉冲图分析法，是Gertler等（2003)所运用的。他们保持其他情况诸如货币政策、外部冲击都不变，考察当信贷约束由本币转向外币后，一些变量（产出和投资）的波动情况，如果波动性加大，就说明存在汇率的放大冲击作用。Gertler等（2003）发现当债务从完全本币转向完全外币时，在相同的货币政策及外部冲击下，投资的紧缩会变成原来的两倍，因此间接表明了存在着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但是对于这种方法，我们应当看到决定投资的不是只有风险溢价一个因素，虽然投资在存在着外币信贷约束下紧缩得更厉害，但我们还不能简单推定这种加倍的收缩一定是由风险溢价的上升引发的，也就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本币贬值带来风险溢价的上升。所以这种证明方法在证实汇率金融加速器机制的关键环节不够严密。

表4.1总结了各相关文献对汇率金融加速器机制证明能力、方法以及模型特征的总结。从中我们看到，代数分析法只能运用于局部均衡模型或两期限模型，若要运用于无限期的一般均衡模型，就要对模型的一些参数或函数形式作出特殊的安排，甚至要求资本完全折旧。这些限定都大大降低了我们对这些模型的利用价值。在一般化的无限期一般均衡模型中，我们只能运用脉冲图分析方法。

虽然这些模型都承认存在着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但是对于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的大小却存在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使得浮动汇率为基础的货币政策在新兴市场国显得不合适，有的认为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并足以否定浮动汇率所固有的稳定经济的功能。究其这些文献的差异，是源于这些模型在一些细节的设定上有差异，而这些细节决定了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的大小表现，这些差异包括：

第一，资本品形成中的进口品比重。该要素会影响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大小。因为，该比重越大，资本资产的重置成本和债务同方向变化的部分越多，汇率对两者的作用就能更多地彼此抵消，因此汇率的金融加速器作用难以体现出来。同时，在这样的情况下，本币贬值透过支出转换机制改善投资的作用被大大加强。因此该因素会影响汇率金融加速器机制的相对大小。Cúrdia（2007)的模型中，资本品完全由进口品组成，因此汇率的金融加速器作用在强大的汇率传统作用面前显得很弱小，难以改变货币政策偏向汇率浮动的倾向。

第二，汇率传递率。汇率传递率越高，资本资产的重置成本以及资产收益和债务随汇率同向变化的部分就越多，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难以体现出来。同时，汇率传递率越高，传统的支出转换效应也越强。因此汇率传递率越高，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相对越弱。Gertler等（2003)以及Cúrdia（2007)在分析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时，都假设汇率具有完全传递率，因此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相对较弱，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也显得微不足道。

第三，非贸易品对外债的依赖以及对产出的贡献。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主要存在非贸易部门，而不是出口部门，因为在非贸易部门中货币错配现象更为突出，汇率变动会引发资产、负债、收入的不同变动。如果非贸易品部门也存在着对外债的依赖，并且非贸易品部门占产出比重比较大，此时在整体经济中汇率所发挥的支出转换机制也有限，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因此会表现得相对较为明显。相反在非贸易品部门占产出比重较小时，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会显得力量不足，难以对货币政策选择产生影响。Gertler等（2003)和Cúrdia（2007)模型并没有涉及非贸易品，而Devereux等（2006）虽然考虑了非贸易品的资本形成也是依赖外债，但是非贸易品部门的资本比重较少，因此这些模型中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都不够强烈。

第四，垄断利润归资本所有者的比重。资本收益如何随汇率而变化会影响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的表现，因此影响资本收益的项目都是汇率金融加速器机制的大小决定因素。最终商品的生产商是否能获得着垄断利润以及垄断利润如何分配，这些都会影响资本收益。如果模型假设名义工资弹性，同时对名义价格假设存在调整粘性，那么此时不仅存在着垄断利润，而且该垄断利润会随本币贬值而减少。因为受本币贬值作用，名义工资会上升，但名义价格受粘性作用，其上升速度和幅度都赶不上名义工资的上涨，因此垄断利润会下降。当垄断利润归资本所有者的比重较大时，垄断利润成为资本收益中一个重要内容时，那么本币贬值会因此降低资本收益、恶化资产负债表状况，这样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会更为明显。在Cook（2004)模型中资本收益包括了垄断利润这一项目，因此在他的模型中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作用力表现较强，会影响货币政策规则选择。在Devereux等（2006）、Chang 和 Velasco （2001)、Gertler等（2003)以及Cúrdia（2007)中没有考虑这部分垄断利润，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因此也显得不够有力，难以对货币政策施加影响。表1结合上述几个方面，总结了各不同文献对汇率金融加速器机制大小的观点，以及对货币政策选择的影响。

(a)指的是：考虑进其他要素以后金融加速器机制的综合作用力是否比在固定汇率下更强

(b)足够大是指：大大超过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所表现的金融加速器机制，并足以抵消原有的汇率对冲击的缓冲作用

(c) 总结“汇率浮动下的金融加速不够大或够大”的原因，即针对(b)的结论。

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和货币政策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如果存在着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经济的负向冲击会透过本币贬值进一步恶化公司资产负债表状况，减少投资，这样紧缩程度加剧并持续时间变长。这样的机制存在好像要告诉我们在新兴市场国实施以浮动汇率为特征的货币政策规则是不适宜的。然而，这样的结论并非是正确。原因可以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固定汇率并非意味着排除了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固定汇率下依然可以透过产出变动带来金融加速器作用。如果经济中同时存在固定汇率和价格粘性，这意味着实际汇率固定，排除了实际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但是，产出的金融加速器机制被放大了。我们知道，在不考虑金融加速器作用时，汇率的波动性和产出波动性相互抵消，在浮动汇率下尽管汇率的波动增加了，但产出的波动减少了，相反在固定汇率下虽然汇率波动减少了，但产出的波动要增加。产出和汇率一样也会影响资产收益和净值，因此也具有金融加速器机制。当固定汇率和价格粘性并存时，产出的波动性要大于实际汇率可以自由浮动的情况，因此此时产出的金融加速器作用也较强。Céspedes等（2004)也提到产出和实际汇率都会透过资产负债表渠道放大冲击，在两种汇率制度下产出和汇率两者综合的放大作用相同，所不同的是总的放大作用如何在产出和汇率上的分配。在固定汇率下消除了汇率透过资产负债表的放大作用，但要承受产出的放大作用，相对照的是浮动汇率制度下取消了产出的放大作用，但要承受汇率的放大作用。

第二，固定汇率下的金融加速器作用力并非总要弱于浮动汇率下的金融加速器作用力。前面我们看到不仅存在着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而且还也存在着产出的金融加速器机制。金融加速器机制的整体表现就要看这两个机制的共同作用。Céspedes等（2004)的模型中，我们看见这两个机制的作用之和不受汇率政策作用。汇率不管是否浮动，金融加速器的整体作用在不同的汇率安排都是相同的。这样，Céspedes等（2004)虽然认定金融脆弱国存在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但是给出的政策建议依然偏向浮动汇率，认为浮动汇率在稳定产出上优于固定汇率，他们依然强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总体作用还是扩张的，类似的分析及结论还有Chang 和 Velasco （2001)。

第三，浮动汇率下的金融加速器强作用并不足以使其丧失稳定上的优势。保持汇率固定为稳定产出束缚住了货币当局的手脚，因为稳定汇率的措施会和稳定产出、投资的需要产生冲突。因此，汇率的浮动可以为货币政策发挥稳定经济的功能铺平了道路。这样，在债务美元化的经济中，汇率浮动在稳定经济方面存在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汇率发挥支出转换机制稳定经济，另一方面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会引发不稳定性。汇率浮动在稳定经济上的总体表现就要看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如果前者的作用力大于后者，那么此时汇率浮动在总体上还是有助于稳定经济。因此即使浮动汇率下金融加速器机制要强于固定汇率下的表现，但是考虑到浮动汇率下自由灵活的货币政策也能稳定经济，浮动汇率还是有可能优于固定汇率。

总结

本文的分析告诉我们，对于新兴市场国在面对不断开放的资本项目，应当重视由此引发的经济特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新兴市场国的特殊性表现在高杠杆率、债务美元化以及面临的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完全，受这些因素影响新兴市场国的资本流动表现出强烈的顺周期性，同时也有资本逆转的发生可能，因此新兴市场国在选择货币政策时，应当考虑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本文的文献回顾告诉我们目前的开放经济的金融加速器模型，相比较其他模型理论，更适合用于新兴市场国。但由于其关键机制即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受模型的设计细节的影响，因此在不同的模型假设下，所得的关于汇率的金融加速器机制的大小、最佳货币政策规则、合适的汇率制度，都会有不同的结论。因此，新兴市场国若欲此类模型来分析货币政策，就应当重视模型中的参数的设定。

参考文献：

Bernanke, B.S., Gertler, M., Girlchrist, S., 1998. “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in a Quantitative Business Cycle Framework,” NBER Working Paper 6455.

Céspedes, L., Chang, R., Velasco, A., 2004. “Balance Sheets and Exchange Rate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4(4), pp.1183-1193.

Chang, R. and Velasco, A., 2001. “Monetary Policy in A Dollarized Economy Where Balance Sheets Matter,”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66 (2), pp. 445 464.

Cook, D., 2004. “Monetary policy in Emerging Markets: Can Liability Dollarization Explain Contractionary Devaluation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51, pp.11551181.

Cúrdia, V. 2007. “Monetary Policy under Sudden Stop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Staff Reports, no. 278.

Devereux, M.B., Lane, P., Xu, J., 2006. “Exchange Rates and Monetary Policy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116 (April), pp.478-506.

Gertler, M., Gilchrist, S., Natalucci, F., 2003. “External Constraints on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NBER Working Paper 10128.

新兴市场论文范文第14篇

（一）新兴市场监管特征：特性解析

新兴证券市场是指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国家的证券市场[2].同西方成熟市场相比，新型证券市场监管目标和监管制度透露出不同于发达市场的特性。

1、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过去高度干预与迅速市场化之间存在着二律背反

由于新型国家是在缺乏证券市场的初始状态下引入证券市场，要经历一个发展必要的金融机构以填充原先的结构和功能空白的过程，新兴市场的政府就要在建立这样一种体系中的角色作用做出相应定位。在新型国家金融改革初期，其实际情况往往是过去极度的政府干预已使得市场强烈扭曲。在不完善的金融体系和不健全的经济结构制约下，新兴证券市场在初始生长期不应实行高度宽松的市场化发展策略[3].政府监管作用的积极发挥将有力地促进国内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在实际中，政府监管者缺乏必要的经验、技术手段落后和市场管理所面临的大量现实困难使得新兴市场监管蕴含相当高昂的成本，尤其是执法成本。在制度不完善状态下较多的政府行为和行政干预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新兴市场的特性。

2、在经济基础薄弱的国情条件下，新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强烈的资本需求

超强资本需求驱使新型国家政府更多地介入证券市场，以期促进高额的低成本的资本形成，证券市场正是实现储蓄转化为资本的一条主要渠道[4].另外，新型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往往处于不合理状态，存在着种种“资金瓶颈”；同时，市场化的价格信号机制尚未得到良好确立，市场对资金流向的选择不能让政府放心。在这种背景下，强烈的促进资本形成的动机导致政府监管者往往采用具有较强计划色彩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干预证券市场上的融资行为，典型表现为股票发行的高溢价和证券发行的额度管理[5].此时，实现带有产业和结构导向性的低成本的资本形成成为监管者的基本宗旨。

3、投资者的非理性等人文心理因素和投资者构成中的“二元结构”引发了新型市场过度投机以及垄断操纵现象，监管部门相应奉行更多“家长主义”的监管原则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投资者来说，低收入、有限的投资渠道、整体文化、知识素质和教育水平的偏低；与此密切相关的表现强烈的非理性和偏好投机的心态、轻视风险和法规的意识；相对缺乏的经验和相对虚弱的心理承受力；乃至隐约其后的种种民族、历史、文化的心理沉淀。种种因素往往成为证券市场恶性投机波澜的助推器。另外，新型市场的投资者构成一种“二元结构”，与成熟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投资基金不同，新型国家一般缺乏稳定的机构投资者而表现出两个极端：一头是为数少量的、而拥有巨资、通晓内幕信息，甚至具有官僚政治背景可以左右市场走向的“操纵性投资者”；另一头却是处于弱势的为数众多的普通投资者。

在原本薄弱的证券法规基础上，“操纵性投资者”所主导的垄断、操纵、欺诈和内幕交易等行为在普通投资者的盲目跟风和非理性投机烘托下盛行于股市，从而构成新型国家政府有别于成熟市场国家政府的另一个重任：积极培育和教育普通投资者，推动机构投资者的形成；甚至在现行法规制度缺省状态下采用行政手段以扼制上述不良行为。

4、较为普遍、严重的信息失灵是导致政府更直接、全面进行证券信息监管。

新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其经济信息化程度低下和信息产业不发达，加上信息法规制度不健全和垄断、操纵、欺诈等行为的人为影响，使得新兴市场遍布严重的信息差别和信息不对称现象，充斥大量的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典型的“弱效”市场、甚至是无效市场表征要求政府在市场运行的早期阶段采取更严厉、更直接的干预手段。如发行审核的优劣管理制度和更为严密的关于二级市场交易波动的信息公布制度等。

5、监管者要更多地致力于保证与市场相关的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的偿付能力与稳定性

对于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新兴证券市场面临的局面是：金融相关比率较低，债权凭证大大超过股权凭证，其他金融机构（含证券类金融机构）的资产总和仍远远低于银行系统[6].同时，证券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功能完善的银行来履行支付手续和充当管理员，还要依赖于货币市场为证券定价提供参考。然而在许多新型国家这两者都不存在。进一步看，充当证券市场中介的各类机构在许多转轨国家的国有性质和长期以来处于金融抑制状态所形成的计划约束，使得这些金融中介往往缺乏内部效率，不良资产大量沉淀，内部风险控制和外部风险承受能力差；由此可能引发的金融风波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中对于新兴市场带来的损害和难以控制的程度均比成熟市场严重得多。因此，监管者必须花费更多的精力，致力于保证与证券市场相关的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的偿付能力和稳定性。

6、新兴市场通常表现出不同于成熟市场的非均衡供求状态

由于上市企业质量方面的限制和过度的投机性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原因，加上市场容量不足、机构薄弱和市场准入障碍，新兴证券市场经常表现出不同于成熟市场的非均衡的供求状态。这种非均衡供求不是指“随机漫步”说和“噪音理论”所描述的现实中股价对其所谓真实价值的状态背离，而是指在特定市场发展阶段由上述新兴市场本身的经济、历史条件和体制约束所造成的特殊结果。其非均衡往往表现为两种极端的市场状态：要么面对的是相对有限的证券供给而市场狂热投机，要么是相对需求不足而市场超跌低迷。这就要求新型国家政府比发达国家更全方位地直接运用管制力量来调节证券买卖，实现证券交易中的总供求平衡，防止股价的暴涨暴跌，并最终维护证券价格和市场的稳定。特别要求新兴市场监管者更多地关注于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增加储蓄，有步骤地加速机构投资者的培养，以促进国内证券需求并稳步扩大市场容量。

7、政府直接参与市场微观结构的构建与完善是新兴证券市场政府干预的又一特点

证券市场的微观结构理论[7]考察证券交易过程的各组成要素，并着重揭示证券市场机构性特征的重要意义以及作为市场行为重要决定因素的交易机制。微观结构的重要性来自于它在四个市场基本属性中所起的作用：流动性、效率性、交易成本和波动性[8]，所以，政府对微观结构的介入将最终有助于上述市场基本属性的改善。由于新型国家对高速发展证券市场的迫切需要而不耐心于漫长的市场自然选择，新兴市场的政府管理者可以主动对交易系统和其他机构性特征进行高端选择，以此影响交易和定价行为，从而可能更有效地定价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流动性和安全性，使投资者和证券发行者都获益。

8、新兴市场的外部效应相对更大

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和不透明，金融结构的脆弱性，证券法制建设的滞后和监管不力等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使得在新型国家证券市场上，存在着产生市场泡沫和诱发金融危机的更大的可能性，更有可能地危及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根基。新兴市场外部性的特殊表象反映在整个社会经济更容易受到证券市场波动的冲击，更敏感于市场变化从而产生更广泛、更深刻、更全方位的外部影响。政府监管部门要把目光投射到更为广阔的金融系统乃至国民经济整体的各个方位和各个层面，并把证券市场稳定乃至社会经济稳定视为首要监管目标之一。

总之，尽管自由市场经济可能会促进经济的静态或配置效率，但因为新兴证券市场上市场失灵的普遍性和尖锐性，自由市场不能有效地增进长期效率或动态效率。因此，从长期来分析，政府干预和供给主导型的战略更容易取得成功[9].

（二）新型与成熟市场监管内核的差异：比较辨析

从实证的角度看，无论是西方成熟的规范市场还是正在发育中的新兴市场，都要遵循若干具有共性的基本监管原则，即“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然而各国证券市场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通常不存在唯一绝对的规范。所有这些市场在交易、清算、交割、过户、证券中介机构、证券发行、证券上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体系等各个方面和环节都存在差异[10].就实质来说，新型证券市场监管与成熟市场相比，具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差异：

1、政府职能范围差别：规范与发展的相对界定

在成熟市场，政府监管的主要任务即旨在清除西方经济学所描绘的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所无法逾越的那些障碍，如垄断和操纵行为，信息失灵所导致的内部性问题等等。相对于新兴市场而言，美、英等国监管者一般较少从“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其监管职能，去考虑诸如实现证券市场筹资量的一定数额，时时留意并维持股指的一定水平和波幅之类的问题。更多的时候，这些问题被留待市场自身解决，市场“发展”依靠“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

新兴证券市场则不同，如果把发达国家政府的监管职能笼统地称为“规范”职能，新型国家政府除此“规范”职能外，还要多一个“发展”职能，而且被政府优先放置。任何新兴市场均无例外地需要解决更为严重的由上述垄断、操纵、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规范化”问题。然而，当我们赋予新兴证券市场失灵现象以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含义并揭示出其背后的特殊原因之后，新兴市场的政府监管者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承担比成熟市场更多样、更复杂的职责。这一“发展”职能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制度创新和培育，同时，“积极地”为保证证券市场发展而营造宏观经济环境。二是指政府“有意识地”更多地关注于与证券市场相联系的其他社会经济层面，新兴证券市场的监管制度选择面临更严格的约束条件。

2、政府干预的逐步弱化趋势：一个辨证发展过程

对于新兴市场来说，规范应理解为发展的限定词，即“规范地发展”。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确立，政府对于证券市场的“发展”职能将逐步弱化，而“规范”职能将相对增强。即越是处于市场早期阶段，证券市场上的政府干预就越强，且越具有干预的现实合理性，但市场化进程的演进必然要求政府逐步淡化过多的直接干预，尤其是放松纯粹出于筹集资本等目的而形成的管制过度。伴随着市场成熟和机制完善，政府干预的范围必将逐步缩小，而促使市场机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3、监管目标与理念的侧重要求

针对于证券市场的各个方面、层次、环节、领域的形形、各不相同的监管制度（包括法律、法规、规定、政策、做法等）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不同发展阶段下不同国家政府对于证券市场的不同监管理念和不同的监管目标侧重。而后者又决定于一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体制、法制、文化等方面的客观状态和发展水平。

从成熟市场的市场发展和监管历史来看，保护投资者利益始终是西方国家政府监管者的基本宗旨。围绕这一宗旨，对于监管目标来说，这些政府相对地更偏重于对这几项目标的关注：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和公平待遇；垄断、操纵、欺诈行为和内幕交易的克服和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投资风险的分散；信息完全性和市场信息效率；投资者的信心等。而对于某些目标，诸如资本形成量、现代企业机制的构建、外部效应中的某些方面等等来说，西方政府则较少关注并不予主动干预，而是听凭市场的自发调节和市场的自由发展。

而新兴市场监管者则表现出政府干预的明显倾向。新兴证券市场中的政府及监管部门更广泛、更直接、更具体地干预和介入证券市场有其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内在原因。在这些新兴市场特殊性的作用下，新兴市场监管者一般把下述几项目标放在优先考虑地位：资本形成量，现代企业机制的构建，过度投机的抑制，证券市场的外部效应，投资者理性及其培育。

（三）新兴市场监管理念抉择的依据：理论透视

对于新兴证券市场监管问题研究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关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的理论争鸣。20世纪50、60年代初，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具有代表性的是罗森斯坦－罗丹的论证，认为即使竞争条件下的市场机制也是有缺陷的，为了国民收入最大化和最优化，国家必须以规划为中心对经济进行干预。近几十年来，有关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方面涌现出新古典学派、修正学派、亲市场派和国家主义学派等许多不同派别和观点。其中，不少论点和理论分析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其新兴证券市场的监管和干预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从而构成新兴证券市场监管的特殊理论背景。

我们认为，证券市场失灵问题存在的必然性和经济社会对证券市场功能的正常作用的客观需要决定了监管存在的必要性。由于证券市场失灵的存在，政府理应积极介入证券市场。但政府在处理与证券市场的关系上，实质是要如何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间实现均衡，计算政府放任自由和政府干预之间的成本。

由芝加哥学派所倡导的管制的利益集团理论和寻租行为的观点认为，经济管制是政治力量和受管制行业经济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其研究重点是政府管制的供给与需求、管制过程的利益影响和管制者的种种动机[11].在证券市场上，利益集团的“寻租”同样成为证券监管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显然新兴证券市场上的寻租问题更为突出。

由于监管决策框架与西方发达国家监管体系存在差异，“体制漏洞”和新兴市场构建初期难以避免的大量“强行政性”制度安排为寻租行为的滋生和泛滥提供了便利。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额度发行”管理制度。在这种带有明显计划色彩的制度安排下，正是由于“上市额度”这种资源的供给弹性不足，供给不能无限制增加，从而产生租金这种超额收入以及相应的各地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种种寻租行为。这种寻租一方面造成经济资源的非生产性损耗，另一方面扭曲了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化机制，严重损害效率的增进和公平的体现。

那么新兴市场国家究竟采取某项证券监管制度乃至若干项监管制度的组合，实际上取决于一国政府监管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各项效果指标的目标定位，以及执行和实施这些监管制度所需要的成本。一国政府在一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国情条件下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社会政治与文化、金融体系状况、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战略、法规建设和人文观念等诸方面的客观限制和主观考虑，将决定其对于实施监管制度所带来的各项效果的目标期望。这样，证券监管制度的最优选择就在于：在满足一国政府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各项效果指标的既定目标或既定偏好的前提下，追求监管制度的总执行成本最低。

新兴市场论文范文第15篇

（一）新兴市场监管特征：特性解析

新兴证券市场是指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国家的证券市场[2].同西方成熟市场相比，新型证券市场监管目标和监管制度透露出不同于发达市场的特性。

1、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过去高度干预与迅速市场化之间存在着二律背反

由于新型国家是在缺乏证券市场的初始状态下引入证券市场，要经历一个发展必要的金融机构以填充原先的结构和功能空白的过程，新兴市场的政府就要在建立这样一种体系中的角色作用做出相应定位。在新型国家金融改革初期，其实际情况往往是过去极度的政府干预已使得市场强烈扭曲。在不完善的金融体系和不健全的经济结构制约下，新兴证券市场在初始生长期不应实行高度宽松的市场化发展策略[3].政府监管作用的积极发挥将有力地促进国内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在实际中，政府监管者缺乏必要的经验、技术手段落后和市场管理所面临的大量现实困难使得新兴市场监管蕴含相当高昂的成本，尤其是执法成本。在制度不完善状态下较多的政府行为和行政干预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新兴市场的特性。

2、在经济基础薄弱的国情条件下，新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强烈的资本需求

超强资本需求驱使新型国家政府更多地介入证券市场，以期促进高额的低成本的资本形成，证券市场正是实现储蓄转化为资本的一条主要渠道[4].另外，新型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往往处于不合理状态，存在着种种“资金瓶颈”；同时，市场化的价格信号机制尚未得到良好确立，市场对资金流向的选择不能让政府放心。在这种背景下，强烈的促进资本形成的动机导致政府监管者往往采用具有较强计划色彩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干预证券市场上的融资行为，典型表现为股票发行的高溢价和证券发行的额度管理[5].此时，实现带有产业和结构导向性的低成本的资本形成成为监管者的基本宗旨。

3、投资者的非理性等人文心理因素和投资者构成中的“二元结构”引发了新型市场过度投机以及垄断操纵现象，监管部门相应奉行更多“家长主义”的监管原则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投资者来说，低收入、有限的投资渠道、整体文化、知识素质和教育水平的偏低；与此密切相关的表现强烈的非理性和偏好投机的心态、轻视风险和法规的意识；相对缺乏的经验和相对虚弱的心理承受力；乃至隐约其后的种种民族、历史、文化的心理沉淀。种种因素往往成为证券市场恶性投机波澜的助推器。另外，新型市场的投资者构成一种“二元结构”，与成熟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投资基金不同，新型国家一般缺乏稳定的机构投资者而表现出两个极端：一头是为数少量的、而拥有巨资、通晓内幕信息，甚至具有官僚政治背景可以左右市场走向的“操纵性投资者”；另一头却是处于弱势的为数众多的普通投资者。

在原本薄弱的证券法规基础上，“操纵性投资者”所主导的垄断、操纵、欺诈和内幕交易等行为在普通投资者的盲目跟风和非理性投机烘托下盛行于股市，从而构成新型国家政府有别于成熟市场国家政府的另一个重任：积极培育和教育普通投资者，推动机构投资者的形成；甚至在现行法规制度缺省状态下采用行政手段以扼制上述不良行为。

4、较为普遍、严重的信息失灵是导致政府更直接、全面进行证券信息监管。

新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其经济信息化程度低下和信息产业不发达，加上信息法规制度不健全和垄断、操纵、欺诈等行为的人为影响，使得新兴市场遍布严重的信息差别和信息不对称现象，充斥大量的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典型的“弱效”市场、甚至是无效市场表征要求政府在市场运行的早期阶段采取更严厉、更直接的干预手段。如发行审核的优劣管理制度和更为严密的关于二级市场交易波动的信息公布制度等。

5、监管者要更多地致力于保证与市场相关的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的偿付能力与稳定性

对于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新兴证券市场面临的局面是：金融相关比率较低，债权凭证大大超过股权凭证，其他金融机构（含证券类金融机构）的资产总和仍远远低于银行系统[6].同时，证券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功能完善的银行来履行支付手续和充当管理员，还要依赖于货币市场为证券定价提供参考。然而在许多新型国家这两者都不存在。进一步看，充当证券市场中介的各类机构在许多转轨国家的国有性质和长期以来处于金融抑制状态所形成的计划约束，使得这些金融中介往往缺乏内部效率，不良资产大量沉淀，内部风险控制和外部风险承受能力差；由此可能引发的金融风波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中对于新兴市场带来的损害和难以控制的程度均比成熟市场严重得多。因此，监管者必须花费更多的精力，致力于保证与证券市场相关的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的偿付能力和稳定性。

6、新兴市场通常表现出不同于成熟市场的非均衡供求状态

由于上市企业质量方面的限制和过度的投机性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原因，加上市场容量不足、机构薄弱和市场准入障碍，新兴证券市场经常表现出不同于成熟市场的非均衡的供求状态。这种非均衡供求不是指“随机漫步”说和“噪音理论”所描述的现实中股价对其所谓真实价值的状态背离，而是指在特定市场发展阶段由上述新兴市场本身的经济、历史条件和体制约束所造成的特殊结果。其非均衡往往表现为两种极端的市场状态：要么面对的是相对有限的证券供给而市场狂热投机，要么是相对需求不足而市场超跌低迷。这就要求新型国家政府比发达国家更全方位地直接运用管制力量来调节证券买卖，实现证券交易中的总供求平衡，防止股价的暴涨暴跌，并最终维护证券价格和市场的稳定。特别要求新兴市场监管者更多地关注于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增加储蓄，有步骤地加速机构投资者的培养，以促进国内证券需求并稳步扩大市场容量。

7、政府直接参与市场微观结构的构建与完善是新兴证券市场政府干预的又一特点

证券市场的微观结构理论[7]考察证券交易过程的各组成要素，并着重揭示证券市场机构性特征的重要意义以及作为市场行为重要决定因素的交易机制。微观结构的重要性来自于它在四个市场基本属性中所起的作用：流动性、效率性、交易成本和波动性[8]，所以，政府对微观结构的介入将最终有助于上述市场基本属性的改善。由于新型国家对高速发展证券市场的迫切需要而不耐心于漫长的市场自然选择，新兴市场的政府管理者可以主动对交易系统和其他机构性特征进行高端选择，以此影响交易和定价行为，从而可能更有效地定价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流动性和安全性，使投资者和证券发行者都获益。

8、新兴市场的外部效应相对更大

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和不透明，金融结构的脆弱性，证券法制建设的滞后和监管不力等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使得在新型国家证券市场上，存在着产生市场泡沫和诱发金融危机的更大的可能性，更有可能地危及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根基。新兴市场外部性的特殊表象反映在整个社会经济更容易受到证券市场波动的冲击，更敏感于市场变化从而产生更广泛、更深刻、更全方位的外部影响。政府监管部门要把目光投射到更为广阔的金融系统乃至国民经济整体的各个方位和各个层面，并把证券市场稳定乃至社会经济稳定视为首要监管目标之一。

总之，尽管自由市场经济可能会促进经济的静态或配置效率，但因为新兴证券市场上市场失灵的普遍性和尖锐性，自由市场不能有效地增进长期效率或动态效率。因此，从长期来分析，政府干预和供给主导型的战略更容易取得成功[9].

（二）新型与成熟市场监管内核的差异：比较辨析

从实证的角度看，无论是西方成熟的规范市场还是正在发育中的新兴市场，都要遵循若干具有共性的基本监管原则，即“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然而各国证券市场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通常不存在唯一绝对的规范。所有这些市场在交易、清算、交割、过户、证券中介机构、证券发行、证券上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体系等各个方面和环节都存在差异[10].就实质来说，新型证券市场监管与成熟市场相比，具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差异：

1、政府职能范围差别：规范与发展的相对界定

在成熟市场，政府监管的主要任务即旨在清除西方经济学所描绘的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所无法逾越的那些障碍，如垄断和操纵行为，信息失灵所导致的内部性问题等等。相对于新兴市场而言，美、英等国监管者一般较少从“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其监管职能，去考虑诸如实现证券市场筹资量的一定数额，时时留意并维持股指的一定水平和波幅之类的问题。更多的时候，这些问题被留待市场自身解决，市场“发展”依靠“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

新兴证券市场则不同，如果把发达国家政府的监管职能笼统地称为“规范”职能，新型国家政府除此“规范”职能外，还要多一个“发展”职能，而且被政府优先放置。任何新兴市场均无例外地需要解决更为严重的由上述垄断、操纵、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规范化”问题。然而，当我们赋予新兴证券市场失灵现象以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含义并揭示出其背后的特殊原因之后，新兴市场的政府监管者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承担比成熟市场更多样、更复杂的职责。这一“发展”职能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制度创新和培育，同时，“积极地”为保证证券市场发展而营造宏观经济环境。二是指政府“有意识地”更多地关注于与证券市场相联系的其他社会经济层面，新兴证券市场的监管制度选择面临更严格的约束条件。

2、政府干预的逐步弱化趋势：一个辨证发展过程

对于新兴市场来说，规范应理解为发展的限定词，即“规范地发展”。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确立，政府对于证券市场的“发展”职能将逐步弱化，而“规范”职能将相对增强。即越是处于市场早期阶段，证券市场上的政府干预就越强，且越具有干预的现实合理性，但市场化进程的演进必然要求政府逐步淡化过多的直接干预，尤其是放松纯粹出于筹集资本等目的而形成的管制过度。伴随着市场成熟和机制完善，政府干预的范围必将逐步缩小，而促使市场机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3、监管目标与理念的侧重要求

针对于证券市场的各个方面、层次、环节、领域的形形、各不相同的监管制度（包括法律、法规、规定、政策、做法等）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不同发展阶段下不同国家政府对于证券市场的不同监管理念和不同的监管目标侧重。而后者又决定于一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体制、法制、文化等方面的客观状态和发展水平。

从成熟市场的市场发展和监管历史来看，保护投资者利益始终是西方国家政府监管者的基本宗旨。围绕这一宗旨，对于监管目标来说，这些政府相对地更偏重于对这几项目标的关注：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和公平待遇；垄断、操纵、欺诈行为和内幕交易的克服和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投资风险的分散；信息完全性和市场信息效率；投资者的信心等。而对于某些目标，诸如资本形成量、现代企业机制的构建、外部效应中的某些方面等等来说，西方政府则较少关注并不予主动干预，而是听凭市场的自发调节和市场的自由发展。

而新兴市场监管者则表现出政府干预的明显倾向。新兴证券市场中的政府及监管部门更广泛、更直接、更具体地干预和介入证券市场有其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内在原因。在这些新兴市场特殊性的作用下，新兴市场监管者一般把下述几项目标放在优先考虑地位：资本形成量，现代企业机制的构建，过度投机的抑制，证券市场的外部效应，投资者理性及其培育。

（三）新兴市场监管理念抉择的依据：理论透视

对于新兴证券市场监管问题研究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关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的理论争鸣。20世纪50、60年代初，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具有代表性的是罗森斯坦－罗丹的论证，认为即使竞争条件下的市场机制也是有缺陷的，为了国民收入最大化和最优化，国家必须以规划为中心对经济进行干预。近几十年来，有关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方面涌现出新古典学派、修正学派、亲市场派和国家主义学派等许多不同派别和观点。其中，不少论点和理论分析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其新兴证券市场的监管和干预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从而构成新兴证券市场监管的特殊理论背景。

我们认为，证券市场失灵问题存在的必然性和经济社会对证券市场功能的正常作用的客观需要决定了监管存在的必要性。由于证券市场失灵的存在，政府理应积极介入证券市场。但政府在处理与证券市场的关系上，实质是要如何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间实现均衡，计算政府放任自由和政府干预之间的成本。

由芝加哥学派所倡导的管制的利益集团理论和寻租行为的观点认为，经济管制是政治力量和受管制行业经济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其研究重点是政府管制的供给与需求、管制过程的利益影响和管制者的种种动机[11].在证券市场上，利益集团的“寻租”同样成为证券监管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显然新兴证券市场上的寻租问题更为突出。

由于监管决策框架与西方发达国家监管体系存在差异，“体制漏洞”和新兴市场构建初期难以避免的大量“强行政性”制度安排为寻租行为的滋生和泛滥提供了便利。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额度发行”管理制度。在这种带有明显计划色彩的制度安排下，正是由于“上市额度”这种资源的供给弹性不足，供给不能无限制增加，从而产生租金这种超额收入以及相应的各地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种种寻租行为。这种寻租一方面造成经济资源的非生产性损耗，另一方面扭曲了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化机制，严重损害效率的增进和公平的体现。

那么新兴市场国家究竟采取某项证券监管制度乃至若干项监管制度的组合，实际上取决于一国政府监管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各项效果指标的目标定位，以及执行和实施这些监管制度所需要的成本。一国政府在一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国情条件下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社会政治与文化、金融体系状况、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战略、法规建设和人文观念等诸方面的客观限制和主观考虑，将决定其对于实施监管制度所带来的各项效果的目标期望。这样，证券监管制度的最优选择就在于：在满足一国政府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各项效果指标的既定目标或既定偏好的前提下，追求监管制度的总执行成本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