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学理论范文

传统经济学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传统经济 循环经济 资源 环境

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激化了经济活动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人类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逐渐缩小，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循环经济的概念。循环经济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循环经济逐渐被我国认可和引用，相比之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其显示了自身的优越性，因此，需要有关人员不断对循环经济理论上进行新的探求。

一、循环经济理论与传统经济理论的区别

（一）内涵上

传统经济学是指以“经济人”为理论的前提假设来研究人类社会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科学。其中，“经济人”内涵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且人都是自私的；第二，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都精通算计。

循环经济学又叫做物质循环流动型经济。是指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为核心，在人、自然和科技发展的环境下，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以及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过程中，将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来增长经济价值的方式，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

（二）物流方向上

传统经济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是由资源―产品―消费―排放几部分构成的。人们通常通过生产和消费，最大限度上的将地球上的资源开采出来，并将产品生产和消费之后的空气污染物排放到空气、土壤或者水系之中。

循环经济是从将资源环境保护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以实现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开采和利用资源。实现清洁生产、废弃物、开采资源的综合利用，并将可持续和可重复利用的资源进行循环利用。在物流方向上形成了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反馈流程。

（三）基本特征上

传统经济的基本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而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减量化能够减少生产和消费中物质能源的流量，再利用能够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强度，再循环能够将产品使用后的产生的垃圾资源转变成再生资源。

二、循环经济在传统经济理论上的发展

循环经济较之传统经济，其倡导的是一种和环境和谐发展的经济模式，其最终发展目的是实现资源的最优生产、减少浪费和废弃物的排放。相比传统经济而言，循环经济主要在理论上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

（一）新的发展观

传统经济将经济发展和进步等同于经济增长，将社会发展仅仅归结于国民经济增长，这种片面、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严重危害了人们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而循环经济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的虚假性观念，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新的发展观。新发展观认为，生态环境的承受力以及自然资源的可开采率都是有限的，社会的经济发展不能进行超越自然环境承受力的开采，要实现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要能够为了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放弃局部的经济利益以及眼前的利益，杜绝急功近利的追求经济效益。

（二）新的价值观

循环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新的价值观，主要体现在：第一，自然环境本身具有价值，主要表现在自然环境和人类劳动实践开采的关系上，人类劳动能够提高资源环境的价值，反之，也能够降低资源环境的价值。第二，通过资源开采所获取的经济价值要与其所造成的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相协调。打破传统经济学中将三者孤立的局势，禁止由于过度追求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对环境价值造成的损害。新的价值观指导循环经济的实践中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循环经济的新的价值观在考虑自然时，不能将其视为材料的垃圾场，要在利用资源的基础上维持其循环系统；第二，循环经济的新的价值观在考虑科技时，要考虑到科技力量对自然环境的修复能力，发展和应用有益于环境的科学技术；第三，循环经济的新的价值观在考虑人自身发展时，不能只考虑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还要积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

（三）新的资源观

传统经济中，人们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获取，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制开发，最后导致大量资源的枯竭。同时，传统经济没有考虑到资源利用带来的负面效应，导致了全球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而循环经济在实践和认识、认识和实践的发展中形成了新的资源观，提出人们对资源开发要尊重人和自然资源和谐的规律，要实现经济、环境、社会的共同发展。因此，循环经济要最大程度上实现减量化、再使用以及再循环，从资源开采到资源利用、生产、处理等各个环节全方位地实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战略。

（四）新的生产观

传统经济的生产观念是最大程度上对资源进行开采，从而在最大程度上获取经济和社会效益，对自然资源带来了浪费。而循环经济观是要在考虑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的实际承受能力来对资源进行开采，且在开采中注重对资源的合理化开采，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资源浪费现象的发生，创造出了源源不断的可持续的社会财富。循环经济的新的生产观要求，在资源开采、加工、利用和处理中，要按照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同时，在整个过程中要尽量开采可再生资源，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比如：可以利用太阳能、风能等资源来实现社会经济效益，也可以用知识投入来替代物质投入，从而实现资源的良性开采和使用，实现可持续生产。

传统经济学理论范文第2篇

一、循环经济理论与传统经济理论的区别

(一)内涵上

传统经济学是指以“经济人”为理论的前提假设来研究人类社会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科学。其中,“经济人”内涵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且人都是自私的;第二,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都精通算计。

循环经济学又叫做物质循环流动型经济。是指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为核心,在人、自然和科技发展的环境下,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以及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过程中,将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来增长经济价值的方式,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

(二)物流方向上

传统经济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是由资源—产品—消费—排放几部分构成的。人们通常通过生产和消费,最大限度上的将地球上的资源开采出来,并将产品生产和消费之后的空气污染物排放到空气、土壤或者水系之中。

循环经济是从将资源环境保护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以实现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开采和利用资源。实现清洁生产、废弃物、开采资源的综合利用,并将可持续和可重复利用的资源进行循环利用。在物流方向上形成了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反馈流程。

(三)基本特征上

传统经济的基本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而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减量化能够减少生产和消费中物质能源的流量,再利用能够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强度,再循环能够将产品使用后的产生的垃圾资源转变成再生资源。

二、循环经济在传统经济理论上的发展

循环经济较之传统经济,其倡导的是一种和环境和谐发展的经济模式,其最终发展目的是实现资源的最优生产、减少浪费和废弃物的排放。相比传统经济而言,循环经济主要在理论上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

(一)新的发展观

传统经济将经济发展和进步等同于经济增长,将社会发展仅仅归结于国民经济增长,这种片面、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严重危害了人们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而循环经济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的虚假性观念,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新的发展观。新发展观认为,生态环境的承受力以及自然资源的可开采率都是有限的,社会的经济发展不能进行超越自然环境承受力的开采,要实现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要能够为了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放弃局部的经济利益以及眼前的利益,杜绝急功近利的追求经济效益。

(二)新的价值观

循环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新的价值观,主要体现在:第一,自然环境本身具有价值,主要表现在自然环境和人类劳动实践开采的关系上,人类劳动能够提高资源环境的价值,反之,也能够降低资源环境的价值。第二,通过资源开采所获取的经济价值要与其所造成的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相协调。打破传统经济学中将三者孤立的局势,禁止由于过度追求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对环境价值造成的损害。新的价值观指导循环经济的实践中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循环经济的新的价值观在考虑自然时,不能将其视为材料的垃圾场,要在利用资源的基础上维持其循环系统;第二,循环经济的新的价值观在考虑科技时,要考虑到科技力量对自然环境的修复能力,发展和应用有益于环境的科学技术;第三,循环经济的新的价值观在考虑人自身发展时,不能只考虑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还要积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

(三)新的资源观

传统经济中,人们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获取,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制开发,最后导致大量资源的枯竭。同时,传统经济没有考虑到资源利用带来的负面效应,导致了全球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而循环经济在实践和认识、认识和实践的发展中形成了新的资源观,提出人们对资源开发要尊重人和自然资源和谐的规律,要实现经济、环境、社会的共同发展。因此,循环经济要最大程度上实现减量化、再使用以及再循环,从资源开采到资源利用、生产、处理等各个环节全方位地实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战略。

(四)新的生产观

传统经济的生产观念是最大程度上对资源进行开采,从而在最大程度上获取经济和社会效益,对自然资源带来了浪费。而循环经济观是要在考虑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的实际承受能力来对资源进行开采,且在开采中注重对资源的合理化开采,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资源浪费现象的发生,创造出了源源不断的可持续的社会财富。循环经济的新的生产观要求,在资源开采、加工、利用和处理中,要按照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同时,在整个过程中要尽量开采可再生资源,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比如:可以利用太阳能、风能等资源来实现[，！]社会经济效益,也可以用知识投入来替代物质投入,从而实现资源的良性开采和使用,实现可持续生产。

传统经济学理论范文第3篇

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挑战关于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这个不争的事实，人们正在越来越多地揭示出其特征。但如何准确地认识知识经济的定义、内涵、理论意义等等一系列学术问题，仍然是难题。人们已能清晰地感到它的存在，但它何以存在，如何存在，存在何用仍然是人们所不能透悟的。本文的愿望就是要从现实和理论互动的角度对上述问题做些有益的思考。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在这一问题上有的同志以产业升级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知识经济向我们展现出不同于工业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高效益，无疑有更深刻的增长方式在现实地发挥作用，这就使我们更要深入研究知识经济增长理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实质，在未来的发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长政策和计划。并由此出发考察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人力、管理等等相关经济因素在新的经济状态中的运动规律，从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识经济的理论。由于知识经济的发展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增长理论，尤其知识经济所表现出的经济数字化、虚拟化、一体化、全球化、消费与生产的融合等等特征，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传统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和周期理论。随着知识成为新增社会价值的决定力量，使社会财富价值的代表货币，在更加虚拟化的数字经济中运行，使工业经济时期所表现出的通货膨胀，进一步发展为泡沫经济。在全球化、一体化、货币自由汇兑、金融衍生品大量存在和信息空前通畅的情形下，原有的货币理论和周期理论已明显地不能指导现实。原来生产过剩的危机现在也许因为金融市场的违规操作而轻易来临，也许因为世界市场的分工而大获其利，可以说这次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是一个最有力的说明。限于本文篇幅，这里我仅仅是提出问题。总之，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是实实在在的已经到来，我们必须从这个现实出发，揭示出反映知识经济实质及运行规律的经济学说来解释我们所面对的经济现实，指导我们伟大的改革实践，这不但意味着我国理论经济学繁荣的到来，也必然促进我国伟大的经济振兴。版权所有

传统经济学理论范文第4篇

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

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

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

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在这一问题上有的同志以产业升级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知识经济向我们展现出不同于工业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高效益，无疑有更深刻的增长方式在现实地发挥作用，这就使我们更要深入研究知识经济增长理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实质，在未来的发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长政策和计划。并由此出发考察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人力、管理等等相关经济因素在新的经济状态中的运动规律，从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识经济的理论。

传统经济学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制文化权

Reviving the Lost Tradition: The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from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I）

Abstract: Political economy used to be the core of the early economics discipline, which emphasizes the political/economic benefit of the nation and the government’s regulation of the economy. However, since the 19th century, economics discipline broke up into two schools―the neoclassical orthodoxy which adopted pure deductive and mathematical/econometric methods and the historical/institutional school which prefer inductive and historical approaches. During the long-term debates, the historical/institutional school insisted that the national state must be placed on the first position, and also brought culture into political economy as an influential factor. The paper views the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ics i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inks that the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ics not only inherits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pproaches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but also made new development by proposing the new term “culture-making power”. Keywords: political economy,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culture-making power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新古典范式的深度发酵，政治经济学已经日益不为人们所关注，取而代之的则是以纯粹演绎方法尤其是数理和计量方法为基础的经济学体系。尽管这种纯粹经济学体系具有很强的逻辑说服力，也更易于在大学课堂上讲授和传播；但演绎思维和数学方法的过度使用使得经济学研究越来越脱离了关注政治、文化等制度因素的传统视角，而专注于用数学关系来代替真实世界的因果关系，从而很容易遗漏一些实际上非常重要的因素；同时，新古典的均衡分析方法更多地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型，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经济的动态发展过程。因此，在对很多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分析和预测上，经济学正在日益失去公众的信任。在经济学研究越来越数理化，经济学理论越来越与现实脱节的今天，新经济学理论的建立和向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已变得十分重要。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提出了广义虚拟经济的理论体系，从二元价值容介态概念出发，指出人类社会并不是静态均衡的，而是在物质形态中不断容纳进新的信息介质后，整个社会状态不断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因此，要对社会经济体进行研究，就要从发展的过程中整体地理解和把握经济问题，回归到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上来。尤其在今天这个商品形式大爆炸、虚拟价值不断涌现的时代中，我们越是想机械地使用所谓纯粹经济学来看待和解决今天的经济问题，在理论上就越是有捉襟见肘之感，不让所谓的纯粹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回归，不把“政治”一词重新找回到经济学来，就难以真正建立有效的视角来指导我们的经济研究①。

本文将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方法及其演变的历史进程作一个总体的回顾，以此为背景，探讨广义虚拟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向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回归，以及通过“制文化权”理论的提出对政治经济学思想所做出的新发展。

二、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及其基本思想方法：兼与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比较

在我国，由于翻译等方面的问题，政治经济学常常被人们认为就是专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②。然而事实上，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要更早的多，其所涵盖的内容和流派也更为复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应当被看作是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最早提出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是西欧的重商主义学派。当时，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刚刚完成从封建社会向民族国家的转变，在经济上则正忙于海上贸易霸权的争夺。因此，重商主义者基本都 以民族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认为商业是财富之源，应当通过政府的力量积极干预经济生活，保护本国工商业，扩大出口以增加国民财富。1615年，在法国重商主义学者蒙克莱田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最早使用了“政治经济学（économie Politique）”这一名称。在这本书中，蒙克莱田明确反对外国人在法国从事经济活动和勘探法国的各种资源，同时建议政府保护和扩大本国商人的对外贸易，增强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蒙克莱田所提出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后来被其他重商主义学者所采用，他们又提出了诸如发展航运事业、拓展殖民贸易和增加公共工程等很多新的政策建议。但总的来看，重商主义者都以民族国家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所强调的都是通过政府的调控职能，使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手段来夺取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霸权；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也都是从现实问题出发，根据本国具体国情，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而并不专注于提出某个抽象的理论。

在重商主义学者所提出政治经济学概念和相关思想的基础上，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在17~18世纪创建了比较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威廉・配第曾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从《赋税论》和《政治算术》这两本名著来看，他研究的对象和目的与重商主义者如出一辙，仍然是为英国政府献策，怎样征收租税而不至于引起人民的反抗，怎样才能打败法国和荷兰这两个竞争对手，夺取政治和经济霸权。在研究方法上，配第也同样是着眼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而不是纯理论，他比重商主义者更加注重对于各国具体国情的把握。《政治算术》正体现了配第和重商主义者在这两方面的共同特点：“政治”强调的是民族国家的利益和政府调控经济的视角，而“算术”所指的就是对各国具体资源、产业状况的定量统计和把握，正是后者开创了社会经济统计这个学科。

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式诞生。斯密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国富（Wealth of Nation）”而不仅仅是资本家的私人财富。在该书中，他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两个目标：“第一，为人民提供丰富的收入或生活资料，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为他们自己提供丰富的收入和生活资料；第二，为国家供应足够维护公共服务的收入”。

尽管很多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试图把斯密打扮成一个强调自由贸易和世界主义经济政策的大师，但事实上，对于民族国家利益和政府调控经济职能的关注是斯密从来都未曾放弃的。德国历史学派的创始人李斯特早就指出，斯密之所以提倡自由贸易，是因为英国已经确立了自己在工业技术上的国际竞争优势，在他“世界主义的表述和论证之下，为的是劝导外国不要效仿英国的政策……当一个人到达强大顶峰的时候，他就一脚把用过的梯子踢开，以免他人借助同样的手段跟着他爬上来”③。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尼科尔森也发现，亚当・斯密并不是世界主义经济学的倡导者，恰恰相反，斯密是一位爱国主义乃至帝国主义者。他曾经提出“防卫比富裕更重要”，允许保护幼稚产业，甚至还曾经建议建立一个联盟的强大帝国，对内实行自由贸易和帝国税制，对外采取统一关税壁垒④。

在研究方法上，《国富论》也十分注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并奠定了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论基石。书中的第一和第二编（占全书总篇幅的39%）采取了演绎为主的方法，但同时引用了大量历史资料和案例来使理论能够言之有据；而第三、四、五篇（合计占总篇幅的61%）以及他的另一本《道德情操论》则完全使用了历史实证的分析方法⑤，从现实经济状况出发，着眼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正如熊彼特所评论的，“理论探讨与其事实材料以及事实材料所显示出来的一般发展趋势结合得很紧密……至今还没有人像斯密那样成功地把两者――外加一点政治社会学――结合在一起。”⑥

总而言之，在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这一学科在思想方法上的两大特点，即：（1）认为政治和经济是无法割裂的，彼此互为手段、互相服务，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是如何通过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增进国富，维护和拓展民族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利益；（2）在研究方法上，政治经济学注重面向现实而不是纯理论，首先对本国和外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具体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利于本国发展的政治经济政策建议。

而这两大特点，也正是今天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所特别强调和坚持的。

对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从二元容介态理论出发，进行了新的阐释。林左鸣（2009）提出，政治经济学是对政治和经济二元容介态的科学描述，“政治……是每个历史阶段中社会信息态的表现，而经济活动……则是物质态活动的一种集中表现，两者的有机融合和进化（容介态），其实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使命”。由政府设定的政策和制度可以作为信息基础来融入经济的物质态当中，推动经济的蓬勃发展，而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在于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和制度，使政治和经济能有效地进入容介态，实现协调发展⑦。

早期政治经济学面向现实的研究视角也正可以看作是广义虚拟经济学派学者的座右铭。从《再造魂魄》和《看不见的心》开始，广虚学者就一直以现实经济问题作为自己的思想源泉，从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现象中发现问题，提出理论和对策；此后，他们又根据中国所面临的现实经济形势，提出了“中国新世纪发展战略需要虚拟经济定位”和“以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定位新经济”等一系列中肯务实的观点⑧。近年来，广义虚拟经济学者们在完善自身理论体系的同时，一直对文化产业、三农问题、旅游产业、金融、房地产、能源、物流、电子商务、传媒业等诸多现实经济问题保持密切的关注，提出了大量新的见解和政策建议；尤其是“制文化权”思想正是广义虚拟经济学派针对现实国际形势，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而提出的重要战略和对策。

三、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转变

尽管政治经济学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此之后，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却逐渐走向了分裂。

1805年，英国东印度学院聘请马尔萨斯担任历史、政治、商业和金融学教授，简称为政治经济学教授；马尔萨斯也就成为了第一个正式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他的研究继续坚持由斯密奠定的归纳与演绎并行、面向现实经济问题的思想方法。凯恩斯曾对此做过一段非常准确的描述：“（马尔萨斯首先）沉浸在经济史和当代世界的事实材料中，运用历史归纳的方法，使自己的头脑填满大量的经验材料。最后，他又回到先天的思想，但这一次是回到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的纯理论。他最先寻求把形式思维方法应用于事件所呈现的材料，以便通过直觉选择与形式原则的结合来透视这些事件，从而解释问题并提出补救的办法。”⑨

然而，与马尔萨斯同时代的李嘉图则开创了另一套与之完全不同的、纯粹依赖抽象演绎的方法体系。尽管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政治经济学”为题，但李嘉图并没有真正从政治视角来考察赋税问题，甚至连对现实的关注都很有限。在该书中，李嘉图首先论证了他自己提出的一般理论原理作为前提，然后再运用这些原理对各种赋税和相关学术争论进行分析，从而推导出结论。这种模型分析方法“抽取一个问题的简明的基本要素，删掉不相干的细节，然后研究它的各个部分的相互作用”，它的优点在于逻辑上的简单明了和极具说服力，然而它也存在着巨大的危险，“即模型所遗漏的一些要素实际上可能是重要的，因而从模型得出的结论，往往会不符合于实际情况”⑩。

当时，继承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的理查德・琼斯就对李嘉图方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指出“政治经济学必须使所谓普遍适用的准则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只有通过反复观察各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才可能分析、研究和彻底了解”，而李嘉图学说则完全是抽象的推理和“妄想的假设”，并不具有真实性，这使得政治经济学成为了一种沉闷的纯理论体系，“一种对整个学科的厌恶情绪已经在潜入一部分公众的思想，人们已经不信任政治经济学” 。此后，包括约翰・穆勒在内的一些学者也试图对李嘉图模型分析法的不足进行弥补，以克利夫・莱斯利和约翰・英格拉姆为代表的另一些经济学者更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批评。

但是，李嘉图式方法不仅具有极强的逻辑说服力，而且相对于历史实证的方法更加易于讲授、传播和掌握；这正适应了近代以来大学讲堂的教育方式。更为关键的是，模型分析方法还在实际上向所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者提供了一种诱人的承诺――这种以纯粹演绎为工具的理论体系是无所不包、置之四海而皆准的，可以用来解决任何经济问题。因此，在李嘉图以后，纯粹演绎研究方法在英国政治经济学中的影响力得到了不断的扩大。

1879年，在为《政治经济学理论》撰写的序言中，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提出，“Political Economy这一个双名是麻烦的，应尽早放弃……我觉得最好的名称是Economics，这个名称既与旧名称比较更近似，又在形式上与Mathematics、Ethics、Aesthetics及其他各种科学的名称可以类比” 。而对于这门新的“经济学（Economics）”，杰文斯认为，它应该成为一门数学的科学，应更多地使用微积分方法和演绎原理来进行研究。此后，随着马歇尔《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这一经典教材的流行，“经济学（Economics）”这个新名称被广泛接受，并在英语体系中逐渐取代了“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1932年，莱昂内尔・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进一步将经济学定义成了一门研究各种目的与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抽象科学；政治的视角和对于历史和具体现实情况的关注被完全剥离了。而与此同时，那些坚持政治经济学传统思想方法的学者们，则在牛津、剑桥和伦敦经济学院等主要大学经济学教授职位的竞争中纷纷落败，逐渐被排斥到了经济学科的边缘地位 。

到了1940年代以后，作为演绎法的深化，数理和计量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日益扩大，以英国约翰・希克斯和美国萨缪尔森、阿罗、德布鲁、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掀起了一场以一般均衡为基础的形式主义革命（Formalist Revolution） ，在将经济学的中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的同时，也最终确立了新古典范式在经济学科的统治地位，形成了今天的纯粹经济学体系。

四、回归政治经济学：从历史学派到广义虚拟经济理论

针对英国从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的转变，以李斯特、威廉・罗雪尔和后来的施穆勒、马克斯・韦伯等为代表的很多德国学者曾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并形成了历史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或“国民经济学（National-?konomie）”体系来与之抗衡。

历史学派的学者们系统地继承和发展了政治经济学的民族国家立场，认为政治经济学应当是研究某个民族国家的国民经济学，而没有所谓世界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维护和发展民族国家的利益和财富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标所在。他们明确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从不停歇……只有那些被和平的外表所迷惑的人才会相信，我们的后代在未来将享有和平和幸福的生活……一旦涉及要作价值判断，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受制于人类的某一特殊族系……一个德意志国家的经济政策，只能是一个德国的政策；同样，一个德国经济理论家所使用的价值标准，只能是德国的标准” 15。

在研究方法上，历史学派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着明确的阶段性特征，而每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道路又各不相同，因此，各国政府应当根据本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具体国 情采取符合本民族利益的经济政策；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必须通过真实社会的历史资料来建立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用逻辑或数学的方式进行因果解释。

这种历史阶段论的思路显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除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以外，恩格斯还在《反杜林论》中对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阶段论进行了新的阐释，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广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来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在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16

除了历史视角以外，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历史学派的学者还对文化等制度因素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要真正实现“国富”，这个政治经济学的目标，仅仅研究货殖学或致富术是不够的，更要把经济置于相关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制度框架中进行考察，将政治经济学和法制、政治以及文化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17。尤其是历史学派后期的一些学者，纷纷对文化因素在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性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例如，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就把宗教文化现象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这一重要政治经济学问题中进行考察；另一位历史学派的维尔纳・桑巴特，也写作了包括《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和《奢侈与资本主义》等多部论述文化与政治经济学问题关系的书籍，无论他们的观点是否正确，这种研究思路都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很多启示。

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方法还直接影响了美国（老）制度学派的政治经济学研究18，如后文将探讨的，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索尔斯坦・凡勃伦就特别关注制度因素尤其是文化因素与经济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尽管没有采用制度的视角，但也通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理论框架把文化因素纳入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探讨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问题。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固然有着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思想内核――二元价值容介态，但从思想方法上来看，广虚理论是与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广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学术脉络基本一致的。

针对当前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纯粹演绎范式，广义虚拟经济学者也提出了明确的批评，认为单纯使用数学方法进行均衡研究是一种机械唯物论的经济学，用这样的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在理论上，“要么就会挂一漏万，将大量……重要因素弃之不顾，最后得出一个研究者自己也不知所云的结论；要么就会瞎子摸象，自说自话，最后给出一个以偏概全的错误描述”；在政策上则“会极大地损失掉社会制度和政策应有的含金量”19。当今的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这要求我们的经济研究必须回归到政治和经济二元容介态的轨道上来。

对于政治视角的强调同时也就必然意味着对于国家利益的关注。尽管二元容介态思想并没有国别的限制，但和历史学派一样，一旦涉及价值判断时，中国广义虚拟经济学者所采取的标准必然也只会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从以往广虚学者所做的研究来看，基本也都是立足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提出的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和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一样，都强调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和动态性，并认为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但与历史学派强调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论略有不同的是，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更加重视政治领域中的历史因素，认为“政治是人们社会心理的聚集，是每个历史阶段中社会信息态的表现”20，更多是通过信息态而把历史阶段论的视角引入到作为 物质态的经济中，进而探讨信息大爆炸所塑造的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特性问题。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应当是彼此理论内核的不同，历史学派的经济历史阶段论源自于历史主义的方法论，而广虚理论的政治（信息态）历史阶段论则源自于二元容介态的理论内核，但结果是殊途同归的，都认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使命在于揭示出政治和经济的动态融合和演化过程。

最后，与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广义虚拟经济学派也高度重视制度尤其是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对于一国乃至国内某一个区域的经济来说，……人们的观念和文化更为决定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和趋势”21。不仅如此，广义虚拟经济理论还把文化因素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文化不单纯是一种上层建筑，还有着经济基础的性质，并通过制文化权理论的提出对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体系做出了新的发展。

五、制文化权：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对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早在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那里，文化就已经进入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配第在该书中探讨了作为文化因素的问题，建议英国政府通过实行宽容的宗教政策来吸引非天主教人士进入英国，以发展工商业和航运业，增强英国的国际竞争力22。显然，在他的眼中，宗教文化是可以被用作为英国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一种工具。

到了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时期，作为制度的文化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正式范畴。除了前述韦伯和桑巴特对于宗教和资本主义社会起源关系的研究以外，卡尔・波拉尼也对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进行过精彩的分析。他认为在16世纪以前，市场只是作为附属物而嵌入在人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但在17世纪以后，欧洲社会出现了“大转型”，经济生活逐渐凌驾于其他社会生活之上，并作为社会的引擎拉动着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力量来为经济服务23。于是，在大转型之后的现代社会中，文化与经济也就形成了新型的更紧密的关系――文化为经济服务，因而在我们日常所看到的很多文化现象的背后，往往正隐藏着一些经济（或政治经济）的利益。

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也从另一个侧面讨论了文化背后的经济力量问题。他认为炫耀性奢侈消费其实是因为人们想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支付能力，并通过这种歧视性对比的方式来保护或提高自己的尊严。而且，“每个阶层的成员都把上一阶层流行的生活方式作为其礼仪的楷模，并竭尽全力争取达到这个理想标准”24。于是，商家就会利用这种心理进行广告宣传，从而不断地将奢侈消费行为向下传递而形成整个社会的消费文化风尚。从近百年的经济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越是遭受全球性经济危机而陷入萧条的时期，商家们越是会不遗余力地宣传消费文化，而文化产业也就越是会显得格外繁荣。

如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也对文化和经济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认为经济基础对于意识形态有着决定作用，物质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也会在精神上居于统治地位；同时，意识形态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可以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这在后来被葛兰西发展成为了著名的“文化霸权”理论，认为统治集团对于整个国家的支配和对于其它集团的控制不仅会诉诸武力和政治来实现，还要通过操纵社会文化包括知识、信仰、价值观等来进行规范和约束。

由于二元容介态理论强调信息态对于物质态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动态融合和演化，而文化就是信息的重要载体，因此文化因素也就成为了广义虚拟经济所特别关注的一个理论范畴。

在微观层面，广义虚拟经济理论认为文化会携带信息融入到物质态的商品中，使之具有更高级的价值，从而不仅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更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越是高档的商品，其价值中所含有的信息态虚拟价值比例也就越高。通过引入“虚拟价值”这个概念，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把前述制度学派所探讨的经济力量驱动消费文化这一难以进一步分析的现象转化成了可以继续深 入探讨――如何向商品中灌注更多虚拟价值并诱使消费者接受――的问题。于是在此基础上，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又不断提出虚拟价值的核心问题在于维系商品的“人气”和消费者的信心，而后者又需要现代信用制度平台的支撑。最后，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实现了从微观到宏观的衔接，认为成熟的现代信用制度的建立，有赖于宏观层面上政府的行政力量支持和与虚拟经济时代相对应的社会观念和文化风气的塑造。

在宏观层面，广义虚拟经济思想认为作为信息载体的文化和政治一样，都会将新的信息不断纳入到经济中并进而实现动态融合和演化。因此，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正如波拉尼所观察到的，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今天，文化与经济之间已经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在《看不见的心》一书中，作者就明确提出，文化不单纯是一种上层建筑，而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是上层建筑，而广义的文化则有着经济基础的性质25。

相比较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主要着眼于国内统治而言，广义虚拟经济对于文化所具有的经济基础性质的关注更突出在国际范围的竞争和控制权的问题上。广虚理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物质的拥有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控制信心和制造心理需求已成为了第一位的需要；各国之间靠占领土地来掠夺财富也已经时过境迁，军事行动更多是作为政治的极端形式而成为了最后的筹码；而掌握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的最好办法就是抢先根据本国的利益制定出一套世界各国都能够普遍接受的世界经济秩序和规则。要取得这种秩序和规则的制定权，首先就要具有控制文化观念的形成权，即“制文化权”，通过输出具有本国意识形态性质的文化来塑造出一种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国际语境。

文化是一种国家的软实力，它可以潜移默化地把服务于本国或本民族利益的意识形态渗透到其他国家或民族，而使对方在不自觉间为文化的控制者服务；而文化所具有的信息载体的性质，更使得拥有制文化权的国家可以从中获得虚拟价值的形成权。从我国和欧洲的历史以及美国掌控当今世界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的现实经验来看，只有掌握了制文化权，通过文化渗透推广本国的意识形态，从而建立起文化、经济和政治军事三位一体的国际优势地位，才能够制定出有利于本国的国际游戏规则从而获得大量的财富26。

通过“制文化权”理论的提出，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且把文化从“意识形态”或者“制度”的经济思想拓展成了一个面向现实国际环境的有力竞争武器。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同时，世界多极化的格局也正在酝酿之中，制文化权理论所倡导的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继承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进而参与和主导世界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夺取虚拟经济的主导权等思想理念，更加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 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第133、259页。

② 事实上，Political Economy这一名称在我国近代最早被译为“富国策”，后来采用了日本的“经济学”的译法，意指经世济民之学，本身就包括着政治和经济的两重含义；而把后来被引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译为“政治经济学”。这种译法很容易形成观念上的混淆，但由于已成习惯，难以重新更正，而随着后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传入，学界习惯的办法是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而把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的各种Political Economy译为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一复杂的过程，笔者将在另文中予以详细探讨。

③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269页。作为一个佐证，我们可以在亚当・斯密致邓达斯勋爵的信中发现这样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表述，“即使允许爱尔兰实行自由贸易，我不相信，在今后一个世纪中，大不列颠的制造业将受爱尔兰制造业的竞争而遭受很大挫折，爱尔兰既少技术又缺原材料可以使她与英格兰相颉颃，即使这二者可以及时获得，但要完全得到充分的数量，几乎需要一个世纪的工作，爱尔兰无煤又无木材……要培植到英格兰同等程度需要一个多世纪”（欧内斯特・莫斯纳等编，《亚当・斯密通信集》第332页，林国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④ 杰拉德・库特.《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第175页。

⑤ 事实上，亚当・斯密还和亚当・弗格森、约翰・米勒一同被视为是苏格兰历史学派的领袖。

⑥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283页。

⑦ 林左鸣.《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容介态》。

⑧ 参见林左鸣，吴秀生.中国新世纪发展战略需要虚拟经济定位，《亚洲论坛》2005(3)；吴秀生，林左鸣. 以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定位“新”经济，《经济体制改革》2006(2)。

⑨ 凯恩斯.《经济学家的生活》第42页。

⑩ 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第14页。

11理查德・琼斯.《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出版说明、序言第11-12、15页。

12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第6页。

13由于篇幅和主体所限，关于批评者的思想观点、他们与演绎学派之间的斗争以及被边缘化的过程，笔者将在另文中予以详细探讨；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参阅杰拉德・库特，《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杰弗里・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罗纳德・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第184-219页；以及Milonakis, Dimitris & Fine, Ben. From Political Economy to Economics。

14 Blaug, Mark. The Formalist Revolution of the 1950s；Yonay, Yuval. The Struggle Over the Soul of Economics。

15 马克思・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75-10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0页。

17 威廉・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著者序。

18 关于美国制度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渊源，可以参见杰弗里・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第157-179页。

19 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第252、260页。

20 林左鸣.《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容介态》。

21 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第260页。

22 威廉・配第.《政治算术》第29页。

23 参见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24 索尔斯坦・凡勃伦.《有闲阶级论》第38页。

25 晓林，秀生.《看不见的心――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第191-192页。

26 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第249、263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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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左鸣. 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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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威廉・配第. 政治算术 [M]. 陈冬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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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索尔斯坦・凡勃伦. 有闲阶级论 [M] . 赵伯英译.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19] Milonakis, Dimitris, Fine, Ben. From Political Economy to Economics: Method, the Social and the Historical in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Theory [M]. New York : Routledge, 2009.

传统经济学理论范文第6篇

〔提 要〕本文把清末“新政”以前的中国经济法律传统概括为九个，其中“重农抑商” 是统领中国经济法律传统的“纲”，与传统中国社会的盛衰密切相关。“重农抑商”突出表现在对农业，特别是对土地关系的法律调整上。历史上，中国的土地国有制主要有井田制和均田制，私有制主要是自耕农经济和租佃制，事实上这两种所有制都导致了传统中国社会盛衰治乱的循环。这种国有与私有所引起的周期性的循环怪圈，根源于经济社会结构的单一和封闭，以及专制政治和“重农抑商”的强化。但在中国文化中，“重农抑商”上合天理下符国情，是有“道”的法律传统，所以如此重要和必要。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即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经济法律（传统）与社会盛衰的关联最后在于“道”；道可以不同，但不可以无道。 〔关键词〕 一，本文解题 在讨论主题前，有必要就本文涉及到的几个关键词予以说明。首先要说明的是“中国经济法律传统”。虽然从文字和逻辑上可以说，“中国”一词涵盖了传统和近代以来的中国，但众所周知，由于中国社会在近生转折，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传统社会中的各项传统，包括经济法律传统，随之都发生了变化，甚至断裂。因此，我们今天谈论中国传统，往往是指传统中国的传统，而对近代以来形成的传统则称之为新传统，以示区别。同样道理，本文中的“中国经济法律传统”，实际是指传统中国的经济法律传统，亦即中国社会固有的经济法律传统。之所以在“中国”前省略了“传统”二字，为的是按习惯从简而已。那么，“传统中国”的界限又如何划分呢？对此有不同的认识，但在笔者看来，如果从法制角度出发，一般是以清末“新政”，亦即实际从1905年开始的“变法修律”划界为宜。清末“新政”是中国现代型改制的开始，“变法修律”使中华法系最后解体，现代型法制开始确立。因此，本文中的“传统中国”，具体是指清末“变法修律”以前的中国社会。 一般认为，现代经济法在西方也是20世纪30年代的产物。那么，清末“变法修律”以前的中国有“经济法律传统”吗？从现代经济法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到垄断，从而危害竞争而需要国家干预以保护竞争的视角说，传统中国没有这种严格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当然也就没有这样的法律传统。然而，如果从经济法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调控和计划来说，传统中国非但有这方面内容丰富的经济法律，而且历史悠久形成传统。只是为了避免与现代经济法概念相混淆，笔者把传统中国有关这方面的法律不直接以“经济法”相称，而是统称为“经济法律”或“经济法制”。传统中国的经济法律涉及到土地、赋税、工商、专卖、货币和对外贸易等，相对来说，土地、赋税和工商（含专卖）法制是传统中国经济法律的主体。（1）还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笔者之所以称“中国经济法律传统”，不是说某项具体的经济法规，而是指在历史社会生活中能够传承下来具有支配性的那些经济法律思想、制度和习惯。它们具有历时性和共通性，是传统中国经济法律中最基本最持久的特征和倾向，亦即“传而统之”的意思。 在本文中，与“中国经济法律传统”相对应的主题词是“社会盛衰”。毫无疑问，这里的社会盛衰是指传统中国的盛与衰。一般认为，传统中国在十八世纪以前都不落后于西方，总体上还有所超出。（2）这是把中国和西方作为两个系统来比较的认识，如果从中国这个系统内部来观察，可以发现传统社会本身是有盛有衰的。在传统中国范围内，谈论盛衰总有一些标志，虽不精确，但人所共识。（3）因此，尽管中国正史上记载的盛世和民间的传说并不完全一致，但无论是正史记载还是民间传说，西周、汉、唐及明清中前期，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盛世。同时，所有的盛世就像行人登山一样，到达顶点后就是下坡路，衰乱之世往往随之而至。本文的任务一方面是概括中国经济法律的传统，另一方面正是探讨它们与社会盛衰的关系。 二，对中国经济法律传统的概括 中国经济法律有哪些传统？这是本文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要对中国经济法律传统进行概括，这本身是一件近乎不可能的事。研究不够深入且不必说，见仁见智还是个大问题。但要分析，必须概括，否则只有放弃。因此，这里笔者依据自己的理解，试着对中国经济法律传统作一些概括。 笔者把中国经济法律传统概括为九个，这样的概括是否恰当，还有待检验。首先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法律的第一大传统，即“重农抑商”。“重农抑商”不是简单的经济法律思想，而是贯彻在传统中 国经济法律的政策和制度中的基本国策，各项经济法律制度和传统都是在它的指导下形成的，实际上它是维系传统中国经济法律的纲。有关这一传统，笔者在后面还要做详细分析，暂不深究，容后再论。 中国经济法律的第二个传统，以调整土地关系为基础。众所周知，传统中国是农耕社会，土地是农业的命根子，传统社会的盛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此，所谓“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本固则邦强”。因此，以农立国成为传统中国最大的国策，有关调整土地关系的法律，自然也就成了传统中国其他经济法律的基础。如西周的经济法制就直接建立在“井田制”之上；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法制变动，无不与“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化潮流有关；受土地私有化和兼并的影响，汉代经济法制尤其是专卖制度成为突出的方面；唐代前期的经济法制基本上是在“均田制”基础上展开的；中唐以后一直到宋元明清，历朝经济法制总是直接、间接以“租佃制”土地法制为基础。要之，传统中国的各项经济法律制度都与调整土地关系的法律内存这样那样的关系，这似乎也是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盛衰与王朝更迭的关键所在。这一点，我们在下面第三部分的分析中可以获得足够的认识。 中国经济法律的第三个传统，以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赋役为中心。财政是传统中国的国家机器，包括皇室、行政（官僚机构）和军队等，这些机构及其人员存在和运作的物质保障。赋役法制就是保证赋役实施的法律制度，同时又是传统中国官方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有力杠杆。赋役法制定的是否合理，实施中能否得以贯彻，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盛衰，甚至影响一个王朝的兴亡。这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和经验，我们在中国王朝的兴亡史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历代王朝都把有关财政的赋役立法作为经济法律的中心任务来对待。从西周开始，赋和役，也就是各种租税和力役，包括劳务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和兵役、徭役、杂役等，一直是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府给予特别关注的经济法律问题。理论上，“轻徭薄赋”是传统中国赋役法追求的目标。这不仅因为它是民众的期待，也是王道政治理念的体现。但实际上，除了极少数时期有所表现外，如汉代的“什一税”制，唐代的“租庸调”法，明、清的“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其他时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重赋繁徭”和“苛捐杂税”，所谓“苛政猛于虎”是也，而这一点正关系着社会的盛衰。 以国家控制和干预为特色，是中国经济法律的第四个传统。这一传统在中国经济法律中颇具特色，突出表现在官方运用法律手段对工、商进行管制，对市场进行干预，必要时直接进行控制。例如，西周是统制经济，国家通过礼法直接控制经济；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干预经济的新形式，即专卖法和平准法在齐国出现；汉唐时期的均输、平准、五筠六筦、榷酒、社仓、义仓、常平仓，特别是对盐、铁、茶的禁榷，即专卖，成了国家利用法律控制和干预经济的有力制度。其中，对盐、铁、茶的禁榷，成为宋元明清专卖法制的原型。国家控制和干预是一个影响至今的传统，从国计民生讲有其合理性，从社会稳定讲有其积极性，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来说，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它是一个双面刃，用之恰当有益，反之有害。例如，传统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私营经济的不发达和专制政治的长期存在。这足以引起人们警惕。 与国家控制和干预有直接关系的是，经济法律以刑罚为主要手段，这是中国经济法律的第五个传统。依现代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的手段主要是经济和行政性的，只有当经济违法达到犯罪时才给予刑事制裁。传统中国的法律体系具有刑事性，一切不法行为，包括不符合国家法律的经济行为，都被视为犯罪， 所以经济法律以刑罚为主要手段。譬如，唐代的均田制主要是由唐令规定的，但违犯唐令则由唐律来处理，唐律是刑法典，依唐律处理即是依笞、杖、徒、流、死五刑处罚。如《唐律疏议？户婚》“里正授田课农桑违法”条规定：“诸里正，依令：”授人田，课农桑。‘若应受而不授，应还而不收，应课而不课，如此事类违法者，失一事笞四十；［一事，谓失一事于一人。若于一人失数事及一事失之于数人，皆累为坐］三事，加一等。县失十事，笞三十；二十事，加一等。州随所管县多少，通计为罪。［州、县各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各罪止徒一年，故者各加二等。“出现这种情况，形成这样的传统，根源上乃是家国同构社会中所谓国家利益对私人利益的包容和消解，实际上是以王朝为中心的政治国家观念与权力发达在法律上的体现。（4） 中国经济法律的第六个传统，即对经济犯罪制裁的严厉化。这一传统与前一个传统相关。如上所说，由于经济违法被视为犯罪 ，因此刑事制裁本身即是严厉化的体现，但作为传统它还不止于此。根据笔者所接触到的材料，传统中国对经济犯罪制裁的严厉化，一是重罚，二是连带。所谓重罚就是对不守国家经济法律规定者，一般要施加经济、行政和刑事三项处罚；经济重者可以抄家，行政重者可以没官，刑事重者可以杀头。此外，还有连带。所谓连带，就是对经济犯罪的制裁不是一人犯事一人当，而是往往牵连到与当事人有关系的其他人，如家人、亲戚、长官、同仁、师生，甚至同乡、同学等。历史上的多次法令和大案都反映这点，如汉武帝的“告缗令”，唐代王涯的“榷茶”，朱元璋时期的“钱粮”案等。 笔者要提出的第七个传统，是经济法律规定中的责任制和数量式精确化。这一点让人颇感意外，一般而言，传统中国文化在整体上具有综合、直观、模糊的特征，缺乏西方科学中的分析和精确，但这只能作哲学上的理解。传统的中国经济法律规定了严格的责任制，而且独具数量式精确化。在责任制方面，最著名的是“物勒工名”制度，即凡为官方制作者，包括工匠、主管和长官等相关人员，都要在完成的物件上刻上姓名、身份等，表现对此负责，一有质量问题可依此追查。这项制度自西周以来就成为传统，一直为历代经济法律所继承。（5）在数量式精确化方面，突出的是传统中国的经济法律，在有关度、量、衡、时间、空间和人工工作量，以及对“赃罪”的价值额的计算上，都运用数字并且精确到了古代社会数量计算的最小单位。如秦律对量制计算到“升”，误差1/20之一升要处“赀一盾”的处罚；对衡制计算到“铢”，若黄金误差累计1/2之一铢，即旧制1/48之一两，今制1/30之一两，同样要处“赀一盾”的处罚。（6）又如，唐律对时间计算到“刻”，对空间计算到“步”，对“赃罪”的价值量计算到布匹的“尺”。（7）责任制和数量式精确化是中国经济法律的一个优良传统，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继承。 国家利益中心主义是中国经济法律的第八个传统。可以说国家利益是贯通传统中国经济法律的一根主线，虽然在各领域中的轻重分布有所不同，但各项经济法律制度无不体现出国家强有力的干预，其中专卖、货币、对外贸易可为典型。我们可以对外贸易为例。传统中国的对外贸易有两种，一是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贸易，谓之“互市”；一是海外贸易，谓之“市舶”。对这两种贸易，传统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比较重视，因此都给予了相应的法律调整，意图通过法律满足国家的各种需要。从有关这方面的法律分析来看，传统中国的对外贸易本质上不是一种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活动。如禁止兵器和钱币流入周边少数民族，而用生活用品尽量换取对方的马匹等，说明“互市”是以国防安全为中心的。然而，对海外贸易则相对放松，原因是隔海对国家安全不构成直接的威胁，所以“市舶”较“互市”更具经济色彩，但国家安全至上的利益仍是它考量的中心。（8）国家利益中心主义的经济立法最初形成于战国，到汉唐时发展成为全面的制度，宋元明清在实质上都加以继承，及至今日仍是我们经济立法的基石。可见，这一传统是颇符国情极具生命力的。 中国经济法律的第九个，亦即笔者所说的最后一个传统，是内含政治文化理想和道德关怀。正如笔者在以前的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唐代经济法制是以支持政治统治和正统道德为目的的。因此，它们在精神上成了政治和道德的工具。（9）其实，这不仅限于唐，对整个传统中国的经济法律都可以作如是观。而且由于这种政治和道德在传统社会后期的滞后性，导致了包括经济法律在内的中国传统法律整体的落伍和瓦解。但我们还应该看到，传统中国的经济法律仍是一种具有政治文化理想和道德关怀的法律。这一传统表现在经济法律上，有土地法制中不同形式的均田制和对土地兼并的抑制，赋役法制中从以“人丁为本”到以“资产为本”的转移，工商法制中对因商业过分发展而可能瓦解农业和农民的限制等，在在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或者说传统中国所固有的政治文化理想和道德关怀，即对差序合理的理想社会，亦即对王道政治的最高境界“大同世界”的追求。这种追求的性质和局限另当别论，但经济法律要体现时代的政治文化理想和普遍的道德关怀，这应该是没有异议的。 三，对中国经济法律传统及其与社会盛衰之关联的分析 笔者在上一部分中提到，“重农抑商”是中国经济法律的第一大传统，因为其他各项经济法律制度和传统都是在它的支配下形成的。可以说，“重农抑商”是贯通和支撑传统中国经济法律的精神支柱，也是我们把握和分析中国经济法律传统与社会盛衰之关联的“纲”。要理解这一点，首先对“重农抑商”的含义要有所了解。从字面上说，“重农抑商”就 是重视农业、抑制商业。这种理解大体不错，但过于简单。从传统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农不仅仅指农业，还包括农民、农村、农事、田地、赋税、徭役等一切与农有关的事务，其中土地最为关键。同样，商不仅指商业，还包括商人、商税、商业管理，以及各种私营性质的手工业和内外贸易等。由此可见，农、商基本上代表了传统中国最大的两类职业人群和几乎全部的经济，“重农抑商”应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此外，由于传统中国认为，对正常的经济民生来说，农、商虽然都不可少，但两者并不同等重要，就像事物有本有末一样，农是本商是末。所以，“重农抑商”又谓之“重本抑末”。（10） “重农”必然重视土地，因为土地是“农本”的基础。所以，重农在法律上的表现和结果，自然就是以调整土地关系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传统的形成。（11）法律对土地关系的合理化调整，内含很多的目的，但主要是为了国计民生。所谓“国计”就是确保国家财政收入，“民生”就是百姓的生活。由于国家财政取之于民，因此，连接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的赋役就成为经济法律的中心。在传统中国，土地关系和建立在土地之上的小农经济相当脆弱，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破坏，其中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商人和商业。如果对此不加以抑制，“商末”必然冲击甚至瓦解“农本”，结果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殃及国计民生。历史反复证明，事实正是这样。因此，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或者出现这种情况后予以调整，国家统制和干预就变的必不可少，有关这方面的内容遂成为中国经济法律传统中的特色部分。同样，为了使统制和干预有效，具有威慑作用的刑罚成为惩罚的主要手段；而且为了做到准确有力，一方面要求经济法律规定责任制和数量式精确化，另一方面对经济犯罪的制裁也趋于严厉化。所有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要维护以王朝为代表的国家利益，包括贸易中的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然后是民众最基本的合理要求。所以，表达正统王朝对王道理念追求的政治文化理想和道德关怀，不仅体现在这些法律制度和传统中，而且它本身也成为传统的一部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上述各项经济法律制度和传统都是在“重农”之下，从农本和土地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分析中国经济法律传统与社会盛衰之关联的“纲”，集中到“重农抑商”上来。 以上分析与中国经济法律传统的历史实践相吻合。在传统中国，重农突出表现在对农业，特别是对土地关系的法律调整上。法律确认和保护什么样的土地所有制，在根子上与传统中国社会的盛衰相关联。中国从原始性的经济嬗变到西周的国家统制经济和计口授田的井田制，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西周的兴盛因此形成。但随着不合人性又桎梏生产力发展的国家统制经济的危机和井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制和私营经济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壮大起来。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和私营经济的壮大，一方面激活了秦汉经济社会的发展，为秦皇汉武时代的到来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农商对立和贫富两极分化，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动荡与冲突。经过秦汉时代的数次社会冲突和政权更迭，新形势下的国家统制经济和计口授田的均田制在北朝，尤其是唐前期得到了恢复与重建，大唐盛世即以此为基。从中唐开始，土地兼并导致均田制瓦解，农商对立和两极分化再度出现，“安史之乱”点燃了燎原之火，大唐王朝由盛转衰。中唐以后，国家放弃了统制经济与计口授田，私有的租佃制普遍代替了均田制，此后历代王朝一方面因租佃制发展而盛，同时也因由此而带来的农商对立和两极分化而衰。这在事实上已成了传统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怪圈，直至近代也没能成功地摆脱这一困境。 纵观中国历史，传统中国发展中的怪圈，表现为社会盛衰的循环，社会盛衰的循环又与土地所有制相关。具体说，在中国史上，作为基本的法定制度，土地所有制无非是国有与私有两大类，如国有性质的井田制和均田制，私有性质的自耕农经济与租佃制，但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事实上都带来了中国社会的盛，也引起了社会的衰。这其中的机制，或者说土地所有制与社会盛衰的具体关联又是什么呢？事实表明，传统中国的“盛”是建基在“农本”之上，以“治”即社会稳定为前提的。满足了这两个条件，社会就盛，反之则衰。井田制和均田制在它们实施良好的时期，国民经济以农为本，社会秩序稳定，所以国力强盛。但国有性质的井田制和均田制有它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首先是缺乏激励机制，导致没有竞争而效益走低，这与人们发展经济的愿望不符；第二是时间一长，弊端丛生，无法阻挡私有经济的侵犯，其中来自“商末”的冲击最大，最后土地国有制在私人侵占和兼并下名存实亡，井田制和均田制的后期都是如此。 土地侵 占和兼并亦即土地私有化，必然会产生两个直接的后果：一是大量的土地掌握在极少数地主、官僚、豪强和商人手中；二是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成为流民、客户。这样，少数不事农耕者拥有大量地产，而大量劳动者却无地可耕，其结果是人不能尽其力，地不能尽其利。人力和地利得不到正常的结合和发挥，农业经济就失去了发展的可能，经济社会关系因之陷入不合理的状态，严重的会出现农商对立和两极分化。（12）这时社会开始动荡，治世开始向乱世转变，世道一乱则盛世必衰。面对这样的形势，统治者总是会动用各种手段来进行调控，其中最常见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借助专卖法对商人和商业加以抑制，包括政治上对商人歧视，经济上对商人压榨，法律上对商业加以控制。如果调控成功，社会就会化险为夷；不成功，历史就会在混乱中完成改朝换代。 乱后新生的王朝吸取教训，重新开始“重农抑商”，同时顺应潮流，承认土地私有化，允许土地买卖。这样一来，激励机制被引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农本”经济焕发出新的活力。加上中央政府控制有力，社会稳定，假以时日，盛世又可能出现。但时间一长，这种经济又要出现新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所以兼并比以往普遍，结果是“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13）这时社会又重新出现农商对立和贫富分化，此后的情形大体又是国有制后期历史的重演。鉴于历史的教训，乱中取胜的新王朝又回到国有制的老路上。这样，从土地国有制到私有制（如西周井田制的瓦解与秦汉土地私有化），又从私有制到国有制（如秦汉私有制崩溃与隋唐均田制的确立），历史完成了一个轮回。 国有的均田制在唐中期被废止后，私有的租佃制大行其道，以后的王朝和皇帝，甚至农民起义建立的地方政权，鉴于私有制的弊端，亦曾想恢复土地国有制，如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但时移势易，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之前，占统治地位的土地国有制退出了历史舞台。原因何在？根子在经济规律，亦即私有制的力量。在传统中国，土地国有代表的主要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国家利益，它在很大程度上和个人利益是对立的，国家利益要求控制并禁止土地买卖，以确保最高统治集团的富有、社会的安定和王朝的延续；而个人利益则希望土地买卖兼并不受任何限制，以满足个人对财富的追求。有时，为了调和这种矛盾，统治者在制定他们的土地法时，一方面限制土地买卖，另一方面又不予彻底的限制，形成某种“漏洞”现象。如唐代推行均田制时期，法律禁止土地买卖，违者治罪，但有一个但书：“即应合卖者，不用此律。”（14）这好像在禁止土地买卖的大坝中留了个“漏洞”。 但事物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私有制作为一种重大的所有制形态和其他事物一样，一旦产生，就沿着自己固有的规律发展下去。私有制发展的规律是不断深化、不断纯粹化，最后达到否定自己。我国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规律也是如此。春秋以前，我国实行的是“田里不鬻”（15）的“井田”制度，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16）这实际上还是一种部落形式的公有制，即使有少量的私有土地存在，也不足以改变整个土地制度的性质。我国真正合法的土地私有制是从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开始的。马端临评论说：“盖自秦开阡陌之后，田即为庶人所擅，然也惟富者贵者可得之。”（17）由此，土地买卖逐渐盛行起来。土地买卖自然引起土地兼并。土地的买卖和兼并是土地私有制不断深化的必然途径，但买卖和兼并又往往引起经济社会矛盾的激化，造成社会的紧张和动荡。动荡后建立的新王朝鉴于教训，必然动用国家的强制手段来进行新的土地分配，调整土地和经济社会关系，限制土地的自由买卖和兼并，以免重蹈覆辙。这样一来，法律成了国家政治权力干预经济、限制土地私有制不断深化的主要工具。但是，私有制的发展是难以阻挡的，它在和法律的较量中，最终是胜利者。这就是经济的力量、规律的力量，这就是西周井田制、王莽王田制、西晋占田制、隋唐均田制等，各种不同形式的土地国有制，一个个先后失败的根源所在。 如果要问私有制何以有这种力量，归结到一点，就是它的竞争─效益机制符合人心对财富的追求。所以，私有制适合经济增长和个人利益扩展，但它固有的缺陷，即一个“私”字，如果不加以限制，任其无限膨胀，一旦超出合理范畴，必将置群体社会于解体而后已。因此，私有的租佃制取得统治地位后，如同国有的均田制一样，仍然导致了传统中国社 会盛衰治乱的循环。这种国有与私有所引起的周期性的经济与社会的盛衰循环，根源于经济社会结构的单一（小农经济与农民占绝对优势）和封闭（小农经济的天然属性）。专制政治对小农经济和农民的依赖和支持，使得政治、经济和法律结为一体，从而加固了经济社会结构单一与封闭的强度：“重农抑商”的文化则使之更具韧性。所以，在社会大系统内，盛衰循环成为怪圈，牢不可破，原因就是经济社会结构没有变化。如果技术有突破，工业和商业有突出的发展，即可吸纳因土地私有化而带来的大量剩余劳力与资金，并使之转化为资本，进而促进私有经济的深化。如此点点滴滴长期以往，经济和社会结构就会发生变化，小农经济即使不退居其次，也无法绝对支配社会的进程。那么，中国的历史或许会是另一种情形。讨论到此，不免让人联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国有制的确立，好像又是对中唐以来土地私有制的否定，这是否会形成一个新的更大的轮回呢？笔者以为，这只是表面上的相似，从科学原理上说，这次与以往不同，现代科技和工商经济的突破性发展，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那种基于经济结构单一和封闭的国有/私有、盛衰/治乱的循环怪圈应不易再现。 四，对中国经济法律传统与社会盛衰之关联的文化解读 本文的主题分析已经结束，如果要做进一步的解读的话，会发现“重农抑商”这一统领中国经济法律传统的“纲”，蕴含着丰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文化意义。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重农抑商”在传统中国受到如此高度的重视。 让我们从社会构成开始。传统中国名义上由“士、农、工、商”四民，（18）亦即从事四种职业的人组成，实际上可归纳为农、商两类来认识。在传统中国，士一般都来自于农，虽然士的地位要高于农，但农是士的起点和根基所在；而且农民不仅占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也是国家赋役的来源。因此，法律把士、农归为一类，称之为良民。工、商因性质相同，从来都是一家，所以法律把他们视为一类，谓之贱民。这种分类至少从唐宋开始，沿袭至清末。（19）传统中国的这种社会构成，其实与经济结构是一致的。如前所说，传统中国以农立国，各项经济都建立在农业之上，工商作为国计民生的必要部分，自然不可或缺，但它与农相比，一是它本身要依赖农业，二是它也只是国计民生的补充部分。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构成与经济结构相吻合，“农本商末”成为铁一般的事实。面对这样的事实， 立法者除了“重农抑商”，难道还能有其他的办法？ 事实上，经济、社会和文化是相通的。因此，我们对“重农抑商”还可以作文化上的解读。传统中国的文化，不论它的表现形式多么千姿百态，理念上是一元论的。“道”是中国文化的本原，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0）是也。道的基本结构是阴与阳，两者的关系是对应中有包容，包容中有统摄，阳在其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建立在观察和体验之上的这种原初自然哲学被推及到社会政治法律领域，汉代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的一段话可为经典。他说：“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之出也，常县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县于后而守空也。此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德礼之于刑罚，犹此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此为配天。”（21） 董仲舒所说的“合”是指合成，“兼”是兼有，“县”是悬的意思。通过这段引文，我们可以看到，在董仲舒眼里，万物的合成不出阴、阳两种要素，从自然万物到家庭社会再到国家法律，莫不如此。阴、阳虽相互兼有，但阳是处于前的积极要素，是本是主是进，因此对阴有统摄和支配作用；阴是悬于后的消极要素，是末是从是守，是故对阳有依附性。阴阳可以转换，但阳对阴的统摄和支配是绝对的；阳之所以可以统摄和支配阴，是因为阳有德性，或者说阳的德性大于阴。阴阳结合阳主阴从谓之道，道就是自然，就是和谐。所以，对于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可以说，这是传统中国二千年来的国家哲学和民间信仰，亦即人们所谓的天理。至此，我们终于可以明白，在传统中国文化中，世界万物都可以对应于阴阳而归于道，中国经济法律传统当然亦不例外。如农与商、土地国有与私有、农赋与商税、官工与私匠、官商与私商、专卖与自由贸易等，就像天与地、春与秋、人与物、官与民、义与利、公与私、善与恶一样，都是 阳与阴的对应与体现。因此，从“农本商末”到“重农抑商”，完全是合符阴阳之道的中国文化理念的体现。而且惟有这样，盛世才有望实现，因为有道则盛，无道则亡。这里所说的“道”贯通自然和人世，为数千年来传统中国人最基本的世界观。因此，在哲学上它可以称之为天理，政治上可称之为王道，法律上可称之为法理。其实，名异实同，一以贯之者天道也。按现代人的理解，天道的核心是自然而然的和谐。 如此看来，“重农抑商”成为统领中国经济法律传统的“纲”，完全是因为它上合天理（道）下符国情（经济社会事实），可谓是有道的法律传统，所以受到如此高度的重视也在情理之中。如何评价它，可以仁智各见。但我们从中起码可以获得这样一个认识，即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经济法律（传统）与社会盛衰的关联最后在于道，道可以不同，但不可以无道。 注释：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理论研究》（05JJD820014）部分成果。 （1）参见张中秋著：《法律与经济───传统中国经济的法律分析》（第一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参见陈振汉著：《步履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338页“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发达时代”。 （3）作为盛世的标志，往往是天下（中国）一统、疆域辽阔，经济繁荣、人丁兴旺，社会和谐、秩序安定，政治清明、世风淳朴，国力强大、万国（外邦）来朝，等等。相反，衰乱之世，必是天下（中国）分裂、疆土狭小，经济凋敝、人口凋零，社会混乱、生灵涂炭，官场黑暗、道德沦丧，国力孱弱、屈顺外敌，等等。用这些条件来衡量，西周的成康时期，西汉的文景武帝时期，唐朝前期，明永乐年间，清康雍乾时代，都可谓是典型的盛世，而王朝的末期一般都是衰世，其他则为平常之世。 （4）参见张中秋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9―109页。 （5）如《礼记？月令》曰：“……物勒工名，以考其成。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秦汉继承这一制度，凡百工劳作都必须严格遵守统一的质量规格和数量要求。《汉书？任敖传》注曰：“百工为器物，皆有尺寸斤两斛轻重之宜，使得其法。” 凡依范式制成的产品必须 “物勒工名”。近年来出土的东汉“乐浪王盱墓”中的一个漆杯上的铭文证实了这个制度在汉代是被严格执行的。其杯铭文曰：“蜀郡西王造，素工回，髹工鱼，泊工文，汜工廷，造工忠，护工卒旱，长汜、丞庚，掾翕，令史茂主。”（转引自张研等著：《中国经济法制史》，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由此铭文可见，一个漆杯不仅刻上了各道工序经手工匠的名，也勒有相关官吏的名。此后，从唐宋的《擅兴律》到明清的《工律》，都有关于这一制度的规定。 （6）参见前揭张中秋著：《法律与经济──传统中国经济的法律分析》（第一卷），第130―132页。 （7）参见前揭张中秋著：《法律与经济──传统中国经济的法律分析》（第一卷），第321―335页。 （8）参见张中秋著：《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述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93―102页。 （9）参见前揭张中秋著：《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述论》，第9―10页。 （10）参见王大庆著：《本与末──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11页，第283―299页。 （11）因为在传统中国，农业是其他经济（如工商、贸易、货币、消费等）存在和繁荣的前提。农业经济的核心条件是劳动力、土地以及劳动力与土地的合理结合。这三项核心条件的具备及其合理结合的实现，实质上都有赖于土地关系的法律调整，亦即法律确认和保护什么样的土地所有制，这是在根本上决定传统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例如，唐帝国在其前期比较成功地运用了律令这一有效的经济法律武器，保护和扩大了劳动力，调整和重新分配了土地（以丁男为均田的基本单位），使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比较合理，而且在律令的保障下，又使这种结合得以一定程度的实现，结果出现了社会经济由萧条到繁荣的发展。（参见前揭张中秋著：《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述论》，第3―31页） （12）农商对立和贫富两极分化往往紧张到了于国家稳定和社会道德都难以容忍的程度，这从晁错给皇帝的上书中可以看出。他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 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千百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邀，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后汉书？仲长统传》）面对这样危险的经济社会形势，汉朝诸帝尤其是从武帝开始，彻底放弃以往的放任政策，转而采用严厉的抑商措施，并借助法律予以严格执行，以期重整经济社会关系，使之相对合理化。 （13）《汉书？食货志》。 （14）按唐令规定，每丁男受田一顷（唐制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八十亩为口分。永业田可以传承，口分田在田主死后必须交还政府。因此，均田制下口分田一般不准买卖。《唐律疏议？户婚》“卖口分田”条律云：诸卖口分田者，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还本主，财没不追，即应合卖者，不用此律。“《唐律疏议》解释说：”即应合卖者，谓永业田家贫卖供葬，及口分田卖充宅及碾硙、邸店之类，狭乡乐迁就宽者，准令并许卖之。其赐田欲卖者，也不在禁限。其五品以上若勋官，永业田也并听卖，故云‘不用此律’。“ （15）《礼记？王制》。 （16）《诗经？小雅？北山》。 （17）《文献通考？田赋考》。 （18）《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曰：“辨天下之四人，使各专其业。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巧作贸易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工商皆谓家专其业，以求利者，其织纴组紃之类非也］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夺下人之利。” （19）参见《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中“名例”、“户婚”与“杂律”篇中的相关规定，尤其是在刑事方面，“良贱相殴”与“良贱相奸”的规定区分明显。 （20）《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万物，万物又回归于道。这种有机、整体、连续、自动的宇宙生成论，成中英和杜维明先生有较清晰的阐释。参见［美］成中英著：《论中西哲学精神》，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1年版，第216页及前后；W. M. Tu， The Continuity of Bing： Chinese Versions of Nature， Confucian Though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5， P. 38. （21）参见黄俊杰主编：《天道与人道》，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1―62页。

传统经济学理论范文第7篇

关键词: 行为财务理论;传统财务理论;有限理性

传统财务学作为一门较为成熟的理论学科,有其自身较为完善的体系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它始终假定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有充分的决策能力来进行有利于自身的决策,经济主体追求最优决策的价值判断依据直接构成了传统财务学尤其是价值管理的理论基础。在有效市场假设条件下,资本市场的股价即使出现偏离,也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接受过程中短时间的差异造成的。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能用传统财务理论解释的异常现象,因此,充分吸收了现代心理学和行为学理论的一种新的研究理论即行为财务理论随之兴起。该理论不仅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和研究范围,而且以人类现实的经济行为研究和分析传统财务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诸多财务问题。

一、行为财务理论的内涵及研究对象

行为财务理论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虽然已经有近30年的发展历史,但至今还没有一个为学术界所公认的严格定义。在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通常将人的心理活动行为结合到财务理论的研究中,并从财务行为发生、变化的内在心理机制以及心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入手,探索财务行为与其他经济现象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揭示财务现象的本质。

(一)行为财务理论的内涵

行为财务理论是将行为科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上的成果运用到金融市场中产生的理论体系,是传统经济学、传统财务学、心理学研究以及决策科学的综合体。其主要研究方法是基于心理学实验结果,提出投资者决策时的心理特征假设,研究投资者的实际投资决策行为,以及投资者在做出判断时是怎样出错的,或者说是研究投资者在决策或判断时的系统性偏差。它试图解释实证研究结果与传统财务理论不一致的异常之处。

概括起来,行为财务理论是在不断放宽甚至放弃传统财务理论的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的基础上,以人们决策过程中的实际心理特征为变量,研究金融市场异象、资产定价和投资组合等系列问题的一种理论体系。其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几方面:首先,行为财务理论是将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和财务学相结合的一种边缘性、交叉性理论体系。它不仅是在行为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延伸发展起来的,是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且在决策过程中,还考虑人们的认知、感情、态度等心理特征,兼顾了行为人的信念、偏好及与决策相关的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其次,行为财务理论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关于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的假定的影响,只注重投资决策模型对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的影响,更多的强调投资者非理性或者有限理性。第三,行为财务理论以人们实际决策心理为出发点,研究金融市场与传统财务理论相违背的异常现象和资产定价等问题。

(二)行为财务理论的研究对象

行为财务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财务领域的相关现象及其本质。由于行为财务理论研究的核心是财务主体的行为观念,而行为观念又必然会对财务信息的处理流程及其管理产生影响,包括对人们的动机形成、生产水平、决策动机、利益分配的影响。基于此,我们将行为财务理论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人们的行为和财务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行为财务理论不仅要研究人们的理性决策,而且也要研究与人们行为相关的人的心理感受、他人的行为和社会规范等。

二、行为财务理论的理论基础

(一)心理学基础

行为财务理论的发展与财务理论中引入心理学研究成果是分不开的。心理学家通过实验证明,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会明显地呈现出如下常见的心理特征:损失回避、心理账户、过度自信、后悔厌恶和确认偏差等。因而,传统财务理论与心理学研究的交叉为行为财务理论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心理学关于个体的判断与决策的突破性研究为行为财务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行为财务理论利用了投资者的信念、偏好以及决策相关的认知心理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只注重投资决策模型对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进行简单测度的范式,以“非理性或者有限理性”的投资者实际决策心理为出发点,研究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行为规律及其对市场价格的影响,从而更透彻、真实地刻画投资者行为,由此使行为财务理论以心理学对投资者实际决策过程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重新审视了整体市场的价格行为。

(二)行为经济学基础

实验经济学是在可控的条件下,针对某一现象,通过控制某些条件,观察决策者行为并分析实验结果,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目的是通过设计和模拟实验环境,探求经济行为的因果机制,验证经济理论或帮助政府制定经济政策。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被普遍看作是一种必须依赖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而不能依靠在实验室里做受控制的实验来进行研究的非实验性科学,其研究依赖于各种合理的假设,这些假设在决策中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尝试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修改和验证各种基本的经济学假设,使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实验和各种数据的收集,从而所得出的结论越来越贴近于现实。

行为经济学是伴随着实验经济学、经济心理学而产生的,是运用心理学、社会学、决策科学等理论和方法研究个人或群体的经济行为规律的科学。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以实际经验为根据,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有效市场和理性人的基本假设,认为现实中的人类的行为不只是自私的,他还会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制约,从而影响利益最大化要求的实现。

行为财务理论利用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修正了传统财务理论的基本假设,指出由于人们认知过程中的偏差和情绪等心理方面的原因会使其无法以理性人方式做出无偏估计,由此确定市场并非是完全有效的。

(三)传统财务学基础

行为财务理论并没有否定传统财务学理论,而是在接受人类行为具有效用最大化倾向的前提下,以人类行为有限理性为基础,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充,丰富其分析问题的视角。

尽管行为财务理论是在对传统财务理论的质疑中提出来的,但行为财务理论实际上是对传统财务理论的深化和拓展,我们不能将两者简单地对立起来。同时还应该看到,由于有限理性假设的复杂性和心理因素的不可度量性,行为财务理论尚不能完全对金融市场中的各种现象做出普遍的解释,两者实际上是紧密联系的,所以在研究和应用行为财务理论时,还应以科学的态度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分析、研究和实际应用中应当予以全面考虑,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

三、行为财务理论与传统财务理论的比较

尽管行为财务理论是在传统财务理论的基础上,对传统财务理论未能解释的金融市场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修缮,但从行为财务理论的内涵、研究对象及其理论基础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它和传统财务理论存在显著的差异。

(一)假设基础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人和有效市场假设基础之上的。然而,大量的实践观察和实证研究表明,心理因素会干扰这两个基础。基于此,行为财务理论对传统财务理论提出了质疑。首先,传统财务理论认为人都是理性人,有充分决策能力,能够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决策,追求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但行为财务理论通过大量的心理学和行为学研究,认为市场上投资者并非都是理性的而是有限理性的,在面临不确定的市场时,通常是以正常行为取性行为,用现实中投资者真实的行为模式替性行为假设。其次,传统财务理论把市场预设为一个完全有效的市场,这样,无论在何种情景下,投资者都可以运用有效市场,根据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从而做出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决策。行为财务学恰恰就是在这最基础的假设上,对传统财务理论进行了反思。行为财务理论认为,市场并不是完全有效的,这样的假设更贴近实际,也打破了传统财务理论的认知。第三,传统预期效用理论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它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当人们面临不确定性时,决策主体可以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加权估价,从而选择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方案。期望理论在预期效用理论重建过程中成为行为财务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期望理论成功地替代了传统预期效用理论,并且解释了不少预期效用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严格规定的理性。

(二)解决的问题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旨在解决两个问题:其一,通过最优决策模型解释什么是最优决策;其二,通过描述性决策模型探讨投资者的实际决策过程。传统财务理论已很好地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但是,由于该理论未充分考虑实际情况,投资者的实际决策并不一定是最优决策,因此,在解决第二个问题时遇到了困难。

在行为财务理论早期研究者kaheman和tver2sky的研究成果中把心理学与经济学融合到了一起,对不确定状态下人们如何做出判断和决策进行了研究,描述了不确定情况下人们进行决策判断的实际过程,解决了传统财务理论未能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三)对投资过程的认识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把投资过程看成是一个动态均衡过程,根据均衡原理,在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前提下推导出金融市场的均衡模型。行为财务理论基于心理学原理,把投资过程看成是一个心理过程,包括对市场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投资者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产生系统性的或非系统性的认知偏差或选择偏好。这些个体偏差加上金融市场上可能出现的群体偏差或羊群效应,可能导致投资中的决策偏差,使资产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从而导致资产定价的偏差。

(四)学科特征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是较为纯粹的、单一的财务理论学科,它是建立在经济学、管理学的基础上,并利用大量数学模型解决现实财务问题,具有数理财务学的特点。而行为财务理论则以心理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为依据,是传统经济学、传统财务理论、心理学研究以及决策科学的综合体,是一种交叉性、边缘性学科。行为财务理论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只注重最优决策模型,认为理性投资决策模型就是决定金融资产价格变化的实际投资决策模型的假设,开创了投资者实际上是如何进行决策的研究领域,从而把人的行为模式建立在更加现实的基础之上。

(五)研究方法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主要研究以财务预测、财务计划、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等财务方法,进行筹集资金、投资管理、成本管理、资本回收、资本分配等,其主要运用财务数学模型来分析财务问题和财务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依然坚持用理性人决策模型和预期效用理论来分析投资者行为和金融市场。它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且排斥实验的方法。

行为财务理论的研究通常是围绕一系列社会科学理论展开的,它建立在经济学、社会学、行为科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基础上,有独特的研究程序。该理论坚持经济学分析框架,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理性人假设,借鉴了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注重通过模拟实验来分析投资者的行为及其心理特征。

行为财务理论从20世纪80年展至今,越来越受到学者的注目。其创新之处不仅在于为财务领域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更在于它能够很好地指导客观实践,解释财务活动中的异常现象。行为财务理论在国外的研究己经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而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我们必须充分了解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把心理学、行为学理论充分结合,并运用到财务理论与实践领域中去,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行为财务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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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林钟高,谢生滕. 国外行为财务理论评述[ j ]. 铜陵学院学报, 2005, (4) : 20.

[ 3 ]张多蕾. 行为财务理论发展历程评述[ j ]. 广东财经职业学院学报, 2007, (4) : 18.

[ 4 ]余明江,谭小梅. 行为财务:综述与启示[ j ]. 新疆财经,2004, (4) : 75.

[ 5 ]宋志芳,董小红. 行为财务理论发展及运用[ j ]. 理论视野, 2007, (2) : 38.

[ 6 ]董志勇. 行为经济学[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305.

传统经济学理论范文第8篇

摘要:传统财务理论始终假定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有充分的决策能力来进行有利于自身的决策,经济主体追求最优决策的价值判断依据是该理论作用的基础。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财务理论悄然兴起且日渐发展,对原有财务理论框架下的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人假设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这一理论通过研究人们在投资决策过程中认知、情感、态度等心理特征,以及由此引起的市场非有效性,从而解释金融市场中的异常现象,以其真实市场行为的理论分析展示出自身广阔的发展前景。目前,行为财务理论已成为国内外财务学界研究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在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介绍了行为财务理论的内涵和研究对象,系统阐述了行为财务理论的理论基础,对行为财务理论与传统财务理论进行了比较。

关键词:行为财务理论;传统财务理论;有限理性

传统财务学作为一门较为成熟的理论学科,有其自身较为完善的体系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它始终假定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有充分的决策能力来进行有利于自身的决策,经济主体追求最优决策的价值判断依据直接构成了传统财务学尤其是价值管理的理论基础。在有效市场假设条件下,资本市场的股价即使出现偏离,也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接受过程中短时间的差异造成的。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能用传统财务理论解释的异常现象,因此,充分吸收了现代心理学和行为学理论的一种新的研究理论即行为财务理论随之兴起。该理论不仅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和研究范围,而且以人类现实的经济行为研究和分析传统财务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诸多财务问题。

一、行为财务理论的内涵及研究对象

行为财务理论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虽然已经有近30年的发展历史,但至今还没有一个为学术界所公认的严格定义。在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通常将人的心理活动行为结合到财务理论的研究中,并从财务行为发生、变化的内在心理机制以及心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入手,探索财务行为与其他经济现象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揭示财务现象的本质。

(一)行为财务理论的内涵

行为财务理论是将行为科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上的成果运用到金融市场中产生的理论体系,是传统经济学、传统财务学、心理学研究以及决策科学的综合体。其主要研究方法是基于心理学实验结果,提出投资者决策时的心理特征假设,研究投资者的实际投资决策行为,以及投资者在做出判断时是怎样出错的,或者说是研究投资者在决策或判断时的系统性偏差。它试图解释实证研究结果与传统财务理论不一致的异常之处。

概括起来,行为财务理论是在不断放宽甚至放弃传统财务理论的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的基础上,以人们决策过程中的实际心理特征为变量,研究金融市场异象、资产定价和投资组合等系列问题的一种理论体系。其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几方面:首先,行为财务理论是将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和财务学相结合的一种边缘性、交叉性理论体系。它不仅是在行为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延伸发展起来的,是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且在决策过程中,还考虑人们的认知、感情、态度等心理特征,兼顾了行为人的信念、偏好及与决策相关的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其次,行为财务理论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关于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的假定的影响,只注重投资决策模型对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的影响,更多的强调投资者非理性或者有限理性。第三,行为财务理论以人们实际决策心理为出发点,研究金融市场与传统财务理论相违背的异常现象和资产定价等问题。

(二)行为财务理论的研究对象

行为财务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财务领域的相关现象及其本质。由于行为财务理论研究的核心是财务主体的行为观念,而行为观念又必然会对财务信息的处理流程及其管理产生影响,包括对人们的动机形成、生产水平、决策动机、利益分配的影响。基于此,我们将行为财务理论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人们的行为和财务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行为财务理论不仅要研究人们的理性决策,而且也要研究与人们行为相关的人的心理感受、他人的行为和社会规范等。

二、行为财务理论的理论基础

(一)心理学基础

行为财务理论的发展与财务理论中引入心理学研究成果是分不开的。心理学家通过实验证明,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会明显地呈现出如下常见的心理特征:损失回避、心理账户、过度自信、后悔厌恶和确认偏差等。因而,传统财务理论与心理学研究的交叉为行为财务理论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心理学关于个体的判断与决策的突破性研究为行为财务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行为财务理论利用了投资者的信念、偏好以及决策相关的认知心理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只注重投资决策模型对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进行简单测度的范式,以“非理性或者有限理性”的投资者实际决策心理为出发点,研究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行为规律及其对市场价格的影响,从而更透彻、真实地刻画投资者行为,由此使行为财务理论以心理学对投资者实际决策过程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重新审视了整体市场的价格行为。

(二)行为经济学基础

实验经济学是在可控的条件下,针对某一现象,通过控制某些条件,观察决策者行为并分析实验结果,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目的是通过设计和模拟实验环境,探求经济行为的因果机制,验证经济理论或帮助政府制定经济政策。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被普遍看作是一种必须依赖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而不能依靠在实验室里做受控制的实验来进行研究的非实验性科学,其研究依赖于各种合理的假设,这些假设在决策中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尝试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修改和验证各种基本的经济学假设,使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实验和各种数据的收集,从而所得出的结论越来越贴近于现实。

行为经济学是伴随着实验经济学、经济心理学而产生的,是运用心理学、社会学、决策科学等理论和方法研究个人或群体的经济行为规律的科学。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以实际经验为根据,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有效市场和理性人的基本假设,认为现实中的人类的行为不只是自私的,他还会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制约,从而影响利益最大化要求的实现。

行为财务理论利用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修正了传统财务理论的基本假设,指出由于人们认知过程中的偏差和情绪等心理方面的原因会使其无法以理性人方式做出无偏估计,由此确定市场并非是完全有效的。

(三)传统财务学基础

行为财务理论并没有否定传统财务学理论,而是在接受人类行为具有效用最大化倾向的前提下,以人类行为有限理性为基础,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充,丰富其分析问题的视角。

尽管行为财务理论是在对传统财务理论的质疑中提出来的,但行为财务理论实际上是对传统财务理论的深化和拓展,我们不能将两者简单地对立起来。同时还应该看到,由于有限理性假设的复杂性和心理因素的不可度量性,行为财务理论尚不能完全对金融市场中的各种现象做出普遍的解释,两者实际上是紧密联系的,所以在研究和应用行为财务理论时,还应以科学的态度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分析、研究和实际应用中应当予以全面考虑,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

三、行为财务理论与传统财务理论的比较

尽管行为财务理论是在传统财务理论的基础上,对传统财务理论未能解释的金融市场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修缮,但从行为财务理论的内涵、研究对象及其理论基础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它和传统财务理论存在显著的差异。

(一)假设基础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人和有效市场假设基础之上的。然而,大量的实践观察和实证研究表明,心理因素会干扰这两个基础。基于此,行为财务理论对传统财务理论提出了质疑。首先,传统财务理论认为人都是理性人,有充分决策能力,能够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决策,追求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但行为财务理论通过大量的心理学和行为学研究,认为市场上投资者并非都是理性的而是有限理性的,在面临不确定的市场时,通常是以正常行为取,用现实中投资者真实的行为模式替假设。其次,传统财务理论把市场预设为一个完全有效的市场,这样,无论在何种情景下,投资者都可以运用有效市场,根据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从而做出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决策。行为财务学恰恰就是在这最基础的假设上,对传统财务理论进行了反思。行为财务理论认为,市场并不是完全有效的,这样的假设更贴近实际,也打破了传统财务理论的认知。第三,传统预期效用理论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它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当人们面临不确定性时,决策主体可以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加权估价,从而选择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方案。期望理论在预期效用理论重建过程中成为行为财务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期望理论成功地替代了传统预期效用理论,并且解释了不少预期效用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严格规定的理性。

(二)解决的问题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旨在解决两个问题:其一,通过最优决策模型解释什么是最优决策;其二,通过描述性决策模型探讨投资者的实际决策过程。传统财务理论已很好地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但是,由于该理论未充分考虑实际情况,投资者的实际决策并不一定是最优决策,因此,在解决第二个问题时遇到了困难。

在行为财务理论早期研究者Kaheman和Tver2sky的研究成果中把心理学与经济学融合到了一起,对不确定状态下人们如何做出判断和决策进行了研究,描述了不确定情况下人们进行决策判断的实际过程,解决了传统财务理论未能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三)对投资过程的认识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把投资过程看成是一个动态均衡过程,根据均衡原理,在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前提下推导出金融市场的均衡模型。行为财务理论基于心理学原理,把投资过程看成是一个心理过程,包括对市场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投资者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产生系统性的或非系统性的认知偏差或选择偏好。这些个体偏差加上金融市场上可能出现的群体偏差或羊群效应,可能导致投资中的决策偏差,使资产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从而导致资产定价的偏差。

(四)学科特征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是较为纯粹的、单一的财务理论学科,它是建立在经济学、管理学的基础上,并利用大量数学模型解决现实财务问题,具有数理财务学的特点。而行为财务理论则以心理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为依据,是传统经济学、传统财务理论、心理学研究以及决策科学的综合体,是一种交叉性、边缘性学科。行为财务理论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只注重最优决策模型,认为理性投资决策模型就是决定金融资产价格变化的实际投资决策模型的假设,开创了投资者实际上是如何进行决策的研究领域,从而把人的行为模式建立在更加现实的基础之上。

(五)研究方法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主要研究以财务预测、财务计划、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等财务方法,进行筹集资金、投资管理、成本管理、资本回收、资本分配等,其主要运用财务数学模型来分析财务问题和财务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依然坚持用理性人决策模型和预期效用理论来分析投资者行为和金融市场。它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且排斥实验的方法。

传统经济学理论范文第9篇

关键词:行为财务理论;传统财务理论;有限理性

传统财务学作为一门较为成熟的理论,有其自身较为完善的体系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它始终假定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有充分的决策能力来进行有利于自身的决策,经济主体追求最优决策的价值判断依据直接构成了传统财务学尤其是价值的理论基础。在有效市场假设条件下,资本市场的股价即使出现偏离,也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接受过程中短时间的差异造成的。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能用传统财务理论解释的异常现象,因此,充分吸收了现代心和行为学理论的一种新的研究理论即行为财务理论随之兴起。该理论不仅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和研究范围,而且以人类现实的经济行为研究和分析传统财务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诸多财务问题。

一、行为财务理论的内涵及研究对象

行为财务理论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虽然已经有近30年的发展,但至今还没有一个为学术界所公认的严格定义。在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通常将人的心理活动行为结合到财务理论的研究中,并从财务行为发生、变化的内在心理机制以及心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入手,探索财务行为与其他经济现象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揭示财务现象的本质。

(一)行为财务理论的内涵

行为财务理论是将行为科学、和认知科学上的成果运用到金融市场中产生的理论体系,是传统、传统财务学、心理学研究以及决策科学的综合体。其主要研究方法是基于心理学实验结果,提出投资者决策时的心理特征假设,研究投资者的实际投资决策行为,以及投资者在做出判断时是怎样出错的,或者说是研究投资者在决策或判断时的系统性偏差。它试图解释实证研究结果与传统财务理论不一致的异常之处。

概括起来,行为财务理论是在不断放宽甚至放弃传统财务理论的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的基础上,以人们决策过程中的实际心理特征为变量,研究金融市场异象、资产定价和投资组合等系列问题的一种理论体系。其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几方面:首先,行为财务理论是将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和财务学相结合的一种边缘性、交叉性理论体系。它不仅是在行为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延伸发展起来的,是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且在决策过程中,还考虑人们的认知、感情、态度等心理特征,兼顾了行为人的信念、偏好及与决策相关的认知心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其次,行为财务理论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关于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的假定的影响,只注重投资决策模型对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的影响,更多的强调投资者非理性或者有限理性。第三,行为财务理论以人们实际决策心理为出发点,研究金融市场与传统财务理论相违背的异常现象和资产定价等问题。

(二)行为财务理论的研究对象

行为财务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财务领域的相关现象及其本质。由于行为财务理论研究的核心是财务主体的行为观念,而行为观念又必然会对财务信息的处理流程及其管理产生影响,包括对人们的动机形成、生产水平、决策动机、利益分配的影响。基于此,我们将行为财务理论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人们的行为和财务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行为财务理论不仅要研究人们的理性决策,而且也要研究与人们行为相关的人的心理感受、他人的行为和社会规范等。

二、行为财务理论的理论基础

(一)心理学基础

行为财务理论的发展与财务理论中引入心理学研究成果是分不开的。心理学家通过实验证明,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会明显地呈现出如下常见的心理特征:损失回避、心理账户、过度自信、后悔厌恶和确认偏差等。因而,传统财务理论与心理学研究的交叉为行为财务理论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心理学关于个体的判断与决策的突破性研究为行为财务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行为财务理论利用了投资者的信念、偏好以及决策相关的认知心理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只注重投资决策模型对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进行简单测度的范式,以“非理性或者有限理性”的投资者实际决策心理为出发点,研究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行为规律及其对市场价格的影响,从而更透彻、真实地刻画投资者行为,由此使行为财务理论以心理学对投资者实际决策过程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重新审视了整体市场的价格行为。

(二)行为经济学基础

实验经济学是在可控的条件下,针对某一现象,通过控制某些条件,观察决策者行为并分析实验结果,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目的是通过设计和模拟实验,探求经济行为的因果机制,验证经济理论或帮助政府制定经济政策。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被普遍看作是一种必须依赖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而不能依靠在实验室里做受控制的实验来进行研究的非实验性科学,其研究依赖于各种合理的假设,这些假设在决策中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尝试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修改和验证各种基本的经济学假设,使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实验和各种数据的收集,从而所得出的结论越来越贴近于现实。

行为经济学是伴随着实验经济学、经济心理学而产生的,是运用心理学、社会学、决策科学等理论和方法研究个人或群体的经济行为规律的科学。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以实际经验为根据,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有效市场和理性人的基本假设,认为现实中的人类的行为不只是自私的,他还会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制约,从而影响利益最大化要求的实现。

行为财务理论利用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修正了传统财务理论的基本假设,指出由于人们认知过程中的偏差和情绪等心理方面的原因会使其无法以理性人方式做出无偏估计,由此确定市场并非是完全有效的。

(三)传统财务学基础

行为财务理论并没有否定传统财务学理论,而是在接受人类行为具有效用最大化倾向的前提下,以人类行为有限理性为基础,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充,丰富其分析问题的视角。

尽管行为财务理论是在对传统财务理论的质疑中提出来的,但行为财务理论实际上是对传统财务理论的深化和拓展,我们不能将两者简单地对立起来。同时还应该看到,由于有限理性假设的复杂性和心理因素的不可度量性,行为财务理论尚不能完全对金融市场中的各种现象做出普遍的解释,两者实际上是紧密联系的,所以在研究和行为财务理论时,还应以科学的态度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分析、研究和实际应用中应当予以全面考虑,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

三、行为财务理论与传统财务理论的比较

尽管行为财务理论是在传统财务理论的基础上,对传统财务理论未能解释的金融市场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修缮,但从行为财务理论的内涵、研究对象及其理论基础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它和传统财务理论存在显著的差异。

(一)假设基础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人和有效市场假设基础之上的。然而,大量的实践观察和实证研究表明,心理因素会干扰这两个基础。基于此,行为财务理论对传统财务理论提出了质疑。首先,传统财务理论认为人都是理性人,有充分决策能力,能够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决策,追求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但行为财务理论通过大量的心理学和行为学研究,认为市场上投资者并非都是理性的而是有限理性的,在面临不确定的市场时,通常是以正常行为取,用现实中投资者真实的行为模式替假设。其次,传统财务理论把市场预设为一个完全有效的市场,这样,无论在何种情景下,投资者都可以运用有效市场,根据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从而做出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决策。行为财务学恰恰就是在这最基础的假设上,对传统财务理论进行了反思。行为财务理论认为,市场并不是完全有效的,这样的假设更贴近实际,也打破了传统财务理论的认知。第三,传统预期效用理论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它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当人们面临不确定性时,决策主体可以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加权估价,从而选择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方案。期望理论在预期效用理论重建过程中成为行为财务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期望理论成功地替代了传统预期效用理论,并且解释了不少预期效用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严格规定的理性。

(二)解决的问题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旨在解决两个问题:其一,通过最优决策模型解释什么是最优决策;其二,通过描述性决策模型探讨投资者的实际决策过程。传统财务理论已很好地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但是,由于该理论未充分考虑实际情况,投资者的实际决策并不一定是最优决策,因此,在解决第二个问题时遇到了困难。

在行为财务理论早期研究者Kaheman和Tver2sky的研究成果中把心理学与经济学融合到了一起,对不确定状态下人们如何做出判断和决策进行了研究,描述了不确定情况下人们进行决策判断的实际过程,解决了传统财务理论未能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三)对投资过程的认识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把投资过程看成是一个动态均衡过程,根据均衡原理,在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前提下推导出金融市场的均衡模型。行为财务理论基于心理学原理,把投资过程看成是一个心理过程,包括对市场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投资者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产生系统性的或非系统性的认知偏差或选择偏好。这些个体偏差加上金融市场上可能出现的群体偏差或羊群效应,可能导致投资中的决策偏差,使资产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从而导致资产定价的偏差。

(四)学科特征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是较为纯粹的、单一的财务理论学科,它是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上,并利用大量模型解决现实财务问题,具有数理财务学的特点。而行为财务理论则以心理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为依据,是传统经济学、传统财务理论、心理学研究以及决策科学的综合体,是一种交叉性、边缘性学科。行为财务理论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只注重最优决策模型,认为理性投资决策模型就是决定金产价格变化的实际投资决策模型的假设,开创了投资者实际上是如何进行决策的研究领域,从而把人的行为模式建立在更加现实的基础之上。

(五)研究方法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主要研究以财务预测、财务计划、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等财务方法,进行筹集资金、投资管理、、资本回收、资本分配等,其主要运用财务数学模型来分析财务问题和的质量和效率,依然坚持用理性人决策模型和预期效用理论来分析投资者行为和金融市场。它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且排斥实验的方法。

行为财务理论的研究通常是围绕一系列社会科学理论展开的,它建立在经济学、社会学、行为科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基础上,有独特的研究程序。该理论坚持经济学分析框架,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理性人假设,借鉴了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注重通过模拟实验来分析投资者的行为及其心理特征。

行为财务理论从20世纪80年展至今,越来越受到学者的注目。其创新之处不仅在于为财务领域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更在于它能够很好地指导客观实践,解释财务活动中的异常现象。行为财务理论在国外的研究己经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而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我们必须充分了解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把心理学、行为学理论充分结合,并运用到财务理论与实践领域中去,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行为财务理论。

参考文献:

[1]祝涛.关于行为财务理论的几点思考[J].金融·财税,2005,(3):35.

[2]林钟高,谢生滕.国外行为财务理论评述[J].铜陵学院学报,2005,(4):20.

[3]张多蕾.行为财务理论发展历程评述[J].广东财经职业学院学报,2007,(4):18.

[4]余明江,谭小梅.行为财务:综述与启示[J].新疆财经,2004,(4):75.

[5]宋志芳,董小红.行为财务理论发展及运用[J].理论视野,2007,(2):38.

[6]董志勇.行为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05.

传统经济学理论范文第10篇

行为财务理论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虽然已经有近30年的发展历史,但至今还没有一个为学术界所公认的严格定义。在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通常将人的心理活动行为结合到财务理论的研究中,并从财务行为发生、变化的内在心理机制以及心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入手,探索财务行为与其他经济现象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揭示财务现象的本质。

(一)行为财务理论的内涵

行为财务理论是将行为科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上的成果运用到金融市场中产生的理论体系,是传统经济学、传统财务学、心理学研究以及决策科学的综合体。其主要研究方法是基于心理学实验结果,提出投资者决策时的心理特征假设,研究投资者的实际投资决策行为,以及投资者在做出判断时是怎样出错的,或者说是研究投资者在决策或判断时的系统性偏差。它试图解释实证研究结果与传统财务理论不一致的异常之处。

概括起来,行为财务理论是在不断放宽甚至放弃传统财务理论的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的基础上,以人们决策过程中的实际心理特征为变量,研究金融市场异象、资产定价和投资组合等系列问题的一种理论体系。其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几方面:首先,行为财务理论是将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和财务学相结合的一种边缘性、交叉性理论体系。它不仅是在行为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延伸发展起来的,是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且在决策过程中,还考虑人们的认知、感情、态度等心理特征,兼顾了行为人的信念、偏好及与决策相关的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其次,行为财务理论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关于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的假定的影响,只注重投资决策模型对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的影响,更多的强调投资者非理性或者有限理性。第三,行为财务理论以人们实际决策心理为出发点,研究金融市场与传统财务理论相违背的异常现象和资产定价等问题。

(二)行为财务理论的研究对象

行为财务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财务领域的相关现象及其本质。由于行为财务理论研究的核心是财务主体的行为观念,而行为观念又必然会对财务信息的处理流程及其管理产生影响,包括对人们的动机形成、生产水平、决策动机、利益分配的影响。基于此,我们将行为财务理论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人们的行为和财务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行为财务理论不仅要研究人们的理性决策,而且也要研究与人们行为相关的人的心理感受、他人的行为和社会规范等。

二、行为财务理论的理论基础

(一)心理学基础

行为财务理论的发展与财务理论中引入心理学研究成果是分不开的。心理学家通过实验证明,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会明显地呈现出如下常见的心理特征:损失回避、心理账户、过度自信、后悔厌恶和确认偏差等。因而,传统财务理论与心理学研究的交叉为行为财务理论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心理学关于个体的判断与决策的突破性研究为行为财务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行为财务理论利用了投资者的信念、偏好以及决策相关的认知心理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只注重投资决策模型对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进行简单测度的范式,以“非理性或者有限理性”的投资者实际决策心理为出发点,研究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行为规律及其对市场价格的影响,从而更透彻、真实地刻画投资者行为,由此使行为财务理论以心理学对投资者实际决策过程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重新审视了整体市场的价格行为。

(二)行为经济学基础

实验经济学是在可控的条件下,针对某一现象,通过控制某些条件,观察决策者行为并分析实验结果,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目的是通过设计和模拟实验环境,探求经济行为的因果机制,验证经济理论或帮助政府制定经济政策。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被普遍看作是一种必须依赖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而不能依靠在实验室里做受控制的实验来进行研究的非实验性科学,其研究依赖于各种合理的假设,这些假设在决策中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尝试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修改和验证各种基本的经济学假设,使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实验和各种数据的收集,从而所得出的结论越来越贴近于现实。

行为经济学是伴随着实验经济学、经济心理学而产生的,是运用心理学、社会学、决策科学等理论和方法研究个人或群体的经济行为规律的科学。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以实际经验为根据,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有效市场和理性人的基本假设,认为现实中的人类的行为不只是自私的,他还会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制约,从而影响利益最大化要求的实现。

行为财务理论利用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修正了传统财务理论的基本假设,指出由于人们认知过程中的偏差和情绪等心理方面的原因会使其无法以理性人方式做出无偏估计,由此确定市场并非是完全有效的。[(三)传统财务学基础

行为财务理论并没有否定传统财务学理论,而是在接受人类行为具有效用最大化倾向的前提下,以人类行为有限理性为基础,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充,丰富其分析问题的视角。

尽管行为财务理论是在对传统财务理论的质疑中提出来的,但行为财务理论实际上是对传统财务理论的深化和拓展,我们不能将两者简单地对立起来。同时还应该看到,由于有限理性假设的复杂性和心理因素的不可度量性,行为财务理论尚不能完全对金融市场中的各种现象做出普遍的解释,两者实际上是紧密联系的,所以在研究和应用行为财务理论时,还应以科学的态度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分析、研究和实际应用中应当予以全面考虑,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

三、行为财务理论与传统财务理论的比较

尽管行为财务理论是在传统财务理论的基础上,对传统财务理论未能解释的金融市场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修缮,但从行为财务理论的内涵、研究对象及其理论基础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它和传统财务理论存在显着的差异。

(一)假设基础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人和有效市场假设基础之上的。然而,大量的实践观察和实证研究表明,心理因素会干扰这两个基础。基于此,行为财务理论对传统财务理论提出了质疑。首先,传统财务理论认为人都是理性人,有充分决策能力,能够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决策,追求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但行为财务理论通过大量的心理学和行为学研究,认为市场上投资者并非都是理性的而是有限理性的,在面临不确定的市场时,通常是以正常行为取,用现实中投资者真实的行为模式替假设。其次,传统财务理论把市场预设为一个完全有效的市场,这样,无论在何种情景下,投资者都可以运用有效市场,根据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从而做出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决策。行为财务学恰恰就是在这最基础的假设上,对传统财务理论进行了反思。行为财务理论认为,市场并不是完全有效的,这样的假设更贴近实际,也打破了传统财务理论的认知。第三,传统预期效用理论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它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当人们面临不确定性时,决策主体可以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加权估价,从而选择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方案。期望理论在预期效用理论重建过程中成为行为财务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期望理论成功地替代了传统预期效用理论,并且解释了不少预期效用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严格规定的理性。

(二)解决的问题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旨在解决两个问题:其一,通过最优决策模型解释什么是最优决策;其二,通过描述性决策模型探讨投资者的实际决策过程。传统财务理论已很好地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但是,由于该理论未充分考虑实际情况,投资者的实际决策并不一定是最优决策,因此,在解决第二个问题时遇到了困难。

在行为财务理论早期研究者Kaheman和Tver2sky的研究成果中把心理学与经济学融合到了一起,对不确定状态下人们如何做出判断和决策进行了研究,描述了不确定情况下人们进行决策判断的实际过程,解决了传统财务理论未能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三)对投资过程的认识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把投资过程看成是一个动态均衡过程,根据均衡原理,在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前提下推导出金融市场的均衡模型。行为财务理论基于心理学原理,把投资过程看成是一个心理过程,包括对市场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投资者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产生系统性的或非系统性的认知偏差或选择偏好。这些个体偏差加上金融市场上可能出现的群体偏差或羊群效应,可能导致投资中的决策偏差,使资产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从而导致资产定价的偏差。

(四)学科特征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是较为纯粹的、单一的财务理论学科,它是建立在经济学、管理学的基础上,并利用大量数学模型解决现实财务问题,具有数理财务学的特点。而行为财务理论则以心理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为依据,是传统经济学、传统财务理论、心理学研究以及决策科学的综合体,是一种交叉性、边缘性学科。行为财务理论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只注重最优决策模型,认为理性投资决策模型就是决定金融资产价格变化的实际投资决策模型的假设,开创了投资者实际上是如何进行决策的研究领域,从而把人的行为模式建立在更加现实的基础之上。

(五)研究方法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主要研究以财务预测、财务计划、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等财务方法,进行筹集资金、投资管理、成本管理、资本回收、资本分配等,其主要运用财务数学模型来分析财务问题和财务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依然坚持用理性人决策模型和预期效用理论来分析投资者行为和金融市场。它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且排斥实验的方法。

行为财务理论的研究通常是围绕一系列社会科学理论展开的,它建立在经济学、社会学、行为科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基础上,有独特的研究程序。该理论坚持经济学分析框架,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理性人假设,借鉴了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注重通过模拟实验来分析投资者的行为及其心理特征。

行为财务理论从20世纪80年展至今,越来越受到学者的注目。其创新之处不仅在于为财务领域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更在于它能够很好地指导客观实践,解释财务活动中的异常现象。行为财务理论在国外的研究己经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而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我们必须充分了解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把心理学、行为学理论充分结合,并运用到财务理论与实践领域中去,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行为财务理论新晨

参考文献:

[1]祝涛.关于行为财务理论的几点思考[J].金融·财税,2005,(3):35.

[2]林钟高,谢生滕.国外行为财务理论评述[J].铜陵学院学报,2005,(4):20.

[3]张多蕾.行为财务理论发展历程评述[J].广东财经职业学院学报,2007,(4):18.

[4]余明江,谭小梅.行为财务:综述与启示[J].新疆财经,2004,(4):75.

[5]宋志芳,董小红.行为财务理论发展及运用[J].理论视野,2007,(2):38.

[6]董志勇.行为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05.

[7]张庆,黄永波.行为财务理论评析[J].参考资料·会计,2007,(20):5.

[8]李心丹.行为、理论与金融:行为金融学革命[A].现代金融学前沿[C].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64

传统经济学理论范文第11篇

 

一、对中国农业经济学有重要影响的三种农业经济理论

 

目前对中国农业经济学影响较大的理论大致有三种:一是由前苏联农业经济学教科书演变而来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也被称为“传统农业经济学”;第二种是以美国的农场管理理论和西方农业理论为代表的西方农业经济理论;第三种是二战以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中的农业理论。

 

所谓的“传统农业经济学”是在中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中国农业经济现象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形成的。从形成的渊源上看，它有两个理论来源。一个是来自前苏联的农业经济学，这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融进了前苏联农业政策解释。到20世纪50年代己经演变成了一个教条体系。第二个渊源则来自中国经济建设政策的诠释，是在中国农业政策寻求理论解释过程中对引进的理论的改造结果。“传统农业经济学”就是这个体系较常用的称谓。

 

也正因为这个体系有上述两个主要的理论渊源，所以，这个体系理论形式上一方面注重理论的逻辑演绎，注重从“经典”出发进行理论的推演，表现出极强的思维理性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偏重于对现行政策的解释，这种解释往往又与己有的理论严重脱节，显得十分牵强而缺乏理性。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几乎贯穿了传统农业经济学体系的全部，成为它的一个主要特征。

 

另一个对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农业经济理论是西方的农业经济理论。作为现代农业经济理论，它是近二十年才引入中国并发展起来，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该种理论基本上是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具有强烈的经济理性。就其理论本身而言，它由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以美国的农场管理理论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微观理论。这种研究是以既定的宏观农业政策为前提，立足于农业微观行为的研究和分析，致力于农业企业(农场)的微观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西方农业经济学的这种微观研究己经有越来越多的微观管理理论渗透其中，出现了与管理学理论合流的倾向。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农业政策的研究者更多的是理论经济学者，也就是说，农业的宏观经济理论在西方己经融于一般的经济理论之中，任何农业经济政策的研究都是以更大的经济系统的运行状况为背景，而农业经济理论只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内容或方面。所以，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没有相对独立的农业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第三个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有重大影响的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的开发与发展为目标，用西方的经济理论和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増长与发展，并在这个研究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学领域。严格地说，发展经济学是一个“理论群%它是由众多学说集合而成的。在发展理论中，农业经济理论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为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是不发达的农业国，农业在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份额。研究这些国家的经济増长与发展，不可能不以农业的増长与发展为其开端和立足点。发展经济学是西方经济理论系统中的一个内容，它的理论源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又直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发展经济学的进展己经越来越多地引起发展中国家农业理论研究者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经济学越来越多地与其他相关学科融汇在一起。西方学者在研究发展问题时更倾向于使用“发展理论’，他们主张将经济开发与社会进步的研究融于一体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视角研究经济开发，成为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其他相邻学科一如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对发展问题的积极介入，引致发展理论在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上的创新，使发展理论的研究进入了微观领域所提出的宏观政策主张更注意其微观基础和可操作性。

 

二、三种农业经济理论的评价

 

对经济理论的评价如果离开了特定的背景、目标和准则，评价将不可能科学地进行。对三种农业经济理论评价的目的在于探索中国农业经济理论发展趋向和路径，这个探索应该植根于中国现实的经济运行和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因此，对这三种农业经济理论评价也是立足于中国经济的现实和中国的文化价值观。这个评价应该在三个层面上的进行:理论的目标、研究方法和经济学的价值观。

 

“传统农业经济学”是建立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之上的，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强烈影响。因此，它作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将注意力集中在建立新的农业经济体系，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探索。这个探索因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而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50年代初，中国从前苏联引进经济学理论以及原封不动地复制过来，并在以后的本土化过程中不断地被强化和走向极端。相反，苏俄时期那些有价值的农业经济理论，如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理论(或被称为小农经济理论)却从未为中国的农业经济理论研究者们所关注。因此，中国农业经济理论探索从开始就进入了一个人为的误区，这个探索除了人为的设置了许多禁区外，在研究方法论上也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即从“经典著作”中找到既定的“最优解”，然后设法寻求达到这个最优解的路径，而从根本上忽视了这个‘最优解”的基本前提。在这种方法论引导下的理论探索，只能越来越远地脱离中国农业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不可能对中国农业经济运行作出准确的描述、分析和判断，最终必然远离中国农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目标。

 

中国农业经济之所以在50年代能迅速地接受前苏联的农业经济理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固有的平均主义特质是一个重要原因。前苏联的农业经济理论中突出的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和中国传统的平均主义价值观有较高的一致性。前苏联的经济理论在中国没有遭到任何排斥和抵抗，价值观的暗合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潜在功能。

 

“传统农业经济学”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到今天己经具有了更多的政策解释倾向，这种越来越强的政策解释和政策解释取向，使中国农业经济理论陷入停滞和封闭，日益脱离作为其母体的理论经济学的发展。

 

西方农业理论(在中国被称为西方农业经济学)是以西方理论经济学为基础的，它甚至没有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逐渐完善起来的。也就是说，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是在解决其工业化的问题中完善起来的。因此，西方的经济理论从其开端即具有较广阔的视野，它随着国民经济的一体化逐渐将其理论延伸的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在西方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由于较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一体化过程，很少有前苏联和中国这样的条块分割的经济现实，所以，不可能有相对独立的“部门经济学”如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但却不乏将一般的、抽象的经济理论运用于部门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西方的农业理论就是以一般的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研究框架，它就是理论经济学的一部分。

 

在西方的农业理论被引进中国时，人们往往愿意农业经济理论的时候，斯大林模式的农业经济理论被将西方的农业理论“拿来”直接解释中国的农业经济现实，企图在这种解释中完成对传统农业经济学的改造。这种努力多归于失败。在传统的思维模式引导下，将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一个部分的农业理论割裂出来作为“西方农业经济学”学习和应用是不可能收到预期效果的。

 

效率优先是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不可能不影响西方的农业经济理论和农业微观管理理论。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经济学领域曾发生过的关于“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其实质就是传统经济学面临西方经济学大举“入侵”时的一种必然的、本能的反应，即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在研究的技术路线上，西方的农业理论更倾向于用实证的方法，以效率为目标去选择技术途径，而不是企图用制度去创造技术。

 

发展经济学沿袭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基本方法。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同样表现出强烈的经济学理性，这种经济理性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基础。所以，在早期的发展经济理论中蕴涵着根本的、甚至是致命的矛盾，即价值冲突。这种冲突在发展理论切入了发展中国家较深层次问题时就凸现出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发展理论引导下，虽然获得了短暂的经济増长，却付出了沉重的社会发展代价，最终延迟了经济増长。

 

早期发展经济学是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经济结构的研究，而没有进入微观领域。这种研究其实是以发展中国家具有与发达国家相同或相似的微观结构为隐含前提的，这个前提下的宏观研究提出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也许能畅行一时，但在进入更深层的经济领域涉及到社会、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等领域时，这个经济理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发展经济学一旦进入了发展中国家微观经济结构，立即强烈地意识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研究，仅仅有经济学的理性是不够的。经济学的理性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结构规律，但在结构的深处，却可能遇到诸如价值观这样的非理性因素的强烈抵抗，这是经济学的理性无法逾越的，也不能要求经济学的理性具有解释和消融这种非理性因素的扰动的能力。所以，现展理论的外延远远超过了“发展经济学”所能覆盖的范围。影响经济増长与发展的诸多非理性因素进入了这个理论的视野，强调基本价值观的融合在经济増长与发展中的意义;注意非经济行为对微济増长和发展的拉动或阻碍等等，这些都引起发展经济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发展理论的这种变化，己经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近年来，中国的农业经济学者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农村微观社会的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増长和发展关系，“农业经济学”己经悄悄地演变成为“农村经济学”。

 

与此同时，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也有了许多变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如边际分析在发展经济学中的统治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但是，现展理论除了一如既往地使用经济学的经典方法外，越来越多邻近学科的方法论被吸收成为发展理论方法论体系的内容。其中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对社会结构研究的方法大量地被经济学研究者吸收，用以在微观和宏观的层面上研讨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互动关系。这样，发展经济学在进入微观领域后就突破了经济学的传统边界，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相融合。这种方法论上的突破己经影响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学者，从而对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带动中国农业经济学全面突破旧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

 

三、中国农业经济理论未来的展望

 

传统的农业经济在过去20中己经逐步地开始了对自身的理论改造。这个改造过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将农业经济作为国民经济整体的一个产业部门，农业经济学逐渐成为产业经济学的一个部分，农业经济学也因此渐渐融入理论经济学之中;②将农业经济现象与农村社会结构结合在一起研究，农业经济学的研究逐渐由过去的“部门经济学”演变成为区域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渐渐地演变为农村经济学;③由政策解释功能转变为政策研究功能。

 

(1)农业经济学融入理论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经济。在旧的条块分割体制下，特别是50年代以来形成的二元经济格局中，农业经济的运行相对地独立于其它经济部门，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在对这种具有相对独立性、封闭的农业经济运行过程的解释中形成的传统农业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封闭的研究方法。这种传统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研究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虽然如此，现代经济学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己经很深入的影响了传统农业经济学，并逐渐地改造了它，农业经济学作为现代产业经济学的一个部分正在融入现代经济(2)由部门经济学向区域经济学转变。传统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按国民经济部门的分工来划分的。这种学科划分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块分割的经济运行状态是一致的。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这种条块分割的局面被冲破，农业经济的研究对象被扩展为农村经济。传统农业经济学要继续解释农村经济的新情况，就必须改变旧的研究框架，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在对改革过程的不断跟进和解释中，逐渐朝具有区域经济理论特征的方向演变。

传统经济学理论范文第12篇

行为财务理论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虽然已经有近30年的发展历史,但至今还没有一个为学术界所公认的严格定义。在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通常将人的心理活动行为结合到财务理论的研究中,并从财务行为发生、变化的内在心理机制以及心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入手,探索财务行为与其他经济现象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揭示财务现象的本质。

(一)行为财务理论的内涵

行为财务理论是将行为科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上的成果运用到金融市场中产生的理论体系,是传统经济学、传统财务学、心理学研究以及决策科学的综合体。其主要研究方法是基于心理学实验结果,提出投资者决策时的心理特征假设,研究投资者的实际投资决策行为,以及投资者在做出判断时是怎样出错的,或者说是研究投资者在决策或判断时的系统性偏差。它试图解释实证研究结果与传统财务理论不一致的异常之处。

概括起来,行为财务理论是在不断放宽甚至放弃传统财务理论的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的基础上,以人们决策过程中的实际心理特征为变量,研究金融市场异象、资产定价和投资组合等系列问题的一种理论体系。其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几方面:首先,行为财务理论是将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和财务学相结合的一种边缘性、交叉性理论体系。它不仅是在行为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延伸发展起来的,是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且在决策过程中,还考虑人们的认知、感情、态度等心理特征,兼顾了行为人的信念、偏好及与决策相关的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其次,行为财务理论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关于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的假定的影响,只注重投资决策模型对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的影响,更多的强调投资者非理性或者有限理性。第三,行为财务理论以人们实际决策心理为出发点,研究金融市场与传统财务理论相违背的异常现象和资产定价等问题。

(二)行为财务理论的研究对象

行为财务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财务领域的相关现象及其本质。由于行为财务理论研究的核心是财务主体的行为观念,而行为观念又必然会对财务信息的处理流程及其管理产生影响,包括对人们的动机形成、生产水平、决策动机、利益分配的影响。基于此,我们将行为财务理论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人们的行为和财务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行为财务理论不仅要研究人们的理性决策,而且也要研究与人们行为相关的人的心理感受、他人的行为和社会规范等。

二、行为财务理论的理论基础

(一)心理学基础

行为财务理论的发展与财务理论中引入心理学研究成果是分不开的。心理学家通过实验证明,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会明显地呈现出如下常见的心理特征:损失回避、心理账户、过度自信、后悔厌恶和确认偏差等。因而,传统财务理论与心理学研究的交叉为行为财务理论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心理学关于个体的判断与决策的突破性研究为行为财务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行为财务理论利用了投资者的信念、偏好以及决策相关的认知心理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只注重投资决策模型对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进行简单测度的范式,以“非理性或者有限理性”的投资者实际决策心理为出发点,研究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行为规律及其对市场价格的影响,从而更透彻、真实地刻画投资者行为,由此使行为财务理论以心理学对投资者实际决策过程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重新审视了整体市场的价格行为。

(二)行为经济学基础

实验经济学是在可控的条件下,针对某一现象,通过控制某些条件,观察决策者行为并分析实验结果,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目的是通过设计和模拟实验环境,探求经济行为的因果机制,验证经济理论或帮助政府制定经济政策。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被普遍看作是一种必须依赖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而不能依靠在实验室里做受控制的实验来进行研究的非实验性科学,其研究依赖于各种合理的假设,这些假设在决策中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尝试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修改和验证各种基本的经济学假设,使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实验和各种数据的收集,从而所得出的结论越来越贴近于现实。

行为经济学是伴随着实验经济学、经济心理学而产生的,是运用心理学、社会学、决策科学等理论和方法研究个人或群体的经济行为规律的科学。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以实际经验为根据,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有效市场和理性人的基本假设,认为现实中的人类的行为不只是自私的,他还会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制约,从而影响利益最大化要求的实现。

行为财务理论利用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修正了传统财务理论的基本假设,指出由于人们认知过程中的偏差和情绪等心理方面的原因会使其无法以理性人方式做出无偏估计,由此确定市场并非是完全有效的。

(三)传统财务学基础

行为财务理论并没有否定传统财务学理论,而是在接受人类行为具有效用最大化倾向的前提下,以人类行为有限理性为基础,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充,丰富其分析问题的视角。

尽管行为财务理论是在对传统财务理论的质疑中提出来的,但行为财务理论实际上是对传统财务理论的深化和拓展,我们不能将两者简单地对立起来。同时还应该看到,由于有限理性假设的复杂性和心理因素的不可度量性,行为财务理论尚不能完全对金融市场中的各种现象做出普遍的解释,两者实际上是紧密联系的,所以在研究和应用行为财务理论时,还应以科学的态度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分析、研究和实际应用中应当予以全面考虑,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

三、行为财务理论与传统财务理论的比较

尽管行为财务理论是在传统财务理论的基础上,对传统财务理论未能解释的金融市场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修缮,但从行为财务理论的内涵、研究对象及其理论基础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它和传统财务理论存在显著的差异。

(一)假设基础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人和有效市场假设基础之上的。然而,大量的实践观察和实证研究表明,心理因素会干扰这两个基础。基于此,行为财务理论对传统财务理论提出了质疑。首先,传统财务理论认为人都是理性人,有充分决策能力,能够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决策,追求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但行为财务理论通过大量的心理学和行为学研究,认为市场上投资者并非都是理性的而是有限理性的,在面临不确定的市场时,通常是以正常行为取,用现实中投资者真实的行为模式替假设。其次,传统财务理论把市场预设为一个完全有效的市场,这样,无论在何种情景下,投资者都可以运用有效市场,根据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从而做出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决策。行为财务学恰恰就是在这最基础的假设上,对传统财务理论进行了反思。行为财务理论认为,市场并不是完全有效的,这样的假设更贴近实际,也打破了传统财务理论的认知。第三,传统预期效用理论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它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当人们面临不确定性时,决策主体可以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加权估价,从而选择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方案。期望理论在预期效用理论重建过程中成为行为财务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期望理论成功地替代了传统预期效用理论,并且解释了不少预期效用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严格规定的理性。

(二)解决的问题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旨在解决两个问题:其一,通过最优决策模型解释什么是最优决策;其二,通过描述性决策模型探讨投资者的实际决策过程。传统财务理论已很好地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但是,由于该理论未充分考虑实际情况,投资者的实际决策并不一定是最优决策,因此,在解决第二个问题时遇到了困难。

在行为财务理论早期研究者Kaheman和Tver2sky的研究成果中把心理学与经济学融合到了一起,对不确定状态下人们如何做出判断和决策进行了研究,描述了不确定情况下人们进行决策判断的实际过程,解决了传统财务理论未能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三)对投资过程的认识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把投资过程看成是一个动态均衡过程,根据均衡原理,在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前提下推导出金融市场的均衡模型。行为财务理论基于心理学原理,把投资过程看成是一个心理过程,包括对市场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投资者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产生系统性的或非系统性的认知偏差或选择偏好。这些个体偏差加上金融市场上可能出现的群体偏差或羊群效应,可能导致投资中的决策偏差,使资产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从而导致资产定价的偏差。

(四)学科特征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是较为纯粹的、单一的财务理论学科,它是建立在经济学、管理学的基础上,并利用大量数学模型解决现实财务问题,具有数理财务学的特点。而行为财务理论则以心理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为依据,是传统经济学、传统财务理论、心理学研究以及决策科学的综合体,是一种交叉性、边缘性学科。行为财务理论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只注重最优决策模型,认为理性投资决策模型就是决定金融资产价格变化的实际投资决策模型的假设,开创了投资者实际上是如何进行决策的研究领域,从而把人的行为模式建立在更加现实的基础之上。

(五)研究方法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主要研究以财务预测、财务计划、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等财务方法,进行筹集资金、投资管理、成本管理、资本回收、资本分配等,其主要运用财务数学模型来分析财务问题和财务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依然坚持用理性人决策模型和预期效用理论来分析投资者行为和金融市场。它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且排斥实验的方法。

行为财务理论的研究通常是围绕一系列社会科学理论展开的,它建立在经济学、社会学、行为科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基础上,有独特的研究程序。该理论坚持经济学分析框架,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理性人假设,借鉴了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注重通过模拟实验来分析投资者的行为及其心理特征。

行为财务理论从20世纪80年展至今,越来越受到学者的注目。其创新之处不仅在于为财务领域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更在于它能够很好地指导客观实践,解释财务活动中的异常现象。行为财务理论在国外的研究己经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而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我们必须充分了解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把心理学、行为学理论充分结合,并运用到财务理论与实践领域中去,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行为财务理论。

参考文献:

[1]祝涛.关于行为财务理论的几点思考[J].金融·财税,2005,(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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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多蕾.行为财务理论发展历程评述[J].广东财经职业学院学报,2007,(4):18.

[4]余明江,谭小梅.行为财务:综述与启示[J].新疆财经,2004,(4):75.

[5]宋志芳,董小红.行为财务理论发展及运用[J].理论视野,2007,(2):38.

[6]董志勇.行为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05.

[7]张庆,黄永波.行为财务理论评析[J].参考资料·会计,2007,(20):5.

[8]李心丹.行为、理论与金融:行为金融学革命[A].现代金融学前沿[C].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64.

传统经济学理论范文第13篇

［关键词］ 范式 经济学理论 探微

一、理论范式的由来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系统阐述的。由于范式概念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观的中心，他试图以此来概括和描述多个领域的现实科学，而不仅仅是对科学史和哲学感兴趣，因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库恩思想的这一特征，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引述库恩的某一解释来阐述自己的问题。因而不免出现某些偏差。

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对库恩的范式观作了系统的考察，他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列举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像，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虽然范式的首要含义在哲学方面，这也是库恩范式的基本部分，但是，库恩的创见和独到之处则在于范式的社会学含义和构造功能。与一般科学哲学思维的抽象性相反，库恩特别强调科学的具体性，并把具体性看作是科学的基本特性，因为他认为，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这样一来，库恩也就把具体性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核心，在实际的“图像”、“模型”和“哲学”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使自己的思想与其他科学哲学区别开来。库恩的构造范式就是这种实际的“图像”和“模型”，它不仅使常规科学解疑难的活动得以完成，从而成为开启新学科的契机和手段，而且在应用模型和形而上学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解决了从一般哲学理论转向实际科学理论的途径问题。

二、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的理论范式

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中，效率中心也是看得出来的，传统经济学其所以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所依赖的正是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其所以特别强调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因为在它看来，只有这样做才能减少和避免失衡和浪费，从而获得和保持经济运行的效率；传统经济学把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提出“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作为“贯穿全书的红线”，是其中对经济效率中心表述得最清楚的。但是，在传统经济学中，效率中心的思想和观念并不十分坚定，也没有贯彻到底，当传统经济学致力于政策解释、道德说教和价值判断时，往往就离开了效率中心，甚至用公平、平等代替了效率。

三、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方式的理论范式

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都离不开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但这种考察在每一种理论中都有着明显的不同。亚当斯密对之进行了初步而全面的考察，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在《国富论》中，斯密提出了“简单天赋自由体制”或称自由竞争、自动调节的市场模式，建立了一个进行经济分析的原始模型，但又不把它作为一个假定的抽象概念，无条件地、绝对地坚持它，而是提出了种种限制和例外，表现了对其他交易方式的肯定。

马克思继承和发扬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全面考察了分工和交换、生产和交往、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恩格斯把生产和交换看作经济曲线的纵坐标和横坐标；马克思特别注重于人与人之间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分析，同时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全体自由人的联合”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从而以人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交互影响为基础，描绘了一幅历史发展的图画。

四、对经济活动统一解释的理论范式

新制度经济学坚持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不仅坚持了康芒斯提出的交易和交易方式的概念，用它来代替生产关系和交往方式之类的抽象概念，以为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进而考察了除市场交易以外的其他交易方式，而且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将其纳入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分析之中，对分工、交易和合作，即人类的全部经济活动做出了统一的解释。

新古典经济学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范式。这集中反映在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中。它分析了资源配置和生产费用，考察了规模经济和技术选择，还讨论了市场结构，也就是考察了分工的状况和经济性。新古典理论也考察了合作问题，但是基于对交易问题的局限性，其对合作的考察仅仅限于市场中一拍即合的买卖关系和和谐的竞争关系，也就是说，在新古典理论看来，人们之间的合作是无阻碍、无摩擦，因而是无条件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特征不在于它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而在于这种分析的片面性，即它只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一种情况，也就是只分析了它们的物质技术联系和物质技术特征。

传统经济学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也背离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而与新古典理论颇为相似，二者既有一致之处，也有自己不同的地方。如果说新古典理论把分工看作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那么，传统经济学则把分工看作是计划配置的产物，二者的分析角度一样，说明的问题相同，但后者比前者更粗糙、更片面。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在缺乏交易方式概念和理论的情况下，对市场和市场交易作了比较深入、比较成功的分析，那么，在传统经济学中，虽然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了交往方式的概念，并宣称要以其为主要考察对象，但对市场和市场交易是排斥的，其分析是残缺的，与此相适应，在实践中，市场和市场交易是受控制的，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它对其他交往方式的考察如果有的话，也是空洞的。至于对合作和合作秩序的分析，传统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非常相似，都是考察了一种无矛盾、无摩擦的理想状态。因而其解释能力和现实意义都非常有限。

参考文献：

［1］玛格丽特・玛斯特曼著．范式的本质．批判与知识的增长（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

［2］孙冶方著．社会主义经济论稿．人民出版社，1985．

［3］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

［4］马克思和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

传统经济学理论范文第14篇

早在200年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已经开始对人类经济行为背后影响因素心理学基础进行关注。斯密在1859年《道德情操论》提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情感与理智的斗争产物，虽然行为动机由情绪主导，但人们却会在理智的驱使下审视自己的每一步行动。斯密还提出当我们从好的环境变化到坏的环境时比我们从坏的环境变化到好的环境感受更深，即人类是损失厌恶的，斯密已经初步注意到心理对个体行为的作用并洞察了个体行为的心理学原则。

约翰穆勒于1836年《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学问的哲学方法》中提出经纪人的假设，把人看作必然是在现有知识水平上以最少劳动和最小生理节制获取最多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或者只把人看作是渴望占有财富，并能对达到目的的各种手段的有效性进行比较。简言之，就是把人看作是理性、自利、谋求利益最大化的。这也就是后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经纪人学说的基本内涵。这种逐利动机其实也是对人活动一般心理规律的分析，约翰穆勒把这种动机引申为人类一般的、普遍的经济活动规律，并且上升为经济学的一般规律法则。只是传统经济学把人类这种逐利的理性当作超历史的、不变的、永恒的人类本性，而忽略了人类其他的心理活动或心理反应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并且人被抽象为一种总是不可救药地受纯粹自私动力支配，没有任何良好动机的存在，一种在心理活动作用上互不相关的孤立的生物。

效用理论和预期理论的发展。19世纪经济学家引入效用概念解释消费者心理感受和主观价值。效用是指消费者从消费某种物品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一般采用两种分析工具或分析方法:一种是以基数效用论为基础的边际效用分析;一种是以序数效用论为基础的无差异曲线分析。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消费者均衡理论，用以解释消费者行为。效用是一种心理感觉，是一个将心理现象和经济现象相联系的概念，效用理论也是将心理分析运用到经济现象分析中的典型例子，该理论也为市场经济活动提供了理论指导，即企业在决定生产什么时首先要考虑商品能给消费者带来多大效用，就要分析消费者的心理，满足消费者的偏好。作为一个科学、完整的理论，效用理论成为现代决策论、对策论和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预期是一种心理现象和心理范畴，几乎影响到人类的一切行为。经济学中的预期指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未来的变化方向和变化程度的一种事前估计。经济学家运用预期理论分析经济现象最早可以追溯到蛛网理论中价格预期问题，而凯恩斯的资产、资本的未来收益的预期也包含着预期的因素。按照预期产生不同机制，经济学家将预期分类为静态预期、非理性预期、适应性预期和和理性预期四类，从而将预期理论更加合理化、科学化，减少了人类心理预期的盲目性、主观性。预期理论在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凸显其强大的作用，从凯恩斯《通论》中非理性预期解释投资者对未来投资预期对投资的影响、菲利普的《超通货膨胀的货币动态理论》适应性预期解释通货膨胀理论、弗里德曼单一规则货币政策理论中对预期因素的考虑到预期理论对股市分析、货币政策制定的作用，无不体现了预期理论的身影。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初，罗伯特E卢卡斯将理性预期理论运用到稳定性经济政策中，逐渐形成了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成为理论和经验宏观经济学中最具 挑战性的概念之一。

心理分析法还体现在解释消费者行为中的攀比心理、失业理论中工资刚性理论、博弈理论、福利经济学等众多经济理论和经济现象方面，可以说心理分析法贯穿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各个方面，包括消费者个人行为、厂商行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制定、金融投资等，应运领域涵盖了产品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经济学分析。

然而20世纪中后期以后，主流经济学的古典经济学假设和分析方法日益受到质疑和挑战，有限的心理分析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学发展的需要，而现代心理学的快速发展，使心理分析法极大丰富了人类对经济行为的分析和认识，并且也更加接近于真实的经纪人理念，以此 为基础，行为经济学随之诞生了。

二、经济学中心理学分析法的发展行为经济学的诞生与发展

20世纪7080年代间，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预侧的心理学》、《注意与意志》、《前景理论风险条件下的决策分析》、《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见》、《公平和经济学的假设》，将来自心理研究领域的综合洞察力应用在了经济学当中，尤其是在不确定情况下的人为判断和决策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从而摘得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卡尼曼教授等人从实证出发，从人自身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出发，进而揭示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其矛头直指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基础理性人假定。其突出贡献在于用认知心理学分析方法研究人类的判断和决策行为，将心理学研究方法与经济学研究融合在一起。以卡尼曼理论为基础，诞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经济学分支学科。

卡尼曼等人主要观点包括:(1)通常人们无法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和概率的知识，全面地分析问题和进行权衡;相反，人们在判断时往往依赖于一些启发式思考，决策变得轻松了，但准确性却降低了。(2)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卡尼曼从人自身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出发，揭示了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系统阐述了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表明人的行为会系统性地偏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矛头直指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基础理性人假定，这一观点对主流经济学形成了挑战。

行为经济学主要理论包括:

(1)前景理论，其基本原理包括: ①多数人面临获得时是风险规避的;②多数人面临损失时风险偏好的;③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正由于这种敏感差异，损失时的痛苦感要大于获得时的快乐感。可以看出，作为前景理论基石的心理学分析方法对经济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传统的经济学强调理性行为，而行为经济学则重视非理性行为的分析。另外，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始终将经济主体作为非变量来研究的，而行为经济学则将经济主体作为变量来研究，并且强调以心理实验来进行理论验证或修正。前景理论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揭示了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机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前景理论研究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不确定下的非理性决策行为的研究，目前广泛运用到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投资主体行为的研究中。

(2)积累性预期理论(Cumulative Representation of Uncertainty)。该理论强调人们对收入和损失具有不同的评价，并且人们对风险的态度不止由效用函数来决定，而且还是由价值函数和权数函数联合决定的。积累性预期理论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人的决策问题，充分考虑了心理因素对决策的影响，即人类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世界时并非总是有理性的，而且人们在决策时，倾向于以偏概全，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而失去独立的主张。积累性预期理论与期望效用理论其实是互补的，效用理论用于刻画理性行为，积累性预期理论则描述实际行为。积累性期望理论解释了一些金融市场的异常现象，诸如:阿莱悖论和股价溢价之谜。

(3)心理账户理论。该理论由查德萨勒( Richard Thales)教授于1980年提出，用于解释个体在消费决策时为什么会受到沉没成本效应(sunk cost effect)的影响。所谓心理账户就是人们在心里无意识地把财富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不同的记账方式和心理运算规则。而这种心理记账的方式和运算规则恰恰与经济学和数学运算方式都不相同，因此经常会以非预期的方式影响着决策，使个体的决策违背最简单的理性经济法则。1982年，特维尔斯基教授和卡尼曼教授引入心理账户研究消费者购买决策行为;1996年特韦尔斯基提出，心理账户是一种认知幻觉，这种认知幻觉影响金融市场的投资者，使投资者们失去对价格的理性关注，从而产生非理性投资行为，该理论对投资组合结构研究、消费预算研究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行为经济学主要观点和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行为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运用心理学中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方法，探讨经济主体心理活动对其选择或决策的影响。不同的心理活动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并表现出一定的行为特征，这些行为特征又通过决策后果反映到经济变量中。行为经济学理论通过现实的心理学理论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个别经济学假设。

三、经济学中心理学分析法的突破及意义

1.非理性人理论颠覆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石。非理性人的假设是对传统经济学最具有颠覆性意义的理论突破。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条件是整个传统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前提，体现于微观经济学各个理论之中，而非理性人的假设是对传统微观经济理论的一次全面革新。目前行为经济学理论仍然处于发展阶段，但其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已经部分地形成，例如建立在非理性决策基础上的前景理论便向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发起了有力的挑战。

詹姆斯布坎南认为心理学家常给经济学家造成威胁，破坏了经济学家的基本原理，并使他的模型似乎变成了一种纸片房屋，并且利用这种方法不断地在经济学家的预见模型上打开缺口。传统经济学常常借助两个关键的假设来研究个人的经济行为:一是理性假设(rationality assumption)，即经济主体，包括厂商、消费者和政府等会利用一切可用的信息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二是自私自利假设(self-interest assumption)，是指经济行为人始终以自身的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作为决策的目的。换句话说，传统经济学认为消费者、厂商和政府等都是理性的经纪人(economic man)，一般而言，他们都会利用最佳的方法收集各种与己有关的信息，然后对它们进行细致精确的计算，在此基础上会合乎逻辑地和理智地选择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而行为经济学剥去了理性人假设光鲜的外衣，向我们揭示了许多现象的真实面目，特别是心理分析在经济学中的应运方法极大丰富了人类对经济行为的分析和认识，并且也更加接近于真实的经纪人理念。

2.将心理分析法引入传统经济学分析框架。传统经济学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更多地关注市场本身，对人的心理关注甚少或者将人的行为看作是一种抽象的、机械的行为，忽略经济行为、经济现象背后隐藏的人的心理作用。而以卡尼曼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家，用感知心理学分析法研究人类的判断和决策行为，把心理学中不确定条件下人的判断和决策的研究思想运用于经济科学，促进了一门新的学科行为经济学的诞生。更重要的是，传统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原理是建立在较弱的心理学和实验的基础之上的，在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实验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新认识下，传统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命题面临着被破产和改写的命运，例子就是行为经济学应运心理分析方法使经济学从理性领域深入到非理性领域。

心理分析法提高了对经济现象分析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一方面在分析失业、通胀、经济危机等经济现象时，经济学家运用心理分析法更加注重从经济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感受等方面描述、理解经济现象，把握经济规律，揭示内在本质，提高对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认识程度;另一方面引入效用、期望等心理概念提高了对消费、投资、储蓄行为的预侧性，从而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提高决策的预见性和科学性。另外，政策的心理效应、心理预期和价格直觉等理论有助于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更加准确和客观。

3.开辟了经济学新的研究方法实验方法。传统经济学依赖于实际观察而非实验，大多数经济学研究依赖于各种合理的假设。而心理学分析运用则提出经济学理论可以在实验室内运用实验进行验证和校验经济学理论，并且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修改和验证各种基本的经济学假设，这使得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实验和各种数据的搜集，从而使经济学理论变得更加可信。

心理学实验、对行为的大量的观察和判断以及在更大的范围内的重复实验等等，都进一步丰富了研究人员对人类行为的把握，这为经济学家运用这些行为方法和实验方法进行经济研究拓展了研究思路。同时行为经济学家采用被心理学家广泛采用的实验方法，即取样询问调查法，为自己的假说得到专用数据。

传统经济学理论范文第15篇

一、“再评价”讨论的背景、缘起和特点

中国经济史论坛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历史所、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为中心,由京内外学者自行结合、自由讨论的开放式的研讨方式。它的肇始可以追溯到1993年。“”结束后史学界一度把经济史作为史学发展的突破口,经济史受到空前的重视。建国以来人们关注的重大课题的研究继续深入,又围绕现实生活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问题开拓了新领域,形成了新热点,如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等问题先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的特点及其现代化道路作全面的再认识。但这些问题的讨论在热闹了一阵子以后,八十年代后期趋于沉寂。为了推动讨论的继续深入,《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与其他研究和教学单位合作,从1993年开始,以“中国传统经济与现代化”为总主题,陆续召开了一系列小型学术研讨会。1997年,在林甘泉、方行、宁可等同志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学者正式组成“中国经济史论坛”。论坛规模不大,但议题比较集中,准备比较充分,参加会议的有不同断代、不同学科的学者,大都有较好的研究基础,也很投入,因而能够比较深入地探讨一些长时段的、全局性问题,使得研讨会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对推动学科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是中国经济史论坛的中心议题之一,论坛已经分别于2001年12月、2002年9月和2004年5月召开以此为主题的三次学术研讨会。实际上,与此有关的讨论还可以追溯到1993年对黄宗智学术理论的讨论和1997年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经济发展比较的讨论。可以说,这是论坛历时最长、涉及面最宽、探讨有关理论问题最多的一个讨论系列。

这一讨论具有以下特点:

1、这是在对既往研究的“反思”尤其是对西欧中心论批评中产生的不同认识的争论。

在中国史的研究中,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曾经长期发生着重大的影响。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可以说是一对双胞胎;后者是站在以近代西欧为中心的立场上观察和剪裁中国历史而形成的偏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它甚至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借口和依据之一。二战以后,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在日本和欧美都受到了批判。中国学者也对中国停滞论及其形形的变种提出批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吴承明首先掲出了彻底发展论的旗帜,批评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沉沦观”。1993年6月,《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组织了关于“中国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的学术研讨会,整理了一个相当详细的有关讨论的述评,述评中有“‘增长’论与发展论”一节,介绍了围绕中国传统经济是否有所发展问题的不同观点[1]。时值黄宗智发表了《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的中译本[2],这个问题遂成为讨论中的热点。又由此引出对黄宗智有关理论的两次讨论:1993年7月《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召集经济所部分学者讨论黄宗智的小农经济理论;同年12月,《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联合举办的关于黄宗智学术理论的研讨会。黄宗智在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中西学界的中国史研究虽然存在不同的以至对立的理论模式,如中国的“封建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萌芽”模式,西方的“传统中国”模式(“冲击—反应”模式)和“近代早期中国”模式,但实际上却共同默认某种“不言自明”的规范认识,例如,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和近代化。这些规范认识是建立在西欧经验的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史却出现了一系列与之相悖的现象,如明清以来高度的商品化和糊口农业长期并存,有增长而无发展,城市工业化和农村不发展并存等等,对这种规范认识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对商品化理论本身进行反思,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理论体系。对黄宗智上述学术理论的讨论实际上揭开了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讨论的序幕。在讨论中存在各种不同意见,但论辩的各方都对西欧中心论持批评态度,都力图找出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和自身发展的轨迹。

2、国内和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相互激荡和相互呼应。

如前所述,这次讨论的掲幕是由国内外有关研究相互激荡所引起的。而在整个讨论中,中西有两股学术潮流最为引人注目,成为这次讨论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国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为中心的一些学者,认为清代经济的发展比原来的估计要高,不但没有走下坡路,反而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1997年夏天,在方行提议下论坛召开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经济发展比较”学术研讨会,主要批评对象就是“明清停滞论”和“宋代高峰论”[3]。方行等人的观点是在长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其综合性成果是《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上中下三册)[4]。该书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的李伯重在他的关于明清江南农业的专着中着重批判了明清停滞论。他又发表了关于宋末明初江南农业发展的系列文章,否定“宋代经济革命”说,并在这基础上撰文从方法论高度批判“宋代经济革命”论[5]。这些论述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的高峰”这一轴心展开的。在国外,“加州学派”最为活跃,他们相继问世的一系列着作很快介绍到中国,如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6]、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7]、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8]、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9]等。这些着作对中国前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与传统观点截然相反的高度评价。例如,弗兰克认为中国直到1800年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明清在世界贸易中曾吸引了世界生产的白银的一半。彭慕兰认为西欧在19世纪以前并不具有比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中国的江南在许多方面甚至优于西欧;西欧经济发展拉开与中国的差距(“分流”或“分岔”)是在1800年以后,原因是煤矿离经济核心地区较近和开拓了海外殖民地这两个偶然的因素。在以上两股学术潮流中,虽然各人的学术观点并不完全一样,但显然是相互呼应的。加州学派大量引用了吴承明、方行、李伯重等人的研究成果;有人甚至把李伯重列为加州学派的一员。论坛正式以“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为主题的第一次研讨会,重点就是由李伯重、史建云、张芝联、马克垚等人介绍了西方学者的这些新论。第一次研讨会结束以后,第二次研讨会开始以前,美国学界发生了围绕彭慕兰“分流论”的大辩论。先是《亚洲研究评论》2002年第一期刊登了黄宗智等人对彭慕兰《大分流》的批评及及李中清等人的回应文章,接着,2002年6月3日加州大学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史中心以“大分岔?:中欧经济发展与不发展的根源”为题,组织了两派不同观点的学者(分别以黄宗智和彭慕兰为代表)面对面的辩论。这次辩论的信息很快反馈到国内。张家炎发来了有关辩论情况的第一手材料[10],龙登高也根据李伯重、李中清等人提供的材料撰写了《加州学派与研究范式革命》一文[11];这两篇文章都作为“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学术研讨会材料印发与会代表,而对彭慕兰“分流论”和黄宗智“内卷论”的评价也就成为讨论中的重要议题。第三次研讨会前,

黄宗智发来了他对彭慕兰反批评的回应[12]。国内外研讨活动的这样紧密的联系和互动,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3、讨论以清代经济评价为中心辐射到传统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

如前所述,这次讨论的缘起与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提出的新论有关,所以讨论聚焦于对明清(主要是清前期)经济发展的评估上。不过,讨论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从封建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以及中西比较中探讨清代经济发展的地位和特点。同时讨论不是就经济谈经济,而是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方面。这就使得讨论具有综合性和长时段研讨的特点。

4、具体历史问题的讨论与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检讨相结合。

这次讨论很大程度上是从检讨以往的研究范式开始的。经济史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理论方法,经济史学科应该如何继续发展,始终为与会学者所关注。即使是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无不与有关理论方法联系在一起。例如,评价清代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首先就弄清发展与增长的关系和衡量发展与否的标准;讨论劳动生产率高低,不能不涉及如何理解劳动生产率的概念以及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讨论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能不涉及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的特点以及商品经济与小农经济的关系,等等。讨论既立足于具体的历史问题,又超越具体的历史问题,使得它带有浓厚的理论探讨的色彩,并大大增加了它的学术深度。

关于这次系列讨论的具体情况,我们已经整理了一个比较详尽的综述[13],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参阅。在这里,仅就讨论中的若干问题进行评议。

[1] 叶茂、蓝鸥、柯文武:《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研究述评(上)》,《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

[2] 该文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3] 当时孙达人撰文提出,战国秦汉的“五口百亩之家”的“个体农民”,不同于明清时期“小、少、散”的“小农经济”的观点(《重评“五口百亩之家”》,《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漆侠提出中国封建经济宋代达到高峰,明清走下坡路的观点(见《宋代经济史》等),这些观点在会上成为批评的对象。

[4] 《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上、中、下),主编方行、经君健、魏金玉,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5] 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6]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7] 新华出版社,1999年。

[8]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9]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10] 张家炎:《要点与评述——2002年6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大分岔〉讨论会简介》,“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研讨会材料。他后来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一文,刊载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11] 龙登高:《加州学派与研究范式革命(未定稿)》,“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研讨会材料。文章经作者修改后以《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刊载于“中国经济史论坛”网,2004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