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范文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研究

一、主要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1．赖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的持续增长。不发达经济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2．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论：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状态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3．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此论在发展中国家较有市场，原因在于它的三个“不可分性”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经济效果具有更能说服人的证据。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资本缺乏是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由投资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但贫困恶性循环并非一成不变，平衡增长可以摆脱恶性循环，是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力的一种必须的方法。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主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中心—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

1．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2．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

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指出的是，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

4．弗里德曼的中心—论。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关于二元区域结构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税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

无时间变量的区域非均衡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因为各种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同或趋异的大论战。但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提出之前，论战缺乏实证基础。他的研究使讨论向实证化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论也成为有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

6．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

纵观上述两类非均衡发展理论，其共同的特点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必然是非均衡的，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其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均衡与增长的替代关系，因而各有适用范围。在关于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衡的依赖性问题上，这两类理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论和梯度转移理论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倒“U”型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范文第2篇

20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了所有制结构多样化、利益主体多样化、投资结构多样化、空间结构多样化、产业结构多样化的局面。我国地域辽阔,区域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程度、经济的历史发展水平、经济基础等差异很大,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如何正确处理全国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管理手段、管理模式、加强宏观调控和指导,诱导、协调各区域经济健康发展,逐步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变得愈来愈迫切。正确认识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无疑对制定正确的跨世纪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发展政策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简介[1]

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量的变化和质的飞跃使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近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按不同的划分标准提出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2.1李斯特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1841年,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以生产部门的发展状况为标准,将区域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①未开化阶段;②畜牧阶段;③农业阶段;④农工业阶段;⑤农工商阶段。

2.2胡佛———费雪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1949年,在论文《区域经济增长研究》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埃德加.胡佛与约瑟夫.费雪从产业结构和制度背景出发,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五个阶段:①自给自足经济阶段;②乡村工业崛起阶段;③农村生产结构转换阶段;④工业化阶段;⑤服务业输出阶段(成熟阶段)。

2.3罗斯托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1960年,在《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W.W.罗斯托以主导产业、制造结构和人类的追求目标为标准,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①传统社会阶段;②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③起飞阶段;④向成熟推进阶段;⑤高额消费时代阶段;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2.4弗里得曼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1966年,在专著《区域发展政策》中,美国区域发展和区域规划专家弗里得曼提出了中心—理论,以空间结构、产业特征和制度背景为标准,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①前工业阶段;②过渡阶段;③工业阶段;④后工业阶段。

2.5阿明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20世纪70年代,在“中心—”理论的基础上,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提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的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①殖民主义阶段;②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③“”国经济真正走上自力更生道路阶段。

2.6蒋清海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我国学者蒋清海博士结合以上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各种划分标准及理论,以制度因素、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和总量水平为标准,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①传统经济阶段;②工业化初级阶段;③全面工业化阶段;④后工业化阶段。他认为,制度因素是划分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背景性标准;产业结构是判别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标准,一般用工业化程度(制造业或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和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及主导产业类别来表示;空间结构是标示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于其他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标志,一般用城市化水平、城市首位度及城市规模分布类型来表示;总量水平是测量经济发展高度的标准,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及其人均量来标示。笔者认为,蒋清海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综合考虑了多种反映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质的特征的主要因素,客观地、准确地把握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及其所采用的指标体系比较适合当前我国现状,但在指标体系中,还应考虑以下方面:。

2.6.1产业结构。一定的经济结构对应着一定的产业结构,一定的产业结构对应着一定的从业人员比例,因此,在产业结构的工业化程度方面,应将工业产业比重与从业人员比例结合起来,采用工业化系数[2]来进一步量化工业化程度。

2.6.2空间结构。地区空间结构态势与地区城市化水平、城市体系、城市规模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20年的改革开放,实现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快速增长,这种快速增长的过程,实际上是区域空间变化的过程,更是大城市的平面不断扩张和功能不断完善、中小城市数目不断增加的过程,城市化过程是地区空间结构变化的主要方面,从国际上看,区域经济越发达,城市也就越发达,城市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化水平及其结构是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量化指标。在城市化水平量化指标方面,我们认为应注重如下三点:

(1)不仅应考虑非农业人口、市镇人口比例,还应考虑城市工业规模系数[3];工业规模系数=(各区域城市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城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各区域城市数占全国城市数的比重；

(2)不仅应考虑城市首位度,还应考虑首位城市人口集中度;

(3)不仅应考虑城市规模分布类型,还应考虑城市体系,城市密度,城市人口平均规模。

2.6.3总量水平。除了GDP、人均GDP,消费结构外,还应考虑人均收入水平、支出水平以及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可以反映一国、一地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人的富裕程度与生活水平。一般而言,恩格尔系数越小,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越高;恩格尔系数越大,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越低。

3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为了实现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和整体繁荣,采取了非均衡的倾斜性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深受“梯度理论”的影响———从区域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特点出发,主张按梯度依次开发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从“六五”到“八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但由于东、中、西部地区自然条件与经济基础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潜力呈现出由高到低的梯度序列。下面我们以东部的首都北京、广东、中部地带的湖北及西部的为例,以蒋清海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为出发点,来分析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现状。

3.1产业结构

3.1.1从产业构成看。从1990年到1996年,京、粤、鄂、藏占主导地位的分别是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1996年,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5.2∶42.3∶52.5;14.4∶50.2∶35.2;4.1∶45.3∶30.8;41.9∶17.6∶40.5,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20.2∶49.0∶30.8。

3.1.2从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看。1996年,全国的平均水平为50.5∶23.5∶26.0,而京、粤、鄂、藏分别为10.9∶38.3∶50.7;39.7∶28.0∶32.2;50.1∶21.9∶28.0;76.2∶4.8∶19.0,4省区中从业人员比重最大的除北京为第三产业外,其余均为第一产业。

3.1.3从工业化程度看。1990—1996年,全国的工业化系数为0.090.100.12.北京市的工业化系数为0.240.180.1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逐年下降,其根本原因是第三产业产值及从业人员比例已超过了第二产业值及从业人员比例,并占主导地位。从1990年到1996年,广东工业化系数为0.110.180.14,工业化程度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湖北与全国水平持平,而工业化水平很低。

3.1.4从主导产业看。1990—1996年,北京市已逐渐从建筑、化工、交通运输设备向电子信息、金融保险、房地产等转变;广东省为家用电器制造、化纤、塑料、保健饮品,日用五金等。湖北省主导产业为钢铁、冶金、轻纺、机械制造及化工、服装。主导产业为农牧业及民族手工业。

3.2空间结构

3.2.1城市化水平。全国的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23.28%,北京、广东、湖北三省区分别高出平均水平40.85、6.08和2.13个百分点,而则低9.51个百分点。从城市工业规模系数来看,广东省为11.1,城市规模最大,反映该区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高,同时也意味着该区城市的生存、发展和辐射能力很高,能有效地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而湖北城市工业规模系数仅为3.9,是广东的35%,反映出湖北的城市化水平还未能有效地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3.2.2城市体系。①城市数目与等级结构。1996年,广东城市数为54个,湖北为35个,为2个,分别为全国城市总数的8.2%、5.3%和0.3%。缺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等城市。3个地区都是中小城市占绝大多数,呈现出规模等级不完整的城市体系(见表4)。②城市平均规模非常接近全国平均水平31.4万,规模偏小。城市人口为7.0万,城市规模小,经济实力低。③湖北省城市首位度为5.2,相应的首位城市人口集中度也高,武汉市城市人口占全省城市人口的32.3%,说明湖北是典型的首位城市体系。广东和的首位度分别为4.2和4.6,首位城市人口集中度分别为19.5%和25.4%,说明广东和的首位度也有所偏高,3个地区为了使城市规模等级结构趋于完善,须选择区位条件好的中等城市,使其较快地发展成为大城市,更有力地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3.2.2城市密度。1996年,全国平均城市服务半径为60.1km。广东平均每3,294km2便有一座城市,城市服务半径为32.4km。湖北平均每5,311km2有一座城市,城市服务半径为41.1km,属于城市分布密集的省份。无论从城市密度和服务半径来看,则明显属于城市稀疏的省份。

3.2.3城市空间组合。从地区内部来看,湖北和广东城市空间分布也极不平衡。湖北省城市多分布在江汉平原和武汉———黄石一带,广东省城市以珠江三角洲和沿海一带最为密集。近年来,随着香港的回归,以香港、深圳、珠海、广州为中心的区域城市群业已形成,成为广东省区域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

3.3经济发展总量及人均水平

3.3.1GDP。京、粤、鄂、藏4个地区GDP总量分别为全国GDP的2.35%、9.50%、4.33%和0.09%,人均GDP分别为全国的67.0%、168.9%、90.0%和48.5%。

3.3.2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北京和广东城镇居民分别为7,339和8,166元,分别为全国的0.9和2.4倍,京、粤、鄂、藏居民农村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分别为3,562、3,183、1,863、1,353元,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0.85、1.65、0.97、0.70倍。

3.3.3人均生活费支出。京、粤、鄂、藏4区城镇居民分别为5,730、6,736、3,714、4,537元。人均食品支出分别为2,672、3,187、1,731、2,592元。农民居民人均食品支出分别为1,193、1,333、974、504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4.75%、150%、109.8%、56.0%。

3.3.4居民恩格尔系数。京、粤、鄂城镇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0.7、2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8.5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北京和广东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9、4.8个百分点。湖北和则高出3.8、8.8个百分点。

3.3.5消费结构。北京市居民营养和穿着水平不断提高,文化消费明显增长。广东省居民逐渐转向耐用消费品和追求文化娱乐等方面,并追求生活质量。湖北省居民正逐步由基本消费品转向耐用消费品和文化教育、劳务服务上,并呈现消费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自治区居民的消费结构正逐渐走向序列优化,基本生存费用份额有所下降,居住、日用品、服务性支出份额均有大幅度上升。

综观以上4个地区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及经济发展总量和人均水平,可以看出,北京市区域经济处于全面工业化向后工业化演变阶段,广东省处于全面工业化阶段,湖北省处于工业化初期向全面工业化过渡阶段,而自治区尚处于传统经济向工业化初期演变阶段。

4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有关问题的思考

(1)总体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工业化初期向全面工业化转型阶段,地区差异很大,基本呈“橄榄型”的态势,既有象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正迈向后工业化阶段,又有象、贵州等局部地区处于传统经济向工业化初期演变阶段,大多数省份则处于第二、第三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从地理分布看,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处于全面工业化阶段,中部大多数省份处于工来化初期向全面工业化过渡阶段,而西部内陆省份则多处于传统经济向工业化初期转型阶段。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从东部沿海,到中部、西部地带呈现高梯度向低梯度序列变化的特点。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范文第3篇

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1977)《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性》(Monopolis-ticCompetitionandOptimumProductDiversity)一文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发表,标志着新贸易理论及相应的新经济地理理论的产生。与传统的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基础所决定的企业区位选择、区域生产力布局及区域发展模式观点不同,该理论从运输成本的降低及由此所引起的聚集经济、递增收益、规模经济性、外部性或者说溢出效应(如技术的溢出效应)等角度探讨企业区位的选择及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等。许多经济学家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如克鲁格曼(Krugman)、马丁(Martin)、阿明(Amin)、弗塞尔(Feser)、伯格曼(Bergman)及沃纳伯尔斯(Venables)等。

1•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区位理论。克鲁格曼(1991)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IncreasingReturnsandEconomicGeography)一文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区域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得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场需求则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所以,中心—边缘模式的出现依赖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与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他与大部分经济学家所运用的马歇尔(Marshall)的外部性经济概念不同,马歇尔的外部经济认为,企业区位聚集有三个原因:第一,几个企业集中于一个区位提供了特定产业技能的劳动力市场,确保了较低的失业概率及劳动力短缺的可能性;第二,地方性产业可以支持非贸易的专业化投入品的生产;第三,信息的溢出可以使聚集企业的生产函数好于单独企业的生产函数。①而克鲁格曼却注重一般性的外部经济,而不是特定于某一产业的外部经济,所以,其外部经济概念是与需求及供给关系相联系的,而不是纯粹的技术外溢效应。格斯贝茨与施姆兹勒(Gersbach&Schmutzler,1999)通过模型探讨了存在产业外部与内部外溢效应条件下的生产与产品创新的地理分布,以及对产业聚集的影响。他们认为,递减的联系成本支持产业的聚集,同时也存在产品创新的多重均衡。产业群内企业的竞争与合作效果可以达到两阶段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这通过美国硅谷的经验而得到证明。瓦尔兹(Walz,1996)的研究结果表明,地方的经济增长起因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所表现的持久的生产率增长,这同样与技术等要素的溢出效应密切相关。

他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递增的生产与产品创新的区域集中。弗塞尔与伯格曼(1999)通过区域与产业群的概念,系统地阐述了形成聚集优势的理论基础:外部经济、创新环境、合作竞争与途径依赖等,并且还通过价值链与投入—产出途径来确定产业群的存在,通过区位系数、网络分析等对产业群进行分析。马丁(1999)探讨了存在聚集经济条件序列区位竞争的结果,他通过模型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存在聚集经济时,赢得第一次的区位竞争使得一个区域对下面的企业更具吸引力。所以,第一个企业可能获得较高的财政激励,而第二个企业则可能获得的补贴较少,但其却从产业聚集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较早的投资吸引所获得的动态的或者说长期的效果可能超出其直接的经济效果,因为这对以后的产业吸引形成一种区域环境。而这种第一次区位竞争的动态竞争力也使得对序列竞争的补贴或者说激励趋增,从而引起区域之间的恶性竞争。马丁的模型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决定及产业的地理集中进行了预测,指出了第二个企业选择与第一个企业相同区位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产业群,在同一区位的企业随着外生的(自然的)相对成本优势与内生的(获得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由于赢得第一次区位竞争对区域发展具有如此的动态经济效果,因此各区域内为吸引新企业进入提供各种激励措施。但埃利斯与罗格斯(Ellis&Rogers,1997)利用博弈论分析了各区域利用激励措施吸引新企业进入所面临的囚徒困境状况:它们为吸引新企业进入而提供激励,各区域之间为争夺企业而进行的竞争便从此开始,区域提供给企业的激励最终可能会超出其对该区域的真正价值,使得区域清晰地知道如果没有区位竞争它们或许会更好。传统的区位理论侧重于工业区位。而新经济地理理论则将工业区位理论延伸到办公区位(OfficeLocation)、零售区位(RetailLocation)等。泰姆泊尔(Temple,1994)在把办公活动分为三类的情况下分析了办公区位的选择。她认为,传统的工业区位决定因素对于决定诸如会计、广告及市场营销等服务部门的办公区位并没有多大作用,这些部门本身会产生自身的外部规模经济,而正是这种外部经济性的存在,使得金融与市场营销等部门会聚集或定位于城市中的相同地区,即这种外部经济性产生了自身的动向或推动力,从而成为决定办公区位的一个决定因素。当然,对产业聚集地也有另外不同的观点,如哈德、瑞斯与斯文森(Head、Ries&Swen-son,1999)推测群居行为(HerdingBehavior)可能导致产业群;而Decoster&Strange(1993)则提出了问题可能是隐藏在聚集之后的一种重要作用力的观点,这主要涉及经理人员决策制定的声誉成本问题。

2•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将距离因素以运输成本的方式自然地纳入到整个理论体系中去,从而改变了传统的不考虑运输成本对贸易产生影响的看法。而运输成本的减少也就成为新经济地理理论中聚集现象发生及增长方式转变的原因,并以此来回答传统的贸易理论所不能回答的事实:(1)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递减;(2)价格在区位之间并不相同,地点之间的距离越远,差异也越大;(3)要素回报在国家之间并不均等;(4)不同国家的行业生产率差异很大。地理位置虽作为贸易量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但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其理论含义并没有得到强调。距离及其相联系的成本不但决定着贸易流量,而且也决定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区域贸易方式、产业结构、要素价格与收入差异等。克鲁格曼(1991)利用简单的两区域模型、农产品无运输成本假定和萨缪尔森(Samuelson)的“冰川”(Iceberg)型工业品运输成本来说明区际贸易的产生及最终的中心———增长模式,即每一单位的工业品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只有一部分能够到达。而这部分工业品与区域运输成本呈反比例关系,或者说是运输成本的倒数指数,它也是决定区域收敛或发散的最终参数。且有两种作用力———本国市场效果与价格指数效果使得区域趋向发散,而另一种作用力———本地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度使区域趋向收敛,而最终是否收敛或发散则取决于两种作用力的比较。

沃纳伯尔斯与李冒(Venables&Limao,1999)在利用传统的李嘉图及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并将运输成本纳入到理论中去时,发现要素禀赋与要素密集度并不是确定贸易方式及生产方式的充分条件,这也依赖于国家或区域的位置———特别是与经济中心的距离及物品的运输成本。而且,他们还给出了运输倾向性的确切定义,它依赖于运输最终产品及用于生产的中间产品的成本。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距离还降低了实际收入。它对不同要素价格的影响却显得较为复杂,这依赖于运输密集度与要素密集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运输成本使偏僻地区的实际收入降低,但减少运输成本却并不能必然使所有区域受益,由此所引致的供给反应将导致贸易量的变化,典型的情况是运输成本的降低可能会导致相对偏僻区域的实际收入增加,而却减少了欠偏僻区域的实际收入。当然,偏僻区域并不必然是一个活动贫乏的区位,因为它们的距离已经反映在它们的要素价格水平上。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活动的密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度与运输密集度。伊顿与考图姆(Eaton&Kortum,1999)不但将地理因素而且还将技术因素纳入其贸易模型,并探讨了贸易获益、贸易使技术的收益扩散、技术与区位决定专业化的模式、移民对工资的影响、关税减少的结果等五个方面。他们认为,自由贸易使各国都会受益,小的国家可能比大的国家获益更多,这与后面要讲的新区域主义的观点相类似。而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技术进步可使整个社会福利水平提高,技术扩散的受益大小则取决于受益国的资源与扩散国之间的相似性等状况。

3•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收敛及发散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提出区域收入趋同后,随着以罗默(Romer,1986)与卢卡斯(Lucas,1988)为代表的内在增长理论的延生,在20世纪80年代小阿莫斯(AmosJr,1988)提出了“在经济发展后期阶段区域收入趋异”的假说。罗默指出标准的索罗增长模型的技术假定会导致贫困国家或地区将经历较快的增长,但由于递增收益概念的引入,并且通过利用该概念建立的理论模型所得出的结论与战后各国的经济增长情况基本上保持一致,没有出现较贫困的国家与较富裕国家收敛的趋势,也即现实中的区域发散性。这与新经济地理理论相似,因为新经济地理理论主要从聚集经济、外部性等内生增长的角度探讨区域经济增长。对于区域发散的观点主要有三种解释:(1)生产技术内生地有利于技术领先者,这使得存在递增收益条件的结果是富者越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是因为技术因素是决定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技术能否扩散影响到区域不对称性的延续,进而影响到区域的收敛与发散。基凡奈蒂(Giovannetti,1999)则在区域不对称的演变过程模型中指出,作为由不同区位企业适应性决定的结果,区域不对称(主要是技术方面)具有四种均衡状态:持续不对称(PersistentAsymmetry)、蛙跳式(Leapfrogging)、保持进步(ForgingA-head)与追赶式(Catchingup)。他认为,持续不对称不会被企业所采纳;蛙跳式是低质量企业采纳的方式;保持进步则是高质量企业采取的方式;追赶式是每个企业都能采纳的方式。(2)鲍默尔(Baumol)与巴罗(Barro)等人认为,虽然收敛是最终的结果,但只有拥有一定人力资源基础的地区或国家才能够利用现代技术保持收敛趋势。一个贫穷的国家只有在一定的人力资本基础上才能比较富裕国家增长得更快。而多瑞克与圭根(Dowrick&Ngugen,1989)则认为,收敛只会发生在最富裕的国家,特别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所以被人们称作“俱乐部收敛”(ClubConvergence)。(3)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Sala(I(Martin,1991和1992)等人提出的条件收敛(ConditionalConvergence)观点认为,尽管国家现在的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就越快,但由于没有长期增长的潜能,致使最终趋向发散。但不管是哪种观点,如果从内生增长或递增收益的角度探讨区域收敛或发散问题,这些观点所得出的结论对于贫穷国家的来说则是较悲观的。

二、新区域主义的兴起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的形成,经济学家及贸易理论家特别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世界区域贸易新格局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社会福利?二是区域主义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这种新区域主义(NewRegionalism)观念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它与二战后传统的或者说是旧的区域主义观念(OldRegionalism)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多边的自由化更加完全;二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已经放弃了闭关自守、反对市场经济的做法,其政策也是尽量加入到多边贸易体系。埃思尔(Ethier,1998)认为新区域主义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当代区域主义一个典型的特征是,一个或更多小国家把自己与一个大国联系在一起;(2)小国正式或者已经实施了重大的单边改革;(3)区域协定很少只强调贸易壁垒,这通常涉及到深层次的一体化问题;(4)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还并不是全部,自由化的程度是适度的;(5)所达到的自由化基本上因小国的让步而实现的。这种新区域主义的形成也许是对多边贸易体系所作的一种内生反应,它能将转轨国家成功地纳入到多边贸易体系中,而多边主义自身却不能完成这种使命。当然,新区域主义的形成同样影响到企业的区位选择、区域经济增长方式选择及收敛性问题等等。汉森(Hanson,1998)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及经济一体化对各国产业区位选择所产生的重大影响。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加拿大、墨西哥及美国生产的空间组织发生了变化。在墨西哥,与美国的经济联系使得原来的墨西哥城工业带就业人口迅速减少,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北墨西哥工业区就业人数的迅速扩张以及熟练工人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对美国与加拿大的产业区位影响则相对较弱。当然,与墨西哥边界邻近的美国城市,其就业的增长与邻近墨西哥区域的进口密切相关。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区域；区位；经济学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3 . 18. 023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18- 0041- 02

区域主要是指根据一定的衡量标准把具有同质性的地域相聚集的地区，并且根据相同的标准与其他区域相区别。经济活动的空间性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区域经济学作为一门后衍生的学科，主要建立现在中观和宏观区位理论的基础之上。从西方的某些国家开始产生，然后波及欧洲东部及前苏联。而我国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区域经济学理论的演化过程如下。

1 农业圈层理论

19世纪初，德国面临着农业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是庄园式和自由式的转变改革。据此，经济学家杜能从市场区位地租出发，提出了农业尤其是耕种业和畜牧业的土地利用以及同市场的关系问题，得出了农产品种类围绕市场呈环带状分布理论化模式。

其核心观点是农业区位取决于运输费用，而运输费用取决于距城市的距离。此理论阐述了农业的用地情况和集约化程度的决定性因素不仅仅是自然特性，更重要的是人为的社会因素（经济因素），特别是与农产品消费市场的空间距离。

公式表示为：利润=产品价格-（生产成本+运费） ，即 P=p-（c + t）

2 工业区位论

20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韦伯（1909），指出工业企业的区位取决于运费、劳动力费用和集聚因素。在他看来，若一个工厂的规模不断扩大则能给此工厂带来更多的效益或者是更少的成本，而在单个工厂没有如此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很多同产业的工厂聚集同样能带来高利润回报，因此工厂有集聚的愿望。而影响集聚的因素则是临界等费用线相交的地区。根据韦伯的理论，产业集聚过程是单个企业为了追求集聚的利益而自发形成的，它是源自于一种自下而上的市场化力量。

3 恶性循环理论

提出此理论的纳克斯认为，经济本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跟周围的若干因素紧密相连。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困并不是因为家国内的各类资源不充足，而是因为一开始的资本稀缺导致后来的国内市场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恶性循环系统”。

在供给方面，低收入的公民导致低储蓄能力，因此资本形成率低，在低资本形成的情况下没有更多的资金来扩大再生产，不可避免地导致低产出，低产出又再一次影响收入水平，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需求方面同理。

4 发展极理论

发展极理论由佩鲁提出，他认为经济活动的中心是不能平均形成的，而是应该“异军突起”，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或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集聚区率先形成。这样的地区能够产生吸引和扩散作用，促进自身发展并推动其他部门的地区发展。其思想基础是支配学说和不平等动力学。此理论有助于技术创新和扩散、资本的集聚和输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和形成“团块经济效果”等。

恶性循环理论和发展极理论归属于不平衡发展理论，在我国主要的应用主要体现在：

（1）阐明了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警示国家宏观调控在资源配置方面应该从全局出发，慎重考虑，立足国情，真正地合理配置有限资源。

（2）既强调了计划经济的必要性，又特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重要性。

（3）为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通过破除死循环、率先发展条件便利地区等方式为经济崛起提出可行方案。

5 规模报酬递增

保罗·克鲁格曼将空间因素引入分析了产业集聚的规模报酬递增。他认为，任何企业和个人都具有趋利性、趋同性。同类型的企业或产业更倾向于聚集于同一区域进行生产生活，与此同时，不同类型的企业和产业又倾向于聚集在不同的地区。这种自然形成的空间产业集聚与区域专业化的现象为规模报酬递增理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当这些聚集的企业要求更高的利益回报时，就会自然而然地用扩大规模、企业联合等方式促使地方产业群的形成。

规模报酬递增理论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应用中具有突出的表现，主要应用于扶植一大批强大的集团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如江苏省大力扶植的光伏企业——尚德电力集团等。这些政府出资组建的超大规模企业都是考虑采用各种国际贸易“软实力”来把产业政策与出口贸易政策更好地结合起来，利用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效应来开掘和利用各种外部和内部的静态和动态规模经济形式。

6 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区位理论

此理论由马丁提出（1999），在有经济因素集聚的条件下，往往获得第一次区位竞争胜利的赢家对下面的企业更有吸引力，因此，首家企业可能获得更高的财政激励。而第二家虽然获得的补贴相较于第一家来说略少，但是却能从产业集聚中获利。因此早期投资的真正赢利点并不是直接的经济利益，更多的是一种因产业吸引而形成的区域环境。

总体来说，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型古典区域理论是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的两种不同的视角。二者本质遵循的经济力量都是收益递增这一基本理论，因此在没有出现决定性力量来强力分割市场的情况下，就有很大可能产生产业集聚现象，但是这两种理论又有本质上的差别。

相对来说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更加深入地指出了企业规模报酬的本质来源，深入到经济聚集现象的内部来探讨影响经济发展进程的微观要素，而新经济地理学在这方面却做得差强人意。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范文第5篇

结构主义者认为，新古典主义者依靠从演绎逻辑推导出来的理方式的假定为出发点，通过从前提到前提的推论，预先设定某种从事经济活动的公理。他们基本上不关心特定国家的特定社会文化背景和经济结构，也不注意分析特定的社会集团及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实际动机和行为方式上的特征。他们所做的仅仅是在经济分析中以“经济人”假定来回避所有可能遇到的棘手难题。即便是在建构有关经济主体行为方式的理论模型时，也往往把经济现实同理论模型等同起来，甚至认为经验的行为方式不会超出同理论模型的假设前提相符的理想的行为方式。[1]结构学派的重要代表普雷维什(Prebisch．R，1961)[2]指出，经济发展要求生产方式、经济与社会结构、收入分配模式都发生变动，未能及时的促进这些变动或者只是部分地而不是全面地对这些变动作出反映，都将导致或加重经济失衡。从而得出结构变动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的结论。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的释义，结构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向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假定进行挑战的一种研究方法，其主要特征是把考察对象当作一种“体系”，即考察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不是孤立地研究各个部分，从更特殊的意义上说，这个概念被这样一些理论家所使用，他们主张存在着不可能观察到但能产生可以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的一组社会经济结构。[3]

二、结构主义区域均衡增长理论

(一)罗森斯坦一罗丹的“大推进”理论

罗森斯坦一罗丹(Paul，N・Rosenstein―Rodan)[4]在他的著名论文《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工业化问题》(1943)中认为，发展中国家要从根本上解决贫穷落后问题，关键在于实现工业化。而要实现工业化，首要的障碍是资本形成不足。在增加资本形成的过程中，由于资本的供给、储蓄和市场需求的“不可分性”，小规模的、个别部门的投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实行“大推进”战略，在各个工业部门全面地进行大量投资，使各种工业部门都发展起来，才能相互依赖，互为市场，克服“不可分性”，实现工业的大发展。因此他认为在投资时做到，按同一投资率对各工业部门进行投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工业部门之间发展协调、比例均衡，按同一增长速度发展，使产品的生产与需求达到平衡。

(二)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到平衡增长理论

纳克斯(Nurkse，R)[5]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1953)一书中，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穷是因为收入太低，导致供给方面储蓄水平太低，需求方面市场容量太小、投资引诱不足，从而造成了贫困恶性循环。要打破这一困境，必须同时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大量投资，纳克斯指出，“如果各资本同时投资于广泛不同的行业……其结果是市场的全面扩大。在若干个互补性行业中使用更多更好工具的人们相互成为客户。从他们互为对方提供市场并且互相支持这个意义上看，大部分迎合大众消费的行业是互补的。归根结底，这种基本的互补性起源于人类欲望的多样性。‘平衡增长’的论据是建立在对‘平衡饮食’的需要基础上的。”

(三)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Nelson，R．R)[6]发表《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1956)一文，以马尔萨斯(Malthus，T．R)理论为基础，利用数学模型分别考察了不发达国家人均资本、人口增长、产出的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并综合研究了在人均收入和人口按不同速率增长的情况下人均资本与资本形成问题，从而形成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过速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了冲出“陷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四)评析

结构主义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理论的贡献有两方面：第一，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第二，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结构主义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理论的缺陷如下：第一，均衡发展理论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不发达区域来说，由于资本和资源的“瓶颈”，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第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第三，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

三、结构主义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

20世纪50、60年代，结构主义者从结构变革角度分析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和向发达状况转化问题。这一理论体系的主要代表有刘易斯(Lewis，W，A．)、缪尔达尔(Myrdal，G．)、辛格(Singer，H.W．)、普雷维什(Prebisch，R．)、赫希曼(Hirschman，A．O．)和钱纳里(Chenery，H．B．)等人。其中主要的理论有以下几种：

(一)“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理论

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Myrdal，G．)在其《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1957)一书中，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理论，强调“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的作用。缪尔达尔提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存在着一种“地理上的二元经济”，即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并存的二元结构。由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不断相互作用产生了不断增加的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使核心地区表现为一种上升的正反馈运动，而边缘地区则表现为下降的负反馈运动，由此产生和拉大了区域差异。缪尔达尔由此提出了区域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政府应当采用不平衡发展战略，通过发展计划和投资，优先发展那些具有较强发展势头的地区，以求得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

也要防止累积因果循环造成地区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这时需要通过一系列特殊的区域经济政策，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异。

(二)不平衡增长理论

赫希曼(Hirschman，A．O)在《经济发展战略》(1958)一书中，同意发展中国家必须进行大规模投资来突破贫困的恶性循环的观点，但认为把投资分散在各个部门的平衡发展战略不能解决投资决策机制问题。一个经济发展战略必须首先解决投资决策机制问题，才有可能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鉴于这种思想，他提出了“引致投资最大化”原理和“联系效应”理论来解释。他认为，投资项目序列中的偏好应当是“引致决策”最大化，即能通过自身发展“引致”其他项目最快发展的投资项目。在把“引致决策”应用于经由“短缺的发展”和经由“超能力的发展”的选择中，推导出两个诱导机制：一个是投入供应、派生需求或后向联系效应；一个是前向联系效应。这样一种“联系效应”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的有效机制。赫尔希曼认为，凡是有联系效应的产业，不论是后向联系还是前向联系，都能够通过这个产业的扩张而产生引致投资，引致投资不仅能促进前向、后向联系部门的发展它反过来还可以推动该产业的进一步扩张，从而使整个产业部门都得到发展，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他指出，在选择适当的投资项目优先发展时，不仅应当选择具有联系效应的产业，更应当选择联系效应最大的产业优先发展，这就是产业部门发展优先次序选择的技术标准，是不平衡增长理论的核心。

(三)中心―理论

发展经济学家普雷维什(Prebisch，R．)发表《拉美的经济发展及主要问题》(1950)一文，最先创立了“中心―”的结构主义分析范式[7]。“中心”与“”构成一个统一和动态的世界经济体系，表现为整体性、差异性和不平等性。不平等性是这一理论的关键和最终落脚点。在技术进步及其传播机制的作用下，“中心”与“”之间形成了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中心国家主要以生产和出口工业制成品为主，而国家则以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为主。中心国家享受着技术进步带来的所有好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而国家则由于同质性和单一性的经济，除初级产品外其他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工业发展十分缓慢，资本品生产几乎是一个空白，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来克服。弗里德曼(Friedmann，J.R．P．)[8]。进一步发展了中心―理论，把社会发展过程也纳入到思考过程中。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中心区是创新活动活跃的地区，具有使区服从和依附的权威和力量。中心区通过优势效应、信息效应、心里效应、现代化效应、联动效应和生产效应支配着区。但是，这种趋势并非长期不变，到了一定阶段，由于中心与在权力分配上的不平等，会使中心和之间在文化、心里、政治、等方面矛盾尖锐化，争取发展过程优势的要求越来越大，必然伴随产生潜在的社会冲突，此时由于政府政策的干预，中心和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

(四)威廉姆逊倒“U”理论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J．C．)[9]通过实证分析方法，根据24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和1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提出来的一种假说。该理论认为，注重经济效益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是通过“一系列的不平衡”实现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区域间成长的差距将逐步扩大，呈现不平衡增长，但经过一段时期，地区差距将逐渐保持平稳。当经济进入成熟期以后，地区差距最终将会趋于缩小。这一理论将时间因素引入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注意到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随时间推移呈非线性变化，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这种运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达到平衡发展的目标，也成了区域规划实践的重要指导思想。

(五)评析

结构主义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的贡献如下：第一，不平衡增长论强调资源稀缺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提出资源应合理配置这一重大课题，这是比较符合发展中国家现状的，抓住了经济发展初期各种问题的关键。第二，不平衡增长既强调了经济计划的必要性，又特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重要性。第三，不平衡增长论提出的“引致决策最大化”原理、“联系效应”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人们从总体上和局部上认识一国的经济现状与特点，对于私人投资者和计划工作者制定正确的经济决策，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和有效的工具。第四，不平衡增长论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路线或新的思路，它告诉人们，各个国家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发展道路或战略。缺陷如下：第一，不平衡增长理论低估了产业部门间不平衡增长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如经济总体发展不协调或结构严重失衡；资源稀缺可能会产生垄断，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二，高估了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的作用，忽视了其市场残缺不全、价格刺激反应不够灵敏等问题。第三，该理论更多地关注结果――倒“U”的终点，忽略了从初始到成熟的这一过程中，地区差距可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所带来的经济停滞的高昂代价。第四，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和作用。

四、结构主义区域均衡增长理论和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的关系

赫希曼认为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考虑问题的；所以他指出，“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引起平衡增长可能性的正是过去不平衡增长的经历”。由此可见，赫希曼强调不平衡增长，目的还是要实现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增长，只不过平衡增长是目标，不平衡增长是手段。关于这一点，斯特里顿、辛格(Singer，H．)等人也持相同看法[10]。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图，绘制了区域平衡增长和不平衡增长的路线图，如图1。平衡增长的路线是一条直线，且较短；而不平衡增长是一条曲线，并且较长。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在不平衡增长和平衡增长路线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校正”机制。当经济体按照不平衡增长路径发展，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产生一种“压力”，迫使经济体采取措施，从而返回到平衡增长的路径；当然，也许这里会存在一种路径依赖，所以必须是采取政府干预的政策。第二，不平衡增长和平衡增长路径虽然不同，但是其最终结果是殊途同归的，即都是使经济向某一目标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范文第6篇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先进技术、金融资本和劳动力已经超越了国界，成为新时期国际竞争的驱动力。特别是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新兴产业的兴起，不仅成为企业迅速崛起的主导力量，也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本文基于发展的视角，论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并提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措施。

关键词：经济一体化 区域经济 增长极 技术创新

伴随着世界科技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竞争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舞台。斯坦福大学塑造了硅谷的神奇，MIT和哈佛大学谱写了美国波士顿地区“128号公路”沿线的繁荣，它们不仅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而且也对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本文基于发展的视角，论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旨在为政府提供有益的借鉴。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梳理

在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研究范畴内，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发展是均衡的，市场竞争条件充分，资本和劳动力能够自由流通，就会促进区域经济之间均衡发展。但是，这种静态分析的方法无从解释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通常这些地区并不具有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源禀赋，而市场力量的最终作用结果通常是加剧了区域之间的差距。究其主要原因，是忽略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规模效应的影响，并非完全充分竞争中的市场供求关系能决定资本收益。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法国经济学家佛朗索瓦·佩鲁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极理论，试图从另一角度解释当代社会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和新经济的崛起。他认为，技术进步和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创新并不是在所有产业均衡推进，总是倾向于集中在某些特殊的产业和领域，这些产业和领域就被称为“增长诱导单元”，也称为“增长极”。例如，斯坦福大学塑造了硅谷的神奇，MIT和哈佛大学谱写了美国波士顿地区“128号公路”沿线的繁荣，它们对该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并对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经济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该理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他认为：“熊彼特片面注重私人厂商的作用，特别是大型私营厂商的作用。但是当局和他们的首创精神以及较小的、为适用于当地情况所作的创新也同样重要，不容忽视”。增长极既是创新的发源地，又是扩散源，当这种产业增加资本或者购买服务时，也会对其他领域产生连锁效应和推动效应，最终从区域间的不均衡发展到区域的均衡发展。

值得提出的是，自增长极理论提出以来得到广泛应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引来质疑之声不断。例如，1957-1966年期间，意大利为了解决南贫北富的地区二元结构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南部选取4个增长极典型区，建立了钢铁、石油化工、机械、金融加工、电机等“推进型”产业，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究其主要原因是：第一，理论有待完善。作为一种开创性的发展理论，该理论没有就怎样来确定推动型产业和适宜发展增长极的地点，推动型产业的支配效应即集聚经济的正负效应表现如何，增长极理论自身的数量、规模、内部产业结构等一系列技术性问题在实际应用中如何解决进行理论推演。第二，理论的可操作性不强。在该理论中经济空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们无从考察任何空间中两个地方的各种物质流、资本流、劳动力流、技术流、信息流，从而也就无法找到增长极的支配效应、联系效应以及分配效应。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策略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企业、劳动力、技术和制度，这些因素是独立的，分别对区域经济发展发挥作用，但其交互作用和渗透作用则是复杂的。无论是从范围经济还是范畴经济的角度看，企业都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主体，而制度、技术和劳动力则是保障因素，以保证实现生产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企业是经济增长的载体，各种企业之间形成了强大的以地缘为基础的关系网络，包含忠诚信任、互惠双赢、竞争与合作的内在依存性，进而形成产业集群。集群内通过知识渗透和传递、人力资本流通、资本流通，形成区域优势与特质。基于上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依靠技术创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科学技术是新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一点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美国于1944年11月提出“将科学对战争胜利所起巨大作用的经验用于和平时期，使科学服务于美国战后的国富民强”的新经济政策，并且以斯坦福研究园为载体，大力发展产学研合作，塑造了硅谷的传奇和辉煌；成为各国纷纷效仿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在我国，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也应该高度重视技术创新的辐射作用和渗透作用，大力加强自主创新，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通过技术升级进行差别化竞争。

在现代社会，低成本竞争大幅度缩小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加快了产品的衰退过程，促进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即通过技术创新生产出在“性能/价格”或产品技术含量比竞争对手更具有优势的产品，以此来占领市场份额。《全球创业观察》研究报告表明，创业创新活动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创业创新活动水平的不同可以影响国家经济增长水平的1/3，可见，技术创新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特别是对于一些资源枯竭城市和区域，发展技术含量高的企业，消化已形成的生产力，可以极大地降低经济社会的转型成本。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范文第7篇

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增长极理论以地区内不均衡发展为基础主张，提出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区位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或产业带动，主张选择这些地区或产业培育成经济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和其它产业发展。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主要表现为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极点聚集；扩散效应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向转移。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极化效应是主要的，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极化效应削弱，扩散效应加强。

增长极体系有三个层面：①先导产业增长；②产业综合体与增长；③增长极的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增长。在此理论框架下，经济增长被认为是一个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依次递进，有机联系的系统。增长极理论主张通过政府的作用来集中投资，加快若干条件较好的区域或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周边地区或其它产业发展。这一理论的实际操作性较强。

二、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经济发展现状

2004年10月，第三届川滇藏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协调会在成都召开，川滇藏三省区在会上就发表了携手打造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合作宣言，旨在将香格里拉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品牌。“香格里拉”包含了四川、云南、的大部分旅游区，三省区目前正在建立香格里拉旅游环线。川、滇、藏三省区将在各自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与环境保护、旅游资源开发、编制区域发展规划方面的联合与协作不断加强的情况下，重点将实施对旅游区范围进行总体规划等问题，并对“香格里拉”区域内的旅游区功能、基础资源、生态环境、产业选择等问题进行科学论证。选择重点地区先期发展特色旅游，联合推荐促销精品旅游线路，带动当地经济结构的调整。

据悉，2002年云南省旅游部门率先抛出“橄榄枝”，欢迎四川、等省区联手合作保护和开发香格里拉，四川省目前已率先投资49.3亿元打造川滇两省内交界处的旅游景区，并制定了一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则通过去年国际旅游交易会期间与云南在“茶马古道”的开发上进行了尝试，出台了“大香格里拉”计划。区域联合开发香格里拉的框架已经形成。2001年，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香格里拉县成了滇川藏三省区“大香格里拉”品牌的核心。巨大的品牌价值，不仅催热了当地的旅游产业，还有力地带动了当地各种产业的发展，香格里拉旅游已步入快速发展阶段。数据显示，去年香格里拉县全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231万人次，较上年增长58%，实现旅游社会总收入20.3亿元。而迪庆州接待游客数量5年内从几十万猛增至200多万人次。香格里拉县去年招商引资固定资产投资达8.3亿元，比上一年增长27.5%，占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4.3%。

三、结合增长极理论分析旅游业对“大香格里拉”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1)拉伸旅游产业链，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发挥其产业集聚效应。旅游业是关联度很高、带动性很强的朝阳产业，任何单独的旅游企业或者单独的景区都不能提供完整的旅游产品，旅游产业是由一连串横向联系的企业构成的产业链，能为旅游者提供从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到全套景点组合。发展旅游业需要有良好的环境基础条件，相应的旅游服务设施配套、齐全。旅游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大香格里拉”区域内公共设施服务业、娱乐服务业、旅馆业、餐饮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等的发展。近一年来，自治区在“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境内，投入了6000多万元，对昌都强巴林寺旅游基础工程、八宿县然乌湖旅游景区等风景区进行的重点建设，扩大旅游服务设施总量，形成功能齐备、运作有序、服务规范的现代旅游服务体系。云南省在“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云南境内，投资500多万元，兴建了香格里拉县噶丹松赞林寺旅游服务站、小中甸扎文化生态苑安、德钦县佛山乡老西集镇市政容貌以及德钦县弦子节庆广场；昌都地区评审了2家三星级的宾馆、1家二星级的宾馆和8家旅游定点宾馆饭店，创办了地方性旅游文化娱乐公司，在旅游区开展地方民俗表演等传统文化娱乐节目，促进旅游企业规范化、科学化、多元化的经营体系的建立。

(2)创造就业岗位，缓解了就业压力，加速人才的培养。目前，三省区已开通了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互联网旅游信息服务，以“香格里拉”命名的旅游服务网站就有10多个，大大方便了广大旅游者。一年来，三省区相互协作，加强了旅游人才的交流，自去年5月以来，四川省旅游局为自治区培训了100名导游，为昌都地区培训了民族旅游管理人才10名。同时，旅游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有效缓解了就业压力，随着外来旅游人员的增多，丰富了当地的知识文化，带来先进的技术理念，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人民的文化素质。

(3)带动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吸引外来投资，推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旅游业具有特殊的低重心启动作用和明显的关联带动功能，尤其适合于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薄弱、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突出的西部地区。在对外开放中，旅游业还是一个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让世界了解本地，让本地走向世界”的“先导产业”，是吸引境外人士来本地的主渠道，也是吸引外商从事经贸活动的重要媒介。大香格里拉区域旅游资源的丰富性与经济技术水平的相对落后性，决定了旅游业不仅应当是该区域的第一大主导产业，而且在带动本区域对外开放和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交流方面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因此，大香格里拉区域以旅游业的发展方式来带动扩大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是本区域应该走的最有效的途径。按照增长极理论由点带面，由局部带动整体的原则，在打通香格里拉旅游小循环的基础上，尽快把分布在川滇藏各个区位的高品位旅游资源串通起来，构建大香格里拉的旅游大循环，以形成对外旅游的竞争力。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走生态旅游之路，是大香格里拉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选择。积极培育旅游业为重要经济增长点，对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吴殿廷.区域经济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马勇，李玺.旅游规划与开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曾德超.增长极理论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启示.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12).

[4]第二届川滇藏“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协调会会议文件.2003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范文第8篇

[关键字] 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发展；区域金融政策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地方金融以其定位于区域、服务于微小、成长于地方的特点而受到当地政府的特别青睐，各地相继成立专门机构，出台相应法规推动其发展。在促进区域金融发展壮大的同时，探索建立合理、有效的管理模式，确保其健康有序发展，对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区域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区域金融政策作为区域经济发展中一个重要因素，不同区域的金融政策的差异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较大影响。基于这一考虑，本文从区域金融政策的角度研究，以期探寻出适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金融政策工具，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健全区域金融管理制度

针对区域金融快速发展的局面，首先，国家应出台区域金融管理的指导意见，明确各地或各区域发展重点，加强对地方金融发展的引导，防止出现一哄而上的局面，促进地方金融机构可持续健康发展。其次，完善区域金融机构管理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研究制定统一、规范的业务流程和操作标准，加强对区域准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的管理，规范区域金融机构

发展。

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政策理论分析

1、区域金融政策的概念及目标

区域金融政策是在坚持国家金融政策整体目标的前提下，由政府、中央银行和其它相关金融部门充分考虑地区差异，从地区实际出发制订和实施，通过影响区域金融主体行为选择，借以平衡区域金融差异，促进区域金融结构优化和区域金融发展，使金融政策在各区域的传递效果达到均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其突出特点是以区域为调节对象，它的出发点是区域差异，它的必要性是纠正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不足。

2、区域金融政策工具

区域金融政策目标的实现要借助于一定的策略手段，即区域金融政策工具。区域金融政策工具是中央银行或授权下一级央行使用的调节区域货币量或区域信贷活动等的政策手段，分为四类：一般性区域金融政策工具（三大法宝）、选择性区域金融政策工具、直接区域金融政策工具、间接区域金融政策工具。

3、区域金融政策实施的必要性

从理论上讲，缩小区域金融差异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市场的“无形之手”引导金融资源重新配置；二是依靠政府的“有形之手”，实施区域金融政策，市场不完备性和资本逐利性决定了市场出清机制不能缩小区域差异，政府干预是有效的、必要的和可行的。

二、我国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金融政策因素分析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区域实际利率差异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利息是实体经济创造利润的一部分，利息率的高低最终受制于实体经济利润率的高低。因此，实体经济对银行贷款利率、贴现率的承受能力受利润率的制约，央行对商业银行实行统一的再贷款利率、再贴现率使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贴现率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差别很小，并且在事实上形成了实际利率和官方利率并存的双轨利率格局，表现为东部地区的实际利率已基本市场化，而西部仍严格执行统一的官方利率。

第二，统一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统一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因货币乘数差异导致货币供给区域不均衡分布。由于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在货币化水平、资金周转率、现金漏损率、资金外流率等方面的差距较大，因而货币乘数也存在区域差异。

第三，统一的公开市场操作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统一的公开市场操作效果受区域货币市场差异的制约。公开市场操作为统一货币市场和多样化的市场工具为基础，但我国目前区域货币市场深化程度的差异使公开市场操作效果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不同。

第四，统一的再贴现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再贴现政策效果受票据市场区域差异影响。我国还没有形成合理的再贴现利率体系，且未实行差别利率。这种管制性较强的贴现利率体系要求有统一票据市场与之适应。但目前票据市场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和隔断性，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票据市场发展滞后，使再贴现政策鞭长莫及。

第五，金融资源配置区域差别。区域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特征，使我国金融资源的配置也呈现明显的二元格局，国家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设置上都采取了非均衡的、向东部倾斜的政策。东部建立了具有较高效率的金融组织体系，较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工具和投资渠道多样化，金融效率不断提高；而中西部地区仍然以信贷配给机制为主，信贷资金价格受国家严格控制，金融资源匾乏，金融组织体系单调，金融效率低下，导致中西部地区的金融资源向东部地区流动。

第六，金融监管的差异。对东部地区金融监管的重点在市场准入层面，对金融机构业务运营的监管有所忽视，而西部地区金融监管则侧重于经营的合法性和风险性等方面，监管的手段侧重于行政性，这为东部金融机构的违章拆借、乱回购、广揽资金提供了机会。

三、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金融政策工具

我国正值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消除和缩小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结合国情，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本文认为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区域金融政策是十分必要和可能的。

1、建立和完善区域金融组织体系

金融组织体系是否完善，直接影响西部地区的筹融资能力。因此，应积极着手建立和完善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组织体系，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首先，应加大政策性金融对落后地区的扶持。政策性金融是实现金融公共性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干预金融体系的重要体现。其次，有差别的构建区域性商业银行和区域性金融机构。多方面鼓励各金融机构进行各种金融工具的创新，建立多元的区域性商业银行。此外，应鼓励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金融机构在西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

2、 发展和完善西部区域性金融市场体系

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由于发展滞后、投资环境差、投资回报率低而难以吸引外来资金，资本形成能力严重不足，严重影响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为了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迫切要求发展西部区域性的金融市场体系。

首先，应加强西部区域性的金融市场建设。其次，加快西部企业改革的步伐，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此外，应发展和构建西部基金种类，设立西部地区发展基金。

3、发挥和完善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

我国资本市场要对区域经济的调整发挥积极作用，必须树立新思维，放宽直接融资限制，建立为西部大开发直接融资的区域性资本市场，扩大融资渠道和融资能力。资本市场在西部开发过程中的资源配置作用可以通过五种途径来发挥：第一，引导证券市场体现国家的西部政策。第二，争取更多的西部企业上市，推动西部地区股票市场的发展。第三，积极推动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第四，建立区域性资本市场，拓宽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第五，提高筹资能力。

4、建立和完善西部金融保障机制，制定西部优惠的金融政策

第一，要实行有效投资决策。将金融决策与西部地区的产业政策结合起来，将投资决策与金融政策结合起来，将金融决策与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整体规划、实施方案和政策措施结合起来，把金融决策与地区经济的特点结合起来，筛选出支持的目标，并制定相应的体现扶优限劣、主次有序的金融措施。

第二，选择支持重点，优化投资结构。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改变不合理的分工格局；加强微观经济基础，培育合格的多元化市场主体；加大对西部地区交通、通讯、能源、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第三，完善资金投入方式和投资机制。资金投入方式上要转向协合性的多渠道投入，要对区域内建设项目进行统筹规划，并对资金流向、运用情况进行严格监控；要严格执行建设项合法人制度和资本金制度，建立企业投资决策责任制、企业资金融通责任制和企业资金运用责任制，强化投资风险责任约束机制，从而提高资金的运用效率。

第四，我国东西部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地区间非均衡增长与央行高度统一、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实施相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央行的金融政策目标与实体经济的波动趋势在区域间发生背离，降低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总体质量和央行金融政策的实效性。所以可以考虑在央行统一政策的框架上，实行有差别的金融调控政策，有针对地对各区域经济发展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制定西部优化的金融政策，加大对西部信贷的倾斜力度，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四、结论

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政策措施研究，对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区域金融政策的指定和落实，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效率。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政策研究，要充分考虑区域间的差异性，使区域经济能够实现协调发展，进一步推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再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1]张可云 区域经济政策——理论基础与欧盟国家实践[M]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1

[2]王维强 我国区域金融政策问题研究 《财经研究》 2005.2

[3]施蕴珊.德国金融监管体制及其经验借鉴[J].价格月刊，2009（04）.

[4]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课题组.关于建立地方金融稳定协调机制的初步探讨[J].华北金融，2004（04）.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范文第9篇

[关键词]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区域经济协调；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號]F124

宏观调控强调通过多种途径展开社会经济控制，维持社会再生产协调状态。区域经济反映了各区域经济水平、状态、规律。从整体上看，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区域经济差距悬殊，政府作为区域经济建设的核心，有责任、有义务协调区域发展。鉴于此，笔者结合实践研究，就政府宏观调控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展开分析。

1 宏观经济管理与区域经济发展分析

1.1 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必要性

社会主义市场环境下，政府采取宏观经济管理主要作用是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指导、促进作用，优化分配，完善生产资源，促进区域资源优化配置，稳定国家经济。而想要保证社会市场稳定还需通过市场自发调控与政府宏观调控，两者结合才能实现百花齐放，增加社会就业率、推动企业发展。同时，还有助于调动政府参与主动性，对促进经济体系完善起到间接性作用，使社会经济处于稳定发展水平。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宏观调控也存在管理失效风险。宏观经济是以计划指导为目标，对今后经济发展趋势的预见，政府根据经济预测展开宏观调控，但在实际落实过程中存在诸多限制性因素。主客观影响如：决策依据信息来源真实性、准确性，决策人员专业水平，政府反应要落后市场发展变化，成为宏观调控最大影响因素。所以，及时对政府行为科学引导保证发挥市场调控作用，推动区域经济建设发展有助于稳定社会经济发展。

1.2 宏观调控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

区域经济协调是宏观调控的目标。政府想要进行宏观调控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不仅是工作目标，也是区域经济协调有效方法。首先，社会经济总量稳定。经济总量指的是某个阶段国家经济活动总成果的数量反映，宏观经济活动指标的集中体现就是总供给与总需求。宏观调控短期目标即是维持社会供给与需求稳定，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这也是区域经济协调重要途径。其次，社会经济发展。基于长远角度分析，宏观调控是社会经济长期建设发展的战略性指导，及时排除经济隐患，促进国民经济进步。区域经济协调具体而言，就是城乡、城市区域的统筹协调，要求两者必须保持同步状态。

1.3 宏观调控是稳定区域经济的根本需求

首先，宏观调控的基础前提就是计划手段，要求政府对区域经济进行短期、长期计划，适应宏观经济管理计划达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其次，经济计划。以间接形式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间接管理指的是不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而是以市场为媒介通过经济手段对经济发展主要变量施加影响，通过市场传导引导微观经济行为，确保达到宏观经济管理标准。区域经济属于国家宏观经济层面的内容，以宏观调控形式进行区域经济协调。最后，行政方案。行政方案指的是行政单位利用行政权力干预社会经济的有效途径。单位以宏观经济形式综合人力、物力应对宏观经济问题，如利益问题，都要利用行政手段进行管理控制。

2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伴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发展问题也随之暴露，尤其是区域经济失衡问题。现如今，我国经济水平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特别是长江、珠江、京津冀，根据所处地理环境看呈高密集状态。但是，想要通过高经济水平地区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存在一定限制，进而出现区域经济发展不均，影响社会总体经济进步。现阶段我国主要劳动力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改革初期得益于上海工业与江浙区域农工相辅，长三角地区特别是江苏、浙江的乡镇工业和家庭工业发展迅速。此后，汽车、石油化工、船舶产业迅速兴起，使长三角一直保持全国领先地位。

3 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想要通过宏观经济控制保持区域经济平衡，促进社会经济进步，第一要素是政府以宏观经济管理为方法，发挥着横幅作用。综合分析各区域经济发展特点与优势、问题，从而创建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蓝图。相对于个体控制，宏观经济控制更能够规避市场风险、进行市场控制，通过扩大投资、吸引优秀人才、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稳定区域经济，有助于控制区域经济发展，实现整个区域经济水平提高。

3.1 促进投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最佳途径就是扩大投资，鼓励科技创新、扶持第三产业。首先，推动区域经济朝市场化发展，开放市场、建立完善的法律体制和市场制度、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保证产品、生产资料等走进来、走出去，推动社会经济进步。同时，要求政府打破行政性贸易壁垒，发展多元化、互补性的区域市场。其次，鼓励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政府综合有利产业资源，健全指导机制与产业制度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在原有产业资源下以财政刺激形式带动企业走向科技创新，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水平。最后，扶持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包含各类服务和产品，有助于满足大众消费需求，促进消费的同时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因此，政府应在制度政策上给予帮助，为第三产业谋求更多福利优惠政策，并进行劳动力教育培训，提高专业水平、生产效率。

3.2 坚持留下来、引进来战略目标

关于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政府应坚持留下来、引进来战略目标。其中，留下来是将区域高学历、年轻劳动力、具有创新、创造意识的人留下来；引进来则是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资源。具体措施：首先，加强与金融、贸易、投资战略的互动，尤其是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贸的互动。“一带一路”建设既是现代社会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也是推动留下来，引进来的双向互动。其次，为外来人才提供更多福利政策，将优秀人才放在重点开发区，有助于达到人才流动的聚集效益。再次，政府应加大子女教育、公共卫生、就业支持，尽可能缩小与高经济水平区域在卫生、教育、文化、医疗方面的距离。最后，发展农村教育、职业教育、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综合素质、专业水平，更好地适应区域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

3.3 国家战略与地方战略协调

首先，秉承着产业承接和吸收同步、环保、产业技术适度的原则，选择利用适合的产业和技术加以承接。其次，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与自贸试验区建设协调，创建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重塑沿海开放高地优势。“一带一路”地区与自贸试验区叠加，全面打通人流、物流、资金流，在国内大环境下实现双向投资协调发展。最后，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以政策为导向使本土产业和转移产业实现融合，避免出现转移产业同质化问题。此外，长三角区域政府推动本土产业转向中西区域，基于宏观经济调控下创建优势互补的经济开发区。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法律环境 区域经济 理论分析

一、法律与经济的关系理论

1.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法律和经济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份。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出发，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并反过来为相应的经济基础服务。经济基础是法律的决定力量，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建立在相应的深刻的经济根源基础之上的。

2.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经济学派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安排及制度变迁纳入经济学科，阐发了包含法律在内的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制度经济学把法律范畴引入经济学中，从而编织了法律与市场这两个不同空间相互联系的纽带一交易，主张应联系所有的非经济因素(如政治结构、制度和态度等)来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尤其强调法律因素的特殊作用，认为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制度可以为节约交易费用提供有效途径，能够通过产权安排提高企业效率，可以为实现合作、打破市场垄断创造条件。

3.规制经济学的理论。“政府规制”其原意是有规定的管理，或有法规条例的制约。在现代经济学中，其含义己逐步演变为政府运用法律法规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和行为进行影响、干预等。其基本理论主要有两点:一是政府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认为政府规制是对市场失灵的回应，是针对私人行为的公共行政政策，是从公共利益出发而制定的规则。其目的是为了控制受规制的企业对价格进行垄断或者对消费者滥用权力。政府规制的具体表现为控制进入、决定价格、确定服务条件和质量，以及规定在合理条件下服务所有客户时的应尽义务等。二是政府规制的部门利益理论。认为确立政府规制的立法机关或政府规制机构仅代表某一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非一般公众的利益。

4.市场经济与法制经济的关系理论。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它需要规则和秩序，是以法律作为边界的经济，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就这个意义而言，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从法律经济和市场经济关系中我们得出三点：(1)以法律规范市场经济的主体资格。(2)以法律约束市场经济的运行。(3)以法律化解市场经济中产生的纠纷。

二、法律环境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良好的法律环境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靠人们的自觉行为创建的，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主要体现在法律至上、法制统一和社会稳定等方面。

1.良好的法律环境为区域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法律是所有社会规范中最具有明确性、确定性和国家强制性的规范，法律环境的好坏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明进步的标志。良好的法律环境能够表现出该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工作秩序、社会生活秩序由法律规范调整得井然有序，给人们一种秩序感、安全感，从而有利于创建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2.良好的法律环境有利于打造科学高效的政府。良好的法律环境有利于保障行政机关公正执法、提高执法效率。同时，一也可以提高公民的守法意识，积极配合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减少行政成本。不良的法律环境必然使行政执法过程付出更多的行政成本，影响执法效率和执法目标的顺利实现。

3.良好的法律环境可以调节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稳定区域经济市场秩序。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区域社会成员的福利提高，接近经济学所讲的帕累托状态。市场主体的微观决策总是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单纯依靠市场调节难以实现区域经济总量的平衡和区域经济的稳定增长。市场对区域社会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作用是有限的，这就要求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各地区和各企业之间正确分配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形成合理的生产力布局、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区域经济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三、国外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借鉴

1.加大立法力度，将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法律化，保障区域经济发展有法可依。区域经济发展是一项长期性经常性的任务，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产业选择、空间布局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了保持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通过立法的形式使之法律化。

2.明确政府职责，严格依法行政。政府管理区域经济的模式，直接决定着区域配置资源的能力，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增长速度。现代区域经济的发展要求通过依法行政、规范决策、权力约束、职能转变等诸多法律化手段实现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科学有效的管理。国外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管理机构的设立、机构职能、基本工作程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有规范的法律规则可依，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地方政府因权责不明而带来的管理无序、一拥而上、滥用政策等弊端。

3.以法律加大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力度，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实质应当是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区域经济的发展与资源的连续利用。如，美国西部在开发初期，针对严重的掠夺式开发和破坏生态环境等现象，政府开始重视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问题，同时，还采取措施对森林和草地进行合理利用与保护，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促进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善。

参考文献: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80(2011)06-0071-03

我国马世骏院士从生态学角度于20世纪70年代起先后提出复合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从国内经济学方向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状况看，主要集中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笔者仅就国内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进行简要的述评和展望。

一、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梁晓波(1998)认为区域经济由区域经济要素、区域经济结构、区际关系三大部分构成。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区域经济要素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结构的持续优化以及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三部分决定，其实质是生态可持续性和经济可持续性的和谐统一。魏建中等(2004)将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概括为：在现有自然资源(包括环境)约束条件下，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实现区域经济的持续有效增长。其中，经济增长是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基础上的专业化集约型经济增长；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速度要小于其再生速度，不可再生资源利用应约束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之下；废物的产生应小于环境的吸纳能力。何爱平(2005)认为从区域经济的角度看，区域可持续发展是指不同区域尺度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发展，即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其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发展要建立在有效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逐渐改善环境质量的基础上，使其保持良性循环，并且应当促进不同类型区域发展的协调，缩小区际发展水平的差距。朱国传(2007)认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一定经济区域范围内，以人为中心的主系统与自然、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协调的发展关系，即在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前提下，建立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代人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不危害和削弱其他区域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显然，区域经济的可持续性就是人类生产经济活动的持续经济增长和可获利性，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其他子系统持续发展的物质保障。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整体中，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处于主导地位。

笔者认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应当是在协调区域经济、区域资源、区域生态环境以及注重区域民众生存的基础之上的共同发展。区域资源的开采，小则影响区域民众的生存与发展，中则影响区域所在国家的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大则波及到世界上引进该区域资源以获取生存与发展动力的国家的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

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阎聪线(2001)认为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以可持续观点分析研究了甘肃省区域经济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以城市为主提出了甘肃省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任务及具体政策和配套措施。李林等(2001)通过运用模糊可拓经济控制论原理，提出了一种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模型。运用该模型，在确定了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当前状态和最终目标后，于中间设立阶段性目标——驿站，再经过各个具体的实施步骤逐步达到各个驿站，继而实现最终目标。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与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致的，但在考虑地区利益时又有所区别，因此，学者依据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和相关文献，把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发展状况评价指标定义为：S=﹛地方经济增长水平，地方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地方技术进步水平，地方经营管理水平，地方对外贸易水平，地方就业水平，地方区域发展平衡程度﹜，其中，地方经济增长水平、地方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等指标亦可看作是为实现总目标S而设立的各个分目标，每个分目标按满意度又可进一步分为快(合理、平衡、高、充分)、较快、一般、较慢、慢(不合理、不平衡、低、不充分)等五级，每个分目标达到其满意度的上限值时即可视为其已达到发展的最终目标。通过案例研究，利用所构建的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发展状况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湖南省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各阶段策略。

关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任务方面的研究，学者们往往运用案例研究分析方法，主要依据其研究的具体区域发展的现实特点，提出该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规划总目标、分目标等，鲜见通用的指导性较强的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任务模型研究。

三、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已有研究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展开了系列探讨，主要观点集中于发展、协调、可持续、共同、公平等原则。笔者认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优先事项在于“发展”，而“发展”的核心应当归结于“人的发展”，特别是“人力资本的发展”，在涉及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应遵循的原则问题时，应当将“以人为本原则”视为首要原则。

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1.均衡发展模式。关注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均衡性，注重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的投入、支持力度，努力促进经济欠发达区域与经济发达区域的基本同步发展，以实现社会公平、缩小经济欠发达区域与经济发达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维护社会稳定；侧重于经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2.梯度推进模式。首要关注经济发展效率，重视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非均衡性，注重进一步加快经济发达区域的发展步伐，继而通过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系列要素(人力资本、技术等)从高梯度的经济发达区域向低梯度的经济欠发达区域的转移，促进经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3.增长极模式。主张把有限的稀缺资源集中投入到发展潜力大、规模经济和投资效益明显的少数部门和区位，使增长点的经济势力增强，同周边经济区域形成一个势差，增长点再通过市场机制的传导媒介力量引导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从而促成整个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点轴发展模式。组成点轴发展模式中的“点”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强劲增长极，发挥着特有的极化和扩散功能，它可以是城市、城镇，也可以是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特区等；“轴”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强劲增长带，它或是由自然轴线(海岸轴等)组成，或是由人文轴线(铁路轴、公路轴等)组成，也可以由自然轴和人文轴共同交叉组成复合轴线。点轴开发是一种地带开发，它不仅重视“点”增长极的作用，而且还强调“点”与“点”之间的“轴”的作用，因此，点轴开发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于单纯的增长极开发，更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网络发展模式。所谓网络，在区域发展研究中是指一定区域内结点与结点之间的经济联系以及经济增长轴线和轴线之间按照一定的经济技术规律经纬交织而发展成的点、线、面统一体。其中，结点是指区域内部的各级中心城市和城镇，它们充当着各级层次的增长极；相互交叉的轴线则是指在接点间起链接作用的线状通道，这些通道可以是河流等自然通道，也可以是铁路、通讯(包括信息高速公路网)等基础设施类的人文通道。该模式侧重于加强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注重实现整个区域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五、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关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学界观点主要集中于人力资本、创新(科技创新)、产业集群等。王翊(2006)通过对一个具体的城郊生态公园建设综合效益的测算，从生态公园建设对带动短期经济增长、提高长期经济增长质量、平衡代际间利益、探索实现可持续发展模式等方面分析了城郊生态公园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郊生态公园建设对城郊当前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未来的生态和社会效益更为显著。在充分考虑当代人与后代人利益平衡及效率的基础上确定最佳建设规模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并举的目标，从而不断带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姜玉鹏(2007)认为在资本体系中，人力资本具有智能性的特征，可以聚合自然资本和创造资本，可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以人力资本为载体的知识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人力资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开发人力资本是可持续发展的命脉，人力资本的再创造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总而言之，人力资本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叶宝忠等(2008)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产业集群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在我国，以产业集群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催生了新一轮的区域经济发展浪潮，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的龙型产业集群隆起带，成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先进产业制造基地，支撑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永恒推动力。李雪峰(2009)认为西部地区作为欠发达地区，要想迎头赶上，须不断识别和培育区域核心竞争力，因为只有具备了核心竞争力；才能保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而区域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关键在于创新。该研究集中探索西部经济欠发达区域如何通过创新形成特有的西部欠发达区域的核心竞争力，以使得西部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获得永久动力。

六、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评价

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即研究如何衡量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状况，为相关决策者提供进一步的决策支持。目前的研究主要方向为指标体系的选取方法、权重的确定方法、综合指标的求取方法及协调度模型的建立，但研究中有的侧重于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性，有的偏向于经济与社会的协调性或技术、经济与社会的协调性分析，评价指标的选取庞杂而缺乏实用性，有的指标过于片面，有的指标获取的成本太高。权重的确定及评价方法的选取也都没有突破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缺乏创新性，而且在评价方法的说明上，很多论文过于简单，有些变量的解释模糊不清。指标无量纲处理过程中，往往忽略了指标间的相互作用。现有的种种协调度测量方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协调发展测度问题。如有系统并不要求子系统的相似性、同步性，如果用相似性方法测度就会产生大的偏差。在协调度研究方面，不同的研究者研究的切入点有很大的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各个角度全面认识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程度，否则不仅不能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咨询，而且有可能形成信息误导。

七、区域经济循环可持续发展研究

关于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互动关系的主要观点包括：1.循环经济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2.循环经济是一种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3.循环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保证；4.循环经济是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5.循环经济是以人为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在研究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时，应当合理引入循环经济理念，在发展区域经济时，区域资源必须得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区域环境必须得以充分有效的保护，即在发展区域经济时，保持“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产品”这个过程的循环往复，从而将“节约区域资源、保护区域环境”的理念转化成不间断地实践活动，以推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八、结论与展望

总的来说，国内现有的经济学方向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略显单薄。在相关研究中，学者们往往主要采用融入案例分析的规范研究方法，鲜见实证研究；往往仅就一个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现状展开研究，而缺乏对该区域纵向经济发展状况的历史比较以及该区域与其他国内的或者是国际的类似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状况的横向国内、国际比较。因而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应当首先关注以下研究方法的革新：

1.加强实证研究力度，将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2.注重纵向与横向的比较研究方法，不能总是孤立地去研究某个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要积极主动、科学合理地借鉴国内、国际类似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3.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所研究的理论须源于实践活动，研究的最终目的须归根于指导实践活动；

4.在相关研究所需数据的搜集处理方面，可采用包括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在内的技术集成或者说是强大的数据采集、更新、处理、分析的技术体系，对所需区域数据进行科学、及时地搜集处理。

综合考察以上述评内容，国内经济学方向可持续发展理论需要深入、细化研究的问题还应包括：

1.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源条件。不同的区域划分，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源条件各异。一般而言，自然资源型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源条件乃是该区域目前尚可持续开发利用的石油、天然气、煤等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型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源条件乃是该区域目前尚可持续开发利用的低廉的劳动力资源；而经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源条件往往囊括了自然资源以及低廉的劳动力资源。

2.“资源诅咒”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李天籽(2007)利用1989—200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自然资源丰裕度对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地区层面检验了“资源诅咒”命题。邵帅等(2008)以1991—2006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证明了西部大规模的能源开发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经济增长，“资源诅咒”效应确实存在。如何走出“资源诅咒”魔圈以实现资源型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迫在眉睫。

3.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有关此方面的文献资料相当匮乏。今后可主要从如下几方面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1)法律法规制度保障；(2)产业制度保障；(3)金融制度保障；(4)投融资制度保障；(5)教育制度保障；(6)就业制度保障；(7)科技创新制度保障；(8)产权制度保障等。

4.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分类后的进一步细化研究。将区域划分为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区域；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区域；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型区域，自然资源型、人力资源型和科技型区域；珠三角和长三角区域等，针对各个具体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进一步强化专门的研究，以期科学化、全面化指导相关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实践活动的理论内容，继而注重展开每一大类中具体类别间的比较研究，以调动区域实践活动的互动、共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除此以外，还可针对一些特型区域，如土壤沙漠化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专门的研究。

5.循环经济与不可再生资源型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主要应当展开的研究如何在不可再生资源型区域引入并实践循环经济理念，发展循环经济产业，与此同时，扩大经营范围、延伸产品链和价值链，走出一条不可再生资源利用的开发生态化、生态循环产业化、产业发展持续化、产业与区域共同发展的新路径，最终实现不可再生资源型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

［参考文献］

［1］梁飞．海洋经济和海洋可持续发展理论方法及其应用研究［D］．天津大学，2003．

［2］梁晓波．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J］．理论与改革，1998(4):94-95．

［3］魏建中，李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多目标综合评价模型研究［J］．科研管理，2004(5):140-144．

［4］何爱平．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范文第12篇

论文摘要：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分析了领导者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首先，结合组织行为学的研究和区域经济问题的实际，确定了区域经济领导者的概念。其次，通过中外的大量案例，实证了领导者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最后，利用多个相关理论对领导者促进区域经济的作用进行了机理的分析。

区域经济，是当前热门的问题。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践界，都日益关注谋求经济发展的区域行为。一个区域的经济如何实现发展，不同的学科都给出了有益的建议，主流方法很多都来自于区域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这里，我们将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即领导者的角度，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进行分析，探索领导者对于区域经济的贡献。

1 领导者的概念与理论

理解领导者(leader)，先要理解领导(leadership)。而在学术界，关于领导的定义一直没有得到完全的统一。孔茨认为，领导是影响人们心甘情愿的和满怀热情的为实现群体目标而努力的艺术或过程。特纳认为，领导似乎影响人们自动为实现团体目标而努力的一种行为。戴维斯认为，领导是一种说服他人热心于一定目标的能力。从这些定义我们可以到看，虽然定义表述并不统一，但领导的含义却是得到比较普遍认同的，即“指引和影响”、“组织成员”、“实现组织目标”。因此，领导者可以理解成为通过影响成员带领组织实现目标的个人或群体。

虽然主要基于组织行为学，但领导者的研究显然扩散到了众多管理学的相关领域。在具体的组织问题研究中，实际上领导者具有了另一重含义，即组织的管理者。虽然这两个概念被不少学者认为存在学术上的差异，但在很多实际情况下，以及很多实证主义学者的研究中，这两个概念往往是不太容易区分的(盂建平，霍国庆，2007)。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也表示，“各个领导集团即各种机构的管理人员也必须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必须深入思考他们所处社会的价值观、信念和承诺，必须在完成其机构的特殊而有限的使命以外，承担起领导的责任”，并“为了达到本机构必须做出的成果而组织资源”。因此，我们常将两者合一，从而得到领导者更加宽泛的概念，即“组织中或群体中的最高管理者，其担负着指引组织或群体的发展方向和路径、思考和制定目标、安排结构和资源等重要使命，对组织或群体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结合我们所研究的区域经济问题，按照领导者的概念进行扩展，我们会很容易得到区域经济领导者的概念——即区域政府。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区域政府都担负着规划区域经济、制定竞争规则等重要使命，即“引导和影响”着区域内的企业个体。而且，在中国的经济模式当中，政府还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起到不容忽视的资源分配者的角色。这些都决定了在区域经济问题中，区域政府——国家政府或地方政府，是我们所提及的领导者。这个领导者未必是具体的某个个体，而是代表决策权力和决策职能的区域政府的经济决策阶层。

2　领导者促进区域经济的实证

从现实来看，领导者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能够引起区域内经济发展的质变。中外古今，大量的案例都印证了这个观点。早在2300多年前，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商鞅被秦孝公拜为国相，在秦国推行一系列的变法措施。在经济方面，商鞅通过“开阡陌”、“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等措施，大力发展封建经济，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商鞅变法之前经济还落后于关东各大国的秦国，凭借着优秀的领导者商鞅和秦孝公的作用，一跃成为实力强国，奠定了日后统一中国的坚实经济和物质基础。历史上经济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等，无不是贤明的国家领导者的主导，不论是发展政策的制定、重要人事的安排、还是资源的开发与分配。一时间，政通人和，人才辈出，国库充盈，百姓富足。放眼海外，彼得大帝之前的俄国，是落后当时西方几百年、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之国。但在彼得大帝的领导之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有的落后的农奴制，国家繁荣富强，俄罗斯也一跃成为欧洲的列强之一。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日本的明治维新时代，也都是优秀领导者和领导集体所作用的区域经济高速发展的案例。

进入现代经济世界，领导者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案例仍然是不胜枚举。不论是微观的村镇，还是中观的省市，还是宏观的国家与地区，其快速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领导者的作用。

我国河南省的，在改革开放前是一个人多地少的贫困村，也没有什么地下矿产资源。村长王宏斌上任后，积极思考，勇于开拓，确定了围绕农业办工业的发展思路。办工厂遇缺乏资金时，王宏斌及村委们主动带头筹集资金；产业实现盈利时，王宏斌又以身作则，树立了艰苦奋斗、公平道德的经营作风。在王宏斌的带领下，人以面粉厂、砖瓦厂等起家，时至今日已形成了农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格局，兴建食品、农业生态旅游、医药、电器、钢铁五大工业园，年产值突破16亿元。

在发展中国家印度，班加罗尔地区如今已成为世界著名的计算机软件中心之一。从上世纪90年代起，当地政府就致力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人力资源的培养、投资和税收政策的制定，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和发展的环境。努力的结果，是班加罗尔地区计算机软件业的飞速发展，以IBM、英特尔、思科为首的国际著名IT企业都已经或将在班加罗尔地区设立实验室和软件研发中心。这些努力不仅促进了印度当地经济，更培养了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英语化IT技术人员，其带动效用和扩散效应是无法计算的。

至于国家层面，中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第二代领导者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进行了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实现了连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令全世界震惊的经济发展成就。

有成功的领导者，就有失败的领导者。两相比较，不称职的领导者非但不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还会阻碍区域经济发展的步伐。我国台湾地区的前行政长官执政期间，用人唯亲、贪腐成风、施政无能，台湾地区经济一片凋敝。昔日“四小龙”中表现最为优异的宝岛，已是多项经济指标严重下滑，位列“四小龙”之末，不复往日风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创造了美国经济过去30年以来最好的成绩，但继任者小布什任内的短短数年，美国经济不仅没能保持快速增长，反而停滞不前，发生了规模空前的次贷危机，面临相当大的衰退风险。正如格林斯潘等经济学家所指出的，美国总统小布什难辞其咎。

3　领导者促进区域经济的理论机理

领导者对于区域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具有现实上大量案例的印证，同时也得到了详尽的理论解释。具体的来看，领导者对于区域经济的重要作用是通过以下一些机制来实现的。

首先，领导者担负着资源发掘、筹集和配置的重要职能，制约着资源的拥有量、变化量和利用效率。一是利用区域内的自然资源和禀赋，如的王宏斌利用农业资源来办工业。二是吸引外来资源，如班加罗尔地区的吸引IT技术和资金投资。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开发和培养区域内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才是现代知识经济中最为重要的资源。

其次，领导者的观念，是区域发展体制的重要形成渊源。组织行为学的理论已经揭示，领导者作为组织价值观的倡导者和榜样，其观念会影响组织其他成员，进而影响组织文化。区域领导者面向未来、勇于开拓，则区域发展观念和体制将会生机勃勃，与时俱进；若是区域领导者思想陈旧、固步自封，则区域发展观念和体制就会趋向于保守和封闭，错失发展良机。

还有，领导者作为引导前进方向的领路人，其发展观将直接影响区域的发展方式。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提倡科学的发展观，绿色型发展，持续性发展，是当前区域发展的常见主题。但这种发展方式能否实现，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领导者。如果领导

而且，领导者同时还是组织最高决策者，负责组织战略的制定。因此区域发展战略也是领导者所最终决策拍板的。与决策相关的理论与学科都广为接受的一点，就是决策不是完全客观的产物，而是受到人主观判断和倾向性影响的。也就是说，区域的发展战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为制定的结果。这个战略的优秀与否，不仅受到领导者及其决策集团分析能力、决策信息与知识、以及主观倾向性的制约。

最后，领导者也影响着区域发展的环境因素，尤其是内部的软环境。这方面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参照新制度经济学。包括政策和制度的软环境，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与其领导者具有密切的关系。领导者是软环境的主要缔造者，这个在前面已经做了详尽的分析。另一方面，领导者也是软环境的主要执行者和维护者，这同样影响甚至决定着软环境。典型的比如东南亚的“软政权”现象，即便其缔造者是西方的思想家，在不称职的领导者的执行和修正下，同样丧失了其固有的先进性。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范文第13篇

一、关于中央区域政策的目标选择

中央的区域政策究竟是注重效率还是公平目标，这是我国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效率优先论，即强调中央区域政策应注重效率目标，优先支持有条件的优势地区尤其是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二是公平优先论，即强调中央区域政策应注重公平目标，优先支持那些关键问题区域尤其是落后地区和衰退地区加快发展；三是效率与公平兼顾论，即中央区域政策要同时兼顾效率目标和公平目标。也有一些学者强调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和兼容，或者寻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事实上，这种观点与兼顾论大体相同，只是表述不同而已。在优先论中，过去学术界着重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近些年又提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这两种观点可以看成是优先论的修正和改良。

由于在理论上的不同观点，导致建国以来我国中央区域政策的目标选择长期举棋不定，在效率与公平目标之间出现多次较大的变动。从东西关系来看，当中央注重效率目标时，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受到较多的优待；当注重公平目标时，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或者过去的“三线地区”受到重视；其结果，处于中间地带的中部地区长期受到“挤压”。在改革开放后的较长时期内，中央区域政策更多的是注重效率目标，条件较好的东部地区在投资和政策方面享受了较多的优惠。这种情况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一定的改变。在这种政策倾向的影响下，直至今日西部地区工业平均税负仍要远高于东部地区。2004年，若以东部地区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中各项税金所占的比重为100，则中部地区为172，西部地区为218，东北地区为160。这说明，目前西部地区工业平均税负是东部地区的2.18倍。再从城乡关系来看，由于过分强调注重效率目标，政府大量的资源投向了中心城市，尤其是条件较好的大中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长期受到“忽视”。前些年实施的市管县体制，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集中化”趋势。其结果，在政府政策和市场力量的合力作用下，中心城市单纯成为了从农村吸纳资源和要素的“载体”，由此对农村和县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同时，受行政配置资源的影响，各地在“效率优先”原则的支配下，把大量的政府资源不对称地投向了各级行政中心，尤其是省会和首府城市。在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省会和首府城市都成为了当地人口和经济规模最大的城市。这种现象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

当然，考察中央区域政策的目标，必须联系到其体制背景和发展阶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政府掌握和控制着绝大部分资源，中央的区域政策更多的是一种布局政策，所以中央在配置资源时，既要考虑效率目标，又要考虑公平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在这种转轨的初期阶段，由于市场机制很不完善，中央仍掌握着相当部分的资源，加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为加快全国经济发展，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央区域政策更多地注重效率目标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目前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研究表明，2003年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了73.8%。虽然学术界对能否这么精确地度量市场化程度还存在异议，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有了很大提高，而且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在显著增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完全由政府统筹考虑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将分别由市场和政府来共同完成。资源的空间配置问题需要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则主要是发挥调控、监管和积极引导作用。

我们知道，效率或趋利原则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原则。这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空间配置的效率目标将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然而，国际经验表明，单纯的市场力量一般会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差距。这是因为，在市场趋利原则的作用下，将促使资金、人才等要素从增长缓慢的落后地区流向繁荣的发达地区，由此加剧地区差距的扩大趋势。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力量的不断加强，我国资金、人才等要素由中西部落后地区向东部发达地区、由农村地区向大中城市地区的大规模流动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是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更加起到了在中西部吸纳资金投向东部，在农村吸纳资金投向城市的“中介”作用。中西部落后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人才流失现象也十分突出，从最初的“孔雀东南飞”发展到后来的“麻雀东南飞”。这种要素集聚和流动趋势必然会加大城乡和地区差距的扩大趋势，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和谐的程度。因此，对中央政府来说，中央区域政策将需要更多地或者主要是注重公平目标，对那些问题严重且自身无法解决、确实需要国家给予援助和扶持的关键问题区域，实行“雪中送炭”，而不是对那些发达的繁荣地区“锦上添花”。这些关键问题区域包括发展落后的贫困地区、处于衰退中的老工业基地、转型困难的资源型城市、财政包袱沉重的粮食主产区以及各种问题交融的边境地区等。

由此可见，从宏观战略层面看，效率与公平原则是市场与政府调节所遵循的不同原则。前者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遵循的原则，它只能是嫌贫爱富、锦上添花，而后者则是政府干预所遵循的原则，它强调的是雪中送炭、公正和谐。从收入分配过程来看，前者是对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而后者则是对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区域政策应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突出和强调公平目标，实行“逆市场调节”，对各种关键问题区域给予更多的帮助和扶持；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注重效率目标，实行“顺市场调节”，对经济繁荣的发达地区给予重点支持。在市场机制日趋完善的情况下，中央实行“顺市场调节”的区域政策将是多余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将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这种“顺市场调节”的做法将会进一步加剧地区差距的扩大趋势，增加社会不和谐的因素，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而且还有可能造成对市场机制的扭曲，影响市场机制正常作用的发挥。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看，几乎很少有国家把扩大地区差距作为中央区域政策的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我强调中央区域政策应更多地注重公平目标，是指中央政府应把区域援助和支持的重点放在那些需要国家扶持的关键问题区域，这是就国家宏观战略层面而言的。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中央在具体援助方式的选择上不需要考虑效率问题。事实上，在政策实施层面，中央对关键问题区域实行援助和扶持的方式，将需要兼顾公平和效率问题，尤其是在发展初期阶段，适当强调效率原则是十分必要的。这就意味着，中央对关键问题区域的援助和扶持，一方面要注重公平目标，对问题区域中那些最困难和最需要扶持的对象或群体给予支持；另一方面，要适当强调效率目标，对问题区域中那些最具发展潜力的对象或群体给予支持。从中央援助的性质看，前者相当于一种捐助，而后者则带有一定的投资性质。这种带有投资或刺激投资性质的援助，可以增强问题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提高其持续竞争力。

二、关于梯度理论和梯度推移战略

梯度理论和梯度推移战略是我国学术界近20多年来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之所以长期争论不休，是因为在各种观点的背后，大都隐含或代表着不同地区的利益。其结果，学术理论之争成为了各地区之间的利益之争。就“梯度理论”概念来说，它最早是由来自东部的学者夏禹龙、冯之浚提出来的。后来，何钟秀进一步将该理论概括为“国内技术转移的梯度推移规律”。他们认为：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已经在国内形成了一种技术梯度，有的地区是“先进技术”，有的地区是“中间技术”，有的地区还是“传统技术”。因此，自觉地利用技术梯度，让一些有条件的地区首先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然后逐步向“中间技术”地带、“传统技术”地带转移。随着经济的发展，通过技术转移的加速，将逐步缩小地区的差距。显然，这里所指的是一种技术梯度推移战略。但在概念使用上，却采用了一个含义十分广泛的名字“梯度理论”。这就为后来学术界把梯度理论和梯度推移战略混为一谈，并长期争论不休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梯度理论和梯度推移战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任何国家和地区，经济技术梯度都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技术的梯度转移也是经常出现的，如产业和技术由发达地区转移到落后地区，或者由城市中心区转移到郊区和农村地区。因此，从广义角度理解，我们可以把揭示和解释经济技术梯度形成变化的各种理论观点称之为梯度理论。而梯度推移战略则是一种战略构想，最初主张让发达的东部地区首先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等东部地区消化吸收了以后，再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扩散。后来，其他一些学者又把这种技术梯度推移战略思想延伸到国家投资布局、开发重点和对外开放上来，主张国家应率先重点开放开发东部地区，等条件成熟后，再逐步把开放开发重点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由于这种战略思路涉及到各个地区的利益，因而在学术界和政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最明显的是来自中西部学者和政界的观点，这些观点包括“反梯度理论”、跳跃战略论、东西结合论、‘中心开花”或中部崛起论等。事实上，这种发展战略之争不单纯是学术理论之争，还涉及到各地区优先发展权和国家支持重点之争，因而它也是一种经济利益之争。

显然，梯度推移战略主要是针对国家在技术引进、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和投资布局上的战略决策提出来的，主张国家的资源配置应采取顺应梯度的方式逐步推移。这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定势。其隐含的理论前提是：（1）这种经济技术梯度是客观合理的；（2）中央对区域的援助和支持实行效率优先；（3）梯度转移的粘性或阻力较小。现在看来，这些前提条件并非是完全成立的。首先，目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存在的经济技术梯度虽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它并非是完全合理的。我们不能以现有的不合理的客观存在作为未来政府战略决策的依据。事实上，当前我国十分悬殊的东西差距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严重障碍。其次，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市场的力量较为薄弱，中央出于加快经济增长的需要而较多地注重效率目标的话，那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央区域政策应更多地注重公平目标，而不是实行效率优先。第三，国内外的经验表明，经济技术的梯度转移存在着较大的粘性或阻力，需要政府在政策上进行积极引导。即使如此，有时也并非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日本北海道的开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国内的情况来看，虽然近年来中央政府一直在鼓励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尤其是2005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在进一步向东部地区集中，东部10省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各地区总额的比重比上年提高了7.9个百分点，比2001年提高了3.4个百分点。

除此以外，就最初的技术梯度推移战略而言，还具有以下几个缺陷：首先，这种战略以三大地带作为地域单元，并以综合技术水平为指标来划分技术梯度。显然，这种划分技术梯度的方法是十分粗略的。事实上，在中西部许多大城市，如西安、武汉、重庆、成都等，其科技教育力量都是十分雄厚的，也远非是东部一些城市可比的。其次，技术梯度推移只是技术空间转移（扩散）的一种形式，而并非是一条规律。技术空间转移具有多种形式，若从技术梯度的角度看，既有纵向的梯度推移和反梯度转移或跨梯度转移，也有横向的水平转移。若从技术转移（扩散）的空间形式看，则有等级扩散、辐射扩散和邻里扩散等主要形式。第三，梯度推移战略把技术梯度作为决定国家投资的区域倾斜和重点开发区域的时序选择的惟一标准，而实际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重点开发区域的时序选择都受着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这表明，未来我国的重点开发区域将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三个标准而不是技术梯度来确定。第四，梯度推移战略设想通过技术转移的加速来缩小地区差距的论点，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缺乏有力的证据。大量实证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转移将会加速，但这种转移更多的是水平转移即技术水平接近的地区间的技术转移，而不是垂直的梯度转移。

由此可见，如果不加分析地把最初的技术梯度推移观点简单地类推到国家投资布局、对外开放乃至体制改革等梯度推移上来，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国家投资布局、对外开放、体制改革等方面所采取的某些梯度推移做法，已经成为加剧地区差距尤其是东西差距扩大、造成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从对外开放来看，在1979－2005年间，我国各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81.2%集中在东部10省市，而中部6省、西部12省市区和东北3省则分别只占7.6%、4.5%和6.7%。2005年，中国对外出口的88.5%集中在东部10省市，而中部6省、西部12省市区和东北3省则分别只占3.6%、3.5%和4.4%。很明显，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贸出口高度集中在沿海少数地区，对扩大地区差距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国家对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的情况下，外资企业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也是造成当前中西部工业平均税负偏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可以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在不断加快，但这种全球化还主要是沿海少数地区的全球化，中西部广大地区在这种全球化推进中所享受的好处并不多。

当然，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在改革开放初期，梯度推移战略从我国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出发，主张通过梯度推移的方式来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它对于当时我国区域发展观念的变革和战略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综合国力有限，加上中央掌握的资源较多，计划经济的成分还很浓厚，政府率先支持条件较好的沿海地区重点发展，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市场的力量十分薄弱，中央区域政策既要考虑效率目标，又要考虑公平目标。随着中国经济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优先支持沿海发展的战略就显得不合时宜，它只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差距的扩大和社会的不和谐。如前所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区域政策应更多地注重公平目标，为促进社会和谐做出贡献，而不是相反。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梯度推移战略”问题。这里所指的战略，是政府所采取的一种策略，而不应该把它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技术和产业梯度转移相混淆。应该说，这种技术和产业的梯度转移是客观存在的，它是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政府应积极加以引导。

三、关于转移劳动力与转移岗位问题

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对政府决策者来说，究竟是“根据人设工作岗位，还是根据工作岗位移动人”，这也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基本问题。从资源空间配置的角度看，前者是就劳动力的分布来吸引资本创造就业岗位，我把它称为“就劳动力转移资本”战略；后者是就资本或工作岗位的分布来吸引外来劳动力进入，我把它称为“就资本转移劳动力”战略。可以认为，地区间工作岗位的转移实质上就是资本转移的过程。这里所指的资本，是资金、技术、营销经验和品牌等的综合体。

这两种区域开发战略模式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它们各有优劣势，可以互为补充。对政府决策者来说，究竟是注重“就劳动力转移资本”战略还是“就资本转移劳动力”战略，应主要考虑三个方面因素：一是转移资本与转移劳动力之间的成本比较。一般地说，转移资本比转移劳动力要更容易一些，综合成本也要低的多，尤其是长距离和国际劳动力迁移面临诸多限制。过去的经验表明，大规模人口或劳动力迁移的成本往往十分高昂，而且很不稳定。因为这些移民面对一个新的环境，承受着心理压力和生活习惯的改变。二是政府所采取的政策目标取向。如果政府部门追求效率优先，强调gdp增长，那将会选择“就资本转移劳动力”战略，在那些资本集聚的中心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如果政府部门追求公平优先，强调区域协调发展，那将会注重“就劳动力转移资本”战略，在那些劳动力相对集中的地方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三是不同发展阶段所采取的模式具有差异。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发展水平低和经济实力有限，资本集聚的倾向更明显，因而要更加重视“就资本转移劳动力”战略。在经济发展的中后期阶段，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强，资本扩散的趋势不断增加，因而要逐步过渡到以转移资本为主，采取“就劳动力转移资本”战略。

从全国宏观战略的角度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采取的是一种“就资本转移劳动力”战略，即在东部地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来就业。应该说，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国家实施这一战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它可以利用东部地区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相对充裕的资金、人才和技术要素，充分发挥集聚经济效益，减少不确定性。但是，该战略的实施也带来了诸多弊端。

一是加剧了要素和经济活动向东部集中的趋势。在1980～2005年间，东部10省市生产总值占各地区总额的比重由43.6%提高到55.5%，增加了11.9个百分点，而东北3省、中部6省和西部12省区市分别下降了5.0、3.5和3.4个百分点。另据我们研究，在1985－2003年间，除烟草制造业外，钢铁、石化、电子信息、纺织等制造业生产能力都在向东部地区集中。在28个制造业行业中，珠三角（粤）、长三角（江浙沪）和环渤海地区（京津冀鲁）分别有18个、13个和7个行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提高幅度在5个百分点以上。@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地区一些制造业行业如耐用消费品、纺织服装等都出现了衰落的迹象。很明显，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得到有效遏制，中西部某些落后地区将有可能出现被“边缘化”的危险。

二是加剧了人口与经济活动分布的不协调。2005年，我国东部10省市（不包括辽宁、广西）人口仅占全国的36.1%，但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55.6%，工业增加值占59.8%，出口总额占89%，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85%。从发展趋势来看，在1980～1990年间，我国四大区域人口与生产总值分布的不协调系数平均为14.6个百分点，而1991～2000年该系数提高到18.1个百分点，2001－2005年则提高到20.3个百分点。显然，这种人口与经济活动分布的高度不协调，是与现行的劳动力只能“流动”而难以安家落户的人口迁移政策密切相关的，它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差距特别是东西差距的扩大趋势。

三是造成资源产地、加工地与消费地的严重脱节，导致各种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调动。我国资源、能源和人口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加工制造业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而且这种状况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大规模的劳动力大流动、资源大调动，包括大规模的“民工潮”、“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既加剧了交通运输紧张状况，也增加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四是由于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严重滞后，中西部大量劳动力虽然长期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就业，但却难以在当地安家落户，不能与当地人一样共同享受其创造的改革开放成果。对这些中西部劳动者而言，他们虽然为东部地区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现行体制下，他们最终只能是“外来打工者”，属于“边缘人”。

目前，珠三角、长三角等地虽然各种就业岗位较多，但已经出现劳动力供应紧张甚至短缺的状况；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虽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就业岗位十分缺乏。因此，要解决这种劳动力与就业岗位分布之间的严重失衡状况，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就必须正确处理好“转移资本”（或转移岗位）与“转移劳动力”的关系。当前，就全国宏观层面来说，我国已经进入到由过去的注重“就资本转移劳动力”转变为注重“就劳动力转移资本”的新阶段。也就是说，要适时调整国家产业布局战略，着重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推进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实现各地区工作岗位与劳动力分布的相互协调和匹配，促进其经济发展与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同时，要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具有固定工作岗位的其他地区人口在东部安家落户，使这些外来人员在为东部繁荣贡献力量的同时也能够分享其利益。当然，从中观和微观角度看，在一个区域范围内，应该更多地注重“就资本转移劳动力”战略，即在那些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尤其是城镇地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引导农村和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向此集聚。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范文第14篇

一、关于中央区域政策的目标选择

中央的区域政策究竟是注重效率还是公平目标，这是我国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效率优先论，即强调中央区域政策应注重效率目标，优先支持有条件的优势地区尤其是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二是公平优先论，即强调中央区域政策应注重公平目标，优先支持那些关键问题区域尤其是落后地区和衰退地区加快发展；三是效率与公平兼顾论，即中央区域政策要同时兼顾效率目标和公平目标。也有一些学者强调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和兼容，或者寻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事实上，这种观点与兼顾论大体相同，只是表述不同而已。在优先论中，过去学术界着重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近些年又提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这两种观点可以看成是优先论的修正和改良。

由于在理论上的不同观点，导致建国以来我国中央区域政策的目标选择长期举棋不定，在效率与公平目标之间出现多次较大的变动。从东西关系来看，当中央注重效率目标时，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受到较多的优待；当注重公平目标时，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或者过去的“三线地区”受到重视；其结果，处于中间地带的中部地区长期受到“挤压”。在改革开放后的较长时期内，中央区域政策更多的是注重效率目标，条件较好的东部地区在投资和政策方面享受了较多的优惠。这种情况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一定的改变。在这种政策倾向的影响下，直至今日西部地区工业平均税负仍要远高于东部地区。2004年，若以东部地区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中各项税金所占的比重为100，则中部地区为172，西部地区为218，东北地区为160。这说明，目前西部地区工业平均税负是东部地区的2.18倍。再从城乡关系来看，由于过分强调注重效率目标，政府大量的资源投向了中心城市，尤其是条件较好的大中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长期受到“忽视”。前些年实施的市管县体制，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集中化”趋势。其结果，在政府政策和市场力量的合力作用下，中心城市单纯成为了从农村吸纳资源和要素的“载体”，由此对农村和县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同时，受行政配置资源的影响，各地在“效率优先”原则的支配下，把大量的政府资源不对称地投向了各级行政中心，尤其是省会和首府城市。在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省会和首府城市都成为了当地人口和经济规模最大的城市。这种现象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

当然，考察中央区域政策的目标，必须联系到其体制背景和发展阶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政府掌握和控制着绝大部分资源，中央的区域政策更多的是一种布局政策，所以中央在配置资源时，既要考虑效率目标，又要考虑公平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在这种转轨的初期阶段，由于市场机制很不完善，中央仍掌握着相当部分的资源，加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为加快全国经济发展，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央区域政策更多地注重效率目标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目前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研究表明，2003年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了73.8%。虽然学术界对能否这么精确地度量市场化程度还存在异议，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有了很大提高，而且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在显著增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完全由政府统筹考虑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将分别由市场和政府来共同完成。资源的空间配置问题需要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则主要是发挥调控、监管和积极引导作用。

我们知道，效率或趋利原则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原则。这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空间配置的效率目标将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然而，国际经验表明，单纯的市场力量一般会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差距。这是因为，在市场趋利原则的作用下，将促使资金、人才等要素从增长缓慢的落后地区流向繁荣的发达地区，由此加剧地区差距的扩大趋势。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力量的不断加强，我国资金、人才等要素由中西部落后地区向东部发达地区、由农村地区向大中城市地区的大规模流动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是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更加起到了在中西部吸纳资金投向东部，在农村吸纳资金投向城市的“中介”作用。中西部落后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人才流失现象也十分突出，从最初的“孔雀东南飞”发展到后来的“麻雀东南飞”。这种要素集聚和流动趋势必然会加大城乡和地区差距的扩大趋势，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和谐的程度。因此，对中央政府来说，中央区域政策将需要更多地或者主要是注重公平目标，对那些问题严重且自身无法解决、确实需要国家给予援助和扶持的关键问题区域，实行“雪中送炭”，而不是对那些发达的繁荣地区“锦上添花”。这些关键问题区域包括发展落后的贫困地区、处于衰退中的老工业基地、转型困难的资源型城市、财政包袱沉重的粮食主产区以及各种问题交融的边境地区等。

由此可见，从宏观战略层面看，效率与公平原则是市场与政府调节所遵循的不同原则。前者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遵循的原则，它只能是嫌贫爱富、锦上添花，而后者则是政府干预所遵循的原则，它强调的是雪中送炭、公正和谐。从收入分配过程来看，前者是对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而后者则是对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区域政策应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突出和强调公平目标，实行“逆市场调节”，对各种关键问题区域给予更多的帮助和扶持；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注重效率目标，实行“顺市场调节”，对经济繁荣的发达地区给予重点支持。在市场机制日趋完善的情况下，中央实行“顺市场调节”的区域政策将是多余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将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这种“顺市场调节”的做法将会进一步加剧地区差距的扩大趋势，增加社会不和谐的因素，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而且还有可能造成对市场机制的扭曲，影响市场机制正常作用的发挥。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看，几乎很少有国家把扩大地区差距作为中央区域政策的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我强调中央区域政策应更多地注重公平目标，是指中央政府应把区域援助和支持的重点放在那些需要国家扶持的关键问题区域，这是就国家宏观战略层面而言的。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中央在具体援助方式的选择上不需要考虑效率问题。事实上，在政策实施层面，中央对关键问题区域实行援助和扶持的方式，将需要兼顾公平和效率问题，尤其是在发展初期阶段，适当强调效率原则是十分必要的。这就意味着，中央对关键问题区域的援助和扶持，一方面要注重公平目标，对问题区域中那些最困难和最需要扶持的对象或群体给予支持；另一方面，要适当强调效率目标，对问题区域中那些最具发展潜力的对象或群体给予支持。从中央援助的性质看，前者相当于一种捐助，而后者则带有一定的投资性质。这种带有投资或刺激投资性质的援助，可以增强问题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提高其持续竞争力。

二、关于梯度理论和梯度推移战略

梯度理论和梯度推移战略是我国学术界近20多年来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之所以长期争论不休，是因为在各种观点的背后，大都隐含或代表着不同地区的利益。其结果，学术理论之争成为了各地区之间的利益之争。就“梯度理论”概念来说，它最早是由来自东部的学者夏禹龙、冯之浚提出来的。后来，何钟秀进一步将该理论概括为“国内技术转移的梯度推移规律”。他们认为：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已经在国内形成了一种技术梯度，有的地区是“先进技术”，有的地区是“中间技术”，有的地区还是“传统技术”。因此，自觉地利用技术梯度，让一些有条件的地区首先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然后逐步向“中间技术”地带、“传统技术”地带转移。随着经济的发展，通过技术转移的加速，将逐步缩小地区的差距。显然，这里所指的是一种技术梯度推移战略。但在概念使用上，却采用了一个含义十分广泛的名字“梯度理论”。这就为后来学术界把梯度理论和梯度推移战略混为一谈，并长期争论不休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梯度理论和梯度推移战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任何国家和地区，经济技术梯度都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技术的梯度转移也是经常出现的，如产业和技术由发达地区转移到落后地区，或者由城市中心区转移到郊区和农村地区。因此，从广义角度理解，我们可以把揭示和解释经济技术梯度形成变化的各种理论观点称之为梯度理论。而梯度推移战略则是一种战略构想，最初主张让发达的东部地区首先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等东部地区消化吸收了以后，再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扩散。后来，其他一些学者又把这种技术梯度推移战略思想延伸到国家投资布局、开发重点和对外开放上来，主张国家应率先重点开放开发东部地区，等条件成熟后，再逐步把开放开发重点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由于这种战略思路涉及到各个地区的利益，因而在学术界和政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最明显的是来自中西部学者和政界的观点，这些观点包括“反梯度理论”、跳跃战略论、东西结合论、‘中心开花”或中部崛起论等。事实上，这种发展战略之争不单纯是学术理论之争，还涉及到各地区优先发展权和国家支持重点之争，因而它也是一种经济利益之争。

显然，梯度推移战略主要是针对国家在技术引进、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和投资布局上的战略决策提出来的，主张国家的资源配置应采取顺应梯度的方式逐步推移。这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定势。其隐含的理论前提是：（1）这种经济技术梯度是客观合理的；（2）中央对区域的援助和支持实行效率优先；（3）梯度转移的粘性或阻力较小。现在看来，这些前提条件并非是完全成立的。首先，目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存在的经济技术梯度虽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它并非是完全合理的。我们不能以现有的不合理的客观存在作为未来政府战略决策的依据。事实上，当前我国十分悬殊的东西差距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严重障碍。其次，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市场的力量较为薄弱，中央出于加快经济增长的需要而较多地注重效率目标的话，那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央区域政策应更多地注重公平目标，而不是实行效率优先。第三，国内外的经验表明，经济技术的梯度转移存在着较大的粘性或阻力，需要政府在政策上进行积极引导。即使如此，有时也并非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日本北海道的开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国内的情况来看，虽然近年来中央政府一直在鼓励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尤其是2005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在进一步向东部地区集中，东部10省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各地区总额的比重比上年提高了7.9个百分点，比2001年提高了3.4个百分点。

除此以外，就最初的技术梯度推移战略而言，还具有以下几个缺陷：首先，这种战略以三大地带作为地域单元，并以综合技术水平为指标来划分技术梯度。显然，这种划分技术梯度的方法是十分粗略的。事实上，在中西部许多大城市，如西安、武汉、重庆、成都等，其科技教育力量都是十分雄厚的，也远非是东部一些城市可比的。其次，技术梯度推移只是技术空间转移（扩散）的一种形式，而并非是一条规律。技术空间转移具有多种形式，若从技术梯度的角度看，既有纵向的梯度推移和反梯度转移或跨梯度转移，也有横向的水平转移。若从技术转移（扩散）的空间形式看，则有等级扩散、辐射扩散和邻里扩散等主要形式。第三，梯度推移战略把技术梯度作为决定国家投资的区域倾斜和重点开发区域的时序选择的惟一标准，而实际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重点开发区域的时序选择都受着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这表明，未来我国的重点开发区域将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三个标准而不是技术梯度来确定。第四，梯度推移战略设想通过技术转移的加速来缩小地区差距的论点，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缺乏有力的证据。大量实证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转移将会加速，但这种转移更多的是水平转移即技术水平接近的地区间的技术转移，而不是垂直的梯度转移。

由此可见，如果不加分析地把最初的技术梯度推移观点简单地类推到国家投资布局、对外开放乃至体制改革等梯度推移上来，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国家投资布局、对外开放、体制改革等方面所采取的某些梯度推移做法，已经成为加剧地区差距尤其是东西差距扩大、造成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从对外开放来看，在1979－2005年间，我国各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81.2%集中在东部10省市，而中部6省、西部12省市区和东北3省则分别只占7.6%、4.5%和6.7%。2005年，中国对外出口的88.5%集中在东部10省市，而中部6省、西部12省市区和东北3省则分别只占3.6%、3.5%和4.4%。很明显，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贸出口高度集中在沿海少数地区，对扩大地区差距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国家对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的情况下，外资企业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也是造成当前中西部工业平均税负偏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可以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在不断加快，但这种全球化还主要是沿海少数地区的全球化，中西部广大地区在这种全球化推进中所享受的好处并不多。

当然，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在改革开放初期，梯度推移战略从我国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出发，主张通过梯度推移的方式来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它对于当时我国区域发展观念的变革和战略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综合国力有限，加上中央掌握的资源较多，计划经济的成分还很浓厚，政府率先支持条件较好的沿海地区重点发展，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市场的力量十分薄弱，中央区域政策既要考虑效率目标，又要考虑公平目标。随着中国经济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优先支持沿海发展的战略就显得不合时宜，它只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差距的扩大和社会的不和谐。如前所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区域政策应更多地注重公平目标，为促进社会和谐做出贡献，而不是相反。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梯度推移战略”问题。这里所指的战略，是政府所采取的一种策略，而不应该把它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技术和产业梯度转移相混淆。应该说，这种技术和产业的梯度转移是客观存在的，它是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政府应积极加以引导。

三、关于转移劳动力与转移岗位问题

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对政府决策者来说，究竟是“根据人设工作岗位，还是根据工作岗位移动人”，这也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基本问题。从资源空间配置的角度看，前者是就劳动力的分布来吸引资本创造就业岗位，我把它称为“就劳动力转移资本”战略；后者是就资本或工作岗位的分布来吸引外来劳动力进入，我把它称为“就资本转移劳动力”战略。可以认为，地区间工作岗位的转移实质上就是资本转移的过程。这里所指的资本，是资金、技术、营销经验和品牌等的综合体。

这两种区域开发战略模式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它们各有优劣势，可以互为补充。对政府决策者来说，究竟是注重“就劳动力转移资本”战略还是“就资本转移劳动力”战略，应主要考虑三个方面因素：一是转移资本与转移劳动力之间的成本比较。一般地说，转移资本比转移劳动力要更容易一些，综合成本也要低的多，尤其是长距离和国际劳动力迁移面临诸多限制。过去的经验表明，大规模人口或劳动力迁移的成本往往十分高昂，而且很不稳定。因为这些移民面对一个新的环境，承受着心理压力和生活习惯的改变。二是政府所采取的政策目标取向。如果政府部门追求效率优先，强调gdp增长，那将会选择“就资本转移劳动力”战略，在那些资本集聚的中心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如果政府部门追求公平优先，强调区域协调发展，那将会注重“就劳动力转移资本”战略，在那些劳动力相对集中的地方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三是不同发展阶段所采取的模式具有差异。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发展水平低和经济实力有限，资本集聚的倾向更明显，因而要更加重视“就资本转移劳动力”战略。在经济发展的中后期阶段，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强，资本扩散的趋势不断增加，因而要逐步过渡到以转移资本为主，采取“就劳动力转移资本”战略。

从全国宏观战略的角度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采取的是一种“就资本转移劳动力”战略，即在东部地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来就业。应该说，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国家实施这一战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它可以利用东部地区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相对充裕的资金、人才和技术要素，充分发挥集聚经济效益，减少不确定性。但是，该战略的实施也带来了诸多弊端。

一是加剧了要素和经济活动向东部集中的趋势。在1980～2005年间，东部10省市生产总值占各地区总额的比重由43.6%提高到55.5%，增加了11.9个百分点，而东北3省、中部6省和西部12省区市分别下降了5.0、3.5和3.4个百分点。另据我们研究，在1985－2003年间，除烟草制造业外，钢铁、石化、电子信息、纺织等制造业生产能力都在向东部地区集中。在28个制造业行业中，珠三角（粤）、长三角（江浙沪）和环渤海地区（京津冀鲁）分别有18个、13个和7个行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提高幅度在5个百分点以上。@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地区一些制造业行业如耐用消费品、纺织服装等都出现了衰落的迹象。很明显，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得到有效遏制，中西部某些落后地区将有可能出现被“边缘化”的危险。

二是加剧了人口与经济活动分布的不协调。2005年，我国东部10省市（不包括辽宁、广西）人口仅占全国的36.1%，但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55.6%，工业增加值占59.8%，出口总额占89%，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85%。从发展趋势来看，在1980～1990年间，我国四大区域人口与生产总值分布的不协调系数平均为14.6个百分点，而1991～2000年该系数提高到18.1个百分点，2001－2005年则提高到20.3个百分点。显然，这种人口与经济活动分布的高度不协调，是与现行的劳动力只能“流动”而难以安家落户的人口迁移政策密切相关的，它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差距特别是东西差距的扩大趋势。

三是造成资源产地、加工地与消费地的严重脱节，导致各种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调动。我国资源、能源和人口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加工制造业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而且这种状况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大规模的劳动力大流动、资源大调动，包括大规模的“民工潮”、“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既加剧了交通运输紧张状况，也增加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四是由于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严重滞后，中西部大量劳动力虽然长期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就业，但却难以在当地安家落户，不能与当地人一样共同享受其创造的改革开放成果。对这些中西部劳动者而言，他们虽然为东部地区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现行体制下，他们最终只能是“外来打工者”，属于“边缘人”。

目前，珠三角、长三角等地虽然各种就业岗位较多，但已经出现劳动力供应紧张甚至短缺的状况；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虽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就业岗位十分缺乏。因此，要解决这种劳动力与就业岗位分布之间的严重失衡状况，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就必须正确处理好“转移资本”（或转移岗位）与“转移劳动力”的关系。当前，就全国宏观层面来说，我国已经进入到由过去的注重“就资本转移劳动力”转变为注重“就劳动力转移资本”的新阶段。也就是说，要适时调整国家产业布局战略，着重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推进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实现各地区工作岗位与劳动力分布的相互协调和匹配，促进其经济发展与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同时，要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具有固定工作岗位的其他地区人口在东部安家落户，使这些外来人员在为东部繁荣贡献力量的同时也能够分享其利益。当然，从中观和微观角度看，在一个区域范围内，应该更多地注重“就资本转移劳动力”战略，即在那些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尤其是城镇地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引导农村和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向此集聚。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范文第15篇

关键词：企业集群；区域经济；发展；实证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北京、上海、江苏等地企业集聚的迅速发展，企业集群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我国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

一、企业集群的概述

1　企业集群的含义

目前理论界视产业集群和企业集群为同一概念。“产业集群”这一概念首先由美国迈克尔，波特教授于1990年提出，他认为“产业集群是在特定的产业领域中，一群在地理上临近、有相互关联性的企业和相关法人机构，并以彼此的共通性和互补性相连接。”但是“产业集群”侧重于观察和分析集群中的纵横交织的行业联系，体现相关产业的一种重新组合模式，用这个组合体来获得企业竞争力优势。

2　企业集群的特征

根据企业集群的定义和国内外企业集聚的发展实践可以看出，企业集群的特征主要有；(1)集聚性：集群中的企业地理具有集聚的特点；(2)专业化：企业对某一个或者某一类产品进行生产而形成的从原料加工、生产到销售等各个环节，都具有明显的专业分工；(3)多样性：集群经济系统始终保持多样性、稳定性；(4)创新性：在生产集群内部，由于企业内部，企业之间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既相互分工又相互协作，彼此之间都有压力，从而促使企业集群成为一个特殊的创新系统；(5)竞争优势：集群企业都遵循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的竞争规律，这样的规律会使一些技术落后、创新力不足的企业被淘汰，而保留那些竞争力强、技术先进、创新意识强的企业，从而形成区域经济的优势。

二、企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近几年，我国部分沿海地区都已经形成了一批较有影响力的企业集群，有利于拉动区域经济发展，是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的重要方式，企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企业集群是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方式。实践证明，借助于企业集聚，通过产品的拓展成完整的产业链，来可以降低成本，提高产业的竞争力。由于企业集群内部，企业通过相互合作，相互竞争，从而提升了区域经济的创新能力。

2　企业集群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发展企业集群一方面可以提高区域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可以产生滚雪球式的集群效应，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集聚。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的苏州、浙江的绍兴等企业集群比较集中的区域，每年经济以约为20％的速度迅速增长。

3　企业集群是推进区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农村经济的发展走向城市的道路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农村实现城市化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农村的工业化来推动城市化。企业集群能够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可以弥补农村企业的一些不足，从而加快农村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三、企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企业集群是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在空间上集聚的经济现象，区域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者研究的核心问题。对于企业集群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国内外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国内外的实证研究主要以东亚、欧洲、北京中关村、江苏、浙江等具有区域特色的企业集群发展研究为主。如Cendy Fan和Scott研究了东亚和中国的企业集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刘斌对北京中关村IT产业的实证研究，周兵利用重庆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相关数据来分析企业集聚状况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张良明对吉林省得相关数据进行处理来分析企业集聚状况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

根据国内的各项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企业集群有利于区域经济产业的发展。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较好的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来研究企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对于西部的企业集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比较少。

四、结论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