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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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家事立法；价值取向；社会类型；社会结构；
作者简介：熊金才，男，汕头大学地方政府研究所研究员，汕头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与社会保障法。
人类婚姻家庭制度的发展史整体上看是从单一向多元、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从身份向契约、由非我向本我的演变历程，实质上是婚姻当事人的个人价值逐步为社会接纳和法律认可的过程。这一过程历经数千年，期间虽有波折，但总体发展趋势清晰而明确。相较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对婚姻当事人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伦理道德桎梏和宗教禁忌，当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多元立法价值取向推崇婚姻自由、夫妻别体、性别平等彰显自由、平等和人权精神。未婚同居、同性结合等非典型婚姻形态的合法化彰显婚姻伦理自由化，以及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对个人生活方式选择权的认可。单亲家庭、丁克家庭、同性结合家庭等家庭结构的多元化既是婚姻自由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婚姻伦理、家庭功能、家庭观念、生育观念和养老观念等实质性变迁的标志。配偶隐私权、配偶性自主权、配偶生育权等配偶自由性人格权的扩张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对个人自由与人格独立予以确认。夫妻财产约定、夫妻分别财产制、夫妻混合财产制、夫妻特别财产制以及婚前财产协议等改变了传统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单一的法定财产制形式，体现了夫妻一体到夫妻别体的演变和夫妻人身关系弱化的发展趋势。离婚经济补偿、离婚损害赔偿、离婚经济帮助等离婚救济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不断为夫妻个人生活方式选择的冲突寻求平衡机制，实现自由与秩序、权利与义务的协同，最终达成个人与社会全面发展之法律目的价值。从法社会学的角度看，当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立法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是社会类型演进、社会结构分化以及文化多元化等的产物。
一、社会类型演进与婚姻家庭法立法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婚姻家庭法立法价值取向的单一或多元受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家庭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是自然律与社会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存在传统与现代、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化国家以及单一文化和多元文化间的差异。在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传统机械团结型社会里1，生产力低下，城市化程度低，人口流动小，家庭、家族以及一定地理区域内人们的相互依存度高，婚姻家庭关系主要靠伦理、道德、宗教和习俗等非法律控制手段予以规范。在这种封闭的农耕经济社会里，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低，结婚生育，壮大家庭、家族势力是应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双重需要。婚姻家庭制度的价值取向单一而明确，即：规范性秩序，繁衍人口，维系代际互助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对人口的需求。因此，结婚、离婚、生育以及夫妻财产归属等均由不得婚姻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婚姻当事人的个人权利让位于家庭利益、家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个人价值不被尊重。
从婚姻的缔结以及婚姻与生育的关系看，是否结婚、何时结婚、与谁结婚、如何结婚以及婚后是否生育等均由不得当事人的自主选择。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各国、古代中国以及伊斯兰教国家等均有早婚早育和鼓励生育的政策。“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既是传统中国婚姻目的之阐释，也是对婚姻当事人的伦理道德束缚。何时结婚受鼓励婚育和处罚晚婚政策的规范，如春秋战国时期实行的“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西汉实行的“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的政策等。[1]婚姻对象的选择需遵从“同姓不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直系尊亲属，尤其是男性直系尊亲属，有绝对的主婚权，不容子女违抗。在古罗马，订婚同样出于父命。女方对其父所选择之人，非人格减等或品行恶劣，不得抗拒。传统中国婚姻缔结须遵循“六礼”程序，即：纳彩、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2]43罗马法则规定了共食婚、买卖婚和时效婚。从婚姻与生育的关系看，传统婚姻家庭制度中婚姻与生育互为一体，不可分离。[3]一方面，婚外生育与性伦理相背离，受到法律与非法律控制的双重制约；另一方面，婚后不育被视为对婚姻、家庭和家族义务的违背，因此传统中国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传统婚姻家庭制度有“七出”之“无子”休妻之规。
在夫妻人身与财产关系方面，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传统婚姻家庭制度中夫妻地位整体上是不平等的，妻在人身与财产方面均处于附属地位。中国传统礼法视夫妻为一体，妻附属于夫，无独立人格，亦无财产所有权和财产继承权。寡妻寡妾虽可承父份或子份得部分遗产，但须选择昭穆相当的同宗之人立为嗣子，遗产当归嗣子所有。个别不立嗣者，也只能作为“养老之资”，不得变卖，改嫁时更不能带走。财产作为一个家族得以生存、繁盛的根本，其“外流”受到严格限制。传统中国一夫一妻多妾制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确保家族的延续，保证有一定数量的合法继承人，即为了“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这一婚姻根本目的而衍生的媵妾制度。罗马法的亲属制度中，妻子的家庭地位低下，其人身和财产均受夫支配。如夫对妻有惩戒权，妻的财产为夫的财产所吸收，即吸收财产制。[4]23在婚姻关系的解除方面，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均对婚姻解除施加严格的限制，如欧洲中世纪的寺院法禁止离婚以及传统中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规定的休妻制度等。
始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带来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推动人类社会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与工业化和商品经济相伴而生的城镇化以及社会分工、分层与分化等催生了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为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多元化奠定了经济社会基础。工业革命在推进经济社会制度变革的同时，也促成了政治法律思想的巨变，其中包括以洛克和约翰·密尔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法学的兴起。自由主义法学强调个人价值与自由，认为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国家的目的是保护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5]77-80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西方自由主义法学等法学思潮的兴起与发展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人权利的法律确认，为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实现由身份向契约、由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以及婚姻家庭法立法价值取向的多元发展奠定了政治法律思想基础。
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确立了近代婚姻家庭制度的契约自由和夫妻平等原则，并对婚姻的缔结、婚姻效力、婚姻解除以及夫妻权利义务和父母子女关系等做出了具体规定。该法典废除了古婚姻家庭制度中妻对夫的人身依附关系，赋予成年男女(男25岁，女21岁)在一定条件下合意结婚的自由。其中有关夫妻忠实义务、互助义务、订立财产契约的权利以及协议离婚的权利等彰显了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与人权精神。1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在第四编“亲属法”中规定了夫妻财产关系，确立了夫妻分别财产制。该法典规定，夫妻双方的婚前财产和婚后取得的财产是双方当事人的个人财产，夫妻各方对其个人财产享有完全所有权，包括独立管理其财产的权利。《德国民法典》规定的夫妻分别财产制是对已婚妇女个人财产权利的法律确认，对提升已婚妇女的经济社会地位，实现夫妻平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2
进入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在愈益广泛的范围内得以弘扬，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法律相对于非法律控制手段在调整社会关系中的优先性进一步确立，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相互影响更加明显，为婚姻家庭法立法价值取向的开放和多元创造了适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整体看，以婚姻当事人个人权利为本位的立法价值取向在工业化国家已经确立。在那些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里，婚姻当事人的个人价值也逐步获得法律认可。当前，我国婚姻家庭法的立法价值取向正在经历由传统至现代、由单一至多元的变迁，如确立了婚姻自由、夫妻平等原则，完善了夫妻财产所有权权能，建立了离婚救济制度，形成了家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雏形等。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在文化传承和制度创新两个方面仍存在不足。从婚姻家庭制度的文化传承看，我国婚姻家庭文化传统中的一些精华不断流失，如兄友弟恭、夫义妻贤、代际互助等等。从制度创新的不足看，当下我国婚姻家庭法配偶自由性人格权规定的法律漏洞多，调整效果差；配偶财产权，尤其是女方财产权保障乏力；未成年子女权益，特别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因制度不公衍生的弱势儿童群体的权益保障机制不完善。此外，国家监护制度以及家庭保障功能外移的社会对接机制等的缺失等使得我国婚姻家庭在由传统至现代转型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不能获得有效解决。
二、社会结构变迁与婚姻家庭法立法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社会结构指社会的分层、文化和控制等。[6]12-139社会结构随社会类型演进而处于动态变化中，与社会类型相得益彰。机械团结型社会自然经济状态下，社会分层少、文化单一，法律控制相较伦理、道德、宗教与习俗等非法律控制手段不具有优先性，因此婚姻家庭法的立法价值取向单一，法的数量相对也少。在市场经济主导的有机协作型社会，工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的城镇化、产业化、商业化和专业化使得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社会分层不断加剧，文化和价值观日渐多元。因为不同社会分层、不同文化和不同社会控制下的不同群体的政治话语权、经济状况和价值观念存在差异，对婚姻家庭、夫妻权利义务、父母子女关系等的认知不同，行为方式有别，出现了农民工的临时夫妻现象[7]，权势阶层的婚外家庭现象，中产阶层日渐普遍的不婚不育现象等。上述差异在丰富婚姻家庭内涵的同时，也推动了婚姻家庭法立法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进程。
婚姻家庭法立法价值取向的单一或多元与特定社会分层的多少呈正态相关关系，即社会分层越多，其对婚姻家庭制度规范需求的差异性越大，立法的价值取向越多元。宏观看，不同社会类型的社会结构各异，社会分层多寡有别，婚姻家庭法立法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进程不一。工业化国家的婚姻形态与家庭结构等要比非工业化国家更加多样化，因其社会分层更多，对法律的需求更大，立法价值取向也更加多元。微观看，同一国家或地区的不同群体因其享有的社会资源和法律保护差异对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介入范围、方式和程度有别，这同样是社会分层的结果。以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夫妻约定财产制为例，该制度在落后农村地区适用的比例远远低于经济较发达的城镇地区。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效果的城乡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分层差异作用的结果。
制度性社会分层与分化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社会分层与分化能够催生婚姻家庭法立法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比如，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以农业反哺工业的双重二元经济制度和以户籍为标准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了城乡差距，加剧了社会分层与分化1，削弱了农村家庭以及家族的保障功能。[8]4由此衍生出的农村隔代家庭、离异家庭、临时家庭、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流浪儿童等一系列问题要求国家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构建家庭保障外移的社会对接机制，强化国家对制度性贫困以及社会弱势群体救助与福利供给的责任承担，以弥补制度性社会分化和减少制度不公产生的社会不平等，促成社会政策的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功能的实现。[9]2-11
文化的单一与多元是影响婚姻家庭法立法价值取向多元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法律的变化与文化成正比。2单一文化的封闭性形成对不同价值观的强有力排斥，制约了婚姻家庭法立法价值取向的多元发展。多元文化的兼容并蓄使多元价值互动并存，其在为不同价值观的人们选择个人生活方式提供了更多可能的同时，亦为婚姻家庭法立法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以婚姻形态的多元化为例，不同文化以及不同文化中的不同群体对同性恋的态度不同并对同性婚姻合法化产生不同的影响。迄今为止，同性婚姻合法化是多元文化国家的实践，而在单一文化国家，尚无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先例。3即便是在同一文化中，不同群体因受教育水平不同及价值观差异，其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态度也不同。如城市人、年轻人、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比例高于乡里人、老年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在亲子鉴定、辅助生殖技术、配偶隐私权、配偶性自主权、配偶生育权等一系列富有当代人权内涵问题的认知方面，亦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并对相关立法的调整效果产生影响。
从社会控制与婚姻家庭法立法价值取向的互动关系看，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多元化与非法律控制是反比例关系，即：当其他社会控制较少时，立法价值取向越多元；当其他社会控制较多时，立法价值取向越单一。4传统社会，婚姻家庭关系主要由非法律控制手段调整，如在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婚姻家庭关系主要由礼法调整；西方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婚姻家庭关系主要由习惯法和寺院法调整。近代社会，非法律控制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地位虽有所减弱，但仍然占据重要地位。现代社会，社会类型的演进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促使法律与道德、法律与宗教趋向分离，宗教与道德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效果减弱。当前中国社会性伦理的自由化、婚姻形态的多样化、家庭结构的多元化、家中心理念的淡化以及夫妻人身关系的弱化等等发展趋势充分体现了伦理道德与习俗等非法律控制手段对婚姻家庭关系规范的式微。[10]
第2篇
关键词：孝；文化；和谐；稳定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1-0006-02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中华文化灿烂而久远，如波涛般汹涌澎湃，勇往直前，创造了一个个不朽的奇迹。毋庸置疑，这些优秀的文化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的动力之源，把推向世界之巅。在这百花齐放的文化“香蒲”中，“孝”文化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以其对中华民族至关重要的贡献而留香千古，绵延至今。
一、“孝”文化的发展及其历史价值
“孝”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孝”文化始终是伦理道德的核心。若是追根溯源，很难说清中国的“孝”文化最早出现于何时？根据文献记载，《尚书》被公认是最早使用了“孝”的概念，也就是“克谐以孝，用孝养厥父母”[1]。而最早系统介绍中华“孝”文化的内容和意义应属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孝经》。《孝经》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中国传统“孝”文化的精髓，可见孝行之道见诸人性之久是其他文化难以相媲美的。纵观整部《孝经》以及五千年来中国“孝”文化的嬗变，我们可以对“孝”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作一个最简洁的概括，即要求人们坚守“事亲”与“敬亲”的道德准则。从汉代推崇“以孝治天下”开始，“孝”文化就走上政治舞台，成为了中国封建家长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作为一种维护社会稳定的文化力量，历朝历代的君主都借助“孝”文化的强大感召力来治理国家。“孝”文化也因此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支撑着中国社会不断前进。
二、“孝”文化对维护当前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
传统“孝”文化对个人自身修养、家庭和睦、社会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心向善的民族，这种民族品德与“孝”文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即使在今天，“孝”文化依然发挥着她强大的感召力，对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功不可没。
1.“孝”文化促进了个人道德修养的形成与完善
孝敬父母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处世准则，古人以“孝”为百善之先，充分表明了中华民族对“孝道”的重视以及“孝”文化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当今社会，即使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孝经》，却仍然懂得反哺双亲这个简单的道理，这种思想已经与我们相融，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心灵中。因此，我们会发自内心的尊重古往今来那些“孝子孝女”；会被那些父慈子孝的故事感动；会主动去学习或研究“孝”文化，从而更好地践行自己的孝道。追寻“孝”文化的同时，就是完善自身的过程。“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2]。可见，对“孝”文化的理解，随着层次的提高，就会愈发追求高尚的品德，自身的精神境界也会随之提高。“孝”文化具有的强烈的感染力和生命力，对社会个体道德境界提升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2.“孝”文化维护了家庭稳定，巩固了社会稳定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家族主义盛行的传统农业社会，“孝”文化作为重要的伦理规范，对家族稳定和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孝”文化调和了家国之间的矛盾，使之适应封建统治家国同构和宗法制度的要求，为国家稳定、社会和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3]。不可否认，国家是由成千万个家庭组成的，每个家庭都是组成国家的基本单元。设想如果作为组成国家的每一个细小单元都能够和睦快乐，那么作为整体的国家必然是和谐稳定的。时至今日，随着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家族本位思想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家”的重要性却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社会的每一个个体无一例外是从“家”中孕育而生的，社会个体的优劣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教育。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率屡屡攀升，而根据一份调查青少年犯罪原因的报告显示：不健全的家庭、不良的社会环境、有严重缺陷的家庭教育可能导致孩子犯罪，是造成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同样，根据犯罪心理学解释，罪犯大部分都是对自己的家庭和亲人有厌恶感或仇恨感，假若在一个父慈子孝，温馨和睦的家庭中，是很难产生罪犯的，因为他们心中牵挂着自己的亲人，家庭和家人像枪栓一样牢牢锁住了犯罪的“枪口”。在“孝”文化的影响下，家人之间以神圣的亲情维护着这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
3.“孝”文化弘扬和谐的理念，树立良好的社会价值观
“和谐”的含义在辞海中解释的是具有差异性的不同事物的结合、统一共存。社会和谐所追求的是一个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人的相处是在不断地碰撞与冲突中前进的，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是世界上就复杂的关系，中间充斥着利益、矛盾、感情、仇恨等等，而当我们拨开这复杂的关系，看看处于最深层、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关系――亲情关系，我们会发觉虽然人们始终处于不停地在协调各种关系之中，却没注意到自己最主要的关系是自己的家庭，是与自己亲人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孝”文化本身的真正力量正是在维系这种最重要的关系，塑造家庭关系的和谐，然后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更大的和谐，人们在“孝”文化的引导下以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亲亲之情对待他人，追求一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境界，这也正是“孝”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它从促进家庭和谐乃至最后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的一种重要力量和道德支撑，使人们不断追求更美好的精神境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三、当今社会，“孝”文化所面临的挑战
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逐步走向商品社会，市场经济为我国带来了让人无法想象的高速发展。然而，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精神也带来了空前巨大的威胁和破坏。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孝”文化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人们家庭意识弱化，家庭本位逐渐让位于个人本位，人们对家庭的感情，对父母的亲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利益所削弱。这一切都在认识上弱化了“孝”文化的影响和力量。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模糊了人们追求“善”的本意和道路，“孝”文化正在逐渐被遗忘，人们对她的理解也已经慢慢弱化为家庭内部的一套人际态度与行为――子女对父母的良好态度与行为。然而，即使是这样狭窄的“孝”，依然不是人人可以遵循的。更为可悲的是抛弃父母、虐待父母甚至杀害父母的人竟也屡见不鲜，这已经打破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道德底线。我们的党和政府应该注意到这些将会对社会稳定造成的严重伤害，注意到“孝”文化的重要作用，开始积极地挽救我们的“孝”文化，弘扬“尊老孝亲”的传统道德美德。
四、积极弘扬发展“孝”文化的具体措施
要重塑“孝”文化，我们必须拿出具体的、有力的、有用的措施来使人们再次重视“孝”文化的作用，并且自觉践行“孝”文化所要求的内容。要想做到这些，我们必须认清“孝”文化所追求的两个“境界”。第一个境界是“赡养”，要求子女们长大成人后要照顾自己年迈的父母以及其他抚育过他们的亲人，满足他们衣食的需求，使他们远离饥寒；第二个境界是“孝敬”，这比第一境界重要得多，单单使父母能够生活是不够的，人们对精神满足的追求才更为重要。子女不能单以“养”为目的，而是要做到行孝膝前，让父母身心愉悦。针对这两个境界，我们也要分别用两类措施去解决。对于第一境界，我们应该倾向于用强制手段，因为“赡养”需要的是物质供养，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依靠法律强制。政府应该制定详细的法律条文，不但要明确具体的惩罚措施，还应该制定一些奖励措施，对于主动赡养父母的子女应该给予适当的奖励，认真践行“孝道”的人可以优先上好学校、提拔职务，目前已经有一些具体例子可以参考，例如近两年公务员考试和干部提拔都把“孝行”作为一项重要的参考条件，甚至在2011年公务员考试中已经把“孝”文化的内容放入考核内容中；同样，北京大学也把孝敬父母作为招生的一项重要参考条件。这些事例在社会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孝”文化的弘扬和发展。但是，无论是法律或是惩罚和奖励，这些都是诱导或是被动地使人们去践行“孝”文化，它们可以保证人们做好“孝”文化所要求的第一境界，却不能强迫他们真心去孝敬父母。所以，要想达到“孝”文化的第二境界，我们必须加大宣传和教育的力度，要充分运用各种手段和条件向所有人展示“孝”文化的重要和作用。近年来，百家讲坛栏目掀起了学习国学的热潮，其中也不乏对中国传统孝道的介绍和宣传。同样，我们必须重点抓好学校的教育，年轻人是中国的未来，对年轻人的教育则是重塑“孝”文化的重要途径。通过大量的宣传和系统的教育，我们要让人们能够主动去践行“孝”文化；主动去孝敬自己的父母。这样我们就达到了“孝”文化的自觉，从这里出发或许我们能更好地发现孝道文化的发展道路。
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传统文化是我们炎黄子孙的可贵的财富。纵观历史更迭，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每当这个民族被外寇侵略，处于危难之时，这些流淌在我们血液中文化底蕴总会使这个民族空前的团结，空前的强大，而“孝”文化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正因为“孝”文化凝聚了一代代中华儿女的爱家护家之心，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精神才会如此强烈，不可阻挡。
参考文献：
[1]佚名.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0：78.
[2]孔丘.孝经[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15.
[3]马宜章.传统“忠孝”伦理思想的现代扬弃[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4（26）：35.
第3篇
【关键词】法治新闻；社会管理法治化；发展策略
一、法治新闻概述
当前，新闻界出现了“法制新闻”和“法治新闻”两词并存混用的局面。一般来说，“法制新闻”是指新近发生的具有受众及时知晓意义的法制信息。
作为一种专业性新闻，法制新闻是以1980年《中国法制报》的创刊为标志，伴随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而蓬勃发展起来的。而对于“法治新闻”，虽然理论界至今还没有做出科学的界定，但通过对“法制”和“法治”的辨析，我们可以肯定，与法制新闻相比，法治新闻更注重对公平、正义等法治精神的宣传，更关注普通人的公民权利。如果我们采用法治新闻这个概念，则可以提醒新闻工作者时刻把“法治的价值追求”作为新闻写作的指导思想，从而拓宽报道题材，在新闻报道中将法律与社会大背景联系起来，尊重人的价值，表达人的呼声。通常来说，法治新闻具有以下三大方面的社会功能。
（一）正确教育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
在新闻实践中，法治新闻通常会陈述和描述法治事件或案例，以案说法，教育和引导民众以此为鉴，汲取法律的营养，增强法律意识和依法处事的能力。事实上，人们在阅读法治新闻时，并非纯粹消遣，往往会触动神经，进行思索，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引导自己合法地处理事务。
（二）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实现扶弱助困
社会上有不少弱势群体，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少数强者侵害时，往往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新闻媒体要自觉关注这些弱势群体，除了协助和配合相关法律和社会职能部门为他们开展司法援助活动外，还要在新闻报道中注意听取他们的呼声和疾苦，通过各种相关的新闻援助活动，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三）抑恶扬善，弘扬社会正气
作为社会舆论公器的新闻媒体，报道打击犯罪的新闻，在字里行间传递社会和民众正义的共鸣，这会让读者在阅读后备受鼓舞，让犯罪分子和试图以身试法者在强大法律威慑面前望而却步。
二、社会管理法治化背景下的法治新闻
党的十报告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十六字方针中增加了“法治保障”。这意味着党的十明确了要实现“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思路，并表明中央已将“社会管理法治化”作为我国法治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指引与基本方向。
社会管理创新的本质是以人为本，实现善治良政，达到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社会管理创新要求我们不断破解社会公正、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社会参与等方面的制度、保障性困扰和机制性束缚，实现“三个转变”，即：管理目标由“为民做主”向“人民民主”根本转变；管理主体由“政府大包大揽”向“多元社会主体协同治理”根本转变；管理方式由主要依靠政策管理向依法治理、综合施策根本转变。可见，实现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重要一环，为此，要全面推进我国社会管理法治化的进程。
在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化的过程中，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既处于战略机遇期，又是矛盾凸显期；大众传媒由平面媒体拓展到影视媒体、网络媒体，信息和意见随时被捕捉与放大；社会结构由单一党政系统发展到公权力系统、企业系统和公民社会系统并存。在面临这些变化和挑战时，有的地方政府在社会建设、管理、服务过程中，呈现重行政手段轻法治手段、重个人权威轻法治权威、重政策应用轻法治规则的现象。这些都严重阻碍了社会管理法治化的进程。因而，在全面推动社会管理法治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加大法治宣传教育，最终形成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氛围，普遍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水平。
但是，当前在社会管理实践中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倾向，认为加强社会管理就是加大管理力度，主张采取严厉措施，严管重罚。这种倾向具有明显的“人治”色彩。从这一错误认识出发实施社会管理行为，不仅无法达到有效的社会管理，反而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而这种错误倾向的存在，充分表明在社会管理创新进程中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此，应大力发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法治宣传教育，努力提高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在社会管理活动中的法治意识。通过提高法治意识，在全社会形成法治氛围，不仅能够减少乃至防止政府对社会生活的盲目干预，确保政府在社会管理中正确发挥作用，而且有利于形成社会组织、公民等社会主体自主管理的空间，规范各类社会主体的行为，进而促进社会和谐。
法治新闻作为法治宣传教育的一种重要途径，在社会管理法治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促进法治新闻在社会管理法治化进程中的发展，通过法治新闻的宣传和教育作用，使社会普遍形成法治氛围，民主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推进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各项制度体系建设，从而更好地为社会管理法治化服务，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三、法治新闻在社会管理法治化进程中的发展策略
通过前面对法治新闻所具有重大社会功能的描述，我们发现在社会管理法治化进程中，法治新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法治新闻将在社会管理法治化进程中得以全面发展，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五方面展开。
（一）法治新闻应因地、因时、因事制宜
如何在社会管理法治化进程中更好地发展法治新闻报道，从而充分发挥“以案说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笔者认为，基于法治新闻的复杂曲折性而易滑向新闻娱乐化，法律内容的严肃性和表述严密性而易滑向新闻说教化，以及法治新闻报道实现传播效果最优化，我们可以主要从以下几点入手：第一，从实际出发，选择适当角度进行报道。这就要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让报道成为犯罪事实展览和犯罪教科书，因此，精心策划报道，选择合适的报道角度尤为重要。第二，抓住恰当的时机，优先报道。新闻事件报道越及时迅速，新闻传播价值就越高，否则，就失去新闻报道的意义；同时，不必从事件发生到结束连续不断地追踪报道，应有所选择，有所侧重，通过报道事件关节点，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第三，把握重点内容，因事而宜。这要求把普法学法作为法治新闻报道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让报道充满人文关怀，不仅关注物质层面的人，而且关注精神层面的人，强调人的价值，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社会权益，注重人的和谐发展。
（二）法治新闻应适应市场需求
在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化的过程中，法治新闻如何突破“同质化”竞争形势，把法治新闻做得令广大读者喜闻乐见，以达到最好的普法效果呢？那就是要适应市场需求，走受众定位之路，走法治专业报的专业之路。作为受众，按个人需求获取最大量的有用信息，是人们的普遍愿望。对信息各有所需、各取所需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因此，法治新闻报道不能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要选取典型事例挖掘其发生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背景，去寻找事件发生的症结。另外，法治新闻要带着读者的兴趣，深入到普通读者一般不可能直接接触到的社会管理层中的各个领域，反映法治进程和法治建设中的新现象、新趋势。
（三）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
法治新闻的发展必须在明确自己基本定位的基础上，树立“公益为本，经营为用”发展的理念，应当把追求社会公正作为最终的价值。司法通过公众同意的公共准则——法律来解决纠纷，以追求法律上的公正；传媒则通过激发公众内心的价值标准——道德来评判是非，以追求道德上的公正。但在实践中，应当划清界线，否则很容易导致“媒体审判”现象出现。而“媒体审判”与“无罪推定”、“罪刑法定”原则相悖，妨碍、干预和影响司法的独立和公正。因此法治新闻在发展过程中，要做好角色定位。
（四）不失生动的情况下，正确使用法言法语
法言法语是具有法律专业特色的、体现法律规定内容的、特定的法律规范用语。法治新闻报道，无论是人物称谓还是表述法律行为，都必须严格使用法律专业术语，例如“书”和“状”是就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所以，不可随意使用、自造滥用法律用语，产生错误的引导。但是，法治新闻面向的是普通百姓，因此在采写过程中，要做到通俗易懂，增强其可读性，避免局限于法治领域报道的做法，改变法治新闻报道的视点，拓展延伸法治新闻宣传报道的范围，用社会的各种视角和观点解说法律现象。
（五）积极融入创新思维
当今，在社会管理法治化进程中，面临新的情况，新的举措，要敢于发散思维，开拓创新。法治新闻报道就是在数不清的案例中取舍，在取舍中，要有创新精神，不要满足于报道一些曲折离奇的案例，而是要从案例中挖掘深层次的东西。一些看似普通的案例，如果经过认真分析，去伪存真，挖掘其真谛，可能会有好新闻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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