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市场研究范文

现代农业市场研究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资本市场 农业现代化 可行性

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决定了我国农业承载着太多的重荷,农业的发展应当居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所以,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无疑成为我国当今最为紧迫的战略重任。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本文通过分析认为,利用资本市场来解决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问题是一条新的途径,它将会极大地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一、资本市场可以解决农业现代化的资金制约问题

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缺乏资金，这也是造成农业发展滞后的根本问题之一。因此，资金的大量投入是现代农业，尤其是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发展不可缺少的要素。优良的品种、先进的栽培技术、高效的无机有机化肥、有效的灌溉设施和必要的机械器具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和条件。从根本上说，农业的发展有赖于科技的进步。在我国，科技进步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较低，仅仅为42%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比重已达到70%～80%，有的甚至高达80%～90%，农业科技的开发有赖于资金的有力支持。而农业资金问题的解决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有没有可供运用的资金，二是有没有转化的途径。现阶段，从国内角度来看，并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公众预期未来经济不景气。即使是在连续七次降息的政策刺激下，银行系统仍存在高达1.3万亿的巨额存差，社会上资金较为宽裕；另一方面，在现代经济体系中，资金投入主要通过直接投资和资本市场这两条途径形成。对绝大多数居民来说，手持资金只能通过资本市场才能转化为企业运营和项目建设资金。如果资本市场能从政策上适度向农业倾斜，积极引导社会各方面资金流向农业产业，用城乡居民的资金来发展农业，无疑对农业发展大有裨益，其前景是不可低估的。

二、资本市场有利于加快农业产业重组，推进农业产业经营

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发展落后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一个引导资源尤其是资金流通和配置的市场机制，而资本市场恰好提供了这样的一种机制。资金在利益的驱动下，从收益率低、缺乏增长潜力的企业流向收益率高的产业企业，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农业充分利用这一机制，能够有效地消除行业壁垒，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因为农业企业要上市，必须能够经得住股市的“考验”，企业必须能够赢利，而产业化经营则是提高农业赢利水平的必由之路。而且，资本市场通过积极创造条件，可以引导大中型工商企业进军农业，或者支持组建一批具有一定规模、一定品牌，在农产品生产流通加工中起主导或龙头作用的农业上市公司，然后由其组织农业进入市场，根据市场要求和资源条件与农业生产者签订合同，建立专业化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并提供配套服务，扶持农业生产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工程进行发展，实现企业化经营，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

三、资本市场有利于推动农业高新企业的发展

据有关调查，农业上市公司大多数活跃在农产品需求弹性较大的领域。他们积极开拓市场，建立基地，依靠四通八达的信息网络收集加工和处理信息，及时根据消费结构的变化，敏锐地发现潜在市场，占得市场先机，及时弥补市场空缺；同时，通过科技创新和示范效应，影响了大批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农业企业，推进了农产品结构的优化，充分发挥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载体作用，正在成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样板。另外，通过高科技和产业化的结合，可以吸收一大批农民和城镇下岗职工从事高新农副产品的生产、运输和销售工作。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我国首家粮食上市企业，坚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方向，按照“公司+农户+市场”的运作机制，依托资本运营，大力实施科技兴农战略和品牌战略，带动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成功地创造出了一条科技作动力，公司加农户，企业联基地的农、工、科、贸一体化的现代农业产业经营模式，成为全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点龙头企业、中国优秀食品工业企业和国家水稻工程优质米示范基地。金健米业除本身经营业绩良好外，还发挥了较强的带动作用。该公司的优质稻油基地扩展到12个县(市)的80多个乡(镇），面积达到100多万亩，带动农产35万户，1998、1999年两年为基地农民增加收入1.3亿元，实现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企业盈利的目标。

近年来已经上市的40家农业上市公司总体市场表现良好，无论是平均净资产增长率，还是平均利润额增长率，通常高于市场平均水平，表现出良好的成长性和稳定性。

四、资本市场可以有效分散农业经营风险，有利于农业长期、稳定发展

在资本市场中，企业发行证券实质上就是将企业的风险分散和转移给了股东。股东的数量与每个股东分担的风险是成反比关系的。股东的数量越多,平均每一个股东分担的风险就越小。所以对于周期长、风险大的农业来说,如果能够借助资本市场,有利于化解农业企业的风险压力,促进农业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现代农业市场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研究现状、评述

一、研究现状分析

1. 关于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整体研究方面。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比较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万振凡、吴小卫著《近代江西经济研究》，系统的探讨了江西农村经济发展的历程、近代的江西农业生产、近代江西农业科技发展、近代江西农业的赋税、近代江西农业发展的手工业、近代农村阶级关系的演变、近代农业的自然灾害、近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多个层次的问题。

2. 关于近代江西农、副产品贸易的研究。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学者有万振凡、胡水凤、吴赘、周海华等人。万振凡、吴小卫著《近代江西经济研究》对这一问题也有所涉及，探讨了农产品的贸易，对农产品的贸易量、商品率、农产品市场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对其商品率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胡水凤对近代江西茶叶、夏布两种农产品进行了一个研究，探讨了江西种茶面积的变化、茶产量的增减、茶价格的变化及夏布的生产和销售等具体问题。关于江西茶业研究，比较重要的还有周付华的研究，他从中长时段出发对九江开埠后，九江茶市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九江开埠后带来的九江茶市的发展与衰落。吴赘、周海华等对近代江西渔业进行了研究。吴赘重点探讨了民国时期，鄱阳湖湖区的渔业发展变迁以及鄱阳湖渔业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政治的关系。周海华则主要对江西的渔业进行了简单的述论，包括主要渔场分类及其区域、捕鱼方法、鱼产量的加工与贸易。此外，许金华还对近代江西的木材的外销进行了初探，分析了江西木材的外销情况。学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但主要仍集中在茶叶、渔业的研究上。

3. 关于近代江西农村市场的研究。主要的代表性学者有谢庐明、孙桂珍、游海华、白沙、万振凡等。谢庐明研究的重点在赣南，对明清赣南地区农村墟市的兴起、发展、特点以及与地方社会经济变迁关系进行了研究，也探讨了清代时期赣南地区独特的庙会市场、客家文化影响下的赣南农村市场，对赣南庙会市场的地域分布以及客家文化中的庙会、习俗在赣南农村市场中起的整合作用进行了分析。孙桂芳通过对江西农村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江西近代农村市场的嬗变过程、市场体系的特点，得出江西农村市场呈现出商品量及规模增大、市场网络日益形成并逐步完善、商品市场结构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土地市场形成、供求关系及竞争机制发育并其作用的一种复杂态势。游海华则主要研究了赣闽粤边区的市场及市场网络的传承与嬗变。白沙、万振凡分析了农村集市的发展，得出民国时期的农村集市设施普遍增加、规模扩大、周期变短、布局日益合理，并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4. 关于20世纪30年代江西乡村建设的研究。这方面研究是近代江西农村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研究学者有温锐、魏本权、曾志文、吴小彬等。温锐分析了近代赣闽边区的传统乡村民间借债、抗日战争时期沿海人口、企业的入迁等因素对这一地区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魏本权则分析了1931至1949年江西农村的合作运动，江西农村合作运动是农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内容。它担负着江西农村经济自治和社会自治的双重功能，是江西农村近代化的重要尝试和努力。经费的不足、理念的背离、环境的恶化制约了江西农村合作运动的开展。曾志文、吴小彬的硕士论文都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民国时期的江西农村建设上来，曾志文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的江西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江西地方政府在危机预防、危机应急、危机的恢复等机制;吴小彬则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的江西出现的严重“三农问题”以及针对这一问题江西地方政府为此开展的农村合作运动、设立省农业院、建立农村实验区等一系列措施。曾、吴二者的研究具有许多相似性。

二、 评价与展望

通过上文对近代江西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现状的梳理，我们可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丰富，研究的领域得到扩展。21世纪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度还较低，主要的研究人物就是万振凡、胡水凤，主要研究成果为1998年出版的《近代江西经济研究》。进入21世纪后，游海华、谢庐明等一批学者投入到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一批硕士研究生也以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相关问题作为研究论文选题，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队伍得到壮大。研究队伍的扩大，也必然产生成果的增多，领域的扩展。现如今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涉及金融、市场、实验区研究等各个方面;从从时段来看，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

虽然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但仍有许多需进一步加强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1. 研究的视角急需扩展。关于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研究，大多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分析，虽有谢庐明从客家文化视角出发对赣南农村市场的研究，但总体仍是研究视角不够全面，更缺少多视角、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学界关于这一问题还需引进经济史、政治史等其他的视角来扩展其研究。

2. 研究时段上忽略了晚清江西农村经济的研究。学界一直将研究时段集中在民国，而往往忽略了其他时段的研究。晚清，受外来经济的冲击、商路的变化、清政府为近代化而实行的改革，其必然也对江西农村经济产生影响，但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足。

3. 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虽研究成果多，但有影响力的成果少。关于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研究取得很大成绩，成果虽多但普遍缺乏分量，启发性小，在学界影响力小。对这一领域的学者仍需深入研究，提高成果的质量，出几篇有影响力、高水平、有启发性的学术论文，甚至产生几部相当有分量的大作品。（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1] 万振凡、吴小卫著：《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经济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论近代江西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

[2] 胡水凤：《近代江西茶叶的种植与加工》，《农业考古》，1998年底期;《近代江西的茶价》，《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略论近代江西r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近代江西夏布的产与销》，《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3] 周海华：《近代江西渔业述论》，《古今农业》，2002年第4期。

[4] 许金华：《近代江西木材外销的历史初探》，《农业考古》，2010年第1期。

[5] 孙桂芳：《近代江西农村市场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毕业论文。

[6] 白沙、万振凡：《民国江西农村集市的发展》，《南昌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7] 万振凡、宋青红：《民国时期江西农村发展实验》，《古今农业》，2005年第1期。

[8] 刘白杨：《近代江西乡村实验运动中的人物群体研究》，《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

[9] 万振凡、林颂华：《江西近代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 吴燕等：《战争对近代江西传统农业社会转型的制约因素分析》，《农业考古》，2009年第6期。

[11] 魏本权：《近代江西农村合作运动述论》，江西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毕业论文。

现代农业市场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研究述评

一、国外研究现状

（1）关于劳动力（人力资源）市场结构的研究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古典经济学派在市场竞争前提下研究劳动力市场，强调市场机制和市场性因素在决定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然而，约翰·穆勒和凯恩斯，他们曾公开反对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力市场具有竞争性质的学说，而倾向于认为劳动力市场具有非竞争性。20世纪60年代，P.Doeringer和M.Piore提出了二元人力资源市场理论，将人力资源市场划分为两个级别，强调人力资源市场的分割性，强调制度和社会因素对劳动报酬和就业的重要影响，标志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形成。

（2）关于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规律的研究

刘易斯（1954）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结构，即农业为主的传统部门和以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模式，并且将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1961年，拉尼斯和费汉发表了《一个经济发展理论》，论证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工业部门发展的作用，以及农业与工业均衡发展的关系。

（3）关于农业现代化理论的研究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1964年发表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有赖于农业的迅速稳定增长，而传统农业不具备迅速稳定增长的能力，出路在于把传统农业发行为现代农业，即实现农业现代化。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要引进新的农业生产要素，这些要素可以使农业收入增加，从而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引进现代生产要素来改造传统农业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二、国外研究现状

（1）关于农业现代化问题的研究

我国20世纪50年代起，关注农业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对农业现代化的概念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表述和设想。学者们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①含义、特征与标准（李周等，1990；《中国农业经济学编写组》，1984；章宗礼，1980；李果仁，1992；范晋明，1997）；现代农业是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的，人们对现代农业特征的认识因时而变，与现代化的概念一样，也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②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的关系（周战强，乔志敏，2012）。③战略措施。（王广斌等，2002）。

（2）关地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劳动力市场特征的研究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市场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具有代表性的有：“三元结构说”（朱镜德1999）；“二元结构说”（蔡昉等2000、2003、2005）；和“四元结构说”（朱农2005）。李建民（2002）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特征也有所不同。

（3）关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

①关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经济增长、农民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国内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大部分是从教育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收入效应与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投资的生产功能等方面进行论证。（蔡坊，2005）（邹薇，2006）、（李伟，2001）和（李谷成，2006）。

②关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关系的研究。腾建华（2004）、程伟（2006）认为农村劳动力就业非农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是由于农村人力资本投入偏低，造成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严重制约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转移和就业，而制约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在于农村教育的滞后所导致的劳动力素质低下。

③关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路径的研究。目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形式单调，人力资本存量偏低（张藕香，2006）。与这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教育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需要进一步发展职业教育，完善投资形式。（白菊红，2004；罗明忠，2006）。

三、理论评价与启示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早已分别证明了人力资本投资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关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从单纯的产业发展视角进行研究，没有将其置于具体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战略之下进行考察。以往的政策实施，从三次产业的角度，过分强调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强调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对农业的促进作用，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规律；从城乡发展关系的角度，过分强调城市发展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忽视了农村自身的发展活力。从具体的政策执行上，倾向于通过“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水平”等非人力资本要素的开发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忽视了对农业发展中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然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决定性要素。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研究农业现代化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此，从实践上，应探索一条通过增加农村人力投资存量、优化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形式的新途径，以激发农村经济增长活力，充分发挥农村人力资本要素在农业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从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西奥多·W.舒尔茨.改选传统农业[M].商务印书馆，1987.

[2]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

[3]蔡昉.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解释流动与差距同时扩大的悖论[J].经济学动态，2005（1）.

[4]张藕香.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地区差异的成因及对策[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5]白菊红.农村家庭户主人力资本存量与家庭收入关系实证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6]李谷成.教育、健康与农民收入增长——来自转型期湖北省农村的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06（1）.

[7]腾建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相关性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4（4）.

[8]邹薇.农村地区收入差异与人力资本积累[J].中国社会科学，2006（2）.

[9]雅各布·明尔.人力资本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现代农业市场研究范文第4篇

针对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农业衰退风险问题，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城市现代产业对农业的改造机制。农业是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产业，没有农业剩余，也就不可能有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城市素质的提高。这也就是说，农业现代化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应有之义。因此，我国在二元结构进一步强化的条件下，要加快城镇化发展，就必须建立城市现代产业对农业改造的机制，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

一是建立现代农业技术的研发机制。城市现代产业对农业改造的重点是提升农业技术含量，不断培育农业新品种，以品牌产品带动农业发展。这就要求大中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在技术研究开发上，要在重视城市产业技术开发的同时，高度重视农业新技术的科研开发，实现城乡产业技术研究开发的有机统一。①政府要加大农业技术研究机构的支持力度。建立基础性农业科技开发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实现基础性农业科技研究开发经费财政全额拨付机制，增加财政科研经费投入中农业科技研究经费投入的比例，重点支持生物工程技术、农作物品种改良与畜禽水产育种技术、重大农作物病虫害灾变预测和控制技术、农副产品加工贮运和保鲜技术、设施农业和工厂化农业技术、农业管理和信息技术等现代农业技术的研究开发，把重视农业高科技技术开发和发展与重视农业应用技术有机地结合，既站在国际农业先进技术的最前沿，大力发展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高新农业技术，又重视应用基础研究开发，优先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急需解决或有明显应用前景的基础性研究，加大实用性农作技术的创新力度，从而使得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绿色农业、白色农业、蓝色农业、太空农业、基因农业、精准农业、设施农业、生态农业、都市农业和网上农业发展。②建立科学的农业科技评价体系。当前我国农业大学研究机构中的激励评价体系非结构化，专业利益驱动化，严重影响农业科技研究，排斥综合性、应用性研究与开发。为此，必须打破目前以论文及获奖作为农业科技人员晋升与发展主要指标的农业科技评价体系，建立一个有利于促进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的长效机制。③鼓励农业大中专院校、科研院所的研究开发与县、乡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相结合。在国家、省和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的改革中，除从事基础性科研的所、室外，应用性研究院所都要采取与县、乡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相结合的措施，使科研人员深入实际，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加大农业科研的针对性和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力度。版权所有

二是建立现代农业科技推广机制。农业科技推广机制是现代城市产业对农业改造机制的关键环节。因此，进一步改革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是城乡现代产业改造农业的内在要求：①改革目前的乡镇级农技推广组织体系，在县级区域内建立跨乡镇的区域性中心农技推广站。区域中心站的建立将改变以往乡镇农技站小而全、力量单薄等弊端，有利于整合资源，提高农业技术推广水平，促进农业规模发展。②优化农技推广机构的服务职能。将农业其他专业与现有农技站职能合并至区域农技站，成为能够对农民进行综合服务的推广机构，由以前狭隘的农技推广变为广义的农技推广，并使之成为其他进行有偿农技服务团体（企业）的监督管理机构。③对区域农技中心站进行信息化建设。将区域中心站建成放大的窗口、扩展的平台、延伸的网络，把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成为农业信息体系，将政府、科研单位、龙头企业、批发市场、中介组织、种养大户、农机大户、乡镇农村联结起来，提高信息的时效性、准确性、权威性。④加大农业技术市场建设。通过建立农业技术市场和网上农业技术产品交易市场，为农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民营科技企业的成果转化与市场化提供便利条件和保障，同时对发展民营农业科技服务组织与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起到推动作用。

三是建立城市产业对农业改造的政策扶持机制。现代城市产业与农业融合是防范城镇化农业衰退风险的有效途径。现代城市产业与农业融合的内容主要包括现代城市技术对传统农业改造、现代城市企业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经营。对于城市现代技术对传统农业改造问题，在前面已经分析，这里讲的城市产业对农业改造，主要是分析现代城市企业参与农业生产经营问题。要防范城镇化过程中的农业衰退风险，不仅仅是要用现代农业技术对传统农业技术进行改造，还应该促使城市企业参与农业生产经营，实现农业企业化生产和农业工业化产业链延伸，没有现代城市产业与农业的融合，只是局限于农业谈农业，在激烈的全球化市场竞争和产业结构升级中就会扩大农业的衰退风险。因此，政府必须建立城市现代产业对农业改造的政策扶持机制，对于直接投资于农业生产经营的企业要实行技术改造和固定资产投资的贴息贷款、3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等优惠措施；对于进行农产品加工的龙头企业不但在贷款贴息、税收减免、土地使用等方面进行优惠，而且政府可以成立龙头企业发展基金，根据企业与农户利益的关联程度和企业效益进行资金支持；同时，也鼓励农户按法定程序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城市企业，与城市非农企业形成股份公司，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城市产业与农业的融合，尤其是农户直接作为城市非农公司的股东，是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现代化转型的有效方式，也是实现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城市现代化的有效途径。通过城市现代产业与农业融合，增加了农业增值链，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促使农民按照现代企业要求进行生产经营，有利于农民成为现代化职业农民。

现代农业市场研究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金融支持；金融服务

30多年来，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农村改革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起点。为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政府的扶持政策从未间断。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已存在多年，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扶持涉农村金融业的发展也成为近些年来政府的重要职责，探讨与实施的方法越来越多，但是，农村贷款问题仍然困难重重，金融抑制必将成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阻碍因素。本文试对国内外农业现代化与金融支持问题的研究进行评述。

一、国外研究述评

John Herbert Davis and Ray Allan Goldberg （1957）对于农村金融支持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在提出“农业一体化”理念时指出，要提高农业生产和经营的效率，就必须在农业生产经营体系中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投融资体制。McKinnon（1973）、Hoff，Braverman and Stiglitz（1993）提出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可以根据贷款人、借款人以及环境等对借款人进行分类，在一系列的约束条件之下形成了分割的金融市场，过多的金融政策限制了私有银行进入农业的动力。Kurosaki et al.（2002）研究了保险市场的有效性对于农作物价格的影响，对风险进行了实证和理论上的研究，发现有效的保险市场能保护巴基斯坦农民抵御农业上的灾害。从小额贷款需求方面来研究，Xia Li et al.（2011）采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每个省份农户在小额贷款方面的状况，得出农户对于小额贷款的需求受到供给方面的影响，这些需求与小额贷款的发展是同向的，会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Thomas Owen Eisemon and Andrew Nyamete（1990）的研究表明，农业发展受到生产融资的影响的同时，也收到学校建设的很大影响，在很多非洲和亚洲国家，学校教育与农业现代化生产率有着巨大的关系，文化与现代化投入的使用相结合的更好的教育对应着更高的生产率以及农业现代化进程，教育和文化可以促进对现代化投入的依赖性，能够更安全永和有效的使用现代化科技服务与农业生产，要提高农业生产率以及现代化速度，教育质量至关重要。Drabenstott 和 Meeker（1997）通过分析资农业经济中资本的作用，发现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研究如何发展农村资本市场，从而推进农村金融的发展以及产品的推广，即增加社区银行可贷资金的、建设农村二级市场、发展农村股票资本市场。Burgess and Pande（2003）对印度的农业信贷进行了研究，发现在金融机构的扩张过程中信贷的作用日益显著，其不仅激励金融机构发展，同时可以推进农村非农业部门的发展。Giuliano and Ruiz-Arranz（2009）通过对 100多个发展国家样本的研究，探讨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金融产业的发展对融资约束的问题有显著的缓解作用，从而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Jeanneney and Kpodar（2011）研究了金融发展与扶贫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系统为穷人提供了投资平台从而可以获得资本收益，从而改善了穷人的福利状况，创造更多的激励措施，又会推动整体的农业现代化的经济发展。

二、国内研究述评

对农村贷款难问题的研究其实由来已久。宋保胜（2012）对加快河南省农村经济发展和实现农业现代化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探讨，认为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农村资金短缺问题。并且对河南省农村资金供需的现状及制约因素进行调查分析，寻找当前河南省农业现代化建设中资金流动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培育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增强金融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功能、注意发挥政府在农村金融发展中的推动作用等建议。吴玉国（2011）应用1985—2009年的宏观数据对农业生产总值与农业存款、贷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农业生产总值与农业贷款的关系是正相关，即农村信用贷款对农村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是金融支持，农业现代化是金融推动的农业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关键在于如何发挥金融的杠杆作用，而传统的以家庭为主的小农业具有“点多、面广、风险大”的特征，导致金融机构不愿向农户贷款。使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受到了金融瓶颈的约束，成为近年来困扰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阻碍因素。农村金融市场发育迟缓，农村企业、农民贷款难，根本原因是农村分散的资金需求难以与金融资本有效对接，金融机构开展农村贷款业务的成本高、风险大，同时还存在一定的制度。张亚光、杜浩然、王策（2012）从需求和供给相结合的视角考察我国农村的金融抑制现象，认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作用是不可或缺，在我国农村金融抑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阻碍随着经济发展越发凸显。分析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现象的表现 影响和原因，探讨解决农村金融抑制的策略和路径，从而为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高材林（2012）认为农民融资难、融资贵既是加快发展必须破解的难题，又是改善民生必须关注的重点。发挥农村土地的财产效用和融资功能，将固定在农村土地上的财富动员起来，拓宽农民融资渠道，降低农民融资成本，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农民融资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康书生、鲍静海、李巧莎（2006）的研究表明，美国主要由政府农业信贷机构、农场主合作金融的农业信贷系统、商业金融机构及私人信贷组成。这些金融机构分工协作，互相配合，共同为美国农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及其它服务。日本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是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简称农林公库）。它建立的目的是在农林渔业者向农林中央金库和其它金融机构筹资发生困难时，给它们提供利率较低、偿还期较长的资金，日本支持农业发展的合作金融主要是农协系统。

参考文献：

[1]John Herbert Davis， Ray Allan Goldberg A concept of agribusiness， Division of Research，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J]. Harvard University. 1957.

[2]McKinnon， R.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1973.

[3]Hoff， K.， Braverman， A.， Stiglitz， J.E. （Eds.） The Economics of Rural Organization： Theory， Practice， and Policy[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 1993.

[4]Kurosaki， Takashi， and Marcel Fafchamps. Insurance market efficiency and crop choices in Pakista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2（02）： 419-453.

[5] Xia Li， Christopher Gan， Baiding Hu. Accessibility to microcredit by Chinese rural households[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11（06）： 235-246.

[6] Eisemon T O， Nyamete A. School literacy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Kenya[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1990， 34（2）： 161-176.

[7] Drabenstott M， Meeker L. Financing rural America： A conference summary[J]. Economic Review， 1997， 82（2）： 89.

[8]Burgess， R.， Pande， R. Do rural banks matter Evidence from the Indian social banking experiment [R].Department of Economics， Yale University.， 2003.

[9] Giuliano， P. and M. Ruiz-Arranz. Remittance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growth[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9， 90（1）： 144-152.

[10] Jeanneney， S.G. and K. Kpodar.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Can There be a Benefit withouta Cost[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11， 47（1）； 143-163.

[11]宋保胜：《河南省农业现代化建设资金流动状况调查分析》，《江苏农业科学》，2012年第9期.

[12]吴玉国：《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23期.

现代农业市场研究范文第6篇

关键词：统筹城乡;流通模式;城乡一体化;物流体系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并存着“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体系和城市现代工业体系”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这种二元结构体系在中国尤为突出。城乡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我国城乡商贸流通业发展极不平衡，城市商贸业拥有完善的网点建设，严谨的组织结构，成熟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超前的消费观念，而农村商贸业在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相对落后的农村商贸流通业严重阻碍了农村市场化的进程，使得城乡商品和服务难以流通，消费观念难以对接，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较低，这些问题成为阻碍城乡统筹发展的瓶颈。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这是党中央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和主要矛盾，致力于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建设城乡融合市场，加强城乡要素市场流通，是推动我国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必然要求。在政策与形势的双重推动下，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成为当前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而统筹城乡商贸流通作为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深刻研究。本文主要对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关于统筹城乡商贸流通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并得出结论。

一、关于城乡商贸流通体系必要性的研究

统筹城乡商贸流通体系建设是城乡市场一体化的重要措施，把城乡商贸统筹作为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举措，对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主张建立城乡双向流动的商贸流通体系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方面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导致了城乡之间商贸流通体系的不对接，制约了城乡之间商品的流动和劳动力、技术、资本、资源等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城乡流通体系是连接城市与农村、生产和消费、工业与农业的桥梁和纽带，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证。任保平（2011）提出研究城乡商贸流通体系的对接，建立城乡双向流动的商贸流通体系，在城乡市场对接和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条件下，对提高全社会总需求和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意义;农村流通体系作为连接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其他相关产业部门、连接生产和消费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其发达程度决定了农产品进入市场的能力、规模和效率。没有相匹配的农村流通体系，农业产业化的“链条”将会断裂。因此，建立城乡双向流动的商贸流通体系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方面。

（二）主张统筹城乡商贸流通是破解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举措

张智（2009）提出城乡商贸统筹是破解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举措，对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城乡商贸统筹中，商贸流通的重点应该向二元经济结构中滞后的一元农村偏移，即农村的商贸流通业。他提出要加快城乡商贸流通网络体系建设、统筹城乡商贸规划，逐步实现城乡商贸布局一体化、提高农村商贸流通业经营管理水平、积极推进农村物流配送业的发展。政府推行的农村城镇化政策有利于农村商贸流通业的改善，从而促进城乡商贸统筹中商贸流通业的发展。

二、关于统筹城乡商贸流通体系战略选择的研究

在研究统筹城乡商贸流通体系的诸多文献中，更多的是关于构建统筹城乡商贸流通体系的实践经验和战略选择方面的研究。从我国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的视角看，我国农村商贸流通体系的路径选择都在于走城乡商贸一体化发展道路。

（一）主张从流通主体的培育的角度来完善城乡商贸流通体系

张如意 （2011）根据不同农村商贸流通组织的特点，结合我国“小农业，大流通”的状况，提出了在农产品流通、农资流通和农村日用品流通中，分别建立以大型农资企业为核心，以连锁超市为核心和以农业合作社为核心的三种多元化流通主体，共同促进农村商贸流通体系的发展与完善，提高农村商贸流通的效率。刘东明 （2001）认为农村商品流通的真正主体是农民，随看市场经济的发展，现有商业流通组织服务意识落后，制约着农村商品流通的发展和市场的开拓，政府应创造必要的条件培育和发展农村商品流通组织，向农村市场提供更多的资料、信息、科技服务等，完善农村市场的商贸流通，克服流通主体缺位速成的弊端，完善市场功能，培育专业市场，加强专业市场组织建设，实现网络化拓展。从而完善农村商贸流通体系。

（二）主张构建农村现代商贸流通业发展体系来统筹城乡商贸流通体系

易开刚（2006）提出构建我国农村现代化商贸流通体系是发展我国农村商贸业的战略举措，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径之一。他在分析我国农村商贸流通业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村现代商业网点体系、农村现代物流体系和农村电子商务体系等农村现代商贸流通业发展体系的构建思路，以期为繁荣我国农村商贸，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焦伟伟（2007）提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农村商贸流通体系，缩小城乡区域在商品经济上的差距，成为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通过分析河北省农村商贸流通体系发展现状，如农村市场消费水平偏低、新型农村流通业态发展滞后、现代流通方式发展缓慢;农村商品流通的组织化程度不高;农村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提出了提高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增强其消费信心;结合当地实际，发展新型流通业态;选择适合本地发展的流通业态;加强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货畅其流等建设河北省农村商贸流通体系的发展对策。

（三）主张从城乡双向流通体系角度建立城乡商贸一体化

易开刚（2005）在研究我国农村现代流通体系的构建时，认为从我国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的视角看，我国农村商贸流通体系的路径选择在于走城乡商贸一体化发展道路，即由商贸业相对发达的城市站在城乡商贸业一体化的高度制定业态选择、布局优化、基础设施建设、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各项发展战略，把城市中存在的商业业态、流通手段和消费方式渐次推广至农村市场。

三、关于统筹城乡商贸流通体系的研究

关于统筹城乡商贸流通体系的措施，促进区域性商贸流通体系建立，以及发展城乡商贸流通体系都在于发展现代物流业。我国商贸流通体系应实现一体化，而一体化之一，即突破农产品产供销的部门化体制，应实现农商一体化。

（一）主张通过完善物流体系来实现城乡商贸流通体系的构建

黄福华 （2004）认为要推进商贸流通现代化进程的物流跨越式、物流社会化、物流一体化、物流集成化和物流专业化发展，构建物流技术现代化、物流服务网络化、物流市场全球化、物流产业规模化的目标体系，对于建设城乡商贸流通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宋宇 （2011） 认为推进城乡双向流动的商贸流通体系建设，主要在于物流体系的健全，关键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同时需要提高农村物流的现代化水平，加强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以物流企业的市场整合带动双向物流体系建设，建立适应城乡双向物流发展的政府管理体制，实现农村物流与城市物流的有机结合，加快形成城乡良性互动的物流大格局。敖诗文 （2003）认为现代商贸物流配送体系的建设对于加快我国经济城乡流通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以物流配送为核心的现代物流体系才能实现低成本和快速化经营，提高效率和核心竞争力，通过聚集效应形成产业群，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的战略性转变。丁俊发（2007）提出中国的流通体系经历了机构流通体系、产品流通体系、管理流通体系、水准流通体系的演变过程。构建现代流通体系必须明确“现代”和“体系”的含义，确定四种目标，即提高流通贡献率、降低流通成本、完善流通体制和形成大流通格局。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流通产业的差距是明显的，也说明流通产业可以创造巨大的生产力。今后5-10年，中国流通业面临着六大挑战与任务，即推进新的流通方式;形成大的流通格局;解决农村双向流通体系;与国际接轨;提高城市流通效率和提升流通业的整体水平。现代商贸物流面临的六大挑战与任务是：推进流通社会化、市场化、专业化、现代化;构建现代商贸物流的总体布局;构建农村双向物流体系;构建易腐食品的冷链物流体系;构建应急物流体系;降低物流费用。

（二） 主张建立现代农产品供应链的策略来发展城乡商贸流通业

柳春岩（2007）分析了我国农产品供应链的类型和农村商贸流通业的现状，提出新型农产品供应链模式及基于农村商贸流通业的现代农产品供应链的建立策略。一是以提高农产品流通和竞争效率为政策侧重点。二是以市场为中心，以改善环境为侧重点。三是引进新型业态，繁荣农村商贸。四是发展龙头企业，形成规模效应。魏婕（2011）探讨了西部地区城乡商贸流通格局的特殊性，分析了西部地区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的模式选择，其中基于供应链视角的供应链网络连接模式强调通过现代流通中的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构筑城乡间商流、物流及市场的双向流通系统。

四、结论与启示

对于我国城乡商贸流通研究这一问题，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研究真正从城乡统筹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的文献相对比较匮乏，并且尚未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及模式。随着我国统筹城乡实践力度的不断加大、投资力度的不断加强、思想观念的不断重视，在统筹城乡商贸流通这一问题上亟需有一批不拘一格、观念新颖、切实可行的研究成果的出现，以此作为我国统筹城乡的理论依据，并在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及时修正理论研究成果，使得我国的统筹城乡商贸流通能够顺利进行下去。

关于城乡商贸流通这一问题的研究，必须从统筹城乡的视角出发，今后的研究重点应该集中于：

1.研究视角的完善。在过去的城乡商贸流通研究中，很多学者一是从商流、物流、价值流、信息流等方面设计城乡商贸流通模式及体系;二是从空间布局、流通网络建设到组织形态、管理体系建设;三是对统筹城乡中不同利益主体的研究。这些方面目前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但是针对不同地区类型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研究的文献较少。因此，今后在研

究这一问题上需要打破“一把抓”、“一锅端”的思维模式，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大策略一致，小策略差异执行的方式，分类分区域研究，以便找出适合不同类型区域的城乡商贸流通体系。

2.研究工具的多样化。统筹城乡商贸流通这一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如果只是局限于经济分析领域，未免太过于险隘，甚至会产生相当多无法解释的现象。因此对于我国城乡商贸流通问题的研究需要学者开阔视野，运用经济、政治、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工具进行研究，不拘一格多管齐下，以此来探索出适合我国城乡商贸流通的新的更加灵活的路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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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智.论城乡统筹中商贸流通[J].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09（1）.

[3]张如意.城乡双向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对策思考[J].经济纵横，2011（3）.

[4]刘东明.流通主体缺位造成农村商品流通力低下[J].商业研究，2001（9）.

[5]易开刚.我国农村现代化商贸流通体系的构建[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6（12）.

[6]焦伟伟、张丽、丁森林.河北省农村商贸流通体系实证研究[J].中国市场，2007（10）.

[7]易开刚.我国农村现代流通网络的战略举措与路径选择[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5（6）.

[8]黄福华.推进区域性商贸流通现代化进程的物流战略[J].中国软科学，2004（3）.

[9]宋宇.城乡双向流动的物流体系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纵横.2011.3.

[10]敖诗文.试论现代商贸物流配送体系之建设[J].现代财经，2003（3）.

[11]柳春岩.基于农村商贸流通业的农产品供应链――商贸流通业城乡协调发展战略研究[J].中国市场，2007（12）.

现代农业市场研究范文第7篇

1.从产品视角到管理视角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农产品营销的探讨大致基于两个视角：产品视角和管理视角。产品视角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将农产品营销视为始于生产止于销售的过程，通过产品标准化、信息收集、运输流通等活动协助产品价值的实现。管理视角以营销管理为学科基础，关注于消费者需求，将农产品营销视为始于市场止于市场，涉及信息收集、需求分析、产品设计、定价、渠道、促销等一个系统的活动过程。基于这两个视角的研究呈阶段性发展：上世纪90年代前期以产品视角研究为主，此后以管理视角研究为主。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人们对我国农产品经营中存在问题的分析和评述，以及研究的焦点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2.以产品视角对农产品经营问题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农产品供给过剩时代的到来。农产品“卖难”问题开始凸现，引发了人们对农产品经营问题的讨论。研究者主要从产品视角探寻农产品经营困境的问题所在，将农产品销售渠道作为一个独立于产品生产、定价、储存、促销等系统活动之外的行为加以认识。理论界和实践界普遍认为中国农产品经营的焦点问题是流通渠道不畅，原因在于我国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健全，管理体制不灵活、流通主体不成熟、政府宏观调不完善等（张治安，1995；左尔钊1994；贾益东1995）；农产品过低的比较利益、小农业对大市场的不适应、价格信息传导滞后是农产品大流通中存在的矛盾和障碍（吴振先，1994）。此时对农产品经营问题的探讨主要限于宏观环境范畴，研究者从宏观层面上分析了农产品在社会流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基于市场营销研究的微观性特征，笔者认为这一阶段的研究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农产品营销研究”，但却是此后农产品营销研究的基础和开端，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3.以管理视角对农产品经营问题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农产品流通渠道和流通效率虽大为改善，但卖难问题仍然存在。研究者们意识到“发展农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市场营销系统的总体开发”（陈良珠、蔡雪雄，1995），开始以管理的视角审查农产品营销活动系统。营销缺陷成为农产品经营问题的讨论焦点：在微观层面上我国农产品营销有“营销观念陈旧，供需的结构性矛盾，价格定位不准，营销手段缺乏，渠道网络建设滞后”等缺陷；在宏观层面上存在“营销管理体制，营销主体结构，市场体系建设，政府服务职能”等方面的障碍（吴兴安2005；李玉珍、张旭2005；王杜春2006）。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绿色消费浪潮和绿色贸易壁垒在使我国农产品营销体制面临严峻考验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李崇光，2002；惠献波，2006；何均琳、陈瑜，2003）。由此理论界和实践界对我国农产品经营开始了宽视角多角度的研究，在秉承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地从宏观、微观多个层次上对农产品营销活动展开讨论。

二、营销策略研究的发展

随着研究视角和焦点的变化，农产品营销策略的研究内容呈现出由单一到多元的变化趋势。

1.注重农产品流通的对策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研究内容主要限于农产品流通问题。流通市场和流通主体构建是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的关键环节。贾益东（1995）提出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农产品流通的特殊要求“建立多层次的农副产品流通网络、高效灵活的流通调控体系、新型的经营组织体系”的农产品流通市场的建设思路。对农产品流通主体的构建，可以选择“主体形式多元化，经营目标市场化，管理体制一体化”的目标模式（纪良刚，1995）。崔晓文（1996）进一步认为应当从提高农民进入流通领域的组织化程度，推进工贸农一体化，交易方式规范化等几方面来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研究者们基于产品视角从宏观层面上对解决农产品流通体制、市场体系建设，流通主体培育等问题提供对策和建议。

2.多元的系统化策略研究

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研究视角的扩大，人们对农产品营销策略研究的范围也扩大，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按照营销学的理论体系可归类如下。

(1)需求研究。需求是生产的起点和终点，需求研究是农产品营销研究的基本内容。基于需求行为理论和价格行为理论的分析，影响食物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因素主要有人口数量、消费水平以及消费者收入，它们的变化是安排农产品生产的基本依据，同时要考虑地区差异调整农业生产布局，建立科学的食品市场价格体系引导人们的食物消费（高飞1999）。各类农产品具有不同的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因此对各类农产品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实证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周曙东（2003）采用二阶段预算估计近乎理想化的线性需求系统的方法，估计出了江苏省农村居民的主要农产品的需求的价格弹性，以及通货膨胀和收入增长所引起的农产品需求量变化数据。不同地区的人们由于消费习惯、饮食文化以及价值观念不同，农产品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也会有所不同，但遗憾的是不同地域的类似的实证分析所见甚少。绿色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除了受价格、居民收入影响外，还在于消费者对其需求的强度（强度大小主要在于绿色农产品满足消费者消费目的的能力），以及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唐华仓，2006）。刘晓昀，辛贤（1998）运用经济学的利润最大化和均衡理论，建立了由农产品生产的各种投入、农户农产品生产和需求、流通厂商对市场投入的需求和供给、消费者的最终需求和供给构成的系统的农产品市场模型，探讨了农产品市场预测方法。

(2)目标市场策略研究。“供需结构性矛盾”是我国农产品销售难的根本问题已成共识，这意味着：我国农产品市场饱和的实质是农产品市场上某一座标点上的消费者需求得到了较好满足，消费需求的变化不断产生显性或隐性的新的需求点，因此市场空白是绝对的（李苏、韩科锋2004）。如何发现这些市场空白成为关键。李苏等进一步指出通过市场细分可以帮助农产品生产者经营者发现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从而获得市场机会，但是在选择目标市场时要避免走入“多数谬误”误区。差异化营销策略是目标市场营销者比较理想的选择（漆雁斌，2005）。黄维梁（2000）进一步指出，差异化策略的实施有两个途径—产品差异化和营销手段及过程的差异化，但差异化营销也伴随着“需求变动、竞争者模仿、经营成本上升、实施不当”等诸多风险，值得关注。

(3)产品策略研究。农产品营销已进入质量营销的时代。产品质量分为性能质量和适用质量。与工业品不同，农产品质量营销的关键在于如何提高性能质量（黄祖辉、吕佳、刘东英2004）。分级和标准化是提高农产品性能质量的基础、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李燕、琼范高林2002；高丽晶2002；卢向虎2004）。但是无论质量高低，任何一种农产品都有一个从入市到退市的市场生命周期。薛莉（2005）运用产品生命周期延展策略，给出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农产品延展生命周期的措施，以使产品在有获利性的成长期和成熟期最大限度地保持获利的势头，并使有衰退迹象的产品重新获利形成新一轮的增长。品牌策略是农产品产品策略分析中的热点问题，形成了研究专题。张劲松，何德文（1998），王策之（1999）陈良珠，蔡雪熊等（2000），邱琪，张旭东（2005），王杜春（2006），阿迎萍（2006），张萍，项英辉（2006）等等诸多研究者从各个角度谈论了农产品品牌建设的重要性，并给出了构建农产品品牌的策略建议。

(4)价格策略研究。营销学的价格策略主要是有关营销活动主体的价格制定和策略选择的研究。对农产品的农户价格和零售价的合理价差问题，辛贤（1998）在改进价差理论模型基础上建立了我国农产品价差模型，并进一步提出了农产品价格决定的长期模型和短期模型。价格策略方面，李东升，高彦彬（2005）认为差异化定价策略适用于鲜活农产品的定价。有关绿色农产品的定价，张秀芳，史建民等（2005）根据消费者剩余原理指出绿色农产品应该采取价格歧视策略,靳明，李爱喜（2005）则认为可以采用撇脂定价策略。有关农产品定价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的研究，蒋侃（2005）运用消费者意愿分析法，通过实证研究给出了消费者购买超市农产品意愿支付价格构成，对超市农产品定价具有参考价值。

(5)渠道策略研究。营销渠道的研究形成了几个主题：一是对流通体系的继续研究。根据农产品市场发展趋势，构建现代农产品流通体制应当通过加强批发市场、期货市场的建设、做大农产品流通龙头企业、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利用信息技术来实现（李志萌，2005）。二是对渠道模式和结构的研究。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和农产品竞争的加剧，垂直的农产品营销渠道和多渠道农产品营销系统是可选的农产品渠道模式（孙剑、李崇光，2004）。针对农产品现有渠道体系的弊病，邓若鸿等（2006）基于电子商务理论提出了“协同模式”的渠道结构系统；陈善晓，王卫华（2005）则提出了基于第三方物流的农产品流通模式。三是渠道选择和渠道组织的研究。农产品渠道的选择应当基于交易费用节约的基础（包玉泽，2005）。农产品营销渠道组织是一种多元的参与者自愿结成的经济联合体，成员有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批发商、零售商、商等（孙剑、李崇光，2003）。农产品超市销售作为一种新兴的农产品零售业越来越受到关注，刘东英等（2005），杨金风，史江涛（2005）对超市的经营行为以及农产品流通超市化对农户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农民作为重要的渠道成员是近年渠道组织研究的重要对象。农民在市场中的经营能力低、谈判能力弱，建立合作组织是提升其市场竞争力的有效途径（章胜勇、阎竣，2004；严太华、战勇2005）。

三、研究发展特点及存在问题

1.研究发展的特点

(1)回归本位的研究。农产品营销研究的理论基础营销学具有微观性特征，它着重于微观营销活动的策略、方法和技巧的研究。近年来对农产品营销研究的内容逐渐回归到围绕生产经营者及相关社会组织的营销活动展开。

(2)广视角的交叉研究。以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营销学交叉性较强。农产品营销学更加强化了这一特点，它以农业经济学和营销学为理论基础，是一门新型的交叉型边缘学科（李崇光，2004）；同时农产品营销活动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于农产品的特殊性，与工业品相比受到政治、经济等宏观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更大，决定了农产品营销活动必须从多个视角、运用多种理论进行研究。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和实践界对农产品营销研究从宏观、微观层面，以产品的和管理的多个视角进行，广泛运用到经济学、管理学及农业经济学中的理论，弥补了营销学理论的某些不足。

(3)多热点的专题研究。近年来农产品营销研究形成了多个热点。对于进入WTO后过渡期的我国农业，如何面对市场全面开放的竞争压力、如何充分利用WTO规则，以及我国农产品如何走出去开展国际营销是近年来农产品营销研究的热点之一。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农产品网络营销，物流技术在农产品营销中的应用是农产品渠道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绿色观念的兴起，农产品如何应对绿色壁垒进行绿色营销成为了继农产品品牌建设研究之后又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2.研究发展中的问题

目前我国农产品营销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表现为以下几点：

(1)停留于理论探讨实践性差。当前在农产品营销研究中，缺乏结合农产品生产、储运、销售的具体特点对农产品营销规律深入探究；缺少按农产品类别进行的分类农产品营销研究；缺乏结合我国国情和农业发展现状的具体实施办法的研究，对我国各地农产品营销实践中获得的经验，缺乏系统总结和理论提升，不利于本土化农产品营销学的发展。

(2)缺少实证分析研究。目前以思辨性研究为主，实证分析偏少。据笔者对“中国全文数据库”中文献的统计，与农产品营销相关的文献中实证研究仅占4.2‰;在有关农产品实证分析文献中，仅有2.2%的文献是关于农产品营销的。缺乏通过市场调研对农产品需求、消费者农产品消费行为、农产品营销策略实施效果的实证性研究，使研究的科学性、可信度打了折扣。

(3)部分研究缺失，泛化营销功能。目前农村产品营销研究主要集中于营销策略，而且多是关于其中的热点问题。有关农产品营销环境、农产品营销道德、农产品定位，农产品推销策略，农产品营销策略效率等营销中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及难点问题缺乏广泛的探讨。另一方面，部分研究泛化农产品营销的功能。将“三农”问题、农业产业化发展等问题都与农产品营销联系，认为做好农产品营销是解决这诸多问题的关键。笔者认为这势必夸大了农产品营销的功能。营销活动作为一种微观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是实施组织战略目标的整体活动中的一个部分，不宜将其功能过分扩大，否则会进入“重流通，轻生产”的误区。农业的发展关键是核心技术、核心竞争力的建立，营销活动可以使核心竞争力得以更好地发挥。

四、总结

无疑，在我国农产品市场逐渐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农产品营销问题将越来越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我国农产品营销研究近年来发展迅速，取得了若干成果，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力求做到紧密结合我国国情以及农产品生产经营特点，发展出适合中国“农情”的本土化的农产品营销理论；要有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走入农村和城镇开展广泛的实证研究，增加所提策略的适用性、可实施性和科学性；发扬探索精神，关注与农产营销相关的所有问题而非仅限于热点问题，研究内容广泛而深入，研究方法不拘一格，研究视角多样化。

现代农业市场研究范文第8篇

明清市镇的结构，主要包括市镇的地理空间、人口构成、市场类型、商人集团等层面。关 于市镇的规模，刘石吉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江南地区1 000户以上的大镇多分布于苏 、松、太、常、杭、嘉、湖一带，其中太湖周边的苏州与浙西各地不乏10 000户以上的巨镇 （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思与言》1978年16卷2期。）。陈忠平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专业城镇都比普通市镇的规模大，它们拥有的非农业人 口一般都在1 000户以上，大镇则多至10 000户，松江、上海二城的人口更多至200 000人左 右，约40 000户上下（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陈学文认为，乌青镇"市逵广袤十八里"、"烟火万家"，堪称江 南第一巨镇（注：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巨镇乌青镇的经济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2期。）。何荣昌的估算比刘石吉等人偏低，他认为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的规模不一，较 大者为1 000户左右，或500-600户，最大的有2 000-3 000户，较小的为200-300户，有 的只有100户左右（注：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3期。）。樊树志通过梳理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指出镇与镇的间距以12 里至36里为较常见的模式。每个市镇都有一定范围的四乡村落作为相对固定的"乡脚"，这 是市镇赖以繁荣的土壤（注：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复旦学报》1987年2期。）。张海英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市场进一步打破了"墟"、 "集"、"场"的时空限制，形成各市镇平均距离约10多里路的水乡市场网络体系（注：张海英：《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市场功能与社会效果分析》，《学术界》1990年3期。）。许檀 指出，清代中叶华北平原的集市密度约为1-2个/100平方公里，平均交易半径4-6公里。也 就是说，小农赶集一般半日可以往返。经济发达的江南、珠江三角洲地区明代中后期已达到 这一密度，清代更有过之。明清时期集市的开市频率，大体上从明代的每旬1-2次，发展到 清代的每旬2-4次，乃至隔日市（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王家范从市镇街区结构论及江南市镇有大、中、小之别 ，小市镇居多，其基本格局是一线型，一河二街，街长1-2里。明中叶开始，许多新兴市镇 的气派与旧市镇迥然不同，形成丁字型与十字型的大中型市镇（注：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1期。）。王笛对清代长江上游的市 场密度与农民活动半径予以估算，指出每个市场平均服务范围在40-100平方公里之间。这 表明，以市场为中心，人们平均活动半径在3-5公里之间（注：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245页。）。这一估算结果与陈忠平对清中 期江南地区市镇初级市场平均贸易范围的估算结果有较大差异。陈忠平认为，在平原区，江 南绝大多数州县市镇初级市场的平均贸易范围在14-152平方公里之间；在山区，平均贸易 范围则在77-274平方公里之间。由此可见，在这种以市镇为圆心的初级市场贸易范围内， 农家距市场的最大贸易半径在平原地区一般仅有2-7公里左右，即使在山区也只有5-9公里 左右（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台湾学者范毅军认为，要界定一个市镇，其规模大小和空间范围是要考虑的基本因 素。一般学者都把史料中"所环"、"所聚"数千家或万家，视为聚居在一个完整的镇区。 其实，这极有可能指的是镇区邻近村落的居民总数。如果"所环"范围指现代一个行政单位 的镇所涵盖的四乡农村之地，"所聚"指狭义的工商所聚的市街闹区本身，那么清中叶以前 南浔镇的"烟火万家"，或乌青镇清初时的"居民万户"，所隐含的镇区范围就有完全不同 的 解释（注：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9卷3期。）。赵冈采用1953年中国政府人口普查时制定的划分标准，即常住人口在2 000人以上 ，其中非农村人口占50%以上者作为城镇，不足此数者作为乡村（注：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367页。）。

市镇类型以及市镇在全国市场结构中的位置，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吴承明在考察清代 前期国内市场时认为，自从宋代打破坊市制后，形成各级市场：第一，地方小市场，即墟集 贸易。第二，城市市场，包含手工业品交易中心的镇市。第三，区域市场。第四，突破区域 范围的大市场（注：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1期。）。方行通过剖析清代前期农村市场，指出大体存在三种类型的市镇：第一， 主要具有"保障供给"经济功能的市镇；第二，主要具有贩运贸易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市 镇；第三，多功能全面发展的市镇。它导致从东南沿海到整个内地的穷乡僻壤，以市镇为骨 干、与墟集相串联、多层次的农村市场网络（注：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6期。）。陈忠平从经济结构立论，将江南市镇分为三 种类型，即生产性市镇、流通性市镇、消费性市镇。其中，流通性市镇是江南市镇的最基本 类型（注：陈忠平：《江南市镇经济结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1984年，转引自刘石吉《明清市 镇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综合讨论与相关著作之评介》，《社会科学家》1988年4期。）。郭松义在对清代地区经济发展进行综合分类考察后指出，星罗棋布的市镇和墟市 ，都和近傍的中心城市如苏州、杭州、上海、广州等紧密相连，再通过它们与全国各地以及 外国市场相沟通（注：郭松义：《清代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分类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 99 4年2期。）。王家范、范金民、段本洛、王淑芬等人对苏州作为明清江南商品集散 中心从不同角度展开论述，衬托出市镇在市场网络中的确切地位（注：参见王家范《明清苏州城市经济功能研讨--纪念苏州建城两千五百周年》，《华东 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5期；范金民《明清时期苏州市镇的发展特点》，《南京大学学报》1 990年4期；段本洛《论明清苏州丝织手工业》，《苏州大学学报》1985年4期；王淑芬《明 末清初苏州城经济与社会结构初探》，《思与言》1995年33卷1期，等等。）。刘秀生认为，清代中 期存在三级市场结构，即商品收购市场、商品集散市场、商品零售市场，带动了一批新的商 业市镇（注：刘秀生：《清代中期的三级市场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1期。）。王卫平运用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分析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结构，认为市 场层级由低到高依次为：标准市镇、中间市镇、中心市镇、地方城市、地域中心城市、超地 域中心城市。但同时指出，市镇的层次与其规模（含空间、人口两方面）、商况是成正比的， 只 是由于江南地区市镇的专业化性质较强，其与外界的联系较为密切，因而在划分层级时不可 能与施坚雅的理论完全对应，而表现出地域性的特点。这是在观察江南地区市镇体系时必须 加以注意的问题（注：王卫平：《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体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4期）。

就各地区的专业市镇而言，刘石吉详细考察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和棉织、蚕桑和丝织、 米粮专业市镇（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食货》1978年6-8期。）。其他学者对江南市镇进行了大量的详实的研究，如樊树志研究了明清长江 三角洲市镇的专业化分布格局，指出本地区丝业、绸业、棉业、布业市镇数量最多，规模最 大，营业额最可观（注：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复旦学报》1987年2期。）。陈忠平认为，明清江南地区已经形成以400多个市镇初级市场为基础 、数十个城镇专业市场为支柱、苏杭两大城市中心市场为枢纽的立体商品流通网络（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陈学 文按职能划分明清时期湖州府的市镇，大体包括手工业专业市镇、商业专业市镇、交通枢纽 型市镇。他重点解剖了湖州府乌青镇的经济结构，认为它是商品集散型兼交通枢纽的工商业 市 镇（注：陈学文：《明清时期湖州府市镇经济的发展》，《浙江学刊》1989年4期；《明清时期江 南巨镇乌青镇的经济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2期。）。单强认为，近代江南市场体系从层次结构上可以分成农村集市、乡镇市场和城市市场 三种贸易体系。以乡镇市场所经营的商品种类划分，江南乡镇约可分为三类专业市场：第一 ，棉布与棉花专业市场；第二，丝绸与蚕丝专业市场；第三，其他专业市场，包括粮食、运

输、盐业、水产、编织、竹木山货业、建材、铁制品农具、绣品、烟叶、笔墨、花车、榨油 业等各类专业市场（注：单强：《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6期。）。罗一星提出了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认为到了清代前期，由于佛山镇 的崛起，岭南区域内出现了两大功能不同的中心市场--广州是"洋货"和"土特产"的集 散中心，佛山是"广货"和"北货"的集散中心（注：罗一星：《清代前期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广东社会科学》1987年4期。）。曾学优通过分析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 市场结构，认为殆至清末，以吉泰盆地为中心包括边缘山区的市场网络初步形成，出现了制 茶业专业市镇、毛边纸集散市场等（注：曾学优：《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市场初探--一个典型农业地区的农村市场结构》，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1期。）。

商人集团及其组织是系统把握明清市镇结构的重要方面，陈忠平对此颇为关注。他研究了 明 清时期徽商、闽粤商人在江南市镇的活动，认为徽商是市镇上最为活跃的商人集团。陈忠平 还对山陕商人、洞庭商人等商人集团设在明清江南市镇中的布号和布庄进行了专题研究（注：陈忠平：《明清徽商在江南市镇的活动》，《江淮论坛》1985年5期；《明清时期闽粤商 人在江南市镇的活动》，《学术研究》1987年2期；《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布号与布庄》， 《江淮论坛》1986年5期，等等。）。 王廷元、翟屯建等人也对明清徽商之于江南市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注：王廷元：《明清徽商与江南棉织业》，《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1期；翟屯建：《徽 商与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东南文化》1993年3期，等等。）。桑兵把商民罢市与 清末城镇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联系起来，认为它反映了近代中国城镇社会结构与功能的变化， 显示了资产阶级化商人在市民中地位的提高与作用的增长（注：桑兵：《论清末城镇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近代史研究》1990年5期。）。牙行是明清市镇异常活跃的 商人组织，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许檀对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牙行与税收制度作了细密考察 （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期。）。单强分析了近代江南乡镇市场中的经纪人角色（注：单强：《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6期。）。樊树志认为，在市镇经济结构的 运行中，客商、牙行与脚夫是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实态分析--以苏州府嘉定县为中心》，《学术研究》198 8年1期。）。蒋兆成在论述明清杭嘉湖地区蚕桑 丝织业时指出，牙商大多是本地商人，垄断着当地丝或丝织品的贸易，但是从事远距离贸易 的丝绸贩运客商，才是促进市镇经济发展最有影响的人物（注：蒋兆成：《论明清杭嘉湖地区蚕桑丝织业的重要地位》，《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4期 。）。刘秀生剖析了牙行的职能及 其与客商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牙行持政府颁发的"牙帖"在市场上中介买卖，平衡物价， 校定度量衡，兼有管理市场的职能。客商在市场上收购商品，脱离不开牙行的管辖。因此 ，他们强烈要求摆脱牙行。脱胎于牙行的收购商，称为"坐贾"，而不称牙人。而独立于牙 行的收购机构更多地称为"庄"或"栈"（注：刘秀生：《清代中期的三级市场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1期）。

对明清市镇结构的分析必然涉及明清市镇的功能，这是全面评估明清市镇意义的关结点。 尽管各专门市场和专业市镇已经从表象上透露了重要的历史信息，但学者们仍然由表及里、 相当深刻地剖析了明清市镇的不同功能。许檀论及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功能：第一，农村集 市网是大规模、长距离商品流通的基础；第二，农村集市网是保障小农经济生产与再生产正 常运转的重要环节；第三，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使地区之间通过商品流通实现经济布局调整、 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可能（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赵冈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村定期集市对商业发展有深远影响。 这种广布的市集为农村消费者及小生产者提供了便利，但却阻碍了专业商店的正常发展。明 清时期的农村集市已经形成畸形发展，社会正常分工下的专业商贩不免相对萎缩（注：赵冈：《中国历史上的城镇与市场》，《食货》1983年13卷5-6期。）。方行声 称，清代前期市镇和墟集的发展，不但表现在数量和规模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经济功能上 。市镇工商业比较集中，与周围地区经济联系密切，遂成为一定区域的经济中心，具有向周 围扩散、推动周围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市镇的这种经济作用，是与墟集相互结合而实现的 。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市场网络，以增强市镇经济中心的作用（注：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6期。）。陈学文详加剖析了江 南巨镇乌青镇的功能，概括为以下几点，即促进商品经济综合发展；形成地域的自然分工； 逐渐促进经营方式的变革；将四乡的农副产品进一步加工成外销商品；供给农村一些生活资 料与肥料；农民和商人从市镇上获得信贷与讯息；市镇经济发展可以容纳、吸收农村中被分 化的农民，使失去或部分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找到就业机会；民众从市镇上吸收文化娱乐 养料（注：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巨镇乌青镇的经济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2期。）。陈忠平认为，明清江南地区城镇专业市场的结构决定了该级市场的特有经济功能。 城镇专业市场作为广阔专业区内大宗专项商品集散、贩运贸易的中介，在整个地区商品流通 网络中起着集结市镇初级市场基本网结的骨干网纲作用（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樊树志强调，粮食业市镇是明清 长江三角洲地区仅次于丝绸业市镇、棉布业市镇的第三大类市镇。米市是粮食商品化程度提 高的产物，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地区性互补格局的构成（注：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粮食业市镇与米市》，《学术月刊》1990年12月号。）。单强通过对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的研 究，认为乡镇市场与农村集市的功能有较大的不同。农村集市的主要功能在于保障供给，与 之相比，乡镇市场的这一经济功能发挥得更加充分。更重要的是，乡镇市场拥有农村集市无 法比拟的商品集散功能（注：单强：《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6期）。

基于对明清市镇结构与功能的剖析，学者们进一步总结了明清市镇的若干特点。胡如雷指 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市集和市镇虽然独具风格，但不免在很多方面受郡县城市的浸染， 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一些郡县城市的色彩。首先，市集和市镇也直接受封建政权的赋敛。其 次，市镇也受封建政权的严密控制，而且有不少市镇最终转化为郡县治所。最后，即令是以 手工业生产为主的市镇，在直接受地主政权控制的政治条件下，其中也会存在相当数量的官 府手工业（注：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278-279页。）。赵冈认为，明清两朝城市经济发展的重心不在传统城邑，而在工商业市镇。江 南新兴的商业市镇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们接近农村，与农村家庭手工副业打交道（注：赵冈：《中国历史上的城镇与市场》，《食货》1983年13卷5-6期。）。张研从 管理层面切入市镇，指出清代市镇的特殊性在于：它纯粹是在经济活动中或适应经济活动要 求自然形成的，并不是法定社区的行政区划组织，也不囿于法定社区的某一邑，这便带来了 管理上的诸多问题，并由此促成市镇独特的管理机制（注：张研：《清代市镇管理初探》，《清史研究》1999年1期。）。陈忠平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城镇 中棉布业商人资本的活动方式有其特色，即商人资本已由单纯的贩运贸易深入到市镇的购集 、批发贸易乃至生产领域之中（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布号与布庄》，《江淮论坛》1986年5期）。何荣昌列举了江南市镇发展的四个特点，即"夹河为市 "是江南市镇的共同特征；江南市镇多分布在农业、手工业比较发达和经济作物广泛种植地 区；出现了一些带有行业性特点的市镇；产生了工商业巨镇（注：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3期。）。姜守鹏将北方集市与南方 （尤其是江南市场）进行比较，指出北方集与集之间的距离一般在40-50里，南方则在20里左 右；北方集市一般以5日集，即每旬2市为多，南方则以每旬3-4集为多，由此可见北方农 村集市不如南方发达（注：参见张明富《明清经济史研究的杰作--读姜守鹏先生》，《中国 史研究动态》1997年10期。）。蒋兆成认为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的乡镇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 农村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集聚点，起着分解封建经济的作用，从而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发源 地；另一方面，乡镇是在封建农村的基地上发展起来的，它同封建的政治和经济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注：蒋兆成：《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乡镇经济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1期）。

蒋兆成的议论，实际上触及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明清市镇的兴起与资本 主义萌芽的关系。傅衣凌是开启门径者，他倡言：考察明清时代的江南市镇经济，必须充分 估计其中的商品性程度，并注重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初步萌芽（注：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5期。）。中国大陆学者如陈学文等 人基本上都认同这一见解，自觉将研究结论导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注：如陈学文指出，市镇是大中城市与广大乡村联系的纽带，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桥头堡。参 见陈学文《论明代江浙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温州师专学报》1981年2期，等等。王家 范对此持有异议，认为过高地估计明清江南市镇的历史价值，处处与资本主义萌芽相联系， 看来有许多现象难以解释。例如，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重要标志的手工作坊，在明清江南 市镇寥若晨星，城镇和四乡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和副业却如汪洋大海。江南市镇的历史价值在 于，它带来的是当时经济先进地区--江南农业经济的显著发展与经济结构变革的重要讯 息，显示着农业与手工业之间以及它们各自领域内专业分工的扩大，乡村人口向镇市的转移 ，区域经济与市场网络的形成等引人注目的变革迹象。参见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 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1期。）。台湾学者刘石 吉也不讳言，明清以来江南专业市镇的兴起，配合与代表了新兴商业资本主义的扩张（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下），《食货》1978年8卷8期。）。罗 ·威廉在研究清代汉口镇的茶业资本时，声称在1861年汉口开埠之后，茶庄的活动显示出商 业资本家直接介入生产过程，他们在晚清时期已从简单的商品流通经济向工业资本主义迈出 了重要的一步（注：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p.13 4.）。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论争，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就 与分歧共存，当另文检讨。

除了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源地这一角度对明清市镇的历史地位予以把握，还可从城市化和 近代化的角度探讨明清市镇的意义。刘石吉指出，无论就人口或商业机能来看，明清江南专 业市镇的繁庶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传统行政中心的县城甚至府城。此种商业机能凌驾行政机 能的转变现象，正可说明中国近代都市化过程中"城"与"镇"的渐次分化，以及"非行政 机能"(Non-Administrative Function)的渐次强化。在近代以前，这些市镇中有的已经发 展至接近现代人文地理学者所定义的"充分成长的城市"(Full-Fledged City)。有些著名 市镇的"中央性"(Centrality)机能极为显著，不但是其周边乡村地区货品的主要供应者， 而且也逐渐成为新思潮的传播媒介。面对近代西方商业势力冲击的这些传统市镇，不但没有 衰落沉沦，而且在清末更是踵事增华，在传统高度的经济韧性中，平添了不少的"现代"气 息。从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的形成发展与机能演变的史实中，使我们可以再度肯定中国社会经 济发展的"长期趋"(Secular Trends)（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下），《食货》1978年8卷8期。）。樊树志分析了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趋势，指出 清代城市可分为八个层次：京都、省治（地域首府）、道治（地域城市）、府治（大城市）、县治 （地方城市）、中心市镇、中间市镇、原始市镇。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就 是乡村不断城市化的过程。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大批市镇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乡村的城市化 过程（注：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年1月号。）。王瑞成认为，宋代直至明清时期，在以手工业和农村商品经济为内容的商业化条件 下，中国城市化走了一条独特的市镇化道路，这表明中国独立的城市化还处在较低的层次， 必须在经济领域寻求更大突破才有可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一突破还没有实现，中 国独立城市化的进程就结束了（注：王瑞成：《近世转型时期的城市化--中国城市史学基本问题初探》，《史学理论研究 》1996年4期。）。许檀指出，明清时期城乡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 代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近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并非始于开埠之后，至少从明代已经 起步，到清代中叶已具有相当规模，并卓有成效（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乔志强、陈亚平试图从城市化与近代化 的双重角度确认明清市镇的历史地位，他们深刻论证了江南市镇原生型城市化及其近代际遇 ，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已经出现了城市化发展趋势。这种城市化是建立在商业贸易和 商品 化农业、手工业基础之上，在大中城市市场带动下萌生的。市镇与大中城市以及乡村家 庭化生产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江南发达的水运系统维持和加强着这种关系。这是一 种自然演进的原生型城市化。以近代工商业为龙头的近代城市化模式和这种原生型城市化的 结合，离散了旧有的城镇乡村之间的联系。新的城市化模式既使一些城镇迅速发展，又造成 城市结构失调，城乡差距加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是一种二元结构的城市化模式（注：乔志强、陈亚平：《江南市镇原生型城市化及其近代际遇》，《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4 期）。

3.明清市镇的兴衰及其原因

衡量明清市镇的兴衰，不外乎从市镇的数目、人口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市场的密度、开 市的频率、商品的流通、商税的征课、商人的活跃、专业化的分工、市镇的影响等方面入手 。大体上看，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清代乾隆道光年间以及19世纪中叶之后是明清市镇经济发 展的三个高峰期。傅衣凌指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在17世纪前后约200多年间发展得最为迅 速（注：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5期。）。许檀对明清农村集市作了粗线条的勾勒：嘉靖-万历年间，各省区虽发展程度不一， 但基本上已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农村集市网；康熙-雍正年间集市数量较之明代已有所增长 ，不过除个别省区外增幅尚属有限；乾隆-道光年间大多数省区集市数量较清初有显著增长 ， 其中直隶、山东增长率在20%以上，广东、湖北超过50%，四川、江西更是翻了一番还多；清 中叶以后，绝大多数省区仍保持着继续增长的趋势，新开发地区如东北三省的集市也在迅速 发展（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期。）。刘石吉对太平天国与江南市镇的兴衰消长作了专题研究，指出太平天国时江南各区 域的市镇经济结构特征更加深刻化与尖锐化，它对江南市镇发展的影响表现最突出的是长江 三角洲一带，即松江府属及上海近郊。同光年间以后，这里的"新生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 。因此，太平天国连续15年的战乱，为这一地区的城市化与近代化过程提供了推波助澜的效 果（注：刘石吉：《太平天国乱后江南市镇的发展(1865-1911)》，《食货》1978年7卷11期。）。据吴仁安的研究成果，上海地区城镇的发展状况，典型地映现了这三个高峰期（注：吴仁安：《明清上海地区城镇的勃兴及其盛衰存废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3 期）。

自然地理因素（尤其是水路交通条件）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明清市镇经济的 兴衰。基于这种认识，学者们对明清市镇兴衰的原因展开了多侧面的系统分析。洪焕椿通过 分析明清江南农村的综合型产业结构，认为江南市镇兴起和商业旺盛的根本原因在于江南农 村经济走的是兼业化的道路（注：洪焕椿：《明清江南农村的综合型产业结构和市镇经济的兴盛》，载洪氏《明清史偶存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吴量恺阐述了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指出正是 转运贸易使汉口镇得以崛起，也使沙市、宜昌等地成为湖北贸易重镇（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李华认为，清代湖 北农村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和地方商人（主要是山陕帮等外省商人）的活跃，为湖北地区农村 市场的兴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注：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清代地方商人研究之五》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2期。）。张家炎强调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市镇发展产生 了重大影响，认为该地区在农业全面开发之后，有大量米粮、棉布和少量棉花输出，吸引了 以徽商（贩米）、晋陕商（贩棉布）为主的外省商人和以武汉附近地区商人为主的省内商人参与 江汉平原与境外的商品交易活动，从而加速了江汉平原农产品的商品化进程，促进了农村市 镇的繁荣（注：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中国农史》199 5年14卷4期。）。胡水凤在考察明清时期江西市镇时，充分肯定大庾岭商道的作用，指出这条繁 华的南北水路交通要道促进了赣江水运与沿岸商埠的开发，从而形成了南昌、九江、赣州、 樟树、河口、吴城、景德镇等著名市镇（注：胡水凤：《繁华的大庾岭古商道》，《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4期。）。赵冈认为，宋代以后余粮率的逐渐下降，尤其是 明清时期出现的人口过剩现象，是促成明清江南新型市镇兴起的两大诱因（注：赵冈：《论中国历史上的市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2期；《从宏观角度 看中国的城市史》，《历史研究》1993年1期。）。罗仑、夏维 中以明清时期杭州、苏州、嘉兴三府所属的江南运河沿岸市镇作为考察对象，指出江南运河 的交通引力对沿岸市镇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注：罗仑、夏维中：《明清时代江南运河沿岸市镇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4期。）。陈学文在对南浔镇的个案研究中， 探讨了促进南浔镇由一个村落（南宋）发展为一个巨镇（明清）的因素：首先，南浔附近蚕桑业 十分发达；其次，南浔处于江南水乡环境之中，交通便利；第三，富饶的腹地和丰富的资源 是南浔发展的后盾（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南浔镇的社会经济结构--明清江南市镇史研究之七》，《浙江 学刊》1988年1期。）。吴仁安从八个方面考察了明清上海地区城镇的嬗变途径，分析了明 代至清代前期该地区某些城镇衰败的史实，指出自然条件的变化、交通路线的更动、贸易地 点的迁徙、战争的破坏、封建官府和地主阶级的侵扰是主要原因（注：吴仁安：《明清上海地区城镇的勃兴及其盛衰存废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3 期。）。樊树志考察了苏松棉布 业市镇的盛衰，着重指出衰落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一些棉业交易中心由于北方棉业的发展 而渐趋衰落，一些著名的棉布业市镇遭到太平天国时期战乱的破坏而一蹶不振，更多的棉布 业市镇则在洋纱洋布的打击下日趋萧条（注：樊树志：《苏松棉布业市镇的盛衰》，《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4期。）。乔志强、龚关在研究近代华北集市变迁时发现， 这些集市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缓慢地有所发展，这之后除少数工矿铁路沿线地区有些兴起外 ， 大都走向衰败。其原因不外天灾与清朝统治的抑制、农业结构的变化、近代工矿与交通的兴 起，而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是其根本原因（注：乔志强、龚关：《近代华北集市变迁略论》，《山西大学学报》1993年4期。）。

吴承明认为，商业城镇增多是由明到清国内市场显著扩大的重要表现。市场扩大，尤其是 长距离贩运贸易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应看到，直到鸦片战争前，我国国内市场，还是一种以 粮食为基础、以布（以及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结构，从而造成了市场的 狭隘性和长距离贸易的局限性（注：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1期。）。台湾学者张彬村采纳吴承明对鸦片战争前夕的米、棉布、 盐三种主要商品的流通额所作的估计，认为明清市场经济不发达，即在明清时代，市场经济 相对于非市场经济部门，是一种附属的、补充性的经济。他通过列举需求(Need)、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和竞租(Rent-Seeking)三个问题，来检讨明清时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困境 。这种困境表现在市场需求偏低，交易成本偏高，竞租相当发达。他进而推测，农业生产力 没有改善和农民对市场的制造品偏好不高可能影响了需求，社会没有适当的变化可能让交易 成本减低，政府大量的垄断事业可能鼓励了竞租活动（注：张彬村：《明清市场经济发展的困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吴量恺指出，明清市镇经济的发展 ，正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萌芽的起点，却没有引起城市经济发生根 本性变化。个中原因在于：第一，社会的惯性使商业资本继续封建化；第二，商业利润高于 产业利润，商人只能继续经营商业；第三，城市中牙行的存在，成为商业资本转为产业资本 的障碍（注：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2期）。

（二）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方法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学者们对明清市镇经济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宏观研究，如 吴承明对国内市场的研究，方行对农村市场的研究，赵冈对城市人口的研究等，其特点是高 屋建瓴、逻辑严密、理论性强；二是中观研究，如傅衣凌、刘石吉、王家范对江南市镇的研 究，乔志强对华北集市的研究，张家炎对江汉平原市镇的研究，王笛对长江上游市镇的研究 等。中观研究实际上就是区域经济研究，它要求扎实的史料功底，分析框架主要包括该地区 市镇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概况及原因、专业市镇的分布及特点、历史作用及影响。三是微观研 究，如陈学文对双林镇、濮院镇、南浔镇、乌青镇的研究，罗·威廉、范植清对汉口镇的研 究 ，梁淼泰对景德镇的研究，罗一星对佛山镇的研究等。微观研究实际上就是个案研究，其优 长之处在于，取景小、分析深、透视广，能够充分解析一个市镇的历史变迁，准确评估一个 市镇的历史地位。当然，许多学者并不局限于某一研究层次，他们以厚实的学养、灵活的视 野，将各种研究贯通一气。

客观而论，在明清市镇经济研究领域，真正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的方法当推"施坚雅模式"( Skinnerian Model)。这是一种结构-功能分析模式，强调区域城市化的差异，注重功能类 型的划分，以明清时期的中国商业和城镇作为研究对象。施坚雅通过吸纳德国地理学家克里 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学说、美国社会学家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城市 空间网络学说，以及另一位美国地理学家济弗(George K.Zipf)的等级--规模学说，创立 了宏观区域理论和集市体系理论。这从"施坚雅模式"的核心概念是中心地区(Core)和边缘 地区(Periphery)即可知晓。一般来说，每一宏观区域都包含中心和边缘两部分，中心地区 在资源、交通、市场等方面都比边缘地区拥有优势。就城市之间的平均距离而言，中心地区 小于边缘地区，由中心向边缘呈现逐渐增大趋势。就市场规模以及商业服务水平而言，中心 地区则大于和高于边缘地区，由中心向边缘呈现依次减弱和降低趋势。这表明，中心地区是 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区域，边缘地区的商品化程度相对较低。每一个规模最大、辐射力最强的 区域经济中心都为若干低一级的经济中心所环绕，依次类推，直至最低一级。城镇的分布因 之呈现为一种层级结构，城镇的数量与其市场容量和发展规模成反比。从地理空间上看，整 个区域的市场范围由中心向边缘可划分为众多彼此互相衔接的等距离展开的蜂窝状六边形。 施坚雅从区域城市化的角度出发，综合考察商业贸易、人口密度、劳动分工、城市腹地等因 素，并结合流域分布图，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存在九个具有城市化和经济史意义的区域，即 岭南、东南沿海、长江下游、长江中游（施氏曾从长江中游分出长江--赣江区域作为另一 区域）、长江上游、西北、西南、华北、东北。施坚雅认为，中国的市场体系包括八个等级 的区域经济中心模式，从上至下依次为：中央首府、地域首府、地域城市、大城市、地方城 市、中心市镇、中间市镇、标准市镇。标准市镇的初始形态是农村墟市一类的基层集市。基 层集市是构成中国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在基层集市中，施坚雅估计一个成年人一生中可能赶 集1 000次。在理想状态下，基层集市的空间分布意味着18个自然村以六角形围绕着一个集 市。比集市高一级的市镇则是基层集市呈六角形所围绕的经济中心。施坚雅曾对以重庆为中 心的长江上游区域进行典型分析，研究了农村墟市及集市交易范围，乃至全国若干区域的经 济结构。值得注意的是，施坚雅试图运用这一模式分析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变化。他注意 到如下特征：中心地区往往是国家政权强有力的地方；阶级分化一般在落后的边缘和高度商 品化的中心地区比较显著；在半商品化的近中心地区，自耕农比例较大；民众运动一般源于 边缘地区等。施坚雅声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单元不是省或府，更不是整个帝国。行政区划 和朝代分期的时空理念，对于经济史研究毫无意义。在考察中国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时， 把明清时期的中国视为单一整体的方法是不足取的，注重不同区域的内部特征才是合理的研 究途径。中国的各大区域是有序的整体，均有其独特的结构功能和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经济 发展周期，这种周期应取代王朝更迭周期成为学者们解构中国历史的基石（注：有关施坚雅的评介，参见［美］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9期；吴宏元、赫治清《简介》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10期；林永匡《"自宋至一九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中美 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12期；诸葛计《关于中国社会及经济史 （自宋至1900年）的中美学者讨论会概述》，（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经济史》1981年3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5期；王旭、赵毅《施坚雅宏观区域学说述论--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2期；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第4章"区域贸易、城市系统与市场网络"；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9卷3期；王卫平《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体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4期；行龙《人口流动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研究述评》，《清史研究》1998年4期，等等。）。尽管"施坚雅 模式"存在着明显的"硬伤"，需要对它进行多重的证实或证伪工作，但它对明清市镇经济 研究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它以开阔深邃的研究视野、学科综合的思维优势、新颖独到的分 析框架，吸引了大量的学者，为市镇经济研究向纵深拓展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契机。

三 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缺憾及趋势

虽然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若干不足。只有消弭这些缺憾，思 考未来的研究方向，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水平才会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提高。

首先，恪守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学术规范。傅衣凌等人早已从宏观角度确立了明清市镇经 济研究的学术规范。然而，展读80年代以来众多的研究论著，往往感到学者们对学术规范的 忽略。具体表现在：(1)行文下笔，不对别人的相关学术成果予以简略的介绍和评点，使人 弄不清楚哪些是直接搬用别人的论点，哪些是作者自己的创见。(2)对学术动态和前沿信息( 尤其是海外学术界的成果)关注不够，以致时有重复研究或研究滞后。(3)轻视专业术语的概 念界定，如许多论文对何为"市镇"不作交待。(4)在史料的全面网罗和详尽考订方面所花 的力气较少，大多局限于方志材料，对现存档案以及诗文、谱牒、碑记、方言、民歌、戏曲 、田野调查等不够重视。(5)分析框架较为单一，叙事语言的口语化特征较浓，标点、注释 不够规范。恪守严格的学术规范是将市镇研究引向深入的重要前提，是该领域的后继学者应 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其次，减少明清市镇经济研究中的不平衡性。明清市镇发展的区域性差异是历史的必然， 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必定出现区域性差异。数十年以来，江南市镇经济研究领域一直是大 多数学者关注的焦点，其他区域的市镇研究，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一直相对薄弱。这 种学术格局不利于系统把握市镇经济的区域特征，不利于对江南地区在全国市镇网络中的角 色予以准确的定位分析，不利于深刻解剖明清以降中国社会内部出现的城市化的复杂性。明 清市镇经济研究不平衡性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把清代的历史进程一分为二，鸦片战争前的市镇 研 究如火如荼，近代市镇研究则相对苍白。许多论著所使用的"明清时期"的概念，下限均在 1840年，有的甚至截止康乾时期。这种研究态式，实际上割裂了中国历史的内在逻辑和经济 变迁的整体趋势，不利于了解明清市镇兴衰的全貌，不利于考察中国近代化为何步履艰难的 深层原因，不利于分析市镇经济的历史价值。职是之故，应该扭转明清市镇经济研究领域重 视江南轻视其他、重视前清忽略近代的学术走向，努力减少上述两大不平衡性，使明清市 镇经济研究的整体水平上一个新台阶。

现代农业市场研究范文第9篇

[关键词]农产品;营销研究述评

近年来，在借鉴国外营销理论的基础上，我国学术界和实践界在农产品营销理论和实践方面做了大量的有意义的探讨。本文从研究视角的发展和研究内容的发展两个角度，对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营销的有关文献加以梳理，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研究视角和研究焦点的发展

1.从产品视角到管理视角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农产品营销的探讨大致基于两个视角：产品视角和管理视角。产品视角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将农产品营销视为始于生产止于销售的过程，通过产品标准化、信息收集、运输流通等活动协助产品价值的实现。管理视角以营销管理为学科基础，关注于消费者需求，将农产品营销视为始于市场止于市场，涉及信息收集、需求分析、产品设计、定价、渠道、促销等一个系统的活动过程。基于这两个视角的研究呈阶段性发展：上世纪90年代前期以产品视角研究为主，此后以管理视角研究为主。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人们对我国农产品经营中存在问题的分析和评述，以及研究的焦点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2.以产品视角对农产品经营问题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农产品供给过剩时代的到来。农产品“卖难”问题开始凸现，引发了人们对农产品经营问题的讨论。研究者主要从产品视角探寻农产品经营困境的问题所在，将农产品销售渠道作为一个独立于产品生产、定价、储存、促销等系统活动之外的行为加以认识。理论界和实践界普遍认为中国农产品经营的焦点问题是流通渠道不畅，原因在于我国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健全，管理体制不灵活、流通主体不成熟、政府宏观调不完善等（张治安，1995；左尔钊1994；贾益东1995）；农产品过低的比较利益、小农业对大市场的不适应、价格信息传导滞后是农产品大流通中存在的矛盾和障碍（吴振先，1994）。此时对农产品经营问题的探讨主要限于宏观环境范畴，研究者从宏观层面上分析了农产品在社会流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基于市场营销研究的微观性特征，笔者认为这一阶段的研究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农产品营销研究”，但却是此后农产品营销研究的基础和开端，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3.以管理视角对农产品经营问题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农产品流通渠道和流通效率虽大为改善，但卖难问题仍然存在。研究者们意识到“发展农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市场营销系统的总体开发”（陈良珠、蔡雪雄，1995），开始以管理的视角审查农产品营销活动系统。营销缺陷成为农产品经营问题的讨论焦点：在微观层面上我国农产品营销有“营销观念陈旧，供需的结构性矛盾，价格定位不准，营销手段缺乏，渠道网络建设滞后”等缺陷；在宏观层面上存在“营销管理体制，营销主体结构，市场体系建设，政府服务职能”等方面的障碍（吴兴安2005；李玉珍、张旭2005；王杜春2006）。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绿色消费浪潮和绿色贸易壁垒在使我国农产品营销体制面临严峻考验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李崇光，2002；惠献波，2006；何均琳、陈瑜，2003）。由此理论界和实践界对我国农产品经营开始了宽视角多角度的研究，在秉承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地从宏观、微观多个层次上对农产品营销活动展开讨论。

二、营销策略研究的发展

随着研究视角和焦点的变化，农产品营销策略的研究内容呈现出由单一到多元的变化趋势。

1.注重农产品流通的对策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研究内容主要限于农产品流通问题。流通市场和流通主体构建是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的关键环节。贾益东（1995）提出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农产品流通的特殊要求“建立多层次的农副产品流通网络、高效灵活的流通调控体系、新型的经营组织体系”的农产品流通市场的建设思路。对农产品流通主体的构建，可以选择“主体形式多元化，经营目标市场化，管理体制一体化”的目(续致信网上一页内容)标模式（纪良刚，1995）。崔晓文（1996）进一步认为应当从提高农民进入流通领域的组织化程度，推进工贸农一体化，交易方式规范化等几方面来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研究者们基于产品视角从宏观层面上对解决农产品流通体制、市场体系建设，流通主体培育等问题提供对策和建议。

2.多元的系统化策略研究

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研究视角的扩大，人们对农产品营销策略研究的范围也扩大，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按照营销学的理论体系可归类如下。

(1)需求研究。需求是生产的起点和终点，需求研究是农产品营销研究的基本内容。基于需求行为理论和价格行为理论的分析，影响食物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因素主要有人口数量、消费水平以及消费者收入，它们的变化是安排农产品生产的基本依据，同时要考虑地区差异调整农业生产布局，建立科学的食品市场价格体系引导人们的食物消费（高飞1999）。各类农产品具有不同的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因此对各类农产品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实证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周曙东（2003）采用二阶段预算估计近乎理想化的线性需求系统的方法，估计出了江苏省农村居民的主要农产品的需求的价格弹性，以及通货膨胀和收入增长所引起的农产品需求量变化数据。不同地区的人们由于消费习惯、饮食文化以及价值观念不同，农产品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也会有所不同，但遗憾的是不同地域的类似的实证分析所见甚少。绿色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除了受价格、居民收入影响外，还在于消费者对其需求的强度（强度大小主要在于绿色农产品满足消费者消费目的的能力），以及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唐华仓，2006）。刘晓昀，辛贤（1998）运用经济学的利润最大化和均衡理论，建立了由农产品生产的各种投入、农户农产品生产和需求、流通厂商对市场投入的需求和供给、消费者的最终需求和供给构成的系统的农产品市场模型，探讨了农产品市场预测方法。

(2)目标市场策略研究。“供需结构性矛盾”是我国农产品销售难的根本问题已成共识，这意味着：我国农产品市场饱和的实质是农产品市场上某一座标点上的消费者需求得到了较好满足，消费需求的变化不断产生显性或隐性的新的需求点，因此市场空白是绝对的（李苏、韩科锋2004）。如何发现这些市场空白成为关键。李苏等进一步指出通过市场细分可以帮助农产品生产者经营者发现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从而获得市场机会，但是在选择目标市场时要避免走入“多数谬误”误区。差异化营销策略是目标市场营销者比较理想的选择（漆雁斌，2005）。黄维梁（2000）进一步指出，差异化策略的实施有两个途径—产品差异化和营销手段及过程的差异化，但差异化营销也伴随着“需求变动、竞争者模仿、经营成本上升、实施不当”等诸多风险，值得关注。

(3)产品策略研究。农产品营销已进入质量营销的时代。产品质量分为性能质量和适用质量。与工业品不同，农产品质量营销的关键在于如何提高性能质量（黄祖辉、吕佳、刘东英2004）。分级和标准化是提高农产品性能质量的基础、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李燕、琼范高林2002；高丽晶2002；卢向虎2004）。但是无论质量高低，任何一种农产品都有一个从入市到退市的市场生命周期。薛莉（2005）运用产品生命周期延展策略，给出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农产品延展生命周期的措施，以使产品在有获利性的成长期和成熟期最大限度地保持获利的势头，并使有衰退迹象的产品重新获利形成新一轮的增长。品牌策略是农产品产品策略分析中的热点问题，形成了研究专题。张劲松，何德文（1998），王策之（1999）陈良珠，蔡雪熊等（2000），邱琪，张旭东（2005），王杜春（2006），阿迎萍（2006），张萍，项英辉（2006）等等诸多研究者从各个角度谈论了农产品品牌建设的重要性，并给出了构建农产品品牌的策略建议。

(4)价格策略研究。营销学的价格策略主要是有关营销活动主体的价格制定和策略选择的研究。对农产品的农户价格和零售价的合理价差问题，辛贤（1998）在改进价差理论模型基础上建立了我国农产品价差模型，并进一步提出了农产品价格决定的长期模型和短期模型。价格策略方面，李东升，高彦彬（2005）认为差异化定价策略适用于鲜活农产品的定价。有关绿色农产品的定价，张秀芳，史建民等（2005）根据消费者剩余原理指出绿色农产品应该采取价格歧视策略,靳明，李爱喜（2005）则认为可以采用撇脂定价策略。有关农产品定价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的研究，蒋侃（2005）运用消费者意愿分析法，通过实证研究给出了消费者购买超市农产品意愿支付价格构成，对超市农产品定价具有参考价值。

(5)渠道策略研究。营销渠道的研究形成了几个主题：一是对流通体系的继续研究。根据农产品市场发展趋势，构建现代农产品流通体制应当通过加强批发市场、期货市场的建设、做大农产品流通龙头企业、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利用信息技术来实现（李志萌，2005）。二是对渠道模式和结构的研究。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和农产品竞争的加剧，垂直的农产品营销渠道和多渠道农产品营销系统是可选的农产品渠道模式（孙剑、李崇光，2004）。针对农产品现有渠道体系的弊病，邓若鸿等（2006）基于电子商务理论提出了“协同模式”的渠道结构系统；陈善晓，王卫华（2005）则提出了基于第三方物流的农产品流通模式。三是渠道选择和渠道组织的研究。农产品渠道的选择应当基于交易费用节约的基础（包玉泽，2005）。农产品营销渠道组织是一种多元的参与者自愿结成的经济联合体，成员有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批发商、零售商、商等（孙剑、李崇光，2003）。农产品超市销售作为一种新兴的农产品零售业越来越受到关注，刘东英等（2005），杨金风，史江涛（2005）对超市的经营行为以及农产品流通超市化对农户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农民作为重要的渠道成员是近年渠道组织研究的重要对象。农民在市场中的经营能力低、谈判能力弱，建立合作组织是提升其市场竞争力的有效途径（章胜勇、阎竣，2004；严太华、战勇2005）。

三、研究发展特点及存在问题

1.研究发展的特点

(1)回归本位的研究。农产品营销研究的理论基础营销学具有微观性特征，它着重于微观营销活动的策略、方法和技巧的研究。近年来对农产品营销研究的内容逐渐回归到围绕生产经营者及相关社会组织的营销活动展开。

(2)广视角的交叉研究。以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营销学交叉性较强。农产品营销学更加强化了这一特点，它以农业经济学和营销学为理论基础，是一门新型的交叉型边缘学科（李崇光，2004）；同时农产品营销活动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于农产品的特殊性，与工业品相比受到政治、经济等宏观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更大，决定了农产品营销活动必须从多个视角、运用多种理论进行研究。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和实践界对农产品营销研究从宏观、微观层面，以产品的和管理的多个视角进行，广泛运用到经济学、管理学及农业经济学中的理论，弥补了营销学理论的某些不足。

(3)多热点的专题研究。近年来农产品营销研究形成了多个热点。对于进入WTO后过渡期的我国农业，如何面对市场全面开放的竞争压力、如何充分利用WTO规则，以及我国农产品如何走出去开展国际营销是近年来农产品营销研究的热点之一。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农产品网络营销，物流技术在农产品营销中的应用是农产品渠道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绿色观念的兴起，农产品如何应对绿色壁垒进行绿色营销成为了继农产品品牌建设研究之后又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2.研究发展中的问题

目前我国农产品营销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表现为以下几点：

(1)停留于理论探讨实践性差。当前在农产品营销研究中，缺乏结合农产品生产、储运、销售的具体特点对农产品营销规律深入探究；缺少按农产品类别进行的分类农产品营销研究；缺乏结合我国国情和农业发展现状的具体实施办法的研究，对我国各地农产品营销实践中获得的经验，缺乏系统总结和理论提升，不利于本土化农产品营销学的发展。

(2)缺少实证分析研究。目前以思辨性研究为主，实证分析偏少。据笔者对“中国全文数据库”中文献的统计，与农产品营销相关的文献中实证研究仅占4.2‰;在有关农产品实证分析文献中，仅有2.2%的文献是关于农产品营销的。缺乏通过市场调研对农产品需求、消费者农产品消费行为、农产品营销策略实施效果的实证性研究，使研究的科学性、可信度打了折扣。

(3)部分研究缺失，泛化营销功能。目前农村产品营销研究主要集中于营销策略，而且多是关于其中的热点问题。有关农产品营销环境、农产品营销道德、农产品定位，农产品推销策略，农产品营销策略效率等营销中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及难点问题缺乏广泛的探讨。另一方面，部分研究泛化农产品营销的功能。将“三农”问题、农业产业化发展等问题都与农产品营销联系，认为做好农产品营销是解决这诸多问题的关键。笔者认为这势必夸大了农产品营销的功能。营销活动作为一种微观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是实施组织战略目标的整体活动中的一个部分，不宜将其功能过分扩大，否则会进入“重流通，轻生产”的误区。农业的发展关键是核心技术、核心竞争力的建立，营销活动可以使核心竞争力得以更好地发挥。超级秘书网

现代农业市场研究范文第10篇

1.1健全农业科学技术管理体制，制定长期远大科学技术发展战略针对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以战略高度的视角制定预期性部署，对各自为政的科技管理体制打破，强化和健全农业科学技术管理的法律保障，全力保护知识产权，对于获得重大科研成果并转为实际应用的单位和个人要重奖。组建科研成果转为实际应用的保障机制，健全技术市场和金融市场。把农科研投放在公共财政保障上。要重视农业科研领域，把农业科研作为农业持续增长的需求。制定远大的农业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目标，不但是农业经济保持长期平稳发展的重大措施，现代农业科学技术要取得进步也必须这样做。国家农业科学技术的主要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应该从长远着想，使农业科学技术工作更加合理化、规范化，从而促成三个层次配置的最优化，给予我国农业由现行农业转向新兴农业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

1.2努力贯彻科教兴农战略，快速将农业科学技术转为实际应用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希望使科学研究转为实际应用，科学研究成果转为实际应用涉及到各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从广义上讲，科研成果转为实际应用主要包括科技提供、转化、需求及科技条件系统等组成的大系统，包含创立、完善有关机制收入分配机制、考核机制、奖励机制、调控机制等运行过程。从狭义上讲，科研成果转变主要由实验室研究、实验性试验、生产性实验、工业化生产等步骤组成，应管控大学、科研机构、研究开发及成果实际应用接续体系。做好大学、科研机构和工厂及地方的科技联系，发动全体农业科教研究部门与民营企业参加多元化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工作。农业科学工作要遵照市场经济规律操作，生产企业部门的需求是科学研究的推动力量，科学研究成果只有转变为实际应用才能使社会增值。生产部门以自身优势研发、引进新品种、新工艺、新机械转为创新型主体与推广技术的载体，科研部门、主导企业和农民结成紧密利益相关体。这种利益相关体是教学和科技成果孵化器，推广优良品种的产业部门，发挥有力科技辐射。

1.3提升农业科技人才水平，健全农业人才市场教育、科学、人才是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将科技成果转为实际应用主要依靠科技、管理方面的人才，使其通力配合，才能形成“政、企、校、研、资”全方位互动。所以需要组建和完善以知识产权作为参股的机制，强化知识资本在高新技术中的作用，使知识资本准入门槛降低。另外，具备条件的地区组建地区人才储备库，使之成为长效机制固定下来。大学和科研机构要为地方培养一些有知识、有技能、会管理、善经营的新一代农民，采取远程教育和专业讲座等方式，将各个最新农技项目散播于农业地区，为农村基层单位造就科技推广工作者。为防止人才流失，主管部门要给予科技工作者创造必要的条件。只有这样，我国的激励人才流动要素、市场选择的新型机制才能建立，从而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1.4改革农业推广机制，健全农业推广体系强化改革和健全农机推广体系关系到农业现代化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问题。在很多地区，农技站已经形同虚设。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不容忽略基层推广站对农业发展所发挥的作用。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就要组建现代化推广体系。我国现行的农技推广体系既不能迎合市场经济体制，也无法面对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农产品交易对我国现有农业经济产生的冲击，所以必须在保证农机推广体系平稳的条件下，加深体制改革。组建符合新时期的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强化农业科学技术推广体系，不把追逐经济效益作为目标，要考虑如何获得最大社会利益。各个地区要以现实情况为出发点，深入地发掘地区农业的发展潜力，提升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准入资质，不能让不合格的农产品进入市场坑害消费者。提高农产品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力，指导农民抗击各种风险。

2结束语

现代农业市场研究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农产品；批发市场；模式；国内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9-0061-02

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地向前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成熟，农产品批发市场在产品集散、价格发现、降低流通成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推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作用日趋凸显，使其逐渐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基于此，以下将国内外学者关于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进行简要评述，以期对构建现代化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国外研究进展

国外学者对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研究较早，主要集中于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缘起——流通效率及营销功能两个方面。

首先，由于农产品批发市场作为一种农产品流通经营模式，对它的研究要追溯到对现代物流内涵的解读。J.F.Growell（1901）第一次探讨了影响农产品配送成本的各种因素，由此开创了对农产品物流研究的历程；Peter F.Drucker（1962）强调应高度重视流通过程中的物流管理；Douglas N.Lambert、MargaretA.Emmelhainz、John T.Gardner（1996）等则从物流链上各方的利益格局和企业制度环境出发作了开创性研究，得出有效的制度安排是成功物流的基础性保障。

其次，农产品批发市场是粮油、畜禽肉、禽蛋、水果等各主要农产品的重要集散地，因此，其也具备较强的市场营销功能。E.J.Mccarthy（1960）认为，市场营销是企业经营活动的职责，它将产品及劳务从生产者直接引向消费者或使用者以便满足顾客需求及实现公司利润，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经济活动过程。Philip Kotler （1967）认为，市场营销是个人和集体通过创造并同他人交换产品和价值以满足需求和欲望的一种社会和管理过程。

再次，日本学者对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研究则较为深入细致。小林康平（1995）认为，与欧美国家共同的市场原则相比，日本的市场交易有妨害公平交易的一些原则，且批发市场数量较多，因此，日本的批发市场是低效率的。甲斐谕（2007）指出，农产品批发市场应该提升自我，发挥农协大规模、高质、安全的食品生产区域合作作用，加强与优秀的零售店合作。另外，升贺漱质、藤谷筑次、桑原正信、中村胜等也对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行了较为具体的阐述。

二、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功能日益凸显，中国部分学者对其展开了深入系统的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国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研究

张丹、葛川（2007）认为，目前中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布局不合理、规划滞后、功能单一、管理主体不清、信息化建设落后等方面。为了构建中国现代化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应该进一步整合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参与主体、优化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交易方式以及完善有关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法律法规。

马增俊（2010）在比较了世界农产品批发市场四种模式的优缺点之后，认为中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定位应该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确立公益性地位，保障社会供给；第二，企业投资为主，政府大力支持；第三，加强市场运作，提高管理水平。

徐柏园（2011）指出，农产品批发市场本应该是公益性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中国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公益性大多数缺失或者违背，间接助长了中国农产品价格的非理性上涨。为了使其重返公益性质，政府应该以法律形式明确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公益性，帮助其搞好规划，并辅之以必要的的投入。

（二）区域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模式探讨

潘宪生、王波（2010）认为，强化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是推动江苏省发展特色农业，保障城乡居民日常供应，净化市场环境，实现绿色发展，拉动内需的重要环节。为加快推动江苏省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应该依照发展要求和设置条件，归并 、规范现有农产品批发市场；加强政策扶持；完善市场功能，增强辐射能力；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郭崇义、庞毅（2011）依据商业创新的 12 个维度，提出应该从解决方案、顾客、获得价值、呈现、网络等六个维度来创新北京市农产品批发市场，即建立采购中心，物流、配送、仓储中心，展销中心，拍卖中心，网上交易中心，向零售终端、制造业、服务业延伸等。

（三）农产品批发市场竞争力研究

张海燕（2009）对民族地区农产品批发市场竞争力进行了研究，得出要提升民族区域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竞争力，需要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加快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完善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加强民族地区商品市场一体化建设；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规范农产品市场建设与管理等。

黄灏然等（2009）在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可行性、可比性等原则的基础之上，从经营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创新能力、企业文化、成长能力、技术设备能力六个维度构建了一套旨在评价农产品批发市场核心竞争力的指标体系。

莫少颖（2011）在引入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基础之上，构建了评价农产品批发市场竞争力的模型，并对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其总体发展态势良好，只是财务状况及管理组织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四）国外农产品批发市场经验启示

周勇（2008）认为，欧日农产品批发市场是一个由政府划拨土地搭建的公益易平台，委托运营商实施管理，政府投资不要求利润回报，每年还给予运营补贴，其具有立法规制、规划审批、投资监管、财政补贴等特点。相比较而言，中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在操作层面上仍然是一个盈利性的组织。要加强立法，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才有可能改变中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传统的运营模式。

莫少颖（2010）认为，发达国家在建设农产品批发市场方面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对中国建设现代化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具有重要的启示：进一步完善农产品批发市场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加强政府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的调控和规划，加大扶持力度；完善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配套服务功能；积极培育市场主体，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积极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拍卖交易方式创新。

三、简要评述

总结以上研究成果，国内外学者从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起源、营销功能、核心竞争力、区域组织模式等方面对其展开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理论，而且也在实践上指导着各地区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建设。但是已有的研究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理论方面，国外学者偏重于把本国批发市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缺乏对区域性批发市场的研究，国内学者则注重于全国及省级层面上农产品批发市场模式的选择，对介于这两级区域之间（如东北区域、华北区域）农产品批发市场模式的研究较少；第二，在实证研究方面，仅仅限于对农产品批发市场核心竞争力的研究，涉及农产品批发市场效率的研究较少，而且对农产品批发市场与物流效率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量化研究的更少。

参考文献：

[1] Drucker Peter F.The Economy’s Dark Continent[J].Fortune，1962，（4）.

[2] Lambert，Douglas M.，Margaret A.and John T.Gardner.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Supply Chain Partnerships[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ogistics Management，1996，（2）.

[3] 小林康平.体制转换中的农产品流通体系——批发市场的国际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4] 马增俊.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发展模式及定位[J].中国市场，2010，（17）.

[5] 徐柏园.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性质的正本清源[J].中国流通经济，2011，（5）.

[6] 郭崇义，庞毅.北京农产品批发市场创新营销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7] 黄灏然，俞守华，区晶莹.农产品批发市场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安徽农业科学，2009，（21）.

[8] 莫少颖.基于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竞争力评价模型构建[J].广东农业科学，2011，（1）.

现代农业市场研究范文第12篇

关键词：非农就业；土地流转；动力视角

基金项目：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课题(200809)。

作者简介：江淑斌(1982―)，男，云南大理人，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研究；苏群(1969一)，女，宁夏银川人，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F30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2-0110―05

收稿日期：201l一09―10

一、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

改革开放伊始，土地租赁市场和劳动力非农就业在农村同时出现(Kung，2002)，激发了研究者对土地租赁市场和劳动力转移关系问题的兴趣。土地租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如何，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否促进土地向更有效率的生产者流动，成了决策者和经济学者关注的焦点。关注土地流转的研究发现，农民非农就业率的提高有助于农地流转，较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能产生更多的土地租赁(姚洋，1999；Yao，2000；Kung，2002)。关注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发现，土地市场的发育对非农就业有促进作用(shi et a1，2007)。Feng等(2008)对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农户土地出租的关联性进行检验，发现两者之间表现出强烈的正相关关系。以上研究展示了农户土地租赁行为与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关系，但土地租赁市场与非农就业市场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在非农就业市场上，农户仅是劳动的供给者，而在土地租赁市场上，农户既是土地使用权的供给者，也是需求者。在土地租赁市场上能够影响土地供给的因素，也能影响土地的需求。非农就业市场与土地市场的关系并不等同于农户非农就业与农户土地租赁行为的关系。

现代农业市场研究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农村金融；产业组织；创新；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1-0017-06

一、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农村金融服务“三农”的功能，对我国这样一个具有典型“二元”特征的“小农大国”而言，更具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6年12月21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 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的政策措施，农村金融理论和实践工作者也做了大量探索，但我国现行农村金融功能依然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0）。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试图结合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的现实背景及其对农村金融产业组织创新的客观需求，采用文献评论方法，在概括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理论演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阶段性特征及其主要观点基础上，基于演化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和农村金融发展理论视角，分析既有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的不足，进而提出加强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深化的建议。

二、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的现实背景

（一）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供求矛盾依然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创新不断，但农村金融供不应求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改观。回顾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历程不难发现：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是在没有触动金融体制下自发进行的。农村改革成功后，改革的重心便很快在政府的主导下转向了城市和工业。市场化过程中，城市和工业改革迫使政府通过金融向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注入资金（章齐，2004）。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连续不断的金融危机，使我国政府对金融的依赖变得谨慎起来，金融监管和控制更加严厉（张杰，2003）。为化解国有金融风险，政府发起了以强化自我约束为特征的国有金融改革，农村金融问题日益显露并不断恶化。由于缺少农村金融支撑，农村经济发育不足，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进而又制约了农村金融发展。农村改革最终没有内生出适应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需求的农村金融（张杰，2003）。

为化解日益恶化的农村金融问题，缓解农村金融供求矛盾，我国开始实施农村金融新政。2006年12月21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了《意见》；2007年1月29日该意见的配套文件和实施细则，并确定首批试点地区；2007年3月20日邮政储蓄银行正式成立并开办农村存、贷款业务。在农村金融新政的推动下，近年来各类城市金融机构开始向农村延伸、回流；加入WTO过渡期结束后，外资银行也开始抢滩农村金融阵地。应该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在经历了“机构恢复调整、组织体系重构、金融风险防范和产权改革深化”四阶段后，开始进入市场多元化阶段（何广文，2008）。然而，农村金融新政实施已五年，农村金融供求矛盾依旧。

一方面，农村金融需求日益增加。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到2020年我国新农村建设新增资金需求总量大概在15万亿左右。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公共财政难以满足，必须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而且，财政投入形成的农业和农村公共产品的实际效率，也必须以农村市场经济主体的规模化利用为前提。否则，公共财政投入形成的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可能会因为缺少农村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用，而处于闲置状态。因此，农村金融服务，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村金融供求均衡，而且关系到财政支农的绩效。

另一方面，农村金融供给依然不足。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1年12月末，我国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12.15万亿元，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24.5%，而农村GDP占全国的46%以上；农业贷款2.44万亿元，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重不足6%，而农业在GDP中所占比重10.2%。熊德平（2011）的研究显示：农户大额贷款需求增加，平均需求在50000元以上，但现行农户贷款仍以上限为5000元的小额贷款为主；联保贷款办理难度大，只能满足10%左右的农户需求，浙江地区农村中小企业信贷需求正规金融仅能满足20%，其余必须依靠非正规金融。虽然近两年在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城乡资金开始双向流动，但农村流出规模仍在扩大。而且，农村金融日益明显的“脱媒”、储蓄下滑和分流现象，也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构成了巨大的困境（陈剑波，2008）。这也正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历次一号文件，以及有关农业和农村政策中不断强调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并明确指出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的现实依据。

（二）产业组织落后制约我国农村金融发展

在新一轮农村金融新政的推动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是未来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目标。

但依据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客观事实不难发现，多元化只是农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有效的农村金融市场还需要合理的农村金融产业组织。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仍处于过度集中与高度分散、市场垄断与无序竞争并存的状态（唐双宁，2007；杜晓山，2008；熊德平，2010），适应新农村发展要求的农村金融产业组织仍未形成，产业组织落后制约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服务研究小组（2010）所指出的“多层次、多样化、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仍尚未建立；农村信贷市场拓展的深度和广度需进一步提高；信贷、证券、保险的联动机制有待加强”等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大多是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的直接表现或直接所致。

（三）我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必须深化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是一个连续的渐进性变化与发展过程，而非间断的激进性跳跃与爆炸过程。分析现有文献不难发现，既有研究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均衡理论框架和产业组织理论“新SCP”范式的研究设计，使得成果只能基于农村金融市场的静态均衡结果，获得产业组织创新的最优结局。其结论不仅忽视了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中，产业组织“成长”的内在属性与自发力量，而且难以解释我国农村金融政策不断失效的现象。显然，其只能在市场外生和静态均衡假设下的“时点”有效。

事实上，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是演化与政策的共同结果，但政策必须始终从根本上尊重和顺应演化的机理。因此，必须从产业组织演化视角，深化农村金融产业问题研究，揭示其演化机制。

三、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中国农村金融理论研究状况及其发展动态分析

二十世纪80年代以前，农村金融理论研究先后经历了以货币为中心的货币面纱论、货币非面纱论、货币中立论和货币非中立论等早期阶段，并深受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和凯恩斯政府干预主义的影响。二十世纪80年代后，随着计划经济的转型和西方政府干预的失败，以及金融发展理论的中心由货币、信用向金融的转变，也同样经历了金融结构论、金融抑制论、金融深化论、金融约束论、局部知识论等现代阶段，并深受金融危机论、金融创新论，以及内生金融发展理论的影响。先后形成了二十世纪80年代以前的农业信贷补贴论、二十世纪80年代后农村金融市场论或农村金融系统论（Rural Financial Systems Paradigm）、二十世纪90年代的农村金融约束论（ Rural Financial restraint）和农村金融局部知识论（Rural Financial Local Knowledge Paradigm）。

在我国，二十世纪90年代以前，专门研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成果并不多见。（周立，2003），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金融问题才成为经济和金融理论研究的热点。然而，更多的研究属于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的一般性对策分析（周立，2003；熊德平，2011）。林毅夫（2003）、何广文（2002、2003）、张杰（2003）和夏斌（2003）等研究了我国农村金融供给非农化、政策性金融缺位、信用社改革、小额信贷规范等问题。但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农村金融机构视角（张杰，2003；罗来武、刘玉平、卢宇荣，2004；熊德平，2009）。在众多的研究中，吴国栋（1994）、冉光和（1995）等开始关注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关系问题，熊德平（2005）在国内率先系统研究了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机制与模式问题。但这些研究均为基于宏观体制、战略或微观机制、治理等研究，基于中观视角的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近年来才开始出现，并呈不断增加趋势。其中，朱冰、刘钟钦（2005）关于中国农村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路径的研究；何广文（2007、2008）对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构造的分析；王煜宇、温涛（2007）对农村金融产业组织创新的战略思考；辛耀（2008）对研究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效率意义与方法的阐述；杜晓山（2008），马九杰和徐雪高（2008）等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重要性以及存在问题的论证；郭树华、王文召（2007）等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SCP分析，都凸显了近年来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之势。

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是重要和必须的。但这些研究普遍忽视了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的演化机理，没有及时引入演化经济学理论及其研究范式等现代产业组织分析工具，其结论也只能基于农村金融市场静态均衡结果获得的产业组织创新最优结局。这不仅暴露了我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在理论、方法和范式上的滞后与不足，而且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提出了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

（二）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的演化经济学基础

经济演化（Economic Evolution）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1776）《国富论》对经济发展的过程问题研究。自此经济学一直蕴含着经济演化思想。演化经济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或传统经济学在既定制度下的静态均衡研究范式，认为那只能解释现存路径条件下的决策过程，对经济演化问题无能为力，认为均衡只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均衡状态下市场容量是既定和静止的，但市场是一个通过竞争实现由非均衡到均衡或不断打破均衡的动态过程，均衡只能是瞬间的（尼尔森，温特，1982）。他认为市场主体（企业）是被利润所推动的，是通过不断探索和创新，朝着能够获得更多利润的方向努力，而不是像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在一个明确界定的和外在给定的选择集上使利润最大化（刘志铭，2001）。为此，演化经济学用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不确定性（Uncertainty），以及变化（Variety）、惯例（Routines）、选择（Selection）等概念来代替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理性、最优化行为和确定性（杨虎涛，2010），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的过程，尤其经济结构变化在长期是怎样发生的，并注意研究市场行为主体（个人、企业、产业、区域甚至国家）是如何在这一过程中选择生存策略的（贾根良2005；王军，2008）。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种经济分析范式，对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构成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并在与其他经济理论，如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以及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在相互影响和互动交织中不断发展完善。但毫无疑问，演化经济学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分析中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范式。尽管我国经济思想自古就有演化思想（贾根良，2004），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则是二十世纪90年代后才逐步出现的泊来品，国内的研究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引进、消化吸收与推广应用（蒋德鹏，盛昭瀚；2000；武爱，2003；商孟华、刘春英，2007；陈劲、王焕祥，2008）。

（三）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关于产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自马歇尔（1890）提出的马歇尔冲突以及斯拉法（Sraffa.P，1926）等人对马歇尔冲突的讨论和张伯伦与鲁滨逊（Chamberlain与J.Robinson，1933）提出垄断竞争理论以来，产业组织理论一直伴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并形成了体现不同经济学主张的产业组织理论流派。但无论是二十世纪30年代的哈佛学派，还是二十世纪60—70年代的芝加哥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以及二十世纪80年代新产业组织理论（new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产业组织演化的思想总是始终蕴含其中，只是往往被忽视而已（王军，2008）。因为，自《国富论》研究经济发展的过程开始，经济学就一直蕴含着演化思想。

分析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清晰地分为两个特征显著的阶段。一是传统产业组织理论（Tradition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阶段，主要代表是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逐步成型的以SCP范式为基础的哈佛学派和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的芝加哥学派。二是二十世纪70年代后逐步形成的，以利用博弈论、数理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方法经济分析为显著特征的新产业组织理论阶段（New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植草益等，1995）。但如果抽象去不同产业组织理论流派在研究内容、方法和视角的差别后就会发现，在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和新产业组织理论之间存在一个渐进性的由静态研究到动态分析的变化过程（贾良根，2005；曹雷，2008）。现行产业组织理论处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和新产业组织理论交错共存、交叉发展，并不断接受外来影响的状态，其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来自演化经济学及其研究范式（王军，2008）。基于演化经济学理论及研究范式的产业组织理论可以理解为产业组织演化理论（孙志刚、杜丽娟，2010）。

尼尔森和温特（1982）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虽然没有明确使用产业组织演化的概念，但经济结构演化、产业演化、动态竞争等概念则被广泛使用，标志着演化经济学框架的建立。经济演化思想和演化经济学方法论对产业组织理论的重大影响，促进了产业组织演化理论的形成（尼尔森、温特，1982；弗罗门，1995；吴宇晖、宋冬林、罗昌瀚，2004）。尼尔森和温特之后，在演化经济学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推动下，虽然产业组织演化的动态过程和理论体系构造的具体细节还存在诸多学术争议，甚至产业组织演化理论内涵还未得到共识性的科学阐述，但其应用不仅在国外已不罕见，而且在国内也日益普及（孙志刚、杜丽娟，2010）。江小涓（1999）、孙天琦（2001）基于转型背景研究了中国产业组织发展；谢地（1999）、盛昭瀚、蒋德鹏（2002）等从系统论角度探索了中国产业组织发展规律；袁春晓（2002），胡立君等（2005），张燕，姚慧琴（2006）等分别对环境、产业结构、企业边界、分工、企业家才能、资源分割和组织族系等与产业组织演化关系进行了探索；王盛（2005）基于技术和市场对分工、协调与产业组织形式的研究；陆瑾（2005）基于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和演化经济学框架对产业组织演化的理论分析；于立（1999）、杨蕙馨（2000）等对国有企业产业进入退出的分析；朱磊（2002）对浙江制造业成长的研究；郑世卿（2009）对中国旅游产业组织演化的研究；赵伟（2011）基于制度演化对浙江工业化与产业集聚的研究；程新章、吴勇刚（2011）基于传统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对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选择的比较等等。尽管部分并没有贴上产业组织演化的标签，但均属于产业组织演化研究的代表之作。

在金融领域，由于很长一个时期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并不包括农业和金融产业（杨治，1985；植草益，2000），加上我国理论和实践界一直没有将金融作为产业看待，所以，金融发展理论中也一直没有将产业组织引入研究范围。因此，有关金融产业组织的研究一直远远落后于制造业（孙志刚；杜丽娟，2010），在我国直到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才真正开始。但大多只侧重于银行、保险或证券某一领域的SCP分析，以及一些关于金融机构风险和市场退出问题的专门研究（杨德勇，2004；王颖捷，2004）。其中，具有演化经济学特征，体现金融产业组织演化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孙天琦（2002）的《金融组织结构研究》、杨德勇（2004）的《金融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王颖捷（2004）的《金融产业组织的市场结构》、孙伟祖（2008）的《金融产业演进与金融发展——基础理论的构建及延伸》，以及曹宝明，袁洪泉（2008）、邵全权、江生忠（2008）对我国银行和保险业产业组织结构与效率的实证等少数。但这些研究，对深化和发展了我国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和明显的推进作用（杜丽娟，2009），对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产业组织理论由静态到动态的发展过程，不仅体现了其一直蕴含着经济演化的思想，并深受演化经济学影响，日益形成完整理论体系的特征。而且，产业组织演化理论、方法及其研究范式，已经成为我国产业组织问题研究重要手段，在制造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加上农村金融发展理论不仅滞后于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进程，而且滞后于金融发展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很长一段时期，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一直未能引起农村金融理论和政策研究的足够重视。近年来，熊德平（2005），朱冰、刘钟钦（2005）等开始关注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并取得不少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不少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蕴含了经济演化的思想，但其视角、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等关键性要素，仍为新古典经济学静态均衡理论框架下的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或新产业组织理论的新SCP范式。基于演化经济学及其产业组织演化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至今没有被真正系统地引入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这不仅制约了我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和农村金融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相关政策的有效性和农村金融改革进程。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亟待引入产业组织演化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

四、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框架的展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的基本框架如下：针对国内现有农村金融产业组织研究忽视演化机理的缺陷，在进一步分析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目标和政策需求基础上，立足农村金融开放的复杂系统假设，基于演化经济学视角，寻找产业组织演化理论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结合点，在界定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是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市场关系及其组织形态的总和基础上，定义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是其在特定初始状态和外部环境下，以制度、技术、信息和政府角色为主要环境因素，以变化、选择和复制为主要特征的农村金融市场自然选择过程。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是演化与基于演化机理进行政策推动的共同结果。

在市场内生、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假设下，引入产业组织演化研究范式，修正、扩展并导入温特（2003）等的产业组织演化模型，将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置于农村金融发展大环境（PESTEL）中，从微观主体和中观产业（区域）两个层面，考察处于不同位置和角色的政府和农村金融市场主体，在市场自然选择机制下的行为机理、模式及其对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的影响，建立研究的理论架构和分析模型，进而将基于Agent的计算经济学方法和基于LSD（Laboratory for Simulation Development）软件的计算机模拟相结合，并综合运用历史分析、制度分析、博弈分析，以及计量检验、实验研究等多种实证方法，分别就全国及中、东、西地区农村金融行业与区域市场，从外部环境、初始状态、市场行为、市场关联、产业关联等方面，揭示并检验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的机理、模式，并进一步在政府胜任能力研究基础上，就农村金融政策优化的方向、重点和路径提出对策建议，进而丰富和发展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理论与研究方法，拓展产业组织演化理论的应用边界，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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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研究小组.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报告[D].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3.

现代农业市场研究范文第14篇

1．1注重职业性、行业性、社会性，着力培养服务地方的现代农业人才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基本职能，职业教育该是面向人人的教育，职业教育具有鲜明的职业性、社会性。农业职业教育必须凸显自身的行业特点，注重内涵发展。高等农业职业教育要根据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和变化拓展自身的功能，明确办学方向，即以学历教育为主体，有计划地发展非学历教育;以职前教育为基础，有重点地介入职后教育;以就业教育为中心，有指导地开展创业教育。紧密结合社会实践和生产实习，做好各种涉农的科普教育、技术推广和劳动力转移、转岗培训，举办农村技术骨干的继续教育和回归教育。农业高等职业教育在面向市场办学中，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充分彰显产业和行业特征，与区域地方经济相结合。根据“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的要求，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村建设人才，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从而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智力支持和知识技术保证。

1．2坚持“科技强农”，彰显为地方现代农业服务的优势和特色在努力推进人才培养创新的同时，加强科技创新和服务创新，自觉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要充分发挥农业科技教育的作用，使科技进步真正成为突破资源和市场对我国农业双重制约的根本出路。中央强调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造传统农业、发展农村生产力、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农业职业院校应根据自身的行业特点，结合专业发展规划，在“科技强农”的专业实践中充实专业内涵，更新教学内容。所有“涉农”学校都要根据自身的实际，围绕“建设现代农业”这一中心，选择一定的项目和基地，定时间、定人员、定参与形式，紧密结合农时农事，使“科技强农”的工作走向常规化和制度化。坚持“科技强农”，提高技术开发与服务能力是农业高职院校走特色办学的根本出路，也是办学的生命力所在。农业职业院校要发挥科研优势，坚持把技术服务与开发、成果转化与推广、信息咨询与传播以及促进产业升级与引导农民走向市场等作为产、学、研结合的重要内容，并使其成为学校强化为地方现代农业服务优势和特色的载体。

1．3践行“工学结合”，突出服务地方现代农业科技的功能农业职业教育应按照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拓展“校企合作”的领域和“工学结合”的形式，突出服务地方现代农业科技功能。“工学结合”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切入点，无论是共办企业、参股联营、基地开发，还是委托培养或项目合作，都要注重经济社会效益同教育教学效益的统一。实训基地建设是“工学结合”的重要保证。认真进行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尽力把实训、实习基地建设成为现代农业新技术的展示基地、培训基地、试验基地、研发基地和创业基地。充分发挥实训基地在地方现代农业中的科技服务示范功能、职业岗位培训功能和科学研究功能。要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积极探索“课堂教学与实习基地一体化”模式，积极推行“订单式培养”模式，不断探索“工学交替”、“半工半读”、“顶岗实习”等多种“工学结合”培养模式，把学校教学的空间延伸到工厂、企业、田间地头和经营场所，在着力培养服务地方现代农业人才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的同时，按照“优势互补、双向互动”的原则，建立“工学结合”的长效机制;职业院校应根据地方的要求，积极主动合作进行规划论证、技术开发和应用研究;并运用多种途径和形式，提供各种机会和便利，推动企业专业人员深度参与职业院校的发展咨询、专业建设、课程改革和教学指导。

1．4利用网络教学系统的资源优势，创新服务地方现代农业的模式由于农业职业教育具有鲜明的职业性、社会性，坚持把技术服务与开发、成果转化与推广、信息咨询与传播以及促进产业升级与引导等，作为服务地方现代农业的内容。由于受多方面条件的制约，当前的农业高等职业教育难以将这些内容都安排成实训教学，这对于培养新型农民的能力无疑是一个缺陷。因此，如何在教学手段上实现现代化，以多媒体教学促进教改创新，发挥多媒体信息集成控制的特性，并在实践中进行科学的教学设计和合理的使用，这是深化教学改革和实现农业高职教育目标的关键问题之一。农业职业院校要把网络教学系统的资源优势作为创新服务地方现代农业的新模式，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虚拟工厂、虚拟农场、虚拟工艺和虚拟试验;充分运用多媒体手段，开辟多渠道、多形式的教学环境。

2农业高职院校为地方现代农业服务的实践

2．1以科学研究为平台，实施“农科教结合工程”2009～2012年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获得省“农业科技支撑项目”2项，省“农业三项工程项目”3项，市级农业发展项目25项，每年获得上级支持的各项农业科研经费300余万元。经过科研攻关，先后完成了多项课题研究，如2009年完成了“棉花新品种种子加工中心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2010年完成了“苏北沿海地区耐盐苗木扩繁技术研究”和“有机稻米生产防治病虫草害集成技术研究”;2011年完成了“蚯蚓粪便解决设施草莓连作障碍技术研究”“叶果兼用耐盐桑新品种选育研究”“棉花抗草甘膦品系的筛选和培育”等。在对一些项目进行研究的同时将其应用于生产，起到了示范和引领的作用，如蚕桑专业教师的科研成果“防治强抗药性桑螟的复配农药”“桑黑枯型疫病的新防治方法”“一种复合桑叶茶液含片及其制备方法”“一种蜂蜜桑椹汁及其制备方法”获国家专利，并成功转让企业批量生产;农学专业教师的“富硒生物有机肥及其制备方法”和“富硒米及其生产方法”也相继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育种专业教师的“棉花新品种盐杂3号的选育和应用”获得了盐城市政府2011年科技进步二等奖;“棉花抗草甘膦品系的培育和应用”在国内技术领先。这些科研成果既有科技的先进性，又有一定的经济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2．2以建设实训基地为平台，实现“新农村示范工程”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通过几年的建设，形成了“南园(都市农业生态园)北场(蚕种场、养殖场、园艺场)一中心(苗木组培中心)”实习基地格局。学校采取学校、专业系和教师共同入股及公司运营的模式，师生同步参与生产和管理，先后创办了3个农业公司，即盐城市育新种业有限公司，盐城金海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盐城绿之家园林绿化公司;校外将省市农业龙头企业作为常年实习基地，如东台市“仙湖农业园区”，大丰市“丰收大地”，建湖县“九龙园艺”公司，盐都区“台湾郝氏农园”，亭湖区“悦达农园”和“华东盐城农产品交易市场”等50余家大型涉农企业，实现了实习基地与农业实体的有机结合，展现了现代高效农业园区、农产品加工区和农业物流园区的新农村示范工程。在实训基地，教师通过企业锻炼，能够及时了解农业生产最新动态，提高了生产和管理综合技能，增强了博击市场能力，激发了主动为社会服务意识，丰富了教学情境，摆脱了“黑板上种田”与生产实际脱节的现象，也增加了个人收入。学生参与管理增加，能够早接触生产和社会，加深了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情感，使学生学农、爱农，愿意终身从事农业工作，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以建设实训基地为平台，实现“新农村示范工程”为师生更好地服务社会，实现了“农、科、教”共建、共培、共研、共享、共赢互动发展［7］。

2．3以校办企业为平台，推进“新种子惠民工程”育新种业公司常年生产杂交稻种、啤酒大麦原种和特色小杂粮，在农学专业教师的精心指导下，生产的各类种子质量好、纯度高，享有较高的声誉，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另外，校办产业盐城绿之家园林绿化公司通过“苏北沿海地区耐盐苗木扩繁技术研究”项目的开展，使得“海滨木槿、滨梅、杞柳”等一批耐盐苗木在基地茁壮成长;蚕种场“叶果兼用耐盐桑新品种选育研究”获得成功，培育的蛹虫草已批量上市;养殖场引进多个特色畜禽品种(香猪、野鸭、草鸡、羊等)，并辐射周边农村，充分发挥了校办企业技术推广功能。通过作物栽培和育种专业教师团队多年的研究，学校育新种业公司先后育成“盐杂3号”和“苏棉26”2个棉花新品种，2012年有大麦、水稻、棉花、杂豆等8个优良品系参加省内外各项比较试验。“盐杂3号”和“苏棉26”2个棉种累计推广17余万hm2，60余万农户受用，为公司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000余万元，为社会创造效益3亿余元，较好地推进了“新种子惠民工程”。

2．4以政府特色项目为平台，参与“挂县强农富民工程”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积极参与江苏省2009年实施的“挂县强农富民工程”，即每个农业科研院及其所对接挂钩一个县区，进行农业科技帮扶。选派技术精、作风实、能吃苦的25名农科专业教师驻点到建湖县5个乡镇5个村。围绕盐城市政府提出的“一村一品”“一户一棚”等项目，每个教师全年驻村100天以上，开展农民培训和农业实用技术推广。几年来建成了“颜单镇三虹村千亩有机稻米”“九龙口镇梅苏村花卉苗木”“庆丰镇北秦村水稻杂交制种”“上冈镇冈北村设施葡萄”“恒济镇强为村特种蔬菜加工”5个产业特色专业村，培育220个科技示范户，为当地农业结构调整和“一村一品”建设发挥示范指导作用。例如，水稻组教师指导的“颜单镇三虹村有机稻米生产”效益是种植常规稻的3倍，种植面积从起初的14hm2，2012年发展到的167余hm2，帮助该村成立有机稻米生产专业合作社，吸纳社员108户，同时为有机稻米注册了“三虹牌”商标。并获得2011年中国稻米博览会金奖，产品供不应求，受到了省委领导和各级专家的好评，真正做到了“做给农民看、帮着农民干”“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装进农民口袋里”。

2．5以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为平台，开展多层次“现代农业培训工程”2009年10月该校联合盐城市农委、农科院及农业园区、农业龙头企业等30余个农口部门，成立了“盐城市农科教集团”，开展了农业人才技能培训，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农村劳动力培训，返乡农民再就业培训和退役士兵培训五大工程;2011年分别在挂钩的建湖县5个乡镇开展农民参加双(技能、学历)提升工作，共有420名25～45岁青壮年参加学习;2012年已完成市政府下达的全市县、乡农技人员1000名，科技示范户500户和退役士兵850名培训任务。2009～2012年累计培训县、乡农技人员4000余人次，村组干部3000余人次，科技示范户5000余户;2012年12月送教到农场，先后为新洋农场和淮海农场员工进行为期各1周的冬季培训。多层次现代农业培训为农业科技人员知识更新，农村干部管理水平提升和职业农民科技素质、职业技能及经营管理能力提高作出了积极贡献。

现代农业市场研究范文第15篇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市场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社会供给日益丰富，局部甚至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农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规模小而分散的“小农户”在面对“大市场”时就暴露出诸如获取市场信息困难、市场议价能力弱、资本不足、技术推广缓慢、物流体系不畅等问题，农业的发展当前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能否顺利的实现转型和跨越不仅关系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日本、美国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类似问题，通过对其农业发展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面对这种情况，农产品的生产往往会出现集聚现象，其中某些还会逐步发展成为在一国市场内占有较高市场份额的主产地，这种主产地在直接生产成本、交易费用、销售渠道、组织程度、市场议价能力以及竞争手段与策略方面具有明显的市场优势，能够增加农民收入并促成农业的转型与升级。可喜的是，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尤其是1985年国家放开蔬菜生产之后二十多年的持续发展，我国部分农产品的生产也初步显现了集聚之势，如大蒜、黄瓜等蔬菜的集中程度日益提高，农产品的生产布局出现了竞争导致的集中和变动，真正意义上的农产品主产地在我国正快速形成，农业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分工已成必然趋势①。因此，为了更好地把握这种趋势，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农产品的生产经营，更科学地制定农产品布局政策，更好地促进农民收益的增加，实现全国农产品生产的协调，全面提升我国农产品竞争力，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模式、规律进行研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是经济学家研究的主要对象，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学者对农产品生产的集聚以及产地间竞争，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与认识，并且制定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政策制度。我国在农产品竞争力提升方面也已经采取了很多积极措施，积累了很多经验，但仍有很多困难。在中国经济领域的诸项改革中，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是迄今少有的几项矛盾最集中、情况最复杂的改革之一。导致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艰巨的原因很多，其中对农产品竞争机制认识的不完全、不深入，调控措施不当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农产品的竞争力，哪些个因素起主导作用，影响程度有多大，又是如何影响的？这些方面在不同的产区应该是不同的。不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回答，就难以真正了解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在产区间的差异。换言之，如果我们不对参与竞争的主产地竞争力进行分析，那么对某一农产品竞争力的分析也只能是对其进行全国平均数的分析后所得出的结论，只有在对主产地的形成及其竞争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某一具体农产品的竞争力分析，才是有建设性的分析方法。

    二、研究综述

    对于经济活动的区域布局和分工的研究贯穿整个经济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早在1826年杜能就在其著作《孤立国》中对农业区位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为后续的理论发展提供了视角和基础。进入20世纪，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农产品的生产逐渐集中，部分农产品出现了在某一国内产量大、市场份额高、市场影响力强的若干主产地，美国、日本等国学者纷纷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研究和解释，发展成了较为系统的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理论。农产品产地间竞争也成为一个广泛涉及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问题，对其进行审视和研究需要从多学科角度综合运用相关理论。既需要运用农业区位理论考察农产品生产经营的空间位置与空间分布，还需要从产业组织理论、企业管理理论出发，对其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并找出影响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和提升手段。下文就对与本文有关的诸领域研究进行总结与综述，以期为本研究提供基础和借鉴。

    (一)农业区位理论

    农业区位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农业生产类型随着农业区位而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即商品经济条件下农业的生产布局。该理论的奠基者是德国农业经济学家杜能，他在《孤立国》中运用局部均衡方法，在不考虑各地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差异下，阐明了市场距离对农业生产集约程度和土地利用(农业)类型的影响，第一次确立了农业类型的区位存在着客观规律性及优势区位具有相对性等有关农业布局的重要概念。随后，韦伯(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其和杜能的“农业区位论”的共同点都在于着眼于成本最小、节省运费。但是这种设想的工农业布局模式却是一种过于理想主义的图式，在实践中往往正是由于各地不同的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导致了工农业生产的空间差异。特别是到了现代，农业中交通运输、罐头制造和冷冻技术迅速发展，运费大幅度下降，市场距离在农业土地利用方式决策中日益成为次要因素，农业区位论的直接适用范围更是大大缩小。和杜能试图解释大范围地区宏观的农业区位不同，现代的农业区位论者更多地注意研究具体农场的“农业决策”。影响农业决策过程的各种因素中，不仅包括各种社会经济因素、技术因素、自然因素，还应包括农户的行为因素，如个人业务知识、经验、偏好以及冒险精神，等等。在我国，也有很多学者以“农业区位论”为基础进行了相关研究。傅铭②从“农业区位论”的基础理论出发，对吉林省的农业区位资源进行了定量分析。李瑜、郑少锋③按照农业区位理论和产业演变的一般规律对西部退耕还林地区农业的布局进行了研究。还有的学者对“农业区位论”本身的指导意义和不足进行了研究。付晓东、张西玲④指出了“农业区位论”在地区增长动因和过程分析、地区产业结构及演变分析、地区协调发展等领域问题的不足与缺失。安树伟、梁增泰⑤指出了运用农业区位理论调控农业生产布局与生产要素投入，从而提高经济效益的一般思路和方法。

    (二)竞争理论

    西方古典竞争理论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竞争理论，假设市场的“自然秩序”以及理性的经济人，强调“看 不见的手”对市场调节的作用，主张自由竞争。在自由竞争理论中，商品交换和竞争过程中，存在着商品和要素价格的自然平均比率，商品的价格在竞争的作用下，围绕着自然价格上下波动。19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中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新古典竞争理论。以马歇尔(1890)为代表的新古典竞争理论认为竞争是市场过程最终会实现的均衡状态，在均衡状态下会实现市场均衡以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和谐一致。马克思(1867)的竞争理论是围绕着他的商品价值理论和实践，在剩余价值理论之中展开的。在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中，同一部门内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形成商品的社会价值，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决定着商品价值的实现程度。马克思的竞争理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他考虑了竞争过程中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价值形成和实现的影响，从而在竞争理论中第一次揭示了竞争过程的动态性质。

    现代竞争理论中，熊彼特(1912)提出了动态竞争和创新理论的初步观点，认为竞争经济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企业不断通过运用新技术来开发新产品，从而实现所谓的创新。竞争推动着企业不断地创新与技术进步，大企业则逐渐因为创新和技术进步而形成垄断，获得高额利润。克拉克(1950)在创新和动态竞争观点的影响下，提出有效竞争理论，形成现代竞争理论的一个完整理论体系。克拉克所提出的有效竞争是由“突进行动”和“追踪反应”这两个阶段构成的一个无止境的、动态的竞争过程。“突进行动”是先锋企业首先创新运用新的生产技术，推出新产品，开发新的市场等从而获得“优先利润”，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追踪反应”是指随后其他竞争企业开始追随先锋企业的创新模式，以分得优先利润，从而使利润平均化。至此，先锋企业再次创新，其他企业也不断追随，竞争即以这种循环方式不断持续。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竞争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哈佛学派的S－C－P体系采用市场结构(S)、市场行为(C)、市场成果(P)三个概念，认为竞争决策的目标是保证竞争过程达到有效的市场成果，为了保持有效的市场竞争，获得和谐的市场成果，必须对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进行调节和干预。芝加哥学派则严厉批判了哈佛学派的S－C－P体系，他们认为市场竞争应是一个没有国家干预、由市场力量自由发挥的过程，国家对于竞争的干预应仅限于为市场竞争过程确立制度框架。新奥地利学派的竞争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与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同时对反托拉斯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方法论和理论基础不同，但是对垄断的宽容态度和反对政府干预等观点是一致的。

    我国学者也有相应的理论研究。洪银兴⑥认为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要由追求数量增长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益，以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要实现这个转变，必须认识和发挥自身优势，与此对应，在贸易战略上着重突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他认为，单纯的比较优势，不一定就能成为产品的竞争优势，需要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王宇翔、谢科进⑦曾利用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理论研究我国苹果产业的发展，认为苹果产业的发展应采取以竞争优势为导向，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战略。充分发挥苹果产业的比较优势(生态资源优势、劳动力资源优势、区位资源优势)，深化低级生产要素的使用，培养苹果产业所需要的高级生产要素，重点培养富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提高国内需求品质，满足国际市场要求，完善相关及支持性产业的建设，加强政府支持，充分把握机会，将苹果产业的比较优势充分转化为竞争优势，提高竞争力，促进苹果产业的发展。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竞争理论研究，现有竞争理论主要以动态竞争和创新理论为主流，国内学者主张促进国内产业从比较优势转化成为竞争优势，提高我国产品在贸易中的竞争力，从而占据有利的竞争地位。

    (三)农产品的产地间竞争

    依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当农产品的生产开始出现过剩时，产地间的竞争则开始显现⑧。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学者着手研究农产品的产地间竞争问题，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是。John D. Black的研究。John D. Black⑨认为影响农产品产地竞争力的因素主要包括产地的自然条件、地区条件、资本条件以及制度条件。基于上述研究，美国随后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农产品产地间竞争方面的实证研究。如Robert L. Jack⑩等对美国东北部肉鸡产业的竞争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的肉鸡生产形成了产地，但产地在不同时期因竞争而不断变化，进而运用影子价格建立了产地间的竞争模型，并指出肉鸡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Stephen W. Fuller(11)等则以田纳西州的洋葱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分析法对田纳西洋葱市场价格及市场份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影响其价格的因素主要是运输等物流成本，而导致其市场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则是晚夏洋葱的上市。

    我国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了农产品的产地间竞争问题，耿献辉、周应恒(12)利用产地集中度系数和生产规模优势指数测度了我国梨生产的格局变动与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认为我国梨的传统主产地竞争力不断下降，而新疆、陕西等新兴主产地正在形成，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传统产地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机会成本的快速提高和梨的品种选择制约。钟甫宁、刘顺飞(13)认为我国水稻生产布局近年来出现了较大变化，在各区域水稻相对于替代作物的收益差异以及资源条件约束、制度改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南方区和长江中下游区播种面积减少较多而东北区实现了较大幅度增长。伍山林(14)认为中国的粮食生产具有稳定的区域变化特征，农村人均耕地资源和非农业产业就业是这种区域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夏晓平等(15)认为自然资源条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非农产业发展和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是决定我国肉羊产地竞争力的核心因素。黄季煜等(16)对山东70个村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在以蔬菜生产扩张为主的种植结构调整中，一个地区的市场基础设施的改进和交通设施的完善是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主要决定因素，而现代零售市场和有名无实的农民合作组织则还没有产生积极作用。郑风田等(17)则从农业产业区的角度对影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专业化分工以及交织的区域社会关系网络对于竞争优势的产生具有决定 性作用。综合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认为自然因素对农产品产地的影响正日益缩小，而社会经济因素、技术因素作用则在迅速增强。我国农产品生产正在逐步实现从自然布局到经济布局的转变。

    (四)农产品主产地的形成

    关于农产品主产地的形成理论可以追溯至产业集聚理论，因为主产地的形成也是一种广义上的产业集聚现象。最先提出产业集聚概念的是马歇尔(1890)，他认为导致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而外部性又可以分为劳动力的市场共享、专业化中间产品和服务以及因企业创新而引发的技术外溢三个层次。此后针对工业区位转移现象，韦伯(1909)通过系统研究劳动力、区位、集聚等因素工业区位集中的影响，提出了相应的“工业区位论”。胡佛(1948)则在沿袭韦伯和马歇尔的分析框架基础上，通过对运输成本的进一步细化，将工业区位论进一步发展成为终点区位理论和转运点区位理论，认为规模经济、本地化、都市化是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后来人们发现传统的区域经济学将空间因素完全抽象化并忽略所有生产要素的流动成本的相关假设与现实不符，终由迪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扩大了传统区域经济学研究范畴，将空间、信息、创新、外部性以及聚集效应等因素纳入了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之中。

    20世纪60年代，以浅见淳之(1989)、武部隆(1993)、崛田忠夫(1995)为代表的日本学者，结合本国农业的生产实践，将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理论逐渐发展成为主产地形成理论。其中，崛田忠夫⑦所归纳体系较为完备，该体系从农业生产及内部组织入手，将农产品产地的形成解释为农业生产活动在空间的布局，且主要是受地形与气候的影响并随着时间发生变迁，认为在时空的共同演进下，地域环境相近的农业生产相互依存，逐步展开机能性推展直至确立农业生产地域，即产地，同时依据生产广度与密度、生产方法的特殊性、市场评价、农户组织等因素，将主产地的形成划分为生产地区、产地、主产地、高度主产地四个层次。崛田忠夫的思想对后来日本的农业政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运用日本学者的主产地形成理论，我国学者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研究。韩曙、黄淑佳(19)认为当时以城市近郊为主的蔬菜生产政策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发展需要。李岳云、卢中华、凌振春(20)对我国蔬菜生产的区域化趋势进行了分析，指出虽然当前我国蔬菜生产的集中化程度不高，但却有向具有综合比较优势区域集中的趋势，并指出这种趋势是由生产者的利益驱动并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和集聚效应所实现的。卢凌霄(21)利用区位熵指标对我国蔬菜生产的集中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全国层面的蔬菜生产有向某些特定省份特定区域集中的趋势，蔬菜的全国性主产地正在形成，并给出了我国蔬菜产地集中的政策建议。周应恒等(22)认为农民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种植决策改变(改为种植主产地蔬菜)，主要是由于农户、生产技术、市场、企业、政府和特定机构发挥相关职能等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带来了规模经济、外部经济以及机会成本，从而在产地竞争过程中凸显比较优势而形成主产地。

    (五)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已经较为丰富：一是农业生产类型随着农业区位的变化及其规律；二是农产品主产地形成的动因及机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和角度。

    但是目前农产品产地间竞争力的研究却较多的选择以比较优势为评价标准，通过局部、静态的分析方法研究制约产地竞争力的因素。这就造成了只能对部分可量化指标如生产成本、要素成本等进行分析，而忽略创新能力、经营组织、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基础作用，同时，更缺乏对农产品不同产地间竞争格局的历史变迁所进行的全面深入的探讨，这都将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问题的现实和理论认识产生制约作用。有的研究虽然阐明了单个产地的行为模式与产地竞争结构的对应关系，但对于产地竞争结构的长期变化仍旧缺乏系统探讨。从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到交易费用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再到近年兴起的动态竞争理论，经济学家对国际贸易、工业企业的竞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相对而言，上述理论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就显得单薄，尤其是动态竞争理论，尚未见到在农产品产地竞争力研究领域的直接运用，因此，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的研究也需要建立一个动态的研究框架。实践证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也适用于当前农产品的生产经营，无论是农民合作组织的出现、差异化的产品策略、政府政策的支持都可看作生产函数的某种创新，亦会对农产品产地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

    三、动态的研究框架

    (一)动态分析的理论基础

    农产品的竞争力实际上就是农业内部不同农产品产业的竞争力，即在农产品的生产、集中、加工、运输、销售等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各种组织的效率在市场上的体现，是农业经济和战略管理学科共同的研究问题。因此，必须将农产品竞争这种经济活动纳入竞争力的一般分析框架中进行考察。

    农业的经济活动具有范围广而边界模糊的特点，从初级农产品到食品之间的产品形态也多种多样，因此，为了界定明确的研究范畴，建立恰当的分析框架，学者们对农业经济活动进行了类别划分。Breimyer(1960)将农业的经济活动划分为三个类别，即初级农产品生产、将饲料转化为动物性产品、食品产品的市场营销。后来这一理论框架主要用以分析资源的所有权与管理、最终消费品与初级产品、价格趋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Abbott与Bredahl(23)根据由农业到食品产业的各环节及其产品与最终消费品之间的关系，将农业经济活动划分为无差异初级产品的生产、差异性初级产品生产、由初级产品向半加工产品转化、由初级产品和半加工品向可消费品的转化四种类型。无差异的初级产品竞争力取决于生产、运输成本，运用古典的农业区位理论即可对之进行有效分析，此阶段的竞争策略即所谓的“低成本竞争”。由于市场需求的有限，随着生产的逐渐升级，农产品转入“差异型”竞争。

    竞争力是一个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企业管理理论交叉的范畴，研究竞争力必须从产业组织和企业战略管理的角度出发。Porter(1990)在对国家某一产业竞争力的分析中提出了“钻石理论”(24)，他认为，一个国家某种产业的竞争力取决于四大关键要素，即生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人力资源、知识资源、资本 资源、基础设施)、需求条件(主要是本国市场的需求)、相关与支持性产业的表现(主要是这些产业和相关上游产业是否有国际竞争力)以及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的表现。四大因素相互作用，加上两个变数较大的因素——政府(其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政策调节、创造竞争优势上)与机会(包括重要发明、技术突破、生产要素与需求状况的重大变动以及其他突发事件等)，形成钻石体系。

    波特对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方法是公认的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国际竞争力的典范，后来也被许多学者运用到农产品竞争力的分析中来。如Hobbs(25)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了丹麦猪肉产业获得国际竞争力的过程。丹麦的猪肉产业不具备资源禀赋优势，但是通过产业组织和产业内部的大规模、高度集中的合作，实现了在纵向产业链上的多种创新，包括建立确保产品安全性和提供产品信息的产品追踪体系、专门的市场条款等，显著提高了丹麦猪肉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同时，竞争优势的实现又离不开比较优势的发挥(26)，充分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是波特“钻石体系”中四大关键要素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林毅夫、蔡防、李周(27)指出，只有按照经济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及组织生产活动，产业和整个经济才能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从而创造出竞争理论所重视的“高级生产要素”，遵循比较优势是企业和国家具有竞争力的前提。

    (二)农产品产地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由于农业生产以及农产品的特殊性，农产品产地的竞争力主要受以下两类因素的影响。

    1.直接因素

    主要包括成本、质量、品牌以及产品差异性。其中成本与质量是基础，是形成产品竞争力的基本来源，与产地的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农户经营水平以及产业组织化程度等基础因素密切相关。随着农业产业化的不断深入以及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品牌以及产品的差异性对竞争优势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也是农产品产地间竞争日趋成熟的表现。

    2.基础因素

    主要包括农业的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科技水平、农户经营水平、产业组织化程度以及产业政策。其中，农业的自然资源虽然属于初级生产要素，但是对农产品的质量与产量乃至成本都具有较大影响，最终影响农产品的竞争力；农业的基础设施属于农业生产的高级要素，主要影响农产品的成本，进而影响其竞争力；农业的科技水平包括技术开发及技术推广，也属于高级生产要素，是提高产品竞争力的最有效途径；农户的经营水平及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则直接影响产品的质量与成本以及产业规模，从而影响产品竞争力；产业政策是政府指导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最终提高产业竞争力。

    在上述诸多因素中，如果把分析的着眼点放在产地间的竞争与市场营销战略的关系上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可以把上述因素提炼为以下五个因素，亦即：组织行为、市场结构、农户行为、技术结构、自然属性。同时，产地整体竞争力的增强是五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见图1。

    

    图1　影响竞争力的5个因素

    (三)建立动态研究框架的意义

    结合产业组织理论、营销战略管理以及竞争理论，着重依据上述影响竞争力的五个因素探讨农产品产地间的竞争问题，必然涉及市场结构的变化以及产地经营组织及农户行为模式的对应，因此一定程度上的长期分析是必要的，同时这种分析也必然是一个动态的分析框架。

    建立动态的研究框架，可以弥补我国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研究的不足。从目前农产品竞争力研究的现状来看，国内农产品竞争力研究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局限性。

    一是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范围较窄。目前盛行的研究大多是从比较优势出发，从产业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是，单纯的比较优势不一定能成为竞争优势。因此，只从产业的角度进行研究是片面的、不完整的，还必须针对农产品的产地，从农产品生产运营组织的角度，对其竞争战略和组织的绩效进行研究。所以，对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应该将产业组织理论与企业战略理论特别是营销战略理论相结合，同时借鉴最新的竞争力研究范式，使我国对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更加全面与深入。

    二是对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认识不充分。现有文献对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片面地集中于供给方面，而缺乏对需求因素的考虑，即农产品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变化对竞争力的影响。同时，现有文献对供给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供给中的生产成本，忽略了流通成本。可以说上述对农产品竞争力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已成为国内现有研究的重大缺陷。

    基于以上原因，建立一个较为全面、动态的研究框架，广泛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和企业战略理论，同时借鉴最新发展的竞争力理论，可以为我国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建立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国内学者对于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理论的研究视角，同时通过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过程的观察，总结适应不同类型产地的竞争策略和竞争手段，为我国正在形成的农产品主产地提升其自身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收稿日期］2011－12－19

    注释：

    ①苗齐：《中国种植业区域分工研究》(博士论文)，南京农业大学，2003年3月，第17～18页。

    ②傅铭：《吉林省农业区域优势分析》(硕士论文)，吉林大学，2009年4月，第21～29页。

    ③李瑜，郑少锋：《农业区位理论与西部退耕还林区农业产业布局研究》，《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年第3期。

    ④付晓东，张西玲：《平原农业县如何发展工业经济——以河南省滑县工业发展为例》，《工业技术经济》2004年第2期。

    ⑤安树伟，梁增泰：《陕西省西乡县土地生产潜力与人口承载量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年第4期。

    ⑥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

    ⑦王宇翔，谢科进：《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以我国苹果产业为例》，《黑龙江对外经贸》2006年第12期。

    ⑧王秀清：《大都市郊区蔬菜产地的竞争策略问题》，《中国农村经济》1996年第9期。

    ⑨John D. Black,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Restriction of Agricultural Outpu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31.

    ⑩Hui-Yuan Chen Wu, Robert L. Jack, Dale Colyer. The Northeast and Interregional Competition for Broilers. NJARE, April 1985.

    (11)Stephe n W. Fuller, Oral Capps, Jr., Haruna Bello, Cart Sharer. Structure of the Fresh Onion Market in the Spring Season: A Focus on Texas and Its Competition. Wester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December 1991.

    (12)耿献辉，周应恒：《从集中走向分散：我国梨生产格局的变动解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9期。

    (13)钟甫宁，刘顺飞：《中国水稻生产布局变动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07年第9期。

    (14)伍山林：《中国粮食生产区域特征与成因研究——市场化改革以来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

    (15)夏晓平，李秉龙，隋艳影：《中国肉羊产地移动的经济分析——从自然性布局向经济性布局转变》，《农业现代化研究》2011年第1期。

    (16)黄季焜，牛先芳，智华勇，董晓霞：《蔬菜生产和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7年第7期。

    (17)郑风田，顾莉萍：《准公共服务、政府角色定位与中国农业产业族群的成长——山东省金乡县大蒜个案分析》，《中国农业观察》2006年第5期。

    (18)崛田忠夫：《産地生不流通論》，東京：大明堂，1995年。

    (19)韩曙，黄淑佳：《关于蔬菜商品生产基地新格局的思考》，《商业时代》1989年第7期。

    (20)李岳云，卢中华，凌振春：《中国蔬菜生产区域化的演化与优化——基于31省区的实证分析》，《经济地理》2007年第3期。

    (21)卢凌霄，周德，吕超，周应恒：《中国蔬菜产地集中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寿光批发商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财贸经济》2010年第6期。

    (22)周应恒，谢美婧，熊素兰，周威山：《江苏邳州大蒜主产地形成机制研究：农户规模化种植视角》，《农业经济问题》2010年第9期。

    (23)Maury E. Bredahl, Philip C. Abbott, and Michael R. Reed Competitiveness in International Food Markets, Boulder,Co:Westview Press. 1994.

    (24)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67～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