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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发展困境范文

实体经济发展困境

实体经济发展困境范文第1篇

第一,实体经济运行的货币支撑不足。近年来,我国新增货币流向实体经济部门的比例持续降低,而流向房地产等资产市场和股票等资本市场的比例不断提高。2000年,实体经济、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净流入量分别为11.7万亿元、9819亿元、784亿元,比重分别是91.69%、7.70%、0.61%;2009年,实体经济、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净流入量分别为40.9万亿元、3.18万亿元、2.09万亿元,比重分别是88.59%、6.89%、4.52%。从2011年新增贷款的行业分布看,制造业、个人贷款、批发和零售业新增贷款占比分别是27.6%、23.5%、22.8%。由于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30%,并且考虑到间接融资是我国实体经济企业获得资金的主要渠道,因此,可以判断实体经济部门的货币需求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贷款难的直接后果就是部分企业因为资金短缺而陷入经营困境。此外,在货币政策紧缩过程中,银行等金融企业的定价能力明显增强,实际贷款利率和实体企业融资成本不断上升。因此,对于许多融资成功的企业而言,也由于融资成本不菲而只能惨淡经营。

第二,以低生产要素成本为基础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发展,我国外向型经济高速发展,进而带动实体经济快速增长。事实上,过去30多年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最大比较优势在于较低的要素成本,包括劳动力工资、土地价格、原材料成本以及能源价格等,这是吸引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发展加工贸易,从而带来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并形成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的重要原因。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的生产要素价格也不断上涨,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导致我国低端劳动力工资进入持续上升期。能源资源价格也持续上涨,以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为例,按1990年定基指数计算,2000年为228.4,2009年上升至317.2,年平均增长率为3.72%。同期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仅从190.6提高到225.0,年平均增长率是1.86%,只有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年均增速的一半。

第三,实体经济内部各行业发展不平衡。对于实体经济的核心制造业而言,其上游行业大多是集中度较高的垄断性行业,这些行业在其初级产品或投入品的价格上升之后,一般都会通过价格上涨的方式将成本转嫁给下游行业,从而导致竞争性制造行业的企业利润减少。以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为例,2010年,在6个资源性行业中,仅有其他采矿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7.22%)低于工业全行业平均利润率(8.31%);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高达46.52%,是工业全行业平均利润率的5倍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分别是17.65%、17.35%、17.33%,是工业平均利润率的2倍多;非金属矿采选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10.36%)也高出工业全行业平均利润率近25%。就制造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而言,除了垄断性的烟草制品业成本费用利润高达33.04%之外,其他29个行业中有20个行业低于平均值。

第四,外部需求环境趋于恶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步履艰难。在短期内,发达国家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手段有限。从财政政策的角度看,主要发达国家债务规模庞大、继续举绩可持续性不强,难以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来刺激需求;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主要发达国家的市场流动性充裕,数轮量化宽松政策几乎都没有形成持续的复苏动力。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由于过于依赖政府补贴,尚未形成规模化的自主增长能力。此外,不少发达国家出于保护国内市场和增加就业的考虑,采取了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并通过干预货币汇率等手段对我国施加压力。在此背景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

实体经济发展既是稳增长、调结构的主要基础,又是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条件,还是适应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的必然要求。在新的阶段促进我国实体经济科学发展,需要着力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诸多障碍,其中虽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更多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出了问题。因此,必须把促进实体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在国家经济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总体部署中,充分发挥实体经济在稳增长和惠民生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统筹考虑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等不同实体经济部门的产业特性、发展基础和增长前景等因素的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促进各实体经济部门协调、有序、持续、快速发展。同时,要加强宏观引导和协调,成立由有关国家部委牵头的实体经济发展部际协调机制,优化配置政策资源。尽快研究制定《实体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科学确定我国主要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路线图,合理分解各阶段发展目标。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做好各地区实体经济发展中长期规划与年度计划。

二是切实加强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着力推进金融创新,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满足实体经济部门合理的资金需求。在宏观审慎的原则下,根据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结合货币政策的其他目标,保持社会融资规模适度稳定增长,既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又对实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必要的压力。目前在通胀压力较大、信贷总量规模巨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优化信贷存量,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同时,要加快发展多层次金融市场,建立健全涵盖风险投资、资本市场、银行信贷等方面的完整金融服务链条,使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实体经济企业,都能以合理的代价获得有效金融支持。此外,要探索完善金融、财政、税收、土地、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运行的机制,形成合理的行业利润分布结构,为金融体系加大对有利于实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持续发展的产业的支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三是着力提高各实体经济部门的产业创新能力。在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提高的条件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必须要从过去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要创新研发活动的激励机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加速折旧、减免税收等手段,提高技术创新的私人收益率,形成企业、科技研发机构等各类经济主体提高创新强度、加强技术学习的普遍行为模式。同时,要完善成果转化机制,通过大幅提高创新资源的使用效率,加强技术资源向技术能力和创新成果的转化。要根据各实体经济部门的需要,制定实施一揽子创新驱动发展措施,帮助企业克服技术进步的市场性和发展,引导企业强化研发投入、提高创新效率,并且在创新主体和创新路径具有多样性时,协调主体间的行为、指导创新方向。

四是积极促进实体经济各行业协调发展。当前实体经济内部各行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既有基础性、资源性行业垄断性较强的原因,又有下游制造业行业产能过剩、过度竞争的问题。因此,破解实体经济内部各行业发展不协调的难题,一方面要抓紧制定实施公开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切实放宽市场准入,真正破除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壁垒,完善和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性、资源性行业,增强实体经济上游行业的竞争程度;另一方面,对于产能严重过剩的下游行业,也要通过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等手段,适度提高产业集中度,在实现规模效益的同时,增强其对上游行业的谈判能力,从而避免出现实体经济行业利润差距过大的情况。

实体经济发展困境范文第2篇

一、从外因上看,2012年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将是导致贷款投放同比下降的主要因素。

2011年信贷资金指标紧张到“一票难求”,客观上促进了民间借贷的兴起,但到2012年这种紧张的局面会有大的改观。一是国家管理层面已经认识到这个层面,从2012年2月24日起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由此释放资金4000亿元,这是信贷资金由紧趋松的一个重要信号,预计下一步还会有类似的宏观调控措施出现;二是金融机构长期以来的部分“贷款大户行业”出现了行业性萎缩的态势,特别是房地产业和出口类外向性行业,原因不外乎国家对房地产业从紧调控政策影响和外向上欧洲、美国等世界性的经济不景气等因素造成。实际上,这两类行业在一季度多年来一直是银行贷款贷款“集中放量”的重要方向,但2012年却出现了“逆水寒”,压缩产量,减产甚至停产,很多企业、单位不仅在2012年没有新增贷款,反而大量归还贷款,从而使商业银行失去了两条重要的贷款通道;三是复杂经济形势下个人贷款也出现了下降问题。在高息形势下,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购房、购车按揭贷款业务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低迷,内需不景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银行个人贷款的发放;四是从国家主导的大型基础建设项目投资上看,预计也不会再有前期那么大的额度(例如2008年曾拿出4万亿),能在这个领域吸纳的银行贷款也非常有限,并且偏重于从政策型银行融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商业金融机构的贷款投放;五是民间借贷的兴起势必会分流社会各层面的资金需求,虽然其“利息高、额度”小,但“手续快、灵活方便”的特点也比较突出,更适合中小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短期融资需求。综合以上因素,笔者认为,相对2011年,2012年金融机构贷款投放的渠道因“变窄”而更容易出现“贷款滞销”的问题,必须引起各方高度的重视。

二、从内因上看,商业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贷款营销工作不能“因时而变、因势而变”是难以拓展新渠道的重要因素。

在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刻,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实体经济发展可谓是解决“贷款滞销”的重要手段。政府已经就2012年的信贷投放工作明确指明了方向,例如在2012年1月6日―7日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总理在讲话中对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做了重点强调,提出“要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银监部门也就具体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和规定。但在实际行动上,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却稍显“滞后”,没有“因时而变,因势而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实体经济继而整个贷款的投放工作。一是紧迫意识不强,重视程度不够,没有认识到“贷款滞销”的形势变化,对小额贷款业务嫌麻烦,不屑做,将精力仍放在了大的批发性贷款业务上;二是基层一线营销人员的配备、考核政策上都存在不足。实体经济贷款往往“笔数多、额度小”要发放贷款就意味着商业银行人力资源成本的显著上升,同时对营销人员的业绩考核如果只放在“规模”上而忽视了“数量”上,又必然会影响其营销业务的积极性;三是对实体经济的认识程度不够,相关应对政策不到位。首先是经营效益的微利性。实体经济产品往往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单纯从盈利方面比较与其他行业没有可比性,盈利水平比较低,因此在利率定价上往往要体现一定的灵活度。此外,多数实体经济企业需要利用银行的流动资金贷款购买原材料,在完成生产和销售环节后才能收回资金,即归还银行贷款,这在时间上就需要一个过程,贷款回收遵循一定的周期;四是实体经济贷款“抵押难、担保难”的问题,这在金融行业是老生常谈,也不能仅仅依靠商业银行一个单位解决,需要政府牵头各个行业单位拿出综合措施解决。

三、对商业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贷款投放工作有关建议。

笔者认为,在当前金融机构要在实体经济贷款投放上实现突破,找到新的效益来源通道,而应该多措并举,多辟蹊径,从各个方面做好工作:

一是应从履行社会责任的角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从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出台措施给予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意义重大。此外对银行而言,还有助于在贸易、房地产、投资等行业外找到新的市场,促进业务发展,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并作为自上而下的一项重点工作、长期工作,常抓不懈。对实体经济业务不能仅站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角度,而应该多站在金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回报社会的角度考虑。建议央行等主管部门对各家金融机构直接下达实体经济贷款占比要求,或对实体经济贷款适当突破贷款额度限制,从政策上加强支持。

二是各金融机构应适当增加基层网点对实体经济服务的信贷人员(客户经理)数量,并改革考核方式。实体经济贷款额度小,但笔数多,因此信贷人员往往面临着巨大的业务量压力,适当增加人手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如果单纯从业务规模角度考核信贷人员,必然会影响其办理实体经济贷款的积极性,因此在考核也要相应做出调整,将业务量和业务规模放在同灯重要的位置,充分调动经办人员的积极性。

三是各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应实行灵活的利率管理政策,并适当给以优惠。目前金融机构在利率定价上往往偏重参考担保方式和前期的信用情况,建议对实体经济利率定价时,除了参考以上两项因素外,还要参考整体的行业盈利水平。对那些与民生、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而行业盈利率又比较低的实体企业,应适当给予利率优惠,支持其做大做强,这也是金融行业变相向社会“返利”的一种方式。

实体经济发展困境范文第3篇

关键词:职业教育;区域经济;联动困境;协同路径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和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教育为提高国民素质、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职业教育为我国各级教育层次中与区域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部分,不同地区会根据区域内的产业特色和经济结构设立相应的职业教育院校,通过对职业教育院校的各种扶持,使其培养合适人才、提供科研支持以及满足社会服务需求。然而,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并未实现其应有功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区域经济也并未完全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因此存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动困境。本文首先从人才支持困境、经济对接困境以及协同机制困境三个方面分析其联动困境,在此基础上探索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路径。

1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动困境

1.1人才支持困境

首先,人才支持困境为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首要联动困境。由于设立职业教育院校的初衷为通过科学的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同时根据区域产业结构和实际需求培养适合本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专业人才,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然而,目前职业教育由于培养目标不清晰、培养方式脱节以及人才跨区域流动等原因对区域经济发展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职业教育培养目标不清晰是指职业院校在制定人才培养目标时并未真正考虑地区经济结构和产业需求,往往只是照搬国内同类型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从而失去了地方性职业院校应有的办学特色。其次,职业院校在培养人才方面还存在培养方式脱节的困境。除了培养目标缺乏特色外,职业院校培养方式脱节主要体现在培养计划与实际培养情况不符、培养方法与现代职业教育要求不符以及培养过程与企业实际需求不符三个方面。培养方式脱节与培养目标不清晰所造成的困境不同,体现在培养方式脱节将直接影响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是导致人才支持困境的直接原因,而后者为间接原因。最后,人才跨区域流动是导致人才支持困境的外生因素或环境因素。职业院校的人才支持困境既表现为职业院校难以培养区域产业和企业所需的专业型人才,又表现为职业院校在培养相关人才后,由于“马太效应”导致人才往区域经济水平更高的地区流动,而中部和西部等经济欠发达的地区难以留住人才,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职业院校的人才支持困境。

1.2经济对接困境

人才支持困境为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困境的一个方面,主要原因在于职业院校,而经济对接困境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结构。因此,经济对接困境与人才支持困境最显著的不同为前者的主要诱因为外生环境变量,而后者的主要诱因为内生变量。经济对接困境主要是指在职业院校人才支持困境的前提下,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程度不足或者区域经济结构畸形导致大量企业并未与相应的职业院校进行合作,包括企业战略投资、企业人才选拔合作、企业实习基地建设等,导致职业教育难以服务区域经济的发展。经济对接困境一方面表现为企业战略投资不足。一般而言,由于职业院校建设和发展资金不足导致其教育质量和办学规模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在此过程中企业的战略投资显得尤其重要。同时,企业的战略投资也为职业教育与企业合作的重要内容,战略投资不足的深层含义为企业并未将人才队伍建设和专业人才需求与职业教育相结合,即两者并未形成协同发展路径。经济对接困境另一方面表现为企业实习基地建设还有待加强。企业实习基地建设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为职业教育院校需要足够的企业实习和实训基地来满足不同专业学生的需要,从而提高职业教育的水平和层次。另一方面为目前大多企业实习基地往往只是一个空架子,许多企业在设立职业教育实习基地之后并未真正付诸实践,或者对于职业教育实习的重视力度不足。

1.3协同机制困境

协同机制困境与人才支持困境、经济对接困境不同,后两者产生的原因较之前者相对简单,前者产生的原因主要在制度性层面,即目前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两者互动协同路径的缺失,而后两者产生的原因多在职业教育院校和企业本身。因此,协同机制困境对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协同路径的构建有更大的阻碍作用,同时也对职业教育院校与地方产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而言,协同机制困境指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参与方(政府—院校—企业)并未实现有机结合,从而导致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难以形成互动自反螺旋效应。互动自反螺旋效应是指职业教育院校和相应企业首先通过部分领域的合作结成互动自反节点,通过节点质量的提高和节点数量的扩大使两者能够有效结合,形成协同提升路径。因此,互动自反螺旋效应的缺失是导致协同机制困境的主要原因,直接表现为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脱离与联动困境。具体表现在职业教育课程、职业教育科研、职业教育服务等方面难以发现企业参与的影子,或者说职业教育院校对于企业产品设计与开发、企业市场推广以及企业重大战略决策等方面的影响微乎其微。

2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路径

2.1优化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

本文首先分析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动困境,其次根据联动困境提出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路径。具体为优化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破解人才支持困境、多方面加强外部经济因素对职业院校的对接力度破解经济对接困境、多维度提升职业院校的科研能力与经济服务能力破解协同机制困境。破解人才支持困境需要优化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优化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目标要求职业教育院校不能完全照搬国内同类职业教育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即必须培养具有差异的专业型人才。职业教育院校一方面必须根据区域产业发展水平确定职业教育目标和层次,如果职业教育目标高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显然导致培养出的人才难以适应地方企业的需求,如果职业教育目标低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则会导致培养出的人才不能胜任企业的工作,同样无法提供相应的人才支持。职业教育院校另一方面必须根据区域产业结构确定职业教育目标,根据不同类型的区域产业培养不同的专业人才以满足不同企业的需求。以IT产业为例,如果某地区经济以IT产业为主导,那么职业院校应将培养目标集中于IT人才的培养,而非脱离实际产业结构需求着重培养其他方向的人才。第二,优化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方式要求职业教育院校必须根据职业教育院校的特色、区域经济结构特色以及专业人才需求特色确定相应的人才培养方式。职业教育院校的人才培养方式也包括很多种,包括理论与应用相结合、课堂与实践相结合、模仿与创新相结合以及专业与综合相结合。同样以IT产业为例,如果某地区经济以IT产业中的准则设计与理念更新产品为主,那么职业教育院校首先需要注重学生理论基础的培育,其次适时地将理论培养与实践培养相结合。然而,如果某地区经济以IT产业中的大数据或云计算为主,那么职业教育院校必须采取模仿与创新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式。即一方面要求职业院校学生模仿先进的大数据或云计算技术,另一方面要求学生在模仿的基础上寻找相应的漏洞进行创新。因此,只有通过优化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才能从根本上破解人才支持困境,从而提高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的人才支持水平。

2.2多方面加强外部经济因素对职业院校的对接力度

破解经济对接困境则要求多方面加强外部经济因素对职业院校的对接力度,从而提高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功能。外部经济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的财政扶持、企业的资金支持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经济支持等方面。首先,在政府—院校—企业三方合作机制中必须以政府财政扶持为导向,通过政府财政扶持从总体上把握职业教育的水平以及方向。其次,以企业资金扶持为主要内容,由于企业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参与主体,因此企业对于职业教育的扶持水平直接决定了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的程度和规模。最后,以社会经济支持和职业教育院校自身发展为保障,其他诸如行业协会或行业团体对职业教育的扶持同样重要,是政府支持和企业扶持的补充与发展,虽然外部经济因素对职业教育院校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但是在此过程中职业院校也必须设计合理的合作框架,合理配置不同种类、不同规模以及不同要求的经济支持因素。职业教育院校需要设计合理的资金使用方案,并且严格实施审计的活动,保证最大化各种外部经济因素的效用。同时,职业教育院校也必须逐步建立现代教育体系,通过战略规划和现代教育管理等手段逐步与国际职业教育水平接轨,学习先进的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对接方法并付诸实践,从而摆脱经济对接困境。

2.3多维度提升职业院校的科研能力与经济服务能力

除了破解人才支持困境和经济对接困境,职业教育院校还需要多维度提升其科研能力与经济服务能力破解协同机制困境。提高职业教育院校的科研能力是提升其经济服务能力的前提和基础,而提升其经济服务能力是科研能力提高的深层要求。首先,提高职业教育院校的科研能力要求职业教育院校在设计人才培养目标时就必须将科研评价纳入人才培养体系,并且通过改善科研条件、提供科研场地以及加强科研实训等方式提高职业院校学生的科研水平。其次,只有在保证科研能力的基础上,通过经济服务能力这个关键连接点将区域经济和职业教育两者进行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互动自反螺旋效应。也就是说,区域经济和职业教育的协同机制必须首先保证职业教育的人才支持功能以及区域经济的经济对接功能,进一步通过经济服务纽带促进区域经济和职业教育协同路径的构建,关键点在于其经济服务能力与科研能力和区域经济实际协调统一。

3结语

本文从人才支持困境、经济对接困境以及协同机制困境三个方面分析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动困境,在此基础上探索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路径,即优化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多方面加强外部经济因素对职业院校的对接力度以及多维度提升职业院校的科研能力与经济服务能力。因此,着重提升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路径有利于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转型以及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人才动力。

作者:芦婷 单位: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丁金昌.高职教育“双层次多方向”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J].中国高教研究,2011(06).

[2]刘松莉.我国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发展对策[J].中国商贸,2009(05).

[3]林克松,全.职业教育均衡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互动的体制机制构建[J].教育研究,2012(11).

实体经济发展困境范文第4篇

1.1研究区概况本文所选6个片区(大兴安岭片区、燕山-太行山片区、吕梁片区、秦巴片区、武陵片区以及乌蒙片区)大致围绕在胡焕庸线周围(图1).胡焕庸线不仅是中国人口的地域分界线,也与半干旱区和半湿润区分界线、地貌区域分界线、文化景观分界线均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合,因此本文将胡焕庸线作为选择研究区的重要参考.研究区共249县,涉及14省53市,这6个片区中,大兴安岭片区、秦巴片区、吕梁片区为重要生态功能区,余下3片区为生态环境脆弱区,在生态环境方面均有代表意义;从扶贫开发的角度考虑,从14个片区中选择不同区位条件下的研究区能更有代表性地表征全国贫困的状况;从数据源的角度考虑,针对贫困片区的贫困核心综合监测指标更具权威性和代表性.

1.2数据来源及预处理本研究采用数据包括研究区基础地理数据与社会经济数据.基础地理数据主要有研究区多年平均降水量千米格网数据(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信息共享中心的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www.geodata.cn)、1∶10万土地利用数据、分辨率90m的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国家1∶25万基础地理数据中的县界及河流数据;社会经济数据来自研究区所辖各省、市统计年鉴以及国务院扶贫办2011年片区监测数据,包括人均可支配收入、贫困发生率、地方生产总值、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和总人口等.以上空间数据在使用前经过了投影变换、地理配准、重采样等数据预处理.

1.3研究方法

1.3.1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是根据特定的目的评价生态环境的优劣程度.由于地理现象在空间上是连续分布的,不受行政单元的限制,故在评价生态环境质量时选择千米格网作为计算单元,从而得到空间上具有连续性的生态环境质量分布.而经济贫困的统计指标通常按行政单元统计,因此以县域为单元对网格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输出.在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时,考虑到6片区覆盖国土面积较大,生态环境特点各有不同,如果根据每个片区的特点分别选取指标有失统一与客观;同时,指标体系不同,在进行片区间横向比较时的可比性不够合理,对其空间特征分析及后续机理分析都会造成影响.另外,大尺度研究区侧重于生态环境质量在研究区范围内空间分布特征的连续变化,而以环保部《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T192—2006,下文简称“规范”)[27]为主的指标体系更具有普适性,可以评价跨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但如果完全沿用“规范”给出的指标体系,则存在如下问题:1)污染类指标通常是以行政单元统计,本文采用网格对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空间化过程中要加入许多社会经济数据,将大大增加结果的不确定性.2)各个片区存在的污染源可能并不相同,而本文重点关注恶劣生态环境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污染类指标对总评价结果贡献不大.3)污染类指标虽然可以侧面反映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但由于耦合对象之间要保持相互独立性,如果在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中加入经济指标,会对后续耦合结果的客观性产生影响.综上,本文结合生态贫困内涵,从生态环境的自然属性出发,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遵循指标体系建立的科学性、实用性、系统性等通用原则,参考《新纲要》[1]中生态扶贫监测指标与任务,建立了以“规范”为基础、针对连片特困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体系(表1).根据“规范”[27]给出的定义,生物丰度指数指单位面积上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在生物物种数量上的差异,间接地反映被评价区域内生物丰度的丰贫指数;植被覆盖指数指被评价区域内林地、草地、农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5种地类的面积占被评价区域面积的比重,用于反映被评价区域植被覆盖程度.从二者定义中可以看出,生物丰度指数与植被覆盖指数的二级指标虽然有部分重复,但这些基础指标在指数计算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完全不同,并且不同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之间没有线性关系,因此部分二级指标的重复并不影响评价结果.在指标的权重设置中,二级指标沿用“规范”[27]中定义的权重;为反映贫困地区的特点,4个一级指标选择层次分析法赋权,为了削弱主观影响,在专家打分的基础上,又参考了“规范”[27]中原本的一级指标权重.其中,水网密度指数参考“规范”[27]中选用的归一化方法,没有二级指标的权重.

1.3.2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贫困的耦合在贫困指标的选择上,通过查阅各市统计年鉴与国务院扶贫办2011年片区核心经济监测数据,本文选择经济贫困综合指数来集成贫困核心监测指标———贫困发生率、地方生产总值等,同样使用AHP法计算权重,得到经济贫困综合指数指标:贫困发生率为0.38,人均地方生产总值为0.08,人均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为0.08,农民人均纯收入为0.23,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0.23.经济贫困综合指数以式1的形式进行计算.经济贫困指数虽然是表达贫困程度,但考虑到结果以正向数值进行分析表达较为便利,即经济贫困综合指数越大,标志着经济发展情况越好,越不贫困,因此对负向指标(贫困发生率)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其为正向.系统耦合度原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致协同的现象[28].在我国通常使用协调发展模型[29],基于变差系数的思想,来衡量两个事物之间发展的同步关系.前文所得EI与贫困综合指数存在量纲的差异,并且考虑到原始计算值可能会存在区分度不大的现象,因此本文采用标准化后的排名计算二者的耦合协调度,以此评价二者发展的同步性及整体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式中:C为耦合度;T为生态贫困与经济贫困综合评价指标;D为耦合协调度;f(x)为代表标准化生态环境质量排名;g(y)为标准化经济贫困综合指数排名;K为调节系数;α和β为待定系数.由于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开发需要协调发展,所以此处视为同等重要,取α=β=0.5,k值取3用以增加可区分度.C只能反映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贫困的耦合程度,即二者的发展同步性.实际上,耦合度C相等的两个对象,发展程度可以相差很远.为了同时反映二者总体发展水平的高低,此处再引入耦合协调度D反映整体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

1.3.3空间特征分异分析为反映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贫困耦合程度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首先,本文计算了空间自相关系数,用以检验某一要素的属性值是否显著地与其相邻空间点上的属性值相关联[30].其次,在0~1之间,C值越大,表示协调发展程度越好,因此借鉴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类型分类体系[31],结合研究区特点,将研究区内249个县的协调发展类型分为4大类(表2)8小类,再概括为两个协调发展大类,用以体现协调发展和衰退失调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再根据生态环境质量和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差异将其分为6种差异类型(表3),并将二者差距在0.1以内时视为同步.

2结果与分析

2.1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由图2可以看出,在研究区中部及南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高于北部,秦巴、武陵及乌蒙3片区生态环境质量优于吕梁、大兴安岭和燕山片区.根据片区EI得出,片区生态环境质量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乌蒙、武陵、秦巴、燕山、吕梁、大兴安岭.

2.2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的分布从图3可以看出,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均大致表现为南高北低,个别县市二者有差异,这类县市的情况是二者的排名在249县中相差不多,协调程度高,但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因此耦合协调度低.由表4可知,6片区249县中,可达勉强协调发展及其以上程度的占53.4%,即协调发展型和衰退失调型基本各占一半,但环境经济同步型仅占14.1%,表明在此6片区经济环境几乎不能协调同步发展,2.8%的县甚至环境经济共损.

2.3空间分异特征

2.3.1空间自相关与聚集效应对耦合协调度D求空间自相关系数(MoranI),得到MoranI值为0.36,即D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自相关性,说明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贫困综合指数在空间上的协调发展程度分布是有规律的.从图4可以看出,耦合协调度在研究区东北部呈现出低值聚集,在中部呈现高值聚集;研究区中部大于零的Z值集中,东北部小于零的Z值集中,进一步表明了连片特困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贫困在空间上呈现出东北部耦合度低、越向中部耦合度越高的趋势.

2.3.2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贫困耦合空间分布特征6片区中衰退失调严重程度由北向南逐渐降低,秦巴片区、武陵片区边缘严重程度高于片区中部,乌蒙片区东部衰退失调程度高于西部;吕梁片区和大兴安岭片区呈现整体衰退失调,燕山-太行山片区大部分地区衰退失调,中部、东部和南部个别县市协调发展.大兴安岭片区、吕梁片区和燕山-太行山片区中环境落后型占主要部分,秦巴片区和武陵片区经济落后型居多,乌蒙片区两种类型数量大致相等(图5).6片区协调发展类型与协调发展差异类相差比较明显,将优质协调发展型、良好协调发展型、中级协调发展型合并为协调发展型,得到6片区协调发展型比例分别为大兴安岭片区0、吕梁片区23%、秦巴片区67%、乌蒙片区48%、武陵片区58%、燕山片区65%,协调发展程度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秦巴片区、燕山-太行山片区、武陵片区、乌蒙片区、吕梁片区和大兴安岭片区(表5).将环境受损型与环境滞后型统一为环境落后型,经济受损型与经济滞后型统一为经济落后型,得到6片区环境落后型比例和经济落后型比例分别为:大兴安岭95%、5%,吕梁片区39%、44%,秦巴片区36%、41%,乌蒙片区43%、46%,武陵片区24%、60%,燕山片区48%、31%.环境发展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武陵片区、秦巴片区、吕梁片区、乌蒙片区、燕山片区、大兴安岭片区;经济发展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大兴安岭片区,燕山片区、秦巴片区、吕梁片区、乌蒙片区、武陵片区(表6).只比较各省落在片区内部的部分,重庆、黑龙江、吉林、内蒙四省区环境落后型占绝大部分,甘肃、湖北、湖南和云南省则以经济落后型为主要类型,其他省各类型各占一定比例,经济环境共损型仅出现在贵州省和山西省内.从各省区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差异类型可见,甘肃、黑龙江、吉林、内蒙和云南省以衰退失调型为主,河南、湖南、陕西、四川省和重庆市以协调发展型为主;贵州、河北、湖北、山西四省虽然几种类型相差不多,但进一步细分可以看出贵州、湖北两省属衰退失调型,河北、山西两省属协调发展型(图6).在县级比较中,部级贫困县协调发展程度明显低于片区县,并且以经济落后型为主(图7).片区县虽然衰退失调程度低,但是环境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

2.3.3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贫困耦合空间分布特征从图5和图8可以看出,衰退失调型沿胡焕庸线大致从东北到西南的分布为:大兴安岭南麓片区,燕山片区内蒙乌兰察布市、东部丰宁县与围场县、南部阜平县与涞源县,吕梁片区绝大部分地区,秦巴-武陵-乌蒙三片区西部甘肃陇南地区、中部巫山山脉一带、南部昭通地区以及毕节地区.另外,沿大兴安岭山脉、太行山脉、秦岭山脉、巫山山脉、雪峰山山脉以及黄河在山陕交界的干流两侧的落后类型大致相反.衰退失调型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发展较好的县市包括:大兴安岭片区阿尔山市,燕山-太行山片区丰宁县、围场县、阜平县和涞源县,秦巴片区甘肃陇南地区,武陵片区恩施地区、遵义地区,乌蒙片区昭通地区.这些地区有些是生态环境质量基础比较好,有些是承担着生态建设的任务,如天然林保护以及退耕还林等工程.阿尔山市是全国人口最少的城市,森林覆盖率超过64%,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95%,位于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蒙古草原和科尔沁草原的交汇处,生态环境质量基础好.燕山-太行山片区的4个县内有多个部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质量本身比较好,而且自然保护区禁止开发,少有人类干扰.甘肃陇南地区地处西秦岭东西向褶皱带发育的陇南山地,是全省境内唯一的长江流域地区,森林茂密,素有“陇上江南”之称,全区自然生长的树种多达1300多种,野生动物300多种,中药材1200多种,生物多样性丰富.恩施地区有巫山山脉、武陵山脉及齐跃山脉组成的山地,森林覆盖率近70%,有着全国罕见的部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等多处自然景观区,生态环境质量良好.遵义地区森林覆盖率为50%,是国家森林城市,加上近年来一直大力改善流域植被,同时境内有野生和常见的高等植物2009种,占全省稀有动植物资源总数的93.3%.昭通地区地处云南省东北部,居于云岭高原与四川盆地的结合部,独特的地势形成了大山包、黄连河、铜锣坝、小草坝等独特的自然景观;因地形、地貌、气候、土壤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有高等植物1025种,草场植被资源1604种,同时有数十种珍贵野生动物,鱼类113种;同时,昭通地区还有大关黄连河景区、罗汉坝原始森林片区多处自然保护区与自然景观区.衰退失调型地区经济发展较好的县市包括:大兴安岭片区除阿尔山市外其他县市,燕山-太行山片区内蒙乌兰察布地区,吕梁片区榆林地区,秦巴-武陵-乌蒙三片区川渝地区、贵州毕节地区.这些地区基本都有可以带动经济的因素,有些地区受到经济圈、经济走廊等经济结构的影响,有些地区有矿产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大兴安岭片区除阿尔山市外其他县市经济发展主要受到东北经济圈、东北工业基地、大庆油田以及哈大齐工业走廊影响,同时,作为粮食基地与畜牧业生产基地带动经济发展,大兴安岭部分片区土地资源丰富,耕地面积占片区总面积的31%,并有铅锌铝、石油等矿产.乌兰察布地区与包头、呼和浩特相邻,是内蒙东进西出的桥头堡、南联北开的交汇点,区位优越,交通上是进入东北、西北、华北三大经济圈的交通枢纽,是中国通往蒙古、俄罗斯的重要通道,受经济圈与交通要道的影响,经济发展好于片区内其他地区.榆林地区资源丰富,地处呼包银榆经济区、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工业发达,资源储量大,组合配置优秀,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川渝地区同时受到大西南经济圈、西三角经济圈、成渝经济圈的影响,经济发展优于周边地区,而毕节地区不仅受到大西南经济圈的影响,同时是成渝经济区-毕节-贵阳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承担着成渝经济区、黔中经济区的辐射与对接功能.

2.4对比分析为了验证本文大尺度6片区研究方法与结果的科学性,与前人的研究对象———小尺度吕梁地区、研究方法———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贫困相互耦合关系[32]、研究结果———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协调性发展水平的相关议题进行对比分析.

2.4.1研究方法对比与前人研究相比,虽然研究分析框架类似,但不同尺度研究区中的指标体系与赋权方法均不相同,这两种存在的合理性大前提是6片区大尺度研究区不仅跨行政区,而且跨不同气候类型、地貌类型以及其他自然条件类型,从生态环境定义出发难以做到指标完整合理;小尺度研究区虽然既包含了贫困县,又包含了非贫困县,但自然条件与经济结构基本统一,从生态环境的定义出发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价更有地域代表性,因此二者均是合理的.从指标选择上看,6片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标框架选择了环保部颁布的、全国范围内适用的规范,结合研究目的,对规范原本的5个指数若干指标进行删减与补充,最后建立了4个指数、17个指标的指标体系;经济贫困指标选择了核心贫困监测数据,对于贫困区来说更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吕梁片区从生态环境质量的含义出发,针对吕梁地区典型生态环境特点,从生态环境包含的5个方面出发,建立了5个方面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经济贫困指标选择了单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以体现区域实际水平.

2.4.2研究结果对比从耦合结果的图面展示看,无论是生态环境质量、经济贫困、耦合结果还是空间聚集的空间分布特征,大小尺度研究区的研究结果从高低分布上基本一致.从6片区的分区统计中选取吕梁片区的数据与吕梁单片区的数据进行比较(表7),结果表明,各类型数值纵向比较虽有差距,但整体横向趋势比较一致,只有同步型和共损型的高低相反,大尺度研究区内同步型比例高于共损型比例,小尺度研究区内同步型比例低于共损型比例.由表8可知,严重衰退失调型与中级协调发展型数量没有变化,1/5的轻度衰退失调型变为严重衰退失调型;1/4的中度衰退失调型变为濒临衰退失调型,1/8的中度衰退失调型变为勉强协调发展型;其他各类型均为不变或者变为紧邻级别.衰退失调型共16县,15县衰退失调,1县变为协调发展;协调发展型共4县,2县协调发展,2县变为衰退失调.从表9可见,环境受损型与经济滞后型不变,同步型1/2变为经济滞后型,1/2变为共损型;1/6的经济受损型变为经济滞后型;1/3共损型变为经济受损型,1/3共损型变为经济滞后型,其他类型不变.

2.4.3差异分析与解释导致以上结果的原因一是在小尺度研究区内,为了对比贫困县与非贫困县之间的区别,加入了36个非贫困县参与研究[19],即小尺度研究区内进行标准化等数值处理是在贫困县与非贫困县之间进行.而大尺度研究区内所有县都是片区县,所有处理与分析都是在贫困县之间进行,因此在计算结果上会有差别,这也说明了生态环境与经济贫困的相互关系在贫困地区与非贫困地区确实存在差别.二是由于耦合计算时为了增加区分度选择排名作为耦合对象,而不是传统的以真值为对象进行耦合,在不同的指标体系与权重计算下,得到的量算值稍有偏差就会影响排名,因此造成后续计算结果的不同.不同尺度的研究结果对于连片特困区来说都可作为扶贫开发政策制定的参考依据,决策者在以片区为单位、考虑不同片区整体发展时可以兼顾两种尺度下的政策建议,仅考虑片区内部协调关系时则可以小尺度的政策建议为主.

3结论

实体经济发展困境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有;油田;安全;效益;市场开发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背景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40年来,在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发展中,生态环境问题逐渐凸显出来。70年代我国农村地区出现水体污染问题,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对应的整治保护法律法规,成立了国务院环保小组,并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及时地针对水体污染的环境问题作出了相应对策,但是由于水体污染问题范围广,程度深,所以它也一直存在着;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其自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共同影响,出现了城市污染转移农村、乡镇企业污染、水土流失、水污染及生态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环境问题,政府召开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了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方案并计划促进城乡一体化的一些措施,及时有效地应对了出现的环境问题;20世纪90年代大力推行以增产为核心的农业发展战略,提出了“高产、优质、高效”的农业发展方针,不断加大农业开发强度,能够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大量现代农业生产投入――化肥、农药、农膜等得到了广泛应用,畜牧养殖业的规模化水平和生产总量也不断提高,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逐渐显现并呈恶化趋势;在2000年至今的时间中,农村环境的状况仍然不容乐观。有一直存在的水污染、农膜、农药污染、畜禽养殖污染等问题,也新增加对农业环境的综合整治,开设了农村环境保护资金并鼓励发展农业循环经济。

二、走生态经济之路的理论意义

(一)生态经济的定义:生态经济具体是指在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范围内,改变已有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挖掘一切可以利用到的资源潜力,发展一些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建设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通过实行“循环经济”原则,使得一次生产过程中产出的污染物变为另一次生产系统的生产原料,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

(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只有彻底响应国家号召,保护生态环境,走生态经济发展之路,中国才能屹立于世界之林。

三、走生态经济之路的实例

(一)山西省现代林业发展之路:山西是北方果品的主产省,像汾州核桃、稷山板枣、交城骏枣、太谷壶瓶枣、万荣橘蜜柿、平顺花椒等,都为众人所知。2009年11月20日,面对山区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较差的现状,山西省提出发展核桃、红枣、仁用杏、柿子、花椒等五大干果经济林基地,加快林业第一产业发展的思路。现代林业将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新途径。

现代林业与地方经济建设和农民脱贫致富紧密结合,与重点生态工程项目建设紧密结合,是促进经济林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山西的干果经济林要走转型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之路,生态富省,产业富民。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提供工作岗位,给人民带来富裕美满的生活。

(二)承德的风力发电:由于一次性能源越来越少,价格趋势走高,国际上对可代替的再 生能源加快了开发利用速度, 在有条件的贫困地区发展以风力发电为动力的生态经济。可以尽快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依靠发达地区的落后产能淘汰到贫困地区,从而实现经济的增长的再污染的现状。承德市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山区,主要依靠旅游业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失去了很多经济发展的机会;为了解决这种现状,承德市在围场,丰宁等贫困地区大力发展风力发电,这样既增加了承德市生态经济的收入,同时与旅游业发展相辅相成,互相映射,形成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

四、走生态经济之路的未来前景

(一)生态经济之路的战略

加强贫困地区生态建设。在等地开展草原生态奖励补助试点,组织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实现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实施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实现石漠化综合治理与产业发展、扶贫开发结合。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加快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大天然林保护、湿地保护与恢复、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力度,维护生物多样性。

(二)生态经济之路的意义

1、它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资源和环境是我国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保障。我国贫困地区资源相对不足,人均占有量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造成过量消耗资源,生态严惩破坏。资源和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制约着我国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走生态经济之路,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才是促进我国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平稳较快持续发展最有效的途径。

2、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必须有资源和环境作保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五、结论

中国进入21世纪以后,多个方面都已经达到了到世界强国的水平,但是随着国家贫困线的提高,未来的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仍将只多不减,最新公布的部级贫困县微做调整,但数量未变,所以如何使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仍然迫在眉睫。为此我们开辟了一条新型发展之路,即走上生态经济发展之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环境想协调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1]张笑兰.发展农业生产与保护生态环境[J].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1986,2(3): 32-33,58

[2]郭士勤,蒋天中. 农业环境污染及其危害[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1981(00): 24-25

实体经济发展困境范文第6篇

关键词环京津贫困带;生态;贫困;博弈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3-0057-06

2005年8月17日,由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中首先提出了环京津贫困带的概念,指出:“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存在着环绕河北省的24个县(区)组成的贫困带,贫困人口达180.4万人”[1]。这份报告引起了我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巨大震惊,由此国内开始对环京津贫困带的贫困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和研究。查询中国文献数据库,关于环京津贫困带相关问题研究的文献共有536篇,其中以环京津贫困带为题目的仅有88篇。纵观这些文献,学者们主要从宏观层面深入探讨了环京津贫困带的贫困现状、原因与发展对策,普遍认为自然与人为因素是造成环京津贫困带贫困问题的根源[2-5],提出了建立生态经济区、跨区域生态补偿制度、旅游扶贫、政策扶持等经济发展对策[6-8]。从现有文献来看,目前有关环京津贫困带贫困问题的研究视野较单一,就“贫困”而论“贫困”居多且研究方法多为宏观论述。在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重点战略并进入实质推进阶段背景下,有学者称:“如果把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比作木桶,环京津贫困带则是木桶上最短的那块木板”。因此,关于环京津贫困带的研究需要深入拓展。

本文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从环京津贫困带的生态―贫困耦合关系为切入点,试图通过理论分析与博弈演绎,从而寻求造成当前发展困境的原因以及探讨京津冀大区域生态―经济―减贫协同发展的共赢模式。环京津贫困带范围为《中国连片特困区发展报告(2014~2015)》中“燕山―太行山”片区与原环京津贫困带(24个县区)重合的22个部级贫困县:包括承德地区的承德县、平泉县、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张家口地区的宣化县、张北县、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蔚县、阳原县、怀安县、万全县;保定地区的涞水县、阜平县、唐县、涞源县、望都县、易县、曲阳县、顺平县。

一、环京津贫困带贫困问题与生态环境现状分析

(一)环京津贫困带贫困现状分析

自2005年环京津贫困带概念被提出到现在,环京津贫困带的贫困问题依然很严峻。如图1所示,以2005年物价水平为基年,可以得出:2005~2014年,环京津贫困带人均GDP、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河北省平均值、北京市和天津市同类指标相比,其绝对差距呈持续拉大的趋势,自2012年起绝对差距增速有所降低;目前,环京津贫困带人均GDP与天津市的差距最大,2005年天津市人均GDP较环京津贫困带高出29 916元/人,2014年绝对差距增长至64 985元/人,9年期间差距拉大了一倍有余,年环比增长速度平均为9.1%;环京津贫困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北京市的差距最大,2005年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较贫困带高出5 117元,2014年绝对差距增长至10 583元,9年期间差距翻了一倍,年环比增长速度平均为8.5%。

为了更好地比较环京津贫困带县(区)的贫困差距问题,如图2所示,以2005年物价水平为基年,取京冀边界两侧县区(北京市的房山区、密云县、延庆县和河北省的怀来县、丰宁县、涞水县)相关指标作对比来看:2005~2008年,京冀两侧县(区)人均GDP差距持续缩小,随后2008~2010年出现大幅上升并超过2005年差距水平,且2011年后京冀两侧县(区)人均GDP差距基本维持在15 382元左右,较2005年差距拉大了19%;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看,2005~2013年,京冀两侧县(区)收入差距呈现缓慢拉大的趋势,2013年较2005年收入差距拉大了34%。

综上所述,环京津贫困带与周边地区收入差距没有缩小,反而呈现不断拉大的趋势,已陷入了缪尔达尔所述的“贫困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环京津贫困带贫困问题的严峻程度不容忽视。

(二)环京津贫困带生态环境质量现状分析

根据《2005-2006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9],环京津贫困带多分布于燕山和太行山区,处于半干旱和半湿润过渡气候带,属沙化、石化严重的生态脆弱区,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退化,有效耕地面积不足30%。环京津贫困带除属于典型的生态脆弱区外,还是京津重要的水源保护区和生态屏障区。因此,受生态保护压力,据调查,自“九五”期间开始,环京津贫困带实施了国家“退耕还林(草)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稻改旱”、“21世纪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工程”等,环京津贫困带关停企业多家,承德仅潮白河流域先后禁止的工业项目就高达800多项,每年造成利税损失达10亿多元。经政策性治理,环京津贫困带近年来生态环境状况良好,2015年,如图3所示,河北省生态环境良好的县区中80%以上均属于环京津贫困带区域(2015年河北省环境状况公报)。2014年,张家口市和承德市被国家列入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二、环京津贫困带生态―贫困耦合关系的逆EKC曲线解释

反映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或人均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早期最著名的研究成果当属20世纪5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曲线)。EKC曲线如图4所示,说明国家或区域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生态环境质量不断下降,当到达某个临界点如图中L点后,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生态环境质量逐步改善。然而,随着区域性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发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是解释经济与环境、贫困与生态关系的普适定理,特别是生态脆弱区域,出现了生态性贫困的逆EKC曲线特征。生态性贫困的概念源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在1987年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穷人为了生存被迫过度使用环境(自然)资源,而他们对资源的过度开采进一步导致贫穷”[11]。如图4中所示,生态脆弱区域往往生态环境敏感性强、自然调节和恢复能力较其他区域差,生态脆弱^域经济发展中,人均收入或经济发展水平还远未达到临界点L前即L0点,其生态环境已达到了承载临界点即E0点,经济发展在EKC曲线上的X0点出现了逆向反转,生态环境的恶化抑制经济发展,人均收入降低,贫穷进一步促进当地居民加剧对生态资源的索取,进而进一步导致生态环境质量大幅下降,区域陷入了生态环境质量下降与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即X0点沿着虚点曲线向原点逆向发展。

环京津贫困带是我国典型的生态脆弱区,20世纪90年代已显现出明显的X0拐点特征。现今之所以没有陷入生态环境与贫困的“双困”境地,而是呈现出生态环境良好、当地居民贫困加剧的特殊情况,其原因是:环京津贫困带生态性贫困除具有生态脆弱区典型的“生态抑制性”特征外,近些年来更重要的是受京津生态保护压力作用而导致的“生态保护性政策致贫”的特征,表现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上为:EKC曲线上自X0点沿曲线倒退发展的特殊情况,其实质是以抑制当地经济增长来换取生态环境质量的被动模式。当今,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背景下,环京津贫困带是影响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最短的那块木板,解决环京津贫困带生态贫困问题势在必行,而根本路径如图4所示,必须要实现X0点向右上方向的彻底逆转即虚线所示,即最终达到维持一定良好生态环境质量水平上,人均收入能够持续增长。然而,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本文将构建导致环京津贫困带生态贫困现状的地方政府间、居民主体间的进化博弈模型,来分析造成环京津贫困带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关系现状的原因,进而探求破解方法,实现该区域减贫、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共赢。

三、环京津贫困带“生态保护性政策致贫”的主体博弈分析

本文选用进化博弈模型,进化博弈模型属于有限理性博弈模型,与大多数约束条件为完全理性的博弈模型相比,更符合人们在现实决策活动中的实际行为模式,能够分析有限理性博弈方组成的群体成员的策略调整过程、趋势和稳定性。

(一)京津冀地方政府间非对称进化博弈分析

假设地方政府的决策受政府官员群体策略的影响,政府官员个体为有限理性人。河北省环京津贫困带地理位置上处于京津上风上水的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压力大,河北省政府在贫困带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问题上拥有“治理环境”和“不治理环境”两个策略,而京津政府在“搭便车”和“生态补偿”策略间进行选择,博弈模型如表1所示。

表1中,河北政府选择治理环境策略的收益为w1,不治理环境策略的收益为w2,由于监管和治理环境需要付出成本,因此,w1l2。很容易可以看出,在一次博弈中,河北政府和京津政府都有严格优势策略,博弈的纳什均衡为:不治理环境,搭便车。为了更好地反映博弈方的长期博弈趋势与特点,以下使用有限理性进化博弈模型来具体分析。

假设在河北政府官员群体中,有比例为z的博弈方采用策略1,比例为1-z的博弈方采用策略2;京津政府官员群体中,有比例为r的博弈方采用策略1,比例为1-r的博弈方采用策略2。河北政府博弈方的策略1和策略2的期望收益分别为u1e和u1d,平均收益为u1。京津政府博弈方的策略1和策略2的期望收益分别为u2e和u2d,平均收益为u2。因此,期望收益和平均收益分别为:

u1e=r×w1+(1-r)×(w1+a)=w1+a-ra

u1d=r×w2+(1-r)×(w2+a)=w2+a-ra

u1=z×u1e+(1-z)×u1d=z(w1-w2)+w2-a-ra

u2e=z×l1+(1-z)×l2

u2d=z×(l1-a)+(1-z)×(l2-a)

u2=r×u2e+(1-r)×u2d=z(l1-l2)+l1-a-ra

由此可得河北政府博弈方和京津政府博弈方的复制动态方程分别为:

■=F(z)=z(u1e-u1)=z(1-z)(w1-w2)

■=F(r)=ru2e-u2=r(1-r)a

首先,分析河北政府官员群体的复制动态方程,当■=F(z)=0时,复制动态方程是稳定的。由于w1w2,可通过减少w2收益或增加w1收益达到。近些年,环京津贫困带“生态保护性政策致贫”的现状正是通过外力强制减少w2收益所导致的,在政治地位不平等下,京津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通过对河北省地方政府施加惩罚压力,迫使其对环京津贫困带进行生态环境治理,这种被动性短期进化稳定策略在长期是不可持续的。

其次,分析京津政府官员群体的复制动态方程,当■=F(r)=0时,复制动态方程是稳定的。由于a>0,因此r=1是进化稳定策略(ESS),说明京津政府官员群体受地方利益至上驱使,在任何环境下均倾向于搭便车行为,根本不会有对环京津贫困带进行生态补偿的动机。

(二)环京津贫困带居民群体对称进化博弈模型

假定居民群体间是无差异的,构建环京津贫困带居民群体对称进化博弈模型如表2所示。

居民群体有两种类型:节约环保型和非节约环保型。节约环保型居民注重生态环保,不过度破坏资源与环境,非节约环保型正好相反。居民群体A采用节约环保和非节约环保的比例分别为r和1-r;居民群体B采用节约环保和非节约环保的比例分别为z和1-z。同时,鉴于环京津贫困带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α

u1=z×α+(1-z)×α=α

u2=z×β+(1-z)×β=β

u=r×u1+(1-r)×u2=rα+(1-r)β

■=F(r)=r(1-r)(α-β)

分析h京津贫困带居民群体的复制动态方程,当■=F(r)=0时,复制动态方程是稳定的。由于,α0,即α>β。

(三)博弈分析结论

经过以上进化博弈分析,总结分析结论如下:

第一,在京津冀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现实情况下,京津地方政府长期不会有对环京津贫困带进行生态补偿的动机。在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下,河北省地方政府的长期稳定策略是不进行强制监管和治理环京津贫困带生态环境,而近些年来的强制性治理措施是由于京津冀地方政府间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外部(中央)政策性施压造成的w1-w2>0下实现的被动短期进化稳定策略均衡,这种策略均衡在强烈的河北省地方政府原稳定策略(z=0;不治理)下是不可持续的。只有通过实现增加w1收益下即河北省采取治理环境策略后的收益高于不进行治理的收益才能实现主动性长期稳定策略即进行环境保护和治理的策略。

第二,环京津贫困带居民群体在目前人均收入水平下不具有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其长期稳定策略为非环保型居民类型。近年来,在“退耕还林(草)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稻改旱”等政策性压力下,以惩罚性措施降低当地居民β收益促使环京津贫困带居民遵守保护环境的政策,这种进化稳定策略同样是被动的、短期的和不可持续的。只有通过有效提高居民节约环保策略下的α收益,才能实现r=0(非环保型群体)向r=1(环保型群体)的进化稳定策略转变。

第三,只有实现河北省地方政府w1收益和环京津贫困带居民群体α收益增加,才能最终实现京津冀生态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这是解决环京津贫困带贫困与生态环境关系困境的根本路径,而实现这一路径的关键是要打破京津冀三地政府不平等的政治地位以及各自为政的地方管理观念,需要京津冀大区域政策的顶层设计和协同发展。

四、解决环京津贫困带生态―贫困关系困境的对策

由以上分析可知,环京津贫困带概念自2005年被提出到现在,区域居民的贫困问题不但没有改善,贫困差距反而呈不断加深的发展趋势。环京津贫困带生态―贫困的耦合关系与一般生态脆弱区生态性贫困的特征不同,表现为经济发展低水平阶段上EKC曲线逆向倒退发展模式特征,即随着经济倒退和贫困加剧,其生态环境质量逐步提高。经博弈分析,这一现状的实质是“生态保护性政策致贫”的主体间博弈后所达到的被动性短期进化稳定均衡,在长期发展中是不可持续的。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环京津贫困带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的困境关系,实现生态、经济与减贫协同发展,提出以下对策:

(一)破除小区域个体理性、构建京津冀大区域政策性顶层设计机制

环京津贫困带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其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是京津冀大区域的共同课题,是决定“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最终能否顺利实现的最短木板。然而,博弈模型告诉我们,在京津冀地方政府政治地位不平等、地方利益个体理性下,京津地方政府没有对环京津贫困带进行生态补偿和合作发展的动机。因此,要解决环京津贫困带不公平的“生态保护性政策致贫”的现实问题,必须构建突破小区域个体理性的京津冀大区域政策性顶层设计机制。然而,虽然我国于2014年8月成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但目前仍以三地政府领导协商会议为主,“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顶层政策设计与统筹仍待进一步加强。理论与现实经验证明:只有根本性形成“中央统筹”、“地方合作”、“利益共享”的协调运行机制才能突破京津冀区域发展的难题,这是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关键和重中之重。

(二)认识生态资本,规划区域生态资本运营战略

从人类对资本的认识次序(生产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生态资本)上来看,生态资本是人类对资本认识的深化和高级形式,生态资本是在自然资本概念基础上更加强调生态环境质量有价。只有深刻认识生态资本、规划环京津贫困带生态资本\营战略才是解决该区域生态―贫困关系的根本出路。一方面,加快规划环京津贫困带生态资本的产业战略,应根据环京津贫困带生态资本存量的分类划分基础上具体制定,包括如生态农业及有机食品产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生态建筑和房地产业、生态文化产业等;另一方面,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取得实质性进展,明确界定环京津贫困带水资源产权,确立水资源定价机制,实现公共资源有偿使用与保护治理。

(三)加强区域教育资源建设、提高居民科学知识水平

现实中,贫困与教育往往是高度相关的,教育通过提高居民的知识水平,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资源节约与社会稳定。环京津贫困带必须加强区域教育资源建设,除正规的升学教育外,还应切实发挥村委会、居委会、街道办等机构的知识教育与宣传作用,采用公益性知识普及讲座等形式,提高当地居民科学知识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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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陈烈,孙海军,张素蓉.基于低碳经济的环京津贫困带发展模式研究[J].发展研究,2012(6):46-48.

[9] 景体华.2005-2006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80-202.

实体经济发展困境范文第7篇

关键字:贫困 可持续发展 策略

一、我国农村贫困基本现状

我国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保持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在改革开发之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一日千里,但是农村的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目前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约260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大约为2%,这是中国国家贫困线。而如果根据国际上每人每日支出不足一美元即为贫困人口的标准,按照世界银行最近的估计,目前中国约有1.35亿人还处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相当于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些贫困人口是中国今后要建设小康社会,达到总体小康水平的关键的人群。虽然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重视农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农村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2011年11月,中央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扶贫对象规模大,相对贫困问题凸显,返贫现象时有发生,贫困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以下简称连片特困地区)发展相对滞后,扶贫开发任务仍十分艰巨。…我国扶贫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人口众多,底子薄,生产力发展落后,发展不均衡等,这都将会是长期存在的,贫困问题将是一直存在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遇到的问题。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缓解和消除贫困这是一个费时费力的过程,是我们必须解决和面对的问题。

根据资料显示,我国贫困的农村主要指的是西部农村地区,这也是制约西部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障碍。西部农村贫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西部农村地区贫困范围广程度深,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物质贫困,还有精神的匮乏。首先,贫困范围广。据统计在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中,西部农村占据了大部分。其次,贫困程度深。贫困的西部农村地区主要是生存性的贫困。所谓生存性的贫困主要是指贫困的人口缺少生产的物质条件,更不用说再生产,他们难以维持简单的农作物生产。生活不能自足,最根本的温饱问题都不能有效解决。据统计现实我国现在有3000万左右的绝对贫困人口,西部地区就占了五成。最后,文化教育业发展滞后,导致西部地区总体人口素质低。教育事业的落后是当地人民素质低、思想观念落后的主要原因。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低于全国各地,很多本应该在学校读书的孩子却早早的开始步入社会。有的甚至已经结婚或嫁人,本应该在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却已经早早的成家,过早的担起了家庭的负担,从而使农村的文化结构呈现低文化或者无文化的现状,进而影响自身的发展,思想观念的落后,贫困就成了一种必然结果。

第二,贫困人口大规模的减少,返贫困人口增多。贫困的人口大部分集中在西部地区,他们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地质条件和环境的恶劣,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所以他们是依靠老天爷吃饭,丰收的时候他们就脱离的贫困,遇上收成不好的时候他们就再次成为了贫困人口。根据对贫困地区农户的调查了解,返贫的人占到了三成左右。

第三,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中。我们国家除了汉族之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由于社会历史等各方面的原因,多数的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落后,文化教育落后。据统计,到2012年少数民族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4个自治区,16个自治州和38个自治县。我国少数名族自治县的总数为348个,其中有257个被纳入了国家贫困地区。少数民族总人口数占了全国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是3000万绝对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占据了百分之四十。

二、农村贫困的基本原因

(一)宏观方面的因素

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大自然给了他们优厚的自然条件,丰富的资源、宽广的地域,这都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西部地区不利的一面:交通的不发达,环境的恶劣,农作物难以生存;落后的基础设施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开展;落后的文化和卫生事业,使得西部地区人们心灵知识的匮乏,饱受病魔的折磨;传统体制根深蒂固,改革和竞争的意识落后。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导致了我国的西部虽然拥有好的资源条件,但是仍然落后于我国其他经济地区的发展。这样在解决西部农村地区贫困问题存在着很大的阻力,这是西部农村地区发展落后的宏观因素。

(二)实际情况

本文具体分析一下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恶劣的自然环境,迅速增长的人口,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过度的开采自然资源,这都是导致西部地区贫穷的主要原因。西部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利,而且自然环境而列,生态严重破坏,根部不具备农作物生长的条件;再加上基础设施少之又少,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单一;人口增长速度快,人口素质低下,而当地的农业产量根本无法供应人口的数量,这就会自然的导致了当地人们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不合理的开发土地,破坏生态环境,这样西部地区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由于贫穷人们毫无节制的开发资源滥用土地,毫无节制的滥用资源导致生态破坏,这又会加重人们的贫穷。所以如何利用西部丰富的资源合理的开采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成为了解决西部贫穷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可持续发展与农村贫困问题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发展的全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传统的发展模式以牺牲生态环境和不合理的利用资源来实习经济的片面增长,忽视了环境和生态、经济及社会的协调发展。而实际的情况是生态环境的破坏、环境的污染、资源的浪费等,又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主旋律,在这个前提下寻求经济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的增长方式从原来传统的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此减少经济发展对生态坏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可持续发展还要求消除两极分化,它强调的是公平和公正的观点,否则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也会走不通。总之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就是保护环境,实现环境、资源和经济的协调发展,从人口、资源、和经济的相互之间的关系之间,寻求最佳的发展方法,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资源,控制人口。可持续发展对解决贫困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贫困问题制约贫困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每一个时代下的可持续发展都需要以全阶层的共同利益为前提,可否行之有效地降低贫困人口的数量,进一步缩小人与人收入间的差距,将会给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及社会内部关系的良性化带来重大影响。贫困是农村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的障碍。

第一、从生态环境上看。贫困地区的人口大部分生活在的生态环境都遭到严重的破坏,没有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农作物的产量就会下降,这势必会加剧当地人们的贫困。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到,贫困地区人口增长较快,在人口迅猛增长的情况下,贫困地区的人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很那摆脱贫困的现状。在贫困的农村地区传统的耕作在国民经济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人们依靠的是简单的劳动力和传统的耕种技术,小块的土地,落后的技术,匮乏的资本,人口的压力等这都迫使人们采用极端的方式寻求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就导致了贫困地区绿化面积的退化,水土的流失,土地沙漠化等。

第二,从资源上看。可持续发展着眼的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也可以理解成现在和未来的资源优化配置。但是对于贫困的地区来说,他们追求的是当前经济的发展,所以可持续发展对他们来说没有吸引力,在他们看来他们当前的生活都保障不了,又如何估计未来的发展。由于存在这种想法,他们不断的掠夺资源,最终导致的是资源的浪费。

第三,从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看。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于全国的其他地区,这不仅仅是环境和资源的问题,还涉及到几千万人的温饱问题,这很容易导致社会问题。并且少数民族大部分集中在我国的边境地区,这也会影响国家的安定和团结。因此贫困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那么则会对整个贫困地区甚至是整个社会的稳定造成严重的影后果。总的来说,贫困的存在严重的制约可持续发展政策的进行。

(二)可持续发展道路是贫困地区一条积极有效的道路

第一、控制人口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举措。控制人口增长的速度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控制人口逐步实现人口和环境、资源之间的平衡,这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核心。这就要求在贫困地区积极的宣传教育,坚持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转变农村传统的观点,降低人口出生率,从而减轻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压力。

第二、提高人口素质。反贫困不仅仅是为了让贫困地区的人们有衣穿有饭吃,还要从思念上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所以对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的培训和传授是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另一个关键。增加对贫困地区人力资源的投入,努力提高当地人们的文化素质,切实的加强教育,提高贫困人们的受教育程度,让农民能够掌握先进的耕种技术,从而转向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管理的创新上来。

(三)促进经济发展是消除贫困的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解决平贫困的关键也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所以贫困地区必须寻找一条有效的经济发展之路来解决贫困。

第一、以农业为基础。农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贫困地区人们脱贫的关键。因此,必须加大贫困地区农业基础设施,改善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引进先进的技术,可以通过课堂授课的方式或是实地教育的方式,将最新的适合贫困地区的农耕技术传授给当地的农民。总之,依靠科技技术来提高农业的生产年效率是解决贫困地区吃饭问题的关键。

第二、因地制宜发展种植业。因地制宜的发展种植业是贫困地区脱贫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成效最明显的途径。贫困农村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重点发展适合本地种植的农作物已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贫困地区重点发展种养业,增加贫困地区人民的收入,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种植品种,提高质量和产量。因地制宜离不开好的生态环境,只有一个好的环境才能促进当地农民的种植业的发展。

第三、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对于有市场的有优势的农产品,可以朝着产业化的方向发展,采取大片的规划建设,从而形成规模,延长产业链,让有优势的农产品成为有特色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也成为该地区的产业支柱。

(四)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消除贫困问题的重要手段

众所周知导致贫困地区贫困的主要问题就是对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解决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必须将保护生态环境和合理利用资源相结合。采取必要的措施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大力的倡导当地的农民发展生态农业和环保型的农业,合理的利用自然资源。但是不能盲目的发展,还是要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当地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特点,制定合理的资源开发计划,彻底的改变传统的耕种方式,促进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进行,同时可持续发展又会解决当地农民的贫困问题。

四、结束语

农村贫困是制约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障碍,贫困问题涉及到人口、生态、社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的重大问题。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正确处理好发展和人口、资源、生态的关系,控制贫困地区人口的数量,加强教育,提高人口的整体素质,保护生态环境,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减缓并消除农村贫困问题这是耗时较长的过程,这就要求在贫困地区全面的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较少西部和东部县城之间的差距,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因此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协调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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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N].人民日报,2011(1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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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慧.新时期西部地区贫困问题研究[J].地理研究,2011,(4):489-497

实体经济发展困境范文第8篇

关键词:贫困地区;农村;集体经济

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村级组织服务功能、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推动农村各项社会公共事业大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发展壮大贫困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增强贫困地区农村集体经济活力,对于促进贫困地区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巩固农村基层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共同富裕和农村现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贫困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

(一)农村集体经济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

由于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过程中集体经济的生产资料几乎全被“分光”,从而导致目前农村集体经济出现“空壳”,拥有农村集体经济的村子寥寥无几,即使是在拥有农村集体经济的村子,其集体经济也是规模不大、效益不佳,在整个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很小。

(二)农村集体经济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有限

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村基层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农村基层组织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的管理组织。目前,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的“空缺”,农村基层组织很难拥有“富裕”的资金来为村民办些诸如修建村道、整治河道、修建文化书屋、修建体育设施等实事,也无力发展诸如免费教育、医疗、保险和各种救济等

多项公益和福利事业,也无力从根本上消除由贫富差距拉大而潜伏着的不稳定因素,不能确保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共同富裕的实现。农村基层组织不仅使其自身的威信、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大降低,而且往往造成干群关系紧张,长此下去甚至还将会动摇我们党的执政基础。

(三)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困境

目前,农村集体发展滞后面临困境主要表现为:一是农村集体经济生产发展的基本生产要素严重匮乏,农村集体经济做不强、做不大;二是基层各级政府重视不够,在政策和金融等方面缺乏有效的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缺乏持续性;三是农村集体经济竞争力不强,人才匮乏,管理、设备、技术严重落后。

二、贫困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分析

1、对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认识不够。各乡镇往往只强调村干部的带头致富作用而忽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没有认识到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2、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要素匮乏。贫困地区农村几乎所有的村都把土地及生产资料分给了农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不仅缺少土地这个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且农民也不愿把其他生产要素投入到集体经济组织中来,生产要素的匮乏极大地限制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3、村干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意识淡薄,普遍存在“等、靠、要”思想,主动寻找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能力不强。

4、缺乏对农村集体经济多样化发展的探索。在一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存在着决策不科学、创业观念淡化、忽视市场经济规律、产品科技附加值低、竞争力弱等现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往往是束手无策。

三、发展壮大贫困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的具体措施

“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是新时期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一项新任务,要发展壮大贫困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就必须因地制宜、准确定位、科学规划,探索出一条适合贫困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一)提高认识、加快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农村集体经济是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主要经济成份,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和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实践证明,

农村集体经济对推动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大发展,加快农村小康社会建设,巩固农村基层政权,确保社会稳定、实现共同富裕和农村现代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了,才能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才能真正兑现为民办事的承诺,基层党组织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农村基层政权才能得到巩固;才能带动大部分农民致富,实现农村的全面小康建设,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到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担负起组织、引导、支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核心作用。

(二)以联产承包经营为核心深化农村集体经济改革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坚定不移地长期坚持。同时,为适应新形势要对农村集体经济不断改革,进一步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明确如何提高农村集体经济效益,如何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的职能和作用,用改革的手段加快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三)营造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

贫困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困难重重,很重要的原因是现行政策环境有待完善,这就要求我们优化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环境。一是把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纳入当地整体经济发展规划,常抓不懈,一抓到底;二是建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责任制,签订责任书,明确责任和奖惩措施,把乡镇领导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情况纳入工作实绩考核内容;三是制定扶持和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各相关部门要在财政资金、土地使用、银行贷款、税收优惠、结对帮扶等方面,按照各自职责,为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提供积极有效的服务,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和政策环境。

(四)以市场为导向选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子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要善于运用市场经济规律,创新优化经营机制,更新观念,拓宽思路,按照“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农则农”的原则,结合各村实际,寻求适宜发展集体经济的路子。贫困地区农村区位条件差异大,在选择发展路子上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鼓励集体和农户以资源、土地、资金等入股,发展股份合作经济;根据当地资源与市场需求,进行资源开发型发展,通过培植农业“龙头”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增强村集体的服务意识,引导农民围绕本村优势发展经济,组建行业协会,引导农民闯市场。

四、结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农业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巩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以及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实体经济发展困境范文第9篇

【关键词】交通运输业;生产质量;区域发展;服务形式;地区环境

交通运输经济是我国目前流通经济领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当下经济迅速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交通运输在生产经济领域里不但能够提高资金的运转速度,而且通过自我积累增进交通运输经济的能量传递。交通运输的消费领域既可以增加相关产业的收益,也可以改善民生。同时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交通运输经济也起到了推进作用。在新形势环境下,交通运输经济也面临着各种考验,通过改善解决,保证交通运输经济的不断发展。

一、交通运输对经济的作用

交通运输作为基础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进步非常重要。交通运输将消费、分配、生产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保证我国经济的稳步发展。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人民对物品流通产生了依赖和需求,使交通运输占据了重要位置。对于生产条件的完善,交通运输作为服务和生产的关键枢纽,要进行不断的完善和进步。社会经济区的运输需求,只有通过交通运输业来满足,为人民提供贴心完善的服务。交通运输通过提高运输质量,改善各个区域的经济连接,有效的组织乘客,安全进行货物运输等,并且极大地满足人民对交通运输的各种需求。交通运输对经济起到了推进作用,因为它可以组织各个地区的经济,通过相互联系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

二、新形势环境下交通运输经济面临的困境

(一)生产质量面临的困境

交通运输的安全问题是社会关注的重点。对于公路、铁路等运输环节发生的重大交通事故,频繁出现的货物运营事故,使人民对交通运输经济信任降低,从而影响消费者的购买信心,导致交通运输经济下滑。所以,首要解决交通运输的生产质量问题。提高运输质量,保证货物的准确到达,降低危险因素,从而提高全民经济的发展。

(二)发展区域面临的困境

从目前经济发展角度看,交通运输方式采用以功能区为单元的发展形式为主要趋势。在这种模式中,交通运输承担着物资流通的责任,所以在功能区要提供更多优质、人性化的服务。但是受到国民经济形式的影响,导致交通运输业面临成本、范围和规模经营的形成等问题,造成发展区域的困境。如果不能优化交通运输的发展途径,将会抑制我国经济的发展,让交通运输业面临难以解决的技术瓶颈。

(三)服务形式面临的困境

随着我国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优质生活,关注生活品质。交通运输业要针对消费者的行为和心理提供个性化、人性化的服务形式,通过这种形式直接看出居民的生活态度。但是实行这种服务形式,仍然受到各方面资源的制约,尤其是对成本控制更是面临着困境。在新形势环境下,我国交通运输服务体系还存在很大问题。出现服务形式的困境,让交通运输业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一成不变的服务模式还会受到与同行业的竞争影响,大范围缩减了交通运输业的效益。

(四)地区环境面临的困境

影响交通运输发展的最大原因就是地区地势环境问题。我国很多地区是山地和丘陵地势,在这些地区中进行整修,不仅要求技术含量,而且对成本的要求也非常高,工程量巨大和资金投多都是在地区环境中面临的困境。而且在新形势环境下,我国交通运输业的资金也存在很大问题,成为遏制交通运输业经济发展重要原因。

三、新形势环境下交通运输经济面临困境的改善措施

(一)生产质量的改善措施

将科学技术手段运用在交通运输中,提高运输的生产质量,发挥科学技术在生产质量的建设。降低交通运输事故发生率,提高消费者信任度,从而使经济稳步提升。通过对交通运输布局的优化,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功能,促进交通运输建设,要完善和保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生产质量,提高交通运输整体效益,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增强交通运输的准确和及时性。经济健康发展要建立在“安全第一”的观念上,这样才能保证交通运输业与社会共同发挥效应。所以在新形势环境下,要充分利用科学手段,促进我国经济的全面提高。

(二)发展区域的改善措施

交通运输经济实现持续发展的关键点就是控制成本。发展区域由于受到资金的局限无法扩展,所以首先要解决强化资金的成本控制。在目前形势下,由于物流营运的高成本导致交通运输业平均利润偏低,所以交通运输业要及时建立合理完善的财务管理系统,有效控制成本投入。提出减少行政性质收费,建立诉求通道,为交通运输业出现的困境提供渠道。财务管理是整个交通运输的“资金中心”,通过效益和预算进行资金监管,通过发展区域的方案和必要性,给予资金进行区域扩展,让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前景壮大起来,实现经济发展目标。

(三)服务形式的改善措施

新形势环境下,消费者在经济发展中占有主导位置。在消费者角度,希望交通运输业能够提供人性化、专业化、完善的服务体制。为了保障社会经济效益发展,交通运输业可以适当设计人性化的服务,实现自身经济价值,获得消费者信赖。重点是服务模式要符合我国交通运输业的现状,因为各种条件制约,不可能大范围、大规模实行个性化服务。

(四)地区环境的改善措施

因为我国地区环境的特殊性,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地势对交通运输经济的影响,但是可以通过建设交通运输道路网进行改善,合理建设高速公路,促进信息高速和道路高速的协调。通过加强交通运输网,调整交通运输形式。发展沿线城市交通运输情况,建设基础设施帮助交通运输顺利进行。增强货物的流动性,最大程度克服地区环境问题,大范围提高交通运输经济效益。

四、结束语

在新形势环境下,我国交通运输经济面临的各种原因困境,导致交通运输业发展缓慢。为了更好适应社会的整体发展,加强交通沿线布局、完善资金管理、提高生产质量的措施进行改善。交通运输经济发展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因此更需要引起重视,制定一套科学完整的战略发展体系,帮助交通运输经济发挥出关键作用。交通运输经济面临的困境需要及时得到解决和改善,改善交通的策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运用科学的管理模式,优化交通运输的困境,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让交通运输业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价值,保证交通运输经济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段睿.交通运输经济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5,18(1):187-188.

实体经济发展困境范文第10篇

1工业经济发展困境的原因

毋庸置疑,现如今,影响我国工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分为两种:一种是国际经济紧张的发展形势,另一种是国内政策收缩的环境,两者都会严重制约我国工业的发展。研究表明,工业发展情况与各地区工业经济自身的特征有关,同时与一些外部环境因素也有着必然的联系。相对来说,不管是国际环境的影响还是政府的调控,都会对我国工业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从部分地区的工业经济运行状态来看,对各地区的经济的发展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各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必须真正认识到导致工业经济发展困境的真正原因,只有这样才能快速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分析金融危机下工业经济发展的困境。

近年來,针对工业经济的运行环境来看,各地区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普遍都有相同的特点,一方面是在某种层次上工业经济的发展受到外部环境的挤压,除此之外在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除了这两点之外,具体还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自给能力与产品结构存在差异。与其他地区相比,相对来说资源严重匮乏的地区,在资源的来源上主要是靠经济市场提供。工业作为能源最主要的消费行业,如果存在一些地区自给效率比较低,那么这个地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工业经济的发展一定会存在困境。随着全球所有能源价格的上升以及国家将能源产品的价格不断地上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经济效益一定会受到挤压,导致工业经济利润严重地降低。当然,企业也可以将产品的价格提高后再传递给出品厂商,以这样的形式才能减少工业企业经营效益受到的侵害。但是,对于工业企业而言,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主要取决于工业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一些地区行业生产产品在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条件时,存在产品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小等现象。在整体上这些企业都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为了能在市场上加大份额,各地区的企业之间还会运用价格高低等竞争手段。在这样的状态下,工业企业很难将产品的价格再次上涨。

第二,企业中管理水平与技术水平存在的脆弱性。企业在市场上竞争能力不仅与企业自身盈利有关,在一定意义上与企业自身面对困境时的应变能力与挑战能力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工业经济中工业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竞争能力的高低完全取决于产品是否能长期地存在以及相关的盈利情况。关于企业中管理水平的高低,通常来讲,企业运营过程中有关管理水平的高低可以通过多方面体现,可以从资金的管理水平与资金周转方面来看,工业企业不具备较高的资金管理水平,针对企业周转资金的高低就可以看出企业运用资金的效率。而对于面临市场资金困难的情况来看,企业需要加强重视突破资金困难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企业的流动性管理水平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一些中小型企业而言,中小型企业主要依赖于内部的融资,因此,中小型企业更容易受到资金流动的约束。

第三,工业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能否获得盈利以及盈利多少与产品的技术含量有着极大的关系。在某种角度上来讲技术含量的高低将决定着产品的附加值。然而直接测量企业产品的技术含量并不容易,因此,人们总是利用新产品的销售产量与研发等指标进而得出结论。现如今我国工业企业能源总是处于短缺的现象,因此,我国在经过三十年的粗放式发展后,开始提出走集约型的发展道路,需要通过各种制约措施促进企业步入节约能源型的发展道路,其中包括资源能源价格的提高等。为了能够有效地降低经济活动对环境的污染,全面推进绿色社会环境,我国加大了治理环境污染的力度。无论是对于能源使用的提高还是加大治理环境污染的力度,对于工业企业而言,都会增加成本的使用程度。目前,企业自身在没有能力负担使用成本的状态下,自然就会面临经营过程中的困难。这意味着工业企业的结构如果不能实现转型升级,工业在发展过程中,遭遇困境是不可避免的。

2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确保持续增长的措施

随着我国产业升级的速度逐渐加快以及产业的转移,区域经济的外向度比较高,我国工业经济必须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进行转型,根据自身优势确定工业经济在全球产业中的地位,根据战略的角度掌握工业经济转型的方向。根据各地域内发展的不同,必须将工业经济的转型纳入国家区域发展的规划中,并且根据工业经济自身的特征来确定不同地域工业经济的转型方向。在这样的基础状态中,通过对各区域产业的转移来深化各地区的分工与协作方面的相关事宜,根据各企业之间的联系指引工业经济进行转变,以这样的方式有效提高工业经济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实现各地区之间相互协调地发展。在进行工业经济的整体结构实现优化时还需要合理地处理三次产业之间的关系,促进产业间的联动实现转型与升级,打破三次产业之间的隔绝现象,实现工业企业与其他行业合理地相互支撑,以此来有效地提高工业经济的竞争力。工业经济的转型与升级必须确保实行逐渐的转型升级模式,以此减轻工业经济的结构转换造成的社会影响,在一定的层次上确保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合理处理方式,实现各行业之间相互协同的效率。因此,这一轮工业经济转型过程中,转型与升级的基本方向就是高附加值产品,技术升级是实现工业转型与升级的有效途径,从而有效地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

3结论

综上所述,在当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经济的转型与升级是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必然过程。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下,我国的工业经济严重地下滑,相关的产业也呈下降的趋势,相对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就业压力非常大,因此,在这样的情势下,国家应当颁布一系列措施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工业经济稳定增长,才能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为把我国建设成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参考文献:

[1]黄中伟,孙伯良,董富华.基于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国产业发展与制度创新思考——2009《中国工业经济》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J].中国工业经济,2009(9):137-144.

[2]李永友.金融危机下的工业经济发展困境:内因抑或外因——基于浙江、江苏、广东和山东四省工业经济的比较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9(3):18-28.

[3]张志远.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金融监管以及金融风险的博弈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3.

[4]唐艳.后危机时代安徽中小企业金融支撑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3.

实体经济发展困境范文第11篇

一、五大发展理念的内涵诠释

(一)五大发展理念,要求渝东北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

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前提,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全面”的重要保证。协调发展要求必须统筹区域、城乡、精神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市委四届三次会议强调,“应该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的突出位置”,坚持经济与生态建设两手抓,齐头并进共同发展。连片扶贫工作是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发展任务之一,贫困正成为阻碍渝东北地区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该地区集中了全市最多的贫困人口,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35%以上,每年各区县都要拨付巨额财政用于扶贫,影响经济建设进程。此外,扶贫中的高山生态搬迁,不仅可以帮助高寒地区农民脱贫致富,还可以减少山区人口荷载,从而减轻人为对自然的侵害。因此,脱贫不仅促进经济建设,而且还有助于生态文明建设,从而实现经济与生态建设的协同发展。

(二)五大发展理念,要求渝东北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共享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的。渝东北各区县在谋划发展策略时,不能只注重生态而不发展经济,必须正确认识经济与生态两者关系。黄奇帆市长曾经在渝东北渝东南工作座谈会上强调“重庆目前仍然处于欠发达阶段,渝东北和渝东南这两大片区相当于‘重庆的西部地区’,各区县必须始终把发展作为自身的第一要务,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工作”。因此,渝东北各区县在发展时要特别注重保护生态环境,但在这一过程中绝不能放慢发展甚至不发展,只有经济发展壮大起来,才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才能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三)五大发展理念,要求渝东北实现人与自热的和谐共生

绿色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渝东北在实践中必须顺应自然的客观规律,以渝东北的本身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不已消耗环境为代价谋发展;积极发展节能产业、环保产业,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在日常的考核中,各区县党委应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严格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二、全面小康的内涵及渝东北建成全面小康面临的困境

(一)正确认识全面小康的核心内涵

党的十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小康社会的标准和内容在不断变化和升华,最终发展成全面小康。全面小康重在全面,其核心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覆盖人群的全面。全面小康首先要体现在人群的广泛性上,国家最初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那么现在全面小康就是要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区域,不分地域,而中国还有广大的贫困地区和庞大的贫困人口,据统计,中国贫困人口在2014年共有7017万,有些贫困地区还没有满足基本的温饱,更谈不上全面小康,显然这离建成全面小康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建成全面小康的关键在于解决贫困人口。

2、涉及领域的全面。全面小康不是简单的指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达到了怎么的标准,而是指整个社会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全面小康。其中经济建设就是要保持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各地区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不能只要环境而不注重发展;社会建设就是要全面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重点在大幅减少贫困人口;生态文明建设就要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上有所突破。全面小康领域中的全面核心就是重在统筹经济和生态建设,两者协调发展。

3、覆盖区域的全面。全面小康不是某个区域达到小康,而是指覆盖全国范围的小康,既要包括东部沿海,也要包括中部和广大的西部地区,只有建成包括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小康才是全面的小康;全面小康不仅指城市居民的小康,还包括建成广大农村群众在内的小康。因此,只有平衡好东部沿海富裕地区与中西部落后地区、城乡之间的差距,才能建成覆盖全面的小康。

(二)渝东北建成全面小康面临的难题

实体经济发展困境范文第12篇

关键词:青海藏区;精准扶贫;实践难题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扶贫战略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重要历史使命,是树立和贯彻共享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和艰巨任务。青海藏区要坚决打赢“十三五”扶贫开发攻坚战,必须牢牢把握扶贫开发的着力点,做到精准发力、综合施策、大力推进、务求实效。

减贫与发展是反映经济转型、社会进步的一面镜子。认识和掌握贫困化发生机理、演化特征及分布规律,是制定扶贫规划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区域发展滞后、经济建设落后、生态环境脆弱、公共服务滞后等因素,一直是青海藏区居民贫困问题的所在。

一、精准扶贫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

1.多种贫困类型并存。按照国内专家学者的划分,贫困主要分为环境恶劣型、优质资源短缺型和积弱型三种类型。其中,环境恶劣型贫困是因自然条件恶劣、灾害频发、高寒缺氧等因素造成的;优质资源短缺型贫困是因为科技教育、城镇化、工业化、人力资本、融资能力等软资源短缺所致;积弱型贫困是因为历史原因和环境因素导致的经济起步晚、基础差,加上文化素质低、技能缺乏、观念落后等因素造成的贫困。综合来看,青海藏区三种类型的贫困同时存在,且相互叠加,造成了贫困的复杂性、多元性和广泛性,也给扶贫攻坚带来不少困难。

2. 扶贫政策贯彻落实的困境。由于工作繁琐、审核把关难度大,监督机制不完善,对扶贫公平的重视程度不够,出现“伪低保户”、“伪贫困生”问题。加之低保退出机制不健全,一些陷入困境的群众无法及时纳入低保保障,而一些已经脱贫的低保户中仍然有继续领取低保补助的现象,虽不是普遍现象,但也暴露出原行扶贫政策的一些弊端和缺陷。侵占了真实贫困人群应享有的权利,剥夺了有限的扶贫资金,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精准扶贫基于对以往扶贫工作的反思,其提出精准识别、帮扶、管理和考核的内涵,是新时期中国扶贫工作的重要机制。不过,从该机制的地方实践看,其面临着多方面的困境,须多方努力,做好政策的贯彻落实,如此才能更好地推动扶贫工作。

3.贫穷必定有贫困的根源。贫穷是因也是果。在广大贫穷落后地区,因为没有钱,就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无法脱贫;因为贫穷,儿童失学甚至辍学;因为贫穷,人们的生产生活难以抵制自然灾害的破坏和影响;因为贫穷,不少群众看不到希望,精神萎靡、一蹶不振……陷入贫穷的恶性循环中。贫穷也是青海藏区发展迟缓的又一原因。

4.面临结构性贫困的挑战。结构主义是贫困研究的传统之一,社会结构不平等与制度排斥性是贫困生产的动因,强调公民权利建设以及国家福利制度的完善。在长期的过程中,村庄内的人口已经有了结构性的分化,这种分化就产生了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贫困人口不光存在于经济层面的,更是健康、知识、思维和能力层面的。如果我们以村庄为观察背景的话,我们会发现:贫困户在全村农户的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利于地位,他们生产资料匮乏,家庭劳动力不足,身体健康状况不佳;从知识结构上看,他们的知识积累普遍与社会资本非常有限;从政治结构上看,多数贫困户不是党员,不是村民代表,更不是村干部,他们没有公共话语权,也缺乏参政议政的权利意识。也就是说,贫困人口在经济结构、知识结构和政治结构上都处于不利于发展的状态,所以仅仅通过给予一定的资金是很难将他们从贫困的深渊中拉出来的。因此,精准扶贫应该不仅仅在经济层面给予帮扶,而且在教育、技能和思想观念等方面进行帮扶,只有这样才能拔掉“穷根”。

二、对策建议探析

辩证的来看,青海藏区也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和潜力,为脱贫致富提供了现实可能,主要表现在:贫困人口比例虽高,但总人数并不是特别庞大,方便各项扶贫政策的贯彻落实;自然环境虽然恶劣,但太阳能、水能、风能等清洁能源资源丰富,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现实可能;拥有阿尼玛卿雪山、黄河源头、年保玉则、高原风光等独特的自然旅游资源,以及藏传佛教宗教文化、格萨尔诗史、红军沟等得天独厚的文化旅游资源,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除享誉全球的名贵中药材冬虫夏草外,大黄、贝母、鹿茸等中药材资源也较丰富,为中藏药产业开发提供了先决条件;优质新鲜的牦牛肉、羊肉和牦牛奶制品资源极为丰富,且品质好,还有“零污染、零添加”的优质饮用水,为绿色食品深加工行业崛起提供了必要条件;西部大开发、国家支持藏区发展等政策相继出台,以及游牧民定居工程、林权制度改革、草原生态补偿奖励机制等惠民工程相继实施,青海藏区近年来一直是众多优惠和扶持政策覆盖较为密集的区域;经济发达城市持续对口支援,从资金、技术、人才等各方面给予扶持,成为青海藏区经济快速发展、实现脱贫致富的坚强后盾。因而,仅仅靠制度扶贫和资金的投入,无疑是扶贫思想上的“形而上学”。反贫困的进程需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良好三者共同推进,三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协调,需要国家、地方、个人三方面共同努力,也需要内生力量与外力共同作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共同推动反贫困进程。那么,针对扶贫开发现状以及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探索精准扶贫的对策建议。

1.改革不良习俗。改变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虚心向先进的地区学习,吸收先进文化精华,改良本地区传统传统文化,使之适应时代要求、发展需要,逐步形成发展的内生力量。如果将扶贫资源视为不劳而获的福利,则既可能助长等、靠、要的传统观念,产生高福利养懒的变异行为,又有可能发生权利寻租、资金滥用等腐败现象,应在外力的帮助下,实现地方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创新扶贫制度。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扶贫工作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由经济性扶贫向开发性扶贫转变,由扶持贫困地区向扶持贫困人口转变,通过不断实践,已形成相对合理的扶贫机制。在保留原扶贫制度有效做法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适应国家新的扶贫政策的转变,结合青海藏区的实际情况,重点从扶贫的组织形式、资金投入和使用机制、年度扶贫目标考核、救济的进入和退出机制等方面入手,正确处理好扶贫与救济、扶贫与开发、区域扶持与个体扶贫等各方面关系,进行必要的反贫困创新,激励低收入阶层生产积极性,确保贫困户得到应有的帮扶,进一步提高扶贫工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扶持后续产业。针对生态移民的隐性贫困问题,继续加强对生态后续产业的扶持。多方筹措资金,保证合理使用,延长后期扶持时间,增强扶持活力。在资金的使用上,除针对移民生产生活的直接帮扶以及基础设施完善和功能配套建设外,更要明确资金的合理分配,加强资金监管,科学使用,对涉及移民后续产业、推动青海藏区经济发展的经营性项目,按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和市场经济规律,实行有偿使用,可作为重点产业的贷款贴息,可作为高新技术项目的股东投资,可作为落户青海藏区的企业优惠,也可作为移民小额项目及移民再就业工程的补助,为移民后续产业的继续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4.加快经济发展。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科学认识优势和不足,以加快旅游业发展为突破口,绿色食品深加工、清洁能源开发为重点,加快农牧业生产科技投入为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集约化水平,突出生态效应,更加注重民生,配合当前实施的游牧民定居工程、林权制度改革、扶贫开发、草原生态补偿奖励机制等惠民政策,坚定不移的走特色经济发展道路,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让包括低收入人群在内的广大群众能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为脱贫致富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

5.基础设施建设。青海藏区贫困地区一般来说,水利设施薄弱且严重老化,电力和通讯设施落后,主干道网络尚未形成,成为影响脱贫致富的一大障碍。要在加强公共服务、改善贫困地区“软环境”的同时,根据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保护环境、协调推进的原则,统筹区域交通、水利、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整体规划、重点倾斜,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力度,加快构建连通内外、功能配套、安全高效、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体系,从根本上改善贫困地区“硬环境”,逐步做到水、电、路、气、房和环境改善“六到位”,为贫困地区扶贫攻坚创造良好条件,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完善藏区基础设施建设机制,大力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互通互联、共建共享,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藏区公益基础设施建设,力求实现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基本公共服务主要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6.扶志扶智同进。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牧业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农牧业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各种新业态不断涌现,广大藏区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劳动力原有劳动技能远远不能适应改革发展变化的实际需要,必须进行有质量的系统技能培训。扶智重在扶教育。大力发展学前教育,确保实现义务教育,强化职业教育,使贫困地区的孩子绝不输在起跑线上,尽量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这是精准扶贫的根本大计。要着眼解决“有地方上学”的问题,进一步优化学校布局,该留的留、该并的并、该撤的撤、该改造的改造,确保把每所义务教育学校建成合格学校,并实现乡镇示范幼儿园全覆盖;要着眼解决“上得起学”的问题,实施贫困学生救助工程,率先从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让他们安心地接受教育。

7.构建扶贫格局。目前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互为支撑,拓展着全新的扶贫格局。从各方“单打独斗”到整合资源“握拳出击”,这也是精准扶贫的重要体现。从青海藏区实践看,在吃透当地情况的基础上,搞对症下药、靶向治疗,常常成效更加明显。以政府一元主体为核心的扶贫计划往往多依赖于行政力量,搞大水漫灌、一刀切,从而忽视市场与社会,群众不但没有富起来,大量的投入还打了水漂。精准扶贫全面提升了减贫治理能力和水平。治理和消除贫困,首先是政府的责任,应当实行政府主导,但一个良好的减贫治理结构,仅靠行政力量推动是远远不够的,还有赖于参与减贫的政府、企业(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社区(村)、贫困人口五个基本主体协作互动、各尽所能。这一方面要求政府放权,将一些权力下放给基层政府和社区,另一方面也要求政府提升减贫治理能力,善治、善主导,引领其他主体发挥作用。要开创多维联动的社会扶贫新格局,真正反映民情民心,将脱贫致富带入到寻常生活中。

实体经济发展困境范文第13篇

一、两大支柱发展理论概述

斯特恩提出的两大支柱发展战略的逻辑主线是:通过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贫困;通过赋予人民权力,提高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的能力以直接从经济增长中受益以及直接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护。两大支柱之间存在着互动互促的深层联系。良好的投资环境能促进增加人民获得更多机会所需改革的发生,而这些改革将赋予人民创造财富、掌握自我发展的能力。

斯特恩强调私人部门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赋予贫困人口权力从而促进他们参与经济增长活动。两大支柱发展战略的实质是一个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战略,倡导一种“亲贫”的经济增长,以实现真正的减贫。在此,贫困不仅指传统的收入贫困,还包括缺乏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缺乏基本教育和卫生条件的贫困人口根本不具备脱贫的能力。关注人类发展,如对人类卫生条件和人口寿命、教育和文化、人口规模和结构、性别平等以及社会关系等问题的关注,已逐渐成为发展的中心问题。但发展的最终目的决非仅限于此。对贫困人口而言,消除贫困意味着获得机会、权力和安全保障。斯特恩强调,发展是要“赋予人民塑造自身生活的能力”。因而,赋予贫困者自我发展、削减贫困的权力和能力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手段。

(一)改善投资环境

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不仅促进投资增长和经济发展,而且也是减少贫困的重要因素。斯特恩指出:动态的、良性的投资环境将促进生产效率的持续提高和更有活力的企业经营,从而形成投资增加经济增长贫困减少的良性循环。这是由于好的投资环境能把投资外溢效应和互补性最大化。当投资环境改善时,现存的投资变得更有生产效率,投资回报率随之增加,企业也更具活力,从而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而不是投资减少。投资本身带来的收益可能拉动更多投资,激发与之相关的上游和下游产业的投资增加。这会充分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并激励更多的投资者涌入。

中小企业对良好投资环境的需求尤其突出。私人部门不仅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是贫困人口就业的主要渠道。此外,世界上大多数贫困人口都在包括农场在内的中小企业里工作。通过搞活城镇和农村的中小企业,政府就可以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创收机会,并提高其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因此,发展私人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对减少贫困至关重要。斯特恩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成功发展的经验说明:农业生产率和农村收入的提高往往与非农就业的增加齐头并进,可以产生极大的减贫效果。

(二)赋予人民权力

由于并非所有的增长都是“亲贫”的,斯特恩指出,“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贫困”这一良性循环并不会自发地形成。发展还必须强调“赋予人民权力”这一支柱。此处赋权的内涵远远超越了一般经济学家所关注的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指增加社会包容,即赋予贫困者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

对穷人的赋权和投资的重心是在于如何通过提供教育和卫生服务以及增进社会包容来保证贫困人口积极参与到经济增长和发展活动中。斯特恩强调,对教育、社会保障以及群众参与机制是第二大支柱中三项重点。首先有文化的劳动力队伍不仅能在良好的投资环境中不断提高产出效率,而且还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从而巩固减贫的效果。斯特恩还尤其强调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这将增强妇女参与经济、决策、管理和政治的能力,并能更深层次地影响到整个经济和社会的运行。例如,实证研究表明:妇女受教育程度与人口整体健康水平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其次,社会保障被斯特恩认为是赋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的社会保障能帮助人们在面对经济动荡时做出正确的调整或者迅速从经济冲击中恢复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一国的对外开放会带来各方面的变革,正是社会保障使得这些改革更加平稳。第三,参与和融入到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中将为贫困者带来更多的基本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

二、两大支柱发展理论的积极意义和内在缺陷

二战之后,主流发展经济学理论经历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理论”、“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理论”以及世行倡导的以私有化、自由化为基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理论等的多次调整。与此同时,人类社会关于发展终极目标的认识也从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基本需求发展观”变化为阿玛蒂亚•森为代表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斯特恩在总结过年50多年发展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基础上,试图提出一个新的、适应现实需要的、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既包含了许多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有不少内在的缺陷。

(一)两大支柱战略中的积极成份

1.该战略强调促进经济增长对于扶贫的基础性地位。这是对近年来世行形而上学地强调直接扶贫而忽视全面经济增长观点的重要修正。

2.该战略肯定了基础设施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认为这是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世行以往片面强调政策改革等“软件”建设而忽视基础设施发展等“硬件”建设作法的一个改进。

3.该战略论证了教育在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妇女和女童教育的重要性,强调普及教育不仅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从而改善投资环境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保证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并从增长中受益从而摆脱贫困的有效途径。

4.该战略提倡通过改善政府治理、实现体制创新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这对于改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经济自我良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5.该战略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国际援助机构应该充分尊重受援国自主把握本国发展道路,制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应当说,这种舆论导向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掌握加快发展的主动权是有积极影响的。

(二)两大支柱战略的内在缺陷

两大支柱战略不乏真知灼见,可以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制定政策时的重要参考。但该战略也有不少内在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实现公平的、有利于穷人的增长需要第三大支柱,即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历史经验表明,国际经济是发展经济学最容易引起激烈争论的领域。历史上,这些争论主要集中在来自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收益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公平分配。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信奉自由市场经济,主张限制政府干预,推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但不少发展经济学流派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市场失灵,因此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必须对外国贸易和投资进行干预和调控,以克服市场失灵,促进经济发展。总的来说,以往的争论主要是围绕贸易政策展开,而今后的争论则将主要围绕投资、移民和技术转让进行。正如在国家范围内存在市场失灵一样,在全球层次也存在市场失灵。退一步讲,即使经济全球化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纯市场力量主导的全球化绝不能带来经济全球化收益的均衡分配。这一点从富国越富、穷国越穷这一简单事实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此外,由于经济全球化是由市场自发力量及新古典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所主导,各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能力大大受到限制,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更易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这一点已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多次金融危机所证实。因此,在全球层次上,改进国际经济治理,创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减少贫困的必要条件。今人遗憾的是,两大支柱战略在强调外部环境重要性、呼吁发达国家增加官方发展援助的时候,不能明确提出改进全球经济治理,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以从根本上在全球层次上抑制自由市场盲目自发的力量,改进全球化收益的公平分配。斯特恩崇尚自由市场经济,因此很难提出政府干预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斯特恩的前任,世行原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约瑟夫•斯蒂格里茨也是全球化的支持者,但他却非常重视经济全球化治理,在不同场合强调:全球化,如果管理得当,可以成为减少贫困的强大力量。

2.实现公平、有利于穷人的增长需要正确平衡市场和政府的作用,而两大支柱战略对这一关系缺乏明确的表述。市场和政府的相对作用自亚当•斯密以来就一直是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更是不同时期发展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斯特恩秉承了“小政府就是好政府”的新古典主义观点,在两大支柱战略中把政府作用限制在为私人部门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以及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等两个方面。但从实践上看,东亚国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除了注意为私人部门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外,不少政府还直接协调私人投资,甚至充当计划者和直接投资者的角色,为经济起飞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点世行在其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公共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研究报告中也是承认的。

斯特恩断言:一国经济越开放,增长就越快。但需要强调的是,从东亚外向型经济成功的经验来看,这些国家在实行开放的同时,广泛使用出口促进、进口限制及包括适度鼓励垄断的产业政策,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或者说,这些经济体在实行开放的过程中,政府非常注意采取保护手段,提高本国经济的竞争力,并不是放任市场的自由发展。斯特恩把中国作为以开放推动增长、减少贫困的“成功故事”,但耐人寻味的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至今仍把中国视做“非市场经济国家”。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特别是在缺乏一个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情况下,国家政府如何在促进经济发展,改善社会公平方面发挥作用,改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不足,仍是发展经济学必须研究的最重要课题。不能确定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互补关系,就不能制订正确的政策来具体构建两大支柱。

三、两大支柱发展战略对我国经济工作的启示

按照两大支柱理论所支持倡导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赋予贫困人口自身减贫能力是最基本的扶贫方式。这些能力的获得意味着穷人首先要有机会获得教育和卫生服务、享受社会保障服务以减少和防范参加经济活动的风险并有权参与影响自身利益的决策。两大支柱战略特别论证、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此外,该战略指出,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没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无法有效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因为这类活动往往是风险与机会并存。总的来说,两大支柱战略的政策含义十分清楚:普及教育和卫生服务,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是培育和解放生产力。从这种意义上说,两大支柱战略对于我国经济工作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要重视为私人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广泛培植税源,尤其是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增加就业,对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尤为重要。

2.在继续大力支持科技兴国政策,注重教育、科教投入的同时,应从解放生产力的高度出发,不断加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力度。

3.从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出发,注重为穷人提供公共服务,充分认识到这些投入与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一样,也是在通过“造血”的方式进行扶贫。

实体经济发展困境范文第14篇

[关键词]环京津贫困带-区域经济-政策建议

[作者简介]孟元新(1972-),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区域经济专业,研究方向:区域经济理论和政策。

2005年8月17日,亚洲开发银行与河北省政府公布了《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贫困带”一说。“环京津贫困带”包括:河北省与京津接壤的6个设区市的32个贫困县、在京津以北地区21个,京津以南地区11个,面积8.3万平方公里,涉及3798个行政村,人口272.6万,人均年收入不足625元,有一些县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比全国贫困县平均水平、西部贫困县都低,甚至与西部地区最贫困的“三西地区”(定西、陇西、西海固)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有些指标甚至比“三西地区”还低。2001年,环京津贫困带24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县均地方财政收入仅分别为京津远郊区县的1/3、1/4和1/10,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看,环京津贫困带24县与“三西”地区5个县相比,基本处于同一发展水平。 “环京津贫困带”提出后,立即引起了京津冀三方和国内理论界的高度关注。本文拟从区域经济理论角度分析“环京津贫困带”相关问题并提出相关区域经济政策思路,不吝请教于大家前辈和同仁。

一、区域经济政策理论回顾

(一)区域经济政策简述

区域经济政策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解决区域经济问题而制定的相关政策与措施的总称。根据制定区域经济政策的政府机构等级和适用范围不同,可以把区域经济政策分为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和地方经济政策两大类。国家区域经济政策指由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及其所属有关机构负责制定,通常适用于一国之内具有一些相同特征的特定地区。地方经济政策指由一级地方政府或特定被授予一定经济管理权限的地方政府负责制定,通常只适用于本地方政府所管辖行政区范围。区域经济问题可分为三类:落后、萧条、膨胀。落后常表现为:经济、社会、技术、人民生活水平都低,失业率高、教育文化不发达,可持续发展能力差等;萧条指经济状况曾经很好而现在由于种种原因陷入困境;膨胀指经济发展以较高速度达到一定水平时出现人口与经济活动过度集中、空间拥挤、主导产业技术含量下降、增长速度趋缓等现象。对应三类区域问题,问题区域一般也可分为三类:即落后区域、萧条区域、膨胀区域。根据制定区域经济政策的政府机构等级和适用范围不同,可以把区域经济政策的适用范围分为一国之内具有一些相同特征的特定地区和地方政府所管辖行政区范围两大类。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的目标一般分为三种:区域发展援助,区域协调发展,区域优先发展。地方经济政策目标一般较单一:为促进地方政府所管辖范围内的地区经济发展。

(二)解决区域经济问题的相关理论

1.极化-涓滴效应学说和中心-模型: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会率先在发展条件优越的区域发生,并对欠发达区域产生支配作用,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极化效应、回流效应和中心区向区的扩散效应或涓滴效应;因此,国家应当从多个角度干预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通过营造(不是改变)有利于扩散或回流效应的环境,加强发达地区的涓滴效应,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积累,缩小区域差距;同时,欠发达地区市场需求的扩大也有利于发达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

2.梯度推移理论:指出区域间存在经济与技术发展的梯度差异和产业与技术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扩散与转移的趋势,区域经济发展的兴衰主要取决于该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劣及转移,产业的适时转移是高梯度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当转移的趋势出现后,政府应制定适宜政策加以诱导,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合理的区域分工与合作能够提高区域内所拥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和福利。

3.输出基础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增长由输出部门的发展所决定,取决于区外需求的扩张,通过发展输出部门来积累资本,可以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按此推论,当一国政府采取相应的区域经济政策引导相关要素向特定区域集中,可以调整或优化该区域的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扩大区际联系,积极发展输出部门,促进其经济增长。

4.新增长理论:认为拥有更高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发达区域,因资本的收益递增将进一步加强它们最初的优势从而变得更富有,而那些落后区域由于人力资本缺乏而可能陷入贫困陷阱;技术进步是内生的,技术外部性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知识(或技术)与人力资本外溢效应的存在是经济持续增长不可或缺的条件;税收政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等政府政策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影响;政府对研究与开发(R&D)和人力资本投资政策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5.其他理论: 增长极理论主张在受援地区培植“增长极”,以此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 可持续发展理论主张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重视区域生态治理和综合规划;绝对优势假说认为区域应该按照其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去进行专业化生产和区域间交换;比较优势假说则强调各区域应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区域分工;要素禀赋假说解释了在自由贸易和生产要素具有替代性的前提下,各地区相对密集地使用其较充裕的要素生产产品,通过区际贸易,各自都可以获得比较利益,从而有利于消除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和提高整体福利水平;新竞争经济学家波特则指出产业集聚能够加快市场信息的交流,从而增强产业集群的活力,进而提高区域竞争力。

二、 国外区域经济政策实践分析

美国的田纳西流域和阿巴拉契亚、意大利的南方和西西里岛、日本的北海道等地区曾经是该国贫困人口集中和生态环境破坏比较严重的地区,美意日等国通过采取系列区域经济政策使上述地区消除了贫困,改变了区域生态环境,实现了良性循环发展,最终缩小了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其区域经济政策可概括为以下四方面:

1.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减免税收、出口退税、税收返还、加速折旧等方式,对受援地区的税收给予优惠。

2.财政补贴、补助、平衡政策:对边远、落后或低收入地区进行财政补贴,对在特定地区就业的人员提供补助,政府对在特定地区投资的企业提供补贴或优惠贷款,中央同地方以及地方政府间平衡财政收支,保障各地区生活水平相对平衡。

3.政府采购政策:通过分配政府的商品和劳务采购合同及研究与开发经费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4.产业与投资政策:中央政府对产业活动的投资和经营进行直接或间接控制,形成符合中央政府意愿的区域分工格局。综合分析观察以上发达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实践,其最大特点在于依法实施:依法建立区域开发机构,颁布法律规范区域经济政策体系的运作。

三、环京津贫困带成因分析

环京津贫困带形成的原因有历史因素、现实因素、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孤岛效应”和“空吸”现象。“大树底下不长草”,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吸附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索取远大于给予。首都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存在着一种“孤岛效应”,拉大了贫富差距。北京对天津和河北的聚集效应大于辐射效应,形成了“空吸”现象。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造成周边地区发展相对迟缓。

(二)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恶劣的沉重历史和雪上加霜的现实。 环京津贫困带属农牧业交错地区,脆弱的自然条件使这一地区成为自然灾害的多发区。历史上,“环京津贫困带”多处于半干旱和半湿润过渡气候带,分别为沙化严重的坝上高原、石化严重的燕山和太行山区、盐碱遍地的黑龙港流域,要么河流泛滥,要么干旱少雨,要么就是战争连绵,几百年来一直就是穷困地区。到现在,自然资源经过了多年的过度采挖,草场开始退化、江河已经断流、风口和风道遍及各地,沙尘暴多有发生。有统计显示,在环京津贫困带,适应人类合理开发利用的土地不足总土地面积的30%。

(三) 行政隔阂的影响。表现为两方面。第一、“各自为政”导致行政隔阂,行政区划的负面影响,层次众多的分散管理,自成体系的扶贫开发和环境保护,以及陈旧的合作机制,使得“环京津地区”陷入了一个难以遏止的“恶性循环”。一方面,“大灾大返贫,小灾小返贫”;另一方面,为了寻找出路,环京津地区的人口大量向“京津”聚扰,使得城市这张饼越摊越大,给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带来更严峻的挑战。第二、“诸侯经济”对经济圈合作形成的刚性约束。从实践来看,“经济圈”内行政级别越多,往往也意味着越高的交易成本。

(四)“城市本位”的发展模式。长期以来,我国发展思维和路径都是“以城市为本位”,为了城市的快速发展,大规模向周边地区索取各种资源。作为京津的风沙源治理区,为保护京津大气环境而实施的封山育林、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也使得环京津贫困带的农业和畜牧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此结构之下,城乡对各种资源的占有、分配和使用存在着巨大的不公平性,从来都是优先保证城市的生存和发展。不仅涉及城乡发展不平衡,还包括城乡人民的医疗、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

总之环京津贫困带的根源不在贫困本身,而是决策、管理、政策上如何协调一致的问题。在导致贫困带形成的众多原因中,决策管理者各执一方,政策单一、不协调是导致贫困带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众多政策措施作用互相抵消,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四、区域经济政策建议

对环京津贫困带的治理政策思路反响较大的有《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方案和《河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方案。《研究》方案建议在环京津贫困带内,建立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综合性生态与经济政策试点示范区,即“京津冀生态经济特殊示范区”,《纲要》方案筛选了1015项重点工程建设项目,计划到2030年,投资4188亿元,将河北建成经济繁荣、生活富裕、环境优美的和谐大省。比较两方案,《研究》方案“京津冀生态经济特殊示范区”只是《纲要》方案规划的众多生态功能区中的一个亚区,强调更多的是区域内的三方协作,《纲要》方案更多涉及河北需要承担的义务。许多环京津县市也提出规划做北京的生态园、供应园和工业园等目标,如承德市联合环保部门,通过了《承德生态市建设规划》的专家论证。本文对环京津贫困带的治理政策思路基于区域经济学理论,不拘泥于生态问题,而是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生态和其他问题,现实生态问题和发展问题都只是表象和结果,综合对环京津贫困带成因的思考和对国外区域经济政策实践分析,提出如下区域经济政策建议。

(一)政策原则:市场机制为主,行政调控为辅。限制与鼓励想结合,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最佳组合,以市场为主导,以区位利益为驱动,通过优势互补、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区域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

(二)政策目标:充分就业,保障生态。保障生态作为环京津贫困带政策目标毋庸多言;就业在我国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形势,各地程度不同而已,对此各界异议不多,普通民众更是感同身受,相比我国其他许多地区环京津贫困带日益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形势,笔者相信持异议者更少。

(三)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建议:区域援助、区域协调。

1.建立“环京津贫困带发展协调办公室”。可设在国家发改委下面,统一规划环京津贫困带的区域援助政策措施。加强制度建设,建立规范的管理体制。政策的目标体系、适用的具体区域、政策工具、资金的来源、使用、监督、效果评估等一系列保证政策有效执行的法律依据。

2. 鼓励企业到环京津贫困带投资。运用税收优惠政策,专门规定对参与环京津贫困带地区发展相关的所有经济活动,包括创办工业和第三产业,制定系列税收优惠措施。如对新建的公司和企业可享受全部或部分税收优惠,为加速资金周转,提高企业的折旧率等,鼓励外商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到环京津贫困地区投资。

3.支持环京津贫困带基础设施建设。中央政府财政加大公共投资支持力度,帮助高速公路、铁路、大型水利设施、大型航空港、通讯设施、重要桥梁、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来提升环京津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支持跨京津冀的基础设施建设。

4.支持环京津贫困带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开发。开发落后地区的人才资源是各国地区经济政策普遍重视的重要问题。可成立环京津贫困带教育人力资源基金,作为正常教育经费的补充以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完全保障义务教育,以及采取补贴等措施鼓励京津、河北其他相对较发达地区的高素质的人员向环京津贫困地区迁移,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经费来源可由中央政府、京津、河北三方各占其一。

5.建立“环京津贫困带”地区的发展权补偿和生态保障协调机制。可设立“环京津贫困带生态保障协调办公室”,设在国家环保总局下面。以协议规定各级区域利益主体的权利责任义务范围等一系列保证政策有效执行的依据。处理好国家要生态、地方要财政、公民要就业三方面的关系。环京津贫困带多处在上风上水位置,是京津冀平原地区的生态屏障、城市供水水源地、风沙源重点治理区。北京81%的用水、天津93%的用水都来自河北。作为京津的水源地,河北为了给京津提供充足和清洁的水资源,不断提高水源保护标准,加大对这一地区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限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制约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例如在承德潮白河流域,迄今为止,先后禁止的工业项目达800多项,造成每年损失利税10多亿;张家口赤城县从1996年至2002年间,因未上马的项目损失利税10亿元。同时,作为京津的风沙源治理区,为保护京津大气环境而实施的封山育林、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也使得环京津贫困带的农业和畜牧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近年来实施的“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要求区域内大范围的封山育林,客观上造成了区域畜牧业生产成本的提高,影响了农民发展。发展权补偿协调机制指在政府的主导下,一方面对环京津贫困带因资源开发和发展项目受限而产生的机会成本给予财政资金补偿,另一方面帮助群众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务工就业,减轻人口对于贫瘠土地的生态环境压力。生态保障协调机制指给与财政资金支持植树造林,恢复种草,涵养水源,在此基础上支持发展畜牧业,维护生态平衡,从整体上协调资源和环境的关系,保障生态环境和京津地区的用水安全问题。

(四)地方经济政策建议。

1.对北京天津市:区域援助-带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共同发展。鼓励本地区的企业到环京津贫困地区投资,切实落实在财政支持环京津贫困带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开发和“环京津贫困带”地区的发展权补偿和生态保障协调机制中各自承当或承诺的责任和义务。京津的发展,如果没有周边地区的发展,就是一片孤岛,要长期、持续的发展不可能,而且它的稳定也没有保障。京津和河北应加强全面的合作,促进环京津贫困带的消失。

2.对河北和环京津贫困带地方政府:区域发展-立足充分就业、兼顾生态建设、共享环渤海经济区繁荣。

(1)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民营经济。笔者实证分析了我国各省区1995至2004年间民营经济发展状况和区域经济差异状况、各省区域经济竞争力排名和分值,结论认为:我国民营经济区域差异和区域经济差异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对于我国中央政府而言,出台政策支持发展民营经济,特别是出台政策支持落后地方发展民营经济,是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政策考量;我国民营经济区域差异和区域经济竞争优势差异具有相当的相关性,对于我国地方政府而言,出台政策支持发展民营经济,特别是落后地方出台政策支持发展民营经济,是提升区域经济竞争优势,赶超较发达区域的良方。相关调研也表明:民营经济是增加就业的主渠道;民营经济已成为许多地区经济发展的主体;民营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经济增长率就越快;民营经济已是部分地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民营经济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最持久的动力。

(2)加强城市化建设。重点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培育增长极。城市的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聚集度高,基础设施好,政策环境相对规范,消费需求大,经济成本低,在吸引要素流入方面具有优势,较易承接国外或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技术扩散。能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以提高经济效率,促进和带动区域经济的积累和增长。

(3)加强公共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结合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和京津的补偿,把有限的资金投资于义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居民福利等社会基础设施上。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生产率,提高对区域外经济要素的吸引力和消化能力,还可以通过改进区域的文明程度和思想文化观念,增强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从而改善环京津贫困带的整体发展环境。重视资源与环境保护,切实落实在 “环京津贫困带”地区的发展权补偿和生态保障协调机制中承当的责任。改善投资环境,吸引资金和项目,逐渐培育起区域经济长期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1]郝寿义 安虎生 ,区域经济学(第二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实体经济发展困境范文第15篇

关键词:金融经济;实体经济;关系;策略

近年来随着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市场上的一些金融企业满足于钱生钱的游戏,没有真正地发挥金融经济的服务作用和价值,导致不少实体企业面临着资金上的困境。目前国际市场上的需求不振,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对于我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外贸出口企业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虽然我国积极地发展内需市场,但是在新旧经济政策衔接的过程中,实体经济还面临着发展中的困难。2016年12月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充分地认识到了我国现阶段实体经济面临的困难,提出了防范金融风险,促进实体经济的政策,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将会带来积极的影响。现阶段需要进一步加强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研究,更好地理清二者的关系,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实现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成功。

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简介

金融经济作为虚拟经济的代表,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广义的虚拟经济指的是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通过交换和分配来进行,在交易的过程中产生增值,在定价上使用资本化的方式。实体经济作为我国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工业体系的完善等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金融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实体经济为人们提供了衣食住行所需要的所有物质,同时也包含了文化等精神产品。金融经济能够为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有利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二、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关讨论

(一)实体经济决定了金融经济的发展

实体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它能够满足社会运行所需要的全部物资。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就提到了物质是决定存在的基础,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在《资本论》中直接指出了在人类社会中,不管财富的形式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其使用价值是构成物质的重要内容。实体经济作为马克思《资本论》重要的研究对象,可以看到实体经济对于人类财富的发展积累的影响,它决定了社会生产的正常运行,对再生产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实体经济通过相关的生产行为,能够创造物质财富,例如实体经济生产的商品能够满足人们物质的需求,这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实体经济的发展也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与建国以来实体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具有密切的关系。在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的基础上,我国逐渐地成为了制造大国,目前正在向制造强国迈进。从金融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金融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金融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金融经济的出现大大地降低了商品经济的交易成本,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撑。金融经济是围绕着实体经济而不断地发展的,这就要求金融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否则就会产生经济上的危机。

(二)金融经济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支持

金融经济能够为实体经济提供资本支持,例如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操作能够帮助实体企业从市场中募集到大量的资金,从而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经济能够从社会中合法地吸收和募集资金,当这些资金能够进入到实体经济中时,就会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实现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样金融经济也实现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金融经济的出现和发展,解决了市场经济中的信用问题,为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否则仅仅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借贷,会产生比较大的信用风险,同时也增加了市场交易的成本,使市场中的每个人都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银行、债券等金融经济的发展,能够为资金需求方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它有效地解决了市场交易中的信用问题,为资金的提供者和借贷者都提供了便利,降低了在金融经济发展完善的过程中的交易风险,从而激励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能够使实体经济更好、更快地得到资金,使企业能够根据市场的需求来扩大规模进行再生产。

金融经济的发展能够降低社会融资的成本,使实体经济能够更加容易地获得资金,这也促进了金融经济的发展。银行将资金借贷给企业的过程中,能够获得高额的回报,当回报越高、规模越大时,就会进一步提高银行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最终提高了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效率。此外随着金融经济的发展,越碓蕉嗟慕鹑诠ぞ咦呓了市场,例如一系列金融衍生品的实现对市场风险和收益进行了有效的分配,分散了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同时也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金融衍生品能够满足市场中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风险与收益的相对应,能够使不同的市场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进行资源配置,从而满足了市场中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能够使实体经济从多个方面来获取资金。金融工具的创新提高了资产定价的效率,从而使价格更好地反映资产的价值,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三)金融经济也会反作用于实体经济

随着金融经济发展的不断完善,当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隔离开时就会产生许多问题,导致实体经济缺少金融经济“活水”的支持,例如实体经济面临资金困境时就难以扩大投资和生产,或者面临着市场困境资金周转不利时就可能发生破产,这就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在金融经济的发展中,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例如资金在金融经济中打转,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中的意愿不强烈;或者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着弄虚作假的现象,误导了市场和投资者,导致一系列金融风险事件的不断发展,对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发展都带来了冲击,甚至可能会造成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再加上金融经济与市场的关联度比较高,当金融经济发生一定的风险时,就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例如当债券违约等金融违约事件发生时,会在市场中产生比较大的波动,而且其风险也比较大,最终会传导到实体经济中,例如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开始出现在房地产次级债券中,最后扩大到了全世界,导致全世界的需求不足,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于其风险管理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但是由于市场监管的滞后性,当风险大量积累或者金融经济过度发展时,在经济繁荣时其风险不明显,在经济下行阶段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最终导致泡沫的破灭,引起实体经济的衰退。

三、现阶段实体经济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分析

(一)实体经济面临的困境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在不同产业政策的转变过程中,我国的实体经济面临着一系列的发展困境。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落后产能的淘汰,都对实体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实体经济面临着新常态,在告别过去和走向未来的过程中苦苦挣扎,转型之痛深刻地反映了现阶段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现状。再加上房地产等虚拟经济的发展,占用了市场中的大量资金,导致实体经济的发展动能不足,而且增加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成本,我国社会面临着脱虚向实的巨大压力。资本的逐利性,导致社会中的资本越来越涌向金融经济,“钱生钱”的游戏也愈演愈烈,例如今年年初的宝能与万科之间的控股大战,以及不久前宝能大力扫荡格力电器的股票,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市场上的恐慌,导致实体经济面临着野蛮人等困境。此外我国实体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着税负重、政府费用多等不利的因素,这些因素在经济比较好时企业还可以承受,当经济下滑时就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例如最近我国玻璃大王曹德旺关于实体经济的论述引起了社会的热议,人们都在不断地思考我国实体经济所面临的困境以及相应的对策。这些因素的存在都影响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从事实体经济的中小企业面临着破产的危机。

(二)金融经济支持实体经济的策略

目前政府已经认识到了我国实体经济面临的困境,认识到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隔离局面,提出了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策略,国家在税收等方面给予了不少的支持,而且还将进一步地加强支持力度。在新时期下,要进一步地加强我国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发展,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善,从而提高金融经济的服务能力。尽管国家面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但是这种情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因此应当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到实体经济中,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金融信贷支持。国家应当对实体经济中的不同行业采取差异化的金融支持,提高金融服务的针对性,例如对于金融经济比较活跃的区域可以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对于农村以及不发达地区的实体经济应当加强政府在金融政策中的支持力度。要不断地加强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研究,探索二者的发展规律,从而协调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发展,使金融经济能够不偏离正常的轨道。此外,国家应当加强对金融经济特别是对金融产品的管理,一方面要加强对金融产品的创新的支持,同时也要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管理,不断地提高金融经济中的信息透明度,使投资者能够充分地了解金融经济的风险,实现对金融风险的有效控制和隔绝,防止金融风险在市场中的蔓延。通过实现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效融合,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所需要的资金,这对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结束语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体两面,二者相辅相成。如何有效地将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结合在一起,发挥金融经的长处,服务实体经济成为了现阶段我国政府的重要经济任务。面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困境,2016年国家在营改增、社保改革等方面有效地降低了实体企业运行过程中的经济负担,相信2017年在国家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政策支持下,将会有更多的金融经济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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