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范文

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范文第1篇

关键词：纳税人诉讼；纳税人范围；审查范围；制度性质

中图分类号：D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1-0114-02

在现代法治国家，税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法治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租税国”。税与权利相关，“无代议士则不纳税”，纳税人在履行纳税义务的前提是其权利的保护已经得到制度的允诺，当纳税人发现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必须得到制度上的救济。但在我国，财政支出状况长期以来颇为混乱，存在着财政支出不公开、财政支出的公共效益不理想及政府机关及公务员的特权性开支、腐败性开支、浪费性开支等问题。这不仅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且和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努力极不相称。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纳税人诉讼成为近年来司法实践和社会生活中的热点话题。纳税人诉讼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彰显了制度中的“权利的核心地位”以及“权利对权力的终极制约”，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纳税人公共利益的维护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纳税人诉讼制度，亦对我国传统的“纳税义务人”观念形成冲击，进而，可能由此会改变整个中国的权利义务观念，为建设国家扫清观念上的障碍。同时，纳税人诉讼制度通过对行政权力的质疑，规制了权力的运行，确保了权力的权利指向，这也是建设国家的现实需要。因此，对纳税人诉讼制度进行深入研究是一个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课题，而对纳税人诉讼的概念内涵进行讨论也就成为首要的课题。

一、纳税人诉讼概念的研究现状

关于纳税人诉讼的概念，我国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李桂英认为“纳税人诉讼，是指纳税人（纳税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和负税人）和举报人以纳税人的身份就税款的征收、减免以及使用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施正文认为，所谓纳税人诉讼是指以纳税人的身份，针对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不公平税制、不公平征税行为特别是政府的违法使用税款等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的诉讼。张献勇认为，纳税人诉讼是一种特殊的公益诉讼，“指纳税人以纳税人的身份就公共资金的违法支出向法院提起的诉讼”。梁彗星认为，纳税人诉讼，指私人以纳税人的身份，有请求禁止公共资金违法支出和造成金钱损失的违法行为的诉讼提起权。

从以上对纳税人诉讼的不同理解看，之所以目前还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定义，主要原因是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人们还存在相当的争议。这种争议不仅不利于对纳税人诉讼理论的发展，也不利于纳税人税收制度在我国的建立，据此有必要在深入研究纳税人诉讼制度之前，通过对纳税人诉讼中的纳税人的范围、诉讼审查的对象、纳税人诉讼的性质等等这些基本问题的分析，来对纳税人诉讼进行较为准确的界定与理解。

二、纳税人诉讼中“纳税人”的范围

对于纳税人诉讼中“纳税人”的范围，学界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对扣缴义务人、举报人和实际负税人的地位界定上。以上对纳税人范围的争议和讨论，对明确什么人有权提起纳税人诉讼是不可缺少的，但在现实中，此问题的区分实际上又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其现实意义并不像理论上的意义那样重大。因为在现实中，社会的每一个个体，无论是扣缴义务人、举报人，还是间接税的纳税人，都无法避免购买商品或者消费服务，这也就意味着无法逃脱被转嫁税负的命运，每个人都必定会成为实际上的负税人。因此，每个人都有权监督政府用税行为，而国内外不少学者也直接将纳税人概念等同于公民的概念。

事实上，从税收国家与国家的角度来讲，纳税人的概念基本上可以等同于公民的概念，但，他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如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和个体概念，是拥有一国国籍的自然人；而纳税人，却可以区分个人纳税人和单位纳税人，本国纳税人和外国纳税人。在纳税人诉讼制度中，只能包括那些拥有我国国籍的个人和组织。对于国籍的限制，一方面是出自政治原因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出自于技术层面的考量。监督用税的权利实际上一种监督政府的权利，与政治权利息息相关，而外国自然人和组织虽然可能在经贸等方面享受国民待遇，但在政治上无论如何是不能享受这种待遇的。而且，允许一个远在大洋彼岸仅购买了一双原产于中国的玩具的外国人对中国政府及其官员行使用税权状况进行监督，在技术层面上既不现实，也无必要。这样看来，在外延上纳税人与公民不是完全的等同，而是前者对后者的包含关系。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纳税人诉讼中的纳税人是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负有纳税义务和实际负担税收的单位和个人。这样看来，在具体的实践中，除了区分本国和外国的国籍，对于确定原告是否具有纳税人诉讼的诉讼资格有意义之外，其他的都已不重要了。“纳税人诉讼中的纳税人”就等于“公民”（包括公民组织）。本文之所以还沿用“纳税人诉讼”，而不改用“公民在税权方面的公益诉讼”，一方面是因为这样的制度设计中的种种元素都直接来源于“税”，可以说是一种成俗的约定；另一方面是因为沿用这一概念，可以强化这样的一个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理念：不是政府养活了纳税人，而是纳税人养活了政府，纳税人有权利要求政府给予其应享有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并对政府行为给予监督。因此，“以一个纳税人的心态和身份行使对公共部门的监督权，行使公共决策权，可能比起简单的公民权更具有说服力。”纳税人诉讼是源于历史和现实的共同塑造。

三、纳税人诉讼中审查对象的范围

从以上所介绍的不同学者关于纳税人诉讼的定义看，人们对于纳税人诉讼的审查对象也颇有争议，其主要涉及的有政府的税制确定行为、征税行为、减税行为、和用税行为、造成税金损失的行为等。

税务行政诉讼和纳税人诉讼，不能混为一谈。税务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税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侵害了其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对税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适当性进行审理裁决的诉讼活动。而纳税人诉讼作为一个独立而具特殊涵义的概念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积淀，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经形成这样一种认知，那就是把它作为一种控制公共资金支出的重要手段来运行。也就是说，从本质上讲，纳税人诉讼是一种公共能力，纳税人并不能用这种能力去提起保护纯粹个人权利的诉讼。因此，纳税人诉讼应当是指纳税人针对政府机构的违法或不合理用税行为而提起的客观诉讼，是属于一种公益性质的诉讼，与税务行政诉讼存有很大区别，而纳税人就税款的征收、减免等政府行为的不服而提起的相关诉讼，不属于纳税人诉讼的范畴。

关于税制的确定，从世界范围看，一般是由法律予以规范确立的，也就是说与行政机关无直接关联，那么作为控制行政权的纳税人诉讼制度自然可以将税制确定行为排除在外。而在我国，情况有所不同，中央与地方分税等税制是由中央政府的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该行为必须纳入纳税人诉讼的范围之内，而是意味着我国行政机关对人大机关权力的窃取，行政机关必须退出此领域，税制的确定必须由人大制定相关的法律。

关于造成税金损失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显然过于宽泛且难以确定。政府每一个政策的做出都必然会直接或间接的对税金造成影响，政府的每一个错误的行政行为都会造成税金的损失，如果把造成税金损失的行为纳入纳税人诉讼，那么就意味着纳税人可以就政府的所有行为提起纳税人诉讼，这显然没有谁会赞同。纳税人诉讼制度的设计，是为了对游离于传统行政诉讼之外的那些政府行为进行控制，而不是企图监督政府所有的行为。虽然在美国，法院承认学生被迫读圣经所增加的学习时间会带来学校运营经费的增加，从而认为纳税人可以对此造成税金损失的行为提讼，但需要说明的是，美国是一个传统的判例法系国家，法官所考虑的是怎样解决问题而对逻辑却不感兴趣，我们所谓的美国纳税人诉讼制度也只是按照我们的逻辑思维所抽象总结的，而深受大陆法系影响的我国无法像英美法系法官那样对问题进行自由的联想、掌控。因此，在我国政府造成税金损失的行为并不适合纳入纳税人诉讼。

四、纳税人诉讼的性质

（一）纳税人诉讼属于公益诉讼

在公益诉讼中，诉讼的提起者是为了维护与自己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共利益，原告的诉讼主张所指向的是公共利益而非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利益，这也是公益诉讼与普通诉讼最大区别之处。一般来说，私益诉讼的判决在对私人利益的保护产生影响时，也会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产生一定影响，但这并不能改变其私益诉讼的性质。反过来说，公益诉讼的判决在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产生影响时，也会对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利益产生影响，但其公益诉讼的性质却不会因此而改变。就纳税人诉讼而言，政府违法使用税款等行为，一般并不会直接对每个纳税人的利益产生影响，而是从整体上损害全体纳税人的利益，或者说是其对个别纳税人利益产生的影响和对全体纳税人产生的影响相比之下，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在纳税人诉讼中，原告提起纳税人诉讼并非直接为了维护个人利益，而是源于纳税人的公德心和社会责任感而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其是一种典型的公益诉讼。

（二）纳税人诉讼属于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制度的设立，应该说有两个目的，即控制行政权力和维护相对人权益，也就是说行政诉讼的基本特征就是行政相对人通过司法程序对行政权力提出质疑，从而达到监督行政权力，进而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在纳税人诉讼中，作为相对人一方的纳税人就行政机关违法或不合理用税行为通过法院表示不服，从而纠正政府的违法行为，是公民对行政权力的监督限制，这完全符合行政诉讼的本质特征。这里唯一的疑问就是，纳税人能否作为行政机关违法适用税款行为的相对人，也就是说纳税人对这一行为有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该指出的是，该问题的提出实际上隐含着这样一个传统上的认知，即要相对人要对行政行为提出质疑的前提是其必须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样的认知，必定会将公益诉讼排除在行政诉讼制度之外。其实，“公益诉讼并不是独立于传统诉讼模式之外的新型诉讼形态，它是传统的诉讼形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发展的产物。”而“建立纳税人诉讼制度的本意在于赋予纳税人诉讼主体资格，而不是要求建立一种独立于传统诉讼模式之外的新型诉讼。”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行政权力的影响日趋广泛，“行政国”已经到来，行政权力所面对的不再仅仅是单个的行政相对人，同时也面对着整个国民，所以，行政权力的违法行使不仅仅会损害个人利益，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会对公共利益造成极大地损害，而这时就必须打破陈旧观念，把政府造成公共利益损失的行为也纳入人民的监督之中。因此，笔者认为，这里的所谓“特殊”行政诉讼只是相对于传统行政诉讼而言，当我们以新的观念重新审视，其实纳税人诉讼并不特殊。我们不能用旧的观念来约束新的事物，我们应该扩展行政诉讼的容量，将纳税人诉讼纳入到行政诉讼制度的体系之内。

参考文献：

[1]李桂英.试论纳税人诉讼制度[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1）：75.

[2]施正文.我国建立纳税人诉讼的几个问题[J].中国法学，2006，（5）：146.

[3]张献勇.浅谈纳税人纳税人诉讼制度[J].当代法学，2002，（10）：84.

[4]梁慧星.开放纳税人诉讼，以私权制衡公权[N].人民法院报，2001-4-13.

[5]谢徽.试论监督用税权[D].华东政法学院硕士论文，2006：4.

[6]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8.

[7]张建.纳税人诉讼基本问题探讨[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33.

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 环境 公共利益 公益诉讼 环境公益诉讼

一、环境公共利益之内涵

环境公共利益包含了“环境”与“公益”两个词语，与一般的公共利益相比，其特殊性在于指明了利益的客体——环境。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2条规定，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或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 《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也规定：“环境——自然要素、自然客体和自然人文客体以及人文客体的总和。” 这一条文与《环保法》对环境的定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以及人文环境。

环境公共利益包含另一重要词语——“公共利益”。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利益”是客体对主体的满足，是主体对客体进行价值判断的结果。环境对公众的利益体现在大自然对人类的多用性，表现为环境承载价值的多样性，如生命存续价值、经济价值、科学价值、娱乐价值等。 台湾著名法学家陈新民教授认为，公法学界讨论公共利益的概念，所着重的地方并不在于利益概念的讨论，而是一律围绕所谓“公共的概念”。 而围绕两种不同的公共概念，历史上形成了分别以边沁和卢梭为代表的两种“公共利益”概念。

边沁认为公共利益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 ，意为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叠加。这实际上否认了独立于个人利益之外的公共利益的存在。而卢梭则认为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别，“意志要么是普遍的，要么不是；它要么是人民这一实体的意志，要么是一部分人的意志。” 他认为公益是与个别意志迥然有别的东西，是“剩余的不同个别意志的总和”。 在卢梭看来，公益的产生并非人数上的胜利，而是社会全体成员的个别意志相互抵销后的剩余部分，是所有公民理性讨论的结果。笔者赞同卢梭的公益概念，他着重强调了公民在公共利益实现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要求公民进行理性讨论，同时也敦促国家应为公民参与和实现公共利益提供相应的制度渠道。

综上所述，环境公共利益的概念为，公众对自然或人文环境进行价值判断得出并可以享用的生存利益、健康利益、经济利益、科学利益、娱乐利益等多种利益的总和。

二、侵犯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

基于环境公共利益的概念，侵犯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概括为两种形式。一是对公众所享有的各类环境利益的侵犯，如对生存利益、经济利益的侵犯。二是直接对客体环境的侵犯，即对环境公共利益的间接侵犯。对两种行为加以区别，有助我们全面了解环境公益诉讼针对的行为对象。

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侵犯在日本实定法上称为“公害”。日本《环境基本法》第2条第3款对公害进行了定义。所谓公害，是指伴随着企事业单位的活动及其他人为活动而发生的相当范围内的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土壤污染、噪音、震动、地面下沉以及恶臭等，造成的与人的健康或生活环境相关的损害。 日本法学家原田尚彦教授认为“公害”是由于日常的人为活动带来的环境污染以致破坏，并由此产生的对人和物的损害。 这一定义弥补了列举式定义引起的疏漏，并指出了公害的原因（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和结果（人和物的损害）。

直接对客体环境的侵犯在环保法领域指的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问题，也称次生或者第二类环境问题，大体上分为两大类，即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环境污染指由于人们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粉尘、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电磁波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而环境破坏是由于人们对环境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活动所在造成的现象，如由于毁林开荒造成的水土流失等。

经常有学者把公害与对环境的侵犯混用，如台湾地区学者邱聪智认为“公害”一词泛指各种环境污染或破坏之像。 然而日本的公害与对环境侵犯的概念并非相同，对环境的侵犯只是作为公害的原因，并不包含其结果，二者不能混同。

三、侵犯环境公益的司法救济——环境公益诉讼

（一）环境公益诉讼之内涵

环境公益诉讼是公益诉讼的下位概念，因此应首先明确公益诉讼的概念。从学者们给出的公益诉讼定义来看，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公益诉讼，是指涉及公共利益或具备公共因素的诉讼。有学者认为“不管动机如何，初衷如何，只要其诉讼行为在客观上起到了维护公益的作用，就是公益诉讼。” 按此种观点，即使诉讼是为个人利益进行，但诉讼本身的意义具有了社会普遍性，诉讼的结果产生了公益效果，这样的诉讼也称其为公益诉讼。而狭义的公益诉讼，也有学者认为其是“他益形式的公益诉讼”，即原告起诉纯粹是为了公共利益。“其诉求或者针对抽象的规定，或者由于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自己的义务，或者是社会未来的、长久的利益遭受损害，甚至法治受到破坏的情况。” 这与台湾所采纳的公益诉讼概念相同，“须行政机关之违法行为，无关原告自己之权利及法律上利益事项”。 由此可知，狭义的公益诉讼，除了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外，还需具备原告与诉争案件之间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这一特征。

相较而言狭义的公益诉讼更具合理性。构建公益诉讼制度旨在解决传统私益诉讼在保护公共利益方面存在的制度瓶颈问题，因此，只要能在传统的私益诉讼框架内解决，就没有必要再另行建构公益诉讼制度。广义的公益诉讼中“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公众”的诉讼完全可以在私益诉讼制度中解决。这类诉讼中，原告与案件具有利害关系，完全可以满足传统原告适格规则的要求，同时原告起诉是为了私人利益，也满足私益诉讼的诉讼激励问题。正如梁慧星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与原告的利益有关，或者主要是原告的利益，我们现行的体制完全能够解决它，当务之急是如何充分利用的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公众”的诉讼不宜纳入公益诉讼制度之中，应归于传统私益诉讼之列。

综上所述，公益诉讼是指涉及公共利益或具备公共因素，原告与诉争案件之间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诉讼形态。吕忠梅教授为环境公益诉讼下的定义恰恰符合了上述公益诉讼之概念，“在任何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法人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行为有使环境遭受侵害或侵害之虞时，任何公民、法人、公众团体或国家机关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的诉讼的制度。” 这一概念排除了原告与诉争案件之间的利害关系，强调了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同时包括公害诉讼和对环境的侵犯引起的诉讼，能够有效救济两种侵犯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

（二）环境公益诉讼之特征

环境公益诉讼属于现代型诉讼，即“围绕公共利益产生的纠纷基础上形成的诉讼”，因此它的诉讼主体、救济内容及保护法益等方面都具有不同于传统诉讼的特征。

1.诉讼主体的特殊性

环境公益诉讼诉讼主体的特殊性体现在其原告范围的广泛性。从学者讨论的结果来看，国家、法人、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都有权代表环境公共利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因此，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范围十分广泛。

2.救济手段的特殊性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请求，不仅包括民事法律规则中的恢复原状和金钱赔偿，还包括具有行政法意义的要求企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等修改、变更政策，或者采取措施防止损害的出现或者扩大，甚至可以主张被告禁止从事相关活动，可见其救济手段多种多样。

3.保护法益的特殊性

环境公益诉讼保护的是环境公共利益，环境公共利益是一种综合性的利益，包括健康、经济、审美等多方面利益。吕忠梅教授指出：“环境公益诉讼保护的公共环境利益，并非私益诉讼上的私权。”“环境法的目的和环境问题的现实告诉我们，这种环境公共利益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如果要以人类的利益形式加以衡量的话，那就是大多数人在良好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不受侵害的普遍状态。”

（三）环境公益诉讼之意义

1.为公众参与环境决策提供制度渠道

卢梭的公共利益概念着重强调公民在公共利益实现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要求公民进行理性讨论，同时还敦促国家应为公民参与和实现公共利益提供相应的制度渠道。我国台湾学者也指出“环境问题虽然涉及高度的科技背景，但因涉及太多利益冲突与决策上的风险，往往是个政治选择的问题，有必要纳入整个民众参与体系与程序。” 因此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为公众参与到环境决策及从根本上保护环境提供了制度渠道。

2.克服环境行政机关执法不力的弊端

行政机关往往同时追求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多重目标，当环境保护与其他目标发生冲突时，行政机关往往会舍弃环境保护而追求其他效益显著的目标。而环保组织和公民个人往往不追求环境保护以外的其他目标，由他们提起公益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阻却行政机关为了发展经济而牺牲环境的行为，确保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得到有效实施。

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范文第3篇

一、行政公益诉讼及其相关概念梳理

（一）公共利益的涵义公共利益是一个“罗生门”式的概念，这一概念从诞生之初在中外学术界便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给它下过一个公认的定义，诚如有学者说的那样，公共利益本身不能被界定而只能被描述。我国古代便有公共利益涵义的雏形，“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西方法学家对于什么是公共利益也有诸多不同观点，如边沁认为“共同体是个虚构体，由那些被认为可以说构成其成员的个人组成。那么共同体的利益是什么呢？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庞德认为公共利益是“包含在一个政治组织社会生活中并基于这一组织的地位而提出的各种要求、需要或愿望。”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的概念极具抽象性，因此要对它进行界定有相当大的难度。笔者在此也无意对公共利益进行准确的界定，只是对其特征进行描述。公共利益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其内容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又表现在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和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两个方面。

1.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德国学者WalterKlein将利益界定为主体对客体所享有或主体与客体的二者关系或主体与客体间所形成的某种价值判断。这实际上将价值与利益紧密相连，由于价值及利益是弹性的、浮动的概念，由一些判断要素所决定，并与人们自身的好恶感觉息息相关，正如耶律纳克所言：利益这一概念“含有不确定性，因此，既不限于物质上的利益，也及于形而上属于理想式的利益，如文化、风俗及宗教等等利益皆包括在内。”

2.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由于公共利益与其相似概念民众福祉、社会利益等概念很难区分，因此，公共利益概念最复杂的特征就表现在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上。早在1884年，洛厚德在《公共利益与行政法的共同诉讼》一文中便提出，公共利益是任何人但不是全部人的利益。他提出地域基础说，即以地域作为界定人群的标准，这个地域空间就是以地区为分野，多以国家为限。德国另一名学者纽曼将公共利益分为公共和利益两方面。他将利益分为主观利益和客观利益，主观利益是指团体内各个成员间的利益；客观利益是指超乎个人利益所具有的重大意义的事务、目的及目标。公共利益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开放性状态，不封闭也不专为某些个人所保留，任何人均可主张；另一种是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所设立，维持其设施的职能。纽曼对公益的理解符合现代宪法理念对公益的认定。他的这种观点至少有两点令人思考：第一，公共利益受益人的不确定性。以利益的效果所涉及的范围，即以受益人之多寡决定公益是否存在。这是公共利益在数量上的特征。第二，将国家任务作为判定公益的要素。“客观公益”是借助国家权力以及信赖公权所完成，强调公权力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

（二）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公益诉讼肇始于古罗马。公益诉讼是和私益诉讼相对应的概念。在古罗马时期，其程式诉讼便有了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分野。总的说来，公益诉讼是指私人对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提起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市民均有权提起；私益诉讼是指私人基于个体利益提起的诉讼，仅具有利害关系的人才有权提起。公益诉讼虽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已产生，但直到20世纪才在有关国家的法律制度中得以确立。目前学界对公益诉讼的含义认识也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公益诉讼是指“国家、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以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对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民事或行政诉讼，通过法院依法审理，追究法律责任，回复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制度。”公益诉讼是法院依法处理违反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活动，是法院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情况下，按照专门的司法程序，依法对个人或组织提起的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进行审理与判决，以处理违法行为的活动。

还有学者认为，“公益诉讼是指公民为维护公益，就与自己权利及法律上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事项，对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提起的诉讼。”笔者认为，公益诉讼是指对于违法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由与之无法律上利害关系的普通公民和其他组织或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向法院，由法院依法定程序进行审理的活动。其中前一类诉讼称为民众诉讼，后一类称为民事公诉和行政公诉。由此看出公益诉讼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强调了公益诉讼的公益性质，即具有资格的原告与被诉的行政行为并无直接的法律上利害关系。二是确认了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上的原告资格。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当行政主体的违法作为或不作为对公共利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法院允许无直接利害关系人为维护公益而向法院提讼的制度。

行政公益诉讼具有如下特点：

1.诉讼标的的公益性。行政公益诉讼保护的是社会公益，有的诉讼也可能牵涉到者的私益，但行政公益诉讼重在保护社会公益，凡违法行政行为侵犯公共利益均为行政诉讼的可诉对象。

2.主体的广泛性。行政公益诉讼的人资格不只局限于直接利害关系者，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甚至是国家监督机关也可构成。

3.公益诉讼的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并不必然要求公共利益侵害的发生，只要有相关证据证明有发生公共利益损害的可能性就可提讼，如此将大量的公共利益损害消灭于萌芽状态，即以较小的司法成本支出保护更大范围的社会利益，符合经济理性人的价值判断，充分地做到了防患于未然。

二、行政公益诉讼的域外考量

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原告主体 检察机关

一、公益诉讼之特性

公共利益作为一个在法律中常见的用词--例如我国《宪法》第10条、《民法通则》第7条、《物权法》第42条、《合同法》第7条、《证券法》第1条等诸多法条中都直接出现了公共利益一词--其范畴在学理上并无通论，但究其特征争议不大，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公共利益是适用于一个群体内普遍的个体且在群体内一般难以做出区分的，例如约翰·罗尔斯认为公共利益就是不可分和公共的，戴维·米勒表述公共利益的基本特征就言及其相关性与公共性。4当发生诸如环境污染等涉及公共利益之事件的同时，其特质不在于对每个个体的影响，而在于对一个群体以及自然环境的影响。

鉴于公共利益在概念上的模糊，若要将此概念使用于法律实践，就有必要通过立法机关将之转换为实在的法律规范，在实践中往往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列举与排除，针对我国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具体类型，有学者总结包括有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公害诉讼、特定弱势群体权益受损引发之诉讼、反垄断诉讼、特定人事诉讼、消费者保护诉讼以及扩散性利益受损的群体性纠纷等七类。5在具体区分了其类型后可以发现公益诉讼可以从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具象到确定的对象与范畴，而当新事件产生后也可以由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等进行规制从而赋予其较强的可操作性。

二、支持原则适用失格

在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讨论中，对于检察机关等参与民事诉讼所寻求之法律支持多言及《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因该条款在民事公益诉讼学理讨论的普遍性先对其进行探讨。首先，支持制度虽是我国民事诉讼法教材上普遍认同的原则，但支持的方式、程序以及支持者所处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义务等问题缺乏具体规定。其次，匆忙将支持原则放入民事公益诉讼领域并认为《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2款之"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也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作为诉讼之法律依据有操之过急、求马唐肆之嫌。诉诸法律是维护公共利益最后屏障，在诉之前，从前文所引用之案件具体类型可以看出，基本上列出的每个类别国家都有相关之立法以及行政机构社会团体对公共利益进行规范化的保护与救济，监督与管理。尤其对于环境公益诉讼，探究制度上的预防和避免要重要于事后的救济，民事公益诉讼在效益上并非属于最优选择，而在新制度尚未确立之时从现有难以适用制度中寻求突破必然会产生先天之缺陷。第三，支持原则并无法解决民事公益诉讼之问题，按照我国现行流行教科书的观点，其支持制度的建立是"在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公法关系而不是私法关系的理论基础上的，它是国家干预民事法律关系的补充，体现了依靠社会力量维护国家法制的思想，故也称社会干预原则。"6而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关于支持的规定与社会干预原则有着很大区别，"按照社会干预原则，干预者在受其保护的人发生民事争议时有权，不需要征得受其保护的权益人同意。依社会干预原则，干预者有和参加诉讼的权力，而依支持的规定，支持者只有抽象的支持权，不能直接提讼和参加诉讼。社会干预原则允许负有保护责任的个人实施干预行为，或者参加诉讼而我国不允许个人支持。"7同时，也应认识到，作为市场主体，国有企业等有能力聘请律师并提讼，国有资产的管理机构虽没有公诉职能，但有权力监督国有企业，在监督权怠于履行之时检察院等有权监督，其中监督机构的设置与监督机制的订立发挥的作用会远大于有公权力介入私权力之虞的检察院行为。检察院其自身参与诉讼会面临更多的问题，诸如检查机关在民事诉讼中与相对人之间地位是否平等；检察机关若作为主体参与诉讼其本身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是否缺失公平，会不会公权干预私权，会不会干预审判权，该如何规避；检察院提讼的依据是出于国家赋予了其法律监督的权力还是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检察机关提讼后其与负有监督职能的特定行政机关需要怎样合作或分配资源等等。

三、公益诉讼制度主体制度猜想

对于公益诉讼的概念，常见概念定义如"通常是指任何组织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讼，由法院依法追求其负法律责任的活动。"8，或"公益诉讼是指特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相关公民根据法律规定对违反法律而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讼，由法院通过司法程序追究法律责任的一种法律制度。"9从这两个定义中可以发现，对待公益诉讼，法律的授权是某主体能提起公益诉讼的必要条件，从这点出发结合当今的立法可以对各类民事诉讼主体进行评估。

1.直接受害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这种以"直接利害关系人"理论规范原告之诉的理论使得公益诉讼中直接受害人当然可以提讼。

2. 检察院。公益诉讼往往有不可逆、涉及面广的特点，甚至有时候受损对象无提讼之资格，公益诉讼尤其在环境公益诉讼中，事件产生的后果难以通过经济补偿进行补救，所以在公共利益处于危险阶段的时候的是否有诉讼之可能亟需认定，同时，某些受损对象，例如湿地破坏中某些动植物濒危又需要保护的情况下，谁能提出诉讼也需要认定，在2005年12月7日贺卫方等人就以鲟鳇鱼、松花江、太阳岛为共同原告进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要求中石油赔偿100亿用以建立松花江治理基金。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就有相关人士代表帕里拉属鸟夏威夷土地与资源管理局，最终当地法院判决帕里拉属鸟胜诉。但在此类案件中，检察院如若能作为诉讼之主体是具有优势的。首先，《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刑事公诉、侦查和法律监督职能，在法律上有部分依据，其次，人民检察院作为监督机关，拥有大量具备专业知识的法律人才也有调查取证的能力。再次，检察机关在刑事公诉案件中便代表国家进行诉讼，在民事公益诉讼中，其涉及的范围远大于一般民事诉讼，检察机关代表群体性利益是出于对公众或者国家负责，在这点上看检察院是适格的。但是正如前文提及的，如果检查机关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那么其一家便独有侦查的权力、抗诉的权力以及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等权力，如果这些权力都在诉讼中行使，不啻将对被告产生不利影响，使得被告反倒成为了弱势的一方，有可能影响审判的公正。对此还有很多制度上的要求需要完善，但是不能否认检察院是一个良好的递补提讼之机关，只是需要法律在授权同时严格认定其诉讼之范围。

3.行政机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一款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威海并承担赔偿责任"，在同条第二款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这里如何提出损害赔偿要求，提出之损害赔偿是基于行政行为抑或是通过诉讼需要严格的区分。

行政机关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是有数例现实案例的，如2007年贵阳政府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并胜诉，2010年云南昆明环保局作为原告诉养猪场违规排放污水得以立案审理。行政机关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在原理上同检察机关相类似，其本身便对公共利益担负着行政责任，往往公共利益所涉及的事件原先便应当由政府机关进行监督。此外，由行政机构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有助于严格限定检察院作为民事公益诉讼主体时案件的范畴。但是行政机关作为诉讼主体也有不当之处，最明显的不过与行政主体过于明显的公权力性质和与公益所产生的利益一致，行政机关的不能排斥胜诉后得到公共利益远远超出其实际得到的利益。行政机关充当原告可能不仅会破坏私法的自愿平等，而且也更有可能造成诉讼双方诉讼地位不平等。此外，环境监督部门等涉及公益的部门没有独立人格，而且其组织形式上也缺乏能够代表国家参与诉讼的能力。

4.公民及社会团体。我国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社会团体的定义是"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有共同目标的公民集合，在组成、财力和精力上是能与公益诉讼可能涉及到的被告相平衡的，而且社会团体进行公益诉讼能够更简洁高效规避当事人适格的限定，社会团体中的人更容易与案件产生直接关联，让某些社会团体作为群体诉讼的适格当事人，一方面有助于保障受害人的实体权益，另一方面可以减少诉讼环节和诉讼浪费而有助于减少程序利益的耗费。

总而言之，就民事法律诉讼之主体而言有几处亟待立法确立的地方，一是对公共利益的认定，认定了公共利益的范畴之后才能使得理论上的检察院之权与其监督权得到严格的限定并赋予之至权力；二是行政机构与其他潜在诉讼主体之间的分野，行政公益诉讼能够有效区分出国家层面与社会层面在公益诉讼中的分野，从而将民事公益诉讼严格限定在私法领域；三是法律制度的变革需要，只有法律授权之后各类潜在诉讼主体，尤其是检察院才能对民事公益诉讼在实体和程序上有所作为，否则以现行制度缺乏完善的实行与监督体系。

注释：

[1]【英】，边沁，《道德与立法院里争论》，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8页.

[2] Weustenfeld之观点，转引自李建良，《从公法学之观点论公益之概念与原则》，台湾中兴大学1986年6月硕士论文，第132页.

[3] Deborah Stone， Policy Paradox：the art of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w.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1.p.23.

[4] 戴维米勒，《市场、国家和社群》，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82页.

[5]潘申明，《比较法视野下的民事公益诉讼》，华东政法大学博士论文，第60页.

[6]谭兵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页.

[7]何文燕，《调节和支持两项民诉法基本原则应否定》，载《法学》1997年第4期，第36页.

[8]苏家成、明军著，《公益诉讼制度初探》，法律适用2000年版.

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行政诉讼;立法技术;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行为;行政处分

    行政行为概念无论是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我国的行政法理论体系当中,都占据着最基础和最核心的地位。然而,在对待行政行为概念的问题上,我国与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相比,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中,摒弃使用行政行为概念,创设了以行政行为概念为基础的行政处分概念。而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复议法》均采用了作为行政行为下位概念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二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中,不仅确立了行政诉讼类型结构,而且将“其他相当于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包含在行政处分之中并将其作为撤销诉讼的对象,解决了行政处分概念无法涵盖其他行为的缺陷。而在我国,却没有划分行政诉讼种类,行政诉讼对象又限于具体行政行为。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施行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第1条中以行政行为取代了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从而使具体行政行为和行政行为成为涵意不同的法律概念。

    2005年公布的《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则采用了行政争议概念。行政争议与行政行为系从属关系,但并不意味着前者代替后者。从发达国家行政诉讼立法现状来看,呈现出以撤销诉讼为中心的行政诉讼类型化,行政处分(行政行为)是确定撤销诉讼对象的惟一概念。因此,无论从现实行政诉讼制度运作层面还是《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层面,都面临着如何统一行政行为概念的问题。不过,从目前行政法学界所提出的构建行政行为概念的设想来看,仅停留在通过对行政行为概念的界定来寻找统一行政行为概念的可能性,同时各种学说又相互对立,对此概念的探讨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促进作用。

    从立法技术层面考察国外立法经验,可以看出,立法技术在界定行政处分、确定撤销诉讼的对象、实现行政诉讼类型化,乃至扩大行政诉讼范围上,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我国,缺乏从立法技术角度去研究行政诉讼的实践,这影响了我们对行政行为细节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寻求行政行为技术理论的支持,成为在统一行政行为概念上亟待探索的新课题。本文将从比较研究的视角,通过对我国行政行为概念与国外行政处分概念的比较分析,运用立法技术原理分析行政行为概念的合理构造,尝试寻找统一行政诉讼对象概念的路径。

    一、行政行为概念之缺陷

    众所周知,行政行为概念最初起源于资产阶级大革命胜利以后的法国,意指行政机关对具体事项的单方处理行为(Acte Administratif)。1826年,德国学者从法国引进这一概念后,几经改进和变迁,至1895年,奥特·迈耶(Otto Mayer)在其《德国行政法》一书中,将行政行为(Vewaltungsakt)界定为行政机关针对特定主体的权力所作的具体的权威性意思表示。此后,行政行为在德国作为法律概念得到了广泛的使用。[1]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引入了德国的“Vewal-tungsakt”,将其译为“行政行为”。后来,“行政行为”一词经日本传入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韩国。

    从行政法学发展的过程来看,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行政法的总论,沿用民法上的法律行为概念,将应属于公法领域的行政机关的各种行为把握在一个统一的行政行为概念之下,并对其展开了系统的研究。对行政行为概念曾存在最广义、广义、狭义和最狭义四种学说。日本通说和判例均采用了田中二郎博士界定并被称为最狭义说的行政行为概念,即“行政行为是指行政厅依法行使公权力,就具体事实对人民实施法律规制的行为。”[2]韩国的行政行为概念也与日本完全相同,而在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行为是行政处分的上位概念,广义说为通说。[3]尽管上述国家和地区在行政行为概念的定位上存在差异,但无论是采用最狭义说为通说的日本和韩国,还是以广义说为通说的我国台湾地区,都没有将行政行为作为法律上的概念,而是在法律上采用了行政处分概念。例如,日本于1962年制定的《行政案件诉讼法》(经2004年修订)第3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撤销处分诉讼,是指请求撤销行政厅及其他相当于行使公权力行为的诉讼。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也作出与之大致相同的规定。

    之所以在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中采用行政处分概念而未采用行政行为概念,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不能将复杂多样的行政机关的行为作为单一的行政行为概念来表述。”[4]另一方面,行政行为概念并不是“争讼性”概念,而是“作为实体性概念,起着发生、变更、消灭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实体法上的作用”,[5]并不适用于行政诉讼的实践。因此,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为使行政行为概念适应于行政处分概念,主要作出了以下两方面的努力:一是构建争讼法上的行政行为概念;二是建立形式性行政行为概念。[6]但是,行政行为概念中所包含的实体和程序方面的内容,使行政行为概念过分负荷,或者由于行政行为的法律要件是逻辑性的静态概念,而行政处分是作为行政手段的动态概念,两者混在一起,无法统一。[7]也就是说,行政行为概念中,既包含作为实体法内容的命令、许可、认可,行政行为的付款、撤回等概念,又包含作为争讼法内容的公定力等概念,很难将两者分离并统一在行政行为的概念上。同时,许多学者基于扩大行政相对人受法律保护范围的目的,同样在行政处分理论体系中,提出形式性行政处分概念,其含义又与形式性行政行为几乎完全一致。[8]所以,形式性行政行为概念也就丧失了现实价值。正因为行政行为概念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近年来,日本主流观点主张在学术上放弃以公法和私法二元论为基础的行政行为概念,2004年出版的行政法必读书之一的《行政法的争点》一书,“以行政处分概念取代了行政行为概念”,[9]行政行为概念在日本行政诉讼制度上几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二、确定行政处分概念之立法技术

    “立法技术是立法活动中所遵循的用以促使立法臻于科学化的方法和操作技巧的总称。”[10]从立法技术层面考察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可以看出,立法技术使行政处分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这些国家和地区运用科学的立法技术,确立了以撤销诉讼为中心的行政诉讼类型体系,从而明确了行政处分概念的定位。例如,日本和韩国的行政诉讼法都将诉讼种类分为抗告诉讼、当事人诉讼、民众诉讼和机关诉讼,我国台湾2001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将行政诉讼分为撤销诉讼、课予义务诉讼、确认诉讼及给付诉讼。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和地区将“其他相当于行使公权力的行为”纳人行政处分之中,扩展了行政处分概念其外延,从而扩大了对国民权益的救济范围。例如,除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第3条第2款规定之外,1993年制定的日本《行政程序法》第2条第2项规定:“处分,是指行政厅的处分以及其他相当于行使公权力的行为。”1984年制定的韩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1款第1项规定:“本法所称的处分等,是指行政厅对具体事实作出的作为法执行的公权力的行使或者其拒绝行使,以及其他相当于公权力的行政作用(以下称为“处分”)和行政裁判的裁决。”台湾1999年2月制定的《行政程序法》第92条第1项规定:“行政处分,是指行政机关对公法上具体事件所作出的决定或者其他公权力的措施,并对外直接发生法律效果的单方行政行为。”从上述法律文本中可以看出,行政诉讼以行政处分的撤销诉讼为中心,明确了行政处分的定位,同时,行政处分概念包含狭义上的行政处分和“其他相当于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在内的广义上的行政处分。按照日本学者芝池义一教授的定义,“行政处分是指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对外实施的具体的法行为。”[11]如果以“单方性”来表述其公权力的内容,这种定义与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中的行政处分概念几乎一致。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除行政处分之外,还将“其他相当于行使公权力的行为”作为撤销诉讼的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第一,从根本上讲,因为行政处分概念无法包容公权力性事实行为,而权力性事实行为又必须纳入到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因此,在“其他相当于行使公权力的行为”中包含权力性事实行为。[12]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行政处分概念的缺陷源自前述的行政行为论所存在的超负荷性缺陷。第二,将“其他相当于行使公权力的行为”一并视为行政处分或者以其概括行政诉讼对象,蕴含着立法者考虑到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行政活动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在很多情况下难以把握行政处分概念,试图通过将不能以行政处分概念予以抽象的行为留给司法实践中进行探索的努力。事实上,判例已经将在概念上并不属于行政处分而以强制力为后盾的行政指导等事实行为作为撤销诉讼的对象。[13]

    由此,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行政处分成为了一个“基础性”、“功能性”和“技术性”的概念。行政处分的“基础性”,是指行政处分作为行政法学中与民事法律行为相对应的行政法律行为概念,在传统行政法上具有核心地位,诸多行政法律关系均围绕行政处分而展开;行政处分的“功能性”,是指它并非是一个纯粹学理上的概念,而是一个为适应行政诉讼实践的需要而设置的功能创设性概念,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行政处分是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要件。基于行政法控制行政权,保护人权的基本精神,学界和实务界长期致力于对行政处分概念作扩张性解释,以达到扩大公民的诉讼权利、加强司法权对行政权控制的目的;[14]行政处分的“技术性”,是指它既包括传统的行政行为概念的内涵又包括“其他相当于行使公权力的行为”,成为具有适用性与实践性的概念,从而扩大了撤销诉讼的对象范围,避免了传统行政处分概念过于狭窄的缺陷。

    三、我国行政行为概念之反思

    (一)学术界的基本思路

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范文第6篇

关键词：消费民事公益诉讼；适格主体；法律

一、现有法律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尤其是人们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选择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但近年来，商品和服务产生的问题已经侵犯了消费者的权利和利益，消费者既是一个个体概念，也是一个群体概念，消费者个体的权益如被侵犯，自然寻求私力救济手段，如果是消费者群体的权益被侵犯，那该如何救济呢？2012年，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①明确规定了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即法律规定的有关机关和组织是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可见，民事公益诉讼已经有了法律保障。但是，仅仅明确主体，并不意味着民事公益诉讼已经明确地被制度化了［1］，民事公益诉讼要同一般民事诉讼一样，有适格的原告、被告和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请求。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②规定了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与被告资格、管辖法院、调解与和解等制度，使得民事公益诉讼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有法可依，增加了民事公益诉讼的可预期性，有利于相应的社会团体来介入相应的纠纷，为消费者在维权层面提供及时的帮助，及时通过诉讼途径处理相应的冲突，起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③的作用，并且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一定贡献。201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对公益诉讼进行了呼应④，省级以上的消费者协会⑤可以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讼。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了消费者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首先是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消协。我国法律规定的消费者公益诉讼指的是团体诉讼，省级以上的消费者有权提起公益诉讼。做这样的规定，贯彻了《民事诉讼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将消费民事诉讼的主体做了限制性规定，有助于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而省级以上的消协本身，相对于省级以下的消协，组成更加规范，而且本身受到更广泛的监督和制约，对于采取诉讼手段解决群体性消费问题更加理性，且消费者穷尽了救济手段①，由省级以上的消协提起消费公益诉讼有其合理性。但是，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是省级以上消协的规定，是否存在消费公益民事诉讼主体范围过窄的问题呢？毕竟，省级消协对应的是本省的消费纠纷，若某省辖区内某地发生了群体性消费问题，实践中甚至一个省级单位下有多个群体性消费问题，省级消协难以满足需要。考虑区位因素，副省级城市一般分布在我国东部发达地区，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往往没有副省级城市，如仅仅授权副省级以上的消协可以作为公益诉讼主体，可能会造成区域不公平［2］，因此，还应当考虑地区平衡，这种平衡，不仅从地区差异考虑，而且更应当考虑地区之内的实际情况。因此在授予副省级以上消协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权限的同时，可以根据消费能力，加上本省级区域内的省级消协，设立最多两个消协，当然，也要注意到赋予所有消协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资格，根据消协自身因素是不可行的［3］，省级以上的消协尚有其局限性，何况省级以下的消协呢？2016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适格的消协可以向法院请求被告承担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责任②。一般而言，根据诉讼标的性质和内容，诉讼类型可分为履行行为、确认行为和形成行为［7］，第十七条规定了适格消协可以向法院请求被告承担的民事责任。但是，相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③的相关规定而言，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可以请求被告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但是《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解释》中并没有明确地规定这项责任，那么，适格主体可否请求被告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大部分的观点认为，不能赋予消协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因为一方面，一旦赋予该项权利，会造成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的交叉，被告会承担双重不利后果，而且，从事经营产品的经营者在实践中一般是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让被告承担双重后果不利于经营者扩大生产经营，也不利于提高产品质量；另一方面，若消协提出了损害赔偿请求权，会影响消费者个体行使诉讼权利，违反《民事诉讼法》的处分原则，限制了消费者的诉权，不符合法律的规定④。因此，综上考虑，《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解释》并未规定消协的损害赔偿的诉权。

二、检察院能否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公益诉讼试点的决定》出台，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检察院可以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但仅限于食品、药品领域，对于其他领域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该决定中并没有规定。有观点认为，《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监督权，检察机关有必要对大型群体性消费事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4］，检察机关作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理应承担起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使命，代表国家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从而维护公共利益。既然检察院维护的是公共利益，那么检察院可否作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当事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当事人”是指民事诉讼中和应诉、与案件权利义务关系具有直接利害关系适格的当事人［5］。可见，“当事人”这个概念是私权中的概念，而民事诉讼中分为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后者可以出现“当事人”的概念，而前者不允许，因为公益诉讼已经超出了私益的范围，不再单纯属于所谓的“私益诉讼”，公益诉讼不存在“当事人”的概念。检察院作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是维护公共利益的应有之义。而反对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公权力机关，根据“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没有授权，当然不能行使对于食品、药品安全以外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如果将检察机关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范围扩大，有可能加重检察机关的工作负担，毕竟检察机关属于监督机关，甚至还会造成检察机关作为民事主体滥用诉权，不为法律所允许。综合检察机关的功能和定位，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于食品、药品领域的消费事件，可以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这来源于法律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对于其他领域的消费，观察消费事件的影响程度，即使影响程度大，也不宜贸然直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若事件影响一般大，检察机关也不应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相对于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而言，其他领域的消费事件远远没有达到危及人的生命安全的高度，而且，根据比例原则，即使不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也能通过行政处罚等手段实现合法目的。如果该其他领域的消费事件有省级以上的巨大影响，则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但是，该由哪一级检察机关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笔者认为，按照级别管辖的规定①，应当由市级以上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这是因为，凡是群体性消费事件，其影响范围不仅仅及于一个县级行政单位的范围，消费事件往往及于市级行政单位，在此辖区内有重大影响。毕竟，市级以上检察院提起的公益诉讼是由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管辖，是根据案件的性质、影响大小和复杂难易程度来确定的，群体性消费事件在实践中，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大，波及面广，其不止波及基层区域，因此，由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是较为妥当的，也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综上，检察院作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是符合法律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的，但是，不应当忽视级别管辖之规定，即，可以由市级以上的检察机关对于群体性消费的事件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三、行政部门能否成为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

对于相关行政部门能否成为消费者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学术界也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行政部门也可以成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6］，有学者认为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也可以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因为根据行政的主动性，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公权力机关，往往主动介入群体性消费事件，如果违法行为造成的影响足够大，行政机关就会动用行政手段主动干预消费领域的违法行为，只要是行政手段能处理的，就没有必要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7］。如果行政机关也基于公共利益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构成行政公益诉讼的，应当参照行政诉讼的程序来进行，不应当直接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据此，笔者不同意行政机关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四、结论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合格主体应是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协会，不仅要考虑城市层面，还要考虑经济发展、行政区域实体等因素，并考虑消费者协会履行职能的能力；此外，市级以上检察机关有权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但应注意检察机关的诉讼性质不是私益，而是公益。目前，正在深化对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的处理改革，毕竟这对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有重要意义［8］。但是要注意，消协和检察院作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时，基于公平原则，不能向被告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行政机关基于其行政管理的性质，不可作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笔者认为，对于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可以重点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先确认案件是否是群体性消费事件，之后再判断是否影响巨大；第二，权益被侵犯的消费者是否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规定穷尽救济之后，仍然不能填平其受到的损失；第三，侵权的经营者（或者生产者）是否经历了私益诉讼②，其作为被告，所受到的司法裁判或者行政处罚不足以消除带来的影响。以上三点必须同时满足，适格主体才能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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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闫旭，王强．检察院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可行性探析［J］．人民论坛· 学术前沿，2016（23）：100-101．

［5］江伟，肖建国．民事诉讼法学［M］．4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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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邵明．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30-231．

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范文第7篇

[摘要]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研究是当前我国行政诉讼理论的热点问题。在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的设计中，应采取概括主义与例举主义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以当事人诉讼请求为主导性区分标准，将我国未来行政诉讼类型基本类型划分为“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确认诉讼、行政给付诉讼”三种，并在上述三者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出若干亚类型，希冀对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的构建有所裨益。 [关键词]行政诉讼类型化 概念及作用 构想 在诉讼法学领域，类型化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之一，其目的在于按照一定的标准对社会纠纷进行归类总结，从而为相应诉讼救济途径的设计或诉讼体系漏洞的弥补奠定社会实证基础。在实践中，更是存在行政诉讼非类型化与行政保护不利的严酷现实。本文拟对行政诉讼类型化的概念，作用及我国行政类型化的基本构想等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简要阐述，以期对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理论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行政诉讼类型化概念探析 概念的界定是一切研究和实践的基础。笔者认为， 应从行政诉讼法控制行政权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之目的出发：(1) 行政诉讼类型的定义首先应当让相对人十分清晰的知道自己所享有的诉权以及诉权能够行使的范围。(2) 除了诉权， 行政相对人最关注的， 也是与诉讼的目的最为相关的就是行政诉讼的判决。要保持判决的公正性， 不同的诉讼类型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裁判方法裁判。(3) 行政诉讼是一项由行政相对人、行政机关和法院共同参与的活动。笔者较为认同行政诉讼类型是根据行政诉讼的性质与行政相对人的诉讼请求而对行政诉讼进行归类， 并由法院依据不同种类的行政诉讼所适用的法定的裁判方法进行裁判的诉讼形态。 二、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作用 1.行政诉讼类型化，可以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颁布，1990年起实施。当时处于对我国法制水平偏低，行政资源有限等多方面因素考虑，该法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客观上限制了行政诉讼原告的诉权，致使行政实体法中规定的当事人部分权利，在诉讼领域的得不到相应的救济。因此，行政诉讼类型化意味着国家在确保行政法治方面，在保护当事人权益等方面，承担更多的司法保障义务。 2.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紧张对立。在整个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准确定位是有效解决行政争议的关键。一方面，司法权应当理直气壮的对行政权行使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而通过纠正违法行政来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有限权力的行政审判权又必须对行政权的正当运用给予应有的尊重，避免造成审判权对行政权的侵蚀。 3.行政诉讼类型化，有利于人民法院有效行使审判权，节约司法资源。行政诉讼非类型化，使法院不能按照行政案件的不同性质做出不同的处理。法律规定的非此即被的判决权限常常使法院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有的法院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违法判决或违法调解。这不仅使司法资源浪费，还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影响司法尊严和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念。同时，行政诉讼的非类型化也影响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分。 三、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构想 我国应当在充分汲取域外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模式的基础上，周密设计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具体如下。 1.立法模式的选择 因为诉讼类型的规范模式对诉讼类型的多少以及是否具有可扩展性有直接的影响。从行政诉讼类型的规范模式上看，尽管“默示主义”更能赋予法院较大的诉讼种类形成空间，使民众寻求法律救济的机会更多。但基于诉讼类型明确化和程序规则定型化的考虑，大陆法系国家更多地选择了“明定主义”，如日本、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类型应当是开放的，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修订时，我们应当采取概括主义与例举主义相结合的模式，在确立基本诉讼类型之后，在基本类型下又划分出一些亚类型，并没定某些特殊的诉讼类型，或承认法定诉讼种类之外的其他“无名诉讼类型”。 2.类型构造的基本标准 对概念进行划分时，必须按照分类的规则来进行，即划分时必须按同一标准进行分类，并且各子项外延必须互不相容。只有建立在科学、明确的标准基础上的分类才能更好地实现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价值。鉴于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的理论基础在于公民诉权的有效保障，因而类型区分的标准也应当着眼于当事人对其诉权的 具体行使，亦即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内容，只有尊重当事人的诉权和诉讼请求，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才能显现，审判权才能真正受到诉权的约束。综观各国行政法治的实践，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内容的不同作为区分行政诉讼类型的核心标准业已成为城外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的重要发展趋势。作为一种独立的区分标准，其本身应具有高度的涵盖性，能够揭示行政诉讼的本质属性，因此，我国应当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为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最基本的标准。 3.我国应确立的行政诉讼类型 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为主导性区分标准，我国未来行政诉讼的基本类型应划分为“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三种。这三类诉讼几乎涵盖了当事人起诉的所有情形，因此应作为我国未来行政诉讼的最重要的基本类型。在基本类型下根据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与维护客观社会秩序的需要，可根据诉讼标的的不同，进一步区分出若干亚类型。撤销诉讼可以再分为原行政行为撤销之诉和行政复议行为撤销之诉；行政给付之诉可以分为课予义务之诉与一般给付之诉，其中课予义务之诉又包括纯粹行政不作为之诉和行政拒绝作为之诉两种子类型。现在学界探讨比较多的行政诉讼形式，如公益诉讼、当事人诉讼、机关诉讼等，这些诉讼类型充其量也只是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行政争议的属性发生某些变化而已。诉讼请求无非是撤销、变更车责令行政机关履行义务，其仍需借助于“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三种基本类型。 四、结语 行政诉讼类型化研究在我国大陆的兴起，既是司法审判实践的迫切需求，也是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界的自觉行动。虽然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对行政诉讼的类型构造做出明确规定，但这种非类型化的诉讼格局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体察。结合我国现有的制度资源，建立科学、统一而独立的行政诉讼类型化划分标准，设计出我国当下社会转型时期所迫切需要的诉讼类型已成为学界共识。当然，诉讼类型化的研究也一定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科学完整、严谨务实的诉讼类型体系必将载入我国未来的行政诉讼法典！

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范文第8篇

关键词: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法;目的

一、引言

行政诉讼是针对行政行为引发的纠纷而向人民法院提讼，行政诉讼的依据是行政实体法规范和行政程序法规范的存在，而行政诉讼的顺利进行则需要行政诉讼法规范的合理制定。行政诉讼法是规定诉讼程序规则的法，行政诉讼法是为实现行政实体法规范和行政程序法规范的正确实施而制定并起作用的。以上两者是不同的两个概念，虽然行政诉讼法是为了行政诉讼规范有序地进行，也不能否认二者的目的不同，更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二、概念比较

行政诉讼是人民法院审查裁判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与行政相对人产生的行政纠纷的活动。而行政诉讼法是规范行政诉讼活动过程中的行为的律则。简洁一些，行政诉讼就是解决行政争议的活动，行政诉讼法则是规范行政诉讼活动的律则。虽然，规范行政诉讼活动是行政诉讼法存在的价值之一，保障行政诉讼活动的规范化进行是其主要的功能。而且行政诉讼的常态化，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都有赖于行政诉讼法的实施，但二者的目的不完全相等，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任何时候都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三、研究行政诉讼的目的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区别的价值

行政诉讼的目的堆行政诉讼活动的进行具有指示性作用，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规定的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不少学者直接将之与行政诉讼目的等同。细读条文表述，我们能发现，该规定确定的目的有三层，保护公民权益、提高人民法院的审判效率、规范行政行为。司法实践中究竟应该那个目的优先，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解将直接导致同一类案件在不同的法院遭遇不同的对待，或者不同的判决结果。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行政诉讼的目的直接决定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内容，法官判案的结果。诉讼法与诉讼活动本身不是同一概念，行政诉讼也如此，对行政诉讼的目的和立法目的的准确把握才能更好地解读每条法律规则设置的初衷。因此，我们需要厘清二者之间的区别，这样可能较为深刻、准确地解读每条法律规则。对人民法院来讲，准确解读立法目的，有利于人民法院能在受理案件时正确地判断是否受理纠纷，而不是单纯地依照法律条文的字面表述机械地判断案件是否属于审查裁判的范围，将本应受理审查的纠纷拒之司法解决渠道之外，在审理案件过程时，对受案范围的深刻解读，能使人民法院更准确地判断案件性质，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对行政主体来讲，有利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合法的行使行政职权;对行政相对人来讲，能使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诉讼活动过程中能更好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四、行政诉讼的目的与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的区别

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范文第9篇

关键词：预防性行政协调；行政过程；行政争议；调解

中图分类号：D91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2）03—0031—05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很多学者基于此条文的规定，宣扬“公权力不得被处分”之理念，认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公权力机构无权放弃公共利益而对相对人做出利益上的让步，因而对于行政争议，无论是行政主体本身还是人民法院，都绝对不能进行任何形式的调解、和解以及协调。[1]但这一禁止性规范的功能设计及社会效果一直饱受质疑，原因在于，随着行政法治的深入发展，复杂的利益冲突亟待法治化消解，尤其是面临一系列涉及重大民生的热点、难点问题所引发的行政争议，越发需要提供更为丰富的纠纷解决机制。一些学者开始对行政调解、行政诉讼调解、行政协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认为除了强制性法律规范之外，对于选择性或者任意性法律规范，应当可以允许调解、协调、和解的存在，并纷纷提出制度化的设想。①

司法实践更是先行一步。自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行政诉讼案件的高撤诉率，都映射出法院参与调解或协调的影子。2012年3月11日，王胜俊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2011年各级法院共审结一审行政案件13.6万件，和解撤诉达6.5万件，撤诉率47.8%。就笔者所在的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实践分析，运用诉前协调息诉的手段化解了相当多的行政争议，2009年、2010年、2011年的行政诉讼撤诉率分别是66.7%、50%与80%。司法政策在近些年也相应发生了一些变化，2007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指出“对行政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参照民事调解的原则和程序，尝试推动当事人和解”，重申“调解社会化的理念，并将各地的诉前调解统称为立案阶段的调解制度”，并给予肯定。在地方司法实践中，也已有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出台，比如无锡市锡山区法院早在2009年就联合区委政法委、区政府法制办出台了《锡山区行政争议诉前协调工作机制实施意见（试行）》。

然而，除了对行政调解、行政诉讼调解、行政协调的概念理解混乱之外，上述诸般突破现行诉讼制度的努力更多地是基于上访与维稳的压力、司法资源的负累、法院内部的考核标准等实用主义考虑，尤其是在论证行政诉讼调解、诉前协调的合法性问题上缺乏长期理性的关怀。笔者提出“预防性行政协调”的概念，试图博采众长，寻求针对行政过程制定预防性的司法干预机制法治化的路径，并在学术界与司法实践领域抛砖引玉。

一、语义分析：预防性行政协调概念的提出

（一）行政调解与行政诉讼调解

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很多人把行政调解等同于行政诉讼调解，这是一个严重的理解误区。行政调解的特征一般包括：第一，调解的主体应是行政机构，法院在其中没有明确的角色定位；第二，在正式的诉讼程序之前，调解必须终止；第三，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等因素时以禁止调解为原则；第四，行政调解应以民事争议为主要对象，行政争议的调解应受控制。[2]

但是不少学者出于对行政调解的误读，认为可以把以行政机构为主体的行政调解照搬入行政诉讼程序中，并论证调解制度在行政审判中的可行性，并要求法院在诉讼程序中积极引入调解制度②，以法院作为调解的主体，形成行政诉讼调解的概念，并被视为是对行政诉讼法第50条禁止的突破。然而，对于行政诉讼调解的合法性质疑一直难以克服，可以总结为如下三点：一是法院为了片面追求调解结案，容易丧失独立公正审判的地位和监督行政的功能；二是被告为了胜诉，容易无原则牺牲公共利益，或者胁迫或变相胁迫原告接受调解而撤诉；三是相对人的司法保护易被虚置。由于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对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的，人民法院会不予受理，而事实上调解协议对于行政机构的约束力十分有限。

（二）行政协调与诉前协调

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民诉法》修改；公益诉讼

2012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修改的民诉法增加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这被视为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大亮点，但规定内容含混，不免有敷衍之嫌。

一、公益诉讼概述

公益诉讼发展历史悠久，古罗马帝国时期，就有“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美国是最早实行公益诉讼的国家之一，也是目前世界上公益诉讼制度最完备的国家。纵观公益诉讼的发展史，传统的民事诉讼机制由于当事人适格理论的限制无法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而对新型权利和利益救济程序的探索则是现代司法演进的一大特征。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也之类似，公民的权利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越来越强，理论界对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呼声也日益增高，但与此相对的是立法和司法领域的滞后，此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也体现对民间呼声的官方回应。

由于研究者视野和角度的不同，对公益诉讼研究的争议比较大，就概念而言，一方面学者将其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概念频繁使用，另一面对公益诉讼概念的界定则处于模糊不清的境地。从国内研究来看，对公益诉讼概念理解和认识的观点主要有三种，即经济公益诉讼论、行政公益诉讼论和二元公益诉讼论。公益诉讼的概念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发展性，本文认为公益诉讼不应被限制或定格为某种固化的制度，把它作为以社会正义为主题、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核心价值理念、全面审视和解决现行的法律与社会问题的方法论，或许更为贴近公益诉讼的本意。

二、新我国《民诉法》对公益诉讼规定的几点质疑

2012年我国通过的新《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公益诉讼的内容，这是我国首次以立法的方式对公益诉讼作出的规定，但仅靠此规定，在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程序下似乎很难真正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首先，我国并没有形成公益诉讼统一的概念，但公益诉讼制度在性质上乃是作为对公共利益进行救济的司法程序，立法上设置该制度的目的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与一般民事诉讼几乎完全不同，我国《民事诉讼法》则是作为私权争议的司法救济的程序性法律，从解决私权争议角度进行设置规定的，奉行的是“无利益即无诉权的基本诉讼规则”，这与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使命的公益诉讼在诉讼目的、功能以及程序机制及诉讼构造都不尽相同，这体现在多个方面：

1、原告主体资格。我国传统的正当当事人学说以管理权为当事人适格为判断基准，要求正当当事人对自己的实体权利具有管理权。与传统诉讼相比公益诉讼最大不同点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这种诉讼目的的不同表现在具体诉讼技术方面就是公益诉讼对传统诉讼中原告适格理论的修正和扩展，即某些依据传统的原告适格理论不具有资格的私人或私人组织，在公益诉讼中享有资格。本次新《民诉法》规定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很难确定哪些机关或组织适格，需依靠进一步的司法解释来确定，另一方面并未包含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

2、诉讼时效。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一般诉讼时效为2年，《环境保护法》规定的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讼的时效期间为3年。但上述诉讼时效是否适合公益诉讼？本文认为是不适合的，公益诉讼在诉讼目的、损害发现的时间和难易程度上都与普通的私权诉讼存在很大差别。

3、证明责任。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一般以“谁主张，谁举证”为原则，并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而公益诉讼中，往往涉及特殊侵权领域，如果按照目前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显然也是不合适。

4、诉讼调解与和解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当事人双方和解及法院调解的程序，由于公益诉讼与传统民事诉讼存在很大差别，是否能同样适用调解与和解？

其次，规定中的“社会公共利益”该如何界定？社会公共利益是一个极为抽象和模糊的概念。就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而言，不仅不同学科的学者间因研究视角上的差异，存在着不尽相同的认识与理解，而且即便是在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视角，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也大相径庭。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已有表述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包括国家利益。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孙笑侠教授认为社会利益是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并列的一种利益，它是公众对社会文明状态的一种愿望与需要，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是公众，即社会公众，既不能与个人、集体相混淆，也不能是国家所能代替的。学理上尚不能为公共利益提出一个确定的外延与内涵，那法律法规在适用时又如何确定？

三、对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法建议

公益诉讼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民事诉讼，目前我国法律体系其内容也不仅局限于民事诉讼法，在未来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中也应当涉及到公益诉讼相关程序。在目前的民事诉讼框架下，对于公益诉讼仅用一条规定并不足以指导公益诉讼的实践，其在规则、适用等方面都应有其特别的程序。

从民事诉讼程序立法发展来看，现代民事诉讼程序设置最为明显的趋势就是由“大一统”的程序设置方式，向“分别设置、单独立法”的程序设置方式转变。传统的“大一统”民事诉讼程序立法方式，将所有的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笼统地规定在同一个法典之中的立法体例，不仅十分庞杂，互不协调，且法典的编纂也缺乏技术性，而“分别设置、单独立法”是指在程序制度的设置方式及其民事诉讼立法的立法体例上，将以争讼为基本特征的审判程序与其他程序制度分别设置、独立规定的立法体例与立法方式。这样不仅有利于不同程序法律规范的适用，不同类型纠纷的解决，也有利于特定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编纂，并具有法律规范编纂上的科学性、合理性。

因此，我国可在民事诉讼法中为公益诉讼增设专门章节，从原告资格、特别程序等方面单独规定，这样就能保证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又能防止滥诉。对于如何对公益诉讼进行详细规定，学者们也已经提出来很多较为成熟的意见，国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供借鉴，本文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周楠：罗马法原理[M].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

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范文第11篇

前 言

在当代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对有些带有行政公益诉讼性质的案件，法院在作出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裁定中，常常有这样的表述：该案不属于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或者该案的原告并非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或相对人。由于在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框架内还没有明确关于公民能够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规定，因此，法院作出的裁定是无可厚非的。

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诉讼，即私益诉讼，行政诉讼的原告若与案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依法则不可以起诉,这是防止滥诉原则的必然结果。可是，如果有些主体侵犯了公共利益，公然违反普通法律或宪法时，在有关国家机关既不追究责任又不接受投诉，或虽接受投诉而不作处理时，在现行法律框架内，为保障和“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可否允许公民以原告的名义，以危及或损害社会公益的行政主体为被告向法院起诉？法院如何接受和支持公民以诉讼的方式来维护公共利益？中国建立公民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根据，现实依据是什么？有哪些因素障碍中国建立这种诉讼制度，如何根据中国的社会需求、文化传统、实际国情推进我国公民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等等，都引起了作者的兴趣。

本文主要利用实证研究、个案分析、文本分析、逻辑推导、比较等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对公民行政公益诉讼进行比较系统的探讨：包括公民行政公益诉讼应得到司法救济；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及其特征；我国应建立公民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理由；我国建立公民行政公益诉讼的路径选择；我国建立公民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基本原则及其结论。

第一章 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及其特征

为了阐明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及具特征，有必要对公共利益作进一番探讨，为讨论的进行铺就一个平台。

第一节 公共利益的界定

“公共利益”或叫“公益”（Public Welfare）是有关社会公众的福祉和利益 ，或指属于社会的，公有公用的利益 。它既区别于社会成员个体的利益，也不是社会个体成员利益的简单加总，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综合体。

在我国现行的各种法律法规中，涉及到的相关概念除“公共利益”外，还有“社会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整体利益”等类似概念，表达基本相同的含义。例如，有关公共利益的规定如《宪法》第十条，《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对土地实行征用的条件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处罚法》规定其立法目的之一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著作权法》第四条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时“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而《专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可以对专利权实行强制许可，等等；有关社会利益的规定如《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与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它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有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如：《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也同样规定了订立合同应遵循“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此外，《票据法》、《证券法》等也均对社会公共利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立法法》第四条用“国家整体利益”来表达这一概念，该条规定“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公共利益、社会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等在本质上并无根本的区别，它们既区别于社会成员个体的利益，又区别于少数集团的利益；第二，公共利益、社会整体利益是对个体权利的一种限制，维护公共利益是法律的立法目的之一，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是社会个体成员从事各种活动的一项基本原则；第三，公益诉讼就是为了解决当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或侵犯后，通过诉讼途径来予以救济和保护。这是符合我国的立法的指导思想的。

第二节 公民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

公民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当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对公共利益、社会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法律允许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为公共利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制度。该制度在日，美发育最为完善，概念界定也较为清晰。

为了对其界定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个概念：

一、从比较法的角度。公民行政公益诉讼是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的。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自诉都属于私益诉讼的范畴，即特定的公民基于自身的利益出发，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提起的诉讼。可见提起私益诉讼是当事人的一项法律上的权利，当事人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而公民行政公益诉讼则意味着起诉者与案件本身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只是基于“公益心”而提起。根据违反的法律部门的不同，可以分为刑事公益诉讼，经济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劳动公益诉讼等。我国当前的公益诉讼尤其是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法及研究中存在诸多盲点和漏洞，无疑不利于社会的长期发展和进步。例言某企业超标排污，而行政机关不依法作为，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公民权利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如果怠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必然会对我们整体社会的发展造成极其消极的影响。

公益诉讼起源与罗马法，是相对私益诉讼而言的。周楠先生在《罗马法原理》一书中提到：“公益诉讼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皆可提起。”意大利法学家彼德罗·彭梵得亦指出：“人们称那些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设置的罚金诉讼为民众诉讼，任何市民均有权提起它。受到非法行为损害或被公认为更为适宜起诉的人具有优先权。”

大陆法系国家有将诉讼分为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的传统，客观诉讼指的是对行政机关违反客观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地位提起的诉讼。其出发点主要在于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和制约，确保行政法得到客观和公正的应用。

日本在其《行政案件诉讼法》第5条中规定：民众诉讼不限于救济起诉者本人权益，而是含请求纠正国家机关或公共团体不符合法律的行为的诉讼，具体包括与公职选举有关的诉讼，与直接请求有关的诉讼，居民诉讼，基于宪法第95条居民投票的诉讼，有关最高法院法官的国民审查的诉讼。目的在于使公民以选举人的身份通过诉讼手段制约国家机关和公共性权利机构的行为。公共诉讼具有客观诉讼的性质，可以认为是行政公益诉讼的一种形态。 但传统理论并不认可公民可以就公害事件中所受损害提起行政诉讼。其理论依据是，行政法是从公益角度制定的，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共安全，而非具体保护每个人的利益，从控制结果看，公民由公益所得的利益不是法的利益，而是法的利益的“反射利益”。公民对反射利益受到的损害不能提起行政诉讼。随着社会公益侵害愈加恶化及行政权力在公共管理方面的不力，日本在原告资格方面作出让步。

法国的越权之诉，一般认为性质上属于客观诉讼。他是指当事人的利益由于行政机关的决定受到侵害，请求行政法院审查该项决定的合法性并予以撤销的救济手段。只要申诉人认为某种利益受到行政行为的侵害就可以提起，并不要求是申诉人个人的利益。不禁行政决定的直接相对人可以提起越权之诉，如果第三人因为违法的行政决定受到直接的利益侵害时，亦可提起。 行政法治原则最切实的保障正是公民有权提起请求法院撤消违法的行政决定，使之失去效力。由于越权之诉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因而成为保障行政法治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

现代的公益诉讼的创始国是美国。美国的公益诉讼制度体现在以下几部法律中：《反欺诈政府法》规定任何公民个人或者公司在发现有人欺骗美国政府，索取钱财后，有权以美国政府的名义控告违约的一方，并在胜诉之后分享一部分罚金；《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规定对于违反反托拉斯法令的公司、司法部门、联邦政府、团体乃至个人都可以提起诉讼，后来的《克莱顿法》对《反托拉斯法》进行了补充，增加了诉权的主体；在环境保护法中，公民可依法对违法排污者或者未履行法定义务的联邦环保局提起诉讼，要求排污者消除污染，赔偿遭受污染损害公民的损失。在美国行政公益诉讼被称为所谓的“私人检察总长制度”，国会通过制定法律，授权私人或社团为了公共利益，针对官吏的非法作为或不作为而提起的诉讼，主要包括相关人诉讼，纳税人诉讼和职务履行令请求诉讼三类。“相关人诉讼是指私人不具当事人资格的情况下，允许他以相关人的名义提起诉讼。职务履行令请求诉讼，是指当国家行政机关不作为时，要求法院作出判决，责令行政机关履行其职务。所谓纳税人诉讼，是指原告以纳税人的身份提起诉讼，针对国家机关的行为导致公共资金的流失或公共资金的不当支出。” 美国的“私人检察总长制度”的要旨在于，在请求复审政府行为合法性的诉讼中，应保护的是公共权利，而不是私方当事人的权利。作为公民代表的立法机关就可以根据它的意愿把保护公共权利的任务委托给别人。“可以不委托给司法部长或其它政府官员提起这种诉讼，以防政府官员违反其法定权力的行为，这同样有了真实的争议。宪法允许国会授权任何人（不论他是否政府官员）对有关争议的问题提起诉讼，即便这种诉讼的唯一目的是保护公共利益也行。可以说，被授权的人是私方司法部长。” 这种理论在联邦法规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典型的如清洁空气法中创设的公民诉讼条款，其中规定任何人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对任何人（包括美国政府，政府机关，公司和个人）就该法规定的事项提起诉讼。

英国对公益的救济相对保守，但在当事人的起诉资格自由化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行政法关于救济手段的发展趋势总体上是向统一和宽大的起诉资格方向前进的。 对此，上诉法院院长丹宁指出，“如果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政府机关或权力机关滥用权利，致使数千臣民受害，那么最终这些受害人中的任何人都有权诉诸法院要求执行法律。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宪法原则。”

二、从广义上的理解。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无论从提起诉讼的主体，提起诉讼的原因或者提起诉讼的名义都体现出了这一概念具有广泛的扩张性。在主体方面，一般是公民比较适合。因为这不仅有利于鼓励其提高当家作主，实施民主监督的法律意识，而且其对损害社会公益之行为实施有效监督的层面比任何一种监督方式都要广泛，有利于社会公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同时，当公民因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被驳回起诉后，本人认为，如果被驳回起诉的原告向具有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反映、投诉、申请公诉，检察机关经审查基本事实后认为被告构成损害社会公益行为时，可以也应该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对相应行政主体提起公诉；在公民因行政公益诉讼被判败诉的情形下，如果原告向检察机关申请，经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被告损害社会公益的行为事实确实成立时，也可以而且应该以抗诉程序维护社会公益，同时也能够保障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诉权不受削弱。在原因方面，只要行政主体有违法行为或因其不作为导致严重危及或损害了公共利益即可提起。如果法院审查案件时，发现公民提起公益诉讼所列被告行为是因行政主体不作为所致，应由法院直接或由其告知原告将相关行政主体追加为共同被告。判令相关行政主体承担相应责任，并责成该行政主体对直接损害公益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在名义方面，公民均以原告的名义提起诉讼。当公民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诉权依法不能实现时，检察机关则可以视具体情形和相应法定程序以国家公诉人的名义提起“公诉”或“抗诉”。之所以这样界定，是因为公共利益由于权利主体抽象，产权模糊，而很容易受到侵害，受到侵害后又由于没有明确的直接的受害者而使保护常常流于形式。为此，法律必须赋予特定主体以诉权来保护公共利益。这样当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

法院就不能以诉讼主体不适格而不予受理、驳回起诉或判其败诉。

第三节 公民行政公益诉讼的一般特征

关于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我国尚无权威的论述，但是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公民行政公益诉讼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目的上。公民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其原告与案件并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这是最为本质的特征。而私益诉讼，其原告必须是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组织，其诉讼目的是为了维护个人、法人或其它组织自身的合法权益。公民行政公益诉讼则是维护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为此，逐步而有序的扩大公民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有利于使侵

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得到制裁，国家利益得到保护。

第二，范围上。现行的行政诉讼法未承认公民行政公益诉讼，从而将影响社会公益的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外。因而，公民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应为排除在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之外的某些涉及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被侵害或存在被侵害之虞的行政案件，还有一些涉及虽然是有直接利害关系人、相对人，但同时也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案件。这类案件在直接利害关系人、相对人不愿诉、不敢诉、不能诉、

怠于诉的情况下，也可以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在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有直接利害关系人的情况下，要区分是否只侵害了其私益，还是同时侵害了公共利益，这一点在后面尚有涉及。

第三，诉讼标的上。公民行政公益诉讼成立的前提是既可能因违法行为造成了现实的损害，也可能违法行为还未能造成现实的损害。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自诉一般都以必须已发生了现实的损害事实为依据，而行政公益诉讼的成立并不要求如此。只要行政主体有严重违法行为或因其不作为，发生或有可能发生有损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结果，都可以被起诉。这样做是因为违法行为既然针对的对象是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那么该违法行为就将给国家或社会带来严重后果。如重大财产损失，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所以公民行政公益诉讼鼓励防微杜渐，尽可能地减轻违法行为

所带来的损失，甚至将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

第四节 公民行政公益诉讼与民事、行政诉讼以及刑事自诉的主要区别

公民行政公益诉讼与民事、行政诉讼以及刑事自诉，主要体现在法律关系方面的区别。民事诉讼的原告是指因民事权利发生争议，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引起诉讼程序发生的人。被告是指被侵犯其合法权益或者与原告发生权利义务争议，被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人。在民事诉讼中确定原、被告时，以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行政诉讼的原告是指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利害关系人。原告必须与具体的行政行为之间具备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原告的合法权益所受到的影响、损害必须是由具体行政行为造成的，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当因果关系。刑事自诉则是被害人或其监护人、近亲属为着被害人的利益寻求司法救济而直接向人民法

院起诉被告的诉讼。

而公民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是指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任何公民。在公民行政公益诉讼中，确定原、被告不强调原告是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只强调被告是否侵犯和损害了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这是公民行政公益诉讼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自诉有着明显区别的一个特征。

第二章 公民行政公益诉讼应得到司法救济

第一节 从现实案例看现行司法程序的不足

近几年媒体报道了一些当事人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又涉及“公益”的诉讼案件。如河南农民葛锐在郑州火车站掏钱入厕，事后其将郑州铁路局告上了法庭，一审败诉，二审胜诉，用三年时间花4,000多元打赢了这场“3角钱”诉讼标的官司。还有河北律师乔占祥质疑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行政行为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无锡一市民起诉电信局擅自收取费的案件等等。这类案件在历经曲折后终于胜诉或部分胜诉，但主要并非因为其带有“公益”性质，而是案件的诉讼标的及其结果与原告的直接损失之间形成了因果关系。但笔者认为，这也应该认为是一种社会进步和司法尝试，起码是司法机关在给予公民寻求自身司法救济的同时，又推进了公民“公益诉讼”的萌动。然而，还有以下另一类情形，却更值得关注和思考，从中可以看出现行司法程序存在的不足，致使宪法和一些实体法赋予公民民主监督的权利无法在公益诉讼活动中得以体现。

一、新疆三青年诉某酒店悬挂国旗违法案。

2001年春，新疆乌鲁木齐市三位青年分别向两家法院起诉当地的三家涉外酒店。认为这几家酒店把国旗与其店旗平行悬挂，不分大小，违反了国旗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三位青年认为，缺乏国旗意识已经是国民的通病，酒店此举不利于国旗神圣感的建立。结果，一家法院以国旗悬挂属于政府管理范畴，原告没有起诉资格为由驳回起诉。另一家法院则一再动员他们撤诉。本案中三位青年维护“公益”的举动无可非议，甚至可钦可佩，可赞可叹，可圈可点。但法院的处理方式亦无违法之嫌。三家涉外酒店将国旗与店旗平行悬挂确实违反了国旗法的规定，依法只能由当地政府实施监督管理。当地政府对其不作为应承担责任。但究竟当地政府分工那个职能部门管理国旗悬挂？政府对其不作为承担何种责任，如何承担责任，公民可否对因当地政府或它的某个职能部门的不作为而使“公益”损害得不到有效制止的行政行为及其后果提起公益诉讼？

二、王英诉某酒厂酒瓶不加警示标志案。

1997年4月，王英的丈夫因酗酒而死，年仅41岁。王英悲痛之余便想：烟盒上都标有“吸烟有害健康”，酒也能让人上瘾并能喝死人，为啥酒瓶上不加警示标志？于是，王英一纸诉状把某酒厂告上法庭，要求被告某酒厂赔偿其丈夫之死造成的经济、精神等损失共计60万元。并且要求被告在酒瓶上标出“饮酒过量会导致人中毒或死亡”等警示标志。该案从一审到二审到再审，王英均以败诉告终。诉讼期间，被告多次表示愿意给予经济援助，但拒绝在酒瓶上加警示标志。王英认为，她之所以如此费劲地打官司，并要求被告在其酒瓶上加警示标志，是为了广大活着地消费者。

王英关于白酒警示标志的诉讼，虽然未将相应的行政主体列为被告，但从诉讼性质而言，应该属于行政公益诉讼的范畴。法院判其败诉，从目前程序法的角度考察，无疑没错。而王英的主张又符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立法精神，其向法院提起的公益诉讼应该得到司法救济！

三、王日忠状告税务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

王日忠系浙江省送变电工程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工，他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和责任心。1994年以来，王日忠发现本单位以及下属9个部门有偷漏个人所得税等严重违法行为。从1995年底到1998年初，王日忠分别向各级税务部门多次举报并反映该情况，结果不但未得到任何口头或书面的答复，反而为举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无奈之下，1998年5月，王日忠将杭州市地税局告到法院，要求其履行税务稽查义务，同时要求税务局对他因举报而遭受的巨大经济损失给予补偿和奖励。但最后，法院却并未支持王的请求，原因是“原告并不是他们稽查行为的相对人，并不具有起诉资格”而被驳回起诉。这样一来，明明存在行政机关违法不履行义务，公民举报无门却又起诉无路，那又究竟由谁来追究、怎么追究那些偷税漏税人的法律责任？由法律赋予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权力因无法律程序方面的具体规定而成为空谈。如果王日忠在本案被驳回起诉后，继续向检察机关举报，即使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至多也只能追究该案中偷漏个人所得税自然人的偷漏税刑事责任，这还要视其偷漏税数额是否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这一问题就超出于本文讨论的范围。而对税务机关不履行追缴偷漏税行为及其后果的责任而言，仅仅因为原告不是税务机关稽查行为的相对人，难道因行政主体不作为导致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及其后果就可以不受司法追究吗？

四，某画家告文管会不作为案。

浙江一家娱乐公司承包一家文化馆，并在门口张贴了带有色情内容的广告，同时在馆内表演的节目也带有色情性质。文化馆对该公司的行为不闻不问，当地许多居民对此深表不满，当地的一位画家多次上书文化馆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地区文化事业管理委员会，要求娱乐公司搬迁，但一直没有解决。无奈之下，这位画家将其告上了法庭。法院审查后，该画家不是直接的权益受害人，不是合格的原告，因此驳回了起诉。从法律规定上来看，法院的做法并无违法，但从社会的整体效益来看，影响却是消极的。后来该法院向地区文管会提出了司法建议，地区文管委接受建议，责令文化馆将娱乐公司搬迁。此案从法律的角度看，发人深省。由于司法建议本身不具强制执行力，如果本案被告对该建议置若罔闻，危害公共利益的状态还会延续下去，直到适格的主体起诉。

以上四个案例，均涉及行政公益诉讼的因素。随着经济水平的改善和公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越来越觉醒，想运用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行政机关的行为对社会公益的侵害，应该说这是我国法治的进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排除了无直接利害关系人和相对人作为诉讼主体，以致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缺乏保护和救济手段。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现行司法制度设计还存在一些不足，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法治环境的变化，需要进一步完善，尤其需要从程序法的角度完善。

第二节 四个案例具有的共同诉讼特征

首先，原告起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即具有“公益”性质。尽管可能也带有某些个人目的，如要求得到一定补偿或奖励，甚至也不排除原告具有通过诉讼来使自己出名的动机。但这类诉讼与那种纯粹为保护自身的私有利益不受侵犯的诉讼来说，其诉讼效果也具有保护国家、集体和其它公民合法权益的扩张性。

其次，虽然原告与本案可能具有间接的利害关系，但原告并非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在我国现有的行政诉讼的制度框架内，要求原告必须是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或相对人。我国《行政诉讼法》第41条规定，原告提起诉讼应当符合的首要条件是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虽然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当事人的起诉资格做出了一些扩张，如竞争权人，相邻权人的起诉资格得到确认。但否定了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起诉资格。正因为如此，这类具有公益性质的诉讼案件常被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或被判令败诉也就不奇怪了。

第三，有明确的被告。虽然被告有的是企业法人，有的是国家机关法人，但原告诉状中所列的被告是明确的。这与程序法对于不同类型的诉讼均应该有明确的被告的规定趋于一致。

第四，原告均为公民，而且是以自身的名义，并非以国家、国家机关法人或其它组织的名义。

第五，起诉的原因均在于国家行政机关行政不作为导致的公共利益受损的问题。

第六，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并没有行使法律监督职责介入到上述案件中去。

第三节 解决公民行政公益诉讼问题，目前存在的困难

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范文第12篇

作为环境保护的主要手段，环境公益诉讼目前在我国成为学术界与实务界的热点话题。环境公益诉讼本质上属于公益诉讼在环保问题上的拓展与深化，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构成的分析，是正确把握其概念的首要问题。

关键词

环境保护　公益诉讼　原告

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学界认识不同。一则认为是公民或者法人(特别是非政府组织NGO)，出于保护公益的目的，针对损害公共环境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的环境公益之诉。二则定义是指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利对污染环境、破坏自然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提起经济公益诉讼，由法院依经济公益诉讼程序进行审判，依法追究责任人的民事、经济、刑事责任。

相比之下，可知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保护公共环境利益；诉讼的对象为危害环境利益的个人或单位。而各观点在诉讼原告的构成上存在差异，这正是正确把握该概念的首要命题。

笔者认为，环境公益诉讼本质上属于公益诉讼。虽然公益诉讼至今仍无确切概念，但通说认为其最显著特征为所针对的行为损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而与原告的利益无直接关系。但由于司法实践中难以区分所提起的诉讼是否完全属于公共利益，且现实生活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常常相互联系。故多数国家采用“相对公益原则”，即排除完全出于私利而提讼的情形之外，仅出于公共利益以及既出于公共利益又出于私利的都属于公益诉讼。该原则更为切合实际，利于鼓励公民积极参加公益诉讼。

因此，从理论上说，只要符合“相对公益原则”以公益保护为目的而提讼的个人和团体，皆可以成为公益诉讼的原告。因此，大部分观点认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包括公民个人，公民组织，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现对各原告模型之合理性作简要分析。

一、公民个人

一直以来，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处于瓶颈状态主要是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条件需为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以及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11条、第12条未将环境公益诉讼纳入受案范围。正所谓“无救济则无法律”，若仅以上述规定来剥夺公民个人参加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那么公民的环境权益之保护就是空谈。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已经实现从关注“诉讼原告的资格”到关注“诉讼原告的能力”的转变，鼓励国民积极参加各种公益诉讼。在我国，实现从“直接利害关系”到“间接利害关系”为连接点的转变，不仅得到学术界的一致支持，更成为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从将公民的环境权写入宪法，各地区法院试点推广，到逐步修订单行环保法律,设立专门的环境公益诉讼条款，再修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设定包括环境公益诉讼在内的公益诉讼程序的建议，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二、公民组织

早在20世纪，以C.D.斯通为先驱的西方生态主义法学流派就提出了"生态契约论"，主张个人在生态保护的基准上，享有结社与选择加入社团的权力。并在此条件下，拥有同国家机关平等的机会成为自然的信托人，共同为环境保护履行诚实善良的必要义务，而其中当然包括对危害生态环境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的内容。相比个人而言，公民组织如环保组织更具有坚定的环保价值观，在财力，物力，信息，技术等方面拥有较大优势，容易克服与环境危害源头的大型企业公司之间的人格区分的不平等问题。根据不完全统计，至2008年为止，我国共有环保组织3539家，其中非政府组织2239家（约占63%）。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越发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检察机关

以检查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已成为欧美国家之主流。在我国，以09年佛山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为典型，检察机关充当原告，有利于打击地方保护主义之下高GDP高污染破坏的环境危害源头，有效遏制环境危害的产生，日益成为舆论界的热点。有反对意见认为，检察机关本质上系国家的法律监察机关，不应直接涉入法律诉讼活动之中；并认为检察机关和法院两个公权力机关之间合作难免相互包庇，影响司法公正。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难以成立：首先，检察机关对法律的监督以事后监督为主，对危害环境行为当然享有提讼，追究其法律责任的职责。这不仅表现在刑法中对环境犯罪提起公诉，也包括对危害环境权益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其次，检察机关代表国家的公正司法，不能以现实层面司法执行不足，因噎废食，而从根本上否定检察院的存在意义。

四、行政环境管理机关

部分学者认为环境管理机关不仅组织体系完备，且拥有专业的鉴定技术设备等资源，更能避免公民个人的“滥诉”。但笔者认为，行政机关不能作为诉讼原告，理由如下：首先，行政环境管理机关本身负有依法行政，管理监督环保事业的职责。对于危害环境的行为，其享有从罚款到予以关闭的处罚权。若其参与公益环境的民事诉讼，不仅使得行政职权民事化，造成环境行政管理履行不力的问题，同时会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更易误导公众丧失对行政权的信任而迷信司法万能。其次，若行政机关作为公益环境行政诉讼的原告，即需针对行政机关在环境保护管理上的不作为或作为不当提讼。则会推论出行政机关自己自己的悖论，显然是不合理的。

综上所述，公民个人，公民组织，和检察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构成，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具备一定合理性。而行政机关能否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还有待商榷。

参考文献

[1]别涛.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出版社,2007.

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范文第13篇

[摘要] 非法证据排除是行政诉讼中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本文从实证法的角度论证了广义说的非法证据的概念和内涵，并进而确立了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的概念，将此作为本文论说的逻辑起点。进一步的，分析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的意义，试图揭示行政诉讼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价值。最后，以概念和价值为基础，从实然和应然两个角度，本着沟通的态度，对我国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以及完善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概念，价值，规定，完善

一、 逻辑起点：何为行政诉讼视野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诉讼必有证据，“证据问题是整个诉讼活动的中心问题”。 所以，证据问题就成为作为三大诉讼之一的行政诉讼的不可不探讨的问题。

同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一样，在行政诉讼中，法院裁判认定事实不但要靠证据，而且只有经过双方当事人的质证的证据才能作为依据。法官查明事实的过程，也就是运用证据证明的过程。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能否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提，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哪些证据可以采信，哪些证据属于非法证据应当排除，这些问题是行政诉讼中最容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所以 ，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就进入了行政诉讼的视野。

显然，要解决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首先要对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的概念和内涵做一清晰的界定。所以，厘清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的概念和内涵就成为本文论说的逻辑起点。

那如何界定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的概念和内涵呢？

目下，学术界对非法证据的概念和内涵众说纷纭，归结起来不外狭义与广义两种。广义说认为，非法证据只所以不合法，是因为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证据的内容，证据的形式，收集证据或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这四个方面之一不合法，而造成证据不合法；狭义说认为，非法证据是由于法定人员违反法定程序，用不正当方法收集证据材料，而致证据不合法。

笔者认为，应从从实证法的角度平息广义说和狭义说的纷争，确切地界定“非法证据”的概念和内涵。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为《行政诉讼法》）第31条规定：“证据有以下几种：（一）书证；（二）物证；（三）视听资料；（四）证人证言；（五）当事人的陈述；（六）鉴定结论；（七）勘验笔录、现场笔录。”该条文规定了行政诉讼证据的七种法定形式，不具备该七种法定证据形式的皆为非法证据。该规定完全可以说明证据的形式不合法即构成非法证据。

二、《行政诉讼法》第33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而该法第34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比较该两个条文，我们可以发现，在行政诉讼中，被告无权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而人民法院却有此权限，因此，我们认为，收集证据的主体显然深刻影响着行政诉讼中的证据是否合法。所以，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不合法即构成非法证据。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0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认定为被述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一）被告及其诉讼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自行收集的证据；（二）被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其他证据。”这一规定显然收集或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不合法即构成非法证据。

四、证据的内容不合法，显然构成非法证据，这是证据法常识，此不详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证据的内容，证据的形式，收集证据或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这四个方面之一不合法，就构成非法证据。

进一步的，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非法证据排除就是符合上述条件的非法证据在行政诉讼实践中不予采纳，排除在定案证据外。

二、 价值终点：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的意义何在？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明晰了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及非法证据排除的概念和内涵，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探讨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呢？在行政诉讼制度中为什么要建立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转贴于

（一）非法证据排除体现了对人的尊重

对人的关怀始终是法学和良法的终极价值。在法学的视野中，对人的尊重主要体现在对人的生命权、自由权、隐私权的尊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20世纪初确立。这个规则本身是对非法证据的否定、将通过侵犯个人权利的手段而获取的证据排除在定案证据之外。这样，非法证据排除实际上起到了保护个人权利的权利，体现了对人的尊重。

（二）非法证据排除体现了是宪法至上性的必然要求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我国宪法第35——43条分别肯认了公民的政治自由、人身自由以及住宅、通信自由等各项权利和自由。在行政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收集侵犯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违背了宪法的相关规定，所以说，非法证据的排除是维护宪法权威、保障宪法实施的必然要求。

（三）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是依法行政的要求，也是行政诉讼制度本身的要求。

依法行政要求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在行政行为中，行政机关较之行政相对人，在信息、力量等方面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它可以凭借强大的行政权利，违反法定程序，非法介入公民的私权领域，收集行政诉讼的证据，从而客观上形成在行政诉讼中的优势地位。而行政诉讼制度恰恰是：“法院运用国家审判权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和履行职责。” 所以，行政机关违法获取的证据本身就是对行政诉讼制度的本身的误读。

三、 实然与应然：我国法对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的

规定与完善

在本部分的论述中，一般而言，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是我国行政诉讼中的原告、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行政诉讼中证据主要指向的对象。所以，笔者从行政行为流程中有关证据的主要方面行政调查、行政听证、行政采证三个方面入手，结合我国现行法，来探讨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

（一） 违反行政调查规则的证据是否应予排除？

行政调查规则包括调查主体，证件主义，法定权限及具体的调查手段、步骤、过程规则，违反这些规则的证据一般要排除。如越权和滥用权利取得的证据，用非法强行搜查等手段和方式取得的证据等。《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58条是对违反行政调查规则的证据是否应予排除问题的原则性规定，该条规定：“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该条款将违反行政调查规则的证据的标准限定为两个条件：第一是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法律禁止”是指实体法和程序法明文规定不得为之的行为。第二是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是指获取证据的方法侵犯了他人依法受到保护的法定权利和利益。两个条件只要具备其一就构成违反行政调查规则的非法证据，在行政诉讼中不予采纳。笔者认为：该条款对对违反行政调查规则的证据是否应予排除问题的原则性规定，一是对违反行政程序法的获取的非法证据不予采用，体现了与行政程序法衔接，二者相互配合，对于处于强势的行政权力进行规制，比较好的实现行政诉讼的目的。二是规定采取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获取的证据不予采用，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关怀。所以笔者认为，该条款的规定是到位的。

具体而言，《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57条规定了违反行政调查规则的证据的几种具体形式：一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 二是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三是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下面笔者具体分析这三种具体形式：

1、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其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在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中，违反了最基本的正当程序。如先裁决后取证、未告知相关权利等。二是在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中，采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所禁止的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对此笔者认为本条的规定使行政程序实施有了切实的保障。但对于本条款中规定“严重”二字使本条款明显逊色，这种规定无疑从某种角度上纵容了一般违反法定程序的执法行为，不利于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忽略了对于程序本身体现的正义、公平的价值内涵的关注。更何况，笔者认为不能从程序的违反程度来决定证据是否可以采信。

进一步的，基于行政权力较之于行政相对人力量的强大，基于行政诉讼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控制的价值，笔者认为对于行政权力应当严格依法行使，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都应当排除，无论严重还是轻微。否则，一方面会使执法人员忽视正当程序而不依法行政，滥用行政权力。同时，目下中国行政权力运行的不容乐观的现状确实又逼迫我们更谨慎的思考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比公权力的滥用更为可怕！

当然，对于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都予以排除是有代价的。比如，在行政处罚中，可能会因为一个程序问题，而错失对一个违反规范的人的处罚。一个国家的法治发展进程本身就是以一次又一次小的代价，一次又一次利益的牺牲来换取的。排除非法证据实际上也是国家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舍弃那些原本可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这本身就是一种代价，一种追求法治的代价。而在我们提倡依法行政的今天，这种代价与依法行政、依法治国，与保障公民权利相比根本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我们认为，从法律规范上看，应该明确而严谨，应禁止的必须明确加以禁止，以达到一体遵行的效力；应当明确规定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都应当排除。

2、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其中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即属于非法证据。二是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但未给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证据可以作为诉讼的证据使用，即合法证据。

该项规定涉及的取证行为主要有两种：一是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二是自然人的个人行为。笔者认为这一条款的规定弥补了以往行政法对取证手段规定上的不足，进一步完善了行政执法行为。但其中也有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通过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得的证据不应仅从结果上来加以认定，还应从目的上加以规范，应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即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的使用应符合正当目的，或是为了执法需要，或是为了维权需要，为其他目的而进行的偷拍、偷录、窃听行为，即使取得了违法或犯罪的证据或线索，也不能作为认定的依据，这样以防止该手段在现实生活中被滥用，而对个人的生活和工作构成威胁。二）应规范行政机关采用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的审批程序，从程序上把好使用关。对当事人使用该手段的程序作出明确限制，以防止该手段的滥用。三）应在法条中进一步明确他人的合法权益的范围，以便执法中明确判断。秘密取证的情况从目前看仍很复杂，而单纯从本条规定来鉴别证据是否具有合法性仍很“原则”。

3、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是指当事人采用利益引诱的方法，故意捏造虚假情况和歪曲、掩盖事实真相的方法或以不法损害相恐吓以及采用激烈的强制方法所获取的证据。因其手段违反法律的规定，也应予以排除。

（二） 违反听证程序规则的证据是否应予排除？

我国《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60条第2款规定：“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非法剥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权利所采用的证据” 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该条款实际上确认了行政诉讼中的一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违反听证程序规则的证据应予排除。

根据行政法的基础理论，行政行为可以分为即时性行为和非即时性行为。部分学者认为：该项规则应当将即时性行为排除在外。 笔者则不同意这种观点。原因有两点：第一、从法条的规定上看，只强调剥夺当事人相关权利所采用的证据不能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并未把即时性行政行为排除在外。第二、即时性行政行为在实际执法中占有较大比例，与公民权利紧密相关，在即时性行政行为中剥夺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而获取的证据如仍可使用，不仅会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还会造成执法的随意性、不规范性，直接损害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形象，助长行政机关在即时性行政行为中不遵守行政程序的风气，使行政程序的价值得不到体现，从根本上不利于依法行政和保护公民权利。

（三） 违反行政采证规则的证据是否应予以排除？

我国《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59条规定：“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第60条第1款和第3款规定：“被告及其诉讼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或者在诉讼程序中自行收集的证据”“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未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证据”均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这三项的规定实际上确立了违反行政采证规则的证据应予以排除的证据规则。笔者认为，第50条的规定是对合法的行政行为维护，是对行政效率的保障；而第60条的规定则是对行政行为的法律约束，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这三项规定比较科学的反映了行政采证规则的要求，实现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行政效率的良好结合，应当予以肯定。

参考文献

专著类：

1、 宋纯新：《行政诉讼举证规则》，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2、 应松年：《行政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刘金友：《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 吕立秋：《行政诉讼举证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 罗豪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修订版

论文类：

1、 杨宇冠：《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3期

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范文第14篇

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法院

一.行政公益诉讼概念

（一）公共利益界定

公益诉讼致力于保障社会公益，对于公共利益，是我们首先要进行明确和界定的概念。公益指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在《辞源》这本书中对于公益一词进行了定义即“公共之利益，相对于一个人之私利、私益而言”。根据词表面的意思来看，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公共和利益，然后进行分别理解，但是由于具体到社会生活实际，无论是对象还是案件类型上都具有差异性，而且不同的人由于主观看法的不同以及发生的不同时间地点，都会有着不一样的认识和理解。我们无法概括性的对于一切情况下的公益作出定义，只能说对于公共利益，我们无法给出具体准确的归纳，放于客观生活中进行理性把握是判断是否为公益的重要准则。

（二）公益诉讼概念

对于公益诉讼定义。法学界韩志红教授主张：由法院对于所有个人以及组织凭借法规提起的针对侵犯国家以及社会公益的做法，进行审判的诉讼活动。苏家成则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是指在所有参与人的参加条件下，人民法院查明和办理对于违反相关法规侵犯社会国家公益的行为诉讼，从而最终得出判决结果。民法界的梁慧星教授则认为：是指诉讼本身针对的违法行为并没有直接侵害到原告的利益，诉讼只是对于造成社会公益损害的行为进行审理判决的活动。无论对于哪种定义，其根本上具有一致性，即通过诉讼机制来维护受到损害的公共利益得到补偿和保护的活动。需要强调的是，公益诉讼在很多层面区别于其他种类的诉讼模式，不管是在资格、受案范围还是审理组织上，都有自己的一套独特体系，尤其在判决效力与执行上，更需要特别注意。从公益诉讼定义中我们可以大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法治国家中，解决一切矛盾与问题的最终途径总是诉至司法，这是作为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最终保障的存在，公益诉讼就是这样一种可以有效、值得信赖的实现公民利益最妥善保障的诉讼模式。

（三）行政公益诉讼的定义

基于上述对于公益诉讼的定义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它本身能够依照标的的不一样区分为不一样的种类，明确一些则有民事公益诉讼以及行政公益诉讼等。在实际生活中，由于行政权能的优益性以及其本身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性，不管具体行政行为与否，他都最有可能构成社会公益的侵害，并且一旦造成相应的侵害其危害的程度也越高越危险。因此有别于民公诉讼，行公诉讼是最重要也是最值得研究建立的一种制度，他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现今存在不同的观点看法。其中之一是“救济对象广义说”，其认为只存在特别限定的个人和国家社会组织，凭借相关法规，交由法院对于损害公共利益的违法做法进行审查并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的诉讼。二是“救济对象狭义说”，其认为所有的个人组织都可以凭借法规，请求法院审判相应损害公共利益的做法的诉讼。但无论是哪种，最重要的核心是表现在没有造成直接的公益损害。基于此，我们可以作以下定义：行政公益诉讼是指行政机关或者具有行政授权的相关组织违法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或者有存在侵害社会公益的可能，虽然与公民本身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但为了保护社会利益，由公民法人或相关组织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本文正是基于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来进行研究论述的。

二.公益诉讼起源

谈及公益诉讼的起源，相关学说有太多太多，但是通说的看法是公益诉讼追本溯源，应当由古罗马的法律说起。古罗马的法学家认为法分为公法和私法，同时与之相对应的诉讼也分为公诉和自诉。古罗马法里，公诉当然是对于侵犯公共利益案件的诉讼，自诉当然是侵犯个人利益的诉讼。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古罗马社会中，凡是维持保障个体利益和权利并有受侵害人提出为私益诉讼，那么另外一种则是公益诉讼。如今，行政主体替代国家来维护社会公益。古罗马，因为行政主体不如先如今这样完善，把相应的诉讼权利交给市民，可以弥补行政权力带来的保障不充分。依照罗马法的公私益划分标准，我们国家现存的三大诉讼法都可以划分为私益诉讼，除了刑事诉讼在由国家公诉机关即检察院提起的时候就应当属于公益诉讼，整体上说他们大都是保障民众个人权益而进行的，但与本文所讲的公益诉讼乃至古罗马法中的公益诉讼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不管是罗马法提到的还是我们当代社会所提及的公益诉讼都应属于保障社会公益而由特别限定的人作出的诉讼这个范畴。

三.行政公益诉讼的特征

我们把行政诉讼单独拿出来谈，其原因就表现在行政公益诉讼相对于普通的行政诉讼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该制度存在的意义是为了保障权益受到侵害的非限定的人们，通过作出诉讼请求，要求法院对于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审理查证，并申请撤销或变更行政主体做出的有损社会公益的行为。他实际上是行政诉讼的一种，不过自身特点却十分确定。

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范文第15篇

[摘要] 非法证据排除是行政诉讼中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本文从实证法的角度论证了广义说的非法证据的概念和内涵，并进而确立了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的概念，将此作为本文论说的逻辑起点。进一步的，分析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的意义，试图揭示行政诉讼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价值。最后，以概念和价值为基础，从实然和应然两个角度，本着沟通的态度，对我国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以及完善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概念，价值，规定，完善

一、 逻辑起点：何为行政诉讼视野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诉讼必有证据，“证据问题是整个诉讼活动的中心问题”。 所以，证据问题就成为作为三大诉讼之一的行政诉讼的不可不探讨的问题。

同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一样，在行政诉讼中，法院裁判认定事实不但要靠证据，而且只有经过双方当事人的质证的证据才能作为依据。法官查明事实的过程，也就是运用证据证明的过程。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能否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提，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哪些证据可以采信，哪些证据属于非法证据应当排除，这些问题是行政诉讼中最容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所以 ，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就进入了行政诉讼的视野。

显然，要解决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首先要对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的概念和内涵做一清晰的界定。所以，厘清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的概念和内涵就成为本文论说的逻辑起点。

那如何界定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的概念和内涵呢？

目下，学术界对非法证据的概念和内涵众说纷纭，归结起来不外狭义与广义两种。广义说认为，非法证据只所以不合法，是因为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证据的内容，证据的形式，收集证据或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这四个方面之一不合法,而造成证据不合法；狭义说认为，非法证据是由于法定人员违反法定程序，用不正当方法收集证据材料，而致证据不合法。

笔者认为，应从从实证法的角度平息广义说和狭义说的纷争，确切地界定“非法证据”的概念和内涵。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为《行政诉讼法》）第31条规定：“证据有以下几种：（一）书证；（二）物证；（三）视听资料；（四）证人证言；（五）当事人的陈述；（六）鉴定结论；（七）勘验笔录、现场笔录。”该条文规定了行政诉讼证据的七种法定形式，不具备该七种法定证据形式的皆为非法证据。该规定完全可以说明证据的形式不合法即构成非法证据。

二、《行政诉讼法》第33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而该法第34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比较该两个条文，我们可以发现，在行政诉讼中，被告无权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而人民法院却有此权限，因此，我们认为，收集证据的主体显然深刻影响着行政诉讼中的证据是否合法。所以，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不合法即构成非法证据。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0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认定为被述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一）被告及其诉讼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自行收集的证据；（二）被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其他证据。”这一规定显然收集或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不合法即构成非法证据。

四、证据的内容不合法，显然构成非法证据，这是证据法常识，此不详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证据的内容，证据的形式，收集证据或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这四个方面之一不合法，就构成非法证据。

进一步的，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非法证据排除就是符合上述条件的非法证据在行政诉讼实践中不予采纳，排除在定案证据外。

二、 价值终点：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的意义何在？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明晰了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及非法证据排除的概念和内涵，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探讨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呢？在行政诉讼制度中为什么要建立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非法证据排除体现了对人的尊重

对人的关怀始终是法学和良法的终极价值。在法学的视野中，对人的尊重主要体现在对人的生命权、自由权、隐私权的尊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20世纪初确立。这个规则本身是对非法证据的否定、将通过侵犯个人权利的手段而获取的证据排除在定案证据之外。这样，非法证据排除实际上起到了保护个人权利的权利，体现了对人的尊重。

（二）非法证据排除体现了是宪法至上性的必然要求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我国宪法第35——43条分别肯认了公民的政治自由、人身自由以及住宅、通信自由等各项权利和自由。在行政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收集侵犯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违背了宪法的相关规定，所以说，非法证据的排除是维护宪法权威、保障宪法实施的必然要求。

（三）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是依法行政的要求，也是行政诉讼制度本身的要求。

依法行政要求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在行政行为中，行政机关较之行政相对人，在信息、力量等方面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它可以凭借强大的行政权利，违反法定程序，非法介入公民的私权领域，收集行政诉讼的证据，从而客观上形成在行政诉讼中的优势地位。而行政诉讼制度恰恰是：“法院运用国家审判权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和履行职责。” 所以，行政机关违法获取的证据本身就是对行政诉讼制度的本身的误读。

三、 实然与应然：我国法对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的

规定与完善

在本部分的论述中，一般而言，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是我国行政诉讼中的原告、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行政诉讼中证据主要指向的对象。所以，笔者从行政行为流程中有关证据的主要方面行政调查、行政听证、行政采证三个方面入手，结合我国现行法，来探讨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

（一） 违反行政调查规则的证据是否应予排除？

行政调查规则包括调查主体，证件主义，法定权限及具体的调查手段、步骤、过程规则，违反这些规则的证据一般要排除。如越权和滥用权利取得的证据，用非法强行搜查等手段和方式取得的证据等。《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58条是对违反行政调查规则的证据是否应予排除问题的原则性规定，该条规定：“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该条款将违反行政调查规则的证据的标准限定为两个条件：第一是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法律禁止”是指实体法和程序法明文规定不得为之的行为。第二是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是指获取证据的方法侵犯了他人依法受到保护的法定权利和利益。两个条件只要具备其一就构成违反行政调查规则的非法证据，在行政诉讼中不予采纳。笔者认为：该条款对对违反行政调查规则的证据是否应予排除问题的原则性规定，一是对违反行政程序法的获取的非法证据不予采用，体现了与行政程序法衔接，二者相互配合，对于处于强势的行政权力进行规制，比较好的实现行政诉讼的目的。二是规定采取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获取的证据不予采用，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关怀。所以笔者认为，该条款的规定是到位的。

具体而言，《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57条规定了违反行政调查规则的证据的几种具体形式：一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 二是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三是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下面笔者具体分析这三种具体形式：

1、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其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在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中，违反了最基本的正当程序。如先裁决后取证、未告知相关权利等。二是在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中，采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所禁止的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对此笔者认为本条的规定使行政程序实施有了切实的保障。但对于本条款中规定“严重”二字使本条款明显逊色，这种规定无疑从某种角度上纵容了一般违反法定程序的执法行为，不利于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忽略了对于程序本身体现的正义、公平的价值内涵的关注。更何况，笔者认为不能从程序的违反程度来决定证据是否可以采信。

进一步的，基于行政权力较之于行政相对人力量的强大，基于行政诉讼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控制的价值，笔者认为对于行政权力应当严格依法行使，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都应当排除，无论严重还是轻微。否则，一方面会使执法人员忽视正当程序而不依法行政，滥用行政权力。同时，目下中国行政权力运行的不容乐观的现状确实又逼迫我们更谨慎的思考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比公权力的滥用更为可怕！

当然，对于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都予以排除是有代价的。比如，在行政处罚中，可能会因为一个程序问题，而错失对一个违反规范的人的处罚。一个国家的法治发展进程本身就是以一次又一次小的代价，一次又一次利益的牺牲来换取的。排除非法证据实际上也是国家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舍弃那些原本可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这本身就是一种代价，一种追求法治的代价。而在我们提倡依法行政的今天，这种代价与依法行政、依法治国，与保障公民权利相比根本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我们认为，从法律规范上看，应该明确而严谨，应禁止的必须明确加以禁止，以达到一体遵行的效力；应当明确规定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都应当排除。

2、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其中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即属于非法证据。二是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但未给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证据可以作为诉讼的证据使用，即合法证据。

该项规定涉及的取证行为主要有两种：一是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二是自然人的个人行为。笔者认为这一条款的规定弥补了以往行政法对取证手段规定上的不足，进一步完善了行政执法行为。但其中也有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通过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得的证据不应仅从结果上来加以认定，还应从目的上加以规范，应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即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的使用应符合正当目的，或是为了执法需要，或是为了维权需要，为其他目的而进行的偷拍、偷录、窃听行为，即使取得了违法或犯罪的证据或线索，也不能作为认定的依据，这样以防止该手段在现实生活中被滥用，而对个人的生活和工作构成威胁。二）应规范行政机关采用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的审批程序，从程序上把好使用关。对当事人使用该手段的程序作出明确限制，以防止该手段的滥用。三）应在法条中进一步明确他人的合法权益的范围，以便执法中明确判断。秘密取证的情况从目前看仍很复杂，而单纯从本条规定来鉴别证据是否具有合法性仍很“原则”。

3、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是指当事人采用利益引诱的方法，故意捏造虚假情况和歪曲、掩盖事实真相的方法或以不法损害相恐吓以及采用激烈的强制方法所获取的证据。因其手段违反法律的规定，也应予以排除。

（二） 违反听证程序规则的证据是否应予排除？

我国《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60条第2款规定：“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非法剥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权利所采用的证据” 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该条款实际上确认了行政诉讼中的一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违反听证程序规则的证据应予排除。

根据行政法的基础理论，行政行为可以分为即时性行为和非即时性行为。部分学者认为：该项规则应当将即时性行为排除在外。 笔者则不同意这种观点。原因有两点：第一、从法条的规定上看，只强调剥夺当事人相关权利所采用的证据不能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并未把即时性行政行为排除在外。第二、即时性行政行为在实际执法中占有较大比例，与公民权利紧密相关，在即时性行政行为中剥夺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而获取的证据如仍可使用，不仅会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还会造成执法的随意性、不规范性，直接损害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形象，助长行政机关在即时性行政行为中不遵守行政程序的风气，使行政程序的价值得不到体现，从根本上不利于依法行政和保护公民权利。

（三） 违反行政采证规则的证据是否应予以排除？

我国《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59条规定：“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第60条第1款和第3款规定：“被告及其诉讼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或者在诉讼程序中自行收集的证据”“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未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证据”均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这三项的规定实际上确立了违反行政采证规则的证据应予以排除的证据规则。笔者认为，第50条的规定是对合法的行政行为维护，是对行政效率的保障；而第60条的规定则是对行政行为的法律约束，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这三项规定比较科学的反映了行政采证规则的要求，实现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行政效率的良好结合，应当予以肯定。

参考文献

专著类：

1、 宋纯新：《行政诉讼举证规则》，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2、 应松年：《行政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刘金友：《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 吕立秋：《行政诉讼举证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 罗豪才：<<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修订版

论文类：

1、 杨宇冠：《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