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环境治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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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治理

全球环境治理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全球治理理论；全球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

一、全球治理理论的概述

（一）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全球治理理论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的综合体系。大多数学者认为，全球治理最初成为学术术语来自詹姆斯・罗西瑙的《没有政府的治理》一书。罗西瑙从全球高度出发，将全球治理用于分析全球生活，全球变革，全球迁移。强调从多个方向观察，摒弃传统的片面的思考方式，将一体化和碎片化方式有效结合。以布莱尔、施罗德、若斯潘等人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则明确提出了“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的理念。

（二）全球治理理论的发展。全球治理理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治理理论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等领域。标志性事件是1989年世界银行本年的年度报告把治理一词从企业管理层面提升到国家管理层面，使治理一词突破了经济学的范畴。典型表现在为，在应对某些国家的政府出现的空心化问题上，用治理这个视角来解析并提出解决方式，使得治理向公共管理的领域迈进，并最终对国家的管理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二，治理理论从国内公共问题扩展到国际公共问题。美苏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全球性问题的产生，民族国家的公共管理开始面临走向全球公共管理的新要求。对全球化及其全球问题深入思考的结果，促成了对全球治理规范的建构。在这一大背景下，全球治理研究蓬勃兴起。其中90年代中期以后，治理应用于全球事务，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将全球治理的理论渗透到环境事务领域。

第三，治理主体不断拓展。随着全球治理理论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大，其理论的主体也在不断的扩大。起初，是以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作为全球治理的理论主体的。但是，在处理公共事务的方面，国家的缺陷暴露得一览无遗。21世纪初，经济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进程中影响力不断加大，跨国公司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又一重要主体。同时，跨国公司中的经营者、高级技术人员等个人也最大限度地为增加共同利益而努力这一事耍，使得公民个人特别是精英也成为了全球治理理论的主体之一。

二、全球环境治理主体的研究现状

（一）全球环境治理的研究。环境问题的高渗透性，使得各个学科都对其极为关注。不少著作中大量的描写都显示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希望能够引起人类的重视，环境治理已刻不容缓。其中包括芭芭拉・沃德的《只有一个地球》，亨利・戴维・梭罗所写的《瓦尔登湖》，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等。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写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希望人类积极反思，对于环境这个重要问题引起极大关注。罗马俱乐部编写了《增长的极限》，将全球问题的研究概括为五个方面，并称其为“人类困境研究”。

（二）全球环境治理主体的研究。全球环境治理的主体是研究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全球环境治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这样描述，“全球治理不仅意味着正式的制度和组织――国家机构、政府间合作等――制定（或不制定）和维持管理世界秩序的规则和规范，而且意味着所有其他组织和压力团体――从多国公司、跨国社会运动到众多的非政府组织――都追求对跨国规则和权威体系产生影响的目标和对象”。《全球环境：机构、法律和政策》一书中指出国家、政府问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社会是全球环境治理的主体。罗琳・埃利奥特的《环境的全球政治》中也对这几类治理主体持认同意见。国内的学者也有不少撰文研究这个问题。

三、全球治理理论引发全球环境治理主体的新发展

当前环境问题主要分为十个方面：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的破坏、是土地荒漠化、废物质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森林面积锐减、水资源枯竭、海洋污染、核污染、噪音污染。

（一）全球治理理论促进全球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环境问题多数是起源于某一国或者某一地区，最初只对该国或者该地区产生危害及影响。针对这种国内问题，中央政府一般在考虑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会施以积极手段进行治理，甚至不惜牺牲局部利益为代价。迄今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国际上仍然主要是以国家为单位来参与国际行动，应对国际问题。然而在全球治理理论下，当前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已经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自身作出了一定的调整：

一是在观念上，国家在强调国家特殊性的前提下，也看到了国家共有的一面。纵观国际社会中国家的举措，国家在应对国际社会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时，大多均尊重国际惯例，接受绝大多数国家共同默认的观念，重视当前反映人类政治的进步要求。

二是在制度上，不少国家已积极将本国国内的制度及法律与国际的制度与法律相互调适，改善或摒弃那些仅符合自身国家利益，而与人类共同利益背道而驰的法律法规。

三是在利益的认知上，国家不再单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而是将本国人民利益与各国人民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联系起来，以理性、共赢的理念参与到全球环境治理中。

（二）全球治理理论壮大全球环境治理非政府组织的行动，使得处于环境领域中的非政府组织在数量和规模上都获得了极大增长，除规模和影响均很大的全球性环境非政府组织，例如世界保护联盟、世界自然基金、绿色和平组织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以外，还出现治理和保护环境运动、大学、专业机构以及政策部门环境专业和项目。当前，环境非政府组织中有着不少组织良好、沟通良好的大的跨国非政府组织。可以说，这是全球治理理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获得的新发展，也是国际环境治理中的重要角色。

参考文献

全球环境治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全球化全球环境治理国际环境法

一、全球环境治理

（一）全球化是全球环境治理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全球化浪潮下，呈现了环境全球化的趋势。环境全球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环境问题的全球化。全球化使得发生在一个国家的活动可能影响另一个国家的环境。出现了跨国界环境问题（如跨界污染、污染转移）、超国境环境问题（如南极的污染及利用）以及全球环境问题（如温室效应）。二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全球合作。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使得单独国家无法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全球化带来信息技术和文化的国际交流，加强了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的国际合作。

（二）全球环境治理的内涵

全球治理理论是在一些跨国家、超国家的全球性事物出现后，单独的民族国家独木难支，需要国际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解决问题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瑞士学者皮埃尔・塞纳克伦斯认为，全球治理就是在已有国际机制失灵的情况下，试图在全球层次上通过改革重建一套全新的更有效的管理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全球治理理论基于“治理”的概念，“治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自上而下的“统治”概念，其不再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的唯一参与者和世界秩序的中心，强调政府、公共机构、私人机构的合作，追求“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全球治理概念引入环境领域，便产生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环境治理是指国际社会通过扩大参与主体、改变调整手段等方式，凭借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从而维持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

（三）全球环境治理的理论基础

德国学者贝克在其著作《风险社会》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贝克指出，工业社会胜利以后，文明的构建和人类的决策导致了生态危机，而在政治上应对这种生态危机则会产生一种共同命运的经验。“危机促成社会，而全球危机促成全球社会” 。全球化以及其引发的全球环境问题使得当今世界进入了风险社会，这些生态危机是全球的，同时又是局部的和个人的。贝克指出了控制风险需要发挥自下而上的全球亚政治和自上而下的世界生态民主政治之间的互动作用。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自然环境是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良好环境中自由、平等、健康生活”、“可持续发展”等是全人类的共同需求，是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把整个人类紧密连接在一起，超越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克服民族利益的限制，以全球视野来处理相关的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环境全球治理理论就是基于环境利益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这一点提出的，全球环境治理以全球社会共同利益为价值本位，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中心主义，强调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个人等不同层次主体的互动。全球环境治理理论正是在“风险社会”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全球环境治理对国际环境法的影响

全球环境治理的有效方式是通过法治，通过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得以实现。全球环境治理的理论内涵对传统国际环境法了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国际环境法有了新的发展。

（一）全球环境治理的多元主体给传统国际环境法提出了新要求

国际环境法的主体即国际法的主体。国家是国际法的主要主体，政府间国际组织在一定意义上享有主体地位。国家由于自身利己主义的局限性而难以单独应对环境危机，甚至导致国家间环境合作出现僵局；政府间国际组织也因受其成员国利益的制约、缺乏解决环境问题的权威和必要的灵活性。

全球环境治理打破了传统意义上以国家为主导力量的国际合作关系，形成了一个由国家中心的环境治理和非国家中心的环境治理共同组成的多元中心体系。全球环境治理的主体有三类：各国政府、正式的国际组织和全球市民社会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市民运动、次国家行为体、跨国行为体及大众舆论等）。全球环境治理的时代下，各种次国家层次、跨国家层次的力量在世界舞台上迅速崛起，成为民族国家分享世界治理权的行为主体。每个行为主体都拥有程度不等的能量，都力图分配全球价值系统。

全球环境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层次性，在不否认国家作用的前提下，强调非政府组织及企业、公民的重要作用。尽管国家的受到一定的限制和调整，仍然是是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主角，是主要倡导者和实施者。但是国家只是众多行为体中的一部分，各种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政府通过协商、合作，在地区及全球层次上解决环境问题。全球环境治理的多元中心主体要求给传统的以国家为调整中心的国际环境法提出了新要求。

（二）全球环境治理手段的改变给国际环境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全球环境治理要求改变传统的命令、控制型手段，要求发挥市场在环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采用经济手段为主要调节方式。目前环境保护领域广泛采用的是以命令、控制手段为基础的政府控制型管理。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诸如禁令、许可证、配额等）调节环境资源的分配，处理环境问题。政府直接型控制管理环境问题，虽然快速高效，但是成本高昂，缺乏弹性和灵活性，这不利于提高企业的减排积极性。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或者环境市场机制，是以市场为基础，通过改变市场信号，影响环境管理对象的经济利益，促使其改变生产或消费行为。市场经济手段具有如下优点：节约成本、灵活有效性、促进环境技术的发展、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经济手段比行政手段能产生更大的利益激励效果和效率弹性，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环境治理的经济手段主要有：税收手段、财政手段、金融手段（例如排污许可交易、绿色信贷）等。

随着全球环境治理的深入发展，需要削弱政府的行政干预，加强经济手段的调节作用。国际环境法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在法律上进行规范并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

[2][德]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3]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版

全球环境治理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全球环境治理；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D5；X3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1674-6848（2012）04-0079-08

[作者简介]刘　颖（1977—），女，博士，山东单县人，山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与环境政治研究。（山东济南　25001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世纪以来的西方新社会运动研究”（12YJCGJW008）的阶段性成果。

随着环境的恶化与环境问题的全球化，全球环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自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以来，国际社会中关于环境议题的国际会议召开的频率与规模呈现递增趋势，各国领导人非常注重环境在外交领域中的地位与作用，制定了一大批与环境相关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国际环境法律文件或原则，国家间、地区以及全球性的环境治理机构也得以建立。经过几十年的治理实践，全球环境治理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目前全球环境治理虚的成分比较多，实的成分比较少，大量的国际会议和国际条约的订立并未有效遏制全球环境恶化的趋势，①无论是从全球环境治理的主体还是从环境政策与协议的实施等方面来看，还存在一些限制全球环境治理有效性的因素。本文拟从全球环境治理构成要素的角度，分析全球环境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探寻全球环境治理走出困境的具体路径。

一、全球环境治理及其构成要素

（一）全球环境治理的含义

随着环境的恶化与环境问题的全球化，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等问题关注度的上升，全球环境治理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理论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全球环境治理是全球治理理论在环境领域中的拓展与应用，由于学术界对全球治理的定义理解不一，导致对全球环境治理概念的界定也存在分歧。学者王宏斌把全球环境治理理解为：“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从而维持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并认为全球环境治理的理论内涵包括规则、价值、对象、主体以及效果五个方面。①而学者蔺雪春根据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文件，把全球环境治理理解为：“主要是国际社会通过建立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经由条约、协议、组织所形成的复杂网络来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②结合学者们的观点，笔者认为全球环境治理指的应是国际社会中包括国家、国际组织和公司企业等在内的各种行为体，为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挑战，通过谈判、协调与妥协等方式来进行合作，制定与环境相关的条约、协议、规则来规范、约束甚至是制裁国际社会中的环境破坏行为，以求获得稳定的国际环境秩序，维持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二）全球环境治理的构成要素

全球环境治理不仅是一个动态的进程，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它包含了四个必不可少的要素，笔者将这四个构成要素概括为“四个w”。

1.“who”，即“谁治理”的问题。

很显然，“谁治理”的问题指的是“全球环境治理的主体”。就目前而言，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一是国家。国家是全球环境治理最重要的行为体，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处于核心地位。这种核心地位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国家环境原则是全球环境治理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其次，国家在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创建、运行以及效用方面都发挥着主导作用；最后，国家在国际环境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③二是政府间国际组织。全球层次上的这类组织主要包括联合国大会、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以及联合国发展署等；专门机构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气象组织等；此外还有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地区或次地区层次上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还包括地区金融机构，而自1972年以来各国纷纷建立环境部/局/署等专门机构，也是其治理功能的重要体现。三是公民社会的各主要群组，包括非政府组织、私有部门、媒体、科学界等，也是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④因此，从理论上讲，就全球环境治理的主体而言，全球环境治理结构应该是由国家中心环境治理和非国家中心环境治理共同构成的，是一个由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力量和运动构成的复杂结构。

全球环境治理范文第4篇

>> 中国参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战略思考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获得通过中国建立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な痉肚的战略思考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的职业教育发展 G20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国务院印发《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G20机制转型? 联合国启动“数据全球行动计划”以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G20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关于对《吉林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6―2030年）》的解读矿山开采对水环境的影响趋势及可持续发展措施浅析矿区环境影响元素及可持续发展从千年发展目标走向可持续发展：教育2030实施的现状、挑战及对策环境税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探析岩土工程施工对环境污染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江苏省环境保护投入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路径浅析环境污染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环境承载力对滨海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水产养殖对环境的影响及其可持续发展浅析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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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Objectives in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the World and China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DONG Liang ZHANG Haibin

全球环境治理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全球化国际环境合作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一、国际环境合作原则的概念

众所周知，国际合作是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各国都有责任和义务加强合作并采取共同行动应对国际社会中的共同问题。国际环境合作原则作为国际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指国家及包括国际组织、公司、个人在内的其他国际行为体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基于人类共同利益的考虑，为解决已经发生或未来可能发生的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的环境问题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原则。国际环境合作原则是国际合作原则在环境保护领域的拓展和延伸，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国际环境合作原则理念的与时俱进性。

首先，国际环境合作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豍这一表述目前已经成为使用最多、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解释。国际环境合作原则正是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的。

其次，国际环境合作突出了“人类共同利益”的理念。就国际环境合作而言，“保护生物圈是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国际法长期忽视人类这一共同利益，因此，国际环境合作原则的提出填补了这一空白。

（二）国际环境合作原则参与主体的广泛性。

依据传统的国际法理论，国际法的主体只包括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而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个人几乎是被排除在外的。但是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以及个人，正在国际环境合作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这是传统国际法所不可企及的。

（三）国际环境合作原则的灵活性。

传统意义的国际合作的基础是各国之前的利益交换，它强调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对等。而国际环境合作则强调实质公平，这集中体现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上。虽然目前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仍然始终存在着巨大争议，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特有原则的最终确立，使国际环境合作具有了更加灵活的实现方式。

二、国际环境合作原则的国际法依据

国际环境合作原则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是在一系列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得以最终确立的。国际环境合作原则的国际法依据包括：《关于人类环境的斯德哥尔摩宣言》、《内罗毕宣言》以及《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

（一）《关于人类环境的斯德哥尔摩宣言》。

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著名的《关于人类环境的斯德哥尔摩宣言》（The Stockholm Declaration on Human Environment，简称《人类环境宣言》），其中第7 条明确提出： “种类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因为它们在范围上是地区性或全球性的，或者因为它们影响共同的国际领域，将要求国与国之间广泛合作和国际组织采取行动以谋求共同的利益。豎”此条款强调了为实现人类共同的环境目的，需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企业与个人共同的努力，即“为筹措资金以支援发展中国家完成它们这方面的责任所需要进行的国际合作”豏。此外，该《宣言》第22、24、25 条都有关于这一原则的规定。

（二）《内罗毕宣言》。

1982年为了纪念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0周年，在内罗毕召开了人类环境特别会议，并通过了《内罗毕宣言》。针对国际环境保护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内罗毕宣言》共提出10 项原则，核心即强调国际环境保护合作的原则。《内罗毕宣言》有多项内容里涉及国际环境保护合作原则，例如：第10条明确提出：“国际社会庄严重申各国对斯德哥尔摩宣言和行动计划所承担的义务，重申要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在环境保护领城内的各国努力和国际合作”豐，该原则就明确了加强国际环境合作的原则。

（三）《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

1992 年6 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简称《里约宣言》。该《宣言》旨在为各国在环境与发展领域采取行动和开展国际合作提供指导原则，规定一般义务。《里约宣言》共包括27项原则，其中有的内容是对《人类环境宣言》、《内罗毕宣言》中相关原则的重申，而有的内容则是对前两个《宣言》的发展，例如：第24条原则是关于战争与和平与环境和发展的关系问题，明确提出各国“战争本来就是破坏持续发展的。因此各国应遵守规定在武装冲突时期保护环境的国际法，并为在必要对进一步制订国际法而进行合作”豑；而第27条原则明确规定： “各国和人民应真诚地本着伙伴关系的精神进行合作，贯彻执行本宣言中所体现的原则，进一步制订持续发展领域内的国际法”豒，将国际环境合作原则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国际环境原则实施面临的障碍

全球环境治理范文第6篇

“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时期，也是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环境质量改善的攻坚时期，环境保护国际合作迎来重大机遇。

回望“十二五”’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已融人环境保护工作的主战线，在促进对外关系健康发展，积极应对全球与区域环境挑战，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务环保中心工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展望“十三五”，从国内形势看，我国经济进人新常态，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矛盾将更加突出，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更加迫切。

从国际形势看，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深度调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环境事务在全球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性显著增加，国际社会大力推动后2015可持续发展进程和目标的实现。中国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在全球事务中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也将承担更多责任，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凸显。因此，面对这些新形势和新要求，需要我们正确判断国际环境与发展的形势，统筹国际和国内，将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和国际环境公约履约有机地融人“十三五”环境保护规划中，使之常态化、主流化、融合化。

1“十三五”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形势研判

“十三五”时期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都将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经济下行，我国经济进人新常态，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深刻调整p]，我国外交战略重点转变为推动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都对我国环保工作和国际合作有着深刻的影响，综合看来，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以及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给我国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带来挑战和压力；当前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多变，我国周边地区形势持续处于快速变化过程中，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显著突出，环境问题因承载了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因素，成为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的焦点。2015议程后，全球环境问题依然严峻，全球环境治理也呈现出多重复杂的特征，并日益明显。具体来看，文章对“十三五”期间我国环境保护国P示合作面临的形势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研判。

1.1环境治理在全球治理的地位不断提高

世界经济论坛的《2015年全球议程展望》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极端天气频发”、“水资源加速枯竭”w等环境议题已前所未有的成为全球对话的重要领域，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成为今后全球、区域环境治理和保护面临的挑战。同时，与其他领域的全球治理相比，国际环境谈判的广泛性和参与度变得十分突出，如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塞尔公约》等14个重要的国际环境条约中，成员国超过10#的有13个，其中5个条约的成员国超过180个，表明参与环境公约及其谈判的机构和领域越来越广泛。同时，国际社会对环境可持续的重要性认知不断上升。一是当前后2015议程讨论中关注的环境议题更为全面，凸显了环境可持续目标在后2015时代全球发展进程中的支柱性地位。二是后2015议程关注可持续发展各个方面的一体化，强调了环境可持续目标与经济目标、社会目标的进一步融合。

1.2工业污染类环境问题的全球关注不断上升

目前已签署的区域性和全球性多边环境公约与协定750个，其中涉及污染防治相关的公约大约占四分之一。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有关污染防治（包括生化武器和核武器）相关的多边环境公约与协定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工业污染防治受到全球的关注度不断上升。如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GEF)对于工业领域的环境援助份额不断增加：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控制领域的资金分配额度已从第一次增资期间的2%增长到现在的10%以上；尽管发达国家因经济不景气不再主动承担环境责任，全球共同环境行动难以达成的背景下，2013年国际社会签署了《关于汞的水俣公约》，更加体现出全球对工业污染防治的关注。

1.3非政府组织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决策影响日益增强

随着非组织(Non-Governmental Qiganizadms,NG0)的发展壮大，其间接或直接影响全球环境治理决策的作用逐渐得到增强。NG0不断通过各类论坛、谈判、协商会议等方式参与全球环境治理，通过实施社会监督、开展第三方评估等活动，推动全球治理进程。如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缔约方大会的非政府组织数量逐年大幅度增加；在《关于持久性有机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新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审查方面，美国化学理事会、国际溴科学与环境论坛、大自然保护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和评估信息为各类议题谈判提供了重要参考等。

1.4公私合作成为未来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模式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私营部门对全球环境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虽然有着先进的环境友好型技术、巨大的社会资本和高效的行动效率，但趋利性和环保的公益性导致私营部门缺乏自觉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动力。政府部门在环境治理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不足日益明显，需要得到其他主体的弥补。鉴于此，“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PPP)”为政府和私营部门提供了各取所需、实现共赢的重要途径。虽然目前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仍在探索阶段，但国际社会对于这种模式的期待和热情仍然高涨，并努力在合作理念上加强拓展，以消除官方主导、经济利益吸引力不够等限制因素。如2013年全球环境基金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作为未来开展全球环境治理融资和具体实施的重要方式，并专门为此开辟新资源以推动相关工作；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财长会议，决定利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工作模式进行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

1.5资源竞争引发不同环境机制的协同合作

目前全球环境治理领域的众多机制大多独立运行，治理资金来源与实际需求差距较大，增加了不同领域环境机制的竞争。这种压力使得国际社会不断推动环境公约与协定之间的协同合作，并不断融人相关文件中。如“里约+20”峰会提出加强环境公约与协定之间的协同合作，努力推动《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间的协同机制。

1.6发展中国家对技术援助需求日益强烈，全球环境治理彩响力持续上升

近年来受金融危机和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发达国家作为全球环境治理援助基金的主要捐资方，逐年缩减援助支出，但发展中国家对于申请援助参与环境国际合作的需求逐年上涨，在资金申请愈发困难的情况下，技术援助申请成为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方式。环境友好型技术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环境和经济的双重效益，一方面避免单纯的资金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环境改善不理想的局面，另一方面也迎合了国际环境合作重点正逐渐向提升环境改善能力的新趋势。

此外，在目前全球环境治理中，发达国家借助其资金、技术和智力方面的强大优势，在南北环境关系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及其对环境议题的国际影响日益上升，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和诉求在国际环境谈判中不断得到重视，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如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统一发声，x^m判进程起到了重大影响，“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被写人“里约+20”会议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中。

1.7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改革迫在眉睫

现有的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分散、机构重叠，造成环境治理体系碎片化、多中心和效率低下。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截至2012年，在已经确认的32(Kh全球环境治理目标中，有一半目标未获进展甚至恶化。当前，全球经济整体低迷，传统发展模式与有限资源的矛盾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瓶颈，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成为破处坚冰、重振世界经济的最大动力，这要求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环境治理体制必须进行改革’以承担更大的责任。在全球环境持续恶化的上行压力背景下，2012年《我们憧憬的未来》成果文件明确提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在未来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提出改革机构的具体建议，从法律地位、能力建设、业务界定等方面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领导全球环境治理进行铺垫”。2014年联合国环境大会首次会议召开，不仅拉开了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改革的大序幕，而且改革的速度和力度不断加大。

因此，当前国际国内新形势下，环保国际合作工作面临着三个战略性的调整和转变，一是合作原则，由侧重强调“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向重视“共同的责任和义务”的方向转变；二是合作动力，由过去被动应对环境问题带来的国际压力，向积极参与制定国际环境规则和治理体系方向转变；三是合作方式，由强调争取环境与发展援助向提倡“相互帮助、协力推进”转变，同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环保合作开启“共同出资”新模式，结合南南合作逐步开展对外援助。

2“十三五”环保国际合作主要机遇

2012年“里约+20”峰会后，发展绿色经济成为开展全球环境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2014年，联合国首届环境大会标志着全球环境治理迈出了改革坚实的步伐；后2015可持续发展将全面得到深化，多边和双边外交活动频繁涉及2015年底召开的巴黎气候谈判，环境事务在全球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性显著增加，全球环境治理面临重要的机遇和挑战。

2.1环境保护面临创新转型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人新常态，发展方式面临根本性转变的同时，环境保护也将创新转型并开启新常态。“十三五”环境保护工作以全面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的，亟需在解决资源环境约束、谋划环保思路、拓展工作领域、理顺体制机制、加强环境法治、满足公众需求等方面学习发达国家的成功制度和管理经验。

2.2国内开展大规模环境治理行动

国内陆续展开规模空前的大气、水、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行动，亟需借鉴引进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借鉴有效治理模式，推进大气、水、土壤、化学品、重金属等污染治理，实现环境质量全面改善。

2.3“一带一路”建设全面展开

“一带一路”建设将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中国将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生态环境保护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必要支撑和保障。作为战略规划中的重点合作领域之一，生态环保国际合作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谱写新的篇章。

2.4可雛錄议程与生态环保日M为国际挪联合国大力推动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依然成为世界潮流和B寸代主流，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3“十三五”环保国际合作主要挑战

3.1环境保护国际责任显著增强

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深度调整，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发生重大变革，环境事务在国际政治外交中的重要性凸显；全球环境形势严峻，在资源环境约束的瓶颈作用下，环境问题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在国际事务中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也将承担更多责任，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3.2周边环境问题加剧政治风险。

东亚、东南亚等我国周边地区政治经济外交博弈日益激烈；周边地区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突出，生态环境安全局势亟待稳定；跨国界环境污染、环境纠纷时有发生，跨界生态环保问题成为与周边国家政治博弈的重要议题。

3.3国内总体环境形势严峻

环境质量成为“十三五”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瓶颈，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重点地区污染排放已经达到或接近环境承载能力上限，新老环境问题交叉呈现，环境治理和修复难度加大，环境形势空前严峻，环保工作进人攻坚时期。

3.4生态环境风险制约走出去进程

随着我国产业和投资走出去带动经济从输人型向输出型转变，生态环境问题成为主要风险领域之一。境外投资和企业遭遇环境污染问题的事件时有发生，引发国际社会髙度关注；“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和生态环境风险；国际核安全体系的变化及核电走出去进程对核安全国际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3.5环保国际合作基础能力与综合保障不足

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改变后，我国接受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的环保援助资金大幅减少，而在维护区域生态安全、核安全、促进绿色贸易与投资等方面的责任和压力不断增大。国际环境公约呈现总体任务繁重、压力持续增大、公约协同日显、履约条件多变、资源约束趋紧、目标任务硬化等新特征。环保国际合作总体能力严重不足，缺乏必要的人才储备和资金保障。

4中国加强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对策与建议

综合考虑“十三五”期间我国面临的国内与国际新形势，可以看到，“十三五”是我国推动绿色转型、改善环境质量的“机会之窗”，也是我们全面融人国际环境与发展进程，参与国际环境治理体系构建的机会之窗。X#我们进一步融入国际环境与发展进程，解决好全球、区域环境问题，促进我国国内环境问题的解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适应全球化、国际化的要求，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事关国家利益、国家形象和国家环境安全，已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已经到了强化顶层设计，强化谋篇布局，主动积极构建合作“大战略”的时机。文章认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应重点关注以下4个方面。

4.1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立足国家总体安全和发展战略需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以环保为纽带务实推动与大国、周边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合作，维护国家权益，服务国家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发展。

4.2突出重点，强化支撑

服务国内环境质量改善和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等重点工作，充分借鉴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和体制机制建设有益经验支撑国内环境保护。打造“一带一路”建设服务支撑平台，加强环保交流合作，保障战略环境安全。

4.3主动转型，拓展提升

准确把握“十三五”环境保护的历史定位，主动适应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配合中国国际角色转变，推动环保国际合作工作主动转型，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实施对外环保援助计划，构建环保国际合作大战略。

4.2顺势而为，探索创新

主动适应新常态，迎接新挑战，抓住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环保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和“一带一路”建设等有利时机，坚持主动作为，探索环保国际合作新模式，开创环保国际合作新局面。

全球环境治理范文第7篇

关键词：全球气候治理　合作困境　途径　机制

全球气候变化是当代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最严峻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之一。地球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生态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陆地、海洋、大气层和生物圈等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错综复杂、相互依存，各种环境问题的相互关联性使得不能孤立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做出反应，需要全球性综合性的气候治理合作，来避免和减缓其可能加剧其他环境问题的恶化。

一、气候治理的全球公共产品特性

近三百年来，工业化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当代环境问题较之历史上的每一个年代都凸显出了其紧迫性与严峻性。尤其是最近50年，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已经遍及全球每个角落。其中，全球气候变化是世界范围内突出的环境问题之一。

气候变化是一个在全球高度相互依赖的情境中出现的典型的全球公共问题，具有三点特征。第一，全球公共性。全球性公共问题的范围往往超越任何单一国家的管辖权，因此在问题的解决或有效的治理上，仅凭一国之力难以独立完成。另外由于议题的全球性使得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而不受影响。第二，超越国界的外部效应。正因为全球议题的公共性，当一国采取了某项行为其后果则可能是由其他国家和人民承担。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造成的对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的破坏不仅对自身国家人民的生活造成威胁，更会突破国界的限制，恶化其他国家的生活品质。第三是政治性。全球事务的公共性以及跨越国界的外部效应，都使得问题的解决必须借助某种政治性的制度安排来完成。无论是出于追求共同利益，或是避免共同灾难，单边强权的干预、双边议题的联结或是多边机制的建立等政治性安排，皆已成为处理全球性事务的必要考虑与手段。

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相对应，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公共产品是指任何一个人对于该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人对该物品的消费的物品。公共产品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消费的非竞争性，二是收益的非排他性。所谓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导致其他人消费的减少”，即任何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影响到其他人对此公共产品消费的利益；收益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一旦被提供就可以供所有人消费，要排除其他人消费这种公共产品是不可能的，或者费用非常高。公共产品按照消费空间范围划分，可分为全球公共产品、国家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公共产品。全球公共产品是国家只有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才能为其公民提供的收益和好处，是公共产品在全球层面上的扩展。很显然，大气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利用与保护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因为温室气体减排的收益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由一个国家或地区削减排放改善气候的福利世界上所有人都有权享受，气候治理就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

全球气候治理的最终目标是提供充足的全球公共产品，但是全球性公共产品的提供远比国内公共产品的提供更复杂、更具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参与者主要包括政府、社团、企业与个人等，在资金筹措途径上，源于这些行为体的自愿贡献；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主要机制是谈判，而不是垂直型的决策方式；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契约，即以各种国际公约和协议的形式规定各个参与者的权利与义务。由于全球性公共产品是在尊重各国的前提下，由各国根据自愿参与的原则来提供的，因此它更多的带有“俱乐部产品”的性质，即只有交纳了一定的规费和会费并承担公共产品的社会边际成本，成员国才有权享用这一公共产品。

二、全球气候治理合作的困境

为什么在全球变暖和减低碳排量问题上，各国较难以自觉达成合作？

首先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气候变化问题尚且存在科学的不确定性。从物理科学方面，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是无法精准确定的，包括可能造成的灾害以及突发性气候灾害；对生态系统所产生的变化，人类社会如何预防和适应气候变化等问题目前都不确定，对特别是在较长时期范围内的排放量对未来环境和气候的影响，我们更无法确知，这也是美国退出京都协议的一个理由之一。

在国际协议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缺乏一个超国家机构强制性地推进各国的合作和协议的执行。因此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由于缺乏强制执行的机构，国际环境协议的合约不具有约束力，每个国家都可以不参与、不执行甚至退出协议，因此国际协议缺乏执行权力。

1.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中的囚徒困境

当全球气候治理的最低参与数为两个行为者时，假设玩家1和玩家2是两个身处全球体系中、需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国家行为体，我们可以模拟出两国在参与气候治理过程中的一个静态博弈情景。

全球气候治理可用囚徒困境来模拟,因为在这一博弈模型中有且只有一个恒优策略的存在。而每一个行为者都拥有一个恒优策略，这就意味着不管对手做出怎样的选择或回应，都有一个能使自身风险降到最低并且能相对获得收益的策略。用博弈模式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要结论：气候治理的囚徒困境不仅仅是沟通失败的问题。沟通本身不会化解这场囚徒困境，正是因为这一博弈中恒优策略的存在：通常每一个国家或地区行为者维持高碳排放量的动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依靠消耗大量化石燃料获得经济发展的阶段，缺乏以牺牲自身发展的机会来执行节能减排的意愿。若不看科学层面仅看社会层面，通俗来讲，就是在全球变暖和碳排量问题上，通常每个行为体都有排碳的动机，如果大家都想减排，我没有必要跟风；如果别人真的减排了又与我何干，我照样用着热水，开着大排量汽车，这些情况都导致了糟糕的结果。

全球环境治理范文第8篇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运动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运动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政治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运动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政治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政治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运动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quot;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运动。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报告。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时代》，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运动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5.6%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哲学、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运动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运动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三、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目前经常出现，比如经济生态化、教育生态化、科技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政治过程生态化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生态化要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法律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政治动荡；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作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展的总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运动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王进.我们只有一个地球（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2]李泊言.绿色政治(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

[3]佘正荣.生态智慧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周鸿.文明的生态学透视_____绿色文化(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5]彭少麟.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J).生态学杂志,1998,17(2).

[6]MGWallace,HJCortneretc.Movingtowardecosystemmanagement:Examiningachangeinphilosophyforresourcemanagement(J).JournalofPoliticalEcology,1996,Volume3.

[7]段昌群等.生态环境问题对新中国政治生活之影响（J）.思想战线,2000,(4).

[8]LPPojman,ed.Environmentalethics:Readingintheoryandapplication(M）.JanesandBartlettPublishers,1994.

[9]刘京希.生态政治论(J）.学习与探索,1995,(3）.

全球环境治理范文第9篇

一、引言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三、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二）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1]王进.我们只有一个地球（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2]李泊言.绿色政治(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

[3]佘正荣.生态智慧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周鸿.文明的生态学透视_____绿色文化(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5]彭少麟.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J).生态学杂志,1998,17(2).

[6]MGWallace,HJCortneretc.Movingtowardecosystemmanagement:Examiningachangeinphilosophyforresourcemanagement(J).JournalofPoliticalEcology,1996,Volume3.

[7]段昌群等.生态环境问题对新中国政治生活之影响（J）.思想战线,2000,(4).

[8]LPPojman,ed.Environmentalethics:Readingintheoryandapplication(M）.JanesandBartlettPublishers,1994.

[9]刘京希.生态政治论(J）.学习与探索,1995,(3）.

全球环境治理范文第10篇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生态学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运动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运动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政治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政治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运动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quot;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运动。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报告。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生态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经常出现，比如生态化、生态化、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文化等，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的核心。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首先，政治生态化要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跃进"、"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文化大革命"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作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展的总趋势。

[1] 王进.我们只有一个地球（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2] 李泊言.绿色政治(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

[3] 佘正荣.生态智慧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 周鸿.文明的生态学透视_____绿色文化(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5] 彭少麟.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J).生态学杂志，1998，17(2).

[6] M G Wallace， H J Cortner etc. Moving toward ecosystem management: Examining a change in philosophy for resource management(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logy，1996，Volume 3.

[7] 段昌群等.生态环境问题对新中国政治生活之影响（J）.思想战线，2000，(4).

[8] L P Pojman， ed. Environmental ethics: Reading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M）. Janes and Bartlett Publishers， 1994.

[9] 刘京希.生态政治论(J）.与探索，1995，(3）.

全球环境治理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生态政治;政治生态化;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

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运动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运动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政治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全球环境治理范文第12篇

全球气候变化及现状

科学界普遍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人类大规模焚烧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再加上大量毁林，导致空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打破了地球气候系统的自然平衡，导致全球气温明显升高。由全世界1500名气象科学研究者组成的“气候变化研究小组”预测，21世纪地球气温将升高1.4-5.8摄氏度。

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异常天气和海平面上升将危及人类的生存，成为非传统安全性的一个重要问题。气温上升会加剧陆上地区的强降水事件，2004年的孟加拉国雨季发生的洪水，淹没了该国60％的土地，另外则会加剧干旱地区的沙漠化，导致两极冰川融化及海平面上升，直接威胁沿海国家的生存和安全，2011年的日本地震引发海啸，导致核电站爆炸造成核辐射，致使日本经济损失惨重。

随着国际气候治理机制的不断完善，全球气候治理虽然于1992年5月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1997年12月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具体规定了“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实施细则，2007年通过的“巴厘路线图”为国际社会探讨2012年后的气候变化国际制度安排指明了方向，但是，治理过程中依然面临困境和挑战。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在气候治理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集体行动困境，主要表现为日益严重的南北矛盾。发展中国家认为，造成气候恶化的始作俑者是那些工业化较早的发达国家，而自己只是“外部性”的无辜受害者，而发达国家却从应对气候变化的效率出发，认为所有国家都必须参与治理，因此，在气候治理过程中，各国利益诉求迥异，难以形成政治共识，导致谈判和治理的困难重重。2009年12月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的哥本哈根峰会再次印证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和气候治理的艰难性。而于2010年12月刚刚闭幕的坎昆会议，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甚至出现倒退，在气候治理中的主要分歧依旧没有改变。要想推动国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则需要非国家行为体发挥催化剂和推动者的作用，如何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优势和作用将关系到全球气候治理的成败。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优势和作用

近些年来，在环境、人权、女权主义等运动的推动下，全球治理开始呼吁―种超脱于冷战思维和狭隘的国家利益的新模式。公民社会理论的出现，适应了全球治理超国家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全球治理也是全球公民社会发展壮大的产物。它是由基于利益、意识形态、家族和文化纽带而组成的复杂网络，能够有效针对生态环境恶化、艾滋病日益扩散、危机频发等全球性问题进行治理，同时也符合人类对世界和平的向往和对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渴望。作为国际社会的新兴行业为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非政府组织广泛参与了全球治理过程，活跃于全球环境保护、国际社会救济、促进国际合作、裁军与安全、人道主义援助等多个领域的国际舞台上，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主导优势。

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特征决定了其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气候日益恶化并威胁到人类生存的今天，人们对防止气候恶化、改善气候环境有着共同的诉求，在此发展起来的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代表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国际体系中的国家都是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利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未将人类共同的生存利益和国际道德规范置于首位，还在权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孰轻孰重，因而，其政策结果不会完全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甚至会出现加剧公害问题的恶意行为，从而严重制约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效果。相比之下，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非营利性排除了其行为的以获取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为目的，其公益性的特征更说明了其动机超越了阶级利益的狭隘范围，致力于改善全人类的气候环境，维护人类的生存利益。

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在专业知识方面的优势，有效地弥补了国家和政府问组织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的不足。越来越多的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在环境问题的科学研究方面都具有高标准的专业水平，比如，绿色和平组织是著名的国际性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它拥有1200名专职人员，主要的人员来自各种领域，包括环境问题专家、媒体专业人员、政商界人士及来自英国与乌克兰两个科学实验室的科技工作者等。

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全球化和网络化使其具有自由灵活的特点，同时也能在国际社会上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超国家的行为体，则不受国界约束，因而在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较为自由灵活。而且，该组织逐步建立起全球网络体系，重视彼此间的合作，在重大环境问题上加强磋商，同时，它们能够利用遍布世界各地的组织网络和广泛的社会联系，动员国际公共舆论，在国际社会上形成―股强大的舆论力量。

其效能作用

国际环境组织主要通过国际社会、国家和公民三个层面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作用。

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广泛参与到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活动中，在联合国和民众间架起了桥梁的作用，并对国际气候谈判进程施加影响。美国政治学家Howard Tolley认为：“由于在国际问题上，没有政党，无法通过全民选举投票影响国际决定，非政府压力集团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比利益集团在国内政治中的作用，更为至关重要。”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采取倡议、游说、宣传等手段，积极参与到谈判进程中，有效地推动了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公约的制定，并有效地发动公众，对在气候谈判中不主动推进会议决议的国家政府施加压力。2007年12月，众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联合国变化会议，在推动与会各国签署减排温室气体“巴厘岛路线图”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国际非政府组织承认国家是处理世界事务的主要行为体，但是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活动主要体现为向国家直接施压，促使国家承担某些特别行动。绿色和平组织认为，全世界必须改变目前的能源使用方式。近几年，绿色和平组织为优化中国能源结构建言献策。2007年的《能源革命》中指出，中国如果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将可以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减少碳排放，一些激进的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采取激烈的抵制、抗议、游说等行动给国家政策的改变和实施施加压力，同时也对国家政府遵守国际规范的情况进行监督。作为世界最大的煤炭出口国及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世界第一的澳大利亚，却拒绝签订《京都议定书》。2007年，绿色和平组织采取“非暴力直接行动”，关闭了位于澳大利亚北部的一家煤电厂，以此来抗议澳大利亚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

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最传统的功能是在公众层面普及环境保护意识。该组织利用其代表公众利益的优

势以及其环保知识专业性极强的特长，广泛普及环保知识，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和动员群众保护环境。2010年9月，绿色和平组织在香港首办“无车日”，成功迫使特首曾荫权及部分官员一同响应，当天以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上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通过遍布全球的网络化体系，为世界范围内的人们提供了共同的思想认同和价值观，从而有利于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形成，也有助于建立―种实现人类普遍价值的规则体系。著名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便是由非政府组织提出并推广传播的。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局限性

尽管国际非政府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有其独特的优势，而且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依然面临一些外部的及自身的制约因素，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地位决定了其作用发挥的有限性。在当今国际格局下，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要作用。尤其是在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还是要靠国家政府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而国际非政府组织却只能通过对政府间组织和国家产生影响来发挥作用，无法发挥主导作用。

国际非政府组织目标的狭隘性使其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国际非政府组织从全球利益出发，超越国家利益，将环保、人权等问题作为其终极关怀，因而忽略了局部的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因此，在其施加影响的时候往往会以偏概全，难免会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问题等产生矛盾。2005年初，在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强硬坚持下，印度最高法院决定全部关闭新德里的污染企业，禁止没有达到减排标准的机动车辆运营，其后果是造成许多人无事可做，因此，国际非政府组织应适当考虑局部利益，尽量避免目的极端的政策和行动，保证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国际非政府组织内部机制的不健全使其合法性受到质疑，大大削弱了其权威。首先，大部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都不是按照正式的代表制结构运作的，其内部的领导人更多时候也不是通过民主选举的程序被赋予领导的权力，此外，尽管非政府组织一直敦促跨国公司和政府组织增加透明度，但是其自身的透明度在其财政状况和决策过程中却十分有限。很容易让人对其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特点产生质疑。要想在国际社会中树立权威，只有将其自身机制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实现民主化和透明化，才能够更有底气和资格对国家和政府间组织及跨国公司进行监督和批评。

全球环境治理范文第13篇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出现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第二代环境问题。因此，全球要面对以工业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为主要特征的第一代环境问题和具有全球性特征的第二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复杂的局面。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是治理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早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不过，如何有效协调各国在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关系以实现对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有效控制和治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却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难题和人们关注的焦点。

本文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分析了国际贸易机制对一国环境及全球环境的不同影响，通过对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模型分析了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存在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存在的冲突进行了分析。最后，本文在分析我国环境问题、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现实状况以及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的基础上，对于如何调整我国外贸政策以及相关国内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议。

本文得出结论，全球公共产品的性质是全球环境区别于一国环境的根本，全球性政府的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利己选择的结果，行业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存在领域的差异是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国际贸易；环境成本；内部化

序言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如1943年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的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1961年前后的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水俣病事件、1955～1972年富山痛病事件。这些公害事件是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恶果，对人类健康甚至生命构成直接威胁，引起社会各界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反思。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国际社会掀起了一股环保浪潮，环境问题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视野。为有效控制、治理和预防环境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第二代环境问题，两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增加了环境问题的解决难度。全球环境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缺乏，环境压力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粗放式经济增长造成了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以解决环境问题，对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硕士论文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之间的相互贸易使环境问题产生了一定差异。各国环境禀赋状况及环境问题的差异，导致难以在全球范围内统一推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也不尽相同。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国际贸易下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采取理论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同时，注重一国环境问题与全球环境问题的差异、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差异，注意吸收国际经济学、新公共金融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相关概念界定、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的演化、全球环境问题的治理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国际实践、国际贸易与环境成本内部化国际差异的相互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下我国外贸及相关政策的调整。

第一章对环境、环境问题、环境成本等与环境成本内部化有关的重要概念进行界定。

第二章第一节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环境的经济价值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前提，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商品价值和环境价值进行剖析。环境问题的症结在于环境的外部性，环境公共产品性质导致环境产权难以清晰界定，从而产生环境成本外部性，致使市场机制不能准确反映环境稀缺程度，环境价值长期被严重低估而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第二节分别分析了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与全球环境的影响，在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总体影响不确定的情况下，国际贸易仍然可能导致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

第三章首先分析了全球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原因，全球公共产品性质是全球性环境问题与一国国内环境问题的根本区别，全球性政府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在全球产权难以有效界定和利益主体空位的情况下，各国在国际环境问题上的利己行为以及全球性环境问题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难以清晰界定，加大了全球环境问题解决的难度。环境成本内部化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已经达成共识，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三条思路。最后，本章分别对这三种解决思路及其国际实践进行分析。

第四章首先通过一个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下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发现出口行业和进口竞争行业的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是发生在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对于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具有重要影响，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通过国际贸易机制对他国产生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各国比较优势、产业竞争力以及各国商品结构和国际贸易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国情进行选择的结果，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不尽相同，这种差异容易导致各国在贸易领域产生冲突。面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冲突，对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关系、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速度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责任分配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国际协调，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章对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下我国外贸政策及相关国内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分析我国环境问题及环境成本内部化现状的基础上，在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成为趋势的背景下，应积极发展以环境标准为支撑的绿色贸易战略，并对相关国内政策进行调整，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全球环境治理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环境成本；内部化

序言

第一章对环境、环境问题、环境成本等与环境成本内部化有关的重要概念进行界定。

全球环境治理范文第15篇

一、里约20周年可持续发展峰会前的评估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里约会议之后，在全球、区域、国家以及地区等不同层次上制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层出不穷。国际上已有150多个国家建立了部级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机构，致力于推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各种民间团体也更加活跃，并在国际环境谈判及各项活动中日益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进入21世纪，可持续发展战略逐渐步入实施阶段，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在改革中不断加强和完善。

美国环境学者代表认为，全球环境治理包括国际法和国际条约、政府间组织、融资机制、国内政府机构、非国家政府行为体等各个层次和领域。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美国积极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但是在90年代到21世纪，美国参与制定的条约大多数未能得到批准。美国仍然在支持和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如美国通过全球环境基金来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融资机制，但美国也可能会逐步放弃对联合国环境署的领导和参与。考虑到美国国内政治情况，联合国环境治理改革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任何要求获得国会通过的决议都难以获得批准。

欧盟学者对里约峰会和绿色发展问题进行了评估，认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差距依旧存在，全球仍然缺乏向可持续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欧盟对里约+20峰会的期望首先是整合和平衡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整合全球发展目标、能源可持续发展政策、水的利用效率、陆地和生态系统（包括森林）、海洋资源的利用效率等各个方面。在全球制度改革方面，欧盟希望整合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行动和承诺，促进实施可持续行动的方法和能力建设，促进国际合作与加强可持续发展援助、借助公私部门的力量来加强联合国可持续国际机制。

中国学者则提出需要反思文明转型的经济和政治需求，工业化带来的生态和环境问题既是社会的，也是政治的。唯一的方式是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生态原则，以生态社会主义加以修补。这需要通过合作促使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发达国家拥有更好的条件，应当率先引领这种转变。

二、绿色发展的关键议题

里约峰会设计了7个次主题，其中水、粮食和能源是全球治理的热点和难点，也是绿色发展中的关键议题。

欧盟认为1992年里约峰会以来，全球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增长、教育、医疗和饮水的保障、森林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框架和加强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在解决全球极度贫困、能源匮乏、卫生设施、环境问题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发展存在地区性的不平衡。特别是在能源问题上，全球仍有13亿人缺乏现代电力服务，26亿人缺乏现代的能源服务，随着经济、健康、环境、性别、城市化的压力加剧，全球能源贫困将会在各个方面继续发展。当前全球环境治理议题的性质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治理领域已经不仅仅是孤立的环境安全、能源安全、资源安全等，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也日益紧密。其中核心是水、粮食和能源三种安全要素的互动。由于水、粮食和能源所形成的综合挑战不能通过单个领域的治理来解决，也很难通过一国之力独自解决。因此，如何在资源安全和基本生存权利之间进行取舍，如何在联合国全球治理既有框架内协调三者关系但又避免泛安全化，都对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

印度学者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低碳战略，认为印度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于环境变化的威胁没有责任，但却受害最深。发展中国家与全球环境治理休戚相关。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对于消除贫困和经济结构转型有着重要作用。与它相伴的也有风险和挑战，发展绿色经济是一个漫长和复杂并且充满困难的过程，特别是对于缺少资金、技术和能力构建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合作，降低风险的同时使收益最大化，真正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关切。未来印度需要在20―30年之内保持8%―10%的年均增长以实现其发展需要，但是印度因此会面对严重的污染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压力，国内能源资源在未来 15年左右将会耗尽。印度将通过国际合作、技术革新、发展核能等方式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

与会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加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城市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工业化也没有太广泛的空间，存在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等很多问题。中国的工业发展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需求，存在相当程度的生态退化、环境污染（水、空气、城市废弃物）、气候变化、全球不平衡等困境。中国应当注重绿色经济的发展。绿色经济能够提高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时极大降低环境风险和生态匮乏，并且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够确保自然资源持续提供人类福祉所需要的资源和环境服务。

与会非政府组织代表认为里约峰会面对许多挑战：国际谈判进程太过缓慢，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政治领导人缺乏信心，政策措施和激励被投资者认为是不足和脆弱的。对于绿色经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只是讨论平台，需要吸纳相关的非联合国成员参与，包括次国家政府。国家的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与金融和经济发展部门进行合作协调，并且促进全球在里约峰会上呈现一个繁荣、可持续的发展愿景。气候集团组织认为，需要提高绿色经济和碳减排的目标，重视商业机构和次国家政府部门在该进程中的作用，在全球范围内增加商业和政府领导人对清洁革命的信心，更多的权威、有代表性的案例，重新定义绿色转型行动和部门领导者能力。

美国能源和环境学者普遍关注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问题。过去十年中，全球能源消耗增长约一半是来自煤炭，主要是由于新兴国家电力消耗的快速增长，因此清洁煤技术是发展中国家合作重中之重。新兴发展中大国的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模式也有值得推广之处，如巴西的可再生能源、绿色能源尤其值得在全世界推广。

三、创新全球可持续治理机制

与会学者认为里约+20峰会的主旨理念是：全球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相关议题不限于生态环境本身，也对人类价值观念、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国际秩序等发起了重要挑战和深层次冲击。全球环境治理的关键在于应当构建有效的全球治理框架，否则可持续发展在地方和区域层面将无法产生实际行动。人类生存的重要基础是资源和环境，资源支撑着世界经济运行，绿色发展应当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方向。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学者指出，国际环境治理是指规范环境保护进程的各种组织、政策工具、融资机制、规则、程序和范式的总和。由于环境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遏止环境继续恶化需要国际合作，但现有的国际机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设计更好的国际机制，即改革当今的国际环境治理机制显得非常重要。环境治理离不开社会和经济两大支柱，因此，加强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改革（加强可持续委员会、建立可持续发展董事会），与改革全球环境治理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代表指出：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危机难以预测，因为它们是复杂性、不确定性与含糊性相互交织的结果。联合国战略规划须进行改革，其能力打造的重点正日益分布至世界各个地区，做法是设立地区性培训中心，如日本的联合国地区发展中心与韩国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办公室。这样做有助于构建区域性工作网络、利用当地专家的智慧，同时由于不产生旅费开支而节省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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