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因素范文

宏观经济因素范文第1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 经济波动 改革开放 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

研究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趋势，改革开放之前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接近6.1%。而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坚持对内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全面开放的政策引导下，国内体制效率不断提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优化配置，经济出现持续高速增长的局面。在1978年至2007年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近10%。而2002年下半年以来，在技术水平大幅提升、居民消费热点出现、政府与私人投资进一步活跃、加入世贸组织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的新情况下，在国家需求与供给协调快速增长的进程中，宏观经济获得了连续五年 “高增长、低通胀”的成就，成效显著。但是，从2007年开始，尤其是进入2008年，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加之国内外各种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波动，阻碍了宏观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由于我国这个“世界工厂”近年来与世界各国贸易往来越来越多，对我国对外贸易产生的影响尤为巨大，一年内，我国贸易总额下跌了13.83%。使得我国就业、消费、投资、GDP等宏观经济变量偏离原有路径。近几年来，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波动，使我国经济发展出现放缓迹象。

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现状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主要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经济完全靠政府调控。在这段期间产生的经济波动，大都源于不稳定的外部冲击机制，波动特征表现为剧烈、随机；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推行市场经济，加之内部传导机制趋于良性，市场秩序渐趋良好以及国家宏观政策改进，经济波动特征趋于平缓，但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还是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起伏较大。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增长率的波动特征，可以将我国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划分为五轮：1978至1981是第一轮周期，历时4年；1982至1986年是第二轮周期，历时5年；1987年至1990年是第三轮周期，历时4年；1991至1999年是第四轮周期，历时9年；1999年至今为第五轮周期。

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

消费、投资、净出口是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三大因素，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对外开放，净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越来越大，我国进出口贸易顺差持续多年。同时，在我国政府鼓励引进外资的政策下，使得外资涌入，外汇储备过多，一旦外币贬值，国家资产便会大幅缩水，美元贬值给我国带来的无形损失便是最好的例子。另一方面，由于外汇储备主要在我国政府手中，央行以发行货币来购买外汇的处理方式，如果外汇无法用于国际金融流通，必然会影响我国货币流通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已有的通货膨胀，影响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

国外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即居民消费与投资，但在我国，一方面受储蓄习惯的影响，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反而较小，私人投资也较盲目；另一方面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私人投资理财意识在逐步增强，私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一旦跟风投资，便会极大的扰乱市场秩序，给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

从根本上来说，国家宏观经济失衡可分为横向与纵向失衡，纵向失衡主要是投资与消费需求不协调造成的。在一定时期内，国家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有限。而在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一般投资的增长较消费来说会较快，如果不加以调控，便容易引起经济失衡。这样便会造成投资过剩的同时消费不足，此时若是投资得到国家政策的进一步推动，便会引起严重的生产结构纵向失调。

而横向失调，主要是指经常发生在基础设施与工业以及加工工业之间的失调。在实际经济生产中，用于建设基础设施的资源有限，已有的无法满足，新建又需要时间，而工业投入与生产转换较快，以至于基础设施建设之后与工业发展速度失调，引起生产结构的横向失衡。

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外部因素分析

（一）投机资本流动与经济波动

近年来，随着经济融入世界的程度加深，我国在国际收支结构上，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所占比例上升，而在外汇储备上，外商直接投资占比逐年减少；外汇储备增加额大大超过外贸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总和。而除此之外，投机资本的流入，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如促进国际金融市场及国际贸易的发展，平衡国际收支等。但一旦其流入数量过多，便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首先，因为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往往与各国采取货币政策的目标相反。一国如果出现经济过热，国家施行货币政策，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国际投机资本为谋取利益，乘机大量涌入，使该国货币供应量增加，从而降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反之同理。其次，国际投机资本流入使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加大通货膨胀压力。此外，国际投机资本流入还会对我国汇率的相对稳定形成一定的冲击。其来源与去处的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稳定的潜在威胁也很大。

（二）世界实际利率与经济波动

世界实际利率会通过影响居民的跨期消费、财富和组合投资配置，来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进而影响经济周期。国外研究发现一国的净出口、国外净资产和产出受世界实际利率的影响较大，因而世界实际利率是影响开放经济体的重要传导机制。世界利率还会改变资本流入结构和规模，进而影响经济周期。目前，随着我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宏观经济受世界实际利率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三）汇率与经济波动

一国的进出口贸易会受到汇率的影响，进而影响国民收入以及经济增长。具体来说，由于短期内名义工资和名义货币供给呈刚性，如果在汇率变动的影响下，进口商品的价格降低，此时滞后的调整会使得实际工资和实际货币供给增加，总需求也增加。在美元为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下，美元汇率升值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增长。美元贬值，相对的人民币汇率贬值，我国进口商品的成本上升，这便会造成，即使国际价格不变，进口商品价格也会上升，我国进口成本上升，影响了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以及居民消费与投资，从而影响国民收入以及国家经济的均衡发展。

（四）国际商品价格变化与经济波动

国际商品价格的变化会通过影响一国的进出口成本，从而影响其进出口贸易结构以及消费结构，国际商品高质量引起的价格上升，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费既定进口商品而减少出口，此外还会进一步刺激国内投资以及消费。如果国际商品价格过高，会使以生产投入品为主的进口商品成本上升，从而促使国内价格提高。同时，国内的一些垄断性公司和行业便会乘机在国外竞争对手提价时提高国内价格。国际商品价格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平衡与稳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国家应该给予足够重视。

（五）外债与经济波动

相关研究统计表明，到2004年末，我国的外债余额达228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8%。而其中短期外债占全部外债的比例高达46%，且外债还本付息主要靠借旧还新来维持，使得国家经济发展受外债影响较大。一旦外债借贷体系出现断裂，将对我国的宏观经济产生极大影响。

（六）输入型通货膨胀与经济波动

一方面，我国进出口贸易使得国际商品价格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增大，原料国际价格上升，进口成本就会提高，推动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出现。另一方面，钢铁原料进口价格的上涨使得耐用消费品价格持续走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通货膨胀。

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内部因素分析

（一）国内居民消费与经济波动

消费是影响国民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但就消费本身来说，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不大，但我国为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内需，实施促进消费的一系列宏观政策，便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而也增加了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此外，国内居民的消费结构也逐渐从一般消费品向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转变。消费结构的不断提升，会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对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影响。

（二）投资需求与经济波动

国内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而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近年来，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的比值一直呈上升势头，2008年GDP对投资的依赖程度高达57.3%，而2009年则因为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这项比例达到了67.05%。因此，要维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必须首先维持投资的稳定。

（三）净出口与经济波动

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进一步扩大了我国的开放程度，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联系紧密，外贸依存度逐年增加，净出口连年攀升，而且我国劳动力充足且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使得我国对外贸易持续贸易顺差，净出口从2002年的354亿美元增长至2007年的3718亿美元，极大的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近几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20%。因此，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加明显，促进净出口的持续稳定增长，对保持我国宏观经济均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四）宏观调控政策与经济波动

根据宏观经济学的观点，宏观经济政策是从全局上对经济运行施加影响的方法和手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两种最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形式。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各级政府的支付活动和税收对宏观经济的运行施加影响，而货币政策则主要通过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影响经济运行。我国的宏观经济波动既有制度变革带来的冲击，也有其他变量带来的内生经济变化导致的波动，还包括所谓真实经济因素，比如生产率冲击等导致的波动。因此面对独特的宏观经济环境，我国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选择具有一定的特点。

（五）技术进步与经济波动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显著，贡献率越来越高。在现代社会，技术创新会极大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以及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技术进步会转化为国家生产力，会影响国家的产业结构、发展模式，进而影响整体宏观经济的发展。

（六）劳动力与经济波动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劳动者素质越来越高，使得劳动力成本上升，供给弹性增加，我国在世界上的劳动力优势逐渐消失。我国南部以及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以及工资的逐年上涨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的方针又进一步推动了对劳动者权益的关注。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我国以低劳动成本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模式被打破。

结论

我国的宏观经济波动会受到诸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在世界环境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已不能独善其身。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与全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尤其是在经济方面。我国宏观经济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下稳定发展，必须把握好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内外部因素，积极采取措施，在稳定国家消费、投资需求，促进技术进步的同时，应对汇率、外国需求等国际经济因素对国家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只有处理好影响宏观经济环境的各种因素，才能更好地把握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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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义中，金雪军.中国经济波动的外部因素：1992-2008.统计研究，2009（8）

3.袁志刚.中国经济波动与宏观经济政策.科学发展，2008

宏观经济因素范文第2篇

经济波动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紧缩更迭交替、循环往复的现象。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一个国家的经济通常会经历复苏、繁荣、衰退、萧条四个阶段。1999年，我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与潜在GDP增长率的负缺口不断扩大，经济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了波谷。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开始逐步回升，进入复苏阶段。在复苏的不稳定时期，经济出现了短暂的波动，2002年开始才真正走上稳步增长与回升之路。2005年我国经济运行已超过产出正缺口0.2%的上限（谢太峰、王子博，2013），2007年接近波峰。2008年底，一场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全球经济顿时处于低迷态势。正处于高速平稳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也跌入了暂时性的发展低谷。2007年至2011年我国经济经历了过热、衰退、低谷、复苏又缓慢下行的波动，宏观经济发展始终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宏观经济的波动直接影响着微观层面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当经济高速增长时，产品市场上需求比较旺盛，GDP增长较快，物价上涨，资本市场的繁荣使社会投资热情高涨，银行货币信贷较为活跃，资金需求量扩大，此时企业通常具有较高的盈利水平。宏观经济的波动是微观层面企业经营的客观环境。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动不仅影响了公司的会计政策与会计业绩，而且直接影响到公司管理层对未来的经济前景与企业发展的预期，关系到公司财务政策的选择与理财行为的实施。如，陆正飞和祝继高（2009）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会增加现金持有量，以备不时之需。然而，鉴于宏观经济分析的结果难以量化，宏观经济政策对于微观企业的影响缺乏直接的证据，因此对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波动对企业微观主体行为与业绩之间关系的研究目前仍比较缺乏，从宏观到微观的传导机制研究太少（姜国华、饶品贵，2011）。

股权资本成本是股东进行股权资本投资时要求的必要报酬率，股权资本成本水平关系到企业价值评估、经营绩效评价和股东利益保护等诸多方面，是公司管理层进行融资决策、投资决策、股利决策等财务决策的重要依据。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股权资本成本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微观层面，宏观经济因素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尚不多见。基于这一事实，本文基于2000-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宏观经济因素对于公司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将对投资者、政府监管部门和公司财务政策制定者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20世纪末以来，股权资本成本的一些研究开始关注企业外部的环境因素，特别是从宏观经济和法律环境等方面来讨论不同经济背景下股权资本成本的差异。套利定价理论（APT）首次将宏观经济环境变量纳入模型中。此后的研究将关注点集中于决定股权资本成本的宏观经济因素方面。Chen等（1986）将股票收益作为宏观经济变量的函数，发现收益曲线扭转、未预期的通货膨胀、工业产值以及破产风险溢价这四个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收益率具有显著的系统性影响。此后的McElroy和Burmeister（1988 ）进一步改用多元非线性回归模型，引入债券偿付风险溢价、债券期限溢价、未预期通货膨胀、未预期GDP增长率以及市场指数，构建了宏观经济五因素APT模型，并发现每个变量均得到APT的风险定价。借鉴这一思路，Golderberg和Robin（1991）将债券风险溢价、债券期限溢价、未预期通货膨胀和未预期产出增长四个宏观经济变量引入，建立资本成本估算的宏观经济因素APT模型，并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五因素APT模型等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四因素APT模型的估算值比较准确。

Hammoudeh和Aleisa（2004）指出，通货膨胀和与公共财政相关的变量是股票价格的基本决定因素。Daske等（2008 ）和Li（2010）在考察欧洲市场执行IFRS后资本成本的变化时发现，国民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通货膨胀率等国家宏观层面因素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资本成本水平。Apergis和Eleftheriou（2012）应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新兴国家的研究发现，通货膨胀、经济产出、货币供应量、政府赤字、贸易赤字对股票收益有正面影响，而利率对股票收益产生负面影响。

除了上述研究以外，Stulz（1999）提出，一国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升可以通过分散风险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来降低公司股权资本成本，这一观点得到了Bekaert 和Harvey（2000）的经验证据支持。Singh和Nejadmalayeri（2007）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与其资本成本呈负相关关系，即国际化程度越高的企业，其资本成本越低。Erb等（1996）利用135个国家的数据研究指出，影响股权资本成本的宏观经济环境因素可能还包括汇率和国家信用等级等，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以国家信用等级度量的国家信用风险是影响事前预期报酬率的重要因素。

综观以上国外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宏观经济变量的选择、研究方法的使用以及最终得到的结论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性。

（二）国内文献 国内学者鲜有根据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宏观经济因素与资本成本的相关研究。一些研究从宏观、中观（行业）层面进行了类似的分析。吕江林（2005）考察了我国上证综指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动态关系；杨小军（2007）研究认为影响股票价格指数的最显著因素包括货币供应量、股票供给、物价指数；曹勇和张卓（2009）则认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利率等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价格指数存在一定影响；金洪飞和金荦（2010）、温彬等（2011）发现国际石油价格、人民币汇率等宏观经济变量对我国不同行业的股指报酬率具有一定的影响；戴沙（2011）则认为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较显著，其中利率政策最明显。这些研究均以行业或A股综指的实际数据研究股东作为一个整体的实际报酬水平，并未观察宏观经济因素对股东要求报酬率――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经济发展阶段以及金融体系变革等外部宏观经济因素是股东进行投资的外部客观环境，宏观经济状况的改变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经营的诸多方面，进而影响了企业的风险程度，股东根据这一风险程度提出的理性报酬率必然会反映出宏观经济变量变动的结果。因此，忽视宏观经济因素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必将造成股权资本成本研究的片面性。笔者选取了6个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详细分析检验其对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资本成本产生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关注研究期间的时间跨度，为了增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与可比性，样本期间为2000年至2012年。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2年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标准，将上市公司划分为19个行业。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宏观经济变量如实际贷款利率等对金融行业的影响与其他行业相比较具有显著的差异，为了确保数据结果的准确性与可比性，本文剔除了金融行业，选取其他18个行业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本文中各年度宏观经济数据（GDP、CPI、M2、CM、INT、TUR）取自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和锐思数据库。股权资本成本估算中运用的数据以及实证分析中相关控制变量的数据均取自国泰安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与研究假设

被解释变量。汪平等（2012）将股权资本成本的估算方法划分为三类：内含报酬率法、风险补偿法和历史平均报酬率法。李阳阳（2013）归纳了常见的及新兴的15种股权资本成本估算技术，并针对不同的模型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本文采用CAPM、OJ模型、Gordon模型、GLS模型、PEG比率和MPEG比率6种方法分别估算我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并将六种估算方法的估算值取均值，作为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Re。对于GLS模型、OJ模型、PEG比率和MPEG比率四种方法，本文分别采用了实际数据和预测数据两种数据方法进行估算，并取两者均值作为该方法的股权资本成本估算值。

解释变量。笔者选取的宏观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贷款利率、资本市场发展情况、货币供应量和股票市场流动性。

（1）经济增长率。GDP增长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状况，是经济增长率最为直观的衡量标准，本文选用GDP增长率表示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无疑是影响股票收益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经济繁荣阶段，GDP增长率较高，国家总体经济运行环境较好，经济主体的平均获利水平提高，股东对公司的预期提高，要求的必要报酬率提高，即股权资本成本上升。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1：

假设1：GDP增长率与股权资本成本正相关，即GDP增长率越高，股权资本成本越高。

（2）通货膨胀率。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是对一个固定的消费品篮子价格的衡量，主要反映消费者支付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变化情况，是一种度量通货膨胀水平的工具，本文选用CPI增长率表示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通常发生于经济繁荣时期，往往是经济上行至过热的一种反映。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对于收入波动大的企业来说，债务融资所要面临的固定利息支付无疑会带来更高的财务风险和破产风险。因此，在通货膨胀严重时，企业往往会回购部分债券，减少债务融资规模，提高股权融资比例。Clare和Thomas（1994）、Ibrahim和Aziz（2003）等研究将股票视为对冲通货膨胀的工具，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公众会把大量的资金投资于股票，为了补偿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股东往往会提高其所要求的报酬率水平，即股权资本成本上升。

假设2：CPI增长速度与股权资本成本正相关，即CPI增长率越高，股权资本成本越高。

（3）贷款利率。贷款利率是一个宏观经济政策变量，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宏观经济的走向。在经济过热时国家会相应提高贷款利率，经济疲软时则会降低贷款利率。利率作为资本市场上资金使用权的转移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股权资本成本。一方面，贷款利率直接决定了利息费用，间接决定了债务融资成本。利率的变动改变了资本市场上的资金供给量和资金流向。当利率上升时，大量资本回归银行导致企业举债融资困难，贷款比例降低引起债务成本上升，财务风险的加大导致股东要求报酬率的上升。另一方面，利率代表了股票市场上投资的机会成本。Wasserfallen（1989），Abdullah和Hayworth（1993）等研究发现，利率负向调节股价，较高的利率吸引了其它的投资机会，进而降低了股票市价，股东要求的报酬率随之提高。

假设3：实际贷款利率与股权资本成本正相关，即贷款利率越高，股权资本成本越高。

（4）资本市场发展情况。完善的资本市场可以提供多元化融资渠道，包括信贷融资、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等。根据优序融资理论，企业一般遵循内部融资、债务融资、股权融资的融资顺序。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发展的比较成熟，而我国仍处于市场经济转变时期，资本市场并不完善。在不成熟的资本市场中，证券价格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企业价值，融资工具的缺乏会阻塞企业的融资渠道。同时，我国股票市场规模较大，外部监管机制和股权约束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这使得我国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选择约束少、无股息偿付压力的股权融资方式。基于我国实情的融资特色，如果股市处于利好的形势，股票市场的综合回报率比较高，市场风险溢价上扬，股东投资要求的必要报酬率就会提高。本文采用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情况下，总市值加权平均法的A股市场年度综合回报率作为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变量。

假设4：股票市场回报率与股权资本成本正相关，即股票市场回报率越高，股权资本成本越高。

（5）货币供应量。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广义货币供给量（M2）反映了社会总需求的变化和未来通货膨胀的压力状况，本文选用M2的增长率表示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

根据凯恩斯理论，货币供给量增加导致利率下降，贷款成本的降低会使企业提高债务融资的比例，而负债的增加会限制企业的自由现金量，增加企业的破产风险。同时，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会提高公众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从而导致更高的贴现率，因此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预期报酬率，提高股权资本成本。

假设5：货币供给与股权资本成本正相关，货币供给量的增长率越大，股权资本资本越高。

（6）股票市场流动性。股票市场流动性会影响股东要求的报酬水平。一般而言，流动性好的市场，交易指令能迅速执行，交易成本降低，而在缺乏流动性的交易市场，投资者的抛售行为会传递进而影响股票价格，投资者承担的风险增大，股权资本成本上升。此外，流动性差的股票通常会倍受投资者冷落，股价相对较低，股权资本成本相应提高。本文采用年平均换手率指标作为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变量。换手率是反应市场活跃程度和成熟程度的综合指标，以百分比形式衡量一年内股票的成交量占股票总数的比例。通常情况下，成熟资本市场的流通股年平均换手率在100%左右。我国股票市场尚不成熟，仍处于发展阶段，投资者的专业知识储备相对较少，投机现象比较严重，投资者多以短线差价投资为主，并不是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长期投资。刘欢（2008）研究表明，1993年至2007年间，我国股票市场15年的平均年换手率为484%，明显高于成熟市场的换手率。

假设6：股票市场流动性与股权资本成本负相关，即年平均换手率越高，股权资本成本越低。

（三）研究步骤 本文研究宏观经济因素对上市公司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由于既包括时间序列数据又含有截面数据，因此，本文分两个步骤开展研究。第一步，建立面板数据，对6个宏观经济变量以及股权资本成本进行平稳性检验；第二步，在同一年份，由于对所有上市公司而言统一宏观解释变量取值相同，研究期间内每个宏观变量的有效数值有13个，且模型不同年份回归系数都相同，为了保证样本数量，提高模型的有效性，在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时，选择混合横截面模型，将13个年份的数据放在同一截面中进行检验，并且在线性回归模型中增加了企业规模、股权结构与公司成长性三个控制变量，分别用总资产（TA）、前十大股东控股比例（H10）、总资产增长率（GR）表示。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1）宏观经济因素的描述性分析。自2000年开始，我国经济驶入了新一轮的复苏进程，经过2003年和2004年经济得以稳定与巩固之后，从2005年开始高速增长，2007年末达到峰值。2008年，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GDP增长率下降，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段，且下降的幅度较大。为了缓解金融危机带来的阵痛，2009年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扩大内需为主要目标。2009年至2010年实现了经济的缓慢回升，但2011年我国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出现短暂回落，国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管理通货膨胀、调整经济结构、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工作重心。图1为2000-2012年我国GDP增长率折线图，13年中，我国经济经历了增长、下降、回升再微降的一个过程。

图2显示样本期间，我国CPI增长率波动显著，尤其在2006年之后波动尤为剧烈。CPI代表了消费者的购买能力，也反映了宏观经济的景气程度。CPI温和上升，表示经济平稳增长；CPI大幅提高，说明发生了通货膨胀，货币的实际购买能力降低；如果CPI下跌，则表明经济衰退。2009年CPI增长率发生了明显下降，表明国家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产生了效果。

从图3中可以看出，2000年至2006年期间，我国实际贷款利率稍有波动，但相对平稳。2007年大幅上升，2008年由于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又出现大幅回落，2009年以后，国家重视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为了防止经济大幅波动，通过利率调整对货币市场进行资金的控制。

图4显示，在2008年之前，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相对平稳。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国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流通中的准货币基数不断增加，因此2009年广义货币供给量呈现高速增长。2010年以后M2增速逐渐减缓。

图5显示，2001-2005年期间，我国股票市场换手率较为稳定，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上。2006年换手率大幅提升，2007年达到了峰值。2008年的经济危机使得股票市场受到严重冲击，换手率急剧下降，但在2009年又大幅回升。伴随股票市场的发展，2010年以后换手率缓慢降低，但与国外成熟的股票市场相比，仍然位于一个较高的水平。由此可见，我国股市的不稳定性和非理性是毋庸置疑的。投资者往往将股票作为投机证券以获取价差收益，由此引致我国股票市场上极其浓重的投机色彩。

图6为2000年至2012年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综合市场回报率年度数据，波动趋势十分显著。2007年股票市场回报率达到峰值，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市场回报率跌至谷底，2009年国家相关干预政策使得市场回报率迅速回升，这些变动整体上与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相一致。之后的几年，随着宏观经济的波动，股票市场也振荡下挫。

（2）股权资本成本的描述性分析。图7为2000年至2012年A股上市公司平均股权资本成本折线图。可以看出，股权资本成本的整体变动趋势与宏观经济周期是趋同的。大部分年份的平均股权资本成本在5%至10%之间波动，2007年达到最大值24.67%，2008年又迅速降低至1.96%，2009年出现较大幅度的反弹，达到22.01%，2010年之后逐渐平稳，波动幅度减小。进一步观察18个行业的平均股权资本成本，可发现，研究期间内各个行业具有较为相似的时序变化――2005年之前行业平均股权资本成本均比较稳定，多数行业的平均股权资本成本在5%-10%区间内小幅度波动，2006年之后变动幅度较大，2007年上升到峰值，2008年又跌至谷底，随后的2009年又大幅回升，此后呈现平稳波动的趋势。

2000-2012年各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2。

（二）平稳性检验由于时间序列数据中包含经济的动态信息，在对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首先采用三种方法――相同根单位根检验的LLC检验和不同根单位根检验的ADF检验及PP检验，对每个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表3显示，CPI增长率、贷款利率、A股市场回报率、M2增长率和股票市场年平均换手率以及企业股权资本成本均同时通过了LLC检验、ADF检验及PP检验，充分证明了他们不存在单位根，序列是水平平稳的。GDP增长率变量没有通过ADF与PP检验，但通过了LLC检验。因此认为所有变量都是同阶单整的。

（三）回归分析 为了更为准确地研究宏观经济因素与股权资本成本的关系，需要剔除一些影响股权资本成本的微观层面因素。本文在线性回归模型中加入了3个控制变量：（1）采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TA）代表公司规模，以控制规模因素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2）采用前十大股东控股比例（H10）表示股权结构，以控制公司股权结构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3）采用总资产增长率（GR）代表公司成长性，以控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司成长性因素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Rei=α+β1GDPi+β2CPIi+β3INTi+β4CMi+β5M2i+β6TURi+β7TAi+β8H10i+β9GRi+?着

其中，i表示第i个样本上市公司；β1、β2、……、β9为各解释（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α为常数项，?着为残差项。

从表4可以看出，回归模型通过了F检验，回归方程整体在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GDP增长率、CPI增长率、年平均实际贷款利率、M2增长率、股票市场回报率与股权资本成本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上文提出的假设1至假设5相一致；A股市场年平均换手率与股权资本成本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假设6相反，说明样本期间我国股票市场年平均换手率越高，股权资本成本越高。在本文选取的三个控制变量中，只有成长性变量没有通过t检验，另两个变量均与股权资本成本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意味着企业规模越大、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股东要求的必要报酬率越高，股权资本成本越高。

五、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经济制度背景，以2000-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年度采用6种方法对股权资本成本进行估算，选用混合回归模型，对股权资本成本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贷款利率、货币供应量、股票市场流动性以及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等6个宏观经济因素进行OLS回归，得到如下两个结论：

（1）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与宏观经济走势整体上具有趋同性，公司股权资本成本基本上能够伴随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做出相应的反应。这一结果在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之前表现尤为明显。在我国经济整体向好的2007年，GDP增长率、CPI增长率、实际贷款利率、股票市场回报率均处于研究期间的相对高值，我国上市公司平均股权资本成本亦位于峰值，达到24.67%。货币供给量增长率与公司股权资本成本的正相关关系也比较显著，2009年M2增长率达到高点，公司股权资本成本也继2008年跌至谷底后于2009年大幅回升至22.01%。

（2）我国股票市场的换手率与股权资本成本呈正相关关系，这显然有悖于财务理论。然而这一结论却是我国股票市场不成熟、股票投资者投机心理严重的一个真实表现。换言之，我国的股票投资者并未通过成熟的投资理念引导自己真正意义上的长期投资，过分地追求短期资本利得的财富效应致使我国股票市场交易异常活跃。这种非理性的投资理念对股东期望的报酬水平――股权资本成本产生了扭曲的、甚至是完全逆向的影响。

站在公司财务视角，股权资本成本巧妙地联结了股东、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三者的关系。股权资本成本是股权资本投资者根据其投资风险水平提出的报酬率要求，这一报酬率水平的高低程度与理性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一家公司的财务竞争实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宏观经济状况是公司财务的客观环境，是公司一切财务政策赖以执行的外部条件。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动直接影响到股东投资的风险水平，进而导致股东要求报酬率的变化。如何全面洞察国内外宏观经济状况的改变，科学理性地估算股权资本成本，进而积极主动地调整公司财务政策，是任何一家现代公司的财务经理都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应当看到，我国股票市场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与壮大，目前仍属于不成熟、不完善的新兴市场，融资渠道单一、监管措施失当、约束机制匮乏等严重地制约了股票市场的良性发展。与之相应，上市公司股东利益保护观念的淡薄直接导致了资本成本理念的阙如，作为公司财务核心概念的资本成本更是无法发挥其在财务决策中的基准作用。本文的研究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宏观层面的国家经济政策变动对微观层面的公司股权资本成本水平产生的影响，结合财务理论与中国现实对这一影响进行了客观评析。本文只是在宏观经济与微观财务的结合方面作出了初步的尝试，未来这一方面的研究尚待更加细致、深入地进行下去。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资助项目“资本成本、价值创造与我国国企EVA考核研究”（编号：10YJA630146）和北京市属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计划项目（The Impor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gh-Caliber Talents Project of Beijing Municipal Institutions）“基于资本成本锚定效应的公司财务政策优化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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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因素范文第3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学习兴趣 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8-034-03

一、研究背景

宏观经济学是研究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即研究的是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情况，包括整个社会产量、收入、价格水平和就业水平、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以及经济增长的速度等。宏观经济学是我国教育部指定的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之一，在教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宏观经济学涉及大量抽象经济模型和数学推导，且与现实经济密切联系。有不少同学反映无论是掌握理论还是完成习题，都有一定的难度，而且碰到实际问题也无法灵活运用。所以一些学生很快就丧失了学习兴趣，上课时间反而成了他们玩手机、睡觉的时间。

基于此，本文将因子分析应用于影响宏观经济学学习兴趣的研究，此次对影响宏观经济学学习兴趣分析的主要目标有两点：一是找出影响宏观经济学学习兴趣的重要因子；二是提出相应的提高学生宏观经济学学习兴趣的改善措施。

二、研究方法

研究主要回答以下问题：影响经管专业大学生宏观经济学学习兴趣的具体因子有哪些？影响如何？哪些改善措施能提高学生宏观经济学学习兴趣？

1.研究对象。研究对象为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312名大二上学期学生，来自三个专业：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电子商务。平均年龄19.47岁，已学习管理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大多数学生高中学的是文科，男女性别比例为1∶2。

2.研究工具。研究工具为宏观经济学学习兴趣问卷调查表，由笔者自行设计而成，共有30个题项，对每个题项采用5级量表分成五个等级并赋值：一点都不影响-1、影响较小-2、基本不影响-3、影响较大-4、非常影响-5。

3.研究进程。问卷调查时间为2014年4月21日至23日，在课堂上随堂进行。笔者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30个题项进行选择，没有时间限制，平均用时6分钟。共发放问卷312份，收回有效问卷295份，随后将所有有效问卷数据输入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与分析。

4.数据分析。数据统计分析方法有3个：（1）描述性统计与分析，主要对均值和各选项百分比进行统计；（2）可靠性分析（信度分析），主要评估问卷内部各个题项的一致性；（3）影响因子分析，对影响动机缺失的主要因子进行统计分析和提取。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表1、表2、表3为用SPSS20.0统计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之后的相关数据表。从表1可以看出30个题项中有22项的均值都在3分及3分以上，这表明受试者学习兴趣普遍受到这些题项的影响。从各个选项的得分百分比也可以看出受试各题项的具体选择情况，其中4、5分（即影响较大-4、非常影响-5）的得分占较大比例，表明受试的宏观经济学学习兴趣受到较大影响。

从表2可以得出，经过最大方差法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数据表KMO值为0.735，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显著性概率小于0.01，表明问卷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共有8个因子被提取出来。分别为成本收益、他人影响、教师因素、教材及作业、课程性质、教学环境、上课时间、自我管理，各个因子后面的a为各因子内部题项的信度系数，都在0.7以上，具有较高的信度。表明这些因素在学习宏观经济学中具有较大的影响。

四、影响因子讨论与分析

因子1为成本收益，包含7个题项，分别涉及课程是否能马上应用、工作中能否应用、能否训练多样性和发散性思维、考研中能否用到、是否是经管专业基础课程、学习效果及成绩、自学的难易程度。7个题项的平均分都在3以上，题项23有26.3%的受试选择了影响较大，有20.0%选择了非常影响。题项18有27.4%和16.8%的受试选择了影响较大和非常影响，这两个题项选择影响较大和非常影响的比例都接近50%，表明较多的受试认为课程能否马上应用或在工作中应用对其宏观经济学学习兴趣存在着较大影响。题项21有26.3%的受试选择了影响较大，有18.9%选择了非常影响。题项17有34.7%和11.6%的受试选择了影响较大和非常影响，这两个题项选择影响较大和非常影响的比例都接近50%，这说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非常注重花费的成本与最终的学习效果及成绩等是否能正比。他们不但重视课程收益，即课程能否得到应用；而且还重视成本，即自学的难易程度。

因子2为他人影响，包含5个题项，分别涉及辅导员对这门课的看法、学长对这门课的看法、家长对这门课的看法、课外辅导资料的多少、其他同学是否认真学习该课程。5个题项的平均分都在3以下，题项29有11.6%的受试选择了影响较大，有4.2%选择了非常影响。题项30有11.6%和5.3%的受试选择了影响较大和非常影响，题项28有14.7%和7.4%的受试选择了影响较大和非常影响，这3个题项选择影响较大和非常影响的比例只有20%左右，表明较多的受试认为别人对课程的看法对其宏观经济学学习兴趣影响较小。题项27有14.7%的受试选择了影响较大，有10.5%选择了非常影响。题项24有18.9%和14.7%的受试选择了影响较大和非常影响，这两个题项选择影响较大和非常影响的比例都超过50%。课外辅导资料的多少相当于社会的关注程度。这说明同学和社会对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影响要大于辅导员、学长、家长。

因子3为教师因素，包含5个题项，分别涉及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师的态度、学识水平、教师的语音语气语调、教师的要求是否严格。除了题项4（教师的语音语气语调）外其他4个题项的平均分都在3以上。这表明较多的学生认为教师的教学方法、态度、学识水平和是否严格要求对其宏观经济学学习兴趣存在着较大的影响，应引起广大宏观经济学教师的高度关注。

因子4为教材与作业，包含3个题项，分别涉及教材是否有趣、想学的内容课本中有没有、作业的多少。题项13有31.6%的受试选择了影响较大，有21.1%选择了非常影响。超过50%的学生选择影响较大或非常影响，这表明学生很在意教材是否有趣。这也不难理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教材内容晦涩难懂、想学的内容课本没有，那么教材对学生的学习兴趣是严重的打击；题项12有23.2%的受试选择了影响较大，有13.7%选择了非常影响。这表明超过1/3学生选择作业的多少对学习兴趣有较大影响，这些都应该引起广大宏观经济学教师的重视。

因子5为课程性质，包含3个题项，分别涉及数学基础、是否是考试课、学分的多少。题项6有13.7%的受试选择了影响较大，有17.9%选择了非常影响。这表明虽然宏观经济学用到的数学知识不多，但宏观经济学涉及大量抽象经济模型和数学推导仍让超过1/3学生认为数学基础有较大影响。超过40%的学生认为宏观经济学是考试课还是考察课、学分的多少也是影响学习兴趣的重要因素。

因子6为教学环境，包含4个题项，分别涉及教室人数多少、有没有空调、是否靠近喧闹的楼梯、投影仪效果。三四成同学认为教学环境对自己宏观经济学学习兴趣有影响。

因子7为上课时间，包含2个题项，分别涉及上午上课、下午上课。题项7有29.5%和7.4%的受试选择了影响较大和非常影响，题项8有24.2%和13.7%的受试选择了影响较大和非常影响，这2个题项选择影响较大和非常影响的比例分别为36.8%、37.9%，这表明超过1/3的学生认为上课时间对宏观经济学学习兴趣影响较大。

因子8为自我管理能力。题项9有35.8%和11.6%的受试选择了影响较大和非常影响。47.4%的同学学习宏观经济学的兴趣受自我管理能力影响较大。

综观以上因子分析的结果，大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的兴趣更易受外部影响。在当前市场经济背景和大学生自主择业的政策环境下，加上高等教育持续地大规模扩招，每年几百万的待就业大学生，使得天之骄子的辉煌不再。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巨大压力早已成为他们学习与就业中无法避开的苛刻现实。因此大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就看它是否能马上应用、工作中能否应用、能否训练多样性和发散性思维。这也正是对当前复杂的学习、就业和发展环境的一种主动适应。这表明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应更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让学生在学完宏观经济学后收益更大。

大学生宏观经济学学习兴趣更容易受同学、教师、教材、教学环境的影响。我们必须面对这一现实，主要适应学生，努力消除外部因素对学生学习兴趣的不良影响，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五、结语与启示

本文对295名经管专业大学生宏观经济学学习兴趣进行调查与研究，归纳出影响宏观经济学学习兴趣的因子：分别为成本收益、他人影响、教师因素、教材及作业、课程性质、教学环境、上课时间、自我管理。研究对宏观经济学教学具有以下启示：

1.教学内容与实际相结合，与学生想学习的内容相结合。在教学中不能一味抱着课本，教师应积极了解学生最想学习哪些内容，结合实际把课本中的内容加以扩展。笔者在讲解宏观经济学时，精心设计每一堂课的内容，利用最新的财经新闻，对所讲的内容向学生提问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讨论学习，通过观点的碰撞提高他们独立分析经济现象的能力。这样，既能紧扣课本深入浅出地掌握所学知识点，又能从这些抽象的理论中体会到其内在的精髓。同时，授课内容上加大案例分析的比重。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分析不仅可以帮助学生说明、验证、消化某种理论，巩固所学知识，还可以引导和启发学生对这些特殊情境进行讨论、分析，从而达到提高学生理论思维能力、分析判断能力的目的。当然，深刻的案例分析必须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才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因此，教师在课堂的讲授上不仅仅要帮助学生完成理论模型的推导和求解，更要结合案例分析去说明、验证、消化某种理论，实现模型讲解和案例分析的最优组合。这样，学生在学习宏观经济学后就会感到收益很大，大大提高他们学习兴趣。学生一旦有了兴趣，他们会互相传递这种兴趣，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2.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应发挥主导多用，至少在目前的教学环境下教师的这一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教师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教师对学生学习动机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态度、学术水平；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教学方式。主要表现：在态度与学术方面，态度严谨、认真，学识渊博，站在前沿，不断创新；在教学方面，准备充分，内容条理清楚，逻辑性强，语音语速语调合理恰当，用学生理解的方式传授知识，让大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并使其在分析、解决问题中感到有趣，激发他们的求知欲。

3.慎选教材、少留作业。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宏观分册》是国内目前比较权威的经济学教科书，系统介绍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内容安排也符合中国学生的学习习惯，是非常好的入门教材。但是该书涉及较多的数学公式推导、经济模型，且重点放在介绍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上，联系实际的经济学案例分析也不多，不易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果学生基础薄弱，尤其是文科生占大多数的情况下，数学功底较差，对大量的图表和数学公式难以提起学习兴趣，那么选取对数学基础要求不高、语言生动、可读性强、教材更新快的哈佛大学曼昆教授编写的《经济学原理――宏观分册》作为经济学入门教材是个不错的选择。同时，鼓励学有余力的同学或有考研要求的学生课后将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宏观分册》作为补充阅读的参考书目。教师在教授课程内容时就应让学生通过课堂练习掌握知识，从而少留作业，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

4.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教室整洁、桌椅整齐、高矮合适，光线柔和、教具齐备、色彩协调，会使人情绪愉快，给人以美的享受，就会刺激学生的学习意向，提高学习的兴趣和效率。相反，校园卫生差，教室狭窄拥挤、桌椅破烂，就会使人感到不安、心情烦燥、情绪不满，难以使学生情绪投入到学习中。因此，必须美化、净化校园、课室环境，设法让教学设备齐全，物质条件齐备，使之对形成良好的教学心理气氛起到促进作用。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那我们就从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做起，而且这也是短时间内就能做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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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因素范文第4篇

    一、宏观经济走势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宏观经济走势是影响证券市场大盘走势的最基本因素。证券市场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宏观经济的大环境中发展,同时又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说,股市的运行与宏观的经济运行应当是一致的,经济的周期决定股市的周期,股市周期的变化反映了经济周期的变动。经济周期包括衰退、危机、复苏和繁荣四个阶段,一般来说,在经济衰退时期,股价指数会逐渐下跌;到经济危机时期,股价指数跌至最低点;当经济复苏开始时,股价指数又会逐步上升;到经济繁荣时,股价指数则上涨至最高点。

    宏观经济走势影响股价变动,但宏观经济走势与股市趋势的变动周期不是完全同步的。2002年10月,两个数据在中国证券业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个数据是2002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9%,一个数据是2002年1~10月上证指数跌幅达到7.9%,一正一负,宏观经济走势与证券市场走势看上去形同陌路,相互背离,让投资者感到困惑。实际上,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股票市场,都存在着各自周期性变化的特征。股市周期是指股票市场长期升势与长期跌势更替出现不断循环反复的过程,即牛市与熊市不断更替的现象。

    以上海证券市场为例对中国的股市周期进行分析。中国股市运行的第一个周期,是从1990年12月19日的100点至 1996年1月的512点,其中,大牛市阶段为1990年12月19日的100点至1993年2月16日的1558点;大熊市阶段为 1993年2月16日的1558点至1996年1月的512点。第二个周期是从1996年1月的512点至今,其中,大牛市阶段是 1996年1月的512点至2001年6月的2245点,从此股市出现了较大的下跌行情。同期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为:1978~1990年期间,中国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是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逐步增强,经济增长的质量有所提高。1991~1999年期间,中国经济先是快速增长,越过高峰后,以小幅缓收为基调,而且收缩期明显增长(从1993年步入经济收缩期开始到1999年底,7年内GDP增长率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波动较为平缓,但下滑时间较长)。进入200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结束了连续7年的下滑过程(1999年为 7.1%,2000年为8%,2001年为7.3%,2002年为8%)。经济周期是根本,经济从衰退、萧条、复苏到高涨的周期性变化,是形成股市牛熊周期性转换的最基本的原因,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但这并不代表两个周期是完全同步的。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市场,股市的波动也存在着自身特有的规律,在实际运行中,股市周期反映经济周期有着独特的特点,从而造成了股市周期与经济周期不同步,甚至背离的现象。

    二、货币供应量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一般是呈正相关关系,即货币供应量增大使股票价格上涨,反之,货币供应量缩小则使股票价格下跌。但从1994年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股市的增长率变化比较,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就不能准确地反映股市的变化。如1994、1995、1998这三年,上证指数的增幅都是负数,而同期我国的货币供应量(M2)的增幅分别是 34.53%、29.47%、14.87%;1996、1997、1999、2000这四年,上证指数的增幅分别是65.14%、30.22%、 19.18%、 51.73%,同期我国的M2增幅分别是25.26%、19.58%、14.74%、12.27%。原本是强相关的两项指标,增幅的变化却出现了背离现象。这说明证券市场与货币市场没有完全打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出现了故障。

    所谓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指一定的货币政策工具,如何引起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些变化,最终实现预期的货币政策目标。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在西方主要有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凯恩斯学派的主要思路:通过货币供给的增减影响利率,利率的变化通过资本边际效益的影响使投资以乘数方式增减,而投资的增减会进而影响总支出和总收入。凯恩斯学派传导机制理论的特点是对利率这一中介指标特别重视。货币学派认为,利率在货币传导机制中不起重要作用,更强调货币供应量在整个传导机制上的直接效果,主要思路:货币供给量的变化直接影响支出,变化了的支出影响投资或者说导致资产结构调整,资产结构的调整又反映在实际产出和价格的变动上。

    从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到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中间有一个相当长的作用过程,在过程中货币当局本身并不能直接控制和实现诸如稳定、增长这些目标,它只能借助于货币政策工具、设置中介指标并通过对中介指标的调节和影响最终实现政策目标。因此,中介指标就成了货币政策作用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中间环节,对它们的选择是否正确以及选定后能否达到预期调节效果,关系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能否实现。根据中介指标的可控性、可测性、相关性、抗干扰性以及在不同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下的适应性,中介指标一般有利率、货币供应量等。作为中介指标,利率有可控性强、可测性强、货币当局能够通过利率影响投资和消费支出的优点,但利率作为中介指标也有不理想之处。因为利率既是一个内生经济变量,又是一个政策变量。作为内生变量,在经济繁荣时,利率随信贷需求增加而上升;在经济停滞时,利率随信贷需求减少而下降。作为政策变量,经济过热,应提高利率;经济疲软,应降低利率。可见。利率作为内生变量与政策变量往往很难区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很难判明自己的政策操作是否已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指标,首先遇到的困难是确定哪种口径的货币作为中介指标,是MO(现金),还是M1(M1=MO+活期存款),还是M2(MO +M1+定期存款+其他存款)。三个指标分别反映在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可以进行测算和控制,问题在于究竟哪一个指标更能代表一定时期的社会总需求和购买力,通过对它的调控就可直接影响总供求。至于抗干扰性,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作为内生变量是顺循环的,作为政策变量是逆循环的,一般说来两者是不会混淆的。

    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一般是呈正相关关系,但在特殊情况下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政府一般会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这就会提高市场利率水平,从而使股票价格下降。同期,企业经理和投资者不能明确地知道眼前盈利究竟是多少,更难预料将来盈利水平,他们无法判断与物价有关的设备、原材料、工资等成本的上涨情况,从而引起企业利润的不稳定,对证券市场造成不良影响。

    通货紧缩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是通过伤害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积极性反映出来的。就消费者而言,持续的通货紧缩使消费者对物价的预期值下降,而更多地持币待购,推迟购买;就投资者而言,通货紧缩将使目前的投资在将来投产后,产品价格比现在的价格还低,并且投资者预期未来工资下降,成本降低,这些会促使投资者更加谨慎,或者推迟原有的投资计划。消费和投资的下降减少了总需求,使物价继续下降,从而使股票、债券及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大幅下降,进一步又大大影响了投资者对证券市场走势的信心。

    三、利率变动对股市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利率变动与股价变动成反相关关系。1996年以来,我国已八次下调人民币利率。1996年5月1日中央银行决定实施首次降息,当时的股市正从底步启动,市场从4月份起,就对这一利好作出了积极的提前反应,消息出台后虽然出现了暂时的获利回吐,但很快就步入了持续的升势,一个历时超过两年的大牛市从此拉开了序幕。1996年8月 23日央行实施了第二次降息,存款利率平均降低1.5个百分点,贷款利率平均下调1.2个百分点,幅度之大超出了当时人们的预期。这一消息对于已经经历4 个月调整的沪深股市带来了新的刺激,市场很快探底成功,股指由此屡创新高,并在当年年底冲上了历史的高峰(1996年上证指数增幅 65.14%)。1997年10月23日,央行第三次降息,存贷利率平均下调幅度分别为1.1和1.5个百分点,由于经历了三次降息,流向资本市场和消费市场的资金不断增加。1998年3月25日和1998年7月1日的第四、第五次降息虽然在幅度上明显低于前三次,但同时对准备金率作出了大幅度的调整(由 1980年的13%降到1998年的8%),使得社会融资环境进一步宽松。由此,沪市综指也从第一次降息的660点升至 1998年7月的1330点,升幅超过1倍。1998年12月?日,央行决定第六次降低金融机构的存贷利率,一年内三次降息的间隔之短,在我国银行利率调整历史上也实属罕见,这次降息没有对股市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却使股市在1000点企稳,也为之后的“5.19”行情做了铺垫。1999年6月10日,央行宣布第七次降息,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分别下调1个、0.75个百分点。这次降息虽然仍激发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市场的直接反应却呈现逐步减弱之势,这是因为市场缺乏能够引导市场的热点板快等,但这并不能否定降息对股市的长期利好作用,就是说,政策的利好虽没有改变市场趋势,但却在不断改变经济和市场环境,此次降息为“5.19”行情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02年2月21日,央行实施第八次降息政策,存贷款利率平均下调分别是0.25个百分点和0.5个百分点,此次降息最重要的是政府表明了一种态度,给消费者者、投资者、生产者一个积极的信号:只要通货紧缩的趋势继续延续,经济低迷,政府就不会坐视不管,政府要加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力度,以此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宏观经济因素范文第5篇

关键词：汇率制度；多元排序logit模型；汇制选择；人民币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01

一、对于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综述

汇率制度的选择是全球宏观经济里一个具有循环性热度的问题，对它的研究由来已久。直到今天，对于汇率制度的最佳选择、决定因素、汇率制度的可持续与否都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主要原因是在实证研究中缺乏对一个具体模型的一致认同，以及不同的研究采取横截面或时间序列样本的多样性。

汇率制度选择的实证研究始于19世纪70年代后期，早期的研究主要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选取可能的决定因素，随后的研究考虑加入能反映不同经济冲击或稳定化策略的变量，甚至把体制和政治变量作为可决变量进行研究。近些年的研究更是采取了包含范围广泛的决定因素的综合性方法1，这篇文章里我们所做的探讨也正是基于此种方法。

二、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变量选取

同多数的研究一样2，我们根据最佳货币区域理论选择了衡量贸易开放性、经济发达程度的经济变量，变量相应为贸易占GDP的比重、人均GDP。另外，选取GDP的增长率，衡量资本流动性的FDI以及通货膨胀率和外汇储备这两个宏观经济变量。结合IsamuKato（2007）把货币区域、地理区域作为汇制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显示，GDP作为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在所有货币区域样本中都一致显著，通胀率这一决定因素在1985年之后的数据样本中显著；贸易开放性、资本流动性等也被作为决定因素进行了比较，也是重要决定因素。

以上是解释变量选取的理论依据，区别于以往的研究，本文侧重点在于考察一个国家在汇率制度选择时所受整体经济运行、及自身开放性等特质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

自变量样本数据选取主要来源于World Bank公布的各国每年经济运行数据。

因变量的数据选取，参考IMF2009-2011年公布的《Annual Report on Exchange Arrangements and Exchange Restrictions》。实证采用事实分类法而不是法定分类法的数据，主要是为了探究这些解释变量对各国实际的汇率制度安排的影响，Agnieszka Markiewicz（2006）关于转轨经济中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所作的研究也指出，考虑到经济运行情况时，事实分类法能更好地描述运用的汇率策略。

四、模型简介及数据处理

汇率制度的分类本身表现出从固定到浮动的有序排列，残差的分布经统计分析与逻辑分布拟合性较好，因此实证选取多元离散排序logit模型。

依据IMF的实际分类并基于研究的普适性意义，把事实分类法的十种分类重新归为三类4，简记为固定汇制、中间汇制和浮动汇制。结合IMF近三年的年度报告里的细致分类（2010年有些许调整，减少为九种），我们将分类中前两类较为固定的安排归为固定汇制，在实际建模中作为因变量（REG），记作1；同样的，后两类较为浮动的归为浮动汇制，记作3；把中间的分类统一归为中间汇制，记作2。

模型简记为：

其中， DGDP为GDP的增长率、INF为通货膨胀率、TRA为贸易占GDP的比重、PGDP为人均GDP、RES和FDI分别为外汇储备和对外直接投资，运用Eviews对317个数据样本进行非平衡面板处理，得到如下表1的估计结果：

（2）符号***、**、*分别表示参数的估计值在1%、5%与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1离散排序logit模型输出结果

模型各自变量显著性检验结果良好，FDI统计量的p值未通过，但是其本身的系数过小，可以选择忽略。并且我们首要关心的并不是各个自变量系数的大小，系数的大小可以用来衡量自变量变化对汇率在三种制度之间选择的影响程度，而探究自变量与汇率制度选择之间的相关性，主要关注系数本身的正负性。

依据高铁梅5关于离散选择模型的著作，可以看出，GDP的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人均GDP以及对外直接投资（FDI）与汇制安排的灵活性呈正相关；外汇储备和贸易占GDP比重与汇制安排的灵活性呈负相关。

简单分析，通货膨胀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如果采取固定汇率制度，为了保持其竞争力需不断调整固定汇率，不如采用爬行钉住等一些中间汇率制度；贸易开放程度越高的国家越倾向于选择固定汇制，可以减少由于外部冲击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保证本国进出口商的资本稳定性等；而金融开放性程度越高的国家越倾向于选择灵活的汇率制度，可以确保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从而实施稳定性政策3；人均GDP和GDP增长率则反映出大部分经济实力较强发展前景较好的国家倾向于选择灵活汇制，以减少通过汇率传导的外部冲击等；同样的，外汇储备较充裕的国家，有能力应对这些外部冲击，并且自身稳定性需要，可能更倾向于选择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

五、结论及对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支持

通常来讲，一个国家的GDP增长率、人均GDP、通货膨胀率以及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做出相对较灵活的汇制安排的倾向呈正相关；而较充裕的外汇储备和较高的贸易开放性则会使一个国家倾向于做出相对较固定的汇制安排。本文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从国家的整体经济运行、及自身开放性等特质这方面去探讨其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并且从对近几年的数据分析得出了与大多数学者基本一致的结论。

一些国内学者对人民币汇改问题做过探讨，但是现阶段要推行独立浮动汇率制度却不现实，我国当前的汇率制度是适合国情的，不存在某些国家所说的操纵汇率情况。我国的人均GDP处在不容乐观的中等水平，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金融体制也还不够完善，资本流动性不强，对外直接投资没有想象中的高。虽然通货膨胀现象一直存在，国家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率在可控范围内，并不算太高。再考虑上我国充实的外汇储备以及贸易开放性的提升，综合上述国情，以模型所得结论来看，中国现阶段类爬行钉住汇制安排是符合国情、有利于经济稳定与发展的。

参考文献：

[1]Grace John and Paolo Mauro（2002），Long-Run Determinants of Exchange Rate Regimes： A Simple Sensitivity Analysis，IMF Working Paper No. 02/104

[2]Ahmet At1l As1c1， Exchange rate regime choice and currency crises[J]. Economic Systems， 2011， 35， P419-436.

[3]Shu Lin， Haichun Ye： The ro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exchange rate regime choic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11， 30， P641-659.

宏观经济因素范文第6篇

[关键词]房产价格；货币供给量；汇率；通货膨胀率；人口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24-0076-03

1引言

自从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开始逐步从住房分配到商品房的过渡，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摆脱对外需的过度需求。如今20多年过去了，房地产产业对于GDP的增长越发显得重要，2005到2011年，房地产投资力度一直在不断加大，从159092万亿元增长到617969万亿元，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005年的86%增长到2011年的1306%，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但是房地产投资的比重仍在增长。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房地产投资的增长固然是好消息，至少说明我国在转变消费的方式上迈进了一大步，逐步转型为内需型消费。因为房地产业带动了钢铁、水泥、木材、家具等等行业的发展。但是这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弊端，其中高房价就是无法忽视的问题，许多城市的房价远远超出了工资收入比例，“房奴”也已经不是新鲜的词汇，多少人就为了房子奋斗终生。但是房价的提高和宏观政策也有分不开的联系。因此，本文就宏观经济中各因素对房价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找出控制房价上涨的因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2模型建立

本文采用VAR模型，研究房价在人民币汇率、通货膨胀率、货币供给量以及人口因素的影响下是如何进行变化的。选取数据为年度数据，时间为2002—2011年。对所有的变量都取对数，令lprice表示房价，lpop表示人口，lM2表示货币供给量，lrate表示汇率，lflo表示通胀率。

21选择滞后阶数

由于采用VAR模型，因为时间序列数据往往具有趋势性，表现为非平稳性，为了避免产生伪回归现象，必须要对数据进行检验。首先要进行滞后阶数的选择，通过运行Stata软件得到表1，由此可知AIC信息准则确定的是最佳滞后阶数为3，而根据HQIC信息准则和SBIC确定的最佳阶数也都是3，因此3阶为最佳阶数选择。

22平稳性检验

其次，进行ADF单位根的检验，经检验发现3阶滞后是不平稳的，有点落在单位圆之外，因此选择滞后一阶，经检验发现一阶滞后是平稳的，所有点都落在单位圆之内，因此VAR（1）是平稳的，如图1所示。

23granger因果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的本质其实就是VAR模型，主要是用来检验一个内生变量是否可以作为外生变量来对待。要求序列必须存在同阶单整的协整关系或者都是平稳内序列，如果序列不平稳或者不协整很可能会产生伪回归问题。在前文中已经确定滞后一阶是平稳的，建立VAR（1）模型对各变量因果关系的方向进行判断。

可以得到，在F检验中5%的置信水平区间下，人口的F值大于其临界值，因此对房价有显著影响，对人口而言，货币供给量和通胀率有显著影响，对于汇率而言，由于4个变量F值都在临界值以内，因此对其的影响不显著，而人口、汇率和通胀率都会影响到货币供给量，其中人口和汇率的影响非常显著，对于通胀率而言，4个因素的影响同样也是不显著。如表2所示。

表2granger因果检验

24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 通常用方差来度量） 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本文中选取了10步，应用方差分析可以看出（表3），价格自身的影响在第二步跳跃之后就一直趋于水平，变化不大，也就是说房价受自身的影响很小。而人口对于房价的影响在第二步增大之后趋于稳定在第五步又有一个跳跃。通胀率对于房价的影响一直比较平稳同时力度也比较小，趋于一条水平线。而汇率对于房价的影响有上下的波动，如图2所示。

3结论

综上所述，房价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人口因素，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正是如今房子的需求者，因此都属于刚性需求，虽然我国在计划生育的政策下已经控制了人口数量，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协调人口数量和老龄化之间的矛盾仍然迫在眉睫。本文认为，生育政策还是不能无限制放宽，不能让人口猛增猛涨，否则房价只会居高不下。

货币供给量同样也会影响房价，房价攀升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金融政策的影响，供给量越大，人们手中的钱越多也越不值钱，因此加大对于房子的投机需求，从而影响到房价。国家应该加强对于金融政策的调整，不能一味追求GDP的增长，要让老百姓真正过上国富民强的日子，而不是为了一套房子勒紧裤腰带一辈子。

汇率利率对于房价是负向的影响，汇率利率越高，房价会降低，这也解释了住房贷款对于房价的影响，适当提高利率可以抑制房价的投机需求，从而控制房价。而对于汇率来说，可以积极引导外资流入实体经济的领域，而不是限制于房地产领域。

通胀率对于房价的影响比较微弱，但是我们也要警惕通货膨胀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

国家目前也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来阻止房价的上扬，并且在一线城市也有了成绩。希望有一天房子不再是年轻人沉重的负担。

参考文献：

[1]杨宝成，董玮，王代敬房地产业对GDP的贡献及解决房地产过热的措施研究[J].产业论坛，2005（12）.

[2]胡军伟人民币汇率上升对房地产经济的影响及对策[J].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4（10）.

[3]陈少林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及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2（4）.

[4]安明影响房地产经纪波动的实证分析[J].产业观察，2010（2）.

宏观经济因素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不良贷款率 宏观经济 逐步回归分析 主成分分析

一、引言

目前我国对于商业银行的资产管理也越来越重视，自1999年起，政府曾多次出面对商业银行进行坏账剥离，国有银行的坏账数额在其中是占了绝大多数。目前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均已上市，资产状况良好，同时我国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也呈现出良好的态势，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连续保持“双降”。本文将以一个不同的视角，从宏观经济的层面对不良贷款进行深度剖析，从而对其有一个更为深刻地了解，也对商业银行贷款的管理提出相应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传统的不良贷款产生理论

银行之间的贷款竞争模型是在1986年提出的，该理论的核心观点可表述为，银行在贷款市场开展的竞争，促使银行通过贷款而获取的利润减少，降低了银行的收益率和获利能力，最终导致利润为零，严重削弱了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和谋求发展的能力。

勉强贷款是指银行在一定利率水平下向借款人提供超过其意愿需求的贷款。勉强贷款形成的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能促进出口时，银行倾向于提供超量跨国贷款；二是当银行经理的升迁与其经营业绩紧密相关，而衡量经营业绩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贷款量的情况下，银行经理倾向于超量贷款。

（二）宏观层面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淮南市中心支行课题组针对淮南市这一特定的对象做了不良贷款与宏观经济的灰色关联分析。

李红梅、李剑采用国民生产总值、投资、消费、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分别对剔除政策性坏账剥离因素的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建议。

三、理论基础与数据来源

（一）理论基础

宏观经济指标是体现经济情况的一种方式，主要指标包括国民生产总值、通货膨胀与紧缩、投资指标、消费、金融以及财政指标等。

（二）数据来源

本文应用施华强《固有商业银行账面不良贷款、调整因素和严重程度》的统计方法进行调整得出调整后数据，即从2004年开始每年不良贷款余额均加上18756亿元，2005年开始不良贷款余额再加7050亿元，从而得到剔除剥离影响后的不良贷款余额及不良贷款率。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相关性检测

GDP和投资、消费有很强的相关性，7天同业拆借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有一定的相关性，CPI和失业率的相关性也较为显著。以下，本文将尝试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去除多重共线性，优化拟合曲线。

（二）逐步回归分析去除多重共线性

在GDP、投资和消费中选择拟合程度最好的GDP为这一组的代表性变量，而其余四个变量由于相关性不是很强，难以确定是否能够相互替代，故本文将变量逐一加入，逐步回归。

找出最简单的回归形式，作NPLR2与GDP的回归：

NPLR2 = 53.85 – 0.0004GDP

选该方程为初始的回归模型。

因此，最终的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函数应以NPLR2 = f （ GDP，I，UR ） 为最优，拟合结果如下：

NPLR2 = 54.27 – 0.0004GDP + 0.803I – 0.623UR （1）

（三）主成分分析去除多重共线性

解释变量与主成分之间的线性方程组，假设提取出来的两个主成分分别为F1、F2，则构造出来的线性方程组如下：

F1 = 0.3GDP + 0.124CPI + 0.296INVEST+

0.299CONSUME + 0.04I + 0.147M2R + 0.005UR

F2 =-0.008GDP - 0.341CPI + 0.03INVEST +

0.022CONSUME - 0.351I + 0.281M2R + 0.436UR

通过以上方程组可以看到，F1对于GDP、投资和消费的指标显示出较强的关系，因此F1可以作为描述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的变量，而F2对于CPI、利率、M2增长率以及失业率显示出较强的关系，F2则显示出国家政策导向和宏观经济发展的波动情况。

五、总结与建议

根据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间接受宏观经济因子的影响，因此，要降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首先需要加大对宏观经济形势及国家相关政策的研究，尤其是那些能够提前反映宏观经济变动的指标，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其次要大力发展经济，扩大内需，拉动消费，间接降低不良贷款。另外，同时还要加强改善国有商业银行外部环境，发挥政府在处理不良贷款中的引导作用，给予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缓解不良贷款。最后，还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积极支持银行部门保全资产，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为商业银行提供良好的信用环境。

参考文献

[1]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2]胡冰星.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管理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宏观经济因素范文第8篇

关键词：国际经济形势；重要因素；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F113

现就国际经济界关注的四个主要问题作以分析，探究这些重要经济因素对2013年世界经济走势的影响。

一、欧洲债务危机形势问题和经济走势

欧洲的债务危机发展到今天是过去多年欧洲经济问题累积的结果，它的确是结构性的问题。2012年以来，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都下了很大的气力来缓和欧洲的债务危机的态势。应该说在2012年8月份欧洲中央银行做出不限量的对欧洲国家债权市场进行干预、以确保欧元的统一性以后，欧洲债务危机的态势有所缓和，但是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众所周知，解决欧洲债务危机的实质问题是欧洲的银行和政府去杠杆化的问题。那么，去杠杆化的资金量有多少呢？2万亿欧元。

我们总结国际社会历次应对债务危机的手段，无外乎四种形式：一是债务国必须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这必然要付出经济结构调整的惨痛代价。二是要有国际间的援助，欧洲几个重债国，首先要由欧元区其他国家、特别是德国提供援助，所以援助有，并且有国际货币基金的援助。三是发行货币，稀释债务，但是欧元区17个国家受到统一欧元债务的影响，怎么做？确实是对欧元的挑战。四是债务的重组，实际上就是把债务减免了。

应该说欧元区过去三年间应对债务危机过程中，迄今为止把这四种方法都使用了，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体现在欧洲资本市场趋于稳定。但是欧洲经济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原来预期2013年中期欧元区乃至整个欧盟要恢复经济正增长，但是目前看2013年欧元仍旧处于负增长态势。这说明欧元区在2013年要继续与衰退作斗争，直接的后果是欧洲的人民为结构调整付出重大的代价，生活水平下降。

紧缩只能是经济政策组合中的一种选择，绝不能作为整体的经济政策，最近意大利的选举就是一个证明。意大利在过去一年的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努力，但代价就是经济的衰退。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意大利的选举结果让意大利人民也看到了新政府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在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政府的领导下，一个国家是很难应对危机的。

所以，我们应该非常清晰的判断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走势，在政策选择方面要极其审慎。

我们如何看欧洲，目前看欧洲资本市场的稳定，如果欧洲央、欧元区和国际货币基金坚持目前的政策，能够承受短期的痛苦下继续推进经济结构的改革，这将有助于市场的稳定。但是这将有经济下滑的风险，过长时间的持续是任何经济体的人民都无法承受的。所以，发展有质量的增长，对任何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

二、关于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的贸易谈判

在美国启动了跨太平洋地区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大背景下，2013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的“国情咨文”中宣布启动跨大西洋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谈判。这标志着世界经济的两个最主要的发达经济体，计划达成一个新的自由贸易协定。这对世界经济的整体走势影响几何？

美国启动跨太平洋贸易谈判的意图从最开始就表达得很清楚：美国需要建立高标准的以规则为指导的跨太平洋的自由贸易区。而启动此次谈判的背景就是在WTO多哈谈判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他们坚持要走区域发展和自由贸易区的道路，而且是要有一套全新的高标准来推进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谈判原计划在2013年底结束。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又启动了跨大西洋的谈判，跨大西洋谈判和跨太平洋谈判的共同点就是要推进高标准的新的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壁垒或者关税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或者是很低的。他们之间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贸易制度和规则方面的差异，无疑跨大西洋的谈判更侧重在规则上。

在这两个分别以2013年和2014年作为谈判结束期的谈判启动的前提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无疑用此主导新的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和新的世界贸易格局的形成，这对于我们至关重要，必须要密切关注。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如布鲁金斯学院的尼古拉斯·拉迪教授明确指出，美国在启动TBP谈判的时候没有要求中国参加是错误的。我们通过中美经济对话，在副总理的直接关注之下，美方承诺要及时向中方通报关于TBP谈判有关信息，大家可以看到关于中美对话联合声明都有承诺，我们确实在交换意见，而且保持经常交换意见。关键是美国、中国、欧盟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形成新的世界贸易规则的过程中应该是有一个密切的政策协调。我们希望这种协调与政策的沟通能够在尊重相互利益、寻求互利共盈的大前提下继续加以推进。与此同时，作为世界贸易多边机构WTO和多哈谈判，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应该付出努力，加以推进。

三、气候变化问题的影响因子

在当前新的形势下，作为世界最主要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各自在形成新的国内共识，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气候变化问题，又同环境治理问题直接相关，这个走势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中国经济和世界整体经济的影响如何？

气候变化问题对美国来说，特别是对美国奥巴马总统来说，他在第一任期中确实有过重大的挫折。我个人认为从奥巴马本人从一开始十分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但是由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特别是美国不同利益集团的制约，使得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内，如果谈气候变化就意味着政治自杀。但是现在两个因素改变了这种局面：一是奥巴马第二任期中得到美国人民的授权；二是美国液化天然能源供给方面取得了巨大突破，使得奥巴马能够有信心在他的“国情咨文”中宣布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他第二任期的首要任务和目标之一，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对美国是重大的变化，这也是对世界的信息。

我们要关注美国在气候变化政策方面的会议，关注美国天然气革命带来的资本流动的变化，以及直接投资、特别是重化工业和以重化工业相关联的机械制造业流向的变化，很可能这些重化工业和与之相连的基建加工业会出现比较大规模的回流美国，因为它追逐的是成本。美国液化天然气的突破，使得液化天然气价格在美国出现了急剧下跌。这种情况对加工业、重化工业等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又同奥巴马总统号召的基建加工产业回归美国相关联。所以在政策面上，我们应该关注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其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治理的影响。

从中国亲身的经验看，我们对气候变化应该有准确的政策上的把握，不能把单纯气候变化作为温室气体的变化，它同污染物是相联系的。北京和全国地区出现的大规模雾霾天气已经证明了：气候变化影响到了大气环流的变化，大气环流的变化又直接导致污染物累积，污染物累积又反映在气候变化上，它们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所以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必须有大局观念，必须全球考虑，必须坚持党的“十”提出的“五位一体”的战略部署，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我们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完成。

四、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影响

自2008年9月以后，发达经济体推出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现在日本安倍政府推出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的溢出效应到底有对全球经济、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起什么样的影响？在它极度向国际资本市场注入流动性、对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造成流动性泛滥冲击的外溢性影响情况下，我们同时要警惕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达到了基本预期目标以后，突然中止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产生的外溢性影响。

在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后，美联储推出了第一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数量是1.272万亿美元，应该说第一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在特殊形势下稳定金融市场、避免系统性的市场崩溃发生了积极的作用。这在国际社会是有共识的，争论点就是它的第二轮变化宽松的货币政策6000亿美元的推出，这恰恰是在2010年11月份G20首尔峰会之前推出的。当时全球金融市场形势是缓和，而且经济出现复苏，在这种状态下美方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造成了国际社会非常大的争论，核心点就是外溢效应，这种钱流向新兴市场国家，造成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冲击，所以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到了美国后来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实施的所谓扭转操作，大家都是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对这个非常熟悉，就是卖长买短对债权周期进行调节，扭转操作。市场参与者对扭转参与方面基本上是肯定的。到了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以及扭转操作到期以后，美方又推出了新的政策，有人说是第四轮量化宽松政策，有的说是加强版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第四轮或者加强版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每个月购买45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这种情况下，其外溢效应如何？坦率来讲，有不同意见，有正面评价的，也有负面激烈批评的，这有待经济学家今后做出全面的历史评价，但是我们要警惕美联储的动向。

美联储在推出第四轮或者加强版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时候明确提出了它的政策目标，就是美国的失业率以6.5%为一个基准线，同时把美国的利率水平2%～2.5%作为警戒线，这就是很明确的信号，以这个目标来调节本国的货币政策。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它很明确，即货币政策当然是针对其国内经济，同时考虑货币政策的外溢性，就是国际影响。这种情况下，G20的成员实际上是警惕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一方面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实施，甚至日本也加入进来，其对世界经济、对新兴市场外溢性到底这种冲击度有多大？更为警觉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些国家一旦出于国内经济目标调整这种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怎么样？

坦率来言，对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管理者来说，控制货币的升值要比控制货币的贬值相对要容易。为什么？手里有资源，控制贬值手里必须有外汇。所以，反复要求我们做事要向最好的方向努力，同时要有最坏的准备，这就是中央要求我们底线思维，这确实是保证我们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政策思路。我们要有全面的考虑，要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当然我们最重要就是坚定不移的贯彻“十”确定的方针，坚定不移的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工作指导方针方面，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攻坚克难，有国内的改革，也有对国际形势的准确的认识把握，按照中央的要求建立底线思维，争取我们最好目标，保证中国的经济能够按照“十”的要求和规划蓝图在2020年要比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和国家的经济总规模都翻一番。

综上，在研判2013年世界经济走势时我们应该认真考虑以上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1] 朱光耀.复苏停滞是最主要风险[J].英才，2012，（1）.

[2] 朱光耀. 世界经济形势挑战中国[J].中外管理，2012，（12）.

宏观经济因素范文第9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因素 公司资本结构 房地产公司

一、引言

公司资本结构指的是公司各种资本，包括长期债务、普通股、优先股及留存收益的价值构成及其比例。狭义的资本结构即长期的股权资本与债权资本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合理的资本结构对于降低公司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提高公司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1952 年，美国财务学家 David Durand 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召开的“公司理财研究学术会议”上发表名为《企业债务和股东权益成本：趋势和计量问题》的论文，拉开了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序幕。在随后的 50 多年中，以著名的 MM理论为代表，有关资本结构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文章层出不穷，资本结构的研究成为了公司理财的焦点问题之一。国外对于资本结构的实证研究十分活跃，但是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探索较为局限。国内对于中国的资本结构研究也不甚完善。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发展，以证券市场为代表的资本市场逐步发展壮大，我国的企业在资金来源的选择上有了更多的自由和选择余地。我国的公司也不仅仅可以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获取资金，还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进行直接融资。新的形势使我国的公司面临着资本结构选择和优化的新问题，也使得当前对资本结构进行新的以及进一步的研究成为一种必要。研究对于了解我国公司当前资本结构选择状况以及改善不合理资本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Marsh（1982）以 1959 到 1974 年间发行股票和债券的英国企业为样本，采用 Logit 和 Probit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证明公司资本结构的选择受到市场状况和历史股价的严重影响，看起来公司在做财务决策时脑海里有目标的债务比率，且企业的目标债务比率与公司规模、破产风险和资产构成具有函数关系。Bradley等（1984）建立了一个综合现代权衡理论的最优资本结构模型，并通过对 25 个行业 821 家企业和 21 个行业 655 家非管制企业进行回归分析，考虑了使用行业虚拟变量和不使用行业虚拟变量两种情况，证明行业因素对公司杠杆具有显著影响，公司盈利的变化性、广告研究开发费用与企业 杠杆显著负相关，而非债务税盾与企业杠杆显著正相关。 Titman &Wessels（1988）采用因子分析模型，使用 1974 到 1982 年间 469 家公司的数据检验了 8 个属性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发现公司独特性、公司规模、盈利性与杠杆负相关，强调了交易成本对公司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没有提供非债务税盾、收入变异性、资产担保价值或成长性对于负债比率影响的实践支持。Harris &Raviv（1991） 通过总结相关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后得出固定资产、非债务税盾、投资机会、公司规模与负债比率正相关，公司变异性、广告费用、破产可能性、产品特殊性与负债比率负相关。Rajan & Zingales（1995）采用 1987 到 1991年间 G7 国家的数据做出对资本结构的国际比较研究，发现 G7 国家公司杠杆率比之前设想的更为相似；同时他们通过四个解释变量分析 G7 国家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得到结论：有形资产比率与杠杆比率正相关，投资机会与杠杆比率负相关，除少数国家外，公司规模与杠杆比率正相关，盈利能力与杠杆比率负相关。Booth 等（2001）对 10 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用静态权衡理论、融资顺序理论和理论框架解释资本结构差异，发现国家因素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与平均税率、商业风险、资产有形性、公司规模等财务变量一样重要。

（二）国内文献 陆正飞和辛宇（1998）选取了机械及运输设备业 35 家上市公司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企业获利能力与资本结构显著负相关，但企业规模、资产担保价值、成长性对资本结构影响并不显著。陈维云和张宗益（2002）发现，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规模、成长能力正相关，与盈利能力、资产流动性、资产运营能力负相关。肖作平（2004）采用 1995 到 2001 年间 239 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计量方法，得出有形资产比率、企业规模、产品独特性与杠杆正相关，成长性、资产流动性、现金流量与杠杆负相关。

通过回顾公司资本结构决定因素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外主流文献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考虑公司特征、行业等因素，对于宏观经济因素的专门探讨，尤其是对中国公司的实证研究比较罕见。尤其是以我国的公司为对象的研究，在宏观经济因素方面存在缺失，而一些学者又曾经在其文献中证实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性。促使笔者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为了排除行业因素的影响，研究只从房地产公司获得了相关数据；选取房地产公司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在于，房地产行业为资金密集型，资本结构的选择对于该行业的公司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对房地产公司在变化的宏观经济状况下选择优化资本结构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三、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 （1）传统资本结构理论。传统资本结构理论由 David Durand（1952）总结提出，主要包括：净收益理论、净营业收益理论和传统理论。净收益理论认为，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的资本成本保持不变且债务融资的资本成本小于权益融资的资本成本，公司可以通过使用债务融资降低平均资本成本，因此最优的资本结构为 100%的负债。净营业收入理论认为，虽然债务融资的资本成本小于权益融资的资本成本，但当债务融资的比例上升时，权益成本会随之上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将维持不变，而不会因为负债率提高而降低；因此公司不存在最优的资本结构。而传统理论采取了折中的观点，认为尽管权益成本随着财务杠杆的增加而增加，然而这在一定的程度内不会抵消债务融资带来的好处。随着债务融资的增加，公司的加权资本成本是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因此公司的价值先增加后减少。在一定的债务融资水平上公司达到最优的资本结构，实现价值最大化。（2）现代资本结构理论。MM 理论，Modigliani 和 Miller 1958 年出版的杰出文献标志了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开端（Harris & Raviv， 1991）。最初的 MM 理论由 Modigliani 和 Miller 于 1958 年 6 月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资本结构、公司财务与资本”一文中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构成。该理论认为，在不考虑公司和个人所得税，没有破产风险，资本市场有效等理想条件下，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其资本结构无关。即杠杆公司的价值与无杠杆公司的价值相等，公司价值为未来期望收益按一个合适资本化比率的贴现，与财务杠杆无关。该模型的表达式为：VL=Vu=EBIT/K=EBIT/Ku （VL 为有杠杆公司的价值，Vu 为无杠杆公司的价值；K=Ku 为合适的资本化比率，即贴现率；EBIT 为息税前净利）。修正的 MM 理论由两位教授于 1963 年提出，该理论放宽了初始模型的假设条件，将公司所得税纳入考虑范围。他们发现，考虑公司所得税之后，由于负债利息可以抵税而产生税收利益，公司价值会随着债务融资的增加而增加。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公司的债务融资越多，税盾越大，公司价值越大。因此公司在 100%负债的情况下价值最大。该模型的表达式为：VL=Vu + DT（D 为债务总额，T 为公司所得税率）。MM 理论进一步发展于 1977 年，Miller 进一步将个人所得税引入模型，说明由于债券持有者需要支付个人所得税，这将提高其所要求的利息率，在一定程度上会抵减债务的抵税作用。Miller 模型的表达式为：VL=Vu + [1-（1-Tc）（1-Ts）/（1-Td）]D（Tc 为公司所得税率，Ts 为股票所得税率，Td 为债券所得税率）。权衡理论，MM 理论对于债务融资只考虑到负债的税收利益。而权衡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考虑到了负债可能带来的风险与额外费用，把公司最优资本结构的决定看成是负债的税收利益和负债的相关成本之间的权衡。公司的债务融资主要会带来两大类的成本，一是亏空破产所带来的成本，二是破产风险的增加所导致的成本等。早期的权衡理论把公司最优资本结构的决定看成是负债的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之间的权衡；而后期的权衡理论则扩大了税收利益和成本的范畴，认为税收利益除负债税收利益之外还有非负债税收利益，同时认为成本不但包括破产成本，还包括成本、非负债利益损失、财务困境成本等。后期的权衡理论把公司最优资本结构的决定建立在了一个更为全面的权衡的基础之上。（3）新资本结构理论。除经典的 MM 理论以及权衡理论之外，新的资本结构理论不断涌现。Jensen & Meckling（1986）提出了基于成本的资本结构理论。在该理论中，Jensen 和 Meckling 定义了两类冲突，即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冲突以及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随着负债率的增加，股权成本减小而债权成本增加，因此使得总成本最小的负债水平即最优负债水平。Ross（1977）提出了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基础上的信号传递理论，认为公司资本结构的选择将内部信号传递给了外部投资者。Myers & Majuf（1984）进一步考察了不对称信息对于公司融资方式的影响，认为负债率上升表明公司对未来境况的预期较高，公司市场价值也会随之增加。Myers 据此提出了著名的优序融资理论，认为公司在融资时一般遵循先进行内部股权融资，然后进行债务融资，最后进行外部股权融资的顺序。近年来研究公司资本结构的理论不断出现，包括控制权理论、产品/要素市场理论以及市场相机抉择理论等。

（二）研究假设 随着市场经济以及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以上市公司为代表的我国微观经济主体对于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不断增强。地产作为强周期行业，同时也是资金密集型行业，其资本结构的调整必须考虑到宏观经济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在地产公司的资本结构决定中，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1：通货膨胀率及实际贷款利率与公司杠杆率显著负相关

假设2：股票市场规模与公司杠杆率显著正相关

假设3：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公司杠杆率正相关

（三）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第一，被解释变量。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于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此被解释变量应当反映公司资本结构状况。根据通行的研究方法，本文用负债-权益比来代表公司资本结构。第二，解释变量。宏观经济因素所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根据前人的相关研究，本文选取通货膨胀率、实际贷款利率、实际经济增长率、股票市场价值与 GDP 之比等因素作为解释变量，观察其对公司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由于本文研究对象为房地产行业的所有上市公司，仅根据数据情况作出筛选而非随机抽样，因此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建立模型如下：

B/Sit = α + u（i） + β1Pt-1 + β2R t-1 + β3GDP t-1 + β4K t-1 + εit

其中，i = 1， 2， 3，……37， t = 1994， 1995，1996，……2007。B/Sit 表示第 i 个公司在第 t 年的负债-权益比，α 为截距项，Pt-1 为第 t-1 年的通货膨胀率，Rt-1 为第 t-1年的实际贷款利率，GDP t-1 为第 t-1 年的经济实际增长率，K t-1 为第 t-1 年的股票市场价值与 GDP 之比。εit 为随机误差项。

（四）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我国的房地产业上市公司，查阅沪深交易所发现目前正常上市的房地产公司共有 68 家。由于各公司的上市时间不同，所能获得的公司相关情况的年限也不同。经过筛选，去除上市时间较短以及年报中包含不正常极端值的样本，最终选择了 34 家公司从 1999 到 2012 年 14 年的年报数据作为实证分析所用数据。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及 RESSET 金融研究数据库。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如表（1）所示。

（二）回归分析 采用 Eviews3.1 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为减少截面数据造成的异方差影响，在估计时采用了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具体估计结果如表（2）。从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到，模型的 P 值为 0.000000，在整体上显著性良好。虽然模型的 R2 值仅为 0.567908，但由于该模型的截面数据量大于时间序列的数据量，对于这种情况的模型来说，大于 0.5 的 R2 值已经说明模型的拟合度很高。同时除变量 K 以外，模型中各个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符合经济理论的预期。但是，解释变量 GDP 的系数未能通过检验。将 GDP 从模型中删除，得到修正的模型：

B/Sit = α + u（i） + β1Pt-1 + β2R t-1 + β4K t-1 + εit

重新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表（3）。改进后模型的估计结果 R2 值增加，拟合度更佳；且各个变量的系数都在显著性 0.01 的水平上显著。两次回归表明，通货膨胀率及实际贷款利率与公司杠杆率显著负相关，股票市场价值/GDP 与公司杠杆率显著正相关，而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公司杠杆率正相关但不具有显著性。股票市场规模与公司杠杆率的正相关与前人的实践检验结果不一致，可能的解释是在股票市场的公开上市提高了公司的透明度，因而反而为公司的债务融资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五、结论

本文研究表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以上市公司为代表的我国微观经济主体对于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不断增强，已经基本能够依据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调整企业的资本结构。但是，模型中 GDP变量的不显著性，以及股票市场规模与公司杠杆率反常的呈现正相关，也说明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不仅受到宏观环境的影响，更受到经济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的宏观经济制度及条件距离完善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在资本结构决策中充分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十分必要。然而在根据市场变化而调整负债比率时，也应当把握好度，注意资本结构的平衡性，以免跟随有利的经济环境一味增加负债率导致破产风险增加，或者一味减少负债率导致税收利益的流失。本文达到了预想的研究目的，但是由于不可避免的因素，仍然存在一些不足：由于数据的局限，模型所考虑的宏观经济变量较少，因此对于宏观经济环境的考察不够全面；同时鉴于知识水平所限，构建的模型较为简单，没有控制公司自身因素，对于宏观因素的估计也较为粗略。若条件允许，笔者将通过进一步的学习来完善相关模型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蔡男：《宏观经济因素与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选择》，《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2]陈维：《对资本结构财务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2012年第1期。

[3]李中海：《中国企业资本结构研究》，《经济研究》2008年第12期。

[4]冯根福：《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经济学家》2009年第5期。

[5]陆飞：《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主要影响因素之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8年第8期。

宏观经济因素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上证综合指数 宏观经济变量 协整分析

一、引言

股票价格指数是指股价指数，动态地反映某个时期股市总价格水平的一种相对指标，它是由金融服务公司根据市场上一些有代表性的公司股票的价格加权平均后计算的平均数值编制而成的。宏观经济走势是影响证券市场大盘走势的最基本因素，股市的运行与宏观的经济运行应当是一致的，股份指数在影响着国内宏观经济的同时，也深受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进入2000年以后，我国股市经历了四年的大熊市。但2005年4月30日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正式启动后，2005年夏天开始，我国股市开始进行股改。从2006年开始，股指一路上扬，到2007年10月16日达到6124.04的至高点。2008年，全球遭遇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全球股市暴跌，严重影响实体经济，我国股市也遭遇长达半年多的大跌。所以宏观经济是影响股市的根本原因，本文通过量化通货膨胀（居民消费指数和生产者价格指数）及货币政策（利率及货币供给量）来研究宏观经济对股价指数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已有比较多的相关研究。Balduzzi(1995)和Bakshi(1996)等对美国以及其他工业同家的实证研究发现股票价格与通货膨胀之问呈负相关关系。国内学者刘金全等(2004)对中国的实证研究认为我国股票价格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段军山、邹伟卫、白茜（2010）通过建立股价波动、通货膨胀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协整关系和VEC模型，得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会受到上证综合指数与存款利率水平自身变动的影响。由此可知股价指数的变动确实受到较为显著的宏观经济的影响。

三、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物价水平，用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及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来衡量；狭义货币供给量（M1）是经济周期波动和价格波动的先行指标，人民银行的基准利率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收取的20天的利率，二者用来量化我国货币政策；以上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股价指数采用上证综合指数（SP），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所有序列对数处理消除序列的波动性，并对CPI、PPI和M1采用X12季节指数法进行处理以消除季节性。

四、实证分析

1.数据平稳性检验

在作实证分析前，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首先针对每个变量的序列是否存在单位根进行检验，这里使用ADF检验方法。

经对数处理后，序列LSP、LCPI、LPPI、LR和LM1进行ADF检验的t检验值分别为0.261、2.688、-2.101、-1.415和-2.525，均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所以原序列均不平稳。而序列的五个差分形式的t检验值分别为-5.711、-11.316、-3.525、-14.251和-4.319，均小于临界值，所以原序列的差分形式均平稳，说明这五个序列都为一阶平稳。

2.协整检验

ADF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原序列都为一阶平稳。然后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进行检验原序列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这里零假设为协整关系的个数。

首先，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在Eviews软件中，根据AIC和SC信息标准，选择AIC和SC取最小值时的滞后阶数。这里使最大滞后阶数为4时AIC最小，而最大滞后阶数为1时SC最小，所以采用LR检验进行取舍，所以选取CPI时合适的滞后阶数为3，而选取PPI时合适的滞后阶数为2。

从协整检验结果中看到，当选取CPI来描述物价指数时，零假设为不存在协整关系的P值为0.0001，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P值为0.017，而至多存在两个协整关系的P值为0.170，大于0.1，所以存在两个协整关系。

当选取PPI来描述物价指数时，不存在协整关系的P值为0.007，而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P值为0.147，大于0.1，所以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协整方程如下：

LSP=0.21LR+3.47LM1-22.00LCPI

(0.578)(0.588) (3.684)

LSP=15.70LR+20.17 LM1-103.08LPPI

(-6.956)(-5.014)

(-27017)

以上的协整关系表明上证综指与基准利率和货币供应量之间长期为正相关关系，而与CPI和PPI之间长期呈负相关关系。表明基准利率和货币供给量的上升会促进上证综合指数的上升，而物价指数（CPI和PPI）的上升会促使上证综合指数下降。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股价包含有未来通货膨胀的信息。股价可以作为未来通货膨胀预期的一个先行指示器，因此。在经济衰退时，中央银行可以利用货币供给量、基准利率与上证综指的正向关系，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即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提高货币供给量，或提高基准利率，稳定并推动股市价格的上涨，通过发挥股市的财富效应带动实体经济的复苏。而股价指数与物价指数的反向关系则表明，当国内通货膨胀较为严重时，抑制通货膨胀也可以促进股指的上升。

参考文献：

［1］Bakshi，G.S.and Chen，Z.Inflation，asset prices，and the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in monetary economies［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1 996，9

［2］Granger，C.Investigating causal relations by econometric models and cross spectral methods［J］.Econometrica，1969，37，July

［3］刘金全，王风云，资产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关联性的实证分析.财经研究，2004，(1)

宏观经济因素范文第11篇

关键词：货币供应增长率 经济增长率 货币内生性 托宾效应

引言

2011年12月末，我国M2余额85.16万亿元，同比增长17.32%，GDP为47.16万亿元，同比增长9.2%。2012年央行将继续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胀压力，有学者呼吁紧缩货币应适度，以免引发滞胀。学界关于货币供给和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争论一直十分激烈，其本质是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一方面，货币供给是否影响宏观经济波动，即货币中性问题；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波动是否影响货币供给，即货币内生性问题。由于研究方法、数据定义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样本时间区间不同，货币供给与经济产出本身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内在联系，结论有明显分歧。所得到的实证研究结果可归纳为四类：一是货币非中性或短期非中性，例如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Sims（1972）、Cover（1992） 和孔丹凤等（2007）。二是货币中性或长期中性，例如Sims（1980）、Free-man （1991） 和刘斌（2001）。三是货币非内生，例如姚远（2007）。四是货币内生，例如陆军和舒元（2002）、陆云航（2005）。所采用的实证方法可归纳为两类：一是利用OLS进行线性回归，但无法发现变量间因果关系；二是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进行研究，但很少涉及动态分析。具体处理中，普遍存在如下问题：第一，采用名义GDP，无法反映真实产出与货币供给的关系；第二，采用GDP和M2原始数据，但要考查的是GDP变化与M2变化的关系。

对货币中性和内生性问题的不同认识，将直接影响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鉴于此，本文采用2003至2012年实际GDP季度同比增长率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季度同比增长率的最新统计数据，应用Granger因果检验考察变量间因果关系，利用脉冲响应方法进行变量间动态分析，实证研究我国货币中性和内生性问题，以期揭示现阶段货币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的关系。

货币因素影响宏观经济的机制分析

传统经济理论大多以货币供给外生性为前提：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认为货币当局能够决定基础货币，货币供给量是基础货币量的稳定函数，因而货币当局控制货币供给。但货币外生性理论未被普遍接受：新剑桥学派文特劳布依工资定价原理，卡尔多从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职能角度，后凯恩斯学派格利等从金融创新和货币乘数角度分别说明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

根据米什金（1996）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货币政策影响宏观经济的渠道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利率传导渠道。以维克米尔的自然利率学说为基础，凯恩斯提出利率传导渠道理论，假设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完全替代且只有货币系统一种金融机构，认为利率是货币传导机制核心，利率渠道是否通畅取决于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和投资乘数三个因素。传导机制可表示为：Msr I Y。

第二，汇率传导渠道。以浮动汇率制为前提，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供应量上升，实际利率下降，本币需求减少，本币贬值，净出口上升，产出增加。

第三，股票市场传导渠道。货币主义认为股票价格通过托宾q理论和财富效应两种途径作用于货币政策传导。股票市场传导渠道发挥作用以资本市场高度成熟为前提，在资本市场不发达国家，效应不明显。

第四，信贷传导渠道。后凯恩斯主义认为银行贷款与其他金融资产不能完全替代，核心思想是只能通过银行信贷满足特定融资需求，货币当局改变银行贷款供给影响产出。信贷传导机制有银行借贷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银行信贷渠道指货币当局通过货币供给影响依赖银行贷款企业投资，最终影响产出。资产负债表渠道是一种财富效应，通过企业市值变化影响贷款供给，最终影响产出。另外在利率市场化国家，货币供应量上升，名义利率下降，企业负担减小，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降低，银行信贷增加，投资上升，产出增加。信贷传导渠道主要受货币当局控制基础货币能力、商业银行投放贷款意愿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影响。

由于我国利率仍未实现市场化，根据大多数学者做法，本文将采用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实证检验我国宏观经济中货币因素的作用。

我国宏观经济中货币因素的实证检验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中国目前公布的货币供应量统计数据有M0（流通中现金），M1（狭义货币）和M2（广义货币），由于M2包含的储蓄存款等是投资资金重要来源，本文用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反应货币供应量增长情况，同时选取剔除价格因素影响的实际GDP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指标。下文中使用M2和GDP分别代表上述两个增长率。本文样本范围是2003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第二季度的季度数据，因为所有数据均为季度同比增长率，所以无需采用季节调整和对数化等数据处理方法。本文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样本总数为38个，分析软件采用Eviews5.0。

（二）ADF单位根检验

VAR模型要求所使用的时间序列变量M2和GDP是平稳的，而随机扰动项常常因为存在序列相关不满足白噪声假设，故采用ADF方式检验其平稳性，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GDP 和M2都是一阶单整时间序列，即本身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而一阶差分后的d GDP 和d M2都是平稳时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前提。

（三） VAR模型滞后阶数的确定及其平稳性检验

滞后阶数的选择可能影响 VAR 模型估计结果。滞后期过小，可能导致误差项存在严重序列相关，滞后期过大，则会影响自由度。本文采用LR检验、AIC信息准则和SC信息准则等确定其滞后阶数，结果如表2所示，因而建立 VAR（1） 模型。

VAR 模型的稳定性是模型适用的前提，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基础是VAR模型具有平稳性，本文通过AR根表对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特征值的模都在单位圆内，可见VAR（1）模型是平稳的。

（四）协整关系检验

由于一阶差分后的d GDP 和d M2都是平稳时间序列，因而可以利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第一步，得到E-G协整方程，即以M2为自变量，GDP为因变量，利用OLS进行回归，得到残差序列估计值；第二步，用ADF对回归残差序列估计值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其有无长期关系，得到T检验值为-3.439938，

5%和10%显著水平下相应临界值分别为

-3.540328和-3.202445， T检验值小于在10%的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检验结果表明，GDP与M2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五） Granger因果检验

协整关系只能表明GDP与M2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不能判断影响的方向。Granger因果检验可以检验M2增长率是否是GDP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即货币是否中性）和GDP增长率是否是M2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即货币是否内生）。本文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见表4所示。

首先检验货币是否能影响实物经济活动，即货币中性问题。由表4第一行结果，可以拒绝原假设“M2不是GDP的Granger原因”，即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影响宏观实物经济波动（货币非中性）；接下来检验实物经济波动是否影响货币供给，即货币内生性问题。由表4第二行结果可以拒绝原假设“GDP不是M2的Granger原因”，即宏观实物经济波动影响货币供给量的变化（货币内生性）。综合表4，M2和GDP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GDP是M2的Granger原因，同时M2是GDP的Granger原因。

（六）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

基于VAR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可以利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进一步研究系统的动态特征：脉冲响应可以分析每个内生变量的变动对其他所有内生变量产生的影响；方差分解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信息相关的部分，考察各信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结果如图1至图4。

图1反映M2对GDP冲击的响应。对GDP的一个标准差信息（VAR（1）中随机扰动项）的冲击，M2在前两期迅速减少，第三期开始缓慢上升，大约到第八期接近于原先水平，并一直保持。从长期来看，GDP 对M2的冲击为负值。图2反映GDP对M2冲击的响应。对M2的一个标准差信息的冲击，GDP正响应开始反应较强烈，第四期后保持平稳并略有下降。

图3为经济增长率的方差分解图。经济增长率冲击对其自身波动的贡献度由开始的100% 降低至第六期的70%后保持平稳，货币供应增长率冲击对经济增长率波动的贡献度一直较小，第六期后稳定在约30% 的水平。图4为货币供应增长率的方差分解图。反映了货币供应增长率冲击对其自身波动的贡献度在第1期达到85% ，第5期降为60% 后保持平稳。相反地，经济增长率冲击对货币供应增长率波动的贡献度在第5期上升达最大值后平稳保持在40%。

实证结果分析说明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在我国货币供给具有非中性和内生性特点。货币供给非中性说明当前通过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是有效的，以信贷渠道为主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能够发挥一定作用。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是银行与公众共同作用的结果，央行事实上无法绝对控制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银行方面，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是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和外汇占款，由于信用体制和票据贴现市场不健全，债券市场不完善，再贷款和外汇占款成为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一方面，金融体制改革后银行主要通过分析收益、成本和风险作出放贷决策，企业信贷需求特性决定了央行再贷款的顺周期性。数据显示，央行投放基础货币再贷款渠道与投放量相关系数为0.35，再贷款占央行主要资产比重为50%（秦宛顺，2003），可见央行最后贷款人职能决定了其控制基础货币供给量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我国贸易顺差和外商投资等引起的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比重越来越大，根据人民银行网站数据，截至2012年6月末外汇储备余额为3.24万亿美元，外汇占款比例高达85%，在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下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具有很强顺周期性。公众方面，主要通过决定现金存款比例影响货币乘数进而影响货币供给，根据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公众交易性货币需求和预防性货币需求与收入成正比，投机性货币需求与利率成反比。

脉冲响应的结果说明，当经济增长较快时，人们对未来预期乐观，会增加消费和投资，进一步刺激经济快速发展，从而加剧通胀压力，政府一般会采取紧缩货币政策，预防通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消费投资等货币需求量上升，此时货币当局一般会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以适应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要。另一方面，货币供给量增加有利于刺激经济发展，如图2所示我国存在托宾效应；但从长期看，增加货币供给最终导致通胀压力，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减弱。

方差分解的结果说明，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受制于实体经济影响，如图3所示；另一方面，如图4所示，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率对货币供应增长率影响逐渐显著，货币内生性增强，符合当前我国宏观调控双着力框架下财政政策的安排，综合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非单纯的货币数量控制。

结论与启示

基于2003年至2012年时序数据的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经济增长率与货币供应增长率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通过双向Granger因果检验，证明经济增长率是货币供应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即货币供应存在内生性，同时货币供应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即货币非中性；第二，我国存在托宾效应，即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影响宏观实物经济波动，但长期可能会加剧通胀压力，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减弱；第三，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受制于实体经济，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对货币供应增长影响逐渐显著，货币内生性增强。

综上得到如下政策启示：一方面，目前货币供应增长率仍超过经济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通胀趋势，现阶段应继续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避免过于紧缩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损害；另一方面，从长远看，只有实行浮动汇率制度、逐步开放资本账户以实现资本自由流动、逐步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再贷款和外汇占款问题才能得以缓解。这也是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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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因素范文第12篇

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看到了，随着政府调控操作的持续和深入，调控效率也出现了种种不如人意的情况。无论是政府基本取向的调控，例如积极提高内需的增长拉动；还是针对部门领域的调控，例如控制房地产价格过高增长；抑或是货币工具的调控，例如提高利率控制投资过热趋势、调整汇率水平，等等，调控效率的到位水平都存在种种问题，有些政策甚至迟迟未能奏效。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宏观调控效率遇到了既定增长结构的刚性制约。这种增长结构制约就像一个屏障，把调控政策的可能性效率限制在一个相当有限的范围内。以下仅从四方面进行分析。

数据分析表明，国民收入的增长结构明显向工业企业利润和政府财政收入倾斜，居民收入项目的增长相对缓慢，这是一个对调控政策效率具有基本性制约的重要因素。

国民收入的增长结构，是影响和制约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基础性因素。由此，我们选择了国民收入中具有代表性的三组重要项目：工业企业利润、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收入、城市单位报酬和城乡居民收入，对它们1998年到2005年的平均增长水平进行了综合比较。

统计数据显示，从1998年到2005年，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在不同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这8年的平均年增长水平，工业企业利润的年均增长为30．5％，高居榜首；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年均增长分别为18．6％和16．6％，也具有相当高的增长水平；城镇单位劳动报酬的年均增长为9．9％，远低于前两项的水平；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年均收入增长分别为8．7％和4．6％，居于同期最低位。GDP的同期平均年增长为8．9％。从积累角度考察国民收入增长结构，这也同时可以显示为是社会财富的增长结构。

另一项有关对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比重的研究数据，也为上述状况提供了一种印证。这个研究数据表明，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比重是持续下降的。1978年到1983年，劳动所得比重从42．1％上升到56．5％，之后从1983年到2005年持续下降，其中只在1993年到1996年中略有上升，2005年的比重为37％，比1983年下降了19．5个百分点。这项研究数据还显示出，同期内资本收入在国民经济分配中比重是持续大幅上升的。1978年，以经营盈余和折旧资本所得及生产税净额为代表的资本收入，在GDP的比例为57．9％，2005年上升到63．3％，加上其他因素，资本比重实际上升了大约20个百分点。

这种国民收入增长结构和社会财富积累增长结构的状况，首先决定了政府管理当局最希望“提高内需拉动”，即较大幅度提高社会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拉力，是很难真正奏效的。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间，国内投资率的年均增长为20．8％，同期消费率的增长只有4．1％。1980年1990年，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为62％，之后逐步下降，2005年仅为52．1％。1991年，居民消费率为48．8％，2005年下降为38．2％。这种情况，显然是上述国民收入增长结构状况的必然结果。因为，维持宏观经济高增长的主导力量，肯定只能是投资而不会是社会消费。经济分析的基本学理告诉我们，拉动消费增长的第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就是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状态，而可供分配的国民收入在一定时期永远是一个定量，当资本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大幅持续提高时，就决定了国民收入用于居民收入的增长不可能太多。

资本收入持续增长，特别是工业企业年均利润增长30．5％的高位水平（尽管不同行业表现出差别），也足以解释为什么货币当局屡屡用提高利率来抑制投资过快增长而屡屡收效甚微。在如此高水平的企业利润增长激励下，降低25个或27个基本点的利率调节，或者再高一点也罢，对企业投资冲动不可能起到具有实际约束力的降温作用。再者，反过来说，有这种高水平的利润增长激励，企业又有什么理由要紧缩自己的投资活动呢？

居民家庭收入的等级结构差异越拉越大，中等和中高收入层的收入持续高速增长、中低收入层的增长明显迟缓，这就使当前一些涉及消费活动的宏观调控政策左右为难。

从2001年到2005年，按照国家统计局五等份分组的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统计：高收入、中高收入、中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的城镇居民家庭年均收入增长，分别为15．23％、11％、9．31％、7．83％、5．35％。在这里，不但高收入层和低收入层之间的增长差距有3倍之多，而且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等收入三个阶层，同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层的平均差距也相当明显。据有关方面统计，2006年中等收入的居民家庭在2006年的年平均收入已经达到47000元，低收入家庭只有13000元，相差3．62倍。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中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持续高速增长、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中低收入阶层则明显增长迟缓。

这种社会收入阶层的明显分化，常常使我们目前看到一些涉及消费活动的宏观调控政策左右为难，甚至进退维谷。这里仅以政府有关部门对房地产的管理政策为例。近年来国内商品房的价格水平快速增长，引起普遍关注。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复杂，确有房地产企业高额盈利问题、市场操作失范问题、政府财政资源过分依赖房地产开发问题、境外热钱炒作问题，等等，但我的分析说明，对这种商品房价格高位增长的基本性支撑，可能还是来自市场内部的需求增长力量。以2004年和2005年为例，国内高档住宅和普通住宅的销售价格指数上升最快，两年平均售价增长9．75％和9％，但同时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在2001年－2005年的平均增长分别为15．23％、11％、9．31％，仍然高于前者。这就提供了一个支持高增长价格买房的高增长收入群体，应当不存在买房基础的需求缺失的问题。这里的矛盾仅仅在于，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同期收入增长只有7．83％和5．35％，完全不能适应房价高速增长。由此，政府限制房价增长就很难奏效，因为存在市场需求的基本支撑；政府用控制售房面积来满足大多数人住房需求的办法也很难奏效，因为只要还是市场性房价就不可能满足大量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

国内三次产业的结构变化相当缓慢，第二产业仍然是高速增长的最强大支持，其产值比重甚至出现了稳中微升的状况，这就使加快转变增长方式的各项调控政策执行难度很大。

中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主要依赖第二产业的强大支撑，这种基本增长格局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还有进一步稳定和强化的趋势。数据分析显示，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到2006年，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是下降的，从2000年的15％下降到2006年的12％；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变动极小，2000年为39％，之后在3个百分点上下变动，2006年又回位到39％。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在2000年为39％，2001年和2002年下降了一个百分点，2003年之后逐步微升，2006年上升到49％。结论是，中国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变化甚微，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稳中有升，对经济高速增长继续起着主导性支撑的作用。

这种三次产业结构增长格局的基本状况，就可以在更深层的经济原因上解释，为什么政府宏观调控关于加快转变增长方式的各项政策，在执行力方面的难度很大。例如关于降低能耗和减少污染排放的政府调控目标很不理想，当然可以在法律法规、资源价格、生态补偿等方面找到原因，但是，在目前第二产业如此强劲的增长势头背景下，在目前第二产业的增长还需要依赖我们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主要不是依赖技术进步而是依赖资源产品、初级产品和廉价劳动力大量投入的情况下，以高耗能和高污染为特征的增长活动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吗？再以控制土地开发政策为例，在第二产业的主导性产值拉动如此强大的吸引下，对土地资源的扩张开发必然成为地方政府（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拉动经济增长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还会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可能仍然处在急剧扩张性发展时期，由此，目前三次产业的增长结构或许并非是不合理的，人为的改变结构恐怕很难，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把这个过程的阵痛减少到最低限度。

既然增长结构已经成为影响宏观调控效率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改进的思路就应是：在调控政策实施中考虑增加结构性操作；积极改变目前增长结构中不合理的东西。

任何政府的宏观调控操作，实际上都是在既定增长结构条件下进行的。当调控方向和工具的使用可以基本达到调控目标时，几乎可以不考虑增长结构的问题，但如果这种调控工具的选择和使用总是较多偏离调控目标，对增长结构的重新认识和由此考虑对调控方向和工具的使用进行新的选择，或者进行部分新的选择，就是一个应当认真研究的问题了。我认为思考当前政府的宏观调控操作及其效率，就已到了这样一个时候。

我们应当首先在政策实施中考虑进一步增加结构性操作的内容。例如利率工具的调控，如前所述，在工业企业利润高达30％的条件下，投资持续高速增长很难避免，不断微调利率的办法值得商榷，如果有针对性的提高产能风险大的部门利率，其他部门利率水平不变，效果可能更好。又如政府的房地产管理政策，也需要考虑进行结构性调整，既然高速增长的商品房价格有中等收入以上家庭的市场需求支撑，那么政府除了努力做好规范市场交易的法律法规外，市场房价变化似应不再纳入管理范围之内，政府的着力点应转而放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上。

宏观经济因素范文第13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实证分析；宏观经济

一、实证分 析

（一） 变量说明与数据选择

1.变量说明。 本文练合考虑引起通胀的货币因素、成本因素、需求因素和外部输入因素，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数据口径的一致性，从各因素中分别选取以下代表指标进行实 证分析。（ 1 ） 广义货币M2 。M2能够反映货币的总体变化情况，因此用其作为货币的代表性指标，并用其发展速度衡量货币的发展。（ 2 ）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工业品出厂价格处于产业链前端，对成本增长具有传递作用，因此用 PPI的变化反映成本变动。（ 3 ） 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FAI。考虑到投资拉动的通胀，本文以FAI作为需求代表指标，用其发展速度代表需求的增长。（ 4 ） 国际原油价格 OIL 。由于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引发我国进口成本增加，进而引发国内原油和其他能源价格的增长，造成国内物价指数的变化，因此用OIL代表外部输入因素的变动。本文选取迪拜原油价格指数作为国际原油价格的代表， 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作为通货膨胀的代表。

2.数据选择与处理。 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本文所有指标数据均是以1986年各月为基期的发展速度。本文的CPI、PPI、FAI和M2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OIL原始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为使模型的设定更合理并减少或消除潜在的异方差问题，对以上序列分别取自然对数。

（二） 实证分析

1.ADF单位根检验。由于上述变量的数据均为时间序列数据，为防止由于时间序列数据的非平稳性而导致的伪同归现象，应首先对各单变量进行ADF平稳性检验。分别对LnCPI、lnPPI、LnFAI、LnM2和LnOIL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滞后阶数南滞后 l 0阶内的SIC准则确认。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PPI和LnOIL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它们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但是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所以LnCPI、lnPPI、LnFAI、LnM2和LnOIL均是I（1）过程，所以应采用协整方法研究。

式（1）表明，LnCPI和lnPPI、LnFAI、LnM2 、LnOIL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协整方程来看，各因素的增加均对通胀产生正影响，与经济意义一致。其中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通胀的影响最大，PPI每增加一个单位，引起 CPI半均增加0.4569个单位；OIL、 M2和FAI对通胀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每增加一个单位，分别引起CPI半均增加0.0743 、0.064和0.5727个单位。由此可知，从长期来看，成本因素对通胀的解释能力最大，是导致通胀的主要因素，其次是外部输入因素，货币发行量和投资需求对通胀的影响程度不大。

回归结果中各变量的系数均显著，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3861，拟合效果较好。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CPI在短期具有向长期均衡水平调整的动态调节机制。模型中 ECMt-1为误差修正项，表示t-1时CPI对均衡水平的偏离，其系数为负，符合误差修正的反馈机制； 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C P I在短期具有向长期均衡水平调整的动态调节机制。

4.通货膨胀影响因素随机波动的动态过程分析。 （ 1 ） 脉冲响应（IFR） 。为反映各变量受到冲击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本文建立了脉冲响应函数，分析PPI、FAI、M2和OIL分别产生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新息冲击对CPI当期值和未来值的影响。CPI对自身冲击产生正响应；给OIL一个标准差冲击时，对CPI的影响在第2期后为负，并且逐渐增大。给FAI一个标准差冲击，对CPI产生负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固定资产从投资到收益存在滞后的原因。当对 M2一个新息冲击时，对CPI产生正影响，且越来越大。（ 2 ） 方差分解。为进一步考察各影响因素对通货膨胀影响程度的贡献率 ， 本文运用方差分解法分析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货币供应量和国际石油价格对通货膨胀冲击的大小。 通货膨胀率在滞后10阶之内受自身的影响最大，虽然影响随着滞后阶数的增长而逐渐减少，但在滞后 1 0阶时通货膨胀本身的影响仍占99.68%，说明通货膨胀具有持久性。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其对通胀短期波动的解释程度在5%左右，除通胀自身的影响因素外，其对通胀的解释能力最大，因此成本因素是导致我国通胀短期波动的主要因素。国外石油价格对通胀的贡献率在滞后8期时达到 2.9%以上，对通胀的短期波动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新增固定资产和货币发行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小。

二、 结论与建议

本文根据1986年至2011年的年度数据， 利用Eviews 6.0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货币因素、需求因素、成本因素和输入性因素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并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析法分析了各影响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从中找出引发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实证结果及建议如下。

1.成本因素和外部输入因素的共同作用， 导致了此轮的通货膨胀。通过对通货膨胀短期波动过程的分析，发现外部因素和成本因素均对通胀的冲击较大，其中成本因素更大。从协整方程来看，对通货膨胀解释程度最大的前两种因素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国际石油价格 ，但PPI变化一单位引起CPI 的变化幅度大于 OIL引起的变化。

宏观经济因素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因素；营运资本管理；中小企业；影响机理

一、 引言

营运资本是企业日常周转经营的流动资金，是企业短期财务决策的重要内容。企业管理者应当考虑企业的微观状况，据此作出合理的营运资本管理决策。因此，企业的营运资本管理会受到其自身财务状况的影响，这也是大量的营运资本管理研究所考虑的重点。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因素也会对企业产生影响。对于单个的企业而言，它只能顺应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并做出适当的调整，而不能反过来左右宏观经济状况。因此，深入研究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营运资本管理的影响就十分有必要。但就目前国内外研究状况来看，该方面的问题往往被忽视了。

在如今的后危机时代，企业仍然面临着较大的宏观风险。我国尚处在逐步的改革过程之中，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变动较为频繁，因此我国的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者更是需要了解宏观经济因素对营运资本管理的影响。特别地，相对于而言中小企业在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市场地位等方面较为低下，对外部冲击的缓冲能力弱，因而对宏观经济因素的波动会更加敏感。所以，本文将针对我国的中小企业，研究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营运资本管理的影响机理。希望本文的研究能为管理者提供一些支持。

二、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关于营运资本管理的研究，国外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而国内相关方面的研究则开始较晚。

Marc Deloof（2003）对比利时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应收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与经营毛利负相关。Eljelly（2004）则用沙特的公司样本研究了现金周期、流动比率对企业盈利的影响，结果发现前者的影响更大。F. Samiloglu 和K. Demirgunes（2008）的研究考虑了行业因素，发现了行业与现金周期对企业盈利能力的交互影响作用。在模型方面，M.A. zariyawati（2009）使用了pooled OLS 和固定效应模型，结果仍然发现现金周期与总资产营业利润率显著负相关。Azhagaiah Ramachandran，Muralidharan Janakiraman（2009）、Melita Stephanou Charitou，Cyprus Maria Elfani etc.（2010）分别以印度和塞浦路斯的样本进行了研究，也发现营运资本的管理效率与盈利能力正相关，只是二者采用了不同的指标衡量盈利能力。

在我国的研究人员中，毛付根（1995）指出：应从流动负债与流动资产之间的关系着手，从总体上制定合理的营运资本政策。王竹泉、马广林（2005）认为营运资本的管理目标是追求周转效率，从而提高企业的获利能力。陈国欣、张梅玉（2009）采用了3个行业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营运资本政策在行业间有显著差异。白净、王冬梅（2009）的实证研究发现，扣除行业均值之后营运资本周转期与企业绩效之间依旧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孔宁宁、张新民、吕娟（2009）采用平衡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有类似的结果。

以上国内外的这些研究，以不同国别和地区的样本从不同的侧面得出高度一致的结论：企业的的营运资本管理效率越高，绩效越好。但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立足于微观的企业特征，有少数研究者考虑了行业的差异，而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影响的则十分罕见。这些为数甚少的研究包括Rakesh Duggal， Michael C. Budden（2012）对非金融类标普500家公司的研究，他发现在经济萧条时期企业采取的营运资本政策会偏向于保守。江龙、刘笑松（2011）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公司在经济衰退时期有更高的现金积累倾向，导致营业资本政策保守化。以上二者的研究均为一般的相关性研究，并未进一步深入分析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营运资本管理影响的微观传导机理。据此，本文将针对一家中小企业进行案例分析，重点研究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营运资本管理的影响，并深入分析这一影响在微观层面如何传导，并最终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

三、 霞客环保的案例分析

本文案例分析的对象为一家普通的中小板上市公司：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霞客环保），其主要产品包括有色聚酯纤维、半消光切片、色纺纱线等。

杜邦模型将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分解为三个比率的乘积：总资产周转率、销售净利润率和权益乘数。一个往往被忽视的问题是：宏观经济因素是否会影响企业的资产周转效率、利润率和财务杠杆，从而最终影响净资产的收益状况呢？本文将使用2004年～2011年间霞客环保的财务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对该问题进行分析。

1. GDP对营运资本周转效率的影响。国内生产总值（GDP）总体上反映了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GDP增速是整个市场繁荣程度的表征。在经济繁荣期企业会面临扩大的市场，从而其营业收入会得到增长；相反，在经济低迷期企业会面临收缩的市场。图1基本证实了这一点：除了2008年以外，霞客环保营业收入的变动趋势与实际GDP增速保持一致。2008年为何会出现一个奇异点呢？原因是2008年6月霞客环保合并了滁州安兴环保彩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安兴），这使得2008年的营业收入和2007年不具有可比性。滁州安兴纳入合并报表后，对合并报表2008年营业收入的影响额约为2.22亿元。将该部分营业收入剔除修正后的情况如图2，该图显示了霞客环保的营业收入受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十分显著。

企业的营业收入如此明显地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如果理性的企业管理者能及时地对营运资本各项目进行调整以适应这一影响，那么营运资本的周转效率将保持基本的稳定。比如，如果管理者能及时地调整存货、应收账款的存量，使两者与营业收入的变动保持一致，那么该企业的营运资本周转期将是基本不变的。图3没有显示出霞客环保管理者的及时调整行为，却似乎显示出管理者的超前调整行为：管理者能准确地预期下一年的经济形势，并超前做出决策。当管理者预测到下一年宏观形势向好时则扩大生产和放宽对外的信用政策，使得存货和应收账款存量超前一年增加，并且这一增加的幅度超过当年的营业收入增加幅度，这将最终导致营运资本周转期（存货周转天数+应收账款周转天数）超前一年变长；当预期下一年形势恶化时，则相反地操作，使得营运资本周转期超前一年变短。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图3显示出霞客环保的管理者至少在2004年～2010年期间的7年中每次都能准确地预测未来。

霞客环保的管理者真有如此神通吗？这需要考察霞客环保的存货及应收账款的变化情况是否真的超前1年。由于霞客环保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基本在10天～25天之间，对营运资本周转期的影响较小，营运资本周转期曲线的形状基本上由存货周转期决定，因此此处重点考察存货的变化情况。图4将霞客环保的存货增长率曲线右移了一年，如果管理者真的具有准确预测宏观经济形势的能力，那么右移后的存货增长率曲线形状应该与GDP曲线基本一致，但图4否定了这一假设，两曲线的关系显得杂乱无章。其实，按常理，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管理者更可能的是滞后于宏观经济做出反应。图5将存货增长率曲线左移了两年，结果发现其与GDP曲线变动一致。按图4、图5的数据可以推测，霞客环保管理者的营运资本决策不是超前一年，而是滞后宏观经济1年～2年。营运资本周转期曲线显示出的超前现象，实际上是存货曲线的特殊形状引起的假象。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宏观经济状况（GDP）一方面从外部影响企业的市场，从而影响企业的营业收入规模；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影响企业管理者，从内部影响企业的生产决策等，只不过企业管理者的决策通常是滞后于宏观经济状况。GDP对企业收入和存货等营运资本项目的综合影响就表现为对企业营运资本周转期的影响。按照杜邦分析法的逻辑，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受到销售净利润率和资产周转率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对企业营运资本周转期的影响会传导到对总资产收益率的影响上，图6显示了宏观经济影响传导的结果。很明显，总资产收益率与营运资本周转期反方向变动，二者显著负相关，仅仅是在2008年出现了奇异点。出现奇异点是因为总资产收益率除了受到资产周转效率的影响外，还受到销售收入产生利润的能力的影响。如表1，在2008年营运资本周转期明显下降，但是总资产收益率却没有因此上升，这是因为2008年霞客环保的营业利润率迅速下滑，其对总资产收益率的负向影响超过了营运资本周转期的正向影响。2008年霞客环保的营业利润率为何如此猛烈地下滑呢？一般情况下，企业的营业利润率取决于它的毛利率，而毛利率一方面取决于企业产品的议价能力，另一方面取决于成本的控制。由图7可以看到，霞客环保的营业利润率与世界原油价格呈现十分明显的逆向变动关系，这是因为霞客环保的原材料与原油密切相关。由于2008年国际原油价格的迅速攀升导致了营业成本的超常增加，所以公司的营业利润率迅速下降。由此可以看到，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一个企业除了受到本国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外，还很可能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

由以上对霞客环保的分析可知，宏观经济因素可以影响企业的营运资本周转期以及营业利润率，进而传导到对总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2. M2/GDP对企业营运资本政策等的影响。营运资本管理涉及三大问题：营运资本管理效率、营运资本管理绩效和营运资本政策。前述的分析发现，宏观经济因素会通过影响企业的营运资本管理效率来影响绩效。那么，宏观经济因素会不会影响企业的营运资本政策呢？

企业的营运资本政策类型可以通过净营运资本需求量（（流动资产-流动负债）/资产总额）来区别：净营运资本量较大是保守型政策，量较小是激进型政策，介于两者之间的则是中庸型政策。企业采取何种政策类型是权衡收益和风险的结果：激进型政策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长期资产，以图获得更高的收益，但同时会面临流动性不足而带来的偿债风险；保守型政策的效果则相反。

如果国家发行了更多的货币，那么该国的企业将更容易通过债务融资，企业的偿债压力会较小，这时容易鼓励企业采用更激进的财务决策：减少净营运资本、提高资产负债率。一国的货币发行量可以用广义货币除以国内生产总值（M2/GDP）来衡量，它体现相对于整体经济规模而言，一国货币发行规模的大小。因此，如果企业对货币政策是敏感的，那么，当M2/GDP增加时企业的净营运资本会减少、资产负债率会增加；反之，净营运资本会增加、资产负债率会降低。另一方面，从货币供需决定的资金成本角度来看，当货币供给相对于货币需求增加时，融资成本会降低，因此企业负债的综合利率（财务费用/负债总额）会降低；反之，综合利率会升高。

图8显示，M2/GDP与净营运资本需求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很显著。该图说明企业的营运资本政策显著地受到国家宏观货币政策的影响：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企业会持有更少的净营运资本，营运资本政策趋向于激进；在货币政策收紧时期，企业则需要持有更多的净营运资本来降低财务风险，从而导致营运资本政策保守化。

同样的道理，货币政策的变化应该会影响到企业总体的负债水平，从而影响企业的财务杠杆。图9是霞客环保的资产负债率与M2/GDP曲线的对比，但该图并没有显示出两者之间明显的相关关系。需要注意的是，有两类非日常经营活动会影响资产负债率：投资者新投入或撤出资本、企业合并。这些偶然的活动会使得资产负债率不具有稳定性，前后年度的可比性较差。在2004年～2011年期间，霞客环保发生这两类活动且对资产负债率造成显著影响的事项包括2008年合并滁州安兴、2009年增发股票。前一事项使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子公司加入了合并范围，以至于2008年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大幅抬高；后一事项则是增加了所有者权益，使得2009年资产负债率突然降低。将这两个事项造成的影响剔除后的结果如图10所示，该图证实了企业的总体负债水平也受宏观货币政策的显著影响。

如前文所述，货币政策还会影响企业的综合利率，正如图11所示。综合利率与M2/GDP负相关关系十分明显：货币供给增加时综合利率下降，供给减少时综合利率上升，霞客环保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很明显。

综合本小节的分析可知，宏观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影响企业的营运资本政策、负债的综合利率以及财务杠杆，最终能影响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

四、 结论

综合本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国际经济形势以及宏观货币政策这些宏观因素对霞客环保的营运资本管理效率和营运资本管理政策等有明显的影响作用，这些影响通过企业财务层面的微观传导后最终影响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具体地：第一，国内宏观经济形势（本文以GDP增速度量）影响了公司的收入状况和生产决策等，从而影响了公司的营运资本周转效率。第二，国际经济形势（本文以国际原油价格度量）主要影响到了霞客环保的成本，从而影响了其营业利润率。营运资本周转效率和营业利润率共同影响了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第三，宏观货币政策影响了公司负债的综合利率、财务杠杆。总资产收益率、综合利率和财务杠杆最终决定了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最后，货币政策还影响了企业的财务风险-收益权衡行为，具体体现在资产负债率和和营运资本政策两个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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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因素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运行；隐患；策略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7-000-0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一个高位，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规模已于2010年位居世界第二，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经济规模的膨胀是建立在投资拉动、政府主导以及粗放发展的基础之上，这种模式本身不具有可持续性，为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尽管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良好，但是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如果不能得到良好的解决，必然会危及到宏观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质量。

一、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

我国经济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从供给失衡的视角出发来进行阐述。宏观经济平稳运行是通过供给之间的匹配实现的，目前我国宏观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基本上都可以归结到供需失衡这一层面，具体分析如下：

从供给方面来看，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供给过剩，我国众多产品的产量都是世界第一，例如水泥、钢铁、纺织品等等，产能的过程一方面意味着资源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意味着供大于求，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而目前我国在上述行业的投资力度依然没有减缓，这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来看，一旦产能过剩积累到一定程度将会给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供给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结构的失衡，即我国社会产品的产出结构失衡问题极为严重，目前我国经济结构存在严重的缺陷，即产能过剩的行业基本上都是属于低附加值、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更多的是依赖能源消耗，其发展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鉴于资源的有效性，如果不尽快进行产业结构方面的调整我国经济的发展的基础必然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从需求方面来看，我国需求不足是制约当前宏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是依靠投资、消费以及外贸这三驾马车，而从发达国家的需求结构来看，消费往往占到一国GDP的70%以上，而我国这一比例仅为1/3左右，外贸占GDP的比重高达30%以上，内需额不足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不牢，一旦外贸以及投资出现波动，就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导致我国经济外需急剧萎缩，就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冲击。目前在消费需求方面的不足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社会保障缺位、房价高企、通过膨胀等，都大大削弱了居民的消费需求，这也必然会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健康与稳定。

二、推动我国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策略探讨

针对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在对发达国家经济调控经验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解决：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目前我国既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开始遭遇瓶颈，未来宏观经济要想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必须要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也是近年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为中央政府一项重要工作的原因。我国应尽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实践证明，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本身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点在于加强科技创新，让科技引领经济发展，国家应从财税政策等方面给予科技创新提供更多的优惠支持，让企业、科研院所等科技创新的主体更加积极地去进行科技创新，从而实现科技水平的整体提升，从而确保我国经济发展本身所具有的可持续性，减少粗放经济发展模式对于资源以及环境的危害。

2.采取措施扩大内需

针对目前我国社会总需求不足的现状，国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提升社会的消费能力：一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社会保障水平，这样能够缓解目前我国储蓄过高，消费不高的情况，可以一定程度上打消人们消费的顾虑。二是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来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着力提升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这样能够为内需的提振夯实基础。三是鉴于目前我国通货膨胀高企，严重削弱了人们的消费能力这一问题，国家在未来应将通货膨胀的降低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任务，这样能够保证居民的收入增长少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四是尽快解决目前房价收入比过高的问题，房价过重的制约了人们消费能力的提升，同时房地产的泡沫已经威胁到了经济发展的基础。

3.调整我国产业结构

目前我国一、二、三产业结构明显失衡，第三产业的比重过低，按照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的比例，第三产业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增长点，如果说第二产业主要是依靠投资形成的，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发展在我国已经是弊端频现，产能过剩、重复投资问题严重，那么第三产业就是依靠消费拉动的，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可以减少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因此未来应进一步的调整产业结构，为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创造更加有力的条件。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面临的困难前所未有，在此背景下，国家主动地调低经济增长速度，辩证的来看，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所遇到的不稳定因素，虽然是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阻碍，但是这些不稳定因素对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也是一个机遇，我国应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之上，彻底将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加以破除，从而实现宏观经济在未来一个阶段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韦森.通货膨胀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格局[J].传承,2011(4).

[2]王薇.浅议中国宏观经济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现代商业,2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