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概念范文

金融监管的概念范文第1篇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前众多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研究中,大多贯穿着一种思路: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分业监管模式为适应综合经营需要逐渐向统一监管模式转变,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也需采取相应变革措施,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笔者并非绝对否认金融统一监管模式的合理性,但对上述思路的论证方式仍然存有疑虑。第一,按照法律移植和制度借鉴的基本原理,仅有国外法制变革的现实而缺少对该制度在中国本土适应性的论证,提出法制借鉴的理由充分性是不足的。第二,金融体系的统分,起码包括人员机构、经营业务、金融监管和法律规定等多个层面,并非是一项“统一”的理念或号召就能够瞬时解决的宏观问题,而应当选择合适时机和步骤逐步完成。[1]这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国 1999 年制定《证券法》时选择美国式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按照金融产品保障、储蓄和投资功能的基本分类,建立了“一行三会”为代表的金融监管体制。如今面对金融产品功能混合、金融业务综合经营、金融集团机构发展的客观现实,在采取逐步改进金融监管体制的方式下,如何区分金融产品功能以及确定相应金融监管机构将成为一项重要任务。此外,面对非正规金融的冲击,银行或证券监管部门是否应当介入、如何进行分工合作、如何对具体金融产品或行为定性管理等,也都是较为棘手的问题。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解决,仅有金融监管的宏观理念和制度变迁描述是不足的,还必须深入到细节问题上,有必要从根本上扩张“证券”概念及范围,这样,才能对当下金融监管职责分工以及今后金融经营与监管的逐步融合,作出较为有力的回应。

    二、中国《证券法》中“证券”概念的不足

    按照 2005 年修改的《证券法》第 2 条对该法调整范围的界定,该法调整“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政府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同时,“证券衍生品种发行、交易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

    1999 年《证券法》制定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证券法》应当调整所有证券(包含其衍生品种)的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另有一种意见认为,“我国证券法所调整的证券关系主要是股票、公司债券等基本证券的交易活动,而对股票、公司债券的发行活动在公司法已作规定的基础上,根据实践中的新情况作出补充性规范。此外的其他证券,即政府债券、金融债券、投资基金券等,……需要另行制定法律、法规加以规范”。[2]立法者采用后一种调整范围的观点,称此举是基于“基本法理、立法惯例、现行体制和立法技术几方面的综合分析”。[3]这在学者看来属于一种“过渡阶段”立法。这种用经济发展的“过渡阶段”来解释立法或修改法律的意图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在修改《证券法》过程中对“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的问题,已经成为执行《证券法》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在没有分散型法律、法规设计的情况下,统一型法律已经先期出台了,其调整对象‘宽’比‘窄’好”。[4]然而,在 2005 年该法修改时,对法律调整的证券种类仅增加了“证券投资基金份额”一种;关于“证券衍生品种”的法律适用,《证券法》原则规定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实践中,仅有中国银监会在部门规章的层次上于 2004 年《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 3 条中规定“衍生产品”是一种以“远期、期货、掉期(互换)和期权”为基本种类的金融合约,或者是包含上述一种或多种特征的结构化金融工具。修改后的《证券法》实施以来,国务院并未根据法律授权认定过“其他证券”的种类。总体上,我国目前《证券法》中的证券概念是以股票、债券为基本类型,相关证券发行、交易中的审查批准、信息披露、不当交易控制、法律责任等制度也基于此种证券概念的界定而构建。

    面对以股票债券为基本证券形式而演化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新发展,现有立法中的证券概念显然偏窄而不利于法律对金融实践进行规制。国外法制经验是,“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证券法都对证券范围有所规定,但通常是按照‘功能标准’对证券种类进行不完全列举。功能标准,是指按照某种权利证书是否符合证券的基本属性和功能来判断其应否归属于证券,而不是按照该种证书是否被冠以证券之名而进行判断。所谓不完全列举,是指证券法只能列举证券的主要和常见类型,而无法全部列举各种证券形式”。[5]因此,有学者提出了需要扩大《证券法》中证券概念的建议,“在列举法定证券种类的基础上引入一般性的概念,为证券监管机关判断某种金融投资商品是否属于‘证券’提供判断标准”。[6]如此,学理上需要探究说明的问题是,如果从列举角度无法完整概括证券种类,是否可能设定兜底性条款或实质性标准来说明证券特征,以使监管执法及司法部门明确判断金融产品是否具有证券属性、是否适用证券法规范或比照相应原则进行规范管理。

    三、证券概念的比较法研究

    大陆法国家的法律传统习惯于从上而下的体系构建和相关概念种属确定或比较鉴别,以此确定某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学者通常从两个层面提炼证券概念的特性。其一,证券是一种记载于某类介质上的权利凭证,由此其属于法律中书证的范畴。由于证券法上证券通常表彰的是财产权利,并且按照该财产权利与证券介质之间的关系,证券概念被缩限在有价证券的范畴中。其二,证券是财产权利的凭证,其与民法上的物的概念具有密切联系,两者的区别是证券被等额划分或标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是份额的自由转让,因此证券被认为具有标准化及流通性的特点。在大陆法学理中总结证券的特征为:证券是一种投资收益权凭证、是一种占有凭证、具有流通性和风险性。[7]学者进一步将有价证券区分为商品证券、货币证券和资本证券,并认为证券法中的证券为资本证券,而货币证券为票据法的调整对象。[8]

    此种证券概念界定方式能够勾画出证券法上证券在民法书证或广义证券体系中的地位,便于从形式上定位证券概念。然而,此种方法注重形式比较,没有解释出区分商品证券、货币证券或资本证券的实质,在足智多谋的金融投资者面前这种证券概念可能被突破。例如,美国 SEC V. W.J Howey Co.案[9](以下简称“Howey 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该案中交易对象以果园和果树等实物资产为表现形式,并不能排除法院对事实上存在证券的实质性的司法认定;而在 Reves V. Ernst & Young[10]案(以下简称“雷维斯案”)中,作为投资工具的表现形式是农业合作社签发的见票即付的本票,但在案件具体情境中美国最高法院依然将该案中的本票认定为证券。

    以上述案件为例,笔者明显感到,如果以大陆法惯常使用的证券形式概念和种类列举方式,将会出现法律规制漏洞的问题。相较而言,以美国法为代表的证券法制较为注重法律关系的实质性,“联邦最高法院采取了重经济现实轻法律术语、重内容轻形式的分析方法。也就是说,不管你在形式上叫什么名字,是‘服务合同’还是‘买卖合同’,只要在经济现实上与证券一致,就按证券论,要求登记披露,以保护投资者利益。反过来,即使其名字叫‘股票’,如果不具备股票的基本特征,还是不能按股票论”。[11]

    美国证券法制中对证券的概念界定,实质上是采用双层认定体制。首先,美国 1933年《证券法》第 2 条 a 款及 1934 年《证券交易法》第 3 条 a 款第 10 项都有对“证券”种类的列举式规定。其次,司法机关在具体案件中可以裁判认定证券的情形。尽管美国联邦及州立法中对证券概念进行了颇为详尽的列举式规定,但实践中具有证券性质的金融工具种类表现形式更为多样。因此,司法机构承担了在具体案件中判断金融工具是否属于证券以及是否需要接受证券法律规制的任务。美国联邦法院通过判例,确立了几项证券判断的重要规则[12]:第一,尽管股票作为证券的一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明确的,即股票的特征是按一定比例分享收益并享有投票权及承担责任;但如果案件中金融工具不符合上述股票的基本特征,法院还应当判断其是否属于投资合同(investment contract)来判断其是否属于证券概念;第二,投资合同成为法院认定证券法列举证券种类之外的金融工具,或是对金融工具证券定性存在争议情形下的基本概念。事实上,美国借助投资合同这一含义不甚明确的概念,实现了法的稳定性和对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性的平衡,由司法机构承担了面对实践不断产生、花样翻新迅速的证券类金融工具性质的认定工作。

    受美国证券法的影响,日本《证券交易法》第 2 条也采用列举方式规定所调整证券的种类。[13]该条在详尽列举各种类有价证券之后,还概括性规定可适用证券交易法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因公益或保护投资者认为必要且适当,根据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规定的其他证券或证书”情形。为应对交易商品多样化趋势、重构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之间的秩序,特别是吸收证券化关联商品的法律规制需要,日本 1998 年修改《证券交易法》时增加了第 2 条第 18 项,即在列举第 1-17 项之外,法律概括性规定“斟酌流通性以及其他因素,为确保公益或保护投资者,认为有必要,政令(《证券交易法实施令》1 条)规定的证券或证书”。[14]2006 年,日本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时,将“证券”定义扩展为“金融商品”的概念。尽管立法并未对“金融商品”进行明确定义,但为适应各种基金实践需要而导入“集合投资计划”定义,即在《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2 条第 2 款第 5 项规定“集合投资计划是指民法上的合伙、商法上的隐名合伙、投资实业有限责任合伙、有限责任事业合伙、社团法人的社员权以及其他权利,享有通过金钱出资进行的事业而产生的收益分配或该出资对象业务相关的财产分配的权利”。[15]尽管日本学者认为日本金融改革立法尚未最终完成,但从“集合投资计划”概念的导入,到对有价证券概念定位采用“经济实质性标准”的做法,显然是受到美国“Howey 案”判决的影响。这为日本《证券交易法》进行大幅度修改而变身为《金融商品交易法》,并使该法规制所有具有投资性金融商品,奠定了根基。

金融监管的概念范文第2篇

    【关键词】证券;投资合同;他人努力;金融监管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前众多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研究中,大多贯穿着一种思路: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分业监管模式为适应综合经营需要逐渐向统一监管模式转变,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也需采取相应变革措施,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笔者并非绝对否认金融统一监管模式的合理性,但对上述思路的论证方式仍然存有疑虑。第一,按照法律移植和制度借鉴的基本原理,仅有国外法制变革的现实而缺少对该制度在中国本土适应性的论证,提出法制借鉴的理由充分性是不足的。第二,金融体系的统分,起码包括人员机构、经营业务、金融监管和法律规定等多个层面,并非是一项“统一”的理念或号召就能够瞬时解决的宏观问题,而应当选择合适时机和步骤逐步完成。[1]这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国 1999 年制定《证券法》时选择美国式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按照金融产品保障、储蓄和投资功能的基本分类,建立了“一行三会”为代表的金融监管体制。如今面对金融产品功能混合、金融业务综合经营、金融集团机构发展的客观现实,在采取逐步改进金融监管体制的方式下,如何区分金融产品功能以及确定相应金融监管机构将成为一项重要任务。此外,面对非正规金融的冲击,银行或证券监管部门是否应当介入、如何进行分工合作、如何对具体金融产品或行为定性管理等,也都是较为棘手的问题。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解决,仅有金融监管的宏观理念和制度变迁描述是不足的,还必须深入到细节问题上,有必要从根本上扩张“证券”概念及范围,这样,才能对当下金融监管职责分工以及今后金融经营与监管的逐步融合,作出较为有力的回应。

    二、中国《证券法》中“证券”概念的不足

    按照 2005 年修改的《证券法》第 2 条对该法调整范围的界定,该法调整“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政府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同时,“证券衍生品种发行、交易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

    1999 年《证券法》制定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证券法》应当调整所有证券(包含其衍生品种)的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另有一种意见认为,“我国证券法所调整的证券关系主要是股票、公司债券等基本证券的交易活动,而对股票、公司债券的发行活动在公司法已作规定的基础上,根据实践中的新情况作出补充性规范。此外的其他证券,即政府债券、金融债券、投资基金券等,……需要另行制定法律、法规加以规范”。[2]立法者采用后一种调整范围的观点,称此举是基于“基本法理、立法惯例、现行体制和立法技术几方面的综合分析”。[3]这在学者看来属于一种“过渡阶段”立法。这种用经济发展的“过渡阶段”来解释立法或修改法律的意图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在修改《证券法》过程中对“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的问题,已经成为执行《证券法》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在没有分散型法律、法规设计的情况下,统一型法律已经先期出台了,其调整对象‘宽’比‘窄’好”。[4]然而,在 2005 年该法修改时,对法律调整的证券种类仅增加了“证券投资基金份额”一种;关于“证券衍生品种”的法律适用,《证券法》原则规定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实践中,仅有中国银监会在部门规章的层次上于 2004 年《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 3 条中规定“衍生产品”是一种以“远期、期货、掉期(互换)和期权”为基本种类的金融合约,或者是包含上述一种或多种特征的结构化金融工具。修改后的《证券法》实施以来,国务院并未根据法律授权认定过“其他证券”的种类。总体上,我国目前《证券法》中的证券概念是以股票、债券为基本类型,相关证券发行、交易中的审查批准、信息披露、不当交易控制、法律责任等制度也基于此种证券概念的界定而构建。

    面对以股票债券为基本证券形式而演化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新发展,现有立法中的证券概念显然偏窄而不利于法律对金融实践进行规制。国外法制经验是,“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证券法都对证券范围有所规定,但通常是按照‘功能标准’对证券种类进行不完全列举。功能标准,是指按照某种权利证书是否符合证券的基本属性和功能来判断其应否归属于证券,而不是按照该种证书是否被冠以证券之名而进行判断。所谓不完全列举,是指证券法只能列举证券的主要和常见类型,而无法全部列举各种证券形式”。[5]因此,有学者提出了需要扩大《证券法》中证券概念的建议,“在列举法定证券种类的基础上引入一般性的概念,为证券监管机关判断某种金融投资商品是否属于‘证券’提供判断标准”。[6]如此,学理上需要探究说明的问题是,如果从列举角度无法完整概括证券种类,是否可能设定兜底性条款或实质性标准来说明证券特征,以使监管执法及司法部门明确判断金融产品是否具有证券属性、是否适用证券法规范或比照相应原则进行规范管理。

    三、证券概念的比较法研究

    大陆法国家的法律传统习惯于从上而下的体系构建和相关概念种属确定或比较鉴别,以此确定某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学者通常从两个层面提炼证券概念的特性。其一,证券是一种记载于某类介质上的权利凭证,由此其属于法律中书证的范畴。由于证券法上证券通常表彰的是财产权利,并且按照该财产权利与证券介质之间的关系,证券概念被缩限在有价证券的范畴中。其二,证券是财产权利的凭证,其与民法上的物的概念具有密切联系,两者的区别是证券被等额划分或标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是份额的自由转让,因此证券被认为具有标准化及流通性的特点。在大陆法学理中总结证券的特征为:证券是一种投资收益权凭证、是一种占有凭证、具有流通性和风险性。[7]学者进一步将有价证券区分为商品证券、货币证券和资本证券,并认为证券法中的证券为资本证券,而货币证券为票据法的调整对象。[8]

    此种证券概念界定方式能够勾画出证券法上证券在民法书证或广义证券体系中的地位,便于从形式上定位证券概念。然而,此种方法注重形式比较,没有解释出区分商品证券、货币证券或资本证券的实质,在足智多谋的金融投资者面前这种证券概念可能被突破。例如,美国 SEC V. W.J Howey Co.案[9](以下简称“Howey 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该案中交易对象以果园和果树等实物资产为表现形式,并不能排除法院对事实上存在证券的实质性的司法认定;而在 Reves V. Ernst & Young[10]案(以下简称“雷维斯案”)中,作为投资工具的表现形式是农业合作社签发的见票即付的本票,但在案件具体情境中美国最高法院依然将该案中的本票认定为证券。

    以上述案件为例,笔者明显感到,如果以大陆法惯常使用的证券形式概念和种类列举方式,将会出现法律规制漏洞的问题。相较而言,以美国法为代表的证券法制较为注重法律关系的实质性,“联邦最高法院采取了重经济现实轻法律术语、重内容轻形式的分析方法。也就是说,不管你在形式上叫什么名字,是‘服务合同’还是‘买卖合同’,只要在经济现实上与证券一致,就按证券论,要求登记披露,以保护投资者利益。反过来,即使其名字叫‘股票’,如果不具备股票的基本特征,还是不能按股票论”。[11]

金融监管的概念范文第3篇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前众多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研究中,大多贯穿着一种思路: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分业监管模式为适应综合经营需要逐渐向统一监管模式转变,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也需采取相应变革措施,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笔者并非绝对否认金融统一监管模式的合理性,但对上述思路的论证方式仍然存有疑虑。第一,按照法律移植和制度借鉴的基本原理,仅有国外法制变革的现实而缺少对该制度在中国本土适应性的论证,提出法制借鉴的理由充分性是不足的。第二,金融体系的统分,起码包括人员机构、经营业务、金融监管和法律规定等多个层面,并非是一项“统一”的理念或号召就能够瞬时解决的宏观问题,而应当选择合适时机和步骤逐步完成。[1]这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国 1999 年制定《证券法》时选择美国式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按照金融产品保障、储蓄和投资功能的基本分类,建立了“一行三会”为代表的金融监管体制。如今面对金融产品功能混合、金融业务综合经营、金融集团机构发展的客观现实,在采取逐步改进金融监管体制的方式下,如何区分金融产品功能以及确定相应金融监管机构将成为一项重要任务。此外,面对非正规金融的冲击,银行或证券监管部门是否应当介入、如何进行分工合作、如何对具体金融产品或行为定性管理等,也都是较为棘手的问题。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解决,仅有金融监管的宏观理念和制度变迁描述是不足的,还必须深入到细节问题上,有必要从根本上扩张“证券”概念及范围,这样,才能对当下金融监管职责分工以及今后金融经营与监管的逐步融合,作出较为有力的回应。

二、中国《证券法》中“证券”概念的不足

按照 2005 年修改的《证券法》第 2 条对该法调整范围的界定,该法调整“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政府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同时,“证券衍生品种发行、交易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

1999 年《证券法》制定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证券法》应当调整所有证券(包含其衍生品种)的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另有一种意见认为,“我国证券法所调整的证券关系主要是股票、公司债券等基本证券的交易活动,而对股票、公司债券的发行活动在公司法已作规定的基础上,根据实践中的新情况作出补充性规范。此外的其他证券,即政府债券、金融债券、投资基金券等,……需要另行制定法律、法规加以规范”。[2]立法者采用后一种调整范围的观点,称此举是基于“基本法理、立法惯例、现行体制和立法技术几方面的综合分析”。[3]这在学者看来属于一种“过渡阶段”立法。这种用经济发展的“过渡阶段”来解释立法或修改法律的意图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在修改《证券法》过程中对“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的问题,已经成为执行《证券法》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在没有分散型法律、法规设计的情况下,统一型法律已经先期出台了,其调整对象‘宽’比‘窄’好”。[4]然而,在 2005 年该法修改时,对法律调整的证券种类仅增加了“证券投资基金份额”一种;关于“证券衍生品种”的法律适用,《证券法》原则规定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实践中,仅有中国银监会在部门规章的层次上于 2004 年《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 3 条中规定“衍生产品”是一种以“远期、期货、掉期(互换)和期权”为基本种类的金融合约,或者是包含上述一种或多种特征的结构化金融工具。修改后的《证券法》实施以来,国务院并未根据法律授权认定过“其他证券”的种类。总体上,我国目前《证券法》中的证券概念是以股票、债券为基本类型,相关证券发行、交易中的审查批准、信息披露、不当交易控制、法律责任等制度也基于此种证券概念的界定而构建。

面对以股票债券为基本证券形式而演化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新发展,现有立法中的证券概念显然偏窄而不利于法律对金融实践进行规制。国外法制经验是,“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证券法都对证券范围有所规定,但通常是按照‘功能标准’对证券种类进行不完全列举。功能标准,是指按照某种权利证书是否符合证券的基本属性和功能来判断其应否归属于证券,而不是按照该种证书是否被冠以证券之名而进行判断。所谓不完全列举,是指证券法只能列举证券的主要和常见类型,而无法全部列举各种证券形式”。[5]因此,有学者提出了需要扩大《证券法》中证券概念的建议,“在列举法定证券种类的基础上引入一般性的概念,为证券监管机关判断某种金融投资商品是否属于‘证券’提供判断标准”。[6]如此,学理上需要探究说明的问题是,如果从列举角度无法完整概括证券种类,是否可能设定兜底性条款或实质性标准来说明证券特征,以使监管执法及司法部门明确判断金融产品是否具有证券属性、是否适用证券法规范或比照相应原则进行规范管理。

三、证券概念的比较法研究

大陆法国家的法律传统习惯于从上而下的体系构建和相关概念种属确定或比较鉴别,以此确定某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学者通常从两个层面提炼证券概念的特性。其一,证券是一种记载于某类介质上的权利凭证,由此其属于法律中书证的范畴。由于证券法上证券通常表彰的是财产权利,并且按照该财产权利与证券介质之间的关系,证券概念被缩限在有价证券的范畴中。其二,证券是财产权利的凭证,其与民法上的物的概念具有密切联系,两者的区别是证券被等额划分或标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是份额的自由转让,因此证券被认为具有标准化及流通性的特点。在大陆法学理中 总结证券的特征为:证券是一种投资收益权凭证、是一种占有凭证、具有流通性和风险性。[7]学者进一步将有价证券区分为商品证券、货币证券和资本证券,并认为证券法中的证券为资本证券,而货币证券为票据法的调整对象。[8]

此种证券概念界定方式能够勾画出证券法上证券在民法书证或广义证券体系中的地位,便于从形式上定位证券概念。然而,此种方法注重形式比较,没有解释出区分商品证券、货币证券或资本证券的实质,在足智多谋的金融投资者面前这种证券概念可能被突破。例如,美国 SEC V. W.J Howey Co.案[9](以下简称“Howey 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该案中交易对象以果园和果树等实物资产为表现形式,并不能排除法院对事实上存在证券的实质性的司法认定;而在 Reves V. Ernst & Young[10]案(以下简称“雷维斯案”)中,作为投资工具的表现形式是农业合作社签发的见票即付的本票,但在案件具体情境中美国最高法院依然将该案中的本票认定为证券。

以上述案件为例,笔者明显感到,如果以大陆法惯常使用的证券形式概念和种类列举方式,将会出现法律规制漏洞的问题。相较而言,以美国法为代表的证券法制较为注重法律关系的实质性,“联邦最高法院采取了重经济现实轻法律术语、重内容轻形式的分析方法。也就是说,不管你在形式上叫什么名字,是‘服务合同’还是‘买卖合同’,只要在经济现实上与证券一致,就按证券论,要求登记披露,以保护投资者利益。反过来,即使其名字叫‘股票’,如果不具备股票的基本特征,还是不能按股票论”。[11]

美国证券法制中对证券的概念界定,实质上是采用双层认定体制。首先,美国 1933年《证券法》第 2 条 a 款及 1934 年《证券交易法》第 3 条 a 款第 10 项都有对“证券”种类的列举式规定。其次,司法机关在具体案件中可以裁判认定证券的情形。尽管美国联邦及州立法中对证券概念进行了颇为详尽的列举式规定,但实践中具有证券性质的金融工具种类表现形式更为多样。因此,司法机构承担了在具体案件中判断金融工具是否属于证券以及是否需要接受证券法律规制的任务。美国联邦法院通过判例,确立了几项证券判断的重要规则[12]:第一,尽管股票作为证券的一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明确的,即股票的特征是按一定比例分享收益并享有投票权及承担责任;但如果案件中金融工具不符合上述股票的基本特征,法院还应当判断其是否属于投资合同(investment contract)来判断其是否属于证券概念;第二,投资合同成为法院认定证券法列举证券种类之外的金融工具,或是对金融工具证券定性存在争议情形下的基本概念。事实上,美国借助投资合同这一含义不甚明确的概念,实现了法的稳定性和对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性的平衡,由司法机构承担了面对实践不断产生、花样翻新迅速的证券类金融工具性质的认定工作。

受美国证券法的影响,日本《证券交易法》第 2 条也采用列举方式规定所调整证券的种类。[13]该条在详尽列举各种类有价证券之后,还概括性规定可适用证券交易法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因公益或保护投资者认为必要且适当,根据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规定的其他证券或证书”情形。为应对交易商品多样化趋势、重构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之间的秩序,特别是吸收证券化关联商品的法律规制需要,日本 1998 年修改《证券交易法》时增加了第 2 条第 18 项,即在列举第 1-17 项之外,法律概括性规定“斟酌流通性以及其他因素,为确保公益或保护投资者,认为有必要,政令(《证券交易法实施令》1 条)规定的证券或证书”。[14]2006 年,日本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时,将“证券”定义扩展为“金融商品”的概念。尽管立法并未对“金融商品”进行明确定义,但为适应各种基金实践需要而导入“集合投资计划”定义,即在《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2 条第 2 款第 5 项规定“集合投资计划是指民法上的合伙、商法上的隐名合伙、投资实业有限责任合伙、有限责任事业合伙、社团法人的社员权以及其他权利,享有通过金钱出资进行的事业而产生的收益分配或该出资对象业务相关的财产分配的权利”。[15]尽管日本学者认为日本金融改革立法尚未最终完成,但从“集合投资计划”概念的导入,到对有价证券概念定位采用“经济实质性标准”的做法,显然是受到美国“Howey 案”判决的影响。这为日本《证券交易法》进行大幅度修改而变身为《金融商品交易法》,并使该法规制所有具有投资性金融商品,奠定了根基。

四、“投资合同”的概念及其构成

现代证券法的目的,逐渐从最初的规范证券市场秩序演进为规范秩序和保护投资者并重的格局。金融(证券)投资者保护理念对证券法的实质性内容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投资合同概念的理解也需要置于这一前提之下展开。

从投资合同的具体概念以及构成来看,对其进行较为充分揭示的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Howey 案”案。[16]该案中,美国 Howey 公司开发大片柑橘林,对外销售果园土地,并允许购买果园者自愿与该公司签订一份管理服务合同,将所买果园委托给 Howey 公司负责种植、经营和销售。如果果园投资者签订管理服务合同,未经公司同意,不得进入该土地,而只能在每年收获季节接受公司经营收益。由于果园投资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地投资者,不可能亲自进行果园管理,且鉴于公司技术和设备条件较为优越,因此有 85%的投资者与 Howey 公司签订了此项管理服务合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定该交易是否属于“投资合同”进而应当进入证券的范畴时,提出了着名的“Howey 检验标准”,即“检验标准应当是:该方案是否涉及到对于某项共同事业的金钱投资,而收益完全是来自他人的努力”。因此,金钱投资、共同事业、收益预期和完全来自他人的努力共同构成了 Howey 检验标准中的四大要素。在此基础上,此后美国法院的判例主要沿循两个方向发展。

第一,联邦最高法院在雷维斯案中,阐述了 Howey 检验标准中四要素的结构问题,即采用“家族相似标准”来检验涉案金融工具是否属于证券的问题。具体而言,家族相似标准一方面对 Howey 标准四要素的适用次序进行了逻辑分析,另一方面采用了更为灵活的权衡方法进行判断,即具体分析各项因素在不同案件事实结构中所具有的不同地位,进行不同的解释。雷维斯案所采用的家族相似标准,虽然没能给出一个简单而结论唯一的证券概念标准,实际上采用了类型化标准进行判断,但在学者看来,这种做法“在界定证券范围时,存在着大量的临界状态,基于类型模式的丰富性,法院可以考虑更多因素;由于不是刻板地如概念模式中涵摄那样要求全部要素必须满足,类型模式可以将各种狡猾的融资计划纳入证券监管的视野,权衡方法使证券法律更能应对金融创新给保护投资者这一证券法的根本宗旨带来研究挑战”。[17]当然,从根本上讲,雷维斯案中采用的家族相似 标准虽然比 Howey 标准更为宽松和灵活,但总体上两者仍然大致相同。[18]

第二,尽管 Howey 标准四要素中的每一项在后续案件适用中都存在争议或细节上的发展,但在“完全来自他人的努力”这一因素上的演变是最为突出的。如果完全按照字面解释,证券的概念将完全排除投资者自身的努力,这不仅可预见地使 Howey 标准适用范围大大减小,而且在如何界定投资者努力和他人努力方面也存在着不确定性。为此,美国法院一方面试图将“完全来自他人的努力”扩张解释为“主要依赖他人的努力”,将其转换为“投资者以外的其他人所作的努力是否具有无可争议的重要性,即影响到企业成败的必要的管理方面的努力”的判断。[19]司法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何种情形或程度属于“主要”,依然具有一定的主观判断性质。另一方面,界定“完全来自他人的努力”因素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还被转换为界定“被动投资者”的问题,即可以从利润来源来区分,也可以从交易构建的主动权安排来区分。[20]尽管对被动投资或者他人努力的重要性观点仍然还存在一定的争论,但该因素揭示了证券的重大本质及其对其进行法律规制的根本原因:投资者在交易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而证券发行者获取投资者资金进行经营,事关投资者的重大财产利益,因此证券发行者的资质、诚信状态以及对投资行为监控就成为必要且关键的法律监管环节。

美国法上对投资合同概念的延伸后,将投资合同纳入证券范围,对其进行发行和交易监管,唯一理由就是保护投资者,因为证券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严重信息及能力不对称。通常情况下,投资者通过签订合同,将金钱投资于证券发行人所声称的事业时,其仅依赖他人的经营管理获取收益,而无实质性了解、控制投资事业的渠道。在此情况下,一个公正的第三方监督(通常为政府监管)就成为必要。证券监管部门将此类投资合同,无论投资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实物、票据或是其他,纳入证券范围,要求其进行登记、进行信息披露等,将有利于投资者了解自身所投资的事业,进而对投资做出理性判断,以保障其权益。这种做法完全符合 1929 年美国联邦《证券法》制定之初所采用的规制思路,即抛弃“价值规制”方案而采用罗斯福倡导的“信息披露管制”方案。当然,在例外情况下,如果投资者具有相应能力识别、控制投资事业,则可能排除将其作为证券投资者进行特殊保护的必要,例如:投资者具有投资经验,或者与证券发行人具有特殊关系、或者有财产能力聘请专业人士帮助,则其能够自己解决信息能力不足的问题,就不存在法律将投资合同纳入证券进行管制的必要。因此,在立法或者案件适用中,将诸如机构投资者、小范围私募的“投资合同”投资者等,排除在证券法适用保护之外,也就有了一定的合理性。

五、扩大“证券”概念的应用

美国证券法中投资合同的概念及其规制,其核心思想是:投资者使用金钱投资于标准化(或证券化)的资产,并主要依赖他人管理或努力而获取收益,其交易客体应当纳入证券发行与交易的监管范围,以保护投资者权益。这为我国目前经济金融领域的诸多法律问题提供了规制的新思路。

首先,实质证券概念及判断方法的引入,可有效适用于我国各类交易所交易对象的定性及适用规则方面的问题。近年来,伴随我国经济发展和市场交易活跃,各地出现了大量产权交易、文化艺术品交易和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等类型的产权交易所。在现有法律规范不甚明确、地方政府利益驱动、各类产权交易所为拓展市场而相互竞争的情况下,为防范金融风险和稳定社会秩序,国务院于 2011 年 11 月《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中规定的至关重要的清理整顿措施包括“除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或国务院批准的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外,任何交易场所均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 5 个交易日;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 200 人”。上述整顿措施实质上排除了财产权益证券化发行和交易的可能性,这在“交易所乱象”的背景下确实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但是,从《决定》本身而言,一方面并未彻底排除交易所设立的可能性,规定对今后“凡使用‘交易所’字样的交易场所,除经国务院或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批准的外,必须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前,应征求联席会议意见”;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资产证券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合理化发展也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就不单纯是严厉地禁止,而应当是从制度设计角度考虑对其进行法律规制。从本质考虑,进入交易所交易的对象,无论其是实物资产、艺术品或文化产品,都具有两方面的特征:第一,交易对象的标准化,即将交易对象的价值进行份额分割,以便于发行和交易,同时,资产标准化交易必然引发投资交易的公众性特点;第二,投资者寄望于投资对象升值而获益,而投资对象的升值往往并不主要决定于投资者个体的本身努力或控制。这些特征符合前述关于投资合同的特征,如果采用引导而非禁止的思路来解决问题,就有必要将其纳入广义证券概念范畴,在此类商品份额或财产权益交易过程中,确立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地位,并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对份额发行与交易进行审批、登记、信息披露或遏制恶意炒作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其次,投资合同的概念也可运用于对企业通过系列合同安排向公众进行融资行为的定性及法律规制方面。按照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贷款通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贷款作为一项金融业务,贷款人必须是经银行业监管部门批准,持有《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或《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并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主体;非金融机构的企业之间擅自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由银行业监管部门进行处罚。实践中,无法获得金融机构贷款的各类企业或公司,为解决经营所需资金而采用各种方法,其中一类为:集资方企业首先通过销售某种产品获取相对方资金,同时由相对方选择与集资企业签订附加合同,构造另一项交易将先前集资款项及收益进行返还。目前我国对此类交易行为大都采取严格禁止的态度,通常按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进行处理。然而,从企业的实际需求考虑,一定程度地开放企业资金借贷渠道,似乎又获得部分学者与民众的赞同,问题的关键还是政策制定者对民间金融开放的态度。笔者认为,目前我国严格禁止企业借贷的规定并不妥当,从国外立法看,鲜有禁止企业借款的立法例;从我国需求看,中小企业发展和民间资本投资渠道拓宽也要求适度放开企业资金借贷领域;从我国法律看,尽管金融法限制企业借贷资金,但《公司法》第 149 条有“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表述,实际上也承认了公司的借贷能力。因此,开放企业向非金融机构的组织或个人借贷的渠道,可以作为立法发展的一个方向。当然,如果承认企业向非金融机构或个人融资的合法性,则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防范金融风险、防止社会不稳定因素,关注的视角可以转向“投资合同”的概念及法制。通常在上述方式的企业借贷融资方案中,集资方企业通过标准化合同关系获取资金,并在合同中许诺给对方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回报;集资方发售标准化合同数量较大,具有公众发售的典型特征;资金提供方主要不依靠自身努力来获得承诺的回报,其对集资企业资金使用及其投资事业也缺乏了解和控制能力。基于经验案例考察,这种融资方案的主要风险来源于:第一,集资企业存在明显欺诈,如亿霖集团非法经营案中声称购买林地的资金主要被用于挥霍和私分;第二,企 业投资项目收益不足以支撑其经营成本与许诺回报的总和,导致投资事业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实践中出现风险的企业集资案件往往采用发展下线获取收益(这往往被认为是传销)、以新贷换旧债的滚雪球方式等进行融资。如果将此类投资合同关系纳入证券监管的范畴,要求其构成公开发行之前进行相关登记,至少可以解决上述集资企业明显欺诈以及投资事业明显不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情形,达到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目的。当然,要求上述融资交易纳入证券监管的登记及披露等管理,需要进一步提升监管机构的行政能力与效率。

此外,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目标之一是构建包括场内交易市场和规范的场外交易市场在内的多层次市场体系。场外市场交易以未上市的公司股票或债券为主,但也不排除出现非典型性证券交易的情况。同时,未来我国也必将逐渐开展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交易,以发挥其在转移风险和价格发现方面的基本经济功能,促进金融市场稳定发展、资源合理配置及资金有效流动。伴随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壮大,未来我国必然会出现诸多金融衍生产品类投资理财产品。按照学者的分类概括,法律意义上的金融衍生工具按照是否标准化区分为标准化衍生工具和非标准化衍生工具;对标准化衍生工具是否证券化又分为发行类衍生工具和非发行类衍生工具。[21]无论对金融衍生工具法律规制的立法模式如何,必然需要借助扩大化的证券概念涵盖金融衍生工具,以使其发行交易纳入证券监管的范围。尽管上述场外交易市场、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准入制度应当建立严格的“合格投资者”标准,[22]但不排除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隐瞒风险等方式,将具有(或隐藏)一定衍生易在内的金融产品直接销售给普通公众,则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领域也必然涉及对金钱投资商品的定性与法律管辖归属问题。如果我国立法上仍然抱守狭义证券概念,就会发生金融监管机构对诸多金融理财产品定性不明、监管职责不分、损害金融消费者利益、最终损害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情形。

与此相关的一项问题是,我国立法上是否需要将现行的《证券法》修改或“升级”为金融服务法或金融商品交易法?有不少学者提出“应在修改或废除现有的银行法、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法、投资基金法的基础上,制订一部综合的《金融服务法》或《金融商品发行和交易法》”。[23]笔者认为,在综合考虑立法、体制改革和民众接受程度等各项成本的基础上,一步跨越式地进入统一金融商品交易法在中国是有现实困难的。当然,如果固守现有狭义的证券概念,也是不足以满足实践需求的。因此,可行的道路是,在现有证券法制中适当扩张证券概念,引入实质性证券判断的标准,将符合证券属性的金融商品交易纳入证券发行与交易监管法制轨道,以解决当务之急,并为进一步金融统一积蓄可能性。

六、代结语:监管机关的权力

承认中国《证券法》中“证券”概念需要引入实质性判断标准以扩展其适用范围,必然要涉及“认定交易关系的证券属性”的权力安排问题。换言之,还需要考虑现有《证券法》采用“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方式是否妥贴的问题。

首先,必须要承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其他发达国家的实践看,现代国家的权利安排已从“权力分立、相互制衡”的分权模式日益发展为“行政中心主义”模式。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从“麦迪逊观点”向“施密特观点”的转变,即认为受政治条件限制,包括公众对迅速行动的需求、大量不确定性以及明智的立法者意识到自己的疏忽和认为在此情况下别无选择而只能将控制权力交给行政者以期望事情好转等因素影响,使得在现代行政国中,实际上不可避免地使立法者、法官和公众将处理这种严重危机的最终权力授予给行政部门。[24]中国向来具有以政府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传统,行政中心主义的特点更为明显。事实上很难预见,在扩大证券概念及使用范围的努力上,相对谦抑的中国司法部门会在具体案件适用中突破现有法律规定而扩张解释证券的种类。

其次,如果由行政部门主导对证券概念的扩张解释,则由国务院,或是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抑或是中国证监会负责,也有差异。尽管由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负责认定证券范围具有权威性,但该方案可能在灵活性和专业性方面有所欠缺;实际上,国务院在《证券法》修改后也未曾作出过认定。如果采用第二种方案,立法规定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一个可能的后果是除中国证监会外还有其他部委也对证券监管有权力,则其是否能够做出证券种类认定存在疑问。“在国务院系统中有若干个部门对证券活动具有监督管理权力,但并不意味着这些部门对证券市场活动都要承担责任。例如,财政部、过去的国家计委和国资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甚至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税务总局、环保局等。它们对证券监管有部分权力,但并不承担直接的责任”。[25]这种职责、权力与责任不匹配的情况,必然会发生激励机制错位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最为妥当的办法是通过立法直接将证券认定的权力赋予中国证监会,由证监会对纳入证券范围的资本运作活动行使监管权。同时,证监会也应该承担与其权力相适应的职责与责任,因疏忽、懈怠而疏于定界、解释资本运作活动是否为发行证券并为监管的情况,也需要运用科学的问责机制来确定监管机构、领导及具体工作人员的责任。[26]也唯有此,才最有希望在实践层面拓展中国证券法中的证券概念。

注释:

[1]参见姚海放:《经济法主体理论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01-209 页。类似的观点也可参见陈斌彬:《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述评——多边监管抑或统一监管》,《法商研究》2010 年第 3 期。

[2]、[3]参见李飞:《关于如何确定证券法的调整范围问题》,《中国法学》1999 年第 2 期。

[4]参见吴志攀:《〈证券法〉适用范围的反思与展望》,《法商研究》2003 年第 6 期。

[5]叶林:《证券法》(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 页。

[6]李晓波:《论我国〈证券法〉上“证券”概念的扩大》,《中国商界》2009 年第 8 期。

[7]、[8]参见朱羿锟:《商法学——原理?图解?实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18-419 页,第 415 页。

[9]328 U.S. 293,66 S. Ct. 1100,90 L. Ed. 1244(1946).

[10]494 U.S. 56,110 S. Ct. 945(1990).

[11]朱锦清:《这些果园是证券——兼评〈经济日报〉“庄园主”一文》,《法学家》2000 年第 2 期。

[12]以下内容参见郭雳:《美国证券私募发行法律问题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4-29 页。

[13]参见叶林:《证券法》(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13 页;廖大颖:《开发新金融产品与修正证券交易法》,载廖大颖:《证券市场与股份制度论》,台北元照出版公司 1999 年版,第 159-160 页。

[14]参见[日]河本一郎、大武泰南:《证券交易法概论》(第四版),侯水平译,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1-37 页。

[15]参见杨东:《论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趋势》,《法学家》2009 年第 2 期。

[16]328 U.S. 293,66 S. Ct. 1100,90 L. Ed. 1244(1946).

[17]于莹、潘林:《概念抑或类型——雷维斯案界分本票与证券的启示》,《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 期。

[18]See Steinberg,Notes as Securities:Reves and Its Implication,51 Ohio State L. J. 675(1990).转引自郭雳:《美国证券私募发行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6 页。

[19]SEC v. Glenn W. Turner Enters.,Inc.,474 F.2d,482;SEC v. Koscot Interplanetary,Inc.,497 F 2d,483.转引自[美]莱瑞?D?索德奎斯特:《美国证券法解读》,胡轩之、张云辉译,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9 页。

[20]参见彭冰[文秘站:]:《非法集资行为的界定》,《法学家》2011 年第 6 期。

[21]刘哲昕、刘伟:《金融衍生工具的法律解释》,《法学》2006 年第 3 期。

[22]参见熊玉莲:《金融衍生工具的法律风险及其监管的国际比较》,《政治与法律》2006 年第 3 期。

[23]郭锋:《新自由主义、金融危机与监管改革》,载郭锋主编:《金融服务法评论》(第一卷),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

[24]Eric A. Posner & Adrian Vermeule,“Crisis Governance 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9/11 and theFinancial Meltdown of 2008”,Vol. 76,No. 4,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2009,pp. 1613-1682.

金融监管的概念范文第4篇

宏观审慎监管的两个核心要素分别为监管对象是系统风险，监管目的是金融稳定。金融稳定理事会（FSB）认为，系统风险是金融服务中断产生的风险，源于全部或部分金融系统遭受的破坏，它对实体经济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若某类风险仅对单一市场具有影响，但与金融体系的整体没有关联，即使影响再大，也不能称为系统风险。可见，宏观审慎监管是一个有严格定义的专门术语，具有明确的使用范围。

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内容

宏观审慎监管有三方面内容：一是识别系统风险，即发现、监测和计量系统风险及其潜在影响；二是降低系统风险的发生概率，即通过提高监管标准和针对性监管措施等，预防系统风险爆发；三是缓解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即在系统风险爆发后，限制破坏的程度和范围，尽可能降低经济损失。

宏观审慎监管的对象是系统风险,包括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空间维度关注跨领域问题，即所有金融机构共同面临的风险暴露。时间维度关注周期性问题，包括商业周期产生的风险波动，以及风险敏感性监管造成的顺周期效应。

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分为宏观审慎监测框架和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两个部分。前者通过指标体系识别和监测系统风险，后者侧重于研发干预系统风险的政策工具。作为二者的基础，还应确立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安排，建立监管主体之间的分工合作机制。

宏观审慎监管的由来

宏观审慎监管概念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79年，起因是西方向新兴市场发放的大量贷款。1979年6月，英格兰银行行长库克在库克委员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前身）会议上首次使用这个概念。他认为，微观审慎问题（单个银行贷款）的集合可以成为宏观审慎问题。10月，欧洲货币常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拉法路西将单纯针对市场个体的传统监管方法称为“微观审慎方法”，认为必须辅之以“宏观审慎方法”，将市场作为整体进行监管。这标志宏观审慎思想的萌芽。

第二阶段始于1986年，起因是资本市场金融创新。欧洲货币常务委员会报告提出了“宏观审慎政策”，用于“促进广义金融体系和支付系统的安全和稳健”。这是宏观审慎术语首次在公开刊物上出现。

第三阶段始于1997年，起因是亚洲金融危机，重点问题是银行监管的顺周期效应。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宏观审慎分析”概念，建立“宏观审慎指标”，用于评估系统脆弱性，并将其纳入金融部门评估项目（FSAP）。2000年，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安德鲁・奈特在国际银行监管机构会议上，全面阐述了宏观审慎监管方法。宏观审慎监管开始从学术概念走向监管实践。

第四阶段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等系统性问题受到广泛关注。这个阶段，宏观审慎监管概念得到明确，监控框架趋于完善，监管工具不断拓展，监管范围扩展到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宏观审慎监管受到了二十国集团的高度关注，成为金融监管改革的主题。

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关系

从宏观审慎监管的发展可以看出，无论是新兴市场贷款、金融创新、顺周期效应，还是“大而不能倒”等问题，它始终面向微观活动，并源于微观活动的集合效应引发的系统风险，是与微观审慎监管相辅相成的一对概念。微观审慎监管即通常讲的银行、保险和证券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关注整个金融体系不同，微观审慎监管主要关注金融个体。

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区别和联系

区别

一是监管目标不同。前者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后者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持金融机构财务稳健性。二是监管视野不同。前者将金融体系作为整体，自上而下监管；后者关注单个个体，自下而上监管。三是对跨机构共同风险和风险关联的考虑不同。前者将其作为重点内容，后者认为不相关。四是对集中风险（Aggregation Risk）态度不同。前者认为源于市场个体的集体行为，属于市场内生风险；后者认为集中风险与集体行为无关，属于外生风险。

联系

一是风险来源都主要是微观活动。比如,金融创新的所有开发和销售，都是微观市场行为。二是风险载体主要是微观主体。从“大而不能倒”的跨国金融集团，到不受监管的特殊目的机构，都是微观主体。三是风险监测很大程度依靠微观市场数据。单纯的宏观数据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宏观审慎监管的需要，必须主要依靠微观监管数据。四是监管手段主要是微观监管方法。无论是监管资本要求，是风险管理规定，还是集团架构要求，都是适用于微观主体的监管工具。

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责分工

宏观审慎监管涉及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以及中央银行、税收和会计准则机构等多个监管主体。由于宏观审慎监管的对象大多是微观主体，监管工具主要是微观手段，金融监管机构自然成为宏观审慎监管架构的核心。这客观上要求金融监管机构充分利用自身专长，履行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职责，发挥主导性作用。

中央银行可以利用开展宏观调控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承担四项工作。一是控制流动性总量，防止流动性过度泛滥，降低资产泡沫化概率。二是监测系统风险的动态变化，分析系统风险变化与宏观经济的相互影响。三是加强支付结算系统、征信系统等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在危机时期提供流动性，参与对危机机构的紧急救助。税收和会计准则机构的职责相对比较清晰。在明确职责的基础上，应在金融监管机构之间、金融监管机构与其他机构之间、境内和境外监管主体之间，建立跨境监管协调机制，对系统风险开展全面监管。

用一个比喻可以较为形象地说明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责分工。维护金融稳定如同在鱼缸中养鱼。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责主要是管鱼，要特别关注体型庞大的大鱼（“大而不能倒”机构），关注体型不大，但却能引起鱼群恐慌的“闹鱼”（无监管实体），还要关注鱼群的集体动向（跨领域关联）。同时，还应避免饲养方法在鱼受惊的时候加强对鱼的刺激（顺周期效应）。只有这样，才能防止鱼缸被鱼撞破。中央银行的任务是控制好鱼缸水量（流动性总量），加固鱼缸（支付结算和征信体系等市场基础设施），协同其他监管主体，监测鱼缸的整体状况（市场监测和预警）等。

金融监管的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影子银行体系；传统商业银行体系；子体

“影子银行”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才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个新的概念，2007—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让世人认识到在传统商业银行的体系之外，还隐藏着一个复杂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这个体系在监管者的眼皮底下以惊人的速度创造出了难以计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渗透进整个金融体系并最终无可挽回地导致了一场灾难。

现在普遍认为监管当局和经济学家们对影子银行可能造成危害的“忽视”或“恶意忽视”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在金融市场高度繁荣的遮掩下，影子银行体系悄然膨胀并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金融体系结构，到危机爆发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影子银行体系已颇具规模，它在监管之外行使着银行的职能，削弱了央行的宏观调控能力，给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造成极大的隐患。

危机爆发时，中国金融体系由于高度监管以及衍生品发展不成熟等原因而并未受到冲击，但时隔短短两三年，在中国银监会提出的当前我国银行面临的三大主要风险中，“影子银行”风险竟也在列。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是在中国这样对传统商业银行有着审慎、严格监管的金融体系内仍然存在着催生影子银行的土壤，影子银行仍然可以游离于监管之外并且迅速发展壮大。

一、国外影子银行的概念以及机制

在2007年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年度会议上，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保罗·麦考利（Paul McCulley）将那些在商业银行体系之外行使银行职能的各类金融机构概括为“影子银行体系”。随后，“债券大王”格罗斯（Gross）又将利用高杠杆运作的金融机构体系称为“影子银行体系”，而纽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鲁比尼（Roubini）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完善。有的学者指出学术界对于影子银行体系概念的界定有一些差异[2]，有的观点将其概括为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还有一些观点认为影子银行是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金融机构。在实际中，概念上的差别已归于统一，“影子银行体系”已经成为货币当局和金融监管当局工作中的正式概念，2010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将影子银行定义为：除接受监管的存款机构以外，充当储蓄转投资中介的金融机构[3]。

近几十年来，尤其是《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颁布实施以来，金融监管和法规方面的变动催生了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资产证券化以及再回购协议等金融创新工具并且促进其不断发展壮大，而这正是维持影子银行体系运作的三个主要部分。其中，货币市场共同基金从传统商业银行处获得零售存款，从而在传统商业银行与客户之间开辟了资金通道；资产证券化将传统银行的资产移出资产负债表，达到了规避监管的目的；而再回购协议则为证券化产品在金融机构间的交易提供了便利。这三个部分互相配合便构成了影子银行运作的简单机制，在这一机制下，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参与其中，源源不断地创造出各种复杂的产品和交易，形成了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

在影子银行体系中，主要的参与者包括大家所熟知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结构投资载体（SIV）、特殊目的法人主体（SPE）以及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这些机构运用以数学和统计学为基础的金融模型来设计产品、为其定价并进行风险管理，由此创造出的金融创新工具从最初的证券化到后来日趋复杂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信用违约互换（CDS）、担保债务凭证（CDO）、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以及再回购协议。这些结构性产品和信用衍生品的增长速度令人咋舌，而且在金融危机爆发前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以最典型的美国金融市场来说，美国的商业银行2007年表外贷款的资金量占表内贷款资金量的比率已超过60%，而1980年这一比率还只是零；而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报告，美国影子银行整个体系的资产在2007年达到最高峰的20万亿美元，但当时整个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才大约10万亿美元，在危机爆发前影子银行体系已经能够与传统的商业银行体系相抗衡。另外，金融创新工具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例如担保债务凭证在2007年年初的未清偿金额就已经达到近2万亿美元，而信用违约互换作为运用最为广泛的信用衍生品之一，至2007年末，其全球市值至少可达到45~62万亿美元。

其实影子银行不仅仅指具体的金融机构或金融创新产品，它是机构与产品不断结合的产物，单纯的概念阐述还不足以让人对影子银行形成具体的认识，只有当某项交易发生或某种工具得到应用时，才能使人真正了解影子银行所涵盖的范围之广。另外，人们对影子银行体系的认识还存在一个误区，即影子银行体系是相对脱离于传统银行体系而存在的，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影子银行所涉及的范围不仅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业务，而且还涵盖了银行机构内部的业务，例如最早就是商业银行通过设立结构投资载体这样的表外工具来规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的。事实上，单单从银行内部或外部来界定影子银行体系是不够准确的，这一体系必须在横跨银行机构和非银行机构、沟通传统商业银行体系内外部的基础上才能达到转移风险、规避监管和获得巨额回报的目的，也许认识上的误区和偏差正是金融监管对影子银行疏于防范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

金融监管的概念范文第6篇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0-0237-03

一、背景介绍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统金融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不断创新的互联网金融成为人们不断关注的焦点。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总理在报告中多次提到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提出制订“互联网+”行动计划。然而，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存在漏洞。因此，如何正确监管互联网金融需要监管部门和市场不断的摸索。

二、影子银行概况

（一）影子银行的定义

一般认为，中国的影子银行主要包括以下三类：一是不持有金融牌照、完全无监管的信用中介机构，主要包括新型网络金融公司以及第三方理财机构等。二是不持有金融牌照，但存在监管不足的信用中介机构，包括融资性担保公司以及一些小额贷款公司等。三是机构持有金融牌照，但存在监管不足或规避监管的业务，包括货币市场基金、资产证券化以及部分理财业务等。

（二）影子银行的特征

（1）中间业务：从事期限、流动性和信用转换的中介具有银行特性，因而属于间接融资的范畴。（2）不易监管：由于发展速度较快、规模较大，监管层难以应对，往往不受相应的监管，也不享受相关的保护。（3）高杠杆率：影子银行的产品往往集中于高信用风险、低流动性的长期金融资产，且一般资本的杠杆率比较高。

（三）影子银行面临的风险

由于影子银行有着独特的运作流程，以及存在的特征，使得影子银行面临着诸多风险。具体有：（1）流动性风险：影子银行期限错配的现象普遍存在，理财产品的平均期限一般为2―4个月，然而这部分理财产品的资金投向于一般在一年以上的投资，造成影子银行出现流动性风险。（2）信用风险：民间借贷市场集中体现了影子银行的信用风险，一些银信合作的信托类理财产品也存在信用风险。（3）传染性风险：影子银行业务复杂而且透明度不高，但是影子银行与传统银行之间的互动性和相关性非常高，造成影子银行具有非常强的传染性，一旦影子银行出现资金链的断裂，必然造成金融市场的动荡。

三、互联网金融现状及风险

（一）定义

狭义上看，互联网金融是指应用互联网技术实现资金融通功能的机构、行为、工具以及市场的统称；而从广义上来看，一切应用互联网技术的金融业态应该都属于互联网金融的范畴，因此，广义上的互联网金融应当包括但不限于网上银行、在线理财、网络借贷、网络金融产品营销以及第三方支付等多种模式。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的主要模式

（三）互联网金融面临的风险

1.第三方支付及其风险。第三方支付的风险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随着网络消费规模的急速扩张，互联网金融规模快速膨胀，而当第三方支付企业的用户达到一定数量、资金达到一定规模时，一旦出现问题，就可能给整个经济带来很大冲击；另一方面是第三方支付中的用户信息安全和转账安全目前有明显漏洞。

2.货币基金的流动性风险。货币基金投资资产过度倚重于银行同业存款，存在明显的资产集中度过高的风险。不仅如此，一些货币市场衍生工具面临很大的期限错配，造成资产负债结构性风险和流动性挤兑风险。

3.P2P 网络贷款平台及其风险。P2P网络贷款平台的风险存在于技术安全风险。相关安全投入较低，在现有技术水平下，网络平台极易遭受黑客的恶性竞争，其结果不仅会导致网站倒闭或者数据库受损，甚至会带来借贷双方客户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

4.众筹模式及其风险。众筹模式及其风险即项目发起人运用社交网络将投资人的资金进行整合，为小企业或个人提供必要的资金援助的互联网金融服务模式。其主要风险在于信息不对称，投资人所投资金缺乏第三方机构的监管，在投资项目获得全部目标收益之前，投资人很难监控资金的使用动向，因而无法保证资金安全。

四、影子银行与互联网金融关系的实证分析

互联网金融和影子银行都有着各自的概念股，现在分别以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的一支概念股为例，分析两支概念股之间的关系，从而类比推出影子银行与互联网金融之间的关系。

表2 影子银行概念股：中粮地产（000031）

表3 互联网金融概念股：中天城投（000540）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

基于MATLAB中的指令计算出两支概念股票之间的协方差和标准差。

两支股票的协方差矩阵为：0.0098 -0.0016

-0.0016 0.0170

标准差为：0.0991 0.1305

由此，得出两支概念股的协方差为-0.0016，协方差不等于零，两支股票的收益率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也就是说两支概念股之间的收益率存在一定的关系。互联网金融是由一系列互联网金融概念股组成的，同时影子银行的概念股影响着影子银行的收益率。鉴于影子银行与互联网金融之间存在的关系，我们可以从目前对于影子银行的监管而得到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启示。

五、影子银行的监管

（一）国际影子银行的监管

一是国际组织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关注资本、杠杆率高低、流动性大小、保证金或预留扣减率、证券化风险保留和保险标准。二是美国的监管手段为证券化风险保留、加强信息披露，以及提高对机构的注册、破产、清算、表外业务门槛等。三是欧盟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手段主要为提高资本金，强化证券化资产标准与风险权重，加强信息披露等。

（二）107号文关于影子银行的监管

一是进一步落实责任分工。按照谁批设机构谁负责风险处置的原则，逐一落实各类影子银行主体的监督管理职责，建立中央和地方统分结合；同时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分工合作，筹备职责明晰、运转高效的监督管理体系。二是着力完善监管制度和办法。按照“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则，加强市场主体监管；规范发展金融机构理财产品业务、民间融资业务和私募投资基金业务；推动信托公司业务转型发展；制定金融交叉产品以及相关业务合作行为的约束条件；稳健发展融资性担保业务；规范网络金融活动。三是加快健全配套措施。深入排查风险隐患；着力加强监督检查；加大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三）中国影子银行的监管内容

中国影子银行是在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博弈间发展起来的，国内的监管环境相对严格，影子银行及其各项业务大多都处在监管机构的监管之下，除了民间金融难以把握。我国影子银行的主要监管机构是银监会，针对不同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制定了不同的规范性的部门规章和治理文件。（1）信托公司：其主管部门为银监会，具体的管理文件有《信托法》《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其中监管指标约束指标有：公司净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 2 亿元；净资本不得低于各项风险资本之和的100%，且净资本不得低于净资产的40%。（2）财务公司：约束财务公司相关文件是《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具体监管约束为：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0%；资本总额须高于拆入资金、担保余额；短期证券投资占资本总额的比例不高于40%；长期投资、自有固定资产占资本总额的比例分别不得高于30%、20%；另外规定，财务公司对其吸纳的存款需向央行提交存款准备金。（3）消费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规范了消费金融公司的业务行为，具体的监管指标有：资本充足率不低于10%；同业拆入资金、投资余额比例不高于资本总额的 100%和20%；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不低于 100%。（4）针对一些其他影子银行金融机构也具体制定了不同的法律约束，如小额贷款公司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对于典当行商务部、公安部制定的《典当管理办法》等。

六、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一）我国目前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在107号文对于影子银行的分类中，互联网金融归入了“不持有金融牌照，又完全无监管的信用中介机构”一类中，被纳入影子银行的范畴。但是这次107号文还没有对互联网金融提出详细的监管要求。目前，对于互联网金融行业监管存在漏洞，没有建立一套比较规范的准入制度，要加强准入监管就必须结合互联网金融独有的性质。因此，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需要不断的探索。

（二）影子银行监管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与影子银行在概念也业务界定上有交集。一方面，互联网金融拥有传统金融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满足了影子银行具有商业银行的性质；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监管游离于传统金融监管，类似于影子银行的监管现状。因此，针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可以借鉴影子银行的监管措施。

（三）基于影子银行监管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启示

1.建立相应的准入规则。（1）机构准入：明确互联网金融机构设立的条件和标准；（2）业务准入：互联网新业务的开展的应规范其资金运作和销售行为，并要求备案登记；（3）平台准入：制定相应的互联网金融平台技术规范，提高管理标准；（4）资格准入：要防范互联网金融高管人员道德风险，定期对高管人员进行培训和教育，并完善黑名单数据库。

2.加快征信体系建设，完善信息披露。建设完善的征信体系可通过建立金融信用数据库，使金融信息透明化、公开化和对称化。同时，互联网金融透明度增加，可以帮助监管机构提高监管的效率，让交易各方能有效评估风险。

3.制定相关法律文件或部门规章。目前，针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我国政府还没有制定具体的监管方案，面对互联网金融监管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一些监管法律和相关法律文件呼之欲出。

4.加强行业自律的作用。行业自律一般来说比政府监管自觉性更强，监管效果更明显，作用空间通常也更大。因此，可由政府牵头成立互联网金融企业行业协会来实行行业自律。鉴于此，中国人民银行已经牵头组建了“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2014年4月已经正式得到国务院的批复，目的是对金融互联网行业进行自律管理。

5.减少监管漏洞。面对金融产品以及业务的交叉，要做到不要出现监管漏洞，可是也不要重复监管，以减少监管成本；但也要鼓励金融创新，让金融带动经济的发展。

6.控制资金流入规模和利率。利率市场化是一把双刃剑，资金可能从低利率的行业流动到高利率的行业，可能导致资金集中在某一行业，导致资金链出现风险。因此，控制资金的流入规模可以操控资金的数量；正确贯彻利率市场化可以将资金健康流入金融市场体系。

7.加强资金运用指导。针对不同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制定不同的投向配比的限制，监督指导资金的投（下转251页）（上接239页）向，以免出现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其他风险。

结语

在金融市场体系中，影子银行的监管可以为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提供借鉴和参考。可以从建立相应准入规则、制定行业规范、信息透明化以及加强资金引导等方面来监管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从而稳定金融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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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概念范文第7篇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7-094-02

民间金融具有存在的长期性与必然性，社会、经济活动的纷繁复杂，使民间金融得以长期存在；我国现行金融架构与社会、实体经济现状的背离，决定了民间金融还将继续存在下去。民间金融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发展，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会分流一部分资金，与官方金融形成竞争；民间金融的利率随市场需求而动，对国家货币政策产生干扰和影响；部分民间金融从事过度金融创新以及不可持续的投机行为还可能造成局部的金融风险与隐患，威胁区域社会稳定。民间金融的两面性，官方金融不能满足社会、经济需求的现状，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的对民间金融采取压制的态度，我们既要调整、完善现有金融法律制度，使其更加适应中国的社会需求、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又要正视民间金融，对民间金融进行必要的规范。规范民间金融，有两大基本问题需要率先解决，分别是：民间金融的准确界定与民间金融类型的合理划分，本文将对这两大问题进行探讨。

一、民间金融的界定

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没有概念，我们便无法将我们对法律的思考转变为语言，也无法以一种可理解的方式把这些思考传达给别人。

（一）民间金融概念考

对于什么是民间金融，学界尚无公认的定义。学者们分别从所有制关系、经营关系、登记关系、监管关系等角度来界定民间金融，形成了不同的学说。

1.所有制关系说。该说认为民间金融是为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经济成分的资金活动。所有制关系说突出了民间金融的主要服务对象，但将其与经济成分相联系，在观念上是过时的，照此学说，英美国家居于主体地位的金融将属于民间金融，这显然是不恰当的。

2.经营关系说。该说认为民间金融是在国家正式金融体系之外，在出资人与受资人之间，以取得高额利息与取得资金使用权并支付约定利息为目的，而采用民间借贷、民间票据融资、民间有价证券融资和社会集资等形式暂时改变资金所有权的金融行为。经营关系说反映了民间金融的经营特性，但没有显示其不规范与不受监管的特征。

3.登记关系说。该说认为民间金融是未在工商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并从事资金融通活动的组织。登记关系说揭示了民间金融的非正规性，但有些民间金融仅仅表现为一种具体的行为，不以组织体形式出现。因而，该说不能涵盖所有的民间金融形式。

4.监管关系说：该说认为民间金融实际上是指以个体信用为基础的，没有得到国家法律认可，尚未纳入政府监管范围的，以利益最大化为基本的动机，以经营行为避开国家监管为特征，活跃于经济生活中的金融组织形式和金融行为。监管关系说突出了民间金融的非正规性与不受监管性，但是，是否受到认可与监管可以成为划分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标准，拿来划分民间金融与非民间金融不能反映民间金融的最为本质的特征，我国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都是依法设立的，也受到政府一定程度的监管，这类组织却未定性为金融机构，也没有纳入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将这些组织及其相应金融活动排除在民间金融之外显然是有问题的。

上述关于民间金融的概念界定，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民间金融的特性，但都存在一定的缺陷。

（二）民间金融的界定

从历史上考查，境内外的金融活动多是民间的融资行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使得情况发生了改变。由30年代的金融危机引发的全面经济危机，使人们意识到金融活动的重要性与金融危机巨大的负外部性。大危机之后，主要的金融活动越来越受到国家的控制与监管。在西方国家，一般将受到国家控制与监管的金融活动称之为正规金融，将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的金融活动统称为非正规金融。西方国家并不存在“民间金融”的概念，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只是强调对主要金融活动的控制与监管，并不对金融活动的主体在官方与民间之间加以限制。在我国，现行的金融法律制度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或是进行金融活动进行了多方面的限制。由于我国受到国家控制与监管的主流金融活动多与政府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人们便将那些存在于民间社会的、形式多样化的、为民间社会或者民营经济提供服务的各种金融组织、金融行为称之为民间金融。可见，民间金融是我国的专用词汇，是与官方金融相对应的概念。

官方金融在制度之下运行，自可与正规金融相联结。然而，民间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却并非等同的概念，那些与官方不存在关联关系的、依法设立的、受到不同程度监管却未纳入金融监管范畴的机构及其从事的金融活动，如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等都应归属于正规金融，却是民间金融的不同形式。由此可见，民间金融并非都是非正规、不受监管的，也不都是非法的。

综上，民间金融是对一定范畴的金融活动的泛称，是制度架构之下的金融机构以外的自然人、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之间在正规金融市场之外以货币为标的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

二、民间金融的类型划分

概念是辨识和区分社会现实中所特有的现象的工具，概念的界定为我们规范民间金融奠定了基础。分类乃法律制度的首要任务，如果不完成分类这一首要任务，法律制度就不可能创制出任何会得到公认的审判和诉讼方式。民间金融的范围宽泛，形式多样，规范民间金融应顾及不同类型、不同特性的民间金融活动，这建立在对民间金融合理的分类基础之上。

民间金融历史久远，不同地方，社会环境、民间习俗与文化传统、贫富状况、信用发展程度、经济市场化水平有异，导致民间金融形式多样化、差异化。对于官方金融，我们通常按照融资的特点，划分为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这样的划分不能满足规范民间金融的需要，如民间借贷、民间集资属于直接金融，合会、私人钱庄属于间接金融，但民间借贷与民间集资相比，合会与私人钱庄相比，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对于社会运行、经济发展的影响上都相差悬殊，在民间金融的类别化上，按其影响力进行划分更具实际意义。

民间金融的影响力取决于民间融资的规模、涉及的地域范围和参加的人数多少等因素，考量这些因素，可以将民间金融区分为非募型民间金融、私募型民间金融和公募型民间金融。

（一）非募型民间金融

非募型民间金融是民间金融的初级形式，其表现形式是民间借贷，有个人借贷、个人与企业间借贷和企业间借贷之分。非募型民间金融遍及城乡，规模有限，参加的人数不多，属于分散型的民间金融。对于非募型民间金融，只要基于当事人的意愿，并且出借资金的来源合法、借入资金的使用不违反法律与行政法规，利率在正常范围，无论是否经营性质，均应尊重契约精神，予以保护。

（二）私募型民间金融

私募型民间金融是以某种临时或永久型金融组织为核心，向特定的融资对象融入资金，再向特定或不特定的融资对象融出资金，或者自行使用资金的民间金融形式。私募型民间金融属于集中型的民间金融，对社会、经济均产生较强的影响力，表现形式多样化，按组织形式可以再分为机构型、基金型和项目型。

1.机构型民间金融，它主要以私人银行、私人钱庄、典当行和存贷信息机构的形式存在，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或者作为存款人与贷款人的信息中介；或者经营跨境汇兑与洗钱业务。对于从事洗钱、炒汇等有悖社会公德行为的机构型民间金融组织要坚决打击与取缔，而对于那些服务于民间社会与实体经济的机构型民间金融组织为应给予应有的地位，实现阳光化与规范化。

2.基金型民间金融，它主要以基金会、互助会、储金会、合会等形式存在，在特定范围的人之间募集和运用资金。与机构型民间金融并非普遍存在不同，基金型民间金融的存在范围广，具有互助性、时间性、人缘性、血缘性、地缘性等传统特性，随着经济的发展，基金型民间金融又发展出了营利性、广泛性特征，少数还混杂了投机性。对于基金型的民间金融，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没有发生社会问题，官方则容忍其存在，一旦发生问题，危及社会稳定，便否定这种民间金融形式。基金型民间金融有着久远的历史，作为中国乡土气息的金融形式，产生、成长于中国的传统社会、熟人社会，在社会基础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产生并服务于现代社会、陌生人社会的以银行、资本市场为代表的外来金融形式便不能彻底取代本土的金融形式。为此，需要承认基金型民间金融形式存在的合法性，肯认礼俗社会既有的规则，尊重各地的民间文化与传统习俗。

3.项目型民间金融，它是专为某一特定事项而汇集特定群体的资金，如单位内部集资建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等。这种类型的民间金融规模大，具有信托的某些属性，只要汇集的资金用于特定事项，该特定事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提供资金人员限于合理规模的特定群体，就不宜限制或是禁止。

（三）公募型民间金融

金融监管的概念范文第8篇

目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已很明显，相关创新活动层出不穷。各类机构纷纷介入，除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之外，电子商务公司、IT企业、移动运营商等也非常活跃，演化出丰富的商业模式，模糊了金融业与非金融业的界限。

理解互联网金融的三个要点

理解互联网金融的概念，需要抓住三个要点：

第一，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前瞻概念。理解互联网金融，要有充分想象力。

第二，互联网金融较传统金融而言，同时具备了“变”与“不变”。“不变”体现在互联网金融中，金融的核心功能不变，股权、债权、保险、信托等金融契约的内涵不变，金融风险、外部性等概念的内涵和金融监管的基础理论也不变。“变”体现在互联网因素对金融的浸入，主要来自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精神的影响。

第三，互联网金融的三大支柱分别是支付、信息处理和资源配置。任何金融交易和组织形式，三大支柱只要其一具备了相关特征（注：不要求三大支柱都具有相关特征），就属于互联网金融。这也是本报告对互联网金融的构造性定义。此定义涵盖了目前互联网金融的主要形态，而且我们认为所谓“互联网金融”与“金融互联网”的划分（或者争论）没有必要。

互联网金融还需20年才能发展成型

尽管如此，到本报告完成时，互联网金融远没有发展成型，乐观估计这至少还需20年。因此，互联网金融既不完全是总结历史，也不完全是概括现状，更多是设想未来。尽管如此，互联网金融依旧扎根于理性思维，并非乌托邦式的空想。

本报告对互联网金融的研究正是基于以下三个“理性之锚”：

第一，互联网金融立足于现实。现实中已经出现的互联网金融形态，是我们推演未来发展的出发点。

第二，互联网金融符合经济学、金融学基本理论，就如同现实物体运动遵循物理学基本原理一样。不管是对互联网金融已有形态的解释，还是对互联网金融未来发展的预测，目前的经济学、金融学基本理论都提供了足够的分析工具。这是本报告根本的方法论。

第三，互联网金融研究的基准，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对应的无金融中介或市场情形，这也是互联网金融的理想情形。

三大支柱助推互联网金融发展

本报告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研究理念，既放眼于国际，也立足于中国实践，对互联网金融的国际国内发展情况、发展支柱进行了深刻剖析、大胆推演和充分举证，致力于为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提供有力借鉴。

一方面，我们认为，金融互联网化是一个必然趋势。以网络银行、手机银行、网络证券公司、网络保险公司、网络金融交易平台以及金融产品的网络销售等形式出现的金融互联网化，顺应了互联网时代金融业发展的要求。

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远不仅是金融互联网化。三大支柱的发展将助推互联网金融呈现新兴的发展态势。

首先，支付领域的创新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注入创新基因，推动了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实质就是电子货币的流转；二是移动支付除具备支付功能外，同时还可具有金融商品的属性。移动支付从表面上看，是把支付终端从电脑端向手机端等转移，实质是货币在不同账号之间的转移；三是移动支付与第三方支付的融合，放大了支付实现货币转移这一优势。

第二，大数据的应用解决了互联网金融发展中信息处理的问题。数据是金融机构的核心资产。大数据改变了传统数据及其分析方法，对金融领域产生了重要甚至革命性的影响。目前，大数据在征信和网络贷款中的应用发展较为成熟，如，Kabbage和阿里小贷已发展成为基于大数据的网络贷款的典型案例。未来，大数据将逐步应用于证券投资和保险精算中。

第三，P2P网络贷款和众筹融资是互联网金融发展中的新兴力量。在国外，P2P网络贷款及众筹融资方面已有典型案例，P2P如LendingClub等，众筹如Kickstarter等。在国内，一方面P2P网络贷款和众筹融资虽已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但发展尚未成熟。另一方面，P2P网络贷款在中国的实践，还需解决风险、自律、监管等问题。众筹融资在中国的实践，还需解决激励机制、风险及市场设计等问题。

以监管促发展

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目前各国政府都还处在探索阶段。我们认为，对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不能因其发展尚处不成熟时期，就采取自由放任的监管理念，应该以监管促发展，在一定负面清单、底线思维和监管红线下，鼓励互联网金融创新。

第一，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及特殊性。我们认为，须参照此轮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改革的理念和方法，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并在监管中考虑互联网金融的一些特殊性。

与传统金融相比，互联网金融的两个突出风险特征在监管中要注意。一是信息科技风险。对信息科技风险可以采取非现场监管（使用监管指标）、现场检查、风险评估与监管评级、前瞻性风险控制措施，也可以使用数理模型来计量信息技术风险；

二是“长尾”风险。对“长尾”风险，强制性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时间持续的金融监管不可或缺，而金融消费者保护尤为重要。

第二，互联网金融应以监管促发展。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应综合运用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并通过加强监管协调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互联网金融的功能监管可分成审慎监管、行为监管、金融消费者保护等三种主要类型，而机构监管方面则急需对P2P网络贷款和众筹融资进行监管。

金融监管的概念范文第9篇

关键词：股权众筹；监管；激励相容

股权众筹――作为最具互联网金融精神实质的融资方式，契合公正、效率、秩序等金融法基本价值理念，应当成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向社会公众开放。当前，股权众筹在我国法律定位模糊，其风险特征对传统证券监管体系提出挑战，如何立足便利融资和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目标，达到股权众筹监管的激励相容，是构建股权众筹监管制度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 股权众筹发展概述

1. 股权众筹的概念和风险。股权众筹（Securities-based Crowdfunding/Equity Crowdfunding）顾名思义，就是筹资者以股权作为对投资者回报方式的众筹融资模式，其法律实质就是向公众发行证券。

互联网金融特质在为股权众筹带来创新动力和竞争优势的同时，也会引发一系列特殊风险：其一，股权众筹项目多为初创企业、小企业在技术研发、市场探索过程中的融资需求，企业的低成功率导致项目内生风险突出；其二，股权众筹在发挥互联网优势、开拓了长尾市场的同时，也使缺乏风险投资经验、金融知识和尽职调查动力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暴露于高风险之中；其三，股权众筹目前法律定位尚不明确，监管规则缺失，易触发法律风险特别是非法集资风险。

2. 股权众筹的监管发展。近年来，股权众筹的快速发展给各国监管部门提出了新课题，实践中各国呈现出不同的监管态度：有的予以严格禁止或设置高壁垒，以英国和澳大利亚为代表；有的允许其向社会公开放并创设相应小额豁免制度和中介类型，以美国和意大利为代表（张雅，2014；刘明，2015；Garry A. Gabison，2015）。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对股权众筹的认知也在不断发展深化，对其监管态度仍在斟酌拿捏之中，学术界对股权众筹监管意见亦呈现出严格监管（陈志武等，2013）、放松监管（刘越等，2014）及适度监管（胡吉祥，2014）等意见分歧。笔者认为，我国股权众筹监管应立足监管目标与市场主体目标的一致性，提升金融创新（便利融资）和金融监管（金融安全和投资者保护）之间的激励相容。

二、 激励相容理论及监管核心

1. 激钕嗳菁喙芾砺邸！凹だ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的概念由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rey）和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 Mirrlees）提出。激励相容理论指出，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解决委托――效率低下的关键在于设计一个合理的激励契约，以保障人做出的理性选择同时有利于委托人的利益，即通过委托--契约的优化来达到激励相容。

激励相容理论揭示了信息的非对称性以及监管双方行为目标的差异，其核心就是要解决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最优激励问题，也为提升金融监管效率、优化金融监管效果提供了新的思路。所谓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即在金融监管过程中监管者将自身监管目标与金融机构经营目标协调融合的监管模式，如果金融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目标差异很大，被监管者则可能采取有悖于监管者目标的行为，即激励不相容（Incentive Incompatibility），导致监管失效、金融机构合规成本高昂等诸多弊端，从而可能诱发金融机构作为监管服从者的道德风险而破坏金融安全与稳定，更有可能因金融创新受到阻碍而使社会公众未能获得更加便捷、优质的金融服务，社会福利损失显而易见。

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核心要素包括：（1）在监管过程中融合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金融监管应吸纳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和效益考核等内部管理机制，并选择使用金融机构内控机制的数据信息，以避免金融机构的重复劳动，减轻其合规成本，并可提升金融监管部门的信息获得水平。（2）在监管理念中吸纳市场约束机制。鉴于市场约束机制对金融机构行为基础性约束作用，在金融监管中应充分吸收市场机制，因势利导以取得更好效果。（3）强调对不同监管对象实施有差异的监管。监管应鼓励市场的良性竞争和优胜劣汰，推动内控机制完善、管理秩序良好的机构发展，抑制内部治理混乱、风控机制缺失的机构发展，以适当的监管压力推动机构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加强风险控制和金融创新。

2. 股权众筹监管的理论模型。金融监管是一个各方参与、重复博弈的过程，实践中监管者和被监管对象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监管机制的设计是一种特殊的不完全信息博弈。为充分说明股权众筹监管构建中的激励相容原则，下面借用经济学中混合策略博弈构建一个简单的模型。在此模型中，博弈参与者是一个委托人（监管机构）和多个人（被监管对象）。被监管对象的策略选择是遵守监管规则或不遵守监管规则，而监管机构的策略选择是严格监管或不严格监管（监管宽容）。需要说明的是，股权众筹监管中，虽然投资者也负有一定的被监管义务，但监管主要针对筹资者和众筹平台，筹资者和众筹平台具有不同的期望效用和行为模式，在此为保持模型的简明，将两者概括为被监管对象。

金融监管的概念范文第10篇

(互联网金融理论和实践集大成之作)

作者简介

谢平，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湖南分行行长、研究局局长、金融稳定局局长，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现任中国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会副主席。邹传伟，北京大学统计学学士、经济学硕士，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先后供职于中央汇金公司、中国投资公司，2013年起同时在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进行博士后研究。刘海二，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学士，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经济学博士，现供职于广东金融学院。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在2012年4月7日“金融四十人年会”上首次公开提出了“互联网金融”概念。在短短两年中，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中国金融界和IT界最热门的词汇之一，相关创业活动也非常活跃。本书是作者两年来深入研究、思考的结晶，畅想了金融与IT结合的未来图景，将理论与实践高度融合，与读者分享了许多深具洞察力的观点。本书力图规范互联网金融的定义，完善互联网金融的理论体系，分析互联网金融目前的六种主要类型——金融互联网化、移动支付与第三方支付、互联网货币、基于大数据的征信和网络贷款、P2P网络贷款、众筹融资，探讨大数据在证券投资和保险精算中的应用，对互联网金融监管提出政策建议。希望本书在互联网金融的研究者、实践者和监管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目录

第一章导论

互联网金融的定义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概况

本书结构

第二章互联网金融原理

基本框架

支付

信息处理

资源配置

第三章金融互联网化

网络银行和手机银行

网络证券公司

网络保险公司

网络金融交易平台

金融产品的网络销售第一章导论

互联网金融的定义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概况

本书结构

第二章互联网金融原理

基本框架

支付

信息处理

资源配置

第三章金融互联网化

网络银行和手机银行

网络证券公司

网络保险公司

网络金融交易平台

金融产品的网络销售

第四章移动支付与第三方支付

基本概念与发展概况

基本原理与账户体系

金融商品属性与货币控制

对微信的分析

对余额宝的分析

第五章互联网货币

互联网货币的概念

互联网货币的经济学

比特币

第六章对大数据的一般性讨论

大数据的概念与主要类型

大数据分析的主要任务

大数据分析与计量经济学的比较

第七章基于大数据的征信和网络贷款

基于大数据的征信

基于大数据的网络贷款

第八章P2P网络贷款

对Lending Club的分析

P2P网络贷款的经济学

第九章众筹融资

对Kickstarter的分析

众筹融资运作原理与发展概况

众筹融资的经济学

第十章互联网金融监管

互联网金融是否需要监管

互联网金融的功能监管

互联网金融的机构监管

第十一章互联网交换经济

对共享经济的分析

互联网交换经济的原理

互联网交换经济与互联网金融的关系

第十二章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大数据在证券投资中的应用

大数据在保险精算中的应用

后记

后记：

金融监管的概念范文第11篇

【关键词】金融消费 概念 金融投资者 制度价值

一、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梳理：诸说与立法

（一）金融消费者概念：学者观点及主要争议

在国内，已经有学者对金融消费者问题进行研究，并就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援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的定义。有的学者根据金融交易双方法律关系效力形式进行定义。有的学者从个人的金融需求角度界定了金融消费者。可见，理论界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认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金融消费者保护离不开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明晰。由于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我国在1993年制定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鉴于消费者因其特殊的市场地位而获得了特殊的法律地位，并依此来确认一个群体可以享受特殊的法律保护。2000年英国指定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最早提出“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比消费者的提法晚了近一个世纪。对于金融消费者，我国没有专门的立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尚不完善。随着金融市场的日益专业化和复杂化特别是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的大量出现，金融消费者的弱势地位不断凸显，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也逐渐提上日程。

其中，学术界对于金融消费者主体范围的界定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倾向于社会个体或自然人，并受《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等基本民商事法律调整，对于以保护弱势地位为导向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同样适用于金融消费者。另一种观点认为金融消费者不应局限于自然人，还应该包括组织消费者。因为对拥有高度专业化的金融机构而言，团体消费者也并不能摆脱消费者的根本属性，仍然处于弱势地位。

（二）金融消费者概念：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例评述

1.美国

美国在1999年出台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提出，金融消费者是普通消费者概念在金融领域的特别延伸，特指与金融机构建立金融服务关系并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2009年10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对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Agency，CFPA）的法律地位及其职责进行了专门规定。该机构的努力的方向之一就是要保护消费者（consumer）和投资者（investor）。

2.日本

日本在2001年4月实施的《金融商品销售法》规定，该法案重点关注的对象为信息不对称中的弱势一方，概括规定了凡是属于“资讯弱势”一方的金融商品买受者都称之为消费者就是所称的金融消费者。换言之，在金融服务中，相对于金融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拥有的专业金融知识，自然人或法人作为交易的另一方当事人，一般都属于信息弱势的一方。

3.中国台湾地区

2011年6月台湾地区颁布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是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大突破，其也作为其三次金融改革的重要举措予以推进。台湾《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特别规范了“金融消费者”的法律概念，设置了合理化的争端解决机构，这对大陆的金融服务也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该法案将“金融消费者”的定义为“接受金融服务业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者。但不包括专业投资机构和符合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这个提法极大地促进了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二、金融消费者概念：围绕诸说与立法的概念辨析

（一）与普通消费者的界限

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引入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它是一个时代的产物。金融消费者是指购买和使用金融消费服务类产品的特定人群，它扩大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内涵。同时，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和金融消费理念的深入，以业务领域区分消费者身份的方式逐渐淡化，从其特定含义出发，区分相关概念趋向融合，使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限逐渐清晰。

一般认为，金融消费者指的是传统上消费者的概念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延伸和演化，泛指与金融服务机构确立金融交易或服务合同关系，享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金融消费者与普通消费者的界限可从四个方面探讨：

首先，金融消费者购买金融商品或者享受服务的消费行为会导致当前的现金流动，而且还直接关系着将来的现金收入或支出，并且为未来导致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风险，这种不确定性包括可能是不确定的收益，也有可能是不可预知的风险，产生极大的负外部性。

其次，金融商品生而具有无形性。即便金融机构一方提供了商品的所有信息，也无法通过一般情况判断金融服务的质量。如果缺乏必要的风险意识或有关风险的信息，金融消费者则极易遭受损失。

再次，金融产品虽然涉及盈利，但对于金融消费者而言，其投资购买金融类产品，主要是为个人或家庭对于未来的生活性消费。不同于专业的金融投资机构高风险高利润的投资行为，也不同于普通消费者的购买使用目的，金融消费品有更强的安全性需求。

最后，金融消费者因为金融商品的无形性、专业性、高风险性等特点，在交易中与卖方处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金融商品的高度专业性对消费者的专业水平提出了很高要求。但是，由于个人的知识水平有限，仅靠自身的力量，很难正确有效地把握金融商品的重要信息和规避不适当的风险。

（二）金融消费者的主体是否仅局限于自然人

笔者赞成金融消费者的主体范围的界定上应归类为社会个体或自然人。因为自然人在信息不对称在金融交易中，与金融机构相比显然处于不公平的弱势地位，合法权益并不容易得到有效保障，这就需要立法给予其倾斜性配置和保护。而相对于自然人的法人组织，实力要远甚于自然人，并不需要法律给予特别对待。如证券投资基金，由于自身资金实力雄厚、管理科学、具有很强的盈利能力，其地位显然不属于弱者，不需要额外的倾向性保护

（三）自然人投资者是否属于金融消费者范畴

台湾学者赖源河教授提出，金融消费者指“接受金融服务业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者，不包括专业投资机构与符合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是与金融投资者相区别的，“金融服务消费”并不是人类生存和延续的必需消费。金融投资者投资的目的在于获得投资收益，适用风险自负原则。相反，也有学者认为把自然人投资者排除在金融消费者之外是过于狭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最终目标在于对在金融服务关系中因信息不对称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进行倾斜性配置保护，以平衡交易中不恰当的利益失衡。

（四）本文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判断标准和界定

本文认为，以在金融服务关系中因信息不对称而处于弱势地位作为金融消费者的评判依据比较为合理。金融消费者应该满足一下几点要求：（1）从所处地位上看，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弱势地位是判断金融消费者的最重要的标准；（2）从主体范围的界定上看，金融消费者仅限于自然人；（3）金融消费者应该包括自然人投资者，因为在现实环境中，满足信息的对称性、投资者的适当性和监管的正当性这三个前提下，金融投资者身份地位已发生改变。

综上，本文对金融消费者的定义是：因信息不对称处于弱势地位的，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包括自然人投资者。

三、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在我国的价值功能

（一）从我国有关金融消费者的现行立法看金融消费者的概念

目前，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基础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以，金融消费者相关立法要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很好对接。而实践中，银监会己经将银行客户称为“金融消费者”。自2008年开始，保监会也开始使用消费者、保险消费者的概念。在我国证券投资领域，自然人参与者的身份仍然为“投资者”，在我国目前的金融实践中并没有给予“投资者”以明确的消费者地位。

（二）借鉴成功立法经验，促进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相关立法准确

如上文所述，国际间金融监管和金融法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投资者保护提升为金融消费者加以保护。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存在特殊性，与国外金融消费者又有所不同。但从国际的立法趋势和我国金融业的长远发展来看，我国目前的金融现状需要将金融消费者保护纳入其范围当中，将金融消费者保护当作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我国台湾地区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的重要目标，设立专门实施机构，设计纠纷解决机制，完善一系列监管立法，保护消费者免受金融消费中不公平和金融欺诈，对我国大陆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的建构有了新的启迪。

（三）构建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明晰金融消费者概念

1.明确赋予一行三会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职能

随着我国保护意识的加强，我国大陆目前没有专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三会”是金融监管部门主力，而“三会”处于诸家并立、分而治之的境地。这种分头立法的方法必然导致业务规范之间不一致，削弱对消费者的保护力度。央行曾提出效仿美联储成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的设想，但该设想在业内始终未被全面认同。从目前推出的结果看，最终仍是沿用了“一加三”的分业管理框架。 笔者认为，较为有效的做法是明确赋予“一行三会”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能。其中，可先在央行内部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或者金融消费者保护中心，开通金融消费者保护投诉热线，由其专司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

2.建立金融审判庭，在司法上对金融消费者诉讼主体地位的确认

金融审判庭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审理涉及银行、保险、证劵和基金等方面的金融民商案件，对基层法院的金融案件审判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向金融机构审判信息、典型案例、提出司法建议、开展有关金融的法制教育与学术交流。上海是我国第一家设立专业的金融审判庭的地区。笔者认为，建立金融审判庭，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确立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主要体现在将金融消费者作为特殊的一类市场主体加以司法保护，并结合金融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来建构更具公正的金融司法审判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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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曙伟.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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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利明.关于消费者的概念[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3（03）.

[7]何颖.金融消费者刍议[J].金融法苑，2008（02）.

[8]赵锋.金融消费者概念探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2（01）.

[9]杨东.论金融法治的横向规制趋势[J].法学家，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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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郭丹.论金融消费者信息权益的保护[J].学习与探索，2009（04）.

[14]叶林，郭丹.中国证券法的未来走向——关于金融消费者的法律保护问题[J].河北学刊，2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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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熊元斌，曾凡涛.新世纪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发展趋势[J].消费经济，2002（03）.

[19]陈洁.投资者到金融消费者的角色嬗变[J].法学研究，2011（05）.

金融监管的概念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影子银行;中小企业融资;自身风险

影子银行是在金融危机后产生的一种新型的金融机构类型，不同的学者以及机构从不同角度对该种类型的金融机构进行定义。不管怎样，其是顺应时展所产生的一种新事物，这样的新事物必然会受到时代的检验。影子银行与传统金融机构相比，具有不透明性，缺乏相关的监管，同时具有较高的杠杆性以及表外性，还具有信贷的膨胀效应。本文就将对影子银行的概念进行阐释，并对其上述特点进行详细的分析。

一、影子银行的概念

所谓的“影子银行”这个概念最先是由美国的保罗麦考利在2007年的经融危机时9月在美联储的年度会议上首次提出这一个概念。但是只是提出影子银行的概念对于其具体的含义并没有明确的作出表述。影子银行主要是指：有着银行之时却没有银行之名的种类繁多的各种银行以外的机构。由于每个经济学家以及学者对于影子银行的研究方向以及对其划分的标准不同，致使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含义标准。2010年，美国的FCIC（经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在一份调查报告中将影子银行定义为：传统银行体系之外的类似银行的金融活动，即从投资者手中获得资金并且向借款方投资;在这一系列的经济活动中很少受到正规的监管机构的监管。直到2011年，FCIC经过多方面的考量给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影子银行的含义：广义上的影子银行其主要是指在一般的银行体系之外的实体以及其经济活动所做成的一个信贷中介系统;狭义上的影子银行主要指在影子银行体系中所隐藏的系统性的风险以及监管套利风险的实体以及其活动。

从影子银行的概念中，我们就能够看出其定义主要是从一个宏观角度来进行的，影子银行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产生的一种新型银行类型，因此对于其定义也是十分模糊的，不同的学者以及研究机构对该概念的定义是从不同角度来进行的，不管如何定义，其本身的金融机构属性是不可忽略的，也就是说其本身也需要符合相关的金融变化规律。

二、影子银行的特点

影子银行的特点是多方面的，首先就是不透明，很少被正规机构监管。由于影子银行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其属于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就会导致其在经济活动中很少或者是不会受到正规的银监部门以及相关的监管部门的监控，会使得影子银行在经营活动中不公开不透明，其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另外，影子银行在运营过程中没有像传统银行一样的存款以及贷款方面的相关保护的机制，这样就使得其运营的风险进一步加大。与此同时，较传统银行的产品影子银行的产品结构在设计中就显得更加的繁琐，大多数的金融产品都是在柜台之外进行教交易的，因此就缺少了对于产品信息的披露以及公开。

其次是杠杆性较高。影子银行是不受正规的金融机构管制的，因此影子银行不像其它的银行或者企业需要缴纳一定的准备金，致使其资本运作过程中杠杆率很高，高的杠杆率会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杠杆率也随之升高，这样就会使得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增加，破坏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因此，较高的杠杆性与传统银行的区别因此表现出来，本身的监管的缺乏，使得其高杠杆率不自觉的就产生高风险率，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

第三是，影子银行具有表外性。虽然说影子银行不属于传统银行的范畴，但是其在运营过程中与传统银行之间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从而实现共赢的局面。例如，现在的商业银行能够参与投资银行的结构化投资，但是很多的业务都是由影子银行进行操作，这样就使得其很难受到监管，这样的合作关系就会跨越了传统银行的业务范围，增加了银行的运作风险。所以影子银行具有一定的表外性。

最后是信贷的膨胀效应。影子银行部分的替代了商业银行的功能以及业务，比如说贷款功能。影子银行也是用资金作为交易的对象，在本质上具有信贷创造或者是信贷膨胀效应。例如，影子银行的结构投资手段就有效的取代了传统银行的短期借款融资的功能，另外影子银行是很难受到相关的监管部门的监管，也不需要存留准备金，这样的资本运作的方式就使得杠杆率以及信贷扩张速度都极大的提高。

三 、结语

影子银行是新的金融秩序下产生的一种新型的金融机构，这样的金融机构自产生以来就颇受争议，对于其定义也一直以来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但是不管怎样，作为金融机构的一种，其本身金融机构的属性还是存在的，但是其特点上的透明性，缺少监督、杠杆率、表外性以及膨胀效应等使得其区别传统金融机构。

参考文献：

[1]李杨.影子银行体系发展与金融创新[J].中国金融，2011（06）.

[2]易宪容.影子银行体系信贷危机的金融分析[J].江海学刊，2009（03）.

金融监管的概念范文第13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消费者；投资者

此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各发达国家利用本身较为成熟的消费者保护制度，提出并强化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理念，将金融消费者保护列为金融改革’的核心措施之一，将金融市场的监管上升到了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高度。同时，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使得金融服务纠纷日益增多，消费者利益保护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鉴于此，我国也要从理念上和立法体系上明确金融消费者保护这一目标，构建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

一、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涵义

1.　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界定

近年来我国对于金融消费者的提法逐步增加，但是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的界定并不统一。2006年正式施行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首次使用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指出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应“满足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充分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银监会已将购买银行产品、接受银行服务的顾客均视作“金融服务消费者”；保监会也将投保者视为“保险消费者”，但《保险法》并没有采用“消费者”说法；证监部门认为证券投资者具有投资性质，采用了“金融投资者”概念，提出“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的口号。

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二条的规定，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由此可见，构成消费者的三个基本特征是：第一，主体是自然人；第二，行为是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第三，目的是为了生活需要。

从我国现实出发，可以看到，金融消费者具备了消费者的基本特点：首先，金融消费者是自然人，即单个消费者构成了消费者群体，消费功能由个人行为的集合体及个人行为集合体的再现而构成；其次，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行为实质上就是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行为；再次，在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这些行为已经成为自然人生活的一部分，金融消费者购买金融产品的目的就是为了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

金融技术不断发展、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不断加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理财产品、结构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证券化的保险产品，使得金融消费者与其他领域的消费者相比有其特性：一是盈利性的需求，追求收益的最大化；二是安全性的需求，对风险比较敏感，渴望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佳、安全性好的产品与透明可靠、方便灵活的服务；三是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收入层次不同、消费动机不同，还有不少金融消费者希望金融机构提供一揽子理财服务。

同时，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就提到，“金融消费者是指为个人、家庭成员或家务目的而从金融机构得到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个人”；日本2001年《金融商品销售法》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金融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

由此可见，金融消费者应指的是出于非贸易、非职业或非商业经营的目的，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它可以看作是消费者的一种类型，是消费者在金融领域的延伸。

2.　金融消费者的范围确定——兼议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实践中银行业和保险业监管部门都基本认同消费者概念，而证券业则倾向于认同投资者概念。对于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之间的关系，我国并未明确，界定也比较模糊。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社会各界在对境外各国，特别是美国的金融改革进行报道、分析、研究的过程中，也往往将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混淆，也产生了金融消费者范围确定的误区，认为购买股票、基金的行为属于投资行为，不受《消法》的保护范围，即金融投资者不包括在金融消费者领域。

金融监管的概念范文第14篇

[关键词] 语域理论 金融英语翻译 对等原则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与世界之间的国际金融往来日益频繁和广泛。国际金融活动涉及各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业务往来及信息交流,更涉及各国际金融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BIS)、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及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等国际金融组织对各国金融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提出的国际标准的制定与执行。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参与国际金融活动频率的增加,金融英语(Financial English)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金融英语翻译就成为国际金融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这向英语研究者和翻译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刘法公教授提出商贸汉英翻译“忠实 (Faithfulness),准确(Exactness), 统一(Consistency)”的六字原则,这对金融英语翻译具有一定指导作用。他指出,“忠实”原则是指“正确地将原文语言的信息用译文语言表达出来, 要求信息内涵上相等”;“准确”原则是指“译者在将原文语言内容转换到译文语言内容的过程中选词准确, 做到概念表达确切,物与名所指正确,数码与单位精确”;“统一”原则是指“在汉英翻译过程中译名、概念、术语应始终保持统一,不允许将同一概念或术语随意变换译名。”然而我国金融英语翻译的现状还不尽人意, 主要是由于目前对金融英语翻译方面的科学研究还比较分散; 其次,大量的翻译研究者钟情于文学翻译及其理论研究,较少有人涉足适合金融英语翻译的独特原则的探讨; 再加上在金融翻译实践中, 许多译者由于缺乏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 及对金融翻译的策略、技巧掌握不够, 导致在金融翻译中出现很多错误。博大精深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对于翻译研究有着重大意义。本文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域理论(register theory)视角入手,拟从三大情景因素语场、语旨和语式的角度解析在金融英语翻译中应遵循的对等原则,其内涵应该是寻求原文与译文在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上的对等,并以翻译2010年7月IMF对美国的金融系统稳定评估(FSSA)报告为例来阐述对等原则的实际应用。目前,IMF和世界银行正在对我国开展FSAP评估,并将在评估结束后向全世界IMF对我国的FSSA报告。准确地翻译美国FSSA报告有助于我国金融监管部门了解IMF评估视角,从而更好地为我国金融监管提供参考依据。

二、语域理论视角下的金融英语翻译

在我国翻译界有史以来存在着众多的翻译理论来指导翻译实践。从支谦提出的“因循本质,不加文饰”的翻译方法,到严复的“信、达、雅”,钱钟书的“化境”论,傅雷的“神似”论,鲁迅体现出的“异化”论等,都为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当然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理论基础上,翻译研究者们也在不断学习和借鉴西方翻译理论。从西赛罗的“作为演说家的翻译”,到多雷的“翻译五原则”,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奈达的“动态对等”,纽马克的“交际翻译法”等。在源远流长、百花齐放的翻译研究进程中,研究者们一直在求索用怎样的翻译理论来指导翻译实践。笔者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关于对等含义的阐述对于金融英语翻译实践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1.系统功能语言学中对等的含义

韩礼德(M.A.K.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应用到翻译领域已有40多年的历史。系统功能学是通过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综合研究而建立起来的, 而且在应用过程中得到检验和完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实践性。我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领军人物黄国文教授指出,国内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在1999至2002年间历经了学术上的研究热潮,其理论兴趣的一大热点就是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用于翻译研究。作为一个体系较为完备的语言学理论,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各分支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良好的理论资源。根据韩礼德的观点, 翻译的过程在本质上是一种语言活动, 对等在本质上不是形式的对等, 而是语境的对等。由于意义系统受制于语言社会文化语境, 因此, 寻求意义的对等实际上是寻求两种语言情境的对等, 也就是寻求两种语言的语篇在相同的语境中功能的对等。胡壮麟是我国较早运用韩礼德语言学理论讨论翻译问题的学者之一。他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关于语言三大元功能的论述对翻译研究的重要概念“对等”的内涵作了深入解析:“翻译一般是寻求原文和译文在意义上的对等。”“翻译应寻求两种语言的语篇在同一整体情景语境中具有相同的意义和相同的功能。”“翻译的对等关系不能只建立在一种意义(通常是概念意义)的基础上; 在寻求两种语言的语篇的概念意义对等的同时, 还必须寻求两种语言的语篇在表达讲话者的态度、动机、判断、角色等人际意义, 以及在表达媒介、渠道、修辞方式等语篇意义的对等。在一般情况下,好的译文需在这三种意义上都与原文对等。” 因此,笔者认为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角度可以获知在金融英语翻译中为了达到真正的对等,译者不能仅仅满足于原文与译文在形式上的对等,而是应寻求语篇在不同语境下的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的真正对等。金融英语的译者应考虑到语言的本质特征和语言的语境功能,才能使译入语读者接受到和原语文本对等的含义。

2.从语域理论看金融英语的语域特征

尽管已有不少学者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来分析翻译现象,然而,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来分析金融英语翻译的研究还有待深入。金融英语翻译涉及众多行业, 贯穿金融活动的各个环节, 其语言词汇丰富多变,句法格式简练严密。笔者认为,正确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域理论来指导金融英语翻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金融英语翻译时,对于翻译金融业务信函、金融报告、国际金融准则和金融监管法规等常见应用文体时, 译者应该知道在译文中如何找到符合目的语的规范译法,并依据语言活动所要完成的任务来完成翻译任务,寻求语境对等而不是简单的形式对等。根据语域理论, 决定语言特征的三大情景因素是: 语场(field) 即话语范围, 语旨(tenor) 即话语人关系和语式(mode) 即话语方式。语境的这三个因素中任何一项改变, 都会引起所交流意义的变化, 从而引起语言的变异, 产生不同类型的语域。语域理论强调语言发生的环境,即语境的作用, 认为语言总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发生, 并在一定的语境中得以理解和解释。就金融英语而言,语场指的是金融交际活动中的具体内容和主题;语旨指的是参与金融活动双方为了达到共同期望值而表现出的各种关系;语式指的是金融活动中各种应用文体所采取的语言方式和语篇风格。语域理论兼顾了语言内部的纯语言功能和语言的社会功能,这正是翻译所追求的对等意义所在,对于我们分析金融英语翻译也起着指导作用。

三、金融英语翻译中对等原则的体现

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语言功能归纳总结为三大元功能,即概念功能、交际功能及语篇功能。在金融英语翻译过程中,译者应从分析金融英语的语域特征出发,从语场、语旨和语式三个情景因素来把握原语文本的含义, 准确地表达原文作者所传达的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这正是我们在翻译中所追求的“对等原则”的真正内涵。

1.语场因素中概念意义的对等

语言元功能之一的概念功能(包括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是语言对于存在于主客观世界的过程和事物的反映, 以及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语场决定的是话语范围。在金融英语翻译中,译者的任务就是让译文读者从翻译中体会到原文语言的宗旨,最大限度地获得寻求与原文概念意义上的对等。译者必须充分了解金融英语语场中词汇的特殊性,选择与其概念意义对等的表达。由于金融活动的范围很广,涉及银行、证券和保险等多个领域,而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专业词汇,因而,金融英语语场的多题材性决定了其在词汇上的特殊性。金融英语的专业词汇都有其特定的、精确的含义。如 macro-prudential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宏观审慎监管),foreign exchange market(外汇市场),Letter of Guarantee(银行保函),force majeure(不可抗力)等等。金融英语的语言表达形式和词汇与金融专业知识密切相关,它承载着金融理论和金融实践等方面的重要信息。笔者试通过FSSA报告中的例子来分析概念意义的对等:

在普通英语中无法查找到“nonperforming”和“arbitrage”两个词语。我们来看在美国FSSA报告中有关nonperforming 和 arbitrage 的用法:

例1:Bank balance sheets remain fragile and capital buffers may still be inadequate in the face of further increases in nonperforming loans.

误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仍然脆弱,面对进一步增加的未履行贷款,资本的缓冲能力可能仍旧不足。

例2:Every effort should be taken to coordinate these efforts internationally,to ensure they encourage a “race to the top” rather than inconsistent approaches that could widen the scope for regulatory arbitrage.

误译:应尽力协调各国,以保证它们鼓励“冲顶赛跑”而不是采取不一致的监管措施,以防止扩大监管货币套利的范围。

在上述两例的翻译中,译者只做到了词义的字面意义对等,并没有寻求nonperforming和arbitrage一词在此金融英语中的真正含义。实际上,译者要正确翻译nonperforming就必须了解金融英语中关于银行贷款等方面的的术语。在金融英语中,nonperforming一词一般与loans或assets等词连用,意思是“不良的”,而不是我们根据词根含义而杜撰出的“未履行的”或“表现不好的”等意思。因此,例1中“nonperforming loans”应译为“不良贷款”。

例2中的arbitrage一词,在普通英语中很难查到,该词在金融英语中主要是指通过同时买卖

证券或者货币,从中赚取利差的行为,一般翻译成“套利”。在此处,该词的意思为,利用各国金融监管的宽严不同,资金从监管严格的国家流向监管相对宽松的国家,从而可以在监管教宽松国家获取更多利润的行为。因此,可以直接将regulation arbitrage翻译成“监管套利”,而不能误译成“监管货币套利”。由此可见,译者必须具有金融方面专业知识的概念意义,才能运用自身的经验积累,准确无误的传达源语信息。

2.语旨因素中人际意义的对等

人际功能是表达作者看法、态度、评价以及他与读者和听话者的社会角色关系和交流角色关系。语旨决定的是话语关系,即金融双方的关系是正式关系或其他合作关系。任何参与金融活动的人在交际时都要自觉地和有意识地构造自己的语言, 探求适当的词句, 寻找最富有表现力的句式和词序来传递信息和表达感情。而由于金融各方社会地位和关系不同, 交流的态度、目的以及方式不同, 都直接影响到句型和语气。所以,译者应从金融英语语旨的正式性目的出发,准确定位作者与受众的关系,寻求人际意义对等,准确表达作者的角度和态度。笔者以美国FSSA报告的例子来分析:

Given the severity of the crisis and the many weaknesses revealed, bolder action could have been envisaged―but the priority now is to ensur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Strengthen micro-prudential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and establish clear macro-prudential responsibilities…

误译:既然危机的严重性和金融体系的许多弱点已经暴露,已经考虑到要采取更为大胆的行为,但目前应该做的是确保有效推进以下内容:加强微观审慎监管和建立宏观审慎职责……

这个例子充分体现了报告作者(IMF评估团)与报告接受者(美国金融体系监管者)之间的关系,即IMF评估团是以客观第三方的身份表达对如何加强美国金融体系的建议。在翻译时,译者应充分理解双方关系和说话人的语旨所在,将其体现在翻译的内容之中。比如,原文使用“Given” 表条件或假设,实际上是用了一种非常客观的描述方法,没有直接断定“危机的严重性和金融体系的许多弱点”是既成事实,而是一种评估和推断,译者翻译时,应该从IMF视角出发,将“Given” 一词处理成“假定”更恰当。又如从IMF作为评估第三方的说话关系出发,译者应将“the priority now is to……”翻译成“目前可以做的是……”表建议的句式,而避免用“目前应该做的是……”等命令句型,这样才能让该报告的其他读者准确把握该报告作者的第三方建议视角, 从而正确把握翻译的目的及双方关系。实际上,IMF对美国金融监管部门不具有直接领导权,就不可能发号施令。另外,“bolder action could have been envisaged”是典型的金融英语常见被动句式。而在翻译成汉语时,译者可以考虑到接受读者的语言习惯,改译成主动句,如“美国已设想采取更大胆的行为。”通过对原文语旨的正确把握,译者才能创造出与原文对等的译文,使译入语读者达到与原文作者之间真正的交流。

3.语式因素中语篇意义的对等

语篇功能指的是将上述两种功能组织成语篇的功能,“语篇功能是讲话者的语篇构成潜势;它使语言相互关联……语篇功能表示语言与语境的关系,包括言语环境……”。只有通过语篇功能,篇章的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才能表现出来。语篇的概念功能是由小句的及物性和语态等来体现的, 语篇的人际功能是由语气、情态和语调三个语义系统来体现的, 而语篇功能则是由主位系统、信息结构和衔接来体现的。 译者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词与词、句与句的简单对等而应该上升到语篇的对等。译者应从语式因素考虑,追求总体语篇风格和文体风格的一致。金融英语篇章结构庄重严谨, 简练明确,专业色彩深厚。就金融英语翻译而言,译者应该选择相应的语篇表达方式,行文格式应地道得体、精确简练,符合金融文体风格,让目的语读者能一目了然这是金融文体。笔者将通过FSSA报告中的一段来来解析语篇意义对等的含义:

The costs of the crisis have been massive, in terms of job and output losses, a significant deterioration in public debt, and enormously damaging spillover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Helpfully, the U.S. policy response was bold and aggressive and has helped restore stability. As a result, most emergency liquidity and guarantee facilities have been wound down, and significant legislative steps are being taken to strengthen the supervisory and regulatory system.

译者在理解这样一段金融英语语篇时,要从语式的角度考虑到翻译的目的以及译文所要达到的效果。IMF在这段评估中,首先指出了美国为危机付出的代价的几个方面。在第二个层意思上,通过相应连接词的使用,肯定了美国做出的成绩。最后一个层面的意义指明美国努力的良好结果,并进一步说明了其正在采取的措施。整个语篇句子环环相扣,层次分明,内在逻辑关联性极强。这一系列准确严密的表达充分表明了IMF的FSSA报告具有官方性,语言严谨,逻辑性强的语篇特征。IMF在这段文字的第一句话“in terms of”后使用了几个并列结构来表示危机的代价的几个方面,也是对美国金融现状的客观评述。因此,译者在译成汉语时,也要尽量做到与原文在并列结构上的一致。译者在处理“job and output losses”时可以使用增词的技巧,才能达到和后面两个结构在表达上的并列。在语篇衔接上,原文使用了“helpfully”和“as a result”等表示转折、因果和递进等连接词,使整个语篇层次分明。而且,被动句式的使用也使得原文显得客观公正,不涉及人为因素。译者在翻译时,应把握好以上几方面因素,从选择恰当的话语方式出发,力求译文在语篇意义上与原文的对等,可翻译如下:

从就业的降低和产出的下降、公共债务的极度恶化、以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损失溢出效应来看,危机的代价是不可估量的。幸运的是,美国所采取的政策是大胆而积极的,并有助于恢复稳定性。正因为如此,大部分的紧急的流动性和担保措施已逐渐减少,而现在美国正采取重要的立法措施以加强监管体系。

从语域理论的视角对IMF的FSSA报告的翻译例子分析可以看出,译者在金融英语翻译中的任务就是要运用恰当的翻译技巧,从语场、语旨和语式因素考虑,把语言的纯功能和社会功能结合起来,寻求原语与译文在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上的对等。

四、结语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 对于翻译的本质、翻译的标准以及翻译的策略等一系列问题都具有指导意义。金融英语是一项与时俱进的学问, 需要人们根据时展不断进行研究。我们通过语域理论的视角,深入地分析金融英语语域的三个情景变量即语场、语旨、语式, 有利于译者更好地实现译文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的对等。对于金融英语翻译的研究任重道远,需要更多的翻译工作者不断的寻求更好的翻译策略,提高金融英语翻译的总体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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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概念范文第15篇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监管边界 金融消费者

一、互联网金融中市场主体的变化决定了监管边界的变化

（一）互联网金融扩张了投资者概念的范畴

由于互联网特有的广泛性和传播性，先募集资金后对接项目，容易形成资金池，甚至为支付前期贷款利息而采用的庞氏骗局，通过众多的互联网金融投资者的扩散，影响社会稳定，同时风险的链条式传染，会传导到正规金融体系，诱发系统性风险。例如P2P网贷平台的出借人多为普通自然人，容易被平台宣称的高收益所吸引，购买了与自身风险识别能力和承受能力不匹配的产品，其准确理解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难度较大，[1]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就更为普遍了。

因此，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可得性较强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原本相对独立的证券投资者、保险投保人、银行存款人等身份逐渐模糊、趋于融合，且随着投资门槛的降低，投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应下降，在购买金融产品中面临的投资风险更高。加之普通投资者人数的放大，个体利益损失时的救济能力明显不足，相比于机构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更处于弱势地位，因而需要将消费者概念在金融领域作一定的延伸和扩张理解，对金融消费者予以监管保护和独立考量。

（二）金融消费者理论的提出决定了监管边界的延伸

传统学说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指因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金融创新使分业经营状态下，原本泾渭分明的银行存款人、股市投资人以及保险投保人等普通金融主体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2]进而产生了外延更为广泛的"金融消费者"概念。[3]但鉴于消费者概念和消费者的权利保护的宗旨是为了平衡社会利益，保障交易双方中的弱势群体，[4]因此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范围不应扩大至非生活层面或者非个体市场行为，否则就违背了市场竞争环境中自由和平等的基本交易规则。[5]

所以，金融消费者理论的提出，扩大了金融监管的目标范畴，延伸了监管边界。虽然金融消费者概念并非发端于互联网金融，但互联网金融在普惠金融和金融可得性方面的贡献，促使大量普通投资者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提高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我国而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的直接冲击不大，金融消费者的直接损失并不明显，故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动力相比于其他国家稍显不足，但是2010年左右开启的互联网金融时代，则再次强化了金融消费者概念的重要性和拓展金融监管边界的必要性。

二、克服传统法律规制弊端的解决路径

（一）金融法保护的滞后

首先，在分业经营的格局下，金融法同样表现为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的分立，且基本以金融组织法和金融行为法作为法律文本的主要构成部分，金融公法的成分与色彩更为浓重，掩盖了金融私法和金融交易的本质特征，无法适应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复合性，特别是对于不在交易场所公开交易的非标类产品，往往成为监管的阴影区域。

其次，金融行业主导下的金融立法，缺乏包括金融消费者在内的市场主体的充分博弈，过多强调了金融行业的整体利益，维护金融系统稳定，保障金融安全的代价往往是由包括金融消费者在内的投资者承担损失或消化风险，无法完整地反映包括金融消费者在内的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平衡。

再次，由于金融法分业监管和分业立法导致规则的不一致，容易形成制度的套利空间。例如合格投资者规则在公司、合伙企业、私募投资基金、信托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中并不统一，在投资者数量上，采取有限合伙企业形式的私募基金投资者人数不超过50人；采取有限公司形式的私募基金投资者人数不超过50人；采取股份公司形式的私募基金投资者人数不超过200人；采用信托形式的非公开募集基金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200人。人数上的差异使得采取不同组织形式可以调整投资者数量限制。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不适应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其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因为强调"消费需要"作为是否符合"消费者"身份的构成要件和判断依据，导致金融投资者被排除在消费者保护法的理论范畴之外。但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其编写的《全国消协组织投诉调解案例选编》（内部资料）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案例精选集》[6]中收录金融保险方面的投诉案件共计17宗，其中保险投诉案例为11宗，由此推断，消费者协会将调解保险投诉案件视作协会的固有职能，投保行为属于生活消费范畴。

另外，由于我国行政机关处于"条块分割"的局面，金融法由一行三会作为金融监管机构来执行，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由国家工商总局负责实施，中国消费者协会及各地消费者协会分别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归口管理或者代为管理。[7]工商局只能针对金融机构设立登记等事项行使行政职能，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则往往难以直接依法行权，亦造成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尴尬，即便将金融消费者纳入该法保护对象范畴，由于执法主体的局限，亦无法实际实现对金融市场中的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三、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界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对象是消费者，属于典型的经济法范畴，若考虑经济法的功能之一是维护市场健康运行，平衡市场与行政监管之间的平衡与良性互动，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实现可持续发展，则可以将金融消费者纳入经济法的保护对象范畴，以彰显法律职能。在我国，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中首次使用"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是银监会于2006年12月颁布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此后，在一行三会层面相继成立了消费者保护局。

（一）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提出与差异化立法

随着金融业务的复合与重叠，以及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覆盖面越来越广泛，这些投资者已经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证券投资者、保险投保人和银行存款人的概念，形成获得特定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人群，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性质也逐渐向生活性商品和服务过渡。因此，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提出不仅扩展了消费者含义的外延，而且也拓展了金融机构经营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性质。

英国在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Financial Service and Market Act，简称FSMA）中首次使用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8]排除了因贸易、商业、职业目的而接受金融服务自然人。此外，还在两个方面做了新规定，其一是金融监管的目标之一界定为"确保对消费者利益保护的适当水平"。其二"投资商品"覆盖领域扩大到存款、保险、集合投资计划单位、期权、期货以及预付款等。在界定金融消费者概念时，英国将其区分为两类投资者：专业消费者（Professional Consumer）和非专业消费者。2010年4月成立消费者金融教育局（CFEB），并于从同年7月开始颁布了《金融服务法案2010》，规定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和对金融机构行为的约束。

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中把"金融消费者"定义为："主要为个人、家庭成员或家务目的而从金融机构得到金融商品或服务的个体。"而在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中，则将保护金融消费者作为重要的立法目标之一，法案要求在联邦储备委员会下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以保障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时能够获取全面、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防止在住房贷款、信用卡消费等金融产品购买环节出现欺诈，以防范金融机构提品和服务时侵害消费者权益。其中，消费者包括"个人或人、受托人或代表行使的个人代表"，而金融产品或服务则包括"主要为了个人、家庭成员或家用目的而获得的金融机构提供的任何金融产品或者服务，但不包括保险业务与电子渠道服务"。此时，该法案对于金融消费者尚局限于信用卡、储蓄、房贷等金融消费领域。而对于投资高风险金融产品的个人投资者则被列入投资者而非金融消费者保护领域，如投资累计期权产品的投资者。[9]

日本从1996年始效仿英国开展金融"大爆炸"改革，但由于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金融产品不断地规避法律框架，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故而在2000年《金融商品销售法》和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中均规范了金融机构在销售金融产品时的劝诱和宣传方式。在《金融商品销售法》中，"金融消费者"被定义为界定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金融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10]总结出来，金融消费者包含两个要件：，所有金融行业的消费者，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金融商品和交易法》中，由于日本用统一监管取代了之前的分业监管，故而"金融产品"的概念拓展到有价证券、货币、外汇、金融衍生商品以及富有投资特点的金融产品，如外币存款及衍生存款、以外币计价的保险、变额保险和年金和商品期货等。[11]

而2011年台湾地区颁布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第三条规定："本法所定金融服务业，包括银行业、证券业、期货业、保险业、电子票证业及其他经主管机关公告之金融服务业。" 第四条："本法所称金融消费者，指接受金融服务业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者，但不包括下列对象：专业投资机构和符合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所以，将三、四两个条款综合分析，台湾地区界定的金融消费者主要指"接受银行业、证券业、期货业、保险业、电子票证业及其他金融服务业提供的金融商品或服务的人，但专业投资者以及有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的自然人和法人除外。"[12]

从理论界来看，学者们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诠释主要集中在"与金融机构建立金融服务合同关系并接受金融服务"、"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因生活需求购买或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自然人"这些核心概念上。也有学者从个人的金融需求角度对金融消费者的内涵作进一步的界定--"个人的金融需求包括支付结算需求、信用需求和金融资产运用需求，因此，办理银行存贷款、购买保险合同、投资股票债券、申请信用卡等诸多满足个人金融需求的主体都是金融消费者。"[13]

（二）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权利保护的延伸解读

互联网金融时代，金融交易在交易标的、交易内容、交易方式等方面颠覆了传统金融交易模式，因而互联网金融消费的特殊性决定了引入金融消费者保护理念的必要性。

第一是交易内容的信息化。互联网金融交易中，大量采用了高度的专业性、技术性和复杂性信息组合，在信息的解读能力和风险的识别能力方面不足，会导致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相比于普通消费者更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局面。

第二是交易标的的无形化。互联网金融交易中，不仅区别于普通商品服务交易的有形动产或无形服务，而且也不同于金融交易中的凭证单据，消费者无法从网络中获得产品或服务的直观感知，消费者在交易决策中严重依赖于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信息披露。

第三是交易方式的电子化。互联网技术在金融交易中的广泛适用，导致大量资金划拨依赖于电子结算机制，在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金融交易渠道的同时，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也加大了互联网技术风险。

第四是交易文本的格式化。由于互联网金融的交易基本通过网络平台来完成，故而作为投资方的金融消费者无法与融资方进行沟通，在文本选择和条款修订方面获得机会。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不仅要承受普通格式合同的合同风险，而且因信息不对称加重了风险承担。[14]

第五是互联网营销方式的高度劝诱性。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销售，往往会通过特定的网页设计、点击程序安排，诱发消费者的激情消费。譬如正常浏览新闻或社交网络页面时，通过弹窗设计，吸引注意力，同时对高收益进行显目宣传，忽略或者需要通过多次点击方能获悉该产品或服务的全部信息及风险提示。

如上所述，互联网金融的特殊性决定了应当把包括互联网金融在内的投资行为界定为消费行为，适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则。对于传统金融产品，由于监管机构设置了投资者适当性规则，需要满足合格投资者条件，方能进入市场进行投资。但互联网金融所面对的客户群体则缺乏投资门槛限制，目前也不作投资者适格性的限制，故而可以通过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来弥补目前投资者适格性规则的欠缺。

在互联网金融加剧混业经营情况下，将来监管应当统合监管，而不仅仅是对互联网金融经营者进行监管。立法必须突破权力主导和机构监管的传统思维。防止行政权力在中间的滥用，而是要以权利保障作为互联网金融立法与监管的基本宗旨。在互联网金融时代，用户至上、权利本位的精神应该成为将来立法的指导思想，金融监管者的主要任务是平衡互联网金融经营者和金融消费者的权利与义务，只有这样，互联网金融才能真正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身份的界定

金融消费者身份的界定主要考虑两大要素：其一，是否考察消费者的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及财产状况？其二，是否引入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风险识别与评级以区分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以下详述：

第一，高风险或专业性金融产品或服务对投资者的适当性要求较高，包括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和财产状况均设置最低门槛。所以，根据风险程度所区分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可以视作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之间的界定标准。

第二，经济学中投资[15]与消费[16]是相互排斥的两个概念，区别在于投资属于高风险行为，投资财产既有增值的可能性也有减值的可能性，但消费则属于低风险乃至无风险行为。传统观念中，证券市场交易行为属于投资行为，而以个人或家庭身份的存款、保险等行为属于消费行为。[17]但由于传统观念中的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的边界逐渐模糊。现代社会中个人或家庭不仅通过银行存款、购买理财产品、保险产品或接受类似金融服务，还倾向于将资产投资于证券市场以优化家庭资产配置，实现财富增值。[18]因而证券市场投资者出现大众化趋势。此外，传统观念中，投资者直接投资于发行人发行的有价证券，而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投资者和融资方之间的中介机构越来越复杂，并随着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的加入而不断拉伸交易链条，投资者和有价证券发行人，即融资方之间形成投资关系，而投资者与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之间则构成金融服务关系，此时的投资者应当界定为金融消费者。

综上，金融消费者是指与金融机构建立金融服务合同关系，购买金融产品、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其中具有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和财产规模的消费者，由于具备一定的风险识别和风险承担能力，进而购买高风险金融产品或接受高风险金融服务，应当区分为金融投资者，故而金融消费者是总概念，金融投资者成为金融消费者当中的子概念。即便具有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和财产规模的消费者，如果不投资于高风险的金融产品，不接受高风险的金融服务，只购买简单的理财产品甚至银行存款，则依然属于金融消费者序列。由此，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应当采取行为标准和主体标准的双重标准予以明确。

四、监管边界的厘定--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的内涵分析

要实现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必须首先明确消费者在互联网金融领域进行消费活动时的权利内容。

（一）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安全权

互联网金融非常依赖于网络技术，因而信息安全和技术稳定成为保障互联网金融交易的重要条件。消费者安全权是保障其参与互联网金融交易的重要权利，其权利客体主要是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其中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是人身安全的重要内容，而资金安全则是财产安全的重要部分。

互联网金融交易中，大量信息通过网络来传送数据和信息，故而信息安全保障异常重要，一旦发生信息泄露，不仅导致提供信息的消费者受到损失，而且平台信息的泄露会波及该平台的其他消费者利益。譬如第三方网络支付最重要的风险表现在平台资金账户信息安全问题。为防止第三方支付平台企业在消费者信息系统维护方面存在道德风险，银监会于2014年4月17日颁布了10号文《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其"为切实保护商业银行客户信息安全，保障客户资金和银行账户安全，维护客户合法权益"，要求商业银行"做好客户信息安全与保密工作。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开展各项业务，对涉及到的客户金融信息管理，应严格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的规定，严格遵照客户意愿和指令进行支付，不得违法违规泄露。"当然，不只是第三方支付平台，包括P2P、股权众筹等互联网金融机构均在向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也根据消费者提供的年龄、住所、资产规模、收入水平、联系方式，运用大数据分析提取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以便针对性营销。但若该信息因过失泄露而被他人恶意使用，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造成重大损害。

（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知情权

知情权（right to know）通俗而言是"公民对与自己有关的事务或者有兴趣的事务及公共事务有接近和了解的权利"。[19]在金融产品和服务逐渐丰富与专业的同时，交易双方不断失衡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金融消费者容易因误导和欺诈而受损，[20]金融消费者无从知晓其购买的产品或服务的实际运作情况，只能依赖于金融机构在信息披露方面做到真实、准确、完整、客观、全面。[21]具体到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的知情权主要指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时，应当知悉该产品或服务的影响其投资决策的必要信息。目前多数互联网金融平台在营销过程中对于产品和服务的介绍、风险等级的说明、相关法律法规与行业政策风险等不同程度地出现不完全披露。同时，现行金融法规缺乏对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具体规定，且由于政出多门，各类相似金融产品的披露标准和程度有所差异，为经营者提供了政策套利的空间。

（三）互联网金融消费者选择权

与前述权利相似，金融消费者选择权是消费者法定的自主选择权在互联网金融交易中的延伸与复制。选择权的核心内涵包括两点，其一是自主判断自主决策，其二是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其中，自主判断自主决策要求能够保证主观上的自愿和客观上的自由。金融消费者选择权的法理依据是金融消费者的对投资资金的所有权和金融交易的平等权。孔令学根据金融牌照制度，将金融机构业务分为准行政性业务、准垄断性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并区分对应不同内涵的自主选择权。[22]互联网金融多属于竞争性业务，牌照特征并不明显。消费者在购买互联网金融产品或接受其服务时，常见的三种减损其自主选择权的条款分别是金融机构免责或限制其自身责任的条款、金融机构单方收费条款和金融机构对于合同有争议的模糊地带拥有终局解释权的条款。

所谓的"自主选择"在互联网金融语境下的含义即包括三个层面：其一是金融消费者有权自主决定是否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金融机构或第三方不得强迫其进行金融消费；其二是金融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交易对手和交易平台，不受限制；其三是金融消费者有权与交易对手自主约定争议解决方案。通过这三个维度的"自主选择"能够确保互联网金融交易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

注释：

[1]干云峰：《互联网金融发展和监管问题研究》，载《上海商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2]于春敏：《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3]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Part I. 5（3）.

[4]孙颖：《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5]马建威：《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以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为背景》，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6期。

[6]中国消费者协会编：《保护消费者权益案例精选集》，中国工商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178页。

[7]叶林：《金融消费者的独特内涵--法律和政策的多重选择》，载《河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8]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Part I. 5（3）

[9]参见黎金荣：《后危机时代"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与立法建议》，载《财政与金融》2012年第2期。

[10]参见张天奎：《英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评析》，载《商业时代》2010年第8期。

[11]参见刘迎霜：《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路径探析--兼论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中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借鉴》，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3期。

[12]杜晶：《"金融消费者"的界定及其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13]何颖：《金融消费者刍议》，载《金融法苑》2008年总第75期。

[14]李健男：《金融消费者法律界定新论--以中国金融消费者特别保护机制的构建为视角》，载《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15]投资是指牺牲或放弃现在可用于消费的价值以获取未来更大价值的一种经济活动。

[16]消费则指换取社会产品来满足现实需要的行为。

[17]何颖：《金融消费者刍议》，载《金融法苑》2008年总第75期。

[18]杜晶：《"金融消费者"的界定及其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19]熊玉梅：《论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以美国CFPA法案为视角》，载《金融与法律》2010年第3期。

[20]楼建波、刘燕：《情势变更原则对金融衍生品交易法律基础的冲击--以韩国法院对KIKO合约纠纷案的裁决为例》，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5期。

[21]全面性是指金融机构应当就金融商品或金融服务的特点向金融消费者进行全方位的介绍，不能只介绍有利信息而不介绍不利信息；客观性是指金融机构在对金融商品或者金融服务进行宣传、介绍时，要实事求是，不得作虚假宣传或进行虚假陈述&及时性是指金融机构应该在合理的时间内进行信息披露，使金融消费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把握时机并及时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决策，否则可能会导致金融消费者投资的预期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