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化交流范文
汉代文化交流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民族文化交流；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021-02
元朝中后期是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第一高潮，而到了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再次出现了高潮，不仅作者人数达到了百人以上，作品数量更是惊人，仅法式善一人就有七千多首诗编入《存素唐诗集》，旺都特那木济勒也有四部诗集，诗作三千多首，且在艺术表现力及思想内涵上更可与当时的汉族作家相提并论，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第二次高潮。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如此之兴盛不仅有文学自身不断发展的原因，还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有密切关系。
首先，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在元、明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元、明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发展和延续。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因政治需要以及各民族间的交往的客观需求才出现了众多用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元一代有40多名蒙古族汉文作家，元朝初期蒙古族作家的汉语创作数量不多，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还处在摸索阶段，操用汉语还不够娴熟，思想内容与风格上与远古蒙古文创作一脉相承。到了元朝中后期，随着蒙古族与中原交往的频密，文化交流程度的加深，操用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越来越多，体裁也越来越广泛，不仅有诗歌、赋、散曲，还有戏曲，如元朝中后期杰出的诗人秦不华诗集《元诗选》收入的24首诗，不仅题材内容丰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多采用了汉文典故等，已经逐步成熟化。对此，顾嗣立在《寒厅诗话》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元末明初蒙古族戏剧家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为吴承恩百回小说《西游记》提供了成熟的蓝本。元朝的蒙古族汉文创作为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文化基础，提供了可借鉴的写作经验。元朝灭亡后蒙古族统治者虽退居漠北，但还有相当一部分蒙古族文人留在了中原，有的入仕明朝。萨囊彻辰《蒙古源流》（《额尔德尼-因拖卜赤》）记载：“蒙古四十f户只有六万户离开中原，三十六万户则被截留在了中原。”①这一记录与《黄金史纲》里的记录基本一致。滞留于中原的蒙古族有的作为战俘被迫留下，有的因明朝的怀柔政策留在了中原。滞留于中原的人中不仅有战俘、平民，还有很大部分为蒙古贵族、士族文人等。据顾炎武《日知录》记载，明永乐宣德年间归附明廷的蒙古官员不下万余，留居京师者，已占畿民三分之一。明统治者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角度出发，对不同阶层的蒙古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于一般的军民采取了编入军籍或户籍，驻防或者屯田；对于有文化的蒙古族让他们当文官或者翻译家。如此一来，蒙汉民族的文化交流也不比元朝时期差，但明朝蒙古族作家尚不到10人。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明朝时期，北元和明朝廷对立，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蒙汉经济、文化交流；其二，明朝廷对于蒙古族采取了强制同化政策，强制蒙古族运用汉语，取汉姓名，不允许同族通婚等政策，使得一些蒙古族隐名埋姓，无法辨别其族源，如哈铭、杨景贤等。现可考的明朝蒙古族汉文作家有乃蛮太阳汗后裔答禄与权，著有《答禄与权文集》十卷，忽必烈后裔苏v有《谷原诗集》等，客观上对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其次，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兴盛的另一大原因是全国的统一和各民族文化的全面融合。努尔哈赤建立清朝结束了分裂局面，全国的大统一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这种大背景下蒙古族汉文作家群体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从明代尚不足10人发展成到100多人，且在语言及艺术表现力上更加精炼成熟，思想内涵更加的深刻，在许多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明末满族在东北崛起后在东北的蒙古部落率先归附清廷，接着其他蒙古部落也先后入清。因满蒙联姻，满蒙文化认同感及帮助满族入关有功等缘故，满族较为信任蒙古族，蒙古族在满朝廷担当着辅国大臣的角色，这样一来，蒙古贵族就可以参与政治，到全国各地任职且能融入到各民族人民生产生活中，在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促进了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发展。清前中期，虽然清朝廷明令禁止蒙古族学习汉语、取汉名、蒙汉联姻，但也没能阻止大统一大背景下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融合。清代蒙汉文化交流有以下几个渠道。
第一，地域上的大融合促进了蒙汉文化交流。蒙古八旗散驻全国各地，并屡有迁徙，有的久居汉地，潜移默化中学习并运用汉语，在风俗习惯上也逐渐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清中后期清廷实行移民实边政策，派大批汉族到蒙古地区开垦屯田，蒙汉长期杂居，促进了蒙汉文化的交流，为蒙古族作家用汉语创作提供了客观的基础。
第二，学校教育及科举考试促进了蒙汉文化交流。清廷非常重视学校教育。“清朝时代，从朝廷到地方有官学、地方学校、私塾、寺庙学校等教育机构，通过考试录取的或者自愿进来的蒙古八旗王公贵族子弟、平民、喇嘛都可以学习蒙、满、汉文”。“顺治元年，为八旗孩子建立了学习满蒙汉的儿童学校”，②这所儿童学校培养了很多满蒙汉兼通的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乾隆时期考入进士的八旗儿童有17人，嘉庆时期考入进士的八旗儿童有69人，这些人当中就有梦麟、法是善、倭仁等杰出的蒙古族汉文作家。这些学校的教课本大多都是汉文化经典书目，这有利于蒙古贵族子弟学习汉文化经典。例如，热河省开办的一所“文庙”的学校，招收卓盟蒙籍学生，在“钦定”九十二部三百七十六函教课书中，仅有一部《元史》是关于蒙族的书，其他皆为汉族经、诗、子、集。③仅据1941年房北楹、杜聊合合编的《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可知，清朝进士中用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就有色冷、牧可登、奈曼、法是善、锡镇、博迪苏、延清、梦麟、博明等46人，其中法式善、延清、梦麟等蒙古族汉文作家都是与当时有名的汉族作家、满文作家并肩的著名作家。清朝的学校教育制度及科举考试都为当时的蒙古族作家学习汉文化、创作汉文诗歌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
第三，清廷委派到全国各地的蒙古族官员和汉族官员为蒙汉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有清一代，蒙古族出仕的人数不计其数，在户部、吏部、工部、刑部及地方官场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也大多数兼有朝廷或地方官员身份。据白・特木尔巴根《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考》记载，75名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中只有15名没有爵职，这75名蒙古族汉文作家均有汉语诗文专集。其中法式善、梦麟、花纱纳等蒙古族汉文作家还在国子监当过祭酒，法式善等人在国子监时恪尽职守，培育人才。法式善曾先后编辑、刊刻了《同馆试律汇钞》二十四卷、补钞五卷，《同馆赋钞》三十二卷，《诗龛声闻集》四十八卷、《成均课士录》若干卷，这些书多为科举应试诗文范例或课艺文章。④除此之外，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和瑛、松筠等人都是边疆大臣，长期来往于边疆和中原，不仅为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做出很大贡献，而且在传播蒙、汉、满文化以及维护多民族关系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和瑛和松筠二人文史兼备，蒙汉兼通。和瑛先后在安徽、四川、陕西、山东等八省区担任过不同的职位，但在和新疆当帮办大臣的时间最为长，有15年。他用汉语创作了《三州纪略》、《赋》、《回疆通志》等，都是了解清代边疆沿革、边疆策略、风土人情的重要文献。他还研究《诗经》，编写了《风雅正音》；研究杜甫，写过《杜律》。这些蒙古族官员到各地任职，有足够的条件接触和学习汉文化，再把汉文化带到故乡，潜移默化地影着身边的蒙古族文人，这也是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兴盛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汉族官员也到蒙古地区任职，带去了优秀的汉文化和先进的农耕技术。张穆就考察东蒙古政治、经济、山川、地理、民族演变、区划沿革后编纂《蒙古游牧记》一书。⑤
由此可见，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兴盛和大统一的社会大背景及多民族文化交流是分不开的。在密切的民族文化交流中，蒙古族官员、文人学习了汉语、汉文化经典，同时还用汉语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流传至今。翻卷细读，这些蒙古族汉文作家有的受唐代诗人孟浩然、王维之影响，如法式善等；有的则学习了汉文诗歌的表现手法，经常用典，如贡桑诺尔布；有的模仿杜甫，如柏；有的学习汉族诗人写作风格，如贡桑诺尔学白豪放风格；有的受儒家思想影响，其在文学创作或文论中阐释儒家思想，如博明。总之，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蒙汉文化交流的具体体现，更是蒙古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要深入地研究这些可贵的文学遗产。
注 释：
{1}萨囊彻辰.蒙古源流[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272.
{2}那木森然.清朝时期蒙古历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民族出版社，1993.376.
{3}⑤席永杰.简谈清代蒙汉文化交流对蒙古族诗歌创作的影响[J].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学报，1988，（3）：73.
{4}荣苏赫.蒙古族文学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参考文献：
〔1〕荣苏赫.蒙古族文学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2〕王叔馨，等.古代蒙古族汉文诗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
〔3〕白・特木尔巴根.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考[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
〔4〕宏伟.蒙古族古代汉文文论研究[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
汉代文化交流范文第2篇
关键词：游牧文化；民族文化交流；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022-03
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指是元朝时期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有一部分蒙古族文人学习汉族文学形式，用汉语创作的作品。蒙古族汉文创作在内容上从多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艺术成就及思想性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它是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文学现象，是蒙汉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结晶，是蒙古族文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想要了解元明清时期的蒙古族文学史的全貌必定离不开研究蒙古族汉文创作，同时也是中国文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于研究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蒙、元时期蒙古族汉文作品由于社会历史等众多原因很多没能留存下来，但从现存的作品和资料我们足以窥见其大体的概貌及产生、发展的轨迹。
一、元朝蒙古族汉文作家队伍的构成及作品的流传
元朝蒙古族汉文作家群体中有帝王，如忽必烈、妥欢帖木儿，也有将相，如伯（丞相）、郝天挺（尚书），也有太子、公主，如爱猷识礼达腊、阿盖，有状元，如秦不华、笃列图、同同，有进士，如察场⑷都剌、月鲁不花、答禄与权，也有普通文人聂镛、朵只等。由于个别作者的族属无从考证，所以对于元朝蒙古族汉文作家的数量向来有争议。云峰“在广泛搜集资料并参阅了诸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情况下，大致可以确定蒙古族汉文作家有33人”（这里所指蒙古族汉文诗人为元朝时期），荣苏的《蒙古族文学史》中有“就现有资料看，留存作品的诗人、作家仍有40余位”的记载。《历代蒙古族著作家考略》中的《元代蒙古族文学家》中收入元代蒙古汉文诗歌作家55人。《元明清以来蒙古族汉文著作家简介》中收入蒙古族汉文诗歌作家20人。由此可见，学者们在元代蒙古族汉文作家的数量和族属问题上的意见并不统一，因时代久远加上文献资料的贫乏，使得统计元代蒙古族汉文作家的族属及数量都有了一定的难度。元朝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体裁很广泛，有诗歌、散曲、杂剧等，而这些作品因元朝刊刻重南轻北，加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的散失，原刻本较为少见，主要散见于自元朝至今的诗歌总集和各类著作中。
录入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古诗集或著作：元.傅习等人所辑《皇元风雅》、元.苏天爵《国朝文类》；明.杨慎《南诏野史》、明.来复《澹游记》、明.叶子奇《草木子》、明.孙原理《元音》、明.偶武孟《乾坤清气集》；清.顾嗣立《元诗选》、清.张豫章《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清.顾奎光《元诗选》。
录入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现当代诗集：《元朝少数民族诗选》《古代蒙古族汉文诗选》《历代少数民诗词曲选》《中国少数民族汉文诗选》《元代蒙古族汉文诗选》（蒙文）《汉蒙合璧蒙古族汉文诗词选》。
有诗集的元代蒙古族汉文作家：秦不华《顾北集》、月鲁不花《芝轩集》、萨都剌《雁门集》《萨天锡诗集》。
二、民族文化交流与元代蒙古汉文创作的产生
首先，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与元代文化政策有关。建立元朝后忽必烈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赢取汉人的支持和拥护，采取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提倡学习汉文，重视学习儒家思想等等，促进了蒙古族学习汉文的速度，在元朝大统一的历史大背景下蒙汉文化前所未有的相互融恰相互影响，由此产生了大批用汉语创作的蒙古族文人。忽必烈早在潜邸时期就在身边招纳了一批汉族人士为幕僚，如刘秉忠、姚枢、许衡、郝经等人。通过他们的互相引荐，吸引了更多的中原人士。他们用儒家思想和历代行之有效的治国之道影响着忽必烈，促使忽必烈采纳他们的计策，以汉法来治理中原。{2}在文化上，忽必烈提倡蒙古子弟学习汉文，甚至建立了国子学来鼓励蒙古子弟学习汉文。国子学以河南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择蒙古子弟使教之，遍学儒家经典史书，培养统治人才，最初仅有侍臣子弟11人入学。1287年又扩大规模，招生百人，期中10人为蒙古生，1304年起更实施国子学考试法，合格者即可任官，对蒙古官宦子弟学习汉文化有很大的激励作用。{3}这些蒙古子弟在学校学习汉语和汉文化的过程中被汉文化熏染，逐渐模仿和学习汉族文学经典，开始用汉语创作作品。
其次，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与元代各民族地域上的融合有关。元朝前所未有的大统一格局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交流融合，使祖祖辈辈信奉游牧文化的蒙古族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接受了先进的农耕文化。忽必烈接纳汉学儒生刘秉忠等人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和措施，他还命令大司农司搜集古今农事资料，编辑成《农桑辑要》一书，昭告天下，命各地官员大力宣传和推广。入主中原以后，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宣传，蒙古族民众逐渐接受了农耕生产方式，并在学习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中和汉族民众的接触日渐密切，地域的大融合使得蒙汉民众的语言、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为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提供了必然的可能性和坚实的基础，尤其到了元代中后期，有些蒙古族移居中原数代，从小研习汉语，被汉文化熏陶，汉语俨然成了第一思维语言，用汉语创作作品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此外，汉族民众也成群结队地移居少数民族居住的偏远地区，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方式的同时，与边远地区的蒙古民众交流互动过程中在文化和语言上影响着他们，使之汉语、汉文化在地域上有了空前的扩张，促进了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
其三，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与蒙古民族开放、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有关。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建立蒙古帝国时蒙古民族就有诸多部落，如乞颜部、秦赤乌部、篾儿乞部、翁吉剌、乃蛮、塔塔尔等等，这些部落在风俗习惯、宗教、文化、语言上都有较大的差别，但成吉思汗吞并其他部落建立蒙古汗国后，各部落的不同文化融合形成了新的蒙古文化，使之新形成的蒙古文化具有了兼容并蓄、开放吸收的特征。之后，成吉思汗南征、北伐、东进、西略，席卷欧亚大陆后更是吸收了西方和中原两大先进文化，促使蒙古民族具有了开放吸收的文化传统，所以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迅速吸收了中原先进文化，促进了蒙古族汉文创作的进程。
三、民族文化交流与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发展
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按照内容和鲜明的艺术特征，以公元1311年（元仁宗）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元朝初期，这时期的蒙古族汉文作家主要以忽必烈、伯、郝天廷等帝王将相为代表。究其原因有二，一为与汉民族交流的政治需要，政权者需要迅速掌握汉语，故督促其自身学习汉语，运用汉语。二为当时的蒙古族贵族子弟有学习汉语、接触汉学经典的良好环境，如国子学等教育机构。正如萧启庆在《蒙元史新研》中所说：“蒙古高门子弟学习汉学需要之迫切及环境之优越绝非下层子弟所比拟。”元朝前期的蒙古族汉文创作主要描写蒙古军队的赫赫声威、踌躇满志的豪迈情怀及蒙古军队入主中原时的所见所闻。从艺术特征看这些诗歌虽然在形式上学习了汉诗，但其风格和内容上却具有浓郁的草原气息。例如：伯的《奉旨收江南》《鞭》《克李家市新城》《过梅玲冈留题》中的“马”“马鞍”“马镫”“马鞭”等意象都与蒙古族草原生活息息相关，此外还有“皇天”等与蒙古民族信仰有关的意象，风格上也以粗犷豪迈为主。“这些诗歌与蒙古族远古民歌、英雄史诗一脉相承”。④
第二阶段为元朝中后期，这时期的蒙古族汉文作家以秦不华、萨都剌、童童、阿鲁威等人为代表，这时期以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明显增多，题材内容不断扩大，艺术表现手法更加的丰富，作家运用汉语更加的娴熟。公元1313年元朝恢复了科举制度，元朝科举考试中第一场中蒙古人、色目人主要考《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学经典，这为蒙古族作家及知识分子学习汉文化经典提供了有力的条件，不少蒙古族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及第，任各地要职。《元史》本传中记载：“月鲁不花，字彦明，蒙古孙都思氏……因受业于韩姓先生，为文下笔立就，灿然成章。就试江浙乡围，中其选，居右榜第一……遂登元统元年进士第。”⑤如秦不华1320年廷试右榜第一，初官集贤修撰，转秘书监著作郎、监察御史、礼部尚书、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等职。⑥此外，元朝为了学习先进的农耕文化和政治经验刊刻和翻译了很多儒学经典，使蒙古文人士子有机会接触到了汉民族的经典著作，随着蒙古族入主中原时间的推移，蒙汉民众不断交流，文化不断融合，出现了很多精通汉文化，熟练运用汉语，且操用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这时期的蒙古族汉文创作主要以揭露官场黑暗、同情人民疾苦、描绘山水田园、怀古、题画、唱和为题材，此外还有宫词和竹枝词等。
从艺术特征上看元朝前期和中后期的蒙古族汉文创作在风格、表现手法和字句的运用上有很大的不同。元前期因蒙古族刚刚入主中原，对汉语并不十分娴熟，对汉文典籍也并不熟知，故在创作语言上以通俗易懂、直抒铺叙为主。伯《过梅岭冈留题》：“马首经从庾岭回，王师到处即平夷。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这首七绝是伯带蒙古大兵北归途中所写，全诗以极其朴实的语言描述了凯旋战士的得胜心情，同时还表达了作者廉洁自律的态度。郝天挺《寄李道复平章》：“圣主尊贤辅，明时仗老臣。策勋分二陕，锡土列三秦。边缴风尘息，乾坤雨露均。遥指黄阁下，得句更清新。”这首五律用直叙的方法，赞颂了同朝大臣李道复的辅国功勋。艺术表现方面，前期风格上与远古蒙古族文学一脉相承，直抒胸臆，磅礴有力，雄浑豪迈，不讲究格律和用典。伯《奉使收江南》：“剑指青山山欲绝，马饮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当代著名元诗研究者杨镰评价伯的这首诗时说：“作为一首诗，它更像是用蒙古文字写出来再翻译成汉语的。”
由此可见，元朝前期的蒙古族汉文创作尚在摸索和探寻阶段，而到了元朝中后期因很多蒙古族汉文作家出生在江南，长期定居于中原，与汉族作者交往甚密，汉语水平大大提高，能够娴熟的运用汉语进行创作的同时还对汉族经典古籍深有研究。秦不华诗歌大量引用了《诗经》《楚辞》《过秦论》《长歌行》《河东赋》等众多汉文典籍；阿鲁威学习屈原的九歌创作了“湘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等多篇楚辞体诗歌。元朝中后期蒙古族汉文作家虽然在诗歌形式、语言、表现方法等方面学习了汉族文人，但在思想内容上遵从了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想法，他们的学习已不是简单的模仿和再现。秦不华学习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创作了《衡门有余乐》，虽然在形式和风格上学习了陶诗，但其思想内涵却是有所不同的。陶诗是写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当官，厌恶官场而隐居田园，恬淡中悠然自得，而秦不华的诗是写在宫廷政治斗争中不愿向权贵低头而隐居山林，清贫中却有怨气。中后期作家还大量运用了中原诗歌意象，如浮舫、烟村、丝纶、龙、凤、野鹤、蒲田等等，这些意象和元朝前期作品中的马、马镫、马鞍、皇天等形成鲜明的对比，从侧面反映了元朝前期和中后期创作的演变过程，也反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蒙汉文化交流的逐渐深入。
元朝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和发展及元朝中后期创作群体的壮大与元朝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蒙汉文化、文学深入交流密不可分。蒙古族作家的汉文创作是蒙汉文化、文学交流、互相影响的结晶，是研究蒙汉文学关系史、蒙汉文化关系史的珍贵资料。
注 释：
{1}荣苏赫.蒙古族文学史（第一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627.
{2}李硕.元朝.时代文艺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2011. 46.
{3}宋濂，等.元史、选举制（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2029-2030.
{6}云峰.元代蒙汉文学关系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86.
{4}毕兆明.从民族文化融合视域看元代蒙古族汉文诗创作的演变.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3，（6）.
{5}宋濂，等.元史（卷一百四十五）.列传第三十二，月鲁不花本传.中华书局，1976.3423-3426.
参考文献：
〔1〕宏伟.蒙古族汉文文论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
〔2〕特木尔巴根.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考.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
〔3〕云峰.元代蒙古族汉文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
〔4〕王叔馨，等.元朝少数民族诗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5〕王叔馨，孙王溱.古代蒙古族汉文诗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
〔6〕庄兴华.历代少数民诗词曲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7〕鲜于煌.中国少数民族汉文诗选.民族出版社，1988.
汉代文化交流范文第3篇
关键词：探险家；传教士；汉学家；西方；文化交流
1.文化传播简述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以人的活动方式以及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为其内容的系统。①我们被所处文化制约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文化。人类文化是种类丰富、多姿多彩的，在当今这个“越变越小”的地球村，不同文化间的摩擦与碰撞变得越来越频繁，因此跨文化交流显得格外重要，甚至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挑战。
中国作为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从古至今，吸引着无数的“探秘者”来一探究竟。而且中国需要走向世界，正是这些“探秘者”将中国介绍给了世界，一层层地掀开她神秘的面纱。
2.马可・波罗及《马可・波罗游记》
在西方关于中国的游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数《马可・波罗游记》（也称《东方闻见录》），它第一次较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马可・波罗也因此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马可・波罗（Marco Polo）是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他在狱中口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故事，其狱友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写下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并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时的文化交流还处于较低的程度，而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则逐步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3.以利玛窦为例的传教士
明清之际，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中西文化实现了第一次正式的接触与交流。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传教士们不自觉地充当了欧洲与文化交流的桥梁，而利玛窦提出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在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利玛窦（Mat teo Ricci，1552）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揭开了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同时也揭开了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高潮的序幕。利玛窦积极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情况，使欧洲了解中国。他率先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开创了把中国传统典籍介绍到西方的先河。尽管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传教，但客观上也沟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得传教活动带有浓厚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色彩。
由利玛窦等传教士所开创的早期汉学，为此一时期西方社会系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开端，对西方学术乃至社会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促进了中西双方在更高水平上的交流与对话。②这些传教士汉语研究的成就主要有：开创了汉外辞典的编纂工作、开拓了中国语法的研究、开启了中文拉丁拼音化的历程、丰富了中国近代汉语词汇。③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汉学研究则是现当代一些汉学家所作出的贡献。
4.汉学家
汉学家，本应译为中国学家，是指专门从事汉学研究领域的人，一般被称为汉学家的人都是指不在中国从事研究的非中国人或海外华人。近代最有影响的汉学家有美国的费正清和瑞典的高本汉等。
4.1费正清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费正清，是因为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作为东亚地区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把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经他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在亚洲的下一步》、《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等，费正清的研究触及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涉猎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费正清的区域研究在众多中国学者中独树一帜，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就是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它和欧洲传统汉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之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
4.2高本汉
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瑞典人，歌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高本汉在中国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古今汉语语音和汉字的演变，创见颇多。
作为世界语言学的巨擘，高本汉认为没有一种学术领域比汉学更广的，他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学更是情有独钟。为此，高本汉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研究看作汉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他的代表作主要有：《中国音韵学研究》，该书影响极大，标志着中国现代音韵学史的开端。他以《切韵》为枢纽，上推先秦古音，下联现代汉语的方言，对汉语语音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对汉语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进行了语音学的描写，为每一个音类构拟了具体的音值。这为汉语音韵和语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中国学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汉的总原则，只是在细节问题上进行了订正。
高本汉学术研究最重大的贡献是对古汉语语音系统的构拟，中国语言学界对于古代语音原来只能借反切方法照韵图加以考证，高本汉则用一套注音字母对古音做描写，与反切系统的韵部相互检验，又以现代汉语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语言中的古汉语译借音进行对照比较。
5.总结
一个民族只有通过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学习中，才能永葆青春，不断地进步。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势必会更加深入，我们也应该在清楚认识本国文化的基础上，加深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交流，使自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① 于语和、庾良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论》第一页.[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4）
② 张宗鑫.明后期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利玛窦为中心的考察.山东大学.2012（4）
③ 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4（7）
参考文献：
[1] 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学术月刊.邬国义.[A].2012（8）
[2] 从利玛窦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看中西文化交流.学术月刊.吴强华.[A].2003（5）
[3] 《汉学研究》.学苑出版社.阎纯德.[J].2009（11）
[4] 传教士：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山东师范大学.王智玲.[M].2007（6）
汉代文化交流范文第4篇
关键词：壁画；画像；外来文化因素
从美术学上讲，壁画，泛指在各种建筑物的壁面绘制的绘画作品，包括画像石、画像砖、拼镶砖化和彩绘雕砖等[1]。汉墓壁画是汉代丧葬文化和丧葬艺术的重要代表，也是中国早期绘画艺术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环节[2]。中西文化交流的很多因素都在墓葬壁画中有所反映。在考古学概念中，壁画和画像有所区别，因此本文的材料从这两方面收取。
1 佛教题材
印度佛教创立在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1世纪由克什米尔传入于阗。佛教图像在两汉时和中国本地的各种信仰，如道教、神仙思想等交糅在一起，而且佛教艺术的本土化倾向较强。
目前发现较早的佛教因素多在摇钱树或作为俑类出现，这里不做讨论。在苏北、鲁南地区常见大象形象。山东滕县一块东汉画像石残片上有两个六牙白象。六牙白象见于佛教传说，是象中之宝[3]。徐州~山县苗山汉墓一幅汉画像，下刻六牙白象，背白串珠，体生双翼，脚踏莲花。甘肃武威磨嘴子壁画墓和酒泉下清河1号壁画墓也见白象[4]。另一汉墓出土两幅《僧侣骑象图》画像石，五人骑在象背上，疑是僧侣，上方是祥禽瑞兽。内蒙古和尔格林东汉砖室墓中，前室东西两壁绘东王公、西王母，南北两壁绘佛教内容仙人骑白象、猞猁。猞猁置于盘中，是放射状光芒的四个球状物。除此之外，莲花纹的滥觞是否和佛教的盛行有内在联系还颇有争议。
早期壁画中，佛教内容多和传统的转世、升仙等思想联系在一起，使佛具有神一样的功能和目的。这也是两汉时佛教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并通过壁画的形式表现出来。
2 有翼神兽
有翼神兽初传中国的时间，从考古材料来看可上溯到春秋战国及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画像石与画像砖上的有翼神兽图像大量出现，题材有翼龙、翼虎、翼马以及各种有翼神兽，还出现了这类有翼神兽组合成的龙虎相斗、翼虎衔鸟、翼马拉车等主题的纹样[5]。西汉时，有翼神兽多以大型石刻的形象出现在墓前，当前发现石翼兽的最早者的张骞墓石翼兽[6]。此后，石翼兽大量出现在墓葬壁画中。有翼兽应是一种和中国传统艺术融和在一起的艺术表现手法了。
郑州荥阳苌村汉墓壁画中出现了一天马。马体修长肥壮，长有双翼。辽阳旧城东门里东汉壁画墓西壁出行图中，有一神兽，身上有翼，尾巴细长，全身有长毛和红色斑点，头与眉眼毕具。此外，在沂南画像石墓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形象。此外四川地区画像石、画像砖上有翼神兽图像十分丰富。雅安东汉画像石上雕刻出有翼龙的形象；新津县崖墓曾发现刻在石函一端的翼马；郫县汉画像石墓中有“二龙夺璧”的图像。
这些有翼神兽系来自西域文化已成为学术界共识，但其具体来源仍有争论。翦伯赞先生认为“是希腊、罗马艺术之变体”；也有人认为其取自波斯、北印度以及祆教中的翼犬森莫夫和翼马波斯加等。
3 胡人形象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后，西域使者、商胡大批涌入长安及各大城市。[7]画像石、画像砖中常见胡人骑射、贸易等带有浓厚生活气息的胡人形象。而这些胡人形象也是当时文化交流活动频繁的一个直接表现。
胡汉交战图和桥上交战图这类表现胡汉战争场景的壁画有很多。如山东苍山元嘉元年墓前室西壁画像和沂南北寨村的墓门门额画像的胡人多头戴尖顶风帽，其中献俘、交战、胡王是几个固定画面。四川新都东汉时代的画像砖中，出现了两名胡人骑吏形象。头戴尖顶带沿的胡帽，身穿胡服，深目高鼻，成双结对，奔驰于道。
这一时期胡人图像大批出现，在乐舞、牵马、交战等场景中频频出现，反映了当时胡汉交流频繁。张骞通西域后，大批胡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华，胡汉文化在不断交流融合，胡风渐盛。
4 角抵百戏
汉代盛行百戏，内容包括角抵、杂耍、幻术、寻H、乐舞、优、斗兽、马术等表演艺术。百戏以角抵为主，亦称“角抵百戏”。其中包含很多外来艺术[8]。
甘肃武威磨子嘴汉墓壁画中，西壁为杂耍图，绘五人一鸟，即戏鸟；辽阳北园1号墓壁画中有乐舞百戏，可分辨的有舞剑、掷倒、腹旋等，伴奏的乐器有磬、竖笛等。四川羊子山一号汉墓出土的舞乐图中，有倒立、跳丸、弄剑、抗鼎、寻H之戏[9]。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上有宴饮场景，宴席之间，有骑术表演、车戏表演、走索表演，有豹戏、衍曼戏、雀戏，还有飞剑、跳丸、顶杆戏、七盘舞。歌舞百戏有乐队伴奏，乐师以踏鼓为指挥，吹笛弹琴，敲磬奏管，击鼓撞钟[10]。
其时，从西域传入大量乐器和歌曲，如琵琶、箜篌、笳、胡角、笛等；也出现了以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等为代表的来自地中海的幻术；也有来自南洋的杂技艺术“寻H”。这些来自西亚、中亚和印度的文化，特别是在新疆流行的伊兰、印度风尚逐渐和内地的汉族文化融合在一起。
5 结语
画像石、画像砖本身就带有外来因素。这种石刻画像类似埃及的浅浮雕，或仅有线条的刻画[11]。并有狮、象、骆驼、长颈鹿等带有西域以及更西区域色彩的动物出现。其他诸如天文星象、忍冬纹饰、冶铁技术、各种食物花样等也在壁画中有所体现。
两汉时期，西亚帕提亚（安息）吞并两河流域，向东扩张；中亚贵霜王朝兴起。东方和西方安息、罗马在陆路上往来频繁。佛教、佛教艺术开始向东传播。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东西文化交流历史上出现了新的局面[12]。
综合上面材料，丰富的外来文化因素存在墓葬壁画中并不是偶然，恰恰证明了当时汉代对外交流频繁，商贸往来众多。同时一种文化传入另一种文化中，常有一个双向选择的问题。一方面是外来文化需要适应本土文化；另一方面是外来文化能影响本土文化的发展。而墓葬壁画中的外来文化或多或少带着本土文化的要素，说明外来文化经历了形式上对中国文化的依附到和中国传统思想产生冲突，最后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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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汪小洋：《汉墓绘画宗教思想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9页。
[5]霍巍、赵德云：《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7年，第157―158页。
[6]沈俐：《张骞墓石翼兽造型及相关问题》，罗宏才《西部美术考古丛书――从中亚到长安》，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年。
[7]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三联书店，2000年，第174页。
[8]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三联书店，2000年，第182页。
[9]刘太祥：《娱神与娱人――汉画舞乐百戏的双重愉悦功能》，收录进《中国汉画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10]朱存明：《汉画像之美――汉画像与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76、178页。
[11]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3页。
[12]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27页。
汉代文化交流范文第5篇
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世界汉语热的呈现，以及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元化，很多高校在传统的中文系下设置了汉语国际教育（以前称对外汉语）专业。“我国大学本科教育中的对外汉语教育，既蕴含着普通高等教育的属性，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1]“对外汉语专业是为适应汉语国际推广战略和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而设置的特色鲜明的专业，专门培养能够在国内外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教学的师资，以及从事中外文化交流的专门人才。”[2]因此，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注重培养学生扎实的双语、双文化基础，并拥有能够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教学的能力；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跨文化交流和跨文化思考的能力；具有对新问题进行综合和表达的能力，能够在复杂的信息环境下对外来文化和变化中的世界进行了解和判断的能力。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中也是一门必修课。但由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与汉语言文学专业有不同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其相对来说是一个实践性、操作性更强的专业，因此在这一专业特征下的课程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门本身内容庞杂多元，线索和思路丰富多样，且还是在发展和延续中的学科。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教学中，教师应该有针对性地根据人才培养目标来选择深化和拓展的内容，建立一套更符合这一专业的教学体系和授课内容及方式，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这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课程教学改革的有利探索和多维拓展。正如温儒敏先生所说：“在整个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现当代文学课程如何适应当前中文学科人才培养的目标，这门课的功用是否应当有所变通，这个定位的调整，是有待解决的问题。”[3]
一、确立审美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教学目标
现如今，我国的教育非常重视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作为一门古老经典又与时俱进的课程，既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又是素质教育中审美教育的重要载体。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承载的强烈的历史感、现实性、人文性、情感性等在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塑造健康人格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文学课程又是非功利、审美的课程。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在《文学概论》中提到：“文学是一种具有审美特质的意识形态。”[4]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课程讲授中要努力挖掘审美和人文素养内容，从文学史、作家作品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提升这门课程的审美效果。
人文素质教育是高校积淀自身文化底蕴和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基础，对专业性职业教育的学生来说是走出校园顺利进入职场的前提。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主要学习如何教授外国人学习汉语，而在与外国人的交流中，中国文化、礼仪、民俗等会成为重要的交流内容。因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中在以培养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突出中国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培养学生通过文学思考和关照自身文化的能力，在文学史、作家作品等内容的讲解中着重分析和比较其隐含的文化内涵，并在了解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比较文化差异，掌握合适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技巧。正如查尔斯・弗赖斯在其著作《将英语作为外语教学》中所说的那样：“把文化背景当知识去学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透过背景知识去了解目的语国家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以及他们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观念。”[5]有针对性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中将文学审美性的人文素质教育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职业教育结合起来，建立一套专业目标明确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等，以顺应国际化市场，从而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人才。
二、突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针对性教学内容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主要是以汉语为本体的，跨文化交流为主要目标的专业，因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中需要突出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本体性。首先，教师应强调这门课与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文化等课程的联系。在阅读作品时，向学生强调建立语言敏感，不仅要欣赏语言传达出的美感，更要关注语言的搭配使用、语言的手法运用、语言的文化蕴含等。语言的搭配使用是外国人学习汉语中重要的也是较难掌握的内容之一，而关注语言的文化蕴含便于日后在跨文化交流中解释语言的使用以及语言中隐含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同时教师也要提醒学生注意文学语言和应用语言的区别，因为日后的对外汉语教学中留学生首先接触到的是应用语言，即实用性的对话或口语及书面表达。当然随着汉语能力的提高，留学生会在阅读中接触更多的文学语言。但这两种语言的搭配、使用场合以及所含文化韵味都是不同的，因此需要特别提醒学生注意区分，以便在日后的工作中减少交流障碍。
其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中有针对性地突出和强调文学中的对外交流以及跨文化内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开端“五四”文学革命就受到了外国文化的影响，在这段文学史中文化的碰撞、冲突以及结果都应有针对性地强调，引发学生对文化交流的思考和分析。现代文学时期如老舍、林语堂、张爱玲、钱钟书等作家都有丰富的异域生活经验，并将这些经验写入作品中，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都相对突出了中外文化的异同，有强烈的跨文化色彩，同时也描写和刻画了鲜明的异国和他者形象。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当代文学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世界文化，“寻根文学”作家作品凸显了更多的少数民族文化和独特的地域文化，先锋文学中展示出了更多元、丰富的外国元素，90年代后的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学更加显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交流和跨文化书写能力。授课教师在对外汉语专业的课堂内应着重突出和强调这些内容是更符合专业教育特色的，也更能吸引学生的关注力，更容易展开课堂互动，更能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
最后，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中，教师注重介绍和强化深入中国作家作品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晚清时期，中国国门被迫打开后，直到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中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作家及作品走出国门也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表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先生在世界享有盛誉，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用特有的中国思维和世界眼光书写现代中国并影响世界文学。当代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他作品中恣肆的语言和天马行空的想象，神秘又强烈的东方文化吸引着世界读者。莫言作品被翻译成不同的文字，被不同的文化解释和阐发，这之间有认同也有冲突。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课堂上教师应有意识地引导和启发学生思考这些传播及影响，简要分析这其中的利弊等，便于日后在跨文化交流中有所准备，跨越文化障碍，显示出合适的跨文化能力和技巧。
三、创建具有专业性教学目标的实现途径
为了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能够有针对性地突出和强调中国语言和文化本体并兼及文化交流内容，就需要教师建构将这些内容能落到实处的实现途径。
首先，需要加强与专业主修的相关课程的联系互动。如，在强调建立语言敏感时，就需要建立与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课程的联系和互动，与相关教师展开交流，提示学生在课堂内外注意现代和古代汉语知识的回顾和延伸，文学语言中出现的语言理论和语言运用情况，作品中方言古语中体现的古代汉语知识等。作品中反映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和实践意义，以及作品的海外传播路径等内容，这就需要和中外文化交流及跨文化交际等课程发生联系与互动，产生互文解读。作家作品对外国文学的借鉴和参考，如鲁迅受日本、俄国及弱小民族国家文学的影响，莫言作品中受拉美文学影响而表现出的魔幻现实主义特点等，就需要学生有一定外国文学的阅读和了解基础。文学作品中展示的风物民俗等以及隐含的文化就需要在民俗文化课程中展开交流互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大量的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作品本身具有的影视元素以及作家与导演的创作意图，就可以参照影视文学的课程内容，将文学与影视展开互动和互读。
在课堂上开展对外汉语专业的相关课程知识互动与联系，便于学生继承相关专业知识打通融汇，提高课程效率，更好地实现教学和专业培养目标。
其次，在课程中启发学生建立当下意识和现实关怀。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门继续发展的课程，没有时间下限，而且使用汉语写作的华人，在空间上也是不断延展的，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门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当下意识的课程。作家面对如今的中国及世界，在作品中展现了相当多的现实情怀，如底层写作、官场文学、伦理关怀等，海外华人作家更多地站在中西场域用跨文化的视角来书写中国及世界，传达出超越时空的人性呼喊。关注当下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把握中国和世界的能力，掌握更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再次，注重选择具有针对性的作品文本进行细读。文本细读是文学课程教学的基础和重点，它不仅是提高人文素养和审美能力的载体，也是锻炼和提高实践能力和职业能力的有效方法。正如有学者所说：“文学课教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教给学生文学知识，更在于使学生获得文学审美能力、文学想像能力以及写作能力。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培养目标应该是使学生具有深厚的人文知识、深刻的人文思想、敏锐的审美感悟能力、丰富的想像能力和较强的写作能力。”[6]以语言和文化交流为主要目标的对外汉语专业，应该在文本细读中感受作家使用语言的敏锐和丰富，以及深入体验不同语言中蕴含的文化意义，感受语言的魅力。对于具有跨文化背景的作家作品，如张爱玲、林语堂以及现今的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更要细读，让学生感受作品中不同文化的差异，包括地理环境、饮食建筑、和风物民俗等。这些对于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在日后工作中尊重异文化以及克服跨文化障碍都很有帮助。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本丰富庞杂，需要教师在教学中突出介绍一些创作语言有特色的作家作品，并针对学生生源区域介绍一些使用方言的特色作家作品，同时介绍一些地域和民俗文化表现丰富的作家作品，让学生在课下细读，做好摘抄笔记，能在联系和对比中简要分析语言特色以及文化表现及异同，并能在课堂中进行讨论和分析，将一些内容进行强化和深化，使文本细读在课堂内外结合起来。最后，要改革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方式及考核评价体系。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将知识传授和实践运用相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面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性和实践性的要求，授课教师要根据专业的具体情况选择灵活的教学方法，做到教师指导和学生自主学习相结合，知识传授和实践运用相统一。
传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方法相对单一，以教师讲学生听为主，这对于课时有限、文学基础相对薄弱的对外汉语专业学生来说，很不适用，导致教师花大量时间备课讲解，疲惫不堪，期末考试时学生由于复习内容多叫苦连连。因此需要打破这种一言堂的做法，教师在课堂上主要厘清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和每一时期的主要文学现象，然后有针对性地布置课下自主学习作业，比如语言的搭配、方言使用、文化表达等，并组织相关的课堂专题讨论，同时锻炼学生的思考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同时，可以将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作为语料库，探索语言的发展变迁以及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将知识传授、实际体验与研究探索结合起来。
改革以往期末考试一卷定大局的做法，加大学生平时阅读积累、讨论和探索的成绩比重，重视学生平时的自主学习收获，同时结合对外汉语其他的主干课程表现，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课程互动和联系起来进行评价。同时鼓励学生进行文学创作，在创作中提升审美情感、语言敏感，加深文化了解，给予参加创作大赛或获得奖项的学生加分奖励等。
[基金项目：本文是校级课堂教学改革项目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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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文化交流范文第6篇
传播
传播是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的一种社会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使用大量的符号交换信息，不断产生着共享意义，同时运用意义来阐释世界和周围的事物。美国早期的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利认为，传播是人际关系借以成立的基础，又是它得以发展的机理。从功能上讲，社会距离程度不同的人之间发生信息交流和沟通等传播行为，为的是满足结伴、克服孤独、自我认识、环境认知、社会选择等需要。
藏汉民族文化传播的现状
民族间的社会交往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在甘南州，文化交流与传播是民族间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地影响着双方的民族关系。民族关系的好坏又最终决定着民族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所以，文化传播和民族关系，两者相互影响，不可或缺。因此，我们在分析该地区藏汉民族文化传播的现状时，首先要准确把握其民族关系。
有学者将藏汉间的民族关系类型概括为“对等互助”，其特征为:交往双方都积极主动地吸纳一些外来文化要素并将其纳入本民族的文化体系之中;在交往的过程中，双方的互动表现出时密时疏、时深时浅的特点，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但从整体发展来看，双方互动的总量是平衡的;互动双方的民族文化系统对外来文化的排拒力相当，双方谁都不能够深入对方的文化核心，改变对方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道德伦理。
“对等互助”型的民族关系，对藏汉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甘南州藏汉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现状，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来分析。
1积极方面
1．1民俗文化的交融
甘南州藏汉民族在民俗上有许多共同之处。饮食方面，平时吃锅盔馍、油层馍、汤面条较多，有腌制浆水、咸白菜的习惯，喜吃扁食、炒菜。民间节庆方面，甘南州自古就有过春节的习惯，这与等地的藏族过藏历年的情况不同。该州藏族同胞和汉族一样，每年也过腊八、小年、大年、正月十五、端午节、八月十五、六月六。过端午节时，藏族同胞用当地的一种野菜做包子，门窗上插放杨树枝、各种花卉，以求吉祥。八月十五，正值麦收季节，藏汉人民一起宰牛烹羊，喜庆丰收。这些都是该州藏汉民族间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结果。
1．2语言词汇的丰富
藏汉民族间的长期交往，给彼此的语言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两个民族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有力凭证。毫无疑问，甘南州的藏族同胞最初的语言是纯粹的藏语，但自从与汉族有了文化的交流后，其语言词汇丰富了很多。如:沙依(山芋)、拌悉(扁食)、当盏(灯盏)、切壶(铁壶)、当洛(灯笼)、码卡(卡码)、卡肩(坎肩)、汗戴(汗褡)、杂粑(糌粑)、伊(油)、勃子(包子)、丹壶(电壶)等。现在，甘南州的藏族普遍学习汉语，有许多汉族干部和群众也学习藏语。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经商的汉族为方便做生意，经常学习一些常用藏语，已有不少人精通藏语。
1．3宗教交往的和谐
作为一种包含传统最多的社会联系的精神力量，宗教在现代交往中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影响着交往的方向和效果。就群众性的宗教生活而言，宗教的交往特征除了想象和超验的神性外，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与宗教艺术交织在一起的社会交往。在我国藏区，藏传佛教分为五大教派: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觉襄派和格鲁派。甘南州的藏族群众大多信奉黄教，即格鲁派，以拉卜楞寺为代表。
拉卜楞寺坐落在该州夏河县城以西的大夏河之滨，由第一世嘉木样活佛创建于1710年，是中国黄教六大宗主寺之一。该寺终年香火旺盛，朝拜者络绎不绝，尤其在每年的晒佛辩经活动期间，更是人声鼎沸，信教群众和僧侣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在此，汉族同胞也会来观看各种法会法舞、古老的藏戏和南木特剧。藏汉同胞一同沉浸在这片独特的藏族宗教文化的浓重氛围之中，尽情领略其风采。
2消极方面
2．1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冲突从历史上看，甘南州的藏汉两个民族基本上都是移民而来。其中，藏族的一部分源于，是唐代东进吐蕃的后裔，还有一部分是明代以后从青海、四川迁徙而来。从甘南州的汉族来源看，从秦汉到明末清初，中原地区的汉族或因历代王朝的移民政策，或为躲避饥荒战祸而大批移居此地。民国初年，汉族人口已占有相当比例，逐渐成为该州仅次于藏族群体的一个重要民族。
尽管藏汉民族在此地有着如此悠久的交往史，但正如人类学家乔治•马尔库斯所认为，经济、政治及民族特质等诸多方面的多样性，决定了不同文化之间无法消弭的差异，从而导致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冲突。上世纪八十年代，甘南州某乡的王家(藏族)与吉家(汉族)因牲畜问题发生口角。吉家认为，自家的牛被王家偷走，两家争论不休。在发生口角的过程中，吉家的年轻人认为，王家作为“老藏”竟敢欺负汉人，如果打闹不过“老藏”，在村中没有面子再见其他汉族年轻人。于是吉某大打出手，王家也不甘示弱，其中一位在公安局刑警队工作的王家成员正巧在家，抽出手枪打死了吉某。
上述案例里，吉家以是否有面子作为社会交往评价标准，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吉家始终认为王家作为“老藏”竟敢欺负汉人，失去了面子。这样一来，吉家对王家产生了一种报复心理，最终将口角演变成一桩命案。由此可见，民族心理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有好有坏。如果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认识比较客观，双方交往会向着友好方向发展。然而，如果一个民族由于长期受到本族不正确的文化熏陶，对另一民族产生偏见甚至歧视，那么这种不健康的民族心理势必会带来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冲突，造成民族间文化传播的隔膜。
2．2跨文化传播的现代性困境
德国社会学家西梅尔曾指出，作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互动，跨文化传播首先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文化陌生感，它更多地表现出人类对新奇的需要、通过认识他者而扩大精神交往领域的需要，这些需要始终是跨文化传播的内在心理动因。不难发现，甘南州藏汉文化交流与传播，实质上就是一种民族间的跨文化传播现象:首先，它的参与双方———藏族和汉族———是两个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其次，它的产生源于不同民族间精神交往的需要;再次，因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冲突，会给民族关系带来不利影响。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许多藏区加快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步伐。在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下，我们把藏汉民族跨文化传播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称为跨文化传播的现代性困境。
首先，藏汉文化相互影响和吸收一直以来都不是等同的，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文化相对后进的一方总是要多吸收一些相对先进一方的东西。如今，工业化进程深入到甘南州，愈发加剧了这种不平等。一直以来，藏族民居对旅游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建筑、服装和礼仪等能直接表达藏民族元素。但是，长期居住在该州的藏族人民对于自己传统的生活环境习以为常，没有意识到民族文化的珍贵，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很容易受汉地文化的影响。比如，在城镇建设中一味模仿汉地城镇的建设风貌，摒弃了自身的民族的优秀文化以及与藏区大环境适应的城镇建设风貌。
同时，在工业化进程中，都市社会的大变革推动着藏族群众生存环境的迅速变迁，这种变迁漂浮在城市现代化的激流中，呈现出自身难主沉浮而又不能随波逐流的艰难选择———传统与现代化、现代化与汉化，这似乎是作为都市弱势群体(仅指数量上)及其以民间文化样式存在着的小传统所注定的命运。在这个充满无序、解构、调适、重组的变迁过程中，我们看到藏族同胞正试图寻找自身在流动的城市社会中的重新定位。
面对这种情况，要摆脱困境，重要的途径在于转变民族间的跨文化传播观念。美国传播学家彼得斯在考察了人类交流活动的种种困境与传播观念的种种悖论后说:“交流的挑战不是忠实于我们的地盘，而是对别人抱原谅的态度，他们不可能像我们看自己一样来看我们。我们的问题不应该是:我们能够交流吗?而是应该问:我们能够互相爱护，能够公正而宽厚地彼此相待吗?”甘南州的藏汉民族在跨文化传播的时候，既要学会互相借鉴，展现文化的多样性，又要注意保护好民族文化特色。
藏汉民族文化传播的前景
在世纪跨越的今天，民族间跨文化传播的外部环境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工业化”、“现代性”这些词汇已不再陌生。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不可能消除，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冲突尚在，藏族同胞正经历着文化上的巨大冲击……这些都是甘南州藏汉民族跨文化传播面临的挑战。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坚信，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中，定能寻见藏汉民族跨文化传播的美好前景。
首先，工业化将会使民族关系在企业文化与传统民族文化的调适中协调发展。随着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企业在挖掘藏汉民族文化本身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将所能辐射到的民族地区的周边文化加以合理整合、传播，把民族文化中积极的成分通过企业的平台加以展现，这是甘南州的工业企业所具有的典型特质和优势，也是发展和提高民族间跨文化交流与传播水平的新契机。
汉代文化交流范文第7篇
关键词：蒙汉；翻译；法律工作；文化交流
蒙文和汉文在翻译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差异。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蒙汉文的语法顺序存在较大的差别；另外，在翻译一些有年代的、权威的著作时，应避免生搬硬套的翻译手法。 对于文化的翻译工作来说，一部作品在翻译之后，其中的内容以及表达形式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因此要想做好文学的翻译工作，一定要对该民族的文化背景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从而针对民族特征来进行翻译，而语言能够直接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基本特征，其中含有丰富的文化历史，对该民族的生活方式有一个全面的展现。因此，在蒙汉翻译工作中，一定要对两个民族之间的语言文化进行全面的分析，从而来促进翻译工作的进行。
1 从文化视角看蒙汉翻译工作
基于文化角度看蒙汉翻译工作，首先要从文化的认识功能上看，蒙汉两族之间的交流十分的密切，蒙古民族是草原的代表，同时也是草原文化的传承者。草原的游牧文化中充分的展现诚信以及积极进取的草原民族精神，是草原农民在长期生产劳动中逐渐形成的。在蒙汉两族文化的交流中，可以深深地体会到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影响，能够体会到两族之间的生活态度、思想以及价值观等。因此在翻译工作中，一定要将文化之间的差异处理好，以此来做好两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传播。其次，要从文化凝聚功能来看蒙汉翻译工作，凝聚功能可以在不同的文化领域中产生文化的共鸣，从而来达成一个统一的价值观念，以此来增强整个群体的凝聚力。在文化观念的影响下，翻译工作将会对社会的发展进步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蒙汉翻译工作对两族之间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必须要将两族文化相互结合起来，以此来降低其中存在的文化差异，避免出现一些沟通以及理解上的障碍。简单地说，蒙汉翻译属于文化交流的衍生物，在做好语言上的转换上时，也要做好对文化的传播发展，保证两族思想能够统一，所以基于这一点，一定要在两族文化的交流中产生凝聚功能。最后要从文化教化功能上看蒙汉翻译工作，文化的教化功能是指利用文化的传播来影响人们，使人们能够逐渐地接受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同时也要遵循着文化传承的主旨，对于各族文化之间传播功能来说，翻译工作者必须要具备高素质的翻译能力，翻译出的作品能够得到各个民族的认可。对于蒙汉翻译来说，文化传播具有教化的作用，因此，翻译者在翻译时，要将每一句话中所表现的不同文化观念都作为自身的责任，以此来利用文化来进行教化。
2 蒙汉翻译的主要作用
2.1 使得读者欣赏到不同民族的文化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不同民族的文化逐渐地融合到一起，使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更加紧密。民族文化是在历史的场合以及不断的发展中形成的文化，但是对于每个民族来说，由于所经历的历史不同，因此形成的文化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而语言能够有效地反映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要想做好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那么一定要做好翻译工作，以此来促进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在蒙汉的翻译中，主要是利用直译、音译以及改编等多种方式进行文化内容的转换，以此来做好蒙汉两族之间的文化欣赏与交流，消除沟通的障碍。
2.2 促进丰富文化的发展
翻译工作能够促进两族之间的语言转换，在进行交流的同时，也能够让民族之间的产生更多的共同点。民族文化要想发展，仅仅是在自身民族中传播是不行的，一定要与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交融，以此来不断地丰富自身文化内涵，做到文化的创新发展。文化之间的传播以翻译工作为载体，语言代表着文化，语言的翻译能够促进两个民族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促进文化的发展，所以说蒙汉翻译能够促进两族文化发展。
3 蒙汉翻译工作需注意的问题
纵观我国历代的翻译文集，语言翻译实际上是不同族群之间的一种文化交流与沟通。要想实现没有障碍的沟通与对话，翻译者必须深入研究蒙汉民族之间或族群之间的风俗习惯、历史文化以及传统美德，才可能进行顺畅的翻译工作。
3.1 尊重地域性
对于蒙汉翻译工作来说，主要是对两个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进行了解，但是在这种了解的基础上，一定要尊重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因此蒙汉翻译工作者在翻译时，首先要对作品中的文化背景有一个全面的掌握以及了解，以文化背景为基础进行翻译工作，以此来把握好文化之间的相互转换，使读者能够了解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促进文化的交流传播。
3.2 翻译时遵循蒙汉文化原则
蒙汉翻译工作属于一门复杂的工作，翻译者必须要对蒙汉文化的背景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且翻译者在翻译中，有时会利用归化的方式，有时也会利用一些异化的方式，不同的方式有着不同的影响。归化翻译时，不需要进行注释，但异化翻译必须要进行注释，尤其是针对一些无法理解的地方。对于翻译方式的选择一定要针对不同的文化背景进行针对性地选择，以此来促进蒙汉翻译工作的进行。
总之，在翻译工作中应仔细查阅蒙汉翻译资料，并提供多种参考文献。在翻译工作中应树立良好的职业素质，根据蒙文、汉文在具体语境中的意思，领会其真正的文化意境，认真严肃地做好翻译工作。 蒙汉翻译能够促进两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发展，因此，翻译者在进行翻译时，一定要从作品中民族的背景出发，在掌握了作品的深刻内涵之后，再进行翻译，以此来做好两族之间文化的交融，使翻译作品能够得到共同的认可，促进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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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文化交流范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越南文化；传播方式
越南与中国毗邻，边境线全长2449公里，中华民族与越南民族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由于古代越南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关系甚大，和长期使用汉字等原因，使古代越南全面吸收中国文化。这主要表现在越南的典章制度、兵制、独尊儒学、历法、宗教文化、生活习俗、节日等各方面都效仿中国。因此，越南成为东南亚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那么，中国文化是怎样传播到越南的呢?这就是本文要探究的问题。
一直接推行方式
越南的历史极大地受中国历史的影响，在公元前214年至公元968年的1182年间，越南被纳人中国版图内，直接受到中国的统治，这一时期又被称为北属时期。这时中国封建王朝所实施的各种政策直接在越南推行。
在北属时期之前，从传说和史书的零散记载中可以看到，越南尚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阶段，由首领锥王、锥侯、锥将统治。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原后，实行进一步开发西南的政策。公元前214年，秦在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其中象郡包括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开始了越南史上的“郡县时期”。秦末年，赵佗建立“南越国”自立为王，推行“南北交欢”，在越南设立交趾、九真二郡，后赵佗称臣于汉。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军灭“南越国”，并设南海、交趾等九郡，其中有三郡在今越南。在所设的九郡之上设交趾部，委派刺史统管，正式把今越南的一些地方纳人中国版图。公元40年，爆发了“二征”起义，汉朝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平定叛乱。公元43年，马援平定二征起义后，大量的士兵留在了交趾、九真等地，并与越人融合。汉代以“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进一步开发越南。三国时期，循吏士燮治理交州政绩突出，社会安定、繁荣。公元226年，昊国将交州和广州分离为两州。唐代时，在越南设安南都护府，下设十州，实行租庸调和两税法，施唐律、建学校、开科举，对越南的郡县统治制达到了高峰。到北宋初年，越南最终走向独立，和中国形成宗藩关系。
在北属时期越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长足进步，尤其是给越南文化有了质的飞跃。这一期间，越南大部分被纳人中国版图，属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历代统治者把中国文化直接推行实施，主要包括有以下方面:
1.汉字和汉语的传人。秦始皇在岭南建三郡后，从中原大量移民与越人杂居，随着秦朝时统一文字，汉字和汉语便传人越南。以汉族统治者赵佗为首，建立的南越国对今越南部分地区的有效治理的同时，进一步传播汉字和汉语，为以后吸收汉语语言，把汉字长期确立为官方文字奠定了基础。赵佗在今越南地区设有交趾、九真二郡，并派汉人治理，这样汉字和汉语便在地方官吏和中原移民影响下得到传播。汉武帝平南越国后，交趾被正式纳人西汉中央政权管辖后，汉字汉语作为官方文字和语言在交趾地区得到更进一步的传播和使用。在唐朝时，为加强对安南的统治，更是加大力度推行汉字和汉语，使汉字成为越南人使用的第一种文字。越南独立后，历代封建朝廷都十分推崇汉字，曾明文规定汉字为全国通用文字。在越南的科举制度中规定“无论是乡试还是会试均使用汉字，而且要求书法规范，笔画整齐，横平竖直，字体端正，每行首字不得涂改。文章中字迹涂改达十处者，试卷作废。”到20世纪初，越南的大多数政治文告、史书、医学书、法典、文学作品等是用汉文字书写。“古代越南学者用汉文写书的实例不少，今有影响的《安南志略》、《大越历史记全书》、《岭南撅怪》、《历朝类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和《大越史略》等，是多种著名史籍的代表”。
越南人曾在汉字的基础上，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方式组成一种复合体的方块字，每一个字都由一个或几个表音和表意的汉字组成，这种字叫字喃。但字喃在书写上比汉字复杂，难以推广，所以无法取代汉字。
在汉字推行的同时，汉语也得到大力的推广。在唐朝统治时期，大量的汉语词汇进人越语中，形成“汉越词”。汉语不仅影响到越南的词汇，而且也使越南语法受到一定影响，使越南“几乎所有的政治术语都发源于中国语言”，根据语言学家统计，现代越语中，汉语借词占70%以上;现代越语的成语也由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汉语，被称为汉根成语。
2.直接推行文教、科举制度。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文教的推行。在赵佗建立南越国时，就把中原先进文化教育制度推行到越南。史料曾记载“赵佗王南越，稍以诗礼化其民”。
当汉代将交趾地区纳人中央政权后，更是大力推行教育。在交趾的两任官员任延、锡光“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到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由于中原战乱，大批儒士进人交州避难，他们在交趾著书立说，办学校、兴教育，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教授当地人，被越南人尊为“南交学祖”。
唐朝时，设立安南都护府，在安南开办学校，培养当地儒生;推行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规定，安南和岭南、桂府、福建等地一样，每年送进士17人、明经10人到礼部，会同全国各地的乡贡、生徒，参加科举考试。唐朝还在科考中选取安南人，在当地或人朝做官。唐德宗时，爱州军宁县(今越南清华省安定县人)姜公辅考中进士，官至谏议大夫，为唐名相之一。唐宪宗时，安南诗人廖有方也考中进士。
科举制度在越南的直接推行，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选官制度。这一制度被后来的越南统治者采用，它先后在越南实行了800余载，对越南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它丰富了越南的政治文化，推动了儒学在越南的发展，促进了越南教育的发展。
3.宗教的传播。道、佛教作为统治者思想统治的工具，被推行到越南，并渗透到其民族精神内部，形成其“国粹”。越南通史上记载有“当儒教、老教、佛教在中国兴盛之时，我交趾之地还属于中国，因而我们的人也扳依了这些宗教。
越南在北属时期，中国历代统治者在越南所实施的政策，广泛传播了中国文化，为后来独立的越南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打下了基础。
二通过中越交通贸易方式进行传播
在中越交通上，古今先后有马援故道、滇越铁路、睦南关至越南河内的铁路等通道，这些历史上的通道，既是一条贸易通道，又是一条传播中国文化的通道。
东汉初年，从滇池经责古(今蒙自)、蛮耗至交趾北部的麓冷的道路已经明确见于史书记载。这条交通路线使从滇中地区南下到今个旧，经建水、河口、沿红河水道南下，至今越南永富省寿地区，再到交州，是一条水陆相接的通道，史称“马援故道”。那时，云南的地方官员时常利用这条道路与中央王朝保持联系。这条路向南延伸到达南端的日南郡，是当时中外交通的一个要津。在两汉时期，东南亚、印度及欧洲的使者，常常取道这里前往中原地区，他们带着本地出产的犀牛、白难等珍奇物产去汉朝的都城，之后又带着中国皇帝丰厚的赏赐返回。中国文化也是这样沿着这条道路传人越南乃至东南亚地区，因此，它是中国与越南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伴随着这条线路的开辟、发展，中原人士进人交趾，把蕴含有丰富文化的物质制品输人交趾，中原文化不断传播到越南。铜鼓的传播就是最好例子。“作为这种交流的重要标志，是云南铜鼓传播高潮的出现。从战国到西汉时期，晋宁石寨山型铜鼓经今邱北、麻粟被等地出境，传到今越南清化地区后，铜鼓的铸造及加工艺术在当地骆越人中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水平较高的东山铜鼓。”东山文化是越南的青铜时代最有代表性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哺育下成长发育起来的。
通过这古道传播的还有中国的医学，越南很早就产生了中药材。根据史料记载，一世纪时马援由交趾运回慧该;二世纪时中国人从越南运回龙眼、荔枝、葺蒲等药物。药材贸易也是中越贸易的重要内容。同时中国医学也随着这条道路传到越南，使越南医学成为中医的一个支流，称为“南医”。另外中国的数学、印刷术也通过这条古道传人。
据史书记载，自先秦至元代红河航道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变化，从汉代起既为中国通往今越南北部的重要水道，至唐朝时期发展到相当高度的繁荣，中国文化通过这条道路传人越南。
滇越铁路作为近代交通运输工具，是法国人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夺取云南资源而修建的，但它一定程度上对中越的经贸和文化交流取到重要作用。它的通车加速云南的近代化进程;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停运后，1958年国际联运开通后，滇越铁路成为我国支援越南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和抗美战争的重要运输通道，大量援越抗美的人员和物资就是经由滇越铁路进人越南的。1991年11月10日，中越两国两党举行最高级别会谈后发表联合公报，中越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从1996年2月起，滇越铁路恢复国际联运，古老的滇越铁路再次焕发青春，成为云南与越南之间开展双边贸易，发展经济技术和文化合作的重要通道。今天泛亚铁路东线的建设，将更大程度促进中越文化的交流。
三华人移居对中国文化的传播
华人移居越南有着悠久的历史，华人移居必将中国文化带到越南，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作出巨大的贡献。秦设三郡后，把大多数士兵留下“滴戌”，同时从内地征调15000名女子与留守士兵婚配，成为早期进人越南的华人。
汉武帝时设九郡，把大量华人迁移到交趾、九真、日南郡。西汉末年，由于王莽篡权，政局混乱，许多华人避难于越南。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平二征起义后，一些士兵被留在当地，并逐渐融人锥越的居民中，历史上称为“马留人”。东汉末年和六朝时，由于中原世局混乱，有大批的移民到越南。
唐朝时有一些的文人学士旅居住越南。
宋代时，由于越南独立，建立了大瞿越国。不少的中国人看到商机，移居到越南。
明朝时期，明成祖调80万兵人越平乱的大部分士兵留在越南;明中期，到越南经商的华人增多;明末年，一些抗清志士流落越南。
清朝时跟随孙士毅伐越的大多士兵也留在了越南。
近代以来，法国殖民者为开发需要大量劳动力，采取一些手段吸引中国劳力到越南。“到一战前后十年间，移居越南的华人达12万，1921年增加到19.5万人，1931年为26.7万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有近10万人移居越南。据统计，到1951年越南有华人150万人。
华人移居越南后，其中一部分与当地民族融合，成为越南民族的一部分。移居越南的华人不仅为越南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把中国的文化传播了过去。赵佗建立“南越国”时，首次从中原地区吸收了一批具有汉文化的人到越南地区推行汉诗书，设立学校教授汉学，发展汉文化。东汉时期，交趾、九真太守锡光、任延鼓励推行“教民礼仪”。东汉末年，避难于越南的中原名士有桓哗、许靖、许慈等，他们的汉学问和思想影响着越南。三国时期，士燮更是鼓励学习中国文化“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乐。”由于他政绩卓越，被越人尊称为“士王”，并人云南历代帝王庙。唐朝时期，旅居越南的中原志士，更大的传播了中国文化。历代华人办教育、建文庙传播儒学。此外华人在传播宗教道德、音乐、建筑艺术、绘画雕刻、民间工艺、医学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四通过跨境民族交流传播中国民族文化
从民族源流来看，越南的主要种族和民族都可以在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中找到相同或相近的族源。“在跨境民族中占大多数，若按中国的民族成分计算有壮、傣、布依、苗、瑶、伦佬、汉、哈尼、拉枯、彝等10个民族，占跨境民族的83.13%"其中越南的一些民族就是历史上由滇越通道迁移而去的。如越南泰族就是由云南迁移去的。公元二世纪初，白泰人迁人越南，在红河右岸、今莱州省、沱北和清化等地。公元十世纪以后，黑泰人从云南西双版纳沿红红河达红河三角洲的，以后又有一部分人从越南西北部经老挝到清化、义安和河静等省区。越南的哈尼族是300年前由云南金平、绿春两县迁去，主要聚居莱洲、老街省。越南的拉枯族也是从金平、绿春迁去。这些民族迁徙，把中国的民族文化传播到了越南。
汉代文化交流范文第9篇
东方魅力吸引各界兴趣
文化周期间，具有浓郁中国和宁波文化元素的歌舞、器乐、武术、书法、剪纸等精彩的演出和展示，独特的东方文化魅力吸引了诺丁汉社会各界浓厚的兴趣。
5月7日晚，开幕演出在诺丁汉大学艺术中心上演，剧场座无虚席，诺丁汉市社会名流和各界代表盛装出席。演出高潮迭起，花样翻新，引得全场观众掌声雷动。l00分钟的演出，30余次掌声响起。演出结束后，诺丁汉市市长莫罕默德・穆尼尔，市议会副议长艾伦・克拉克等上台，与演员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5月8日中午，作为宁波文化周重头戏的宁波城市形象展示和广场文艺演出在诺丁汉市政广场举行。因为首场开幕式演出大获成功，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信息的观众早早地聚集在广场，有政府官员也有普通市民和商人，有老人也有年轻人和孩子，有在英华侨也有宁波诺丁汉大学的留学生，大家一边谈论着节目单上的内容，一边交换彼此得到的信息，演出现场轰动程度更是超越首场。演出结束后，许多观众久久不愿离去，一位教育部官员提出了收藏古筝和琵琶的意向，一些人向艺术家提出各种问题，一些人更是以演出舞台为背景拍照留念。
精彩演出广受观众好评
广场演出当天，在宁波市政协副主席郁义康陪同下观看演出的诺丁汉市市长莫罕默德・穆尼尔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我们诺丁汉市民有较高的文化艺术素养，他们的审美趣味、艺术评判能力很强也很挑剔。来自宁波的文化演出是我们市政广场去年翻修以来的首场大型演出，一下子吸引了这么多观众，太出乎我们意料了。”精彩的演出和展示不仅让诺丁汉市民对宁波这座东方城市有了直观的认识，也在诺丁汉市民和当地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中产生了强烈反响，感人的场面不时出现：一对当地的年轻夫妻表示明年春天将带上孩子来美丽的宁波看看，在雄奇的杭州湾跨海大桥上走走；一位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的伦敦人正好路过广场，看了节目后啧啧称奇，连问工作人员下一场演出的安排，希望在伦敦再次感受宁波文化的独特魅力；一位在诺丁汉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华侨听着熟悉的乡音和乐曲不禁热泪盈眶；许多留学生现场当起了翻译；一位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学生还客串了一回宁波电视台主持人。
互动交流播撒友谊音符
文化周期间，主办方还安排了文化交流团与5所诺丁汉中小学的互动交流，向这些学校的师生展示宁波传统文化，在师生中播撒友谊的种子。在宁波市第七中学的姐妹学校――蓝衣中学(bluecoat school)，代表团共安排了一名书画家、一名剪纸艺人和一名武术演员给近百名同学表演。书画家一边表演一边教学生写汉字，剪纸艺人一边剪纸一边把作品分送给同学们，武术演员一边表演一边讲解。一名女孩子拿到了奥运福娃的剪纸兴高采烈，连呼：“祝福中国！祝福北京奥运！”在诺丁汉市welbeck小学，三名艺术家为同学们表演舞蹈，弹奏琵琶。古典双人舞《蝶恋》的精彩表演让同学们为之倾倒，两位艺术家应大家要求接连表演了三遍，演出结束时，一位可爱的孩子把自己现场观看舞蹈后所画的一幅漫画《蝴蝶》送给了艺术家。在其他几所学校里，代表团成员也同样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独唱、民间舞表演、骨哨吹奏等深深地吸引了师生。一位校长说，同学们原先不懂这些中国文化，经过艺术家的演示和大家一起交流互动，他们了解了中国和宁波的传统文化是这样的神奇、迷人，知道了宁波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
汉代文化交流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网络流行语汉语的负面影响
信息时代网络飞速发展，语言作为社会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近年来，汉语词汇发展迅速，主要原因便是网络流行语的频繁产出及广泛使用。当下，网络流行语已然成为一种客观存在、不容忽视的特殊语言现象。英语作为世界上推广率最高的语言，对中国互联网流行语的影响极大。在文化多样性的冲击下，中国的网络环境中产生了很多受英语影响的网络流行语，这类流行语在渗透方面逐渐呈现出广泛的发展趋势，且其流行和传播的速度也得到了提升，它们对汉语本身及其文化也产生了不利影响。
一、流行语的分类
（一）委婉表达语
相较于西方文化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更偏向于含蓄内敛。随着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新一代的年轻人受英语文化影响，逐渐开始接受英语国家表达情感的直接与开放，如上厕所时说“去W.C.”。同时，人们交谈中需要避讳的话题也可以通过使用英语来避免尴尬，如用AIDS代替“艾滋病”，用copy指“考试中的作弊行为”等。其虽然方便了人们表达感情，提高了交流的效率，但是给汉语的语法和结构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二）英译汉词语
由于中西方文化各自的独特性，有许多英语词语并不能直接准确地翻译成中文，所以出现了音译词语。但是，随着音译词语的大量出现，英语打破了汉语词语的模式与结构，给汉语带来了其他的负面影响。如用hacker指（电脑）黑客，hac（黑）+ker（客）属于音译兼意译词，把ker译为“客”，表明黑客是一类人。原指热心于计算机技术，水平高超的电脑专家，尤其是程序设计人员。但在媒体报道中，黑客一词往往指那些“软件骇客”。今天黑客一词已被用于泛指那些专门利用电脑网络搞破坏的人。由此可见，音译词破坏了汉语词语表达意思的准确性。
（三）直接引用的词语
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方便快捷是人们的追求。基于英语的构词特点以及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交流的加深，英语中的缩略语较多，融于汉语新词中的英语缩略语满足了汉语使用者的这一需要。例如：DIY（DoitYourself）、CEO（ChiefExecutiveOfficer）。又如英语缩略语和汉字一起使用的SIM卡（SubscriberIdentityModel）、IC卡（IntegratedCircuit）等。但是，这种英语的快捷替代使汉语表达在这些领域出现了空缺。
二、对汉语造成的负面影响
（一）破坏了汉语的严谨和谐，使得汉语表达语境支离破碎，美感不再
看下面一句话：“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杨幂饰演的白浅和赵又廷饰演的夜华为官配CP。”
其中，CP是英语couple的缩写，意思是“夫妻，一对配偶”。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的朋友圈被国民CP，吐司CP等刷屏了。CP盛行于网络，是观众给自己所喜爱的荧屏上情侣的称号，通常都是想象的情侣或配偶。相比于日语、韩语等包含多种书写符号的语言，汉语的书写系统更加统一和谐，而大量非汉语字符的加入使得汉语整体性下降，这样的表达方式极大地破坏了汉语独有的特色。
这种现象对于语言规范极其不利。在我国当今社会，普通话的推广就是语言规范的具体实践。语言规范要将语音、书写、语法等语言的其他方面变得具有规范性，是一个艰难的任务。而当下受英语影响的网络流行语的大量出现加大了这项任务的难度。
（二）伤害了汉语言的纯洁性，改变了汉语的传统语言特色
首先，让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外来词的广泛使用对汉语造成的影响。
语音：我们知道汉语与英语的发音是有很大差别的，当下，如“因吹斯听”“一颗塞雷”之类的英音翻译词层出不穷，这也使得我们日常用语中的语音发生了变化。从语音的层面看，这使汉语异化与其纯洁性丧失。
语法：构词词缀化，如流行词你的ex男（女）友，其实就是“前男友，前女友”的意思。这是受到了英语前缀ex-的影响，ex-代表“之前”的意思。像我们常说的微电影，按传统汉语释义应该称为“短电影，小电影”，而现在这个说法是受英语前缀“微”（micro-）的影响。汉语越发词缀化，实质上是汉语的纯洁性受到了污染。
因此，受英语影响的网络流行语伤害了汉语的纯洁性，改变了汉语的体系，改变了汉语的语法结构，使得当前网络环境下的汉语面目全非。如不加以限制，会造成汉语的异化。
（三）出现语言代沟，汉语实用性下降，语言基本的沟通用途受影响
由于网络流行词的使用人群集中在30岁以下的年轻群体，且遣词用语天马行空、毫无规律，人们交流时很容易出现语言代沟。而受英语影响的网络流行语的出现又加重了这种代沟，加上了语言和文化的模糊滤镜，使人们的理解更加困难。归根到底，语言的实用性是语言的生命和基础，当前语言代沟的扩大无疑是汉语发展中一个严峻的问题。
（四）导致文化不自信，民族语言在日常沟通份额的缺失影响文化传承
受英语影响的网络流行语反映了外来文化对汉语文化的悄然渗透，而英语的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中国青少年，使其产生了求新、求异的心理，甚至抛弃了原本的汉语语言体系，直接将外来语拿来用。在对这类语言的接受过程中，民族语言份额yulu.cc缺失，呈现出文化不自信、文化传承困难等问题。
三、网络流行语易受英语影响的原因
首先，网络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网络流行语渗透到了我们的生活，而英语的某些特征也恰恰迎合了网络流行语本身的一些特点：简洁性、趣味性和国际性。现代英语所使用的是拼写字母，其易缩写、易指代的简洁性正好迎合了网络语言的性质。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网络流行语也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其次，我国国民受教育程度有了显著提高，我国教育对英语水平的要求也在逐步提升。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人们会通过大量接触网络来获取知识，由此可以看出，网络与英语已经成为我们接受教育过程中必须接触到的两大要素。
四、解决方案
（一）吸收他国文化精髓，革故鼎新
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秀之处，逐渐改变部分传统表达习惯，便于人们进行情感上的交流，以更好地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形成更多的情感共鸣，增加社会的人情味，提升公民的归属感。
（二）音意兼顾
音译与意译皆是翻译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法，对于跨文化的发展、文化间的交流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应该在单纯音译的同时更多地考虑所翻译对象的性质或语法结构，尽量在音韵以及词意上都达到高水准。
参考文献：
[1]刘蕊.英语流行语的发展趋势与语用特征探析[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5（07）.
[2]姜洋.中英社会流行语与语言规范[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4（10）.
汉代文化交流范文第11篇
关键词：韩国汉字；音训；汉文化；笔谈
一．序论
应用语言学认为语言的终极目的在于沟通，所有可以沟通的方式均应属于语言研究的范畴。笔谈这一形式可以说是东方言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中国与朝鲜半岛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同为汉字文化圈所属的中韩两国直到一百多年前还可以利用汉字笔谈，但这一通路逐渐被阻断了。随着世界化时代的到来，韩中交流的日益频繁，我们发现韩中在语言的沟通上存在以下问题，1.非专业人士学习时间过长。许多人士并不需要专业学习韩国（中国）语言。如交流学者，民间访问及旅行客等。现行的教材，即使是速成的观光教材，学完也至少要三个月的时间。且学成后也只能局限于日常问候之水平，完全可以用英语代替。2 英语并无预想的有用。韩中的民众的英语发音往往受本国语言影响，平均掌握的单词量也差强人意。然后在交流时我们发现，韩中很多词的发音和意义是极为相似，实际上时候仍然可写汉字进行交流。
鉴于以上出现的现象，笔者认为，现行的韩中的诸多外国语教材，并没有充分利用韩中两国具有大量近音近形同义的汉字（词）的地缘性语言特性，如果将韩中汉字稍加整理，研究，形成体系，修复笔谈通路将有效改善上述问题，有助于韩中两国民众的普遍性交流。
二 本论
2.1有利的氛围与环境
近来，韩中两国均调整了汉字政策，如韩国最著名的教育强区江南区开始在小学教授汉字，学习汉字，参加汉字能力考试的韩国人日渐增多；在大陆，陆续有学校设置第二课堂讲授繁体字及传统经典。这给修复韩中汉字笔谈通路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在理论上,据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以来,中国知网收录的关于韩中汉字词的研究论文已达百余篇.,涉及韩中汉字的音,形,义各个领域。为修复韩中汉字笔谈交流通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美中不足的是,在实践教学领域大多集中在对外汉语的教学中,在学习韩国语的领域上相对不足。也就是说通路的两端,在韩国(学习汉语)的一端已经趋于成熟,在中国(学习韩国语)的一端还未开发。在教学实践中，汉字在学习记忆词汇上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用汉字来辅助学习汉语（韩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人学者的认可和赞同。
在利用汉字学习韩国语这一层面可以将语众分为两个群体加以辅导。
2.2 针对韩国语初学者
1.??建议先掌握韩国语的基本字母。
韩语字母包括14个基本辅音和10个基本元音。韩语字母以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组合为一个音节，韩语字母由于简明，易于学习, 几天即可以掌握（如豆腐[dubu ] ，教授[gyosu] ）。韩国语是拼音文字，所以用韩国语发音可以拼出大部分汉字词，由于韩国的汉字发音为中古音，保留入声，与粤语相似之处颇多，方言中没有入声音的语众这一过程需要反复练习。实践教学表明，多数学生一周左右即可掌握。
2.注意韩国汉字词的使用范围 。韩国的词汇中70%左右是汉字词，但具有基本意义的单音节动词以及形容词仅作为词根使用，表达这些词时应使用韩国固有语(如问，来，说，写，读，热，冷)，汉字词多为双音节，具有复合，抽象等意义的词（如问题，往来，传说，读书，热带，冷风）。
3.注意部分 “同形异义”的汉字词的意义及感情色彩（如约束），及一部分逆序词。
这一部分词在整体上占得比例并不是很大，“同形异义”词一般是“同形近义”，逆序词主要是意思相近的两个字顺序颠倒如黑暗。其实，本质上这是汉字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运用差异，如韩国汉字音停留在中古，意思一部分是中古义，一部分是受日语影响的现代义，宏观来看，所有汉字词都是有源可循，有字理可依，这都是汉字文化的发展与变迁产生的结果。
此外，还可灵活运用四字成语。成语有简单，易记的特点，可谓微言大义。韩中通用成语有很多。如雪上加霜，一石二鸟，有备无患等。成语已是一个独立的表达单位，按照韩国语的，一般在其后添加句尾“”即可成句。
2.2针对专业韩国语学习者
在专业学习韩国语的专业课的教学过程中，添加韩国汉字的专项练习。日语学习中不但有日语汉字的音训读专项训练，还有专门的日本的汉字能力考试，学习日本汉字是日本语学习必不可少的环节。但反观韩国语，尽管韩国语中汉字词在数量和比重上远远超过日本，但对于韩国的汉字教学是缺失的。韩国的汉字有别于日语，是一字一音，学起来要比日语容易的多，一旦掌握，利用类推的方式，可以拼写出大量的汉字词。添加韩国汉字的专项练习，至少有利于快速扎实地掌握韩国语的词汇。
2.3需要注意的问题
现代韩中汉字笔谈交流通路与传统不同,需要中国一侧民众掌握一定的韩国语知识。这是由于在短时间内.韩国民众的一般汉字能力还达不到以前的水平,汉字看得懂但不会写的现象较为普遍,掌握韩国语拼写规律和基础语法并不需要很长时间,但在对于汉字的认识上需要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胸怀。
2.4修复通路的一般步骤
首先,是教材的开发.这一部分主要利用韩中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将两国常用汉字从音,形,义,三方面进行比较归纳,掌握差异点以及拼写规律。其次,根据上述非专业学习者和专业学习者分别进行辅导.然后是实际交流中的具体实践.在交流过程中不断完善这一体系。
2.5修复韩中汉字笔谈交流通路的意义
首先,利民便民.汉字具有音,形,义合一的优秀的表意性,简单实用,汉字的启用符合韩中两国语言的特性,拉近两国的文化距离;同时汉字词在两国生活中每日使用,不易忘记。其次, 有利于普及海外汉文化知识。韩国的汉字使用从使用时间到使用范围都超过了日本，然而，至今仍有许多国人并不知道韩国也用汉字。在学术研究上，部分学人常将韩语与汉语存在的差异词，看作是韩国固有汉字词。实际上，与中不一致的词，韩台大多一致，韩国历史上一直以奉正朔著称，如儒学始终推崇朱子，明亡年号仍号“崇祯后某年”，循规蹈矩。所异诸词，并非韩国所创，实为大陆建国后自身的文体变革所生。在比较言语学领域，对汉文化领域的不了解常常导致论文水准大打折扣，以讹传讹。我们在学习汉字利用汉字作沟通的同时，也是对汉文化的一种学习，回顾，重温与思考。同时,文化强势造就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带来经济效益.汉字文化的复兴,有利于汉字文化产业的恢复和发展。
三．结论：
近年来, 汉字文化圈内各国均有恢复传统文化,改善汉字政策的趋势。这是对被破坏的传统文化的正视与修复,也是一个世纪以来受西方强势文化打压,汉字文化反弹的结果。笔者认为应该抓住这一机遇,顺应趋势,修复汉字交流通路, 建立一套符合汉字文化圈语言特性的高效的汉字交流沟通体系,而韩中汉字笔谈交流通路的修复是其中最具潜力和希望的一条途径。
参考文献：
汉代文化交流范文第12篇
关键词: 语言接触粤语北上现代汉语流行词
一、引言
世界上有数千种语言,几乎没有哪一种是完全孤立的,彼此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必然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邻近语言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这种接触必然会引起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无论这种接触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对语言交流结果产生影响的不仅包括接触形式本身和这些语言的结构,而且包括一些非语言的因素,如接触时的经济、政治、军事条件,以及这些语言在文化上的威望、说这些语言的人数等。鉴于这些影响因素,在语言接触中产生的借用现象虽然很普遍,但这不是一种简单的现象。
长期以来,北方话一直是汉语的基础方言,中原文化一直是中华文化的滥觞和圭臬,儒家哲学一直是国人的思想典范和行为准则。即便到了宋代,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已逐渐超过黄河流域,但传承了几千年的大一统的局面和以北方文化为主线的格局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然而,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对此现象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
二、粤语北上带入现代汉语的流行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珠江三角洲一带经济的不断发展,粤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作为中国七大方言中的一员,粤语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强势方言,尤其是粤语词语,从来都没有今天这样被全国人民所熟悉,被各地传媒所钟爱,被权威辞书所采用。而随着粤语北上的强劲势头,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形态和社会氛围正悄悄地出现,出现了“北方人南下,粤语北上”的情况。粤语对汉语及汉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影响也遍及全国。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潮流,粤港词语从来没有这样堂而皇之地进入千家万户的生活;“四大天王”和他们的情歌,粤语电视剧前所未有地成为成千上万追星族、追戏族之至爱,粤风粤俗更是史无前例地走俏于大江南北。从深层去考察,粤语、粤文化的北上反映出一种新的生活形态、生活观念和社会文化正在神州大地上孕育和传播。在过往20年里,有许多粤语词语在现代汉语中流传,粤语在很多方面对现代汉语产生了影响,其词汇、音调甚至句子结构都对汉语普通话使用者造成了广大的影响。从社会角度看来,笔者认为,粤语北上带入现代汉语的词语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方面和经济生活上面。
1.与日常生活有关系的词语
我们在日常生活方面,随时都可以感受到粤语对现代汉语的冲击。无论是说普通话的北方人南下广东,或者是讲广东话的人北上,这种语言相互间的接触而带来的现代汉语词汇变化十分明显地体现在日常用语上,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粤语北上对现代汉语最明显的影响就是日常用语。
在现代汉语里流行的诸多粤语词汇中,“靓”和“埋单”最具代表性。靓,本来是一古语词,在现代汉语中曾一度消失;同时,靓又是粤语方言词,近年来随着粤语北上,又重新回到了共同语中,靓女、靓仔、靓车、靓衫、靓汤……都是大家熟悉的词语。“埋单”一词不知何时已经替代了“结账”。无论是大酒店,还是小餐厅,你都可以听到客人叫服务员埋单的声音。“先生”、“小姐”代替了“同志”和“师傅”,“巴士”、“的士”取代了“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劲歌”、“金曲”天天萦绕耳边,吃“生猛”海鲜俨然已经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总之,粤语词语已经大量进入汉语,成为我们日常生活词语中的一部分。
2.与经济相关的词语
在经济中,房地产业引进了新的操作机制,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粤港词语,如买楼、供楼、物业、豪宅、楼市、楼宇、楼花、楼龄、楼盘、置业、按揭、房主、屋主、业主、首期、投标、写字楼、商住楼、缩水楼、烂尾楼、地产商、发展商等。这些均成为当今房地产业的常用词汇。比如,按揭、物业等词不断出现在报刊和广告的标题上。在某开发商的广告上,你还可以看到交付一定的现金即可入伙的广告。《现代汉语词典》中表示,“入伙”有两种释义:一,加入某团伙;二,加入集体伙食。在以广州话为代表的粤语方言中,入伙还可以用来表示入住新居。可见,现代汉语已经完全吸收了粤语词汇“入伙”作为新词汇。
证券市场上也有一大批关于股市的粤港词语进入汉语,如大市、大盘、高企、低企、企稳、坚挺、疲软、高水、低水、扯高、见顶、追高、增磅、减磅、放盘、杀跌、洗筹、抢盘、减仓、斩仓、洗盘等。
在交通业方面,有关交通运输的粤港词语也进入了现代汉语用语之中,如大巴、小巴、冷巴、房车、跑车、咪表、车位、供车、私家车、货柜车、泥头车、直通车、双层巴、专线巴、手动波、自动波、飞翔船、穿梭巴士等。
粤语词语的“北上”确实反映了社会和时代的演进,粤语影响汉语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广也是前所未有的。
3.其他方面的词汇
除了在日常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外,粤语词汇在现代汉语里的使用也在文化上有所体现。曾经的粤语仅仅只是一种方言,连书面形式的书写都很少有人注意。但是,现在有不少人,甚至如一些留学生都在学习粤语,这一点在其他方言中较为少见。此外,近些年出现了大量的粤语教材,包括书籍和声像资料等,编写水平虽然参差不一,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有非常多的人在关注粤语,在学习粤语。这种文化上的接触,势必将粤语方言词汇带入现代汉语里。
三、粤语北上的意义
从语言学角度看,汉语七大方言中北方方言一直占支配地位。在汉语的历史上从来都是北方话影响南方诸方言,上世纪40年代末以来所有的北方方言词语,只要是现代汉语使用的,都能同步进入各地方言。从来没有哪一种方言够资格和北方方言平起平坐,一论高低。在广东,虽然粤方言通行,但是对于现代汉语来说,它仍然只是“方言”。今天粤语能一时崛起,给现代汉语注入了大量词语,这在中国语言史上可以说是出现了一种强势南方方言对民族共同语产生明显逆向作用的新趋势。它似乎向世人宣示:汉语一贯大一统和一向北方化的语言发展走势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从社会角度来看,语言与社会密切相关,彼此共生共存、共荣共变。作为汉语的七大方言之一的粤语能够在过去20多年中对汉语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充分说明了存在或者起源于华南的某些社会变革,它所营造的新的社会形态、所引发的新的思想观念和所形成的新的生活方式正在逐步地影响着整个中国社会。这种社会学方面的意义可能远比语言学层面上影响更为深远和深刻。20年来汉语引进了大量经济、金融、管理、生活、文化等多方面的粤语词语,既提高了自身的表现力,又拉平了在社会形态方面的差异。以前语言方面的共同话语不多,这既显示出彼此在意识形态、思维方式、表达形式等方面的不同,又表明各自社会结构、经济水平和生活状态的差别。大量粤语词语能通行在汉语文化圈内,表明大家的共同话题已大为增加,沟通也变得更为方便。这说明原本不同地域、不同水平的社会形态正渐渐地走向一定程度的平衡和同化。从汉文化的发展角度看,一个多元、多中心、多向化的南北交流、东西交锋的时代正在来临。这种社会学方面的意义可能远比语言学层面上影响更为深远和深刻。大量粤语词语能通行在汉语文化圈内,表明大家的共同话题已大为增加,沟通也变得更为方便。这说明原本不同地域、不同水平的社会形态正渐渐地走向一定程度的平衡和同化。
从历史的观点看,中国古文化的诞生从来都是多元的,我们从北京人头骨到马坝人陶瓷、从殷商甲骨到马王堆文物、从河姆渡遗址到仰韶墓葬,从远古至今,各地各处的文化终于汇成了今天博大精深的泱泱中华文明。所以现在这种各地语言、文化兴旺发达、多向交流和相互交融对整个民族的兴旺(或者说是振兴)是一个好预兆。20多年来进入现代汉语的大量粤语词语还带来一种不同于原来主体文化(或者叫做传统文化)的,也可以叫做次文化的经济文化、休闲文化和民生文化。这些文化的兴起反映当代国人的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异,从以前的严谨、保守和怀旧变得轻松、活跃和前卫,从而也越来越发显得开朗、乐观和豁达。
四、结语
粤方言在汉语方言中具有突出的地位。由于广东等粤方言区对外交流比较早,经济发达程度也比较高,粤方言逐渐成为一种强势方言。粤方言在历史的多个阶段(如晚清和上世纪80年代以后)都影响到现代汉语的词汇构成,大大丰富了现代汉语词汇,促进了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而粤语北上使得许多人将粤语当作学习的对象。粤语对现代汉语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此外,粤方言使用范围广,它不仅流行在广东、广西等地,而且为海外华侨广泛使用,它几乎是这些区域内人们的现代汉语。所谓“北上”,实是交融。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随着交流的增多,粤语可以说担负着一种国际通语的责任,因为粤语在现阶段和以后很长的时期内都具有别的方言甚至现代汉语都无法代替的作用。然而,尽管如此,20年来进入现代汉语的大量粤语词语只能成为现代汉语里的部分有限词语,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或取代现代汉语的固有词汇。
参考文献:
[1]Coulmas,Florian.The Handbook of Socialinguistics[M].Beijing:Beijing FLTR Press,2001.
[2]胡兆云.语言接触与英汉借词研究:A Comprehensive Study[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
[3]汤志祥.论20世纪末粤语对汉语和汉文化的影响[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2).
汉代文化交流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汉藏翻译史;汉藏文化;交流
翻译人类社会历史中最久远的一种活动，其始终在人们的沟通交流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直到现代社会的今天，各国各民族的科学、艺术、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各种沟通、交流与翻译工作息息相关。也正是有了翻译，人类社会才逐渐从相互不了解变成了了解，从互相封闭走向了互相开放。翻译使得人类的文化变得更加的多元化，使得各民族变得更加和谐且容易相处。
一、 汉藏翻译的主要历史阶段分析
（一）新中国成立之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但是直到1951年，才得以获得和平的解放。至此，新中国的汉藏翻译工作展开了新的篇章。而汉藏翻译工作开始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作用。1955年中央马列著作民族语言编译局诞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翻译工作的起点。这个语言编译局成立之初主要承担的工作有以下几点，首先，翻译国家重要的文件资料;其次，针对各届党代会、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等重要会议进行相应的文字翻译工作和口头翻译工作。例如，《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论人民民主》等书籍都是通过编译局而进行翻译的。
此外，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蒸蒸日上的发展，开始逐步成立了很多与汉藏文化有关的报刊杂志。例如，1951年创办的《青海藏文报》、1953年工委创办的《新闻简讯》、1956年创办的《日报》等也都大量的发表或刊登了译制成藏语的各种政治议论文。
但是文化的繁荣与政治时刻都保持着息息相关的关系，1966年到1976年，这是十年浩劫的时间，本来百花齐放的汉藏翻译事业也在此时受到了严重的重创。因此，这个时段的汉藏翻译事业发展近乎中断。各类翻译著作的数量几乎为零。
（二）改革开放后期
改革开放后期这个阶段中，汉藏翻译的工作重新得到快速的发展。1987年自治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语言能力的若干规定》，这个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藏语文字的地位得到了法律的正式认可。同时，这个《若干规定》的出台也明确了我国藏语发展的新方向，这对于汉藏翻译工作的促进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内，汉藏翻译的文学著作事业变得欣欣向荣，很多的中国古典文学著作，例如我们的四大名著，还有部分的外国文学著作，例如《卖火柴的小姑娘》、《伊索寓言》等都被翻译成为了藏文。这些优秀文学作品的大量被翻译丰富了藏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使得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加先进的文化，也同样使得全国的各族人民更加了解藏族人民的文化生活。
（三）二十一世纪之初
汉藏翻译事业经过改革开放后的蓬勃发展后，开始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状态。全国范围内的各省、各地市开始设立藏文翻译部门，主要负责当地新闻、文化、医疗卫生等各类领域的汉藏翻译工作。在这个阶段内，各类科技读物、文学工具书、法律文本等也都被陆续的翻译成藏语。
此外，我国的主要藏区也都开始陆续成立汉藏文化翻译公司，这些公司的成立既让藏族人民深入地了解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也使得汉藏翻译的工作体系变得更加的完善。
二、 汉藏翻译在汉藏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一）促进文化的传播
翻译工作作为语言的沟通桥梁，是沟通两种语言的基本工具。翻译不仅仅涉及到两种语言的运用，还涉及到两种文化相互关系。因为语言作为一种载体其既可以传递信息，又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任何一项翻译工作都不能离开文化底蕴而孤立存在。例如，《红楼梦》作为我国四大名著之首受到了汉族人民的广泛喜欢。而《红楼梦》的藏译本则通过其高超的翻译功底将汉族优秀的文化精髓介绍给了藏族人民。这使得藏族人民能够通过这些名著深刻的了解汉族的优秀文化，同时也使得两个民族的文化得以广泛的交流，进而达到增强两个民族感情的目的。
（二）增进文化的融合
翻译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占据着独特的文化地位。也正是由于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使得翻译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沟通交流工具。在现代的汉藏翻译过程中，代表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一些历史书籍，例如《四书》、《五经》等都被翻译成为了藏译本，这些都使得藏族人民有了更多了解汉民族文化精髓的渠道。
此外，还有很多的当代的文学书籍被陆续的翻译出来，例如鲁迅的《狂人日记》等，这些都使得汉族的优秀文化通过书籍的传播与藏文化进行了更好的融会贯通。这样的方式既使得汉文化能够更好的被传播和利用，又使得其在被翻译成为其他文字过后有了更新的历史涵义。这种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两种文化碰撞交融的一个过程，也是两种文化互相促进、共同延续发展的一个过程。
（三）作为语言载体
汉藏翻译对于汉藏文化交流的作用还体现在其能够作为一种语言的载体被人们交流沟通所使用。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交流的工具，并同时可以成为一种文化传承的基本载体。因为，众所周知，任何一门语言与任何一种文化之间都有着天然的、无法割裂的联系，其二者自古以来都保持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发展的关系。而人类要想掌握文化知识，学会使用语言是最基本步骤。同时，人们也可以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领略这个民族的文化，吸收这个民族的精髓。就如文学巨匠鲁迅先生曾经所说：“翻译并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且本身便是目的。把外国语译成汉语，不仅仅是把外国人的思想、情感介绍给中国人，同时本身也是汉语自身的一种实验。”同理，这样的道理也适合于汉藏翻译，换句话说，人们在进行汉藏翻译的过程中，翻译的过程中除了把汉语翻译成为藏语这一目的外，对于藏语言的发展也同样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契机。
此外，随着我国汉藏翻译事业的不断蓬勃发展，汉语言和藏语言也有了越来越多互相借鉴发展的机会。其中很多好的体现在汉语中就有不少来自于藏语的“舶来语”，例如，汉语中的唐卡、隆达等词语都直接来源于藏语。而诸如土司、大司徒等藏语语言又是直接来源于汉语中。因此，在进行汉藏翻译的过程中，这两种语言无论是是在词汇方面、还是在语言表达方面都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在这种发展完善的过程中，这两种语言也在进行着自身的积极构建，并通过这种全新的构建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新方向。
纵观我国汉藏翻译文化的历史长河，这两种语言的翻译可以追溯到公元六世纪前后。在这个阶段中，正是由于翻译的存在，使得汉藏的文化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与密切。随着时代的发展，汉藏翻译在两个民族思想文化领域之间发挥的作用变得更加的巨大。翻译能够解决人类之间不必要的分歧，使得各文明之间的矛盾得到弱化。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是民族想要走向世界，寻找更加广阔的发展平台，翻译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工具。
三、 结语
在中国汉藏两个民族交流与互融的过程中，翻译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翻译能够增强两个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的机会，还能够使得两个民族互相吸收对方的文化精华。这对于促进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
参考文献：
[1] 德拥，德吉旺姆，呷绒则玛. 从现代汉藏翻译史看翻译在藏汉文化交流中的作用[J]. 时代文学（下半月），2014，08：135-136.
[2] 杜敏. 康区在汉藏文化交流中的作用[J]. 经营管理者，2010，04：323.
汉代文化交流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日源外来语；传入时期；方式；影响
一、引言
在网络不断发展的今天，“萌”“宅男”“正太”“腐女”“萝莉”等网络语言频繁出现在各大社交网络和门户网站上，并慢慢走出网络，走进日常生活。然而这些词语并非“土生土长”的中文，而是由日本传入的外来语。这些词语已完全融入汉语中，人们极其自然地使用着这些词语，然而对于这一事实却知之甚少。因此本文将对日源外来语进行一个全面的介绍，试从整体上把握日源外来语的传入时期、方式及其影响。
二、日源外来语的定义
《现代汉语大词典》将其定义为“从别种语言吸收来的词语。”因此日源外来语便可以理解为“从日语吸收来的词语。”日源外来语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借用现成中国古汉语词汇并赋予其新的含义与用法，如：革命、经济、文化等。二是日本用汉字自创的汉语词汇，如：美术、茶道、物语、手续等。据《汉语外来语词典》统计，现代汉语中日源外来词共772个，其中大部分都属第一类，而目前学术界对第一类是否属日源外来语还存在争论。笔者认为虽然第一类词语在中国古代典籍有典可考，然其意义用法与现代汉语大相径庭，如“经济”一词，古汉语为“经世济民”，治理国家之意，而现代汉语指“社会物质生产、流通、交换等活动”，因此，本文中所指的日源外来语含第一类。
三、日源外来语的传入时期、方式与影响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在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有频繁交流往来。语言作为沟通交流的工具，在此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两国语言的交流史。
汉字在平安时代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汉字传入日本之后，朝廷正式的公文全部由汉字书写，这时的汉字更是达官显贵们的奢侈品与身份的象征。然而，汉语作为外来语使用起来还是有诸多不便，于是日本先人开始用汉字来记录日语的发音，这便是万叶假名。这时的汉字是没有意义的，只作为记录日语发音的符号。慢慢地由于汉字笔画过于繁琐，日本先人便利用汉字的草书和楷书的偏旁部首创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进而形成了今天的日语。由此可见汉字对日语影响之深，很难想象如果当初汉字没有传入日本，今天的日语会是什么样子。
反之亦然，明治维新之前一直是日本在学习中国，而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不断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文化，而中国却沉沉睡去，中日关系也开始出现逆转。清末民初，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大批爱国志士纷纷前往日本留学，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将日本著作、教科书以及日文版西方著作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由此，大批首先由日本翻译的词汇也进入中国，如：共产主义、破产、哲学等。由于中日两国的汉字渊源，这些词语迅速地在中国得到普及，这便是日源外来语大规模进入汉语的第一个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很多学者对这些新名词持反对意见，主张使用自己的翻译，而非照搬日译，最具代表的人物便是严复。严复作为中国翻译史先驱，其提出的“信、达、雅”理论对中国翻译界影响深远，至今仍发挥着作用。其中“雅”字最难，而其译作却以“雅”著称，其翻译的《天演论》通篇古朴典雅。也正因此，其译词大多过于文雅甚至晦涩难懂，所以当时的许多“严译”并未被大众所接受，取而代之的是简单易懂的日语翻译。如表1所示：
表1：
此外，当时另一些学者主张音译，其中最具代表的是章士钊、鲁迅。这些音译和日译曾一度出现共存局面，而最终这些拗口的音译渐被淘汰，被日译所取代。如表2所示：
表2：
日源外来语进入中文的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至今。自1972年中日建交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日两国交流日益密切。也正是在该时期，许多日语词汇、用法与表达方式开始出现在中文当中，如：卡拉OK、料理、写真、欧巴桑、卡哇伊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这些日源外来语绝大多数还是通过港台地区间接传入大陆的，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当今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许多日语外来语都是直接通过网络进入中文当中，如：萌、宅男/女、萝莉、正太、…控等。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最新进入中文的外来语当中绝大多数都是与ACG（动画、漫画、游戏）相关的词汇，而这些词汇的传播主体多以对ACG感兴趣的年轻人为主。这些词汇最先活跃于热爱ACG的同好圈中，由于他们或多或少的日语基础，使他们不用翻译也可以理解这些词语的意思，加上中日两国汉字的特点，使得他们在同好圈中可以直接使用这些日语汉字而不影响交流。这些外来语成为人们学习近代科学技术的有力工具，极大的丰富了中文的词汇量与表现力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概念与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日源外来语也记录了汉民族与日本之间经济、制度、思想等各方面的相互交流的历史。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日源外来语整体上的分析与考察，对于日源外来语的传入时期，方式与影响有了一个较全面的把握。随着全球化和各国间交流的日益深入，外来语也必将发生巨大的发展与变化，而日源外来语将来的发展趋势，也将成为今后的研究课题。
参考文献：
[1] 现代汉语大词典编委会.现代汉语大词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2] 傅传凤.从日源外来语看汉民族的文化心理[M].语文学刊，2007.
[3] 刘正谈等.汉语外来语词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汉代文化交流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对外汉语专业；中国文化自信；人才培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当一国的民族语言被作为外语普遍学习的时候，就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该国国际地位的真正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深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持续升温，我国政府充分利用当下有利的形势，加快培养造就既熟知本民族又了解世界历史文化的对外文化传播高级专门人才，积极传播长期以来受到各国有识之士赞赏的中华文化价值观。
然而，在全球一体化和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化的传播一时间还缺乏足够的定力，模仿、照搬之风盛行。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包围，我们不能妄自菲薄，忽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和自我更新能力，而应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加强文化自信，寻找中国文化的坐标。高校对外汉语专业作为培养汉语国际推广与国际交流的专门高级人才，在培养模式上应该注重引导学生正确看待民族文化，提高中国文化的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在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中身体力行地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自觉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使者。
一、对中国文化自信的深刻认识
所谓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和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充分肯定以及对自身文化发展的坚定信心。作为世界古老文化中幸存下来的中华文化，孕育了博大深邃的文化智慧，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倡导的和谐、大同、天人合一、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辩证思维等都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观。对这些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要继承和弘扬。
1、对中国文化作用和重要地位认识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维系民族的精神纽带。正是由于共同的文化，一个民族才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打不散、压不垮，就在于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她铸就了中华民族不朽的灵魂和不屈的脊梁，根植于民族历史的土壤之中，流淌于五千年历史文明的长河。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人文主义思潮、自强不息精神、“天下为公”理想等这些民族精神的精华，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现代化带来了价值观念的冲突，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态势下，对我们保持并努力发展文化的民族性，尊重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扬中华传统美德，合理利用传统文化这个重要资源并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传播中华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加强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强大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
中国文化不仅在过去的发展中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而且面对人类文化多元发展的走势，依然具有强健的生命力。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华文明历经战乱和外敌入侵却绵延不绝，其中的原因是中国幅员辽阔，中华文明在广袤的土地上繁衍；中华文明的规模巨大，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学、艺术、哲学、医学等领域形成了完整的、相互关联的整体却又独立的体系。但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国家积贫积弱，中国人始终处于一种深刻的文化焦虑之中。中国人对曾经领先世界数千年的古老文化如何在西方现代文化的挑战下存续缺乏自信了。到了在，在“打倒孔家店”文化运动口号下，孔子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标靶，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尤其是“”期间，传统国学又一次遭到了冲击了，优秀传统文化失去了深厚的根基。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形态伴随着西方物品进入中国，处在迷惘中的中国人受到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没有增加，反而越来越模糊，内心深处对中国文化缺少深刻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从而导致后来在对外交流和传播中的自卑和不自觉。
党的十七大鲜明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因此，我必须站在时代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高度战略，深刻的认识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民族的振兴中是文化起着重要地位与作用。只有这种情况下，才使更加自信、更加主动地去推动社会文化的体制改革。
第一，弘扬和传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加强对中华文化的保护和利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有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和传统美德，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是我们现代社会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所以我们应该看到并充分尊重和肯定这些丰富的价值，坚持保护和利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传统文化进行弘扬和创新，积极创建优秀文化体系并更好的传承下去，使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振奋人们前进的精神力量。
第二，自觉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激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文化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断扩大，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从内心深处自觉认可中国传统文化，加强传统文化的修养，并在共同的价值观、“大同”的思想指导下，自觉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是发展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的需要，也是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形象、维护文化多样性和国家文化安全、提高国际话语权的需要。
二、加强外汉语人才培养，提高中国文化自信
在国际交流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对外汉语”专业也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对外汉语”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德智体全面发展，能胜任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以及胜任中外文化交流相关工作的实践型语言学专门人才”。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要扎实掌握与汉语言文字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相关的基本理论和教学方法，同时还具备一定的文学文化素养。
1、培养具有扎实的汉语言理论基础和掌握一定外语水平的人才
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质是推广汉语，让学习者学会典雅规范的汉语言文字，能够随心所欲地运用汉语进行深层次的交流。高校对外汉语专业是培养汉语国际教育人才的主要机构，以培养本科和研究生人才为主。根据国家教育部对对外汉语专业提出的业务培养要求来看，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语言学和第二语言教育的基本理论，要能够掌握扎实的汉语言文学的基本知识，要受到中西比较文化的基本训练，还要熟练的掌握英语，最终目标是要具备从事语言或文化研究的基本能力。而“语言或文化研究的基本能力”之语言能力，主要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基础和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的应用能力。如现代汉语的语音、语法、词汇；古代汉语之所以重要是现代汉语的许多语法、词汇都是来源于古代汉语，且通过古代汉语课程的学习，更便于阅读古代文献，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而对外汉语教学需要扎实的语言学基础理论和对外汉语教学理论作为支撑，只有理论扎实、经验丰富的对外汉语老师才能在教学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当然，外语水平对于对外汉语的重要性自不必说。
2、培养具有丰富的中外文化知识、对中华文化充满自信的专业人才
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语言深受文化影响，反映文化的发展。民族语言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基本形式，文化对语言的有制约作用。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汉民族的文化对汉语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语言教学的工具主义语言观往往只注意对语言系统内部组织规律的学习和研究而忽视了对制约工具使用的外部因素的学习和研究，因而使语言学习者只能学到静态的语言知识，只能了解语言符号的语言意义，但因为缺少“文化”面不能学到运用语言的知识，不能真正把握言语的语用意义。因此，学习语言必须学习文化，学习语言须注意考虑语言以外的行为和环境。汉语的产生和发展与汉民族的历史密切相关，渗透了汉民族的文化积淀、认识经验、感彩。如果缺乏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及文化内蕴，外国留学生根本无法正确理解某些词汇与语法。在进行对外汉语教学中要有意识地注重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教学的特征，从语言和文化教学两方面着手，使学生不仅明确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规则，同时也了解中国的文化及在这种文化中形成的交际习惯，从而得体地运用所学进行汉语交际。再如，中华饮食文化、刺绣、剪纸、丝绸等对外传播具有悠久历史，颇受世人瞩目。传播者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引入这些中国文化教学，树立语言离不开文化的教学理念，无形中丰富了教学内容，使得对外汉语语言教学变得不再枯燥，学生们能在有趣的文化中学习语言，必将对学生汉语水平的提高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然，由于学习汉语的学生，有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他们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外汉语教师对学习者所在国的宗教、历史、文化、风俗等要有所了解，才能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尊重学习者的宗教、风俗习惯，以免出现影响国家、民族团结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