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扶贫论文范文

教育扶贫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教育扶贫；理论；模式；述评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2)03-0066-06

教育扶贫，是指针对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教育投入和教育资助服务，使贫困人口掌握脱贫致富的知识和技能，通过提高当地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并最终摆脱贫困的一种扶贫方式。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国内外关于扶贫开发理论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从“贫困文化理论”Ⅲ、“资源要素理论”、“人力素质贫困理论”到“系统贫困理论”的发展，从经济、文化、人力资本、社会政策系统的角度分析了贫困的成因，并从经济、文化、教育、结构调整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扶贫方式。而对于教育扶贫的研究大多是在扶贫开发理论假设下，从教育的扶贫功能这一角度去阐述。

一、教育扶贫的理论渊源

1、贫困文化理论

贫困文化论是由美国学者奥斯卡·刘易斯(OscarLewis)提出的。他认为，贫困文化是贫困群体在与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产生的行为反应，并且内化为一种习惯和传统文化，它的特点是对自然的屈从感、听天由命、对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怀疑等。也就是说，贫困地区人口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生活态度，内化成群体的一种思维定势和行为准则。在这种贫困文化的熏染下，形成一种低水平的经济均衡，并在贫困地区一直延续。

2、资源要素理论

国外学界资源要素论的主要代表有马尔萨斯(T.R.Malthus)的土地报酬递减理论、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莱本斯坦(H.Leibonstein)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他们主张增加贫困地区的资本投入力度，使其达到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强调资本的积累和形成，以期推动社会的经济增长。中国学者姜德华最早对我国贫困地区的类型进行了分析，并总结了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与自然生态恶性循环的过程。他把贫困的原因归结于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或是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恶化从而造成深度贫困。资源要素理论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贫困是对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不能进行有效地合理配置的结果。

3、人力素质贫困理论

1960年，美国学者舒尔茨(T.w.Sehuhz)在美国经济学会上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的演说，提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他认为，贫困地区之所以落后，不在于物质资源的匮乏，而在于人力资本的缺乏；加强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人力资本的形成、经济结构的转换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王小强、白南风通过“进取心量表”测量人的素质，量表包括改变取向、新经验、公共事务参与、效率感、见识、创业冲动、风险承受、计划性等8个指标。他们将贫困地区人口的特征描述为：创业冲动微弱，易于满足，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不能抵御较大困难和挫折，不愿冒险；生产与生活中的独立性、主动性较差，有较重的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的观念；难以打破传统和习惯，接受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大多数新事物、新现象较差，安于现状；等等。他们总结出“人口素质差”是贫困地区贫困、落后的本质原因。

4、系统贫困理论

系统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由诸多综合因素系统运行的结果，贫困的根源是由“陷阱一隔离一均衡”所构成的一个“低层次、低效率、无序的、稳定型区域经济社会运转体系，这个体系规定着贫困延续的轨迹”。在这个贫困区域系统中，社会的能力机制、资源基础与求变能力之间未能参与整个外部区域经济全面增长与社会持久进步过程。在发展的内部关系上，三者之间需要构成一定的相互适应关系。可以说，系统贫困理论已经脱离出对于贫困的平面的、静态的描述，而是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研究贫困。

综上所述，对扶贫理论的研究首先从贫困的定义和分类开始，但对贫困的定义有不同的角度，暂时学界还未能将其统一；有关贫困的绝对和相对的生存状态已得到大家的共识，只是量化的标准不一样；对贫困成因的分析也衍生出相关的理论，即由单一的贫困文化发展到系统观理论，并且由分化走向了共融。可以说，扶贫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问题，而是不同学科和不同部门协同研究和管理的问题。这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扶贫机制，这是扶贫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二、教育扶贫模式研究

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把扶贫开发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在扶贫开发的内涵上拓展了教育扶贫的功能。我国学者林乘东于1997年提出教育扶贫论。他认为，教育具有反贫困的功能，可以切断贫困的恶性循环链；应该把教育纳入扶贫的资源配置中，实现教育投资的多元化，使公共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他同时提出，教育不能独善其功地反贫困，需要具备四个条件：1.提高贫困地区的人口综合素质；2.建立相对公平的经济分配制度；3.优化贫困人口配置，提高贫困人口劳动力与生产要素的结合度和效率；4.增加资本积累和投入，为反贫困提供经济基础，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集美大学的严万跃认为，现代社会的贫困问题都是知识与能力贫困的表征和结果，发挥教育的扶贫功能不仅能增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能力，还可以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教育扶贫的功能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但是针对我国贫困地区教育扶贫问题和现象的实证研究模式才刚刚开始。

1、经济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研究

厦门大学的杨能良认为，教育扶贫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公共产品。加强对教育的政府投人，提高贫困人口的教育水平，使之能受到帮助其脱离贫困的教育，需要建立一种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弥补贫困人口的收入缺口。同时，要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经济环境，提高贫困人口的就业率。在他看来，教育扶贫是一种最有效、最持久的扶贫方式。兰州大学博士生张宏从经济学角度对甘肃省麻安村的参与式扶贫开发模式进行了研究。他通过深度调研，了解了不同类型农民特殊的生态和社会经济条件限制因素，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了扶贫开发模式中的一些规律，从而认为参与式扶贫开发是一种最优的模式。四川大学的龚晓宽运用计量模型对近年来的扶贫效益进行了分析，提出扶贫模式的创新要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为核心理念㈣。周丽莎根据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提出的“解决贫困和失业的根本之道是实现社会机会的自由”这一理论，对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进行了实证研究。她指出，实行集中办学、民汉合校和“双语”教育的扶贫模式能让少数民族学生平等地接受教育，实现了“实质自由”，缓解了能力贫困。教育扶贫是一种值得推荐的扶贫方式。学者们大多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改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加大教育投入力度等方面去阐述教育扶贫模式。

2、社会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研究

对教育扶贫模式的社会学视角更多倾向于对贫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衰退背后的传统人文因素进行研究。此类研究认为，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素质、改变传统落后的思想观念是改变贫困地区的关键。西南大学的欧文福专门从产业发展和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角度探讨了西南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综合了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方法，揭示了民族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规律，为教育扶贫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沈红对宁夏、甘肃两省区的扶贫调查分析对不同地区扶贫的方式、过程和结果进行了描述，并比较了各自的利弊，从而为“八五”期间的扶贫工作提供了数据参考。

3、以问题和现象为出发点的教育扶贫实证研究

针对不同地区教育扶贫方式、过程、结果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总结扶贫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共性和特性问题，如针对农村长期贫困现状与教育改革的研究、农村贫困地区教育扶贫的对策研究等。随着教育扶贫力度的加大，有些生态环境恶劣的地区还出现了生态移民和教育移民。以此为背景的研究包括甘肃四个干旱贫困县的教育移民调查研究、海南省“教育移民”情况的调查研究、宁夏吊庄开发性移民以及三峡库区教育移民的个案实证研究等。以问题和现象为出发点的教育扶贫实证研究还包括：针对教育扶贫体系中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不同地区的教育扶贫个案研究，如浙江省永嘉县的教育扶贫研究、西部开发过程中的凉山教育扶贫战略研究等；针对教育扶贫过程中的新方式的研究，如对河南远程教育扶贫网的思考等。可以说，对教育扶贫的实证研究层出不穷，硕果颇丰。

三、教育扶贫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理论研究的不足

贫困是一种与人类发展进程相伴生的社会现象，能否处理好贫困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一直以来，对教育扶贫的研究都是建立在贫困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对策研究。从经济学、教育学、政治学、人类学的角度去分析贫困问题都显得有些片面，因为贫困产生的原因是多元的。教育扶贫也只是扶贫开发体系中的一种方式。如何界定教育扶贫的功能，怎样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其效果，如何处理在教育扶贫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问题，都还需要不断地探索。我国对教育扶贫研究的经济学解释认为，资本和权力在反贫困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增加基础教育的投入，势必会带动贫困地区的社会发展。但是，城乡教育的差距，在导致贫困地区的教育成本上升的同时，也产生一些教育致贫的现象。对于如何平衡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还缺乏量化的标准。教育扶贫的社会学角度研究针对不同地区的共性和个性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以期通过改变当地人口的综合素质，从救济式的扶贫转变成自发性的扶贫，但是也忽视了经济投入和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现在的系统观研究侧重于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分析教育扶贫的功能应该如何去协调和整合资源配置。然而，怎样设定一个有效的区域评价体系去评价教育扶贫的效果，有没有一个确实可行的实证研究能证明教育扶贫的系统整合能起到反贫困的作用，目前还未得见。

从贫困的发生机制来看，它受地区自然条件、历史起点、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和文化素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对于哪种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不同学科的学者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学界关于贫困的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就是这一矛盾的现实反映。不可否认，在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地方或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方，贫困总是以一定的规模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结构解释必然会包含着文化因素对贫困的影响；同时文化取向的贫困文化解释又或多或少带有制度的约束因素。呵以说，教育扶贫的提出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必然选择，但是，如何使教育结构与社会结构(人口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相适应，如何处理教育扶贫与教育致贫的现实矛盾，教育的扶贫功能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上述方面的理论研究还显不足，有待学界的进一步探讨。

2、研究过于宏观，缺乏对扶贫客体的微观关照

我国目前的教育扶贫研究主要从扶贫主体的角度来探讨。按扶贫主体的不同可以将教育扶贫作以下分类：1.政府主导型教育扶贫。例如，我国自1995年开始在贫困地区实行义务教育工程，希望通过加大对民族贫困地区的教育投人来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相关的研究较为注重教育体制改革、教育投人的经济效益等方面。2.基金主导型社会资金扶贫。比较典型的是“希望工程”。可以说，“希望工程”动员了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到教育扶贫的过程中，帮助贫困地区的学生享受到教育。但是，如何达到扶贫的真正效果，在实践中还有待进一步完善。3.非政府组织主导型教育扶贫。2001年10月30日，中国非政府组织(简称NGO)国际扶贫会议在北京发表了《中国NGO反贫困北京宣言》，政府、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到扶贫过程中来。、相关研究如陈美招等对国际NGO教育扶贫行为的分析。也有研究者从扶贫主体作用于扶贫客体的角度把扶贫分为救济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两种。救济式扶贫是指扶贫主体直接向扶贫客体提供生产和生活所需的粮食、衣物等物资或现金，以帮助贫困人口，也称“输血式”扶贫。开发式扶贫是指扶贫主体通过投入一定的扶贫要素(资源)扶持贫困地区和农户生产自救，逐步走上脱贫致富道路的扶贫行为方式，也称“造血式”扶贫。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教育扶贫研究主要侧重于从扶贫主体或是扶贫主体作用于扶贫客体的角度进行研究，关注政府教育扶贫的政策制定、实施过程、扶贫效果等方面；而很少从贫困人口自身的角度去探讨，如贫困人口的生存技能需要、生存环境、人文关怀和向上流动的渠道等方面，研究上缺乏微观层面的深度关照。

3、注重宏观政策研究，缺乏微观实证研究

大多数的研究者认为，贫困地区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制度不健全、资源匮乏、科学技术落后，以及人的文化素质相对低下等，倾向于从宏观的层面去思考；但是贫困地区之间也有差异，不能一概而论，以共性涵盖个性的研究也有失偏颇。目前，从教育扶贫的宏观研究到教育扶贫的方式和方法比较，再到教育扶贫区域的问题和现象研究，试图从小的社会环境中去探索教育扶贫中存在的一些规律性问题，用实证的微观视角去探索教育扶贫过程中的最佳模式，已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如金俊峰对云南山区“开发式”扶贫模式的研究等。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是太少，也没有一个系统的、值得借鉴的、评价效果良好的教育扶贫模式。

4、缺乏从多学科、多角度进行的综合分析

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对教育扶贫的研究大多还是在国外扶贫理论预设的基础上开展的。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主要从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人力资本等多元角度进行了分析，取得了一些成果，并在我国教育扶贫的政策制定、实施过程和效益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从学术界和整个系统的角度来看，还存在学科衔接不紧、研究不全面等问题，主要表现在：很多研究者局限于特定的学科视角，遵循该学科的方法和调查方式，忽视了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缺乏对大多数贫困者的深度观察，不能全景式地反映其贫困的过程，显得研究结果生硬而表面化。我们要做好教育扶贫研究，必须要理清地区贫困的内在根源和教育之间的关系，不仅要探究教育扶贫的形式、特点，还要做好充分的实证研究，从多学科、多角度去比较不同形式的教育扶贫模式，总结出具有共性的规律，把教育扶贫理论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公共政策，以切实保障大多数贫困者的利益。

四、教育扶贫研究的反思与建议

贫困地区长期贫困的状态，已经不再单纯是经济贫困、文化贫困的问题。由贫困所派生出的新的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障碍。目前学界对教育的扶贫功能已达成一定的共识，但是对如何发挥教育的扶贫功能，怎样将之转变成实践中的公共政策还有待深入的探讨。贫困的发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综合社会现象，各个地区的贫困问题又各有差异，“一刀切”的扶贫模式难免会顾此失彼。笔者认为，教育扶贫研究还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延伸。

1、将贫困发生机制纳入教育扶贫体系进行研究

从贫困的发生机制来看，经济制度、地区文化、人口素质、地域自然条件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但同时也是贫困的结果；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一个社会的空间场域中达到一种静态平衡，使得这种贫困的恶性循环在贫困地区延续。正如康晓光所说：贫困的根源是由复合系统与其环境相互作用、协同进化的过程。各种因素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网络，其中存在众多的反馈回路。区域性贫困陷阱就是各反馈回路相互耦合形成的网络系统，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使贫困成为区域的持久状态。笔者认为，要达到扶贫的效果，就需要打破这种静态的平衡，把贫困发生机制与教育扶贫模式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分析贫困地区真正致贫的原因是什么，并以此作为扶贫政策的出发点，构建系统的教育扶贫模式。如图1所示，教育扶贫体系的主体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教育扶贫机构。它们在外部政策的环境下，分别作用于处于贫困环境中的扶贫对象，通过外部因素影响其内部自身的变化，并达到教育扶贫的目的。从已有的研究来看，贫困发生机制与教育扶贫模式研究还存在脱节的现象：一是对贫困发生机制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二是针对教育扶贫体系的构建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认识；三是现有理论基本都强调了政府在教育扶贫中的主体地位，而对于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教育扶贫机构在扶贫体系中的职能如何进行分配，还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

2、教育扶贫政策应注重教育结构的改革，使其符合贫困地区的实际需求

教育扶贫作为一项以政府为主体的扶贫行为，有必要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去探讨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教育扶贫政策。林乘东曾提出，教育不能独善其功地反贫困，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都存在贫困现象。贫困问题要在一定政策条件的配合下才有可能缓解，但不能杜绝。他提出：1.要改变目前的教育体制结构，加大职业教育的投资比重，凸显职业教育的地位；2.巴教育投资并人扶贫资源的配置格局；3.采取一种自动分流体制实现教育投资的多元化，使高收人阶层“自动”选择付费教育，从而使公共教育资源向贫困人口倾斜。其重点是通过教育体制改革来实现教育的扶贫功能。但在微观的实践层面上，各个贫困地区的情况各不相同，还需要实证研究的支撑。笔者认为，在贫困地区还要考虑两个条件：1.教育扶贫政策是否契合贫困地区的文化环境和实际需求。目前，很多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政策采取“一刀切”的做法，把贫困地区的适龄儿童整体搬迁到县城集中上学，通过加大教育的投入使贫困人口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这同时也使得很多贫困家庭因为上学路途过远和教育成本的增加，辍学率反而有抬头趋势。这不仅伤害了贫困地区人口参与教育的热情，也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使得教育扶贫适得其反。2.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是否适应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教育扶贫不仅要把教育投入纳入到扶贫资源的配置格局中，还要考虑教育结构与社会结构的适应关系。教育要契合当地经济发展的需求，培养地区经济建设需要的人才，保证受教育人才的充分就业，这样才能发挥教育的社会效益，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虽然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贫困现象难以杜绝，但如能在一个小的社区、村庄的实证研究中，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也能为教育扶贫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3、教育扶贫政策应着眼于扶贫客体的真正需求

贫困地区最大的教育矛盾在于贫困地区人口的教育成本和教育机会满足不了贫困地区人口对教育的需求。要想改变教育扶贫的现状，就得围绕贫困人口真正的需求去制定政策。其一，加大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切实减轻农民的家庭负担，建立多渠道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筹措体制，增加政府投入比例，鼓励社会力量捐资助学，增加贫困人口的教育补助，让贫困人口不再由于高昂的教育成本而选择辍学。其二，建立国家农村教育扶贫专项资金，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农村教育扶贫经费的来源。目前，一些地区采取了教育贷款、助学金、奖学金制度，但是这些政策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应急性和局限性。应该建立一种长效的扶贫助学资金来保障贫困学生求学。其三，在加大教育基础投入的同时，注重教育扶贫的效率。一般而言，农村义务教育能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的启蒙教育；高中阶段教育能对教育扶贫效率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既能促使贫困人口向上层流动，又能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能提高贫困人口的职业技能，增强贫困人口的就业能力。因此，要发展多层次的教育，提高教育扶贫的效率。其四，深化教育扶贫模式的研究，以教育扶贫为主，多种扶贫方式并举。目前，针对教育扶贫的实证研究还没有一种切实可行的模式可供参考。教育的扶贫功能可能切断贫困的恶性循环，但是不能独善其功地反贫困，需要不同扶贫方式的互补。建议把输血式扶贫、移民式扶贫、开发式扶贫等纳入教育扶贫模式进行系统研究。

4、教育扶贫实践过程中要转变观念

自我国实施教育扶贫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往的教育扶贫观念已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转变。其一，从最初的道义上的扶贫转变成制度性扶贫。以往的教育扶贫只是一种提倡，倡导人们帮助贫困地区人口改变教育状况，捐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现在的教育扶贫已经成为各个地区政府的政绩考核标准和硬性规定。其二，从以往的救济式扶贫转变成造血式扶贫。救济式扶贫造成了一些贫困地区人口依赖救济的思维惰性，思想上不愿争取、安于现状，等待救济成了一种生活上的依赖；现在的教育扶贫注重从思想上进行教育，鼓励贫困地区人口参与到摆脱贫困的项目中去，让其学习知识和技能，自食其力。其三，扶贫重点从贫困地区转向贫困人口。以往的做法主要是将扶贫资金拨给贫困地区政府，让政府去开展扶贫项目。但是，由于管理监督机制的缺乏，出现了挤占、挪用扶贫资金等现象。现在的做法是，对教育扶贫资金进行分类：项目资金发放到政府，并建立专项资金账号；个人资金以实名发放到个人户头。这样就保障了教育扶贫资金的有效使用。其四，由区域性教育扶贫转变为阶层扶贫。以往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地理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地区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在城镇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贫困人口，如市场竞争中淘汰的无业人员、身陷残疾而无法务工的人员、没有收入来源而生活极度贫困的人员等。其五，从单一扶贫向综合扶贫转变。贫困问题已不再单单是经济、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需要从不同的侧面去思考解决贫困问题的措施。教育扶贫观念的转变是顺应贫困发生的新变化，也是教育扶贫实践过程中的应然之举。

总之，教育扶贫研究还在实践中不断前行。本文只当抛砖引玉，期待学界同仁批评指正，以进一步完善教育扶贫理论和模式。

参考文献

[1]Oscar Lewis.Five Families：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Poverty[M].New York：Basic Books，1966：215.

[2]姜德华.中国的贫困地区类型及开发[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

[3]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中国落后地区的经济考察[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4]罗必良.从贫困走向富饶(现代化探索丛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5]林乘东.教育扶贫论[J].民族大家庭,1997(5)：56-57.

[6]沈红，周黎安等.边缘地带的小农——中国贫困的微观理解[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87.

[7]金俊峰.云南山区”开发式”扶贫模式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8]沈红.中国贫困研究的社会学述评[J].社会学研究,2000(2)：91.

[9]刘维忠.新阶段新疆农村扶贫开发模式与对策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农业大学,2010.

[10]夏英编.贫困与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21.

[11]严万跃.论现代教育的扶贫功能[J].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4)：77-80.

[12]杨能良，黄鹏.教育扶贫一我国扶贫的财政学思考[J]福建财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1)：14.

[13]张宏.欠发达地区参与式扶贫开发模式研究——以甘肃麻安村为例[D].兰州：兰州大学,2007.

[14]龚晓宽.中国农村扶贫模式创新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6.

[15]周丽莎.基于阿玛蒂亚-森理论下的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模式研究——以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为例[J].民族教育研究,2011(2)：98-101.

[16]沈红.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人口的边缘化：少数民族贫困的历史透视[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53-60.

[17]欧文福.西南民族贫困地区的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基于产业发展与人力资源能力建设[D]成都：西南民族大学,2006.

[18]沈红.扶贫开发的方式与质量——甘肃、宁夏两省区扶贫调查分析[J].开发研究，1993(2)：49.

[19]陈全功等.农村长期贫困与教育改革[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6(1)：71.

[20]奂平清，王等等.农村贫困地区教育扶贫及其对策探析[J]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01(1)：47

[21]魏奋子，李含琳，王悦.贫困县教育移民的政策定义与可行性研究——以西部地区四个干旱贫困县为例[J]人口与经济,2007(3)：7.

[22]海南省教育移民联合调研组.海南省“教育移民”情况的调研报告[J].琼州学院学报,2008(2)：43.

[23]杨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教育功能的强化——从宁夏吊庄开发性移民看教育的发展及其功能[J].西北民族研究,2004(3)：98.

[24]张学敏.三峡库区教育移民迁校经费缺口分析与对策研究[J].教育与经济,2001(4)：41.

教育扶贫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高校在教育从“摆脱贫困”到精准教育脱贫中具有独特的优势，是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福州外语外贸学院践行精准教育扶贫为例，探索精准教育扶贫主体、精准教育扶贫识别、精准教育扶贫培养、精准帮扶脱贫等精准模式，充分利用高校的优势，经济发达地区高校精准帮扶贫困地区，对口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精准教育 教育扶贫 高校优势

引言

教育脱贫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2013）指出“要紧紧扭住教育这个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再穷不能穷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务必把义务教育搞好，确保贫困家庭的孩子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不要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精准教育扶贫能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掌握知识、改变命运、造福社会，是最有效和最直接的精准扶贫。本研究将结合本校精准发力教育扶贫实际情况，开展高校精准教育脱贫模式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国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及现状

纵观国外文献，Thodore W.Schults（1962）提出贫穷国家或地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资本的短缺，而在于人力资本的匾乏，发展教育扶贫事业，影响人力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发展。Karl Gunnar Myrdal（1972）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中提出了反贫困理论，他在“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教育改革和权力关系改革三个方面的反贫困战略模式。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的发展也曾发生过贫困地区教育发展严重落后的问题，美国《中小学教育法》（1965）的实施是朝贫困宣战的重要举措，该教育法为贫困地区中小学教育获得大量精准资助。发达国家对贫困地区的精准教育扶贫和资助的特点主要集中于义务教育阶段，形成比较完善的教育经费投入体制。对教育的支持性援助由一般性资助转向精准分类资助，形成有差异性的经费分配机制，经费投入对象逐步精准教育扶贫到学生。Thomas L. Jennings（2014）通过对公立学校教育经费和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二者呈明显正相关系，即学校教育经费投入越多，学生的学业成就水平越高，其研究结果为处于低收入地区的学校提供额外的经费支持提供了证据。

二、国内研究梳理及现状

我国的教育脱贫研究的成果当中，有相当的部分是结合某个贫困地区的个案研究，还有部分调研报告。如，张久兰（2010）对小凉山区、杨海平（2011）对湘鄂渝黔桂边区的教育扶贫进行研究；对精准扶贫概念、内涵及本质的分析（ 黄承伟2015、汪三贵2015）；与经济的关系理论有教育反贫困（汪祥2015、彭腾2015）、扶贫开发（扬波2015、饶勇2015）、产业扶贫（段淇斌2015、马楠2016）；与社会的关系理论有教育公平（周晔2015、程玮2013）；与文化的关系有扶贫文化（李禄胜2015）等。

专门针对高校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的研究成果目前尚凤毛麟角，陈大柔（2004）认为高校对口扶贫教育应该紧扣时代的脉搏，充分利用各种理论和技术，尤其是现代计算机技术及信息通讯技术的优势，来克服现存模式的不足之处。熊文渊（2014）提出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

校应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和能力，借助资源优势，在教育扶贫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其他关于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主要有何丕洁（2015）认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有利于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扶贫。杨定玉（2016）认为教育精准扶贫是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程华东（2017）提出高校精准扶贫地方的新路径：“找准农户致贫或返贫的原因；高校与政府联动，做好扶贫规划；高校与企业联动，抓好产业建设；加强高校、企业与地方政府联动”。

本文认为探索精准主体、精准识别、精准培养、精准帮扶脱贫等精准模式，充分利用高校的优势，经济发达地区高校精准帮扶贫困地区，对口精准扶贫，实施教育精准扶贫，对于解决贫困地区农户减贫脱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三.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的构建和举措

1.精准教育扶贫主体

甘肃省定西地区是中国西部典型的贫困地区，灾害频发，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我国扶贫开发任务最艰巨、最困难的地区之一，“苦疾甲于天下”曾是甘肃定西的真实写照， 通过经济发达地区高校精准帮扶贫困地区，对口支援我国贫困地区人才培养，提高贫困生的受教育水平，直到消灭贫困，全面奔向小康。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认真贯彻精准教育扶贫重要战略思想，深刻认识教育扶贫开发的重大意义，2016年开始，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响应福建省委有关部门积极推动福建省帮扶甘肃定西精准扶贫工作，参与“双百助学工程”、“千名结对帮扶工程”等爱心帮扶活动。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精准教育扶贫主体，识别教育扶贫对象。本着“教育是一种大爱”

的情怀，决定精准结对帮扶甘肃定西临洮县衙下中学。明确扶贫教育精准主体后，全校教职员工自觉为精准教育扶贫贡献教学和物质力量；同时注重“协同作战”，以学校精准教育扶贫为主、充分调动当地党政部门、群众团体、社会组织、企业公司等单位共同参与教育扶贫。

2.精准教育扶贫识别

建立贫困户精准识别评价体系，建立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云信息数据库，准确掌握建档立卡学生信息，以大数据分析教育精准反贫困的工作进展情况和政策实施效果。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派出常务副校长等有关人员赴甘肃省定西市开展奖教助学活动，先后赴定西市通渭县马营镇，陇西县福星镇马营湾村、大安村，渭源县锹峪乡锹峪村、田家河乡西沟村，临洮县南屏镇康家沟村等，深入了解当地教情、社情及民情，实事求是地确定精准扶贫目标、任务和举措，科学制定教育精准脱贫方案。

3.精准教育扶贫培养

2013年12月，到河北阜平考察时专门指出，“治贫先治愚，要把下一代的教育工作做好，特别是要注重山区贫困地区下一代的成长。把贫困地区孩子培养出来，这才是根本的扶贫之策”。人才培养是大学的基本职能也是最本质的教育扶贫。要发挥高校的优势，落实贫困生接受个性化教育的责任目标。加大高校对口支援，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加强招生倾斜力度，开展高等学校定点扶贫工作，充分发挥高校在人才扶贫、科技扶贫、智力扶贫和信息扶贫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帮助当地学校更新教育理念，提高教学质量，开阔学生视野，为定西市临洮县培育更多的应用型人才，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4.精准教育帮扶脱贫

坚持“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原则，帮扶提高当地教师的教学水平，培训师生的应用技能，从“人”“钱”和精准扶贫方案落实，确保贫困生识别出来以后，精准帮扶措施和效果落实到每个人。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精准教育帮扶主要方式是：

（1）筹集1500万元对口帮扶甘肃省定西教育事业。

（2）与衙下中学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筹集资金奖励优秀教师、免费邀请优秀学生到福州夏令营培训和教师教学培训等方面进行帮扶。

（3）为定西贫困学生上学提供了有力的资助，充分体现了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关注西部教育扶贫、热心公益事业的博大爱心，也体现了学校奉献社会、服务社会的强烈责任感。

（4）定向录取的来自定西的贫困学生已免费开始在大学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5）全校教职工教师节自愿捐款4.3万元助学金给结对中学献爱心。

四. 精准扶贫建议

1.精准扶贫已经成为扶贫的主要路径，高校要发挥学校学科、专业、人才等资源优势，要找准贫困县需求与本校本单位优势的结合点，采取的帮扶措施既要反映教育特色又要符合当地实际，努力探索一条体现规律性、富有创造性的多元高效扶贫路径。

2.建立一套涵盖各个子系统的扶贫效果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等方法，评价和识别贫困生的现状，特别是适龄贫困生失学的现状，汇集各受教育阶段的扶贫对象、扶贫现状、扶持措施、扶贫效果等综合信息，建立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客观评价各地各类各级学校教育资质的现状，为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研究提供大数据依据。

3.开展教育与精准脱贫的相关关系分析，在高校教育反贫困模式的理论和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如何实现教育精准脱贫。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的机理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立足于大数据理论研究前沿，围绕教育扶贫大数据的采集、处理、存储、分析、呈现及应用服务全过程，从技术层面实现了各类学校与贫困生的数据的量化与显现，着力探索教育与反贫困之间的相关关系，建立一对一的精准教育扶贫机制，提供贫困生文化建设、个性化教育引导、贫困生学习成绩预测、教与学方式方法改善、教育反贫困决策制定、教务教学管理优化等教育反贫困的精准模式，以期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构建动态的教育反贫困评价与跟踪机制，不让一位学生因为贫困而失去人生出彩的机会。

4.应用精准教育扶贫模式理论，结合近年来我国开展的大数据驱动教育工程，汇集高校教育脱贫领域的海量数据，在对精准扶贫的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技术的基础上，结合分析教育反贫困博客等社会化网络教育数据，构建高校精准教育扶贫模型，探索教育与反贫困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精选典型案例，实证分析教育精准扶贫思维方式变革、精准扶贫教学评价方式重构、个性化教育提供，精准教学扶贫模式创新，为高校精准扶贫教育模式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服务。

参考文献：

[1]U.S.Congress.The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 of 1965.Public Law 89-10[Z].Washington，D.C.，House Report Number HR-2362.Pub Date 11 Apr.1965.

[2]阿马蒂亚・森 詹姆斯？福斯特.王利文等译.论经济不平等（增订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1.

[3]徐鹏等.大数据视角分析学习变革――美国《通过教育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促进教与学》报告解读及启示.远程教育杂志[J]2013（6）.

[4]李怀杰； 夏虎.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探究.思想教育研究[J]2015（5）.

[5]彭腾.基于反贫困的农民教育投资矛盾分析.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2015（2）.

[6]梁文政.重庆市教育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重庆行政（公共论坛）[J] 2015 （6）.

[7]李禄胜.多元化扶贫开发与扶贫文化理论构建――以宁夏为例.宁夏党校学报[J]2015（1）.

[8]马楠.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精准扶贫研究―以中药材开发产业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2016（1）.

[9]吴刚.大数据时代的个性化教育：策略与实践.南京社会科学[J]2015（7）.

[10]程华东，刘.高校教育精准扶贫模式探究―――以华中农业大学精准扶贫建始县为例.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7（3）.

[11]王三秀.教育反贫困：中国教育福利转型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4.12.

教育扶贫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教育扶贫 理论 综述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7.01.003

教育扶贫，是指以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学校、社会培训机构等教育大系统为主体，以贫困人群为客体，以传播知识技能和提升文化素质为内容，以脱贫致富为目标的一种扶贫方式。上世纪40年代开始，国内外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系统科学等多个视角对教育扶贫理论进行了研究。及时梳理和总结这些研究成果，对促进教育扶贫理论发展，指导我国当前教育扶贫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经济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理论

1.1 基于经济增长视角的研究

国外教育扶贫思想最先起源于经济学反贫困理论。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减贫的关系时，注意到教育对促进经济增长和资源分配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出了基于经济学反贫困理论的教育扶贫思想。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是最早从经济增长视角关注贫困问题的人，早在18世纪末，他就提出了土地报酬递减理论，认为人口增长速度大于生活资源的增长速度会使生态环境恶化和土地肥力下降，不利于经济的增长，最终会导致人口贫困，应当通过限制人口增长和加大资源投入来消除贫困。①1943年，罗森斯坦・罗丹提出了大推进理论，认为只有通过国家主导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投资才能使贫困地区摆脱贫困。②到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发表了《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他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人口增长，产出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难以增长的现象，并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过快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才能冲出“陷阱”，实现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和经济增长。另外，美籍爱沙尼亚经济学家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美国经济学家莱本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法国经济学家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等，都阐述了通过增加资本投入可以推动经济增长，进而摆脱贫困的观点。

在国内，教育扶贫思想研究始于对西方反贫困理论的总结比较，或结合中国反贫困实践进行理论的检验、分析和整合。③姜德华等人是较早从经济学视角研究教育扶贫问题的国内学者。在1980年代末，姜德华通过研究完成了对中国区域性贫困的分类和描述，认为资源匮乏和基础设施落后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④杨能良、黄鹏也认为，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加大对教育的政府投入，提高贫困人口的教育水平，有利于改善经济环境，提高贫困人口的就业率。⑤

1.2 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研究

从经济学视角研究教育扶贫思想的另一个关注点是人力资本投资与脱贫关系问题。相关研究者认为，贫困的主要原因不在于经济因素，而在于人的素质和能力，是个人不适应或缺乏生产导致了贫困，强调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劳动力商品化水平。⑥持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学者舒尔茨。1960年，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指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贫困地区之所以落后，不在于物质资源的匮乏，而在于人力资本的缺乏；加强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人力资本的形成、经济结构的转换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⑦继舒尔茨之后，丹尼森也研究了教育对经济的增长作用问题，并在其著作《美国经济增长趋势》一书中通过计算分析，对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国内，王小强、白南风是较早对人力资本贫困论和素质贫困原因说进行研究的人，他们在《富饶的贫困――中国落后地区的考察》一书中，把人口素质确定为贫困的原因，并通过“进取心量表”对人的素质量进行测量。⑧到90年代中期，阎文学也分析认为贫困落后的本质在于人的素质差，甚至通婚圈狭小而造成的落后乃至违法的婚姻方式也会导致人口智力素质低下，造成贫困。⑨龚晓宽则运用计量模型对近年来的扶贫效益进行了分析，提出扶贫模式的创新要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为核心理念。⑩何家理、查芳、陈绪敖等人通过对陕西7地市18个贫困县教育扶贫效果调查，对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扶贫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教育扶贫具有推动人口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减轻当地环境承载压力、引起家庭收入来源结构发生变化、外出务工的工资同受教育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农户由单一的种粮转向种粮与经济作物相结合、人们生育^念发生变化等方面的功效。

可见，经济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理论研究，国内外学者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认为资源的匮乏导致了贫困的发生，主张通过加大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摆脱贫困。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力资本的欠缺导致了贫困，主张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来摆脱贫困。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持何种观点，学者们都是在认同教育对摆脱贫困具有积极功能这一假设基础上进行的论述。

2社会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理论

2.1 基于文化、观念视角的研究

1959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教授奥斯卡・刘易斯在其作品《五个家庭：关于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人实例研究》中提出贫困文化理论，认为穷人因为贫困而在居住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并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穷人独特的居住方式促进了穷人间的集体互动，从而使得与其他人在社会生活中相对隔离，这样就产生出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这种亚文化通过“圈内”交往而得到加强，并且被制度化，进而维持着贫困的生活。 同时，他还强调，在这种环境中长成的下一代会自然地习得贫困文化，使得贫困文化“代代相传”。 1968年，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其《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一书中指出，现代制度和观念中存在的低效率、教条僵化和不平等，是造成了南亚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应当通过权力关系、土地关系和教育体制等方面的综合改革来促进一个正常的、良性因果循环积累社会的形成。

刘易斯和缪尔达尔在论述贫困原因时，都强调了共同的贫困文化、观念会导致贫困的延续。贫困文化、观念原因说的提出，给研究者带来了全新的视角。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教育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进行了研究。中国学者吴理财认为，贫困文化是指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 ，它主要是指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由于贫困文化具有“自己的结构和机理”，贫困文化可以通过儿童社会化得以传递，作为完整生活方式的贫困文化难以通过一时的物质贫困的消除而根除， 因此贫困文化是贫困长期存在的主要根源。 所以，反贫困的关键在于改变贫困人口的价值观及生活方式。 阎文学等认为贫困地区人们头脑中的“守贫”思想和落后的观念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关键制约。 另外，国内学者在研究贫困的文化原因时，也注意到了文化贫困具有代际传递现象。正如郑杭生所论述，在中国，贫困的世代传递反映了社会代际之间垂直流动率及流动机制的问题。城乡二元户籍体制下，农村贫困将更多受到代际传递影响。 李梦鸽从社会文化和经济的角度分析了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提出了以教治贫，用教育阻止贫困代际传递的措施，认为教育作为一种促进社会流动的机制，可以有效阻隔贫困的代际传递。

贫困文化、观念原因说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有利于加深我们对贫困问题的认识，但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们没有回答“最初的贫困是什么引起的”。他们可以说“是贫困引起了进一步的贫困”，但他们不能说“是贫困引起了最初的贫困”。因此，贫困文化、观念原因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2.2 基于政策、制度视角的研究

在研究贫困原因时，有的学者认为，在社会化的改革过程中，体制机制不健全、政策的不均衡、制度的缺失、权利分配不公等人为因素会造成贫困的发生，并由此提出了贫困的政策、制度原因说。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最先系统阐述了这一观点。他在1981年出版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力与剥夺》一书中提出了基于能力、权利和福利的权利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因为贫困人口没有支配足够食物的能力，而能力的缺乏来源于权利的贫困。因此，应当重建个人的能力，扩大穷人自由范围以增加其选择的机会。教育水平的高低与贫困程度之间具有关联性，通过教育可以重建个人的能力，提高收入并摆脱贫困。近年来，有学者对米兰、那不勒斯等意大利城市的研究表明，现代社会化的改革过程中，政策失衡、制度缺失、机会不均、分配不公等原因使一些碜缘褪杖爰彝ィ受教育程度低的年轻人正成为该地区贫困阶层的主力军。

我国学者周丽莎根据阿玛蒂亚・森的理论观点，对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进行了实证研究。 单丽卿在“教育差距与权利贫困――基于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实践困境的讨论”一文中也阐释了以教育差距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不平等如何导致了贫困的再生产。并强调扶贫政策应该致力于改善农村人口的权利状况，以消灭权利贫困、实现权利平等为主要政策取向。

可见，贫困既有个人层次的原因，更有社会层次的原因。政策、制度的失衡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产生新的贫困群体。教育在打破贫困文化和陈旧观念，优化社会结构，促进权利分配均衡，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3教育学视野下的扶贫理论研究

教育学视野下的扶贫理论研究，是在教育的扶贫功能得到广泛认同的基础上，国内学者试图建立独立的教育扶贫理论的努力。目前，这一视角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教育事业的扶贫研究，即扶教育之贫；二是通过教育对其它事业的扶贫研究，即依靠教育扶贫。

对教育事业的扶贫研究，是建立在认同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它强调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发展和壮大教育事业，促进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进而达到经济社会大发展和消除贫困的目的。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例如，国外学者关于经济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思想研究属于这一范畴。国内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下，对发展教育与科技进步间的关系进行的广泛讨论也属于这一视角。

通过教育实现对其它事业的扶贫，是反贫困意义上实质性的教育扶贫理论研究。它通过论述教育扶贫的内涵、意义、功能、作用、模式等基本内容，为教育扶贫工作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早在上世纪初，我国职业教育的先驱黄炎培先生就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创建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力图通过教育解决国民生计问题。现代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毕生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其丰富的教育思想对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工作也具有启示作用。1997年，学者林乘东首次提出了教育扶贫论，认为教育具有反贫困的功能，可以斩断贫困的恶性循环链；应该把教育纳入扶贫的资源配置中，并通过自动分流体制实现教育投资的多元化，使高收入阶层“自动”选择付费教育，从而使公共教育投资能够向贫困人口倾斜。近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在强调教育扶贫功能的基础上，从初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不同视角进行了广泛研究。

4系统科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理论研究

教育扶贫论文范文第4篇

一、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背景

贫困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拦路虎”，解决贫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前提。2013年11月，“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提出，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2015年1月，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指出:精确瞄准教育最薄弱领域和最贫困群体，实现“人人有学上、个个有技能、家家有希望、县县有帮扶”，促进教育强民、技能富民、就业安民，坚决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由此可见，教育精准扶贫是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基础薄弱，更是我国扶贫的重点区域。“教育精准扶贫”可以界定为:在精准扶贫战略的指导下，将教育的“扶智”与“扶志”功能以“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方式贯注到边疆民族地区的扶贫攻坚活动中来，用以培养、改善和提高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劳动者的素质与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提供最直接、最有效的精准扶贫，实现国家扶贫开发的战略任务，完善教育公平与社会公正的体制与机制，斩断贫困的恶性循环链，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

二、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研究的现状

学术界对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理论上强调民族地区教育与民族社会协调发展的关联性、迫切性与重要性。2．对不同民族地区教育的客观情况及民族社会贫困问题进行了描述与讨论。3．聚焦民族地区中民族教育与民生改善之间的内在关联。4．分析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对扶贫所具有的教育—经济—社会逻辑。由此可见，我们能发现国内外关于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较多，但还存在几个方面的不足:一是这些研究多指向社会总体性的教育精准扶贫，还停留在面上的讨论，而对民族地区尤其是边境民族地区如何实施教育精准扶贫的方式、内容及政策等涉及民族地区特殊性的教育精准扶贫该如何实施等问题，尚未见到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二是对民族地区实施教育精准扶贫问题策略的研究，仍停留在现有各类各项民族政策的“普适性”框架之内，未能将提出的“精准”要求贯彻到实际的研究及行动中来。三是从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实际研究内容上来看，诸多研究成果中还存在“两条线”的问题，即要么是从扶贫的角度来谈教育，要么是从教育的角度来谈扶贫，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发展的具有一定合理解释性、前瞻性、策略性的研究成果明显不足。

三、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研究的思路

(一)探索精准扶贫路径

立足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与贫困实际，在精准扶贫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结合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的实际情况，以“精准”的方式将教育内容、形式通过合适、合理、有利的路径介入到民族地区的实际扶贫工作中来，聚焦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与持续发展的政策、法规、规划的修改和研制上，为边疆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提供理论与实践上的持续支持力。聚焦边疆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研究有三方面原因:一是这些地区大多为国家及边疆省份确定的连片特困地区，边境和民族贫困问题较为突出与严峻。二是这些地区面临自然人文资源富集与经济科技滞后并存的矛盾。三是通过对这些地区的教育精准扶贫研究，既能够促进扶贫攻坚工作的开展，也能够为全局性的民族地区扶贫工作提供可以借鉴的策略依据。因此，研究思路应是以边疆民族地区的自然环境、贫困现状和人文特点为基础，以他们自然人文资源富集与经济科技滞后并存的矛盾为出发点，探讨这些地区经济、人文、教育三者之间的互动，以中央扶贫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从理论与实践、时间与空间的视角，探讨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以何种方式、何种内容、何种路径以及何种策略同攻坚克贫的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真正精准地推动边疆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系统化解决，同时，建构边疆民族地区自然、经济与人文共生的教育体系，推动边疆民族地区人的素质提升与民族地区的发展。

(二)创新研究视角

以“精准扶贫”思想为指导，建构一个全新的、基于边疆民族地区自然人文资源与克服贫困求发展共生的精准教育体系，具体体现为:1．关系的视角。从“系统”和“场”观念出发，将教育置于强调克服贫困问题复杂性与长期性的基础上，强调自然、经济、人文与教育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2．互动的视角。由过去单向作用思维方式转向平行互动思维方式，尊重边疆民族地区各族群的自组织过程，同时强调自然、经济、人文与教育之间的双向、多向互动，以这种多向度的互动来克服贫困问题。3．时空的视角。从边疆民族地区地域空间的独特性出发，梳理边疆民族地区攻坚克贫的历史与现状，建构适宜边疆民族地区特殊需求，有效推动民族地区发展的教育体系。

四、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与国家主流教育扶贫工作相比，在内容、结构、形式、表征、政策及路径等方面都具有其内在的独特性。这些新现象同边疆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诉求紧密相关，也为民族地区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深入厘清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的目标定位并剖析其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内扶贫工作的重点与难点之间相互关联的内在逻辑联系，对推动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和谐构建与发展，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以及筑就边疆安全，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第一，有助于在我国民族地区扶贫攻坚一盘棋中厘清教育精准扶贫的内涵与外延，及其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重构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建设的关系，从现实中获得在民族地区实施教育精准扶贫策略的切实依据。第二，在民族地区的各类精准扶贫形式中，教育扶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精准扶贫方式，在当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及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塑中具有重要功能，对促进社会团结协助、全面和谐发展具有关键作用。第三，有助于反思和总结以往我国教育扶贫工作的成功经验与不足，强调实施教育精准扶贫战略，既需要开创大扶贫格局，形成全社会扶贫合力，又需要通过扶志和扶智的教育形成脱贫内生力，为边疆民族地区内的少数民族主体和社会发展提供不竭的战胜贫困的支持力。第四，对民族地区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中少数民族主体传统文化重塑，增强民族自信心，巩固边防，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协调建设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国家向心力。

五、结语

教育是最根本的精准扶贫，教育扶贫不仅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而且也被赋予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途径”的使命，强力推进教育扶贫工作是国家的大战略。教育精准扶贫研究是学界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推进教育精准扶贫研究势在必行。

作者:谢敏 单位: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EB/OL］．coc．oeoole．com．cn/n/2015/0122/c64094－26428249．html．

教育扶贫论文范文第5篇

创新教育扶贫 阻断代际传递

本届“扶贫日”的教育扶贫论坛，由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指导，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承办。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欧青平等出席会议并发言。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会长胡富国为论坛做总结发言。

本次教育扶贫论坛围绕“教育扶贫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为主题展开，就教育精准扶贫的热点、难点、焦点、前瞻性问题和搭建相关平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欧青平强调，教育扶贫是当前精准扶贫工作中重要的工作内容和主要抓手，也是最终消除贫困的根本之策。推进教育扶贫，要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也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并调动贫困群众自觉参与的积极性，形成教育扶贫的强大合力。国务院扶贫办主管的中国扶贫开发协会积极作为，组建了高校教育扶贫委员会，立足高校教学和科研优势，充分挖掘优质教育资源潜力，在教育扶贫方面开展有针对性的探索和实践。

欧青平要求，高校扶贫在脱贫致富带头人培训、设立公益岗位招收贫困人口就业、设立勤工俭学岗位解决贫困大学生生活来源、开展扶贫政策调研评估等方面能够发挥作用、有新突破、有所建树。

胡富国指出，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手段，做好教育扶贫工作对打赢脱贫攻坚战有着重要意义。

论坛主题发言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发展益贫性教育助力脱贫攻坚为主题。来自北大、清华、人民大学、北师大、中国农大等高校代表和中国学前教育基金会代表及知名专家学者围绕贫困地区依托大学教育资源打破贫困恶性循环进行了深入讨论；论坛第二阶段围绕“教育精准扶贫助力精准脱贫”议题展开，来自北京大学等高校的代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北方教育集团等企业代表围绕教育扶贫的落实进行了交流。

来自中央国家机关、高校研究机构、各社会团体、公益企业的代表及专家学者80余人参加论坛。

发言摘要

当前，国家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革命老区的教育投入，实施特殊扶持政策，取得了积极成效。作为民间组织，中国扶贫开发协会近年来不断动员社会教育资源参与教育扶贫工作。近几年，协会又相继设立高校教育扶贫委员和博士后扶贫办公室，引导和支持高学历人才和高校服务脱贫攻坚。借着论坛的机会，协会将与各个参会单位密切合作，为教育扶贫多做实事，多做好事。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会长 胡富国

精准扶贫，需要精准教育；精准教育，需要精准信息、精准判断、精准对策，有针对性地科学合理地搞好顶层设计和规划，避免盲目性随意性，实施精细化管理。在这方面，首先定位要准、思路要清。我认为，教育扶贫应把握全面、分层、可行、有效这四个关键词，坚持三条原则和宗旨：目的是生活，关键是就业，根本是能力。围绕四句话的目标：爱学习，有技能，肯吃苦，会生活。主要进行四种教育：学历（知识）教育，技能教育，生活教育，精神教育，确保教育和就业两个100%的覆盖。

――原空军副政委（正军职） 余爱水

北京大学作为国家重点大学，对教育扶贫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继续教育是北京大学教学科研成果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途径，是北京大学优质教育资源服务社会、回馈社会的重要渠道，是北京大学肩负文化传承创新历史使命的重要体现。相对于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继续教育具有覆盖面广、层次多样、教学内容和形式灵活、组织便利、效果明显等特点。因此，北京大学高度重视发挥继续教育在教育扶贫中的重要作用，并进行了积极探索。

根据教育扶贫的特点，北京大学重点考虑贫困地区脱贫的关键群体。贫困地区脱贫的推动力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地区的党政干部、企业家、专业技术人员这三个群体的观念与视野、知识结构和水平、管理能力，对本地区群众实现脱贫有着引领性和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北京大学开展继续教育精准扶贫的重点，应放在这三类群体的培训上。其中，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又以师资培训和医护人员培训为重点。

北京大学将继续承担教育扶贫的责任，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创新教育精准扶贫开发的思路和办法，为我国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贡献应有的力量。

――北京大学继续教育部部长 刘力平

高校教育扶贫是一项长期工作，也是一个新的课题。为做好这项工作，加强教育扶贫的系统谋划，提高整体功能，从源头上促进贫困地区的人民群众脱贫致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高校教育扶贫委员会的成立，为推进高校扶贫工作搭建了很好的工作机制和交流平台，对于拓展参与扶贫工作的渠道、更好地整合高校优势资源参与扶贫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希望更多高校积极利用好这一平台，积极参与脱贫攻坚的实践，组织好各项扶贫活动，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成为高校教育扶贫工作的重要推动力量。

教育扶贫论文范文第6篇

>> 精准扶贫的华润路径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战略与路径选择 职业教育服务精准扶贫的路径探索 实施精准扶贫的思考 对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问题的思考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旅游扶贫路径研究 精准扶贫中科技创新的思考 关于精准扶贫的几点思考 完善精准扶贫专项贷款的思考 对精准扶贫中精准监督的思考 关于加强精准执纪护航精准扶贫的思考 教育扶贫，助力精准扶贫 教育扶贫：精准扶贫的根本之策 路径创新是精准扶贫的关键一环 内蒙古地区精准扶贫的路径研究 黄冈市精准扶贫路径的SWOT分析 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 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精准扶贫路径探讨 论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及其释放路径 提升教育精准扶贫持续性和有效性的思考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2]人民网.30年来中国累计减少逾6亿农村贫困人口[OL]，2014：1

[3]新华网. 全球脱贫成果九成属中国：减少贫困人口6.6亿[OL]，2014：1

[7]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OL]，2015：1

[8]人民网.朱永刚：首先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OL]，2015：1

[9]新华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OL]，2014：1

[12]新华网. 五年来中高职毕业生就业率保持九成以上[OL]，2015：1

http：///mrdx/2015-12/03/c_134879708.htm

教育扶贫论文范文第7篇

Abstract： As one of the key counties for n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Nanhua has its unique natural resources， which is well known as "China wild mushroom town" and "China walnut town". However， due to the relatively conservative local residents，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is not so effective. Since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proposed in 2013， Nanhua has accelerated its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and achieved some remarkable results. Based on the statistic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2016， we study the specific modes and effects of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Nanhua， and put forward some tips for other provinces to promote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关键词：精准扶贫；模式；成效

Key word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modes；effects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16-0079-03

1 研究背景

楚雄州南华县自2013年国家提出精准扶贫政策以来，加快了扶贫工作的开展。2014年南华县积极响应国家电商扶贫政策，建立了中国野生菌第一信息平台―中国・南华野生菌信息港。2015年南华县成功申请第二批部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进一步促进了其扶贫工作的发展。经过3年多的精准扶贫，楚雄州南华县贫困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2013年，南华县贫困人口2.62万人。2014年年底，南华县贫困人口减少至20661人。2015年，南华县贫困人口减少至16167人。2016年，南华县新增5710人脱贫。本文基于楚雄州南华县2016年度5710人的脱贫数据，分析南华县精准扶贫的模式及成效，旨在为云南省及其它省市深入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一些借鉴意义。

2 精准扶贫模式介绍

2015年10月16日，国家主席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首次提出“五个一批”的脱贫措施，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五个一批”展现了党中央扶贫工作的新思路，为扶贫工作确立了新的模式和要求。

2.1 产业扶贫

产业扶贫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产业发展为杠杆的扶贫开发过程，是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增加贫困农户收入的有效途径，是扶贫开发的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①。产业扶贫目的在于促进贫困家庭与区域协同发展，激活发展动力。产业扶贫发展内容为：在县域范围，培育主导产业，发展县域经济，增加资本积累能力；在村镇范围，增加公共投资，改善基础设施，培育产业环境；在贫困户层面，提供就业岗位，提升人力资本，积极参与产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

2.2 易地搬迁扶贫

易地搬迁扶贫指将生活在缺乏生存条件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安置到其他地区，并通过改善安置区的生产生活条件、调整经济结构和拓展增收渠道，帮助搬迁人口逐步脱贫致富。易地扶贫搬迁对象主要是居住在深山、荒漠化、地方病多发等生存环境差、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易地扶贫搬迁主要包括集体安置和插花安置。集体安置是指将整个村集体搬迁到有条件安置的地区。插花安置是指投亲靠友、分散安置移民以及进城购房安置。

2.3 生态补偿扶贫

生态补偿是指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运用政府和市场手段，调节生态保护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P系的激励性制度安排，是平衡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生态补偿脱贫的主要内容有：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扩大政策实施范围，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就地转成护林员等生态保护人员。

2.4 教育扶贫

教育扶贫就是通过在农村普及教育，使农民有机会得到他们所要的教育，通过提高思想道德意识和掌握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来实现征服自然界、改造并保护自然界的目的，同时以较高的质量生存。教育扶贫主要包括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学前教育资助、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普通高中生资助、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免学费、高等教育学生资助等措施。

2.5 社会保障兜底扶贫

社会保障兜底扶贫是指对贫困人口中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由社会保障来兜底，统筹协调农村扶贫标准和农村低保标准，加大其他形式的社会救助力度。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对象包括无劳动力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因残重度贫困的家庭、因病重度贫困的家庭、因灾或意外事故造成重度贫困的家庭以及因其他不可抗拒原因，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重度贫困家庭。社会保障兜底扶贫主要措施有加强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大病保险政策对贫困人口倾斜。

3 楚雄州南华县精准扶贫的具体模式及成效

楚雄州南华县现辖6镇4乡，分别为龙川镇、沙桥镇、五街镇、红土坡镇、兔街镇、马街镇、雨露乡、一街乡、罗武庄乡、五顶山乡。根据南华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2016年12月25日统计公布的2016年度龙川镇、沙桥镇、雨露乡和一街乡1567户5710人的脱贫数据，可以看出南华县2016年的精准扶贫工作充分运用了提出的五种类型的扶贫模式，其具体模式及成效分析如下：

3.1 产业扶贫

产业扶贫是南华县主要采用的扶贫模式。据南华县脱贫数据统计，2016年，雨露乡有186户714人脱贫，全部贫困人口都是通过产业扶贫实现脱贫的。龙川镇有298户1079人脱贫，通过产业扶贫脱贫的为233户892人，占龙川镇脱贫人口总数的82.67%。一街乡有844户3036人脱贫，通过产业扶贫脱贫的为626户6627人，占一街乡脱贫人口总数的74.67%。沙桥镇有239户882人脱贫，通过产业扶贫脱贫的为56户211人，占沙桥镇脱贫人口总数的23.92%。

3.2 易地搬迁扶贫

易地搬迁扶贫是除产业扶贫外最重要的扶贫模式。据南华县脱贫数据统计，2016年，沙桥镇有180户671人通过易地搬迁扶贫实现脱贫，占沙桥镇脱贫人口总数的76.08%。雨露乡有82户332人通过易地搬迁扶贫实现脱贫，占雨露乡脱贫人口总数的46.5%。一街乡有225户798人通过易地搬迁扶贫实现脱贫，占一街乡脱贫人口总数的26.28%。龙川镇有27户111人通过易地搬迁扶贫实现脱贫，占龙川镇脱贫人口总数的10.29%。

3.3 生态补偿扶贫

生态补偿扶贫是南华县结合实际情况推行的特色扶贫模式。据南华县脱贫数据统计，2016年，南华县实行生态补偿扶贫的地区为雨露乡和一街乡。其中，雨露乡森林覆盖率达75.8%，林业是拉动全乡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而一街乡森林覆盖率仅为26.8%，处于全县最低水平，水土流失面积占全乡国土面积的68.2%，是全州有名的泥石流多发区。2016年，雨露乡有6户25人通过生态补偿扶贫实现脱贫，占雨露乡脱贫人口总数的3.50%。一街乡有3户12人通过生态补偿扶贫实现脱贫，占一街乡脱贫人口总数的0.4%。

3.4 教育扶贫

教育扶贫是南华县部分地区采用的扶贫模式。据南华县脱贫数据统计，2016年，南华县仅一街乡采用了教育扶贫模式。一街乡教育扶贫的措施主要有素质提升就业和发展教育两种。2016年，一街乡有18户73人通过教育扶贫实现脱贫，占一街乡脱贫人口总数的2.4%。其中，通过素质提升就业脱贫的有11户49人，占一街乡脱贫人口总数的1.61%。通过发展教育脱贫的有7户24人，占一街乡脱贫人口总数的0.79%。

3.5 社会保障兜底扶贫

社会保障兜底扶贫是南华县其它扶贫模式的重要补充。据南华县脱贫数据统计，2016年，南华县除沙桥镇以外，其余三个地区，即龙川镇、雨露乡和一街乡都采用了社会保障兜底扶贫模式，社会保障兜底扶贫的主要方式为医疗救助、孤儿补助和低保。2016年，龙川镇有64户192人通过社会保障兜底扶贫实现脱贫，占龙川镇脱贫人口总数的17.79%。一街乡有13户40人通过社会保障兜底扶贫实现脱贫，占一街乡脱贫人口总数的1.32%。雨露乡有3户7人通过社会保障兜底扶贫实现脱贫，占雨露乡脱贫人口总数的0.98%。

4 楚雄州南华县精准扶贫对其他地区精准扶贫工作的启示

由楚雄州南华县2016年脱贫数据可以看出，2016年，南华县因地制宜，立足本县的地域特性，积极开展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生态补偿扶贫、教育扶贫和社会保障兜底扶贫五种扶贫模式，并取得了巨大成效。这对我省及其它省市深入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带来了一些启示。

4.1 立足区域特色大力发展产业扶贫

产业扶贫涉及对象最广、涵盖面最大，是实现精准脱贫的重要途径，是稳定增加贫困群众收入的重要渠道。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孙小兰教授表示，产业扶贫可以帮助贫困地区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救济式扶贫不能解决贫困地区的根本问题。产业扶贫可以使贫困地区扶贫由“输血型”向“造血型”转变。南华县脱贫数据也表明2016年产业扶贫是南华县脱贫的主要模式，从实践上证明了产业扶贫是解决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手段，是精准扶贫、脱贫的重要模式。其它省市精准扶贫需要立足区域特色，大力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加快脱贫致富。

4.2 多种扶贫模式助力精准扶贫

据南华县2016年脱贫数据统计，龙川镇、雨露乡和一街乡都采用了多种扶贫模式。雨露乡综合运用两种扶贫模式脱贫的有83户332人，占雨露乡脱贫人口总数的46.5%，运用三种扶贫模式脱贫的有4户16人，占雨露乡脱贫人口总数的2.24%。一街乡综合运用两种扶贫模式脱贫的有167户578人，占一街乡脱贫人口总数的19.04%。龙川镇综合运用两种扶贫模式脱贫的有36户149人，占龙川镇贫人口总数的13.81%。其他省市可以借鉴南华县精准扶贫的成功经验，因地制宜，运用多种扶贫模式，助力精准扶贫。

注释：

①产业扶贫再认识.四川扶贫与移民网.2013-06-24。

参考文献：

[1]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47-150.

[2]唐任伍.精准扶贫思想阐释[J].人民论坛，2015（10）：28-30.

[3]王国勇，邢.我国精准扶贫工作机制问题探析[J].农村经济，2015（9）：46-50.

教育扶贫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农村教育;精准扶贫

一、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农村教育

(一)农村教育的概念界定

何谓“农村教育”?学界尚无定论。当前，主要存在三种界定方式:(1)“地缘说”，认为农村教育即为农村地区的学校教育。如，李少元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农村教育就是指县和县以下的教育，包括县、乡(镇)、村教育”［1］。(2)“对象说”，认为农村教育是针对农村人口开展的教育。如，陈敬朴指出:“一般把发生在农村，以农业人口为对象并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教育称之为农村教育。”［2］(3)“面向说”，认为农村教育应以服务农村为宗旨。如，1991年农村教育国际研讨会上，农村教育被定义为“由扫盲教育、基础教育、职业和技能教育、成人继续教育所组成的，为农村发展服务的综合化教育体系”［3］。笔者认为，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县域内的基础教育(包括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以及当前服务于农村的职业教育、成人培训均属于农村教育的范畴。

(二)农村教育的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小学净入学率99．95%，初中阶段毛入学率104%，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3%，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0%”［4］，教育发展的重心已从普及数量转变为提高质量。但是，不可否认，农村教育生态现状依然令人堪忧。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以城市为中心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全国农村中小学为对象的撤点并校，一场“城市包围农村”的“教育革命”拉开序幕，我国城乡之间的教育鸿沟有增无减，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严重，许多地区的农村教育走向萧条［5］。1．学生方面:家校距离远，孩子们不得不寄宿求学，导致乡土情结的淡化与亲子教育、人格教育的欠缺。而进城读书，又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很多农村学生出现一系列心理问题;学生辍学率上升;校车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合并后的学校人满为患，教育教学质量难以得到保障等。2．家长方面:教育观念滞后，一方面视教育为逃离农村的跳板;另一方面，高昂的教育成本、渺茫的升学希望、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读书无用论”在部分农村家长的心中升温，他们宁愿让孩子在家务农或随其外出务工，因此，在许多农村学校，存在普遍的“隐性辍学”①现象。3．教师方面:或被裁退，或被转岗，面临巨大的心理、社会压力，乡村教师的待遇亟待提高。“超编”和“缺编”问题并存，师资结构(年龄、学历、职称等)不合理，部分学校十几年未新进过教师，优秀教师的流失，严重影响重要学科的教学。4．学校方面:“巨无霸”学校的管理难度较大，生师比攀升，生均教育资源减少。此外，如何完善硬件设施建设，如何有效地整合师资力量，如何开设与农村生活密切联系的校本课程和社团活动，亦是农村学校面临的难题。

二、农村教育精准扶贫的战略意义

(一)维系国家稳定大局，推进民主政治进程

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一些传统村落逐渐衰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国家城镇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农村人口比重回升，农村并没有消亡。2014年，义务教育的城镇化率已从2009年的51．04%达到72．55%①，显著高于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伴随教育资源向城市的大量聚集，我国农村仍有超过6000万的留守儿童和3500万的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城镇化率的快速攀升显然是畸形的，有违教育公平、机会公平的呼声，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选择。“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他们无异于被剥夺了自己做出决策、选举和参与政治过程、行使国家管理权的能力。虽然我国的扫盲运动成效显著，但是还有超过5000万的文盲半文盲。②相对来说，在农村，特别是边远贫穷的农村地区，农民的教育程度普遍低下，如何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如何避免他们的子女成为“新文盲”，事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人民当家做力的落实。

(二)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教育与经济密不可分，双向影响。如图1所示，国家经济社会系统是农村教育的外部环境，为农村教育制定政策、供给资金和师资;农村经济社会系统是农村教育的内部环境，为农村教育提供生源、筹措经费。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曾说，“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鼓励，农民将把黄沙变成黄金”，而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正是外部环境给予农民的投资机会和有效鼓励。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提出了农村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决定于知识的进步和把这些知识运用于生产比从前更好的物质资本形式”，而知识的进步和运用有赖于教育与培训。舒尔茨视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并指出初、中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远高于高等教育。按照舒尔茨的观点，许多农村地区之所以经济萎靡，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而农村孩子的受教育年限、质量均不如城市孩子，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对农村学校的投资欠缺［6］。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势必会带动农村甚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三)保护文化的多样性，遏制离农、弃农倾向

在当前的教育模式下，学校教育服务于主流文化，教育内容与乡土文化“圆凿方枘”，农村孩子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渴望通过教育实现“跳龙门”。另一方面，教育内容与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处事准则和风俗习惯格格不入，为了适应学校生活，他们不得不进行“再社会化”，从而加剧了“离农”“弃农”的倾向［7］。城乡一体化固然要实现城乡人口、技术、资本、资源、市场等要素的相互融合，但积厚流光的农村文化作为无可替代的国家软实力，绝不能成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牺牲品。在农村教育精准扶贫过程中，要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充分发挥农村学校传承民间艺术的特殊功能，如编织、剪纸、幺妹舞、皮影戏、泥塑等，注意培养孩子们对家乡的深情，尽可能避免“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的悲剧，实现农村与城市、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美美与共”。

(四)促进社会畅通流动，消除贫穷代际传递

在大多数国家，农村都是比较贫困的地区，农民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他们往往寄希望于教育摆脱贫穷、走出农村。依据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的精英理论，社会分层结构一直存在，但社会上层人员和下层人员的地位不能凝固不变，保持精英循环路线的畅通是实现社会平衡的基本条件［8］。非执政的精英人物上升为执政者，执政的庸才下降到非执政阶层，如果循环受阻，将危及统治基础。人人生而平等，在一个真正追求公正的社会，教育的确应该发挥促进下层人士向上流动的作用(如图2所示)。罗尔斯指出:“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高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9］农村教育精准扶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民和农村孩子在教育上先赋条件的不足，为他们成为“精英”开辟出路，让贫穷不再代际传递。当然，帕累托所谓的“精英”是广义的，泛指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里取得突出成绩的人。通过在农村开办多样化教育，不仅要使少数能升学的学生“榜上有名”，也要使大多数不能升学的孩子“脚下有路”。

三、农村教育精准扶贫体系的建构

扶贫始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呕心沥血的伟大事业。1986年，我国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政策调整，陆续确立了开发式扶贫、项目式扶贫、救济式扶贫等方式，诚然为扶贫攻坚做出巨大贡献，但问题积弊，如许多贫困户消极地“等、靠、要”政府救济金、扶贫资金“天女散花”、人情扶贫等，这显然不符合扶贫的初衷，严重影响扶贫的进度和成效［10］，目前我国仍有5500多万贫困人口。③2013年，“精准扶贫”的思想顺势问世。精准扶贫既重视“输血”，加大对贫困人口的帮扶、支持力度，更强调“造血”，授之以渔，鼓舞他们的志气和信心，实现自力更生。中国的“穷根”在农村，教育落后是贫穷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是整个扶贫工程的“造血”系统。精准扶贫是相对粗放扶贫而言的，重在“精”和“准”。农村教育精准扶贫必须进行价值、对象、管理的精准定位。价值定位是通过观念引领行动。明确农村教育的价值选择是有效实施农村教育精准扶贫策略的逻辑起点。价值是一种关系范畴，反映客体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而教育服务于社会和个人双重价值主体。当前，我国农村教育在价值定位上存在“离农”和“为农”的悖论，这源于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村教育应秉持促进城乡共同发展的宗旨［11］。对象定位就是精准识别扶贫对象，是落实农村教育精准扶贫策略的前提。为彻底“拔穷根”，必须积极探索识别扶贫对象的制度、方法，下定决心进行大规模的摸底调查和跟踪调查，建立精准扶贫大数据库，彻底搞清楚哪里穷?谁穷?为何穷?是否需要教育扶贫?从而有的放矢地开展教育扶贫工作。管理定位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涉及到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等多个主体的责任划分，农户信息的及时更新，扶贫项目的设置，扶贫资金的投放、使用、监管及效率评估等。因此，必须明确事权、分工到位、精准管理。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从基础教育到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是一个逐级递进的长期过程，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必须构建全方位的扶贫体系。

(一)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精准改造

义务教育作为提升国民素质的基础、实现社会公平的起点，一直以来都备受重视。21世纪初，义务教务的普及工作基本完成，但区域间、城乡间、学校间的差距仍较突出。义务教育的属性，决定其必须均衡发展。因此，政府在精准定位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和贫困原因的基础上，应加大教育经费的倾斜力度，有针对性地设置扶贫项目，如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校车安全整顿计划等，改善薄弱的教学设施，配备优秀的教师资源［12］。同时，要帮助农村学校精心开办校本课程，注入更多农村元素，增强教育内容与农村文化的融合度。从而实现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和均衡发展。此外，在许多农村地区，高中办学面临瓶颈，必须谋定思变。初三是农村孩子求学生涯的一个转折，有能力升学的进入高中，剩下的学生该何去何从。“跳农门”“读书无用论”使得不少学生选择无奈辍学。事实上，中职的就业率稳居高位，2015年达96．3%。①在农村教育精准扶贫过程中，要对高中教育进行“精准改造”，一方面，努力提高办学条件和师资水平;另一方面，设法改变农民的陈旧观念，如设立“教育观念引导中心”、制定中职教育协作计划等，实现普高、职高双管齐下、并蒂开花。

(二)职业教育:打造特色、精准就业

农村教育存在“两头响声猛，中间受梗阻”的细腰鼓现象———现代职业教育的组织方式与农民获取非农生产技术的矛盾［13］。具体来说，国家积极呼吁重视职业教育，农村社会发展亟需职业教育，农民迫切希望通过非农技术摆脱贫穷，但实际上，去职业学校学习的农村孩子并不多。根据《2016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高职院校的毕业生中，90%以上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53%为“农民与农民工”家庭背景，并且这两项比例呈上升趋势。报告显示，高职毕业生发展潜力逐步提升，月收入连续5年增长，以2012届学生为例，学生毕业半年后月收入为2731元，3年后为5020元，增幅达83．8%，这说明职业教育具有“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显著功效。农村教育精准扶贫，必须打破这一怪圈。“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有关部门应积极协助职业学校［14］，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于农村的水平。1．办出特色:依托当地区域环境和经济资源，设置特色鲜明、符合需要的专业，并配足设备和师资。2．保证生源:深入贫困家庭，引导高中毕业生、大龄青年正确认识高职教育，依据他们的兴趣爱好推荐就读专业。3．完善资助:在“奖、助、贷、勤、补、免”多位一体的职业教育学生资助体系上，大力实施“雨露计划”，并拓展扶助项目。4．技能培训:发挥职教的技术导向优势，挑选业务精良、实践能力强的技术骨干定期下村、下户，进行现场答疑、按需施教，培养新型知识化农民。5．立足就业:开设创新创业课程，进行有针对性的职业规划指导，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增强学生的创业能力和就业适应能力。

(三)高等教育:提供机会、精准招生

教育扶贫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公共教育资源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7）06-0150-02

1 前言

2013年11月3日，同志在湖南视察调研时率先提出了“精准扶贫”战略，扶贫先扶智，扶智办教育，让贫困地区的所有孩子接受良好教育并帮助其家庭摆脱贫困，是精准扶贫工作的核心任务，也是阻断贫困的重要手段。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发展经济、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客观需要，也是把我国人口数量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建设人才强国的重要途径，同时更是改善民生、保证就业、实现致富的重大举措。

2 职业教育是实现贫困地区脱贫的根本途径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归根结底靠教育、靠人才。只有拥有源源不断的优秀的人力资源，才会使中华民族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扶贫先扶智，扶智办教育”的口号，更是将办好教育尤其是办好职业教育作为精准扶贫的首要实践。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西部地区的教育和人力资源条件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地区。当前，西部地区开发和输出的大多是矿产资源和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初级产品，相当一部分的优势资源没能发挥出来，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源更是得不到充分的开发。由此可见，教育和人才依然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教育扶贫的任务依然艰巨。

因为历史的原因，我国西部地区各种教育资源积累不足，教育教学条件也不理想，教育管理水平更是亟待提高。这就要求实现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的战略方针，就必须要把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在提出的“四个全面”中，第一个全面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既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那就要在全国范围内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还有7000多万人口尚处在贫困阶段，而且这些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从扶贫的历史经验来看，以前采取的开发式扶贫、项目式扶贫、救济式扶贫等各种扶贫方式，虽然为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做出一定贡献，但不可否认，这些扶贫方式都存有或多或少的缺陷，导致一些原来接受扶贫的贫困人口一直不愿意摘掉“贫困的帽子”。所以，简单的物质层面的扶贫只能解决暂时的、小范围的困难，“智力扶贫”才是扶贫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作为与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3 职业教育在“精准扶贫”中具有更加显著的优势

“精准扶贫”从产生效果的角度上来看，注重的是“投入”和“产出”的最佳效能，也就是说要以相对较少的教育投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较好的扶贫成效。从这方面来说，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比较，职业教育具有更加显著的优势。

1）从招生对象角度来看，职业教育对贫困地区的学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基本上是以学历教育为主，其招生对象也主要是面向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由于受到招生制度以及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总体上，入读职业院校学生的成绩普遍比入读普通学校学生的成绩相对要差些，但是出于经济的考虑，对于很大一部分贫困家庭的来说，职业教育却是他们较为理想的选择。

一方面，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贫困地区的教育资源相对缺乏，教育水平也相对落后，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贫困地区的学生升入普通教育学校的升学率相对较低，许多毕业生根本无法升入普通教育学校继续上学学习，而职业教育则可以使那些原本无法读普通高中、普通大学的学生继续入校学习。

另一方面，我国在完成了义务教育后，以后的教育费用需要由家庭和国家共同承担，对于贫困家庭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费用，更是一个很大的经济负担。职业教育以相对较低的学费为贫困学生解决了经济困难的问题，增强了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2）从教育定位来看，职业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的技术技能型教育，而普通教育则更注重于理论知识的学习，所以职业教育除了学习一些基本的基础理论，更多的则是技术技能的培养，强调的是知识的实践，是与岗位零距离对接的教育类型。从学生就业的角度来看，它更加有利于学生的就业，而就业则是民生之本，也是贫困家庭人口脱贫的主要途径。所以从就业角度来说，职业教育有着更加独特优势。通过几年的学习，职业院校的学生普遍可以学得一技之长，同时获得“双证书”，为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从最近几年的就业情况来看，普通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而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却一枝独秀，在人才市场上普遍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3）当前，我国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严重缺乏更是让职业院校的学生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国正处于经济升级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更是大量需要技术、技能型人才。近年来，与普通高校毕业大学生连年出现的“就业慌”相对应的是用人单位频频出现的“技工荒”，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产业链紧密相连的一种教育类型，直接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在培养模式上实现与产业经济的“零距离对接”，这为职业院校的毕业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发展前景。对于希望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贫困学生来说，选择职业院校接受职业教育将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4）职业教育同时是面向社会的一种教育，职业教育在终身教育的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从扶贫的角度来看，它更适应精准扶贫的要求。我国在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总则中有这样的规定：“国家采取措施，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扶持少数民族地区、边远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因此，对于广大仍处于贫困中的家庭而言，如果家庭成员中有人能够通过职业教育学得一技之长，将会大大增加脱贫致富的机会。

4 职业教育扶贫政策应符合贫困地区的实际需求

职业教育扶贫作为一项政府主导的扶贫战略，应该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去探讨如何制定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育扶贫政策的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的林乘东提出，教育不能独善其功地反贫困，在经济发达地区也和经济落后地区一样，都存在有贫困现象，贫困问题只能在一定的政策配合下才有可能缓解，但贫困现象却杜绝不了。他提出：教育扶贫首先要改变目前的教育体制，政府一定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比例，以凸@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其次，政府要将教育投资并入到扶贫资源的体系中；最后，政府要实现教育投资的多元化，通过各种方法，使高收入家庭“自觉”选择付费教育，从而使公共教育资源向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倾斜。

教育扶贫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教育体制的改革，实现教育精准扶贫的功能。从实践层面上来看，由于各个贫困地区的情况千差万别，因而扶贫的效果还需要实践的进一步验证。笔者认为，在贫困地区实行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同时还必须要考虑的一点就是职业教育是否适应该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职业教育一方面要满足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又要为地方区域经济的发展培养人才，保障接受职业教育的人员充分就业。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社会效能，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虽然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贫困现象不能或很难杜绝，但如果能在一个社区或者一个乡镇这样的小区域中，通过实践验证，探索出一条新的职业教育扶贫的途径，也就能为职业教育的精准扶贫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5 结语

总之，在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大背景下，扶贫先扶智，扶智办教育，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结合贫困地区实际，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客观需要，为改善民生、保证就业、实现致富承担责任、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朱爱国，等.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策略探究[J].职教论坛，2016（1）：16-20.

[2]侯长林，游明伦.职业教育的多元化扶贫功能及其定位探讨[J].教育与职业，2013（36）：26-28.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修订的关于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建议书[Z].2001-11-02.

[4]刘华.老区教育扶贫星火工程：中国职业教育的别样版本[J].中国职工教育，2014（19）：9-12.

教育扶贫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劳务输出；民族地区；职教扶贫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24-0052-04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扶贫工作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职教扶贫作为扶贫的重要措施逐步受到国家的重视。据研究显示，“农村职业教育对于农村家庭收入有着显著的作用，平均回报率约27%”[1]。在此意义上，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具有促进脱贫与防止“返贫”的功能。民族地区是扶贫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如何根据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以脱贫与防止“返贫”为终极目标，构建有效的职教扶贫模式是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重要路径。职业教育本身是以学员直接创造社会财富能力的提升为导向，因此立足民族地区农业劳动力相对富余的现实境况，从劳务输出视角构建职教扶贫模式有助于推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愿景的实现。

一、民族地区职教扶贫模式的逻辑起点

职教扶贫并非一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宏大叙事，而是基于社会现实的实践审思。尤其把其置于精准扶贫政策境遇中，其实践导向尤甚。民族地区职教扶贫的核心任务是致力于解决民族地区农民收益的问题，而增收的潜在假设是民族地区具有通过职教扶贫增收的潜力和通过职教扶贫增收的现实需求。

（一）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内涵诠释

精准扶贫是有别于传统粗放式扶贫的新概念，其不是对传统的救济式扶贫的否定，而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扶贫工作的新要求。《中国精准扶贫发展报告（2016）》认为，“中国的精准扶贫是运用统筹、协调、分类的科学方法，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坚持全过程责任式管理，对扶贫对象实施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扶持、精准管理的综合治理贫困新方式。”[2]精准扶持是对扶持方法有效性的规约，强调“精准扶贫不应该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帮扶，而且要有教育、技能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帮扶。”[3]其“是为了抵消经济增长减贫效应的下降而必需采取的措施，也是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摆脱贫困的根本保证。”[4]然而，就民族地区的贫困现状而言，当前的贫困主要属于相对贫困，造成这种贫困的原因除经济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外，人口的教育水平、人口掌握技能专业性与相对滞后的思想观念也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职业教育是提升教育水平与专业技能，转变思想观念，推动就业的长效方式，与精准扶持具有天然的逻辑联系。因此，强化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工作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推动二者的相互衔接与支持，是把民族地区潜在劳动力转换成现实劳动力，促进民族地区人口经济收益增加，推动社会稳定的有效方式。

（二）民族地区居民转岗就业的现实困境

民族地区贫困的本质问题表现为财富的创造与实际的财富消费不对等，即实际消费需求大于创造的财富总值。职业决定着居民的收入，因此为摆脱贫困，求职与转岗问题的解决是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必要途径之一。“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认为，“流入地的那些使移民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成为流动人口的拉力，而流出地的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流动人口的推力。人口迁移就是在流出地的推力和流入地的拉力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完成的。”[5]民族地区经济与发达地区经济之间的差距逐步加大促使推力与拉力共同增强，因此民族地区劳动力“候鸟式”迁徙已成为常态。然而，在这种“候鸟式”迁徙的背后，缺乏技术支撑的体力型职业的不稳定性使得多数民族地区居民收入不稳定，容易造成“季节性”贫困。如在建筑业不景气的境况下，依靠在建筑业做体力劳动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很多民族地区家庭收入急剧下降，“季节性”贫困成为多数民族地区家庭贫困的常态。鉴于此实况，通过职教扶贫的方式促使民族地区靠出卖体力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获得专业性技能，以此谋取相对稳定的职业，这有助于脱贫与防止“返贫”。

（三）民族地区遗传性贫困的恶性复演

据研究显示，全国的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288提高到2012年的0.474，不平等程度增加了65%。农村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24提高到2011年0.3897，增加了83%。不平等程度的扩大意味着处于收入分配底端的贫困人口越来越难以享受经济增长的好处，即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下降[6]。具体表现为“遗传性”贫困，即贫困基因成为一种文化基因，呈现出家族特征。遗传性贫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贫困家庭因经济收入偏低，无足够的资源用于子女教育，从而使得子女只能“遗传”祖辈的“体力活”职业，周而复始地重复着贫困的生活，这属于教育上的“遗传性”贫困。二是因缺乏现代教育，贫困家庭的文化属于“享受型”阶层认同文化，他们认为贫困属于自己家族的“命”，因此家族愿意接受现有的贫困生活方式，这属于观念上的遗传性贫困。三是民族地区由于地方经济发展难以消耗现有的劳动力，因此大量劳动力常年漂泊于城市，贫困的相关政策其完全不清楚，加上部分农村富人阶层与村委力争占有扶贫资源，因此在外务工人员很难被识别为贫困对象。这属于政策落实错位导致的“遗传性”贫困。四是现代社会的“职业遗传”性贫困。因缺乏教育，民族地区的社会整体文化水平偏低，外出务工人员通常是先外出的带后外出的，因此其从事的职业单一，致贫风险高。如贵州省S县的贫困村M村，全村1921名成年劳动力中有85%从事建筑业，其中，有50余羰且患胰代人同时在建筑工地从事体力劳动。这种“职业遗传”既降低家庭乃至村庄的抗贫困能力，也使贫困在代际间传递。以劳务输出为导向的职教扶贫模式有助于减轻遗传性贫困的恶化。

二、基于劳务输出的职教扶贫模式的逻辑结构

劳务输出本身属于民族地区实然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式，传统的扶贫模式也认同职教与劳务输出之间的逻辑关系，然而由于缺少精准管理致使职教促进劳务输出的效率不高，因此以劳务输出为导向，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构建职教扶贫的理论框架是研究的核心任务。

（一）基于劳务输出的职教扶贫模式的内涵解读

基于劳务输出的职教扶贫模式探讨的逻辑起点主要包括职业教育、扶贫与劳务输出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民族地区劳动力转岗就业的现实困境与民族地区“遗传性”贫困的恶性复演。在此基础上，职教扶贫目的在于通过职业教育促进劳动力转岗就业，减少或防止“遗传性”贫困问题以达致减贫与脱贫的效果。就研究的核心词汇而言，基于劳务输出的职教扶贫模式主要包括三个核心词汇，即劳务输出、职业教育、扶贫模式。劳务输出是该模式构建的目标导向，职业教育是该模式所蕴含的方法或路径，扶贫模式是对职业教育与劳务输出在该模式中所发挥的功能的规约，而且最终目的促进民族地区脱贫。三个关键词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是：职业教育促进劳务输出，劳务输出推动“脱贫”与防止“返贫”，这即是基于劳务输出职教扶贫模式内涵解析的内在逻辑。

（二）基于劳务输出的职教扶贫模式实践框架

职教扶贫本身是指向扶贫的实践路径，其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与思路的明确性，这是职教扶贫模式指导民族地区扶贫实践工作的必然要求。基于对民族地区现实境况的研究，结合职业教育自身的内在逻辑，设计出基于劳务输出的职教扶贫模式实践框架，该框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何人接受职业教育、怎么培养人才与怎么实现脱贫。

1.职教扶贫对象的识别

精准识别扶贫对象是实施职教扶贫模式的首要环节。劳务输出模式之所以适应于民族地区，其原因在于民族地区因经济落后致使其劳动力“自消耗”能力较差，因此民族地区劳务输出的潜能相对较大。劳务输出是输出方与接收方的双向行为，因此基于劳务输出的职教扶贫对象的识别应从输出方与接收方同时着手。接收方即劳动力市场，需要对劳动力市场展开调查，确定现实的劳动力市场需要何种人才。同时对民族地区的劳务输出潜在对象展开学习评估，评估其适合接受什么类型与层次的学习。在劳动力市场需求与评估结果之间寻求契合点，处于契合点的劳动力即可归为职教扶贫对象。此外，关于劳动力市场真实需求的调研要对职业具有预见性，尽可能避开短期即会消失的职业，因民族地区人口本身整体文化水平较低，其在城市求职存在困难，因此稳定性相对较强的职业对其尤为重要。

2.职教人才的培养培训

职教人才的培养培训属于职教扶贫模式的核心环节。按照职教的规律，在对象识别清楚之后，需要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与已确定的对象制定人才培养培训的标准与规格。人才培养培训规格的确定需扶贫主体、劳动力市场（用人单位）与相关职教专家三方参与，以确保规格的实效性。根据确定的人才规格，培养培训主要采取三种模式，即基地培训模式、驻村培训模式与职校培养培训模式。基地培训模式即扶贫主体把培训对象直接送到未来的生产与工作现场进行培训的模式，在培训期间扶贫主体承担着组织者与监督者的角色，对学习过程进行全程监控。驻村培训模式指把劳动力市场的相关技术人员聘请到学员居住地开展职教培训的模式。扶贫主体承担着组织者、监督者与资源调配的任务，这种培训模式的成本消耗较基地培训模式低，与居民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易于组织与实施。职校培养培训模式指把学习者直接送到职校或技校参与培训的模式。针对民族地区的实际，职校培养对象主要指民族地区初中毕业的青年，他们可以进入职校接受学历教育。培训主要针对已难以进入职校接受学历教育或不愿意进入职校接受学历教育的人口，通过短期培训，他们可以掌握一门就业技能。

三种模式各有优劣，因此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职教模式。基地培训模式通常培训的实效性更强，但可能在现代职业理念的引领上较为缺乏，且培训成本较高。驻村培训模式实施较为便利，成本也较低，但从劳务输出的视角而言，学员最终需进入发达地区就业，因此相关的技术性培训在居住地难以获取实践训练资源。从理论上而言，职校培养培训模式专业性较强且培训效果较好，然而需要关注的问题是职校能否有足够的模拟训练场所或其实践基地能否满足短期培训的需求。

3.职教成果的现实转化

职教成果转化的过程即职教达致脱贫目的的过程。职教成果可视为学员掌握了现代职业教育观念，了解现代就业市场发展的基本趋势，同时掌握相应行业所要求的员工须掌握的基本能力和素养。实现职教成果的转化即学员顺利走上与其职业学习相对应的岗位，且此类岗位具有相对稳定期。这样培训学员才不至于劳命奔波于各就业岗位。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依次需要满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宿的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稳定的就业带来的是稳定的收入，基本的衣食得以保障，同时能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与社会归宿感，生活的自信心得以提升，相应地其才能得到同辈群体的尊重而非怜悯。在此意义上，职教扶贫成果的转化是解决农民物质与精神贫困的重要路径。职教扶贫要达致扶贫的目的，最后的环节则是协助参训学员走上相对就业工作岗位，甚至可能的情况下协助其构建自身的职业愿景，这样职教扶贫的使命才算基本完成。

三、基于劳务输出的职教扶贫模式的实施保障

以劳务输出为导向的职教扶贫模式是职教扶贫的理论构架，是对基于职教扶贫的民族地区长效扶贫模式的探索，然而落实以劳务输出为导向的职教扶贫模式需要相关的保障措施。

（一）政策与资金支持：职教扶贫模式的资源保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教育在全世界的发展正倾向先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7]民族地区职教扶贫模式作为智力帮扶模式，是国家关照民族地区弱势群体的一种方式。政策支撑与资金投入是该模式得以实施的重要保障。政策支持既表明国家对职教扶贫的重视，能提升职教扶贫的社会认可度或“正式”性。民族地区扶贫本身是资源消耗的事I，从职教扶贫的规划、实施、监管与后期的就业等环节都需要资金的投入。况且民族地区经济条件本身不好，扶贫对象难以自身出资参与学习，因此职教扶贫模式的实施需要充裕的经费支撑，否则职教扶贫目的难以实现。

（二）施与监管严格：职教扶贫模式的过程保障

实施与监管严格同属于过程性保障的重要内容。精准扶贫的实施要突出“精准”，要求扶贫对象识别要精准，职教实施过程要精准与就业支持要精准。扶贫对象识别要精准指帮扶真正的贫困户，尤其是已在职教扶贫行动计划中的贫困人员。职教实施过程的精准指职教目标确定要精准，既符合市场需求，同时也符合学员自身的学习水平与特点。就业支持的精准指职教扶贫主体要帮助学员走上符合其自身水平、与其学习内容对应的就业岗位。监管是从管理的视角而言的，要求职教扶贫模式的落实需要加强监管。监管包括从职教扶贫计划的制定直至就业追踪的全过程，就业前的监管在于监管职教扶贫的计划与实施质量。就业后的监管重点在于评估，即通过就业后的工作情况反思与审视职教扶贫计划实施存在的问题，以便后期的改进。监管除扶贫主体外，建议由第三方实施监管，这样能保证监管的公正性与实效性。

（三）保教与保职有效：职教扶贫模式的质量保障

民族地区职教扶贫的最终目的是有效地保职，保职才能保证工作稳定、保证收入，保证收入的前提是保证教育质量。保证教育质量需重视三个维度的问题：一是重视对市场需求的调研，注重加强与企业的合作，与企业共同确定定向培养的规格与内容，确保定向培养成果“出口顺畅”，提升定向模式的整体水平[9]。二是重视教育资源的配置，包括教师的水平、教育教学所需的各类材料，从资源配置上满足教育教学水平提升的需求。三是重视教育教学过程的质量。细化教育教学过程的目标，加强目标的监管与调适，提升培养培训质量。职教扶贫不仅重视教，也必须重视就业，只有把职教与就业有效结合起来，职教扶贫的内涵才得以体现。一是通过各种形式促进职教学员走上适合其自身职业发展的就业岗位。二是建立职业追踪机制，对就业人员的职业发展进行定期的了解，帮助他们发展自身的职业。尽可能减少其失业“返贫”。

参 考 文 献

[1]周亚虹，许玲丽，夏正青.从农村职业教育看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的贡献――基于苏北农村家庭围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0（8）：55-65.

[2]阚枫.报告析精准扶贫内涵：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EB/OL].http：///gn/2016/10-17/8033781.shtml.

[3]葛志军，邢成举.精准扶贫：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57-163.

[4][6]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47-150.

[5]徐祥运，刘杰.社会学概论（第4版）[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264.

[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35.

[8]曾湘泉.劳动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48.

Labor Services Exporting Orientation： Rational Review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Yang Zhi

Abstract The poverty is the key and difficulty of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Poverty alleviation in Minority Areas i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oor job and "hereditary" poverty problem. The study suggested that construction of labor service exporting-oriented vocational training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could help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overty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The model includes three links， the first is to identify the targe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second is to trai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and the third is to transform vocational education achievements. To apply this model effectively， it is of needed to ensure policy and funding resources， rigid guarantee for implementing and supervising， and quality guarantee fo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教育扶贫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 扶贫开发 高校基层党建工作 特殊性

为贯彻落实《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决定》（粤发〔2008〕5号）精神，切实做好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提高广东省扶贫开发水平，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结合实际，制定了《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我省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的实施意见》（粤办发[2009]20号）。本文在深入分析新时期高校党建工作特殊性的基础上，以广州中医药大学为例，探讨如何把握扶贫开发工作的契机，加强高校基层党建工作。

一、新时期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特殊性。

（一）政治性与学科专业特点相融合。

高度的政治性是高校基层党组织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鉴于高校承担着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接班人和建设者的重任，高校基层党组织设置、运行方式具有明显的政治特征，政治方向是其根本，政治教育是责任[1]。高校二级院系存在较强的学科专业特点，因此，党建工作应该将政治性和学科专业特点有机结合。以我校为例，具有医药学救死扶伤、造福民众的典型特征。结合医药学的专业特点和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客观形势，基层党建工作必须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刻苦钻研医药学专业知识相结合，促使党员干部树立治病救人的崇高职业信念，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和“因贫致病、因病致贫”等实际问题。

（二）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互动性。

一方面高校是整个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无论是高校的施教者教师，还是受教育者学生，都来源于类型各异的家庭。客观上讲，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存在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互动。高校基层党建工作要做到卓有成效，必须协调并整合各方资源，必须在以学校内部管理关系为政治核心的基础上，建立社会、家庭和学校之间互动关系的桥梁[2]。引导家庭条件各异的党员干部（包括学生和教师）正确认识社会，在磨炼品质的同时，培养服务社会、服务社区的精神，积极投入社会实践，致力于构建和谐家庭、和谐校园与和谐社会。

（三）知识经济社会所带来的严峻挑战。

知识经济时代需要创新型人才，这种需求不仅调动了青年学生、教师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而且增强了他们的个性发展和独立意识[3]，这对高校基层党建工作提出了挑战。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生物医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及需求都远胜以往，这对生物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其增强理论联系实际以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能力。像我校这样的医科院校能否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很大程度上要看广大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是否具有先进性和高素质，能否创造性地刻苦钻研并联系实际，能否坚定理想信念深入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能否积极主动地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二、以扶贫开发为契机加强基层党建工作。

（一）扶贫开发所取得的成绩。

我校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定点帮扶村贵岭村位于广东省东北部的河源市连平县，该村有15个村民小组共350余户，其中低保家庭52户，待帮扶的贫困家庭138户、680多人口。结合我校和贵岭村的实际情况，校党委通过科学规划和精心组织，明确了要充分发挥我校的教育优势、科技优势、医疗优势的扶贫工作思路，广泛动员全校教职员工，采用“输血型”和“造血型”有机结合的扶贫方式，具体从扶持中药种植、改善医疗水平、组织专家义诊、支持下乡支教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开展扶贫工作。在大学的帮扶支持下，贵岭村贫困户基本上实现了稳定脱贫，80%以上被帮扶的贫困人口达到农村人均纯收入2500元以上，较好地完成了扶贫开发工作。

（二）建立了党员干部教育实践基地。

结合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需要，大学在贵岭村挂牌建立了党员干部教育实践基地，将贵岭村作为全校各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走进农村，了解国情民情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情况的教育实践平台。学校党政领导先后有13人次带头深入贵岭村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教职员工共有1000余人次到贵岭村落实帮扶措施，积极参与中药种植技术介绍、医疗水平培训、义诊支教等具体扶贫工作。各基层党组织深入贵岭村开展各种党员教育活动，组织党员干部学生深入贵岭村开展“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将党建工作的政治性与中医药学科专业特点有机结合。

（三）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形式。

在扶贫开发工作的同时，基层党建工作迈向新的台阶。首先，扶贫工作增强了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互动性，加强了党员干部与穷苦大众的交流，加强了党员干部理论联系实际的专业学习，坚定了党员干部服务社会、造福民众的理想。其次，改变了高校基层党组织支部活动单一、形式化的诟病，由原来的简单读文件、集体娱乐活动变成了有意义的扶贫开发工作，增强了党员干部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教书育人和救死扶伤的意识。再次，加快了服务型党组织的建设，通过扶贫开发工作，党员干部深切体会到了民众的疾苦，增强了党组织主动为师生员工服务、主动关怀师生员工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官本位思想。

三、深入开展参与式整村推进，进一步创新高校基层党建工作。

目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呈零星的乡村分散分布和贫困农村的自我发展能力不强等实际情况，“参与式的整村推进为平台以解决贫困问题”成为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热点。整村推进的含义是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以重点贫困村为对象，依靠当地贫困农民和社会各界的参与，通过对当地农村经济整体发展的统一规划和综合开发，实现农村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目标的扶贫方式[4]。如何与群众建立起“伙伴”关系，如何充分认识群众实际需求、解放群众思想观念，仍然悬而未决。因此，深入开展参与式整村推进，加快扶贫开发，进一步创新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党性教育。

目前在某些党员干部中仍然存在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作风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党性问题、党性不纯的问题。结合我校实际情况，以扶贫开发为契机，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动员我校党员干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扶贫工作的第一线，提供中药种植、医疗技术等支持，不仅有利于推动扶贫工作往纵深发展，而且有利于党员干部体恤民情、了解群众疾苦，真正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通过扶贫开发工作，进一步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加强自身的党性教育、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从而更好地做到整治“”。

（二）增强服务群众意识，推动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参与式扶贫是通过“参与式”方法的运用，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借助于外部的帮助，选择发展项目、制订发展计划，并参与计划的执行和项目的实施管理，通过引导，使扶贫对象在主观上认同扶贫项目的各项工作是“自己的事”[5]。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扶贫主体的参与热情相对较低，扶贫主体和扶贫帮扶者还未真正达成需求的一致。因此，下一步工作中应更广泛地动员党员干部深入当地、深入了解群众及其需要，一方面推进扶贫工作，使其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有效增强党员干部服务群众的意识，推动高校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三）加强扶贫工作交流，健全高校基层党建工作体制。

在扶贫开发工作启动的两年时间里，大学各基层党支部贯彻落实学校党委的工作部署，陆续前往贵岭村进行调研活动，针对农户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确定了帮扶计划，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各基层党支部的具体条件不同，帮扶项目和效果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因此，加强各基层党支部之间的工作经验交流，推进扶贫开发工作的同时，健全党建工作体系，显得尤为重要。从目前的具体工作情况看，这方面的工作力度还有待加大。大学基层党组织具有充分发挥基层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职能。尤其是在基层发展党员和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中，应该以扶贫开发工作为平台，在扶贫开发工作中抓典型、找优秀，通过相互交流，进一步建立健全高校基层党建工作体制。

参考文献：

[1]韩大盾.高校基层党组织工作运行机制创新研究[D].兰州大学学位论文，2010：7.

[2]刘会龙.现代学校制度中党组织作用发挥机制的探索[J].思想政治教育，2006，4：51.

[3]钱立贤.论当前高校党建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D].东北师范大学为学论文，2009：6.

[4]张万钧.整村推进：扶贫开发的有效形式[J].民族经济与社会发展，2004，10：19.

[5]王亚娟.非政府组织参与式扶贫项目效果及影响因素分析[D].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8：12.

项目基金：广州中医药大学2010年党建课题（编号：DJ2

教育扶贫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职业教育；精准扶贫

一、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实施的重要意义

1.扶贫教育能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有书读，长知识、懂技术，是最有效、最直接、最根本的精准扶贫。当前的扶贫工作已进入最艰难阶段，以前的那种遍地开花式粗放扶贫已经解决不了关键问题，必须要在精准上下功夫。而教育是最根本的精准扶贫，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不能让贫困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主要是指牧区贫困家庭的孩子。要让贫困地区有一个良好的教育，必须在区域内做到教育均衡发展，才能不让贫困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二、职业教育中如何做到“精准扶贫”

任何一种教育具备扶贫功能，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具有独特的“精准扶贫”优势，从扶贫效果上来说，强调在“投入”与“产出”方面具备的的效能，即能以相对较少的投入，在短时间能能获得高效的扶贫效果，在这方面，职业教育具有独特的优势。

1.精准招生，是“精准扶贫”的基础。

（1）从招生方面来看，职业教育对贫困牧区的孩子有的强大的吸引力。一方面是受经济水平的限制，贫困牧区，教育资源相对落后，造成牧区学生的升学率较低，许许多多的孩子无法上普通高中，只能选择职业技术学校继续学习。另一方面，普通高中需要承担一定的费用，这对贫困农牧家庭来说是一项不小学负担，而职业技术学可以解决这方面的后顾之忧，提升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2）慕萄Х矫胬纯矗职业教育的技能培养方向更有利于脱贫致富。职业教育是以培养技能人才为目标的，强调的是创新与实践和，是与实际工作岗位密切相关的，更有利于职业技术学校学生的就业，对于那些想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理想选择。

（3）职业教育是广泛面向社会的教育，职业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中占据主置，更能适应精准扶贫工作的需要。

2.硬件条件，是“精准扶贫”的保障。支持牧区职业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集中力量扶持特色职业学校建设。实施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帮助贫困地区建设一批区域性、开放性的职业教育实训基地。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有效机制，推进职业教育资源跨区域、跨行业共建共享，逐步实现所有专业的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支持与专业课程配套的虚拟仿真实训系统的开发与应用，推广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实时互动的远程教学。

3.充分释放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功能。

（1）要加大力度宣传，消除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政府部门要加大表彰在职业教育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学校和教师，为职业教育的顺力发展制造良好的氛围。

（2）加强牧区职教老师与内地职教老师的交流合作，充分发挥相互指导、帮助的作用。针对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需要，在牧区职业教育中增加创新、创业课程，加强对这方面的培训与引导。

（3）要针对残疾人等特殊人群，展开专项教育培训。帮助残疾人教育，培训，就业也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社会功能，更是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重要方向。

4.采取各种措施，帮助提供勤工俭学岗位。学校随时关注贫困学生学习生活状况，积极为其找寻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让他们能不中断学业，努力去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为此学校通过多种途径多方努力，为这些贫困学生安排一些勤工俭学的机会，让他们一边勤工俭学，一边完成学业。比如，贫困生在自愿的前提下，在学生食堂给学生打打饭、洗洗碗、整理整理卫生，就能获得全天免费就餐的机会，从而解决贫困学生无钱吃饭的问题。

5.加强校企合作，为实施精准扶贫创造良好条件。在课程设置、学校与市场和产业的对接、师资力量、实训场地和条件、就业指导等方面，内地职教发达地区都有一定的优势。因此，要加强以发达地区职业教育的全方位合作，完善学生到企业实习实践、订单培养、顶岗实习、共建实训基地、职校教师参加企业实践、企业技术技能人才到职校从教等制度，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充分发挥作用，指导和帮助学校做好这方面的合作。同时在认真调研、充分论证、科学预测的基础上，强化专业与产业、就业、创业的紧密对接，合理调整设置专业，为牧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6.加强农牧区学生技能培训，为实施精准扶贫给予智力支撑。政府部门要根据职业学校专业建设需要，建立面向社会招聘专业教师的长效机制，有针对性地建立职教师资国培、自培计划，提高职校教师整体水平。同时由政府牵头，以职教中心为主阵地，开展全覆盖式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

总之，基于“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扶贫思想理念，通过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提高家牧区贫困人口素质和脱贫致富的能力，应该引起政府、社会的广泛重视。同时开展牧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时，也要因地制宜设计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的牧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模式，是新时期牧区扶贫需要。

参考文献：

[1]王德军.职业教育扶贫开发功能之比较研究[J].当代职业教育，2014（09）.

[2]夏军.我国贫困地区教育问题观察[J].现代教育，2015（11）.

[3]朱爱国.基于精准视阈的职业教育扶贫策略探究[J].新课程研究，2016（11）.

教育扶贫论文范文第13篇

一是受环境和人口因素的影响，导致社会发育十分缓慢。西海固地区降水稀少、气候干旱、山峦重叠、梁峁星罗棋布，是一个自然环境恶劣地区，资源匮乏，贫困面积大，贫困人口多。由于地处相对封闭的环境条件以及人们生育观念等因素，导致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口增长过快和生态环境恶化不仅给土地带来了巨大压力，也制约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大部分贫困户受自身文化限制，加之受制于被沟壑纵横地形地貌相互分割的小块田地，无法进行机械化耕作，在频繁的自然灾害面前，脱贫与返贫形成了持久的拉锯战。近年来，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解决温饱的标准很低，仅能满足最低生存需求。

二是潜在的致贫因素多。由于受地理区位的制约和资源等方面的影响，贫困地区与全区教育水平差距长期累积，导致教育不平等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山大沟深的乡村学校由于教学条件差，许多教师纷纷外流，师资队伍的薄弱和不稳定成为山区基础教育的一大困扰因素。因教育质量低而导致了大面积的文化贫困。山区卫生条件差，大部分家庭因缺少经济积累，健康状况低下导致发病率较高，一些温饱户因病致贫的问题突出。收入差距扩大，相对贫困日益凸显，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扩大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的同时，城乡、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三是深入调研不够，扶贫摸底不足。由于扶贫摸底不足，扶贫项目仅限于偏僻农村和交通不便的地方，忽略了许多“非贫困村”的真正贫困。目前，一些贫困地区“非贫困村”被边缘化现象不同程度的存在，一些基础项目严重缺失，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异常缓慢。地方政府应该问需于民，要做好深入调查研究，要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要对症下药，把扶贫资金投放在最急需的地方去。四是面子工程、浮夸作风严重存在，决策不科学，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在农村，浮夸作风引起了群众的强烈愤慨。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或为了迎合领导的口味，或为了自己的升迁，不顾群众的疾苦搞一些面子工程。许多农村，没有打碾粮食的场地，农民经常把粮食拉到公路上晾晒和打碾，埋下了严重的交通隐患;一些草垛常年暴露在村庄周围，埋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科学决策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缺少调查研究，造成了许多“长远规划”变成了“短视行为”，决策不科学，使有限的资源变成了“奢摆品”。

二、多元化扶贫开发与扶贫文化构建

1．在政府主导扶贫框架下开展的有针对性扶贫工作为扶贫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宁夏作为全国最早开展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区域性扶贫开发工作的地区，在政府主导扶贫开发的同时，建立了专门从事扶贫开发的组织机构，各县(区)成立相应机构，形成了各级领导组织体系。根据扶贫工作形势发展需要，相继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政策、规划和措施。如《宁夏西海固农业建设规划》《尽快解决西海固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宁夏“双百”扶贫攻坚计划》《宁夏农村扶贫开发规划(2001～2010)》《千村扶贫开发工程实施意见》等等。这些扶贫政策、规划及措施针对当时贫困状况对症下药，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筹发展，成为各个时期实现减贫的重要保证，也成为各个时期指导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原则，丰富了扶贫理论，为后来的扶贫研究奠定了基础。

2．总结提升扶贫开发成功经验，针对不同阶段扶贫开发面临的新形势，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探讨。扶贫开发31年来，宁夏扶贫工作者加强扶贫文化研究，总结提升扶贫开发成功经验和做法，深入探讨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形势下扶贫开发工作的思路和举措，开展了前瞻性研究，进一步凝聚了全社会参与扶贫开发的精神力量，成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精神、组织实施扶贫开发规划以及提升扶贫开发工作的科学化水平提供了智力支撑。许多理论研究者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在研究中不断挖掘、推陈出新，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破解问题的对策建议，由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

31年来，宁夏社科界、高校的理论工作者及扶贫工作者，通过论文、调研报告的形式撰写了大量反映扶贫开发方面的研究性文章。这期间出版了许多研究贫困的专著，如秦均平主编的《走出贫困———西海固反贫困农业建设研究》，李宁的《再造家园》，吴海鹰、李文录、杜正彬主编的《挑战贫困———宁夏农村扶贫开发20年回顾与展望》，董玲主编的《西海固扶贫攻坚战———“三西”建设30周年纪念》等等。归纳起来:一是比较全面地研究和反映了扶贫开发工作的整体状况、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二是针对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站在专家学者的立场，对扶贫开发工作进行了前瞻性的研究和探讨;三是以独特的视角和全新的方法，对扶贫开发工作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剖析，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建议;四是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印证理论，理论联系实践，既从理论高度研究和探讨问题，同时从实践角度关注和解决问题，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五是用发展的扶贫理念，关注扶贫开发过程中的不可持续性问题，从而探讨了若干重要问题，比如如何选择适合区域特征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路径，如何发挥各区域的不同优势，实现最优的整体可持续发展，如何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

三、加强扶贫文化建设，在理论界开展扶贫文化研究

1．理论工作者要做好扶贫开发的“先行官”。进入21世纪，宁夏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在全面调查研究宁夏扶贫开发现状后，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扶贫政策和措施，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对1000多个贫困行政村进行综合开发，对人均收入较低的贫困人口，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重点扶持，取得了较好成绩，但目前的扶贫开发已进入深水区，扶贫难度不断增大。21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外情况的发展变化，扶贫工作的主体、条件、环境、标准、对象、内容、范围、规模、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理论工作者作为指导实践的“先行官”，必须深入扶贫第一线研究新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扶贫开发的新思路新对策，以攻破深水区的贫困堡垒。

2．大胆进行理论探索，使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党的十报告提出，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根据多年的扶贫经验，只有把扶贫和开发结合起来，才能产生造血功能，这就成了摆在扶贫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作为理论工作者，要大胆进行理论探索，使理论更好地为指导实践服务。因此，进一步加强全区扶贫文化包括扶贫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把31年来甚至新中国成立以来扶贫开发、建设发展中创造、沉淀、积累的扶贫文化加以全面科学地总结和归纳提炼，从而提升为能够进一步指导未来扶贫开发的科学理论和振奋广大群众精神状态的文明成果。

3．从多元化扶贫中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使扶贫效益最大化。近年来，宁夏的扶贫在形式上呈现多元化趋势，如开发扶贫、劳务输出、互助资金、对口扶贫、项目扶贫、招商引资、少生快富、交通扶贫、教育医疗扶贫、引水扶贫、科技扶贫、产业扶贫、旅游扶贫、文化扶贫、对口扶贫等等。在组织上还出现了国家机关、派、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基金会、慈善机构、民间组织团体和协会等多元化主体出钱、出力、出政策、出思想、出技术等格局。这些不同形式的扶贫都为农民脱贫致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怎样充分利用这些扶贫资源，使扶贫效益最大化，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4．研究新问题破解新难题，使扶贫研究落地有声。在扶贫开发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影响因素，理论工作者要在调查研究中对症下药并破解这些难题。一是理论工作者不但要总结扶贫经验，把它升华成扶贫理论，而且还要寻找扶贫工作中的阻力所在。在实地调查中发现，一些地方在扶贫中掺杂了许多虚假成分，如村官腐败、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扶贫资金的流失、扶贫缩水等，这些现象的出现伤害了农民的感情，激化了干群矛盾。因此，加强扶贫监管已迫在眉睫，作为理论工作者，要到扶贫前线进行调查研究，探求腐败的根源，寻找提高各级领导素质和觉悟的办法，寻找防止腐败的路径，寻找化解矛盾的办法，从而更好地推动扶贫工作健康有效。二是扶贫与扶志相结合。首先是扶贫，贫困地区的农民受其生存环境的制约，生产生活成本高，对未来没有预期，心理上畏惧，行动上裹足不前固步自封，思想僵化因循守旧。因此，理论工作者要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把群众的所需所求所盼通过媒体介质和调研报告的形式进行呼吁，开展各种形式的扶贫济困活动，最终迈向富裕。另外是扶志，要研究贫困地区文化教育落后的盲区，多方位、多层次地进行技术和技能培训。要鼓励困难群体增强自信心，勇敢的面对生活，开展生产自救，寻求发展途径，要有意识地引导贫困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发挥主观能动性，转变“懒散慢等靠要”的观念，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5．立足区情、民情，挖掘潜在的扶贫盲点。要关注和研究扶贫开发过程中的“死角”问题，要挖掘潜在的扶贫盲点，要提出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作为理论工作者，既要发现新问题也要研究新情况，更重要的是将发现的问题及时梳理总结，站在专家学者的立场，提出对策建议，从而为政府分忧解难。扶贫开发需要理论工作者的广泛参与，需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了理论工作者的积极介入，就能把各种社会力量吸引到扶贫行列中来，就能把政府的意志、社会的关爱与贫困群众的意愿相结合，从而达到被扶者与扶贫者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理论工作者要深入实际进行调研，要有敏锐的洞察力，敢于说真话说实话，充分发挥理论工作者在扶贫开发中的舆论引导作用，作一个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践行者。宁夏是欠发达地区，立足区情民情，全面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充分了解和认识广大群众对生活的期待，挖掘潜在的扶贫盲点，为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生活环境是理论工作者肩负的神圣职责。

6．文化扶贫与扶贫文化相结合，是新时期宁夏扶贫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主要途径。文化扶贫和扶贫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扶贫是所有扶贫开发活动的总称，文化扶贫是扶贫开发中偏重思想意识的一种扶贫方式。贫困文化是贫困群体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中形成的一种自我维护和修复的文化，即贫困阶层以一种独特生活方式，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中所产生的思考问题方式和行为习惯以及价值观等。贫困文化表现为:信息闭塞固步自封和因循守旧思想;麻木不仁消极处世听天由命人生观;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懒惰思想及行为;等等。这种文化具有示范性和代际传递性，一个群体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就形成了一种贫困文化，贫困文化对穷人来说，不但具有顽固性和沿袭性，对维护贫穷发挥了作用，而且还有很强的自我修复作用。

用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改造旧的、迂腐的文化价值形态，是文化扶贫的本质所在，因此，文化扶贫首先要革除贫困者因贫守旧的贫困文化，通过人为因素将文化扶贫融入到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之中，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文化是一种强大的软实力，具有影响人、塑造人的功能，人们的心理、行为习惯无一不和一定的社会文化密切相关。文化不仅决定一个人的生存，更决定一个人的发展，文化与贫困、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本质联系，贫困与其说是物质贫困，不如说是文化贫困。文化贫困是农民贫困的根源之所在，实施消解农村贫困文化工程，增添文化扶贫新引擎，就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农村社会思潮，筑牢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基础。贫困文化的价值观念直接制约着贫困群体的脱贫致富。西海固地区的大面积贫困，除了自然条件以外，农民作为贫困的主体，成为了“文化的饥渴者”，因此，从文化扶贫入手，向贫困者输入新文化、现代信息知识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等新鲜血液，分层次、分阶段、分工种(如设施农业、生态农业、现代农业、饲养业以及劳务输出的不同工种等等)传授农业生产适用技能，逐渐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从而达到文化富民的效果。

针对贫困地区相对闭塞的环境，手机文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扶贫过程中，政府除了农家书屋、农村电影放映、文化大院等投入外，对贫困地区应该更多地提供手机扶贫扶持，如提供使用上便利，通过手机通话、手机短信、手机微信、手机微博、手机上网等社交方式，让农民群众弥补电脑网络的不足。同时，通过手机这种通信工具，还可减少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和家人不必要的见面联系，从而能有效降低农民异地传统的社交成本，增加城乡交往的频率和机会，增强信息传递的速度，提高城乡沟通的效率，给贫困地区农民带来更多的发展信息、发展动力和发展机会。

旅游业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前景最广的现代服务业。当前全国各地都把旅游业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要重新认识自身的旅游资源价值，谋划将旅游业真正发展成为贫困地区战略性支柱产业，把旅游业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精心组织实施，全力推进，全面部署以推动旅游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努力把宁夏建设成为“全国知名的红色旅游、生态旅游和文化休闲避暑度假基地”。

教育扶贫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西南少数民族区域 精准扶贫 研究综述

基金项目：本文属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课题：精准扶贫少数民族――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为例（xhmks1710）产出论文

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研究背景

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西部脱贫致富是关键，西部能否脱贫，重点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国的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于少数民族地区。”[1]在592个部级贫困县中，少数民族自治县就有257个。2014年底，中国的贫困人口达7017万左右，其中2205万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2]少数民族人口主要集中在我国的西南部，有3736万之多。西南少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密切相关。

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研究现状

精准扶贫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以来，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成果丰硕。本文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主要对精准扶贫的理论内涵特征、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面临的困难及其对策进行研究。

（一）对精准扶贫理论内涵及其特征分析

精准扶贫的概念。沈茂英认为精准扶贫是一种新型的扶贫机制。针对不同的贫困区域环境和不同的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合规程序，对扶贫对象加以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以及精确管理。[3]邓博文指出精准扶贫的主旨是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逐步形成扶贫工作长效机制，为科学扶贫奠定坚实的基础。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是精准扶贫的核心。[4]赵和楠、侯石安、祁毓从内涵和构成的角度来分析精准扶贫。从精准扶贫的内涵上来说，精准扶贫是指通过有针对性地帮助和扶持识别出的贫困家庭与人口，消除导致其贫困的障碍因素，增强其自主的发展能力，并且要达到可持续脱贫的目标。精准扶贫的内容构成是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5]

精准扶贫的理论特征。沈茂英指出精准扶贫的三大特征是精确识别、精确帮扶和精确管理。[3]赵和楠，侯石安、祁毓认为精准扶贫独特的要素是多维瞄准性。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与精准考核各环节之间内在的关联、互为藕合特征。[5]

（二）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区域精准扶贫面临的困难

刘东燕指出云南、贵州、广西是我国扶贫开发的主战场，又是石漠化严重区，这导致在新阶段的贫困状况更加严峻、致贫的原因更加复杂、贫困的程度更加突出以及防返贫的任务更加艰巨。[6]黄悦、梁鹂、唐洪亮认为地处乌蒙山片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属于高寒山区，生态环境脆弱，人均可耕地少，产量低。这就直接增加了精准扶贫的难度，尤其是增大了返贫的挑战。[7]

沈涛、朱勇生、吴建国指出自然生态脆弱以及生态多样保护是云南边疆精准扶贫面临的困难。[8]罗绒战堆、陈健生指出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冰雹、霜冻与暴雨，以及干旱等各种自然灾害常有发生。当地的百姓一旦遭受自然灾害，处于中下等甚至中等的一些农户的生计将处于困境之中。[9]

郑双怡认为西南喀斯特地区是受到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西南地区属于季风性湿润和半湿润地区，多受流水的侵蚀。[10]西南民族地区农民经济底子薄，抗L险的能力差，一旦发生灾害就很容易丧失生计，气候变化的风险容易造成民族地区大面积返贫，影响精准扶贫的进程。

（三）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区域精准扶贫的对策

1.研究发展教育脱贫致富

高天跃说“贵州作为西部民族地区重要省份，省内贫困程度依然位居全国前列。”[11]杨定玉认为贵州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的落后，人的思想观念滞后。在民族地区实施“教育扶贫”战略，发展民族地区的教育来脱贫，断其贫困的“根”，使贫困不再代代相传。防止“贫困代际传递”和返贫时，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措施，必须保障贫困对象的子女能接受一定的，甚至良好的教育，这是实施教育“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同时，要培养大量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参与精准扶贫的实施。[12]只有这样才能使精准扶贫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成效发生本质的转变。

邓秀华认为通过对农村成人引导性培训、农业技术技能教育培训，使其转变旧观念，能塑造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新型农民、掌握必要的技术技能的就业者。大力支持成人教育推进精准扶贫，从农村成人的实际需要出发，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以及提高成人培训项目设置的科学性。[13]

2.研究旅游精准扶贫

陈祥碧、唐剑认为旅游扶贫是长江上游广大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路径。他们认为立足于“四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创新该地区的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形式，把实现旅游业与农牧业的扶贫相结合，提高贫困人口的参与能力、进而扩展帮扶渠道等途径来增强长江上游民族地区的旅游扶贫实效。[14]

沈涛、朱勇生、吴建国着重研究发展旅游业的转向问题。通过传统旅游转为包容性的绿色发展途径来推进精准扶贫，推进边疆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参与旅游发展机会的均等化，制度倾向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进而保护好生态环境。[9]

3.金融精准扶贫

教育扶贫论文范文第15篇

>> 精准扶贫的华润路径 精准扶贫的教育路径思考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旅游扶贫路径研究 精准扶贫的困境及对策 国际社会的人权斗争 精准扶贫模式及路径优化探析 关于实现贫困片区跨域扶贫治理的精准化路径研究 移民搬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的有效实现路径 精准扶贫视阈下参与式帮扶的内在机理和实现路径 高校工会实现“精准”扶贫助困的路径研究 路径创新是精准扶贫的关键一环 内蒙古地区精准扶贫的路径研究 黄冈市精准扶贫路径的SWOT分析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战略与路径选择 职业教育服务精准扶贫的路径探索 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 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精准扶贫路径探讨 论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及其释放路径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发展型社会政策视域下的精准扶贫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7] 李步云.发展权的科学内涵与重大意义[J].人权，2015（3）：1-4.

[8] 黄爱教.论弱势群体幸福权利及其保障[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4（5）：167-171.

[9] 林瑜胜.“精准扶贫”离不开“精准保障”[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5-25（6）.

[10] 青连斌.贫困的概念与类型[N].学习时报，2006-06-05 （5）.

[11] 左停，杨雨鑫，钟玲.精准扶贫：技术靶向、理论解析和现实挑战[J].贵州社会科学，2015（8）：156-162.

[12] 于建嵘.当前的态势和特征[EB/OL].[2016-02-23].http：///a/20160223/02398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