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论文范文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初中阶段正是一个人心理、生理发育的关键时期，教育的目标不只在于使学生获得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在获得了这些知识、技能后，能够以良好的心态驾驭运用这些知识、技能创造性地从事工作。然而在现实中，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现状不容乐观。中国心理学会对22个省市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调查显示，大约3000万少年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约有13%的青少年存在明显的心理和行为问题，并且还有上升趋势。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要重视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在中学教育阶段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其主渠道则应是课堂教学。我们的教育除了传统的知识教育之外，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必不可少的目标。
可见，寓心理健康教育于初中历史教学，不仅是素质教育的呼唤，亦符合历史学科的内蕴和学科教育的一般规律，故而既必要又可行。结合自身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具体起来应该：
一是情操教育培养
情操，内在的哲学涵义是理性的价值选择，是审美情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情感、志向层面上的综合反映。人生追求是情操具体而首要的表现。一个人的人生要想有意义、有价值，必须树立一个适合自身和社会的目标，而实现这样的人生目标，必须要有积极的自我意识。
首先，利用课堂，进行积极的自我意识教育
自我意识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评价和期望，也是心理素质的重要指数。自我意识可以分为两类：积极的自我意识和消极的自我意识。积极的自我意识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也是个体成才、成功的必备情操。美国成功学的主要创立者拿破仑·希尔有句名言："一切的成就，一切的财富，都始于一个意念。这个意念指的就是自我意识。"他在《成功学全书》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人与人之间只有很小的差异，但这种很小的差异却往往造成了巨大的差异，很小的差异就是所具备的心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巨大的差异就是成功与失败。"可见良好的心态对一个人成功的重要性。"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自信心是一种积极的自我意识。自信心的训练，主要手段是对学生进行成功激励;成功激励主要是运用外界令人兴奋的刺激诱因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使学生把外界刺激内化为自觉行动，形成一个积极的自我观念，使他们获得不断完善自我的持久动力和信心。成功激励法的实施以转变教师观念为前提，教师要确立三个基本观念。即:相信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学习，相信所有的学生都愿意学习，相信一个成功能产生另一个成功。教师这种积极的心态会影响到教师对学生的态度，最终使他们树立自信心。在教学中，我经常结合所学内容开展"我喜爱的名言"主题演讲括动。久而久之，如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卡耐基的"缺乏自信是人们失败的内在原因，一个人只要有信心，就可能成为自己愿望的人"等名言便成为很多很多学生的座右铭。
其次，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培养与人合作意识
以自我为中心，不理解、关心他人，不能很好地与人合作，是初中生在人际交往素质方面的严重心理缺陷，也是对其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必须环节。为此，在课堂教学中应经常采用"合作式"教学模式，以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如组织学生进行合作学习"郑和下西洋"一课，我提出以下思考题:"西洋"指的是哪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郑和下"西洋"的概况与哥伦布、达·伽马的比较结果怎样?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是什么?讨论题: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哪些事实可以题，然后共同讨论，大约20分钟，要求组内人员也都有明确的分工任务，在规定时作内完成:各组选派一名代表就其讨论题在全班汇报，大约15分钟;同学互评，约5乡钟;教师点评，约5分钟，帮助学生解决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开拓思维，理清线索。从学习过程看并不难，但是成员间的合作很重要，也可能会出现摩擦，有的同学态度不积极，影响了组内的进度:有的同学过分显示自己，影响其他人的积极性。有的在这方面认识快，有的在那方面有悟性，而只有大家都齐心协力才能比较完满地回答好问题。在上面的"合作式"教学中，遇到困难时，由学生自己合作解决，使学生体会到了与人合作的重要，培养了学生团结协作的能力与他人和谐相处、通力合作意识，学会在民主的气氛中摆正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学会如何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听取别人的意见，也培养了竞争意识。这些好的品质，为日后走上社会，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将会起到很大作用。
再次，运用对比式教学培养爱国主义情感
自从国家产生以来，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推动群体生存和发展的高尚情操所产生凝聚力、号召力是其他任何意识和价值观念无法替代的。那么作为新世纪的中学生，加强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他们正确对待自己的祖国自然十分必要；尤其对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至今仍需发展的中华民族的后代进行这种教育更为必要，对此历史课责无旁贷。正如希腊伯利克里所说的"每一个人在整个国家顺利前进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比个人利益得到满足而国家走下坡路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要多些，一个人在私人生活中，无论怎样富裕，如果他的国家被破坏了的话，也一定会牵入普遍的毁灭中，但是只要国家本身安全的话，个人有更多的机会从私人的不幸中恢复过来。"因为国家对个体的价值至关重要，故而爱国主义在古今中外都备受推崇，并且如前所述，是一种体现健康心理的高尚情操，应当亦必须纳入心理健康教育体系。譬如在讲到南宋抗金时，一方面讲到岳飞顺应人民意愿坚持抗金斗争，他的"岳家军"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收复建康等地，在邮城一战大败金军，受到人民的爱戴。岳飞被害后，为怀念岳飞，人民在杭州西子湖畔修建岳王墓，世代瞻仰;与此相对，以"莫须有"罪名陷害岳飞的卖国贼秦烩，当地人却制作一种"油炸烩"的食品表达痛恨之情，还将秦烩铸成铁像，跪在岳飞墓前，受到万人永久地唾弃。
如此鲜明的对比认知，不仅会使学生在心灵深处产生对爱国者的爱和卖国者的恨的情感体验，而且会使他们学会"以史为镜"进行思辨，树立起正确的审美意识，区别真善美与假恶丑，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爱国情怀。
最后，培养学生国际意识
在培养学生爱国情操的同时，面对当今国际化、全球化的世界趋势，还应培养青少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国际意识，这就应该通过对学生进行世界史的教育：使他们也要树立对其他民族的尊重、理解、认同、宽容的观念，吸纳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在中国史的学习中，通过让学生列举由于"闭关锁国"，盲目自大，逐渐建向衰落给中国所带来负面影响的实例，吸取其教训,列举改革开放使中国进一步走位繁荣和富强，带来巨大变化的实例，鼓励学生好好学习，为将来参与国际竞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是外激内化，培养顽强的意志力
有了浓厚而健康的兴趣、动机和情操，如何去实现呢?只有积极的自我意识是不够的，还要坚持不懈地管理好自我意识，这里的关键是依靠顽强的意志，持之以恒，这在现实中是千真万确的。心理学上讲，"意志既可作为心理过程影响智力活动，又可作为一种性格特征影响智力与能力。"从心理健康教育的角度说，培养意志乃是相当重要的一环。结合历史教学，在培养意志力方面应采取如下措施:
1、榜样激励法
古今中外历史上凡事业有成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艺术家无不具有坚强毅力。并且他们在青年时便表现出具有超出一般人的优良素质，对自己要实现的日标具有坚定的信念和一往无前的彻底性，因此，从青少年时期培养顽强意志对其整个人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历史教学中，我注意用一些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克服困难的历史人物和事例来教育学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如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蒙受冤狱和遭到肉体、精神双重折磨情况下，凭着坚强的意志力写18年才完成巨著《史记》。唐代高僧鉴真克服千难万险，六次东渡，双目失明，但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都是很好的榜样激励素材。对那些缺乏人生目标的学生，陈胜少年时立下鸿鹊之志，在中学时愤"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等事实皆可起到鞭策作用。通过诸如此类的史实教学，引导学生以积极的反应方式来对待日常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与挫折，从困难与挫折中吸取教训，使意志品质得到升华。
2、自我教育法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一、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树立勇于探索的献身精神。只有当学生对学习有了兴趣，才能表现出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才能在学习中发扬开拓和探索精神，以顽强毅力去克服学习中遇到的困难。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不仅要把日常生活、生产劳动中发生的现象、问题与教材紧密联系起来，使学生认识到学习的现实意义。还须把历史引入教学中。把科学理论的建立，科学发现的过程，科技发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用生动事例展示给学生。并通过了解物理学家的生平、各学派间的争端以及尚未解开的物理课题来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让学生从中学习到物理学家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的思维方法，不断提高自身科学素质、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变被动学习为主动获取知识。例如，牛顿是举世公认的伟大科学家，在高一一开始以专题讲座的形式，介绍牛顿的生平及其科学研究历程，从而消除了科学研究的神秘感，拉近了科学家与学生的距离，激励他们把对科学家的崇拜转化为刻苦学习的动力。
同时，通过对物理学史的回顾，使学生消除对已有物理知识来源的神秘感，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懂得任何一个定律的发现和理论的建立既与社会生产力密切相关也受到物理学发展内在规律的制约，任何一部分物理知识的获得都离不开实验，可靠的、精确的、可重复的实验是物理学中决定一切的基础。因此，了解物理学史可提高人们进行科学创造的自信心和自觉性，这对于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创造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物理学史中有许多科学家为真理献身的动人事迹，如伽利略为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教会终身监禁，利赫曼为引雷电而捐躯，居里夫人为研制放射性而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法拉第舍弃荣华富贵，几次拒绝接受封爵而甘"平民法拉第"，亚里士多德富有批判和怀疑精神等。这些科学家不畏艰险，不惜生命，不慕利禄，不怕权威，追求真理的高尚品质，有利于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献身科学的探索精神，为以后的学习和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有助于对物理知识的理解和把握。根据教材编排特点，分单元讲解、分析发展史不仅有助于学生了解各概念、定理、定律的来龙去脉和科学知识的运动过程，而且有助于学生按规有的形式和体系来理解和把握物理知识，从而逐步掌握正确的科学思维方法。例如，在讲到力的概念时，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牛顿，循着伟人的研究历程，从而加深学生对力的概念的理解，在讲高二年级"电磁感应"的时候，以奥斯特发现电流的磁效应为线索，向学生介绍人类对磁及电和磁关系的认识过程。通过讲解安培、法拉弟、愣次和麦克韦等人在揭示电磁关系工作中的艰辛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果，使学生在有了对电磁发展总体认识的基础上，加深对教材的理解和对左、右手定则、法拉弟电磁感应、愣次定律等关键点的把握。
三、有助于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助于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物理学的理论和实践有着辉煌的成就。例如，在理论著作方面，《墨经》中对力学、光学的论述；《天工开物》中关于简单机械的记述；《梦溪笔谈》对磁角的论述，《论衡》中关于简单电现象的记述《考工记》中关于工程技术，声音传播的记载等在当时都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就是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在实用技术方法，更是举不胜举。指南针、地球仪、浑天仪、船闸、石拱桥、火箭等，都是我国最早发明的。教学中结合教材内容，介绍我国在物理学方面对世界的杰出贡献，可以使学生了解祖国古代灿烂文化，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物理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物理学的发展与人类哲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极为特殊的密切关系，中学物理教学内容中，概念、定理、定律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内容。在教学中，有意识地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物理学发展历史，阐明概念、规律。结合物理学特点，进行物质第一性、物质的运动性和对立统一、量变与质变、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教育，可以使学生从中领会其中所包含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例如介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我们就可以把"新生事物不可战胜"这一哲学观点渗透进去，讲到万有引力定律时可将"物质是普遍联系的"这一哲学观点渗透进去。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心理史学;群体心理研究;美国独立战争
心理史学是心理学与历史学交叉渗透所形成的跨学科研究｡应该承认,人们的心理对历史的发展必定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与分析手段去考察和理解人类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行为,可以使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更加丰富､更加深入､更加实际,也为历史研究开辟新的视角,提供新的思路｡当然,心理史学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完善,仍然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在此,试对心理史学的应用略作探索｡
一般认为,心理历史学始于精神分析学说对历史学的渗透,而且这一渗透最早是由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者弗洛伊德首开其端的,以《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为其标志｡精神分析学说在心理史学中一直占有主流地位,尽管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各派非精神分析心理学也逐渐进入心理史学的领域｡
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进入历史研究并非偶然,两者在很多方面是共通的｡最显而易见的是,心理学和历史学都是以人的行为､思想､动机等为研究对象的;此外,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心理学其立论根据必须来源于可信的资料与证据,只是历史学家收集史料,精神分析学家探究患者的经历与深层心理因素;两者在认识论上也有相通之处,心理学家需要追溯研究对象的历史,历史学家的研究也离不开对研究对象心理的分析(将有关心理学的内容纳入历史研究绝对不是弗洛伊德的首创,在心理史学作为一个流派被确定之前,历史研究对相关心理学内容的引入必定早已开始)｡总之,心理史学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可行的｡
从心理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可以看到心理史学虽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但引起的争议､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比较明显的一点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比较容易走入理论模式去硬套历史的误区｡埃里克森说:我们必须接受“半是传说半是历史”的历史,他的意思就是根据精神分析理论,要探究历史人物的心理必须了解其童年和青春期的遭遇,这些往往是史料中鲜有记载或没有记载的,这种情况下,精神分析家应该根据自己所受的训练去采纳一些传说作为历史证据,哪怕是无真实根据的也无关紧要,只要不与已知的事实相矛盾,并与心理学理论相符合就可以了｡不加批判地承认现代证据在历史上的有效性,并将其作为历史证据的替代物,这样对待历史研究,显然是不严肃的｡大量的心理史学较好的作品基本上是由精神分析学家完成,而非历史学家,且存在着将理论套事实之嫌,对历史资料考证不详,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加于其中,按著者自己的方式来重构历史,结果造成心理史学无真实性可言,这与历史追寻的真实性相悖｡这种缺陷的造成,很大原因在于,把人看作“生物的人”超过了“社会的人”,用生理原因解释所有的社会活动｡它往往把人生物化,只重视人的自然特征心理的生理基础,却忽视了人的社会特性心理的社会基础,片面夸大遗传对人类行为的作用,却忽视社会物质生产和社会组织发展对人类行为改变的作用｡从心理史学的诞生来看,它本身就是精神分析学家用历史证明其理论的产物,而且因而出现上述缺陷就不足为奇,但将心理史学作为一门进行历史研究的史学方法的话,这种缺陷可能是致命的｡应用心理史学作历史研究,必须依据不同的历史情境考察社会､文化､环境等多重因素对历史人物心理的影响｡集体心理心理状态是一定群体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相对于个人传记式的心理史学研究,集体心理的分析可能更稳定､更有代表性､更可信,能更好地避免套用理论的弊端｡特别是战争､动乱､饥荒､瘟疫等历史事件,集体心理较之个人心理对历史研究更有帮助｡大卫•斯坦纳德提出“从理论上说,个人德感知性质乃是独一无二的,但事实上,同一文化和社会群体中则经常存在着对象感知上广泛的相似性,它与不同文化和社会群体间存在着的巨大的对象感知差异性同时并存”,“虽然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也不会留心)一个13世纪的公民,一个中世纪的阿日本武士,或一个17世纪教友派信徒的会如何独特地解释米勒-莱尔错觉,但是我们能够知道并应该注意过去不同社会中盛行的一般感知和认知假定的巨大差异”｡在此,试着从宗教､环境､社会结构等方面来把握集体心理,进而分析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心理原因｡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原因涉及到诸多层面,这里,试图将目光集中到一个特殊的群体——新英格兰地区即独立战争爆发地的英国移民,从这一移民群体的身上来发现､分析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心理原因｡
首先,宗教,特别是17､18世纪时期的宗教,对当时的公共活动和私人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出生､成人､结婚､死亡､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等无不与宗教有着密切关系｡最早到达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也就是被后世尊称为“移民始祖”的群体,最初的移民动机便是问题｡他们是一批来自英国的清教徒,由于在英国主张清洗国教内部的天主教残余影响而受到王室的压制,惨遭迫害,不少清教徒被国王囚禁,当时的国王詹姆士一世声称,如果清教徒不顺从,就把他们统统赶出国外｡“移民始祖”是为了逃避宗主国宗教迫害,实践自身宗教理想而来到北美的｡所以说,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从一开始心理上便与宗主国有着一定的离心倾向｡而且,这一群体特殊的移民背景和决定了他们总是雄心勃勃,怀有强烈的使命感或救世意识,这点可以从移民领袖温斯罗普在向他的清教徒旅伴们宣讲教义时的预言得到体现,“我们将如山巅之城为万众瞻仰｡因此,我们如果在已经着手的事业中欺蒙我主,使主收回目前赐予我们的庇佑,我们就将成为世人笑柄,天下丑闻”｡肩负神圣使命感来开拓新大陆的新英格兰人在殖民地追求独立的重要时刻,也必将责无旁贷,视之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可见,宗教情感为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的独立意识打下基础｡既然在这里提到了温斯罗普,那么顺便说一下对历史上领袖的理解｡埃里克森认为领袖和被领导者是十分近似的,领袖创造性地利用客观世界､社会制度､语言文化区解决自己的问题,就会引起成千上万要求外部世界满足自己需要的人们的共鸣,他与众多的追随者在本质上别无二致｡显然,埃里克森对领袖的解释很难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样板,但在此处,对于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领袖来说,这一解释是合理的｡
其次,环境因素也影响到新英格兰移民的生活方式､社会发展等｡先来看气候条件,位于北部地区的新英格兰气温较低,冬季漫长而寒冷,“波士顿1月平均气温为零下3度,最冷达到零下29度,而南部1月平均气温在10度以上”,2北美南北气候差异明显,南部比较炎热,弗吉尼亚夏天白天气温在32度左右,最热时可达40度,因为此时各种疾病流行,许多人死于夏季｡因此,漫长而寒冷的冬季反而使得新英格兰地区较少受到热带疾病的袭扰,各种致命疾病不易流行,人的寿命较长,因而人口的增长稳定而有序｡到达北美后新英格兰居民比较顺利地移植了他们在宗主国时的家庭模式,人口稳步增长,建构起正常的社会关系,并进入良性循环｡家庭是社会结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对于它的重要性可以引用埃里克森在群体研究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来说,他认为家庭及其对儿童的抚养形式是将社会价值和社会要求传递给下一代的主要手段｡新英格兰从移民社会向本地人社会的转变比较短暂｡这一转变可谓意义重大,因为第一代移民总会和英国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对故土的思念､对宗主国的留恋使他们或多或少有一种漂泊感,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情感上很难把北美当作他们真正的家园,所以他们对英国有一种归属感,并且仍然会致力于保卫英帝国的利益,使得移民社会仍带有浓重的宗主国特点｡但在北美出生的第二､第三代人不同,他们适应当地的气候与环境,更何况他们没有祖辈的英国背景和故土情结,与宗主国在情感上和血缘上都日益疏远,他们把北美当作自己真正的家园,关心的是本地利益而非英国的,应该说他们的心理已经是美国化的,而非英国式的,产生独立的愿望是必然的｡
再来看地理因素的影响,新英格兰的土地比较贫瘠,土壤中多石块,可耕地很少,在新英格兰地区发展农业的潜力不大,此后的事实也证明这里从来不是美国的主要农业区｡地理环境的限制决定了新英格兰不可能发展南部种植园形式的经济,但与农业条件的恶劣相反,新英格兰发展商业的条件非常优越,新英格兰沿海的山地多与海洋相接,海岸线曲折,有许多大小港湾｡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这里的移民更具开放性,眼界更为开阔,经济交流也带动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共同的民族心理也在交流中逐渐形成｡
新英格兰移民的离心倾向在此后应对英国对殖民地的各项法令､措施中愈演愈烈,其中的过程在此不加赘述了｡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五层次说”似乎解释了这一成长过程,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五个层次的需要可以概要地解释新英格兰地区从最初接受英王特许状的殖民地走到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的爆发地的演变——早期依附英国的殖民统治是出于移民自身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人口的增长､社会结构的稳定促进了社会交往需要;随着共同的民族心理的形成,尊重需要应运而生;为达到自我发展的最高能力,必须争取独立,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自己对于心理学理论的认识十分肤浅,分析可能有误,因而在此不再展开论述｡但在个体或社会遭受挫折时,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防御机制,当自身的发展已经到达相当高度,而且宗主国的压迫已经难以忍受之时,北美移民所作出的攻击性反应机制是可以理解的｡
针对前文中谈到的心理史学的研究容易陷入理论模式去套历史的弊端,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很有借鉴的价值｡他主张,不应当用头脑中预先准备好的理论框架去硬套历史,而应借助头脑中的心理学只是增加对于历史问题的敏感性,虽然可以借助理论来加强对于历史的解释,但却不能用理论来证实对历史的理解,要证实这种理解应该用历史的证据｡而且,广泛使用心理分析术语可以掩盖作者的混乱､矛盾及对心理学掌握上的欠缺,然而,却使读者望而生畏,使得心理史学著作有心理学上简单化和历史学上倾向归纳主义的趋势｡历史家和精神分析学者处理他们所研究的人类对象的方式基本相同,他们又具有共同的理解和解释问题的方法,因此以历史家惯常应用的方法便可探知过去历史的心理侧面,因此心理历史也可以写成一般的历史｡应用传统的史学方法,配之以对人类心理的敏感,能够产生,事实上已经产生了历史学科标准的研究著作｡就如何寻求对人类心理的理解,托马斯•科胡特提出了威廉•狄尔泰的人文科学方法论——靠神会地理解(empathicunderstanding)去认识,就是“在彼中重新发现我”,尽管神会的方法往往被认为是反科学的而加以摒弃,但历史学能够回答的最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因而神会理解仍然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唯一实际可行的方法｡总之,历史家在研究往昔的心理侧面时既不需要也不应当依靠心理史学方法,但心理侧面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问题,每个历史实践,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其心理侧面,不存在“不合理的”心理史学问题,也没有任何“合理的”历史问题不包括心理侧面｡所以,托马斯.科胡特建议将心理史学成为一般史学,让心理史学家返回历史家的行列｡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某种程度上过于极端甚至被批判为反科学的,但对于心理史学的在实际中的应用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当然,如果心理史学家能够接受心理学与历史学的双重训练,或者能够加强有志于心理史学的历史家同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的密切合作,都将有效促进心理史学的研究｡
随着心理史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对群体心理研究的加强,心理史学所应用的理论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其主要趋势是突破心理学的局限,走向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综合与交叉｡彼得•洛温伯格对心理史学所下的定义表达了这种认可——心理史学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是将“历史学分析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以便形成对往昔更为完满的观念｡类似的观点,也可以从理查德•舍恩沃尔德定义中得到,“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就是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部分思想､方法和结论对过去进行考察｡”由此可见,尽管心理史学研究仍以精神分析为主要理论,但其他理论(心理学范畴的和非心理学范畴的)的介入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和不可逆转的趋势｡并且,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心理史学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更不可能只应用心理史学的方法来作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必须综合心理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以及其他一系列知名的､不知名的研究方法来进行｡
总之,心理史学对于历史研究是可行的､有启发性的,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必须谨慎,不能走到心理决定论的极端,必须勇于探索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尊重历史的真相｡最后,引用理查德•舍恩沃尔德的话来结束本文对心理史学的初探——心理学家敢于再现过去,并声称“我叙述了历史事件”,而心理史学家甚至还要加上“我揭示了过去的心理”,这看来真是荒唐之极｡但是,如果心理史学家不懈地努力的话,他总有一天会感到:“我从人的心理活动中,发现了人的真相｡”
参考文献:
[1]罗凤礼.“美国的心理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2]彭卫.“试论心理历史学的主体原则与理论层次”.载<史学理论>1987.2.
[3]大卫•斯坦纳德著,冯钢等译.退缩的历史——论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学的破产[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4]丹尼尔•J•布尔斯廷著,时殷弘等译.美国人——殖民地的历程[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5]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2.
[6]李剑鸣.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M].人民出版社,2001.
[7]R•C西蒙斯著,朱绛等译.美国早期史——从殖民地建立到独立[M].商务印书馆,1994.
[8]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
[9]托马斯•科胡特著,罗凤礼译.“心理史学与一般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10]彼得•洛温伯格,转引自罗凤礼.心理史学.“美国的心理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11]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2.
[12]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2.再来看地理因素的影响,新英格兰的土地比较贫瘠,土壤中多石块,可耕地很少,在新英格兰地区发展农业的潜力不大,此后的事实也证明这里从来不是美国的主要农业区｡地理环境的限制决定了新英格兰不可能发展南部种植园形式的经济,但与农业条件的恶劣相反,新英格兰发展商业的条件非常优越,新英格兰沿海的山地多与海洋相接,海岸线曲折,有许多大小港湾｡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这里的移民更具开放性,眼界更为开阔,经济交流也带动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共同的民族心理也在交流中逐渐形成｡
新英格兰移民的离心倾向在此后应对英国对殖民地的各项法令､措施中愈演愈烈,其中的过程在此不加赘述了｡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五层次说”似乎解释了这一成长过程,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五个层次的需要可以概要地解释新英格兰地区从最初接受英王特许状的殖民地走到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的爆发地的演变——早期依附英国的殖民统治是出于移民自身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人口的增长､社会结构的稳定促进了社会交往需要;随着共同的民族心理的形成,尊重需要应运而生;为达到自我发展的最高能力,必须争取独立,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自己对于心理学理论的认识十分肤浅,分析可能有误,因而在此不再展开论述｡但在个体或社会遭受挫折时,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防御机制,当自身的发展已经到达相当高度,而且宗主国的压迫已经难以忍受之时,北美移民所作出的攻击性反应机制是可以理解的｡
针对前文中谈到的心理史学的研究容易陷入理论模式去套历史的弊端,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很有借鉴的价值｡他主张,不应当用头脑中预先准备好的理论框架去硬套历史,而应借助头脑中的心理学只是增加对于历史问题的敏感性,虽然可以借助理论来加强对于历史的解释,但却不能用理论来证实对历史的理解,要证实这种理解应该用历史的证据｡而且,广泛使用心理分析术语可以掩盖作者的混乱､矛盾及对心理学掌握上的欠缺,然而,却使读者望而生畏,使得心理史学著作有心理学上简单化和历史学上倾向归纳主义的趋势｡历史家和精神分析学者处理他们所研究的人类对象的方式基本相同,他们又具有共同的理解和解释问题的方法,因此以历史家惯常应用的方法便可探知过去历史的心理侧面,因此心理历史也可以写成一般的历史｡应用传统的史学方法,配之以对人类心理的敏感,能够产生,事实上已经产生了历史学科标准的研究著作｡就如何寻求对人类心理的理解,托马斯•科胡特提出了威廉•狄尔泰的人文科学方法论——靠神会地理解(empathicunderstanding)去认识,就是“在彼中重新发现我”,尽管神会的方法往往被认为是反科学的而加以摒弃,但历史学能够回答的最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因而神会理解仍然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唯一实际可行的方法｡总之,历史家在研究往昔的心理侧面时既不需要也不应当依靠心理史学方法,但心理侧面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问题,每个历史实践,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其心理侧面,不存在“不合理的”心理史学问题,也没有任何“合理的”历史问题不包括心理侧面｡所以,托马斯.科胡特建议将心理史学成为一般史学,让心理史学家返回历史家的行列｡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某种程度上过于极端甚至被批判为反科学的,但对于心理史学的在实际中的应用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当然,如果心理史学家能够接受心理学与历史学的双重训练,或者能够加强有志于心理史学的历史家同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的密切合作,都将有效促进心理史学的研究｡
随着心理史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对群体心理研究的加强,心理史学所应用的理论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其主要趋势是突破心理学的局限,走向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综合与交叉｡彼得•洛温伯格对心理史学所下的定义表达了这种认可——心理史学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是将“历史学分析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以便形成对往昔更为完满的观念｡类似的观点,也可以从理查德•舍恩沃尔德定义中得到,“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就是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部分思想､方法和结论对过去进行考察｡”由此可见,尽管心理史学研究仍以精神分析为主要理论,但其他理论(心理学范畴的和非心理学范畴的)的介入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和不可逆转的趋势｡并且,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心理史学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更不可能只应用心理史学的方法来作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必须综合心理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以及其他一系列知名的､不知名的研究方法来进行｡
总之,心理史学对于历史研究是可行的､有启发性的,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必须谨慎,不能走到心理决定论的极端,必须勇于探索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尊重历史的真相｡最后,引用理查德•舍恩沃尔德的话来结束本文对心理史学的初探——心理学家敢于再现过去,并声称“我叙述了历史事件”,而心理史学家甚至还要加上“我揭示了过去的心理”,这看来真是荒唐之极｡但是,如果心理史学家不懈地努力的话,他总有一天会感到:“我从人的心理活动中,发现了人的真相｡”
参考文献:
[1]罗凤礼.“美国的心理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2]彭卫.“试论心理历史学的主体原则与理论层次”.载<史学理论>1987.2.
[3]大卫•斯坦纳德著,冯钢等译.退缩的历史——论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学的破产[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4]丹尼尔•J•布尔斯廷著,时殷弘等译.美国人——殖民地的历程[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5]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2.
[6]李剑鸣.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M].人民出版社,2001.
[7]R•C西蒙斯著,朱绛等译.美国早期史——从殖民地建立到独立[M].商务印书馆,1994.
[8]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
[9]托马斯•科胡特著,罗凤礼译.“心理史学与一般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10]彼得•洛温伯格,转引自罗凤礼.心理史学.“美国的心理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一）
张静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表了《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等论文，通过对社会史与党史研究、社会现代化与党史研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等课题的创新性研究，中共党史学中介理论体系的主要构架趋于形成。其理论上的创新主要是：
一是系统地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主张。他“认定必须以整个社会的演化研究为基础探讨中国革命问题”（注：《静如文存》（上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93页。）。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构想。在他看来，既然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是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进行的，那么，考察这个党的历史就不能不研究其所依赖的社会。他说，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是说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大的历史事件和有影响的人物的思想及实践，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因此就必须要求“利用社会史研究成果时，要同党史的问题联系起来”；“自然也就要在党史研究中加进去一些过去所不用的材料，特别是一些统计材料、社会调查材料”。他认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主要是实践问题，为此“建议党史研究工作者中的一部分较有基础的同志应该先搞一点有关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然后再回过头来把党史研究深化”（注：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上述想法，不仅引起很多研究者的注意，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而且为其系统阐述中介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源。
二是论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核心地位。80年代末期，张静如提出一个论断：“衡量现代中国历史人物的作用，应该考察其现代化意识之强弱，考察其对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过程的贡献之大小。”并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的进行了考察和评价，认为“是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是现代化意识倡导者，是为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而奋斗的革命家”（注：张静如：《与现代化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共党史人物，这在当时的中共党史界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在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共党史人物的基础上，张静如认为“从社会现代化角度衡量历史人物、政党、及各种群体的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作用原理的具体化”。他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其二，提出主动现代化的道路。”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回顾和重新梳理，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起着核心作用。”（注：张静如：《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上述考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政党活动的积极尝试，从而提出了从社会现代化进程来研究中共党史的新视角。
三是提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核心内容的观点。在80年代中期，张静如就呼吁党史研究要注意生产力问题的研究，特别是要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注：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时，他一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任何社会的基本结构，以此为指导研究一个历史阶段时，就必须把这个阶段的社会结构具体化。”（注：张静如、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在研究中共党史人物的现代化意识时，他认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社会现代化的首要标志，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要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一切上层建筑包括社会意识的现代化，都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注：张静如：《与现代化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正是对唯物史观核心内容的深刻理解，他提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核心内容”的观点，其理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现代化，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进行政治活动的目的，故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贯串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始终，一切其他活动都以此为中心并为其服务。”（注：张静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北京党史研究》1993年第1期。）（二）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张静如对自己多年来探索党史学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概括和提炼，构建了中介理论体系，代表作是1995年湖南出版社出版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成为中共党史学界第一部运用唯物史观阐发中共党史学的理论著作。这本书在建构中介理论方面的突出之处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渊源上的经典性特征。在中国，从事中共党史研究无疑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问题是，中共党史研究长期以来以唯物史观的派生理论——阶级斗争学说为指导，由于忘记唯物史观的原义，往往在研究中出现简单化、公式化的弊端，因此，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寻求唯物史观的原义对中共党史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张静如在《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说：“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只包括：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第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第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进着社会的发展。”（注：张静如、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在他看来，探讨如何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共党史研究这一问题，主要应该从上述三方面来考察。
二是结构上的系统性特征。中介理论在结构上是把生产力理论列为首位，具体阐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及其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运用。主要观点有：第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全过程的核心内容，应把它纳入研究对象的表述中；第二，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也就是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此点也应纳入党史研究对象的表述中；第三，要重视中国近现代社会进化过程的研究，并把进化过程看作社会变革的基础，并了解社会变革是怎样促进社会进化的，要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第四，在党史研究中首先应注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根本前提；对非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和系统化的社会意识的考察，在党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要多角度进行研究。第五，总体上，评价个人和群众的标准和方法，要以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为依据；在党史研究中，衡量个人和群众要以现代化意识之强弱和在现代化中的作用为标准。（注：参见《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一书的内容及《关于〈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等文章的解说。）
三是理论上的创新性特征。由于将唯物史观原理与中共党史研究联系起来进行理论上的探讨，选题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因而理论的创新就成为所建构的中介理论的显著特征。譬如，书中强调要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进行党史研究。而要捕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足迹，“还必须做分阶段的考察。因为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和达到的程度不同”。（注：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32页。）为说明这一点，张静如通过对1927-1937年生产力状况的考察，得出结论是：“这一阶段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继续革命的经济基础。”（注：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34页。）就是说，从生产力的角度进行总体考察的同时，还要作具体的分析，以避免抽象的一般说明和概念化、形式化的弊端。这里，理论上的创新非常突出。
四是论证上与中共党史研究实际相结合的特征。关于中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张静如说：“从党史研究的现状来看，既有繁荣发展的一面，又有不够深入的一面。不足之处，简言之：曰浅、窄、粗。浅者，研究中叙述多，分析少，理论性弱；窄者，研究领域小，重复研究多，创新研究少；粗者，分析不细致，用材不讲究。”（注：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6页。）在创建中介理论过程中，他尤其注意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着重要解决的是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党史研究的深化。因此，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相结合的特征就特别显著。
五是体系建构上的时代性特征。张静如提出的中介理论体系在建构中体现了时展的特征。作者不仅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阐释和解析，吸取其精华，而且积极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同时也吸收了邓小平提出的发展生产力以及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思想。
（三）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张静如通过学术报告和论文的形式，对中介理论又进行了补充。主要为：
一是对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的关系加大研究力度。1996年张静如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将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共党史研究与建立中介理论问题进一步联系起来，认为“深化党史研究，研究者首先应该在研究中更加明确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认为以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共党史研究就必须建立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史研究达到更新的境界。”（注：张静如：《深化党史研究》，《光明日报》1996年6月25日。）
二是对中介理论所应具有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和说明。张静如认为，“这种中介理论要成体系，需要系统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应用，而不是仅反映某个原理，也不是仅反映中共党史研究的某一个方面的应用。”（注：《静如文存》（下卷）第898页。关于中介理论的特点，还可参见张静如《关于〈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中的解释。）这里，张静如对所要建立的中介理论提出了四个基本特点，即“成体系”、“可操作性”、“时代性”、“与实际紧密结合”。从上述特点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力图确认中介理论在所面对的两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中应有的位置，反映其在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际（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之间建构的理论（中介理论）的努力；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到所要建立的中介理论必须反映理论的本质属性及其应该具有的特点，特别强调中介理论在指导中共党史研究中应该发挥的作用。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一）
张静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表了《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等论文，通过对社会史与党史研究、社会现代化与党史研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等课题的创新性研究，中共党史学中介理论体系的主要构架趋于形成。其理论上的创新主要是：
一是系统地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主张。他“认定必须以整个社会的演化研究为基础探讨中国革命问题”（注：《静如文存》（上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93页。）。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构想。在他看来，既然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是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进行的，那么，考察这个党的历史就不能不研究其所依赖的社会。他说，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是说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大的历史事件和有影响的人物的思想及实践，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因此就必须要求“利用社会史研究成果时，要同党史的问题联系起来”；“自然也就要在党史研究中加进去一些过去所不用的材料，特别是一些统计材料、社会调查材料”。他认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主要是实践问题，为此“建议党史研究工作者中的一部分较有基础的同志应该先搞一点有关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然后再回过头来把党史研究深化”（注：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上述想法，不仅引起很多研究者的注意，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而且为其系统阐述中介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源。
二是论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核心地位。80年代末期，张静如提出一个论断：“衡量现代中国历史人物的作用，应该考察其现代化意识之强弱，考察其对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过程的贡献之大小。”并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的进行了考察和评价，认为“是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是现代化意识倡导者，是为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而奋斗的革命家”（注：张静如：《与现代化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共党史人物，这在当时的中共党史界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在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共党史人物的基础上，张静如认为“从社会现代化角度衡量历史人物、政党、及各种群体的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作用原理的具体化”。他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其二，提出主动现代化的道路。”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回顾和重新梳理，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起着核心作用。”（注：张静如：《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上述考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政党活动的积极尝试，从而提出了从社会现代化进程来研究中共党史的新视角。
三是提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核心内容的观点。在80年代中期，张静如就呼吁党史研究要注意生产力问题的研究，特别是要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注：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时，他一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任何社会的基本结构，以此为指导研究一个历史阶段时，就必须把这个阶段的社会结构具体化。”（注：张静如、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在研究中共党史人物的现代化意识时，他认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社会现代化的首要标志，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要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一切上层建筑包括社会意识的现代化，都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注：张静如：《与现代化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正是对唯物史观核心内容的深刻理解，他提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核心内容”的观点，其理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现代化，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进行政治活动的目的，故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贯串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始终，一切其他活动都以此为中心并为其服务。”（注：张静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北京党史研究》1993年第1期。）
（二）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张静如对自己多年来探索党史学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概括和提炼，构建了中介理论体系，代表作是1995年湖南出版社出版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成为中共党史学界第一部运用唯物史观阐发中共党史学的理论著作。这本书在建构中介理论方面的突出之处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渊源上的经典性特征。在中国，从事中共党史研究无疑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问题是，中共党史研究长期以来以唯物史观的派生理论——阶级斗争学说为指导，由于忘记唯物史观的原义，往往在研究中出现简单化、公式化的弊端，因此，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寻求唯物史观的原义对中共党史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张静如在《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说：“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只包括：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第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第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进着社会的发展。”（注：张静如、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在他看来，探讨如何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共党史研究这一问题，主要应该从上述三方面来考察。
二是结构上的系统性特征。中介理论在结构上是把生产力理论列为首位，具体阐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及其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运用。主要观点有：第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全过程的核心内容，应把它纳入研究对象的表述中；第二，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也就是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此点也应纳入党史研究对象的表述中；第三，要重视中国近现代社会进化过程的研究，并把进化过程看作社会变革的基础，并了解社会变革是怎样促进社会进化的，要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第四，在党史研究中首先应注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根本前提；对非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和系统化的社会意识的考察，在党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要多角度进行研究。第五，总体上，评价个人和群众的标准和方法，要以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为依据；在党史研究中，衡量个人和群众要以现代化意识之强弱和在现代化中的作用为标准。（注：参见《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一书的内容及《关于〈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等文章的解说。）
三是理论上的创新性特征。由于将唯物史观原理与中共党史研究联系起来进行理论上的探讨，选题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因而理论的创新就成为所建构的中介理论的显著特征。譬如，书中强调要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进行党史研究。而要捕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足迹，“还必须做分阶段的考察。因为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和达到的程度不同”。（注：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32页。）为说明这一点，张静如通过对1927-1937年生产力状况的考察，得出结论是：“这一阶段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继续革命的经济基础。”（注：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34页。）就是说，从生产力的角度进行总体考察的同时，还要作具体的分析，以避免抽象的一般说明和概念化、形式化的弊端。这里，理论上的创新非常突出。
四是论证上与中共党史研究实际相结合的特征。关于中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张静如说：“从党史研究的现状来看，既有繁荣发展的一面，又有不够深入的一面。不足之处，简言之：曰浅、窄、粗。浅者，研究中叙述多，分析少，理论性弱；窄者，研究领域小，重复研究多，创新研究少；粗者，分析不细致，用材不讲究。”（注：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6页。）在创建中介理论过程中，他尤其注意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着重要解决的是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党史研究的深化。因此，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相结合的特征就特别显著。
五是体系建构上的时代性特征。张静如提出的中介理论体系在建构中体现了时展的特征。作者不仅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阐释和解析，吸取其精华，而且积极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同时也吸收了邓小平提出的发展生产力以及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思想。
（三）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张静如通过学术报告和论文的形式，对中介理论又进行了补充。主要为：
一是对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的关系加大研究力度。1996年张静如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将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共党史研究与建立中介理论问题进一步联系起来，认为“深化党史研究，研究者首先应该在研究中更加明确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认为以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共党史研究就必须建立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史研究达到更新的境界。”（注：张静如：《深化党史研究》，《光明日报》1996年6月25日。）
二是对中介理论所应具有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和说明。张静如认为，“这种中介理论要成体系，需要系统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应用，而不是仅反映某个原理，也不是仅反映中共党史研究的某一个方面的应用。”（注：《静如文存》（下卷）第898页。关于中介理论的特点，还可参见张静如《关于〈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中的解释。）这里，张静如对所要建立的中介理论提出了四个基本特点，即“成体系”、“可操作性”、“时代性”、“与实际紧密结合”。从上述特点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力图确认中介理论在所面对的两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中应有的位置，反映其在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际（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之间建构的理论（中介理论）的努力；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到所要建立的中介理论必须反映理论的本质属性及其应该具有的特点，特别强调中介理论在指导中共党史研究中应该发挥的作用。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新历史主义；特征；文本性；政治性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舶来品，它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界和文学界。20世纪80年代，在渡过了西方“历史主义危机”之后，人们又重新追问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以反抗形式主义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征。
一、历史与文学
(一)历史是什么。从历史理论来说，新历史主义的“新”是相对于传统历史观而言的，这最主要表现在它对历史的性质的再认识上。而对“历史是什么”的回答，构成了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传统的历史观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可供客观认识的领域，历史是独立于历史研究者认识主体的、独立于他的研究手段(“发现”)和工具(“语言”)的实际存在。如果历史研究者在把握历史的过程中能够克服和排除主观因素，透明地运用其语言工具，他就能够再现般发掘出埋藏在时间风尘下的“史实”，并由此获得关于历史的不容置疑的“真理”性发现。在新历史主义看来，上述的历史观是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反映，它本身就是非历史的。历史研究者的主体(“人”)和他的工具(“语言”)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任何具体的人在借助语言而把目光投向过去的时候，他的视点和视野都已经被限制在某一现刻历史、语言的历史沉淀以及它们错综的复合影响之中。
展现在他眼前的不过是他所看见的历史，而不是“历史本身”。因此，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现时的人对过去的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以话语的形式存在，它是被写出来的。至于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他们则不管，他们认为历史主要由一些文本和一种阅读、阐释这些文本的策略组成。
对此美国文艺理论家海登·怀特说：“从这种观点看，‘历史’不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在这里，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描述，而这种描述并非纯粹的客观再现，而是语言对事件的再度构成，其中必然渗透着语言运用者对事件的解释。
因此，历史被看作一个文本。海登·怀特还进一步论证道：“不论历史事件还可能是别的什么，它们都是实际上发生过的事件，或者被认为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件，但都不再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件。作为这样的事件，为了构成反映的客体，它们必须被描述出来，并且以某种自然或专门的语言描述出来。后来对这些事件提供的分析或解释，不论是自然逻辑推理的还是叙事主义的，永远都是对先前描述出来的事件的分析或解释。描述是语言的凝聚、置换、象征和对这些作两度修改并宣告文本产生的一些过程的产物。单凭这一点，人们就有理由说历史是一个文本。”
历史是一种话语，或一种文本。这种历史观带有明显的后现代社会的色彩，是后结构主义者历史观的延续。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把历史称为一种“历史叙述”或“历史修撰”，正是突出了历史的文本性，用福柯的话说就是，原先的一个大写的单数的“历史”(History)被小写的复数的“历史”(histories)取代了，展示在人们面前的历史，只是以文本的形式存在的历史。福柯的这种历史观正应和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种信念，即人们只有通过文本才能思想和感知，而文本之外的世界对于人的思想来说是不存在的，没有意义的。
作为话语或文本而存在的历史，带有一般文本的特征，想象和虚构因此而成为历史文本无法摆脱的特质。海登·怀特曾说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便是基于对历史文本的想象与虚构特质的理解而作的评论。这也就是说，历史从来就不能脱离想象而存在，历史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语言阐释，它不能不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虚构性。与此相关，所谓历史真实并不等于事实，它是事实与一个观念构造的结合，也就是说，没有一种绝对的真实，一种离开具体观念和阐释语境的真实。历史话语中的真实总是存在于一定的观念构造之中。
(二)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当海登·怀特把历史的深层结构解释为“诗性”的时候，他已经在历史与文学之间建立起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的联系。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相似。在传统历史学家那里，历史的特质是“真实”，它记录的是真实的事件，而这种“真实”与文学的特质“虚构”恰成对比，两者是格格不入、不容混淆的。但新历史主义者打破了历史的“真实”假象，他们认为，历史文本的运作方式是“编织情节”，即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它们作为特殊的情节结构而进行编码，这种编织情节的方式与文学话语的虚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
因此，在旧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中，文学文本被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认为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是对历史的一种反映。那么，旧历史主义批评家所从事的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任务就是一种“还原”历史的工作，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通过把文学作品放到它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之中，来试图再现出作者的原来的意义，从而把握作者的思想和作品的意义。旧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关注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因为它认为在文学作品之外，有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历史，而文学作品只是对这个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换一种简单的说法就是，历史是第一性的，文学作品是第二性的。或者说历史是背景，文学作品是前景。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真实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和文学的内容。而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不再把历史看成是由客观规律所控制的过程，看成是文学的“背景”或“反映对象”，而是把历史和文学两者同时看成是“文本性的”，由特定文本构成。在他们看来，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因此两者之间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在新历史主义者眼里，文学与历史并无明显的界限，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以一种复杂的相互纠缠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他们所关注的，并非通常人们理解的那种虚构的、想象的、狭义的文学，而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换句话说，新历史主义批评从事的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而在具体批评行为的实施过程中，我们既能看到“用文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也能看到“用历史的方法研究文学”。
二、文学与政治
当新历史主义用“文本性”和“互文性”填平了历史文本与非历史文本间的鸿沟，拉近了历史客体与当代主体间的距离时，并不意味着要把历史文本理解成凭空捏造，新历史主义的目的是揭开作为教科书或史书的“历史”的神秘的面纱，让人看到其形成轨迹，发现文本的“历史性”。在这方面，它对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多有借鉴。福柯用“话语”连接语言与使用该语言的社会中的整个社会机制、惯例、习俗等，这就使文本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指向社会历史。话语实践植根于社会制度之中并受其制约，总是体现着权力的关系。由此，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指出，不论历史或文学，作为文本，它们都是一种权力运作的场所，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传统和反传统的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
同时，福柯挑战现存历史定论的勇气也给了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以莫大的鼓舞。福柯说，在任何一个看似处于某种统一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历史时期中，都充满了被压抑的它异因素，历史学家必须在他的谱系研究中对它异和断裂给予格外的关注。研究断裂就是研究特定的话语、社会形态的形成条件，并由此对它进行批判，而不是认可；昭彰它异不仅否定了统一意识形态的神话，而且通过历史定论对它异因素的压制过程和方式可以透视出社会、政治、文化的复杂的机制运作情况。
因此，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批判也就必然包含着对现今的批判。这种批判的目的不在于马上颠覆现存的社会制度，而在于对此制度所依存的原则进行质疑。新历史主义批评所关心的不只是主导意识形态所维持的表象，而更重要的是这表象下被压抑的它异和破坏性因素。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7篇
情操，内在的哲学涵义是理性的价值选择，是审美情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情感、志向层面上的综合反映。人生追求是情操具体而首要的表现。一个人的人生要想有意义、有价值，必须树立一个适合自身和社会的目标，而实现这样的人生目标，必须要有积极的自我意识。
首先，利用课堂，进行积极的自我意识教育
自我意识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评价和期望，也是心理素质的重要指数。自我意识可以分为两类：积极的自我意识和消极的自我意识。积极的自我意识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也是个体成才、成功的必备情操。美国成功学的主要创立者拿破仑·希尔有句名言："一切的成就，一切的财富，都始于一个意念。这个意念指的就是自我意识。"他在《成功学全书》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人与人之间只有很小的差异，但这种很小的差异却往往造成了巨大的差异，很小的差异就是所具备的心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巨大的差异就是成功与失败。"可见良好的心态对一个人成功的重要性。"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自信心是一种积极的自我意识。自信心的训练，主要手段是对学生进行成功激励;成功激励主要是运用外界令人兴奋的刺激诱因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使学生把外界刺激内化为自觉行动，形成一个积极的自我观念，使他们获得不断完善自我的持久动力和信心。成功激励法的实施以转变教师观念为前提，教师要确立三个基本观念。即:相信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学习，相信所有的学生都愿意学习，相信一个成功能产生另一个成功。教师这种积极的心态会影响到教师对学生的态度，最终使他们树立自信心。在教学中，我经常结合所学内容开展"我喜爱的名言"主题演讲括动。久而久之，如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卡耐基的"缺乏自信是人们失败的内在原因，一个人只要有信心，就可能成为自己愿望的人"等名言便成为很多很多学生的座右铭。
其次，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培养与人合作意识
以自我为中心，不理解、关心他人，不能很好地与人合作，是初中生在人际交往素质方面的严重心理缺陷，也是对其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必须环节。为此，在课堂教学中应经常采用"合作式"教学模式，以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如组织学生进行合作学习"郑和下西洋"一课，我提出以下思考题:"西洋"指的是哪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郑和下"西洋"的概况与哥伦布、达·伽马的比较结果怎样?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是什么?讨论题: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哪些事实可以题，然后共同讨论，大约20分钟，要求组内人员也都有明确的分工任务，在规定时作内完成:各组选派一名代表就其讨论题在全班汇报，大约15分钟;同学互评，约5乡钟;教师点评，约5分钟，帮助学生解决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开拓思维，理清线索。从学习过程看并不难，但是成员间的合作很重要，也可能会出现摩擦，有的同学态度不积极，影响了组内的进度:有的同学过分显示自己，影响其他人的积极性。有的在这方面认识快，有的在那方面有悟性，而只有大家都齐心协力才能比较完满地回答好问题。在上面的"合作式"教学中，遇到困难时，由学生自己合作解决，使学生体会到了与人合作的重要，培养了学生团结协作的能力与他人和谐相处、通力合作意识，学会在民主的气氛中摆正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学会如何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听取别人的意见，也培养了竞争意识。这些好的品质，为日后走上社会，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将会起到很大作用。
再次，运用对比式教学培养爱国主义情感
自从国家产生以来，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推动群体生存和发展的高尚情操所产生凝聚力、号召力是其他任何意识和价值观念无法替代的。那么作为新世纪的中学生，加强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他们正确对待自己的祖国自然十分必要；尤其对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至今仍需发展的中华民族的后代进行这种教育更为必要，对此历史课责无旁贷。正如希腊伯利克里所说的"每一个人在整个国家顺利前进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比个人利益得到满足而国家走下坡路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要多些，一个人在私人生活中，无论怎样富裕，如果他的国家被破坏了的话，也一定会牵入普遍的毁灭中，但是只要国家本身安全的话，个人有更多的机会从私人的不幸中恢复过来。"因为国家对个体的价值至关重要，故而爱国主义在古今中外都备受推崇，并且如前所述，是一种体现健康心理的高尚情操，应当亦必须纳入心理健康教育体系。譬如在讲到南宋抗金时，一方面讲到岳飞顺应人民意愿坚持抗金斗争，他的"岳家军"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收复建康等地，在邮城一战大败金军，受到人民的爱戴。岳飞被害后，为怀念岳飞，人民在杭州西子湖畔修建岳王墓，世代瞻仰;与此相对，以"莫须有"罪名陷害岳飞的卖国贼秦烩，当地人却制作一种"油炸烩"的食品表达痛恨之情，还将秦烩铸成铁像，跪在岳飞墓前，受到万人永久地唾弃。如此鲜明的对比认知，不仅会使学生在心灵深处产生对爱国者的爱和卖国者的恨的情感体验，而且会使他们学会"以史为镜"进行思辨，树立起正确的审美意识，区别真善美与假恶丑，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爱国情怀。
最后，培养学生国际意识
在培养学生爱国情操的同时，面对当今国际化、全球化的世界趋势，还应培养青少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国际意识，这就应该通过对学生进行世界史的教育：使他们也要树立对其他民族的尊重、理解、认同、宽容的观念，吸纳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在中国史的学习中，通过让学生列举由于"闭关锁国"，盲目自大，逐渐建向衰落给中国所带来负面影响的实例，吸取其教训,列举改革开放使中国进一步走位繁荣和富强，带来巨大变化的实例，鼓励学生好好学习，为将来参与国际竞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是外激内化，培养顽强的意志力
有了浓厚而健康的兴趣、动机和情操，如何去实现呢?只有积极的自我意识是不够的，还要坚持不懈地管理好自我意识，这里的关键是依靠顽强的意志，持之以恒，这在现实中是千真万确的。心理学上讲，"意志既可作为心理过程影响智力活动，又可作为一种性格特征影响智力与能力。"从心理健康教育的角度说，培养意志乃是相当重要的一环。结合历史教学，在培养意志力方面应采取如下措施:
1、榜样激励法
古今中外历史上凡事业有成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艺术家无不具有坚强毅力。并且他们在青年时便表现出具有超出一般人的优良素质，对自己要实现的日标具有坚定的信念和一往无前的彻底性，因此，从青少年时期培养顽强意志对其整个人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历史教学中，我注意用一些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克服困难的历史人物和事例来教育学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如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蒙受冤狱和遭到肉体、精神双重折磨情况下，凭着坚强的意志力写18年才完成巨著《史记》。唐代高僧鉴真克服千难万险，六次东渡，双目失明，但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都是很好的榜样激励素材。对那些缺乏人生目标的学生，陈胜少年时立下鸿鹊之志，在中学时愤"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等事实皆可起到鞭策作用。通过诸如此类的史实教学，引导学生以积极的反应方式来对待日常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与挫折，从困难与挫折中吸取教训，使意志品质得到升华。
2、自我教育法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8篇
一、心理学史的教学与研究直接促进心理学的学科发展
心理学史是对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与发展过程的历史研究，是心理学的核心课程之一。对于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心理学史是必备的知识基础，也是学习和未来从事研究的起点。而对心理学的学科发展而言，心理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更是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心理学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学科。这种特殊与研究对象——人的心理与行为的高度复杂性有关。人的心理与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太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个体的生理与遗传基础、社会与文化环境、家庭与学校教育、心理与行为的客体或对象、业已形成的人格与个性特征、身体与心理健康状况、特定的心理状态、特殊的时空境遇等。心理学对于人的行为和心理原因的解释分不同层面。在宏观层面，主要从遗传基因（秉性变量）和社会文化（环境变量）两方面对人类行为和心理做出概括性解释；在中观层面，则以某一特定个体的机体变量如高级神经活动类型以及该个体的成长经历对其个体性的心理和行为给以解释；在微观层面，则试图对构成行为的每一细小动作的原因做出内在神经和心理机制及过程的解释。由于心理学的学科体系由出自不同文化立场的多种不同理论构成，因此，无论是就人类心理和行为的总体而言，还是对某一具体行为的原因而言，都同时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以攻击为例，心理生理或生物学试图从女性的月经周期、暴力凶杀犯的脑机能障碍等方面做出解释；心理动力学则认为攻击行为是对挫折的反应；行为主义认为攻击行为源自过去经验过的对攻击性反应的强化；认知理论则强调个体对于暴力和攻击所形成的认知观点和态度的重要性。上述各种解释无疑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究竟哪一种解释更合理则无法给出最终的结论。
心理学从未成为一门统一的学科。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来说，心理学缺乏一个稳定的“范式”，从未像其他规范科学那样形成为学科共同体普遍接受的理论基础。在心理学创立之初，学科内部便同时存在着四种不同的研究取向或研究模式：以冯特、艾滨浩斯和铁钦纳等心理学家为代表的，以意识内容为研究对象，以实验内省为研究方法的实验心理学研究模式；布伦塔诺为代表的，以意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非实验研究模式；以弗洛伊德和荣格为代表的，以潜意识为研究对象和使用临床方法的精神分析研究模式；以英国心理学家高尔顿和美国心理学的创立者詹姆斯为代表的，以适应行为为研究对象的应用研究模式。上述几种研究模式各自强调人类经验的不同方面，构建出不同的理论体系，形成了心理学内部早期的分裂。在心理学随后的发展中，又先后出现了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新精神分析等不同的学派，学派纷争使得心理学的学科分裂现象变得更加严重。当代心理学的发展进一步出现多元化趋势，出现了后现代心理学、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女性主义心理学、话语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积极心理学、进化心理学、叙事心理学、生态心理学、解构主义心理学、本土心理学、主体心理学、意识心理学、多元文化心理学和联结主义认知心理学等多种不同的研究取向或研究模式。
如培根所言，鉴古而知今，读史以明智。面对如此纷繁复杂、林林总总的心理学学科体系，任何一个即将以心理学为业的人必须首先对前人的研究严加辨析，对心理学史上先后出现过的各种流派或研究模式及其发展有一个系统的领会和把握，而心理学史便是为这种思考过程提供导引。对于研究者个人而言，这种思考将帮助他选择未来的研究立场，而对于心理学而言，这种史学思考和理论研究无疑将决定学科未来的发展走向。
二、心理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丰富和加深了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认识和理解
心理学史不仅仅是心理学一门学科的历史，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缩影。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而人总是有意识地追求某种目的的。“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由于任何一种历史事实的发生都是人类的内心世界驱动的结果，对任何时期的历史研究都离不开对历史人物心理的研究，人的心理因此成为“历史研究的正当内容，是历史学家能够加以探究的人类过去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有历史学家对此明确指出：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是一个心理的事实，历史问题其实也是心理问题。从心理学的立场看，这里存在着一种逆向逻辑：心理事实反映着历史事实，心理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多、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等为背景，心理的文化历史性和社会建构性逐渐成为心理学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之一。社会建构论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论取向正在从不同的侧面向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心理咨询与治疗、认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等领域广泛渗透。新方法论的核心特征是强调心理的社会文化建构性。新方法论认为，个体为了被社会承认和接受，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学习，不断地将那些指导和确定思想、行为的社会文化模型内化为自己的心理模型。与此同时，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和体现，对人的思想、行为起着结构性作用。个体在接受一种语言的同时也在接受一种相应的文化和行为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构造了人的感知，甚至构造了人的感官、构造了人自身。
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社会心理学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学科分支，称为“历史的社会心理学研究(HistoricalsocialPsychologyinquiry)”，致力于探索心理发生的语言、哲学、社会、历史、文化之根源，其研究成果为当前正在发生的心理学方法论变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与理论根据。该种研究认为，由于社会文化总是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心理作为社会文化的投射，便具有历史性。正如俗话说，“不同年代谈不同的恋爱”。最简单的现象中往往隐藏着最深刻的原理。20世纪50年代的我国，人们对新社会充满了新奇与热爱，思想单纯，择偶重人品、少功利。“”特殊的社会背景使得政治条件成为择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找对象看出身，吃香的是军人或工人。70年代末高考恢复之后，知识成为“第一生产力”，大学生、知识分子一度成为青年人追捧的对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和物质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拜金主义开始盛行。目前，房子、车子、票子等经济和物质生活条件成为很多人心目中最基本的择偶条件。可见，人的心理确实是“历史的”。
以人的内在心理作为一极，以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作为另一极，两极之间构成一个系统，彼此以人的社会行为、活动或社会实践作为中介相联系。外部世界的变迁通过人的实践和认识活动内化进入人的心灵，引起人的心理的变化。而个体心理的变化又通过人的行为体现和释放出来，反馈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促进或影响后者的发展。传统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与范围主要局限于个体内部，即个体内在的心理要素、结构与机制等，其弊端在于不能很好地解释人的心理的发展变化、主体与客体、人与社会的交互关系等问题。以多元文化价值理念为宗旨的新的方法论则将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由个体内在心理结构和外部社会条件相互联系构成的完整的生态系统，其中重点关注人的心理与外在社会现实之间如何实现相互建构的过程与机制。个体内在的心理结构作为传统的心理学研究对象，被纳入新的系统之中，充当其中的一个部分或子系统。
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人的心理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隶属于同一社会历史发展系统，二者始终处于相互联系与不断作用的过程中，它们的发展具有同步性和谐变性。所以，某一历史时期人物的心理可视为对同一时期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映射。随着时代精神的发展、思维模式的改变，人的心理不断发生历史性的变异，导致反映人的心理特征与规律的心理学理论不断面临失效与被更新的命运。如在20世纪50年代，费斯廷格提出一种著名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称为“社会比较理论”。该理论认为：人总是希望准确地评价自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个体往往选择某些他人作为标准，将自己与对方加以比较。社会比较理论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被普遍接受。但随着时代精神的变迁，特别是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拒绝或反对以他人的观点和意见定义或评价自己，相反要求以自己的标准改造他人与社会。这说明随着历史与文化的变迁，社会比较理论所赖以建立的人的心理事实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异，该理论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价。
不仅人的心理是历史的，各种心理学理论同样具有历史性。当代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意义心理学、话语分析、叙事研究等都是基于对心理和心理学的文化历史性的认识。这些新的研究模式希望借助于文化、语言、意义特别是时代精神的媒介理解和解释人的心理，代表了当代心理学发展的最新动向。因此，心理学史作为对心理学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记录及其研究，不只是一部心理学的学科史，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也是为什么说心理学史与其他学科如物理学、化学的学科史相比，具有特殊的意义和重要性的原因。
三、重视心理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是双重意义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
然而，心理学史的双重意义远未得到充分发挥。这种现状与我国大学心理学系长期以来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有关。比之西方心理学，即便是在实用主义与操作主义盛行、理论研究相对不受重视的美国，心理学史也一直是大学心理学系的主干课程之一。而在我国，由于多种原因（主要是观念原因），在某些大学，心理学史甚至没有列入心理学系的必修课目。即便是那些已经将心理学史列入专业必修课的大学心理学系，教学时数也最多安排一学期，一般不超过60学时，多数为40学时。在这样短的教学时数内，授课教师不得不将深厚庞杂的心理学历史与体系加以高度浓缩，以概略的方式向学生介绍在什么时代、由什么人、创建了哪一种心理学流派等心理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心理学史作为一门史学课程的专业特点从中丧失殆尽，不仅不能帮助学生系统掌握心理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与体系，培养他们学科理论素养和批判性，历史性思维的能力，更为糟糕的是，在学生心目中普遍造成一种错误印象，即心理学史的学习就是死记硬背那些生硬的历史知识，除了考试取得学分之外别无益处，心理学史于是成为纯粹的学习“负担”。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9篇
还须把历史引入教学中。把科学理论的建立，科学发现的过程，科技发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用生动事例展示给学生。并通过了解物理学家的生平、各学派间的争论以及尚未解开的物理课题来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让学生从中学习到物理学家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的思维方法，不断提高自身科学素质、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变被动学习为主动获取知识。
有助于对物理知识的理解和把握。
根据教材编排特点，分单元讲解、分析发展史不仅有助于学生了解各概念、定理、定律的来龙去脉和科学知识的运动过程，而且有助于学生按规有的形式和体系来理解和把握物理知识，从而逐步掌握正确的科学思维方法。例如，在讲高二年级“磁潮和“电磁感应”的时候，以奥斯特发现电流的磁效应为线索，向学生介绍人类对磁及电和磁关系的认识过程。通过讲解安培、法拉弟和愣次等人在揭示电磁关系工作中的艰辛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果，使学生在有了对电磁发展总体认识基础上，加深对教材的理解和对左、右手定则、法拉弟电磁感应、愣次定律、磁通量等关键点的把握。
有助于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物理学的理论和实践有着辉煌的成就。例如，在理论著作方面，《墨经》中对力学、光学的论述；《天工开物》中关于简单机械的记述；《梦溪笔谈》对磁角的论述，《考工记》中关于工程技术，声音传播的记载等在当时都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就是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在实用技术方法，更是举不胜举。指南针、地球仪、浑天仪、船闸、石拱桥、火箭等，都是我国最早发明的。教学中结合教材内容，介绍我国在物理学方面对世界的杰出贡献，可以使学生了解祖国古代灿烂文化，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嵇文甫；史学理论与方法论；思想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8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1-0134-04
嵇文甫(1895-1963)，字文甫，本名明，河南汲县人，“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其思想史的研究蕴藏着十分丰富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内涵。本文的研究就在于探讨嵇文甫思想史研究中这一理论与方法论，以便继承这份宝贵的理论遗产。
一、重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思想史研究
嵇文甫研究中国思想史，能够自觉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这一点，嵇文甫曾有过说明。如在1958年出版的《春秋战国思想史话》一书中，他指出：“我们讲古代思想史，不是把各家各派的学说随便罗列出来，任意地乱讲，而是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指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某种思想怎样产生、发展和消灭；怎样代表自己的阶级利益，为阶级斗争服务；怎样反映现实，而又推动现实，指导现实，这里面是有一种深刻的科学理论贯注着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史家都明白，如果没有唯物史观的指导，单纯就思想而讲思想，不可能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在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的研究中，关注历史事件背后的经济因素是马克思主义史家最先考量的因素。嵇文甫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从“社会经济大变动”，不同阶级、阶层的不同“阶级利害”出发，来说明不同思想流派的产生和他们之间的冲突、斗争。他思想史研究的论著如《周末社会之蜕变与儒法两家思想上的斗争》(1929)、《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史概论》(1931)、《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史》(1932)、《先秦诸子与古代社会》(1934)、《左派王学》(1934)、《船山哲学》(1936)、《晚明思想史论》(1944)等都体现出这种意图。
如在《周末社会之蜕变与儒法两家思想上的斗争》一文中，嵇文甫明确指出：“一种学派或一个时期的思潮，都有社会经济的背影。”先秦时期儒法两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变动的反映”，“法、儒两家所代表阶级的经济背景不同，思想因之大异”。在他看来，“无论怎样高明的思想，都是社会实际生活的反映；无论怎样伟大超越的思想家，都不能离开他自己所处的时代而凭空杜撰出一种道理。……从东周到秦汉间，是中国社会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在这个大变动中，千百年传来的封建制度一层一层的崩溃。当时人士所遇环境之新，所受刺激之大，只有清末以来的情形可以比拟。周末学术所以能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最灿烂的一页，正由于这个缘故，自成体系，儒、墨、道、法，截然不同。
在《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史概论》中，嵇文甫从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经济与思想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分析人手，准确说明了17世纪中国思想变动的根本原因在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在于“当时经济生活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货币经济的出现、海外贸易的发展、土地兼并的加剧、民众暴动的兴起等社会大变动，使得商业资本扩大深入，封建地主受商业资本的影响而加紧剥削，地主与农民的冲突尖锐化，“于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遂大为发展，同时思想界亦崭然造成个新局面”。
在《左派王学》中，嵇文甫也指出：思想是生活的反映。各时代思想变动，实决定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变动。明代中叶以后，由商业资本扩大而深入的结果，一方面形成南方都市的繁荣，另一方面形成农村剥削的加剧。社会繁荣则眼界广而思想开放，剥削加剧则冲突剧烈，而人心动摇。于是一方面不断的发生农民变乱，一方面演成思想革新的潮流。所以当时的政治运动、社会运动、思想运动，都是那种愤张跃动的时代心理所形成；而这种时代心理却是由那外繁荣而内纷乱的社会生活刺激起来的。从思想上诊断当时的社会，从整个社会生活上观察当时的思想，这种研究方法是很可推广应用的。
运用这种唯物史观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应该说为嵇文甫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由此出发，他将前人尚未有人专门研究成书的晚明思想史，从新旧思想交替、学派斑驳陆离、内容错综复杂的局面中清理出一个头绪来，即其所指出的：晚明思想界有几个明显的趋势：其一，从悟到修，这表现于东林各派的王学修正运动，以及云栖、憨山等尊重戒律，特唱净土；其二，从思到学，这表现于古学复兴，及西学的输入；其三，从体到用，这表现于张居正、徐光启等的事功思想，及左派诸人的大活动；其四，从理到气，这表现于刘蕺山等的反理气二元论。这几种趋势，矛盾冲突，参互错综，形成一个斑驳陆离的局面。然而进一层追求，观其会通，尚可以看出一个总趋势，即从超现实主义到现实主义是也。……这各种现实主义倾向渐渐汇合成一大潮流，于是乎清初诸大师出来，以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相号召，截然划出一个思想史上的新时代”。
二、强调思想史研究中要注意人民性、进步性的原则和标准
在马克思主义史家看来，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这是遵循唯物史观原理研究历史的应有之义。在嵇文甫的思想史研究中，他极其重视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并为此著有《伟人领导群众呢?还是群众领导伟人?》(1931)、《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1951)、《关于历史评价中的几个矛盾问题》(1953年)、《怎样对待文化遗产》(1954年)、《关于历史评价问题》(1956)、《关于历史评价及其他》(1957)、《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1959)、《怎样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1963)、《历史教学中的思想方法问题》(1964)等文。这些论著贯穿的一个基调，就是“现在是人民的天下了，我们一定要把历史夺回到人民手中。对于过去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我们都需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照下予以重新估价。”这些代表作明确了其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尺度和原则。
嵇文甫很早就开始关注思想史研究中的人物评价。1931年他发表《伟人领导群众呢?还是群众领导伟人?》一文，就探讨了这一问题。什么是伟人?嵇文甫指出，根据唯物史观，“伟人是时代精神的烧点。当某一个时代到来，人人心中都或多或少的具有某种倾向。能抓住这种倾向，把散漫的潜伏在群众意识中的时代精神集中起来，发挥出来，体现出来，这就算是伟人。”伟人是如何出现和活动的呢?他认为，伟人的出现“该有一定的条件，也该有一定的限制。谁为伟人准备出现的条件?谁去限制其活动呢?正是群众。群众不为他准备下必要的条件，伟人出不来；而伟人活动的方向与界域，又是由群众决定的。伟人有意识的领导群众，群众无意识的领导伟人。没有伟人的思想行动，即早已有群众的生
活。群众的生活，才是历史的发动机呢。总之，伟人在没有领导群众之前，先受群众领导；不能受群众的领导者，不能领导群众――这就是我的结论”。
1951年《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发表。文中，嵇文甫就明确提出了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原则。其后在《关于历史评价问题》中，嵇文甫又再次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原则进行了阐述。如前所述，嵇文甫强调现在是人民的天下了，我们一定要把历史夺回到人民手中。对于过去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我们都需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照下予以重新估价。同时他又指出；“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一切历史评价都得看符合人民利益与否为标准。凡是属于人民方面，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所欢迎的，都应该予以好的评价，而对于一切反人民的都予以坏的评价。”
依据人民利益或进步性的原则，嵇文甫又强调了历史人物评价的“三个标准”和四个要点，“三个标准”是：“第一，对于人民有贡献的，有利的；第二，在一定历史阶段起进步作用的；第三，可以表现我们民族高贵品质的。”合乎这三个条件的都是好的，相反的都是坏的。同时，他也总结出历史人物评价的四个要点，即；第一，“根据一定具体的历史条件：我们说某人‘于人民有利’，‘有进步性’，必须放在具体历史条件上来讲，这才是历史主义的看法”；“第二，要认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这一点往往使我们教书的感到头痛；对于一个人到底是好哇是坏呀，往往搞不清……，他本身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你何必要将他简单化呢?；“第三，站稳阶级立场，反对客观主义，即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以人民利益为依据，尤其凡关于阶级斗争的事实我们便不能敌我不分”；“第四，要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一个人尽管复杂，尽管是多方面的，但我们立论却须有个重点……所以，讲历史不是死板的，应当时时与目前政治任务相结合”。
在结合史实论述方面，嵇文甫举出了较多的事例。针对第一个标准，他指出，像蒙恬造笔，蔡伦造纸，都可以说是法施于民，直到现在我们也还纪念他。这时如果你偏要咬住不放，说：“蒙恬是为秦始皇打江山的”，那可遭了!秦国暴政他也有份儿!蒙恬造笔，固然秦始皇秦二世也用，但直到现在我们也还在用。蔡伦是后汉一个宦官，我们知道东汉的宦官是最惹人讨厌的，但蔡伦造纸、法施于民，对于这点我们就恭维他，因此，历史上的许多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只要对人民有贡献，都承认其功劳，都称颂他。针对第二个标准，嵇文甫说，以商鞅到秦始皇是代表一个历史的转变阶段，秦始皇完成了这个转变，就这点来说，他也自有其进步的一面。其他，像汉武帝、唐太宗对中国文化的扩大推广方面也有其进步性。针对第三个标准，嵇文甫指出，历史上有些人也没有具体的创作发明，而要说他代表进步方面吧，也不对；比如苏武，……牧羊流放十五年，你说对我们有啥具体的好?但他就表现了中国人民坚毅忠贞的高尚品质。按古代的三不朽说有立言有立功也还有立德，这类人物就是立了德。立德事实上对我们的民族也一样有利……。总之，嵇文甫总结的历史评价的三个标准，是结合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点，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原理的结果。
三、关注多种评价历史人物方法的运用
嵇文甫除了强调思想史研究中要注意人民性、进步性的原则和标准外，还运用多种方法来评价历史人物，总结出一系列历史评价方法论原则。
一是重视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主义评价方法。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他对先秦诸子思想史研究的说明和思想史具体的研究中加以论证。如在《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史》一书中，嵇文甫就一再强调思想与时代社会生活的关系，十分重视思想的阶级性。此书中他提出研究思想史的“根本概念”：第一，一切思想学说，都是当时社会实际生活的反映；第二，各种伟大的学说，当它还未被某几个学者造成体系以前早已在无数不知姓名的群众间自然的孕育着；第三，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社会中，某群众因生活方法不同起了分化，则常有与之相应而起的思想上的分化，而思想上的各宗派，又各自有它自己所代表的社会集团，各有它自己的社会基础。显然，他这三个“根本观念”，既是他对于思想学说与社会时代生活和群众之关系、思想的阶级属性的根本见地。其后在《先秦诸子与古代社会》一书中，嵇文甫又进一步说明了所谓思想的阶级性的具体内容：第一，所谓某派学说代表某阶级，乃是说这派学说在客观上与某阶级的要求相适应；第二，所谓阶级要求，乃是就原则上，就一般大体的倾向而言，并不牵涉阶级中个别的偶然情形；第三，所谓代表某阶级的某派学者，有的就是出身于某阶级，有的却并非出身于某阶级而只是在种种因缘下受到某阶级要求的暗示；第四，一个人在特殊的生活条件下尽可以胡思乱想，但若这种胡思乱想居然成为一种思想潮流的话，那也仍是由于它和某阶级要求暗相适应；第五，所谓某派学说代表某阶级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某阶级要求的转变而转变，甚至可以转化到另一阶级。这就是说，思想不仅是生活的反映，是群众的产物，而且具有阶级性，与社会有密切关系，并随社会的转变而转变。
二是历史主义的评价历史。所谓历史主义的评价方法，实际上正如同嵇文甫在历史人物评价的四个要点中强调的：根据一定具体的历史条件，我们说某人“于人民有利”，“有进步性”，必须放在具体历史条件上来讲。对此，嵇文甫结合史实论述说，如果拿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古人，当然都不够格。像后汉的张仲景，是个大医学家，在历史上也算一个了不得的人物，他的《伤寒论》古人都认为是济世活人的书，但你偏要说“他那里面尽讲些阴阳五行，乌烟瘴气，一片荒唐之言!”这当然是跟他开玩笑。汉朝就流行阴阳五行，最高理论就是这个；你说：“那他咋不根据解剖学哩?”请问当时哪里去找解剖学呢?又如黄巢、李自成，你说：“他咋不接受无产阶级领导哩?”“他咋不知道建党呀?――像的建党、建军、统一战线那三大法宝他咋不知道运用呀?”你叫他到哪儿去找共产党?这样评价历史人物，显然超越了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因而是错误的。
此外，将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好和坏都绝对化，也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嵇文甫认为，历史上的好和坏，本来是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是一种绝对主义的观点。要想从错综复杂的许多矛盾里面找出主要的东西，抓住主要的环节，既不犯绝对主义，又不犯相对主义，那就只能对具体事务进行具体分析。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表现。他举例说，对爱国主义，就不能一概而论。有今天人民的爱国主义，有历代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在过去统治阶级的爱国人物中，最好的状况，亦只能像岳飞、文天祥等，虽然慷慨牺牲，可歌可泣，表现出我们民族的优秀品质，但是热爱祖国与尽忠皇朝的心情，总是不可分割地混杂在一起的。
三是比较研究方法。如在《晚明思想史论》一书中，嵇文甫对中西思想界进行了颇有见地的比较研究。当时中西社会发展阶段，相去并不甚远，而西方在经历工业化之后，中国就望尘莫及了。究其原因，嵇文甫指出：“当时欧洲正值工业革命之前夜，而中国却还在一个衰老的封建社会中走圈子”。“当时中国商业资本高度发达，对于西洋科学技术颇能接受，很带一点进步色彩，但这点进步色彩终不免为封建气味所笼罩，把历史拉回旧道”。西洋学者之推重中国，则“并非当时实际的中国”，乃是“当作一种海外奇谈和乌托邦，赖以寄托其新社会的理想”。对中国学者来说，西学之见重于当时，“实多在其技术方面，至于道德性命伦常教化，总觉得中华高于一切，不是那班夷人所能比上的”。于是“从此欧西列邦奔轶绝尘，而中国就膛乎其后了。十七世纪实在是中西盛衰的一个大关键”。
嵇文甫长期致力于先秦诸子和明末清初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船山学研究，并把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倡导与思想史研究的实际结合起来。他的研究既有开创性的成果，又提出了很多新见解，这成就了其在中国文化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
[1]李道雨等.嵇文甫学术风格漫评[J].郑州大学学报，1995.(3).
[2]嵇文甫文集(下)[A].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3]嵇文甫文集(上)[A].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1篇
有关《诗学》的比较思维国内学术界关注的还不多。大家感兴趣的还是《诗学》的主体内容:摹仿说、悲剧论和艺术的功用。我们认为,《诗学》的言说方式贯穿着比较的思维,这是一种侧重于概念分析的理性思维方法。张尚仁在讨论了古希腊哲学思想后认为:“古代希腊哲学的认识史,在欧洲认识史中属于对主体、课题和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开始形成概念的认识阶段。亚里士多德哲学是这一认识阶段中所达到的认识成果的集大成者。”[4]94文学研究隶属于哲学认识,从方法论上看,《诗学》在进行文学比较时,主体已经不做情感的投入,所分析的概念纯粹是从对客体的比较中抽象出来。马强据此认为,《诗学》是纯理论的思维,“西方人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纯理论的研究,善于运用逻辑的方法,追求范畴的严密和体系的完整,而非简单地进行经验归纳。这一切推动了西方科学的长足进展。亚里士多德就是其中的代表性的人物。”[5]34这一看法显然不符合古希腊哲学的发展历程,《诗学》的比较思维走在经验归纳与逻辑演绎的路途中。朱光潜先生对这一思维概括说:“在《诗学》和《修辞学》里,他用的都是很谨严的逻辑方法,把所研究的对象和其它相关的对象区分出来,找出它们的同异,然后再就这对象本身由类到种地逐步分类,逐步找出规律、下定义。”[6]66这一概括更为准确的说明了比较方法在《诗学》中的运用。《诗学》以比较的方法确定摹仿艺术的种差。亚里士多德给事物下定义贯彻“属+种差”的定义方式,诸多艺术门类在“属”上都是创制艺术,而在种差上存在着区别。种差上的区别就是艺术分类的标准。亚里士多德一开始就从种差上为艺术分类:“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萧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7]3通过三方面种差的比较,亚里士多德将艺术各门类进行了划分,比如他说:“有一些人(或凭艺术,或凭经验),用颜色和姿态来制造形象,摹仿许多事物,而另一些人则用声音来摹仿。”[7]4
这是从摹仿的方式确定画家、雕刻家与游吟诗人、颂诗人、演员和歌唱家的区别。前者用颜色和姿态摹仿事物,后者用声音摹仿事物。在论述悲剧、喜剧的区别时,亚里士多德运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悲剧与喜剧的区别在于所摹仿的对象:“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7]8-9可见,亚里士多德是通过比较方法来确定知识之间的关系的。创制知识这一“属”内的诸多种差依据摹仿的媒介、摹仿的对象与摹仿的方式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具体表现为绘画、颂诗、史诗、喜剧、悲剧等艺术门类,在相互的比较中,各艺术门类的特点也随之得以展现。《诗学》在论说悲剧定义与创制方法时也贯穿着比较思维。《诗学》的主体部分是论述悲剧的定义与创制方法,这是古希腊戏剧盛行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史诗和悲剧是古希腊成就最为突出的艺术门类。就戏剧而言,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古希腊已经出现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得斯三大悲剧家,喜剧家阿里斯托芬也在亚里士多德出生的前一年逝世,因此,在戏剧研究方面,亚里士多德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能够阅读到古希腊最为优秀的所有戏剧家的着作。《诗学》作为指导学生艺术创制的秘传学问,亚里士多德当然也要对悲剧的创制方法作详尽的说明。
亚里士多德首先给悲剧下了一个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7]19这一定义是通过比较摹仿方式、摹仿媒介和摹仿效果三方面内容而确定,这一比较性的定义囊括了悲剧的六大要素,同时也确定了悲剧创制的技术性要求。亚里士多德论述悲剧情节安排就以是否能够陶冶怜悯与恐惧情感为标准,他说:“悲剧所摹仿的行动,不但要完整,而且要能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如果一桩桩事件是意外的发生而彼此间又有因果关系,那就最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样的事件比自然发生,即偶然发生的事件,更为惊人。”[7]31为了达到悲剧的效果,亚里士多德在情节安排的“突转”、“结构布局”等方面提出了要求。比如在情节“突转”上,他要求不能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不应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也不应写“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只能写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的人由于犯了错误由顺境转入逆境。在布局上,亚里士多德要求单一的布局,他通过比较单一布局与双重布局说:“第二等是双重的结构,有人认为是第一等,例如《奥德赛》,其中较好的人和较坏的人得到相反的结局。由于观众的软心肠,这种结局才被列为第一等,而诗人也为了迎合观众的心理,才按照他们的愿望而写作。但这种快感不是悲剧所应给的,而是喜剧所应给的。”[7]41-42
从这些言说方式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是非常理性的。首先他通过比较种差确定悲剧的定义,然后以悲剧所要达到的陶冶怜悯与恐惧情感的要求确定悲剧的情节安排。在论述这些内容时,亚里士多德的个人情感与客体保持着距离,他论说的是对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个人的喜怒哀乐。《诗学》在批评方法上也运用着比较性的思维。亚里士多德的很多诗学理论是在其老师柏拉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柏拉图的诗学理论成为亚里士多德反思的对象。《诗学》中一些经典的论述往往来自与柏拉图的比较。例如,在论述诗能否摹仿真理时,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为真实,他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7]28-29这段论述表面上看,是诗与历史的比较,实际上是对柏拉图诗是“摹仿的摹仿”,“诗与真理隔着三层”的观点的反叛。在对悲剧效果的认识上,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也与其老师对举。柏拉图认为,摹仿诗人引发了群众的“感伤癖”和“哀怜癖”,使人的性格中理智失去了控制,因此破坏了“正义”。亚里士多德针锋相对的认为,悲剧能够净化情感,从而逆反了柏拉图的悲剧理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构成了对比关系。陈康先生说:“在亚里士多德寻求智慧的过程中,柏拉图的影响之广是惊人的。在这项研究中,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每一个主要方面都以柏拉图哲学为背景。”[8]406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对柏拉图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对比的方法更为集中的体现了亚里士多德思想对柏拉图哲学的反叛。通过比较,诗的特性得以确认,其地位得以张扬。
《诗学》的比较方法是理性的思维方法,祛除原始思维的诗性智慧。古希腊哲学从泰勒斯开始,逐渐摆脱了神话思维的影响,运用了概念、推理和论证的方法来说明世界,这是人类认识方式与认识能力的飞跃。汪子嵩先生主编的《希腊哲学史》探讨了古希腊哲学与神话的关系后说:“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将这种想象性的猜测转变,飞跃成为一种理性的思维,就产生了哲学。所以,古代希腊神话应该说是希腊哲学的史前史。”[3]84飞跃是一种质的变化,哲学斩断了神话的脐带,以新的姿态开辟人类文化的新纪元。亚里斯多德是这次文化飞跃的集大成者,在思维方法上吸取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学家的智慧,祛除了原始思维的想象性、以己度物和以象见义诗性痕迹,开创了抽象高蹈的形式逻辑思维。《诗学》中的比较方法就是形式逻辑思维的具体体现,比较可以是三段论的辅助,也可以是走向归纳结论的桥梁,因此,《诗学》灵动而又深刻的论述了艺术的本质,许多结论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二、《诗学》隐喻理论的理性诉求
比较的思维在《诗学》中有另一层面的运用:隐喻。隐喻是比喻的一种方式,即以具体的事物说明抽象的事物。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看,隐喻原是远古先民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具有想象性和以己度物的诗性特征。维科在《新科学》中论述了先民想象力旺盛、推理能力相对薄弱的思维特征,指出处于这一阶段先民的思维方式为隐喻,他说:“根据上述来自玄学的这种逻辑,最初的诗人们给事物命名,就必须用最具体的感性意象,这种感性意象就是替换(局部代全体或全体代部分)和转喻的来源。……在把个别事例提升成共相,或把某些部分和形成总体的其他部分相结合在一起时,替换就发展成为隐喻。”[9]176在维科看来,原始时代,先民的抽象思维能力还比较薄弱,词汇的积累也比较贫乏,因此,先民表述较为抽象的事物必须借助具体的事物,比如以具体的“头”指示抽象的“人”的概念。可见,隐喻是原始先民出于本性的表述行为。隐喻到了亚里士多德手里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从一种原始的思维方法发展为有意为之的修辞手法。语言学家埃科认为,“隐喻这个论题,是亚里士多德首次在《诗学》中提出的。”[10]179埃科所谓的首次,指的就是亚里士多德第一次运用理性思维论述了隐喻的理性运用。亚里士多德关注的不是原始人如何理解物我关系,在城邦注重演说能力的时代氛围中,亚里士多德更加注意语言运用的技巧。汪子嵩等先生在《希腊哲学史》中描绘了古代希腊修辞学盛行的状况后,说:“在古代希腊修辞学早有创立和研究,至公元前5世纪希腊城邦政治生活活跃,演说和论辩是政治上谋进取、法庭上舌战取胜的重要手段,智者修习修辞术风靡一时。”[3]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2篇
在科学分类中，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伦理关系历来都被看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关系。在一种有着相似文化类型的社会中，大致有着相类似的伦理关系，以及由这种伦理关系构成的社会结构类型。即使同一文化类型的社会分属于不同的国家，它们之间的差别也往往表现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对于社会的存在来说，往往还是相对表面的现象，在更深的层次上，他们的伦理关系、社会的伦理结构及其伦理观念，有着不可怀疑的一致性。所以说，伦理学的话题往往是一些永久性的话题。在一定的同一文化类型的社会中，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在重复地谈论着同一话题。这表明，在历史的纵向维度上和在现实的横向维度上，伦理话题都是最具普遍性的话题。
但是，伦理话题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普遍性其实只是一种历史现象。在20世纪，一个明显的社会发展趋势就是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和科学的分化，社会生活在以往的历史发展的前提下进入了加速分化的阶段。同样，科学的学科分化也令人目不暇顾。在这种情况下，伦理话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开始得到证实，存在着一般性的伦理研究和特殊的伦理研究并存的科学事实。一方面，重复着以往时代的伦理话题继续加以研究，依然是伦理学的主流，甚至出现了更为系统、更为深入的伦理哲学省思。另一方面，关于具体的社会生活领域的伦理考察也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兴趣，人们深入地分析一些具体的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特殊的伦理关系类型，提出职业道德规范体系的建设。这就是在20世纪后半期开始成为伦理学研究热点的职业道德研究。公共管理伦理学就是在这种科学和社会发展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一门科学，它是作为对公共管理领域中的伦理关系作出专门研究的科学，并根据这一专门研究对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道德规范作出规定。
“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一门新学科，它的前身可以看作为“行政伦理学”。在稍早的时期中，人们曾经试图通过对行政体系作出伦理思考去建立行政伦理学，但这个尝试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根据韦伯等人经典的官僚制理论，行政体系是建立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上的，它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对科学性的追求，所以，以谈论价值问题为宗旨的行政伦理学一时很难得到人们的认为。近年来，行政管理的问题开始出现了社会化的趋势，它不再仅仅是属于政府专有的管理形式，而成为一种扩展到许多非政府的社会公共部门的管理形式。当行政管理的方式被推广到非政府部门的时候，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出现了许多不适应的情况，因而需要改革和调整。一方面，使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被改造为适应非政府公共部门管理的管理方式；另一方面，这种管理方式在非政府部门的成功又对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提出了改革的要求，要求政府部门的管理也采纳非政府部门的管理经验。这样，就出现了公共管理这个特殊的管理形式。可见，公共管理是从传统的行政管理中发展而来的，但又不能根据传统的行政管理的理论和观念来认识它，它是一种新型的管理形式，根据管理学的术语，干脆把这种管理形式称作为管理的新模式。
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与公共管理联系在一起的，是公共管理这种新的管理模式提出了建立公共管理伦理学的要求。就公共管理自身而言，它的出现决非历史的偶然，更不是一些标新立异的学者们的杜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管理模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从逻辑上讲，管理的历史是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的，有了人也就有了管理。因为，人在今天已经被公认地称作为社会的动物。从人类历史的形成来看，单个的人是不能被称作为人的。我们无法设想，一个单个的人可以从猿进化为人，从猿到人的转变必然是一个整体进化的过程。人是在社会的整体中才能成为人和被看作为人，离开了社会的整体，就无法理解人与动物还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别。而人作为社会的人，他的最为基本的存在形式就是他们之间的集体活动和协同作业。这之中，必然包含着管理关系。也许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这种管理关系是极其简单的。但无论它多么简单，毕竟是作为一种管理关系而存在的。所以，我们说，即使在最为原始的人类社会中，也必然存在着管理关系，有着管理活动。
行政管理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当然，在一些“类国家”的原始部落中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行政管理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原始部落称作为“类国家”的话，那么我们也同样可以把这种初级形式的行政管理称作为“类行政管理”。因为我们谈论行政管理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把包含着这样几项内容的管理形式称作为行政管理的：(1)有着相对固定的行政等级序列；(2)有着相对固定的行政管理人员；(3)有着相对稳定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授
权；(4)最为根本的，还是出于社会秩序的需要而从事的管理，这一点是它区别于其它形式的管理的根本。用现代观念来看，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一种以非盈利为目的的管理，它所服务的是社会长远利益或根本利益，在迄今为止的社会历史过程中，这种所渭社会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也可以被直观地理解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的那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
行政管理的出现标志着管理领域和管理类型的分化，或者说，行政管理的出现是社会分化的结果，当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领域，社会成员生活内容的多元化以及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多样化，都提出了多重管理形式的要求。如果说在国家形成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行政管理都是服务于一个特定集团的统治的要求的，是服务于阶级利益的实现的。这种行政管理的范围，也主要表现为以对官吏的管理为基本内容的管理，它的外部功能极其有限，在国家政权的运作体系之外，存在着相对自主的经济生活、家族式的社会团体生活、宗教团体生活等等，这些管理与行政管理联系并不紧密，同时存在很大差异。当然，从历史上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惟有行政管理发展比较充分，其它形式的管理对于管理史的研究来说，都具有加以考察的价值。
从抽象的意义上说，行政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在近代社会出现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内，行政管理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存在，一切行政管理的活动都从属于统治的目的。所以我们把这一历史时期中的行政管理称作为统治行政。这一行政管理类型的主要特征是它的职位继承制和强烈的排外性，虽然在中国发明了科举考试，对于校正行政管理的排外性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并不意味着在本质上改变了统治行政的排外性特征。近代社会以来，随着服务于统治目的的行政管理的出现，出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要求的行政管理开始迅速增长。我们把这种历史趋势的成熟形态称作为管理行政。在管理行政服务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这一目的之中，包含着行政管理更多地接受公共的参与，更多地接受社会的监督，甚至存在行政管理社会化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管理行政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公共行政了。所以，近年来，人们把近代成长起来的管理行政称作为公共行政。但是，管理行政并不是人类行政管理的终极形态，更高级的行政管理模式应当是服务行政，对于这种全新类型的行政模式来说，国家的行政体系对于社会的作用不仅远远告别了统治的功能，而且也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而对社会所实施的管理，它是一种从属于服务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不仅在客观的制度或体制设置上体现了为社会服务的目的，而且在行政人员的主观动机中深深地蕴含着时时处处从公共利益出发，为公众、为社会服务的强烈愿望。服务行政是完成了的公共行政，只有这种行政模式
才能充分体现出自身的公共性质。服务行政并不是空想，在20世纪后期的行政改革中，我们常常看到这种理论渴求和呼吁，而且行政体制的重塑，在许多方面反映出了这种趋势。
二、在行政学的演进逻辑中看“公共管理伦理学”
近代行政管理的发展大约在18世纪开始有了自己的理论陈述，而系统原则的制定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作出的。1887年威尔逊发表了著名的《行政之研究》的论文，提出了建立专门的行政管理科学的构想。威尔逊建立行政管理学的构想，实际上是对近代以来行政管理专业化的总结性意见，被我们称作为管理行政模式的理论表述。然而，行政管理学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行政管理从自然发展走上了自觉建构的进程。也就是说，自威尔逊开始，行政管理的组织、体制、程序以及行政人员的作用，都进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范围，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这样一来，行政管理的经验可以得到及时的总结和概括，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又极大地促进了行政管理实践的发展。所以，对20世纪行政管理的研究，往往可以通过研究它的理论形态而得到一个完整的概观。
我们说威尔逊的论文《行政之研究》提出了建立专门的行政管理学的构想，这决不意味着它的贡献仅仅在于提出了这样一项建设性的意见，而应当理解成整个人类行政管理历史的继往开来。威尔逊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基于对人类行政管理的历史的深刻认识下提出的，反映了行政管理实践的客观要求以及人们希望对行政管理的规律和技术进行专门探讨的要求。比如，行政管理与其生态环境的关系、行政管理专门化中的法制建设、行政管理殊的技术性要求、行政管理自身的特殊目标等等，这些问题都被涵盖在威尔逊的建议之中了。所
以，威尔逊关于建立专门的行政管理科学的建议能够得到热烈的响应。
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出现以后，为学者们开辟了一个巨大的科学畅想空间，使学者们积极地投身到行政学理论模型的建构中来，从而推动了行政学的发展。近年来，人们开始研究行政（管理）学100多年来的发展历史，提出了所谓行政学的范式转型的历史构想。其实，近100多年来，行政学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虽然这种渐进与其它学科相比，速度是极快的，但如果说在这100多年中已经存在着多次范式转型，则有着夸大的嫌疑。因为，就其根本来说，行政学的理论一直还停留在对管理行政模式的描述和理解上。即使在今天，行政管理的概念已经泛化，行政管理的形式已经社会化，人们不满足于沿用行政管理这个称谓来对这种管理形式加以描述，而是发明了“公共管理”这个概念。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看作是行政管理内容的扩展和形式的推广，与库恩所讲的“科学结构的革命”这样的要求相比，还不能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范式革命。只有当服务行政的观念和科学体系建立起来之后，我们才能说，行政管理学实现了一场范式革命。
在这里，我们也按照当前流行的“范式研究”的学术倾向来思考行政学发展的历史。我们认为，在这期间并不存在着5次或更多的范式转型。根据我们看法，在管理行政的理论模式中，如果根据不同理论之间的一些差异而把它们称作为不同的理论范式的话，那么，是存在着三个理论范式的。他们分别是“威尔逊—韦伯范式”；“西蒙范式”；新公共管理运动所代表的“公共管理范式”。它们一道构成了行政学从宏观建构到微观思考、从制度安排到个人价值的张扬、从管理的效率目标到管理质量评估、从管理者的自我中心主义到管理对象中心化等等这样一个发展进程。
威尔逊—韦伯范式是现代行政学的传统范式。如上所述，威尔逊提出了建立专门的行政管理学的构想，并提出了政治与行政二分的理论原则。威尔逊认为：行政与政治不同，“行政管理的领域是一种事务性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的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行政管理是置身于‘政治’所特有的范围之外的。行政管理的问题并不是政治问题。虽然行政管理的任务是由政治加以确定的，但政治却无需自找麻烦去操纵行政管理机构。”“政治是‘在重大而且带普遍性的’方面的国家活动，而在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则是‘国家在个别和细微事项方面的活动。因此，政治是政治家的
特殊活动范围，而行政管理则是技术性职员的事情’，‘政策如果没有行政管理的帮助就将一事无成’，但行政管理并不因此就是政治”[1]。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要把政治与行政区别开来。威尔逊的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是在古德诺那里得到了系统的理论阐发的。古德诺在他1990年出版的《政治与行政》一书中认为，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而行政是这种意志的执行。他说：“在所有的政府体制中都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或基本的政府功能，即国家意志的表达功能和国家意志的执行功能。在所有的国家中也都存在着分立的机关，每个分立的机关都用它们的大部分时间行使着两种功能中的一种。这两种功能分别就是：政治与行政。”[2]而行政的职能无疑就是由专门的行政机关来执行的。正是在威尔逊提出的政治与行政的二分原则下，关于行政体系的专门研究才能成为可能；也正是在这一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前提下，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才成为行政管理组织模式的典型形态。因为，在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原则下，行政管理可以被作为专门的技术化领域来看待。
虽然威尔逊把行政管理的领域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提了出来，但这个领域的体系、结构、运行机制是什么样子？行政程序应当从属于什么样的具体原则？行政人员之间应当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都由韦伯来作出了回答。韦伯的官僚制(bureaucrscy)理论就是首先被作为行政组织理论看待的。韦伯是以社会史比较研究的方式提出他的官僚制理论的，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韦伯特别关注古代那些伟大的文明国家中所存在过的组织方式，以及在那些组织形式中所存在着的具有共同性的行为类型。通过对古代埃及、罗马、中国、拜占庭帝国以及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的官僚制进行历史考察，韦伯找出了理想的官僚制模型：它在组织形式上，从属于科学性的原则；在体制设置上，从属于形式合理性的原则；在运作程序上，从属于合理—合法的原则；在组织成员的行为方式上，属于建立在权威基础上的集权类型；在组织成员的关系上，属于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模式……学术界一般把韦伯的理想官僚制模型的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1)在职能专业化的基础上进行劳动分工，按权力自上而下排列成严格规定的等级层次结构体系。每一个下级机关在上一级机关的控制和监督之下，同时，由下到上又有着申诉和表示不满的权力。(2)有明确划分责权的规章制度。按系统的劳动分工确定机构和人员的职责领域。为了履行这些职责，提供必要的权力，需要有明确规定的必要的强制性手段，其应用的条件也予以详细规定。(3)指导一个机关行为的规则、包括技术性规则和行为准则两个方面。为了合理地应用这些规则，必须对有关人员进行专门训练和培训。(4)系统化的工作程序与公私分明的界线。管理行为都依据
一套严格、系统而明确的规则，管理当局的成员与组织财产要明确分离，办公场所与居住场所也要分开。(5)严格的公事公办。非个性化的机构赋有特殊的权利与义务，它们是组织而不是职位占有者的财产。任何任职者都不能滥用其正式的职权，只受有关准则的指导，但合法权力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行使。(6)对官员注重知识和能力。每个机构都通过竞争
性选择来招聘人员，根据技术以及非个性的标准确定职位侯选人，基于资历、成就或两者兼而有之进行晋升。正是由于韦伯对官僚制作出了如此具体的描述，才使威尔逊关于行政管理是一个专门化的领域的设想得到了系统的理论证明，才使行政管理体系的完善成为一个自觉的进程。
但是，我们也看到威尔逊—韦伯范式是建立在两个理论假设之上的：第一，政治与行政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政治的领域是国家意志的表达领域。国家意志的表达，无疑是通过公共政策进行的，也就是说，政治的领域是制定公共政策的领域即决策的领域，而行政管理则属于对国家意志的执行，这样，决策与执行是分属于不同的领域的，被看作是可以分割开来的一个总的过程中的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二，在得到充分发展的威尔逊—韦伯范式中，我们看到，行政管理的体制功能、组织结构等具有可操作性的要素得到了强化。围绕着行政管理的效率目标，服务于科学化、技术化的形式合理性，被突出到了一个极端的地步，一切个人的主观判断和价值因素，都被作为一种“巫魅”而加以祛除。根据这种理论所提供的原则去推动公共行政实践的发展，只能有一种结果，就是追求公共行政体系的科学化、技术化，否定伦理的、政治的等一切价值因素在公共行政运行中的作用。近代社会的发展，作为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一个不断突出人的历史发展进程。在公共行政的领域中，突出法律制度的因素，用科学化、技术化的工具理性追求来排斥人的价值和意义，是与整个近代社会的历史进步趋势不相协调的。所以，威尔逊—韦伯范式受到怀疑甚至挑战都是合乎情理的。
我们提出“西蒙范式”，是由于西蒙的管理思想中包含着一个可能会从根本上提出要求变革威尔逊—韦伯理论的内容。这些内容的核心表述就是所谓“管理就是决策的”的论断。从行政学的角度看，西蒙关于“管理就是决策”的论断的意义就在于提出了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科学与价值的统合问题。尽管在微观的管理活动中，管理学家们强调研究目标的科学依据问题，但是，认真地考虑起来，任何目标的指向都只能从价值的意义来加以把握。而且，我们可以说，目标本身就是一定的价值体现。管理活动愈是在宏观范围内展开，其价值特征也就愈益突出。所以，任何决策都是以突出价值因素为特征的，无论怎样强调决策的科学化，都无可否认决策的价值考量和决策的价值旨归。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来说，价值考量和价值旨归是首要的和第一位的。可见，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持有价值的视角是无需置疑的。问题是传统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是把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公共政策的执行孤立开来了，就在理论上导出了公共行政排斥一切价值的考量，只有在公共行政之外，即为公共行政的行为体系提供动力的源头，才会考虑价值的问题。西蒙的论断却打破了这种二元分立的神话，虽然他并没有对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发表更多的意见，只是在《管理行为》等著作中对
政治与行政二分这一经典原则作了一些象征性的批判。但是，当西蒙的理论认为决策与执行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时，实际上是逻辑地包含着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一个统一过程的内涵的。而进一步的逻辑推论就是，对于整个公共行政的体系而言，科学与价值是相统一的。
属于“西蒙范式”的意见也包含着政治学家们的看法，罗伯特·达尔从政治学的视角来考察行政管理的问题时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他在《经典公共行政科学的三个问题》中，对行政学研究排除价值的考量表示了极大的怀疑，认为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片面追求效率目标而不考虑价值因素是不可能的。当然，作为一个政治学家，他对管理的认识是片面的，他以为纯粹的管理是可以不考虑价值因素的，而公共行政不是纯粹的管理，它必须考虑价值的问题。其实，作为科学抽象“原本”的现实社会实践，是一个综合为一的总体，何尝存在过纯粹的管理，即使对于管理而言，价值因素也是必须加以考虑的。当然，达尔关于公共行政要比私人管理更多地考虑价值因素的意见是对的。[3]因为在公共行政的领导中，人的社会行为更多地是从属于公共目标，要求行为的主体尽可能地提供更多的公共支付，以适应公共行政在历史的承袭过程中所拥有的文化环境等因素的要求。
“西蒙范式”中要求突出管理以及公共行政中的价值因素的思想之所以能够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得力于一批年轻的行政学家们，那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所谓“新公共行政运动”。“新公共行政运动”把“西蒙范式”中要求突出价值因素的愿望具体化为公共行政能否维护社会公正和促进社会公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和考察现实，他们发现，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行政人员的“价值中立”只是一个神话，回避社会公平的问题，不仅不能使公共行政在效率方面做是更好，反而会做得更坏。根据新公共行政运动的看法，与其回避这个问题不如正视这个问题，那就是在提出公共行政的效率目标的同时，也要提出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目标。“新公共行政”的这种立场可以看作是“西蒙范式”的典型化，它把西蒙等人在公共行政中考虑价值因素的要求明确化为公共行政价值目标的提出。对于一切行为体系来说，目标的转变也就意味着行为方式、方法的重大转变。“新公共行政运动”在确立公共行政的价值目标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它提出了一系列从属于这一目标的公共行政体系的改造方案。对于行政学这门学科的发展来说，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出现给人们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印象是“行政伦理学”的研究一下子成了时尚。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新公共行政运动”实际上已经可以看作是“西蒙范式”的完成形态。
继“新公共行政运动”之后出现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不仅是一场行政改革运动，而且与实践中的行政改革相伴的理论探索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新的行政学范式。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理论实现了对20世纪行政学发展成就的整合。它之所以不同于“西蒙范式”，是因为它不想在理论上实现对既有的行政学理论作出全面的批判性反思，不是希望通过提出新的理论原点来实现对已有理论的突破，而是着力于解决现实所提出的问题，根据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来对已有的理论作出评价。所以说，新公共管理运动更加突出了美国传统的实用主义精神，是美国文化开始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张扬的典型表现。由于新公共管理不注重理论建设，只着力于解决现实问题，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缺乏理论的理论范式。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它有着自己的特点，既模糊了不同领域和不同学科的边界。从学科的角度看，当新公共管理把视线放在解决现实问题上的时候，它是不考虑学科之间的区别的，无论是经济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和管理学的，任何理论、观点，只要是对于解释和解决公共行政实践中的问题有所启发，它就毫不犹豫地加以吸收和利用，从而模糊了专门研究政府管理的行政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界限。从实践的角度看，当新公共管理解决现实问题时，它并不考虑这些问题的性质，不考虑它是属于哪
个领域和哪个部门，它只考虑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性方案。这样，政府中存在的问题并不被看作是与政府的性质联系在一起的，而是与其它部门的问题都一样的，所以，解决其它部门中所存在的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可以应用到政府部门中来解决政府中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在观念上模糊了政府与其它部门之间的界限。结果，政府只是被放置在与私人部门的区别中，才有着自己的特点，在公共领域中，它也被作为一个公共部门来加以看待，其它公共部门的运行方式、处理与私人部门之间关系的经验，也可以被吸收到政府中来，政府在管理方面的经验以及任
何一个方面的创新，都可以推广到其它的公共部门中去。以致于行政管理这个概念已经不再适应于描述行政人员的行为体系，只有使用公共管理的概念才能反映出这种泛化了的行政管理的特征。可见，新公共管理所意味着的是一种新的管理模式，是对传统的行政管理的突破。不管今天或以后人们对新公共管理运动作出什么样的评价，它泛化行政管理的成就将会作为一种历史趋势而保留下来。所以，我们今天在研究与政府相关的问题时，以及在从事相关的学科建设的时候，必须立足于这样的学科发展现实。必须从公共管理的大视野中来考虑问题。
通过上述的考察，我们看到了行政学的发展和从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的演进历程。“西蒙范式”的积极意义是提出了公共行政中的价值问题，提出了对政府进行伦理考察和定位的可能性。而新公共管理则进一步把政府公共部门化，在模糊政府与其它公共部门的界限的同时，也突出了公共管理的公共特征。所以，新公共管理是悄悄地把价值问题放在了现实问题的解决过程之中了，如果对这个过程加以理论思考的话，那么，建立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现实根据就变得非常充分了。
【参考文献】
[1]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M].****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14-15.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3篇
论文摘要:20世纪末，我国启动了新一轮课程教材改革，作为历史教师，如何在新课改中把握好教学方向，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成为目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针对现实历史教学的实际状况与新课改的冲突，明确作为历史教师应该建立起新的教学理念，展开具体教学实践策略的分析与探索。
新课程改革为历史教学树立了新理念，提出了新要求，中学历史教学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学历史教师应积极、迅速地反思过去和现在的历史教学，理解新的历史课程理念，建立起新的中学历史教学观。
一、中学历史教学的实际状况与新课程理念
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中存在着一些巫待解决的问题。反映在课堂教学上就是教师滔滔不绝地讲，学生默默无声地听。历史课堂是教师的一言堂，学生过于被动，缺少自主探索、合作学习和独立获取知识的机会；反映在考查方式上，则是侧重于考查学生对历史事实的记忆。学生认为历史就是时间加地点加人物，以为学历史就是背这些琐碎、枯燥、死板、乏味的文字。上课勾教材，课后对教材，考前背教材，考完扔教材成为中学生历史学习的主要环节。其实历史不是史料的堆积物，学生不用记住所有的细节、时间、地点，就像一个聪明的木匠并不常常随身带着斧据，修水管的人也不常常扛着铅管。因此教师要鼓励学生积极思考问题、探索问题、总结历史学习方法。我国新一轮历史课程改革确立了崭新的理念:在课程目标上突出体现知识性、能力性、情感性；在历史学习的内容上强调现实的、有意义的教学内容；在历史学习的方式上强调自主探究与合作交流；在教学评价体系上强调目标多元化、方法多样化并充分考虑和大力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学生成为历史学习的主人，教师成为历史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
二、新课程下的中学历史教学实施策略
(一)树立多元化的三维教学目标
新课程理念下，历史课程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三个方面树立其多元化的三维教学目标。多元化的三维教学目标充分体现了“以学生发展为本”，主要表现是从学生学习历史的全过程、学生的人格发展的视角确立并提出目标要求的。无论是“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还是“情感态度价值观”都是站在学生学习历史学科的立场上进行阐述的。一个教师只有胸怀育人的大目标，把知识教学、能力培养、情感教育结合起来，才能汇成一股推动学生天天向上的巨大影响力，使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做人。
(二)建立互动型的师生关系
历史教学是师生交往、互动与共同发展的过程要建立互动型的师生关系，首先要求教师转变三种角色。由传统的知识传授者成为学生学习的参与者、引导者和合作者；由传统的教学支配者、控制者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促进者和指导者；由传统的静态知识占有者成为动态的研究者。其次，要求教师以新角色实践教学。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曾说:“如果你是教历史的，你的教学任务首先要注意，在你的课堂上，听讲的不是什么抽象的学生，你应该看到，你面前是具体的，活生生的，独特的人们…这些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抱负和干劲。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只有当人们有了活生生的个性时，思想的热血才能沸腾起来。”这要求教师破除师道尊严的旧俗，与学生建立人格上的平等关系，走下高高的讲台，走到学生身边，与学生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要求教师与学生一起讨论和探索，鼓励他们主动自由地思考、发问、选择，努力当学生的顾问；要求教师在备课时从学生的知识状况和生活实际出发，灵活变换角色用“童眼”来看问题，怀“童心”来想问题，以“童趣”来解问题，共同参与学生的学习活动，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学习伙伴；要求教师与学生建立情感上的朋友关系，使学生感到教师是他们的亲密朋友，正所谓亲其师而信其道。一旦课堂上师生角色得以转换和新型师生关系得以建立，我们就能清楚地感受到课堂教学正在师生互动中进行和完成。:
(三)引入生活化的教学情境
历史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时，要注意与现实生活中学生熟悉的、能引起情感共鸣的事件进行穿插。例如一位历史教师在讲授《两极格局的形成》时，给学生穿插了一个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您好!爸爸》:1961年8月12日，星期六，住在东柏林的母亲西尔维娅带着4岁的女儿来到西柏林看望父母。她做梦都没想到，第二天醒来后，一道墙从此分开了他们的家庭。她的丈夫，孩子的父亲还在那边，孩子想念爸爸，妻子思念丈夫，没有别的办法，西尔维娅只能每天下午抱着孩子来到墙边，来到能看到丈夫下班时经过的地方，向墙的那边张望，孩子只能远远的向路边的男人大声喊“您好!爸爸”。听完这个故事，不用教师多说，学生已经深深感受到美苏冷战对第三国造成的影响。引人生活化的教学情境可以使学生更加深刻的感知历史、学习历史，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展开参与性的教学过程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心理史学;群体心理研究;美国独立战争
心理史学是心理学与历史学交叉渗透所形成的跨学科研究｡应该承认,人们的心理对历史的发展必定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与分析手段去考察和理解人类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行为,可以使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更加丰富､更加深入､更加实际,也为历史研究开辟新的视角,提供新的思路｡当然,心理史学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完善,仍然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在此,试对心理史学的应用略作探索｡
一般认为,心理历史学始于精神分析学说对历史学的渗透,而且这一渗透最早是由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者弗洛伊德首开其端的,以《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为其标志｡精神分析学说在心理史学中一直占有主流地位,尽管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各派非精神分析心理学也逐渐进入心理史学的领域｡
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进入历史研究并非偶然,两者在很多方面是共通的｡最显而易见的是,心理学和历史学都是以人的行为､思想､动机等为研究对象的;此外,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心理学其立论根据必须来源于可信的资料与证据,只是历史学家收集史料,精神分析学家探究患者的经历与深层心理因素;两者在认识论上也有相通之处,心理学家需要追溯研究对象的历史,历史学家的研究也离不开对研究对象心理的分析(将有关心理学的内容纳入历史研究绝对不是弗洛伊德的首创,在心理史学作为一个流派被确定之前,历史研究对相关心理学内容的引入必定早已开始)｡总之,心理史学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可行的｡
从心理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可以看到心理史学虽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但引起的争议､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比较明显的一点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比较容易走入理论模式去硬套历史的误区｡埃里克森说:我们必须接受“半是传说半是历史”的历史,他的意思就是根据精神分析理论,要探究历史人物的心理必须了解其童年和青春期的遭遇,这些往往是史料中鲜有记载或没有记载的,这种情况下,精神分析家应该根据自己所受的训练去采纳一些传说作为历史证据,哪怕是无真实根据的也无关紧要,只要不与已知的事实相矛盾,并与心理学理论相符合就可以了｡不加批判地承认现代证据在历史上的有效性,并将其作为历史证据的替代物,这样对待历史研究,显然是不严肃的｡大量的心理史学较好的作品基本上是由精神分析学家完成,而非历史学家,且存在着将理论套事实之嫌,对历史资料考证不详,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加于其中,按著者自己的方式来重构历史,结果造成心理史学无真实性可言,这与历史追寻的真实性相悖｡这种缺陷的造成,很大原因在于,把人看作“生物的人”超过了“社会的人”,用生理原因解释所有的社会活动｡它往往把人生物化,只重视人的自然特征心理的生理基础,却忽视了人的社会特性心理的社会基础,片面夸大遗传对人类行为的作用,却忽视社会物质生产和社会组织发展对人类行为改变的作用｡从心理史学的诞生来看,它本身就是精神分析学家用历史证明其理论的产物,而且因而出现上述缺陷就不足为奇,但将心理史学作为一门进行历史研究的史学方法的话,这种缺陷可能是致命的｡应用心理史学作历史研究,必须依据不同的历史情境考察社会､文化､环境等多重因素对历史人物心理的影响｡集体心理心理状态是一定群体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相对于个人传记式的心理史学研究,集体心理的分析可能更稳定､更有代表性､更可信,能更好地避免套用理论的弊端｡特别是战争､动乱､饥荒､瘟疫等历史事件,集体心理较之个人心理对历史研究更有帮助｡大卫•斯坦纳德提出“从理论上说,个人德感知性质乃是独一无二的,但事实上,同一文化和社会群体中则经常存在着对象感知上广泛的相似性,它与不同文化和社会群体间存在着的巨大的对象感知差异性同时并存”,“虽然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也不会留心)一个13世纪的公民,一个中世纪的阿日本武士,或一个17世纪教友派信徒的会如何独特地解释米勒-莱尔错觉,但是我们能够知道并应该注意过去不同社会中盛行的一般感知和认知假定的巨大差异”｡在此,试着从宗教､环境､社会结构等方面来把握集体心理,进而分析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心理原因｡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原因涉及到诸多层面,这里,试图将目光集中到一个特殊的群体——新英格兰地区即独立战争爆发地的英国移民,从这一移民群体的身上来发现､分析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心理原因｡
首先,宗教,特别是17､18世纪时期的宗教,对当时的公共活动和私人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出生､成人､结婚､死亡､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等无不与宗教有着密切关系｡最早到达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也就是被后世尊称为“移民始祖”的群体,最初的移民动机便是问题｡他们是一批来自英国的清教徒,由于在英国主张清洗国教内部的天主教残余影响而受到王室的压制,惨遭迫害,不少清教徒被国王囚禁,当时的国王詹姆士一世声称,如果清教徒不顺从,就把他们统统赶出国外｡“移民始祖”是为了逃避宗主国宗教迫害,实践自身宗教理想而来到北美的｡所以说,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从一开始心理上便与宗主国有着一定的离心倾向｡而且,这一群体特殊的移民背景和决定了他们总是雄心勃勃,怀有强烈的使命感或救世意识,这点可以从移民领袖温斯罗普在向他的清教徒旅伴们宣讲教义时的预言得到体现,“我们将如山巅之城为万众瞻仰｡因此,我们如果在已经着手的事业中欺蒙我主,使主收回目前赐予我们的庇佑,我们就将成为世人笑柄,天下丑闻”｡肩负神圣使命感来开拓新大陆的新英格兰人在殖民地追求独立的重要时刻,也必将责无旁贷,视之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可见,宗教情感为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的独立意识打下基础｡既然在这里提到了温斯罗普,那么顺便说一下对历史上领袖的理解｡埃里克森认为领袖和被领导者是十分近似的,领袖创造性地利用客观世界､社会制度､语言文化区解决自己的问题,就会引起成千上万要求外部世界满足自己需要的人们的共鸣,他与众多的追随者在本质上别无二致｡显然,埃里克森对领袖的解释很难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样板,但在此处,对于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领袖来说,这一解释是合理的｡
其次,环境因素也影响到新英格兰移民的生活方式､社会发展等｡先来看气候条件,位于北部地区的新英格兰气温较低,冬季漫长而寒冷,“波士顿1月平均气温为零下3度,最冷达到零下29度,而南部1月平均气温在10度以上”,2北美南北气候差异明显,南部比较炎热,弗吉尼亚夏天白天气温在32度左右,最热时可达40度,因为此时各种疾病流行,许多人死于夏季｡因此,漫长而寒冷的冬季反而使得新英格兰地区较少受到热带疾病的袭扰,各种致命疾病不易流行,人的寿命较长,因而人口的增长稳定而有序｡到达北美后新英格兰居民比较顺利地移植了他们在宗主国时的家庭模式,人口稳步增长,建构起正常的社会关系,并进入良性循环｡家庭是社会结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对于它的重要性可以引用埃里克森在群体研究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来说,他认为家庭及其对儿童的抚养形式是将社会价值和社会要求传递给下一代的主要手段｡新英格兰从移民社会向本地人社会的转变比较短暂｡这一转变可谓意义重大,因为第一代移民总会和英国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对故土的思念､对宗主国的留恋使他们或多或少有一种漂泊感,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情感上很难把北美当作他们真正的家园,所以他们对英国有一种归属感,并且仍然会致力于保卫英帝国的利益,使得移民社会仍带有浓重的宗主国特点｡但在北美出生的第二､第三代人不同,他们适应当地的气候与环境,更何况他们没有祖辈的英国背景和故土情结,与宗主国在情感上和血缘上都日益疏远,他们把北美当作自己真正的家园,关心的是本地利益而非英国的,应该说他们的心理已经是美国化的,而非英国式的,产生独立的愿望是必然的｡
再来看地理因素的影响,新英格兰的土地比较贫瘠,土壤中多石块,可耕地很少,在新英格兰地区发展农业的潜力不大,此后的事实也证明这里从来不是美国的主要农业区｡地理环境的限制决定了新英格兰不可能发展南部种植园形式的经济,但与农业条件的恶劣相反,新英格兰发展商业的条件非常优越,新英格兰沿海的山地多与海洋相接,海岸线曲折,有许多大小港湾｡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这里的移民更具开放性,眼界更为开阔,经济交流也带动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共同的民族心理也在交流中逐渐形成｡
新英格兰移民的离心倾向在此后应对英国对殖民地的各项法令､措施中愈演愈烈,其中的过程在此不加赘述了｡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五层次说”似乎解释了这一成长过程,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五个层次的需要可以概要地解释新英格兰地区从最初接受英王特许状的殖民地走到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的爆发地的演变——早期依附英国的殖民统治是出于移民自身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人口的增长､社会结构的稳定促进了社会交往需要;随着共同的民族心理的形成,尊重需要应运而生;为达到自我发展的最高能力,必须争取独立,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自己对于心理学理论的认识十分肤浅,分析可能有误,因而在此不再展开论述｡但在个体或社会遭受挫折时,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防御机制,当自身的发展已经到达相当高度,而且宗主国的压迫已经难以忍受之时,北美移民所作出的攻击性反应机制是可以理解的｡
针对前文中谈到的心理史学的研究容易陷入理论模式去套历史的弊端,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很有借鉴的价值｡他主张,不应当用头脑中预先准备好的理论框架去硬套历史,而应借助头脑中的心理学只是增加对于历史问题的敏感性,虽然可以借助理论来加强对于历史的解释,但却不能用理论来证实对历史的理解,要证实这种理解应该用历史的证据｡而且,广泛使用心理分析术语可以掩盖作者的混乱､矛盾及对心理学掌握上的欠缺,然而,却使读者望而生畏,使得心理史学著作有心理学上简单化和历史学上倾向归纳主义的趋势｡历史家和精神分析学者处理他们所研究的人类对象的方式基本相同,他们又具有共同的理解和解释问题的方法,因此以历史家惯常应用的方法便可探知过去历史的心理侧面,因此心理历史也可以写成一般的历史｡应用传统的史学方法,配之以对人类心理的敏感,能够产生,事实上已经产生了历史学科标准的研究著作｡就如何寻求对人类心理的理解,托马斯•科胡特提出了威廉•狄尔泰的人文科学方法论——靠神会地理解(empathicunderstanding)去认识,就是“在彼中重新发现我”,尽管神会的方法往往被认为是反科学的而加以摒弃,但历史学能够回答的最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因而神会理解仍然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唯一实际可行的方法｡总之,历史家在研究往昔的心理侧面时既不需要也不应当依靠心理史学方法,但心理侧面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问题,每个历史实践,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其心理侧面,不存在“不合理的”心理史学问题,也没有任何“合理的”历史问题不包括心理侧面｡所以,托马斯.科胡特建议将心理史学成为一般史学,让心理史学家返回历史家的行列｡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某种程度上过于极端甚至被批判为反科学的,但对于心理史学的在实际中的应用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当然,如果心理史学家能够接受心理学与历史学的双重训练,或者能够加强有志于心理史学的历史家同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的密切合作,都将有效促进心理史学的研究｡
随着心理史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对群体心理研究的加强,心理史学所应用的理论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其主要趋势是突破心理学的局限,走向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综合与交叉｡彼得•洛温伯格对心理史学所下的定义表达了这种认可——心理史学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是将“历史学分析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以便形成对往昔更为完满的观念｡类似的观点,也可以从理查德•舍恩沃尔德定义中得到,“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就是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部分思想､方法和结论对过去进行考察｡”由此可见,尽管心理史学研究仍以精神分析为主要理论,但其他理论(心理学范畴的和非心理学范畴的)的介入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和不可逆转的趋势｡并且,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心理史学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更不可能只应用心理史学的方法来作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必须综合心理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以及其他一系列知名的､不知名的研究方法来进行｡
总之,心理史学对于历史研究是可行的､有启发性的,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必须谨慎,不能走到心理决定论的极端,必须勇于探索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尊重历史的真相｡最后,引用理查德•舍恩沃尔德的话来结束本文对心理史学的初探——心理学家敢于再现过去,并声称“我叙述了历史事件”,而心理史学家甚至还要加上“我揭示了过去的心理”,这看来真是荒唐之极｡但是,如果心理史学家不懈地努力的话,他总有一天会感到:“我从人的心理活动中,发现了人的真相｡”
参考文献:
[1]罗凤礼.“美国的心理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2]彭卫.“试论心理历史学的主体原则与理论层次”.载<史学理论>1987.2.
[3]大卫•斯坦纳德著,冯钢等译.退缩的历史——论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学的破产[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4]丹尼尔•J•布尔斯廷著,时殷弘等译.美国人——殖民地的历程[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5]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2.
[6]李剑鸣.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M].人民出版社,2001.
[7]R•C西蒙斯著,朱绛等译.美国早期史——从殖民地建立到独立[M].商务印书馆,1994.
[8]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
[9]托马斯•科胡特著,罗凤礼译.“心理史学与一般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10]彼得•洛温伯格,转引自罗凤礼.心理史学.“美国的心理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11]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2.
[12]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2.再来看地理因素的影响,新英格兰的土地比较贫瘠,土壤中多石块,可耕地很少,在新英格兰地区发展农业的潜力不大,此后的事实也证明这里从来不是美国的主要农业区｡地理环境的限制决定了新英格兰不可能发展南部种植园形式的经济,但与农业条件的恶劣相反,新英格兰发展商业的条件非常优越,新英格兰沿海的山地多与海洋相接,海岸线曲折,有许多大小港湾｡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这里的移民更具开放性,眼界更为开阔,经济交流也带动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共同的民族心理也在交流中逐渐形成｡
新英格兰移民的离心倾向在此后应对英国对殖民地的各项法令､措施中愈演愈烈,其中的过程在此不加赘述了｡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五层次说”似乎解释了这一成长过程,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五个层次的需要可以概要地解释新英格兰地区从最初接受英王特许状的殖民地走到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的爆发地的演变——早期依附英国的殖民统治是出于移民自身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人口的增长､社会结构的稳定促进了社会交往需要;随着共同的民族心理的形成,尊重需要应运而生;为达到自我发展的最高能力,必须争取独立,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自己对于心理学理论的认识十分肤浅,分析可能有误,因而在此不再展开论述｡但在个体或社会遭受挫折时,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防御机制,当自身的发展已经到达相当高度,而且宗主国的压迫已经难以忍受之时,北美移民所作出的攻击性反应机制是可以理解的｡
针对前文中谈到的心理史学的研究容易陷入理论模式去套历史的弊端,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很有借鉴的价值｡他主张,不应当用头脑中预先准备好的理论框架去硬套历史,而应借助头脑中的心理学只是增加对于历史问题的敏感性,虽然可以借助理论来加强对于历史的解释,但却不能用理论来证实对历史的理解,要证实这种理解应该用历史的证据｡而且,广泛使用心理分析术语可以掩盖作者的混乱､矛盾及对心理学掌握上的欠缺,然而,却使读者望而生畏,使得心理史学著作有心理学上简单化和历史学上倾向归纳主义的趋势｡历史家和精神分析学者处理他们所研究的人类对象的方式基本相同,他们又具有共同的理解和解释问题的方法,因此以历史家惯常应用的方法便可探知过去历史的心理侧面,因此心理历史也可以写成一般的历史｡应用传统的史学方法,配之以对人类心理的敏感,能够产生,事实上已经产生了历史学科标准的研究著作｡就如何寻求对人类心理的理解,托马斯•科胡特提出了威廉•狄尔泰的人文科学方法论——靠神会地理解(empathicunderstanding)去认识,就是“在彼中重新发现我”,尽管神会的方法往往被认为是反科学的而加以摒弃,但历史学能够回答的最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因而神会理解仍然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唯一实际可行的方法｡总之,历史家在研究往昔的心理侧面时既不需要也不应当依靠心理史学方法,但心理侧面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问题,每个历史实践,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其心理侧面,不存在“不合理的”心理史学问题,也没有任何“合理的”历史问题不包括心理侧面｡所以,托马斯.科胡特建议将心理史学成为一般史学,让心理史学家返回历史家的行列｡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某种程度上过于极端甚至被批判为反科学的,但对于心理史学的在实际中的应用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当然,如果心理史学家能够接受心理学与历史学的双重训练,或者能够加强有志于心理史学的历史家同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的密切合作,都将有效促进心理史学的研究｡
随着心理史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对群体心理研究的加强,心理史学所应用的理论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其主要趋势是突破心理学的局限,走向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综合与交叉｡彼得•洛温伯格对心理史学所下的定义表达了这种认可——心理史学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是将“历史学分析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以便形成对往昔更为完满的观念｡类似的观点,也可以从理查德•舍恩沃尔德定义中得到,“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就是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部分思想､方法和结论对过去进行考察｡”由此可见,尽管心理史学研究仍以精神分析为主要理论,但其他理论(心理学范畴的和非心理学范畴的)的介入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和不可逆转的趋势｡并且,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心理史学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更不可能只应用心理史学的方法来作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必须综合心理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以及其他一系列知名的､不知名的研究方法来进行｡
总之,心理史学对于历史研究是可行的､有启发性的,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必须谨慎,不能走到心理决定论的极端,必须勇于探索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尊重历史的真相｡最后,引用理查德•舍恩沃尔德的话来结束本文对心理史学的初探——心理学家敢于再现过去,并声称“我叙述了历史事件”,而心理史学家甚至还要加上“我揭示了过去的心理”,这看来真是荒唐之极｡但是,如果心理史学家不懈地努力的话,他总有一天会感到:“我从人的心理活动中,发现了人的真相｡”
参考文献:
[1]罗凤礼.“美国的心理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2]彭卫.“试论心理历史学的主体原则与理论层次”.载<史学理论>1987.2.
[3]大卫•斯坦纳德著,冯钢等译.退缩的历史——论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学的破产[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4]丹尼尔•J•布尔斯廷著,时殷弘等译.美国人——殖民地的历程[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5]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2.
[6]李剑鸣.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M].人民出版社,2001.
[7]R•C西蒙斯著,朱绛等译.美国早期史——从殖民地建立到独立[M].商务印书馆,1994.
[8]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
[9]托马斯•科胡特著,罗凤礼译.“心理史学与一般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10]彼得•洛温伯格,转引自罗凤礼.心理史学.“美国的心理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史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5篇
心理学史是对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与发展过程的历史研究，是心理学的核心课程之一。对于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心理学史是必备的知识基础，也是学习和未来从事研究的起点。而对心理学的学科发展而言，心理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更是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心理学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学科。这种特殊与研究对象——人的心理与行为的高度复杂性有关。人的心理与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太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个体的生理与遗传基础、社会与文化环境、家庭与学校教育、心理与行为的客体或对象、业已形成的人格与个性特征、身体与心理健康状况、特定的心理状态、特殊的时空境遇等。心理学对于人的行为和心理原因的解释分不同层面。在宏观层面，主要从遗传基因（秉性变量）和社会文化（环境变量）两方面对人类行为和心理做出概括性解释；在中观层面，则以某一特定个体的机体变量如高级神经活动类型以及该个体的成长经历对其个体性的心理和行为给以解释；在微观层面，则试图对构成行为的每一细小动作的原因做出内在神经和心理机制及过程的解释。由于心理学的学科体系由出自不同文化立场的多种不同理论构成，因此，无论是就人类心理和行为的总体而言，还是对某一具体行为的原因而言，都同时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以攻击为例，心理生理或生物学试图从女性的月经周期、暴力凶杀犯的脑机能障碍等方面做出解释；心理动力学则认为攻击行为是对挫折的反应；行为主义认为攻击行为源自过去经验过的对攻击性反应的强化；认知理论则强调个体对于暴力和攻击所形成的认知观点和态度的重要性。上述各种解释无疑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究竟哪一种解释更合理则无法给出最终的结论。
心理学从未成为一门统一的学科。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来说，心理学缺乏一个稳定的“范式”，从未像其他规范科学那样形成为学科共同体普遍接受的理论基础。在心理学创立之初，学科内部便同时存在着四种不同的研究取向或研究模式：以冯特、艾滨浩斯和铁钦纳等心理学家为代表的，以意识内容为研究对象，以实验内省为研究方法的实验心理学研究模式；布伦塔诺为代表的，以意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非实验研究模式；以弗洛伊德和荣格为代表的，以潜意识为研究对象和使用临床方法的精神分析研究模式；以英国心理学家高尔顿和美国心理学的创立者詹姆斯为代表的，以适应行为为研究对象的应用研究模式。上述几种研究模式各自强调人类经验的不同方面，构建出不同的理论体系，形成了心理学内部早期的分裂。在心理学随后的发展中，又先后出现了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新精神分析等不同的学派，学派纷争使得心理学的学科分裂现象变得更加严重。当代心理学的发展进一步出现多元化趋势，出现了后现代心理学、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女性主义心理学、话语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积极心理学、进化心理学、叙事心理学、生态心理学、解构主义心理学、本土心理学、主体心理学、意识心理学、多元文化心理学和联结主义认知心理学等多种不同的研究取向或研究模式。
如培根所言，鉴古而知今，读史以明智。面对如此纷繁复杂、林林总总的心理学学科体系，任何一个即将以心理学为业的人必须首先对前人的研究严加辨析，对心理学史上先后出现过的各种流派或研究模式及其发展有一个系统的领会和把握，而心理学史便是为这种思考过程提供导引。对于研究者个人而言，这种思考将帮助他选择未来的研究立场，而对于心理学而言，这种史学思考和理论研究无疑将决定学科未来的发展走向。
二、心理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丰富和加深了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认识和理解
心理学史不仅仅是心理学一门学科的历史，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缩影。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而人总是有意识地追求某种目的的。“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由于任何一种历史事实的发生都是人类的内心世界驱动的结果，对任何时期的历史研究都离不开对历史人物心理的研究，人的心理因此成为“历史研究的正当内容，是历史学家能够加以探究的人类过去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有历史学家对此明确指出：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是一个心理的事实，历史问题其实也是心理问题。从心理学的立场看，这里存在着一种逆向逻辑：心理事实反映着历史事实，心理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多、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等为背景，心理的文化历史性和社会建构性逐渐成为心理学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之一。社会建构论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论取向正在从不同的侧面向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心理咨询与治疗、认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等领域广泛渗透。新方法论的核心特征是强调心理的社会文化建构性。新方法论认为，个体为了被社会承认和接受，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学习，不断地将那些指导和确定思想、行为的社会文化模型内化为自己的心理模型。与此同时，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和体现，对人的思想、行为起着结构性作用。个体在接受一种语言的同时也在接受一种相应的文化和行为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构造了人的感知，甚至构造了人的感官、构造了人自身。
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社会心理学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学科分支，称为“历史的社会心理学研究(HistoricalsocialPsychologyinquiry)”，致力于探索心理发生的语言、哲学、社会、历史、文化之根源，其研究成果为当前正在发生的心理学方法论变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与理论根据。该种研究认为，由于社会文化总是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心理作为社会文化的投射，便具有历史性。正如俗话说，“不同年代谈不同的恋爱”。最简单的现象中往往隐藏着最深刻的原理。20世纪50年代的我国，人们对新社会充满了新奇与热爱，思想单纯，择偶重人品、少功利。“”特殊的社会背景使得政治条件成为择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找对象看出身，吃香的是军人或工人。70年代末高考恢复之后，知识成为“第一生产力”，大学生、知识分子一度成为青年人追捧的对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和物质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拜金主义开始盛行。目前，房子、车子、票子等经济和物质生活条件成为很多人心目中最基本的择偶条件。可见，人的心理确实是“历史的”。
以人的内在心理作为一极，以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作为另一极，两极之间构成一个系统，彼此以人的社会行为、活动或社会实践作为中介相联系。外部世界的变迁通过人的实践和认识活动内化进入人的心灵，引起人的心理的变化。而个体心理的变化又通过人的行为体现和释放出来，反馈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促进或影响后者的发展。传统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与范围主要局限于个体内部，即个体内在的心理要素、结构与机制等，其弊端在于不能很好地解释人的心理的发展变化、主体与客体、人与社会的交互关系等问题。以多元文化价值理念为宗旨的新的方法论则将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由个体内在心理结构和外部社会条件相互联系构成的完整的生态系统，其中重点关注人的心理与外在社会现实之间如何实现相互建构的过程与机制。个体内在的心理结构作为传统的心理学研究对象，被纳入新的系统之中，充当其中的一个部分或子系统。
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人的心理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隶属于同一社会历史发展系统，二者始终处于相互联系与不断作用的过程中，它们的发展具有同步性和谐变性。所以，某一历史时期人物的心理可视为对同一时期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映射。随着时代精神的发展、思维模式的改变，人的心理不断发生历史性的变异，导致反映人的心理特征与规律的心理学理论不断面临失效与被更新的命运。如在20世纪50年代，费斯廷格提出一种著名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称为“社会比较理论”。该理论认为：人总是希望准确地评价自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个体往往选择某些他人作为标准，将自己与对方加以比较。社会比较理论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被普遍接受。但随着时代精神的变迁，特别是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拒绝或反对以他人的观点和意见定义或评价自己，相反要求以自己的标准改造他人与社会。这说明随着历史与文化的变迁，社会比较理论所赖以建立的人的心理事实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异，该理论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价。
不仅人的心理是历史的，各种心理学理论同样具有历史性。当代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意义心理学、话语分析、叙事研究等都是基于对心理和心理学的文化历史性的认识。这些新的研究模式希望借助于文化、语言、意义特别是时代精神的媒介理解和解释人的心理，代表了当代心理学发展的最新动向。因此，心理学史作为对心理学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记录及其研究，不只是一部心理学的学科史，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也是为什么说心理学史与其他学科如物理学、化学的学科史相比，具有特殊的意义和重要性的原因。
三、重视心理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是双重意义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
然而，心理学史的双重意义远未得到充分发挥。这种现状与我国大学心理学系长期以来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有关。比之西方心理学，即便是在实用主义与操作主义盛行、理论研究相对不受重视的美国，心理学史也一直是大学心理学系的主干课程之一。而在我国，由于多种原因（主要是观念原因），在某些大学，心理学史甚至没有列入心理学系的必修课目。即便是那些已经将心理学史列入专业必修课的大学心理学系，教学时数也最多安排一学期，一般不超过60学时，多数为40学时。在这样短的教学时数内，授课教师不得不将深厚庞杂的心理学历史与体系加以高度浓缩，以概略的方式向学生介绍在什么时代、由什么人、创建了哪一种心理学流派等心理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心理学史作为一门史学课程的专业特点从中丧失殆尽，不仅不能帮助学生系统掌握心理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与体系，培养他们学科理论素养和批判性，历史性思维的能力，更为糟糕的是，在学生心目中普遍造成一种错误印象，即心理学史的学习就是死记硬背那些生硬的历史知识，除了考试取得学分之外别无益处，心理学史于是成为纯粹的学习“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