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观念论文范文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第1篇

一、“殷鉴”――中国上古理性思维的第一线曙光

人类的意识，是从原始社会就存在的，但意识进步到理性思维的程度，则经历了较长的过程。这里所说的“理性思维”，是指具有深刻性、系统性的逻辑思考。原始人在生产斗争中，会得到丰富的感性认识，但却不能以系统性逻辑思考的方式认识其本质，原始神话是当时思维和认识的最高成果，其中包涵神天迷信、自然崇拜以及征服自然力的愿望，而这种思维寄托于虚幻的想象，不属于理性思维的性质。

当人类社会携带原始宗教意识与征服自然力的愿望步入阶级分化时期，一方面自然力的人格化即神的信仰被统治者强化，可能使思想更趋向于麻木；另一方面社会变革、社会分工与脑力劳动者的出现，以及生产力的进步，都可能使理性思维迅猛发展。这两种对立的因素的消长，将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文明”时代到来之际的文化发展状况。

古希腊的奴隶制由于具有打破了氏族公社的框架，解除了氏族血缘关系纽带对人们个性的束缚，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比较明显，商业比较发达，神权的统治比较松驰，政治上形成奴隶主民主制等等社会条件，产生一批人身与思想皆比较自由的脑力劳动者，带来了学术文化的繁荣，产生了较为系统的科学和哲学。而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仍袭用氏族制度的躯壳以建立统治政权，血缘氏族纽带经过改造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种族关系与宗法关系纽带，适应水利的需要而实行土地公有制，在政治上也表现为王权专制，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即反映了这种状况。于是，与王权专制对应的上帝崇拜和反映宗法关系的祖先崇拜相结合，形成牢固的神权、族权观念，各个层次人们思想的理性自由受到扼制，文化的发展走上与古希腊不同的途径。

中国上古从夏代至商代，弥漫着浓重的宗教迷信观念，夏代遗存的文化资料很少，商代的卜辞则反映出凡事皆须仰求上帝以定然否，一切皆由冥冥中的神秘力量所决定，人是绝对被动的，统治者也没有对事务独立判断的自觉意识，而最早的脑力劳动者基本上均担任或兼任占卜、祭祀一类的神职，并不具备独立进行理性思维的社会条件。文化发展的成就主要呈现在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相关联的气象、历法、冶炼及直接观察的天文星象等方面，却缺乏如古希腊那样灿烂的学术遗产。据传夏朝经历了约五百年，商朝的历史也达五百年之久，然而至春秋时期，孔子即发出夏、商“文献不足”的浩叹，〔[2]〕其实更为不足的乃是理性思维及其成果。夏商两代，漫漫千年，社会意识上严重缺乏自觉精神，充满盲目和蒙昧。在中国上古，理性思维要冲破神天迷信罗网的禁锢，只能等待机缘、另辟蹊径，这机缘就是殷周之际的政权变革，这蹊径就是首先从历史思考上打开缺口。

周族原为臣属于殷商的小邦，逐步强大并最终取代殷商的统治地位，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振荡。殷商末年，商朝的个别政治人物已经预感危机，向商纣王提出警告，而纣王则认为他受大命于上天，不以为意。〔[3]〕可见在商代，除极少数人之外，统治者对“天命”皆抱有极其僵化的迷信。周灭殷商之后，周仍然面临着殷民的反抗，这一切引发了周初主要统治人物的忧思：殷商为何败亡？周政权如何巩固、如何避免重蹈殷商的覆辙？于是形成了明晰的“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观念，〔[4]〕意思是：以殷商的覆灭为鉴戒，则知“天命”之难保，即从历史思考而重新认识天命。这种思考得到反复的强调与深化，例如《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里所说的“殷鉴”，是指殷朝应以夏为鉴。这自然会导出周以夏、殷为鉴的认识，《尚书·召诰》言：“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即将夏、商兴亡的历史引为借鉴。“殷鉴”是周初统治者提出的概念，表达了对历史的思索与总结，就是要以前朝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为行政的借鉴与警惕。这种思索深化到天命与人事的关系、民众的作用以及施政措施和政治原则等问题，形成了在天命论外壳内具有理性精神的历史观与政治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天命转移的观念。周初统治者在《康诰》中，通过总结历史明确地提出“惟命不于常”，〔[5]〕这与《诗经·大雅·文王》中“天命靡常”一样，都是说“天命”是可以改变和转移的，周初的许多诗歌、文诰皆在叙述历史时表达了这一思想。那么“天命”发生转移的条件是什么？《尚书》中《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等篇记载周公多次详细总结夏、商、周政权变革的历史，认为统治者如果对天帝失敬、行为放纵、贪图安逸、弃德任刑、残害无辜，都会被上天遗弃并降下惩罚，转移天命。上天密切地关注着人世，特别是监督人间统治者的举动。《多方》记载周公的话说：“天惟时求民主”，即上天时刻寻求着好的君主，这样，天命的转移是随时可能的，使周初统治者充满上帝可怕而不可依赖、保守天命很不容易等忧患意识。这种天命转移、上天时刻监督下界的观念，是殷商统治者所没有的，在思想上顺理成章地可引出两个重要的认识：其一是上天成了制约王权的力量，君主不能为所欲为；其二是承认改朝换代的合理性，甚至从历史变动的现实出发来说明天命的归宿。这种历史观点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学术均有深远的影响。

第二，“敬德”以修人事的观念。周初统治者的“天命转移”观念，形式上似乎强化了天命的权威，但却在描述天命转移原因时却注入了理性思维的因素，实际上探讨了天命与人事间的关系。人在“天命”面前不是无所事事，不是无能为力，统治者可以通过其符合“天意”的作为以“祈天永命”，巩固政权。这种“祈天永命”的作为包括较多的内容，诸如敬天敬祖、勤政恤民、谦逊俭朴、行教化、慎刑罚等等均在其内，大多属于修治人事的范围，这些内容被抽象地概括为“德”的概念，〔[6]〕因而提出“敬德”的政治原则。“敬”，就是以恭谨态度对待和执行，“敬德”的主张在《尚书·召诰》中再三申说，认为夏、殷的灭亡都是“不敬厥德”造成的。在周初历史文献中，《康诰》、《梓材》、《多士》、《多方》等篇均强调“明德”，“明德”与“敬德”的含义基本一致，〔[7]〕其他周初文献也普遍使用“德”的概念阐述政治、教化和个人修养的问题。“德”这个范畴的提出，来自对历史、对天人关系的理性思考，是对人事行为的积极认识，是表达中国上古哲理性政治观念的主要标志之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8]〕“敬德”观念在思想上原本是要调和天命与人事，使之合一的，但天命掌握在神明的上帝手中，人只能在修治人事上下功夫，“敬德”实际是立足于人间的现实事务，因此周初统治者甚至说出“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9]〕的话来。

第三，“保民”的观念。从殷末到周初的社会振荡，令统治者亲眼看到下层民众的力量。改朝换代的战争，需要许多下层民众为之冲锋陷阵，在这种情况下，人心向背就成为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周初统治者认真思考这段亲身经历的历史，产生了重视民众的思想。《酒诰》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意思是说：人不要把水当作镜子，应该把下民作镜子，我怎能不据此（殷商灭亡的史实）为重要鉴戒呢？以民为鉴，包含着重民和重视人心向背的认识，这必将导致对待民众政策上的调整，于是，周初统治者明确提出“保民”政治观念。《康诰》中讲“用康保民”，是说要使民众安康；讲“裕民”，〔[10]〕是说要教化民众；讲“作新民”，是说要改造殷商遗民；《无逸》篇还讲到要体察民间疾苦，施惠于民，关爱鳏寡孤独等等。这一切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防止民怨，使之顺从。为此目的，谨慎而严明地使用刑罚当然极其重要，但鉴于殷纣王滥用酷刑之弊，因而更强调“慎罚”。民怨是可以反映人心向背的，周初统治者对此予以格外重视，认为“怨不在大，亦不在小”，都必须认真对待，听到民怨，应更加“敬德”，使不顺从的小民变得顺从。《康诰》中大声疾呼：“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意思是：要谨慎呀！可畏的上天是否诚心辅助你，可以从民情中表现出来。这又具有将天意与民情拉向合一的意味，成为后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思想的先声。〔[11]〕

第四，明确的以历史为鉴戒的思想。周初对政权兴亡问题的理性思考，没有停留于笼统的认识，而是深化到一些细节，注意到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例如《康诰》中即已提出立身行政要“敷求于殷先哲王”、“别求闻由古先哲王”，即向殷商以及更古的英明君王学习。《酒诰》则在关于戒酒这一具体问题上，叙述了商朝国王从成汤至帝乙时的君臣都勤于政务，不但不敢纵情饮酒，而且也没有纵饮的闲暇。商纣王君臣都大肆饮酒，政治败坏，终于亡国。周文王则早就教导说只有祭祀时才可用酒，我们遵守文王之教，所以代殷受命。在《无逸》篇，更细致地列举商代勤政君主绵长的执政年限，和贪图享乐君主短命的年限予以对比，要求以此引为鉴戒。在《召诰》、《多士》、《多方》等篇都谈论了夏、商改朝换代的历史，《君奭》、《立政》篇更较为详细地总结了夏商周（文王、武王）三代用人行政制度的发展与经验教训，从而提出治国“立政”的原则。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周初统治者已经做到从多种角度总结历史，通贯地考察夏、商到周文王、武王的历史发展，从中概括出一些政治经验和教训。因此，周初统治者的历史认识，是最早的理性思维，其“敬德”、保民观念以及对天人关系的新见解，皆是从历史思考中得出的。至今诸多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著述强调西周产生怀疑天命的观念，却不知其来自“殷鉴”，即来自历史的思考，所以难免得出本末倒悬、因果错位的结论。

中国上古最早的理性思维，产生于以“殷鉴”为标志的历史认识领域，首先通过对历史的思考来认识政治、认识天人关系，从而启沃心智，继而丰富逻辑思考能力，打开哲理的眼界。这对中国文化特征的形成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造成历史认识与政治文化结成密不可分的联系，积淀为凡事从以往历史中寻求根据、经验与教训的思想模式。“殷鉴”的思考，还导致历史文献的保存与整编，今所存之上古典籍文献，都是西周及其后保存和整编的。所有这些，都是史学得以发展的基础。因此，中国古代史学的兴旺发达，历代官方的史学活动之绵延不废，古代史学多以经世致用为根本宗旨……这些西方所不具备的特点，皆可追溯至理性思维的源头，追溯到“殷鉴”给中国社会文化植入的思想根基。

二、官方记史体制以及相应的史学观念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正式的历史记载？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左传》中有《夏书》、《夏训》的记载，〔[12]〕然而那是否真实、是否真是夏代的历史记载，很难据信。《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许多学者据此认为商代已有正式记述的历史典籍，但典、册的内容不一定就是历史记载。甲骨文中有“史”、“尹”、“作册”等官名的记录，后人将之称为史官，而其职责乃是起草和掌管官方文书而已，亦不足以证明记史制度的产生。殷商并未留下可靠的史籍文献，从今存甲骨卜辞来看，仅在记载贞卜活动及其结果的同时，无意间记载了当时的史事，由于未能摆脱凡事必卜、极端迷信的精神蒙昧，尚不可能具有自觉记述历史的意识。

一般而言，一个政权若非承袭民族传统或者接受外部文化影响，只能在认识到历史的借鉴作用之后，才会形成自觉的记史制度。殷商时代可能会保存少部分重要的官方文书，但不会有系统的历史记述。西周初年具备了“殷鉴”的历史认识，那是从亲身经历与口耳相传的史事直接汲取借鉴，尚无阅读历史载籍的例证。因此，周初提出的“殷鉴”是一种历史意识，由历史意识到自觉记述历史的意识，在我们看来不过一步之隔，但古人实现这一步的跨越，亦非易事。从现存的文献看来，周初由于具备了“殷鉴”的历史意识，不仅自觉地保存更多的官方文书，而且整编了殷商时代的历史文献。〔[13]〕从注意保存档案、文书到特意记述历史载籍，则又历年长久，白寿彝先生指出：《墨子·明鬼》篇引证了《周春秋》记载的周宣王时期史事，又参照其他先秦典籍，因而判断“编年体国史的出现在周宣王或其前不久的时期”，〔[14]〕这个见解极其精到，官方记史制度的形成亦当在这个时期。保存与整编档案文献，只是初始和朦胧的史学意识，特意和自觉地记述历史，进而形成记史的制度，史学意识便得到了明确与巩固。

官方记史制度在春秋时期迅速发展，周王朝与诸侯国皆以编年体形式记载史事，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史官，形成各国官方记录的史册，这些史册多以“春秋”为名，也有如晋之“乘”、楚之“梼杌”等别名。一些史学上的基本原则，也陆续提了出来。

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周王室与诸侯国的史官名目很多，《周礼·春官宗伯》记载西周即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其职能中包涵着记录历史。〔[15]〕《汉书·艺文志》说古时“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清人黄以周《礼书通故》经考订认为左史即内史，右史即大史。而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史官名称与王室类似，如鲁、齐、晋、郑、卫皆有大史，鲁又有外史、齐有南史、晋与楚有左史等等，〔[16]〕齐管仲说：“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作而不记，非圣德也”〔[17]〕地处较为偏僻的秦国也于周平王十八年（公元前753）“初有史以纪事”，〔[18]〕可见各诸侯国记载史事已普遍制度化。曹刿向鲁国君主进谏时曾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19]〕表明记史制度遵循“君举必书”与讲究一定书法的规则，从曹刿语意上看，这已经实行许久了。《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史官董狐于史册书“赵盾弑其君”，同书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史官不顾接连被杀，坚持记录“崔杼弑其君”的事迹，成为古代史官不惧强权、奋笔直书的典范。据称后来孔子赞扬：“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这里提出史家的“良史”标准及“书法不隐”的原则，在古代史学的发展中有深远的影响。

春秋时期，关于历史和史学作用的观念大为丰富。周灵王时，太子晋畅谈往古胜败兴衰，提出“若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其兴者，必有夏、吕之功焉；其废者，必有共、鲧之败。”〔[20]〕这明确表达了应当从历史文献记载中寻求兴亡成败教训的观念，不仅是讲历史的鉴戒作用，而且突出了史学记载的作用。鲁庄公时，夏父展因事进谏称：“君作而顺则故之，逆则亦书其逆也。臣从有司，惧逆之书于后也，故不敢不告。”〔[21]〕这里的“顺”、“逆”是指符合、不符合礼制，史官纪事，是“顺”、“逆”皆如实记载，夏父展以历史记载流传后世来进谏，已试图利用历史记载对君主的行为予以制约。晋悼公时叔向“习于春秋”，被认为可以作到“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22]〕表达了当时对史学作用的认识。楚昭王时，其史官倚相被视为国宝，因为他“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23]〕这已经是史官直接利用历史记载诱导与辅助君主的事例。不仅如此，据倚相的叙述，早在200多年前的卫国卫武公时，已经“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24]〕。史册、史官和记史制度向君主提供鉴戒、行为制约和思想诱导，从而参与了深层的政治机制，其影响之一，就是使史学发展的动因深深地扎根于古代中国的社会肌体之内。

楚庄王时申叔时论教育太子方法说：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25]〕

“春秋”（编年记事之史）、“世”（世系之书）、“令”（先王之官法、时令）、“语”（以往治国之善语）、“故志”（记前世成败而总结出议论、格言之书）、“训典”（五帝之书），均为史籍。〔[26]〕这段言论，包含以史实施教育、教化，汲取鉴戒，从史学中学习政治经验、提高行政能力和学习治国政策的丰富的思想内容。很明显，这些史学观念都是首先在官方记史制度、官方政治与史学相结合的机制上形成的。

总之，在西周“殷鉴”思想的基础上，春秋时期建立“君举必书”和讲究一定书法的记史制度；提出“良史”的概念，这涉及史家标准的评议，产生了史家的榜样性人物；形成以史借鉴、以史教化、以史辅政和从史学中学习治国之策的史学观念，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运行发展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表述得还相当简约，有如格言成语，而唯其简约，更便于传播、更提供了后世展开、发挥与丰富化的空间。

三、孔子与《春秋》相联结的的史学意义

流传于世的《春秋》是否经过孔子的修订？这是学术界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笔者是倾向于孔子修订《春秋》之说的。《孟子》的言论、《史记》的记载以及古代几乎所有经、史、子、集著述中的说法，多认定孔子作《春秋》。但是记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之中，却无片言只字提到修《春秋》之事，因此近代以来，否定孔子曾经修订《春秋》的学者亦不在少数。

孔子是先秦儒学学派的创始人，在中国历史上，孔子至少作出以下三项破天荒的创举：第一，孔子是进行大规模私家讲学的活动的第一人，三十岁左右即开始收徒讲学，传说他的学生有三千人，学业甚好者也有七十余人，后来带领学生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这打破官府垄断教育的局面，将之引向民间。第二，首次创立了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学派，即不依附某个特定政治势力，以思想、学问的传承为纽带的学术集体。第三，最早地将政治、社会及人际关系等社会问题蒸发为非参政人士探讨的学术问题，并且建立起系统的思想体系。从孔子生平事业看来，修订《春秋》与整理《尚书》等文献以备教学、治学之用，其可能性是很大的。

孔子是否修订过《春秋》，考清这个史实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但这里还存在另一层面的史实，即在整个中国古代，孔子修《春秋》乃是久被认定的，这个无可争议的史实对于史学史研究来说，重要性并不亚于孔子是否真的修过《春秋》。孔子与《春秋》联结一起所造成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孔子为春秋后期人，而对《春秋》大力推崇并且将之与孔子联系起来，则在战国时期。《左传·君子曰》评论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27]〕这里提出的“惩恶而劝善”、“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既是论史学的功用，也道出了修史的宗旨，比春秋时期的史学观念又前进了一步。孟子旗帜鲜明地将《春秋》说成是孔子的有为之作：“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为《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他把孔子修《春秋》与大禹治水、周公平定天下等伟大功业相提并论：“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天下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28]〕这样，《春秋》所能起到的政治作用就不可估量，成为拨乱反正以安定天下秩序的法宝。按照孟子的说法，孔子将修订《春秋》视为“知我”、“罪我”的最重要的事业，是以一般平民身分而行“天子之事”。尊崇《春秋》，也就同时提高了史学的地位。

春秋时期人们强调史学的鉴戒作用、辅政作用、教育作用等等，而是否真的以史为鉴，占主动地位的乃是君主、统治者，而不是史学和史家，前引夏父展以历史记载会传于后世来向鲁君进谏，就没有被接受。至此，《左传》提出《春秋》有“惩恶而劝善”的宗旨，特别是孟子鼓吹孔子鉴于“世衰道微”而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以孔子为榜样，倡导出撰史者积极用世的主体意识，即史家以撰史方式主动干预世事。无论有权势的在位者是否愿意接受，史家都将使其历史记载流行当时、传扬后世，从而鼓舞善行，令恶人知惧。正是在这种信念之下，建立了历代优秀史家的崇高社会责任感，史学经世致用的精神成为传统史学的准则。史学的终极宗旨，已不是关注具体当权者的接受与采纳，而是关注在整个社会和未来的效果。

如上所述，不管孔子是否真的修订过《春秋》，古人基本上公认《春秋》为孔子所作，乃是另一层次的史实。随着孔子的不断圣化及《春秋》成为儒学的经典，其崇高的地位在古代主流思想意识中，已经不容怀疑和否认，这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铺垫了日趋繁荣的坦途，其影响之大者有以下几点：

（一）《春秋》成为儒学的经典，在汉代公羊学派的鼓吹中，尊崇到吓人的程度，此后经学的《春秋》学长盛不衰。但《春秋》毕竟是记事的史书，推重《春秋》之论其实即推重史学，《春秋》地位的高涨带动史学地位的提高。《春秋》经学不能完全脱离史学，经与史之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29]〕《春秋》经学的论断，有相当大的部分可以纳入史学理论的范围；《春秋》（还有《尚书》）亦经亦史的现实，还为后世“六经皆史”的理论探讨准备了条件。总之，是孔子《春秋》促成史学的重要地位，带动了史学理论的探讨。

（二）认定孔子修《春秋》，是在根本原则上认可私家修订国史，这是对私家史学最大程度的承认。历史上虽然有如隋朝等朝代曾短暂地禁止私修国史，但这仅限于当代史，而且根本难以真正施行。孔子这位至圣先师的修史行为，令历代君主找不到禁止私家史学的法理。于是私家撰史不断，史家无不推重孔子《春秋》，悬为楷模，历代以“春秋”为史著书名者即不可胜计。《春秋》在政治文化中的独特地位，筑成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联系的发展轨道，而这史学的双轨，是古代中国史学持续繁荣的最重要的条件。

（三）据说孔子修《春秋》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30]〕对历史人物予以华袞斧钺之褒贬，“拨乱世反诸正”。圣人的榜样使后世史家具备这样的信念：不仅撰史，而且论史，不仅论史，而且联系时事。在绝大多数朝代，官方也只能承认或默认史家有撰史、论史的权力，这应当说是得自孔子与《春秋》精神的无形庇护。

《春秋》之义对于中国古代的史学，也有消极的影响，它规定了史学思想的主流方向，纳入封建伦理的规范而难以突破。然而若考究中国古代史学发达兴旺的原因，不能不强调孔子与《春秋》联结于一起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四、史学观念上的新拓展

战国时期孟子等儒家学者对《春秋》的推重，将以史借鉴、以史教化、以史辅政的观念深化为史家和史学干预时事的主体意识，从理论和精神上将史学置于高屋建瓴的主动地位。除了这种在《春秋》问题上深化了的史学思想之外，史学观念还取得了多方位的拓展，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学者、士人的撰著意识空前强化，产生了大量的典籍。有私家一人之书，有一学派积累共纂之书，有杂取各派汇编之书等等，琳琅满目。其中，史书的撰著亦格外盛行，《竹书纪年》一书可说明战国时期官方记史制度延续不废，我国第一部内容充实，记言、记事兼备的史籍《左氏春秋》（即《左传》）的产生，表明历史著述的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据学术界研究，今《尚书》内有写于战国时期的文献，晋代从战国古墓出土《周书》，今存篇目中亦有可认定为战国写成者，可见战国期间必然重新整编过《尚书》、《周书》。战国后期，楚国铎椒所撰《铎氏微》40篇，选编历史上成功与失败的事迹，〔[31]〕书名用“微”字，说明关于《春秋》“微而显，婉而辨”、“惩恶而劝善”的史学原则已广泛传播；赵国虞卿撰《虞氏春秋》8篇，分类记述春秋至战国中期史事，内容、宗旨为“刺讥国家得失”，〔[32]〕表明史学主动干预时政的精神亦得以发扬。其他如《国语》为分国记述政治言论，《世本》为分门类记述史事，《战国策》专载游说、进谏之词，说明撰述史籍已经采用较多种类的体裁，史学眼光有所放宽，撰史方法有所增加。总之多种类史籍的出现，折射出史学观念的多样化拓展。

其次，孟子在评述《春秋》中概括了史学在内容、形式和观点上的内在结构，他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33]〕这为后世撰述与评论史书提供了一个方法的总则，即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运用生动的文笔，尤其要具备深刻的历史见解，三者相结合才是完整的史学著述。

其三，形成了对史事考信征实的观念。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即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34]〕这段话是说认识历史必须取证于“文”（历史记载）和“献”（贤才），不能凭空捏造。而战国时的孟子觉得历史记载也不完全可靠，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漂杵也？”〔[35]〕这里对具体事例的分析有误，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原则是正确的。法家韩非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他认为对历史记载、历史传说应当予以“参验”，“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36]〕若摈去其中的历史不可知论观念，这种不经“参验”就不能认定真实，未验证其真实就不能引作根据的思想，便很有史料学上的理论价值。

其四，以史学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的观念。孔子曾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37]〕非但孔子，上文叙述到的晋叔向、楚倚相，也是由习史而著称于时。至战国成书的《周易·大畜·象传》，即提出“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命题，言简意赅，深刻精辟。这里的“德”，包括见识、能力、品行等在内的综合素质，“多识前言往行”就意味着学习历史。

其五，会通古今的史学观念。将历史引为鉴戒，一定会导致列举历史事例、评议时事和预测后果的思考。《左传》、《国语》记载有各国君臣间引据历史申说主张的大量情节，战国诸子著述如《墨子》、《孟子》、《荀子》、《管子》等等也无不引古论今，《韩非子·五蠹》将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得出历史进化观点，邹衍则宏观地用“五德终始”描述历史的演变程序，凡此皆对历史事物作出会通古今的思考。而在史学理论和原则上，先秦时期也提出会通古今的主张，《礼记·经解》借孔子之语称“疏通知远，《书》教也”，《周易·系辞下》提出“彰往而察来”的命题。这种格言、成语式的精辟语句，极便于传诵，为史学的会通古今观念提供莫大的发挥可空间，启迪了后世史家。战国后期，荀子有比较明确的会通古今的观念，他说：“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拱而议。”〔[38]〕“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从而得出“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的结论。〔[39]〕这里的会通古今，是以强调知今为重点的。《吕氏春秋·长见》篇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观念，认为“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以知古，知古则可以知后，古今前后一也。故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也”，将会通古、今、后世的认识，称为“长见”，即长远的见识。《察今》篇又言：“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可惜后代在发扬先秦史学会通古今观念过程中，仅关注“彰往而察来”的认识方向，未能光大“察今则可以知古”的历史认识论。但尽管如此，“以今知古”的思想仍在先秦史学观念中闪烁着奇光异彩。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的史学观念，体现出中国古代史学蓬勃发展的渊源。由“殷鉴”的思索进展到官方巩固的记史制度，继而产生一系列基本原则性质的史学观念，随之又有孔子《春秋》为私家史学辟开蹊径，促使史学观念的进一步深化。这一步步的跨越，为古代史学的兴旺发达准备了势不可遏的社会条件。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史学，唯其源头深邃丰饶，才成其日后的烟波浩瀚、奔流不废。

注释：

〔[1]〕《诗经·小雅·北山》

〔[2]〕参见《论语·八佾》

〔[3]〕参见《尚书·西伯戡黎》。

〔[4]〕见《诗经·大雅·文王》。按《文王》一诗，据《吕氏春秋》为周公旦所作。

〔[5]〕《康诰》载于今文《尚书》，其作者有二说，一为周武王，又一为周公。

〔[6]〕《尚书》中记载商代史事的《盘庚》、《高宗肜日》已有“德”的概念，但学术界多认为这两篇或经过西周初年整编，或就是周代的作品。

〔[7]〕“明”字多义，有“彰明、光大”与“勉力为之”等含义。

〔[8]〕《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蔡仲之命》。

〔[9]〕见《尚书·君奭》，为周公之言，大意是：上天不可信赖，我们只有继承文王的传统。

〔[10]〕《康诰》中讲“乃由裕民”、“乃裕民”，“裕”是启迪诱导的意思。

〔[11]〕《孟子·万章上》、《左传》昭公元年引《尚书·太誓》。

〔[12]〕见《左传》庄公八年、襄公四年。

〔[13]〕据王国维《古史新证》、张西堂《尚书引论》，《尚书》中《汤誓》、《盘庚》为西周初年整编；《尚书》、《周书》中关于西周的文献情况复杂，学界意见不一，但各篇皆当有其所本，又据王国维、郭沫若等学者研究，《牧誓》、《世俘》等多篇可定为周初之作。要之西周开始特别注意保存历史文献，应可确认。

〔[14]〕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页。

〔[15]〕《周礼》其书晚出，所载史官之称非必西周时完全具备，似可作春秋时期的参考。

〔[16]〕以上史官名称零星见于《左传》、《国语》。

〔[17]〕《左传》僖公七年。

〔[18]〕《史记》卷五《秦本纪》。

〔[19]〕《国语》卷四《鲁语上》。

〔[20]〕《国语》卷三《周语下》。

〔[21]〕《国语》卷四《鲁语上》。

〔[22]〕《国语》卷十三《晋语七》。

〔[23]〕《国语》卷十八《楚语下》。

〔[24]〕《国语》卷十七《楚语上》。

〔[25]〕《国语》卷十七《楚语上》。

〔[26]〕括号内的解释据《国语》韦昭注并稍加润色。

〔[27]〕《左传》成公十四年、昭公三十一年。

〔[28]〕《孟子·滕文公下》。

〔[29]〕与《春秋》起到相同作用的还有《尚书》，但不如《春秋》为突出，此不备论。

〔[30]〕见《史记》卷一三0《太史公自序》。

〔[31]〕《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

〔[32]〕《史记》卷七六《虞卿列传》。

〔[33]〕《孟子·离娄下》。

〔[34]〕《论语·八佾》。

〔[35]〕《孟子·尽心下》。

〔[36]〕《韩非子·显学》。

〔[37]〕《论语·述而》。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第2篇

人类的意识，是从原始社会就存在的，但意识进步到理性思维的程度，则经历了较长的过程。这里所说的“理性思维”，是指具有深刻性、系统性的逻辑思考。原始人在生产斗争中，会得到丰富的感性认识，但却不能以系统性逻辑思考的方式认识其本质，原始神话是当时思维和认识的最高成果，其中包涵神天迷信、自然崇拜以及征服自然力的愿望，而这种思维寄托于虚幻的想象，不属于理性思维的性质。

当人类社会携带原始宗教意识与征服自然力的愿望步入阶级分化时期，一方面自然力的人格化即神的信仰被统治者强化，可能使思想更趋向于麻木；另一方面社会变革、社会分工与脑力劳动者的出现，以及生产力的进步，都可能使理性思维迅猛发展。这两种对立的因素的消长，将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文明”时代到来之际的文化发展状况。

古希腊的奴隶制由于具有打破了氏族公社的框架，解除了氏族血缘关系纽带对人们个性的束缚，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比较明显，商业比较发达，神权的统治比较松驰，政治上形成奴隶主民主制等等社会条件，产生一批人身与思想皆比较自由的脑力劳动者，带来了学术文化的繁荣，产生了较为系统的科学和哲学。而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仍袭用氏族制度的躯壳以建立统治政权，血缘氏族纽带经过改造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种族关系与宗法关系纽带，适应水利的需要而实行土地公有制，在政治上也表现为王权专制，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即反映了这种状况。于是，与王权专制对应的上帝崇拜和反映宗法关系的祖先崇拜相结合，形成牢固的神权、族权观念，各个层次人们思想的理性自由受到扼制，文化的发展走上与古希腊不同的途径。

中国上古从夏代至商代，弥漫着浓重的宗教迷信观念，夏代遗存的文化资料很少，商代的卜辞则反映出凡事皆须仰求上帝以定然否，一切皆由冥冥中的神秘力量所决定，人是绝对被动的，统治者也没有对事务独立判断的自觉意识，而最早的脑力劳动者基本上均担任或兼任占卜、祭祀一类的神职，并不具备独立进行理性思维的社会条件。文化发展的成就主要呈现在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相关联的气象、历法、冶炼及直接观察的天文星象等方面，却缺乏如古希腊那样灿烂的学术遗产。据传夏朝经历了约五百年，商朝的历史也达五百年之久，然而至春秋时期，孔子即发出夏、商“文献不足”的浩叹，〔[2]〕其实更为不足的乃是理性思维及其成果。夏商两代，漫漫千年，社会意识上严重缺乏自觉精神，充满盲目和蒙昧。在中国上古，理性思维要冲破神天迷信罗网的禁锢，只能等待机缘、另辟蹊径，这机缘就是殷周之际的政权变革，这蹊径就是首先从历史思考上打开缺口。

周族原为臣属于殷商的小邦，逐步强大并最终取代殷商的统治地位，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振荡。殷商末年，商朝的个别政治人物已经预感危机，向商纣王提出警告，而纣王则认为他受大命于上天，不以为意。〔[3]〕可见在商代，除极少数人之外，统治者对“天命”皆抱有极其僵化的迷信。周灭殷商之后，周仍然面临着殷民的反抗，这一切引发了周初主要统治人物的忧思：殷商为何败亡？周政权如何巩固、如何避免重蹈殷商的覆辙？于是形成了明晰的“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观念，〔[4]〕意思是：以殷商的覆灭为鉴戒，则知“天命”之难保，即从历史思考而重新认识天命。这种思考得到反复的强调与深化，例如《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里所说的“殷鉴”，是指殷朝应以夏为鉴。这自然会导出周以夏、殷为鉴的认识，《尚书·召诰》言：“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即将夏、商兴亡的历史引为借鉴。“殷鉴”是周初统治者提出的概念，表达了对历史的思索与总结，就是要以前朝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为行政的借鉴与警惕。这种思索深化到天命与人事的关系、民众的作用以及施政措施和政治原则等问题，形成了在天命论外壳内具有理性精神的历史观与政治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天命转移的观念。周初统治者在《康诰》中，通过总结历史明确地提出“惟命不于常”，〔[5]〕这与《诗经·大雅·文王》中“天命靡常”一样，都是说“天命”是可以改变和转移的，周初的许多诗歌、文诰皆在叙述历史时表达了这一思想。那么“天命”发生转移的条件是什么？《尚书》中《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等篇记载周公多次详细总结夏、商、周政权变革的历史，认为统治者如果对天帝失敬、行为放纵、贪图安逸、弃德任刑、残害无辜，都会被上天遗弃并降下惩罚，转移天命。上天密切地关注着人世，特别是监督人间统治者的举动。《多方》记载周公的话说：“天惟时求民主”，即上天时刻寻求着好的君主，这样，天命的转移是随时可能的，使周初统治者充满上帝可怕而不可依赖、保守天命很不容易等忧患意识。这种天命转移、上天时刻监督下界的观念，是殷商统治者所没有的，在思想上顺理成章地可引出两个重要的认识：其一是上天成了制约王权的力量，君主不能为所欲为；其二是承认改朝换代的合理性，甚至从历史变动的现实出发来说明天命的归宿。这种历史观点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学术均有深远的影响。

第二，“敬德”以修人事的观念。周初统治者的“天命转移”观念，形式上似乎强化了天命的权威，但却在描述天命转移原因时却注入了理性思维的因素，实际上探讨了天命与人事间的关系。人在“天命”面前不是无所事事，不是无能为力，统治者可以通过其符合“天意”的作为以“祈天永命”，巩固政权。这种“祈天永命”的作为包括较多的内容，诸如敬天敬祖、勤政恤民、谦逊俭朴、行教化、慎刑罚等等均在其内，大多属于修治人事的范围，这些内容被抽象地概括为“德”的概念，〔[6]〕因而提出“敬德”的政治原则。“敬”，就是以恭谨态度对待和执行，“敬德”的主张在《尚书·召诰》中再三申说，认为夏、殷的灭亡都是“不敬厥德”造成的。在周初历史文献中，《康诰》、《梓材》、《多士》、《多方》等篇均强调“明德”，“明德”与“敬德”的含义基本一致，〔[7]〕其他周初文献也普遍使用“德”的概念阐述政治、教化和个人修养的问题。“德”这个范畴的提出，来自对历史、对天人关系的理性思考，是对人事行为的积极认识，是表达中国上古哲理性政治观念的主要标志之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8]〕“敬德”观念在思想上原本是要调和天命与人事，使之合一的，但天命掌握在神明的上帝手中，人只能在修治人事上下功夫，“敬德”实际是立足于人间的现实事务，因此周初统治者甚至说出“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9]〕的话来。

第三，“保民”的观念。从殷末到周初的社会振荡，令统治者亲眼看到下层民众的力量。改朝换代的战争，需要许多下层民众为之冲锋陷阵，在这种情况下，人心向背就成为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周初统治者认真思考这段亲身经历的历史，产生了重视民众的思想。《酒诰》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意思是说：人不要把水当作镜子，应该把下民作镜子，我怎能不据此（殷商灭亡的史实）为重要鉴戒呢？以民为鉴，包含着重民和重视人心向背的认识，这必将导致对待民众政策上的调整，于是，周初统治者明确提出“保民”政治观念。《康诰》中讲“用康保民”，是说要使民众安康；讲“裕民”，〔[10]〕是说要教化民众；讲“作新民”，是说要改造殷商遗民；《无逸》篇还讲到要体察民间疾苦，施惠于民，关爱鳏寡孤独等等。这一切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防止民怨，使之顺从。为此目的，谨慎而严明地使用刑罚当然极其重要，但鉴于殷纣王滥用酷刑之弊，因而更强调“慎罚”。民怨是可以反映人心向背的，周初统治者对此予以格外重视，认为“怨不在大，亦不在小”，都必须认真对待，听到民怨，应更加“敬德”，使不顺从的小民变得顺从。《康诰》中大声疾呼：“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意思是：要谨慎呀！可畏的上天是否诚心辅助你，可以从民情中表现出来。这又具有将天意与民情拉向合一的意味，成为后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思想的先声。〔[11]〕

第四，明确的以历史为鉴戒的思想。周初对政权兴亡问题的理性思考，没有停留于笼统的认识，而是深化到一些细节，注意到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例如《康诰》中即已提出立身行政要“敷求于殷先哲王”、“别求闻由古先哲王”，即向殷商以及更古的英明君王学习。《酒诰》则在关于戒酒这一具体问题上，叙述了商朝国王从成汤至帝乙时的君臣都勤于政务，不但不敢纵情饮酒，而且也没有纵饮的闲暇。商纣王君臣都大肆饮酒，政治败坏，终于亡国。周文王则早就教导说只有祭祀时才可用酒，我们遵守文王之教，所以代殷受命。在《无逸》篇，更细致地列举商代勤政君主绵长的执政年限，和贪图享乐君主短命的年限予以对比，要求以此引为鉴戒。在《召诰》、《多士》、《多方》等篇都谈论了夏、商改朝换代的历史，《君奭》、《立政》篇更较为详细地总结了夏商周（文王、武王）三代用人行政制度的发展与经验教训，从而提出治国“立政”的原则。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周初统治者已经做到从多种角度总结历史，通贯地考察夏、商到周文王、武王的历史发展，从中概括出一些政治经验和教训。因此，周初统治者的历史认识，是最早的理性思维，其“敬德”、保民观念以及对天人关系的新见解，皆是从历史思考中得出的。至今诸多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著述强调西周产生怀疑天命的观念，却不知其来自“殷鉴”，即来自历史的思考，所以难免得出本末倒悬、因果错位的结论。

中国上古最早的理性思维，产生于以“殷鉴”为标志的历史认识领域，首先通过对历史的思考来认识政治、认识天人关系，从而启沃心智，继而丰富逻辑思考能力，打开哲理的眼界。这对中国文化特征的形成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造成历史认识与政治文化结成密不可分的联系，积淀为凡事从以往历史中寻求根据、经验与教训的思想模式。“殷鉴”的思考，还导致历史文献的保存与整编，今所存之上古典籍文献，都是西周及其后保存和整编的。所有这些，都是史学得以发展的基础。因此，中国古代史学的兴旺发达，历代官方的史学活动之绵延不废，古代史学多以经世致用为根本宗旨……这些西方所不具备的特点，皆可追溯至理性思维的源头，追溯到“殷鉴”给中国社会文化植入的思想根基。

二、官方记史体制以及相应的史学观念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正式的历史记载？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左传》中有《夏书》、《夏训》的记载，〔[12]〕然而那是否真实、是否真是夏代的历史记载，很难据信。《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许多学者据此认为商代已有正式记述的历史典籍，但典、册的内容不一定就是历史记载。甲骨文中有“史”、“尹”、“作册”等官名的记录，后人将之称为史官，而其职责乃是起草和掌管官方文书而已，亦不足以证明记史制度的产生。殷商并未留下可靠的史籍文献，从今存甲骨卜辞来看，仅在记载贞卜活动及其结果的同时，无意间记载了当时的史事，由于未能摆脱凡事必卜、极端迷信的精神蒙昧，尚不可能具有自觉记述历史的意识。

一般而言，一个政权若非承袭民族传统或者接受外部文化影响，只能在认识到历史的借鉴作用之后，才会形成自觉的记史制度。殷商时代可能会保存少部分重要的官方文书，但不会有系统的历史记述。西周初年具备了“殷鉴”的历史认识，那是从亲身经历与口耳相传的史事直接汲取借鉴，尚无阅读历史载籍的例证。因此，周初提出的“殷鉴”是一种历史意识，由历史意识到自觉记述历史的意识，在我们看来不过一步之隔，但古人实现这一步的跨越，亦非易事。从现存的文献看来，周初由于具备了“殷鉴”的历史意识，不仅自觉地保存更多的官方文书，而且整编了殷商时代的历史文献。〔[13]〕从注意保存档案、文书到特意记述历史载籍，则又历年长久，白寿彝先生指出：《墨子·明鬼》篇引证了《周春秋》记载的周宣王时期史事，又参照其他先秦典籍，因而判断“编年体国史的出现在周宣王或其前不久的时期”，〔[14]〕这个见解极其精到，官方记史制度的形成亦当在这个时期。保存与整编档案文献，只是初始和朦胧的史学意识，特意和自觉地记述历史，进而形成记史的制度，史学意识便得到了明确与巩固。

官方记史制度在春秋时期迅速发展，周王朝与诸侯国皆以编年体形式记载史事，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史官，形成各国官方记录的史册，这些史册多以“春秋”为名，也有如晋之“乘”、楚之“梼杌”等别名。一些史学上的基本原则，也陆续提了出来。

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周王室与诸侯国的史官名目很多，《周礼·春官宗伯》记载西周即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其职能中包涵着记录历史。〔[15]〕《汉书·艺文志》说古时“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清人黄以周《礼书通故》经考订认为左史即内史，右史即大史。而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史官名称与王室类似，如鲁、齐、晋、郑、卫皆有大史，鲁又有外史、齐有南史、晋与楚有左史等等，〔[16]〕齐管仲说：“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作而不记，非圣德也”〔[17]〕地处较为偏僻的秦国也于周平王十八年（公元前753）“初有史以纪事”，〔[18]〕可见各诸侯国记载史事已普遍制度化。曹刿向鲁国君主进谏时曾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19]〕表明记史制度遵循“君举必书”与讲究一定书法的规则，从曹刿语意上看，这已经实行许久了。《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史官董狐于史册书“赵盾弑其君”，同书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史官不顾接连被杀，坚持记录“崔杼弑其君”的事迹，成为古代史官不惧强权、奋笔直书的典范。据称后来孔子赞扬：“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这里提出史家的“良史”标准及“书法不隐”的原则，在古代史学的发展中有深远的影响。

春秋时期，关于历史和史学作用的观念大为丰富。周灵王时，太子晋畅谈往古胜败兴衰，提出“若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其兴者，必有夏、吕之功焉；其废者，必有共、鲧之败。”〔[20]〕这明确表达了应当从历史文献记载中寻求兴亡成败教训的观念，不仅是讲历史的鉴戒作用，而且突出了史学记载的作用。鲁庄公时，夏父展因事进谏称：“君作而顺则故之，逆则亦书其逆也。臣从有司，惧逆之书于后也，故不敢不告。”〔[21]〕这里的“顺”、“逆”是指符合、不符合礼制，史官纪事，是“顺”、“逆”皆如实记载，夏父展以历史记载流传后世来进谏，已试图利用历史记载对君主的行为予以制约。晋悼公时叔向“习于春秋”，被认为可以作到“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22]〕表达了当时对史学作用的认识。楚昭王时，其史官倚相被视为国宝，因为他“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23]〕这已经是史官直接利用历史记载诱导与辅助君主的事例。不仅如此，据倚相的叙述，早在200多年前的卫国卫武公时，已经“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24]〕。史册、史官和记史制度向君主提供鉴戒、行为制约和思想诱导，从而参与了深层的政治机制，其影响之一，就是使史学发展的动因深深地扎根于古代中国的社会肌体之内。

楚庄王时申叔时论教育太子方法说：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25]〕

“春秋”（编年记事之史）、“世”（世系之书）、“令”（先王之官法、时令）、“语”（以往治国之善语）、“故志”（记前世成败而总结出议论、格言之书）、“训典”（五帝之书），均为史籍。〔[26]〕这段言论，包含以史实施教育、教化，汲取鉴戒，从史学中学习政治经验、提高行政能力和学习治国政策的丰富的思想内容。很明显，这些史学观念都是首先在官方记史制度、官方政治与史学相结合的机制上形成的。

总之，在西周“殷鉴”思想的基础上，春秋时期建立“君举必书”和讲究一定书法的记史制度；提出“良史”的概念，这涉及史家标准的评议，产生了史家的榜样性人物；形成以史借鉴、以史教化、以史辅政和从史学中学习治国之策的史学观念，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运行发展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表述得还相当简约，有如格言成语，而唯其简约，更便于传播、更提供了后世展开、发挥与丰富化的空间。

三、孔子与《春秋》相联结的的史学意义

流传于世的《春秋》是否经过孔子的修订？这是学术界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笔者是倾向于孔子修订《春秋》之说的。《孟子》的言论、《史记》的记载以及古代几乎所有经、史、子、集著述中的说法，多认定孔子作《春秋》。但是记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之中，却无片言只字提到修《春秋》之事，因此近代以来，否定孔子曾经修订《春秋》的学者亦不在少数。

孔子是先秦儒学学派的创始人，在中国历史上，孔子至少作出以下三项破天荒的创举：第一，孔子是进行大规模私家讲学的活动的第一人，三十岁左右即开始收徒讲学，传说他的学生有三千人，学业甚好者也有七十余人，后来带领学生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这打破官府垄断教育的局面，将之引向民间。第二，首次创立了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学派，即不依附某个特定政治势力，以思想、学问的传承为纽带的学术集体。第三，最早地将政治、社会及人际关系等社会问题蒸发为非参政人士探讨的学术问题，并且建立起系统的思想体系。从孔子生平事业看来，修订《春秋》与整理《尚书》等文献以备教学、治学之用，其可能性是很大的。

孔子是否修订过《春秋》，考清这个史实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但这里还存在另一层面的史实，即在整个中国古代，孔子修《春秋》乃是久被认定的，这个无可争议的史实对于史学史研究来说，重要性并不亚于孔子是否真的修过《春秋》。孔子与《春秋》联结一起所造成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孔子为春秋后期人，而对《春秋》大力推崇并且将之与孔子联系起来，则在战国时期。《左传·君子曰》评论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27]〕这里提出的“惩恶而劝善”、“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既是论史学的功用，也道出了修史的宗旨，比春秋时期的史学观念又前进了一步。孟子旗帜鲜明地将《春秋》说成是孔子的有为之作：“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为《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他把孔子修《春秋》与大禹治水、周公平定天下等伟大功业相提并论：“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天下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28]〕这样，《春秋》所能起到的政治作用就不可估量，成为拨乱反正以安定天下秩序的法宝。按照孟子的说法，孔子将修订《春秋》视为“知我”、“罪我”的最重要的事业，是以一般平民身分而行“天子之事”。尊崇《春秋》，也就同时提高了史学的地位。

春秋时期人们强调史学的鉴戒作用、辅政作用、教育作用等等，而是否真的以史为鉴，占主动地位的乃是君主、统治者，而不是史学和史家，前引夏父展以历史记载会传于后世来向鲁君进谏，就没有被接受。至此，《左传》提出《春秋》有“惩恶而劝善”的宗旨，特别是孟子鼓吹孔子鉴于“世衰道微”而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以孔子为榜样，倡导出撰史者积极用世的主体意识，即史家以撰史方式主动干预世事。无论有权势的在位者是否愿意接受，史家都将使其历史记载流行当时、传扬后世，从而鼓舞善行，令恶人知惧。正是在这种信念之下，建立了历代优秀史家的崇高社会责任感，史学经世致用的精神成为传统史学的准则。史学的终极宗旨，已不是关注具体当权者的接受与采纳，而是关注在整个社会和未来的效果。

如上所述，不管孔子是否真的修订过《春秋》，古人基本上公认《春秋》为孔子所作，乃是另一层次的史实。随着孔子的不断圣化及《春秋》成为儒学的经典，其崇高的地位在古代主流思想意识中，已经不容怀疑和否认，这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铺垫了日趋繁荣的坦途，其影响之大者有以下几点：

（一）《春秋》成为儒学的经典，在汉代公羊学派的鼓吹中，尊崇到吓人的程度，此后经学的《春秋》学长盛不衰。但《春秋》毕竟是记事的史书，推重《春秋》之论其实即推重史学，《春秋》地位的高涨带动史学地位的提高。《春秋》经学不能完全脱离史学，经与史之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29]〕《春秋》经学的论断，有相当大的部分可以纳入史学理论的范围；《春秋》（还有《尚书》）亦经亦史的现实，还为后世“六经皆史”的理论探讨准备了条件。总之，是孔子《春秋》促成史学的重要地位，带动了史学理论的探讨。

（二）认定孔子修《春秋》，是在根本原则上认可私家修订国史，这是对私家史学最大程度的承认。历史上虽然有如隋朝等朝代曾短暂地禁止私修国史，但这仅限于当代史，而且根本难以真正施行。孔子这位至圣先师的修史行为，令历代君主找不到禁止私家史学的法理。于是私家撰史不断，史家无不推重孔子《春秋》，悬为楷模，历代以“春秋”为史著书名者即不可胜计。《春秋》在政治文化中的独特地位，筑成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联系的发展轨道，而这史学的双轨，是古代中国史学持续繁荣的最重要的条件。

（三）据说孔子修《春秋》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30]〕对历史人物予以华袞斧钺之褒贬，“拨乱世反诸正”。圣人的榜样使后世史家具备这样的信念：不仅撰史，而且论史，不仅论史，而且联系时事。在绝大多数朝代，官方也只能承认或默认史家有撰史、论史的权力，这应当说是得自孔子与《春秋》精神的无形庇护。

《春秋》之义对于中国古代的史学，也有消极的影响，它规定了史学思想的主流方向，纳入封建伦理的规范而难以突破。然而若考究中国古代史学发达兴旺的原因，不能不强调孔子与《春秋》联结于一起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四、史学观念上的新拓展

战国时期孟子等儒家学者对《春秋》的推重，将以史借鉴、以史教化、以史辅政的观念深化为史家和史学干预时事的主体意识，从理论和精神上将史学置于高屋建瓴的主动地位。除了这种在《春秋》问题上深化了的史学思想之外，史学观念还取得了多方位的拓展，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学者、士人的撰著意识空前强化，产生了大量的典籍。有私家一人之书，有一学派积累共纂之书，有杂取各派汇编之书等等，琳琅满目。其中，史书的撰著亦格外盛行，《竹书纪年》一书可说明战国时期官方记史制度延续不废，我国第一部内容充实，记言、记事兼备的史籍《左氏春秋》（即《左传》）的产生，表明历史著述的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据学术界研究，今《尚书》内有写于战国时期的文献，晋代从战国古墓出土《周书》，今存篇目中亦有可认定为战国写成者，可见战国期间必然重新整编过《尚书》、《周书》。战国后期，楚国铎椒所撰《铎氏微》40篇，选编历史上成功与失败的事迹，〔[31]〕书名用“微”字，说明关于《春秋》“微而显，婉而辨”、“惩恶而劝善”的史学原则已广泛传播；赵国虞卿撰《虞氏春秋》8篇，分类记述春秋至战国中期史事，内容、宗旨为“刺讥国家得失”，〔[32]〕表明史学主动干预时政的精神亦得以发扬。其他如《国语》为分国记述政治言论，《世本》为分门类记述史事，《战国策》专载游说、进谏之词，说明撰述史籍已经采用较多种类的体裁，史学眼光有所放宽，撰史方法有所增加。总之多种类史籍的出现，折射出史学观念的多样化拓展。

其次，孟子在评述《春秋》中概括了史学在内容、形式和观点上的内在结构，他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33]〕这为后世撰述与评论史书提供了一个方法的总则，即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运用生动的文笔，尤其要具备深刻的历史见解，三者相结合才是完整的史学著述。

其三，形成了对史事考信征实的观念。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即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34]〕这段话是说认识历史必须取证于“文”（历史记载）和“献”（贤才），不能凭空捏造。而战国时的孟子觉得历史记载也不完全可靠，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漂杵也？”〔[35]〕这里对具体事例的分析有误，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原则是正确的。法家韩非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他认为对历史记载、历史传说应当予以“参验”，“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36]〕若摈去其中的历史不可知论观念，这种不经“参验”就不能认定真实，未验证其真实就不能引作根据的思想，便很有史料学上的理论价值。

其四，以史学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的观念。孔子曾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37]〕非但孔子，上文叙述到的晋叔向、楚倚相，也是由习史而著称于时。至战国成书的《周易·大畜·象传》，即提出“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命题，言简意赅，深刻精辟。这里的“德”，包括见识、能力、品行等在内的综合素质，“多识前言往行”就意味着学习历史。

其五，会通古今的史学观念。将历史引为鉴戒，一定会导致列举历史事例、评议时事和预测后果的思考。《左传》、《国语》记载有各国君臣间引据历史申说主张的大量情节，战国诸子著述如《墨子》、《孟子》、《荀子》、《管子》等等也无不引古论今，《韩非子·五蠹》将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得出历史进化观点，邹衍则宏观地用“五德终始”描述历史的演变程序，凡此皆对历史事物作出会通古今的思考。而在史学理论和原则上，先秦时期也提出会通古今的主张，《礼记·经解》借孔子之语称“疏通知远，《书》教也”，《周易·系辞下》提出“彰往而察来”的命题。这种格言、成语式的精辟语句，极便于传诵，为史学的会通古今观念提供莫大的发挥可空间，启迪了后世史家。战国后期，荀子有比较明确的会通古今的观念，他说：“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拱而议。”〔[38]〕“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从而得出“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的结论。〔[39]〕这里的会通古今，是以强调知今为重点的。《吕氏春秋·长见》篇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观念，认为“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以知古，知古则可以知后，古今前后一也。故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也”，将会通古、今、后世的认识，称为“长见”，即长远的见识。《察今》篇又言：“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可惜后代在发扬先秦史学会通古今观念过程中，仅关注“彰往而察来”的认识方向，未能光大“察今则可以知古”的历史认识论。但尽管如此，“以今知古”的思想仍在先秦史学观念中闪烁着奇光异彩。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的史学观念，体现出中国古代史学蓬勃发展的渊源。由“殷鉴”的思索进展到官方巩固的记史制度，继而产生一系列基本原则性质的史学观念，随之又有孔子《春秋》为私家史学辟开蹊径，促使史学观念的进一步深化。这一步步的跨越，为古代史学的兴旺发达准备了势不可遏的社会条件。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史学，唯其源头深邃丰饶，才成其日后的烟波浩瀚、奔流不废。

注释：

〔[1]〕《诗经·小雅·北山》

〔[2]〕参见《论语·八佾》

〔[3]〕参见《尚书·西伯戡黎》。

〔[4]〕见《诗经·大雅·文王》。按《文王》一诗，据《吕氏春秋》为周公旦所作。

〔[5]〕《康诰》载于今文《尚书》，其作者有二说，一为周武王，又一为周公。

〔[6]〕《尚书》中记载商代史事的《盘庚》、《高宗肜日》已有“德”的概念，但学术界多认为这两篇或经过西周初年整编，或就是周代的作品。

〔[7]〕“明”字多义，有“彰明、光大”与“勉力为之”等含义。

〔[8]〕《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蔡仲之命》。

〔[9]〕见《尚书·君奭》，为周公之言，大意是：上天不可信赖，我们只有继承文王的传统。

〔[10]〕《康诰》中讲“乃由裕民”、“乃裕民”，“裕”是启迪诱导的意思。

〔[11]〕《孟子·万章上》、《左传》昭公元年引《尚书·太誓》。

〔[12]〕见《左传》庄公八年、襄公四年。

〔[13]〕据王国维《古史新证》、张西堂《尚书引论》，《尚书》中《汤誓》、《盘庚》为西周初年整编；《尚书》、《周书》中关于西周的文献情况复杂，学界意见不一，但各篇皆当有其所本，又据王国维、郭沫若等学者研究，《牧誓》、《世俘》等多篇可定为周初之作。要之西周开始特别注意保存历史文献，应可确认。

〔[14]〕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页。

〔[15]〕《周礼》其书晚出，所载史官之称非必西周时完全具备，似可作春秋时期的参考。

〔[16]〕以上史官名称零星见于《左传》、《国语》。

〔[17]〕《左传》僖公七年。

〔[18]〕《史记》卷五《秦本纪》。

〔[19]〕《国语》卷四《鲁语上》。

〔[20]〕《国语》卷三《周语下》。

〔[21]〕《国语》卷四《鲁语上》。

〔[22]〕《国语》卷十三《晋语七》。

〔[23]〕《国语》卷十八《楚语下》。

〔[24]〕《国语》卷十七《楚语上》。

〔[25]〕《国语》卷十七《楚语上》。

〔[26]〕括号内的解释据《国语》韦昭注并稍加润色。

〔[27]〕《左传》成公十四年、昭公三十一年。

〔[28]〕《孟子·滕文公下》。

〔[29]〕与《春秋》起到相同作用的还有《尚书》，但不如《春秋》为突出，此不备论。

〔[30]〕见《史记》卷一三0《太史公自序》。

〔[31]〕《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

〔[32]〕《史记》卷七六《虞卿列传》。

〔[33]〕《孟子·离娄下》。

〔[34]〕《论语·八佾》。

〔[35]〕《孟子·尽心下》。

〔[36]〕《韩非子·显学》。

〔[37]〕《论语·述而》。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第3篇

一

如何看待文化研究的迅速崛起，及其对文学批评[2]、文学理论领域迅速形成的压力和侵吞， 是现下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思考何以会有如此现象发生，首先被注意到的自然是文化研究在当代英语学术界的显学地位和在其它国家的迅速发展与蓬勃朝气，其次自然是中国1992年以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市场意识形态等的兴起为文化研究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确实，这两方面是文化研究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的外缘和内因。但这两方面能解释文化研究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引人注目和吸引一部分外专业人士转向这一方向，却不足以解释--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界何以有那么多学人，以如此令人吃惊的热情迅速起而呼应文化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一现象。我以为要解释此一现象，必须考察中国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颇为特殊的历史。因为虽然表面看从那一时期开始到现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经历了无数的事件、论争，甚至在当事人看来是惊心动魄的革命，而且从面貌上看确实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但如果我们换一个层面，即从文革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持续展开的方向和为自己若何如此展开辩护的历史理由看，我们却将发现，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在方向和底层逻辑上其实是相当连续的。种种在当事人那里具英雄感和创造力的革命行为，和表现含蓄些的有意识的事件制造和密谋，多是在极力促成和前三十年政治意识形态与美学意识形态的断裂，接着便是使二者间的鸿沟愈加深宽。因为，在与原来意识形态断裂这一目的实现之后的绝大多数的事件、密谋、甚至当事人以为的革命，在深层次上，实质并无扭转初始断裂定型后所型构出的历史惯性和理论惯性的能力质素，而只是促使已有的理论与批评在既有的历史与理论惯性方向上越走越远而已。

马尔库塞认真研究过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苏联二、三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问题所在有着深切的认识和扼要的叙述。他在其晚年重要著作《审美之维》开头便点出："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流行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正统观念提出疑问，以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讨做出贡献。所谓的"正统"，在我看来，是指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出发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的看法。"[3]他并进一步把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概括为如下六点：

"1、在艺术与物质基础之间、在艺术与生产关系总体之间，有一定形的联系。因此，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艺术本身也应当发生变革。当然，艺术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也可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变化。

2、在艺术作品与社会的阶级之间，也有一种定形的联系。只有上升阶级的艺术才是唯一真诚的、真实的、进步的艺术。它表达着这个阶级的意识。

3、所以，政治和审美，革命的内容和艺术的性质，趋于一致。

4、作家的责任，就是去揭示和表现上升阶级的利益和需求（而在资本主义，上升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5、没落的阶级或它的代表，只能创造出"腐朽的"艺术。

6、现实主义（以多种不同的含义）被看作是最适应于表现社会关系的艺术形式，因而是"正确的"艺术形式。"

1949年以后至1976年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其主要发展趋向很大程度上正可描述为，引入和学习这种马尔库塞深切反思和批判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断对之加以极端化的过程。这一极端化的顶峰就是不讲条件和媒介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论点，和把已经很狭隘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进一步狭隘化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和"三突出"，并通过政治权力和资源的掌控甚至暴力的介入，使这一切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公开声音。这一令中国当代文学不能忘怀的创伤记忆--其中包有着政治禁忌和美学禁忌--使得中国近二十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变迁的主流，在开始时，必然会包聚着离弃前三十年政治与美学逻辑和禁忌的内在历史势能。在那一历史时刻，这样一种历史反应、历史心情无疑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它以参加者先前苦痛亲历为反应背景，为心理势能。

遗憾的只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取向，没能因势把这一内在历史势能转换成一种既内含真实历史课题，又超越一般惯性反应的思考的动力，而却主要是在构造现在与过去历史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而这一以对立、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在接下来束缚甚至规定着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

不少当代文学批评家试图通过时期划分和对此划分的界定，以为人们整理自己当下历史感受和文学经验提供出一个可用的理解、把握框架。比如，由于1989年一系列事件的巨大影响，一部分学者和批评家以八九年为标志，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再划分为"前新时期""后新时期"。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批评家开始强调以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的中国全面迅速推进市场化，市场意识形态迅速占据核心位置的九二年的这一转折的关键性，认为不是八九年，而是九二年的转折，直接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并开始重塑人们的精神和感受结构。无疑，就一些层面言，上述被强调的标志性事件，和以这些标志性事件为断限的划分时期的方式，为讨论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化提供了重要认知线索和切入一部分问题的方便。虽然如此，不过如果我们象一部分当代批评和理论家那样，不是适度看待这些界限划分的有限认知意义，而是夸大这些时刻标志的历史绝对性，那将极易误导我们，使我们不能真正看清这些时刻之后的新观念、新意识，和这些时刻之前他们有意与之断裂的意识、观念的深层联系。因为一旦当我们穿透表层断裂，切入到深层连续层面去看，便可发现，中国近二十余年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虽然其面貌前后发生了令人不敢相认的变化，但其变化和所以变化的深层连续其实相当一贯。先是全力离弃过去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并在此一离弃过程中确立起基本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来，其后便是在这些观念前提、观念方向上的嬗替与开展。也即是说，即使是八九、九二这样一些极大程度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事件，也未从深层使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脱出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方向和前提。但这样论断，并不意味着否认：由于时代课题的变化和历史、生存情境的变化，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与嬗替，在受制于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的同时，由于不能也同时承续到和先前观念、意识努力必需面对的历史关系相近的历史关系--也即得以使八十年代观念与意识努力具有真实历史有效性的，首先在于有明确真实的政治、美学禁忌需要加以反对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关系，而这样一种依赖于特定历史关系的历史有效性必然置自己于一种悖论处境，就是反对努力成功的时刻，也是它自身借以获得历史有效性的历史关系很大程度被改变的开始。这种八十年代观念、意识努力的内在悖论性格，必然使得惯性顺承，而缺乏深层、有力反思中介的接下来的理论与批评的开展和嬗替，由于不能同时承续到和先前观念、意识所处相近的历史关系，而很大程度上陷于找不到真实、有力历史有效性的困境。而这，正是那些接下来看似热闹的众多开展与嬗替实际经受的历史命运。

由于不能对接下来的时代课题、生存感受、现实经验以有效回应和有力参与，结果便是接下来批评和理论开展与嬗替中，越来越多人充实感的削弱甚至丧失，和越来越浓的虚空感、茫然感的笼罩与侵袭。而当一部分文学学人试图和时代拉开距离、回归学院，试图在实证知识的踏实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处时，由于倡导者们没有先行厘清、界定，若何知识生产才能生产出有助于揭明、理解、把握时代课题与人们真实生存境遇的知识，因此，这种一时间看似能给学人以踏实感的学院设计，并不能满足那些敏感且富责任感的心灵。这样，历史有效性问题便成了，困顿九十年代无论是执情于观念、还是偏情于知识的敏感文学学人内在感受的核心要素。不理解这些，我们便不可能理解何以九十年代文学界充斥着诉说茫然、不知所措、无可如何的声音；不理解这些，我们也便不可能真正理解，何以有那么多在八十年代表现优异的文学学人在九十年代不期而然地转向其它知识领域；当然，也便不可能理解，何以文化研究会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遭遇到如此这般令人吃惊的热情。 　二

回观充满激情、活力、纷纭事像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诸多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意识形态的努力中，越来越脱颖而出的是如下两个开展方向：一是用"文学是人学"的旗帜反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压制和干涉，并进而用一种人道主义共识奠定相当一部分文学、文化批评基调；一是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通过绕过、质疑乃至颠覆反映论，对先前狭隘且一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禁忌加以反拨，同时在理论上建构出以"语言"问题为绝对注意中心的文学本体论。这两个向度上的观念与理论开展，不仅和其它论述努力一起为八十年作和美学空间乃至日常话语空间、生活空间的打开做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而且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此两种开展方向越来越压倒其它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成为八十年代后几年文学思潮的主潮。

审视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走过的道路，一方面没有人会不对这些夹带着感人热情体温的历史时段心存感念。因为大家都明白，没有其时夹带着体温和勇气的诸多出击、论争、事件以及诸多新观念、新系统的提出，后来所享有的巨大空间并不会自动到来，至少不会象我们实际历史经历的这么快的到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在感念的同时，记得指出，八十年代倡导过的诸观念、系统，距人们盼望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这样一些高标准，尚有相当距离。这种被许多八十年代过来人也认可的对八十年代的概略评定，以最为扼要的方式向我们传达了概述者自己对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的历史意义、历史位置的认识。就某种意义言，这一似乎并无太多争议的高度概括无疑是正确的。但就另外一些意义言，此概略也和不少其它概略的命运相同，就是看似准确的概略的下面，往往隐藏着值得追究的问题。比如，此概略中讲八十年代思潮中的诸观念、系统距我们认肯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标准有相当距离，如不加进一步说明，便很可能给人八十年代观念开展方向正确，只是程度上尚有不足的印象。而此印象一旦形成，又接着隐含：对八十年代文学实际走过的道路不需进行特别的剖析和打量，而只需在八十年代给出的"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设和知识整合上的加广、加深、加密。这样，在我看来最为首要的问题--即必需首先对当下文学观念的后文革起源本身加以追问考察--便会被有意、无意放过去了，而就本文视点，一直没有进行此一工作，恰恰是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所以不能摆脱困境的重要原因所在。

比如，一旦我们回往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这一大论述所处的实际历史与观念情境，我们便可发现，不论是文学主体性的讨论，还是文艺心理学的热潮，基本上都没越出相对单纯、乐观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式的对人的理解；甚至只是立足于乐观且常识、直观的人道主义乌托邦，以为一旦给人更大的自主空间，个人就会朝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自己[4]。推敲八十年代主体性等讨论何以停留于这样一种今天已经很难思议的乐观的人性论想象上，必需考虑到文革后对文革的反拨，首先是对文革中反人性、反人道主义暴力的揭露和控诉，和对人们单纯、质朴的对生活与美的热爱的歌颂，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突出地对人性乐观、信任的历史氛围[5]；其次便和当时人们对世界与未来的理解、想象状况有关，就是当时绝大部分人都在把西方主流现代性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简单对立起来，以为西方主流现代性是直接顺应人性的结果，而中国前三十年实践的问题则是封建专制主义没有肃清，反人性的结果[6]。这样一种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必然容易得出，只要摆脱中国原有的制度和观念，踏入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等制度、法律模式，中国的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的乐观逻辑来。

这样一种现在想起来已颇有距离的感觉、知识、思想氛围，却历史性的参与确定下了接下来多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方向和前提。比如，出于对先前要求一切以大历史目标、政治目标为中心的恐惧和厌倦，和对人性的乐观信任，结果便出现了无限制倒向以自我表达为首要追求的写作观和批评观。而这样一种感觉和思想氛围，极大地塑造了对当时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解。就是对西方现代性开展了解的不足和有意无意的美化，加之乐观人性论，使得主要建基于对西方现代展开的反思、剖析、批判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心理学等思潮，在当时被有意无意地抽离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结构，与具体思潮、作家所处的不同境遇和特异感受，来被对待和理解。虽然其时大多数绍介文章都不缺少历史背景的介绍，但这些介绍却大多比较笼统，不能切当传达出它们在自己历史中所处的具体历史位置，面对的复杂历史问题语境，和他们转向新的美学信条时各不相同的逻辑与理由，从而把这些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些要素戏剧化了和绝对化了。所以这种历史绍述并不能阻止当时人们，以一种不加转换的方式把这些自以为可分解使用的要素直接组合到我们自己的氛围里和问题语境里，以之作为偏离、破除中国原有意识形态和美学禁忌的方便武器。而一部分激进者，更是因为西方现代主义偏离中国先前美学禁忌最远，有意无意在愈偏离原来禁忌愈好的心理推动下，毫不迟疑地把西方现代主义当作了新的写作典范、新的理论与批评话语的应该来源。这样，本来应该成为考量、分析对象的西方现代主义，便在很多人那里直接转成了一种价值尺度，具有不容质疑优先性的价值尺度。这种绍介方式加上这种历史氛围，必然出现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常见的谈论西方现代主义的方式，就是并不真介意被我们划入现代主义总名下诸种思潮间的不同乃至冲突，而是强调它们偏离现实主义美学的共性，并在接下来转入那些强调主体挖掘的思潮，而把它种不是特别属意于主体挖掘的思潮在此一层面有意无意加以忽略，或只是概括为一些美学手法。这样，诸种相差甚大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美学思潮便被界定为不仅由于离我们自己的美学禁忌最远，可作为当时反现实主义美学的奥援，而且这种经过我们处理过的现代主义，还被建构为可直接成为我们当时写作摆脱现实主义手法，转向新的道路，特别是开掘自我之路，所不可缺的灵感来源和写作榜样。所以，在主体肯定方面最果决、最无牵绊、且以之作为面对世界立足点的萨特存在主义思潮风靡一时，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和时代的种种情况凑合在一起有机相关的。我们不妨回想一下1984年前后被广泛谈论的萨特的情况。当时人们对萨特的主要关注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和《恶心》、《门关户闭》等早期哲学、文学著作，并总是脱离上下文地纠缠于"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就是地狱"这样一些其时作为萨特标签一样的谈论，而萨特中后期维度更多、更直接复杂思考主体、历史、文学间关系的《辩证理性批判》、《什么是文学？》等著作，则基本上都被其时的萨特热忽略了。可见，如果找不到一种能有效平衡乃至突破时代氛围的方式，一个时代的知识会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一氛围。而这种受制后出现的知识状况，反过来又会固化这个时代的自我逻辑和方式，使得其中缺少足够的随时自我省察、自我剖析、自我纠正的空间和能力。而八十年代中国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正是时代氛围剪裁、驱导知识和理解的绝好例子。

这样一种现代主义知识与理解，无疑使得当时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家们不可能特别去体会一部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处于特定历史结构、历史条件中的主体的挖掘，包含着从主体挖掘中寻找有效思考立足点、批判立足点，以抵制和批判通过其他途径很难被复杂展现的现代展开中压抑人、控制人的因素，本质上是一种在现代结构中的不得不的有效文学选择。不看到这些，就不可能深入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所据以产生、所回应的西方现代的复杂，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深入理解和体会西方现代主义的内在张力及其对其处身历史与文明复杂的批判与建设功能。从而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现代主义热，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当时美学、文学理解的复杂化的作用，反而很大程度上被简单纳入当时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势能和思路--即把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挖掘作为文学弃绝对历史、民族、文明等外在因素关切的美学榜样，并进一步通过把现代主义命名为"先锋文学"、"前卫文学"等，顺理成章地把现代主义解释为对现实主义美学的简单断裂，以把其树立为文学创造力应该效法、追蹑的榜样，同时暗示着文学如果出于创造力需要和深度展现自我的需要，就可以对外在世界进行冒犯，从而在论说中界定出了美学相对于道德的特权。[7]

这样，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具有单纯和乐观启蒙主义特色的人道主义和主体性思潮，与原本在西方包含了反思与批判乐观、简单启蒙主义思路（但反思和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8]的现代主义的中国接受者之间，在写自我--抽离出对外在世界责任与思考的自我--方面反而有着相同的结论。就这样，通过这样一些历史和知识、思想情势，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确立出了在接下来中国主流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被自觉不自觉奉为首要律令的前提和出发点--表现自我、寻找自我，而不管其是否缺乏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和责任驱动，也不管他的感受和经验是否会过分单一，是否只是对时代环境、时代流俗的简单随波逐流，等等；更不管如果主体在面对政治、经济、物质生活的现代展开时如缺乏一种复杂的感知和审视能力，文学也就不可能对读者提供出，他们面对、组织与理解历史新情境中自我感受与自我经验时常常需要借助的知觉形式，以获得认知上的参照，与因此阅读契机产生出的有效自我反观、自我整理；当然更谈不上对阅读主体提供深层的安慰和感动，并以这种安慰与感动对主体的触发为媒介，为那些受制于现下逻辑与氛围而又对这逻辑和氛围状况深感不满和不安的读者，提供出可以帮助其重塑乃至重构其自我主体的启发性契机。转贴于

三

写自我虽然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的一个当然出发点，当时却并没建立出一套以之为根本基点融贯其它的系统的文学观。形式上建立起一套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训导又自成系统论说的文学观，当时靠的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方向的开展。这一开展的特质是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绝对化，以之作为文学性的来源。当时这一开展方向回响甚为热烈，因为在当时看来，这样一种开展思路，不仅可以彻底颠覆反映论，而且为文学远离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构建文学的独立性和自律性提供了理论的支点。

这一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上的表现，是通过吸收组合[9]俄苏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现象学美学、结构主义叙述学等质素，构筑出以语言问题为关注中心的文学本体论；在学术上的表现，则是热衷传布划分文学研究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论点，并强调内部研究对文学理解的根本重要性[10]；在批评上的表现，则是偏爱具语言个性风格和文体探索意识的作家，同时把作家的创造力界定和解释为通过对语言和文体的摸索激起读者新异、特异感受的能力。尤其在为八十年代中叶以来备受青年批评家青睐的中国先锋派作家的辩护过程中，语言问题，尤其作家直接通过语言经营所产生出的陌生美学阅读效果，更成为当时置身于这一论说脉络批评家最积极激赏和辩护的首要兴奋所在。并且这一批评取向同时通过把相对稳定的写作手法、美学风格和日常道德规范一起指称为压抑创造力机制的参与者，进而在道义上把对语言和文体处心积虑的花样翻新界定为一种解放、争自由空间的行为，这样致力于语言和文体实验的文学潮流便除在文学性上获得一种优越外，还连带获得了价值、伦理正当性。

但是，这样一种论说逻辑，在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现代主义、先锋派的生存与开展做出决定性的辩护与支持的同时，却也为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了重重歧路与陷阱。一重歧路和陷阱便是，由于把语言、文体创新界定为现代主义的首要美学追求，使得中国的现代主义、先锋派不可能安心于既有的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这样，当然也就很难存在对先前手法与风格体会、挖潜、转化所需要的氛围和心情，而是汲汲于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断进行技法与风格革命、甚至为革命而革命的序列中，以寻求建立自己的美学风格和提供新的美学震惊给读者为第一义。等而下之者，甚且以美学需要为理由，绞尽脑汁去冒犯社会通行道德、习俗和人们的认知常识，以获得读者的阅读惊异。于是，先前通过把主体自我与历史、文明、民族等外在目标对立起来后为主体赢得的自由，便由于这强劲单一的陌生化美学要求，致使看似摆脱了一切羁绊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作家不是感觉更自由了，而是因陌生化美学要求所逼变得更焦虑了。这一焦虑使中国八十年代特有的、和外在一切对立的关心"自我"的写作，变得更加单一和贫乏--因为当一种美学和道德形式并未构成对生存主体、写作主体的误导和压抑时，作家、艺术家却非得给出一个明显标示断裂、至少是特异的美学行为和道德意识，必然导致他们的创造追求中充满着人为的、不必要的扭曲。换句话说，便是走向表达历史中自我感受和自然感受的反面。因为这样一种对创造力的单一界定和对创造力的绝对强调，使得很多作家、艺术家已不是在和他人相通的生活样态中去捕捉可能使自己产生风格的灵感，而是为了风格、为了创造力，全力把自己的生活改变成他们自己认为适于产生特异灵感的生活样态。

这样一种实质上强制作家、艺术家把他们的精神、生活尽可能和他们所处社会一般的精神、生活分离开来的逻辑，使得读者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阅读越来越难自然地进行。这也就是何以作家、艺术家也在热切要求着读者的训练，这是"细读"能力和训练所以被夸大到现在这样一种重要位置的另一个时代原因、逻辑原因。因为今天批评与研究上的所谓"细读"，首先意味着尽可能地要求读者进入作品细部，琢磨细部，而这意味着看轻与贬低读者的第一感受和整体感受；并且即使作品在量上和形式上有不少信息和尖锐性，但如果其丰富与特异和阅读主体源自其具体生活的经验与敏觉相距甚远，直接的交流仍然很难发生。这时强调细读，其中往往隐含着规训与教化的强加，也即把读者训练成配合作家、艺术家的美学逻辑的读者。而当进行到这一步，读者仍不能对作品产生兴味时，便会有一些逻辑和观念出场，来保证这些作品在美学和伦理上的意义。事情走到这一步，实质上等于把作品本身是否有意义的评判权交托给了现在有势力的哲学、批评潮流--也就是说，中国这样一种极端的文学自律追求，其后果之一却是在把自己变成哲学与理论的附庸，以致作家和艺术家在要求规训读者的同时，也受到哲学与理论的规训。这样，在真实存在的压抑被颠覆掉之后，便形成了一种主要靠对创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规训来维持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和中国式先锋派的存在。不过，这种双重规训虽然能维持住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的人为延续，却维持不了使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在其兴起时，那样一种使批评界、敏锐读者得以感受真实冲击的历史条件、美学条件。 　四

因此，当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在"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战胜了他们共同指向的针对物后，便变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相互束缚、甚至相互败坏的律令--文学写"孤绝的自我"使得中国现代主义失去了在更广阔天地里自我锻造的机会；而一心一意追求以语言、文体的陌生化阅读效果为衡量标准的创造力，使得即使这一孤立（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孤立）的自我也不可能被认真、平静、完整地面对。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造成他们联盟的真正解体，因为它们中每一开展方向在辩护自己现有状态和逻辑的存在理由时，都往往会强调指出过去的敌人仍然存在，并有着复辟的可能。就这样，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主流逻辑，在帮助兴起时有着真实激情与冲力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取得美学和道德的霸权时，也为它们的狭隘和末路准备好了套索。

可以想见，当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出来宣布，写脱离任何意义羁绊的自己原生生存状态，乃至顺手写自己兴之所至的幻觉，才是对各种可能压抑的最后摆脱；对先前各种文体、技法等的拟仿和拼贴，才是最为前卫、最为革命的文学表现时，一定让许多当时现役的现代主义者和先锋派或正准备踏入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之途的作者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通过把所有的"所指"都指为可能的压抑来源，切断了现代主义背负的意义寻求指向；同时，通过把拟仿、拼贴乃至兴之所至的书写都作为割断与"所指"联结的"能指游戏"来歌颂，取消了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派禁欲主义式的对创造力的追求，从而也就取消了写作的"难度"要求。正是这两种难度的去除，使得在八十年代人数有限的中国现代主义运动、先锋派运动，其在九十年代的承续至少在人数规模上呈几何级数增长。

但虽经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说的启迪与辩护，作为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承续的九十年代"晚生代"等写作并未与八十年代奠定的前提间有一个根本的断裂。比如说，仍是甚至更绝对地强调写摆脱现实主义羁绊的孤立的自我，只不过由于也去除了意义追寻的羁绊，九十年代的写作缺少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探求与冥想的品质，而是导向以下逻辑：既然要写摆脱一切羁绊的自我状态，那么顺理成章地便是转向写与确定的社会关系无关的、由身体状态和欲望状态所决定的自己霎时感受的所谓私人生活。又比如，仅仅通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表述对"能指"一词的过分依赖，就可明白，九十年代更多的文学批评在把语言对文学的作用更加绝对化。只不过九十年代由于实质上放弃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创造力观念，于是便把从已有的文学技巧、文学风格中比较随便的攫取作为自己在美学表现上的政治正确，这样，自我放纵便取代了先前中国先锋派写作技术上的苦心孤诣。再比如，"能指游戏""削平深度""本能呈现"等说法，一方面其漫不经心之态似乎是在暗示读者不必对这些作品过分认真，另一方面由于文本内蕴更加贫乏，写作技术上更无贡献，这些作品的意义位置反而更要评论者把它们和相对确定的的文学形式、现实生活和一些哲学、理论的潮流话语牵连起来，以证明自己在做着某种解放和争自由的事业。这样，九十年代的写作、批评逻辑不管表层上与八十年代中期后确立起来的主导写作、批评逻辑间有着多大的断裂表象，其深层方面却仍在延续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写作观、批评观。

九十年代这类写作与批评和八十年代既延续又断裂的关系，使九十年代文学界出现了很特别的一些现象。一是九十年代文学对八十年代文学逻辑的延续，使得建立起八十年代这一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逻辑的学者和批评家，即使感觉到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在精神上已经变质，但依凭八十年代文学逻辑却不足以对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进行反拨和校正；二是经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者启迪的九十年作，由于其内蕴的贫乏和语言与技巧上的轻率，加上其自我标称的巅覆行为和革命行为的历史虚假性，使得它们很难有力吸引理论家和批评家聚精关注。这就出现了九十年代文学界和八十年代文学界对比让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就是在八十年代为当代文学热烈呼吁和辩护，乃至耽溺文本与语言的很多学者和批评家，在九十年纷纷弃当下写作而去；而那些仍停留于当下文学的批评家与理论家，由于当下文学本身的问题，也似乎再无八十年代那样一种理论与批评的激情，而越来越依靠理论程式和批评套式来维持批评。这就造成了当代文学界创作潮流和批评潮流的双重贫乏，而这贫乏，除各种外部原因外，文学批评界没能较快找到新的理论、批评逻辑，以纠正与八十年代既继承又断裂的九十年代流行写作观、批评观是一个重要原因。

九十年代推出的大多写作潮流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观的最大后果就是，在九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是转化而是取消掉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写作与批评逻辑中尚存的所有可能的批判立足点--它取消任何积极意义的肯定与追寻，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现代主义对抗市场逻辑、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可能性；而且其所鼓励的、不会真正冒犯外在掌控的，以身体欲望、本能感受为自我表现着力点的写作方式，又使得它很容易被市场欢迎与整合，并被轻松炒作为新的"市场"卖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承续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先锋写作的承续者们，那么轻易被市场收编的原因所在。由此，表面看来以西方现代主义为榜样的中国式现代主义、中国式先锋派便在一系列历史情势和美学观念逻辑的嬗替中迅速堕落为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的寄子。

但不等于说顺承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势能和观念前提，而又接受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教诲的九十年作与批评的堕落，就反证了九十年代仍然坚守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律令写作的优越。因为从前面的整理可以看出，无条件地强调写孤立自我和以语言阅读感受为关注中心的陌生化美学律令，在它完成了对中国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的辩护后，也致命地狭隘化了中国现代主义可能的发展天地。所以当九十年代以市场逻辑来重塑一切的新意识形态降临时，坚持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写作教训的那部分九十年作虽然没有被市场完全收编，但它除了谴责别人无创造力和不能为文学本身献身外，却也因它自身致命的逻辑束缚，不仅不能去努力探究新时代逻辑和氛围对主体的粗暴重塑，以使读者有对时代经验不同于流行逻辑、流行教诲的理解，获得反思自己新经验的特别立足点；也不可能去致力发现新的途径，以便在它提供的知觉形式中既包含着内在于这一现下历史条件的可能开展，又突破此一现下世界推给我们的主体建构逻辑，从而为读者的自我精神开展、自我生存救治提供营养。[11] 　五

令人欣慰的是，参与塑造八十年代文学，包蕴着理想主义精神、人道主义关切和历史、民族责任感的历史势能，并没有因其开展出的主流文学理论与批评逻辑有问题、在九十时代找不到新的着力点而把能量耗尽。所以在九十年代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迅猛来临时，这一能量不是以它所开展出的逻辑，而是以退回到它本能反应本身这样一种方式进行了它的抵抗和批判。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界定"人文精神"讨论看起来多少有些令人突然。不过除掉话语表层的时代气息，我们就可以发现，就稍底层些的动力和逻辑论，这一讨论和八十年代初的"异化"讨论实有着根本的相通性。虽然实际针对的对象已根本不同了，但这场讨论和那场讨论一样，都因对现代历史整体理解的缺乏和缺少一个有深度的主体理论作为支撑，使得这两场讨论都未能在理论上有多少有效的凝结。只不过"异化"讨论因其讨论时语境的单纯和强行被压迫而止，获得了更多人的同情；而"人文精神"讨论所处时代语境的复杂，加上该讨论和其时相当多知识分子正一心试图在学院专业知识工作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潮流相悖，且由于此讨论骨子里没能去除对精英--民众、雅--俗等对立模式的倚赖，所以不仅没有象"异化"讨论那样获得知识界一面倒的同情，还被一部分论争对手隐指为"反民主"、"假崇高"，等等[12]。因此，当这一势能没因仓促而出、仓促而返的"人文精神"讨论找到自己新的历史着力点后，文化研究的及时出现吸引了那么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人士转向它当然就毫不奇怪了。因为排除掉那些投机者和习惯于追新逐潮之人外，此一现象实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相当部分学人，认为文化研究能有效承担剖析与批判现下试图以市场意识形态重塑一切的现实这一看法有关。所以，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相当一部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人士转向文化研究，其实正是上述历史势能在文学上丧失自己的有效立脚点之后，重新寻找具有历史有效性的新的着力点、开展点的一种必然表现。

不过，虽然文化研究成立的历史不长，其在中国登场的时间更短，但在拥抱文化研究的短暂经历过后，一些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明白文化研究并非一个能充分有效消解文学界先前全部焦虑的现成完美武器。因为综观文化研究在国际上已有和在中国起步伊始便有的一些表现，就可明白文化研究不好好把握同样可以象中国式后现代主义那样，变成一种形式上激进、实质上保守的，不去触及市场意识形态根本，却把市场运行的策略和手段夸张化、神奇化的时髦卖弄操演。

为了避免把一切都解读为符号组合所造成的对感受的迷惑与塑造这样一种文化研究思路，把剖析、批判落到实处，一些研究者开始强调文化研究必须和政治、经济、社会学分析相结合；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呼吁时刻不能忘记阶级、种族、性别这样一些文化研究的经典性课题。显然，即使是这样一些经过判析调整后的文化研究开展方向，也不以时代历史境遇中主体问题、语言问题的复杂性为自己的主要关切，而且这些开展方向也并不能避免文化研究变成一种新的展现"政治正确"的场所，从而导致新的僵化形式。[13]比如，在借用文学文本进行的文化研究中，莎士比亚的剧本很可能因为对非西方族裔的歧视性描述而被贬斥，而另外一些歌颂黑人的拙笨文本反而会受特别表彰。这就让文学研究者明白，文化研究固然有着重要的贡献和意义，但它并不特别关心文学层级差别和文本个性本身可能具有的贡献和意义。所以，如果一味用文化研究来框定文学研究，就会出现马尔库塞在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所发现的那种狭隘僵固的文学观，即所谓"因为写的是工人阶级，写的是"革命"，因而就是革命的"之类的推论逻辑，从而把所有歌颂底层、少数族裔、女性的文本都作为"政治正确"的好文本，反之，则是"政治不正确"的坏文本。为解决这类问题，有人曾建议把文学强调的文本细读、审美阐释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不过，在我看来，这就像当年建议苏联那种僵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人物写得再自然些、文字再考究些，并不能真正解决其时文学的尴尬和衰败一样。在今天的中国，试图孤立地选出一些文学质素、文学训练，以之与文化研究的批判着力直接相加，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今日文学所陷于的困境。显然，文化研究的出现虽然可使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历史有效性缺失焦虑得到相当程度纾解，却不仅不能替代文学研究，而且不能为文学研究所以存在那最核心的价值部分提供直接的帮助。明白这些，便会明白，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尴尬局面并不会因文化研究的出现而从根本上获得解决。

除文化研究外，近年来使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得以摆脱九十年代初中期文学观笼罩的，还有反思现代性、后结构主义、新左派等思潮。由于这些思潮有助于我们思考和关注先前我们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历史和现实课题，并解消我们简单、乐观的现代化想象，提示我们中国现实与未来道路的复杂，因此吸引了很多敏感文学学人、批评家转向这些潮流，并产生了一批富启发性的研究与批评成果。但由于大多已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批评，还过于直接依赖这些思潮本身提供的视点和评价逻辑，因此，这些已有成果虽能为我们清理文革以来文学问题、思考如何重构既具历史有效性又具美学有效性的文学观，提供重要的思考背景和知识助力，却仍不能代替，具体突入后文革历史脉动、历史观念脉动的研究反思工作，对认识理解我们当下文学困境、重建有效文学观所可能提供出的认知、启发意义。转贴于 　六

在当下这样一种文学处境中读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便不由产生一种特别的亲切。因为正如前面所述，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所以落入今天这样一种尴尬局面，首先，便因为在新时期开始时，我们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不是把对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批判转换成超越性思考，而是在构造与过去三十年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其次，便因为，这一以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束缚甚至规定着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即以写"孤绝的自我"为"文学是人学"这一论断的归依，以绝对化的语言观界定"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实际所指，等等。而和这种简单地把自己与先前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划清界限，甚至对立起来的思考方式不同，马尔库塞写作《审美之维》的目的虽然是清算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并对马克思本人的一些论断也不无反驳，但在他那里，否弃"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体出发的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看法"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等于要放弃作为西方现代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结构分析、对人类命运的真诚责任感，等等。

马克思主义研究权威柯拉科夫斯基在他的名著《马克思主义主要潮流》第一卷的总结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其实包含了三重母题：浪漫主义、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思想。浪漫主义取一个美好的"过去"来对比，抨击近代工业社会及文明的异化、疏离趋势；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推崇人性的无限能力和完美可能，敦促人凭一己之力在此世建设完美的天国；启蒙思想则独尊理性主义的原则，认为人类社会和历史必定遵循不可矫变的铁律演化、进步，终于实现一个摆脱一切非理性因素的明智王国。柯拉科夫斯基指出，这三个母题贯穿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纵使在不同的时期个别主题所占的轻重分量有异。他说，这些主题"……影响了他思想的方向、他使用的概念、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提供的答案。……"[14]参照马尔库塞一生的所思所写，可以发现，马尔库塞除了因经历了二十世纪太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从而在理性乐观主义上比马克思弱外，在其他深层精神方面则顺承其绪，是以他说："我批评这种正统理论，是以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为理论依据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是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考察艺术，并认为艺术具有政治功能和政治潜能。但是，与正统的马克思美学相反，我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即在审美形式本身。此外，我还认为，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因此，艺术就要破除那些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式和日常经验。"可见，马尔库塞批判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时，并不是把文学和政治、社会等对立起来，而是在认真省察这些关系的同时，寻求文学、艺术自身既抗拒又超越的途径。

马尔库塞在分析内含最强烈人文主义理想和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展上走向了压抑、贫乏的反面时，特别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政治上忽视与低估主体领域所带来的问题。他说：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不仅低估了作为认识的自我（ego cogito）的理性主体，而且低估了内在性、情感以及想象；个体本身的意识和下意识愈发被消解在阶级意识之中，由此，革命的主要前提条件被削弱到最小程度。即这样的事实被忽略了：产生革命变革的需求，必须源于个体本身的主体性，植根于个体的理智与个体的激情、个体的冲动与个体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跌进了它曾向整个社会揭露和抨击过的那个物化过程中，它把主体性当成客体性的一个原子，以致于主体即使在它反对的形式中，也屈从于一种集体意识。"他进一步强调主体问题的复杂，说："正是伴随对主体的内在性的认可，个体才跳出了交换关系和交换价值的网络，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中退走，走进了生存的另一维度。的确，个体在这种从现实撤离中获得了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必定（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去瓦解实际居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这即是说，使个体把自身实现的重心，由施行原则和利润动机的领域，转移到人类内在源泉：激情、想象、良心。而且，个体的退出和撤离并非到此为止，其主体性还将奋力冲出它的内在性，进入到物质和知识的文化中去。在今天这一极权统治的时代，主体性已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作为与攻击性的和剥削性的社会化相对峙着的反对力量。"无疑，只有如此才是对先前正统苏联美学压抑人的主体性问题既批判又超越的分析与理解，它很可作我们反省因简单离弃式批判而产生出的"孤绝的自我"观的反思参照框架。

在艺术性问题方面，《审美之维》的很多段落更像在直接对我们这二十年的那些错误观念施以针砭。比如，下面这段话就像在针对八十年代先锋派对创造力的理解，他说："艺术的真实也不仅仅是一个风格问题。在艺术中，存在一个抽象的、虚幻的独立王国。在这里，个人可以任意创造某种新的玩意，创造一种与内容不相关的技法，或者没有内容的技法。就是说，创造出没有内容的形式。这种空旷的自律使艺术丧失掉它本身的具体生动性，即使以否定的形式，也是对现实存在的歌功颂德。"而他所正面张扬的"形式的专制"讲法，更像是在针对我们当代中国那些荒唐人的后现代主义写作观："形式的专制是指作品中压倒一切的必然趋势，它要求任何线条、任何音响都是不可替代的（就最理想的状况看，这并不真正存在）。这种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将真正的作品与非真正的作品区别开来的性质），确实是专制的，因为它压制了表现的直接性。但是，在这里被压制的是虚假的直接性，这种直接性的虚假在于它背后拖曳着一个未经反思的神秘现实"。

可见，在使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一步一步陷入困窘的关键观念环节问题上，《审美之维》几乎都有着发人深省的触及与分析。参照我前述对当代中国文学问题的历史和观念分析，再参照这些以马尔库塞一生经历、写作、思考为背景的锐见，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要想真正走出自己的困境，不是在现有历史、观念基础上修修建建便能解决的。而必须首先回到看似和今天处境无甚关系的后文革时期的那些起始年代，考察后文革时期开始时的丰富可能性，是怎样一步步因人们对先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二元对立式的反应方式，而日益卷入一种狭隘的现代人观、狭隘的现代美学观，从而步入今天困窘的。因为只有以这样一些历史考察和对在历史运动中观念逻辑的批判解析为基础，我们才可能真正看到和充分理解，那些被我们先前二元对立反应方式、狭隘的文学观所排斥、曲解、窄化、甚至伤害的观念和写作资源，对我们今天文学走上阔大、健康道路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也即只有当我们回看这二十余年后文革文学的历史时，特别留心那些不把新时期文学和前三十年文学观念截然对立起来的思考与写作，也即当我们特别注意那些不把自我观念封闭化、语言观念绝对化，而真实触及着语言、主体、历史、审美知觉形式、社会结构的自我再生产等几方面间复杂相互关系的思考和写作努力时，我们才能为中国今后文学重新健康、有力的开展清出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历史地平线，才能为当下文学承继与转化被有问题文学观束缚与伤害多年的、充满着理想关切与责任感的八十年代精神能量，打下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思想与观念平台。 注释：

[1] 本文系据我2001年年底的一个写作提纲略加修订而成。由于当时写该提纲的目的只是为将来写充分、系统长文提示思路用，故着重在记录各论述结点和各论述结点间的逻辑关联关系，而基本未作材料举证、事像辨析工作。此次有幸发表此提纲以求教方家，本应就原阙略处详加补充。但因原提纲篇幅已然不短，故只略略更动了些文字。这是要向读者特别说明，请读者原谅的。

洪子诚、陈光兴、张宁、李杨、杨念群、江湄、张志强、杨立华、倪伟等师友阅读了本文的初稿并作了回应，特此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2] 本文中的"文学批评"多采用广义的用法，就是在通常指称的文学批评外，还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3] 《审美之维》The Aesthetic Dimension1978年由波士顿灯塔出版社出版，堪称其美学思想的最后定论（马尔库塞1979年逝世）。《审美之维》中文有三个译本，本文使用的是李小兵先生的译本。李小兵先生的译本收入他本人编译的马尔库塞美学文集《审美之维》（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8月一版，页203－257）。上引文见三联版《审美之维》文集，页203。由于本文所引马尔库塞皆出自该文集改论文，为节省篇幅，下引文将不再一一注明页码。

[4] 以为导致罪恶的禁忌一旦去除，人性便会保证美好到来，是八十年代很多论述和氛围共同拥有的假设。这一假设及与这一假设相通的心情，使得后文革开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文学艺术上产生了不少感人至深的作品，虽然这些作品距深刻要求均有相当距离。

[5]从历史和现实经验上看，虽然人道主义等大多情况下无助于人们去面对、分析和解决复杂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但由于其对暴力和不公正等在心理上的不安感，却往往是纠正在这些方面出了明显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的直接、间接的心理动力来源。

[6]八十年代这一知识界基本氛围的形成，在我看来，既和当时大家仍然对政治压制，国家全面掌控资源，及物质生活匮乏、精神生活创伤的记忆犹新这一特定历史状况有关；也和知识界缺乏对西方主流现代性开展诸多方面的了解和研究这一当时特定的知识状况有关；还和知识界一些人认为对西方的单纯憧憬气氛，方便于建立本土批判这一策略性的心态意识有关。

[7]把如此众多、内部差别又极大的文学、艺术、美学、哲学、心理学思潮都一揽子归入"现代主义"名下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即使在西方，除背离诸流派指称互有差异的十九世纪传统，试图找到一种回应其认为不同于过去的、但诸流派指称又各不相同的新境遇、新经验外，似乎很难概括出它们终究有多少共通的品质，因为它们中间一些流派就是对另一潮流的反思与批判而起。另外一些流派间虽然没有直接的嬗替关系，但细绎之，却可看到它们的观念与方向上其实是非常不同乃至对立的。即使在被归入同一潮流的各个作家间，差异也经常是很大的。显然，没有深入到现代主义内部进行的细致研究做基础，对西方现代主义想要有全面、准确的把握和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此一过程同时也是厘清、纠正八十年代对现代主义笼统、浅尝甚至谬误之理解的过程。

但除此以外，学界还有另外一种应该做的工作，即通过比较八十年代中国是如何异于他民族学界来划定现代主义的范围，如何界定和概述现代主义的共通性质特点及其每一潮流的性质特点，并观察其在若何历史位置和方向上为现代主义辩护并运用现代主义资源，其运用逻辑和策略若何，等等。因为，这样一种工作不仅对准确理解和把握八十年代不可或缺，而且对理解九十年代和今天的我们都会有着极大的帮助。这么说，不仅因为我们今天很多方面和八十年代间都有着传承和流衍关系，更重要的是，设置自觉且方法得当的历史研究，常常会帮助我们发现，即使在许多看起来已经做了充分理论清算的地方，我们仍然以某种方式承续着历史，而且这些承续中往往包含着最该被清除的部分。无疑，这样一种历史研究会给我们提供关于我们自己与我们所处之现时代的洞见，而这是理论方式所无法提供的。

[8] 启蒙思潮和诸现代主义思潮间的复杂关系，无疑是一个富于历史认知和理论认知双重价值的学术课题，我希望将来专门来讨论此一课题。

[9] 说"组合"，而不说"整合"，是因为当时文学界对这些理论和批评潮流的把握还未达到充分消化的程度。

但说"组合"并不意味着评价偏低，恰恰许多有意思的创造正和把握的不充分、甚至误读密切有关。

[10]后者对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学院学术影响深远。比如，在改变了九十年代学院感觉的学术规范讨论中，由于这一讨论暗含把知识和思想相对立的前提，和对何谓知识的狭隘理解，于是出现了自觉不自觉地把实证历史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建构为典型的知识这样一种结果。而文学学术界相当多人为回应这样一种对文学学科不利的评价方式时，便把原本立足于内部研究、外部研究划分的文本"细读"能力和方法，确立为和历史、人类学等其它学科相区别，标识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学科专业特色所在的标志物。当然，如此特色的"细读"被推尊到这样一种位置，必将对整个文学学科都产生后果有待分析的影响。

[11]而且八十年代中后期那样一种特定的创造力观念，使得被此一创造力观念束缚的作家们甚至不能后退一步，成为对已有的文体和语言风格进行更精美的锻造工作的自愿工作者。这样，它也就甚且不能为读者提供成功的审美愉悦出来。

[12]分析一下"人文精神"讨论中，和主要由顺承八十年代精神文学批评家构成的持"人文精神"一方对垒的，在九十年代甚为活跃的文学批评家的攻防策略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一方面他们因强调反压抑、消解专制，强调在观念上自我的首要位置，从而得以抢占了八十年代主流逻辑的立脚点；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把反压抑、追求自我绝对化，也即把八十年代中后期主流逻辑极端化，通过反精英压抑、反大论述压抑等，再把直接承续八十年代精神的人置于道义上可虞的地位。而这一攻防策略的有效性，也一方面集中向我们呈示了八十年代文学观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清楚表露了这些人自我道义辩护逻辑的历史虚假性。

[13]文化研究还有一问题是其经典课题都是在西方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形成的，很多中国独有的问题还没有有效地进入文化研究的视野，更谈不上重构中国文化研究者的问题意识、问题感觉了。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经过"文化研究中国自主化"过程。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史学观念 更新 新课程

【中图分类号】G633.51

高中新课程开始实践以来，我们认真了解新课程的模块设置，将新教材与传统教材进行横纵向比较，注意将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实践的结合，关注了课程观念和教学理念的转变，教学方法也有了明显的改变，新课程给学生思想思维产生的作用日益明显。史学观念是处理新课程内容的关键，因而要推进高中历史新课程全面健康发展，更新史学观念刻不容缓。

一

我们现在使用的历史新课标和历史教科书，在吸纳新的学术成果和新的史学观念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依据时代性和基础性原则，革新了课程内容……增强了课程内容与社会进步、学术发展和学生经验的联系”，及时跟踪并反映了历史学科的发展趋势，及时地吸收历史研究的新成果，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

史学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深化的，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当下，更促使人们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对以往的历史进行重新审视，并上升到新的理论层面，推动史学观念的进步和更新。不仅如此，随着新的科技手段的引进和研究手段的进步，考察、甄别、整理的方式和方法越来越先进，人们更加接近真实的历史或者说是复原了的历史。历史教科书当然也体现着史学的这些特点。

进入新时期特别是近20多年以来，我国的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为中国史学的进展提供了强劲动力，总之，“当代中国史学正是在全面反思与新的探索中实现了自身的升级与发展。”【2】中国史学研究的繁荣，促使了当代史学多元化与多样化发展格局的形成。

新课标历史教科书是我国当代史学发展和繁荣的缩影。一定程度上成为反映学术成果、体现学术进展的载体，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除了明显体现了文明史观、全球史观和现代化理论等新的史学范式外，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方法，如淡化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审慎地用文明史观、全球史观和现代化理论透视中外历史，对革命和改革的关系和评价，做了更合理的阐释；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评价；正本清源，以往一些被隐蔽的历史真相和被颠倒的历史事实恢复了历史原貌。

二

新课标和新课标教科书，渗透了文明史观的理念，并依此对历史知识进行了筛选，从而确定了新课程体系。不少教师面对模块专题体例下时序紊乱的现状，不能用文明史观整合教材，形成新的知识体系。对《课程标准》运用文明史观所构建的新体系内涵理解不深，认识不清。正如黄牧航教授所言：“如果不转变史学观念，所谓转变课程观充其量是使教师成为一个更优秀的资料收集者，而所谓转变教学观也很有可能就是运用更有效的方式把原来的一些陈旧错误的观念加以强化。”【3】这种负面影响已在新课程教学和高考复习中显现，长此以往，势必会使推行新课程的初衷落空。

三

造成教师史学观念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环境因素，更与教师自身知识储备的陈旧和专业成长意识的缺失有关。

长期以来，中学历史教师一直处于“教教材”的状态，很少突破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同时，不少教师把唯物史观视作唯一的史学理论，忽视了新史学观念的吸纳。即便少数教师重视新的史学观念的学习，也多是从应对高考的角度，以临时抱佛脚的心态，仅是只言片语的接触一下史学理论知识，缺乏系统全面的掌握。新课程培训中对史学观念的忽视，致使教师集中学习史学理论的机会丧失，失去了及时充电的良机，史学观念薄弱的现状未能得以改变。

更重要的是，教师史学观念的落伍与自身接受的教育和史学素养相关。纵观我国的历史教育，不管是高校还是中学，“苏联体系”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其“传统的权威地位已被动摇，一统天下的局面也不会再现，但是，它对我国世界近代史学科的影响没有消失，而是作为一种学派与学说在学术与教学领域占据重要一席。”【4】

四

能否更新史学观念，吸纳新的学术成果，提升史学理论素养，已成为影响新课程进展的迫在眉睫的问题。首先，教师应正视自身差距，提高学习史学理论的主动性。不论是中老教师还是青年教师，在这方面几乎都处于同一起跑线，都有一个重新学习、重新补课的过程。因此，我们要重视史学理论的再学习，提高转变史学观念的自觉性。

第二，积极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教师应该与时俱进，主动学习新的专业理论书籍和高校教材，认真钻研教学刊物的相关文章，还应把史学理论当作重要的课程资源不断加以开发，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知识。

第三，有针对性学习相关有关史学理论方面的论著。为及时充电，提高驾驭学术动态的能力，可以有针对性的选学有关转变史学观念的论著。

我们应勇敢地面对新课程推行中的又一次挑战，更新史学观念，正确把握新课程中的学术观点，推进新课程健康、全面地发展。

（1）朱汉国：《浅谈普通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的变化》天津： 《历史教学》 2003.10

（2）姜义华等主编：《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9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文学本质；文学现场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4-0050-05

文学本质多元论，在文学的本质问题上持一种历史的、文化的开放性态度，强调文学本质的多元性存在。文学本质多元论认为，文学的本质性存在空间应该具有历史的累积性与文化的叠加性，同时还应该具有未来开拓的可能性。文学的本质性存在空间不仅是现实性的，同时还应该是可能性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此处所说的文学本质已经不再是形而上意义上的本质，而是基于后现论、基于文学事实考察具有形而下意义的本质，它指的是文学实践活动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一致的特征，质态，它是一种生成性的、建构性的存在。

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无所谓文学与文学观念。文学与文学观念都是一种人文现象，它们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成长相伴随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发展，文学活动也存在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不断丰富、不断开拓的过程。与之相应，文学的本质性存在空间也存在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展开的过程。但是，文学本质的展开往往并不呈现为一种线性连续的同质状态，而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历史性的播撒、空间性的弥散状况。因为每一历史语境、民族文化语境各有不同，由此决定了文学本质空间探索向度的差异。文学理论研究作为一种文学活动的阐释，应该走向“文学现场”。但何谓“文学现场”，它由怎样的成分构成？笔者认为，历史向度的文学、当下状态的文学、未来向度文学发展的可能及他民族的文学四种成分共同构成了“文学现场”的空间。文学本质多元论正是文学理论建设力图回归这种“文学现场”的一个尝试性的结果。

一、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现实依据与理论基础

笔者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设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历史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但是，笔者的思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纯理论的层面，而是更多地深入到了中外文学史的史实之中，并适当地结合了对于“文学现场”的分析考索。

依据相对主义文学观念，不同时期的文学质态不可通约，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质态也不可通约。比如唐诗与宋诗。唐诗讲究情趣，宋诗讲究理趣。它们之间很难相互打量，相互审视。宋代严羽有一段著名的话很能说明问题：“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诗也，盖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1］也就是说，依据唐诗的标准，宋诗实在算不上什么优秀的作品，因为它们太过于说理、太过于显摆自己的才气，结果导致太着实、太直白而缺乏余韵。当然，如果反过来，依据宋诗的标准来衡量、评价唐诗，可能也会出现类似的结果。但是，如果以各自的规则来分别衡量、审视、评价，可以发现它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如今，唐诗与宋诗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文学经典，但是，它们成为文学经典的原因却是不可通约的。再比如，南朝的齐梁文学与唐代文学，西方的古典主义文学与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与象征主义文学等，情况也与之类似。其实，即或是同一时代、同一语境的文学实践也会往往如此。比如，象征主义文学对于隐秘世界、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自然主义文学对于科学及现实世界的执著与唯美主义文学对于语言形式的刻意追求，表现主义文学的抽象化、本质化倾向与未来主义文学对于现代的拥抱及对于未来社会的希冀等，也都是这样。具体到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情况更为明显。比如，中国传统文学在言意关系上、在结构以及人与人、　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上都迥然不同于西方文学。如果按照中国传统文学的观念来审视西方作品，西方文学将会是低劣之作，因为它们太过直露、没有韵味，也没有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如果反过来，情况也绝对会与之相应。再比如，中国的传统“史诗”、“戏剧”等叙事类文学与西方的史诗、悲剧等叙事类文学，它们之间又怎么样能够相互打量？但是，这样一些迥然相异的文学却共同构成了人类的文学宝库，成为了我们所置身的“文学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如此文学现场，面对各种质态的文学存在，文学理论将如何言说？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察、分析、思索，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学史事实，笔者认为，文学的本质应该是一个多元性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本质的生成类似于我们传统观念当中道的演化，道原本为无，由无而生有，由少而生多。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本无所谓文学，也无所谓文学的本质。进入人类社会以后，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文化语境，人们依据各自的生存状况、文化氛围，从事文学活动，构筑自己的文学世界，在不同的向度上开拓文学的存在空间，进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具有时代特点与民族特点的文学存在质态。在人类的文化时空当中，各种各样的文学存在质态、各种各样的文学本质开拓向度并不闭锁于某一个具体的历史时代、某一民族的文化语境，而是处于一种历史与文化的开放之中，作为人类的精神文化成果广为后世、不同的民族所享有。文学本质的生成是多向度的，某一历史时期、某一民族文化仅仅在某一向度或某些向度上生成、开拓，但是这些生成、开拓都从不同的方向上拓展了文学本质的存在空间，而这种开拓与生成没有终结，也不会有终结。

二、文学本质多元论与反本质主义文论

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不得不谈一谈对于反本质主义文论的看法。笔者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设想，应该说从反本质主义文论获得了许多启发，汲取了许多有益的思想资源，但是，笔者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设想，在很大程度上则立足于对反本质主义文论的反思、修正。

反本质主义是作为本质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反本质主义者看来，本质主义是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模式。本质主义所存在的问题在于，常常将某些特定群体，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而生产出来的对于文学性的理解普遍化、非历史化。与之相反，反本质主义者认为，“任何理论或真理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时期、出于特定的需要的目的从事的一个‘事件’，因此它必然与许多具体的条件存在内在的关系。”［2］因此，要求将文学本质问题事件化、语境化、地方化，强调文学观念对于社会时代语境、民族文化语境的依附性。

本质主义文论的问题与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以某一时期、某一群体出于某一需要所开拓的文学存在空间视为文学的唯一存在空间，限定了文学艺术本质存在的历史开放性与文化开放性，同时也限定了文学艺术未来的发展可能性，压缩了文学艺术的本质存在空间。相对于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文论的价值与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它恢复了文学观念与社会公共领域、社会现实、文化实践、文学实践的联系，揭示了文学本质的历史性与地域性，注意到了文学存在空间的生成性质。但是，反本质主义理论所存在的问题也是非常大的，我们如果不能及时地、认真地加以反思，修正，那么，它对我们当前的文学理论建设也必定会造成有害的影响。

在笔者看来，反本质主义文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反本质主义文论虽然注意到了文学本质存在于历史空间、文化空间中的播散与弥散，但却没有注意到文学本质存在的累积性与叠加性。反本质主义文论主张，文学本质观念的建构具有事件性与地域性，文学本质观念依附于具体的社会语境与文化语境，进而过多地强调了文学观念历史时代之间、民族之间的断裂、差异，而忽视了文学观念在历史时代之间、民族之间的连续性。实际上，每一种文学观念并非仅仅闭锁于某一特定的历史语境与民族文化语境，而往往具有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的一面。文学观念的更迭与自然科学中的日心说取代地心说不同，地心说可以被抛弃，但是当表现说产生时却并未完全使模仿说失效。因为文学的本质既是一种建构的结果，也是一种生成的结果，文学观念与文学实践相伴而生，并呈现为某种具体的存在形态。当然，历史语境、文化语境可以不断地改写历史上的文学文本，但是，我们对这种改写的程度、限度不应该过分地夸大。我们现在阅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但丁的《神曲》与作者同时代读者的感受肯定不同，但也肯定与阅读现当代的纯文学经典不同，这就说明，历史上的文学文本其意义并非完全固定，但也并非变动不拘。文学观念往往附着于某种文学存在形态。文学的存在形态存在于历史之中，但也能够走出历史呈现于当下，与之相应，文学观念也可以因之而走出历史。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讲，文学观念也具有历史的绵延性。况且，文学观念应用于文学实践，也并非随着另一种文学观念的兴起而完全停歇，而往往是继续运行。比如，当人文主义文学兴起以后，宗教文学实践还依然进行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再比如，浪漫主义的兴起没有完全阻止古典主义文学实践，现实主义的兴起也没有完全阻止浪漫主义文学实践。另外，文学新观念的建构也不可能完全与过去的以及异域的文学观念、文学存在形态完全绝缘。因为文学观念的建构依附于具体的历史语境，而历史语境从构成上来讲，它不仅包含了当前的社会实践因素、当前的文化视野与文化成规，而且还承传了大量的文化传统，接纳了大量的异域文化因素—历史形态的各种文学文本、各种文学观念以及他民族的文学文本、文学观念还会以一种共时性的现实形态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呈现。

英美新批评理论家T.S.艾略特曾言：“历史意识是这样一种意识，即不仅要看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看到过去的现在性。”［3］笔者可以借以引申这样的结论：文化意识应该是这样一种意识，即不仅要看到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而且还要看到文化的世界性。由此反观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其问题也就在于历史意识与文化意识的缺失。

第二，反本质主义文论更多地回到了理论现场，而没有真正地回到“文学现场”。首都师范大学的陶东风教授与福建社科院的南帆研究员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反本质主义文论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两段话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反本质主义文论的整体学术取向。

我们并不能够提出新的可以取代旧的本质主义文学理论的新的本质主义文学理论，我们认为本质主义的提问方式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问的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需要、目的建构了什么样的“文学”理论？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何种关于文学的理论为什么取得了支配或统治地位？被封为“真理”甚至“绝对真理”？何种被排斥到边缘地位或者干脆被驱逐出去？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是否表现为一个平等、理性的协商对话——商谈过程？是否符合民主自由的政治程序和文化精神？［4］

文学与“本质”的考察远不如文学与历史的考察重要。对于文学研究说来，这带来了两个意味深长的后果：第一，文学性的定义只能是相对的，每一个时代都可能修改已有的定义。第二，相对于推敲一个普适的定义，不如解释某一个历史时期为什么产生这种而不是那种文学特征［5］。

“热衷于调查既有文学观念在发生学上的历史/地域性，致力于解构一切文艺学对文学‘本质’的认定，暴露一切文学观念的‘非普遍性’和‘非真理性’”［6］事实上成为了反本质主义文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所以，从整体取向上来讲，反本质主义文论主要应该属于文学理论知识考古学的范畴，是一种文学理论史理论。“回到文学现场”，这是反本质主义者的主要理论主张，也是他们用以反对本质主义文论的利器，但是，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回到文学现场，而是更多地回到了理论现场，对于文学批评史文献及其生成背景的梳理辨识，远远超出了对于文学史实、对于文学现场的关注。与文学史研究的脱节，对当下文学现场结构性考察、分析的缺失成为了反本质主义文论建设的重大偏失。所以，反本质主义文论主要是解构本质主义的理论、文学批评史理论，而不是“文学”的理论。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在我们当下的语境当中所能够承担的学术功能，主要是扫除本质主义文论的障碍，为新的理论建设开辟道路。它主要是一种批判的工具、开路的工具，而不是理论建设本身。

第三，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过于关注文学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梳理，而疏于对文学演变本身的考察分析。这一点与上一点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在这一点上，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与本质主义文论实践是非常相像的。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本质主义文论梳理文学概念是为了说明自身理论建构的真理性，而反本质主义文论则是为了说明文学观念的历史性、地域性。因为都脱离了文学发展本身，结果都没能很好地说明文学本质的生成问题。我们大家知道，在西方世界，在现代文学概念产生之前，以诗的名义加以统辖的各种文献，其外延基本上是与文学相吻合的。在中国学术界，情况与西方不太一致。在现代文学概念引入以前，没有一种集合性的文体概念统辖文学整体，但这也不能说明与西方文学史、文论史相反的道理。我们如果从中外文学发展本身的角度来加以考察，将会发现，所谓现代文学概念的产生这样一个文学学科的重大事件，其实也仅仅是文学形态的另一种存在空间的开拓而已。在西方学术界，在诗的概念主宰文论话语的时代，诗要么是模仿、要么是象征，而在文学概念主导文论话语之后，文学成为了审美，但文学模仿或象征作为观念或文学实践，并未消失也并未失效。中国的情况也与之类似。在现代文学概念引入以前，文学要么是载道的，要么是言志缘情的，要么是天人合一的，要么是实用的。在现代文学概念引进以后，实际上也仅仅是增加了文学是审美的存在向度，而其他存在向度则依然还再延续。反本质主义文论，因过度关注文学概念而疏于文学发展本身的考察，而使自己在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上陷入到了一种错误的境地。

第四，反本质主义文论具有浓厚的历史宿命、文化宿命色彩。文学理论建设既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时代语境、一定的民族文化语境，又对社会时代语境、民族文化语境产生一定的促进，瓦解作用。文学理论不仅仅承担着解释描述的功能，而且还承担着一种文化先锋的职能。但是，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更多地强调了前一个方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后一个方面。文学理论建构被看成了一种必然的、被动的历史承载，而不是被看做一种积极的、主动的介入性，超越性的行为。这就由此决定了，反本质主义文论更多倾向于解释、倾向于已成，而不太注意新理论的建构。在我们当今的学术界，反本质主义是作为一种新锐的理论而出现的，但实际上却包含了很多的保守性的成分。

笔者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设想，正是在对反本质主义文论以上问题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力图回归文学现场，恢复文学理论的“文学”性质；注重当前语境结构的考察分析；力避与文化相对主义就成为了笔者的自觉意识，进而也成了文学本质多元论的主要学术取向。

三、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价值意义

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具有非常大的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

第一，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能够有效地克服本质主义文论对于文学其他属性的遮蔽，能够有效地保持文学理论的历史连续性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历史上，文论家们建构文学理论体系，基本上持一种文学本质一元论，或强调模仿或强调言志或强调抒情或强调象征或强调反映或强调审美或强调政治，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文学发展的丰富可能性，同时也限制了文学理论自身开拓的各种可能性。这实际上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闭锁行为，既闭锁了自身也闭锁了文学。文学活动、文学理论实践实际上都应该属于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领域，应该具有一种广阔的包容性、开放性、立体性。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在某种意义上，既是我们对于文学理论建设存在之家的回归，也是对于文学实践存在之家的回归。可望为我们的文学事业、文学理论建设事业带来勃勃生机。

第二，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能够有效地吸纳历史上及他民族的文论成果、文学成果，形成开放、多元的学术视野。通观中外文论、文学发展史，可以发现，以往人类对于文学本质空间的探索，往往呈现为一种猴子下山似的状况。模仿说、表现说、审美说、文化说（中国现代进程发端以后，也基本类似），一步一步地走来，抓住一个放弃一个，进而致使以往的探索归于无效。就如同西西弗斯一样，呈现为一种一往无前的徒劳状态。文学本质多元论的建立，可以一改文学学科的这种发展史状况，它将会以一种开放、多元的胸怀来吸纳以往及他民族的文学探索成果，并以一种发展的眼光将文学的存在空间向未来开放。在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视野之下，历史上的本质主义文论探究成果将不再毫无意义，而是会重获生机。比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的文学语言探索，我们当前的文化研究往往对其采取一种批判、否定的态度，而文学本质多元论，则非常注意对其合理性因素的吸收。在笔者看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的探索尽管远远没有达到目标，尽管在很多方面未尽人意，但是其探索的结果作为一种相对的文学本质绝对不会毫无意义，其考察、勘探的文学本质存在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会长时间地存在流传。

第三，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能够促进文学各学科的健康发展。我们以往编撰文学史往往都以现代的文学观念加以统辖，时下学术界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从一个方面来讲，应该不虚。但是，另一个方面也不容忽视，那就是“一切历史毕竟是历史”。如果仅仅以某种现代的文学观念加以统辖，那么，文学史写作将会是平面的，而没有历史纵深感。那么，如何才能使文学史成其为历史，恢复其应有的历史纵深？笔者以为，文学本质多元论作为一种文学史观念、批评史观念，可以达到这一目标。

我国当前的文学理论研究、文学批评实践整体状况是不太令人满意的。我们的研究者群体在世界上应该是规模最大的，成果产出也应该最多，但是在世界学术界却长期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产生应有的影响。关键原因在于，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没有回到“文学现场”，仅仅是就理论谈理论，形成了一种理论的深刻、无效的深刻。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文学批评实践缺乏对历史语境、文化语境的全面考察分析，致使我们的研究趋向某种偏执，众口众辞难以对话。文学本质多元论的建构，可望能够扭转这种状况。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第6篇

一、音乐观的开放与重塑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观念的更新与实践首先是与音乐观的开放与重塑联系在一起的。

音乐观是人们对音乐的本质认识，是指导人们音乐实践的思想观念。

上世纪30年代以来，特别是建国后，音乐是阶级斗争和革命的产物与工具的观念一直深刻地影响着音乐工作者乃至广大群众。受这种观念的制约，音乐艺术在人们心目中实际缩小为某一类型或某几种类型的音乐，基本可以概括为革命音乐以及那些与革命相关的音乐，革命音乐之外的古今中外许多优秀音乐作品都被视为封建主义或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而遭到某种程度的批判和否定，即便是一些健康向上的抒情歌曲也一度被斥为黄色音乐或靡靡之音而遭到口诛笔伐。“”时期极左思潮的钳制更是将音乐异化为一个“巨无霸”般的钢铁战士，音乐的内容与形式都刻下了深深的专制主义的烙印，音乐艺术的无比丰富性和音乐观的多样性被彻底遮蔽和扼杀。狭隘的音乐观不仅使音乐实践与音乐生活被拘囿在基本以革命样板戏和无产阶级革命歌曲为主宰的极为有限的范围内，同时也导致了有限的音乐理论研究只能锁定在某些特定的音乐对象之上。

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不但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重大社会观念，人们的音乐观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979年10月30日―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开幕式上代表党中央致祝辞。祝辞对“”期间的极“左”文艺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对“五四”以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与评价，指出文艺创作与批评应坚持“双百方针”，“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文艺创作思想、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强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②此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文艺的春天终于来到了。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音乐思想领域也开始发生深刻的变革。同年12月在中国音协召开的音乐理论工作座谈会上，文艺的“阶级性”问题开始受到质疑，学者们试图对此作出新的阐释；80年代初，音乐艺术的阶级性与音乐语言的特殊性、音乐的“共赏性”等问题进一步引起学界的争鸣讨论。学者们在依然承认音乐艺术具有阶级性的同时也明确指出：由于音乐语言特别是纯器乐艺术的非语义性、音乐的民族性以及非劳动人民的创作也可以具有人民性和进步性等因素，音乐审美中是存在着同一件艺术作品被不同阶级所接受和喜爱，即所谓“共同欣赏”现象的。③有的学者则明确指出：“那种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文艺都具有阶级性’、‘阶级性是文艺的本质属性’的说法是不符合文学艺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是站不住脚的，也是缺乏科学性的。”“要是只承认文艺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那么客观存在的许许多多并不具有‘阶级性’的文学艺术作品，势必被排除于文坛和艺苑。”④上述引文中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并非什么新鲜的理论学说，但在拨乱反正之后的历史转向之际，这些问题的讨论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表明音乐界已经开始对既往的狭隘音乐观进行拷问，僵化的音乐神经从观念深层开始活跃起来。摈弃以阶级斗争的眼光审视音乐，从音乐自身特殊性着手、尊重艺术规律及其丰富的人文价值的音乐观念已经开始复苏。

此后，80年代以来音乐学研究的整体推进为音乐观的开放与重塑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音乐美学领域对音乐的本质和美学规律的深入探讨、音乐批评领域对音乐现实问题的热情关注以及有关民族音乐传统的争鸣讨论等，都极大地开拓了人们长期封闭的音乐视野和音乐观念，对于更为开放的新的音乐观念的重塑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新的音乐实践对人们音乐观念的冲击更是有目共睹。80年代流行歌曲与新潮音乐两大乐潮的强势崛起彻底改变了人们既往的音乐观念，随着音乐商品化、风格多样化的兴起与发展，以往左右人们音乐观念的一些条条框框迅速被打破乃至沦为边缘化。因这两大乐潮而掀起的学术争鸣亦不绝于耳，尽管当时也由于非音乐因素的干扰而导致对这两大乐潮的贬斥与否定，但从今日人们对先锋音乐的宽容态度以及流行音乐已融入最广大民众的音乐生活来看，两大乐潮的兴起对新时期以来音乐观念的开放与重塑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或者说，两大乐潮的兴起本身就是音乐观开放与重塑的感性而生动的体现。90年代以来音乐文化的日渐多元化更是不断地对既往的音乐观念进行着新的解构与重构，人们的音乐观也日趋多元化而更为开放。

由此观之，多元音乐文化的并存发展与音乐美学等学科研究的深入推进正是音乐观的开放与重塑在音乐实践与理论研究上的重要体现，其根本结果是，以革命音乐为圭臬的褊狭音乐观及其实践逐渐让位于多元并存、尊重音乐艺术性的音乐观及其实践，音乐艺术愈来愈解放为“为人服务”而非过去那种桎梏于抽象地“为人民服务”的框框里，音乐艺术的独立性与人的主体性开始得到凸显。尽管在八九十年代之交，音乐观念问题一度变得复杂而敏感，但最终还是在改革开放国策的继续驱动下再度驶入健康而良性发展的轨道。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获得了新的生命与发展，上述音乐实践与理论研究中音乐观的开放与重塑，必然促发学界对以往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音乐史观进行深入的反思。

二、音乐史观的反思与求正

唯物史观是我们正确认识音乐历史发展的根本历史观。

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在起步阶段乃至此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在音乐史观的理解和运用上更多地强调乃至夸大了唯物史观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尤其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一度主要是对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革命音乐家的研究，音乐家在阶级斗争观念下被分划为不同的阵营。左翼音乐运动以及由左翼音乐家发起和主要领导的新音乐运动实际上成为30年代后新音乐发展与评判的标尺，有些在近现代音乐史上作出重要贡献但不属于左翼或革命阵营的音乐家被边缘化乃至有意无意地忘却了，即便一些曾在抗日救亡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专业音乐家也被鲜明地“一分为二”地审视。政治的偏见替代了理性的认知，不少音乐家的历史贡献并没有得到合乎历史实际的评价。建国后音乐历史的实际发展也并非真正与所谓建国前夕“国统区和解放区两支音乐大军胜利会师”的史学描述相一致，因为在新音乐运动中即已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左”的音乐思潮在50年代后期“左”的政治思潮的裹挟下，仍然继续发挥着巨大的现实影响，以往不同“阵营”中的音乐家的命运、地位及其评价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差别。

新时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史学界同仁认识到，一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是近代中国音乐家共同书写的历史，而非哪一个党派、哪一个集团和哪一个乐派的历史。因此，有学者针对以往存在的“因人废乐、因事废乐、因乐废乐”现象，明确提出：“只要对中国音乐有过相当贡献的人，都要进行研究，根据他们的贡献和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给予恰当的评价。”⑤

80年代以来音乐领域里的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特别是80年代初有关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讨论、1986年在辽宁兴城召开的“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座谈会”、80年代中后期“回顾与反思”的学术讨论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近现代音乐史学界对历史观问题的思考。这一时期的不少文章，如于润洋《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陈聆群《反思求索 再事开拓》、张静蔚《音乐理论的历史反思》、居其宏《归来兮，音乐批评之魂》、《一个不可逾越的反思课题》、梁茂春《从中国音乐史看文艺理论》、戴嘉枋《面临挑战的反思》，等等，均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以往极“左”思潮下的音乐史观及其消极的历史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比如，针对过去以唯物史观面貌出现而很少有人提出质疑的“音乐史是人民创造的”的音乐史观，有学者撰文指出：“以往我们在‘人民创造历史’这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下，一直强调要写‘人民的音乐史’，但始终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谁也难以把它成为事实。关键就在于我们在这个概念所隐含的‘人民’与音乐家对立的前提下去观照历史，而史实所能提供的又多是音乐家的创造实践活动，非音乐家的活动在其中仅占据了一小部分，这就使我们的音乐史学家论述某些在音乐史上具有杰出贡献，而偏偏其作品又缺少一点所谓‘人民性’的音乐家时，难免会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惶恐感。”作者借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命题，认为正是“‘从事音乐活动的人们创造了音乐史’的命题是契合唯物史观的，同时也肯定了音乐家审美的主体性在创造活动中的能动发挥对音乐史发展的重要作用”。⑥

尽管上述有些文章曾一度成为权力话语批判的对象，其中也的确存在某些值得商榷之处，但今天看来，这些文章中所蕴含的某种真理性是不会随着时间的逝去而被遮蔽的，相反，新时期音乐学的进步与发展已经宣告了这些文章中提出的某些观点的历史进步意义。

历史观的改变，使得那些被遮蔽的历史正逐渐走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视野。一个基本的认识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并非只是一部革命音乐统而贯之的历史，也不仅仅是精英与经典的历史，所有为近现代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的音乐家都应成为不可遗忘的记忆。因此，为某种功利目的服务而观念先行地取舍历史的做法正日渐失去其往日的影响与力量。

三、音乐史学观的解构与重构

1958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在“”的豪情中开始启动，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人们对这一学科功能的基本认识带有鲜明的庸俗社会学和功利主义特点，音乐史学被看成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政治服务的一门充满战斗性的学科。当时北京和上海分别成立了两个近现代音乐史编写组，“北京方面提出的口号是写出一部‘真正的人民音乐史’，上海方面提出的口号则是写出一部‘我们自己的革命音乐史’。”⑦吕骥曾明确指出：“我们的音乐史主要地应该把人民的音乐突现出来，不只是专业的，而更主要是民间的、业余的……我们把音乐看作一种社会的现象，音乐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音乐史……应该打破专业创作的狭隘范围……应该着眼于人民的音乐生活。”⑧上述指导思想及其操作的可行性无疑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给刚刚起步的年轻学科，套上了‘左’的框框，影响了几近半个世纪。”⑨在这样一种音乐史学本体论的指导下，与之密切相关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史学价值观乃至方法论等问题都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功利性和庸俗社会学的特征。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并没有成为一门具有独立品格与充满人文精神的音乐学科。

音乐史学观是人们关于音乐史学的性质、本质及其原理等学科元理论的根本认识。所谓音乐史学观的解构主要就是对“左”的思潮影响下的音乐史学观的拆解。80年代不仅在政治上是思想解放的时代，同时也是学术研究中“方法论”热的年代。受历史学界对史学基础理论的整体反思和音乐学界对音乐基础理论研究深入推进的影响，伴随着音乐观与音乐史观的改变，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的史学观问题也逐渐引起学者们不同程度的关注。这一问题的逐渐浮出，表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学科自身已经成为问题研究的对象之一。新的音乐史学观需要重新建立起来。

80年代以来，这一领域的不少资深学者都对以往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了回顾与反思。汪毓和在论及历史研究中由于片面强调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导致的随意改变历史的现象时指出：“仿佛历史是一块可以随便捏的‘ 橡皮泥’。这种恶劣的影响也曾波及到音乐界。一会儿把某个作曲家、某个作品或音乐理论著作捧上了天，一会儿又把它们打入十八层地狱。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莫衷一是、啼笑皆非。尤其对于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更被人们视作畏途，生怕在评价问题上由于摸不清政治气候而犯错误。”⑩陈聆群也在文章中就长期以来片面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以及史学的战斗性等思想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进行了反思与批判。{11}张静蔚则就“长期以来，近现代音乐史学被某种思想所束缚，只能在某种‘指导思想’之下进行研究，而不能从其它角度加以审视”的现象提出批评，认为许多研究成果大体上都是从音乐社会学角度进行研究，而“音乐社会学从外部研究音乐创作、音乐现象以及音乐欣赏等等，主要角度是音乐与社会的关系，它不能对音乐探幽发微，揭示音乐的底蕴。音乐历史是多层次，多角度，甚至是多学科的科学综合，仅从音乐社会学角度来研究历史，就形成线性的单调描述。”{12}

上述反思与批判都在不同层面上涉及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史学认识论、本体论、史学思维等史学观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到本世纪初曾引起众多学者参与讨论的“重写音乐史”问题，也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新时期以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史观与史学观更新的学术要求。除却学者们大多指出的需克服“左”的观念对近现代音乐史学的影响之外，对于音乐史学观的关注与强调、有关史料建设的范围与策略、传统音乐与新音乐“两个传统的衔接”乃至音乐史书写作的个性化等问题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应当说，“重写音乐史”的讨论推进了近年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就此展开评述。{13}

此外，近年来的不少学术成果也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体现出音乐史学观的种种变化。比如李岩结合民族音乐学方法对20世纪上半叶曾经产生广泛社会影响但在学界却长期无人问津的口琴运动及其音乐文化现象的研究；{14}王勇贯穿运用“关联视角”对王光祈的研究；{15}居其宏以多重视角对新时期音乐思潮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16}孙继南对黎锦晖与“黎派音乐”充满人文关怀的最新研究；{17}冯长春借鉴早期法国年鉴学派“从阁楼到地窖”史学观念，重视运用被遮蔽的非经典、非精英史料对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的研究；{18}等等。

总之，笔者以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进步――正如有学者于80年代所希望的那样――是与“音乐史学多元化观念”{19}的发展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新时期以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这些成绩是与音乐观、音乐史观及音乐史学观的更新与实践分不开的，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但无论是音乐观的开放与重塑、音乐史观的反思与求正还是音乐史学观的解构与重构，都反映了当代学人对长期以来“左”的思潮影响的反拨和不断接近历史真实与对史学人文价值的诉求，在这样一种努力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正日益成为一门具有独立学术品格的音乐学科。

当然，从总体上看，与一些人文学科或艺术学科的研究相比，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还存在着某些滞后与亟待解决之处。比如，“左”的思想的影响至今犹在，史料建设比较缓慢，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没有很大的突破，专题研究不够深入，音乐本体分析与深度理论阐释能力尚嫌薄弱，海外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引进与介绍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等等。从这些问题来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进步需要观念更新，同时也期待更多脚踏实地的践行者。观念更新并非这一学科的终极目的，一切观念的更新与实践都是为了更加真实地切近历史、清醒地认识历史、深刻地阐释历史。如此，随着不断增加的历史自身和研究力量的日渐壮大，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必将取得更为令人瞩目的成就。

①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研究对象是鸦片战争以来至改革开放后一个半多世纪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1840年至1949年为近代部分,1949年后的20世纪下半叶为现代部分｡作为当下观照的“当代音乐”一般是指近距离时段的音乐事象,它主要是音乐批评的对象｡本文所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包括对1949年后中国音乐历史的研究｡

②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189页｡

③参见吴毓清《音乐的阶级性与“共同欣赏”》,《人民音乐》编辑部选编《1982年音乐争鸣文选》,第1―9页｡

④杨琦《再谈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倾向性及其它――兼答冯光钰同志》,《人民音乐》编辑部选编《1982年音乐争鸣文选》,第39､25页｡⑤周畅《不拘一格,广些,深些,精些》,《音乐研究》1982年第1期,第17页｡

⑥戴嘉枋《科学总结我国当代音乐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吕骥同志等商榷》,《中国音乐学》1988年第3期,第106页｡

⑦张静蔚《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南京艺术学院《当代中国音乐学》课题组著《中国当代音乐学》,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页｡⑧转引自黄翔鹏1958年12月31日记录整理《中国音协理事会讨论“中国近代音乐史”提纲第二次修订稿的记录整理材料》,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音乐研究所1959年编《中国近代音乐史参考资料》第一辑(内部参考资料,油印本)｡

⑨张静蔚《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南京艺术学院《当代中国音乐学》课题组著《中国当代音乐学》,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页｡⑩汪毓和《应发扬实事求是的科学学风》,《音乐研究》1982年第1期,第14页｡

{11}陈聆群《反思求索 再事开拓》,《中国音乐学》1985年第1期｡

{12}张静蔚《对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两点思考》,《音乐研究》1986年第1期,第16页｡

{13}有关“重写音乐史”的学术争鸣及其评述,请参见余峰《重读“重写音乐史”文论之误释》,《中国音乐学》2006年第3期｡

{14}李岩《上海中华口琴会及其推广的音乐――一种城市大众音乐文化现象的研究》(博士论文摘要､序论及结论部分),李岩《朔风起时弄乐潮》,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297页｡

{15}王勇《一位新文化斗士走上音乐学之路的“足迹”考析――王光祈留德生涯与西文著述研究》,上海文艺音像出版社2007年版｡

{16}居其宏､乔邦利《改革开放与新时期中国音乐思潮》,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17}孙继南《黎锦晖与黎派音乐》,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18}冯长春《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版｡

{19}戴嘉枋《继承､扬弃与发展――论音乐史学多元化观念的萌生及其合理内核》,《中国音乐学》1988年第1期｡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第7篇

一、“文学思潮”是“文艺学”的对象？还是“文学史”的现象？

“文艺学”和“文学史”两个学科的明显差异，应当说是众多研究者容易感知的。然而这种容易被感知的“差异”常识，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运用时却常常变得“陌生化”了。就以往大量的有关“文学思潮”的研究成果来看，它的“特性”与“文艺学”学科并无多大关系。“文艺学”在自己的学科体系里，长期以来不仅漠视它，而且一直坚执地拒绝着对“文学思潮”进行任何形式的深入阐释。比如，据笔者粗浅的浏览与查阅，“文学思潮”作为概念及其解释，基本上只是“辞海”或“文学词典”一类工具书的职责，众多或新或旧的“文学理论”教科书，都统一性地放弃对“文学思潮”实施概念界说和学理推导。（1）

这些无疑地表明，“文学思潮”应当属于“文学史”学科。事实似乎“确乎”如此。仅就“文学思潮”的“概念界说”而言，这一“重任”大多被文学史家（更多的是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所承当。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冠以“思潮”之名的“史论”和“现象论”的中国文学研究著作有数十部之巨。此类著述的大多数，一般会在“绪论”或“导言”部分对“文学思潮”的概念进行定义——不过，种种“定义”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2)。同时我们也看到，实施“定义”的主体似乎并不借重于任何理论资源，毋宁说是凭着感觉——而这一感觉又是与其所要考察的对象及其对对象特性的“预设”紧密关联着。文学史家所面对文学研究对象的实践性特征和现象性特征，总使得其在对“文学思潮”概念进行定义时不能不频频回首于文学现象的“历史样态”，他在顾及“历史逻辑”的同时就不能不淡化“学理逻辑”所带来的制约与限定。这显然是悖论！更重要的是，这一“悖论”在文学史家对“文学思潮”的粗浅的理论思考中被轻轻放过了。来自于“历史逻辑”的“自圆其说”的“定义”，又以其“自圆其说”性能作用于对文学历史和现象的具体论述，因为“定义”被质疑的可能性的缺位，必然导致文学思潮研究的“无当”与“泛化”。

其实，文艺学并非不屑于把“文学思潮”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是也同样有着上述“悖论”所带来的困惑。比如当我们预设“文学思潮”的研究重心应当是“观念”的运动过程——这一命题显然更多具有着“文艺学”学科属性。其实，这样的研究至今仍然是许多著述中有关文学思潮研究的常见形态。近年来，有许多文学史著作，有意把以往的“文学运动”或“文学过程”内容，更名为“文学思潮”。论述所囊括的具体内容多属于“观念”性的东西——着力关注的是“理论争鸣”事件和理论性文献，具体的大量的文学创作，常常是理论或观念演变梳理过程及其必然性、合理性的证明材料。其实，这里面深藏着不少不可轻视的谬误。文学史视野中的理论（观念）文献，一般并不包括同一时期那些与实际的文学创作无太大关联的“纯粹”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有关的理论样态，不仅仅“批评”类型居多，而且任何理论只有转化为批评才可能有效地进入文学史视野。在具有自恰性的理论看来，“批评”的展开，随时都可能发生因对象（创作）的特定性而导致的“变形”“误读”或“曲解”，这种情形自然无法满足理论的期待。“文艺学”把“文学思潮”排除在外，亦属当然。坚守理论自身的“自恰”，必然遮蔽大量的“批评”所隐含的某一理论（观念）的运动信息。其结果是，“理论”与“批评”实际也就是“文艺学”与“文学史”，彼此成为“他者”。

由此看来，“文学思潮”应当是一种结合着“文艺学”和“文学史”才能有效展开的研究。

二、“文学思潮”是“宏观把握”？还是“微观透视”？

就一般而言，“文艺学”和“文学史”本质上无疑是宏观的。结合着两者才能有效展开自身研究的“文学思潮”，应当说更倾向于宏观。“文学思潮”研究的“宏观性”，既受制于它的对象世界——文学的任何个别领域如创作、批评、理论、传播与接受等，都不足以承当文学思潮的对象性。文学思潮的对象是一个相对独立时期的文学的整体存在，是历史存在的全部。它所呈现的是“文学”的思潮，而不是被类型化、领域化或进行了条块分割后的文学的各个侧面。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文学史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文学思潮”的“宏观性”也来源于它的关照方式——这自然是与它的“整体性”范畴特性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不同的文学领域（创作、批评、接受），文学思潮在考察时是在对他们进行“现象化”处理的基础上，要捕捉的是大量现象背后的“倾向性”即“同一观念”及其这一观念的流程。“现象”的纷繁性与“观念”的单一性的结构机制，正是文学思潮所要解决的问题。有学者明确指出：“文学思潮是时代文学思想中十分活跃因而引人注目的部分，集中代表着一个时代文学的某些突出方面。在文学的世纪发展中，思潮也许可算是个纲。将文学思潮真正研究清楚，会使文学史上许多问题迎刃而解。”(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整体的“文学思潮”研究不仅可以弥补文学史研究的某些不足，而且同时能够满足人们对与文学史的深层期待。比如，当它有意从“观念运动”角度来梳理文学历史时，文学的“思想史”状态就可能被更清晰地展示出来。也因此，文学的研究便会获得走出文学的机遇，不仅能使特定时代文学的思想及其演变成为这一时代思想的有效构成部分，而更为重要的是，文学与其他社会领域的复杂关系可能得以在特定“思想”的整合中显现其独有的文化意义。

诚然，“文学思潮”研究的“宏观性”有着不同的甚至是多样的具体呈现方式。《中国现代文学主潮》(4)《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5)等著述只是一种常见的文学思潮书写方式。而大量的却如同《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6)《政治文化与中国20世纪三十年代文学》(7)等著述一样，显然属于文学思潮“宏观性”研究的别样书写。《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并不是主要考察“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其讨论的重心实际坐实于作为一种观念的“存在主义”是如何在中国现代的文学领域中播延与接受表达的。《政治文化与中国20世纪三十年代文学》，显然是把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政治化”作为一种思潮，阐释的充分性体现为对“政治文化”之于30年代文学样态、文学政治化的审美体现等复杂性的揭示。这些著述的研究共性表现为，首先是对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某一“观念”及其作用的认可。其二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还原它的历史流程——主要是某一观念被审美化表达的式样和“观念”影响下的创作主体姿态、精神、写作行为的种种变化。其三是文学的历史在某一种“观念”吸附中被加以重新组织，呈现出新的文学史的历史叙述。我们知道，导致文学史叙述变化的可能性有两个方面：一是“历史观”的变化，即“如何看待历史”的观念变化；二是对“决定历史面貌”的不同“因素”及其作用的强化与凸显。而“文学思潮”“宏观性”研究中的文学史的别样表达，应该是或者更接近于上述第二种情形。

“文学思潮”的“宏观性”并不是一种限制，在文学研究的实际展开过程中，“文学思潮”的“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状态有其特殊性。无论如何，“文学思潮”不会也不可能拒绝和彻底排除“微观”的介入，只不过它对于微观的接纳有着自己的方式而已。比如设定从“观念运动”角度考察某一时期的文学，研究主体对“主流观念”的体认和在“主流观念”统辖下对文学史现象的取舍，相对于文学整体而言显然是一种“微观”——在这里又进一步显现了“文学思潮”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区别。“文学思潮”的“微观性”也还大量体现在具体的分析中。比如对20世纪30年代“革命文学思潮”的讨论，不仅需要对“革命文学论争”的“微观事件”进行深入辨析，同时必须对“革命文学创作”和“准革命文学创作”实施细密的文本解读。“思潮”的宏观与“现象”的微观就这样被相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过，这种“微观”，毕竟是“宏观”临照下的对象，它也不可能走向那种为呈现历史全貌而进行的现象还原式研究。

三、“文学思潮”研究是一种结构程式？还是一种方法？

这是以往“文学思潮”研究中从未引起注意的问题——而它却是“文学思潮”范畴一个极重要的问题。说“文学思潮”是一种结构程式，意指作为“观念史”研究，文学思潮不能不对文学历史或当下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观念”形态（抽象的思想形态）的各种直接间接的表征予以分外关注。它的研究预设总是在观念运动的空间里确立自己的视野。视野的特定性不仅规限了叙述方式，也同时给定了具体内容的取舍标准。同一现象，在文学史视野和其在文学思潮视野中的影像、功能、作用有着很多的不同。这显然取决于“文学思潮”和“文学史”那些各自不同的具有恒定性的结构状态。比如“五四文学”，不论是对其生发缘由的“外倾性”肯定，还是强调当时时代知识分子先锋群体的自觉性，都是五四时期文学发展的整体性作为考察对象的，即文学史价值结论的最终确立来源于历史属性。文学史表述中过分的对历史的观念化处理，必然会降低它的信度，因为，文学史毕竟属于“历史学科”。而作为“思想史”属性的“文学思潮”研究，“信”与“非信”的差异并不是要害。它首要的是要求研究主体必须确认各种观念共生夹缠中的主导观念，即呈现为文学整体性的“思潮”（而绝不是文学的某一领域的主导观念）。然而，我们所看到的不少有关“五四文学思潮”著述却有着不少的差异。那么这种差异是怎样形成的？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文学思潮”对于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状态的观照是侧重于“思想史”方面的。比如从社会文化走向与文学发展的关系角度看，“五四文学”整体性地凸现着“启蒙”性——启蒙，既表现为统一性的文学功能，又表现为创作主体的文化姿态，还大量渗透于文学的诸多形式方面。为此，以“启蒙主义”来命名五四文学思潮，应当说是恰当的；如果我们关注到五四文学基本观念等本体方面对西方近代以来进步思想的广泛吸纳，并且在对中国传统批判中所建构起来的“元话语”状态，我们把“五四文学思潮”称之为“现代性（西方化）思潮”也未必不可。当有人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创作观念来定位五四文学思潮的属性时，自然也有它合理性的一面。这里依然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所说的文学思潮的“观念”与“思想”，其实不能仅仅理解为“有关文学”的思想，而是“如何看待文学”的思想，即有关文学与社会关系的价值观念。这决定了文学的整体性变迁。说白了，“文学思潮”对于文学历史进行的“思想叙述”，不是还原，而是阐释，它可以为文学的价值更新提供多种的可能性。

这无疑就探进到“文学思潮”作为“方法论”的层面。

作为“方法”的“文学思潮”研究，应当是指它的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和作为一种视野的基本原则及其策略选择。它主要关注的问题有：语境研究，语境与修辞的关系研究，作家独创性的问题和审美风格变迁研究。

当我们通过深入了解感觉到某一历史时期确有一种整体性的“文学思潮”的时候，它便成为我们重新进入此一阶段文学的一种新的视野。原来林林总总似乎没有头绪、彼此夹缠的现象，被发现其实是由某种很强大的具有结构性的“框架”所整合，自有其“有机性”和存在秩序。我们进而还能够发现，作为构成整体的因素的任何“单体”（包括人和事件等），在这一“框架”里并没有足以和整体相抗衡的“主体性”，“思潮”必然对它发生影响——不论是正面的认同或是反向的调整。比如就一个作家的历史前后看，任何人都是会有变化的。这种变化如封闭起来看，我们的体认更多地会倾向于对作家个人创新能力方面的肯定。然而，如果将其置于“思潮”视野，我们发现这些变化其实正是个人在“思潮”的整合过程中审美修辞的调整。风格变迁的主因原来在这里。再比如文学史的写作——在我看来，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纂而言，从大的方法论角度说不过两种形态：一是“纯审美”的文学史；一是“思潮”的文学史。“纯审美”的文学史关注的是每个时代的“审美进步”，并以这一进步作为对作家作品进行选择的基本标准。“思潮”的文学史，更多关心的是“有影响”的文学因素。有些作家或作品，就审美进步性看其实是没有资格进入文学史的，但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不能淡化或漠视的大的倾向性，所以在“思潮”的文学史中却是重要的存在。实际的例子是很多的——“文革文学”在许多文学史中之所以被忽略，就是因为在有些研究者看来它不但不具备与“十七年文学”相比较的“审美进步性”，简直就是“审美的倒退”。然而在“思潮”的文学史里比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里，它却是需要认真分析的对象。20世纪文学史上属于这样的现象或作家作品为数不少——比如像胡适与《尝试集》、“革命加恋爱”创作、“红色鼓动诗”、30年代的通俗文学、解放区的“秧歌剧”、“十七年”的“工农兵”文学、“歌颂类”创作、小剧本创作、“文革”时期的“革命样板戏”、激进的“文艺评论”、80年代的《伤痕》《班主任》、“将军诗”、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论争等等。被“纯审美”文学史认为没有意义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大量的文学现象，在“思潮”视野里却可以赢取价值，有些甚至是很重要的价值，这无疑是一种具有独特性的“叙述”才能达到的效果。显然，与作为一种“状态”的“文学思潮”相比，这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文学思潮”的意义，更值得我们把握与研究。

注释：

（1）例如发行量很大的《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当代四方文艺理论》（朱立元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两套教材，均无关于“文学思潮”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即使个别的此类著述涉及这一问题，也多是在对其他问题的历史性考察中顺便提及，因为无法进一步展开，反倒使“文学思潮”的理论性方面更加复杂。例如苏联学者波斯彼洛夫所著《文学原理》（王忠琪徐京安张秉真译 ）等。（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三月版。）诚然，这里要特别提请注意美国著名文艺学学者沃伦和韦勒克。他们在名著《文学理论》中也未正面涉及“文学思潮”，也许他认为这一“问题”的重大性和重要性，所以专门在《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一书中进行了细致论述。

（2）参见笔者《“文学思潮”：作为状态、现象、风格与时期的不同形态》《文艺理论研究》2004、4；《文学思潮：关于概念、现象及方法》《东南学术》2004、4；《“定义”歧义与“认知”溯源——关于“文学思潮”概念杰说的几个问题》《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5.1。

（3）严家炎：《文学思潮研究的二三断想》《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5期。

（4）《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上 下）许志英 邹恬主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

（5）《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朱寨等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第8篇

1902年——

雷海宗出生那一年，梁启超提出“新史学”；

删2年，雷海宗冥诞一百年，也正是中国历史学界以明确的理念追求史学的近代化道路一个世纪。

近代历史学的各种思想和主张，你方唱罢我登场，令人目不暇接，但就其特征总体而言，可以大而化之地归为两个面相：

1．基于史料进行历史重建，或者说恢复历史的面貌。这种工作的基本思路是寻求证据、寻求确定性，因此搜集、整理、解说、连缀史料构成主要任务。它体现了历史学的科学性质，也可以说是非人化特征。

2．以某种观念为依托，对历史进行阐释。这项工作在既有的材料范围下进行，不关心材料本身的问题，而关心历史研究对人类和社会各方面所(已经、正在或即将)遭遇问题的解答。这体现历史哲学的特质和历史的人文主义性质。

对于以雷海宗为代表的战国策学派的文化形态史观就应该放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去思考。

一、历史研究中的科学关怀和哲学人文关怀

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需要规则化、系统化与可操作化，因此要运用科学的方法。但人文关怀是历史存在的根本。这两方面是健全的历史学必须同时具备的。中国历史学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开始，侧重于人文关怀。从欧洲史学的传统来看，历史研究中的科学关怀和哲学人文关怀都是近代历史学发展中的基本时代特征。寻求证据和史实的确定性并非十九世纪兰克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的首创，事实上应追溯到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史学开始学科化的时代。历史的哲学关怀和解释功能自然受近代哲学之兴起嬗变的影响。而且这两个面相并非井水河水互不干犯，而恰恰是有所交错，互相启发与纠正。比如欧洲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开始重视证据批判，其背后有对绝对理性真理的信奉与追求为支撑，理性真理在启蒙时代被认为是解释一切现象和问题的法门。反过来，史料方面的突破可以影响某种历史解释理论的产生或存亡。一句话，历史学家可能因为缺乏证据而陷于片面，也可能因为个人的价值取向或兴趣而约束证据。如果将十七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作为一个时间整体来考虑，就会看到西方史学的总体进程中，科学关怀与哲学人文关怀并行不悖且处于守衡状态，尽管在某一短时段里，对两方面的侧重性互有消长。了解欧洲近代史学这一传统，再反观中国近代史学界，不难发现它恰恰难以在科学关怀与哲学人文关怀中保持平衡。

傅斯年主政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代表的史料学派是中国史学科学性特征的集中体现，虽然史语所中有个别人有意识注意历史研究的理论性与观念性，但总体而言对此是相当忽视的。史料学派对中国新史学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的辉煌贡献，此处不论。需要指出的是，史料学派的功与过都在于对史学研究科学性的强调。一个学派以科学化道路为圭臬本是很正常的事，关键在于史料学派借“集团研究”的强力在当时的史学界具有压倒性优势，加之傅斯年提倡的史料研究方法与中国旧有的史料研究方法多衔接相通之处，从学术渊源和学术心理上讲都更容易有号召力。然而以史语所的人力、物力、号召力优势，却没有鼓励和正面提倡完整的历史学观念，致使原本就有理论缺位、哲学缺位之失的中国学术界更加一边倒，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而史语所的基本态度又深受傅斯年个人认识的影响，他曾说：“果然我们同人中也有些在别处发挥历史哲学或语言泛想，这些都仅可以当作私人的事，不是研究的工作”(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发刊之旨趣》)。在这个背景下看，无论唯物史观，还是文化形态史现。或者其它什么理论形态的史学，它们的出现与发展都具有重大学术史意义，这，不仅仅是对史料学派重局部微观而忽视整体宏观、碎化历史的纠偏，还是驱使中国史学界向健康、完善的生态发展的动力。注意一个小小的细节，以文化形态史观为基本指导的战国策派，其五位核心人物中(林同济、雷海宗、陈铨、何永估、贺麟)，有三位拥有哲学博士学位(雷、陈、贺)，这与傅斯年西游求学时广泛涉猎实验科学恰成对照。本来他们对学术发展具有互补性，可惜历史没有赋予战国策派足够的时间与机遇，也可以说历史对于让近代中国学术界充分接受思想启蒙的时间太过吝惜。

二、雷海宗形态史观要素的学术史意义

对于战国策派学者视野的思想史意义，本文不加讨论，而只想从雷海宗的治史观念中挑选一些内容说明其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发展的重要价值。

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引进西方学术的概念、范式、理论、、规则来组织和定位中国文化的内容，揭示中国文化的问题。而混乱也就常常发生在西方概念的理解与搬用上，，这乙个问题解决不好，则结合西方学术成就和本土文化经验进行有价值的创新就无从谈起。霄海宗便敏锐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堪为后人的表率。

雷海宗认为，历史是多元的，是在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的地域各个独立产生与自由发展的，具有各自的独立性和特殊性。认清各个文化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实际上就是断代；丽认清文化的时间范围必须以划分文化的空间范围为前提，认清文化的空间范围就是划分各个文化的区域。断代必须以每个独立的文化为对象，而不能把不同的个体混为一谈，因为文化是个别的、多元性的。

他指出中国史学界无论研究西洋史还是中国史，各种名义都不严正。基于他上述观念，基本的"iE名”就是正时间之名和空间之名，即确定历史研究的时间范围和地域范围，正是在这两点上，中国学界多不求甚解，照搬西方概念。首先看断代问题，欧洲上古、中古、近代的中统分期法原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上古指古希腊罗马，即所谓经典时代，经典时代与文艺复兴时代之间被认为是野蛮人人侵的黑暗时代，称为中古。显然这种划分虽然也体现了欧洲文明的重大变局，但感情因素强于理性因素，思想性质高过学术眼光。随着十九世纪考古发现揭示出希腊之前还有与欧洲文明密切相关的漫长历史(近东地区的历史》，这种分期法在欧洲学术界已经显出不足，尤其令治通史者进退窘迫，但不管怎么说，就狭义的欧洲文明而论还能讲得通。然而“西洋人这种不加深思的行动，到中国也就成了金科玉律，我们也就无条件地认‘西洋上古’为一个神怪／j、说中无所不包的乾坤如意袋。西洋人自己既然如此看法，我们也随着附和，还有可说；但摹仿西洋，把中国史也分为三段，就未免自扰了”(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史的分期》，《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页135)。“十九世纪西学东渐以后，国人见西洋史分为三段，于是就把中国史也尔样划分。……参考西洋的先例，以先秦时代为上古，秦汉至五代为中古，宋以下为近代。再完备的就以宋为近古，元、明、清为近代，近百年为现代。此外大同小异的分期法，更不知有多少。……西洋史的三段分法，若把希腊以前除外，还勉强可通；至于中国史的三段分法或五六段分法，却极难说得圆满”(同上)。这两段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欧洲的“上古、中古、近古”概念有自身的文化和历史含义及限制，中国人不去深入了解这概念的来源，不去思考支持历史断代的观念与标准，而只求在时段上与欧洲的三段论法相匹配，可以说是强以中国文化就西方框架，对于中国：学术独立与创新而言，有害无益。，因此，当雷海宗提出中国文化的”两周”、“三周”，其意义就不只在于确立研究范围，而体现出深一层次的引进西学，体现出把握西方观念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要质后对中国历史进行宏观思考的努力。 ，再来看关于“西洋史”的概念辨析。“世界史”、“外国史”和“西洋史”是中国人常用(t的名词，但对这些概念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中国人大多不甚了了。而就在这几个概念的混淆与不求甚解中，包含着中国学术界概念意识的缺乏，可以说引进了名讨，但没有引进概念。欧洲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概念原是启蒙时代为标示与中世纪以来的“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概念之不同而提出的，后来可以混同使用。“普遍史”是以基督教神学为指导的历史观念，它的普遍性只存在于《圣经》历史所能被覆的范围，事实上无论从文化观念还是地理范围上讲都是很狭小的。“世界史”则是欧洲人发现并承认基督教文明以外的众多文明之后提出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欧洲、中国、近东；中东、美洲、非洲各区域的历史都以相对独立的形态统合在“世界史”之下，尽管欧洲人书写的“世界史”长期以欧洲历史为中心。然而“世界史”到了中国，却奇怪地等同于“外国史”，仿佛中国人主动自外于世界。这是概念传播中的变形失真问题，究其实还是学术引进过程中粗疏生硬弊病所致。雷海宗则凭借自己的西方史学造诣指出这种看似小节实则大过的问题。“世界史”等同于“外国史”，这在中国范围内约定俗成，也就不论了，因为对中国人不至于造成所指混乱。然而“西洋史”到底何指，这关系到“西洋史”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欧美人用“西洋”一词(The West或the Occi-dent)，意义已经非常含混，雷海宗将其分为泛义、广义与狭义三种意义。狭义的西洋专指中古以下的欧西，即波兰以西的地方，近四百年来又包括新大陆，也就是说指以日耳曼民族为主所创造的文化，东欧不包括在此范围。广义的西洋是在欧西之外加上古希腊罗马，在谈论思想学术文艺发展的作品中多使用这层意义。泛义的西洋则是在广义的西洋之外再加上中东伊斯兰教地区和近东地区的古代文化(古埃及、巴比伦)，这样的泛指比较少用(同上，页137-139)。中国人有关“西”的概念也是逐渐发展变化的，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日常说“西洋”大半是指狭义的西洋(欧西+北美)，倒也不会有误会。但对历史研究而言，若只是空泛地使用“西洋”一词，则与学术研究的严谨要求相去甚远，可以说是研究西方历史的门径都未把握。厘清“西洋”一词的不同含义，实则是了解欧西文化与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阿拉伯文化间的关系。这六种文化各有独立形态，有亲疏不等的联系却不能混为一体。

要而言之，雷海宗强调“正名”的四种价值，直指中国近现代史学学科建设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雷海宗的论述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三、文化形态史观与学术研究的多元化要求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胡应麟与中国小说理论史》 胡应麟研究 小说理论史研究

毋容置疑，此前有关明代知名学者胡应麟的文献学思想、诗学思想、史学思想业已多为学者论及，即使胡应麟的小说理论思想也有学者谈及，但这并不能遮蔽我们对胡应麟小说理论纵深研究的空间。如何理解胡应麟在重构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史上的地位，以及回归历史语境客观审视古代小说的理论思想，这在现代小说观念充斥中国小说理论视域之下，显然是个美好的期许。不过，陈卫星博士《胡应麟与中国小说理论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的出版，则恰逢时机地弥补了这一缺憾。该书立足文献资料，抱持尊重历史的态度，从中国小说理论发展史与明代学术背景两个维度展开研究，将胡应麟小说理论史的构建放在明代小说思潮的大背景之下研究，可谓圆满地做到“了解之同情”的研究初衷。

谈及该书的创获，笔者并不想分门别类地介绍该书的章节内容，而是将该书于学术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作以深入浅出地解构，以期使读者能够真正了解该书的创获所在。

首先，该书以近代以来中西小说观念的冲突为研究视角，以胡应麟小说理论史的构建为研究个案，不仅是学界对胡应麟学术思想研究的全新尝试，更是中国小说理论史研究的全新路径。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和社会改革的思潮影响，“以西例律我国小说”遂成为我们衡量和要求中国小说的普遍批评观念与方法。当然，无可否认“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 《国闻报》1897年发表的著名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国小说首当其冲也成为梁启超、康有为等很多人改良社会的核心问题。在这种社会变革思潮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文言小说缺乏系统理论观念便成了众矢之的，批判之声随着时代推移并不曾削减。当然，近代文言文变白话文造成文体与语体分离，白话语体与传统小说观念的脱节，也可能造成西方现代小说观念乘虚直入。也有人将西方现代小说观的盛行推咎为传统文言小说缺乏理论依托。陈钧《小说通义》曾说：“（文言小说）由来虽久，著作虽多，而历数千年，至今从未有能阐明其微旨，与确当不易之界说者。以视西人之列小说于文学四种之一，诚不可同日而语矣。今欲明定其界说，固不得不借助于西人之论也。”无论社会变革思潮影响也好，传统文言小说缺失理论依托也罢，摆在我们面前急需面对和解决的唯其如何处理中西方小说观念的冲突，抑或如何正视中国传统文言小说的理论构建。值得欣慰的是，陈卫星博士的著述恰恰着眼的也是中国小说理论史，选择研究的胡应麟小说理论史个案也颇具时代特征。通过对胡应麟小说研究、小说创作、小说观念、小说分类思想、小说史的研究，该书大致透析出胡应麟的“子部小说”是对传统的继承，而“更定九流”既是为小说正名，又影响到近代通俗小说重心地位的确立；胡应麟在整合总结前代小说基础之上，对小说的分门别类无疑是种理论建构，而他所谓“一代有一代之小说”的小说史观，又何尝不是客观真实的小说观念之依托。显而易见，陈卫星博士的这本专著，不仅着眼于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理论冲突当颇具创新，选择明代胡应麟小说史观为个案研究对象也颇具代表性。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时段与研究对象，所论中国小说理论史的构建才更具说服力。

其次，该书求真及尊重历史以期对胡应麟小说史观“了解之同情”的研究思路，较为客观地分析了胡应麟小说思想的内涵及价值。一如作者所论，“胡应麟的小说研究，虽然根植于文献典籍，以博学精思为基础，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是，这样扎实的研究在束书不观、放言高论、游谈无根的明代中后期是很难受到重视的。清代学风扎实，朴学渐兴，但是思想观念却趋于保守，乾嘉朴学大师众多，却无人问津小说，故胡应麟的小说研究成果在清代亦无提及”。到了近代，“小说界革命”兴起之后，白话通俗小说异常繁荣，西方现代小说观的引进也适时适地，但这并不能说传统文言小说就是糟粕，亦不能因为传统文人无视通俗小说就是守旧，更不能说传统文言小说视域里没有小说理论。胡应麟所处的时代正值传统文言小说与通俗白话小说交汇盛行之时，他是如何看待眼前的小说及如何审视先前的小说，这必然折射出他的小说观念。经过他对前人小说的辨伪、考证，以及基于文献考察的理论上的归纳和总结，基本上构建起来他所谓的小说理论体系，虽然还不够完整，但至少符合那一时代的特征。作者在著述中，不仅注意到了明中后期到近代以来小说语体新变造成西方现代小说观对传统文言小说的误解，同时条分缕析地对胡应麟小说研究及其小说观念进行了探讨，从而揭示他在中国小说理论构建中的历史地位。这样的研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至少在当前现代小说观念影响之下，要想重新审视定位中国小说理论史并非易事。然而，作者却恰到好处地抓住时下文学史研究注重作品无视背景的“软肋”，更剥离开近代以来西方现代小说观念根深蒂固的意识影响，立足文献资料，通过对胡应麟小说史观产生的背景的解构，纵深洞悉胡应麟小说思想的内涵及价值。要回归历史语境来看待胡应麟的小说研究及其小说史观，必然要求作者在文献资料上深入爬梳，更要作者心存一份对历史的敬畏之情，而不是拿今天的眼光去批判、去亵渎；要超脱现代小说观念的束缚，必然要求作者寻求更多时代迁移下文体及语体变迁的客观证据。从《胡应麟与中国小说理论史》这本专著的研究路径来看，作者也正是以尊重历史为先决条件，以重构胡应麟小说研究的历史语境与解构胡应麟小说观念的时代性为双重研究线索。例如，在尊重历史的研究视角下，作者对胡应麟“子部小说观”的产生渊源及发展情况进行了细致的历史阐释，指出胡应麟的小说观划清了小说与史书的界限，确立了小说的位置，并且廓清了小说的范围，突破了小说的虚构；既而通过对胡应麟小说虚实观理论渊源的探讨，指出胡应麟记事“有所本”、言要有“旨”的虚构原则，基本为小说理论的独立提供了基础。

最后，该书中不仅论据中大量征引文献资料从而突显作者的实证功底，并且难能可贵地是作者还对《胡应麟年谱》作了补正，对胡应麟所论小说作了提要介绍，对胡应麟研究论著作了目录索引，无疑有助于读者更为全面地了解胡应麟对中国小说理论史建构所做的贡献。实证研究与理论建构的契合，历来是中国文史研究的终极期许，但由于现实语境与历史语境上的差异，以及文献资料的不足或缺失，常常给我们的实证工作带来困难，理论建构又因我们过去重实证轻理论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就本书研究而言，所探讨的是胡应麟的小说理论，他整理前人小说及其小说观念的形成固然牵涉大量的典籍资料，这显然会给研究者带来资料纷杂难以梳理、观点难以提炼等困难。但从陈卫星博士的研究结果来看，资料错综复杂非但没有成为研究桎梏，反而恰到好处地成为其提炼胡应麟小说理论思想的论据。关于胡应麟的小说分类思想，不仅仅是资料梳理、考证上的困难，中国古代文论史上所谓的“文章流别”和“文体明辨”，考量到小说体裁的文学作品之时，常常成为很难解决的问题。然而，在本书中，陈卫星博士在对胡应麟以前小说分类中“类”与“家”的区分、刘知己小说分类思想及《太平广记》等类书小说分类思想综合剖析之后，将胡应麟小说分类放在其学术源流视域下进行深入挖掘，并对其小说分类方法进行了延伸探究，更重要的是，作者还将胡应麟分类思想与刘知己、纪昀、鲁迅等不同时代学者的分类思想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最终，作者在对众多相关文献记载梳理论证及对不同时期学者们小说分类思想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指出胡应麟实为中国小说理论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的小说分类学者。再者，作者还对吴晗《胡应麟年谱》之中一些疏漏进行了补正及对胡应麟研究的小说作了提要，这样基于实证分析、文献考究等学术功底的研究，不仅方便了读者有效地研究学习胡应麟小说理论，更体现出作者崇本务实的学术态度。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第10篇

一、史学观念更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1.新课程标准和新教材吸纳新的历史学术成果和新的史学观念。

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和先进的史学观念在迅速和直接地影响着中学历史教学。新课程标准和新教材在吸纳新的历史学术成果和新的史学观念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近年来，现代化范式、整体史范式、文明史范式等一些新的史学范式不断涌现，新课程标准则突出体现了唯物史观（主要是现代化理论）、文明史观、全球史观三种史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又如近年历史学者认为历史的基础在民间，历史活动的主角首先是一些普通人，于是几个版本的历史新教材就都涉及了社会生活变迁的内容。

2.新课改背景下的高考注重考查史学新成果的应用。

新课改展开后，高考命题亮点频现，命题专家往往把史学界最新的观念和最新的成果渗透在命题中，如2007年高考广东历史卷中的“从现代化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史”题、2008年高考全国文综卷Ⅱ中的“布罗代尔文明传承观点”题、2009年高考福建文综卷中的“根源皆在希腊”题、2010年高考上海历史卷中的“曹墓之争”题、2011年高考全国新课标卷中的“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题等。这些题目在内容上并没有超出中学教学的要求，但却充分地反映了命题者考查史学新成果应用的意图。

3.高中历史教师史学观念滞后的现状。

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目前不少历史教师不同程度存在史学观念滞后的问题。他们很少关注学术动态，对新课标、新教材中的新观点了解不到位，譬如在教学中仍大量运用新教材已淡化的阶级分析方法作为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主要标准。因此，高中历史新课程教学更新史学观念刻不容缓。

二、史学观念更新的做法

1.阅读史学著作，更新历史知识和观点。

新课程需要研究型教师，研究是建立在相当的知识积累基础上的。信息时代知识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阅读史学著作是提高文化修养、增加知识积累、更新史学观念的好办法。像黄仁宇作品系列、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等著作都是很好的选择。美国著名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是全球史观的代表作，此书摒弃了西方传统的世界历史的阐释方法，将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划分成两个基本的阶段，即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西方兴起并占优势的世界，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镶嵌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中。这些作者对文明模式理论、宏观历史理论的娴熟运用，使读者可以从其著作的不同侧面，汲取不同的知识、观点和方法。

2.订阅历史教学杂志，学习历史教育教学理论。

优秀的历史教学杂志是历史教师教学探索的导航灯、好伙伴、一线教师交流的重要平台。像《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中学历史教学》等教学杂志在一线教师的成长过程中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这些期刊中可以接触到聂幼犁、齐健、赵亚夫、何成刚等人在历史教育学理论领域的新成果，也可以拜读到一些课改先锋人物的文章，如陈伟国的《高中历史新课程教学方式的转变》、黄牧航的《史学观念的转变与高考历史试题的命制》、魏恤民的《广东省普通高中历史新课程模块的开设》，这些珍贵的文字对一线教师的观念转变能够发挥直接的推动作用。

3.关注学术动态，做到与时俱进。

历史教师应养成跟踪史学动态、及时了解史学研究新成果的习惯。历史教材不可能年年更新，因而，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不会立即纳入教材之中。为弥补教科书相对滞后的不足，教师应注意随时了解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如提倡实事求是地探讨问题、坚持生产力标准、淡化五种社会形态说、淡化阶级斗争说等。近年来，史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从以政治史为主扩展到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多个领域，一些专题史领域如妇女史、人口史、城市发展史、环境史等方面的课题正不断涌现出新的成果。例如不少学者从新的角度分析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水利工程的兴修、统治者奢侈浪费、战争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等。历史教师关注史学动态，能够开阔视野，能更好地把握新课标和新教材。

4.指导教学实践，真正实现转变。

史学观念转变最终还是要服务于教学实践，也只有在教学实践中恰当地渗透新的史学观念、史学成果，才能证明观念真正实现了转变。如我从现代化角度切入帮助学生整理中国近代现代史：①1840—1895年是近代化的起步阶段。②1895—1927年是近代化的整体发展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③1927—1949年是近代化的曲折前进阶段。④新中国成立后是近代化的腾飞阶段。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第11篇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发端于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在萧公权、萨孟武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中也都包含了政治哲学层面的研究，只是涉足不多且不深。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政治学被错误取消期间，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就失去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及意义，而附属于历史哲学层面的社会形态理论，主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选定思想家思想中体现阶级性及历史走向的部分议题为政治思想议题，其中就包含着政治哲学议题，譬如人性论及政治理想国等。随着政治学的恢复及初步发展，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渐次展开，但又总摆脱不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的阴影，从而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总是同各种各样涉及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的讨论混杂在一起，其研究方法则主要有文化哲学、历史哲学、哲学及历史学的方法。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现有研究成果体现两个基本研究思路：第一种研究思路较为看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普遍性特征，着力于发掘现代政治的传统政治哲学基础，论证现代政治的中国版本所必需的某些来自传统政治观念的支撑，竭尽全力论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具有内在地转向现代政治哲学的可能性或已经有了某些现代政治哲学观念的雏形。第二种研究思路则较为看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殊性特征，从思想与社会互动的角度，着力于分析其历史性的具体内涵及曾经产生过的社会影响，特别注意分析政治观念、范畴等在传统思想中的原始含义，即从原始的概念、范畴等的解释中整理出思想家阐明的原始思想事实，倾向于历史地具体地对待传统政治哲学的特殊性内容，其研究结果认为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就其历史内容而言并无趋向现代民主的趋势，在其已有的历史中也没有与现代民主和谐共存的经历，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也仍然较多地发生着阻滞民主发展的消极作用。

一、路径与特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范式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有三种基本范式：其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者从一般哲学的研究进入政治哲学的研究，比较注重概念和范畴等的解释和演绎，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框架，对中国传统哲学中政治意义明显的概念、范畴与命题等进行了初步梳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周桂钿教授。周桂钿教授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一书力图从范畴和命题的解释方面着手，研究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几对主要范畴或命题，其贡献及局限一如前述。通过研究，周桂钿教授提出了三点最基本的看法，即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政治哲学是儒家的中心，民本论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中心。周教授没有对政治哲学的概念及研究对象与方法等进行描述式的处理，而只是将传统哲学中政治性内容进行了罗列或排比，既没有回到思想现场进行思想事实发掘，也没有着力于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及推理等的系统分析，结论虽缺乏政治哲学研究所要求的近乎苛刻的严谨与缜密，但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二是结合中国社会近代化或现代化问题，主要从民族文化自尊和历史发展普遍法则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某些范畴进行了历史哲学的解释，其主要的代表是李存山。李存山等主要是通过民本与民主关系的讨论，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局部进行了重点探索，意在寻求中国政治民主的内在依据或源头活水，着力在中国古代寻求民主思想或民主思想的萌芽等。张岱年的《黄梨洲与中国古代民主思想》一文指出，“中国自殷商以来没有民主制度，但在学术史、思想史上也还是有民主思想的。……中国在先秦时代就已有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四李存山认为黄宗羲思想是“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李存山的结论至少有两个基本的片面性。一、他的研究模式属于“六经注我”，既不太关注黄宗羲等人的原始思想问题，也没有触及到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纲领性概念，而过多地关注与同时期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比较，过多关注梁启超等人承认的黄宗羲思想对他们接受民主思想的所谓影响。二、他对现代民主的发生与传播机制缺少必要的了解，不仅置民主观念的悠久历史于不顾，而且还把民主看作任何民族都可以在某个阶段自然形成，从而确定中国的民主也可以在某个阶段通过思想家的努力，在没有任何民主思想资源及制度资源的情况下出现，断定民本可以自然而然地冲决君主制的束缚而走向民主。其三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者从政治思想的研究中逐渐衍生出政治哲学研究，注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概念、范畴、命题和判断等的社会学或历史学解释，其主要代表是刘泽华。刘泽华继承了萧公权的研究传统，在政治观上率先突破僵化的阶级政治模式，能够“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就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要概念及范畴等进行了社会分析，并描述了主要概念之间的必然联系，揭示了重要政治判断的普遍社会影响力，其中对纲领性概念的关注使之更接近政治哲学探讨问题的方式。

国外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要有三种范式：其一是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历史哲学式的研究，注重挖掘晚明以来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意义，力图将中国思想或社会的近代化看作是传统社会主要成分的内在延续，其研究风格和旨趣与李存山等比较接近，旨在寻求东亚现代化的内在依据。他认为李贽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重要过渡性人物，将近代思想在中国的展开描述为一定肯定人欲的过程，并整理出了一个从李贽到孙中山的近代思想的发展线索，再结合他视域中的明清之际以来反专制思想中的地方自治，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近代是可以在其文明的进程中内生。其二是以牟宗三、杜维明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他们以儒家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化为题材，探讨了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意义，尝试将儒家传统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进行嫁接，提出了“返本开新”、“新外王”等理论，对于探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如何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具有重要借鉴价值。杜维明极力推崇现代民主而反对传统专制政治，认为儒家思想中确实存在着为君主专制服务的成分，主张继承儒家的同时还需继承批判儒家的五四传统，唯有如此，才能找出儒家思想中与现代民主相适应的普遍部分。杜维明认为宗教伦理层面的儒家学说具有超越历史的普遍性，不仅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民主的伦理基础，确保民主政治的中国属性，而且对其他文明如西方文明解决伦理危机也有重要意义。海外新儒家面对的是民主政治已经成功植入之后的民主政治与东方伦理的关系问题，并着力于寻找中国儒家伦理中能与民主政治相融通的部分，并且从有利于民主政治的方面发掘、解释和论证了儒家伦理的普遍意义。处理两者是否相融通的问

题远比处理发生学意义上的两者关系问题简单，而且也可以主要用逻辑分析的抽象分析方法，从儒家伦理中抽象出具有普世价值的观念成分也未尝不可，毕竟中国不可能完全西化，特别是在宗教层面，而儒家伦理中的宗教层面如确实在逻辑上与民主政治相融通，那么在观念上把两者逻辑地联系起来也不是绝对无益于社会，起码在民主政治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可以让它更加民族化。其三是美国和西欧的海外汉学家，以现代化为主要问题，探讨了中国传统政治及政治哲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不良或不利影响，其主要代表是列文森。列文森注意到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受到了儒家、道家及法家等的影响，但他否认了儒家等传统政治观念能够顺利生出现代政治观念。

尽管上述范式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都极为相信自己研究的必要性及正确性，但各自得出的结论竟至于截然不同。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研究方法及价值取向的迥异，特别是在中国民主如何发生及处理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上，方法与价值取向对于结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没有民主实践并没有民主思想资源的情况下，中国的民主思想如何独立开始其形成的过程，是个颇为关键的问题，窃以为从思想到思想的文本研究及抽象推理难以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特别是当我们全过程地追踪了“民主”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含义演变后，大概才能在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上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另一方面，研究者关注点不同，双方在定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为君主专制主义上并无太大分歧，在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批判及反对态度上也颇为接近，但一方关心的是民主在中国如何发生的历史发生学问题，以便进一步确认民主在中国发展的观念条件，立足于反对现实的封建主义，而另一方则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基础上关注民主如何中国化的问题，关注民主扎根于中国本土所需要的本土观念基础等，并注意发掘传统政治文化中能够与民主融通的普遍内容，积极寻求中国思想的世界贡献。从国内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关注民本与民主的关系，力图说明民主怎样产生的发生学的问题在研究中占有压倒性绝对优势，而海外的研究则或比较关注传统政治观念在现代的适应问题，如新儒家，或比较关注中国政治观念如何在应对西方的挑战中克服传统观念的影响而形成现代政治观念的问题。民本与民主的关系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中心议题，而此中心议题的解决则必须以从政治哲学上清理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核心性纲领性概念的具体内涵及其相互逻辑关系为前提，即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纲领性概念进行逻辑清理，把握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整体性的共同框架，已经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关键。

二、观念史方法：从政治思想史到政治观念史

观念史研究方法在国外的政治思想研究中已经得到有效应用，以赛亚·伯林的政治思想研究采用观念史研究方法已经成了观念史研究本文由收集整理的方法典范，其以观念史方法研究政治思想的结论已经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并带动了更广大范围的观念史研究。早在1969年，昆廷·斯金纳就发表《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一文，就观念史方法在政治思想研究中的应用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重要见解。他说：“观念史家的任务应是研究和诠释经典文本。撰写这种历史的价值在于：那些有关道德、政治、宗教及其他类型思想的经典文本以‘普遍观念’的形式包含着一种‘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智慧’。这样，我们可望直接从研读那些有着持久相关性的‘无时间性的成分’中获益。这就进一步向我们表明：接近那些文本的最佳途径是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每位作者就某一‘基本概念’以及道德、政治、宗教、社会生活中的‘永恒问题’都说了些什么。也就是说，在阅读经典文本时，我们必须准备好将其视为‘似乎是出自一位当代人之手’。最为根本的是这样一种研究路径：仅仅专注于他们的论证，并考察他们在那些永恒的问题上告诉了我们什么。”他提醒研究者说：“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用以表达我们观念的术语的意涵有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这就使得那种有关著作家就某一观念的言论的描述可能会对理解文本的意涵产生误导。”观念史方法的应用基础就在于：一个文本或思想只有通过考察和分析它的历史语境才能得到理解，在这个语境中，作者所说的问题永远具有特定的历史针对性和意义。昆廷·斯金纳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分析方法是典型的观念史方法。他尽量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首先论述我认为是他们最初写作时所处的和所服务的社会的有关特性”。因为“政治生活本身为政治理论家提出了一些主要问题，使得某些观点看来成为问题，并使得相应的一些问题成为主要的辩论课题”。他还强调要“考虑一下构想出这些主要文本的知识环境，即在此之前的著作和所继承的关于政治社会的假设，以及比较短暂的、同时代的对于社会和政治思想的贡献的来龙去脉”，因为“在任何特定时期可供使用的规范词汇的性质和限度也有助于决定选择出具体问题加以讨论的方式”。昆廷·斯金纳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颇为关注近代政治观念(如国家等)的发生、演变与形成，典范性地运用了观念史方法。“我从13世纪后期写起，一直写到16世纪末，……正是在这个时期逐渐具备了关于国家的可公认为近代的概念的主要因素”，“在这个时期，从‘维持他的国家’——其实这无非意味着支撑他个人的地位——的统治者的概念决定性地转变到了这样一种概念：单独存在着一种法定或法制的秩序，亦即国家的秩序，维持这种秩序乃是统治者的职责所在”，“国家的权力，而不是统治者的权力，开始被设想为政府的基础，从而使国家在独特的近代术语中得以概念化——国家被看作是它的疆域之内的法律和合法力量的唯一源泉，而且是它的公民效忠的唯一恰当目标”。

观念史研究方法在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中实际上已经有了某种开始，只是还没有产生自觉的方法意识。与注重从宏观叙事与通过比较定性研究的政治思想研究范式相比，刘泽华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比较接近观念史的研究方法。他“的立论来自归纳法，所有的材料都是从‘母本’中梳理出来的，而且在解释和运用时也都以‘母本’的完整性为前提。……绝不抓住一两句话，离开‘母本’体系，推导和演绎出现代性的政治观念或理论。”从这样的“母本”出发，研究者就会比较关心思想家向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就会比较关注思想家对自己急于想回答的问题给出的具体答案，而不太关心思想家对我们想要追问的问题的答案，从而就会在政治思想史的资料整理中发现思想家们热点讨论的问题，并进而发现思想家们在提问及回答方面表现出来的相同或不同点。刘泽华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中把历代思想家阐述的统治理论作为自己分析研究的主要对象，以还原思想事实为前提，梳理不同时代、不同流派杰出思想者的权力理论，清理主要的问题与答案，分析了纲领性概念的文本涵义。《君主名号穹庐性的政治文化意义》、《臣民卑贱论》、《君尊臣卑：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大框架——析韩愈、柳宗元的表奏》、《帝王尊号的政治文化意义》、《天人合一与王权主义》、《王、道相对二分与合二为一》、《王、圣相对二分与合二为一》等文章，都是刘泽华先生运用回到思想现场的观念史方法，分析

传统中国纲领性政治观念的代表性文章。虽然刘泽华先生没有明确提出观念史研究方法，但其研究的范式以观念为分析单位，注重结合观念环境向观念提出的原始问题，尽量展现观念的原始涵义，却很符合观念史研究方法的基本精神。我在《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中，曾结合黄宗羲思想研究的现状，分析了宏观叙事范式的方法论缺陷，提倡回归思想现场，进行观念的研究。“政治思想研究也要采取回到现场的独特视角，从政治思想提出或涉及的具体政治问题人手，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客观公正地描摹和评价政治思想的内容。”

与传统思想史研究从研究者的生存环境、知识背景及疑问出发不同，观念史研究方法突出了研究对象的生存环境、知识背景及疑问等，从而在范式上表现出三个最主要的特点：其一，观念史研究突出思想事实的原始涵义，采取回归现场的研究方法，还原思想家的社会环境、话题及所提疑问，系统地叙说思想家的思想，还原思想家的思想逻辑，尽力摆脱研究者学科逻辑对研究对象的扰乱甚或重组。其二，观念史研究的关注单元是较为普遍的纲领性概念，其在历史上不仅经历了较为漫长的时段，而且还是思想家普遍接受的关于人、社会及世界的基本预设，这些预设的名词可能没有发生变化，但名词的内涵却随时代与学派而存在重大不同，历史地解释观念的涵义变迁是理解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路径，因此观念史研究能够避免思想史研究从概念到概念的局限性。其三，观念史研究注重将观念与社会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但又不是简单地反映论，而是从社会客观向思想提出的问题及向思想提供的条件等来客观地分析观念的内容，强调社会条件对观念的根本制约，观念不会主动解决社会不想或没有追问的问题，观念内涵的变化也不会脱离原有知识话语的决定性影响。

三、观念的逻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整体视角

观念史研究方法的运用，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关注单位变成了具有普遍影响的政治观念。观念史“所分析和揭示的……是往往不明言的、根深蒂固的和构成性的观念、概念和范畴的动机和隐蔽源头的来源和性质……我们利用这些观念、概念和范畴来安排世界，解释我们的大多数经验，尤其是人类道德、美学及政治活动领域的经验，由此扩大我们的自我认识和我们对自己的创造性范围的自由的认识。”作为追求实现自己的历史创造主体，每个时代都是在一定观念的指导下进行活动的，因而每一个时代都有为数不少的普遍性的观念为人们提供社会活动的终极目的与普遍化形式的依据。一个时代的预设性的政治观念总是针对着特定的根本政治问题展开的，它一般是追求对某一个根本政治问题的绝对答案，即给某个根本政治问题提供一个永恒有效的绝对解，以便提供合规律合目的的社会秩序及个人心态的普遍依据。这种预设性的政治概念一般都同时是某历史阶段思想文化的纲领性概念。“任何一种成形态的思想文化都有一套纲领性的概念来表达和支撑，……那些正面的纲领性概念集中表达了真、善、美。”思想文化中的纲领性概念本质上只是万事万物合规律合目的的秩序排列的前提性预设，它既不能在经验中证实，也不能在经验中证伪，而只能甚至必需在经验中被优先接受，即纲领性概念是世界万物本体秩序的根本预设，而本体秩序的合规律合目的特征又要求预设的纲领性概念必须是一个关于世界的全称肯定判断。纲领性概念有两个基本政治功能，其一是纲领性概念的普遍性预设为政治世界提供必然的本体秩序，确认本体秩序的普遍形式；其二纲领性概念客观上总是站在有利于政治权威的位置，为政治权威及其对社会的控制提供必然理由，成为政治控制赖以实现的重要理论资源。

何兆武先生认为：“人文史……的全历程自始至终都是贯穿着人的目的的。……目的是历史中的人的因素，……物本身是不会创造历史的。……一切人文价值……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从科学里面推导出来的结论。它们是信念、是理想，而不是客观规定的事实和规律。……它们不属于科学实证的范围，是科学所不能证实或证伪的，却又是人生和人的历史所非有不可的东西。我们之需要它们，丝毫不亚于我们之需要科学。”政治作为人类创造历史以实现自身目的的有效手段，其发展的轨迹及趋势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各个时代普遍流行的关于人类目的的制约，即人类怎样思考并定位自身的目的，政治就会努力实现某个目的，某个时代人们在目的方面的基本预设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的性质、形式、趋势及任务等。观念史研究方法在政治思想中的应用，即是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关于社会目的的基本预设上，重点考察某个文化背景下某个时代的普遍性目的预设，它们通常是一些以必然性概念、命题与判断等形式出现的观念共识。。观念史研究方法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应用，其实就是分析传统时代的观念共识中蕴含的确定普遍性内涵，并勾勒其内部构成部分的客观逻辑联系，整理在思想家们中流行的关于人的目的的预设。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必然性价值判断作为社会存在的目的预设，虽然大多是没有前提的绝对价值判断，适用于较长的历史时段，但其逻辑涵义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上却具有高度稳定性，而揭示必然性价值判断的逻辑涵义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工作。观念史研究方法较为关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以必然性价值判断形式出现的必然观念，肯定观念在社会本体秩序的生成及维系方面的重要作用，并认为稳定的政治秩序建立在合目的合规律的本体社会秩序基础上，而本体社会秩序则根源于一套逻辑上自恰的必然性价值判断。这种逻辑上自恰的必然性价值判断还是一切政治判断及政治理想国追求的前提及最后归宿。“社会作为有机整体的维系者主要是观念，正是许多必然性的观念提供了社会持续存在的逻辑基础。……必然性观念不仅使人们普遍相信他们所处的社会的天然正当性，而且还会从必然性观念中延伸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并通过观念的约束而产生普遍的行为标准。”“现实中的和谐社会都存在一套必然性的观念，这些观念由于彻底解决了人所以为人的许多根本性问题而成了某种不言而喻的绝对真理或先验命题。”目的预设通常表现为必然性的价值命题，而价值命题的涵义变化就是价值思维的转型。作为目的预设的必然性价值观念的变化，乃是政治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可以作为衡量政治思想的时代属性的基本标准。“政治思想的本质、主题、主旨和发展趋向等均取决于其中的政治哲学，它由一系列具有必然性的范畴和命题构成，为政治社会设定了人们必须追求的必然政治目的和具有本体意义的普遍政治关系模式，是政治思想的骨架和灵魂……。”必然性命题作为社会存在的观念基础。它们对个体人、社会及政治的影响都不可回避地“具有必然性”，“它们一方面给人们提供了衡量社会公平与否的基本标准，另一方面又给于一切人以美好的希望，最重要的是这些观念不仅给了人们在历史老人面前的充分信心，而且也由此而获得了坚持和追求正义的必然理由，而正义也通过这些必然性观念具体地呈现给各个个体。”“任何一个成熟的社会都有一套这样的必然观念来系统地表达价值性判断，阐述社会的基本道义，将社会基本道义命题化，从而形成某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第12篇

一、西方的思想史研究 

“思想史”是西方学术“intellectual history”或“history of ideas”的翻译，日本人首先将它们翻译为思想史，后被汉语世界所采用。所以，要探讨思想史，应对西方学术界的“intellectual history”或“history of ideas”研究进行了解。从表面上看，“intellectual history”与“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相关，主要指人的精神、心智和知识；而“history of ideas”更多与“思想”（thought）相关，似乎是指经过艰深地思考而形成的理论化的观念。实际上，西方以“intellectual history”或“history of ideas”所称谓的思想史，它们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即它们都是研究思想与社会（或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且多强调思想观念比物质力量对社会历史更具有能动的塑造作用。

西方观念史的出现，是对19世纪历史学研究在内容上只限于政治史、在方法上只限于唯物主义或实证主义决定论的反动。思想史家鲍曼指出，西方思想史，又称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其概念最早起源于法国启蒙运动，但观念史的研究则在19世纪末才出现。其中，英国的代表人物是阿克顿。1895年，阿克顿在任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教授的首次演讲中说：“我们的职责是关注和指导观念的运动，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其原因”（《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载阿克顿：《就职演说：论历史研究》，侯健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页）他主编的剑桥近代史就突出了观念史的主题。德国的代表人物则是哲学家狄尔泰，他被称为近代历史观念史之父。1882年成为柏林大学黑格尔讲座教授后，狄尔泰努力把观念史研究确立为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并建立观念史研究的方法论，认为观念史研究不只是重视人的理性的思想，它还应包括非理性的一面，如意志、想象等。必须指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德国兴起的文化社会学，从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到齐美尔、韦伯、宋巴特，甚至还有法国涂尔干的文化社会学，都反对实证主义或唯物主义把文化化约为“经济因素”的决定论，他们把文化看作内在于历史过程中的特殊的价值观念，强调观念通过人的行动而对社会的塑造作用，这对西方的观念史研究直接或间接地起了推动作用。20世纪前期，观念史研究逐渐引起西方学术界的普遍兴趣，一批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进行观念史的研究。其中，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哲学教授阿瑟?洛维乔伊致力于观念史的研究，并把它发展为一个学科，成为美国思想史的奠基人。1936年，洛维乔伊出版了《人类观念的伟大环节》（the great chain of being------a study of an idea）一书，注重于对西方思想传统那些基本存在的、对西方思想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观念的单元”（unit ideas）的研究，他还在方法论上对思想史研究进行了较系统地考察，对美国（甚至欧洲）的思想史研究有相当的影响。

20世纪前期的西方思想史研究虽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我们不得不说，直至20世纪60年代，西方思想史的研究，不管是洛维乔伊新开辟的“观念史”研究，还是其余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对经典文本、特别是一些伟大思想家的经典文本的研究占据着主导地位。精英思想家或经典文本的研究，虽然有许多周知的优势或便利，但是它限制了思想史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妨碍了人们对历史上存在过的观念或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的理解。因此，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研究者不满于传统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开始探索思想史研究的新途径，并对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形成挑战，其中以剑桥学派和新社会文化史最为重要。

    剑桥学派的重点是政治思想史研究，其代表人物是波科克、斯金纳等。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研究，采用了历史语境主义的方法。他们认为，经典文本的思想是特定时代和社会的产物，必须从产生这些经典文本的社会和知识背景中来研究经典思想；同时还应在更大的范围内来谈论特定时代和社会的“政治语言”。用斯金纳的话说，“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即经典作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同时探讨这个社会与时代出现、使用的政治词汇。因为斯金纳认为，“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最明确的迹象是：一套新的词汇开始出现，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 （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页）从斯金纳的名著《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的重点和结论看，剑桥学派的思想史研究通过对历史语境的关注，一方面力图考察思想观念在具体历史过程中的差异、断裂和创造；另一方面关注“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也就是关注一些所谓“二流”或“三流”思想家的思想，这样既可以给“经典作家”很好的历史定位，又可能会发现一个时代真正有影响的思想家到底是不是“经典作家”。要之，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试图写一部以意识形态史而不是以经典著作为中心的历史”，其“宗旨在于构想一个可以包括那时比较杰出的理论家的总的框架”（同上，第4页）。也就是说，他们要写出一部包括一般思想家和经典作家的思想史。

20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新社会文化史，标志着西方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新社会文化史的第一阶段，就是以心态史研究为主题的法国第三代年鉴学派。法国心态史研究不满于布罗代尔注重经济的“结构史”研究，他们可能从涂尔干的文化社会学中获得灵感而转向文化和心态史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有菲力普?阿里埃斯、罗贝尔?芒德鲁、勒高夫等人，他们重视特定时期、特定社会或群体的某种民间心态和意识的形成变化，如对儿童、死亡、时间观念的考察，形成“集体意识”、“社会表象”、“心态结构”等概念。法国心态史研究重视民众观念和意识，虽然极大地拓宽了思想史研究的范围，但是他们与涂尔干相似，把心态看成为是由经济和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一个层次，没有脱出传统思想史研究实证主义决定论的束缚。后来，在福科（他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形成》一书对新社会文化史家产生很大影响）、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第四代年鉴学派扬弃了心态史研究的结构主义倾向，推动思想史研究所谓的“语言转向”和“文化转向”的新社会文化史研究。

新社会文化史研究强调文化的能动性和独立性，认为文化不仅不依附于社会和经济，同时它还反过来建构或生产着社会和经济。新社会文化史重点研究普通人的知识、意识、心理和情感，或者说，社会上流行的普通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观念，认为普通人的观念犹如大河的河床，更能反映社会观念和价值的最基本和最低层的存在。同时，新社会文化史还研究普通人是如何构筑其意义和观念的世界，以及研究这些观念如何影响人的行动并进而塑造他们的社会的。与心态史学从涂尔干获得灵感相似，一些新社会文化史从韦伯的“新教伦理”那里获得灵感。新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意大利史学家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蛆虫》，以及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勒华拉杜立的《蒙塔尤》。从这两部著作的重点来看，新社会文化史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对民众文化、民众观念或者说“小传统”的研究。同时，在研究民间文化时，他们常常考察民众观念和精英思想的区别（参见陈勇：《民众观念和西方思想史的拓宽》，《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

总之，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大体分精英思想和民众观念的研究两个层面。传统的精英思想研究以思想家、经典文本的解读和理论诠释为主，而民众观念的研究更重视普通民众的一般的知识、意识、心理和情感。然而，不管精英思想还是民众观念的研究，都注重考察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在方法上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实践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不同处是传统的精英思想和心态史有意或无意地强调了社会或经济对思想、以及社会史对思想史的决定作用；而新兴的新社会文化史更重视一般的观念对社会具体的塑造作用，甚至把社会史本身也看作社会一般观念和意识的聚合体。因此，他们所谓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将社会史等同于一般观念史的前提下而言的。 

二、中国的思想史研究 

中国的思想史研究，大体也可以分为传统的精英思想研究和一般思想研究。传统的精英思想研究以侯外庐为代表，其开端则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1926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正式提出了“学术思想史”，把它归于文化专史而与语言史、文字史、神话史、宗教史同列。虽然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史”只是一个极笼统而未展开的概念，但也表明了他将思想史与学术史合论的倾向，他心目中的思想史提法受传统“学案”的影响很大。后来，梁启超的学生蔡尚思在1939年出版的《中国思想研究法》一书中，明确指出中国思想史不能像通史、文化史、国学、乃至学术史哪样广泛。他认为中国思想史“侧重于中国社会科学方面”，或者侧重于“经世哲学，而非心性哲学；多是社会哲学而非宇宙哲学；多是实践哲学，而非无用哲学”，内容包括实践性较强的经济、政治、教育、伦理各种思想，排除空虚渺茫的讨论宇宙心性的纯正哲学。蔡尚思将社会的思想（他认为可进一步细分为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和伦理思想）作为研究的对象，也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粗略框架而没有具体展开。

真正开拓了中国思想史研究且成绩卓著者是侯外庐先生，他撰编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侯外庐指出，他的《中国思想通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在一起编著的，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它论述的内容，由于着重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又比较复杂”。实际上，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是以精英思想家为轴，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基础之上对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宗教思想和科学思想等社会思想的综合研究；在方法上，则表现为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结合，即重视社会形态、经济基础和阶级对思想的影响与决定作用。这种研究方法与西方实证主义的思想史研究传统无疑是相吻合的。现在看来，侯外庐思想史研究的明显缺憾是过多的重视社会史和阶级的“决定”作用，所以有必要吸收后现代史学关于思想在塑造社会方面的观点，在研究过程中应重视社会思想意识对社会过程的能动影响。

另外，精英思想的另一支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由于中国传统“哲学”缺乏西方哲学那样明晰的范畴和系统，使得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的对象和范围难以分清，研究家往往哲学和思想不分，而且常常互相等同。譬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名为哲学史的著作，但这部以唯物史观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巨著，其内容和研究方法实际上更像是思想史，而钱穆的《中国思想史》，从内容上看实际是中国哲学史。但不管如何命名，冯友兰、钱穆对传统思想的研究也都是精英式的。

20世纪90年代，年轻一代学人葛兆光先生不满于传统精英思想史的研究，提出一般思想史的看法。葛兆光既不赞成哲学史即思想史，又不赞成传统中国思想史“可以包容哲学、意识形态、逻辑学说乃至政治、法律、科学”的包罗万象的写法，而且他特别反对把思想史写成精英和经典的思想史，反对以精英人物为中心的排列，理由是：其一、思想精英和经典文本构成的思想似乎未必一定有一个非常清晰地延续的必然脉络，倒是那种实际存在于普遍生活中的知识与思想却在缓慢地接续和演进着，让人看清它的理路；其二、精英和经典的思想未必真的在生活世界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因此，他提出在精英和经典之外，“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葛兆光明确断言：他的思想史就是“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的历史”（《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3页）。

在思想史研究方法上，葛兆光“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的历史”的提出，明显地受到福科及后现代史学——新社会文化史派“思想史”研究的影响。但是，葛兆光教授决不是简单地照搬。正如他自己申说的，他的“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不是西方新社会文化史所关注的反映民众观念的“小传统”。但问题似乎也正在这里，他所谓“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一般读者理解起来常常是朦胧不清的。具体到其《中国思想史》的写作中，其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是反映“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那些章节：如从早期中国的星占历算、祭祀仪轨、医疗方技、宫室陵墓建制，还有敦煌文书的经变、各种类书、私塾教材，还有秦汉简帛画像、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碑刻造像，还有书札信件等材料，来描述当时人们的知识、观念和信仰，确实很有新意。但是，读完这些精彩的部分，使人不禁觉得意犹未尽。因为葛教授的这些讨论，不仅篇幅较少，而且还相当稀疏笼统，同时还交叉着大量对诸子经典内容的引证，这使我们很难明确看到当时人们的“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到底是什么（是民众观念抑或是古代士人的思想呢），它是如何作为“背景”来影响精英思想的，以及它如何作为“底色或基石”来影响社会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知识阶层的思想（不管是儒学、道教和佛教）与普通的老百姓有相当大的距离，甚至还存在着相当的紧张。

总之，葛教授的“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追寻，缺乏《蒙塔尤》那样在描写民众思想时给人明显的冲击感。在我看来，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非常接近于剑桥学派的斯金纳提出的：注重作为“经典作家”背景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的思想史，只不过后者仅限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围。理由是：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的绝大部分材料仍是来自于经典，书中的“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给人的影响似乎仍是传统士人的思想，一些非经典史料的诠释也似乎只是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理解士大夫精英思想的背景。这也许就是这部《中国思想史》虽然给我们启示良多，但未能真正给读者清晰地提供一幅“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地图的原因。

可以看出，中国思想史研究，与西方思想史研究一样，也大体分精英思想研究和民众观念研究两个层面。实际上，精英思想和民众观念不是对立的，更不会发生民众观念史取代精英思想研究的结果。因为在精英思想中，除了一些超越历史时代的价值和理想外，主要还是对具体时代民众的一般观念和情感的理论化、抽象化表达，它们之间本身是交叉和混合的。精英思想研究和民众观念研究两者很好地互动，会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上存在的观念和思想，同时也能更好地探寻到有利于我们人类生活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思想的全貌，无论是精英思想还是民众观念，我们的确需要运用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和民俗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和手段，以便继续推进中国思想史研究。 

三、对中国思想史的一点理解 

谈了这么多思想史研究，那么思想史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思想史就是指经过相当理论化思考的社会观念史，它是社会史与哲学史之间的概念。要理解思想史，有必要对“社会史”和“哲学史”进行说明。

“社会史”既不是抽取了“政治史”之后历史学的剩余物，又不是实证主义史学的经济或社会（表现为“阶级”）结构总体。这里的“社会史”与我所理解的“社会”密切相关。我认为，社会是人有意义的行动所创造的事件的总和。由于社会是由复数人的相互行动而产生的，同时，人们的相互行动是有某种意味、意义或意向的行动。因此，这里的“事件”决不是单个的孤立的事件（事实上，所有的事件都是“人际”的，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个人事件），而是指群体或社会的事件。还有，这种“事件”是有意向的，而“意向”是与行动者某种形式的需求有关，这种“需求”就是事件中的“问题”，而“需求”的某种程度的满足，就意味着“问题”的解决。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事件”就是“问题”的生成和解决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社会”就是人类问题的无限序列。如果“社会”是人的行动所创造的事件或问题的总和，那么“社会史”就是社会事件的历史，它是承装社会问题的“大容器”，“社会史”是人类应对社会问题的历史。

“哲学史”，是以高度条理化、抽象化的概念或理论来表现人们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过程，它寻找宇宙和人生最普遍、最一般的价值。而作为社会史与哲学史中间的思想史，它基于社会史的“问题意识”，又得到哲学史所蕴涵的普遍价值规则的超拔。形象地说，思想史脚踏着社会问题坚实的大地，头顶着哲学普遍价值的天空，它从社会史和哲学史两边左右渗透，汲取问题和价值的养料。

思想史基于具体历史情境中的社会问题，它是人们对特定社会问题的有意识的思考和应答。由于人们社会行为复杂多样，社会问题往往千头万绪，牵涉到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等方方面面，相应的，人们也可能从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的角度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和回答。由于特定的时代有特定的问题，而且每个时代常常具有“基本问题”，围绕着“基本问题”还有与之紧密相关的“次级问题”，这些问题前后相连而形成一个“问题丛聚”。人们在寻找问题的答案时，必然要直接或间接地以一定的哲学观念为“预设”和出发点，甚至以它作为动力与价值判断的基础；不仅如此，一定时期越重要的社会问题或事件也就意味着卷入越多人的行为，也就意味着需要越多的心智和头脑去思考，而且在处理社会“问题丛聚”时，需要前后一致地、系统地思考。这就意味着，思想者在某种哲学背景下进行理论化的思考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说，思想史就是思考社会问题而形成的相当理论化了的观念史，它是一个既基于社会史，又为哲学史所超拔的范畴。

思想史，作为相当程度理论化了的社会观念史，一方面它以特定时代的问题为背景，也就是说以社会普遍的民众观念和意识为基础。因为特定的社会问题实质就是千千万万人的“意向”或“需求”，正如梅尔茨所说：“潜在的思想”包括“成千上万的人抱有的朦胧的向往……；数不尽的希望，无数次受雄心或需求支配而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努力，科学研究者为解开自然之迷而耗费时间进行的徒劳尝试；——这一切隐蔽的、被人遗忘的努力构成了一个民族思想的总体。”另一方面，思想史更是一些思想才智之士理论化地表达了特定的民众观念和意识的产物，即梅尔茨说的，“这庞大的被遗忘思想总体总是达到充分的程度……成为一种巨大的推进力量，积贮起来，等待时间和个别智士能人或天才来释放它”（梅尔茨：《19世纪欧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页）。所以，精英人物的思想不是与民众观念相对立的，恰恰相反，精英人物的思想是以民众观念为基础，它和“潜在的思想”即民众观念一样，都是特定社会中人的“意向”或“需求”的表达，只不过有时被形诸某种概念化或理论化的语言表达而已。另外，我们也应对思想史研究领域特定时期的精英思想和民众观念间的某种“脱节”或“矛盾”（如《奶酪和蛆虫》、《蒙塔尤》所揭示的，甚至像韦伯所讨论的民众对“加尔文教义”的某种“误读”）仔细分析。实际上，这种“脱节”、“矛盾”，在横的方面，表现了人类心灵中普遍存在的“理想”和“实际”（或“常识”）间的抵牾；而在纵的方面，表现了人类观念中“前现代”和“现代”间的抵牾。这种“脱节”和“矛盾”，只是说明了特定时代人群观念某种程度的参差不齐。因为现实生活中总是有些人似乎理想点，有些人似乎实际点；有些人似乎现代点，有些人似乎保守点，但这不意味着精英人物的思想与民众观念之间存在着必然对立。

在思想与社会的关系上，由于思想是应对社会问题的产物，它与千千万万人的“意向”或“需求”相关，而“意向”或“需求”直接与人的行为相关，所以人的这些“意向”或“需求”顺遂与否，直接影响着人的社会行为，并最终塑造或构建着社会的情势。因此，思想史研究应适当关注思想观念对社会历史运动所具有的能动意义。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第13篇

历史教学界关于历史核心素养的探讨，始自历史素养、史学素养、学科素养，后转至历史核心素养，讨论主题虽各有偏重，但都与历史核心素养密切相关。

从历史素养与学科能力的关系，有论者将历史素养界定为“通过日常教化和自我积累而获得的历史知识、能力、意识以及情感价值观的有机构成与综合反映；其所表现出来的，是能够从历史和历史学的角度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富有个性的心理品质”。①从简单的掌握知识和思想教育为主，到从学科出发强调学科能力，再到将学科和素养结合起来，历史素养折射了历史教育的上述认识历程。论者借用了语文素养、地理素养的界定方法，将历史素养看成是“历史知识、能力、意识以及情感价值观的有机构成与综合反映”，此观点为当前历史教学界引用最多。

从历史学科素养与史学的关系，有论者通过解读史学研究过程，归纳了历史学科素养的基本构成：“从研究动机的视角看，学术的历史学具有现实性。这决定了中学历史课程具有强烈的生活意识或现实意识。从研究抓手的视角看，史料是整个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和操作对象。这决定了中学历史课程具有浓厚的证据意识。从研究过程的视角看，学术的历史学，是一个问题解决的过程，具有问题意识。学术的历史学，还是一个理解的过程，具有融合意识。史著等历史研究成果，可分为客观史实、历史叙事、历史认识和历史评价等四个层次，这决定了中学历史学科素养具有分层意识。”②

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对学科素养的界定，有论者比较了中美历史教学的学科素养关注点差异，将历史学科素养划分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历史知识在新情境中的运用、对历史学科方法的反思、历史元认知的发展”等维度。③

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与高中历史教学实践的关系，有论者将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界定为“中学生为适应现在生活及面对未来挑战，所应具备的核心历史知识、历史思维能力以及认同、尊重和融入历史的态度”。①其中，核心历史知识包括时间知识、空间知识、人物知识、史观知识；核心能力包括运用时空知识准确表达历史能力、历史理解能力、历史逻辑推理能力、历史解释能力。核心态度包括对自身的态度、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态度、对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态度。

从历史核心素养与历史学的关系，有论者论述了历史学作为历史核心素养的基本前提性局限，论证了历史思维作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特征，并指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重大功能在于认识自我。②

此外，还有针对历史核心素养的构成要素所做的教学策略研究，此类研究数量大，且绝大部分为一线历史教师的经验总结，研究结论多止于经验层面，雷同情况较多。

综括看来，从历史素养、史学素养、学科素养到历史核心素养，不同视角得出的界定各不相同。这里面既有语境、视角差异，又有关注主题的不同偏重。有论者认为“对探讨的中学历史‘课程目标’，冠名‘中学历史学科素养’，更具针对性”，并通过归纳“沪版课标”“港版课标”“台版课标”等课程标准的三维目标，构建中学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体系；③还有论者将“基于中学历史教育而形成的核心素养称为史学素养”。④这些观点一方面揭示了“学科素养”“史学素养”“历史核心素养”等概念有一定内在关联，但另一方面又表明了上述概念的内涵界定不清，很大程度上，历史教学界只是照搬教育界的提法，对不同时期“素养”“学科素养”以及“核心素养”的提法缺乏学科内在的合理性学理分析，尤其是，历史核心素养是于什么语境下提出来的？它的内在合理性依据是什么？它究竟应包含哪些构建要素与层次？有什么样的价值诉求？这些都需要作具体辨析与回应。

核心素养的阐释可以有多种角度，但应该承认，核心素养首先是一个政策性概念。“在讨论一个政策概念时，充分考虑概念的政策指向应是首要的角度。”⑤核心素养是针对全球化、信息化大背景下中国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不足、社会责任感不强等问题提出的，其政策主旨仍在于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落实。目前国家层面仍在讨论、修改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高中课标修改过程中各学科都在提出本学科的核心素养。历史课程作为学校教育人文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素养的构建至少需要依托以下支撑点：

其一，历史课程作为学科课程在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中究竟能发挥哪些作用。

作为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顶层设计”，中国学生的核心素养已大致确定为九大方面：社会责任、国家认同、国际理解；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审美情趣；身心健康、学会学习、实践创新。历史核心素养作为学科层面的核心素养，其与“中国学生的核心素养”之间是局部与全局、特性与共性、具象与抽象的关系。换言之，“学校课程的学科之间拥有共性、个性与多样性的特征”，⑥历史课程要发挥自身学科的独特性，并尽量协调与其他学科间的共性，聚焦自身在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中的作用。

其二，历史课程作为人文课程的学科思维特质。

“立德树人”本质上是人的教育。“人的教育和课程强调的是对学生思想、人格、态度的培养。”⑦这里的“思想”并非简单指思想品德之思想，更指特定课程中所包含的学科核心思想或思维方法。“任何学科的构成总是包含了知识、方法、价值这三个层面的要素：其一，构成该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的体系；其二，该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体系背后的思考方式与行为方式；其三，该思考方式与行为方式背后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①学科思维凝聚了学科特有的理解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以及其背后真善美之类的价值与态度。历史课程作为人文课程，其学科思维更兼具人类的心智记忆、人性反省与对话。“精神及心智力量照亮的是它所处的现实处境；它所借助的是那些除了能在人的精神中存在以外别无所寄的过去；借助它而照亮现实。而只有记忆才使人们的精神心智能建立自己意识的形式及内容。”②依托历史学科思维，并在思维层面聚焦、提炼其培育学生内在品质的学科素养，是构建历史核心素养的重要着力点。

其三，现行历史课程目标中的合理性成果。

从实践操作的可能性看，构建历史核心素养并非纯粹的理论推演，而要有现实的成果积淀。现行历史课程目标中的三维目标划分，与历史核心素养有一定程度的重合。有学者认为，“基础教育界所称‘核心素养’的内涵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把握：最底层的‘双基指向’，以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核心；中间层的‘问题解决指向’，以解决问题过程中所获得的基本方法为核心；最上层的‘科学（广义）思维指向’，指在系统的学习中通过体验、认识及内化等过程逐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实质上是初步得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③这意味着，借鉴现行历史课程目标中的合理成分，包括中国大陆、港台以及西方美英等国家的成果，也是构建历史核心素养的重要着力点。

依据上述构建依据，笔者以为，历史核心素养至少可遴选以下基本要素：

其一，时空观念。时间与空间是历史的两个最基本要素。“历史性植根在时间性中。”④“历史”的本质是“变迁”与发展，为了确切地显示人和物所发生的变迁，必须将这种变迁置于一种时间框架中，时间观念是感知、理解历史的首要认知性前提。但同时，时间观念又依附于空间观念，人类需要借助空间给时间定位，“时间和空间，不管它是存在，还是只是人的思考中错觉的范畴，都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⑤时空观念既是学生认识过去、感知特定历史人物、事件的必要前提，又是理解历史变迁、把握历史与现实联系的框架性认知依托。

其二，证据意识。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更是学生感受、确证历史的证据来源。在历史本体意义上，“历史绝不是用叙述写成的，它总是用凭证或变成了凭证并被当做凭证使用的叙述写成的”。⑥在学生的“认知世界”里，史料恰恰充当着学生重构历史的证据。证据意识既要求学生要能辨析史料真伪，能从不同类型史料中提取有效信息，能够辨清、理解史料作者意图，重构历史与现实相关问题的有效证据。证据意识不仅包含了必要的逻辑推理、分析与比较等能力，还蕴含着更深层的求真、科学精神与态度。

其三，历史理解。历史研究离不开人，这就涉及人的思想与心灵。“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的知识，同时它也是在重做这件事，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⑦认识历史不仅要考证史料，辨别其真伪，更要赋予其意义与价值，由此需要历史理解。历史理解主要指向历史认识的内在心理过程，它要求学生能够依据可靠史料设身处地认识具体的史事，对历史人物、事件要有“同情的理解”，能够感悟和理解历史上的各种事物，能够体现出尊重和理解他人、客观处理问题的态度。

其四，历史解释。历史解释与历史理解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历史解释涵盖且超出历史理解。基于历史理解，历史解释更偏重指向历史意义的外在表达过程。参照卡西尔（Ernst Cassirer）区分自然与人文现象为信号（signs）系统与符号（symbols）存在有关思想，“历史意义在此不等于文字意义，而是要在历史的上下文中读解的实践、文化意义”。①历史解释要求学生既能区分历史叙述中的史实与解释，能对所学内容中的历史结论做出分析，更能结合实践，赋予历史问题以现实意义。

其五，历史评判。历史评判在其直接性上是对被评判的历史对象施加价值判断，即对某一历史时代、事件、人物的评价是以特定价值取向或价值倾向为依据的。历史评判涉及事实与价值，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辩证统一。历史评判更直接地映射了历史思维，“历史思维包括历史意识，这需要及时的反复思考。它包含时间和变革的理性思维，以及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之间的依赖性和独特性的识别”。②某种程度上，历史评判也是一种自我反思性的、指向未来的思维。历史评判要求学生能依据一定价值观对史实做出判断，能分辨历史上的真伪、善恶、进步与倒退等，并能将对历史的认识延伸至对自身成长与社会现实的认识上，形成积极进步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

以上所遴选历史核心素养的基本要素，对应并契合着其构建依据：时空观念、证据意识外在地规约着探究历史的条件与方法，历史理解、历史解释与历史评判却内在地洞见着理解历史的人文精神与价值，两者统合于历史学既具实证又兼诠释的人文学科特质。更进一步地，时空观念、证据意识所蕴含的求真态度与科学精神，历史理解、历史解释与历史评判所生发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可具体细化为人生态度、民族情感、国家认同、世界意识等），都在不同层面具体地回应着“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宗旨。从实践上看，时空观念、证据意识、历史理解、历史解释与历史评判等作为历史核心素养的基本要素，与美、英等国的历史学科思维所界定的内涵要素有一定程度的重合，也与现行历史课程目标的某些成分相近，有可借鉴的、可行的现实操作空间。

历史核心素养的累积是长期的、层级递进的，其层次细化需要参照：1.教育目标分类。安德森（L.W.Anderson）修订的认知领域的教育目标分类，将认知过程维度划分为“a.记忆、b.理解、 c.应用、d.分析、e.评价、f.创造”六个层次，尤其是将知识维度与认知过程维度结合起来。霍恩斯坦（A. Dean. Hauenstein）将认知领域划分为“a.概念化、b.理解、c.应用、d.评价、e.综合”五个层次，将情感领域划分为“a.接受、b.反应、c.价值评价、d.信奉、e.举止”五个类别。③2.学习过程分类，这里可聚焦为学科框架中的学习。可分为：A.知识的习得与巩固（知晓）――包括事实性知识与认知性技能（记忆与再现、机械训练与熟练）的掌握，以及自我效能感的形成。B.知识意义的理解与凝练（理解）――包括概念性知识与方略、认知性技能（解释、关联、结构化、比较与分类、归纳性与演绎性推理）的掌握与社会性技能（协同学习与知识的合作建构）的形成，以及基于内在价值的内发性动机、对学科的兴趣与爱好。C.知识的有意义运用与创造（运用）――包括原理性与方法论知识的掌握，问题解决、决策、假设性推理、审美表现，和基于项目的对话（沟通）与协作的形成、基于活动的社会性关联的内发动机、能倾、态度与思考习惯的形成。①3.教育内容分类，这里可聚焦为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层。从人文学科性质看，人文世界的认知可分为“文本”“语境”“意识”“物自体”等若干层面（见表1），这是西方由古典哲学的知识论到“后现代主义”的知识论的共同语意语境架构。②

借鉴上述教育分类理论，可综合“教育目标分类”与“学习过程分类”，并结合“教育内容分类”，再具体地对历史核心素养的每个要素予以细化。以“时空观念”为例，可细化如下（见表2）：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目标层次”“内容层次”两者之间的细目选项并非一一线性对应，其内在的层次关联应是相互依托、相互归属。它们之间的课程意义更应诠释为多元性关联、丰富性包容、复杂性回归。举例来说，“文字记述”层面涉及时空观念的理解与运用，可能与“历史语境”“历史意识”甚或最根本层面的“历史本体”，都生发着强弱不一的关联与导引，某一层面关于时空观念的理解，亦可能蕴含着跳跃式的生成潜能。即使“文字记述”层面所构建的时空观念，也可能隐含着指向历史本体的历史感悟，抑或成为具备自觉时空意识的洞察与“踏板”。

同样，历史核心素养的诸要素之间，也是复杂而多元的。时空观念、证据意识、历史理解、历史解释、历史评判等，它们既可各自作层次细化，彼此间亦呈现包容、映射、回归、多元等复杂性关联。比如，“时空观念”与“历史理解”，两者都内含着对特定历史时空的条件放置或场域体验，“文字记述”层面的时空观念，可作为努力理解特定历史事件、人物的条件前提；反过来看，对特定历史事件、人物作设身处地式历史理解，又是孕育自觉时空意识的过程展开，两者相互包容，共置共生。

当然，对历史核心素养作要素遴选、层次细化，反映了学科课程逻辑、分析的思想方式，是学科课程理性、务实的实践需求，不过，对其内在要素的划分、分层的设置，却又不能作简单地线性理解，这恰恰反映了核心素养持续、开放、包容的综合性品质要求。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第14篇

一、小说的“名”与“实”

“小说”之名历来纷繁复杂，所指非一。但细择其中，约有如下几种最为基本的内涵：

其一、由先秦两汉所奠定的有关“小说”的认识，即“小说”是无关道术的琐屑之言；“小说”是一种源于民间、道听途说的“街谈巷语”；“小说”是篇幅短小的“残丛小语”，但对“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这一“义界”对后世的影响大致有二：确定了“小说”的基本范围；确认了“小说”的基本价值功能。此一“小说”的内涵和外延对后世小说观念影响甚巨，为以后“小说”进入史部和子部从观念上奠定了基础。

其二、“小说”是指有别于正史的野史、传说，这一史乘观念确立的标志是南朝梁《殷芸小说》的出现，这是中国最早用“小说”一词作为书名的书籍。故在中国小说史上，将“小说”看成为正史之外的野史传说是一个延续长久的认识。

其三、“小说”是一种由民间发展起来的“说话”艺术。以“小说”指称说话伎艺，还与后世作为文体的“小说”有别，但却是后世通俗小说的近源。

其四、“小说”是指虚构的有关人物故事的特殊文体。此一概念与近世的小说观念最为接近，亦与明清小说的发展实际最为吻合，体现了小说观念的演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小说”既是一个“历时性”的观念，其自身有一个明显的演化轨迹，但同时，“小说”又是一个“共时性”的概念，“小说”观念的演化主要是指“小说”指称对象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对象之间的不断“更替”，而常常表现为“共存”。

二、“小说学”之由来及其研究对象

所谓“小说学”主要侧重于小说的学术史研究，它以古人对小说的文体研究、文本批评和对小说存在方式的研究为主要对象。故一部“中国小说学史”应包括理论层面的文体研究史、鉴赏层面的文本阐释史和操作层面的小说存在方式史(如小说的著录、选辑、禁毁等)。

“小说”一词在中国古代所指称的对象是相当庞杂的，古人对于“小说”的认识是多元的，故以“小说”的所谓“今义”来确定小说学或小说理论批评的研究对象，往往会掩盖中国小说学史发展的本来面目，从而难以揭示中国小说学史的真实状态。或许以“名”“实”两端来确定小说学的研究对象会有所帮助，我们的拟想对象是：(一)以“小说”之名为观照对象，全面梳理古人对于“小说”的认识流变、演化及其相互关系。突出古人对于“小说”的发生、分类、地位、功能等的研究，以期将中国小说学史置于一个相对宽泛的文化史背景中加以审视，这一研究对象以“小说”的研究为主体。(二)以“小说”之实，即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相对文体意义的形式为研究中心，如唐前对神话传说、寓言、志怪志人的研究，唐以及唐以后对传奇小说、章回小说的研究和近代对于小说的整体研究。这一研究对象则以中国小说史的本位研究为主体。

三、小说文体研究

中国古代对于小说文体的研究，大别之可分为“小说”观念研究、“小说”的范畴、理论命题研究和“小说”的技法研究。

小说观念问题历来受到小说理论批评史研究者的重视，对“小说”这一名称的理论和历史梳理至今已颇为清晰，所谓“小说”所指称的对象及其流变轨迹已有迹可循。实际上，小说观念的研究对象应是中国古代对于“小说”这一文体的本质研究，包括“小说”的本体研究和“小说”的形态研究。小说的范畴和理论命题研究也是当今小说理论批评研究中的重心，尤其在明清小说理论批评研究中，人们对小说评点家的理论思想作出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但要使这一层面的研究引向深入，或许还得注意这样几个问题：一是揭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范畴的总体特征，在中国理论范畴的背景上寻求小说理论范畴的独特个性。二是在小说范畴和理论命题研究中深化“文体”意识，从而使小说范畴和理论命题研究真正切入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实际进程之中，三是在对小说范畴和理论命题的研究中，要尽量贴近古人，把对小说发展实际有直接价值的理论命题和学说当做研究对象。我们强化小说命题研究与小说发展实际的一致，正是要求小说命题的研究贴近中国小说的自身发展，从而使小说学研究真正成为小说史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小说学中的技法主要是指明中叶以后小说评点家对古代小说创作法则的揭示，它的出现与评点这一形式密切相关，同时又因评点是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形式的主体而在古代小说批评中延续长久。小说评点之所以重视技法源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这是评点形式的传统特色；另一方面，这与明清的八股之风和小说评点家长期受八股文法的熏染有关。剔除小说技法研究中陈陈相因、浅俗无聊的内涵，以八股技法和史著叙事法的双重视角研究古代小说技法批评，并将其与中国小说的创作实际结合起来，无疑也是中国小说学研究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小说存在方式研究

长期以来，小说存在方式研究一直被素来重视“理论形态”的小说理论批评史研究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道理很简单，所谓小说存在方式研究并不以“理论形态”的面貌出现。但其实古人对于小说的认识、把握和研究历来是双管齐下的：诉诸于理论形态，在理论观念指导限制下具体操作。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后者还体现为对前者的检验和实践，故缺其一都不能构成完整的中国小说学史。古人对小说存在方式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著录、禁毁、选辑和改订。

所谓“著录”是指“小说”这一文体在历代公私目录中的存在情况及其价值判断，这是一种以目录学的形式表达小说观念和小说思想的独特方式。这种方式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学而言，最起码在两个方面显示了独特的小说理论思想：一是从班固《汉志》到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历代目录学家对文言小说的著录体现了中国古代对文言小说的认识流变，也显现了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发展流程。同时，对历代目录学的清理，可以梳理出“小说”这一文体在目录学中的变异状态，而这种变异正体现了中国小说观念的历史演进。二是梳理通俗小说的著录情况及其演化轨迹，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通俗小说的地位及其流传的实际情况。

小说的禁毁主要发生在明清两代，这是传统的书籍禁毁在小说领域的延续。它在小说史上有三重价值：首先，历来对小说的禁毁出自于中央和地方法令，带有颇为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这对于以“民间性”为主流的古代小说而言，体现了上层对小说的一种文化政策和文化限制。其次，小说禁毁本身及其相关资料所涉及的面相当宽泛，它上至中央政府，下至民间家庭，内容包括法律、法规、官箴、家训、清规、学则、乡约、会章和社会舆论，全方位地表现了小说在古代社会的实际存在状态，我们从中能更真切地把握古代对于“小说”的钳制，但涉及面的宽泛性和对社会的渗透性是其它小说理论批评史料所无法比拟的。复次，小说的禁毁其实是一种文化现象，将禁毁问题纳入“小说学”的研究范围，可以接通小说研究与当时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它起码涉及这样几层内涵：特定社会环境对小说创作及其传播的影响、有关小说的特殊文化政策、小说与教育等，

文学选本视为一种批评形式，这已成为一个共识。就小说学而言，研究小说选本有多方面的价值，一是小说选本本身所体现的小说观念和小说思想。二是小说选本的分类及其演化是研究中国小说类型的重要史料，尤其是文言小说类型，同时还可与当时的理论表述相互印证。

小说的改订主要指通俗小说，而改订又大多出自小说评点家之手，故这是古代小说批评家直接参与小说文本和小说传播并影响中国小说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现象。小说评点家之所以能对小说文本做出修订，源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通俗小说地位的低下和小说作家的湮没无闻，为这种修订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二是古代通俗小说世代累积型的编创方式使得小说文本处于“流动”之中。如果我们在小说史的叙述中适当注目评点对小说发展的影响，并对其有一个恰当的评价，那我们所叙述的小说史也许会更贴近中国通俗小说发展的“原生状态”。

五、小说文本批评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程千帆；文论十笺；文章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5-0010-02

一、关于《文论十笺》一书

《文论十笺》是程千帆任教武汉大学与金陵大学中文系时编写的教材，收录了古代与近代的十篇文论，分为上下两辑，上辑五篇是概说部分，下辑五篇专论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在这本书中，程千帆对每篇文章都详加笺注，文后附有谨按，并结合古代文学与当时的文学观念做延伸探讨，同时也提出自己的文学观念。

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史上，该书的编撰独具特色：首先，收录的文章与笺注所引用的不仅有古代文论，也有近代文论，还涉及一些西方学者的文学论说。其次，所收文章的作者除了陆机为公认的文论家外，其他几位都是史学家、朴学家。此外，该书既有考据还原，延续了古代文论“综合前人说法的基础上抒发己意”的特点；同时也有理性而抽象的论述，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有别于古代文论模糊的、形象的感悟模式，呈现出现代学术研究的某些品质。

程千帆先生自陈，采用这种特殊的编纂形式主要是为了矫正当时有关文论的两种较为突出的弊端：“通论文学之作，坊间所行，厥类郅夥，然或稗贩西说，罔知本柢；或出辞鄙倍，难为讽诵。加以议论偏宕，援据疏阔，识者病之。”①文学作品创作的增加、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以及东西思想更多、更频繁的交流，中国文学呈现出复杂的形态；而当时的文学观念与批评理论，无论持中、西哪一方观点都因缺乏对这些理论之渊源与体系的了解，只能流于浅层争论，作者才编撰此书为教材，希望矫正时弊。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基础来研究中国文学的现象已蔚然成风，而《文论十笺》仍然坚持从古典文论的视角出发，并在民族文学、各种“主义”之争泛滥的时期，始终坚持从文学的视角谈论文学的问题，显得“别具一格”。更为重要的是，对文类划分也就是文体学的探讨作为一种潜在的线索贯穿了上下辑的十篇文章，而文类划分其实关涉到传统文体意识与现代文体意识，这与传统文学研究向现代过度时期，文的观念、文学理论体系的转变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潜在的线索这也正是《文论十笺》一书最大的特点：从古典文学理论的视角出发，在其内部进行革新，力图以变革中国文学理论自身而非全然借引西方文论来解释新的文学现象，促成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

二、从文章学到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沟通及其困境

（一）“文”的观念的确立

《文论十笺》一书以章太炎的《文学总略》开篇，程千帆为这篇文章拟的副标题为“论文学之界义”，即对“文”的观念的界定。在《文学总略》中，章太炎开宗明义，将“文”界定为“文字著于竹帛”②，并对其做词源学上的考察。他指出，中国古代对于“文”有两种解释：“彰”与“文章”。“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也就是说，“文章”事实上是指有形质而自成首尾的篇制，而“彰”只是特指其中富于文采、藻饰和情韵的部分，因而只是“文”的其中一小部分。然而，由于古无“彰”二字，多以“文章”假借，所以造成了后人“文”的观念的混乱。

《文学总略》作为《文论十笺》的开篇文章，其实也是程氏文学观的基本出发点。程千帆推崇章太炎：“以此‘文字著于竹帛之法式’来界定文学，范围至广，一切学术文化皆属，最早可追溯到先秦；而近世则以抒情美文为文学。”③事实上，无论是章太炎还是程千帆，都在界定“文”的概念时将它回溯到中国传统的文章学的概念中。

中国古代的“文学”实际指的是“文章学”，包含“文字”与“词章”两个部分，它是基于礼乐制度、政治制度与实用性的基础之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杂文学”，迥异于西式的“纯文学”体系。晚清以降，受西方文学观念以及文类概念的影响，国人开始借助新视角审视并重塑自己关于“文”的观念，在此过程中，正是通过清除文章学中的诸多“非文学”成分，才建构起以诗歌、小说、戏剧为主体，兼及部分散文的现代“文学”观念。④这种转变有其正面意义：大量被传统文学观藐视和排斥的文体，如小说、戏曲等得以被纳入文学史视野，这是重要的发现和拓展。然而，此种转变也遮蔽了文章学原有的深广内涵：一方面，一些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并曾受到重视、具有文化研究价值的传统文学家和作品则被搁置甚至排斥，影响了对中国文学史的整体理解与阐释；另一方面，文章学本身所蕴含的传统的文、史、哲思想及其所折射的文化心理也在此过程中或被忽视遗忘，或被割断了联系。程千帆强调回到文章学，也正是强调在学术现代化过程中重新审视“文”的观念的变迁史及其背后的人文现象、文化心理积淀。

同时，以现代学术观点来看，文章学所包含的学说、历史、典章、公牍、杂文，以及诗、词曲等等极其广阔、复杂的范围，实可视为一个涵盖了哲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学的现代文化研究思路，它甚至比西方文化研究思潮涵盖更广，也更适合中国。可见，程千帆将“文”的观念回溯到传统文章学，似乎是一个比借鉴西方文化研究理论更适合中国文化现象的学术思路，值得今天的文化研究学者重视。

（二）文类体系的重建

在“文”的观念确立后，程千帆致力于文类体系的建构。程千帆认为文体辨析有三难：“体式孳乳，与日俱新”，指的是小说、戏剧等新文类不断出现；“观念锢蔽”，则是由于小说的题材近鄙俚而不被纳入传统的文类位阶中，按照传统的文体分类法无法为愈加兴盛的小说作品找到合适的位置；而“体义混淆，自来即尔”，时人多有主依西人之法，以“用”代“体”为标准，而区分“文”为说理、记事、抒情三类，而这种分类法难以满足文章学的驳杂体系。

事实上，通观全书，无论是论文学与时代、地域、道德、性情，还是论文学的制作体式、内容外形、模拟创造，其实都是在探讨文类划分的标准与文类体系的建构。程千帆认为，传统的文类划分标准尽管不再适应时人的文学研究需要，但仍有其价值所在，因为它们背后隐含了中国文学史上“体”的观念的变迁。中国古代“体”的含义十分宽泛、含混，既有哲学意义上的“本体”之义，也有“形体”之义，兼形而上与形而下、抽象与具象于一体。而“体”之于古代文学研究，除了今天通常所理解的“体裁”或“文体类别”的含义以外，还具有文章或文学之本体、文体内部的质的规定性（体要或大体）、风格（体性或体貌）、以及章法结构、修辞手法、具体的语言特征等多种含义。⑤而与之相比，西方文学理论的文体分类始终贯彻着一个逻辑标准，并以此揭示文体之间内在的逻辑层次与本质联系，所以必须有统一的文体分类规则。或许可以说，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重要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文体体系的差异。中国文学实则是“文章”体系，但文章学本身在中国古代并未形成一个严密的、现代意义上的“体系”观念。在新的文类不断出现的时期，如何构建一个沟通古今文类的严谨的现代文类体系，是晚清以来诸多学者所致力的工作，这项工作随着三十年代的时局而有所放缓，唯程千帆先生的《文论十笺》对之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程千帆认同章太炎，他们都从传统的广义文章学出发建构文类体系，同时，把小说从历史和其他文类中单独列出，正式作为文之一“体”，与学说、历史、典章、公牍和杂文并列，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文类分类方法――“经、史、子、集”四分，开始重视小说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

（三）从文章学到现代文学理论的沟通及其困境

上述一系列文类划分标准的转变、文类体系重建的意图，都在于促使传统文学理论向现代过度，而在此过程中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与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将小说纳入文章学体系。之所以是核心问题，是由于进入现代社会后，传统的诗、词、戏、曲等文学体裁已不足以表达现代人的生活经验，伴随而来的是更适合对其进行表现的小说在数量和创作形式上的迅速发展，将小说纳入文学理论体系已是必然趋势；而之所以是最大的难题，则是由于在此过程中，如何既使小说获得与诗、词、戏、曲以及学说、历史、杂文等体裁同级的文类位阶，又使新的文类体系具有现代学术理念的清晰严谨，也就是各种文体的内涵不混淆，是程千帆之前的学者遗留的难题。对于此难题，程千帆以内容与形式的二分取代“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的划分试图做出调和，而具体到小说批评理论，则诉求传统的史学理论，借鉴史学理论中的文论、史论观点观照小说批评。

然而，诉求传统史论来沟通文史从而将小说纳入文章学体系，这种尝试缺乏深入的讨论，存在着各种问题。一方面，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尚简”、“用晦”倾向并不适合作为现代小说的批评范畴，因为传统的历史书写远不足以用以剖析现代的小说创作；另一方面，史学理论与小说批评只有通过严谨的比较和成体系化的沟通才能形成一个具有现代气质的学术理论体系，而这些问题在《文论十笺》一书中均未提及。最重要的是，程千帆先生不算成功的“沟通”也正折射出在古典文论内部进行现代化革新的困境：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文”是一个内涵丰富且变动不居的概念，并且有其独有的文类和体系，而在这背后则是经久积淀的文化心理，既不同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与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有差别，因而古典文论自身进行现代革新看似是一个文学理论问题，却涉及文化沟通这一复杂背景。此外，中国古代的文章学有很大的局限性，文论家们始终没有明确形成一般性的文学理念而只有具体的诗歌概念、小说、戏曲的鉴赏理念，更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学理论体系，缺乏体系性正是其现代化过程中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同时，自晚清以来，“现代生活”的开启、“现代人”观念的觉醒，以及社会现代化诉求的加强，使得文学创作和理论都不得不将目光转向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精神世界，而这些恰是难以被古典文章学理念纳入其中的。

“体系性”是学术现代化的“崇高理想”，而文章学又是难以割舍的学术情怀，程千帆在“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议题中所体现的困境与矛盾，又何尝不是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呢？

注释：

①贺昌盛.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与批评著作辑要[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p141.

②程千帆.文论十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p3.

③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