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思想论文范文

史学思想论文范文第1篇

一、“道明其本，儒言其用”

儒道关系，或曰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品题。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提出了“名教本于自然”的观点。与汉儒董仲舒“名者圣人所发天意”的观点不同，王弼认为纲常名教是从“无”或“道”这样的精神本体之中产生的。他说：“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①]在此，王弼曲解了《老子》的原意，却肯定了“名”——封建纲常是“朴散为器”的结果，这个“朴”就是“道”、“无”或“自然”，这就为名教寻找到了形上依据。王弼还直接了当地说，“道”是“五教之母”（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古今不同，时移俗异，但是五教之母是不变的。[②]人们只有用道家“自然无为”的原则，才能维护和挽救名教。“竹林名士”的代表人物嵇康、阮籍，由于不满司马氏打着名教的旗号改朝换代、诛杀异己，在玄学理论上则公开诋毁名教，尊崇老庄，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将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如嵇康作《难自然好学论》，要求人们摆脱由当权的统治者“造立”出来的名教的束缚。他说：“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为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涂，故奔骛而不觉。”当然，嵇康、阮籍反对礼教，主要是针对司马氏假礼教而言的。此后，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作《庄子注》，郭象又据此加以发挥，他们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主张，强调自然与名教的统一性。如《逍遥游》篇注文就说：“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认为讲究礼教法制的圣人，他们在精神上却是绝对逍遥自在的。

以上玄学家所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除去嵇康、阮籍要“越”司马氏假名教、将名教与自然对立外，其基本精神都是强调名教与自然的统一性。玄学家们关于名教与自然之关系的论述，对史学家袁宏的名教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明显地反映到他的历史撰述与评论之中。

首先，从《后汉纪》的撰述宗旨来看。袁宏对历史撰述旨趣的认识，与以往史家不尽相同。司马迁撰写《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班固作《汉书》，旨在使当代君主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而袁宏作《后汉纪》，则公然宣称：“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③]明确认为历史撰述的目的，就是为了“通古今而笃名教”。从这种历史撰述宗旨出发，袁宏对《左传》以来的史籍宣扬名教的情况进行了认真考察：

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伦，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④]

在此，袁宏对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和荀悦等著名史家的历史撰述一一进行点评，肯定《左传》“广大悉备”，《史记》“扶明义教，网罗治体”，《汉书》为“通人之作”，《汉纪》“足为嘉史”。但是，如果从“笃名教”角度而言，袁宏对这些史著都不太满意，指责它们“然未尽之”、“韫而未叙”。而这，也正是袁宏为什么要撰写《后汉纪》的原因所在：“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⑤]这就是说，《后汉纪》“通古今而笃名教”，根本上还是为了“弘敷王道”。

袁宏关于历史撰述旨趣的论述，与他对名教与政治之关系的理解是分不开的。他说：

治之兴所以道通，群心在乎万物之生也。古之圣人知其如此，故作为名教，平章天下。天下既宁，万物之生全也。保生遂性，久而安之，故名教之益，万物之情大也。当其治隆，则资教以全生；及其不足，则立身以重教。然则教也者，存亡之所由也。夫道衰则教亏，幸免同乎苟生；教重则道存，灭生不为徒死，所以固名教也。[⑥]

袁宏将名教的作用看得很重，认为它是“存亡之所由”，古圣王就是利用它来“平章天下”的，因此，政治兴盛时要“资教”，政治衰败时更要“重教”。在评论历史上王权更替和治乱兴衰问题时，袁宏说：

夫君位，万物之所重，王道之至公。所重在德，则弘济于仁义；至公无私，故变通极于代谢。是以古之圣人，知治乱盛衰，有时而然也。故大建名教以统群生，本诸天人而深其关键，以德相传，则禅让之道也。暴极则变，变则革代之义也。废兴取与，各有其会，因时观民，理尽而动，然后可以经纶丕业，弘贯千载。[⑦]

这里袁宏明确表达了两个思想，其一是肯定历史的治乱兴衰与政权的废兴取与，都是“有时而然”和“各有其会”的，也就是说，这是历史变易的一种必然之理。因此，从历史上政权更替的两种形式而言，无论是禅让还是革代，也都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之势。其二是强调“大建名教”与“观民”的重要性，名教是用来“统群生”的，是维系社会与政治的一种礼制，因而也是直接关系到历史治乱兴衰的，必须“大建”；而“观民”是观察民众对所建名教的反映，而名教的本质内涵是“德”，统治者推行德政，就必然会得到民众的拥护，而滥施刑法，政权就必然会被“革代”。

值得注意的是，袁宏不但重视从“通古今”中论证名教的重要性，体现了史学家的本色，而且重视探寻名教的天地之性与自然之理，从而使他的名教观具有了明显的玄化倾向。在揭示名教的本质时，袁宏作如是说：

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he，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夫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失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⑧]

这段话有两层含义，一是肯定名教之本是讲君臣父子关系；二是强调君臣父子的高下、尊卑关系是“天地之性”和“自然之理”，因而是永恒不变的。在此，袁宏以“天地之性”和“自然之理”来论说名教，强调名教的自然本性，这显然是以道家自然无为的观念来解说传统儒家的名教观的，明显打上了玄学家的痕迹。吴怀祺先生认为，“袁宏把儒家的礼制，纳入到道家的‘自然无为’的理论体系中去。它既不同于董仲舒的纲常说，也有别于原始的道家的自然无为说。”[⑨]因而是一种玄学名教观。

其次，从《后汉纪》的学术发展观来看。在袁宏以前，西汉初年的史家司马谈撰写《论六家要指》，东汉初年的史家班固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编成《汉书·艺文志》，都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进行过重要总结。从学术分类而言，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以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涵盖先秦诸子学术；班固则在司马谈学术分类思想基础上，接受了刘歆《七略》提出的“十家九流”说，其中“九流”是在司马谈六家基础上外加纵横、杂、农三家而成，而“十家”则是在“九流”之后附以小说家。从学术旨趣而言，司马谈崇尚道家，因而他的学术总结是从道家角度出发的；班固崇尚儒家，他的学术总结当然是从儒家角度出发的。对于司马谈、班固这种“支流区别”、学术归宗的做法，袁宏是给予肯定的，他说：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诸子之言纷然散乱，太史公谈判而定之以为六家，班固演其说而明九流。观其所由，皆圣王之道也。支流区别，各成一家之说。夫物必有宗，事必有主，虽治道弥纶，所明殊方，举其纲契，必有所归。寻史谈之言，以道家为统；班固之论，以儒家为高。[⑩]

上述数语，袁宏一方面对此前中国古代学术分类史进行了总结，肯定了学术归宗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分辨出了司马谈与班固学术旨趣的不同，认为前者是“以道家为统”，后者则是“以儒家为高”的。

与司马谈、班固相比，袁宏关于学术分类的思想不同于班固，而与司马谈大体一致，也是以道、儒、阴阳、名、法、墨六家划分学术家派的。所不同的是，《论六家要指》旨在评述六家之短长，而袁宏的六家之论旨在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如他说：“患万物之多惑，故推四时以顺，此明阴阳家之所生也。天下扰扰，竟故辩加位以归真，此名家之所起。畏众寡之相犯，故立法制以止杀，此法家之所兴也。虑有国之奢弊，故明节俭以示人，此墨家之所因也。”[11]

更为重要的是，袁宏的学术思想旨趣与司马谈、班固皆有所不同，司马谈崇道，班固崇儒，而袁宏论学术宗旨则是从玄学的立场出发的，他说：

尝试论之曰：夫百司而可以总百司，非君道如何情动，动而非已也。虚无以应其变，变而非为也。夫以天下之事而为以一人，即精神内竭，祸乱外作。故明者为之视，聪者为之听，能者为之使。惟三者为之虑，不行而可以至，不为而可以治，精神平粹，万物自得。斯道家之大旨，而人君自处之术也。夫爱之者，非徒美其车服，厚其滋味；必将导之训典，辅其正性，纳之义方，闲其邪物。故仁而欲其通，爱而欲其济，仁爱之至，于是兼善也。然则百司弘宣，在于通物之方，则儒家之算，先王教化之道，居极则玄默之以司契，运通则仁爱之以教化。故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其可知也矣。[12]

从上可知，袁宏与司马谈一样，都崇尚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然而他却更加强调“虚无”、“不为”、“居极玄默”的君王“自处之术”；他与班固崇尚儒家也有相通之处，重视儒家思想在政治实践中的效用，不过在对儒道关系进行表述时，他则明确提出了“道明其本，儒言其用”的思想。“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八个字，堪称为袁宏玄学思想的经典表述，同时也是他从玄学角度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趋势的一种总结，正如吴怀祺先生所说的，“他是以玄学家的眼光认识学术的变化，又反映儒道合流的趋势。”[13]

二、为政“贵在安静”

“有无（动静）”问题，是魏晋玄学关于宇宙本体论的重要品题。何晏、王弼是玄学中“贵无”论的创始者，据《晋书·王衍传》载：“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议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这段话概述了何晏、王弼创立的“贵无”哲学及其思想特征。从这种“以无为本”的观点出发，何晏、王弼探讨了“无”和“有”的关系。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14]因此，人们应该“崇本以举其末”。[15]王弼还明确认为“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16]何晏、王弼“贵无”思想的提出，奠定了魏晋玄学的理论宗旨。与何晏、王弼从道家“自然无为”思想出发鼓吹“崇无”论相反，西晋裴頠著《崇有论》鼓吹“崇有”[17]，则是从儒家立场出发的。在裴頠看来，玄学“贵无”而“贱有”，则必然会破坏礼教与政教。《崇有论》说：“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裴頠也具体探讨了“有无”问题，《崇有论》说：“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在裴頠看来，“无”不能生“有”，万物之生是自生，而以“有”为体，失去“有”也就丧失了“生”，因此“虚无”是不能产生“有”的。应该说，裴頠的本体论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到了向秀、郭象作《庄子注》，则提出了“独化论”，主张有无统一说。就“有无（动静）”之辩来说，《庄子注》的观点是与裴頠一致的，认为“无”不能生“有”，所以《知北游篇》注云：“有之为物，虽千变万化，而不得一为无也。”但是，《庄子注》肯定“有”便是运动变化本身，“有”就是“独化”。在“有”的“独化”过程中，一切事物现象都会即生即灭，“皆在冥中去矣”，也就是《序》文所谓“独化于玄冥之境”。而“玄冥”即是虚无，于是乎，《庄子注》在承认“有”、“化”绝对性的同时，又逻辑地推导出了“有而无之”、“有无”统一的结论，其具有朴素唯物倾向的本体论也就滑向了相对主义。

魏晋玄学关于“有无（动静）”问题的论辩，对于史家袁宏的史学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袁宏的玄学观主要是受到了何晏、王弼“贵无”论的影响。反映在具体治政理念上，则是强调本着道家“自然无为”的精神，以“贵在安静”为治政原则。袁宏说：“古之有天下者，非欲制御之也，贵在安静之。故修己无求于物，治内不务于外。”[18]这是袁宏玄化政治主张的典型表述。在他看来，政治只求静，不务动；只求修己，不求于物；只求治内，不务治外。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清静无为。从这样一种玄学史观出发，袁宏对过往的政治历史进行了评述。

首先，袁宏主张法先王无为之道。众所周知，传统儒家是祖述尧舜，文武，主张法先王的，袁宏承继了先儒们崇尚古圣的思想，却赋予其中以玄学的内涵。与先儒一样，袁宏评述历史，也是截然将历史分成三代以前和五霸秦汉两段的，认为三代以前是天下大治，而五霸秦汉时天下却得不到善治。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哪里呢？对此，袁宏从玄学的角度作了评说：

自三代已前，君臣穆然，唱和无间，故可以观矣。五霸、秦、汉其道参差，君臣之际，使人瞿然，有志之士，所以苦心斟酌，量时君之所能，迎其悦情，不干其心者，将以集事成功，大庇生民也。虽可以济一时之务，去夫高尚之道，岂不远哉！[19]

在袁宏看来，三代已前与五霸、秦、汉时期统治者的根本区别，是三代已前的君臣“穆然”，而五霸、秦、汉时期的君臣则“瞿然”。换言之，前者推行的是一种无为之道，而后者则是一种有为之道。因此，尽管五霸、秦、汉时期的君臣通过积极有为，也能成一时之功，却与高尚的无为之道相去甚远。很显然，袁宏与先儒不同，他是从玄学的立场去评判和肯定三代以前的政治的。

袁宏认为，先王“穆然”之政在制度上的具体表现，便是推行分封制。法先王，就应该要依循先王所推行的分封制度。袁宏结合周代以来的历史事实，肯定了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分封天下的好处：其一是能“公天下”。袁宏说：“帝王之作，必建万国而树亲贤，置百司而班群才。所以不私诸己，共乡天下，分其力任，以济民事。”其二是能安天下。袁宏认为，分封制之所以能长期推行，很重要一点是它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他说这种体制“虽元首不康，诸侯不为失政；一国之治，天下不为之乱。故时有革代之变，而无土崩之势。”与此相反，“郡县之立，祸乱实多。君无长君之民，尊卑迭而无别，去来似于过客。人务一时之功，家有苟且之计。……一人休明，则王政略班海内；元首昏暗，则匹夫拟议神器。”在袁宏看来，郡县制既缺乏政治推行的连续性，使人贪一时之功；又把国家安危完全维系于君主一人之身，君明则天下治，君昏则天下乱。由此袁宏得出结论：“夫安危之势著于古今，历代之君莫能创改，而欲天下不乱，其可得乎？呜呼，帝王之道可不鉴欤！”上述“公天下”，是从道德层面而言的；而“安天下”，则是从政治效能而言的。除此之外，在袁宏看来，分封制还有一个重要好处，那就是为政“简易”，这显然是从玄学角度而言的。袁宏认为，在分封体制下，天子虽然富有天下，而政事却不出王畿；诸侯虽然为政一方，而政刑却不出封域。因此，这样的政治体制“众务简而才有余，所任轻而事不滞”，简易而有效率。[20]袁宏还明确指出，为政简易与否，是区分三代圣王政治与五霸、秦、汉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准。他认为三代圣王为政都是“顺人心以济乱，因去乱以立法”的，一切本着顺民、实用和简易的原则；相反，后世政治则是“政繁民弊，牧之者忘简易之可以致治，御之者忽逆顺之所以为理。……于是乎变诈攻夺之事兴，而巧伪奸吏之俗长矣。”[21]因此，效法先王政治，最重要一点就是要以简易为治政原则。由此可见，袁宏关于分封制的评述，是蕴含其玄学思想于其中的。

袁宏认为，先王“穆然”之政也表现在具体的安边政策上。袁宏通过对三代以上与秦汉以下所推行的安边政策进行对比，认为唐尧、虞舜、三代圣王对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的是“羁縻而弗有”的政策，让他们“习其故俗”，其结果是圣王们“君臣泰然，不以区宇为狭也”，而“天下乂安，享国长久”。与此相反，秦、汉时期的君王们忙于开疆拓土，尽管他们的疆域数倍于圣王时期，却仍然不满足，还要“西通诸国，东略海外”，其结果则是“地广而威刑不制，境远而风化不同，祸乱荐臻，岂不斯失！”[22]袁宏上述关于历代君王治边的议论，在颂扬三代以前古圣王的同时，对秦汉以来作了全盘否定，他不但反对秦汉的拓边政策，甚至反对“西通诸国”的做法，这就等于将这一时期正当的反击匈奴的战争和正常的与域外的交往都一概否定了。如对东汉时期出使西域的著名外交家班超，袁宏就说：“班超之功非不可奇也，未有以益中国，正足以复四夷，故王道所不取也。”[23]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秦汉时期也有不少无谓的战争，是统治者们为了好大喜功、为了能后世留名而发动的，这种战争劳民伤财，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所以袁宏说：“当世之主，好为身后之名，有为之人，非能守其贫贱，故域外之事兴，侥幸之人至矣。”[24]袁宏的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当然，袁宏在安边政策上推崇三代、反对秦汉，从根本上说，还是其清静无为玄学思想的一种反映。

其次，袁宏对历史上统治者因其“多欲”而导致“民疲”提出了批评。袁宏并不一味否定人欲，他说：“夫生而乐存，天之性也；困而思通，物之势也；爱而效忠，情之用也。”[25]认为这些欲望都是不可废去的天理、天性。他还特别对下层百姓的生存欲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说：“夫饥而思食，寒而欲衣，生之所资也。”[26]认为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是正常而合理的欲望。但是，袁宏反对富有天下的统治者、多欲，他说：“然富有天下者，其欲弥广，虽方丈黼黻，犹曰不足；必求河海之珍，以充耳目之玩，则神劳于上，民疲于下矣。”[27]认为他们的多欲，其结果只能是既让自己劳神，又使百姓疲惫。袁宏还特别对秦汉以来末世君主生活奢侈、大兴土木提出批评，他说：“末世之主，行其淫志，耻基堂之不广，必壮大以开宫；恨衣裳之不丽，必美盛以修服；崇屋而不厌其高，玄黄而未尽其饰。于是民力殚尽，而天下咸怨，所以弊也。故有道之主，睹先王之规矩，察秦汉之失制，作营建务求厥中，则人心悦固，而国祚长世也。“[28]在袁宏看来，统治者要想取悦于民众，使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要尊崇先王旧制，除去多欲之私。由上可知，袁宏与宋学家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不同，他认为正当的人欲本身就是天理的体现，应该给予肯定；他所反对的只是统治者的多欲、、广欲，认为这样只能是导致民疲、短祚。很显然，袁宏的人欲论，其中也蕴含了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因而是玄学思想的体现。

三、智者顺势而为

关于人物才性的探讨，是魏晋玄学的又一个重要品题。正始玄学家王弼从“贵无”本体论出发，来探讨人的才性问题，提出了人性出于自然、应该顺性“莫为”的观点。他说：“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29]这就是说，万物都遵循必然规律而各得其性，因此人类也应该要顺应万物之自然（即性），采取“可因而不可为”、“可通而不可执”的态度。王弼还从“以无为本”的观点出发，探讨了“体”和“用”的关系，提出了体用不二的观点。他说：“故虽德盛业大而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30]这就是说，圣人有日新之盛德，富有之大业，都是“以无为本”的结果，即是效法天地、自然的结果，因此不能“舍无以为体”。从这样一种体用不二的观点出发，王弼明确认为，圣人虽然也有常人之情，之所以成“圣”，在于其能自觉地“性其情”。何劭《王弼传》说：王弼“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者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这就是说，圣人虽然同一般人一样“有情”，由于他有高超的智慧，所以能在精神上得以超脱，表现在同样的“应物”上，便有与一般人的“累”与“不累”之分。冯契先生说：“王弼这一‘圣人有情’的学说，贯彻了体（“性”）用（“情”）不二的观点，体现了道家的自然原则与儒家的自觉原则的统一。”[31]与王弼一样，西晋玄学家向秀、郭象也认为物各有性，性本自然。《庄子·养生主》注说：“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既然人性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因此，人们应该“安命”。《庄子·人间世》注说：“治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则无哀无乐，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为命，而不施心于其间；泯然与至当为一，而无休戚于其中。”《庄子·秋水》注又说：“夫安于命者，无往而非逍遥矣。”这就是说，既然“性自得”，“命自致”，人们就应该要“冥然以所遇为命”，而这种“安命”，便是逍遥的具体体现。当然，向秀、郭象玄学家的“安命”说与老庄道家的“蔽于天而不知人”之论还是有所不同的。如《庄子·秋水》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对此，注文曰：“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马乎？服牛乘马，可不穿落之乎？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过分，驱步失节，则天理灭矣。”在此，向秀、郭象明确认为所谓落马首、穿牛鼻之“人事”，其实就是“天然”，是合乎自然的必然之性，只是人们在使用牛马时要懂得节制罢了。由此可见，向秀、郭象其实是讲人事的。

综上可知，魏晋玄学家们关于才性的见解虽然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那就是都肯定性本自然，人们应该顺性而为，超然应物。玄学家的才性论，对于史学家袁宏也有重要影响。他评论历史人物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强调“顺性”、“顺势”，认为智者顺势而为。

首先，袁宏认为统治者要懂得顺人之性的道理。在谈到统治者用人问题时，袁宏说：

夫金刚水柔，性之别也；员行方止，器之异也。故善御性者，不违金水之质；善为器者，不易方员之用。物诚有之，人亦宜然。故肆然独往，不可袭以章服者，山林之性也。鞠躬履方，可屈而为用者，庙堂之材也。是以先王顺而通之，使各得其性，故有内外隐显之道。[32]

在此，袁宏告诉人们，如同金水之性有刚柔之别、器具形状有园方不同一样，人的性情也存在着差异，所以才有山林之人和庙堂之材的不同。因此，统治者用人就应该要效法先王之道，“顺而通之，使各得其性”。同样的道理，统治者治民，也要懂得顺民之性情。袁宏说：

在溢则激，处平则恬，水之性也。急之则扰，缓之则静，民之情也。故善治水者引之使平，故无冲激之患；善治人者虽不为盗，终归刻薄矣。以民心为治者，下虽不时整，终归敦厚矣。[33]

在此，袁宏以水作比，肯定了使民缓静的重要性，认为这是顺民性、得民心之政。

其次，袁宏主张人生应该“顺势而为”而不能“过其才”。从玄学的立场出发，袁宏一方面反对过分有为，一方面也没有放弃传统儒家的入世哲学，“顺势而为”而不能“过其才”，则成为他的人生哲学的主旨所在。那么，人生在世为什么只能“顺势”而不能“过其才”呢？袁宏提出了几条理由：其一，“势极则受患”。袁宏认为，人与万事万物皆一样，“势极”则必然会遭受祸患而不能全身。他说：“长木之标，其势必颠，势极故也。势极则受患，故无全物焉。然则贵盛之极，倾覆之所有也，外戚则忧甚焉。”[34]在此，袁宏借外戚凭宠作威发议论，却道出了一个人生哲理，那就是势极必颠，万物已然。袁宏认为，君子懂得倾覆由于势极的道理，所以能够做到“无咎”。他说：“夫吉凶由人，而存亡有地，择地而处，君子所以无咎也。”[35]其二，世道有“三患”。袁宏认为，人生在世，要想有番作为，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这既要取决于自身的才气，更要取决于君主的知遇与重用与否。因此，“顺势”而不能“过其才”也是世道艰难所致。他说：“夫世之所患，患时之无才；虽有其才，患主之不知也；主既知之，患任之不尽也。彼三患者，古今所同，而御世之所难也。”[36]从袁宏的“三患论”可知，既然人的命运是自己主观所无法掌握的，那么最好的办法还是明哲保身，顺势而为。其三，“过其才”者往往有毁败之祸。袁宏是史家，以史为鉴是其本色。他认为，从历史上看，大凡“过其才”者往往不会有好的结果。如东汉名将马援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后汉纪》卷八对此作了论说。袁宏认为马援之所以能成为东汉开国著名功臣，既有其主观原因，那就是“才气志略，足为风云之器”；也有客观原因，当时恰逢乱世用人之际，马援的才气正“遇其时”。但是马援死后颇遭怨谤，袁宏认为与其继续有为而“过其才”，不懂得“顺势”有关，他说：当时“天下既定，偃然休息，犹复垂白，据鞍慷慨，不亦过乎！”袁宏认为，马援以安天下时的作为行于治天下，继续攻伐之事，因而是不智之举。所以他最后说：“善为功者则不然，不遇其主则弗为也。及其不得已，必量力而后处，力止于一战则事易而功全，劳足于一役则虑少而身安，推斯以往，焉有毁败之祸哉！马援亲遇明主，动应衔辔，然身死之后，怨谤并兴，岂非过其才为之不已者乎！”在这里，袁宏从玄学家的立场出发，一方面批评了马援不善功、不懂“顺势”，认为他遭怨谤是自己“过其才”的不明智之举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借马援之事，以对东汉统治者在立国之初便连年发动战争提出批评。有鉴于上述认识，所以袁宏得出结论：只有“顺势而为”，才是智者所为。

参考文献：

[①]《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32章，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王弼集校注·老子指略》。

[③]《后汉纪·自序》

[④]《后汉纪·自序》。

[⑤]《后汉纪·自序》。

[⑥]《后汉纪》卷23，《灵帝纪》。

[⑦]《后汉纪》卷30，《献帝纪》。

[⑧]《后汉纪》卷26，《献帝纪》。

[⑨]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第145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⑩]《后汉纪》卷12，《章帝纪》。

[11]《后汉纪》卷12，《章帝纪》。

[12]《后汉纪》卷12，《章帝纪》。

[13]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第142页。

[14]《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40章。

[15]《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38章。

[16]《王弼集校注·老子指略》。

[17]存于《晋书·裴頠传》。

[18]《后汉纪》卷14，《和帝纪》。

[19]《后汉纪》卷4，《光武帝纪》。

[20]均见《后汉纪》卷7，《光武帝纪》。

[21]《后汉纪》卷6，《光武帝纪》。

[22]《后汉纪》卷14，《和帝纪》。

[23]《后汉纪》卷14，《和帝纪》。

[24]《后汉纪》卷14，《和帝纪》。

[25]《后汉纪》卷17，《安帝纪》。

[26]《后汉纪》卷18，《顺帝纪》。

[27]《后汉纪》卷18，《顺帝纪》。

[28]《后汉纪》卷19，《明帝纪》。

[29]《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29章。

[30]《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38章。

[31]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册，第498—4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2]《后汉纪》卷5，《光武帝纪》。

[33]《后汉纪》卷25，《灵帝纪》。

[34]《后汉纪》卷17，《安帝纪》。

史学思想论文范文第2篇

春秋战国动乱550余年，其间战火连绵，诸侯争霸，生灵涂炭，人民遭殃，社会长期处于兵燹和混乱之中。

春秋时期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将首都从镐迁到洛阳。之后，郑庄公首先称霸，平王时“周郑交质”，各以太子住在对方作为人质；桓王时郑伯祝聃射中王肩，周王的军队被郑国打得大败，从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郑国之后，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对外扩张，形成很大的霸业；管仲死后，桓公任用小人，以至于自己死而无葬；后宋襄公短暂称霸，晋文公、楚庄王继而争霸几十年，发生过多次大战，最后在宋国大夫向戌的调停下晋楚弭兵，共为霸主，齐、秦与之结盟，其他国家还要朝贡；中原的烽火暂息，但东南的战火又燃起来了，吴王首先称霸，随后越王勾践成就了春秋时最后也是最大的霸业。到公元前474年，春秋时代结束。

进入战国时期以两件事为标志，一是魏、赵、韩三家分晋，三个大夫瓜分了晋国；二是田氏代齐，田姓长期居于相位，终于称君。战国之后，只剩齐、魏、赵、韩、秦、楚、燕七个大国，大家力量相当，谁也无法称霸。不过，实力还是有相对强弱的时候。始则经李悝、西门豹等改革的魏国力量最强，后来齐国的孙膑围魏救赵、减灶诱敌，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大败魏国的庞涓，同时，秦国打败了势力不断扩张的楚国，这样，齐国与秦国形成双雄并立的局面。但是随后乐毅率领六国军队打败了齐国，齐国差点亡国，只剩莒和即墨两地，最后田单用火牛阵收复了一些失地。但齐国还是衰落了，只剩强秦。长平一战，秦国打败了六国中实力稍强的赵国，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最终扫平天下，结束了战国纷争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倡其说，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兵家、纵横家、农家、杂家等纷纷登台亮相，中华文化处于鼎盛时期。

秦始皇当政后，建立郡县制，也就是层层施控、上级命令下级的人治官僚制度（现代政治文明是法治分权的制度），同时，他采取法家的消灭文化的愚民治国态度，焚书坑儒，苛刑酷政；结果，秦祚短促。汉朝初时，吸取秦亡教训，“与民休息”，萧规曹随，采纳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大大增强了国力。但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进入了漫无止境的意识形态独尊的时代，文化趋于毁灭，民族的活力和创造性被窒息。

这就是中国的特点，国家纷乱才有文化繁荣，国家“太平”必然文化灭绝，“太平”就是政治专制、文化专制、官府垄断资源。

所幸我们有孔子、老子、庄子，否则我们无以面对人类文明。

二

孔子首先是个伟大的教育家，是第一位人格独立的教师。他首次向民间普及教育，改变了学在官府、官师不分的局面；他提出“有教无类”（一切人拥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的思想，为后来的科举制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也使得中国哲学成为大众化的知识；他主张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对师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主张以“仁”为教育的核心，让人们自爱而爱人，行“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提倡知仁行仁、中庸中和、“不忧”、“不惑”、“不惧”的修身要求，认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温而厉”，“恭而安”；他主张面对道义，学生不必谦让，“当仁不让于师”；他注重人格感化，率先垂范：“其身正，不令而行”；他承认学问是从学习而来的：“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重视年轻人，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如果孔子不问政治，一直做教育家的话；如果他不被后来的统治者利用，被神化，成为棍棒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个完美无缺的人，是个让我辈仰之弥高、顶礼膜拜的伟人。

孔子奠定了科举制度的理论基础，但这科举却成为统治者巩固专制制度、避免社会对抗的工具。科举使得贵族与平民双向交流，特别是使得老百姓可能“当官”，这让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小民垂涎欲滴，自觉放弃了改良坏的制度、暴政的想法。

与其说孔子是个哲学家，不如说是个政治思想家。他提出了“仁”、“礼”、“和”、“大同”等思想，目的是治理社会，扭转动乱的局势。

中国人急功近利，不做见不到眼前利益的学问。

所以，即使像孔子，其哲学理论也是支离破碎、缺乏理论深度、不成体系的，但作为政治理论家，他却是伟大的。

孔子的“仁”就是要统治者停止攻杀，时刻想到人民的利益；要诸侯贵族“能近取譬”，以己度人，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为别人想一想：你想利益，别人也想，为何抢夺，为何贪得无厌？你想活命，别人也想，为何杀戮，为何不尊重别人？你不想饥寒交迫、妻离子散，别人也不想，为何让别人骨肉分离，血流成河？

孔子要统治者施仁，克己复礼，克制自己，自觉不贪不夺，讲人道，爱别人，这无疑是对牛弹琴。他不讲民众的监督、人民的，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等人相差甚远。

学生问孔子如何治理社会，孔子曰：“也必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也就是说，他要让君臣父子、各种社会关系符合它的称号，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主要像个君主的样子，不能胡作非为，臣子要像个臣子的样子，不能犯上作乱，父亲要像个父亲的样子，不能有违父道，儿子要像个儿子的样子，不能悖于孝道。因此，孔子要求恢复周礼，对社会“齐之以礼”，实行礼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人民“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样就形成一个有道的社会了。

中国人治理社会流于人治，从来以“精神文明”教育为主，辅之以惩罚人的刑法。孔子反对法治，认为那是外在的强迫，不如从内心顺化、教化、奴化人民来得高明。而西方人重视法治，不相信任何人，认为权力必然带来腐化、堕落，必须对之加以监督；法治首先是保护人权，其次才是惩罚人；精神文明必须建立在法治、民主、平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

“礼”的运用便是“和”，儒家强调“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流（不流于众俗）。”日本人自称是“大和”民族，早年宪法即规定“和”的民族精神，如今日本的企业间也是既讲竞争又讲协作，他们法人参股，各企业命运相通，同时，每一个企业内部劳资间、上下级间亦构成一个和谐的命运共同体，所以，儒家的“和”的精神在日本得以很好的体现。反观中国––––––“和”的概念的发源地，人与人倾轧，面和心不和；企业与企业出口时争相削价，致使国家损失惨重。所以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几个中国人是条虫。

儒家信命。孔门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正因为相信命，因此，孔子相信上天委托给自己的使命–––––––“天生德于予”；“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也正因为相信命，所以，不患得患失，心胸博大–––––––“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

中国人大多是命定主义者，所以，少有闯劲，少有冒险，少有抗争。

孔子信命、畏天，但不相信鬼神的存在，“子不语怪、力、乱、神”。子路问他鬼神之事，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说：“敬鬼神而远之”。有人问死的问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中国人大抵是无神论者，尽管民间有许多支离破碎的鬼神信仰。但如信孔子、关公、妈祖、灶王、土地神、八仙、菩萨等，与其说是信鬼神，不如说是以此寄托对生活、生命的留恋。

如此无超然的信仰、无纯正的宗教，有时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但在社会剧变时期它会导致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瓦解，所以，中国人的世俗思想、价值观很容易发生动摇、崩溃。如晋时、明末、“五四”时期、“”时期。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可见，孔子有浓郁的道家出世思想。它也说明，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是儒中有道，道中有儒（老子庄子也有治世的思想）。

但孔子为什么没有出世做隐士呢？隐士们讥讽他“累累如丧家之犬”，在无道的乱世还到处奔忙，可孔子回答得很好：“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易也（假若是个有道的社会，我孔丘就不参与改革了。正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我要挺身而出！）”

可见，孔子有一种气节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有一种乐观进取、追求“道”的精神：“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志于道，据于德”，“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追求“道”，但“道”不等于“真理”。中国人没有多少是非之心、正义感、真理意识。“真理”一词本来就不属于汉语的话语系统，是外来的。

有人问孔子：倘若儿子偷了人家的羊，做父亲的知道后是应当包庇还是揭发儿子呢？孔子答：应当包庇儿子。因为伦理高于正义！

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也就是说，老百姓中有坏的东西，圣人也应当包容它。

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可见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人总是霸占了仁义真理，长此以往，老百姓当然对正义之类的东西概念模糊了。所以，赵高指鹿为马，大家只好频频点头。

于是在现实中，中国人对错误的、丑陋的、恶的东西往往能熟视无睹，甚至助纣为虐。

模糊是非以至于成为一些人的修身准则，庄子提出“齐是非”，白居易要求自己“心中泯灭是非心”，郑板桥的一句“难得糊涂”风靡千百万、几个世纪的中国人。

所以，中国社会往往恶势力横行，人们一方面只顾保全自己，另一方面也不择手段地行事。

中国人没有多少正义感，但有“正气”感、“气节”意识，也就是为社稷牺牲、为皇帝效忠的思想。

孔子之后，孟子的思想成为主流，其人性本善、仁政、天人合一、天民的学说，以及“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主义影响深远，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思想；稍后，另一大儒荀子主张人性本恶、礼法并重、天人相分、勘天（战胜大自然）、天地人三才平等这些类似于西方的思想，反映了中华智慧的旁支，终究没有引起中国人观念的革命。

孟子之仁政学说、民本学说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如朱元璋之类的流氓皇帝对他恨之入骨，撤了他的牌位；但孟子的学说的欺骗性也是很大的。

孟子重视人、民心、自我的作用，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因此他告诫统治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后人根据他的思想又提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其实，老百姓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愚民、暴政也使得人民麻木畏惧，所以，坏蛋皇帝再多，王朝往往也能绵延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可见，所谓载舟覆舟实为中国人的欺人之谈！

孟子还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此为明君清官的理论基础，人民总是如此翘盼，可现实总是昏君暴官。

孟子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政府放在第二位，统治者放在第三位；此理论诚可贵，可专制社会何曾做到过这样？谁不是把统治者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呢？除非在民主社会，选民可以把不顾人民利益的统治者赶下台。

孟子又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养“浩然之气”，此话乍一听不错，可仔细一想：何为“贤”？多数无非是溜须拍马，熟背八股的人；何为“能”？多数是八面玲珑，四平八稳的人；何为“浩然之气”，无非是效忠统治者、视死如归、两袖清风、养心寡欲的圣贤。

不过，孟子达到了中国人治社会的最高境界。

孟荀以降，出现了董仲舒这个“圣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原始的儒家科举制是他的功劳，他主张以德治取代刑治，改变秦的暴政；他规定“三纲五常”，从内心奴化人民；他发明天人感应学说，提出皇权授命于天；他运用五行生克循环解释王朝更替，以“天不变，道亦不变”巩固封建道统；他根据《公羊传》中的三世说“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及《礼记》中的三世说“乱世”――“小康”――“大同”描绘了中国人的太平盛世梦想，其实是中国人治境界的乌托邦；他的科举倡议保证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灌输，保持了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沟通，成为一剂，使得老百姓屈服于专制统治和升官发财的梦想。

汉以降，王充的唯物主义、范缜的无神论、张载的以气为本体的学说、程颐程颢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李贽黄宗羲王夫之戴震唐甄的反僵化儒学、反一人专制的思想等等独树一帜，成为无思想时代的彗星。其中尤以程朱理学影响深远。程朱把孔子的“仁”、“义”、“礼”、“道”等都概括为“理”，认为“万物皆是一个理”，“天下只有一个理”，它“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一物须有一理”，“物我一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们把封建纲常伦理看作是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程颢更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反对寡妇再嫁；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此“以理杀人”、“礼教吃人”不知让多少人牺牲其下呀！

程朱的同时，陆九渊（陆象山）发挥了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唯心观点，提出“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后来，明朝的王阳明（王守仁）又提出，心是世界的本源，天下无心外之物，无心外之理，此“心”即“良知”，又称“天理”。所谓“良知者，心之本体。”他继承了孟子的人心本善理论，提出“致良知”，“破心中贼”；他发展了中国人的“道”“器”合一的一元论观点和世俗主义思想，提出“知行合一”，“心”“理”合一，“日常伦理即道”等。陆王心学代表了宋朝以后中国人的回归内心的倾向和人治社会崇尚“兴公灭私”的道德之态度。

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现代有“儒家资本主义”之说。其实，日、韩等的成功不能简单地归于儒家。因为这些东亚的国家和地区既崇尚儒家的“和”（如日本）、“孝”（如韩国）、“礼”（如新加坡）等，更崇尚资本主义的竞争、市场、自由、平等、民主等，而后者才是其西化后文化的内核。

历史上，儒家对经济发展是起了阻碍作用的。它鄙视劳动人民，鼓吹“学而优则仕”，它逼迫有才华的人都走上“做官”之路，孔子斥责问稼问圃的樊须为“小人”，孟子更将“义”“利”对立，这些都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但经过重新解释的儒家言论可以为现代的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服务。日本“工业之父”涩泽荣一首先将《论语》运用到企业管理，他开设了“《论语》讲习所”，倡导“论语主义”、“道德经济合一说”、“义利两全说”、“论语加算盘说”，认为“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即讲道德、信用可以带来物质利益，而在牟利时要讲究道德、信用。

日本东芝公司总经理土光敏夫，丰田公司创始人丰田佐吉、丰田喜一郎等人都喜欢都《论语》，丰田喜一郎还将“天地人知仁勇”用作自己的座右铭。日立公司创始人小平浪平把儒家的“和”、“诚”列为社训。日立化成公司总经理横山亮次说：“日本人的终身就业制和年功序列制是礼的思想的体现，企业内工会是和为贵思想的体现。”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中岛正树称“中庸之道”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住友生命的会长新井正明以“其身正，不令而行”为座右铭，住友的总理事小仓恒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建立事业的头一个条件，也即尽本分、尽责任。松下幸之助认为，企业家要仁爱惠众，要生产出象自来水一样多而便宜的产品以回报社会。

日本人善于“洋为‘日’用”，“古为今用”，而中国人为仁义道德所束缚，专事注经训诂。

三

中国士大夫文化儒道互补，道家作为补结构，拯救了一大批失望于儒家理想或仕途遇到挫折的知识分子；遁身于道家后，士子们乐观逍遥，仍念念不忘平治天下，所以，孔子说：“隐居以求志，行义以达道”，老子说：“君子得其时则鸣，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孔明为散人时，“聊寄傲于琴书，以待天时”，刘备三顾茅庐后，他遂与刘备纵谈天下三分大事。可见，诸葛亮是在密切关注时事，隐藏着世俗名利之心的。

道家的开山之祖应追溯到楚国的开国人物鬻熊。鬻子当年归附了周文王，被封在楚，后传《鬻子》一书。鬻熊说：“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又说：“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物损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损盈成亏，随生随死。”以上说明鬻子已有“道”的思想，守柔、辩证的道家思想。

道家的历史上有一个人物叫杨朱，大家对他的争论比较大。一是争论他到底是春秋人还是战国人？二是争论他到底是独树一帜的享乐主义者还是真正的道家人物？

《孟子》中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韩非子》中说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轻物重生之士也”，《淮南子》中说：“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可见，杨子是“为我”的自我主义者、全性保真的贵生主义者。但是，《列子》一书中杨朱又说：“人之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他认为人“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因此，不应抑制欲望的满足，应当及时行乐。可见，杨子又是一个主义者、享乐主义者。

杨朱典型地代表了中国人的重生、及时享乐的思想。尽管《列子》一书可能是晋人的作品，但并不影响它代表某种国民性。

列子，列御寇，又称列圉寇，传为战国郑人。居于郑圃四十年而人不知，涵光敛影，不露锋芒，超然物外，藏形众庶，御风而行。他说：“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者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列子讲述了杞人忧天的故事讽刺老百姓为此四者而奔忙焦虑。

《列子》代表了晋人的理想，反映了中国人淡泊弃利的想法。

汉初，统治者“与民休息”，奉行“黄老之术”，其时，文子之学大盛。文子，大概是越国大夫文种，也有人说是计然，即范蠡的老师，计然，字文子。还有人说，计然就是文种。1973年长沙马王堆古帛书和河北定县汉墓出土《文子》竹简，才确认《文子》其书。文子说：“无为者……，推自然之势”，“圣人者，应时权变，见形施宜。”也即以顺应自然、因循为用而治国，同时，他还提出尚贤，任能，以民为本，行赏罚，去苛政酷刑等思想。文子成为汉初萧规曹随、无为而治的意识形态的代表。

传说孔子曾多次讨教于老子，老子说：“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被训，唯唯诺诺。

老子就是这样“独异于人！”显得个性突出，比人高明一等。他做过史官，博学多才，深谙历史的成败法则，提出“无为而治”的治世理论和守柔知足、功成身退、以退代进的辩证法，其影响深远。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文化名著中，译成外文出版、发行量最大的有两本书，一是《圣经》，二是《道德经》，即《老子》。有人认为，老子的思想中有很大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分，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就引用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无为贵静），说明放开管制、实行自由贸易的重要性。

老子的价值观是“知常”–––“袭明”，也就是首先要知道事物发展的规律，然后依照规律明智地行动。老子警告：“不知常，妄作，凶！”“知常曰明”，“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此“常”亦称“道”，最根本的道是“物壮则老”，“逝曰远，远曰反”，“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也就是说，“道”的规律是朝相反的方向运动，而柔弱正是“道”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按此道理，我们做事就要从反面开始，从弱小着手。

老子说：“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事长”；“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置之度外）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不是要表现出无私吗），故能成其私”；“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厚藏则多亡（财多惹祸）”；“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功成身退，天之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大成若缺…，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曲则全，枉则直”；“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老子的上述言论充满了人生智慧和辩证法，但也透露出一些中国病的征兆：

一是“不敢为天下先”，于现代社会的竞争意识、首创精神不合；

二是以退为进，欲取反予，充满了中国人的诡诈权谋；

三是委屈求全，不坚持正义而退缩，反映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传统意识，这也就是中国历来汉奸多的原因。

老子还说：“守柔曰强”；“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弱胜刚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强梁者不得其死”；“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可见，《老子》一书贯穿了辩证思想、示弱兵法、柔弱策略，难怪说：《老子》是一部兵书。老子的以柔克刚思想也正是气功、太极拳等的理论基础。但是其知足思想却是小农自给自足经济的反映，于现代市场经济是不合的。

老子有其独特的社会观、治世理论。他认为春秋时期天下大乱，是由于人人逞能、个个想当英雄折腾一番、诸侯大夫为私欲而割据杀伐的结果，所以，人们不是做事少了，而是多了：“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于是，统治者首先应当废除这一切，实行“无为而治”：“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治人事天，莫若啬（少做）”；“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让战马停下施肥）；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故无事，无执故无失”；“为无为（以无为当作有为），则无不治”；“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由“无为”，老子进一步提出去智、愚民、返璞归真的道理：“以智治国，国之贼”；“智慧出，有大伪”；“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圣人皆孩之”；“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绝学无忧”；“我愚人之心也哉！”

老子的上述无为而治的思想固然有先进的自由主义成分，其返璞归真的思想也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可是其否定法治、否定技术的思想，其反智主义、愚民主义于建立现代中华文明都是极其有害的。

老子提出了“道”的自然哲学：“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按照现代宇宙大爆炸理论，可以得下列图示：

无名有名万物

道123万物

无有万物

潜物质原始物质（时间0开始大爆炸）万物

也就是说，老子所说的“无名”、“道”、“无”有如“真空”概念，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存在着“潜物质”，时间为0时，潜物质显化为“有”、“一”，爆炸为宇宙万物；其中，“二”指分化为阴阳两种物质，“三”指阴阳交合产生第三者，于是万物繁衍。

老子不愧为是天才的思想家，他“猜”（直觉）到了大自然的奥秘。

中国人就是这样，往往有直觉，而无推理深化。

一般来说，老子反对战争，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夫乐杀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他之所以不主张用兵，是因为他目睹了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

老聃反对战争，可是又没有提出防止发生战争、防止战争侵害的任何措施。

老子是一个谨慎的处世者、聪明的做事者，他说：“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摘”；“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宠辱若惊”；“圣人被褐怀玉（穿着破衣服，怀揣美玉，比喻怀才不露）”；“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圣人犹难之（重视困难），故终无难矣。”

老子不愧为智者，是最聪明的中国人！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群，同时也是最诡诈的一群，由此推之，老聃为世界智神无疑。

人们评论道：老子贵真疾伪，忧国忧民，爱发牢骚，好说反话，善用比喻，雅俗并举。他还好作惊人之举，如“治大国”这样严肃的主题他却只用“烹小鲜”来比喻；他喜欢“未知牝牡之合”的“赤子”，但竟然用“朘作”（）这样的不雅的比喻。他还骂统治者为“盗竽”（强盗头子），而自称“愚人”。老子真正是扑朔迷离、怪诞智慧的独行侠呀！

四

道家的老子是策略派，不是教人隐遁，而是教人改变生活的策略；庄子是境界派，也不是教人遁世，而是教人提高人生的境界。

庄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反传统思想与尼采的思想接近，他的反异化思想与萨特的思想相象，但后者比他晚两千多年；他的哲学影响了佛教，成为禅宗的主要思想来源；他奠定了中国艺术（山水画）、中国文学（田园诗）的基础，他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如阿Q精神），代表了中国文人的理想（如精神自由、天人合一）。

庄子处在“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天崩地坼的社会大变动时代，他这样描述道：“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者富”，“人者厚貌深情”，“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千世之后，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凡人心险于山川”，“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所以，庄子感叹“人之生也，与忧俱生”，“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患溃痈”。于是，他竭力逃避现实，“以天下为沉浊”，追求精神自由、天人合一、超脱隐逸的“天放”、“神人”生活。他“傍日月，挟宇宙”，“独往独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乘云气，御飞龙，骑日月，游乎四海之外”；他想象如大鹏作“逍遥游”，如姑射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他“奔逸绝尘”，“自藏于畔”，“心与天游”，“天人契合”：他弃世无累，“栖之深林，浮之江湖”，“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事之业”。庄子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啊，逃避专制现实，躲到堂而皇之的乌龟壳里，逍遥自在！

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实际上是统治者的专制与老百姓的愚昧、知识分子的退避互补。

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如何达到这样的境界、获得精神自由呢？他认为，对待生死寿夭，要齐生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而不悦，死而不祸”，“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寿则多辱”，所以，生死寿夭不必多虑。对待富贵贫贱，要齐贫富，“富则多事”，何必去追求呢？“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何必要占有整个森林、整个河流呢？对待得失毁誉是非，也要齐是非。如果把得失看作是“藏天下于天下”，就不会患得患失了；毁誉也要“两忘而化其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因此，庄子说：“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这既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宽容万物”，“兼怀万物”，心胸博大，也反映出了根深蒂固的阿Q精神。

即使像庄周这样的超脱的人也摆脱不了世俗的羁绊，这正是中国人的超切主义生活态度（而不是西方人、印度人的向宗教的超越）。庄子即是主张在现实中隐，他说：“吾将曳尾于涂中”；“我周旋于亿万人间，如处独焉，如蹈虚焉。御至纷如至少，视多事为无事”；“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身而弗见也，非闭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遭治世不避其任”；“入其俗，从其俗。”

要在世俗中隐，就要收敛光芒，学习燕子的处世法则，不惹人注目：“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鸟兽不恶，而况人乎！”同时，隐逸于俗又不要失其内在的独立性：“外化而内不化”，“其声销，其志（独立人格）无穷。”

中国人的聪明智慧都用在了如何在乱世保全自身、适应世俗上，不会想到如何避免乱世的出现。

像老子一样，庄子也主张有技巧地生活：“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比老子的“不敢进寸而退尺”，“后其身而身先”更为狡猾），同时，他又反对使用谋略：“无以巧胜人，无以谋胜人，无以战胜人！”

庄子使用的是不露痕迹的最高谋略。

庄周是相对主义者，他认为事物的属性都是由主观认识决定的，而不是客观性质决定的，所谓大小、长短、好坏、美丑、生死、男女等，从“道”的高度来看待，都是等同的；因此，他反对“有畛”，反对象猴子一样无事自扰地区分“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庄周故事：给猴子橡子吃，早上三个晚上四个猴子不干，早上四个晚上三个猴子大喜）。他“齐万物”，认为“天地一指，万物一马”，“物无贵贱”，“直木先伐，甘井先竭”，“万物齐一，孰短孰长”，“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是亦彼矣，彼亦是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

庄子如此混淆“是”“非”、“有”“无”，也是中国人的是非感淡薄的一个反映。

反仁义、反文明、反异化是庄周的社会观的主要内容。他认为儒家的圣人、贤士、智慧、爱民、仁义等皆不足取：“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摘珠毁玉，小盗不起”；“举贤而民自乱，任知则民相盗”；“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乎好知”；“爱民，则害民之始也”；若讲仁义，盗贼也有仁义：“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可见，仁义是虚伪的，“诸侯之门仁义存焉！”

庄子看到了文明的负面，认为随着“文明”的进化，人类的发展迷失了方向，造成了机谋、欺诈、诱饵、陷井，人往往死于别人的机关暗算。为避免“中于机辟，死于网罟”，庄子要求回到“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以至德之隆也”；“山无溪隧，泽无舟梁”；“行而无迹，事而无传”；“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的原始社会。

庄子还有强烈的反异化思想，也就是反对人与自我、人与本性的分离，反对人被外物所驱使、控制，迷失在社会之中和金钱、名利、灯红酒绿之中：“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丈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趾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见利而轻亡其身，岂不悲哉！”“人为物役，心为形使，终生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臬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所以，庄子要求“物物（控制外物）而不物于物”，“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丧己于物”，不“以物易其性”，不“以仁义易其性”，应“形体保神”，“法天贵真”，保持人格的纯洁性、独立性。

庄子是“欲复归根”，在为人类寻找归宿、根柢、精神的家园，寻找文明的“旧国旧都。”

西方是在物质生产高度发达后，现代社会物欲横流、纸醉金迷、机械化劳作的背景下由马克思、尼采、萨特、马尔库塞等人提出反异化的，而中国人在物质生产极其不发达的二千年前就开始反异化，导致了经济的落后，人民生活的贫困化。

中国文化从各个方面否定“利”。

老庄之后，魏晋“玄学”大盛，王弼、向秀、郭象尚“无”；嵇康、刘伶、阮籍“任我”，行为放荡；王衍、乐广为主“清谈”；王导、谢安主“风流”；皆为道家之发展，世称“新道家”。

“专制令人冷朝”，道家、新道家是对儒家的冷朝。

五

中国思想流派中的墨家对历史的影响很值得我们玩味。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约生于公元前479年，卒于公元前381年，可能是鲁国或宋国人。墨子为武侠，其“兼爱”思想是武侠“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精神的延伸，“尚力”更是武士精神；尚贤、尚利、节俭、非攻、非命反映了低层人民的平等、功利、和平和改变命运的要求，尚同（主张一致行动）则代表了武士团体和专制社会的统一意志的要求，天志、明鬼反映了民间社会的鬼神信仰。

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周爱人（爱普遍的人）”，要求人们“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认为只要这样做就能平息长期的动乱，因为“乱自何起？起不相爱。”可见，墨子与孔子一样，构筑的是人性本善的道德城堡、空想乌托邦。

不过，墨子关心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与“耻于言利”“义利对立”的儒家相反，他以“观其中（合乎）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检验事物的标准，主张“务求兴天下之利。”墨子还以功利主义解释“兼爱”，认为“爱利万民”，“爱人利人生。”

墨家进一步提出“节用”、“非乐”的思想，反对贵族的奢侈浪费和享乐主义，因为对于“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必须“强力疾作”的劳动人民来说，统治者美食华服、大兴土木，儒家厚葬礼乐之类，使得“民力尽于无用”，是应当制止的。

墨家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呼声，所以一度十分显赫，《孟子》中有“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之说。

墨家门徒组成了一个能够采取军事行动的武士团体，其首领叫“钜子”，他对成员具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墨子是第一任钜子。他们曾帮助受到楚国威胁的宋国进行军事防卫，墨翟还亲自到楚国游说，劝说罢兵成功。

墨家团体的组织原则是“尚同”，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绝对服从。他们还有严格的墨家之法，严厉处罚违背墨家之法的门徒。

墨家实际上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也反映了小农基础上的中国主义的专制之必然。

墨家片面强调感性经验，否定理性理论，称：“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凡事都要“取实予名（按照实际形成概念）”。当代则有人把“实践”抬高到检验所有科学真理的基础地位，这实际上是否定了抽象思辨，照此说法，现代科学的许多先导性独创理论就不是真理。譬如，二进制、图论、数论、群论、量子力学等许多理论当初是没有“实践”基础的。

墨家及其后学还有许多民粹主义、经验主义、空想主义，以及反抽象知识、反知识分子的论调，如清朝的颜元说：“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墨家人物的无知、小农眼光的狭隘和墨家理论落后性。

史学思想论文范文第3篇

一、“国不可以无史“，将史学视为“明著法戒，垂训方来”的经世之学

《明史》的编修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顺治二年（1645）初开史馆到康熙四年（1665）重开史馆，因政局未定，两次开馆，收效甚微。第二阶段，自康熙十八年（1679）再开史局，大规模组织班子修史，至六十一年（1722）基本完稿。第三阶段，自雍正元年（1723）续修至乾隆四年（1739）正式刊刻。在这长达九十余年的时期中，第二阶段的四十四年可谓是《明史》成书的最关键时期。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康熙十八年之开明史馆，这一着却有相当的成功。因为许多学者，对于故国文献，十分爱恋。他们别的事不肯和满洲人合作，这件事到底不是私众之力所能办到的，只得勉强将就了。”当时召试博学鸿儒，中试一等至二等的共50人，分编修、检讨各官，直接进入史馆修史。主要有汤斌、毛奇龄、朱彝尊、潘耒、尤侗、施闰章、汪婉、倪粲、方象瑛、姜宸英、严绳荪等。而万斯同、黄百家等则虽不入史馆受俸署衔，却以布衣参与其事。其监修和总裁相继有徐元文、叶方霭、张玉书、徐乾学、汤斌、陈廷敬、王鸿绪等。

其实，这些史馆编修人员不只是怀着对故国文献的爱恋之情，还在于他们一向都重视史学，对史学的重要性有较深的认识。他们受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等的影响较多，对其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推崇备至，认为国家不可以没有史学，而史学乃经世之学。

潘耒的思想最有代表性。他曾从顾炎武学，对其“明体适用”的经世思想赞不绝口。在为顾氏的《日知录》一书所作的序中，称赞他“留心当世之故”，对事关民生国命的“经世要务，必一一讲求，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因而誉之为“通儒之学”。他说：

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若夫雕琢辞章，缀辑故实，或高谈而不根，或jiǎo＠①说而无当，浅深不同，同为俗学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尚实学，若郑渔仲、王伯厚、魏鹤山、马贵与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极古今，通达治体，曷尝有空疏无本之学哉？［①2］

这里明确提出，学术研究只有明体适用，能匡时救世，才称得上“通儒之学”。如果斤斤于辞章，高谈不根，脱离现实，那只能是“空疏无本”的俗学而已。这个思想应该说是与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合拍同步的，也是潘耒经世思想的集中体现。

由此，潘耒提出了历史研究的目的和宗旨应该是“尺为史者，将以明著一代兴亡治乱之故，垂训方来。”［②2］认为“史家大端，在善善恶恶，所谓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者，其权至重。”所以，“国不可以无史，史不可以难而弗为”。［③2］如今编修《明史》，就应该记载明代历史上那些足为后世取鉴的人物事迹。“旌往以劝来，举一以风百，其利甚博，其道甚光”［④1］。后人称，潘耒平生所为文，亦往往“裨治体风教与乡邑之利病”，“济时匡俗，扶树风节，裨于治道”［⑤1］，完全继承了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

汤斌，虽以诗赋杂文出名，但对史学也很重视。其一生精力大半用在《明史》编修上，自云：“滥芋史局，昼夜编摩，衰病侵寻，心血枯槁，头白汗青，祗堪浩叹。”又说：“某，才本庸非，承乏史局，昼夜编摩，心血耗尽。……每日五更入朝，昧爽进讲，无论学术疏浅，不能仰助高深，且年力衰惫，史事方急，形神交瘁，枝梧无术，虽一切应酬，尽行谢绝，恐终不能无负主恩。”［⑥1］据说当时正值酷暑，他在史馆汗流浃背，而不稍事休息，几乎是竭尽了全力。他的学术思想，源出自孙奇逢，主于刻励实行，以讲求实用，反对杳冥放荡空虚之学风。他说：“窃谓学者为文，必内本于道德，而外足以经世，始不徒为空言，可以法今而传后。否则，词采绚丽，如春花柔脆，随风飘扬转眼萧索，何足贵也。”［⑦1］认为孔子的圣贤之学本来就是讲求经世实用的，“孔门七十子，称颜子最为好学，孔子所与终日言而不违者，今《论语》所载，不过问仁、问为邦两章而已，仁言以视听言动合礼为目，为邦以虞夏商周制度为准，……则圣贤之学，非空虚无当也明矣。至曰一贯，曰无言，总见圣学全体大用，内外合一，……亦非虚空之说所可假借。阳明良知，实从万死一生得此把柄，当时确有实用。今人不求所以致之之方，而虚作一番光景玩弄，故流弊无穷。某妄谓今日无真紫阳，亦未必有真阳明也。”［①3］这个论述和批评是相深刻而严厉的，也是切中时弊的。他还对苏洵等重经轻史的言论提出不同看法。苏洵曾说，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辞胜。汤斌则认为，史学不仅仅在于“备事辞”，更重要的同样可以“明道法”。所谓“经史之法，同条共贯。《尚书》备帝王之业，经也而通史；《春秋》定万世之宪，史也而为经。修史者盖未有不祖此者也，故道法明而事辞备，此史之上也。”［②3］在《遗书》卷二《敬陈史法疏》中又强调指出：“臣窃惟史者，所以昭是非，助赏罚也。赏罚之权，行于一时；是非之衡，定于万世。”汤斌在史馆期间，曾撰有《太祖本纪》四卷、历志三卷、后妃传一卷、诸臣列传十二卷等，时人田兰芳称其所作皆能“明治乱，辨盛衰，崇贤良，黜奸回，辨天人于毫芒，别是非于微末”。他确实做到了明道法和备事辞。

以史馆检讨终老的朱彝尊认为史学的作用乃在于“定天下之疑而彰信百世”，“以镜当世之得失”。所以史书编写一定要“尽天下之情之辞之政之心。不入于虚伪而归于有用”。［③3］在史馆期间，他曾七上总裁书，对史书编修提出详细的见解，足见其对《明史》编修的重视。

施闰章则在所作《修史议》一文中指出：“史不可一日无也”，《明史》之修，将要起到“监前代之得失，以信今而传后”的作用。若“废而不修，后将何稽？”［④2］

《明史》之成，黄宗羲的高足万斯同功劳最大，他对史学重要性的认识也最为深刻。他立志要继承弘扬乃师“儒者经纬天地”的经世之学，把历史研究与当世之务结合起来。他这样阐述学术必须经世的重要性：“经世这学，实儒者之要务，而不可不宿为讲求者。……夫吾之所为经世者，非因时补救，如今所谓经济云尔也。将尽取古今经国之大猷，而一一详究其始末，斟酌其确当，定为一代之规模，使今日望而言者，他日可以作而行耳。”这就是说，所谓经世致用，并不只是社会上缺少什么，临时再从历史中去寻找某种借鉴，而是要运用整个史学研究作为立国之根本，所以他把史学视作“治国平天下之业”。他尖锐地批评当时那些只知埋头考据而脱离现实的考据学者说：“吾窃怪今之学者，其下者既溺志于诗文，而不知经济为何事；其稍知振拔者则以古文为极轨，而未尝以天下为念；其为圣贤之子者又往往疏于经世，意以为粗迹而不欲为。于是学术与经济遂判然分为两途，而天下始无真儒矣，而天下始无善治矣。”这就是说，学术一旦与现实社会相脱离，就算不上真正的学问，国家也就得不到真正的治理。所以，他为自己立下了这样的志向：“吾窃不自揆，常欲讲求经世之学。吾非敢自谓能此者，特以吾子之才志可与语此，故不惮冒天下之讥而为是言。愿辍古文之学而专意从事于此，使古今之典章法制灿然于胸中，而经纬条贯实可建万世之长策，他日用则为帝王师，不用则著书名山，为后世法，始为儒者之实学，而吾亦俯仰于天地之间而无愧矣。”［⑤2］这就是说，他敢于“冒天下之大讥”，罢辍繁琐考据之学，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经世致用的实学研究中去。康熙十八年开明史馆，万斯同秉父师之教，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唯一的目的就在于要亲手纂成一代之史，以达到传之万世的经世作用。可见，他是具有多么高的历史责任感。他最后完成的《明史稿》五百卷，便是其经世致用思想的结晶。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史馆总裁的徐乾学，对史学的这种经世功用也有足够的认识。他以顾炎武为师，认为史学与经学一样，“同为载道之编”，“足以范围造化之机，囊括宇宙之事”，“其笔削大典，征信千古，所关甚巨”。他称赞范祖禹《唐鉴》是一面历史的镜子，从中可知得失，考兴替；更赞扬司马光《资治通鉴》“实敷政之要枢”。如今《明史》之修，同样可以起到“扬善惩恶”，“垂万世之炯戒”，“取信于将来”，“传之于后代”的作用。［①4］

明史馆诸史臣们的这些见解，继承了古代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更推动了明末清初史学新思潮的形成，对《明史》的编修则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诸位史官所以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明史》编修之中去，就是因为他们把修史作为实现自己经世致用理想的一项事业来对待。

二、“秉笔欲直，持论欲平”，提出“天下之公书”、“万世之信史”的要求

要使史书达到明著法戒、垂训方来的经世作用，就必须首先端正著史态度，尊重历史事实，做到客观公正，不能有所曲笔，这是经常为古代进步史家所强调的，而明史馆史臣们对此尤为重视，这是有其深刻用意的。当时的情势是：在清朝编修曾是其对敌面的明朝史，对于明朝的君臣事迹，尤其是明末抗清英雄的事迹，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是犯于忌讳，曲加隐饰，还是尊重历史，如实记载？这是摆在明史馆每位史官面前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对每一位史官来说，都是一次考验。

曾在史馆参修《明史》七年之久的毛奇龄，率先提出“捏造非史也”的口号。在递给总裁的札子中，他说：“捏造之不可也，捏造则何不可造也。捏造非史也。……夫煌煌信史，而但取文饰，曰生色，真不解也。”又指出“千秋信史，所贵核实，故曰不遗善，不讳恶。又曰劝善惩恶，比之赏罚。”一切“依违姑且调停之说，其于史学皆有害”。［②4］

朱彝尊的言论也相当激进，在写给总裁的几封信中，反复强调“国史者，公天下之书也，使有一毫私意梗避其间，非信史矣”。“国史，天下之至公，不得以一毫私意梗避其间者也”。又说：“史当取信百世，讵可以无为有？”［③4］与毛奇龄的“捏造非史”论相呼应。他更对那种是非不公、毁誉任情，特别是以伪乱真、借史以泄私忿的恶劣作风提出尖锐的批评：“毁誉者，天下之公，未可以一人之是非，偏听而附和之也。”“孔子之作《春秋》，拨乱世反诸正，其好恶一出乎平而已，非若后世史臣有所激于中，借史以泄其忿也。”［④3］朱彝尊还着重指出，门户之见是造成史书是非不公的原因之一。所谓“执门户以论人，是非之不公，其弊有不可胜道者已”。他主张“作史者，当就一人立朝行己之初终本末，定其是非，别其白黑，不可先存门户于胸中，而以同异分邪正贤不肖也”。并自言：“非不知是言出，必有唾其面者，然而，国史，天下之至公，不得以一毫私意梗避其间者也。区区之诚，以南董望阁下冀裁择焉。”［⑤3］可见，他是要以南史董孤的直笔精神，去维护国史的“信史”地位，与一切是非不公的做法作斗争。

汤斌也认为，史家必才备三长，而尤为重要的是“克己无我，幽明不愧”的直笔精神。他反对那种隐讳曲笔的做法，批评明代实录“操笔者多忌功争名之辈”，故“事多忌讳，不可尽信”。他更向清廷坦率指出，皇上统治“亦有未达天心，徒抱片节”之处，并希望皇上“以万世之心为心，焕发纶音，概从宽宥，俾史臣纂修，俱免瞻顾”，也就是放手让史官直于修史，没有顾忌［①5］。在《敬陈史法疏》的最后，他说：“臣在史言史，不识忌讳。”其敢于直笔之胆量跃然纸上，令人肃然起敬。据说，汤斌上此疏后，深为清廷所忌，几于获罪。

潘耒更是大声疾呼著史应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他说：“至于史书，是是非非，明著法戒，尤不宜有所回枉。”［②5］他将史官著史比作法官断狱，强调是非曲直，必须一以事实为准，不得有丝毫失正，否则万世将无信史：

作史犹治狱也。治狱者，一毫不得其情，则失入失出，而天下有冤民；作史者，一事不核其实，则溢美溢恶，而万世无信史。

夫论事与断狱同，直者直，曲者曲，方为爰书；实者实，虚者虚，方为公论。倘不问其是非真伪，而概曰隐恶扬善，则是以徇庇为忠厚，以执法为峭刻也，其可乎？［③5］

这一比喻是比较贴切的。他还把这种思想贯穿到《明史》编修之中去。在《修明史议》所提出的《明史》撰写八条原则中，即有“秉笔欲直，持论欲平”两条。他说：

史家大端，在善善恶恶，……少有曲笔，便名秽史。孙盛书桓温枋头之败，吴兢载张说证魏元忠之事，当朝将相，尚直书无隐，况隔代乎？明之亡，亡于门户，不特真小人不容借贷，而伪君子亦不当包容。若忠臣烈士，抗节致命者，宜如文天祥、谢枋得之例，大书特写，以劝忠义；无或如《五代史》不为韩通立传，见讥通人也。至于仪礼之得失，夺门之功罪，从亡之疑信，康斋、白沙、阳明之学术，茶陵、江陵、太仓之相业，论者互有同异，或激扬过当，或刻核失中，惟虚心斟酌，勿主一说，而后是非可定。是故秉笔欲直，而持论欲平也。……直则万世之公道伸，平则天下之人心服。

潘耒特别强调的是对明代的忠臣义士，尤其是明末抗清民族英雄的事迹，应大书特书。这一点针对性非常明确。当时有许多人对此犹豫不决。潘耒多次引历代史书编修的经验教训来说明，他说：“齐高帝敕史臣为袁粲立传，欧阳永叔修《五代史》以不传韩通取讥，元修《宋史》，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之属皆大书特书，列之忠义。此往事之章章著明者。而或者以为疑，其亦不详于前史之例矣。明有天下三百年，其亡也，食其禄者死其事，其身可杀，其名不可灭也。”［④4］又说：“诸君虑死节者难于表彰，某援元世祖褒奖文天祥、明太祖封余阙之例，力争再始，始得立传。”［⑤4］可见，正是在潘耒等人的再三力争下，明末忠臣死节之士的事迹才得到如实记载。这一点真是功不可没！

潘耒在史馆修《明史》期间，还坚持不避亲朋，不徇私情。据说当时有许多亲朋好友和同里乡亲请求潘耒为自己的祖先列传表彰。对此，潘耒的答复是：“史族浩繁，谁无亲谊？”惟其亲也，更应当尊重他们，怎么可以成其过举，变无为有，凭空虚造事迹来抬举先祖呢？这样做，实际上只能是对自己祖先的一种亵读，“岂为善尊其祖者乎”？潘耒明确表示，自己撰史论人，必“考究是非，不当变乱黑白”，对这些不情之情，一概“断然拒绝”，“知我罪我所不计也”！［①6］《文集》卷十一《从亡客问》又载，有客问潘耒：“节义，美事也，君子乐道人之善，子乃苦排从亡，得无伤厚欤？”潘耒答道：“仆虽不肖，亦尝有意发潜表微，山陬海shì＠②，有一奇节懿行，亟思表章，况近在梓里，而不乐称述欤？只以实无其事，未敢附和耳。”

作为史官，能如此不避亲邪，不畏权势，以法官自比，而置个人利害得失于不顾，坚持直笔，以此来维护史书的客观性和可信性，这不正是良史所具备的最可贵的品德吗？

从强调文直事核的信史出发，潘耒又对文人修史专意于缘饰文词而疏于事实的作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呜呼！史学之废，文人为之也。史以载事，事欲其核。事苟核矣，文即不胜无害；事未核而缘饰之以文，失实乱真，贻误千载，弊孰甚焉。昔人以旷世之才，作一书尝三四十年而后成，岂其文词之难耶？网罗事迹，博考而精裁之，是为难耳。今之自命为文人者，方其读史，专求文章之波澜意度，用以资其为文，一旦操史笔，亦惟求工于文词，而事迹之虚实，纪载之抵牾，有所不暇计。若然，则苟据一家之书，稍加润色，即可成史。班氏何须父子世为之，温公何用集天下博达之士，十九年而后成《通鉴》耶？……呜呼！良史如司马迁，而班固称之，不过曰“其文直，其事核”。苟直且核，史家之能事毕矣。［②6］

这个批评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它是对明代文人空虚无根学风的有力针砭，也是对《明史》编修的一种勉励。

施闰章在《修史议》中对史学的直笔传统也有一番感叹。他说：“寿之短诸葛也，比于雪怨，而索米见诋，抑又甚焉。欧阳不为韩通立传，苏公亦尝讥之。夫岁远则异同难明，代近则恩怨多乖。征实则有目睫之虞，矫诬则有人鬼之谴。故以昌黎之才，亦逊谢不遑，史固难哉！”他提出如今修《明史》有八难：考据、裁制、核实、定论、门户、牵制、忌讳、程限，而尤以核实、定论、忌讳为难，因为“事涉本朝，崔鸿匿书不出；因避唐讳，百药甘受世讥。盖文字常伏危机，吹毛动成大戾。”但施闰章最后的态度还是宁触忌讳，而必须“绳以八法”。这种精神和勇气在当时的特殊情势下，确是难能可贵的。

万斯同对那种“好恶因心，毁誉随之”的恶劣作风也是深恶痛绝。他曾说：

史之难为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李翱、曾巩所讥魏晋以后贤奸事迹并暗昧而不明，由无迁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则事之信尤难。盖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故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皆有裁别之识也。非论其世知其人，而具见其表里，则吾以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③6］

并针对修《明史》对遇到的明代实录曲笔隐讳不实情况加以批评，尤其对明《弘治实录》大加鞭挞：“吾窃怪当时诸公如李文正、王文恪、杨文忠皆有总裁之责，何乃一无纠正而任其颠倒若是耶？中书之堂，既已伴食，兰台之内，又欲随人曲笔耶？甚哉，诸公之靡也！”［①7］据资料记载，万斯同在修《明史》时，“故督师之＠③人方居要津，请先生少宽假，先生噤不答。有运饷官遇贼，走死山谷，其孙怀白金请随忠义传后，先生曰：‘将陈寿我乎？’斥去之。”［②7］可见，万斯同身体力行，在权势和金钱面前，不为所动，坚持史家直书原则。

徐乾学在《修史条议》中对史家著史态度亦有很多的论述，认为应像倚相、董狐一般，昭以万世之公论，不因徇情而曲笔，“既不可虚美失实，又不可偏听乱真”，更不可“高下在心，爱憎由己”。并特别强调，对于南明抗清义士的功绩，应实事求是，“量加撰录，无阙表章”。因为“周之顽民，则殷之义士”，各为其主，不可强制。

明史馆朱史臣们对作史原则和态度的论述，可以说是集中国古代史学直书实录思想之大成，其中许多观点则又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也具有代表性。如毛奇龄的“捏造非史也”，朱彝尊的“国史者天下之公书，使有一毫私意梗避其间，非信史矣”，汤斌的“克己无我”，“在史言史，不识忌讳”，潘耒的“作史犹治狱”，“史族浩繁，谁无亲谊”，等等，都是古代史学思想中的闪光精华，至今也是应该大书特书的。至于他们强调对晚明抗清忠臣义士的记载，就不仅体现了史臣们尊重历史、不畏权势的直笔精神，也曲折地透露出汉族士大夫尚存的一点怀旧之念。据载，在史臣们的一再强调下，康熙帝也不得不下谕明史馆臣：“作史之道，务在秉公持平，上应胶执私见，为一偏之论。”“必据秉公论断得正，始无偏陂之失。”［③7］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史臣们解除了后顾之忧。

三、“搜采欲博，考证欲精”

一部史书能否真正成为“信史”，除了编写者应坚持秉笔直书和公正评判外，材料来源是否详实可靠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所依据的材料不全或不实，所成之史也就难保详实可信。明史馆史臣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比较一致。他们不仅广网材料，而且对材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考辩，对自己所分担的部分更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先说潘耒。他在《修明史议》、《上某总裁书》中认为，史书取材应尽量广博，做到“琐细庞杂，不厌其详”，“博采网罗，不遗余力”。所谓“木石具而后可以筑室，缣素具而后可以缝衣”。在博采的基础上，又必须对材料加以精审的考核，做到“参伍众说，归于一是，乃可下笔”。所谓“庀材须富，裁制须简，聚千腋以为裘，酿百花而成蜜，参伍错综，良非易易”。做到了博采和精审，所修成之史书才不致于有疏漏和抵牾之病，所谓“博则无疏漏之讥，精则无抵牾之病”。“搜采欲博，考证欲精”，就是潘耒提出的修史八原则中的二条。

潘耒所强调的是，《明史》编修，博采、精审功夫更不可少。一则因为明代官方史料只有实录一种，既不完全又多舛错，不象其它朝代有实录又有起居注、日历、会要等，故修《明史》绝不可只据官方史料《实录》一种，而必须广搜其它材料。二则因为明代野史家乘笔记虽多至千百家，然“类多荒诞不根，鄙俚舛错”，不可全信。如“家乘爵里年月可凭，而多虚美；野史记事，言人人殊，影响附会，十居七八。可裨正史供采掇者，十不得一二”。在这里，他还对明代家乘野史笔记的作者提出严厉批评：

国史之敝，其由野史之杂乎？野史者，国史之权舆也；微野史，则国史无所据依。……世之文士，速求名而好著书，不得之目见耳闻，影响传说，辄著于篇，取增卷帙、资谈论而已，乱事实而误正史，不暇计也。夫所以作野史者，正以身不当史官之职，惧贤人杰士、奇节异能之日就泯没，故及时书之，以待后之人。苟不详慎，且将以吾书之纰漏，而反疑所记之人之事为虚，其害可胜道哉！善著书者则不然，必亲见其人，灼知其事，度非吾不能纪也，而后为书；必覆核校量，无一言不核也，而后成书。斯其书可行于今，可据于后，即与国史相表里可也。［①］

这段论述，实属重要。潘耒既充分肯定了家乘野史的价值，并把它提到“国史之权舆”的高度，更着重指出家乘野史的编写要与国史一样，贵在坚持博取精审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明代家乘野史所以数量最多而质量不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者没有坚持这一原则。

潘耒还建议朝廷下求书之令，遍征天下遗书，或责成各省督抚学臣采访进呈，充入秘府和史馆。并说：“前代七略、七志、四部、四库等书，不过区分类别，编成目录，徒以搜采广博为能，以校勘精工为贵，未有能审论作书之旨，辨其醇疵，综其得失者。自宜剖判白黑，折衷至是。”［②8］当代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认为，潘耒“此议发之清初，不啻为后来乾隆中纂修《四库全书》及撰定《总目提要》之先倡矣。”［③8］

在史馆期间，潘耒曾负责编写明代食货志，在《上某总裁书》中自述其经过道：

窃惟史莫难于志，志莫难于食货。而《明史》食货志视前为尤难，……某不揣固陋，分任此志。……故将明代实录通纂一过，凡片言只字，有关于食货者，悉行节出，琐细庞杂，不厌其详。盖欲使一代物力登耗度支盈绌之故，了然胸中，而后可以下笔也。既以实录为主，又博采诸家著述、名臣奏议，与凡典章故实之书，次第节录，以备参考。必求如是，而后可以无憾。惟是三百年实录，浩如烟海，约计一年一本，每本中节出者，多则四十余纸，少则二十余纸。自洪武至万历，密行细字，抄成六十余本。……他如《西园闻见录》、《砚山斋集考》之类，亦纂过数十种，尚欲遍阅史馆志乘诸书，……篝灯搦管，常至夜分。……体大而思精，著书之准的，窃有志焉。

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严谨的治学精神。

当时全力以赴修史者又何止潘耒一人。汤斌的认真精神在前引《与杨树滋书》等文中已述及，在《敬陈史法疏》中，又强调史书编写“取材贵备”，并建议朝廷“开献书之赏，下购求之令，凡先儒纪载，有关史事者，择其可信，并许参考”。毛奇龄治学素重考辨，胆大心细，自云编《明史》期间，“除入直外，日就有书人家，怀饼就抄。……每分传一人，必几许掇拾，几许考核，而后乃运斤削墨，侥幸成文，其处此亦苦矣。”［④5］又在《寄张岱乞藏史书》中，“不揣鄙陋”，乞求张岱将所藏资料借给史馆参考，言真意切，读来感人。［⑤5］《奉史馆总裁札子》则就明正德年间大学士梁储之史事详加考证，全文六千余字，旁征博引，极尽史家考据之能事，不仅是毛奇龄本人求真求实史学想思的集中体现，也是明史馆臣重史料收集和考证的一个缩影。毛奇龄在史馆期间负责起草的后妃、名臣、盗贼、土司等三十余篇传记，篇篇都凝注了作者的心血，朱彝尊则在《史馆上总裁书》中提出了“史馆急务，莫先聚书”的观点，建议朝廷向前代学习，命采书之官，遍括图籍于天下，或下诏各地献书，汇至史馆，让史官“条分而缕析，以类相从”，相互参证考核，择其信者而用之。针对明万历至崇祯朝史事纷繁，稗官野史chǎn＠④驳较多，实灵又不齐全，朱氏提出宜采用先编资料长编的办法。他说：“长编成于李焘，其旨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故国史官文书而外，家录野纪，靡不钩索质验，旁互而参审焉，无妨众说并陈，草创讨论，而会于一。”

万斯同对史书取材和考证的看法带有一定的总结性。他自述编写《明史》时材料的取舍方法是：“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因其世以考其文，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十得其八九矣。……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谓具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鲜矣。”［①9］

正是在史臣们的一再请求下，朝廷的确下旨“求天下野史，勿论忌讳，尽上史馆”［②9］。而据载，史臣们在撰写严嵩、张居正、周延儒等传时，网罗收集到有关资料各五百多页。搜集魏忠贤事迹的材料更多至一千多页。杨椿在《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中曾赞扬潘耒在史馆期间的博采精审精神，并指出当时“同事诸君，大率类此”。确实道出了实情。四、“职任欲分，义例欲一”

潘耒在《修明史议》中说：“自唐而上，史成于一人；自唐而下，史成于众人。成于一人者，为之愈难，其书愈善；成于众人者，就之愈易，其书愈不能精。刘知几之论五不可，吴缜之纠谬八条，其言利弊详矣。”而成于众手的官修国史最易产生的弊病是职任不明，体例不统一。为此，番耒明确把“职任欲分，义例欲一”作为《明史》编修的二条原则。他说：“史文备各体，作者无兼才”，一个人的才学都是有所侧重的。这就需要“因能器使”，“各因其长而任之”。历史上修史分工合作较好的，如唐修《隋书》，以魏征等撰纪传，长孙无忌等撰志，而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则由这方面的专家李淳风承担。宋修《新唐书》，本纪欧阳修主之，列传宋祁负责，天文五行由刘羲叟主之，兵志礼乐由王景彝主之，百官方镇由梅尧臣主之，也是各有侧重，职责分明。特别是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使刘贡父撰前后汉、刘道原修三国至隋、范淳夫修唐至五代，“皆妙极天下之选，各因其长而任之”。如今《明史》编修，参加人员之多，前所未有，更应“博求才彦，因能器使，职有专司，则人之心思萃于一途，而易为精密”。

潘耒接着指出：“大凡作书，最重义例。……今为史亦宜先定规模，发凡起例，去取笔削，略见大旨，何志当增，何志当裁，何传当分，何传当合，先有定式，裁笔者奉以从事，及其成也，互相雠勘，总其事者，复通为钩考，俾无疏漏舛复之失，乃可无憾。”否则，若义例不相统一，则“畛域既分，彼此不相通贯，如昔人讥《唐书》传有失而纪不知，表有讹而志不觉，而《元史》遂有一人立两传者。”可见，职任分明，义例统一，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所谓“分则众目之有条，一则大纲之不紊”。

在对待史书体例方面，朱彝尊也许更为重视。据载，当时明史馆已开局一个多月，却还未见统一的编写体例颁示，朱即上书总裁，畅论作史先定体例之重要性。他说：“作史者必先定其例，发其凡，而后一代之事，可无纰谬。譬诸大匠作室，必先以规矩，然后引绳运厅，经营揆度，始可无失尺寸也矣。”如果说，仅仅是强调作史应先定体例，那么，朱彝尊的这个看法是并无多少新意的。因为在史学史上，已有许多史家多次提出过了。彝尊观点的新意之处，乃在于他能更进一步指出，史书体例应“本乎时宜，不相沿袭，随时而变通”。也就是说，要善于创新，不能墨守成规。而这一论点也是他在总结历代史书编修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他说：“历代之史，时事不齐，体例因之有异。班固书无世家而有后戚传，已不同于司马氏矣。范蔚宗书无表志，后人因取司马彪《续汉书志》以为志，又不同于班氏矣。盖体例本乎时宜，不相沿袭。”又如汉唐宋也有封禅之礼，而作史者不必效《史记》立《封禅书》；德星庆云，嘉禾瑞麦，不绝于世，作史者不必效《北魏》《南齐》书而立《符瑞志》；班史《古今人表》、欧阳修《宰相世系表》、《辽史》“游幸表”、《金史》“交聘表”等，都是创新；《史记》列传有《滑稽》、《日者》，《五代史》有《家人》、《义儿》、《伶官》等，也是各不相同。总之，一句话，“史盖因时而变其例矣”。如今《明史》体例的确定，同样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因为明代的史事也有许多不同于前代之处，如建文逊国、长陵靖难、裕陵夺门、漕运、御倭、厂卫、土司等等。他还认为《明史》应立“世家”，因为明有“魏、定、黔、成、英、临淮诸国，衍圣一公，咸与明相终始，则世家不可不立”。当然，这一意见，后来未被采纳。

朱彝尊关于史书体例本乎时宜、贵因时而变通的观点，在后来乾嘉时期的史家赵翼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廿二史札记》专立《各史例目异同》条，指出“篇目之类，固不必泥于一定，或前代所有而后代所无，或前代所无而后代所有，自不妨随时增损改换。”这对我们今天修史也是一种启迪。

朱彝尊关于《明史》体例的看法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反对设立《道学传》。我们知道，正史自《史》、《汉》以来，皆有《儒林传》，但元修《宋史》在《儒林》，言性理林《道学》一传，以言经术者入《儒林》，言性理者入《道学》，后人对此褒贬不一。当时明史馆总裁所定的体例中即仿《宋史》之例，对此，朱彝尊很不以为然，专门写一信提出批评，总的认为儒学的含义大于道学，儒林足以包道学，所以两者应合而为一，不必沿袭《宋史》体例。身不在史馆却又十分关心《明史》编修的黄宗羲听说《明史》要立《道学传》，也移书指责［①10］。后来，总裁果然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去掉了《道学传》，钱大昕对此极为赞赏。［②10］

万斯同对历代史书体例也作过深入的分析研究。他有感于史表之缺，故重点对史表之作用作了论述。他说：“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看，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者也。”［③10］他还亲撰《历代史表》五十卷，开清代史学补表志之风。朱彝尊盛赞此书，称其“揽万里于尺寸之内，罗百世于方册之间，其用心也勤，其考稽也博，俾览者有快于心，庶几成学之助，而无烦费无用之失者欤”？［④6］现成《明史》诸表，多得后人夸奖，这与史官们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此外，如汤斌的《本纪条例》《明史凡例议》、徐乾学的《修史条议》、王鸿绪的《史例议》等，也都对《明史》体例作过热烈的讨论，提出许多颇有价值的看法。如王鸿绪对纪传史体的纪、传、表一志各部分间的关系，便有比较辩证的论述，他说：“纪传志表本属一贯，纪，编年以载其纲；传，列事以详其目；礼乐兵农制度，纪传难以具录，则胪沿革于志以成文；用人贤否不能备书，则疏除罢于表以资考义，取相需无庸矛盾。”这种思想在《明史》的各部分中可得到了体现。

总之，今天我们见到的《明史》，虽经后来修饰，但其体例整齐，首尾贯串，前后呼应等优点，是非常明显的。

五、“勒限太促，必至卤莽”，强调史书编写应有充分的时间。不宜仓促成书

历代官修国史，容易产生的又一弊病是，为求速度，往往仓促成书，结果错误百出，影响全书质量。明史馆开局后，个别编修人员也曾相互催促，片面追求速度，以为明修《元史》不过六、七个月即告成，所以撰稿宜速。针对这一情况，朱彝尊、潘耒等史官立即提出批评，指出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

朱彝尊在专门写给总裁的信中说，史书编书是件非常艰难的事，绝不是轻而易举在短期内可以完成的。刘知几曾说：“书彼竹帛，事非容易”，这话是很正确的。试看历代史学各著的成书时间，《史记》、《汉书》、《北齐书》等都是经过父子两代人的共同努力才撰成的。而姚思廉的《梁书》、《陈书》则经历了三世数十年始成。《隋书》由王劭始撰，次成颜师古，继以魏征等，其十志到唐高宗时才完成。“盖史之难成如此”！哪里象《元史》成书如此之速，造成“其文芜，其体散，其人重复”，错误比比皆是。从当时参加编写的人员看，“以宋濂、王wěi＠⑤一代之名儒，佐以汪克宽、赵fāng＠⑥、陈基、胡翰、贝琼、高启、王彝等君子之文学经术，宜其陵轶前人，顾反居诸史之下，无他，迫于时日故也”。所以，他恳请总裁“幸勿萌欲速之念，亟止同馆诸君，勿遽呈稿”，以免重蹈《元史》复辙。

潘耒在《修明史议》中也说，史书编写“良非易易”，“司马迁、班固、李百药、姚思廉皆父子世于其职，然而成书。其余亦竭一生之力为之。《晋》、《隋》、《唐》书设官开局，久者二三十年，少者亦数年。《辽》、《金》、《元》诸史，为期太速，故不称良史。明三百年，事迹繁多，功绪棼错，其势不可以速就。若勒限太促，必至卤莽。”其《明史》编修八原则中即有“岁月欲宽”条。

当时他们提出的设想是，至少得花五年时间，甚至更长二十年左右可以将《明史》完成。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算算《明史》编修所化费的时间，即使不计顺治二年（1645）首次设馆，也不算至乾隆四年（1793）正式刊行为止，仅从康熙十八年大规模开局编修至六十一年完成底稿，就足足花了四十四年。再看看撰成初稿功劳最大的万斯同，在史馆即达二十年之久。这其中固然有总裁及纂修人员更换频繁，以及其它政治斗争的影响等因素，致使纂修工作时断时续，影响成书速度，但与史臣们力戒仓促成书亦有一定关系。《明史》之历数十年而成的事实，留给后人的不只是一个教训，也说明要纂修一部高质量史书绝非易事，不花一番时间和功力，是不可能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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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1］［②1］《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八。

［③1］方象瑛：《明史分稿自序》。

［①2］潘耒：《遂初堂文集》卷六《日知录序》。

［②2］《遂初堂文集》集六《寇事编年序》。

［③2］《遂初堂文集数卷五《修明史议》

［④1］《遂初堂文集》卷九《赠吴子班序》。

［⑤1］：《果堂集》卷十《潘先生传》；卷十一《潘先生行状》。

［⑥1］汤斌《汤子遗书》卷四《与杨树滋书》、《答闽抚金悚存书》。

［⑦1］《汤子遗书》卷三《黄庭表集序》。

［①3］《汤子遗书》卷四《答顾宁人书》。

［②3］《汤子遗书》卷五《二十一史论》。

［③3］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九。《春秋论三》：卷三十五《万氏历代史表序》；卷三十三《答胡司臬书六》。

［④2］施闰章：《余学堂文集》卷二十五《修史议》。

［⑤2］万斯同：《石园文集》卷七《与从子贞一书》。

［①4］徐乾学：《dàn＠⑦园全集》卷一《经史赋并序》；卷十《条陈明史事宜疏》；卷十四《修史条议》。

［②4］毛奇龄：《西河合集》卷一《奉史馆总裁札子》。

［③4］《曝书亭集》卷三十二《史馆上总裁书》六、四。

［④3］《曝书亭集》卷五十九《王弼论》、卷三十四《春秋权衡序》。

［⑤3］《史馆上总裁书》四。

［①5］《二十一史论》、《敬陈史法疏》。

［②5］《赠吴子班序》。

［③5］《遂初堂文集》卷六《国史考异序》、卷五《再与徐虹亭书》。

［④4］《赠吴子班序》。

［⑤4］《遂初堂文集》卷五，《与余冲子书》。

［①6］《遂初堂文集》卷五《与徐虹亭书》，《再与徐虹亭书》。

［②6］《遂初堂文集》卷七《松陵文献序》。

［③6］《方苞集》卷十二《万季野先生墓表》。

［①7］《石园文集》卷五《读弘治实录》。

［②7］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六。

［③7］分见《东华录》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康熙起居注》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条。

［①8］《遂初堂文集》卷六《交山平寇本末序》。

［②8］《遂初堂文集》卷四《请广秘府书籍以光文治疏》。

［③8］《清人文集别录》卷三《遂初堂文集》。

［④5］《西河合集》书七《复蒋杜陵书》。

［⑤5］《西河合集》书四。

［①9］《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万先生斯同传》引。

［②9］《曝书亭集》卷四十四《跋绥寇纪略》。

［①10］黄宗羲《移史馆不宜立理学传书》，转引自黄云眉《史学杂稿订存》。

［②10］《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八《跋宋史》；《廿二史考异》卷八十一。

史学思想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题】经济思想史

【关键词】中国经济思想史

【正文】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设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学科建设也必然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新任务。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在迈入新世纪之际，也必然面临着新历史条件下的新问题，面临着时代赋予学科建设的新使命。

一、回顾：从草创起步到初步繁荣

自梁启超1902年提出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设想开始，屈指算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至今已走过了约一个世纪的历程。大体说来，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经历了从草创起步到建立基业再到初步繁荣这样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前近50年左右时间大体属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草创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梁启超是先驱者，有首倡之功；甘乃光最先于1924年发表以中国经济思想史命名的著作《先秦经济思想史》，有开创之举；唐庆增于1936年出版其具有总结性和代表性的著作《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先秦部分），有集大成之劳。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大体属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立基业的阶段。这一阶段最为活跃的是60年代。胡寄窗先生的代表作《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册分别出版于1962、1963年，下册完成于1965年。赵靖、易梦虹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于1964-1966年分三册出版。这两部著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系统总结了我国先秦以迄1919年“”前夕的经济思想，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基业得以建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步入初步繁荣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不仅胡寄窗、巫宝三、赵靖、陈绍闻、侯厚吉、马伯煌、李守庸、叶世昌等一大批老专家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大显身手，而且像吴申元、谈敏、武、郑学益、叶坦、唐任伍、韦苇、赵晓雷、钟祥财等一大批中青年研究者也极为活跃。这一阶段，出版了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中、下册）、侯厚吉和吴其敬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一、二、三册）、马伯煌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中、下册）、赵靖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全六卷，已出4卷）等一大批颇有份量和水平的著作。不少人还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断代、专题、比较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兴旺景象。

回顾已经过去的一个世纪，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以说，其学科建设的宏伟基业已经建立，正在朝着更加成熟、更为高远的目标向前迈进。

二、对象：从厚古薄今到融通古今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从过去的情况看，在本学科草创起步时，学者们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主要局限在先秦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改变了这一状况，但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也仍然偏重于古代，即令近代的研究也只限于1919年“”以前，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内至今还没有一部通史性著作将研究的下限延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这表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厚古薄今”倾向。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应当要以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为对象；但应该指出，远离今天的历史是“历史”，离今天很近的历史也是“历史”。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历史也在不断向后延伸，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时间范围理所当然也应不断向后推移，也就是说，它的研究必须紧跟时代步伐，“跟踪”经济思想的发展轨迹。如果说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范围的重点在古代和近代的说，那么，新世纪研究的主要范围则将会转向现代、当代。这是因为古代和近代部分的研究经过前几辈人的艰辛努力，已有大量成果问世，后继者一时很难取得更多的突破性成果；而现代、当代部分的研究则因过去涉猎不多，故后继者们还大有用武之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现代、当代内容的研究将会因为它们对我国今后的改革与发展具有更为直接和深远的意义而越来越显得重要与突出。同时，对历史事件的总结也决不允许拖得过久，属于当代人完成的任务理应由当代人来完成，把理应由当代人完成的任务作为历史悬案留给后人总不是学科研究者们所应持有的态度。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今”的研究将会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范围内的一大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尚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历史是具有延续性的连惯性的，我们决不可割断历史，而应融会贯通加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是研究中国经济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只有融通古今进行系统研究才能真实、科学地揭示其历史演变过程，探讨其发展变化规律。因而，对中国历史上经济思想的研究，不仅要延续至“今”，而且要融通古今，这将是新世纪赋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者的一大新的历史使命。

三、任务：从偏重展示到经世致用

作为一门学科，它必须以揭示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为己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揭示中国历史上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运动规律。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在挖掘、整理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展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与精神风貌方面做了大量艰辛的基础研究工作。在迈入新世纪之际，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不仅应在整理、挖掘经济思想遗产内涵等基础研究方面继续下功夫，而且还应把传统与现实联结起来，追踪理论热点，将本学科发展任务的重点从展示遗产内容转向关注现实，服务现实，增强其“经世致用”的时代感与使命感。结合当前情况，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应从以下两大方面强化、拓展其经世致用的功能或作用：

l.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实践提供历史借鉴。在这方面，无论老一辈学者还是中青年研究者都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批开创性的成果，诸如中国经济管理思想、中国企业管理思想、中国市场经济思想、中国利用外资思想等方面的有关研究成果即属此列。在新的世纪、新的时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应进一步拓宽、拓深服务现实的领域、范围以及参与服务现实的程度。从当前情况来看，我们觉得有如下一些思想可进一步深入进行挖掘：如中国历史上的富国富民思想、产业结构思想、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思想、对外开放思想、区域开发思想、经济伦理思想、工商经营管理思想、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思想、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思想、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思想等。

2.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理论提供理论养分。任何一门学说或理论的创建，都存在着一个思想渊源的传承问题。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除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吸纳、借鉴西方经济学说的科学养分之外，还必须充分吸取中国历史上固有经济思想的有益成分，走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路子。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诸多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建提供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养分。

四、方法：从规范分析到多元探讨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但应该承认，迄今为止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于注重规范分析，使用的研究方法手段较为单一，影响和制约了学科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研究的方法也在不断地增多和创新。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内，研究方法也开始由原来较为单一的规范分析转向多元探讨的研究格局。面临新世纪的挑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必须在下述几个方面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

1.注重知识积累，积极开展学科间的交融与渗透，不断提高学科研究水平。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一门边缘交叉性学科，它既需要具备经济学科知识，又需要具备历史学科知识；既需要具备经济理论知识，又需要具备实际经济知识；既需要具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又需要具备西方经济学知识；既需要具备定性分析知识，又需要具备定量分析知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就要求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者必须掌握多种知识和方法，不断进行知识积累，积极开展与相邻学科的交流与合作，以实现学科间的交融与渗透，提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水平。2.紧密结合现实，开展实证研究，保持学科发展的旺盛生命力。为了“跟踪”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现实，在研究方法上必须大胆进行创新，除通过图书馆、资料室搜集资料，总结和分析资料，进行规范研究和理论分析之外，还必须深入生动的社会经济实践中去调查、去访谈，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甚至通过同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合作来进行专题研究，直接为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服务。

3.拓宽学术视野，开展比较研究，确立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术地位。中国经济思想史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应该勇敢地和外国经济思想进行比较和分析，在比较和分析中认清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地位，发现优势与不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其间出现的许多问题，如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国有企业改革、特区经济等，从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可以说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性课题，如果中国能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必将在当今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写下光彩夺目的新篇章。

4.运用现代技术，改进研究手段，提高学科研究效率。人类已进入信息社会，电脑、网络的应用已非常普遍，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广泛传播对学术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应当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进行学术研究，并利用现代网络技术等手段宣传、展示和交流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改变封闭、保守、僵化的研究现状。

五、关键：从坚守阵地到开拓创新

应该看到，在商品经济大潮汹涌澎湃，物欲横流波及各个领域的现代社会，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本来就相对“冷僻”的学科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与挑战，以至不少颇具学科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专家在若干年前即发出了坚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阵地”的慨叹与号召。时至今日，面临新历史条件下的新问题，要完成新时代赋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新使命，仅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目标定位在“坚守阵地”上已远不足以对应时代挑战了。为今之计，唯一可行之举是走创新发展的路子。结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现状，我们认为应当着重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创新”：

1.研究人员知识结构的创新。胡寄窗先生在80年代中期曾说过：“作为一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者所应具备的基础知识，恐怕在各种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的要求中要算是学科项目最多的”（注：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1986年3月），见《胡寄窗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789页。）。在今日信息发达、知识“爆炸”的时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原有知识已远远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因而，在胡先生的论述后面，我们还应加上一句话，即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恐怕是最需要进行创新的。

史学思想论文范文第5篇

一、培养现代国民素质的重要手段

以后，随着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展开，“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日益受到新思想界的重视。梁启超也认为，处今列强纷争之世，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先必须“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之结为团体，［1］”所谓“特色之国民”，乃指“备有人格”，“即谓成为人之资格也，品行、智识、体力皆包于是［2］”，也就是应当具备爱国家、爱民族、重公德、有知识等现代国民的基本素质。后又强调：史学为很重要的一门学科，尤以中小学的国史教育为要，“倘若中小学教育里头没有好好的国史教育，国民性简直不能养成。［3］”认为要造就一种新国民，决不可忽视历史教育，因其在开启民智、培养人民爱国意识方面实有着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功用。

在他看来，历史教育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可为现实的社会改造运动提供可观的思想动力。他指出。自洋务兴起以来，中国经多方面努力，眼界已有所开阔，然大部分国民仍既不知世界现状，也不明国家未来。欲改变此种落后状况，唯有“但与之反复讲明政法所以然之理；国以何而强，以何而弱；民以何而智，以何而愚。令其恍然于中国种种旧习之必不可以立国，然后授以东西史志各书，使知维新之有功，［4］”这样，便能为变法自强奠定广泛的思想基础。为此，还在时期，他就撰写了《波兰灭亡记》、《日本国志序》、《俄土战记叙》等史志史论，向国民宣传变法思想。

为使历史教育更切合实际，他还针对受教育的不同对象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

如官吏的道德修养、知识水平和办事能力在当时往往决定着许多事情的成败。鉴于其时的官僚大多浑浑噩噩，鼠目寸光，为改变这种状况，他主张在各省办一课吏堂，大小官吏一起入学，学习“各国约章、各国史志，及政学、公法、农、工、商、兵、矿、政之书［5］”，使其了解世界大势，吸取东西各国史志中容纳的智慧和道理，以提高知识素养。

对于一般的读书士人，他主张通过科举的改革，引导他们学习政法、算术、技艺、医学、兵法、历史等有用之术，逐步改变他们只知八股制艺的旧知识结构，使“以能读皇朝三通、大清会典、大清通礼，谙习掌故者为及格”［6］。至于乡试，也应考中外史学，“专问历代五洲治乱存亡之故”［7］，以促使人们学史，从中培养出一批察古知今、了解世界的新型人才。

对于妇女，他也提出了不少具体意见。他认为，女子是国民之母，她们的文化素质往往决定着整个民族的人口素质，因此，尤应注重开启女智。他指出，通过教育，应使女子“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万国所以强弱之理”［8］。这里所谓的“知有万古”，其实就是历史教学的范畴。他还把日本女子学校的课程设置介绍给国内，其中就有“历史”一科［9］。稍后又具体规划了女学堂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规定女学堂功课“中文西文各半；皆先识字，次文法，次读各门学问启蒙粗浅之书，次读史志、艺术、治法、性理之书。［10］”把“史志”列为女学堂的必读书之一。1922年，梁启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大学作讲演时说，“有四种职业现在人才甚缺乏，前途开拓的余地甚多，而确与女子特长相适应者”，第一种即为“史学”［11］，希望女子去充任中小学里的国史教员。从倡导女子学习历史，到鼓励女子去传播历史知识，充分表明了他对历史学的开启民智，教育国民的功能寄予了厚望，同时也折射出他已经有意识地把女子作为历史学科的师资力量来进行培养。

在批判科举制度、倡议建立新式学堂教育的同时，梁启超也未忘记强调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在师范教育上，他主张仿效日本的师范教育课程模式，“略依其制而损益之：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流；四须周知列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专门；六须仞习者诸国言语。［12］”并建议张之洞“因两湖之旧而示以所重，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13］，即整顿两湖书院，把它办成一所讲习政法之学的近代“政治学院”。在此，他把历史教学作为培养国民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的重要方法之一。后在《与林迪臣太守书》中，又指出政治教育应借助“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的历史教育来推行。这与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密切相关。他认为，经学、史学、地学、算学等，“皆将学焉以为时用也”［14］，只要关于借鉴古今中外史籍中的治乱兴衰之道，必能有稗益于现实政治活动。

梁启超如此强调历史教育在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上的作用，不但是出于对传统史学功用的深刻感受，同时也反映了他对西方近代史学社会功能的理解。在他看来：“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15］”因此，在现代国民性的改造、普通民众道德和知识素养的提高，以及民族独立富强事业的推进过程中，皆应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宣传和教育作用。

二、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上探索历史教学的新模式

梁启超不仅在建立现代史学的功能观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设想，还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尤其是现代历史教学的革新进行了认真的尝试。

还在1897年出任湖南时务学堂中学总教习期间，他就积极投入这场教学改革的实践。其亲手制订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规定“史学”为应读课程。学生除了学习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还要读《日本国志》、《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等书。在教学制度上，他主张“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书院法行之”［16］。教学方法“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今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座论”［17］。从中培养出一批维新变法的志士。

1920年以后，他更是把主要精力投入了史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中。他认为，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之文明是焉”［18］。为实现这一目的，他主张在高校营造自由研究的学术风气。在教学上，可由学有专长的教师组成讲师团体，开设自由讲座，所讲各科之间应有所联系；讲授时间不宜太多，让学生有较多时间自习或与老师讨论，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才华，使“天才瑰特之士不至为课程所局，可以奔轶绝尘尽其才矣。如此则教育不至为‘机械化’，不至为‘凡庸化’，社会上真面目之人才，或可以养成也”［19］。他倡导的实际是一种鼓励学生自主研究，教师从旁加以指导的启发式教学。其优点是，师生之间可由此建立起和谐、密切的关系，同时使学生个性才艺获得充分的施展。

这些教学思想，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筹建和教学实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由梁启超参与制定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章程》规定：“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教授於专从本人请业之学员，应订定时间，常与接谈，考询成绩，指示方法及应读书籍”等等。还要求教授、特别讲师常作演讲，学生必须到场听受［20］，其制度实为中国传统书院制与英国大学制度之结合。

在研究院的招生考核制度上，梁启超也提出了一些颇具新意的改革意见。1925年4月21日，他致函王国维，提出“专门科学之题……太普通固不足以觇绩学，太专门又拟故为责难”的疑虑，并提议令考生递交“旧作”，即已有的学术成果，以观其研究能力［21］。23日又赴清华，和王国维商讨研究院的招生试题［22］。王国维将试题寄给他后，他于29日覆函给王国维，认为研究院应招收“能知治学方法而其理解力足以运之”的“善学之人”。他建议“凡应考人得有准考证者，即指定一两种书令其细读，考时即就所指定之书出题。例如史学指定《史通》、《文史通义》（或《史记》、《汉书》、《左传》皆可），考时即在书中多发问难，则其人读书能否得间最易检验，似较泛滥无归者为有效。［23］”这种方法既注重了理解力，又不偏废记忆力；既避免了考察范围太宽泛，考生难以把握的弊病，又能检视考生的思考能力和学术根底，有效地保证了研究院的生源质量。

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商定的清华学校“研究院选考科目表”中，规定专修“中国史”、“中国上古史”、“史学研究法”等历史专业的考生必须考经学、小学、中国史、中国哲学史和世界史［24］，反映出梁启超等人对历史学的知识结构提出了较为全面的要求。由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研究主体即“国学”，大部分属历史学范畴，故其教学方法基本上是一种历史教学方法。实践表明，这些方法确实行之有效，研究院前后四届共70多名毕业生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国的文史专家，不能不说与这种现代历史教学方法的科学性密切相关。

作为中国历史教学现代化的探索者，梁启超还对新型历史教材的编写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的见解。他很早就开始关注历史教科书问题，认为“历史者，普通学中之最要者也。无论欲治何学，苟不通历史，则触处窒碍，怅怅然不解其云何，故有志学问者，当发箧之始，必须择一佳本历史而熟读之。［25］”因此，他特地介绍了一些日本人所著的历史教科书，并比较了它们的优劣。

梁启超最重视的还是本国历史的教学。在他看来，“国民教育之精神，莫急于本国历史”［26］，“本国人于本国历史，则所以养成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者”［27］。历史教学的责任如此重大，但是国史教科书却没有佳本传世。有见于此，他于1922年提出《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表明自己对国史教科书编写的设想。首先，他批评“现代教科书全属政治史性质，其实政治史不能赅历史之全部”，且政治史也只是“专注重朝代兴亡及战争，并政治趋势之变迁亦不能说明。［28］”学生们读了之后，不过增长了保守性或其他恶德。其次，他认为旧的国史教科书对社会及文化事项的叙述“太简略，且不联贯”，学生们接受了所谓“国史教育”之后，对于祖国的历史仍然一片模糊，对祖国也就无从爱起。

为了矫正这些弊病，重新唤起学生对于国史的兴趣，梁启超提出改造国史旧教本的两条主要方针：第一，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第二，以纵断史代横断史。即加强国史教科书的系统性和综合性。

据此，他把中国全史纵断为年代、地理、民族、政治、社会及经济、文化等六部，又在随后的国史教本目录里把六大部分细分为192课，拟在三年内教授完毕。在这份目录中，“年代”所占篇幅不及全部的二十分之一，“地理”占百分之十五。“民族”一部详叙中华民族的形成及扩大，异族的侵入及同化，“政治”部分专记政制变迁中的大事。至于社会及经济和文化两部，梁启超给予它们占全书一半的篇幅。在这份目录中，民族关系、宗法制度、奴婢制度、土地制度、礼制、人口问题、工商业、财政、教育、宗教、文学、艺术、科学等都成为历史教学的内容。这是对政治史占独尊地位的旧史传统的有力冲击。

还在1901—l902年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时，梁启超就猛烈抨击传统史学“难读”、“难别择”、“无感触”［29］。直到他晚年任教南开大学（1921年），还感叹“彼旧史者，一方面因范围太滥，卷帙浩繁，使一般学子望洋而叹；一方面又因范围太狭，事实阙略，不能予吾侪以圆满的印象［30］。接着，他列举了许多中国史必须涵摄的“重要项目”，这些项目后来几乎都出现在这份目录里。由此可知，《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是他长期批判中国旧史学的产物，也是他建设新史学的可贵实践。

注释：

［1］［2］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53、61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一版。下同。

［3］［11］梁启超：《我对于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别注意的几种学科》，《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4页。

［4］［5］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42、46页。

［6］［7］梁启超：《变法通议·论科举》，《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29页。

［8］［9］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39、43页。

［10］《女学堂试办略章》，转引自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799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10月第一版。

史学思想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有关西汉太学设立的时间，自古及今争讼纷纭。本文认为，东汉以降太学、辟雍关系在思想观念上纠缠是造成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东汉现实政治生活中，两者虽在目的、功能上有部分重叠，但地点上分离，各自拥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然而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两者却被混而为一，以辟雍指称太学。此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太学与辟雍的分离，是教育日益显示其独立性的表现。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太学作为阐明五经要义、培养行政后备人员、实现儒家教化社会的重要机构，在两汉的政治社会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古往今来前圣先贤关注的焦点问题。但是从晋朝尚书郎晋灼在其《汉书集注》中根据天子在曲台行射礼而下了“西京无太学”的论断之后，围绕太学创建时间的问题聚讼纷纭，直到现代，学者们依然在此问题上纠缠不休，不能达成共识。姜维公博士在《汉代学制》一书中对此问题的古今争讼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争论的共同点是将有没有独立校舍作为汉代太学创建的重要标志。既然太学的设立有明确的标志，每种观点的论者都引经据典地论证，但为什么古往今来那么多学者殚思竭虑、严密论证依然没有定论?西汉有无太学的问题。在两汉时期并没有引起过任何的疑问，为什么后代反而在这个问题上会产生分歧?笔者认为：东汉以降，拥有各自独立地位的辟雍与太学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混淆并以辟雍指称太学，是晋灼作出论断以及古今聚讼的根本原因。

一、两汉时期。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辟雍与太学

元朔五年(前124)丞相公孙弘、太常孔臧等根据武帝的诏书，提出建设太学的具体计划：“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汉武帝接受建议，西汉太学建立。西汉中后期，太学的规模和影响呈日益扩大之势。辟雍是周代的大学教育机构，作为追寻周代精神而起的机构是在西汉后期儒学全面向政治渗透的背景下被提上日程的。成帝时“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案行长安城南”，结果因成帝驾崩未能成行。平帝时王莽专政，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汉很快被王莽所篡，新朝国祚短暂，辟雍在西汉存在的时间很短。

东汉建立后，儒学在皇权的支持下落实到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太学、辟雍很快在洛阳修建起来“建五五年，乃修起太学……中元元年，初建三雍”。太学和辟雍在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电子版《后汉书》中查询到辟雍出现69次，太学出现109次。我们知道，周的文化精神虽是汉政府效仿的对象，但是建立在家国合一，宗法血缘之上的礼乐制度已经消失在春秋战国的战火硝烟之中。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汉代文化建设虽重视礼乐文化传统，但内容和形态上都与周有本质的不同，这就决定汉代的大学“太学”与周代的大学“辟雍”有着本质的区别，表现在实际的运作中两者地点分离，两者各自具彼此不能替代的功能。

1　两者各自有独立的建筑。“光武初兴，愍其荒废，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明帝时辟雍始成，欲毁太学，太尉赵熹以为太学、辟雍皆宜兼存，故并传至今”。这则史料明确地表明了在东汉。太学和辟雍是作为两个机构存在，各自有各自的建筑。太学先建成，辟雍后建，但是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后汉书·明帝纪》注释中引用《续汉志》的资料讲到在举行养老礼时的程序：三老、五更“皆齐于太学讲堂。其日乘舆先到辟雍礼殿，坐于东厢，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门屏”。太学和辟雍拥有各自的建筑，太学的标志建筑是讲堂，辟雍是礼殿，两者有一定距离，但是距离不会太远。考古的遗址发掘也证明了两者是互不统属的建筑：王仲殊《汉代考古概说》中绘制的东汉都城平面图上，两者在都城外东南方向，相临而建，辟雍在太学南。考古报告指出：“太学的遗址主要有两部分构成：一部分在辟雍之北，周围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00米：另一部分在它的东北约100米处，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150米。明堂和辟雍建于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56年)，在平城门和开阳门外约1000米处，辟雍在东，明堂在西，相距约150米”。

2　两者各自有独立的功能。三国魏国名臣王朗谈到汉代历史说：“辟雍所以修礼乐，太学所以集儒林，高襟所以祈休祥”；晋朝纪瞻也有基本相同的看法：“辟雍所以班礼教，太学所以讲艺文”。东汉时，辟雍主要的功能是举行养老礼和大射礼。《汉官仪》记载“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车驾临辟雍，从北门人。三月、九月，皆于中行乡射礼”。《后汉书》中记载的明帝、和帝、顺帝在辟雍中的活动是举行飨射札、养老礼。《白虎通·辟雍》：“大学者，辟雍，乡射之宫”。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五十九云：“案乡大夫之射，不得在辟雍，而班氏以辟雍为乡射之宫者，乡与飨通，即诗大雅灵台孔疏引韩诗说所为春射秋飨也，依其说，则辟雍为天子大射之宫”。辟雍中的典礼仪式一方面起到教化民众的作用。同时作为皇帝施政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意识形态建制的一部分，它通过象征性的仪式突出皇权的至高无上。上面引用《续汉志》的资料中三老、五更到辟雍后：“天子迎于门屏，交拜，导自阼阶，三老自宾阶升，东面。三公设几杖。九卿正履。天子亲袒割俎，执酱而馈，执爵而醑。五更南面，三公进供，礼亦如之”。在整个程序中，皇帝处于尊位，从象征尊位的阼阶进礼殿；象征社会生活中最德高望重的老人，只能从宾阶进入礼殿。之后的讲经更是耐人寻味：“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皇帝正坐讲经，意味着皇帝即是君又是师拥有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力，经学大师只能如弟子一样听讲问难，丝毫没有一点为君师的特权。

光武帝时戎马未歇，就着手修建太学。顺帝时修缮太学“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几乎每位皇帝都要亲临太学，视察工作，并且给予太学师生各有等差的赏赐，以示优容。太学在东汉的功能主要有一、为政府培养行政人才。“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董仲舒建议在太学设立后得到了实施。通过考试选拔，博士弟子进入行政系统。东汉时随着太学人数的增多，政府从太学选拔人才的路径越来越广：东汉初太学的考试设甲乙两科；质帝时，规定不再分科，岁试只取高第“岁满课试，以高第五人补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桓帝时，废除了取官的名额限制，以通经多少作为录用迁升的标准，并更定课试办法，两年一试。二、太学是全国的学术中心。这里汇聚了著名的经师讲学论道，赵翼在《陔余丛考》中专门列出“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条：“经义之专门名家，惟太学为盛，故士无有不游太学者。及东汉中叶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议郎蔡邕、张训等正订六经文字，刻成熹平石经，立在太学的讲堂外，作为经书的标准版本，“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二、东汉时期，人们思想观念中的辟雍与太学

如上所述，辟雍、太学在两汉是各自具有独立地位的机构。然而，在东汉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两者却被混而为一，主要表现是用辟雍指代太学。

王充《论衡·骨相》篇中有“韩太傅为诸生时，借相公五十钱，与之俱入璧雍之中，相璧雍弟子谁当贵者。”我们知道，汉武帝时辟雍还没有营建，王充所指只能是西汉的太学。蔡邕在《明堂论》中明确地指出两者是异名同实：“故言明堂，事之大，义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则日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日太庙。取其尊崇，则日太室。取其向明，则日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日太学。取其四面周水圆如璧。则日辟雍。异名而同事，其实一也”。《史晨碑》：“臣伏见临璧雍日，祠孔子以大牢，长吏备爵，所以尊先师，重教化也”。笔者以为此“璧雍”并不是指洛阳的辟雍是指洛阳的太学。学校师生祭祀先师的礼仪称为释奠礼：“周制，凡始立学，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礼记·学记》载“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学礼的祭品只有野菜、钱币而已，东汉时祭品升格为太牢。《乙瑛碑》载太常祠曹掾冯牟和史部玄答复司徒司空的询问：“故事辟雍礼未行，祠先圣师。侍祠者，孔子子孙，大宰、大祝令各一人，皆备爵。大常丞监祠，河南尹给牛羊豕鸡口口各一，大司农给米祠”。光武帝“冬十月，还，幸鲁，使大司空祠孔子”。章帝“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孔子虽是万世师表的圣人，但没有政治地位只能是“素王”。祭祀的仪式不是如养老礼一般由皇帝亲自主持，而是“乃命有司行事”，《乙瑛碑》记载主持祭祀孔子的是大常丞监祠，既体现尊师重教的圣意，又不失至高无上皇权的威严。另外。在《乙瑛碑》中“故事辟雍礼未行，辞先圣师”明确的说明了辟雍礼与祭祀先圣的释奠不是一回事。查阅《后汉书》、《汉官仪》等典籍，辟雍内举行的典礼主要是养老礼和飨射礼，并不见祭祀孔子的礼仪，这应该不是文献记载的疏漏。所以，史晨所见的天子临雍，应该是在太学内命有司祭祀孔子。

从蔡邕著名学者观念以及记录着当时语汇的碑刻和王充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得出符合逻辑的推测：辟雍即为太学的思想应该存在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观念中。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汉代辟雍、太学的兴建都是为实现教化民众的目的。东汉政治、社会儒学化的过程中，太学、辟雍分别以不同的形式发挥教化的作用。太学内研习学问紧密配合为维护皇权的礼制建设的需要。“夫太学者，礼仪之宫，教化所由兴也”东汉建立之初的太学。在五经教授之外，另一项主要的教学任务就是礼仪的学习和实践：“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太初元年，梁太后诏日：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汉官仪》曰：“春三月，秋九月，习乡射礼，礼生皆使太学学生”。三雍宫修成之后就由明帝主持的一系列礼仪被用于实践，庄严肃穆的仪式中包含了尊君、尊老、尚贤、尊经的丰富内涵和象征意义，由太学和辟雍共同完成的仪式所起到的教化作用是空前的“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所影响面之广远远超出太学本身的教育。二是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辟雍为太学是儒学思想中的概念，东汉时期随着儒学在东汉政治社会中霸语权力地位的确立，成为不证自明的常识。儒家思想中关于辟雍的认识在《白虎通·辟雍》有集中的体现：“辟者，象璧圆，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为言积也，积天下之道德也。雍之为言雍也，雍天下之残贼，故为之辟雍也”，辟雍不仅是教育的总纲，也是大学的称谓。《白虎通》是具有封建法典性质著作。我们知道当某种观念一旦和权力结合在一起，而这种权力又是绝对庞大，占据统治地位，控制主流话语，即是这种观念与事实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它完全能够自证自明，成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合法性。

三、魏晋以来，人们观念中的辟雍、太学

魏晋以后，战乱频繁、典籍散乱，加上经学衰废、世族门阀制度兴起，辟雍和太学建制逐渐没有严格的区分，这一方面是东汉以来人们思想观念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则强化了这一观念。《三国志·魏书》载齐王三次在辟雍行释奠之礼。西晋时两者分开，释奠大学，飨礼在辟雍。《太平御览》五百三十五引晋尚书大事太常王彪：“魏帝使有司释奠于辟雍，此是魏之大事，非晋书旧典。泰始元康，释奠大学，不在辟雍，泰始五年，二行飨礼，皆在辟雍，不在大学。是则释奠于大学，行飨于辟雍，有晋已行之准也。”两者在政治生活中结合非常紧密。1931年河南偃师县西晋太学遗址出土的《西晋辟雍碑》记载了晋武帝和太子先后五次I晦辟雍举行大射礼和乡饮酒礼，还记载皇帝考察学生、奖赏太学师生等事迹，碑阴为立碑的四百多名太学博士和学生的名字。从这通碑中，我们已经很难分辨两者的不同了。

南北朝以后，学校教育繁荣发展，辟雍建制缺失。唐朝归崇敬因辟雍礼阙，上疏请求重建旧制：“古天子学日辟雍……晋武帝临辟雍，行乡饮酒礼，别立国子学，以殊士庶。永嘉南迁，唯有国子学。隋大业中，更名国子监。今声明之盛，辟雍独阙，请以国子监为辟雍省”，百官们“皆以习俗久，制度难分明”为由，拒绝实施。直到宋徽宗崇宁元年辟雍重新营建，此时，辟雍已经完全是学校的建制，是接纳州学上舍生升舍的贡士之学，相对与京城内的太学称为外舍：“凡州学上舍生升舍，以其秋即贡入辟雍”。《选举志三》在后人的思想观念中，汉代辟雍即为太学的观念更加根深蒂固。元代马端林的《文献通考》中，辟雍被列在“学校”子目。他对有关辟雍的疑问已不能找到答案：“辟雍，王莽时方立之，武帝置博士弟子员，不过令其授学。而择其通艺者擢用之，未尝筑宫以居之也。…岂即辟雍?或另一所邪?”。之后，一些著名学者如王船山、戴震、黄以周、余嘉锡就此问题专门撰文对辟雍、太学的关系进行考辩。指出两者的区别。但在强大的习惯观念面前，他们的声音终是旷古之音，没有起到以正视听的效果。

四、结论

正是东汉以来人们在观念上将辟雍、太学混而为一，以辟雍指代太学，才会有晋灼将辟雍拥有的射礼功能作为判断太学是否存在的标准。如果晋灼指的“太学”就是“太学”的话，这一论断只能是个伪命题，因为前提是错误。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晋灼所说的西京无太学的“太学”，有指称“辟雍”之意，在晋时人们的观念中两者没有区别，这样晋灼之论也可以说是“西京无辟雍”。受此思想观念的影响，辟雍最显著特征即对空间面积的要求影响了后人对太学的判断。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原道》篇中指出：“教之为事，羲、轩以来，蓋已有之。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三代时期，政教不分、政教合一。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混沌合一的社会要素不断发展增殖，其内部各方面逐渐显示出各自的内部法则和外部联系并成为相对独立的部分。原来附着于政治中的教育，在经过了春秋战国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以及士阶层的强大之后，逐渐显示出自己独立的特征，与政治逐渐分离“其后治学既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时之掌故，经师传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于不得不然者也。”太学与辟雍的分离，正是教育显示其自身属性的表现。当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教育与政治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造成概念上的混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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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史学思想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本杰明·布鲁姆，掌握学习，初中历史教学

 

本杰明·布鲁姆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教育家。在学校教育方面，他倡导“掌握学习”教育思想，即强调教学应该面向全体学生，并坚信只要时间充足和方法得当，绝大多数学生能够达到掌握的水平。这一观点否定了一些教育专家认为只有大约10-15%的学生能正真成功的“天才教育”理论。因此，在当今中国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的背景下，学习和研究布鲁姆“掌握学习”的理论，对我们教育教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布卢姆“掌握学习”理论认为：“掌握学习”效果如何，取决于三个变量，一是先决认知行为，指学习者已掌握的基础知识和各种能力。二是取决于先决情感特点，指学习者参与学习过程的动机作用的程度。三是教学质量，它是在学校和教师直接控制下发生变化的，对学生的学习和学习过程会有重要的影响。另外教育学论文，布卢姆“掌握教育”思想还重视教学计划的制定以及教学评价体制的形成，其目的要求学生掌握学习中的主要内容，以实现相应的教学目的。这些原则和方法对初中历史教学也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首先，历史教学应以课程标准为准则，合理制定历史课教学的计划工作，严格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安排教学工作。因此，教师必须吃透教材，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编制合理而科学的教学计划，并按时、按量、按质地完成教学计划。在写教案的过程中，多注重历史基本概念的解释。在历史教学过程中，突出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同时在历史史实的教授过程中注重历史事件的背景及影响的分析，让学生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讲解课文的重难点的过程应该力争深入浅出，还应体现出大历史观，培养学生把握宏观历史的能力，从而促进具体历史问题的学习。

其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传统历史教学多以传授历史知识为主，老师在讲解的过程中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因此，在教学中更要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方式和学习效果，提倡教师积极引导学生参与教学过程，通过创设情景、收集资料等活动，让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探求、体验历史过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历史学科的特点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可以要求同学在学习新课的同时查找相关历史资料，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再例如：在讲解《全民族抗战的兴起》这一课中，可以分析日本为何有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之言？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直观的展现中日两国海、陆、空三军军事实力对比，并总结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经济及军事实力由相当到相差悬殊的原因。最后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教育学论文，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以及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下，日本的狂妄之言必将不攻自破。通过分析，让学生在爱国之心的驱使下，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

再次，在教学的同时，授予学生一定的学习方法。布鲁姆的“掌握学习”是一种有关教与学的“乐观主义”教学理论。之所以说是“乐观主义”是因为这一理论从根本上反对个别差异先天性和不变性的观点，而“主张只要能找到帮助每一个学生的方法，那么从理论上说所有学生都能学好”。因此，在学习过程中学习方法很重要。从历史学科的特点看，需要记忆的知识点多且杂。结合初中历史开卷考试的特点，这就需要有良好的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来提高学习效率。例如：培养学生上课记笔记的良好习惯，老师的板书是一节课内容的梳理，也是一节课的主要知识点，因此记笔记能让学生快速、准确的掌握本课的知识点。当然，不同学生记忆的特点和过程肯定有所差别，应该鼓励学生探索符合自己学习习惯的学习方法。

最后，注重教学评价。“掌握学习”最后就是要形成一定的评价机制，检验掌握学习的效果，这就要求教师及时制定出科学的、符合实际的“单元教学目标”，通过适当的教学方法组织教学，对群体教学进行反馈矫正，包括了课后测验，单元形成性测验、补救教学、再次形成性测验等过程，最后形成评价结果。这体现了集体教学到个别教学的全覆盖，其最终结果是要求绝大多数同学都能掌握所学内容。在具体的历史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开卷和闭卷两种形式，及时对所学知识进行阶段性测验。其中教育学论文，开卷考试试题内容应紧扣课程标准，符合课标中规定的对学生能力的要求。闭卷考试应紧扣书本，要求学生掌握书本的重要知识点。经过反复训练，让同学们掌握解题方法和思路，及时巩固所学知识点，把握住书本的重难点，最终能提高学习成绩。

综上所述，在中学历史教学过程中，利用“掌握学习”的方法和原则，客观上对初中历史教与学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对学生而言，在提高学习效率，激发学习动机；对教师而言，有助于教师面向全体学生教学，有效地因材施教，并对学生充满信心，实现学生历史学习成绩的全面提升。

史学思想论文范文第8篇

在历史教学中能够学到许多其它课本上学习不到的内容，它是增长学生见识最好的学科，学生在历史中能够真切的体会到一种巨大的积极向上的力量，因此，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最好的教材。运用历史教学的真实历史事件中的一些爱国人物和爱国事迹来具体对学生的思想进行一个良好的促进，通过感人的历史故事激发出学生的爱国情感，从而做到教育学生的目的，让他们在学习历史教学中潜移默化中提升自身的爱国情结和素养。虽然，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感染学生的爱情情操，但是在中专现实教学中由于学生需要凭历史课升学，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历史教学往往只是一些事件和时间的背记，根本没有散发性的思想模块。很多教师在讲解的时候注重学生考试的得分情况，往往对历史的琐碎内容重复的讲解，一些自身看法和思想散发环节只是一笔带过，使学生对历史内容进行长时间的背记，这根本无法对历史事件中的人物、内容真正的理解和一些深刻的思考，思想教育根本没有融入到教学中去。中国开设历史课程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学习历史英雄人物来提升其思想观念和自身素质，最终使自身得到个人价值，然而，在实际学习当中，历史教学并没有实现这一目标，在实施的过程中严重的脱离轨道。

二、历史教学融入思想教育的途径

第一，提高教师的素质，创新思维教师作为教学中的引导者和教学环节设计者，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学生进行知识吸收和心灵培养的重要导师。历史教学中把思想教育融入其中这对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融入的过程中，教师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就要求教师自身首先要具备基本的素养和历史理论知识的专业性。作为一名优秀的历史教师，只有对历史理论知识掌握的非常透彻才能富有感彩的进行讲授，这样才有感染力，能够从思想上启发学生的心智，让学生跟着历史故事的节奏走，达到教学的目的。教师还要对学生在教学中的疑问进行给予解惑，对学生的思想观念进行完善。第二，教学方法的改革在进行历史教学的过程中，需要和现代的教学方法相结合，让学生完全的参与到教学中，参与到和教师的解释和对话当中去，丢掉那些传统式的教学模式，使学生的听课积极性由被动变为主动，这样不但能够使学生掌握理论知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效率。所以，历史教学有必要进行改革教学方法。在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让学生完全的参与到对历史知识的讨论和探究中去，通过对历史资料进行详细的收集来锻炼学生自身的动手实践能力，对历史事件的分析，结合自身收集的资料，真正意义上进行总结，自己得出一个结论，这样不但能够锻炼自身的动手能力，而且，还能够提高自身的思考能力，激发出学生内心的情感。第三，考试体制的突破历史教学不能把记忆力当做考核的标准，那样就失去了历史教学的意义。一定要丢到历史教学传统式的考试体制，对传统式的死记硬背需要做一些必要的调整，主要是以学生对历史的基本掌握和思想教育为主。传统历史课考试体制完全没有把思想教育列入其中，只注重大量的记背内容，这样从长远来看起不到任何的激励效果。因此，要在原有考试体制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的教育模式对历史考试体制进行合理的评价标准。

三、结束语

史学思想论文范文第9篇

一、“转向”现象的描述

文学史和思想史关系的探讨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早在1984年，国内就曾刊发日本学者矶贝英夫的《论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译文，这篇文章简要介绍了1963年《日本文学》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与会者对文学史和思想史关系的看法：迄今为止的文学史研究大抵依赖于思想史研究；近代以来的思想史研究呈现出活跃局面，但文学史理论研究却给人停滞不前的印象{1}；相比文学史对思想史的依赖，思想史对文学史的研究成果更为依赖。《论文学史和思想史》这篇译文并未引发反响，这说明当时学术界还不存在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焦虑。这并不难理解，当时的学术界还是比较容易取得共识，像“艺术审美”“向内转”“主体性”这些说法就得到过相当多的认同。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频频提及的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主体性”“文学内部研究”“艺术形式”“纯文学”“重写文学史”等，那么20世纪90年代文学研究频频提及的则是“新左/自由”“文化研究”“文学边缘化”“现代性”“民族国家”等。我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文学研究关键词体现出来的“政治性”差异已经预示了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讨论的必要。尽管如此，20世纪90年代仍然没有研究者呼吁关注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问题，笔者在CNKI文献库以“文学史”和“思想史”为“篇名”进行检索（2016-6-20），结果只有陶东风的《文学史与思想史――论勃兰兑斯的文学史哲学》和韩毓海的《从文学史到思想史》两篇文章。前者是介绍勃兰兑斯文学史哲学，文章对丹纳和勃兰兑斯基于社会学的文学史叙述肯定有加{2}；后者系作者在重印专著《新文学的本体与形式》时撰写的感言，作者毫不避讳将文学当成“意识形态”进行分析{3}。两篇文章都不是针对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问题而撰，而是在评论他人或者本人著述过程中，介绍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只是说，这两篇文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文学研究者对思想史问题的强烈兴趣。

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中华读书报》率先发起的专题文章，最先提出了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话题。2001年10月31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的《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文章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似乎有越来越往思想史靠拢”的趋向，不仅研究者更倾向于谈论思想、哲学、文化话题，而且对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的研究也逐渐向“思想史”靠拢。在温儒敏教授看来，“思想”和“文学”当然可以互为背景和相互诠释，但大致的领域还是比较清楚的，“思想史处理的是较能代表时代特色或较有创造力与影响力的思想资源，文学史则要面对那些最能体现时代审美趋向，或最有精神创造特色的作家”，所以“无论是把文学放到思想史的场域中考察，还是利用思想史的方法角度理解文学史”都不要脱离文学。11月28日，《中华读书报》又刊登了南京大学赵教授的呼应文章《也谈思想史与文学史》，文章认为这种“跨界”和“越位”研究现象不仅存在，而且会因此消解文学研究和文学学科的存在。《也谈思想史与文学史》与《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两篇文章形成了“南北呼应”之势，批评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的趋势。

公允地说，《中华读书报》专题文章取得的社会反响不大，但它引发了学术界对文学史与思想史关系问题的探讨兴趣。2002年1月5-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华侨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泉州召开，与会者就“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互动关系”“中国思想史对文学史发展及特征的影响”“具体的学术思潮与断代各体文学的关系”“思想家对文学家的影响”展开了讨论{4}。会议召开之后，《文学遗产》《中州学刊》《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刊物发表了会议综述或者会议报道。值得注意的是，泉州会议的“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标题似乎暗示思想史之于文学史的影响。除此之外，与会者普遍认为文学史与思想史存在密切关联，只有少部分学者强调保持文学研究主体的意义。这说明以思想史为导向的文学史研究方法颇为盛行，大多数研究者还是认可思想史对文学史研究的作用。

上述推断能够得到证实。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贺照田在《郑州大学学报》发表署名文章《文学史与思想史》，认为文学研究向思想史研究的跨学科转向只是表面现象，而本质还是为了对复杂的文学问题展开思考{5}。按照这篇文章的逻辑，思想史研究的转向将有助于文学研究者去解决复杂的文学问题。2006年，《天津社会科学》第1期开辟了“思想史与文学史关系研究”讨论专栏，专栏刊载了张宝明的《问题意识：在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交叉点上》、张光芒的《思想史是文学史的风骨》、姚新勇的《由“文学史”到“思想史”：原因、张力与困惑――关于由文学史转向思想史研究现象之思考》、林岗的《思想史与文学史》。这些文章的考察侧重、内容体例、行文风格不尽相同，有的讨论理论问题，有的分析研究现象，但就文学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关系来说，除了姚新勇的《由“文学史”到“思想史”：原因、张力与困惑――关于由文学史转向思想史研究现象之思考》对“转向”现象表示担忧之外，其他文章基本上都认为文学史研究的思想史“转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转向”讨论的背景

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讨论为何会成为学术话题，这是“转向”现象描述本身不能回答的问题。就中国当代文学来说，从20世纪50-70年代的“阶级斗争”到80年代的“改造国民性”，从80年代的“改造国民性”到90年代的“理解民族性”，这样一条文学创作与批评主线不仅存在{6}，而且也有必要从思想史的高度作社会分析，但是，文学创作为何总是以主流“思想”为创作导向？批评家与文学史家为何总是用主流“思想”进行阐释？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同质化”现象为何如此明显？主流叙述内部是否存在微妙的差异？主流叙述外部是否存在异质的声音？这些问题显然是无法回避的。正因为如此，我们首先需要解释为何总是存在这种以“思想”为导向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事实。

从文学观的角度来看，与其说“思想史”的角度，还不如说“政治史”的偏向，这是因为，将20世纪50-70年代的“阶级斗争”、80年代的“现代化”、90年代的“民族国家”当成“政治史”来看，这大体上也是吻合的：20世纪50-70年代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特殊强调，这用不着过多阐释；20世纪80-90年代以“现代化”和“民族国家”为主题的议程设置性传播也是存在的，百度搜索检索到的“现代化”和“民族国家”网页记录达100，000，000个和8，810，000个之多（截至2016年6月14日），这就是“现代化”和“民族国家”受到广泛关注的证据。对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学史研究来说，最具说服力的当然是学者们就此撰写的论文，如朱晓进的《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文学》{7}、陶东风的《重审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8}、刘锋杰的《文学想象中的“政治”及其超越性――关于“文学政治学”的思考之三》{9}等，无论是从撰文者的学术身份来看，如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苏州大学教授，还是从文章发表的期刊来看，如《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争鸣》，这些都说明学术界重视对“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探讨，所以，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是以“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作为基础。从哲学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被异化过的主流与趋势观念在作祟。在这种主流与趋势观念的宣传下，与集体主义相关的主流、趋势、代表、方向，几乎等同于理想和完美，而与个体主义相关的非主流、差异性、个别现象、保守创作，则成为不道德和不负责任的代名词。根据这种经不起分析推敲的对立思维，理想的文学史研究就是要去叙述文学主潮，特别是能代表文学主潮的趋势，甚至是去暗示或预测文学发展的方向，因而比较关注思潮、现象、运动等；而对除此之外的对象，比方说具体作品、个别作家、单篇文学批评，由于无法匹配文学主潮，所以被当成不具有代表性而被忽视了。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一种畸形学术评价，即能够在宏观和思想层面把握整体研究方向的研究，往往会更具学术影响力，受到学术同仁的重视，而那些具体作品分析，相对来说不那么容易得到认同。即便是此前的20世纪80年代，事实上也是“思想史”的声音要比“文学史”更为响亮，“启蒙”“现代化”“主体性”“审美”这些都是整个人文学科的高频词，只是就当时社会思想状况而言，在当时“去政治化”的大背景中，这些高频词确实唤醒过学者们对“文学的主体性”问题的思考，因而给学者们留下了从“政治”回归到“文学”的印象。同样的道理，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其实不过是相同命题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不同表现形式。正如20世纪80年代的“去政治化”针对的是此前50-70年代的“政治化”，90年代的思想史“转向”则是转向了与此前80年代略有差异的“思想”。

值得指出的是，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讨论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左派”文学阐释思潮不无关联。准确定义“新左派”并非易事，但那些被人们称之为“新左派”学者，对“左翼传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现代性”等问题却有较为相近的看法：中国应该走一条有别于西方的道路，而“左翼”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值得继承的政治遗产。从政治方面说，“新左派”看中的是“运动”式的“广场民主”；从经济方面说，“新左派”主张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文化方面说，“新左派”试图抵制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等西方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当然，我们能在时间上对此作进一步印证，“新左派”话语与“转向”讨论的关联性。以“新左派”频频提及的“民族国家”概念为例，在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当中，以“民族国家”为题名的130篇文献均为2000年以后发表。

以“民族国家”为题名的期刊文献一览表

以上数据说明，只有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才将“民族国家”当成公共讨论话题。这与“新世纪”兴起的文学史向思想“转向”讨论的时间大体上也是一致的。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的“新左派”通常是采用或者混用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杰姆逊的“新历史主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等西方文艺理论，去阐释“改革开放”之前曾被频繁提及过的文化与文学命题，如“人民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文艺生产”等，最终叙述出一个对抗“西方”和服务“人民”的故事。对那些试图从“左翼”传统中寻找资源的“新左派”学者来说，原本他们就不认为存在所谓的“纯文学”，理由则是任何文学都是特定社会发展的产物，而社会生活才是文学创作的来源。至于说超阶级的“文学”，或者政治史之外的“文学史”，在“新左派”看来更是子虚乌有。“新左派”的文学阐释方法模糊了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政治研究的界限，对那些批评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的学者来说，这样的“文学研究”是难以让人接受的。或许受到“新左派”思潮的影响，即便是此前的“”阵营，对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问题的态度也出现了分化，部分学者开始放弃此前以“启蒙”和“审美”为旗帜的“去政治化”提法，转而呼吁人们关注“思想史”。例如，《思想史是文学史的风骨》这篇文章就认为，从文学史向思想史的“转向”应该当成开辟文学史途径和丰富文学史叙述方式来看待{10}。

三、“转向”涉及的问题

在弄清为何会存在“转向”讨论的事实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当然是要剖析这种“转向”现象是否合理。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不同的学者之间，不同的观察视角，不同的价值立场，都可能导致差异性的结果。笔者在此也不是要判定是非对错，而是要指出要评价这种“转向”可能会涉及到的问题。

首先，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无法否认，大量证据表明这种关联的存在。例如，从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来说，有“文史哲”不分家之说，虽然近代出现了学科门类的专业细化，但不能否定“跨学科”研究的意义；又例如，文学在商业化背景下失去了轰动效应，文学与社会、政治、思想的关联研究能够扩大文学的社会影响。尽管如此，承认思想史之于文学史的影响，这并不等于放弃文学史的主体地位。勒内・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一书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写一部文学史，即写一部既是文学又是历史的书，是可能的吗？应当承认，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11}。虽然这段话不是针对中国文学史而言的，但中国当代文学史却被韦勒克一语成谶：在为数众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中，不少可以当成社会史来看，也有不少可以当成思想史来读，此外还有文学作品选读或者是文学批评编年史。如果按照勒内・韦勒克《文学理论》的解释，那么“社会史”和“思想史”都不是“文学”史，而“文学大系”和“编年批评史”也不能叫文学“史”，文学史既要符合“文学”史的标准，又要符合文学“史”的标准，即文学史是“文学”与“史”的有机结合。

当然，“文学”和“思想”这两个概念本身就是模糊和不断变化的，两个概念的“能指”与“所指”都存在着演变过程，如果我们基于两个变化的概念来谈二者的关联，抽象地谈论“文学”与“思想”的关系问题，这可能会让研究者陷入到毫无目标的论争当中。如果我们确实希望能够从讨论当中获得共识，那就要进一步厘定究竟是存在何种“转向”，以及这种“转向”可能存在哪些问题，因此，将“文学”和“思想”概念放到具体的社会语境当中进行讨论，看这两个概念是怎样被谈论，这两个概念能够暗示什么，或者说让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学”和“思想”概念，它们是怎样被知识性生产建构出来，对这类问题的分析远远超过了对“转向”问题本身的思考。毫无疑问，文学史研究的思想史“转向”讨论中提及的“转向”并不是指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史研究缺乏思想，而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文学“向内转”说法为代表的文学本体论认同，转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出现的文学“向外转”呼吁。前者如林焕平《略谈“向内转”》{12}、鲁枢元《“向内转”》{13}、白亮《“向内转”与八十年代文学的知识谱系――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再认识》{14}等文章所作的阐释，后者如章亚昕《“向外转”： 近期诗学大趋势》{15}、李建军《当代文学亟需向外转》{16}、张光芒《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向外转”》{17}等文章提出的主张。有意思的是，文学“向内转”说法的始作俑者鲁枢元其实也走上了一条从“向内转”的艺术心理研究到“向外转”的生态批评实践的学术道路{18}。

其次，“转向”问题核心并不在于“转向”，而是在于“怎样”或者“如何”转向。从“文学”外部角度来看，“转向”涉及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观念、文化观念、研究观念的嬗变。文学史研究的思想史转向并不是指此前的文学史研究缺乏思想，而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建立的“审美”“启蒙”“现代性”文学史观，受到“新历史主义”“知识考古学”“后殖民主义”等其他文学史观的挑战，或者是指“审美”“启蒙”“现代性”文学史观在遭受质疑的情况下，被重新阐释以便获得社会新语境条件下的生命力。从“文学”本身角度来看，“文学”观念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文学”观念的碰撞与融合，这自然给人以思想“转向”的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转向”涉及的是新经济、新技术、新媒体语境下，“文学”与“文学研究”观念的更新。一句话，流动性的“文学”和“思想”概念提醒我们，不是文学史研究的思想“转向”，而是“文学”观念、认识、研究的“转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转向”问题在“文学”和“思想”双重变化的背景下产生，而且“转向”现象体现着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性和必然性。正因为如此，文学史研究的思想史“转向”话题的实质还是，如何看待“文学”本体研究与“史学”“思想”“政治”“文化”等非“文学”本体研究的复杂关系。换句话说，问题核心并不在于研究者是否承认这种“转向”的存在，也不在于研究者对“转向”好恶评价，而是在于研究者“怎样”理解以及“如何”面对这种“转向”。

最后，“文学”本体研究与“史学”“思想”“政治”“文化”等非“文学”本体研究不是没有交集，但从“文学”的角度看待“思想”问题，与从“思想”角度来看待“文学”问题，二者的视角不一样，侧重点也会不尽相同，最终的研究结果肯定也存在差异。如果我们不反对文学史向“思想史”的转向，那么如何体现出文学研究的优势？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研究没有任何特色或者优势，那么我们绝不会赢得那些从事思想史研究者的肯定，同时也不可能得到文学史研究者的尊重。这也是批评文学史到“思想史”研究转向的学者，所提出来的最为尖锐的质疑之一。对文学史不是“文学”史，和文学史不是文学“史”的两种现象，勒内・韦勒克曾作过这样的判断：1、对艺术作品缺乏系统而连贯的分析；2、持有偏见，认为如果不根据其他人类活动来论证因果关系就不会有文学史；3、对文学艺术发展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误认为文学发展史是社会史、作家传记或作品鉴赏{19}。对文学史与“思想史”的“转向”问题来说，勒内・韦勒克在《文学理论》所做的判断不无参考价值：首先，无论是单纯的文学史研究，还是说与“思想史”的结合，研究都应该建立在扎实的文本分析和作品解读的基础之上。其次，只要“文学”概念存在，那么“文学主体性”问题就不会过时，我们应该抛弃必须要借助于政治、文化、思想才能解读“文学”的偏见。最后，我们绝对不能将文学艺术发展史等同于社会史、政治史和思想史。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勒内・韦勒克《文学理论》这部著作在中国受到欢迎，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忽视了该著的警醒。在这个问题上，南京大学赵教授看得比较清楚：

温儒敏教授所担忧的可能取替“文学史”的“思想史”，并非通过文学文本之审美形式的研究所阐发出来的“思想”，而是超越或绕开文学文本形式，独立于或凌驾于文学文本形式之外或之上，甚至还可能是从外部强加给文学文本的“思想”，即“非文学的思想”。这种意义上的“思想史”，正如温文所说，作为文学研究的“转战”和“越位”，又不能被思想史界所认可，当然是很悲哀的事了。{20}

史学思想论文范文第10篇

中国近代史具体指的是清朝灭亡到新中国成立的这一阶段历史。这是一个乱象纷呈的年代，中国社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和各种思潮，清朝的封建势力、西方思想的引入、维新派的新思想和新文化运动等等。各种学术势力和思潮都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一定的冲击，虽然社会处于无组织状态，但是学术研究却是异常活跃。区域上看，虽然国内政治格局不稳定，但无论在国统区还是共产党的统治区各种学术研究都蓬勃发展，也形成这个时期特有的文化氛围和学术研究特点。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文化学术界还是文学界，都一直深受近代各种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在这个特殊时期，史学理论也在持续发展着，而且取得了一定成就，有自己的形成和发展的特色，当然也带有这个历史时期特有的烙印。近代史学可以说是近代历史留下的历史的回音，而史学理论则是历史的车辙碾过之后留下深深的印记。近代历史的异彩纷呈也使得这个时代史学理论研究不再枯燥，有着时代赋予的色彩和文化印象。

叶建的《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与演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是阐释这个特定时代的历史理论研究的专著，通过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历史形成与演进的介绍，对近代史学理论的研究内容和发展特点进行分析解读。作者重点阐释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发展中问题探索的阶段和历程，以及近代史学家们对此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还探讨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对西方史学理论的接受和借鉴，以及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继承和阐发等各方面的问题，详尽而系统地为我们展示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及传承意义。史学，尤其是史学理论，总是感觉有些距离，而且有些神秘。虽然人们对历史并不陌生，但一旦上升到理论高度便显得有些曲高和寡，能够让读者读下去而且受到一定的教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该著脉络框架十分清晰，读者通过简单的介绍和目录，便可以大体知道本书的结构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历史理论带给读者的沉重感，使读者有兴趣读下去。而且，正如前文所述，中国近代的有着独特的历史环境，各种政治力量，各种文化团体和学术思潮涌现，加上内忧外患，一切都显得千头万绪。关于这段历史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自然也是纷繁复杂，想从中理清脉络，并研究其形成和发展历程，实属不易。作者通过分析、比较、归纳，抓住主干，梳理旁支，条分缕析，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神秘面纱，使之生动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豁然打开读者视觉的框架结构，看似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却足可以看出作者经过认真刻苦思索和探寻的过程，这也是本著一个最鲜明特点。本著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对中西方史学理论的交流与借鉴的阐释。自从人类的文明史形成之后，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就没有间断过，尽管清朝盲目自大、闭关锁国，但仍然没有隔断文化的交流。清朝灭亡之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各种文化思想也被带进来，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异彩纷呈也多半源于外国思潮的引入和搅动。尤其是梁启超、谭嗣同所倡导的维新运动，其实就是引进西方世界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Democracy和Science，民主与科学。这对当时的学术研究无疑打了一针强心剂，各种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蓬勃发展起来，并形成了不同的流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史学理论研究自然也受到这个时代特定环境的影响，与西方史学理论发生剧烈碰撞和交流。当时的社会思潮使研究者的思想进一步开放，更加容易接受新事物，因而能够做到对西方史学理论的有效阐发，并合理进行吸收和借鉴，也使得西方的一些先进的史学理论得到学习和传播。

再次，本著还关注史学理论的传承与发展。有传承才能有发展，这是任何一门学术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也是必然发展方向。作者探讨了关于史书体裁、体例总结，对古代史家史学思想的阐发，以及对传统考据精神、方法的继承和发扬等各方面的研究和借鉴。同时，作者重点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体系对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可谓重大而深远，从学术研究到政治格局，马克思主义都起着灵魂性的指导作用。中国近史学理论便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本著重点介绍了马克思史学理论产生的条件、理论贡献和巨大影响，还介绍了李大钊、瞿秋白等先驱者的重大功绩，以及何干之、翦伯赞等学者的成就，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科学性、创新性以及在今后的史学研究成为指导思想的必然趋势。直到现在，国内学者对史学的研究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指导，同时，也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思想在中国近代史学理论传承和创新中的作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研究，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指导下，兼容并蓄，对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进行继承、阐释和再创造。可以看出作者这部作品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和学术积累，是其长期研究成果的凝结。读者在领会近代史学理论的同时，也不禁会对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油然而生敬意。

史学思想论文范文第11篇

一、范文澜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

范文澜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与他经历的学术道路相关密切。范文澜早年在北大学习，师从于著名学者黄侃、刘师培等，走的是精研传统学术道路。被视为考证学派衣钵传人。范文澜北大毕业以后，曾经在北平、天津多所大学任教，讲授《文心雕龙》、《文史通义》、《史通》、中国上古史、中国文学史等课程，在此期间他还撰写了《文心雕龙注》、《文心雕龙讲疏》、《正史考略》、《诸子略义》、《群经概论》等著作，成为一位国学名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范文澜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抗战动员，他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组织抗战训练班宣传抗战革命思想，并撰写了一系列针对抗战时局的时评文章。随后，范文澜参加了新四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事抗日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被游击区同志誉为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范文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结合火热的革命斗争而逐步形成的，这与从书本上学马克思主义大不相同。1939 年，范文澜在河南确山竹沟镇期间，学习进步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前线战事紧张激烈，敌机到处轰炸，炮声隆隆，范文澜没有被这些所干扰，整日里一有时间就阅读手边的进步书籍。即使在饭馆里，他也手不释卷，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进步思想。他夜以继日地学习，孜孜不倦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夜间伏在小灯下，圈圈点点著作中的一些观点，通过刻苦学习，范文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获得了很大的提升。

1940 年，按照中央党组织的安排，范文澜从游击区来到延安。担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接受了主编一部中国通史的任务。范文澜于1941 年著成第一版(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这部著作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著作，范文澜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对以前所熟悉的传统文化经史典籍详细分析，运用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对历史进行从新认识，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获得更加深刻而独到的理解。

1940 年，根据上级领导指示，范文澜来到延安，先后担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在延安期间，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由于这一时期也是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思想重要形成时期，毛泽东在当时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重要文章，对于范文澜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有着很大的影响。1942 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反对危害党内的错误思想路线，同时，提出了正确的对于中国革命性质路线、方针、策略以及前途认识的新的思想。这些新的思想，对于范文澜都有着很深的影响，范文澜认真学习，仔细研究毛泽东思想理论，用心体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同时，范文澜准确把握这一基本经验，进一步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使自己的理论理论认识得到升华。另外，范文澜还运用发展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揭示总结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事物进行全面的研究，在行动和思想上坚决摒弃教条主义的恶劣作风以及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1941 年，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的《序》中，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开宗明义即强调要想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推动社会顺利地向一定目标前进，必须深入研究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通过了解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共同性和特殊性，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社会顺利地向前发展。1942 年，在中共中央学习组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古今中外法的讲话，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者党史研究的角度，提出了研究任何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一定历史条件下去研究，根据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过程去研究的基本方法。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正是出于全党整风运动期间，因此，对于在行动和思想上坚决破除教条主义的恶劣作风以及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都具有重要意义，是全党整风运动的重要的思想武器。范文澜对毛泽东关于古今中外法的讲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指出：毛泽东所提倡的古今中外法言简意赅，是辩证分析思想方法之精髓，是发展地、联系地、全面地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古今中外法，简洁、集中、明确地阐发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方法论，对如何贯彻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等理论，贯彻落实破除教条主义的恶劣作风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领和精华。范文澜到达延安之后，由于工作性质以及工作需要，直接接触和学习毛泽东思想以及马列主义理论。这使他更加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为编撰《中国通史简编》作出卓越的建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界出现了一些左的思潮。20 世纪50 年代初，范文澜接到一封读者来信，信中说中国三千年来，历朝历代统治者没有一个好东西，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过程中，坐江山的帝王都是坏蛋。对于这种观点，范文澜非常重视，他指出：评价历史人物应坚持历史主义原则。范文澜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历史评价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封建王朝及其统治者在历史上的作用，范文澜认为，应该以历史主义态度，充分肯定一些封建王朝的统治者，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客观分析历史人物。范文澜在一些重要的学术讨论会上接连发表讲话，严肃批评了史学界存在的抽象地宣读理论、脱离史实的不正学风。同时，范文澜还严厉批评了史学界当时流行的打倒帝王将相论范文澜指出，这些貌似革命的论调和表象，严重影响着人们对于历史的客观研究，对史学研究危害极大。

范文澜治学严谨，它不仅强烈反对抽象地宣读理论、脱离史实的不正学风，还在具体实践中认真把握这一理论。范文澜经常反省自我，对于自己从前的理论错误能够开展自我批评。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在思想上提高了认识，范文澜开始对《中国通史简编》(延安版)进行自我批评。并且重新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在新修订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范文澜成功运用了历史主义原则，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更加客观，能够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客观评价历史人物。如：范文澜在评价汉武帝的时候，能够对汉武帝的特殊功勋给与高度评价，称汉武帝是有特殊功勋的历史人物，同时，他也批评了汉武帝连年对匈奴用兵，导致国内各种矛盾都激化的错误。在评价唐太宗李世民时，范文澜从大局出发，高度评价了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上少见的明君，能够知人善任，是历史上最善于纳谏的皇帝，对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范文澜也批评了唐太宗取得巨大功业成就后，也滋长了享乐心和骄矜心。范文澜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客观真实，精到而富有新意。

三、20 世纪史学发展里程碑《中国通史简编》

史学思想论文范文第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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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020105）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高等数学（一）（00020）　 企业会计学（00055）

大学语文（04729）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劳动和社会保障（02023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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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020215）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工商企业管理（0202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高等数学（一）（00020）　 企业会计学（00055）

大学语文（04729）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会计（02020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财务管理学（00067）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高等数学（一）（00020）　 大学语文（04729）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市场营销（0202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高等数学（一）（00020）　 大学语文（04729）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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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公安管理（03040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餐饮管理（02011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学前教育（0401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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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00031）　 汉语言文学（05011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古代汉语（0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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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一体化工程（0803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高等数学（工专）（00022）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英语（一）（00012）　 计算机及应用（0807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数据结构导论（0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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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数据库及其应用（02120）

英语（一）（00012）　 计算机信息管理（0822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00342）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高等数学（工专）（00022）　 大学语文（04729）　 英语（一）（00012）

数据库及其应用（02120）

房屋建筑工程（0808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高等数学（工专）（00022）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护理学（1007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大学语文（04729）

心理健康教育（040109）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教育学（一）（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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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050436）　 设计概论（00688）　 设计美学 （04026）　 构成基础理论（10899）　 包装设计理论与实务（10900）　 服装设计（050402）　 服装美学（05336）　 中国服装史（10896） 　 服装材料学（03908）

旅游管理（020209）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旅游心理学（0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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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10080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中药化学（0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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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工专）（0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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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星期六（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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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020106）　 财务管理学（0006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英语（二）（00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经济学（020115）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英语（二）（00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会计（02020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英语（二）（00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市场营销（0202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企业会计学（00055）

英语（二）（00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企业财务管理（02021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英语（二）（00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工商企业管理（020202）　 财务管理学（0006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英语（二）（00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律师（0301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法律（03010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监所管理（03010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行政管理学（030302）　 财务管理学（0006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公安管理（0304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大学语文（04729）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餐饮管理（02011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教育学（0401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秘书学（05010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汉语言文学（050105）

唐诗研究（0907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英语（0502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新闻学（05030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劳动和社会保障（02023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物流管理（02022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英语（二）（0001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机电一体化工程（0803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工业工程（08220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计算机及应用

（080702）　 数据结构（02331）

数据库系统原理（0473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计算机网络（080709）

高等数学（工本）（0002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计算机信息管理（082208）　 数据结构导论（02142）

数据库系统原理（0473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计算机通信工程（080708）　 数据结构（02331）　 数据库系统原理（04735）

高等数学（工本）（0002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建筑工程（08080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护理学（1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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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林业生态环境工程与管理

（0906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数学教育（0701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一）（0201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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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力学（二）（0204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化学教育（070302）

化学史（1085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政治教育（040203）

现代西方社会思潮述评（1086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历史教育（060102）

历史教育学（0077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地理教育（070702）

人文地理学概论（0209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体育教育（040302）

体育教育理与方法（1087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生物教育（070402）

植物生理学（0266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英语教育（05020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汉语言文学教育（050113）　 中学作文教学（10878）　 唐诗研究（0907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中学语文教学法（04579）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心理健康教育（040110）

青少年心理学（0605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学校管理心理学（06180）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艺术设计（050437）　 现代艺术设计史（10885）　 CIS设计（10879）　 视觉流程设计（10884）　 设计心理学（04462）　 旅游管理（020210）　 旅游专业英语（06120）

导游业务（0019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广告学（0503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调查与分析（020121）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日语（050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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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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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对外汉语（05014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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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软件工程（080720）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0034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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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移动商务技术（080787）

高等数学（工本）（0002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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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嵌入式技术（080789）

高等数学（工本）（0002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史学思想论文范文第13篇

2015年10月内蒙古自考科目安排

专业代码及名称 10月17日上午 10月17日下午 10月18日上午 10月18日下午 不考外语加试课 000000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 07673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学 05828 自然科学基础（二） 00822 计算机文化基础 05829 金融(本) 020106 保险学原理 0007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4183 国际金融 00076 金融市场学 0007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线性代数（经管类） 04184 英语(二) 00015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1 经济管理(本) 020125 西方经济学 0013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电子商务基础及实务 0349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生产运作与管理 08920 英语(二) 00015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43财务管理 00803 工商企业管理(本) 0202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4183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0149 质量管理(一) 0015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线性代数（经管类） 04184 英语(二) 00015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1 会计(本) 020204 会计制度设计 0016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4183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0149 高级财务会计 00159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线性代数（经管类） 04184 英语(二) 00015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1财务报表分析(一) 00161 市场营销(本) 020208 国际商务谈判 00186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4183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0149 市场营销策划 0018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线性代数（经管类） 04184 英语(二) 00015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1国际市场营销学 00098 旅游管理(本) 0202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导游学概论 06123 客源国概况 0020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旅游景区管理 06153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1旅游企业投资与管理 00198 人力资源管理(本) 02021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工作分析 06092 劳动关系学 03325 基础会计学 0004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06093 英语(二) 00015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1管理思想史 06088 物流管理(本) 02022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4183物流企业财务管理 0537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线性代数（经管类） 04184 英语(二) 00015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43 公共事业管理(本) 020230 人力资源管理(一) 00147公共政策 00318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公共事业管理 03331 公共管理学 03335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管理信息系统 02382 劳动与社会保障(本) 020232 人力资源管理(一) 00147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劳动关系学 03325 劳动和社会保障法 0332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1 采购与供应管理(本) 02028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物流企业财务管理 0537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销售管理(本) 02031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014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43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1 法律(本) 030106 中国法律思想史 0026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公司法 00227票据法 00257西方法律思想史 00265 劳动法 00167保险法 0025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婚姻家庭法 05680 英语(二) 00015 社会工作与管理(本) 030203 个案社会工作 0028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社区社会工作 00281心理卫生与心理咨询 00284 人口社会学 0030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中国福利思想 00285 行政管理学(本) 030302 公共政策 00318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行政组织理论 00319 西方政治制度 00316中国文化概论 0032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中国行政史 00322 公安管理(本) 030401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警察伦理学 0036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犯罪学(一) 0023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大学语文 04729 英语(二) 00015公安决策学 00371涉外警务概论 00373 教育学(本) 040108 中外教育简史 0046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教育学原理 00469 比较教育 0047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课程与教学论 00467 小学教育(本) 040112 中外教育简史 00464小学语文教学研究 0332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小学数学教学研究 03330小学艺术教育 06230 比较教育 0047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课程与教学论 00467 汉语言文学(本) 050105 外国作家作品专题研究 0081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外国文学史 00540 语言课综合考试 05577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00539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中国文化概论 00321 语言学概论 00541英语(二) 00015 蒙古语言文学(本) 05010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美学(蒙) 05571 中国古代文学史(三) 00553民俗学与蒙古民俗(蒙) 05570 蒙古族方言学概论 0055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外国文学(蒙本科段) 04276 英语(本) 050201 高级英语 00600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现代语言学 00830英语科技文选 00836 语言与文化 0083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写作 00603 新闻学(本) 050305 传播学概论 0064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新闻摄影 00659 中国文化概论 0032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经济法概论 00244外国新闻事业史 00660 公共关系(本) 050309 公共政策 00318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现代媒体总论 03300 中国文化概论 00321国际公共关系 03295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环境艺术设计(本) 05041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装饰材料与构造 00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艺术概论 00504 视觉传达设计(本) 05043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广告策划 0063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生物科学(本) 070406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生物技术概论 06250 分子生物学 02087免疫学 05135 生物教育学 0208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进化生物学 02081 机电一体化工程(本) 08030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2197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02245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计算机软件基础(一) 0224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电厂热能动力工程(本) 080502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0219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热力发电厂 02266 锅炉燃烧设备 0226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工程热力学(二) 02258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本) 08060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2197计算机软件基础(二) 02365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高等数学(工本) 00023自动控制理论(二) 02306 电力系统分析 02310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发电厂动力部分 02311 计算机及应用(本) 0807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2197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 04747 高等数学(工本) 00023数据库系统原理 0473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C++程序设计 04737 英语(二) 00015 计算机网络(本) 080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 04747 高等数学(工本) 00023数据库系统原理 0473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通信概论 04742 计算机应用软件(本) 080762 计算机设备原理 0135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算法设计与分析 0134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建筑工程(本) 080806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2197混凝土结构设计 02440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流体力学 03347 计算机基础与程序设计 02275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建筑经济与企业管理 02447 道路与桥梁工程(本) 080807 道路勘测设计 02405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交通工程 00365 测量学 0011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道路建筑材料 06280 建筑学(本) 0808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建筑设计基本知识 06554 住宅建筑设计原理 0655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中外建筑史 06216 英语(二) 00015建筑构造 06563 营养、食品与健康(本) 08131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营养学（一） 05760 中医营养学 0576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流行病学 05757新型食品概论 05766 英语(二) 00015实用卫生统计学 05755 食品加工与检验(本) 081313 乳品加工工艺 0327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食品卫生与安全 09005 食品工程 0326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肉类食品生产工艺 03270 交通（铁路）运输(本) 081711 路基路面工程 02407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交通运输经济法规 07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隧道工程 06081 英语(二) 00015桥梁工程 02409 铁路运输(本) 08172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铁路运输能力计算 07115 交通运输经济法规 07111 线性代数 0219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汽车服务工程(本) 08223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汽车节能技术 06895 汽车运用工程 06898汽车智能化检测技术 0689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汽车鉴定与评估 04444 英语(二) 00015汽车维修工程 04447 农学(本) 090102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农业推广学 02678 田间试验与统计方法 0267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作物栽培学(一) 00130 园林(本) 0901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园林景观设计 07902 园林测量 0789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园林植物遗传育种 07894 畜牧兽医(本) 090403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经济动物生产学 06775 农业推广学 02678 动物遗传育种学 0279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家畜饲养管理学 02797 护理学(本) 100702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护理管理学 03006外科护理学(二) 0320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精神障碍护理学 0300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老年护理学 04435 英语(二) 00015社区护理学(一) 03004妇产科护理学(二) 03010 药学(本) 100805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有机化学(五) 05522 分子生物学 02087 物理化学(二) 0205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会计(专) 020203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09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065 基础会计学 00041中级财务会计 00155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大学语文 04729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43企业管理概论 00144 旅游管理(专) 0202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09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饭店餐饮管理 00201 饭店前厅与客房管理 0020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大学语文 04729 英语(一) 00012内蒙古民俗 05587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 02023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就业与培训 03314 公文写作与处理 00341 工伤保险 03319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 医疗与生育保险 03318 法律(专) 03011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宪法学 05679 刑法学 00245 刑事诉讼法学 00260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大学语文 04729 经济法概论 00244 行政管理(专) 030301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人力资源管理(一) 00147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现代管理学 00107公文写作与处理 00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大学语文 04729 英语(一) 00012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43工商行政管理学概论 00108企业管理概论 00144 公安管理(专) 03040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宪法学 05679 刑法学 00245 刑事诉讼法学 00260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 刑事侦查学 00358 学前教育(专) 040101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幼儿园课程 0039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学前儿童数学教育 00388 学前儿童美术教育 0039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大学语文 04729 英语(一) 00012学前儿童科学教育 00390 小学教育(专) 040103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小学教育心理学 00407 小学数学教学论 00411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大学语文 04729 英语(一) 00012数论初步 00418 汉语言文学(专) 050114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现代汉语 00535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00530 外国文学作品选 0053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 英语(一) 00012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00533 蒙古语言文学(专) 050115 蒙语写作 00548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文学概论(二) 00542汉语文 00549 蒙古族古代文学 00545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 语言学概论(蒙) 05572 英语(专) 050207 英语阅读(二) 0059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综合英语(二) 0079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大学语文 04729 综合英语(一) 00794 公共关系(专) 050303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传播学概论 00642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现代管理学 00107 公共关系策划 00645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大学语文 04729 英语(一) 00012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43 新闻学(专) 05030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00530新闻心理学 00657 中国新闻事业史 00653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大学语文 04729 英语(一) 00012 视觉传达设计(专) 0504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设计概论 00688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大学语文 04729 机电一体化工程(专) 0803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高等数学(工专) 00022 机械设计基础 02185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大学语文 04729 英语(一) 00012电工技术基础 02232 房屋建筑工程(专) 080801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工程力学(二) 0239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高等数学(工专) 00022 土木工程制图 0238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大学语文 04729 建筑工程定额与预算 00170 交通运输(专) 081701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高等数学(工专) 0002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大学语文 04729运输市场营销 07269 英语(一) 00012运行组织 02570 铁道工程(专) 081705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铁路桥梁 05592 高等数学(工专) 00022新技术混凝土结构 0693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运输市场营销 07269 铁路现代企业制度基础 07141 机车车辆(专) 081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铁道机械设计基础 06354 高等数学(工专) 00022计算机在机车车辆中的应用 0714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机车构造原理 06357运输市场营销 07269 铁路现代企业制度基础 07141 畜牧兽医(专) 090414 兽医学 0171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家畜解剖及组织胚胎学 0276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牧场设计与管理 08771 兽医药理学 02787 护理学(专) 100701 病理学 0290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药理学(一) 02903护理伦理学 02996 医学心理学 02113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大学语文 04729 英语(一) 00012外科护理学(一) 03001妇产科护理学(一) 03002说明:

本表第一栏“不考公共外语顶替课程”为各本科专业的考生可从中选三门课程顶替所报专业中的“英语（二）”及英语本科中的“第二外语”，各专科专业的考生可从中选两门课程顶替所报专业中的“英语（一）”。

垂询电话0471-3261107。

专业 课程及代码 使用教材 不考公共外语顶替课程使用教材 05830　公民道德与修养 新伦理学教程（第二版） 05828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学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02126　应用文写作 应用文写作 0767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第二版） 00822　自然科学基础（二） 自然科学基础 05827　内蒙古民俗与文化 内蒙古民俗概要 05829　计算机文化基础 大学计算机应用基础（第一至五章）

史学思想论文范文第14篇

②michaelkammen(ed),thepastbeforeus:contemporaryhistoricalwritingintheunitestat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0,p.337.franklinl·baumer,moderneuropeanthought:continuityandchangeinidea,1600—1950,macmillanpublishingco.,inc.1977,pp.7-8.

③dominicklacapraandsrtevenl.kaplan(eds),moderneuropeanintellectualhistory:reappraisalsandnewperspectives,　 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2,p.14.

④prestonking(ed),thehistoryofideas:anintroductiontomethod,croomhelm,1983,p.8.

⑤此书(thegreatchainofbeing———astudyofthehistorfanidea)已被译成中文,名为《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然后,历史学家便对这几位思想家进行比较,不管他们是否关心同一理论抽象层次的问题。他们的相似之处或“共同观念”都被当作历史延续性的表现;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则被看成是历史变化或发展。政治思想史因而变成了一些基本观念的历史,并被归结为一种单一的、发生在高度抽象层次的历史。①同时,在历史学家对思想史的解释中还隐含着这样的意义,政治理论仅仅充任着在事后赋予政治行为合理性的作用。因此,对经典文本理论的研究将能够解答政治行动和政治思想史上的很多问题。这里,涉及到政治理论或观念与政治行动的关系问题,是先有政治观念还是先有政治行动。英国历史学家纳米尔认为,政治行为只是在其行为之后才被政治观念和政治理论赋予其合法性,或作了论证。并且伟大的经典文本是那个时代影响最大并在人类思想史的演进过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文本,只有理解了它,才能够很好的理解历史上的那些思想和观念。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英国,一些历史学家当然主要是思想史家开始挑战这一占据主导性的传统观点。以剑桥大学的思想史家波科克为先导,斯金纳和达恩继之。经过他们的努力,终于把剑桥大学发展成为新的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阵地,他们也在学术界被称为剑桥学派或历史语境主义。 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首先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否经典思想家们所表达的那些概念其意义总是固定不变的,就像洛维乔易所称的“观念的单元”。对此,剑桥学派认为,没有脱离语境的无时间限制的真理的存在,包括那些“伟大的”经典文本也并不存在无时间限制的绝对真理。因此,必须从产生经典文本的社会和知识背景下研究这些思想。剑桥学派认为,思考政治理论不仅仅是去研究公认的经典文本,还应在更宽广的范围探究每个社会都在谈论的不断变化的政治语言。只有置于这种大背景下,或不同的语境下,才能更好的理解这些思想。由此,反思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其明显的缺陷就是其研究方法是非历史性的。波科克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首先,思想家变成了一个个孤立个体,被从他们所属的具体社会中分离出来,好像他们身处一切时代,在对一切时代的人发议论;他们的作品也被置于其特殊的体现。再者,传统历史学家往往以哲学的方法去分析政治作品,把它们放在一种作者与过去的读者都可能未曾达到的抽象层次去研究,强加给它们一种它们实际上并未获得的逻辑连贯性。这样做,从哲学的角度看是无可非议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很成问题。因为当历史学家以这种方式去研究政治作品时,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作品在过去曾经经历过的,不如说是他自己在现在所能找到的东西。他因为热衷于找出作品中最大理论连贯性,往往添加给作者一些明确的意图,或把作者说成在做一些在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做的事。此外,把所有作品都当作政治哲学来对待,就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思想实际上可以在许多层次发生(从实际鼓励到哲学思辨)。也就是说,政治讨论可以为哲学性的,也可以为雄辩性的。即使历史学家要加以哲学式分析的作品恰好是高度哲理性的,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他的做法是历史性的。因为他提出的问题(更不用说解答)不是真正历史的问题, 诸如这一作品如何在历史中产生,如何置身于历史;或作者为什么要写它,以及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去写它,等等。”②斯金纳指出,如果我们作为政治思想的研究者继续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那些以他们的任何同时代人都难以匹敌的那种抽象知识水平来讨论政治生活问题的人身上,我们怎么可能希望实现这种对历史的理解。因此,“我对传统的‘拘泥书本’的方法感到不满意的一点是:虽然这种方法的倡导者往往自称是撰写政治理论史的,但他们却很少能提供给我们真正的历史。”③ 我们是否能够得到一部真正的历史?在斯金纳看来,我们不是要得到真正的历史,而是要得到具有历史性质的政治理论史。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对前者来说,这是一个历史学的元问题;而对后者来说,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为此,剑桥学派的学者们创造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对待历史文本的研究和解释的特殊方式。（注释：①②　张执中:《从哲学方法到历史方法》,《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　③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页。）具体而言,“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即经典作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①具体而言,即着重探讨在这些时代所出现的词汇,因为,“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的最明确的迹象是:一套新的词汇开始出现,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②同时,“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语言……就等于把握了在该时代人们理解特定政治言论的方式方法。”因为,“从历史角度来看,‘政治语言’是该特定‘时代’(一个时代可持续两年到一千年不等)内人们用以表述对政治生活看法的语言”。这样,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找寻这种规定思想含义的“政治语言”或“含义的语言”的结构。研究重点应放在分析“语言,而不是运用这套语言的个人”上。于是,“‘思想的历史’便让位于语言、语汇、范式等思想单位的历史。剖析某个特定的思想家,可从构成其时代的特殊语言体系入手,进而发现他的真实的言论、动机和表述的结果”。③同时,“历史学家需要去懂得话语变化的历史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直线式的连续,在这一过程中,新的话语模式克服和代替了旧的话语模式,相反,而是表现为一种复杂的语言,并抵抗着话语模式的转换。”④因此,斯金纳等人认为,越把文本看作为在更宽广的政治话语中的基本内容,它的内容随着变化的场景而变化,我们的研究也就越能把握住其主旨。由此,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他们把注意力从只关注经典文本,或思想的连续性转移到了语境。⑤ 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或思想观念演进的连续性和断裂的问题。注重对语境的关注实际上是在考察思想的演进中看到了断裂和差异。这种断裂体现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思想出现,而思想家们关注的重点也有所不同。如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期间,思想家们谈论的是共和,而在19世纪,像托克维尔这样的思想家则重视民主与自由。因此,思想的演进在发展中呈现出其不同的特质,这就是历史的断裂。不仅如此,即使谈论同样的内容,由于处在不同的时代,思想家们也会对那些看似相同的内容进行增添和删减。即在不同的语境下其定义和含义或意旨已完全不同。斯金纳在研究马西利乌斯的权力分立理论时发现,当时的“分权”与两个世纪之后所流行的分权话题完全不同。后人在研究分权理论时不能将两种不同的“分权”概念相提并论。斯金纳通过建构马西利乌斯的观念形成的语境,证明了他不是权力分权理论的创始者。所以,剑桥学派的代表者都不赞同洛维乔易关于“观念的单元”的观点,认为那只是看到了历史的连续性,是用抽象出的“观念的单元”来体现和印证思想史发展的连续性。

写到这里,想起英国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梅尔茨的话,他说:思想变化积淀在时代的改变了的语言和文体之中,新的观念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出现,以及怎样用特殊的词语即术语来加以固定和规定。⑥他还说,思想的传递在从一代人向另一代人进行时,通过所改变了的语词和说话的方式,当然语词本身也许不算什么,但如果将这些语词放在一定的语境下来看,我们即可看出其所包含的意义的变化。 运用历史语境研究方法还有另一层意义,即对“伟大的”经典文本或思想家的定位。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是否除了“伟大”的思想家之外就别无选择,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哪些思想家真正体现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思想,在剑桥学派看来,一些“二流”的思想家才真正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主要的思想。因此,斯金纳及其剑桥学派“试图写一部以意识形态史而不是以经典著作为中心的历史”。⑦（注释：①②⑦　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4页。

③转引自满云龙《思想·意识形态·语言———共和修正派与美国思想史学》,载黄安年等主编《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10—111页。　④j.g.a.pocock,politics,language,andtime,theuniversityofchicagepress,1989,preface,pp.4—5. 　⑤normanj.wilson,historyincrisis?recentdirectionsinhistoriography,prenticehall,1999,pp.75-76.

⑥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9页。） 在语境的思想史研究中,从方法论上来讲,他们更注重“历史”的研究方法,考察语境即是要在历史的状态下进行研究。在人类思想演进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政治观念随着话语的变化而变化着,如同地球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地质地层一样,思想史上的观念也是如此。斯金纳指出,思想史的一些概念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被重新定义,形成了层次分明的思想分隔。因此,思想史家要像考古学家那样去工作,挖掘出已经埋葬的思想瑰宝,仔细分辨其细微的不同。斯金纳说:在我看来,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我们一直承继着既往的理论,但并不一定真正理解它。如果还存在着一种方法———也许是唯一的方法———能增进我们的理解的话,那就是要追溯到历史的转折点,在此,思考政治的方式得到了最初的明确表达和发展。这样,我们将能够看到至今一直援用的概念在最初是如何被定义的,它被用于什么目的,而又支持强化着对公共权力的什么观念。这反过来能使我们对现在不甚理解的一系列概念有了清晰的理解。总之,如果我们不仅想要弄懂这些概念,而且还想理解我们现在的道德和政治世界的很多类似情况的话,就需要成为思想史家。①这里,他不仅阐述了思想史研究的意义,还提出了研究思想史的方法,即历史的研究方法。达恩在研究洛克的个案中也运用了这种历史的方法。他说,“根据历史的方法,它意味着对洛克正在谈论什么的解释,而不是他明确所写和我们能在二十世纪的观念的映射下很明确显示的一种观念。更准确一点地说,我试图去做的是解释存在于洛克政府论中的中心观点。我不是去批评这种观点,也特别不是去扩展那些不适合洛克中心观点的那些主题,以此来解决当代政治理论的很多迷惑。”②他所要做的,就是去解释为什么这是洛克在政府论中的所说,所写,和所公开显明的观点。 在语境方法下对思想史的考察,其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更为准确地复原在历史上的思想历程,而不为后人的主导性观念和解释所迷惑,剥掉覆盖在思想本原上面的重重叠加,直指思想的本原所在。同时,在更宽广的语境下也更清晰地看到思想家们为什么会提出了这些思想,而不能提出另一种思想,他们改变了原先的什么,从而发展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选择,选择这样的理论,选择这样的表达来思考现实,预见未来。斯金纳说道:“思想史家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久远的价值观念如何凸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中,和我们今天思考这些价值观念的方式,反思在相异的可能状态下不同的时间中我们所作出的一系列选择。这种理解能够有助于我们从对这些价值观念的主导性解释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有助于对它们的重新理解。带着更宽广的可能性的观念,我们将远离我们所承继的思维定式,在所要求的新的精神下,我们叩问自己,我们将思考它们些什么。”③ 与此同时,斯金纳所强调的这种研究方法还能够对政治观念或政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好的解释。在政治原则或者政治观念与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英国历史学家纳米尔认为,政治行动从未完全由赋予其合理性的原则所推动,政治理论仅仅是在政治行动之后去赋予其合理性。而剑桥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则用历史学家阿克顿的话来进行批评,观念常常是公共事件的原因而非结果。斯金纳更进一步指出:“对政治行为的解释主要取决于政治思想和原则的研究,如果不提到政治思想和原则,就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解释。”④“倘若政治思想史今后主要作为意识形态史来写,其后果之一可能是增进对于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联系的理解。因为情况似乎是:在重新发现任何特定的行为者可以用来描绘他的政治行为的规范词汇的同时,我们还指出了他的行为本身所受的约束之一。这就表明:为了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个行为者要采取他实际采取的行动,我们必须略微涉及这种词汇,因为显然这是他的行动的决定因素之一。这反过来又表明,倘若此后我们所撰写的历史集中于这种词汇的研究,我们就有可能说明在哪些具体方面,政治行为的解释取决于政治思想的研究。”⑤（注释：①③　quentinskinner,libertybeforeliberali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1,pp.109-110,116-117.

②johndunn,thepoliticalthoughtofjohnlocke,ix,cambridypress,1969.　④⑤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6—7页。） 三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的一批历史学家不满意于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历史研究的方法,出现了心态史研究,注重对个人、群体所具有的不同心态的研究,并使心态史研究成为第三代年鉴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些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菲力普·阿里埃斯的《儿童的世纪》,主要考察儿童观念的形成;阿尔方斯·迪皮戎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专门研究“无意识态度”,如研究“”的观念,在研究中,他使用了“集体意识”这样的概念。另一位代表性代表人物罗贝尔·芒德鲁发表了《近代法国导论———历史心理学论文集1500———1640》,书中增加了身体、情感和心态等内容。此后,他继续研究17世纪的大众文化,出版了《17世纪法国的法官和巫师———一种历史心理学的分析》一书。通过考察以巫师为象征而表现出的正常与不正常的社会观念,芒德鲁揭示了社会心态的变化过程。著名历史学家勒高夫也着重研究心态史,1960年,他发表了“教会的时间和商人的时间”一文,分析了时间观念的演变,社会是如何从早已形成的“教会时间”向“商人时间”转变的,这种转变也反映了人们心态的变化。1981年他还出版了《炼狱观念的的诞生》一书,探讨人在死后对其描写的变化的历史。书中,他使用了诸如“心态结构”、“思想习惯”和“心智装置”等概念,开拓和深化了心态史的研究。另一位历史学家乔治·迪比原先一直研究中世纪经济社会史,60年代后转向心态史。他的代表性著作《三个世界》探讨了在社会变化过程中物质层面和心态层面之间的关系,重点研究“历史观念”、“文化的再生产”以及“社会表象”。①（注释：①关于这一时期法国历史学家的史学成就详见peterburk,thefrenchhistoricalrevolution———theannalsschool1929—19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0.） 时至20世纪80年代,在60年代所出现的符号学,特别是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在给历史学家提供新的视野的基础之上,由福柯和德里达将之进一步发展成为后结构主义,即通常我们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在后现代的理论指导下,历史学家把心态史研究推进到了被称为“语言转向”或者“文化转向”的新社会文化史研究。 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对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在研究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直接改变了思想史研究的面貌。首先,新社会文化史在研究的范围上进一步扩大了思想史研究的范围。以前思想史研究仅仅关注于经典思想家的思想,即使不是伟大的经典思想家的思想,也是研究一种观念。现在,心态史研究突破了这一局限,重点研究人特别是普通人的心理、心智和情感、态度、意见等一系列内容,心态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结构。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社会中的很多象征都是人创造的,这些存在物又反过来再生产着社会;它体现着人们一定的价值观念,而同时,这些价值观念又不断影响着许多人,甚至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这样,原来以所谓的“经典著作”作为自己的研究文本,而现在,文本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观念和能够体现这些观念的一切创造物都被看作为文本,并要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中来解读其意义。第三,他们研究的对象再也不是传统思想史所研究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而是普通人的观念。这些普通人的思想观念犹如一条大河的河床更能体现和反映着社会既已存在的观念系统、价值取向,和最为基本的内容和最为底层的存在。第四,在对普通人的思想的研究过程中,既重视人的理性的思想观念的存在和表达,同样也重视在社会中的流行的观念和非理性的思想观念。而对这种非理性思想观念的研究突破了原来思想史研究的限制,大大拓展了思想史研究的内容。第五,心态史的研究更多地借用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普通人以什么方式制造或者建构世界的意义,他们如何以他们的观念来组织世界,并在他们的行为中得以体现。很明显,这种研究方法与那种只研究哲学家或者思想家的思想史研究完全不同,他们把这一研究方法概括为思想史的“高”与“低”的研究。“高”为社会中的上层群体的思想观念,现在则开始向下看,研究下层人民这种“低”的思想观念。并且,研究思想观念从“高”到“低”的传递发展过程。他们还更进一步的注意到,很多思想观念并非仅仅分为“高”和“低”,而是混和与交叉的。这样,这一研究方法就突破了原先的研究框架。 在新文化史的研究中,有三个个案值得关注。一是意大利历史学家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苴虫》,研究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作为一个磨坊主,他怎么会形成了这样的观念。第二本书为拉杜里的《蒙塔尤》,作者在人类文化学的意义上来具体考察了一个村庄人们的各种文化或观念。这种从浅入深的文化研究被作者称之为“蒙塔尤考古”,这些观念包括时空观念、社会意识、宗教和伦理以及民俗和鬼魂等。①第三为达恩登的《猫的大屠杀》,作者在序言中写道:本书将考察十八世纪法国人的思想方式,试图不仅去显示他们想些什么,而且要考察他们是如何思考的,以及他们如何构建世界,赋予其意义,注入其情感,这种考察就是深入到普通法国人的心态。②与通常文化史着重研究上层文化不同,达恩顿通过吸收人类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着重研究了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对下层人民的传播,或者说下层人民是如何接受了启蒙思想家的思想的。通过研究,他得出了高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之间不同的结论。 从思想史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新文化史的兴起为思想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所以,法国历史学家夏蒂埃对传统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提出疑问,他说道,是思想史还是文化史。③美国历史学家凯利认为文化史是思想史的外层,而思想史是文化史的内层。④ 受新文化史的影响,历史学家吸收了思想史研究或文化史研究的方法,不仅研究普通人们的观念,还在更为宽广的范围内侧重于研究思想或观念如何成为社会如政府、其它组织机构等公共部门的认同,或为社会所接受,成为那个既定社会运转的基础,并且这些观念反过来又如何建构着社会的内容。这一种研究方法更多地把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在一起,借用一句流行的术语,可称为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 面对新社会文化史的冲击,历史学家达恩顿指出,原先所定义的思想史和当代所称谓的新社会史之间的关系尚有待研究,在历史学界,社会史已经对思想史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这种挑战已经在很多方面显示了出来。有材料显示,思想史的课程正在减少,社会史的课程在增加,同时思想史研究走向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取向已经非常明显。因此,达恩顿不无感叹地说,在过去很多年间,思想史已经渐失昔日的风采,开始变得落魄了。⑤尽管如此,但这并不表明思想史的研究在衰落。恰恰相反,新社会文化史的这种新挑战实际上开拓了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更加丰富和发展了思想史的研究,也更加增添了思想史研究的魅力。很多新的并且富有极大影响力的成果的面世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注释：①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②robertdarnton,thegreatcatmassacre:andotherepisodesinfrenchculturalhistory,pengiunbooks,2001,p.3

③dominicklacapraandsrtevenl.kaplan(eds),moderneuropeanintellectualhistory:reappraisalsandnewperspectiv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2,p.13.

史学思想论文范文第15篇

一、开拓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

中国现代经济学不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中“内生”出来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早期移植西方经济学及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近代留学生群体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其学术思想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独特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缺乏对近代留学生群体经济思想的系统深入研究，留学生经济学学术成就迄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该书以中同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为切入点研究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思想，重点研究留学生博士论文对经济学的贡献。作者论述了留学生博士论文在理论经济学、财政理论、金融理论、农业经济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工商管理理论、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方面的学术贡献，是一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开拓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

二、挖掘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史料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学科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该学科一百多年来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是运用中文文献资料，外文文献资料少有运用，存在文献收罗不足的问题，导致中同近代经济思想特别是民国经济思想没有得到充分挖掘，许多经济思想没有系统加以研究。比如民国时期的刘大中、蒋硕杰、林霖、何廉和方显廷等的经济思想都没有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甚至没有列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既要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创新，也要有史料的新发现。作者利用从欧美各国收集到的英文、法文及德文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近代留学生在欧美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两方学者在欧美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等，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变迁，其中大多数资料是第一手资料且第一次运用。

三、提出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