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研论文范文
教研论文范文第1篇
但是，与阅读教学一样，作文教学并没有因此扭转效率低的被动局面。如果把阅读与写作比作语文教学的两条腿，尽管阅读这条腿还远非人们期望的那样健壮，而作文这条腿较之“阅读”明显短了一截！其原因值得认真研究。
任何一种教育研究都应该具有三个层面：一是理论研究，即用一定的哲学原理来阐述和规定某一种教育的本质、规律和目的等；二是教育原则研究，即运用理论研究成果来确定此一处教育的内容，基本要求，指导性原则，检测标准等；三是教育（教学）方法研究，用以规范实施上述要求、原则的具体操作方法、操作程序等。这三个层面的研究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相辅相成。
反观作文教学研究现状，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作文教学研究的哲学基础层面，理论研究的队伍小，研究成果也缺乏深厚的理论内涵，有的论文仅是某一时期迎合某一热点话题的即兴之作。因而很难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这必然影响教育原则研究的理论层面。公正地说，这十几年来，作文教育原则的研究是有成绩的，如语文教学大纲、教材的不断修订和完善；作文检测标准的改进等都表明作文教学研究的成绩。但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作文教学改革的成绩仍不尽人意，例如，比较符合汉语语言特点的统编作文教材至今没有问世；试图通过对内容、语言、结构三种独立成分的“分项累计”或“分项综合”而试行的作文质量检测标准，效果仍不理想；有一些经过试点并逐步推广，长期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先进经验至今仍属于“民间行为”，教育主管部门显得过分谨慎，因而推广不力，难以大面积丰收。最活跃的当推操作性很强的教学方法研究。广大语文教师对作文教学落后局面有切身感受，于是在教学实践中摸索前进，大胆改革。有的提倡学生多写多练，有的指导学生办手抄报，有的坚持课前五分钟讲话，有的鼓励学生对教师批改写“读后小记”，有的规定学生写日记、周记、读书笔记……内容十分丰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写作兴趣和写作能力。但这些仅仅是少数教师的个体行为，难以形成作文教学改革的“大气候”。
作文教学研究中存在的整体结构上的涣散，成果推广上的不力，经验总结上的不深，是导致作文教学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定的教学理论指导着一定的教学实践，理论研究中的某种先天不足，势必导致实践中的某种失衡或失误，作文教学中实际存在的“四重四轻”就是这种失衡或失误的表现。
一、重形式、轻内容。作文教学的任务之一，是要解决“写什么”和“怎样写”两个问题，即内容与形式问题。作文教学现状是，大部分教师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指导学生“怎样写”上。审题立意、布局谋篇、遣词造句、过渡照应、开头结尾等等都要详细讲，反复讲；学生则认真练，反复练。但效果往往不佳，因为它喧宾夺主、本末倒置了。叶圣陶先生在《作文论》中指出：“我们不能只思索作文的法度、技术等等问题，而不去管文字的原料——思想情感等等问题。”他还在《语文教育书简》中指出：“通过写作关，大概须在思想认识方面多下功夫，思想认识是文章的质料。”张志公先生在《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一书中指出：“前人在作文训练中很注意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发展学生的思考能力。这种经验，显然是值得重视的。”这里的质料（思想认识），原料（思想情感），写作兴趣，思考能力等等，我们不是没有注意，而是缺乏足够重视，或者说重视的程度不到位。作文是人写的，但我们的教学研究和教学实践，往往比较注意作文本身，而忽视写作文的学生，把作文教学引向传授知识、技巧的死胡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
二、重批改，轻指导。批改也是指导。新大纲规定，作文评改可以采用详细评改、浏览检查等多种方式，使教师得以从“精批细改”的重压下喘息片刻。但问题并没有因此解决。教师之所以“业至辛勤”地批改作文，除了责任心之外，更多的是为了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挑剔性的检查。教师积极改进批改方法，本意是想提高作文指导的效率，正因为这样，学生作文本上“朱笔留痕”可能少了，某些病句、错别字可能漏过了，忽略了。这能得到领导和家长的理解和首肯吗？显然，这里的“重批改”对于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涵义，纠正的关键在于上下左右要达成共识。
我说的作文指导，并不等同于所谓“作文教学的三道程序”（作文指导——作文批改——作文讲评）。因为作文教学的内容远非这三道程序所能涵盖的。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种“三道程序”说使“诗外”的东西如观察、积累、情感、兴趣等等统统不见了。那么说成“作文课”的三道程序行不行？还是不行，因为无论是命题、批改、批评都是在指导。虽然不同阶段的指导各有其侧重和特点，但谁也否认不了批改、讲评都是指导这个事实。朱绍禹先生在《作文教学过程试探》中把它称作“作文前指导、作文中指导、作文后指导”这样说比较准确、科学。这不是在搞文字游戏而是为了科学地界定作文教学的内涵和外延，更充分地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三、重灌输、轻反馈。“写作的根源是发表的欲望”（叶圣陶《论写作教学》），在现行的作文指导中，教师是学生作文的第一读者，拥有评价的特权。但由于时间、精力乃至情绪、审美情趣等因素的影响，教师很难对学生作文中所反映的思想、情感、语言、结构技巧等方面作出全面公正的评价。因此有人提出“真正的反馈，一定要避免评价，避免灌输”。教师应该把“自己应该完成的反馈和评价的任务大量地交给学生去做”（美·约翰·梅尔《对学生作文尽量少作评价》）。这就需要变重灌输为重反馈，变单项反馈为多向反馈，努力扩大读者源，满足学生的发表欲望。这方面工作，其实同行们多有尝试，效果也非常好。如让学生分组讨论修改；或誊写一两篇作文挂在黑板上集中讨论修改；或张贴优秀习作供学生揣摩、借鉴；或让学生办“手抄报”展览评比；或编印《作文选》让作品“发表”等等。问题是其中一部分尚处于自发阶段，未上升到理性的认识。
此外，还要特别注意“差生”作文中反馈出来的点滴进步，对其“进步”应及时予以鼓励诱导，爱护其积极性，而不应求全责备。叶圣陶在《语文教育书简》中曾明确指出：“批改不是挑剔，要多鼓励，多指出优点。”对“差生”更应如此。
四、重课内，轻课外。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现状是“说起来清楚，做起来糊涂”。比如人人都知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实际上教师又不把注意力集中在引导学生找米、积米上。他们不管学生有没有东西，只管大讲如何选料、配料、掌握火候，讲究色香味等等。这有什么作用呢？与其这样，不如先设法使其“库存”充实起来。培养一个“巧妇”谈何容易，何况作文教学的目的不是培养文学家。“胜义精言，世间本没有许多”（叶圣陶《论作文教学》）。即如我们这些为人师者，也常有眼高手低之感，又何必苛求于学生呢？
课堂教学，系统的课本知识学习，是学生打基础、长知识、增才干的重要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我们还更应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方法组织学生走向社会大课堂去接触社会，体验人生；组织课外兴趣小组，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上学期我校组织两位青年教师（均为宁夏作协会员）分别搞了“小说创作”和“诗歌创作”讲座，学生很感兴趣，把一个可容纳200多人的大会议室挤得水泄不通，连走廊都挤满了人。学校领导、语文教师去迟了也只能站在窗外。学生的这种热情，不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吗？
教研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教育理论教育研究教育批判教育实践多维综合
中国分类号：C4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60（2003）02－0002－09
值新世纪之际，反思教育理论，洞见教育理论研究的明天，日益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每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思考着教育理论的未来形态及教育理论研究的走向。对世纪的中国教育理论研究会体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它应该关注什么？应该朝什么样的方向去努力？下文展示的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考。
一、走向教育理论自身的批判
着眼于批判，于理论自身的反思与评判中增强理论研究的自我意识和活力。
（一）批判之必要
人们常说，中国正处于一种社会转型期。所谓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既然转型意味着对传统社会路向的偏离，那么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就应该一刻也不放松对旧有传统的批判。社会转型的过程，也就是文化更新的过程，传统的文化心理、思维定势、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倘若得不到改造，转型的过程便永远不会完成，现代社会也永远不会到来。教育理论研究也是如此。如果不能以一种冷峻的目光审视已有的教育理论研究，正视教育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弊端，那么，教育理论自身就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自身也就少了一份更新的基础，少了重新建构的可能性。
从理论的一般发展逻辑上看，批判也是理论成长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比如，没有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哲学本身的发展就会大受制约。这里说的批判精神，就是对过去各个范畴重新衡量和估价，也就是对那些未经追究的范畴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与效用。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的前提的，它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意义。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开启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权威是宗教、自然观、社会还是国家制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这种批判精神给予理论研究以很大影响，催生着新理论的萌生。
教育理论研究少批判之风，少反思之风，已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它既没有文学的唇枪舌剑，也没有哲学的究根追底；既没有科学的反求诸己，也没有文化学、社会学的自我批判。它常常是以一种波澜不惊、四平八稳的形态向前运行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点是根本性的，那就是教育自身往往倾向于构成一种保守、封闭的体系，作为以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教育研究者，也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这种保守、封闭的罗网，而无开放的胸怀，也就少自身的深刻反思与探究，拒斥彻底的批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批判对理论的研究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一是监督，通过透视教育理论研究的运行情况，提示着理论研究依循原有预定的路向前进，使理论发挥其自身应有的功能；二是规范，及时捕捉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使研究过程、研究方式甚至理论成果的表达形式规范化；三是引导，通过对理论研究的评析，辨识研究的未来发展前景及形态，使研究适时转型、变化；四是重构，“不破不立”，批判所担负的并不仅仅是解构的功能，而且也承担着重新去“结构”的角色，正是在批判之中，理论的新形态得以生成。教育理论研究中少了批判，多了“共鸣”；少了彼此间的对立，多了一团和气和自说自话，其后果是许多研究陷于低水平的重复，理论上一片沉寂，缺少新的生长点，同时研究缺少应有的规范。
（二）批判之含义
这里我们要认识到批判绝不仅限于否定、批评，它是与分析、评判、甄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批判既有反思的意味，也有建构的功用。理论在着眼于自身批判的同时，也正是于深刻的自我反思中寻求着建构的路径。就此而言，批判至少意味着下列几个方面：
批判意味着距离：对这样的距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从批判的立场上来看，批判总意味着与批判对象的不一致，如果两者完全趋同了，也就没有了批判存留的必要与可能；第二，从批判所处的角度来看，批判总意味着中立与客观，站在一定的旁观者的角度来分析被批判对象，角色的任意调整，都有可能使批判的立场颠倒或转换。正是由于这种距离，使得批判显得冷峻与不尽“人情”。就拿教育政策的批判来说，它几乎是西方发达国家都非常关注的领域，在这种批判中，教育研究者既要看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又要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政策与教育理论研究之间存在的张力。这种张力既体现了研究者自身的独立性，也体现了教育理论研究的独到价值。换句话说，教育理论研究之所以对教育政策、决策有所助益，正是在于你首先是一个研究者，你的立场、观点、角度是与决策者不同的，你的价值也正体现在这儿。没有认识到这点，你的研究也就在决策者心目中失去了光彩。
批判意味着究本溯源：批判不是在表面上看问题，不是认同和首肯所呈现的种种结论，而是对各种各样的事物做前提上的探寻与思索，分析其前提存在的合理性及依据的确当性。它常常表现出一种穷追不舍的态度与精神，有一种“吹尽黄沙”的执着。正是这种追本溯源，使得研究更具理性，认识日趋合理。
批判意味着重新衡量和估价：批判常是与对历史的反思、对既有事物的重新甄别和评判结合在一起的。它对那些既定的标准进行再审视，为事物的分析提供新的坐标与标尺；为历史的演进进行“盘点”，对历史作出重新的梳理与评定。正是这种重新衡量和估价，使得批判常常与重新的建构结合在一起。正所谓“不破不立”。
批判意味着独立：批判应该有一种不强人从己，也不强己从人的洒脱，它以“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为特征，不盲从，不轻信。以批判为己任的研究者，有时嬉笑怒骂，有时坦诚直言，表现得特立独行。正是这种独立，使得教育理论研究意识到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注意到自身的运行与发展。
批判意味着质疑和否定：批判既然总是与分析、评判、批评等结盟，也就常表现出对既有结论和认识的质疑与否定。质询某一认识是否合理，重新审视某一结论是否正确，这些最终达成的往往是否定。好在正如霍葆奎教授所言的：“只有一种观点的学术，是窒息了的学术；没有争论的学术，是死亡了的学术。”正是这种质疑和否定，才使得理论繁荣，认识日益趋向于真理。
（三）批判之指向
教育理论研究的批判可以指向许多方面，大凡其中诸多事物，如研究方法、研究现状、研究群体，都可以置于批判的视野中加以审视和打量。这里着重分析对研究前提、概念与命题的批判。之所以对这些内容进行批判，是由教育理论前提的不确定性、概念的歧义性和命题逻辑证明的非终极性等因素所决定的。
在教育学的每一具体理论中，都有其确定的理论前提，但每一前提不仅是解释某种理论的出发点，而且本身也是需要解释的。理论的层次是无限的，不存在确定不变的终极前提。任何理论前提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它总是依靠某一或某些条件而存在的，因而需要寻根究底的考察。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教育理论与其前提的关系有着两重性：一方面前提是理论本身的一部分，是理论各环节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前提又不完全在教育理论之中；因此，对教育理论前提的批判反思，不能完全在教育学自身内部进行，否则就变成了用教育学自身理论说明前提，即用此前提说明此前提，用此推论说明此推论的循环论证。而就教育学中存在的若干概念、术语来讲，无一没有歧义。因为概念总是从教育实际经验中得出的，在实践领域甚至是理论领域，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具体操作情景来界定概念，选择概念某一方面的含义。这种以多样性为前提所进行的选择，就造成了教育上的概念、术语的多样的可能性。①此外，以概念为基础的命题的逻辑说明，也不存在同一的、终极的层次。在每一命题的逻辑论证中，每一说明层次当中都含有一个自身尚待说明的问题。教育理论自身的这些特征，要求在教育学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地向理论的根本点发问，在宏观的理论背景下对它进行哲学层次上的批判反思。
对教育理论中的理论前提、概念术语、命题所作的反思，是在四个依次展开的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对规范性的批判反思；二是对合规则性的批判反思；三是对真实性、可行性或者说合理性的批判反思；四是对有效性的批判反思。
第一种反思是考察、追究概念、术语、命题等“是什么”与“不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是与不是”以及“针对什么或相对什么而言”等等，也就是要追究、考察规范和标准。
第二种反思是在确定是什么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判定它们是否合乎逻辑等方面的规则。合乎规则的思维，是产生和形成正确命题、概念的条件之一。对于判定理论观念来说，合规则性是从形式上进行的判定，或者说只是形式上的要求。只有这些尚且不够，因为符合规则的思维也只是一种可能的思维，其真实性、可行性即合理性还需要从事实方面去追究。这就需要第三种反思──考察分析它在实践上真实程度如何，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真的这样；它是否可行，可行与不可行的条件和根据怎么样。由于“真实”就是能被实际从事的相应活动所实际地把握，“可行”就是能成为实际进行的活动，因此，真实性是可行性的前提，可行性是真实性的验证。
第四种对有效性的反思，就是考察、追究其“作用”、“影响”、“价值”或“意义”，分析其预期效果、潜在意义，质询如果这种思想观念成立且可行，意味着什么，会引起什么后果，产生什么连锁反应。
一般来说，对于教育学中的任何命题、概念等，都可以从上述四个方面进行反思。例如，对“课程是学生在学校情境中获得的全部经验”这一命题，就可以首先弄清什么是“经验”，什么是“学校情境”等；把“课程”归属于“经验”在逻辑上是否相悖；这种课程界说在实际中能否把握，运用它可否分析学校中的有关现象；它与教育学中其它相关概念关系如何；它在整个教育理论中居何地位，有何作用及意义等。
应该指出，在批判中既要反思旧的观念和做法，对研究传统进行梳理，同样也需要甄别新的认识和行为。新的并不见得是对的、好的，旧的也并不意味着就是落后的、不好的。任何一种新思想、新潮流，不论是好是坏，在尚未深入研究前，不少人就一窝蜂地赶时髦。推其学理上的原因，主要就是庸俗的进化观给中国思想界和教育界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受其支配的“新”与“旧”的观念，总是觉得“新的总比旧的好”，“越彻底越好”这样一来，谈论旧的就被视为保守，批评新的就被视为顽固。
二、走向丰富的教育实践
着眼于中国丰富的教育实践，于理论与实践的两相融合中寻求教育理论的生长点。
（一）理论需要借助于实践才能得到发展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是教育理论界一直论争不下的一个命题。理论与实践的对立是理论与实践关系中的题中应有之意，例如，理论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理性，而实践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感性。理性与感性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能透过事物的现象而深入本质，后者则囿于现象世界，囿于直观世界。任何事物、任何实践活动都有其具体的表现形态或形式，它们与事物内在的本质并不是等同的，马克思也曾针对这一问题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但理论毕竟需要直面实践，在实践中体现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理论归根结底是来于实践，又归根结底是要指导实践的。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理论是需要以实践为土壤的，正如迪尔登在《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中所讲的：“教育理论是一种独特努力的产物，这种努力是要去获得教育实践的理智而深沉的理解；这种理解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既有课程的，也有制度的；既有经验的，也有评价的。但是实践并不一定借助于理论来进行。赖尔在《心的概念》中指出，从历史的观点看，实践先于理论；即便是在今天，也有很多没有理论体系指导的理智的实践。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教育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教育理论的性质决定了实践视野的重要
教育学从根本上讲，是应用的学问。
理论有两种基本的指向，一是解释或预测，二是规定或建议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与这两种指向相对应，可以将理论分成解释理论和实用（应用）理论。解释理论告诉人们世界是什么，实用理论则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也就是说，实用理论是关于如何进行改进的建议或规定，其主要功能在于指导实践。从教育理论的功能来看，教育理论主要在于指导教育实践，在于对教育实践提出处方或建议，因而主要归属为实用理论。当然这一结论并不排除教育理论中有解释理论的因素，但这些因素主要是从其他学科引进的，是给定的。比如说，在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理论中，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从生理学和心理学中引进的。教育学意义上的理论，则是针对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和建议人们怎么做。
（三）教育理论总体上是落后于教育实践的
表现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不能对教育实践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实践工作者大多是借助于自身的经验而不是理论来观照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形成自身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参照体系。迄今为止，教育理论工作者对包括课堂教学在内的学校教育活动等缺乏基本的了解，更缺乏深入的探究与说明，以至于支配教师实践行为的不是理论，而是积习已久的教育上的惯。
第二，不能对教育实践的发展作出预测与评判。描述、解释、评判、预测，是任何一种理论对相应的实践行为应该发挥的四种作用，也是理论功能的有效体现方式。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状况来看，教育理论由于自身解释功能的降低以及对实践行为的“规避”，使得
自身无法对实践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对实践的评判也常常显得缺乏应有的针对性。
第三，用超乎教育现象的理想化认识来指导实践。由于这种理想是在摆脱对教育现实的真切感受的状态下提出的，因而指导意义有限。这样还会产生的一个副产品是，久而久之，实践界会对理论生厌，说不定哪天还会“揭竿而起”。教育学不是玄学，不是闭门造车的学问，这点是每个教育理论工作者都应该记取的。
第四，用简单化了的推论来认识、界定复杂的教育实践。教育实践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行为，在它的内部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在它的外部所形成的方方面面彼此羁绊的联系，是简单的眼光所无法打量与把握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对教育内部的复杂系统知之甚少，研究者大多是用从理论到理论的推论和演绎在认识着教育，为实践工作者提供着这样或那样的学问。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在于隔绝已久的理论与实践的壁垒。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体现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话语方式，因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应该以“对话”作为沟通性前提方式。对话的目的是增进两个群体的相互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结成研究共同体，共同面对教育实践中存在的形形问题。
（四）教育理论要敢于直面实践，形成多样化的理论形态
虽然有人指出：“什么样的理论能够向教育实践提供最多的帮助，这是一个真问题；而教育理论是否能够提供帮助，这只是个假问题。”但是，的确存在着一些对实践缺乏效用、缺乏指导意义的教育理论。而要改变这种状况，一个相对说来得当的选择，就是教育理论要敢于直面实践。
其一，把握实践问题，分析实践问题。实践是活生生地存在着的，它的生机活力和多样态的存在方式，使得它与抽象的理论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如果理论是停滞不前的，缺乏自我更新的机制与活力的，那么，
它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也就越来越无法适应实践的挑战与要求。理论的抽象与一般意义，不应成为远离实践的借口，只有在分析实践中存在的多种多样问题的过程中，理论才能“活化”，从静态的语言表述转化为动态的生成。
其二，转变研究方式，实施“田野作业”。时下教育理论研究有一种趋向，那就是尚清谈，尚书斋式研究。这种研究方式无疑有着一定的效用，能够在理论形态和思维深处澄清一些问题，但是，若大多数理论工作者均以此为业，以此为乐，终其一生都是在与书本打交道，那么，研究的结论要指向实践就有了一定的难度，解决实践问题就成了一句空话。“到现场去”，感受现场，体验课堂，体会学校的实际生活，通过定性的或定量的研究方法，汇总、提升实践形态中的各种资料，大概才不至于使理论工作者一味地陷于“无现场”的玄思状态。
其三，解构研究话语，形成新话语方式。许多理论工作者不愿深入课堂，深入学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他们看来，实践工作者不理解他们的理论，“层次”太低。这种想法如果换一个角度来分析，也许就会得出另外一个不同的结论：理论工作者尚没有找到一个与实践工作者对话的机制，他们是使用一种与实践工作者不同的话语方式在交流与活动着，从而在某些情况下，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的沟通就成了“鸡同鸭讲”、自说自话的游戏。实际上，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在其职业生活中，由于成长经历以及生活环境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这两种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是教育自身发展所必需的途径。从教育理论工作者的角度讲，以批判的姿态分析自身的观念、偏见、行为以及话语方式，是理论研究本身应有的使命与责任。
其四，与中小学教师合作，构成研究共同体。直面实践有着多种多样的方式，如理论工作者将自身的理论应用到实践当中去，验证自身的理论；如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一道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共同合作去解决问题。无论何种方式，理论工作者都应以一种合作者而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指导者的角色出现，他应注意倾听中小学教师的意见与建议，与他们共同分析所面临的困境，寻找解决困境的方式与方法。这种研究共同体不仅给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提供着一些新的信息和经历，而且为他们提供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实践问题在得到解释、解决，理论问题在得到生成、提升。
卡尔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原理》中谈到：“显然，教育实践并不是能够按一种完全无思维的或机械的方式完成的机器人式的行为。相反，教育实践是一种有意识地作出的有目的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活动常常只能根据缄默的、最多只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阐述的思维图式来理解，实践者用这种思维图式来认识他们的经验。……从事教育实践总是必须先有一种理论图式，这种理论图式同时又是构成这种实践的要素和理解其他人的教育实践的手段。”实践的丰富多样性，同样需要理论的丰富多样。我们期待着这种理论多样性的到来！
三、走向多维度的综合
着眼于综合，于分析的基础上探寻综合这一教育理论发展的机制。
（一）综合是教育的总体特征
任何一个现象或事物，都有其不同的活动方式和特性，也正是由于这些千姿百态的活动方式和特性的存在，世界才显得丰富多彩。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除了具备一般的社会活动的特征之外，还有着自身的一些独到的表现样式，构成自身独特的特征。
其一，教育是一种多维度的活动。从时间维度来讲，它是在过去、现在、未来这样三个时间点上构建一个连续体，试图让过去在今天能够得以延续，让今天成为未来发展的基础，让未来有过去和今天的烙印；从空间维度来讲，它是在社区、国家、世界这样三个范围大小不一的空间上构建一座桥梁，试图让受教育者认识到自身的位置，认识到三者间的有机构成等；从个人成长发展来看，横向上涉及人生活空间、生存方式和生活形态的各个方面，纵向上与人的成长发展史和未来发展密切相关。
其二，教育是一种多种因素构成的结构性活动。在教育活动中，涉及的因素众多，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教育方法、教育组织形式、教育环境等无不在其中占据着一席之地，它们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存在于教育活动中，而是常常构成这样或那样的结构性联系，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的联结方式。因而，单因素地看待问题，分析教育中的种种现象。常常会失却它的整体性，从而使得对其的分析处于一种“失真”的境地。
其三，教育是一种富有情境化、个性化色彩的活动。教育与其他活动方式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教育自身的情境化。它几乎没有一个恒定的表现方式，在此时此地适用的行为，在彼时彼地就不见得适用；事先精心策划的行为，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并不见得能够“畅通无阻”。对这样一种活动的分析与研究，需要从具体的情境出发，着眼于特殊的场景，从整体上进行探讨。
其四，教育是一种动态发展、生成的活动。它在变化中逐渐生成，需要根据教育演进历程加以调整，是以事物间的不断转化为典型体现方式的，“这里不仅有形态的、结构的转化，而且有物质与精神间、不同主体间、实践阶段与水平间、人所在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社会与个体间等多方面、多形态、多时态、多事态、多主体的多重多次转化。”
凡此种种，都显示出教育本身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对这样一个事物，不能沿着把局部要素从整体中孤立出来，研究其性质，再把它们“相加”，得出对整体的认识这样的道路前进。对复杂的事物，不能通过将其还原为简单事物的方法来认识，而是应该研究复杂事物本身，在整体的关联中认识教育。
（二）综合的种类
综合的种类多种多样，这里仅从实践与理论形态的典型体现样式──学科的角度加以粗略地介绍和分析。
1．实践样式的综合。
在当今的中小学教育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形形的教育教学模式与做法。对这些模式与做法，教育理论界长期的态度是或不理不睬，或冷嘲热讽，极少投入理论热情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与探讨。这样一来，一些教育教学实践中出现的新行为，就处于一种放任自流、听之任之的状态；没有了理论工作者的分析与探讨，这些行为常常显得表面与感性，不能很好地提升出来，成为一种“有根有据”的东西。大概也正是由于这种状况的存在，在教育界存在着这样一个怪诞的现象：一方面是实践中一些新样式在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中有着较大的市场，深深影响着广大教师的实践行为；另一方面是这些样式没有理论舞台，甚至在理论工作者看来是一种不值得分析与探讨的行为。实践中的“热火朝天”与理论界的“隔岸观火”形成鲜明的对比。
的确，就实践本身来说，势必会出现一些新的表现样式，尤其在社会变革、教育转型的今天。但是，由于实践工作者自身的局限，这些样式难免会流于感性与直观，借助于感性的、缺少理论支撑的手段来传播。如果理论工作者能够与实践工作者结成研究共同体，两者以一种互补的姿态进行对话与交往，提升出来的经验与做法或许会更具说服力与实践意义。布鲁纳并不是一个实践工作者，但他对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理科教学中的发现学习进行的概括，使得发现学习摆脱了一般的现象层面，成为一个为世界范围教育工作者共享的行为样式；布卢姆的掌握学习，前西德根舍因的范例教学等无一不是如此。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几乎很少有纯粹的实践工作者行为为后人所采纳。
中国丰富的教育实践需要理论工作者的综合，实践工作者因视野所限不能去做的事情，恰恰给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教育实践中出现的形形的模式与做法，也需要综合评判。
2．学科间的综合。
我国的教育学大体走过了大教育学──分化的教育学──大教育学──分化的教育学这样一个历程，也就是从刚传人的大教育学形态，到20年代以后教育学一分为多；从1949年重新采用教育学形态，再到70年代末以后大教育学瓦解，成为众多不同的形态。时至今日，教育理论的分化已为既定事实，先前的教育理论已分化为课程论、教学论、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政治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等几十门不同的学科。这正如日本《教育大事典》中有关“教育学”的条目所讲的：“现在有关教育学的研究已分得很细，所以进行笼统的教育学研究的学者已经很少。如果说到某人在进行教育学的研究，就必须问一问他是在研究教育学的哪个专业领域或哪个更加细小的分支。但……非常专门化了的研究恐怕也要犯视野狭小的毛病。为此，有必要对教育学的专业分化有个整体观，对诸多专业领域作综合治理。”教育理论的这种分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教育理论分化了，先前的一些整体性的研究内容被各个分支学科“蚕食”了，这是不是如同剥笋一样，剥到最后，教育学自身也不存在了呢？并非如此。任何一门科学，其发展既离不开分析，也离不开综合。分析在思维中把事物加以分解，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综合则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结为一体。分析与综合是同一方法中不可分割的环节，两者是统一在一起的。对此。恩格斯曾有这样的论述：分析与综合“是必然地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
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理论研究并未能与分支学科的发展同步，未能及时汇综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进一步抽象，为教育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范畴与命题，或为已有的范畴与命题提供新的依据，这恐怕也是众多的教育学书籍“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根源所在。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对教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而是反映出一些教育学研究者把教育学这门学科看得太简单了，他们从功利的目的出发剪贴教育学，不仅无益于教育学的建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为教育学掘墓。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综合是必要的，没有了综合，作为教育学基础学科的教育学就不存在，分支学科的发展各自提出自己的研究规范和概念体系，也就失去了分支学科间相互对话、吸取的根基，这些学科也就不成其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了。其次我们还应认识到，综合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付出的辛劳甚至要较分析为多，因为它要求研究者在占有众多分支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抽象出共同性、普遍性的东西来。没有对分支学科的熟话以及分支学科间联系的洞察，综合就难以进行。
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综合是教育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式，它要求教育理论工作者至少要具备这样一些本领：第一，对教育自身要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第二，注意从其他学科中吸取营养，不要漠视其他学科的成果；第三，要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做到学科领域间的融汇贯通。对学科间的汇总，非不能也，是难为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教育理论研究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领域，它比其他学科领域对研究者的素质要求更高。
在21世纪，可以预期，中国教育理论研究除了上述发展走向外，还会存在其他走向，如走向教育自身独有的领域，即教育理论研究不在教育的兜圈子，直指教育自身的问题；不停留在“抄”与“搬”的水平上，构建起自身的理论体系；不附庸于社会意识形态，走向理论的自立等。这里限于篇幅，恕不—一介绍。重新审视中国教育理论研究的总体状况，在正确把握发展走向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实践，相信会使中国教育理论日益成熟并走向真正的繁荣！
注释：
①[美]爱因斯坦著，许基民译。在谈到概念的确定时，爱因斯坦曾指出：“一切概念；甚至那些最接近经验的概念，从逻辑观点来看，完全和因果性概念一样，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爱因斯坦文集［M］．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②人类学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有助于加强我们对研究传统的认识。所谓大传统，指的是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大体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说的贵族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或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英文为refinedculture。与此相对应的所谓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大体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说的平民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也可称之为高文化与低文化（hingandlowculture），接近于我们所说的雅文化和俗文化，或者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这两种传统运行轨迹不同，表现样式不同，实际的内涵也有着不小的差距。一般说来，大传统常常是以小传统为媒介传播到民间的，因此，它就不可能完全保留其本来面目，而是经过了民间的筛选和转述。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有取舍，也有引申、修订、加工甚至再创造。反思大传统，甄别小传统，探讨大小传统如何转化、运作、相互关联，也应成为批判的主要内容。
③具体内容可参见：郑金洲．教育理论研究的缺失──世纪之交中国教育理论的反思[N]．上海：教育发展研究，1999（10）。
参考文献
[1][德]霍埃著，兰金仁译，批评的循环[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英]迪尔登著，唐莹等译，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4]沈剑平，论教育理论的结构，瞿葆奎主编，元教育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5][英]迪尔登著，唐莹等译，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翟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6][英]卡尔著，郭元祥等译，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原理，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7]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教研论文范文第3篇
然而，环顾全球的“物理教学”，物理学家、物理教学法专家、物理教师都在异口同声的惊呼：“世界范围内的物理教学效率低！”在中国，普遍的反映是：“物理难学！物理难教！”
怎样提高物理教学的效率？怎样使物理容易学、容易教？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物理教学论”应当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作者在撰写《物理教学论》（广西教育出版社，l997年）时，力求在结构上有所突破，内容上有所创新，实践上有所启示，研究上有所加深。尝试构建新的体系。
从国际上“物理教学论”研究的内容看，物理概念的形成、物理问题的解决、物理方法的应用，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作为一位物理教师，最为关心的也是这些内容。但是，如果仅仅就概念形成来论述物理概念的形成，仅仅就问题解决来论述物理问题的解决，仅仅就方法应用来论述物理方法的应用，这容易使物理教学论的研究停留在较低的经验水平上。既然是物理教学论，就应当上升到较高的理论层次，必须探讨物理教学的概念、问题、方法的理论基础----认识论、系统论、结构论。
研究教学中的认识过程，不仅要涉及一般认识论，而且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物理教学，必须研究发生认识论；为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还必须进而研究发展认识论。认识论是物理教学的哲学基矗我们认为，把一般认识论、发生认识论、发展认识论，三者统一，用以研究物理教学论的哲学基础，才较为完备。
一般认识论是广义的，是适合于整个人类的认识论；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是狭义的，?适合于儿童（0--15岁）的认识论；本书作者提出的发展认识论，也是狭义的，是根据爱因斯坦关于科学创造的论述，提升出有关创造性思维的发展认识论。
现代科学中系统论的发展，大大深化了对认识论的研究。从系统论的观点去研究认识论，从认识论的观点去研究系统论，必然给我们许多新的启迪。作者在《系统科学与教育》一书中，将认识论与系统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特别是从物理学的原理及公理体系中受到启发，提出了系统学的原理及公理体系。系统论的原理能够成为物理教学的科学基础，这已为许多物理教师所接受。
物理教学中的结构论，是应用系统论思想研究物理教学的具体成果之一。系统论的整体原理告诉我们：任何系统只有通过相互联系，形成整体结构，才能发挥整体功能。对物理学的知识而言，学生也只有认识物理学的整体结构，才能较好地掌握它，从而应用它，体现出物理知识的整体功能。虽然，中学阶段，物理学的知识结构从整体上看，尚不完备，但是，在物理教学中必须对物理学结构给予一定重视。结构论也是物理教学论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本书论述了物理教学的理论基础：认识论、系统论、结构论。这是本书的重要特点之一。
以物理教学的认识论、系统论、结构论为基础，来论述物理概念、问题、方法，其间还有不可忽视的起中介作用的模式、技术、艺术。以下三个公式是大家容易理解的：理论--模式--实践；科学--技术--生产；哲学--艺术--创作。由这三个公式可知：模式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它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桥梁；技术是科学与生产的中介，它在科学与生产之间架起桥梁；艺术是哲学与创作的中介，它在哲学与创作之间架起桥梁。由此可见，物理教学论必须研究对物理教学起中介作用的内容：物理教学的模式、技术、艺术。这是本书的重要特点之二。
上述思路，使我们形成了一个“物理教学论”的新的结构：第一是宏观层次----一般理论层次----论述物理教学的认识论、系统论、结构论；第二是中观层次----桥梁中介层次----探讨物理教学的模式、技术、艺术；第三是微观层次----具体应用层次----研究物理概念教学、物理问题教学、物理教学方法。这一新的结构，我们简称为“九章物理教学论”。这是本书的重要特点之三。
本书前三章的“宏观研究”，虽然着重于物理教学的认识论研究、系统论研究、结构论研究；但，仍落实在物理概念形成的模式，物理教学的结构，物理问题解决的方法。进而，在后三章的“微观研究”中，又更为具体地探讨物理概念形成、物理问题解决、物理教学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前后呼应，形成整体。
要提高物理教学的效率，使之容易教、容易学。非常重要的一环是还要进行“中观研究”。研究物理教学的模式、技术、艺术----这在以往的物理教学论中较为忽视。作者认为，如果缺乏“宏观研究”，物理教学论的理论基础不深，这是不行的；同样，如果缺乏“中观研究”，物理教学论的基本手段不强，也是不行的。
教研论文范文第4篇
改革开放的20年，是不平凡的20年。从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改革讲，它同样是不平凡的20年。20年来，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改革谱写出了一曲又一曲辉煌的乐章。
一、更新了教学思想
教学思想的变化是改革教学的先导。长期以来，中学语文教学受传统教学思想的束缚，加之后来“”十年的动乱，语文学科的性质被抹煞，致使广大中学语文教师的教学思想混乱，教学无所适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不仅给全国的经济吹进了春风，也给中学语文教学拨开了云雾。继“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之后，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也渐渐地举起了“改革”的旗帜。不过，要改革，统一认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第一要著。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师是怎样更新教学观念的呢？
（一）破“满堂灌”为“启发式”
传统的“满堂灌”教学是扼杀学生活力的一种教学模式。其实质是不信任学生的实际学习能力。正因为如此，教师教学只是一人唱独角戏，把知识嚼得细细的，一口一口地喂给学生。这样一来，学生在听教师讲课时可以不动脑筋，只要能像“容器”一样装进知识就行。不管你消化不消化。是懂了还是没有懂，教师是不多过问的。换句话说，教学任务的完成只是以教师讲授文章数量的多少为标准，例如一册《语文》课本内有30篇文章，教师全部“讲”了，那就算这位教师一学期的教学任务完成了。这是一种只看数量不问质量的衡量标准，是极其片面的。如若不改变这种状况，教学质量是难以提高的。
当然，我们只是认识到“启发式”教学是冲破“满堂灌”教学模式的最佳途径，于是，1982年我们就在全省范围内提出了“改革课堂教学必须坚持启发式”的研究课题，通过报告会、示范课等形式提高教师的认识，转变观念，努力实践，提高效率。
现在，湖北省中学语文启发式教学研究仍在深入探讨之中。
（二）破“讲堂”为“学堂”
在启发式教学研究的启发下，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师对“教师中心论”有了进一步认识，一致认为，启发式教学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它是对“教师中心论”的否定，同时，要正确运用启发式教学，还必须进一步明确教学的实质，弄清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相互地位，掌握启发式教学中的技巧性的问题。否则，启发式教学就会流于形式。“满堂问”就是“满堂灌”的一种变式，一种翻板。于是，1983年我们又在全省范围内提出了“中学语文教师如何指导学生学”的研究课题，真正解决教学的方向问题。
从那时起，这一研究课题不仅在我省范围内，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也油然兴起，其影响是深远的。
（三）破“无序”为“有序”
在课堂教学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渐渐地把目光投向了作文教学的研究。其中，就是要解决作文教学中的“无序”问题。阅读教学教师还有课本，作文教学呢，教师手中无遵循的凭据，一上作文课，教师就摸脑袋，处于盲目性和随意性状态。这如何能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呢？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开展了作文教学的调查及作文序列的研究，并编写了《初中作文自能训练序列丛书》。
不仅如此，为了切实提高作文教学的效果，我们还开展了作文教学全程性的指导研究活动，积极开展学生的文学社团活动，每两年举办一次全省学生的作文竞赛，等等。
现在，湖北省中学语文作文教学的面貌已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
（四）破“教书匠”为“教育家”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教师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有效地解决教师队伍中的“断层”现象，我们一方面致力于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另一方面把培养青年教师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使他们能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教学能手，直至教育专家。我们的措施是：举办各种类型的理论培训班；举办各种类型的研究活动；举办青年教师的优质课竞赛及其论文评比活动；提供实验科研课题，鼓励他们参加课题研究等。
20年来，湖北省已涌现出了一批教坛新秀。有不少教师在全国已赢得了荣誉，被称为教育专家了。
二、结出了丰硕果实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20年来，经过广大教师的共同努力，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已结出了丰硕果实。下面列举几例：
（一）单元教学研究初见成效
1988年至今，湖北省中学语文单元教学课题研究已有11个年头了。课题名称是：三段六步多课型能级递进式单元教学。“三段”，是从学生学习的年段而言的；“六步”，是体现每一单元教学的步骤或环节；“多课型”是针对不同的课文内容在每一单元内的地位所采用的不同教学方式；“能级递进”，是指教学所要达到的目标，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具体地讲，就是从识记、理解、分析、综合、表达到鉴赏。这个“递进”是循序渐进的，是滚动式发展的。我们之所以确定这样一个研究课题，主要是因为它能结合学生的学习实际，体现单元教学整体性原则，以及所要达到的培养目标，即能级递进。这个课题的名称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它是从实践教学中渐渐明确的。从而也说明了一点，我们在单元教学研究中也走过了一段从蒙胧到逐渐认识的曲折过程。
现在，单元教学课题研究不仅深入人心，而且在全省范围内已广泛开展起来。起初只是在初中开展实验，现在已有不少高中教师也在运用单元教学的原理实施教学。
实施单元教学后，教学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从教师方面讲，普遍增强了三个意识：目标意识、整体性意识、流程意识。从学生方面讲，普遍增强了三种能力：自学能力、综合能力、迁移能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实施单元教学后，避免了过去教学中机械重复的现象，不仅能提高教学效率，增加教学的容量，而且能减轻学生的过重负担。正如有的教师说：“传统的一课一教，贪多求全，胡子头发一把抓，轻重不分，主次不明，样样要求学生掌握，学生囫囵吞枣，食而不化，死记硬背，恶性循环，造成学生过重的负担。单元教学要求围绕单元目标，在一个单元内按规律、有序列地完成一两个重点教学任务，突出单元内相对集中的主要目标，分清主次，重敲轻点，完成单元教学任务。这样不仅强化了重点，增强了教学力度，同时，相应地减轻了学生的负担。”
提高教学效率，减轻学生负担，这正是我们教改的目的。单元教学能达到这一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证明了单元教学的可行性及其推广的价值。
今年下半年，根据全省单元教学的发展状况，我们将准备邀请专家评估验收，作阶段性的小结，探讨深化问题。
（二）课内外衔接研究粗具规模
在单元教学研究的基础上，研究的领域又有所拓展，1993年，湖北省宜昌市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即“课内外衔接语文能力训练”。现在，这一课题研究已经历了五个春秋了，遍及宜昌市的城镇和农村，平原和山区，深受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欢迎。1998年，刘国正先生两次到宜昌，第一次是进行实地考察，第二次是进行深入探讨。特别是第二次，他带领了人教社及全国中语会的领导、学者、专家一行10人对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影响是深远的。
为什么该课题能迅速发展并受到专家们的高度重视呢？正如国正先生所说：“语文教学一与生活相联系，必将面目一新。宜昌搞的课内外衔接实验，本质就是语文教学同生活相联系。语文教学要联系生活，只靠课内是不行的，还必须把脚伸到课外去。”他还以《语文教学与生活》、《展开双翼才能腾飞》为题充分肯定了实验课题的方向。
正是因为方向对头，所以实验见效很快。对语文课，现在宜昌市的语文教师普遍乐教，学生普遍乐学。他们的课堂教学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他们的校园环境增添了文学氛围，学生的视野开阔，知识面宽，自学能力强，谈吐明快，举止大方。这就是该项实验所带来的效果。
不过，这项实验虽经历了五年，但毕竟只是刚刚起步，还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不断完善。今后要加强研究的力度，突出课题特点，在“衔接”二字上下苦功夫；加强科学管理，使实验纳入科学化的轨道。
（三）素质教育研究正在深入
实施素质教育是近几年提出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我省广大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十分关注，而且也积极参与了研究活动，特别是鄂西边远的山区——鄂西自治州，那里的教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申报了该项课题的研究。我们可以这样说，该项课题研究在湖北省是全面性的。为什么在“应试教育”笼罩下的今天，教师对素质教育研究还有这么高的热情呢？这与教师对素质教育的认识提高不无关系。特别是语文学科，教师看到它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更增添了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呢？我们的基本作法是：
第一，加强素质教育宣传力度，努力使教师转变观念，树立现代教育思想，在全面培养学生能力的基础上，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及其创新精神。
第二，突出语文学科的性质、特点，梳理知识内容，明确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有机渗透道德情操、民族意识、个性心理等教育内容，使学生早日成为“四有”新人。
第三，占领课堂主渠道，遵循教学原则，努力改革教学方法，优化教学过程，正确处理主体与主导的关系，培养学生自立、自尊、自信的精神，积极学习，提高能力。
第四，倡导开展各种语文活动，密切联系社会生活，不断扩大知识视野，在实践活动中提高综合能力，为今后学生走入社会打下基础。
第五，改革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发挥考试的正确导向作用，有利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有利于改革课堂教学，有利于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等等。
第六，提高教师的素质，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不仅要求教师有较高的业务能力，还要求教师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高尚的道德情操，为人师表。同时，教师还要懂得教育规律，用正确的、科学的教育方法，促进儿童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否则，就会迫使学生偏离正确的人生轨道。所以，我们要下大力气抓好教师队伍素质提高。
现在，素质教育课题研究还只能说刚刚起步，阻力还很大，但为了祖国的未来，我们是有信心和决心坚持下去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初步看到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发展状况，它是有领导、有计划地把改革逐步引向深入的，而且有一条明晰的发展轨迹。其间，我们还大力地鼓励个人的钻研精神，积极开展教改活动，如武汉市六级教师洪镇涛的“本体”课题研究，荆州市沙市区教研室特级教师邓嗣明的“情感目标”课题研究等都在全国颇有影响，为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增添了光彩。
三、看到了美好前景
回顾20年来我们所走过的路，的确令人欣喜。它为我们证明了一条真理：只有改革，才有出路；只有改革，才能兴旺；只有改革，才能发展。
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20年时间只不过是一次短暂的停留，今后，教学改革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尤其是面向21世纪，不知有多少新的课题等待着我们去开掘，现有的课题还需要我们去深化，任重而道远啊！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为了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美好的明天，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加倍努力。为此，我们还必须注意：
第一，积极学习教育理论，努力掌握现代化教学手段。教改实验已经证明，没有教育理论指导，教改的成效不会大，甚至坚持不下去，依然走回头路。即或有的实验有些成效，但因缺乏理论而失去了指导的意义，因此，掌握理论依据是教改成败的关键。当前，我们引进的国外先进理论不少，国内许多教育专家总结的经验也不少，特别是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三老”的教育思想，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我们只有掌握了这些理论，才能站在理论的高度、时代的高度去审视问题，才能大胆地去开拓进取。
固然，时代在发展，科技在飞跃，许多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已开始运用，但这只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对大多数教师来讲，“科盲”现象还比较普遍，我们搞改革实验，仍然停留在落后的小手工劳动状态行吗？起码，当前掌握电脑操作，采用多媒体教学已是迫在眉睫了。否则，你的教改实验又有多大的价值呢？
教研论文范文第5篇
1.教育对象的复杂多变性决定教师工作具有较高的研究含量。
的确，小学教师所面对的教育是基础教育中的正处于人生中发展最快、变化最大时段的学生。在这一时段内，不但学生的生理发生巨大变化，其心理也随之变化。因此，对于不同群体学生特点的研究就成为小学教师做工作的前提。其次，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对自己的教学方法进行研究。教师的教学方法没有固定的标准，教学本身及教学环境的复杂性要求教师进行深入的思考，怎样启发引导学生，怎样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怎样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怎样组织教学，等等，都需要教师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在领会教学理论精髓的基础上作出决定与判断。为保证作出正确的判断，并尽量减少负面影响，教师有责任审慎自己的教学实践，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学教师应该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
2.社会文明的进步，对小学教师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
时代在发展、在变化，环境系统已从超稳定的一端移到了剧变的一端，在现实条件中取得成功的条件已完全不同，信息时代需要新的素质品格。曾经，小学教师在学生的心目中是知识、信息来源的重要途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途径，但是如今已是信息时代，有了网络媒体，学生完全可以从网络上学到许多知识，而且小学生的可塑性很强，如何把小学生从外面多彩的世界拉回到课堂上来，如何在小学生的心目中再塑光辉形象，这对小学教师将会是一个挑战。面对这一挑战，传统的经验或教育是招架不住的，当传统教育慌乱地企图还以经验方式应付信息社会的时候，很快就会发现陷入了拼时间和拼经历的境地，因此，小学教师需要提高自身的素质。
二、小学教师进行教育科研的误区
1.科研至上。
综观目前我国一些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相当数量不是在默默无闻地为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作贡献，而是在大张旗鼓地为树立学校的社会形象，扩大学校的“知名度”做广告，在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开展的背景下，教育科研成为某些学校之间相互攀比的筹码，成为花瓶或摆设。在有些小学，教育科研甚至成为教师评优的敲门砖。随着国家对教师专业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教育科研成为教师晋升评优的附加条件，有些教师热衷于搞科研，就在于教育科研的光环效应，而是否对自身素质有所提高，对教育问题能否解决则不重要了。
2.重虚而不重实。
许多小学或小学教师在搞科研时忽视了科研与教学的结合，重理论不重实践，科研形态有了，却没有直指教学的痼疾。有了科研的行为，却没有真正解决教学的实际问题，往往是轰轰烈烈地“科研”一番，但教师的行为依然如故，学生的状态仍同往常，其结果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课题而课题。这样，虽然学校也忙于申请种种课题，但课题研究的成果并不能为学校所用。虽然各小学也倡导教师投入研究阵营，但这样的研究并不能切实地改变教师的课堂行为，应该说，这是小学教育科研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3.跟着潮流走。
小学教师在从事教育科研时往往缺乏主题意识，缺乏对自我面临问题的捕捉能力和洞察力，一旦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或“潮流”，有些教师就闻风而动，作相应的各式各样的研究。例如：创新教育一出现，不少小学教师就以创新为题申报课题，好像课题名称没有创新就无法实现创新人才的培养一样，使得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没有针对性，也无法解决实际的教学问题。
三、小学教师教育科研的对策
1.培养小学教师的科研意识，改变其陈旧的思想观念。
在小学开展教育科研对许多小学教师是一种新要求，因而必然会存在一些思想障碍，长期以来，只重视“教”，轻视“研”，只重视“考分”，轻视“素质”的提高，把学校看作是单纯传授书本知识的场所，把教学的功能片面归结为教师传授书本知识。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教学工作形成了一套僵化的模式，教师讲、学生听，教师写、学生抄，教师考、学生答。其结果使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缺乏独立思考和创造性思维，只会死啃书本，习惯于重复他人思想，大大限制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只有改变传统的陈旧的观念，才能找到教育科研的突破口，才能在教学指导思想上，从升学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在教学质量的评比上，由单纯依赖分数、升学率向学生全面发展转变；在课堂教学结构上，从教师为中心向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相统一的方向转变。也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广大小学教师从事教育科研的欲望，才能提高教师的科研兴趣，才能提高教师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科研水平。
2.让小学教师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教育科研的优势，使他们由被迫到自觉地进行教育科研。
通过教育科研，教师可以了解国际国内教育发展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接受现代教育思想，树立新的教育理念，找出其自身存在的不足，及时加以改进；教师通过教育科研可以不断改进教育教学方法，创造性地选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个性和特长，使自己的教育教学效果不断提高；教师参与教育科研可以提高教师的素质，使教师在实践中锻炼，在改革中成长。
3.选择合适的方法。
教育科研需要以科研的方法为支撑，科研方法是完成科研课题所采用的程序、途径、手段或规则，在课题研究实践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运用恰当的方法，能使课题运行步骤清晰，成果有推广价值，这与常规教学中的经验总结不同，它是在科学方法指导下开展的教育教学研究活动，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常规经验总结轮廓模糊，又易受主观因素的干扰，科学性较差，所以小学教师学习运用科研的基本方法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金春兰.教师，你是一个研究者.黑龙江教育，2001，（11）.
［2］陈平.引导新教师走上教学研究这条幸福之路.人民教育，2001，（1）.
［3］耿文侠.中小学教师科研能力及相关因素的研究.教育探索，2002，（9）.
教研论文范文第6篇
皖北文化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如红色文化、廉政文化。推进皖北文化资源融入皖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有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爱国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有利于促进皖北高校文化与地方文化的互动发展、深化校地校企合作，实现文化育人的目标。皖北文化具有重要的开发价值，加强对皖北文化及其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精神内涵的研究，有利于普及、宣传皖北文化知识，扩大皖北文化的影响力，传播皖北文化的正能量，增强皖北高校大学生对皖北文化、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激发大学生热爱皖北、建设皖北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从而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和人生理想。皖北文化研究成果进教材、进课堂，一定程度上可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文化素质课“接地气”，增强教育内容的亲近感和真实感，培养大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同时，皖北文化元素融入校园景观建设，皖北文化主题进入校园文化活动，有利于增强校园文化的底蕴，增进广大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文化交往，形成文化育人的氛围，促进皖北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和大学生全面健康成长、成人、成才。
2皖北文化融入教育研究的现状及难题
众所周知，皖北高校从规模扩展到追求内涵式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研究、开发地方文化的重要性。“2003年，安徽省社科联提出厚重安徽的品牌，联合省内高校、地方政府有计划地组织开展对安徽的三大文化圈，即皖江地区历史文化、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和徽州文化的研究，以提高安徽历史文化的影响力，为安徽的科学发展，加速崛起服务。”皖北高校积极响应文化强省和服务皖北崛起的号召，审时度势，抢抓机遇，立足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办学定位，主动发挥高校研究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功能，努力探索文化育人的新途径。组建研究机构，推进皖北文化研究。近10年来，皖北高校凝练人文社科研究方向，选择地方文化资源，有针对性地开展地方文化研究，成立了校内文化研究机构。在安徽省教育厅和财政厅的指导和经费支持下，一些文化研究机构通过培育，升格为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或协同创新中心。这些研究基地(中心)的建设和发展为大力开展皖北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加快转化，将皖北文化研究成果融入课堂、教材和校园文化活动。近10年来，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皖北文化研究中心、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亳文化研究中心和淮河文化研究中心，在各自的研究方向上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并注重成果的运用和推广。淮北师范大学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培育了一个省级重点学科———古典文献学、一个硕士点，招收培养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生。阜阳师范学院皖北文化研究中心和皖北文化协同创新中心，正在组建淮河文化展馆，“保护、传承地方传统文化，发挥地方文化教育学生的功能。”宿州学院大学文化研究中心，致力于抓好以孟二冬精神为核心的大学精神研究、赛珍珠研究等学术研究工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献计献策。依托赛珍珠研究所、孟二冬与中华传统文化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在文学与传媒学院开设了《赛珍珠专题研究》《孟二冬精神与传统文化》选修课。亳州师专的亳文化研究中心，一是积极开发独具特色的亳文化教育系列课程，如《亳文化研究》《五禽戏》《亳州民俗剪纸》《民乐与地方戏曲》。二是面向全校师生开设亳文化大讲堂、亳文化沙龙等，为阐释亳州历史人文、传播思想、交流文化搭建平台。三是组建亳文化教育教材编写团队，开发校本教材，《亳文化概论》《曹丕集校注》《逞才任情的乐章———曹操父子与建安文学》《魏晋文学论》《蒙城方言研究》等教材相继出版、发行。蚌埠学院淮河文化研究中心面向全校开设了《淮河文化概论》等以普及淮河文化为主题的选修课程，成立了淮河文化兴趣小组，从经济、历史、音乐、艺术等方面普及淮河文化，培养大学生自主学习淮河文化的兴趣。皖北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难题。皖北各高校在开展皖北文化研究的同时，深入挖掘皖北文化教育资源，开发校本教材，开设皖北文化教育系列课程，积极营造充满地方文化色彩和时代气息的校园文化氛围，拓展皖北文化教育阵地，加强皖北文化学术交流，并通过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弘扬皖北文化的重要意义，增进大学生对皖北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可以说，伴随着皖北高校服务于皖北经济转型发展和自身文化建设的需要，皖北文化融入皖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文化问题的多元复杂性和多样性结构及其所蕴含的价值观的历时性，为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一系列必须面对的课题:皖北文化的农耕文化性质如何转化为现代文明资源?如何认识皖北文化的历时性价值?哪些文化可以转化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资源?如何转化?皖北文化研究应该以学术文化形态还是社会文化形态呈现，两者关系如何?如何处理异地学生与皖北文化教育的关系?他们的接受心理和意愿如何?这种地域文化进课堂的实践是否有违文化平等的观念?地方文化课程设计应如何找到不同学科专业之间的平衡?诸如此类的深层次问题是课程开发者不容忽视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当然，在这些方面，皖北高校面对的不是区域性，而是普遍存在的系列难题。因此，皖北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形而下的策略研究，就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命题。
3皖北文化融入教育研究的对策与措施
“五四讲话”后，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向全国教育系统提出了“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要求，并在如何落实方面指明了具体措施，强调:“要在课程建设和教材修订中强化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组织编写普及读物，分学段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推进教学方法改革创新，引导各学科教师在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同时，将积极的情感和正确的价值观自然融入课程教学全过程。”事实上，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教育都要通过灌输和倡导一定的思想来实现自己的培养目标，达到自己办教育的目的。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面对当前多元价值观的交融交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软着陆”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文化恰恰为这种“软着陆”提供了基础。
3．1强化文化育人的教育理念，确立目标定位
文化天然具有教育功用和潜能。《周易•贲卦》提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揭示了文化的本质是“以文化人”。可见文化与育人密不可分。党的十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育人的意义高远重大。将皖北文化融入皖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对文化育人理念的有力践行，而且是皖北高校发挥文化育人作用的重要选择，需要高校、全体教师员工、学生、家庭、大众媒体、社会相关组织深刻领会文化育人的意义和作用，在目标上达成共识，即对培养什么样的人作出正确的回答。目标的设定往往与需要密切相关。为此，不妨从皖北区域经济转型发展需要、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需要、皖北高校大学生实现个体全面发展需要三个角度综合考量。皖北区域经济转型发展需要专业知识扎实、专业技术过硬、能留得住、乐于为皖北经济振兴奉献的人才。受经济发展落后、区位优势不强等因素影响，皖北高校的招生和就业压力明显大于省内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会和沿江城市的高校。面对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皖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既需要培养一批批热爱皖北、敢于担当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又要完成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养青年学生担负起实现中国梦的重任。了解、认同皖北文化，进而产生文化归属感，并将个人的全面发展与国家、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是满足三方共同需要的最好选择。由于缺乏文化视野，在服务皖北经济转型发展的初期阶段，皖北高校往往把培养社会急需的专业人才作为追求目标，忽视文化素质的培养。自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的号召以来，高校逐步认识到文化在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中的特殊优势，自觉地将文化纳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中。皖北高校将皖北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已充分说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比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更有竞争力。由单项培养皖北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人才，到培养认同皖北文化、敢于担当社会责任、具有高度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可持续全面发展的人才，应成为皖北文化融入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定位。
3．2大力传播、传承、创新皖北文化，提升内涵
“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宝藏，蕴含着取之不尽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巨大的潜在作用和能量。”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首要的任务是将文化中的育人资源和潜能，通过研究挖掘、开发弘扬，传播转化成动能和势能。首先，“文化的力量归根到底来自凝结其中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历史故事、小岗村大包干的创举所蕴含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历代人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皖北高校应主动发挥皖北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和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优势，加大对皖北文化中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的研究和宣扬，并把这种深层价值和精神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校园文化生活中，传播到广大师生员工中，由注重皖北文化的知识普及到追求核心价值的挖掘弘扬，这应该成为皖北高校全体师生的强烈意识和自觉行动。其次，“高等教育作为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社会文化的传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皖北区域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蕴含着丰富历史文化底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在皖北文化普及宣传的基础上，创新方法，通过网上论坛、实地走访等多种方式，培育在校大学生对皖北文化理解和认同，进而激发热爱皖北的家国情怀和对皖北文化的自信，培养一批了解皖北、热爱皖北的青年学子。皖北地区的书画艺术、民间剪纸、玉雕石刻艺术、花鼓灯、泗州戏受到了广泛关注，皖北高校开设了文化产业管理、书法等相关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紧密结合专业素质教育，“加强地方民间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培养出一批传承和弘扬皖北民间艺术的专业文艺人才，为适应发展势头强劲的地方文化产业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持。”由此，“皖北文化育天下人才，天下人才兴皖北文化”自然会成为皖北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3．3加强顶层设计，建立运行机制
首先，建立校党委领导下的文化融入工程指导委员会，由党委宣传部、团委共同负责，吸纳相关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制定《皖北文化融入皖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施办法》，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工作目标和任务，制定工作计划，深化研究，加大传播，指导思想政治部、学生处、教务处、公寓管理等部门开展工作，加强统筹协调、组织实施、督促落实，推动皖北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同实际工作融为一体，相互促进。其次，建立二级学院党总支领导下的辅导员工作室，结合专业特征，努力找寻专业与皖北文化知识的结合点，大力弘扬皖北文化中艰苦奋斗的精神;通过辅导员专题讲座、微博、校外专题实践等形式，把皖北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同辅导员的专业、学业、就业等指导工作结合起来。第三，成立班级皖北文化寻根和开发兴趣小组，由团总支、学生会负责策划，有组织地开展地方文化进校园文化活动月、皖北文化资源大调查、皖北文化知识竞赛、皖北文化名人访谈、皖北旅游地参观等专项活动，把皖北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同大学生自我教育结合起来。
3．4培育组织文化，促进多元互动
将“文化育人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原则、一套行为准则”，建立彼此“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关系，形成“人人参与、人人践行、人人受益”文化环境。皖北文化融入皖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程，首先，学校成立的“指导委员会”“辅导员工作室”“兴趣小组”三级组织之间要加强平等对话，思想上多交流沟通，业务上多配合支持，努力做到教师的研究成果能有效转化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源泉和内在动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所遇到的难题能转化成文化研究中新课题，推动皖北文化研究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的双向建构。在这种建构中，每一个人既是施教者，又是受教者。“文化环境既是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外部环境，又以持续的信息流直接参与思想政治教育运行之中，使思想政治教育呈现为以文化形态为中介的互动过程。”其次，皖北高校之间可以借助“皖北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加强横向交流和协作，促进成果转化和文化传播以及资源共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培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必须抢占大学生网络文化阵地。目前教育部正在推进实施“中国大学生在线引领工程”，启动“易班推广行动计划”“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计划，成立高校校园网站联盟。皖北高校应当适应形势需要，成立皖北文化研究和传播工作联盟网站，及时皖北文化研究成果，跟踪宣传联盟高校文化融入工程的实际情况，充分运用网络和新媒体的传播，加强互动。同时，思想政治课教师、学生工作者、辅导员、团学干部要充分利用各高校正在组建的“多媒体工作室”，保持与学生的密切互动。
4结论
教研论文范文第7篇
按照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要求，7月份，我们要写出研究课题的阶段研究报告。暑假期间，我调来了各个实验学校的所有材料——实验的数据统计、学生的作文、老师的实验心得笔记。然后，我坐在电脑前，开始写实验的阶段报告。从学校做的一些数据统计、学生的习作和教师的心得体会来看，我觉得，研究性作文的实验嘴然时才起步半年多，但是，学生的写作兴趣、习作质量、老师的观念等方面，还是发生了预想中的变化。于是，我按照开体报告的思路，整理出了研究的阶段报告。“小学研究性作文教学”研究报告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教育局小学教研室高启山内容提要：“小学研究性作文教学”基于学生研究性学习活动，将“提出问题、观察、读书求知、实践探索、产生生活与情感体验”与学生作文时“主动搜集、积累作文素材和体验、产生写作冲动与书面交际需求”统一；将“主动探究新知、有所发现、产生新体验后主动进行表达交流、展示成果”过程与“主动作文运用书面语言进行‘真实的交际’”相统一；使“作文”成为学生研究性学习的工具，有效培养学生“关注生活、探究生活的意识”，发展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关键词：学研究性作文教学研究性学习写作真实的交际课题的提出：按照《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和《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当前的小学作文教学不能适应社会和教育形势的发展要求，也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在作文教学观念上，我们的作文教学存在“文学性写作”倾向，“训练文体单一，不重视实用文体的写作，使作文变成脱离社会需要的教学”（祝新华《从学生作文心理角度开展作文教学改革》原载《课程．教材．教法》2001、3p21）。在对待作文的态度上，我们的教学仍然停留在一种“为写而写”的层面，教师的教学为了学生“写好作文”；学生的“写”——包括观察、实践、体会生活、文字表达、读书学习等，都是为了一个“写好”的目的。作文教学没有能够为学生创设“真实的交际情境”，学生的“作文”也没有真正成为“交际的工具”——用语言文字的表达来交际、学习的工具。课题假设“小学研究性作文教学”能够切实为小学生创设真实的、需要书面交际的情景，激发起学生书面表达欲望，促使学生在参与研究性学习活动的同时积极主动地、自主从事写作交际实践，切实促进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同步发展。课题的界定“小学研究性作文教学”是一种基于学生研究性学习活动的作文教学；是将学生研究性学习活动中的“提出问题、观察、读书求知、实践探索、产生生活与情感体验”的过程转化为学生“主动搜集、积累作文素材和体验、产生写作冲动与书面交际需求”的过程的作文教学；是将“研究性学习的主动探究新知、有所发现、产生新体验后主动进行表达交流、展示成果”的过程转化为“小学生写作需求产生的环境和主动作文运用书面语言进行‘真实的交际’”过程的作文教学；是不但发展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还切实将“作文”转化为学生研究性学习的工具、有效培养学生“关注生活、探究生活的意识”，发展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作文教学。与本课题相关的国际国内研究现状及其分析：国外：美国的小学作文教学理论提出：“写作教学要让学生由为自己写逐渐转化为为读者而写作”（《美国小学作文教学一瞥》张良田），提出了学生习作要考虑读者、考虑对象的生活化要求。美国还兴起了一种新的写作实验方案“为学习而写作”，（《美国小学作文教学的一些特点》张孔义）把写作作为其它课程的学习工具。该方案认为，写作不但是写作课上的一种练习，而且是学习其它课程的一种手段。日本语文教学界“生活作文”思想代表人物村山俊太郎提出了调查作文的概念：即作文不仅在于观察自然，还应以社会为对象。他指出：儿童的生活作文必须是使学生科学地认识生活现象、因而应重视观察、调查、分析、比较、考察等方法。具体包括：自然观察、.生活调查等，以社会科学的方法，调查农村和现实社会的关系，从中取得认识。野村芳兵卫从课程的角度考察学科教学，把生活作文的思想和方法扩展到整个学科教学，认为通过生活学习，就是要让学生写出“我们的理科”、“我们的算术”、“我们的地理”、“我们的历史”等等的书，这是学生自身体验、自我思考、自己掌握而产生的记录。（《日本教育中的“生活作文”思想》方明生《外国教育资料》1996）国内叶圣陶老先生早就在《叶圣陶论语文教学》中指出：“写作的根源是发表的欲望，正如说话一样，胸中有所积蓄，不吐不快”，强调了作文的两个前提：一是有所积蓄，打算发表；二是交际环境的需要。魏占峰在《真实的写作：作文教学改革的根本出路》中强调：作文时“学生为真情而写作，为兴趣而写作，为交际而写作，为实用而写作。上海、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等地研究性课程的开发与研究，从理论到实践都已经探索出成功的经验。其中，书面表达交流是重要环节之一。实验的基本思路在单元教学之初，先安排基于学生兴趣、指向学生生活问题解决的“小学生研究性作文学习”活动。在活动当中,指导学生观察探究生活、解决问题，积累写作素材、激发学生的写作欲望，指导学生为表达交际而完成作文。实验的阶段性成果：一、探索出了小学生“研究性作文学习活动内容”的基本类型。我们组织学生开展的研究性作文学习活动的内容类型如下：对感兴趣事物现象基本情况的了解、把握。如：“我们的长辈住什么样的房屋？”等。这类问题多以“是什么样的？”的问题形式出现，需要学生通过观察、访问、查阅资料等方式来完成。对感到新奇、疑惑的各种自然、社会和生活中各种现象的解释。比如“彩虹为什么是圆的?”等，问题多以“为什么”的方式出现，研究的结果是对“疑问”的解释，具有一定的知识探究性，一般可以通过查资料的方式来完成。对自然、社会和学习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比如“怎么样才能去掉铝壶里的水垢”等，问题一般以“怎么办才能达到某一目的”的方式出现，研究的结果是解决了自然、社会或生活中的某个问题，有一定的功利性。对自然、社会或学生生活中所遇到的多种对象之间关系的解释。本类问题需要对多个（至少是两个以上的对象进行观察、甚至反复试验、经过探求多方面的原因才能得出结论）如“怎样才能让爸爸妈妈高兴？”等。知识产生背景与过程探究。如：“是谁发明了造纸术，他是怎样发明的？他为什么发明造纸术？”等。这类问题多源于课堂知识，随学生问题意识的形成，也逐渐产生于学生的课外阅读之中。专门知识实践应用。这类内容有几种情况：a、学生学了课外内知识，由于对其感兴趣，自觉地运用知识进行课外的试验、制作；b、教师在引导学生学过了某些知识以后，以“实践应用的作业的方式布置给学生，要求学生从所布置的多项作业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来完成。”c、学生所学知识诱发了学生对解决过去问题的兴趣。这几种类型的学习结果有一定的成品性。综合类型。学生要解释的现象、要解决的问题、要探求的知识背景、要应用某种知识在某一次研究性学习过程中，可能是一种甚至几种类型的综合。二、探索出“小学研究性作文学习活动”基本模式流程。教学过程中，我们一般选择学生能够在短期（一般两周）完成的“项目”，并按照分四个阶段对学生的研究性学习活动进行指导。进入问题情境阶段。按照研究性学习活动要求，在教学开始，通过开设讲座，组织学习参观访问、进行信息交流、介绍案例等方式，做好背景知识的铺垫，激活学生原有的知识储备，提供研究范围，激发研究动机，选出全班同学或小组同学共同感兴趣、有能力开展研究的问题。解决问题，进行实践体验、获取作文素材阶段。引导学生学生自主地查资料、阅读、书籍、实地考察、参观访问、调查、动手操作实践、记录、比较、思考、想象、交流讨论，与所制定的目的计划进行对照，解决问题，总结整理资料，形成纪录实践过程的文字、音响、制作等多种形式的作品。书面作文，整理自己的研究心得或成果。将自己或小组经过实践、体验所取得的收获进行归纳整理，总结提炼，形成实物和书面材料。全班交流展示阶段。包括：研究报告或研究体会的张贴（在班内墙上的固定位置）、固定时间的宣读交流、出版学生个人、小组和班内的研究报告与研究体会专辑、推荐发表等。三、摸索出了比较有效的小学研究性作文学习活动的指导方法。1、指导学生合作学习，发挥合作的优势，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活动，个人的观察、资料查阅、试验、操作、思考要以笔记的形式做好记录，小组内各成员定期围绕共同的专题，进行研究过程中的交流研讨。2、教师对学生的“笔记”进行随机性的“检查”，针对笔记对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进行指导，这样，笔记成了“求得教师指导”的一种凭借。3、针对学生完成研究性学习活动中‘写的困难’，有针对性地进行“专项写作技能训练”和个性化的指导。。具体操作时，我们重点采取以下方式：（1）在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中，针对学生的资料笔记，与学生进行交谈，挖掘学生活动过程中没有记录的闪光点，指导学生记录下来。（2）针对学生笔记出现的“内容与问题单一性”问题，指导学生换个角度思考。如学生过于单一地记录试验的现象、数据等，教师题是学生记录以下研究过程、如何操作、态度、情感变化等。（3）在学生进行成果加工的过程中，教师针对学生的实际进行写作指导。4、采用多元评价的方式，注重过程评价，使每一位学生都产生成功感。（1）、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学生作文的评价者有教师、学生个人、学生小组，也有家长，还有与研究性学习开展内容相关企业、社区或有关部门等。（2）、评价内容的丰富性和灵活性。学生作文过程中，评价的内容通常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参与研究性作文活动的态度；在研究性作文活动中所获得的体验情况；研究和作文学习的方法、技能掌握情况；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发展情况。（3）、评价手段、方法的多样性。学生的作文评价采取教师评价与学生的自评、互评相结合，对小组的评价与对组内个人的评价相结合，对书面材料的评价与对学生口头报告、活动、展示的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四、学生作文能力提高较快，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逐步形成。第一：丰富了学生习作的内容，作文使学生有话可说。以小学语文第六册《记一种小动物》。教学为例。实验班学生用研究性作文教学的方法县组织学生开展了研究性活动，然后写研究报告；对比班只布置学生观察，然后课上指导学生作文。（两个班均为50人）。结果，实验班学生人均观察笔记7篇，查资料1.8篇，对比班人均记观察笔记0.6篇，查资料0.4篇；作文字数，实验班在600以上的12人，400-599的26人，200-399的12人；对比班，400-599的6人，200-399的，15人，200以下的29人。第二、丰富了学生的个性体验，激发了学生的习作欲望，学生习作表达了真情实感。四年级实验班教学《写一种工具》，教师让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一种工具进行调查，邱江同学专门回到农村老家调查“镐头的变迁”。在调查笔记中，他有这样两段话：“（4月13日）听说我要调查镐头的变迁，老叔马上对我说：‘现在谁还用这个，都用拖拉机了！’是啊，农村的变化可真实太大了——镐终于可以进博物馆了！”“（4月14日）我不知道全中国的农村究竟有多少镐头，在我的老家，我发现了三种：窄刃镐、双叉镐、宽刃薄镐。他们各有个的用途。这不能不说明我们的农民祖辈是那样的能发明，值得自豪。但是，自豪之余，我想到了它们在种地方面的作用越来越被现代化的机器取代——我们的自豪将被外国人的发明取代。这又不能不感到一点心酸。我想对我们的同辈说——我们有责任呢！”我们对三所学校五年级实验班共160学生进行了这样一项调查——从实验开始到第六次研究性作文实验中，作文课前，哪些学生能够先将作文写下来。结果如下：第一次：0；第三次，20；第六次；108。以上数字说明，仅仅经过几个月的实验，在研究性作文教学中，“写”已经成了全班大半数以上的学生想做、愿作，能主动来做的事情。第三、激发起了学生读书、探究生活和写作的兴趣。下面一组数据是以所实验学校小学三、四、五年级五个试验班实验前期和实验四个月后几项调查数据对比：平时自觉主动坚持写日记：34：158；平时自觉、主动坚持坚持读课外书：94：166；平时总能在生活中发现一些问题：68：128；发现问题以后，能够主动思考并想办法解决：67：123。在实验班级，学生写日记的习惯、读书的习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识与能力正在以良好的势头发展。而且，我们所期待的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与能力”也随着研究性作文教学的开展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参考文献：1《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钟启泉等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82《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73《素质教育在美国》黄全愈，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124《科普作文：作文教学的奇葩》李昌斌，原载《小学语文教师》2001、4p465《小学作文教学与素质教育》高启山，原载《小学语文教学》1998、6p266《如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体性》高启山，原载《中小学教材教学》2000、3-47《研究性学习在美国》张人江原载《教育与发展研究》2001、8p47-488《关于研究性学习的目标》张文周原载《上海教育科研》2001、8p5-69《真实的写作：作文教学改革的根本出路》魏占峰10《美国小学作文教学一瞥》张良田11《美国小学写作教学的一些特点》张孔义网载12《单元作文的全程指导》高启山原载《小学作文教学漫笔》高宗达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3《小学中高年级作文序列化训练的实验介绍》高启山，《河北教研》1993、914《日本教育中的“生活作文”思想》方明生《外国教育资料》1996、615《从学生作文心理角度开展作文教学改革》祝新华《课程．教材．教法》2001、3p答辩还是比较顺利的。报告还被系里评为了优秀论文。[1]
教研论文范文第8篇
摘 要： 同课异构是基于问题的研究，基于教师合作的研究。所谓“同课”是指相同的教学内容，“异构”，则指不同的教学设计。作为当前流行的校本研究方式，它具有参与者的协商、教与学的比较特征。该研究方式有助于教师对创造性使用教材、教学过程以及教学效果的异同进行比较，其研究方法有课堂观察、教学反思、教学课例等。
关键词 ： 同课异构； 校本教研； 比较方式
正步入深水区的国家课程改革，给一线教师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机遇。它促使教师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和教学行为发生根本转变，也催生了学校的科、研、训三位一体的校本教研模式。同课异构这一崭新的校本教研方式现身校园，很快就为广大教师认同，并且在课堂教学研究中成效初显。
一、同课异构的内涵
所谓“同课异构”，实质是一个不同教师面对同一教学内容，立足于各自教学经验，遵循教学的科学规律，在同伴的帮助之下，广泛占有各种资源，进行各种教学构想，并将构想予以优化后付诸实践，从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最终优化课堂教学，使自己对课堂教学的认识、对教学规律的把握经历一个不断的、螺旋式上升的“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教学认知建构过程。
在同课异构中，“同课”是基础，“异构”是发展。所谓“同课”是指相同的教学内容，不同的教师进行各自的个性化的教学设计；“异构”，则指不同的教学设计，是在教学资源的重组和利用上求异，是在文本解读上求异，是在教学设计与构思上求异，是在教学方法上求异，是在教学风格上求异……。教学内容的“共性”决定了同课异构的“同”，不同教师的“个性”决定了同课异构的“异”。能够反映出同课异构的魅力与内涵的，反映不同教师得到不同的发展的，恰恰是“异构”。当然，求异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使教学获得更为有效的创新才是目的。所以，这里的“异”，不可为异而异，就同一教学内容而言，不同的“异构”，应当是“和而不同”的。这就不可忽视了同课异构的比较研究功能。
1．异中求同：参与者的协商。
从形式上看，同课异构的“同”指的是教师所授课的年级、教材、进度与“课名”是相同的；从本质上讲，同课异构的“同”不是指同一教材的同一文本，而是指教师对文本的忠实度之“同”，即对文本解读的一致。从研究的内容上讲，同课异构破解的是“如何创造性使用教材”，既为同行展示经过处理后教材的“用法”，同时也为同行的研讨提供范例。
2．同中探异：教与学的比较。
从形式上看，同课异构是由不同的教师来上的“ 同名课”，所以更有可比性；从研究的内容上看，同课异构是依据课程标准之教学风格等方面的差异，这样，在教学反思的过程中大家都有共同的话题，对问题的探讨就更加深入。
二、同课异构的流程
⑴发挥年段教研组团队的力量，作好备课前研讨活动。我们要求每位老师谈出自己对教材的理解和感悟，分析教学的重点、难点，交流自己对突破教学重难点的设想和疑问，交换可利用资源。备课组主要立足于对突破重难点的设想和教材的挖掘上。我们要求教师们都要根据自己班级学生的知识水平说出个性化的突破方法和构想。把过去单一封闭的个人研究模式转向多维互动的群体研究模式。
⑵教师对教材有了充分的认识和理解后，根据教研组内讨论的各种意见和建议，进行了筛选，开始结合自己班级学生的特点和自己的教学经验、知识背景、情感体验，构想出了能呈现自己教学风格的教学预案。这一过程是教师个体独立备课过程。在教师们动起来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灵感、更多的文本解读、更多的教学和学习的方法。
⑶交流各位老师的预案，展示教师对教材不同的分析理解、不同的策略选择、不同的资源选用,从中选出典型，推选两位教师先进行课堂教学。听课后请执教老师说课，请参与听课的所有的教师从教学目标、教学语言、教学设计、教学理念、学生活动等方面对这两位教师的课进行了点评，多侧面、深层次进行剖析，挖掘闪光点和不足，进行反思、总结、重建。
⑷修改完善教学预案。执教老师在听取了教师的建议之后，反思自己的得与失，并把成功与失败的教学片断摘录下来撰写教育后记、教育日志、案例分析。同时结合教师们的评课建议，对自己的教学预案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效果。
以教学《分数的意义》为例，阐述同课异构的教研模式。
第一次活动：确定主题、提出要求。
教研组商定教学《分数的意义》。教研组长要求年段每个成员都参与集体备课活动，提出每位老师谈出自己对教材的理解和感悟，分析教学的重点、难点，并结合自己班级学生的知识水平说出个性化的突破方法，设计教学过程。
第二次活动：各抒己见、展示设计。
例如某老师：我对教材进行的分析，认为这节课的重难点除了单位"1"的认识和分数的意义外，还有分数单位。我根据本班学生的学情，先在导入部分的这一环节创设了分数的怎样产生的情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二环节导学部分，设想通过学生回忆说出一个分数，再让学生动手用圆片或是一条线段来表示一个分数后，出示多个物体表示分数，抽象概括出分数的意义；第三环节想通过反馈巩固新知识；第四环节质疑进一步完善学生的认知结构；第五环节总结加深对分数意义的理解；第六环节通过巩固达到教学目标要求。
其他教师也各抒己见，说出了自己对教材的理解和突破重难点的设想和疑问，交换可利用资源。最后教研组再通过分析、比较从中选择既能体现新课程理念又具有不同的教学风格两位老师上公开棵。
第三次活动：尝试教学、反思优化。
两位老师试教后，分别在教研组的活动中，说出了教后的感悟和困惑。教研组成员经过对两节课的听课、观察，坦诚相对，真诚地提出自己发现的问题。两位老师再根据教研组提出的这些建设性意见，并把自己教学过程中成功的片段，或是不足的地方进行分析，对教学设计作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第四次活动：完善设计、资源共享
两位老师在再次试教前，分别对修改后的教学设计进行说课，教研组的全体老师再次进入课堂听课。最后我们将其教学方案发在校园网上，实现资源共享。
三、同课异构的成效
（一）为教师搭建一个展示个性、展示自我的平台
1.教学能力强。在听课评议之后，每个参 与者在交流与分享中都有自己的收获，自己的不足之处将会得到弥补，自己的长处将会被他人学习。听课者自己的执教活动是在深入反思之后的一种二次异构，必将是较为高效的课堂教学。
2.理论素养高。执教过程中的酸甜苦辣都有营养，大家都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并上升为理论认识。在下一轮次的同课异构中，这些理论又会被用于指导实践。在一次次的思维碰撞中，教师的思想认识水平伴随着对课堂教学的反思创新也越来越高。
3.研究能力强。同课异构是基于问题的研究，备课、上课、反思交流本身就是一个研究的过程。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解决先前提出的问题。当执教出现缺失时，大家又会再次发现问题并进行反思讨论，这将再次提高教师的研究意识。
（二）构建校本教研的多维视野，推进教研组发展
1．促进文本的多元解读，丰富教材价值。每位教师或多或少对文本都有自己的理解，所以每一次的教研课都能展示对教材不同的分析理解、不同的策略选择、不同的资源选用，呈现课堂教学的多样化。正因为文本价值的丰富性，使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选择不同的教学内容，获取不同的教材价值。
2.开阔了教学研究的全新视界。同课异构教研模式比单一式的课堂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多维视野，不仅更有利于教师的参与研究，而且可以在比较中深化对“课标”的理解，对文本细读的感受，对教学思路设计的启迪和如何以学生为本作现场生成的把握。在比较—— 鉴 别——选择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地调动着教师观察、分析、思考、识别、判断的积极心智能力。这对于教师的专业成长无疑会产生全方位的推动效应。
3.提供了探究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比较空间。课堂有效性教学的核心问题是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教师表演才艺的高下、教学流程的顺挫，都应当从对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所产生的作用来评价。同课异构无疑可以为探究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提供客观的比较空间。
同课异构的多维研究视野，其本质在于呈现了一种开放的精神，一种研究的思绪，一种创新的探索，一种企盼精益求精的追求。这正是不断推进课堂教学实践研究的原动力。
参考文献：
[1] 苏鹏春.小学数学“一人同课异构”教研模式的探索[J].小学教学参考,20__,20.
教研论文范文第9篇
关于学生家庭作业的研究，美国教育学家艾普汀（Eptein）提出了家庭作业的十大目的（1OPs）：（1）练习（practice）（2）准备（preparation）（3）参与（participation）（4）个人进步（personal development）（5）同学间的交流（peer interaction）（6）家长-子女关系（parent-child relations）（7）家长-教师之间的交流（parent-teacher communication）（8）与社会的联系（public relations）（9）执行政策（policy）（10）惩罚（punishment）。早期苏联的教学论专家凯洛夫和斯米尔诺夫都把家庭作业研究看作教学论研究的重要方面，认为家庭作业与课堂教学是同等重要的。在中小学家庭作业的内容方面，美国教育学家奥斯博姆（Osborn）针对作业内容提出了一些指导原则。目前，美国许多学校的教师己经意识到：为了让学生获得更多的体验成功的机会，就必须对传统的家庭作业内容进行改革，家庭作业被赋予一种全新的概念，称之为贴近生活（Real-Life）。这种家庭作业渗透了很多日常生活的素材，尽量适合每一个孩子的能力和生活背景，能够使学生意识到他们所学知识的价值，当孩子们意识到所学的知识可以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时，他们就会更加关注对这些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美国哈佛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还倡导布置专题作业，他认为，可以根据学生感兴趣的主题布置一些专题作业，甚至可以让学生根据对学校里所学知识的掌握和理解独立地设计一个自己喜欢的专题，这样学生可能会更主动地学习和掌握与专题相关的知识、技能和概念。
近年来，国内的研究者也逐步认识到中学家庭作业问题的重要性，进而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家庭作业问题的研究。如吴也显等人把教材分成三个系统：课题系统、图像系统和作业系统，并且指出：“作业系统在教材中不仅应有一定的地位，而且还应加强对它的研究。……作业系统如果安排得好，对学生自学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利于教师改进教学方法”。金鹏在《新课标理念下初中英语作业模式》中提出几种作业形式，如有声作业、分层作业、长期专题作业和自编作业等。张婷婷认为英语家庭作业的设计应侧重在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方面：将英语作业形式分为为选择型作业、实践型作业、操作型作业、互动型作业和游戏型作业。董文智在阐明英语作业改革理由的基础上提出了英语作业改革的原则，对制作类作业、实践类作业、互动类作业和娱乐性作业几种作业形式进行了探索。谈振华认为，学生课外作业的内容包括：预习或复习教科书，阅读有关的课外书籍，完成口头作业（如朗读、背诵、复述等）和实践活动作业。教师在布置作业时，要注意将作业布置明确，内容要符合教学大纲与教科书。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学英语家庭作业形式和内容应该更加灵活、丰富、开放，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个性。
二、对于英语作业与学习成绩相关性的研究综述
在中学英语作业完成量和学习成绩相关性的研究方面，1980年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曾向5.8万名学生发了问卷，调查他们每星期平均用于家庭作业的时间量，调查结果显示对任何一种水平的学生增加作业量都对成绩的提高有帮助，如果在某个年级不布置作业，则会对学生今后的学习成绩产生消极影响。参加这项调查的提摩西·基恩认为，“对于任何一个能力水平的人来讲，增加作业量都会使成绩提高。家庭作业具有补偿的作用”。不过他也发现了一个现象，在他的调查取样中，有些学生用于家庭作业的平均时间并不特别多，但学习成绩也很好。因此，他认为家庭作业量并非越多越好，而应当适量，超过一定的界限，也会造成成绩下降。英国的很多学者也认为针对某些难度较高的学科，必须将家庭作业作为教学的辅助手段。作业对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是有用的，只不过要看作业的布置如何。近年来的许多重大研究都认为：如用标准的测验评分制来衡量，家庭作业可以使学生成绩迅速提高。即使不对活动的性质加以控制，而单从学生用于作业的时间量来看，家庭作业也是有益无害的。
另外，哈里斯·库帕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他对田纳西州三个学区的709名中、小学生进行了调查，通过9项关于学生的作业完成量与其成绩的相关研究，绘制了一张成绩水平与时间效率的关系图：曲线的走势在低年级阶段呈现平稳的趋势，这说明小学生成绩的提高与作业量相关性不大；初中以后，家庭作业的时间与学业成绩明显相关，在作业量合理的范围内，随着家庭作业量的增大，初中生的学业成绩会随之不断提高，而在高中阶段，曲线则持续向上延伸。这个研究说明，学生学业成绩与家庭作业完成量存在较大的相关性。尤其在初中和高中阶段，家庭作业量与学生学习成绩之间存在正相关。Bonyun 则回顾了20个1985年至1991年的家庭作业研究，其中大多数都是在加拿大的高中进行的研究。这些研究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即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比成绩差的学生完成的作业更多，家庭作业完成量与学生学习成绩之间有正相关。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完成作业的时间与学业成绩提高只是有一定的相关性，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完成作业就必然会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
总之，国外的大多数研究表明，花更多的时间做家庭作业的学生在学校的成绩要更好一些，而且这种情况随着年级的升高变得更加显著。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家庭作业量与学生的学习成绩是具有相关性的，但并不总是呈正相关，他们在肯定家庭作业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指出过量的家庭作业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
三、对于英语作业有效性的研究综述
在中学英语作业的有效性方面，美国教育学家就如何提高家庭作业的有效性，提出了12条原则：（l）加强教师与家长的联系。应该让家长了解家庭作业的重要性和教师的期望值，同时向家长推荐完成作业的步骤，督促学生完成作业，使学校教育获得家长的支持。（2）在课堂上要求学生完成和家庭作业类似的学习任务。通过这样的做法可以有效地检验学生独立完成家庭作业的能力，教师要对于那些完成任务有困难的学生进行指导和帮助。（3）根据学生的独立阅读水平布置作业。就技能操练而言，学生能够阅读的练习是基本的要求。家庭作业的内容应简单，让学生能够把注意力放在技能的操练上，而不是解释课文上。（4）帮助学生充分了解完成家庭作业所需的背景知识和素材。教师可以指导学生使用网络、书籍、视频或音频材料等搜集整理参考资料。（5）为学生提供阅读作业的主干材料。例如提供阅读背景，列出关键词汇，指出阅读的目的等。（6）在学生中开展完成家庭作业的方法指导。教会学生如何在写作时确定中心思想，如何在阅读时快速查找关键信息，如何整理、运用参考资料等。（7）对分量较重地作业进行分散处理。如把一个单元的单词分成两部份，要求学生到周三时掌握一半的单词，到周末再掌握整个单元的单词。（8）家庭作业要有关联度。不要仅仅学习拼音书籍上的字，而应记住拼错了的字。相关性对学生的学习动力和意义至关重要。（9）向学生解释布置家庭作业的意义。这样可以让学生了解家庭作业的价值，否则学生会感到作业毫无意义。（10）尽可能运用累积教学法。例如从现行作业中抽取若干新的例题的练习。（11）重视对家庭作业的检查。如果布置了作业却不注重检查，就容易使学生养成敷衍的习惯。教师应该给学生提供明确的反馈，要保证学生能理解批语。（12）让学生重视作业中的错误。对于学生普遍的错误可以在课堂上集体评讲，督促学生进行订正，避免重复犯错。
学业负担过重（主要是家庭作业负担过重）是我国教育的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而且近年来愈演愈烈，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小学生一天的作业量大药相当于美国小学生一周的作业量，甚至还要多。苏州市教科所在1991年在苏州市第二中学进行了“在不降低教学质量的前提下，选择学生最佳家庭作业量”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当课外作业量大于40%时，学生负担过重，不但学习成绩提高甚微，而且不利于学生进一步的发展，当课外作业量小于20%时，学习成绩将会出现明显滑坡。不过教学中不可将以上确定的作业量绝对化，而要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学生的实际水平等灵活调控，使教学效果最优化。
在初中英语作业难度的研究方面，鲁子问的《英语教育动态原则与真实原则论》中，介绍了解决学生两极分化的方法。首先可以对教学内容进行分层，将基础的英语知识与能力提高性的知识与能力适当分开，将学习要求适当分开，有主有次地安排教学，这有利于达到社会对学生的不同的英语学习要求。傅道春指出，“自设作业”完全是一种自愿行为，学生只要有兴趣写就不能称其为负担，而是一种享受。谈振华也认为，布置的习题要有代表性，难易适度，量要适中。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来，家庭作业在教育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己经被深信不疑。人们开始探讨如何布置合理、科学的家庭作业量。但是其中一部分人却提倡要多多的给学生留作业，他们担心作业量布置的少会影响他们孩子的升学，进而会影响孩子的工作。可见，学习的成绩和工作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当时学生的家庭作业量较大，负担很重。仅以美国6-8岁学生每周平均课外作业时间为例，1981年为52分钟，而到了1997年则上升为128分钟。根据美国国家睡眠研究协会最近发表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美国仅有百分之五十的青少年在上学期间一天的睡眠能够在8.5小时以上；有1/4的学生一般只能睡6.5小时或更少的时间（胡庆芳，杨翠蓉，季磊，等，2008）。
21世纪以来，美国家庭作业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2000年美国公众议事基金会的调查报告指出，64%的家长认为现在学生每天带回家的作业量适中，25%的家长反映孩子的作业量不足，只有10%的家长认为学生的家庭作业太多了（Julian Forester，2001）。2006年美国学校健康教育小组的调查同样发现学生的家庭作业比10年前减少了。在接受调查的44.8万名学生中，每天做家庭作业的时间达到一小时的学生人数由1997年的86%降到2005年的64%。（Louise Cooper，2006）
四、国外对于英语作业优化设计的研究综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教育家克伯屈的设计（项目）教学法在美国的初等学校和中学的低年级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教师在学生的自主探究中帮助他们设计项目，提供资料和建议。项目学习不同于传统的接受式学习，学生不必完全听命于教师的讲授，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专长来选择适当的项目进行学习，它充分调动了学生主动学习的愿望和动机，这种理念改变了传统作业的老面孔，对设计新型的作业类型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这种探究性学习，以一个主题为中心进行学习的方式对我们的作业布置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同样，“二期课改”也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很多专家、学者都认识到了当前作业中存在的弊病，并就如何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大都认为，作业与练习的内容要体现探究性学习与合作学习，体现灵活性和多样性，新课程的作业是个良性循环的能力链，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发现新的问题，主动去解决，从而又有新启迪，这样循环往复，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力得到提高，而且不断地在探究中有新的成就，作业伴随着学生，从课内走向课外，从课堂走向社会，成为学生与人合作、与人沟通的桥梁，成为学生实现自我的途径。这些理论方面的研究为传统作业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也为我们新的作业设计打开了开阔的思路。但是如何把学生的学习情感、学习兴趣、创新意识、动手操作、技能知识等融入到作业中，具体到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教学内容，要进行怎样具体的作业布置，却没有现成的例子可照搬。尤其是初中英语作业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否存在一定的联系，没有现成的研究。为此，作为教师，非常有必要对此课题进行具体的研究。研究优化初中英语作业与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关系，对于英语教学有重大意义。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维克托费德罗维奇·沙塔洛夫在他的《教育散记》中提出，“在普及中学教育中，教师的职责是教好所有孩子”，他认为，这是普及中学教育对苏联学校提出的期望，实现这一期望是社会赋予教师的神圣使命，也是客观现实允许办到的事情。能否办到，问题在于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在作业方面，他提出：改“布置”作业为“推荐”作业。沙塔洛夫遵循了因材施教原则，在作业方面作了改革，调动了所有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在不感到为难的情况下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尽可能多地完成作业。沙塔洛夫主张编两类练习题集。第一类集子中的全部习题，所有学生都有能力完成，也必须完成，不论其对这门功课是否有兴趣：第二类集子中的习题则专为那些对该门功课有特殊兴趣的学生编，其难度完全足以满足优等生的求知欲。沙塔洛夫说：求知欲和力求实现自己理想的愿望是每个人所固有的。当学生感到完成作业不是应付差事，而是一种内在需要时，作业就成为学生的自觉行为，就会变成兴趣，反之则会成为负担。沙塔洛夫特别强调坚持反复再现原则，在复习工作方面，要不断建议学生做一些前面章节中的练习。教师要明确指出复习的内容和范围，要为学生选择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习题，在复习每一章节的时候，都要逐步增加难度，避免内容的简单重复，使每一次复习之后都能有所提高。
日本的波多野谊余夫在“怎样培养自学能力”中提出了培养效力感的第二个条件是让学生体验到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能力的乐趣及其意义，体验到只要自己尽力地去做，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办到。差生较多的筱井旭高中曾做过这样的实验，不论学生知识水平的高低，一律布置同样的家庭作业，即使惩罚再严厉，仍有缺交作业的，而根据学生知识水平的高低，分别布置与其相适应的家庭作业，绝大多数学生都能积极主动地完成。
五、国内对于英语作业优化设计的研究综述
传统的作业布置形式单一，大多数的作业均由教师布置的，要求学生个体独立完成的短期作业。作业的单一形式不利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统一由教师布置作业，学生处于被动的接受的地位。而且必须单独完成和统一时间上交。学生为了按教师要求统一完成作业，出现了抄袭现象。教师在布置作业时忽略了学生的层次性和个别差异性，不利于各个层面的不同学生的共同进步。无法达成面向全体学生的素质教育。针对这个弊端，许多教育者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系列的对策。廖干喜2008年在《英语作业设计的优化方法》中提到了自主性作业和层次性作业。这里的自主性作业针对的是学生。廖干喜指出：“可让学生给自己布置作业。由学生自己根据当天所学内容，从课本的练习中自主选择题目来完成。”层次性作业针对的是老师，作者指出：“教师在布置作业时要考虑到学生的差异性，设计有层次性的作业，如根据优等生、中等生、学困生三等进行作业设计。既让优等生有发挥的空间，又保证学困生在努力后能够得到成就感。”廖干喜的自主性作业和层次性作业的设计体现了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同时也是不同的个体。李莉2008年在《新课改革下初中英语作业设计的探索》中提及到了长时作业和小组合作作业。长时作业和小组合作作业的完成，为不同层次的学生之间进行交流提供了机会；培养了学生之间的合作精神；促进了小组内不同层次的学生的进步，使每个学生都有所学，有所进步；促进了学生学习的动机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传统教师布置作业的内容单调，大多是重复，机械的抄写，背诵单词、句型、知识点、课文和做练习题等。学生对这样费时、费力的作业内容感到很乏味，缺乏做作业的动机和学习英语的兴趣，时间久了，作业完成的质量不好，漏做，甚至不做的现象时常发生。有的教师对这种现象不但不进行反思，反而加倍去惩罚那些完成作业不合格的学生，惩罚性的作业更拉大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使学生更加讨厌学习英语，失去了学习英语的信心，成绩自然不会好了，接着教师又会加倍惩罚那些成绩低的学生的作业，这种恶性循环是不会提高教学效果的。为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不同内容作业的研究开始出现在各类期刊上。云南省的山吉庆2003年提出了英语课外作业就其类型而言，可以分为四类：练习型，准备型，扩展型和创造型。练习型以掌握技能为目的作业内容，准备型作业是为新课的学习作铺垫的，扩展型以把熟知的知识和技能运用于新的情境为目的的作业内容，创造型是让学生在作业的完成过程中能够掌握整合知识和技能的能力。此外，山吉庆老师还提及了口头作业。山吉庆老师的作业实践研究让我们眼前一新，突破了以往的重复性强的抄写十遍、二十几遍单词的单调作业，这种作业增加了趣味性，调动了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学生能够主动的自觉的完成质量好的作业，同时也增加了创新性，开发了学生的思维，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作业布置的趣味性和创新性正符合我国素质教育的要求，从听、说、读、写各个方面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英语作业设计与布置方面的研究多在某些理论基础之上，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形式的家庭作业的设计方案，力图拓展作业内容、丰富作业形式。如《中小学协商式课外作业研究》（赵鑫，2007）论述了协商式课外作业的功能和实施策略。《高中生语文自主作业探究》（丁瑛，2007）从可能性、学生和教师、实施途径三方面对高中生语文自主作业进行思考，并进行实践探索。《信息化环境下多样化作业的设计与实践》（骆莎，2008）从四个维度提出多样化作业的类型，设计并实施了信息化环境下多样化作业开发的流程。
在英语作业的设计方面，也有研究者基于某些理论而进行的探究，对某些理论基础上的作业设计，如《高中英语作业布置中出现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薄涛，2007）一文通过行动研究的方式，试图解决高中英语作业布置中出现的问题。余亦化（2007）通过以学生为主体的小学英语课外作业的实验研究，表明以学生为主体的英语作业的设计、布置比传统的作业形式更有效。但多数研究在设计方面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英语家庭作业类型的探讨上。如李莉从口头作业、长时作业、选做作业和小组合作作业这几项新课改理念下的新型作业形式来讨论新课程下的英语作业设计。英语有声作业和口头作业的设计、英语作业文化性、多样性、层次性、开放性的设计都成为研究者们集中关注的问题。这也许是因为在新课程改革的影响下，英语教师意识到以往在作业类型设计上的局限性，因而这方面的研究较为集中。
教研论文范文第10篇
教育科研论文，简称教育论文，它是用来进行教育科学研究描述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的文章。教育论文是学术研究的结晶，而不是一般的“收获体会”，教育论文应有学术性，所以它是学术论文。
理解教育论文可以从两点来把握：教育论文是探讨问题、进行教育研究的一种手段，教育论文是描述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的作用既表现于学术价值也表现于实践价值，既表现于社会价值也表现于个人价值。具体来说有以下方面：
（1）通过科研论文向社会表达对所研究的教育现象的深思熟虑的观点、意见，启发人们关注与努力解决有关教育问题的热情与智慧。
（2）通过科研论文与他人交流学术见解，互相争鸣研讨，促进教育学术领域的繁荣与以个人学术水平的提高。
（3）通过科研论文撰写过程本身，提高研究者本人的综合分析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这对于研究者提高整体的教育、教学能力是极其有用的。
教育论文应较系统和专门地讨论与研究教育科学领域中某种现象或问题，思考和动笔都是从科学研究这个目的出发的，比一般论说文更富理论色彩和专门性。它涉及的范围较广，在教育科学这个辽阔的领域中，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观察和分析有重要价值的现象和问题。它不象一般论说文那样，可以就具体事件议论得失，评定是非。它的生命力及其价值，是在于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内容上的创新意义。它比一般论说文更强调新意（即新见解、新成果、新思想）。它主要有如下特点：
1．学术性
教育论文是学术成果的载体，是学术研究所形成的产品。它侧重于对教育现象进行抽象地、概括地叙述或论证，其内容是系统性的、专门化的、因而，这种文体必然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它不是教育现象的外部直观形态和过程，而是教育发展的内在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它具有深思熟虑的学术见解，但又不是偶感式的杂谈或社会性议论。教育论文中，某一教育现象也不象“经验”那样完整、具体、形象地反映着，而是按照思维的认识规律被解剖、抽象地反映着。它致力于表现教育的本质，揭示教育的规律性。它与教育、教学经验文章相比较，它是理论的。虽然它要取材于某一具体教育、教学活动，但不叙述其细节，只是经过提炼，“抽象地反映”并上升为理论，写成论文。教育论文如果没有学术性也就失去了教育论文的资格。所以，学术性是教育论文最起码的条件。
2．科学性
教育科研的任务是要揭示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建立和丰富教育理论，使之成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指南。这就要求作者对传统的教育思想、内容、方法，对引进的教育理论、经验，都要采取“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态度，都要尊重客观事实，不能带个人偏见，不能主观臆断或凭空说教。在立论上，应实际出发，从中引出切合实际的结论，即必须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指导思想，论点的提出必须以切实、准确、真实的科学依据为前提；论据，要求要在周密的观察、调查、实验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占有材料，以最充分、典型、新颖、确实有力的材料（理论材料和事实材料）作为立论的依据；论证上，应是系统的、完整的、首尾一贯的，是经过周密思考，严谨而富有逻辑效果的论证。它包含在内容上的充实、成熟、先进、可行；表述上的准确、明白、全面，无懈可击，如果失去了科学性，也就不成其为教育论文。所以，我们说科学性论文的生命。
2．创造性
教育论文要求作者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敢于革新陈腐的教育思想、内容和方法，有创新意义。能在对教育领域的现象进行观察、调查、分析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别人没有发现或没有涉及的新问题；能对别人研究过的问题采取新的角度或方法，提出具有理论意义或实用价值的新观点或新结论；能在综合前人研究结果（或经验）的基础上加工提炼，开掘新意；能在别人争论的课题中或出现分歧的问题上进行比较分析，在弄清彼此的分歧争鸣点的基础上，做出与已有结论不同的结论；能用新鲜的材料（事例、数据、史实、观察所得）来证明已证明过的问题，探索新意向；能运用中外教育领域里的最新信息资料、情报，以及教育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经验理论、概念，增强教育论文的时代色彩或现代化意识，从而提出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新设想，探索新体系、新方法，开辟出新的改革之路，推动教育发展的新进程。所以，创造性是衡量教育论文价值大小和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准。如果教育工作者没有独特的真知灼见，没有创新，只有继承，那么，教育改革也就难于深化。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也就是一句空话。
4.理论性
教育论文的理论性是指论文的理论色彩，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科学观点和有关的政策、法规，以及教育科学理论为指导，分析研究教育现象和问题，形成有理论高度的论文。在具体表达科研成果上，要符合教育规律、教育原则的新要求；要从具体事物出发，把感性的东西，上升到理论高度来分析，做出科学的结论，做到以理服人；要在教育领域的现象和问题的探讨论论证和表述的过程中，运用现代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学校教育管理学和专家对教育的论述以及专业性名词术语、理论概念，并溶化或融合为论文的内容，使论文具有较浓的理论色彩。所以，理论性是教育论文深度的标志。但一定要深入浅出地表述复杂的科学道理；要用通俗简明、生动形象的语言让读者感到平易能读，平实易懂，使论文发挥交流、传播、推广科研成果的作用，进而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5．探索性
探索就是对尚未解决的问题，以新的观点进行探讨、寻找、搜索、求取，找到改革的突破口。没有探索，也就没有科研成果。因此，探索性是贯穿教育论文始终的一条红线。即在撰写教育论文中，对教育科研中涉及比较复杂的现象和问题，要进行多方面的思考，多层次的比较，并进行认真分析，反复研究，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措施或意见和办法；要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党的教育方针为客观指导，根据传统教育的经验教训和当前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探索教育领域里我们还未明白还未掌握的教育教学规律，探索未来的教育教学到底是什么样子，应当怎样实现新的目标。此外，针对现实工作中暴露出来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总结研究成果，这本身就是探索性工作；而正确地寻找改革的突破口，寻找论证的新角度、新方法，寻找的过程，就是探索的过程。教育论文应体现出作者的探索个性（特点），探索个性越鲜明，论文越有创造成果。所以，探索是科研的前提，也是撰写论文的前提。
6．实用性
教研论文范文第11篇
教育教学现状
虽然一些人极力的回避应试大谈素质教育，但国家从来没说不要学生成绩。培养学生各种能力不仅是国家需要，而且是学生发展和家长之需要，再看教育现状，尤其省内教育市场——高考。我们的学校生源不比别的县市少，考生素质不比人家差，我们的教师也出自生省内外的各大高校，而我们的上线人数呢？考好的是人家的一半，少的是几个甚至没有，这样学校有存在价值吗？这样学校学生都有问题吗？这样学校教师都不合格吗？不是的，是教育管理体制(解决见量化改革和秦市高考之我见)和教学改革方向之差所致，必须尽快改变过去教研教改和教学中不合理的方向方法，适应现代的学生现代的教材和教育，给我们的政府和社会一张合格乃至优秀的答卷，给我们的学校以继续发展空间，因此必须研究教改和教研。
教研教改之现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教育改革几乎伴随教学没有间断的进行。而真正成功的改革，应该改过之后几十年不变，生命力还是极其旺盛，不应该今天也改明天也革，那不是改革，是对改革的歪曲。而教改现在就是这样。教育科研人员只研究课本的科学性，(由于竞争)大量的教师使用教材，独立摸索教材的使用，很少共同精确研究教材的使用方法，几年这样，十几年还是这样，几十年呢？对自己的教学了解是片面的，静止的，孤立的。根本原因是他们没有看到同一课别人的优点和自己的缺点。对教师定位应实是求事不应太高。教师不应该是教学改革和研究者，而应该是教学执行者，教学之最佳执行者。教材有些年级和学科已执行了几年十几年，至今却没有人给出一个使用方法。只有参考书泛滥成灾(重复没有直观操作程序，作用甚微)，没有一个单位(人)对其它人进行系统教学交流。我们的教育，相当于五千人重复地研究一个，最多几个课题，而教学也是五千人研究百十左右课题。由于独立教学，错误时无法快速校对，正确时无法百十人共享，是人力资源的浪费，这就是教研和教改方向之错。
教研教改新方向
如此说来，教研和教改方向该动了，必须朝有利于教育教学方向动，必须有助于教师互助交流方向动，必须朝资源共享方向动。
过去这样的教学交流也有。小范围听课互助，大范围县市省优质课。对提高教师业务水平上起了一定作用，那是历史之产物，但也必须随历史之发展而被淘汰。优质课由于是一节课，它只从微观教学研究，缺乏宏观教学研究，优质课的影响力是孤立的，有的是片面的虚假的。它不易同步影响，同时还受教师水平和学生水平限制脱离教学实际不易执行。当我们研究衡水之教学经验，不仅盯住他们的名师，复习资料，有一点不能忽略，这就是对教学全程监控，这一点必须足够注重视。它有什么作用呢？消极的讲教师不能不好好干；而积极呢，你干不好，有你学习的空间，而且是全程同步学习空间，有现在的过去的，甚至还有将来的这样对教师就直观形象同步，可操作，作用力大，一此名校除了有好的用人机制外，还应该有闭路或相当于闭路系统。但这也不是说我们到这些名校购买一些这样的光碟，就可以提高我们水平，它可能脱离了我们的学生教师资料的实际，我们必须把外校的先进经验与本单位的实际结合起来，利用我们的名师，构建适合我们自己的全程教育系统，这样即经济又实用，还有效果，完全不必闭路监控就能初步实现。现阶段各校电脑摄影机已为这种教研提供了有力之工具，但现在这些器材，利用率不高利用方向不对，电脑除服务学生信息技术学习还应该为教学服务，不仅去用它查资料写教案出试题，写论文，讲优质课，更应用于教学传播，而用它把用摄影机实录存储下来，以供其它同学科目年级教学之参考，这比参考书直观，比听课实用，以研究几个题用处大，会解决所有教师之通病，彻底走出教师高投入低产出的教学阶段，改变过去各种低级的劳作方式和方法，同时还可以把大量教育教学理论做成了案例影响一代教师，影响一代代学生，改变一大批教师教学习俗，极大提高教学效果。那么如何运作呢?
教学实录制做和应用方法
我们选择一个小学校一科的一个年级的几个在中考高考中优胜教师，用摄影机做出天的教学实录，实录不是某课的，而是一节一章一册的，必须实出一个实而不是剪辑，平时讲课怎讲就怎讲，教学方式方法不求新，其它教师易操作即可，实录时显示使用的讲义教学参考书，用以比较不完成时下节课的补救措施，体现课下学生作业内容的及解决学生学习的教育行为，这样的教研的有益之处应该不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只需自编自导自演。然后，制成压缩光盘放入其他学校，全面地同步的影响同一学科的其它人。如果有效全面开花。其他教师每天在教学时间内利用50分钟（还可以回家看）象影碟一样观察对比，找到每个问题说法正确吗？怎么就正确；这样教学准确吗？怎么改进就准确；这样教学简洁吗？怎么教学就简洁；这样课堂结构合理吗？怎么布置就合理；这样效率高吗？怎么就高。不仅研究宏观布局,还能研究微观处理.
我们的教学有几十年，对于教学该一种比较最佳说法了，而且应该用这种说法培养一代名师进而影响几代学生，全面提高教学成绩同时提高素质。难道这样不能全面快速提高教师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吗？
教研论文范文第12篇
一、以德育人，因材施教，开展德育系列化活动
要在短短的三年或六年的中学阶段，为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任务十分艰巨。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曾为我校题词：“重视以德育人，提倡因材施教”，按照这一要求，我校在德育科研中，根据学生不同的年龄、生理、心理特点，坚持采取一系列扎实、可行的教育措施，因材施教。培养学生成为德、智、体几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们教育科研的着眼点。
1．加强爱国、爱校、爱父母、爱老师、爱同学的教育
许多初进中学的孩子，自我意识强，在家庭里习惯以“我”为中心，到了一个新的集体，这种自我意识表现出来就是自私，集体主义思想淡薄，缺乏关心帮助他人的观念。针对这一情况，教师明确向学生指出，爱祖国的具体表现就是爱自己的学校、班级，爱自己的父母、老师和同学。
教师有意识地组织学生参观校史展览，组织同学们学习《新都一中一日常规》、《新都一中礼仪常规》、《中学生守则》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等。我们还进行了“一、二、三”评比，即：“每日一做一讲”----做一件使他人愉快的事，讲一讲值得学的人；“做人两善”----心地善良，不让人难堪；举止善意，不让人痛苦；“说话三要”----语调轻盈、言语清楚、讲话文明。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同学们的自信心树立起来了，集体荣誉感增强了，同学与同学之间加强了团结，相互尊重，相互宽容，文明礼貌蔚然成风。连家长也惊讶：孩子回到家里，知道了谦让，简直换了一个人似的。
2.培养学生的动手自理能力，增强劳动光荣的观念
针对现在的学生多为独生子女，在家里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的情况，我们始终把教学做合一作为实验的基本方法，特别要求学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别人的事情帮忙做，集体的事情大家做，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
我们制定了“三从”规则：从课桌做起，书本用具摆放整齐；从课桌周围做起，保持整洁；从床铺做起，给自己一个清新明净的环境。倡导同学们做“文明的新都一中人”，加强了课间10分钟“自理活动”。数月后，实验班的教室、寝室、公共区域成为全校最干净的地方。孩子们回到家里也主动帮助父母干家务事，受到了家长们的好评。
在班级管理上，我们实行“干部轮流制度”，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担任班干部，为班集体服务。通过这一措施，同学们的创造能力、组织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增加了他们的责任感。
3.改革课程设置，提高学生创造能力
教学生会学不仅是个方法问题，而且是一个使学生成才的指导思想问题。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我们在实验班开设了“人才课”和“劳技课”。
“人才课”由班主任讲授，课题组全体教师设计教材内容，主要包括思想政治、少年心理、学习策略等内容，其教育形式主要有课堂教学、活动教学和心理咨询。我们还利用课外活动时间，成立各科“兴趣学习小组”，不仅提高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也提高了同学们的创造能力和动手能力。
课题组为“成才教育”实验班增设了“劳技课”。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们自己设计制作的船模、生物标本，发明的烘干箱、多用开关等等在全国中学生发明创造展中获得了奖牌，为学校争得了荣誉。
二、建立多渠道育人机制，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历来主张办开放性的学校，“学校要给人看”，应该打开大门欢迎“做父母的”?都来参观批评学校的工作。?根据这一思想，我们设立了“学校联系卡”，成立了“家长指导小组”，定期召开家长会，欢迎家长提建议、意见。同时我们也把实验班的办学思想和学生们的思想、学习状况及时向家长通报，采纳家长的合理化建议。
为了听取同学们的建议或意见，?我们在实验班还设立了“悄悄话笔记”?、“自我启发日记”、“自我成长卡”，同学们把自己的想法，学习上、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对班集体建设的建议，同学之间的矛盾，家庭中出现的困惑等凡是不愿意告诉同学、父母的都可以用“悄悄话笔记”等方式，告诉班主任，使班主任能够及时得到同学中反馈的信息，并采取适宜的教育方式进行及时调控。
教师是育人的园丁，又是学校教育科研的主体。我校始终重视教职工在育人中的关键作用，力求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
教研论文范文第13篇
1.1强化论文过程管理，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学位论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能够综合性、全面性的对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以及水平高低进行反应，而学位论文也是对研究生自身学术水准高低进行衡量的重要载体与指标。而要想使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有保障，就要从源头环节进行强化，保证论文写作过程中的监督严格性，并详细的进行评审与答辩。并且还要针对论文的开题、初检、答辩等多个不同环节建立起管理制度。促使论文的形成过程得到更加完善的管理，极大的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哈工体育大学就是利用校外教授进行答辩外审的方式，来确认本专业的论文是否能够报送，在通过之后，还需要得到三分之二的委员会评审通过，最后再由学校的学术委员进行审批。论文的开题和答辩，则是由校内外的教授来担任评委，利用预开题与预答辩的形式做好准备后，再执行正式答辩。除此之外，哈工体育大学对论文的检测标准，也严格要求在10%以内。只有真正的严格标准，才能够防止不端学术行为的出现，为学术研究树立好风气。
1.2强化教育培养过程实践环节，提高实际工作能力首先，对教学进行实践训练，哈工体育大学针对体育学教育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便是体育师资，那么教学的能力便成为了培养的核心所在，教师要想使得自身专业水平得到提升，就必须要保证实践能力持续成长。那么这就需要让研究生充分掌握知识与技能，并且让其明白教师这一角色的责任。经过学习后的第二阶段，就可以在引导下为本科学生进行5-7周左右的教学实践，但要保证以教学进度为前提来备课，通过教案为大纲来上课，研究生的教师则要对全过程加以指导，这一环节的成绩最终要记录学习档案之中；第二，积极的参与到社会实践活动中。让学生深入的投入到社会实践活动中，一般为4-6周的时间，通常在第三、第四学期展开。社会时间活动必须要写实践报告，并交予学院备案，记录学分；第三，实践竞赛。组织完成1-2项校内外的相关工作，学院教师担任裁判，对整个过程进行考核；第四，每个研究生必须每学期参加讲座与学术报告，至少2次，在学生毕业之前，参加校内外体育部报告会的次数不低于2次，并提交相应的学术学习手册，由导师审查签字，记录学分。
2体育教育改革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2.1体育教育改革实践问题
2.1.1师资力量薄弱影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哈工体育大学中的体育学教导教师多数是本科教师，多数担任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教师都是学校培养，只有小部分教师具备资格与能力参加研究生课程的授课，导致教师自身教学压力大，无法全心投入到教学中。而具备能力的教师则压力更大，不仅要负责课程，还要负责实践、论文等工作。
2.1.2招生持续性问题哈工体育大学近几年呈现出的研究生招生分数较高，始终没有降低，并且与其他专业分数相同，导致一些学生望而却步，形成的结果便是报告人数越来越少。
2.1.3课程设置问题目前，体育学研究生课程的设置基本是参考体育院系的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较为单一陈旧，重复本科生的课程太多，过度地突出课程体系的专业化和专门化，综合性体现不够，局限在一个学科领域，任课教师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认识不够深入，培养出来的研究生知识面不够宽广，缺乏必要的应用知识与应用能力，无法适应社会应用型体育人才培养需要。
2.2针对体育教育改革所需采取的解决措施
2.2.1强化师资团队在教育改革的新形势下，一方面，不断加强重视教学改革，积极认真地完成新一轮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提高任课教师专业理论水平，鼓励支持教师不断拓宽教学内容，并开设新的选修课和专题课。另一方面，加强与校内其他学科合作，研究生的跨学科研究，开设跨学科跨学院的研究生课程，给研究生更广泛更灵活的学习和研究空间，聘请其他学科的教授担任教师开设课程，
2.2.2提高招生持续性必须要针对师资力量团队进行扩充，并且采取评职考核的政策来鼓励教师，每年引进优秀的教师以及师资团队，制定相应的师资培养计划，持续为体育学研究教育团队提供支持。
2.2.3科学设置课程科目学科想要发展，首先学生源就必须要充足，所以，针对体育学研究生的教育发展问题，需要利用招生政策加以支持，从专业发展角度出发，即便是区别对待也要以不影响其他专业的情况下，来降低分数，保证招生计划完成。同时，积极鼓励其他非体育专业的学生跨学科报考，实现复合型体育人才的发展。
3结语
教研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教育理论教育研究教育批判教育实践多维综合
中国分类号：C4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60（2003）02－0002－09
值新世纪之际，反思教育理论，洞见教育理论研究的明天，日益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每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思考着教育理论的未来形态及教育理论研究的走向。对世纪的中国教育理论研究会体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它应该关注什么？应该朝什么样的方向去努力？下文展示的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考。
一、走向教育理论自身的批判
着眼于批判，于理论自身的反思与评判中增强理论研究的自我意识和活力。
（一）批判之必要
人们常说，中国正处于一种社会转型期。所谓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既然转型意味着对传统社会路向的偏离，那么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就应该一刻也不放松对旧有传统的批判。社会转型的过程，也就是文化更新的过程，传统的文化心理、思维定势、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倘若得不到改造，转型的过程便永远不会完成，现代社会也永远不会到来。教育理论研究也是如此。如果不能以一种冷峻的目光审视已有的教育理论研究，正视教育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弊端，那么，教育理论自身就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自身也就少了一份更新的基础，少了重新建构的可能性。
从理论的一般发展逻辑上看，批判也是理论成长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比如，没有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哲学本身的发展就会大受制约。这里说的批判精神，就是对过去各个范畴重新衡量和估价，也就是对那些未经追究的范畴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与效用。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的前提的，它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意义。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开启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权威是宗教、自然观、社会还是国家制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这种批判精神给予理论研究以很大影响，催生着新理论的萌生。
教育理论研究少批判之风，少反思之风，已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它既没有文学的唇枪舌剑，也没有哲学的究根追底；既没有科学的反求诸己，也没有文化学、社会学的自我批判。它常常是以一种波澜不惊、四平八稳的形态向前运行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点是根本性的，那就是教育自身往往倾向于构成一种保守、封闭的体系，作为以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教育研究者，也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这种保守、封闭的罗网，而无开放的胸怀，也就少自身的深刻反思与探究，拒斥彻底的批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批判对理论的研究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一是监督，通过透视教育理论研究的运行情况，提示着理论研究依循原有预定的路向前进，使理论发挥其自身应有的功能；二是规范，及时捕捉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使研究过程、研究方式甚至理论成果的表达形式规范化；三是引导，通过对理论研究的评析，辨识研究的未来发展前景及形态，使研究适时转型、变化；四是重构，“不破不立”，批判所担负的并不仅仅是解构的功能，而且也承担着重新去“结构”的角色，正是在批判之中，理论的新形态得以生成。教育理论研究中少了批判，多了“共鸣”；少了彼此间的对立，多了一团和气和自说自话，其后果是许多研究陷于低水平的重复，理论上一片沉寂，缺少新的生长点，同时研究缺少应有的规范。
（二）批判之含义
这里我们要认识到批判绝不仅限于否定、批评，它是与分析、评判、甄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批判既有反思的意味，也有建构的功用。理论在着眼于自身批判的同时，也正是于深刻的自我反思中寻求着建构的路径。就此而言，批判至少意味着下列几个方面：
批判意味着距离：对这样的距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从批判的立场上来看，批判总意味着与批判对象的不一致，如果两者完全趋同了，也就没有了批判存留的必要与可能；第二，从批判所处的角度来看，批判总意味着中立与客观，站在一定的旁观者的角度来分析被批判对象，角色的任意调整，都有可能使批判的立场颠倒或转换。正是由于这种距离，使得批判显得冷峻与不尽“人情”。就拿教育政策的批判来说，它几乎是西方发达国家都非常关注的领域，在这种批判中，教育研究者既要看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又要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政策与教育理论研究之间存在的张力。这种张力既体现了研究者自身的独立性，也体现了教育理论研究的独到价值。换句话说，教育理论研究之所以对教育政策、决策有所助益，正是在于你首先是一个研究者，你的立场、观点、角度是与决策者不同的，你的价值也正体现在这儿。没有认识到这点，你的研究也就在决策者心目中失去了光彩。
批判意味着究本溯源：批判不是在表面上看问题，不是认同和首肯所呈现的种种结论，而是对各种各样的事物做前提上的探寻与思索，分析其前提存在的合理性及依据的确当性。它常常表现出一种穷追不舍的态度与精神，有一种“吹尽黄沙”的执着。正是这种追本溯源，使得研究更具理性，认识日趋合理。
批判意味着重新衡量和估价：批判常是与对历史的反思、对既有事物的重新甄别和评判结合在一起的。它对那些既定的标准进行再审视，为事物的分析提供新的坐标与标尺；为历史的演进进行“盘点”，对历史作出重新的梳理与评定。正是这种重新衡量和估价，使得批判常常与重新的建构结合在一起。正所谓“不破不立”。
批判意味着独立：批判应该有一种不强人从己，也不强己从人的洒脱，它以“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为特征，不盲从，不轻信。以批判为己任的研究者，有时嬉笑怒骂，有时坦诚直言，表现得特立独行。正是这种独立，使得教育理论研究意识到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注意到自身的运行与发展。
批判意味着质疑和否定：批判既然总是与分析、评判、批评等结盟，也就常表现出对既有结论和认识的质疑与否定。质询某一认识是否合理，重新审视某一结论是否正确，这些最终达成的往往是否定。好在正如霍葆奎教授所言的：“只有一种观点的学术，是窒息了的学术；没有争论的学术，是死亡了的学术。”正是这种质疑和否定，才使得理论繁荣，认识日益趋向于真理。
（三）批判之指向
教育理论研究的批判可以指向许多方面，大凡其中诸多事物，如研究方法、研究现状、研究群体，都可以置于批判的视野中加以审视和打量。这里着重分析对研究前提、概念与命题的批判。之所以对这些内容进行批判，是由教育理论前提的不确定性、概念的歧义性和命题逻辑证明的非终极性等因素所决定的。
在教育学的每一具体理论中，都有其确定的理论前提，但每一前提不仅是解释某种理论的出发点，而且本身也是需要解释的。理论的层次是无限的，不存在确定不变的终极前提。任何理论前提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它总是依靠某一或某些条件而存在的，因而需要寻根究底的考察。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教育理论与其前提的关系有着两重性：一方面前提是理论本身的一部分，是理论各环节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前提又不完全在教育理论之中；因此，对教育理论前提的批判反思，不能完全在教育学自身内部进行，否则就变成了用教育学自身理论说明前提，即用此前提说明此前提，用此推论说明此推论的循环论证。而就教育学中存在的若干概念、术语来讲，无一没有歧义。因为概念总是从教育实际经验中得出的，在实践领域甚至是理论领域，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具体操作情景来界定概念，选择概念某一方面的含义。这种以多样性为前提所进行的选择，就造成了教育上的概念、术语的多样的可能性。①此外，以概念为基础的命题的逻辑说明，也不存在同一的、终极的层次。在每一命题的逻辑论证中，每一说明层次当中都含有一个自身尚待说明的问题。教育理论自身的这些特征，要求在教育学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地向理论的根本点发问，在宏观的理论背景下对它进行哲学层次上的批判反思。
对教育理论中的理论前提、概念术语、命题所作的反思，是在四个依次展开的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对规范性的批判反思；二是对合规则性的批判反思；三是对真实性、可行性或者说合理性的批判反思；四是对有效性的批判反思。
第一种反思是考察、追究概念、术语、命题等“是什么”与“不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是与不是”以及“针对什么或相对什么而言”等等，也就是要追究、考察规范和标准。
第二种反思是在确定是什么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判定它们是否合乎逻辑等方面的规则。合乎规则的思维，是产生和形成正确命题、概念的条件之一。对于判定理论观念来说，合规则性是从形式上进行的判定，或者说只是形式上的要求。只有这些尚且不够，因为符合规则的思维也只是一种可能的思维，其真实性、可行性即合理性还需要从事实方面去追究。这就需要第三种反思──考察分析它在实践上真实程度如何，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真的这样；它是否可行，可行与不可行的条件和根据怎么样。由于“真实”就是能被实际从事的相应活动所实际地把握，“可行”就是能成为实际进行的活动，因此，真实性是可行性的前提，可行性是真实性的验证。
第四种对有效性的反思，就是考察、追究其“作用”、“影响”、“价值”或“意义”，分析其预期效果、潜在意义，质询如果这种思想观念成立且可行，意味着什么，会引起什么后果，产生什么连锁反应。
一般来说，对于教育学中的任何命题、概念等，都可以从上述四个方面进行反思。例如，对“课程是学生在学校情境中获得的全部经验”这一命题，就可以首先弄清什么是“经验”，什么是“学校情境”等；把“课程”归属于“经验”在逻辑上是否相悖；这种课程界说在实际中能否把握，运用它可否分析学校中的有关现象；它与教育学中其它相关概念关系如何；它在整个教育理论中居何地位，有何作用及意义等。
应该指出，在批判中既要反思旧的观念和做法，对研究传统进行梳理，同样也需要甄别新的认识和行为。新的并不见得是对的、好的，旧的也并不意味着就是落后的、不好的。任何一种新思想、新潮流，不论是好是坏，在尚未深入研究前，不少人就一窝蜂地赶时髦。推其学理上的原因，主要就是庸俗的进化观给中国思想界和教育界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受其支配的“新”与“旧”的观念，总是觉得“新的总比旧的好”，“越彻底越好”这样一来，谈论旧的就被视为保守，批评新的就被视为顽固。
二、走向丰富的教育实践
着眼于中国丰富的教育实践，于理论与实践的两相融合中寻求教育理论的生长点。
（一）理论需要借助于实践才能得到发展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是教育理论界一直论争不下的一个命题。理论与实践的对立是理论与实践关系中的题中应有之意，例如，理论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理性，而实践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感性。理性与感性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能透过事物的现象而深入本质，后者则囿于现象世界，囿于直观世界。任何事物、任何实践活动都有其具体的表现形态或形式，它们与事物内在的本质并不是等同的，马克思也曾针对这一问题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但理论毕竟需要直面实践，在实践中体现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理论归根结底是来于实践，又归根结底是要指导实践的。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理论是需要以实践为土壤的，正如迪尔登在《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中所讲的：“教育理论是一种独特努力的产物，这种努力是要去获得教育实践的理智而深沉的理解；这种理解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既有课程的，也有制度的；既有经验的，也有评价的。但是实践并不一定借助于理论来进行。赖尔在《心的概念》中指出，从历史的观点看，实践先于理论；即便是在今天，也有很多没有理论体系指导的理智的实践。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教育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教育理论的性质决定了实践视野的重要
教育学从根本上讲，是应用的学问。
理论有两种基本的指向，一是解释或预测，二是规定或建议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与这两种指向相对应，可以将理论分成解释理论和实用（应用）理论。解释理论告诉人们世界是什么，实用理论则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也就是说，实用理论是关于如何进行改进的建议或规定，其主要功能在于指导实践。从教育理论的功能来看，教育理论主要在于指导教育实践，在于对教育实践提出处方或建议，因而主要归属为实用理论。当然这一结论并不排除教育理论中有解释理论的因素，但这些因素主要是从其他学科引进的，是给定的。比如说，在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理论中，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从生理学和心理学中引进的。教育学意义上的理论，则是针对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和建议人们怎么做。
（三）教育理论总体上是落后于教育实践的
表现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不能对教育实践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实践工作者大多是借助于自身的经验而不是理论来观照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形成自身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参照体系。迄今为止，教育理论工作者对包括课堂教学在内的学校教育活动等缺乏基本的了解，更缺乏深入的探究与说明，以至于支配教师实践行为的不是理论，而是积习已久的教育上的惯。
第二，不能对教育实践的发展作出预测与评判。描述、解释、评判、预测，是任何一种理论对相应的实践行为应该发挥的四种作用，也是理论功能的有效体现方式。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状况来看，教育理论由于自身解释功能的降低以及对实践行为的“规避”，使得
自身无法对实践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对实践的评判也常常显得缺乏应有的针对性。
第三，用超乎教育现象的理想化认识来指导实践。由于这种理想是在摆脱对教育现实的真切感受的状态下提出的，因而指导意义有限。这样还会产生的一个副产品是，久而久之，实践界会对理论生厌，说不定哪天还会“揭竿而起”。教育学不是玄学，不是闭门造车的学问，这点是每个教育理论工作者都应该记取的。
第四，用简单化了的推论来认识、界定复杂的教育实践。教育实践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行为，在它的内部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在它的外部所形成的方方面面彼此羁绊的联系，是简单的眼光所无法打量与把握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对教育内部的复杂系统知之甚少，研究者大多是用从理论到理论的推论和演绎在认识着教育，为实践工作者提供着这样或那样的学问。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在于隔绝已久的理论与实践的壁垒。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体现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话语方式，因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应该以“对话”作为沟通性前提方式。对话的目的是增进两个群体的相互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结成研究共同体，共同面对教育实践中存在的形形问题。
（四）教育理论要敢于直面实践，形成多样化的理论形态
虽然有人指出：“什么样的理论能够向教育实践提供最多的帮助，这是一个真问题；而教育理论是否能够提供帮助，这只是个假问题。”但是，的确存在着一些对实践缺乏效用、缺乏指导意义的教育理论。而要改变这种状况，一个相对说来得当的选择，就是教育理论要敢于直面实践。
其一，把握实践问题，分析实践问题。实践是活生生地存在着的，它的生机活力和多样态的存在方式，使得它与抽象的理论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如果理论是停滞不前的，缺乏自我更新的机制与活力的，那么，
它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也就越来越无法适应实践的挑战与要求。理论的抽象与一般意义，不应成为远离实践的借口，只有在分析实践中存在的多种多样问题的过程中，理论才能“活化”，从静态的语言表述转化为动态的生成。
其二，转变研究方式，实施“田野作业”。时下教育理论研究有一种趋向，那就是尚清谈，尚书斋式研究。这种研究方式无疑有着一定的效用，能够在理论形态和思维深处澄清一些问题，但是，若大多数理论工作者均以此为业，以此为乐，终其一生都是在与书本打交道，那么，研究的结论要指向实践就有了一定的难度，解决实践问题就成了一句空话。“到现场去”，感受现场，体验课堂，体会学校的实际生活，通过定性的或定量的研究方法，汇总、提升实践形态中的各种资料，大概才不至于使理论工作者一味地陷于“无现场”的玄思状态。
其三，解构研究话语，形成新话语方式。许多理论工作者不愿深入课堂，深入学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他们看来，实践工作者不理解他们的理论，“层次”太低。这种想法如果换一个角度来分析，也许就会得出另外一个不同的结论：理论工作者尚没有找到一个与实践工作者对话的机制，他们是使用一种与实践工作者不同的话语方式在交流与活动着，从而在某些情况下，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的沟通就成了“鸡同鸭讲”、自说自话的游戏。实际上，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在其职业生活中，由于成长经历以及生活环境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这两种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是教育自身发展所必需的途径。从教育理论工作者的角度讲，以批判的姿态分析自身的观念、偏见、行为以及话语方式，是理论研究本身应有的使命与责任。
其四，与中小学教师合作，构成研究共同体。直面实践有着多种多样的方式，如理论工作者将自身的理论应用到实践当中去，验证自身的理论；如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一道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共同合作去解决问题。无论何种方式，理论工作者都应以一种合作者而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指导者的角色出现，他应注意倾听中小学教师的意见与建议，与他们共同分析所面临的困境，寻找解决困境的方式与方法。这种研究共同体不仅给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提供着一些新的信息和经历，而且为他们提供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实践问题在得到解释、解决，理论问题在得到生成、提升。
卡尔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原理》中谈到：“显然，教育实践并不是能够按一种完全无思维的或机械的方式完成的机器人式的行为。相反，教育实践是一种有意识地作出的有目的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活动常常只能根据缄默的、最多只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阐述的思维图式来理解，实践者用这种思维图式来认识他们的经验。……从事教育实践总是必须先有一种理论图式，这种理论图式同时又是构成这种实践的要素和理解其他人的教育实践的手段。”实践的丰富多样性，同样需要理论的丰富多样。我们期待着这种理论多样性的到来！
三、走向多维度的综合
着眼于综合，于分析的基础上探寻综合这一教育理论发展的机制。
（一）综合是教育的总体特征
任何一个现象或事物，都有其不同的活动方式和特性，也正是由于这些千姿百态的活动方式和特性的存在，世界才显得丰富多彩。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除了具备一般的社会活动的特征之外，还有着自身的一些独到的表现样式，构成自身独特的特征。
其一，教育是一种多维度的活动。从时间维度来讲，它是在过去、现在、未来这样三个时间点上构建一个连续体，试图让过去在今天能够得以延续，让今天成为未来发展的基础，让未来有过去和今天的烙印；从空间维度来讲，它是在社区、国家、世界这样三个范围大小不一的空间上构建一座桥梁，试图让受教育者认识到自身的位置，认识到三者间的有机构成等；从个人成长发展来看，横向上涉及人生活空间、生存方式和生活形态的各个方面，纵向上与人的成长发展史和未来发展密切相关。
其二，教育是一种多种因素构成的结构性活动。在教育活动中，涉及的因素众多，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教育方法、教育组织形式、教育环境等无不在其中占据着一席之地，它们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存在于教育活动中，而是常常构成这样或那样的结构性联系，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的联结方式。因而，单因素地看待问题，分析教育中的种种现象。常常会失却它的整体性，从而使得对其的分析处于一种“失真”的境地。
其三，教育是一种富有情境化、个性化色彩的活动。教育与其他活动方式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教育自身的情境化。它几乎没有一个恒定的表现方式，在此时此地适用的行为，在彼时彼地就不见得适用；事先精心策划的行为，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并不见得能够“畅通无阻”。对这样一种活动的分析与研究，需要从具体的情境出发，着眼于特殊的场景，从整体上进行探讨。
其四，教育是一种动态发展、生成的活动。它在变化中逐渐生成，需要根据教育演进历程加以调整，是以事物间的不断转化为典型体现方式的，“这里不仅有形态的、结构的转化，而且有物质与精神间、不同主体间、实践阶段与水平间、人所在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社会与个体间等多方面、多形态、多时态、多事态、多主体的多重多次转化。”
凡此种种，都显示出教育本身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对这样一个事物，不能沿着把局部要素从整体中孤立出来，研究其性质，再把它们“相加”，得出对整体的认识这样的道路前进。对复杂的事物，不能通过将其还原为简单事物的方法来认识，而是应该研究复杂事物本身，在整体的关联中认识教育。
（二）综合的种类
综合的种类多种多样，这里仅从实践与理论形态的典型体现样式──学科的角度加以粗略地介绍和分析。
1．实践样式的综合。
在当今的中小学教育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形形的教育教学模式与做法。对这些模式与做法，教育理论界长期的态度是或不理不睬，或冷嘲热讽，极少投入理论热情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与探讨。这样一来，一些教育教学实践中出现的新行为，就处于一种放任自流、听之任之的状态；没有了理论工作者的分析与探讨，这些行为常常显得表面与感性，不能很好地提升出来，成为一种“有根有据”的东西。大概也正是由于这种状况的存在，在教育界存在着这样一个怪诞的现象：一方面是实践中一些新样式在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中有着较大的市场，深深影响着广大教师的实践行为；另一方面是这些样式没有理论舞台，甚至在理论工作者看来是一种不值得分析与探讨的行为。实践中的“热火朝天”与理论界的“隔岸观火”形成鲜明的对比。
的确，就实践本身来说，势必会出现一些新的表现样式，尤其在社会变革、教育转型的今天。但是，由于实践工作者自身的局限，这些样式难免会流于感性与直观，借助于感性的、缺少理论支撑的手段来传播。如果理论工作者能够与实践工作者结成研究共同体，两者以一种互补的姿态进行对话与交往，提升出来的经验与做法或许会更具说服力与实践意义。布鲁纳并不是一个实践工作者，但他对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理科教学中的发现学习进行的概括，使得发现学习摆脱了一般的现象层面，成为一个为世界范围教育工作者共享的行为样式；布卢姆的掌握学习，前西德根舍因的范例教学等无一不是如此。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几乎很少有纯粹的实践工作者行为为后人所采纳。
中国丰富的教育实践需要理论工作者的综合，实践工作者因视野所限不能去做的事情，恰恰给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教育实践中出现的形形的模式与做法，也需要综合评判。
2．学科间的综合。
我国的教育学大体走过了大教育学──分化的教育学──大教育学──分化的教育学这样一个历程，也就是从刚传人的大教育学形态，到20年代以后教育学一分为多；从1949年重新采用教育学形态，再到70年代末以后大教育学瓦解，成为众多不同的形态。时至今日，教育理论的分化已为既定事实，先前的教育理论已分化为课程论、教学论、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政治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等几十门不同的学科。这正如日本《教育大事典》中有关“教育学”的条目所讲的：“现在有关教育学的研究已分得很细，所以进行笼统的教育学研究的学者已经很少。如果说到某人在进行教育学的研究，就必须问一问他是在研究教育学的哪个专业领域或哪个更加细小的分支。但……非常专门化了的研究恐怕也要犯视野狭小的毛病。为此，有必要对教育学的专业分化有个整体观，对诸多专业领域作综合治理。”教育理论的这种分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教育理论分化了，先前的一些整体性的研究内容被各个分支学科“蚕食”了，这是不是如同剥笋一样，剥到最后，教育学自身也不存在了呢？并非如此。任何一门科学，其发展既离不开分析，也离不开综合。分析在思维中把事物加以分解，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综合则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结为一体。分析与综合是同一方法中不可分割的环节，两者是统一在一起的。对此。恩格斯曾有这样的论述：分析与综合“是必然地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
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理论研究并未能与分支学科的发展同步，未能及时汇综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进一步抽象，为教育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范畴与命题，或为已有的范畴与命题提供新的依据，这恐怕也是众多的教育学书籍“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根源所在。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对教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而是反映出一些教育学研究者把教育学这门学科看得太简单了，他们从功利的目的出发剪贴教育学，不仅无益于教育学的建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为教育学掘墓。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综合是必要的，没有了综合，作为教育学基础学科的教育学就不存在，分支学科的发展各自提出自己的研究规范和概念体系，也就失去了分支学科间相互对话、吸取的根基，这些学科也就不成其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了。其次我们还应认识到，综合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付出的辛劳甚至要较分析为多，因为它要求研究者在占有众多分支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抽象出共同性、普遍性的东西来。没有对分支学科的熟话以及分支学科间联系的洞察，综合就难以进行。
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综合是教育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式，它要求教育理论工作者至少要具备这样一些本领：第一，对教育自身要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第二，注意从其他学科中吸取营养，不要漠视其他学科的成果；第三，要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做到学科领域间的融汇贯通。对学科间的汇总，非不能也，是难为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教育理论研究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领域，它比其他学科领域对研究者的素质要求更高。
在21世纪，可以预期，中国教育理论研究除了上述发展走向外，还会存在其他走向，如走向教育自身独有的领域，即教育理论研究不在教育的兜圈子，直指教育自身的问题；不停留在“抄”与“搬”的水平上，构建起自身的理论体系；不附庸于社会意识形态，走向理论的自立等。这里限于篇幅，恕不—一介绍。重新审视中国教育理论研究的总体状况，在正确把握发展走向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实践，相信会使中国教育理论日益成熟并走向真正的繁荣！
注释：
①[美]爱因斯坦著，许基民译。在谈到概念的确定时，爱因斯坦曾指出：“一切概念；甚至那些最接近经验的概念，从逻辑观点来看，完全和因果性概念一样，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爱因斯坦文集［M］．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②人类学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有助于加强我们对研究传统的认识。所谓大传统，指的是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大体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说的贵族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或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英文为refinedculture。与此相对应的所谓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大体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说的平民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也可称之为高文化与低文化（hingandlowculture），接近于我们所说的雅文化和俗文化，或者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这两种传统运行轨迹不同，表现样式不同，实际的内涵也有着不小的差距。一般说来，大传统常常是以小传统为媒介传播到民间的，因此，它就不可能完全保留其本来面目，而是经过了民间的筛选和转述。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有取舍，也有引申、修订、加工甚至再创造。反思大传统，甄别小传统，探讨大小传统如何转化、运作、相互关联，也应成为批判的主要内容。
③具体内容可参见：郑金洲．教育理论研究的缺失──世纪之交中国教育理论的反思[N]．上海：教育发展研究，1999（10）。
参考文献
[1][德]霍埃著，兰金仁译，批评的循环[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英]迪尔登著，唐莹等译，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4]沈剑平，论教育理论的结构，瞿葆奎主编，元教育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5][英]迪尔登著，唐莹等译，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翟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6][英]卡尔著，郭元祥等译，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原理，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7]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教研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潘懋元；高等教育科学
1978年5月17日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这天，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不久改名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正式成立，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从此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三十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世间已是沧海桑田。昔日的小小研究室如今已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教育研究院，而当初默默无闻的丑小鸭——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更是后来居上，异军突起，壮大成为一项繁荣而庞大的事业。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的创建过程，不仅是为了纪念一个研究机构的历史，更是为了追寻中国第一代高等教育科学工作者艰苦的创业历程，感受他们“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这对于我们建设新世纪更加繁荣的高等教育研究事业是有重要启示意义的。
一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可追溯到近代。张之洞、康有为、蔡元培、胡适等近代著名学者曾围绕高等教育问题发表过不少名篇佳作，但当时高等教育研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成果很少。新中国成立以后，高等教育研究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50年代，高教界翻译了大量苏联高等教育著作，并对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建设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但1957年开始的“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使高等教育研究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对“教育革命”的宣传。60年代上半期，高等教育研究有所恢复，对高校教学工作的研究成为重点，但1966年“”的爆发使这一切都毁于一旦。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之后，有关高校招生工作等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可当时的高等教育文章仍然以政治批判为主，“一株乱教的大毒草”、“一份假左真右的反面教材”之类的文章仍不时见诸报端，高等教育研究依然处于沉寂状态。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于厦门大学的。
1977年底，厦门大学党委为了贯彻“抓纲治国”的方针，提出把学校逐步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综合性大学”的发展目标，并决定恢复和新建一批文科科研机构。当时学校数学系一位教师向时任教务处长的潘懋元建议，把“”前撤销的教育学教研组恢复起来，为学生开设教育学课程，也研究一些学校的教改问题。但潘懋元更倾向于创建一个高等教育研究的专门机构。于是，他把这个想法向校党委书记兼校长曾鸣提出来，得到了他的支持。不久学校办公会讨论通过了潘懋元的建议，于1978年1月成立了“厦门大学高等学校教育研究组”（以下简称“高教研究组”），作为当时学校9个文科研究机构之一。
高教研究组由4名兼职人员组成，潘懋元被指定为负责人。根据厦门大学当时制定的一份计划，学校打算每年给高教研究组拨款1000元，专职研究人员数量计划在1980年达到3人、在1985年达到5人[1]。潘懋元回忆：当时厦门大学的各项工作尚在恢复之中，各方面事情千头万绪，高教研究组虽然成立了，但因为没有专职人员，几乎没有开展工作。尽管如此，这次组建高教研究组的实践进一步增强了潘懋元创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信心，为后来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的诞生打下了基础。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这为我国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潘懋元敏锐地意识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机遇终于来了！于是，他再次向厦门大学党委提交报告，建议成立正式的高教研究机构——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5月17日，为了贯彻全国科学大会的精神，厦门大学党委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学校的科研工作问题。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乎后来厦门大学科研发展的重要文件——《关于恢复、扩建、新建十六个科研机构的决定》。该文件采纳了潘懋元的建议，决定以“”前停办的教育学教研组为基础，成立直属的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潘懋元为主任。十天以后的5月27日，在厦门大学隆重召开的第七次科学讨论会上，校领导宣布了校党委这一重要决定。
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的成立，使58岁的潘懋元备感振奋，焕发出比年轻人还充沛的活力。尽管在这一年潘懋元被任命为分管教学和科研的副校长，行政工作更加繁忙，但他仍然抽出相当一部分精力来精心规划研究室的建设和发展。
一是确立了研究室的目标。潘懋元明确提出把编写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宣传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作为研究室的首要目标。为此，在研究室成立后不久，他建议把“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改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以下简称“高教研究室”），以充分表明这个崭新的机构以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为己任的态度和追求。同时，潘懋元意识到研究室刚成立，依据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资料的情况，本“应当先埋头苦干，学习，搞资料，不要急于出头露面”，但研究室首先要站住脚，尤其要在学校站住脚，若“不出头露面，搞点对学校有用的东西，就不被承认，不会受重视”[2]。因此，探讨高等教育改革、为学校教改服务成为研究室的另一个主要工作目标，这与曾鸣校长希望研究室“多为学校发展做贡献”的思路不谋而合。
二是招募专职研究人员。潘懋元认为，专门的高教研究机构一定要有专职的研究人员，否则只能像原来高教研究组那样有名无实。在他和学校有关部门的努力下，陈汝惠、王增炳、张曼因、罗杞秀和他一起成为研究室最早的成员，不久又从福建师范学院调来吴丽卿。这是一个并不年轻的集体：六位成员平均年龄超过五十岁，最年长的陈汝惠（研究室副主任）已过花甲之年，最年轻的罗杞秀（研究室秘书）也已四十有三。他们虽皆教育学“科班出身”，可多年的政治运动和屡次转行，使他们大多快要淡忘自己本来的专业，但这并未妨碍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集结在一起，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最早的专业人员。
尽管有了招牌和人员，但高教研究室的最初发展仍举步维艰，毕竟高等教育研究在当时中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理解者和支持者寥寥无几。据1978年下半年调入研究室的吴丽卿回忆：当时学校除曾鸣校长和个别教师外，不少人对高教研究很不理解，有人甚至冷嘲热讽——“教育研究是师范大学的事情，综合大学搞什么教育研究。”也许因为这个原因，高教研究室虽是学校批准建立的16个研究机构之一，但难以享受到与其他研究机构同等的“待遇”，工作条件之简陋，令人难以置信。高教研究室成立之初的几个月连一间专门的工作室都没有，每次开会只好在潘副校长的书房里进行。后来，经过多方争取，才借用了学校化工厂一间废弃的实验室为工作室。这间工作室临近校外街道，非常嘈杂，徒有四壁，连一个订书机都没有，也没有多少书刊，更没有电话，有事情与外界联系，只能跑到化工厂办公室借用厂里的电话。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无论别人怎么不理解，作为研究室主任的潘懋元始终非常执着地坚持高等教育研究的方向和目标。在他的感召下，研究室的教师们很团结，始终一心一意地开展高等教育研究工作。吴丽卿回忆道：当时研究室的家当就是几张办公桌，平时上班办公桌是分开的，到了开会的时候大家就把桌子拼在一起，成为一张大桌子。正是在这张拼起来的大桌子周围，中国最早的几位高等教育研究专业人员畅谈着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许多重要问题，憧憬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美好的未来。
1978年8月3日，研究室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正式把研究室的名称定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讨论和确定了研究室的工作目标。同年10月，研究室创办了外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专业刊物《外国高等教育资料》，这也是“”后创办最早的高等教育研究专业刊物之一。不久，为了弥补研究力量的薄弱，也为了带动厦门大学各部门高等教育研究的开展，研究室在校内聘请了一批有经验并热心高等教育问题研究的教师和干部作为兼职研究人员。兼职研究人员的加入，充实了研究室的队伍，活跃了学术气氛，使厦门大学初步形成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氛围。
1979年4月，在全国第一次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暨中国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被建议列为全国高等教育的重点研究基地。从此，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开始走出校园、走出鹭岛，逐渐为国内高教界所关注，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旗帜和先锋[注:1984年2月、2004年4月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先后更名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二
在追溯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早期创业史的时候，也许有人会问：70年代末的中国有众多高校[注:统计，1978年全国有普通高校598所，成人高校10395所。见教育部计划财务司编《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39页.]，其中不乏在教育研究领域有很好基础的大学，但为何偏偏是孤踞东南一隅的厦门大学在建立高教研究机构方面“抢得先机”？笔者认为，这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用这句名言来回答上面的问题恰如其分。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厦门大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先锋的地位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初见端倪。1957年，时任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主任的青年学者潘懋元就在中国教育界第一次提出，要重视高等专业教育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建立一门高等学校教育学[3]。同年，在潘懋元的主持下，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编写了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在建立高等教育学科方面进行了初次探索[4]。由于政治运动的原因，这本讲义未能修改出版，搁置达二十年之久。这期间，潘懋元曾调动工作，也曾一度中断高等教育研究，但建立高等教育学科的愿望始终没有泯灭。“板凳敢坐十年冷”是潘懋元坚守的信条。为了建立高等教育学科，他整整坐了二十年的冷板凳。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如何变幻，他从来都没有放弃等待、放弃思索、放弃准备。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50年代末和60年代上半期，潘懋元和教育学教研组的同事们依然默默无闻地坚持高等教育研究。他们结合当时教学改革的实际，对高等学校教学理论进行了专门研究，仅潘懋元一人就发表了《试论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原则》、《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的矛盾和统一》、《少而精教学原则初探》等多篇在当时高教界有一定影响的论文。笔者认为，从五六十年代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的工作内容和成果看，它已经完全具备了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雏形。特别是该教研组创建高等教育学科的探索，在当时的高教界独树一帜。这些工作为“”结束后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建立打下了至关重要的基础。“”结束后，揭批“”破坏高等教育的罪行成为高教界的首要工作，潘懋元也积极投身其中，他连续撰写了多篇文章，批判“”诋毁“高教六十条”的谬论。但历经新中国高等教育风雨和坎坷的潘懋元此时显示出了一个教育家的眼光和理性。他认为，高等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仅仅靠写政治性的批判文章是不够的，必须有更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和反思。对于“”祸害高等教育的谬论，应该从高等教育理论上批判其错误实质。“如果只是摆普通中小学教师的事实，说普通教育学的理论，未必都能打中要害，批得透彻。必须摆高等教育事实，说高等教育理论，才能打中要害，说得具体，透彻”。因此，只有研究高等教育理论，才能拨乱反正[5]。同时，潘懋元深知，高等教育研究是一项科学研究工作，不是像写批判文章那样临时拼凑一个写作班子就可以搞好的，必须以稳定和专门的学术机构为依托进行长期的研究。特别是对“”结束后高等教育恢复和重建中许多重要问题的探讨，靠几个研究者的“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必须把一批热心高等教育的教师干部组织起来共同来研究。基于上述考虑，潘懋元萌发了创建一个高等教育研究专门机构的设想。
1978年的中国，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带来了“科学的春天”，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高等教育事业逐步走向正轨，高等教育实践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客观需求日益显现……这一切都意味着建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机遇已经到来。等待和准备了整整二十年的潘懋元抓住了这个机遇！尽管当时厦门大学的教育研究力量和水平无法与各大师范院校的教育系相比，但潘懋元再次发扬了当年“敢为天下先”、编写第一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的精神，毅然把“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的牌子率先在中国的大学里挂了起来。1979年7月，潘懋元曾向来访的上海师范大学（即现华东师范大学）高教研究会的研究人员谈起当时建立高教研究室的情形：“我们几个人志同道合，还舍不得搞了几十年有感情的教育理论，认为凑起来还能做点工作。至少做点大喊大叫的工作，引起国内对高教研究的重视。所以，不自量力，把招牌挂起来再说。”[2]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厦门大学主要校领导的支持也是促成高教研究室建立的重要因素。据潘懋元回忆，“粉碎‘’之后，高教问题（主要是校内的问题）很多，党委认为有必要搞一些人当理论上的参谋，（同时）也需要有人写批判文章或总结经验的文章”[2]。因此，学校对建立高教研究室持支持态度。特别是当时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曾鸣对高教研究室的建立起到了关键作用。“”结束后，曾鸣在潘懋元的协助下为《红旗》杂志撰写过高等教育文章，对开展高等教育研究、按教育规律办学的重要性有明确认识。当潘懋元提出建立高教研究室的时候，作为学校党政“一把手”的曾鸣欣然赞同，使这一意见在党委会上顺利通过。
由此可见，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创建过程，即使从1977年底筹建高教研究组算起也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但实际上，厦门大学潘懋元等学者已经为此整整准备了至少二十个春秋。正因为“二十年磨一剑”，拔剑出鞘的舞剑者才抓住了机遇，走到了时代的前列。
三
三十年前，当厦门大学党委会通过设立高教研究室的时候，也许并没有几个人能意识到这个研究机构的价值和意义，更无法想象到一个属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辉煌时代此时已悄然拉开帷幕。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追忆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创建过程的时候，仍然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才能充分认识和理解当时这一创举的意义。
首先，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通过前文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历史的回顾，我们不难做出这样的判断：1978年以前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虽然有所开展，但处于极为薄弱的状态，既无法与当时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相提并论，也难以和同一时期的中国教育学研究同日而语。毋庸置疑，没有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是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
从社会科学的发展史看，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是社会科学研究能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只有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社会科学研究才有可能获取稳固的基础，得到持续的发展。一个专门研究领域从初步形成到走向成熟是一个研究制度逐步完备的过程。所谓研究制度就是规范研究行为的准则体系和支撑研究发展的基础结构体系，通常包括研究的机构、人才、刊物、著作以及图书文献中心、学术会议、课题管理、研究经费、人才培养、学术规范、学术评价等各种要素。其中专门研究机构是这个“基础结构体系”中的“基础”，是汇集研究制度体系各要素的枢纽，是各要素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组织依托。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其他诸要素难以出现，即使出现也是偶发现象，无法演变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化、专门化的研究。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为例，尽管1978年以前中国一直有不少学者、官员、教师关注高等教育，撰写高等教育文章，但由于中国没有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这些高等教育文章的“撰写者”只能“散落于”各种各样的机构与组织中，其身份无法以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人员”来称谓，其研究行为也主要是自发的。不难想象，这种仅仅体现为“散兵游勇”自发行为的研究，即使产生了一些成果，也无法纳入专门研究领域的行列，更不可能得到什么发展。
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虽然这个研究室很小，却是中国第一个以高等教育研究为工作任务的研究机构；虽然这个研究室的人员很少，但他们都是以高等教育研究为工作职责的研究人员；虽然这个研究室的建立在当时并非惊世骇俗之举，却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从此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其次，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对中国其他高教研究机构和组织的建立起到了带动和示范作用。
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成立当年的9月，北京工业大学成立了工业教育研究室。翌年，上海师范大学、华中工学院、兰州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师范大学、武汉师范学院等十多所高校先后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室或研究组或研究会。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八所上海地区高校联合成立了上海市高等教育研究会。同一年，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方交通大学、武汉地质学院、吉林工业大学、武汉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西南师范学院、青海师范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山西大学等院校也成立了高教研究机构或组织的筹备组，计划在近期成立正式的高教研究机构或组织[6]。
虽然中国早期的高教研究机构和组织的建立，不一定都受到了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直接影响，但作为国内第一个高教研究机构和当时中国教育学会评定的“全国高等教育的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开风气之先，其示范性和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
第三，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直接促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诞生。
众所周知，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既是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源地，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显而易见。50年代，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前身——教育学教研组，曾经为建立高等教育学科进行了初次探索，为后来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二十年后，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使潘懋元和他的同事们重新踏上了创建高等教育学科的新征途，他们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筚路蓝缕，勇着先鞭”[7]，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最终建立了崭新的高等教育学科。
1978年底，潘懋元连续发表了《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和《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两篇著名的论文，时隔二十年后再次发出了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的呼吁；1979年，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第一次倡议建立全国性高等教育研究组织，并在其后几年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建立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筹备工作；1981年，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招收了国内第一个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1984年，潘懋元主编的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正式出版；1986年，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成为国内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单位；1988年，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建成国内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国家重点学科……
不难看出，没有高教研究室的建立，厦门大学几乎不可能完成此后一系列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也正因为厦门大学创造了包括创建高教研究机构在内的一系列“第一”，才促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诞生。可见，创建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意义绝非仅仅在于她的“标志性”和“示范性”，更在于她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当之无愧的先锋，为这一崭新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参考文献］
［1］厦门大学文科科学研究机构概况表［Z］.1978-01.
［2］潘懋元.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简介——向上海师大代表团谈话提纲（手稿）［Z］.1979.07.
［3］潘懋元.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A］.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C］.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1-14.
［4］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M］.厦门大学，1957.
［5］潘懋元.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A］.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C］.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