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论文范文

服务论文范文第1篇

 

二是要有相应的数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论文中的实验往往是一种为说明问题而专门设计的实验.实验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要说明某一因素的作用,就要设法将它孤立起来.我曾连续审了四篇关于构建机器人仿真球队的论文.论文服务这四篇论文除了叙述性的内容偏多以外,写得还是不错的.文章的内容涉及个人技巧,决策机制及整体协调,并不重复.而且,球队两次参加了机器人足球世界杯仿真组的比赛,都取得亚军的好成绩.这就是说,在构建球队时代所采取的技术措施还是有成效的.但是,这四篇文章都用参赛对阵的得分来说明技术措施的有效性,这是不合适的.因为,足球赛．五年级科技小制作，要实用，寒假作业，详细点，谁知道科技论文管理系统在哪里可以下载？五年级的寒假作业，会的进来！快快快！五年级寒假作业解题，快快快！谁知道怎样写科技小论文?????急需

中学生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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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论文范文第2篇

由于福建省服务业FDI在2001年后采用新口径计算，所以本文选取2002－2013年的数据作分析，福建服务贸易数据来源于《福建服务贸易发展概述》和福建省商务厅网站，福建服务业FDI数据来源于《福建统计年鉴》。为了消除方程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对所选指标数据分别取对数。实证分析均采用Eviews7．2实现。本文选取福建省服务进口额FIM和出口额FEX作为两个独立的被解释变量，FDI流入量作为解释变量。

二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的出现

从而影响所建立的计量模型的解释效果，本文在对时间序列变量做协整分析之前，采用ADF法分别对上述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2协整检验为了验证福建省服务业

利用FDI与服务贸易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Engle和Granger提出的E—G两步检验法对其进行检验。首先，分别对福建省服务出口额、服务进口额与服务业实际利用FDI做回归分析，然后检验其回归残差的平稳性。

3脉冲响应分析根据AIC和SC准则

本文选取VAR模型的滞后阶数分别为3和2，我们对分别以LNFEX和LN－FDI、LNFIM和LNFDI为内生变量建立VAR（3）和VAR（2）模型。对VAR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发现VAR（3）和VAR（2）模型的AR根的逆对应的点均位于单位圆内，从而可以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服务业FDI分别对服务贸易出口和服务贸易进口之间的冲击动态响应路径。根据估计的VAR模型可得到如下的脉冲响应函数图福建省服务业实际利用FDI受到一个正向冲击后，短期会给服务出口额带来一个正向影响，但迅速减弱，随后变成宽幅震荡，在第六期收敛到稳定状态。服务出口额受到一个正向冲击后，开始会给自身带来正向影响，第二期会有短暂的抑制作用，随后是长期的正向影响，在第八期收敛到稳定状态，但整体影响力度不大。

4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来评价不同冲击的重要性。利用我们估计得到的模型可以得到LNFEX和LNFIM的方差分解表。，在2002—2013年间，在福建省服务出口额的波动贡献中，服务业实际利用FDI的波动是福建省服务出口额变化的主要原因，服务出口自身的贡献相对较小；在福建省服务进口额的波动贡献中，服务业实际利用FDI对福建省服务进口额变化的主要原因，服务出口自身的贡献很小。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在对模型进行序列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后，通过构建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析福建省服务业FDI与服务出口、服务进口的相关关系和贡献率，得到以下结论：

1）在短期，福建省服务业FDI对服务出口的增长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长期，FDI对出口的作用在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之间震荡，这与服务业FDI对服务出口的间接机制的长期“溢出”效应不一致，这可能因为福建省服务业FDI整体质量偏低，真正可以带来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的发达资本比重偏低，阻碍了“溢出”效应的发挥。

2）短期内，福建省服务业FDI与服务进口之间存在存在替代关系

服务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知识管理高校图书馆图书馆管理

1高校图书馆知识管理的基本含义

知识管理的概念最早出现于英国图书馆学家布利斯1929年出版的《知识组织和科学的系统》一书中，在人类社会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进程中，“知识管理”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国际管理界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引起世界管理学家和企业家乃至政府管理部门的极大关注，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管理热潮方兴未艾，给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带来极大冲击。我们这里提到的高校图书馆的知识管理，是一种符合新时期高校图书馆发展的全新的管理理念:即将知识管理理论与图书馆实际相结合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其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对显性知识和隐形知识的搜集、整理、存储，最大限度地捕获、挖掘、利用传播知识，为读者提供最有效的知识共享平台与接口，以帮助读者作出最好的决策，同时提升图书馆的形象，在为读者提供知识服务的过程中促进自身的发展。

2高校图书馆进行知识管理的必要性

随着高校图书馆数字化的步伐越来越快，引人知识管理提供知识服务是高校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2.1时展的需要

纵观高校图书馆的发展历程，高校图书馆的管理经历了从传统管理到科学管理、目标管理和信息管理的极其漫长的发展轨迹。这些管理模式和方法都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馆藏文献的载体也由原来单一的纸质载体发展到电子、网络等多种载体形式。高校图书馆也已从传统的图书馆发展到包括数字图书馆、网络以及虚拟图书馆在内的多种形式的图书馆。服务形式也从传统简单的服务形式过度到网络信息服务、电子图书阅览、多媒体和数据库等多种服务形式。所有这些使得高校图书馆的管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互联网的普及，使人类的知识量空前浩繁;知识的急剧增长和通信手段的使利，使知识的获取更加容易，但同时，“知识泛滥”等批驳知识沉余、知识垃圾的观点也层出不穷。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知识并不贫乏(甚至过多)，但是人们有效获得知识的能力却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图书馆引人知识管理理论是时展对高校图书馆改进管理和服务模式的必然要求。

2.2高校图书馆自身发展的需要

应用知识管理也是高校图书馆自身发展的需要。图书馆要满足不同读者的各种信息需求，必须注重对信息的收集、存储、整理和传递进行管理，并创造一种隐形知识与显性知识互动的机制与平台，进而创造出新的知识去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真正实现图书馆知识管理。把信息与信息之间、信息与信息的利用者、信息与信息产生的过程有机地联系起来，这就是图书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3高校图书馆如何实施知识管理

图书馆的知识管理包括对信息资源管理和对智力资源的管理，也就是对显性知识管理和隐性知识的管理。随着图书馆引人知识管理模式的理论越来越多，一些高校图书馆也从多方面着手尝试知识管理的实施，就目前高校图书馆的知识管理来看，还存在着显性知识数字化程度不够，隐性知识得不到扩充的问题。必须采取措施来促进图书馆的知识转化和创新，完善和加强图书馆的知识管理，为图书馆全面实施知识管理打好基础。

3.1对显性知识资源的管理

首先要对馆藏文献资源充分开发，建好馆藏数据库，对特色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通过网络实现资源共享。还要注重从知识管理的角度由传统文献的整序组织即依据有载体的知识内容，对文献单元进行描述、揭示，拓展和延伸到以知识单元为加工对象，进行知识组织，强化文献知识的随机存取和组织化存储功能，为读者提供有序化的知识服务体系。做到对文献主题内容进行揭示的同时更加注重揭示文献所载的知识单元。工作范围由“文献流”的整序拓展到“知识流”的组织，对高校图书馆有序馆藏文献，整合零散知识点起到关键作用。再一点，就是要注重开发网上信息资源。针对网上广泛、无序、分散、质量不一的信息资源进行鉴别、选择、整理、组织、加工，使之有序化。把有用的、有价值的知调恿过网络等多种途径传送给读者，让知识为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充分发挥知识管理的效用。

3.2隐形知识管理

主要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包括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智力资源的管理、和读者智力资源的开发两个层面。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智力资源主要指个体所掌握的知识及所积累的经验，应受到重视和共享，这是图书馆的宝贵资产。高校图书馆要构建学习图书馆文化、共享图书馆文化，在具有学习和共享组织文化中，馆员通过主动学习新知识，主动将自己的隐形知识表达出来与他人共享，使图书馆整体服务能力得到提高。也就是说高校图书馆要把人的智力和创造性视为管理的对象和组织的重要资源，通过激励、调动和发挥组织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引导成员达到预定的目的。因此，为更好地体现高校图书馆“以人为本、读者第一”的办馆理念，就要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激发管理者的潜能和创造性，从而提高服务水平和能力。开发读者的智力资源，就是让读者去利用这些信息资源，注重收集来自读者的知识和信息，从而产生极大的社会效益。总之，高校图书馆要实现管理的合理化，首先要强调人的价值和作用，加强隐形知识管理是当务之急。

3.3做好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综合管理

对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收集、整理、存储使用，并使其充分发挥作用的全过程，就是图书馆的知识管理。高校图书馆应首先建立和完善知识库，这是实施知识管理的基础，将图书馆知识资源以目录的形式进行描述，以元数据进行处理，将隐性知识转变为显性知识加以存储，还要将个人的知识库转变为组织的知识库，知识库系统有效运作依赖与传输网络和运用系统，这样使知识充分发挥其效用性成为可能。高校图书馆只有跟上信息技术发展的步伐，采用新技术来完善自己的知识库系统，才能为知识的共享创造前提。知识库的组建是显性知识的集合，除了馆藏资源外，特别要重视收集馆员在工作中创造的知识成果和来自读者的知识和信息。图书馆应努力创造一种激励机制和对员工的评价标准，以馆员在整个图书馆知识创新的贡献为基本标准，尤其对在知识的学习和共享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员工进行激励，营造尊重知识和知识共享的内部环境。这也是图书馆知识管理的目的、手段和条件。

服务论文范文第4篇

政治经济学理论界为什么可以从普遍地否认服务劳动的价值创造到了普遍地(指承认主体之众，而非客体之全)承认服务劳动的价值创造性，一是由于近50年来服务经济在全世界的蓬勃发展，认识服务经济价值创造性的客观环境比之基本否定服务劳动价值创造性的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有了根本改变，二是服务劳动形式及其成果的“非凝结性”作为人们认识服务劳动价值创造性的主观思想障碍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服。马克思早在论述商品的价值对象性时就精辟地指出:“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都没有。”①现在人们更是认识到，所谓劳动凝结在价值体的“凝结”两字只是一个借喻词。②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确实在文字上强调了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但物质承担者的核心内容是价值的承担者。在当时，还没有供人们不把这个承担者与“物质”形态相联系的社会条件，今天，我们是完全可以用“对象承担者”来把物质承担者一般化的。对象承担者的含义是:劳动对象化为一种使用价值，由使用价值载体承担了劳动的价值。这个对象承担者可以是物质状态的，它是一种使用价值;也可以是运动状态的，它同样是一种使用价值。物质状态只是“对象承担者”的个别形式，它与运动状态是同一层次不同形式的“个别”而已。基于此，一般地肯定服务劳动的价值创造性就逐渐普遍起来了。但是，到了具体层面上，明明是已明确了商品体的价值对象中本来就一个自然物质原子都没有的经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却对纯粹商业服务和银行服务的价值创造性做了否定。对此解释的理由之一就是流通不创造价值，另一个是利息乃对产业剩余价值的分割。两个具体的否定理由至今仍使人们对于服务劳动价值创造性的一般肯定处于非常不彻底的状态。看来，对于使用价值，从它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到对象承担者的认识转化还不能一般化，我们需要更具体地分析商业服务与银行服务的使用价值究竟能否承担服务劳动投入的价值性。

二、一般到具体Ⅰ:纯粹商业服务的使用价值能否承担价值

在经典与现行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关于商业利润及对平均利润分割理论的分析中，仍认为商业劳动不创造价值。如果这是源于对经典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简单的惯性接受，那克服这种思想是容易的，理性地改过来就是了。如果是出于对商业服务劳动是否产生使用价值，或者这种使用价值是否具有可以承担价值的物质形态的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有必要做出商业服务有无使用价值和这种使用价值能否承担价值的分析。为使分析简单，本文只分析被肯定为不创造价值的纯粹流通领域的纯粹商业服务的价值创造问题。我们已经阐述了，任何劳动的价值创造与否必须通过其产品的使用价值能否承担价值来讨论。我们必须承认，一种服务产品应该对购买者，也只有对购买者带来能体验的、或实际的甚至是独立的使用价值，才能承担价值。那么纯粹商业服务具有什么样的使用价值呢?我们可以对分类意义上的不同服务产品做出比较性和归纳性分析。在各种服务分类方法中，多用部门外延和功能内涵作为标准，有一种常见的把服务分为生产者服务、消费者服务与分销服务三类的方法，它对本文的讨论有针对性和适用性。

1．生产者服务

此类服务为厂商所购买，用于生产性投入。典型的生产者服务如产品设计，其服务对象多为实物产品生产。这种服务生产可提升它所服务的对象产品的使用价值，其价值就被追加到其对象产品上，所以被称为“追加服务”。生产者服务与对象物融合在一起，改变了对象物的状况，但最终消费者购买的核心对象仍是实物商品，并非服务。这类服务的使用价值性质以及它的价值在实物商品上的追加，是目前大家都承认的。

2．消费者服务

这是满足人的多种生活消费需要的服务。比如旅游、交通、理发、教育培训、娱乐等等短距离的体验式服务，这类服务本身就是消费者购买的核心对象，所以它们被称为“核心服务”。此类服务的特点是消费者购买的核心对象是服务本身，与物无关。而消费者之所以购买这些服务，是因为它们可给自己带来不仅是实际的，而且是独立存在的使用价值。这类服务的独立存在的使用价值直接承担了服务劳动的价值。它不需要经过对实物商品的价值追加而迂回体现其自身价值。只要承认服务劳动可以创造价值，那么现在人们对消费者服务的价值创造性大多也没有多大分歧。

3．分销服务

这是消费者为获取实物商品而连带购买的流通服务。它有着比较复杂的特点:第一，服务对象是最终消费者(这里仅指零售商业服务)，这一点似同于消费者服务，但与作为消费者服务的核心服务又不一样，因为它没有脱离物而独立存在。消费者购买分销这种商业服务时，同时是购买了实物商品的，消费者是为了购买实物商品而购买商业服务的。第二，它与物一起被购买，这一点似同于生产者服务，但与作为生产者服务的追加服务又不一样，因为它与物没融合，也基本不改变物的状况。那么，这种服务承担价值的使用价值载体是什么呢?它就是:纯粹商业服务给购买者带来能体验的、或实际的、或独立的使用价值。这个使用价值是它给了消费者以便利。便利是一种效用，是一种使用价值。物质产品生产厂家明明可以以零售价格自行销售，但它们还是更多地选择了通过商业企业销售;消费者明明知道厂家生产该商品，而且有厂方的对外零售，但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选择从商家购买。生产者与消费者需要的都是一种效用，即便利。便利里面包含着体力的节省、时间的节省、信息成本的节省和运输费用的节省等等。从生产者角度看，若没有商业服务，生产者不容易得到市场信息和销售渠道，也将承担更高的销售成本。从消费者角度看，若没有商业服务，消费者不容易得到商品信息和购买渠道，也将支付更高的实际价格和支出其他成本。所以，生产者为了获取便利，才以低于零售价格的出厂价格将产品给商业企业(假定工厂自销，也要在出厂价格之上加上流通成本)，消费者为了获取便利，才在出厂价格之上另外支付商业服务的价格，选择从商业企业购买商品。其实，马克思本人也看到商业服务的经济功能的，他说:“一个商人可以由他的操作，为许多生产者缩短买卖的时间。因此，他可以看作是一种机器，有助于无用的力量支出的减少，或有助于生产时间的解放。”①马克思接着又指出，商人“就是一个出卖自己劳动的人。他在W—G和G—W操作上支出自己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他以此为生，和别个劳动者靠纺纱、靠制造药丸为生一样，他尽着一种必要的职能”。但马克思却将这种职能称为非生产性的，因此尽管“他和别个劳动者一样劳动，不过他的劳动的内容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产品。他本身属于生产的杂费的范围”。②我们现在可以分析到，看到了上述经济功能便是看到了商业服务的效用或使用价值，但是，只是当时没有把价值承担者一般化为对象承担者，而只把直接的物质生产活动看作是唯一的价值创造活动，把物质形态看作是唯一的价值承担者，才没有贯彻劳动价值创造于服务生产而已。在肯定纯粹商业服务创造价值后，合乎逻辑地就可以看到，商业企业的销售收入扣除商品进价和各项流通费用后的剩余部分，就是商业利润。更确切地说，商业企业在投入了生产性流通服务和纯粹流通服务的劳动后，才获得了全部毛收入，即商品加价(进销差价)在扣除了生产性流通费用和纯粹流通费用后，剩余部分是商业利润。可见，商业利润是商业工人自己创造的。

三、一般到具体Ⅱ:“息费分离”———银行服务的使用价值承担价值

在《资本论》与其他经典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没有专门的关于银行服务不创造价值的具体论述，不像商业服务是明确被界定为流通的，是不创造价值的。但是银行利润(指传统银行借贷业务利润，不含现代银行的中间业务利润)一直被看成是对职能资本，更确切地说是对产业资本平均利润的分割。理由是:银行利润来自银行收入，而银行收入来自贷款利息。这里的逻辑已包含着银行服务是不创造价值的。再进一步说，由于利息是产业利润的一部分，所以银行利润就来自于对产业利润分割了。问题是出在人们传统地将银行收入看成来自贷款利息了。如果我们现在不把银行收入看作来自贷款利息，事情会不会变化呢?答案是肯定的。在银行工作实践中与经济生活中，人们把存款人获取的存款利息加上银行的存贷息差叫做贷款利息，把它看作银行的收入。银行部门自己也会这样看，他们都认为本行收入的大部分来自贷款利息。而银行利润就是这个收入的一部分了，所以银行利润也就变成来自于利息了。其实，所谓的贷款利息并不全部是利息。我们在这里郑重推出一个概念———息费分离论。它的含义是:所谓的贷款利息由存款利息加银行服务费构成。银行丝毫未从借款方收取任何利息，它只中介地将存款人诉求的利息搬到借款方获取货币使用权的代价上，它在此之上又理所当然地加上了银行的服务费。银行的服务费对应的是银行为客户提供的服务劳动。银行服务费应该是银行服务劳动价值创造的货币表现。问题是:银行服务作为一种劳动投入，它是否创造了价值呢?这还得从银行服务劳动价值的对象承担者，即它是否对服务接受者提供了使用价值来分析。作为一种金融服务，银行服务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列为生产者服务，国际统计也列它为生产者服务，因为它主要为厂商所用。银行服务也可以是消费者服务，因为它也可以为居民个人所用。但作为生产者服务，它并非追加服务，因为它没有使服务的对象产品的价值增值，不像产品设计那样的生产者服务。作为消费者服务，它也不是核心服务，因为它不是居民购买服务的核心内容，不像旅游那样的消费者服务。银行服务在功能分类的意义上讲，近似分销服务。因为它也是一种中介服务，它们都有这样的特点:与物在一起，又不在一起。这个“物”就是货币。说银行服务与货币在一起，是因为它的内容就是集散货币、融通货币;说银行服务不与货币在一起，因为它不能附着到货币上面去。既然银行服务近似于分销服务，它的使用价值也同样为“便利”，是为存贷双方提供的便利。存贷双方是货币的真正供给者与需求者，但他们两者的自我衔接会非常不方便，存在大量信息成本与漏配的损失。有了银行介入所提供的便利，包含着双方体力的节省、时间的节省、信息成本的节省和资金供求漏配损失的避免。存款人和借款人从银行那里获得了不仅是能体验的，而且是实际的，甚至是独立的使用价值。这个使用价值当然承担银行服务的价值。它与消费者购买某种实物商品具有价值是完全一样的。如何进一步看待银行利润呢?如果把贷款利息看作银行收入，然后刨减所有成本，包括存款利息和其他各项管理费用后，将其剩余部分看作银行利润，那么银行利润就成为利息的一部分，即为对其他部门的剩余价值的分割甚至是瓜分。迄今为止的所有政治经济学理论就是这样看的。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不合理的。以银行服务的价值分析为基础的“息费分离论”完全可以让我们这样看:存款利息外的银行服务费是银行收入，刨减各项管理费后的剩余部分成为银行的利润。由于存款利息外的服务费是银行服务劳动创造价值的货币表现，那么，作为服务费的一部分的银行利润就完全是银行员工的服务劳动创造的。

四、产业利润、商业利润、银行利润与社会平均利润

服务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在国际服务贸易不断增强的大趋势下，中国服务贸易不论从总量和结构方面都居于弱势地位，本文在基于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快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1、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努力提升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2、推进新兴服务贸易出口，优化服务贸易结构；3、积极培育国内服务外包市场。

一、世界服务贸易发展趋势

1、服务业的跨国转移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

服务业跨国转移是当前经济全球化新的显著特征。促进服务业跨国转移的动因主要有：一是生产的国际化带动了服务的国际化。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活动，也需要获得全球化的贸易、金融、通讯、运输等服务，一些发达国家的生产业也出现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浪潮。二是以IT为主导的高新技术在世界服务业中的应用，取得重大突破，从而为服务业国际分工的全面深化打下基础。

2、世界服务贸易结构调整加快，新兴服务贸易快速增长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服务贸易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贸易结构日益向知识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变。全球信息技术革命的不断发展，增强了服务活动及其过程的可贸易性，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会计、咨询等新兴服务行业不断扩张。世界服务贸易将逐渐由以自然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为基础的传统服务贸易，转向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为基础的现代服务贸易。

3、服务外包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0世纪90年代以来，离岸服务外包得到快速发展，服务发包市场仍是传统的美国、欧洲和日本，但接包市场除了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和印度等被视为发展最为成熟的离岸ITO与BPO接包市场之外，中国、菲律宾、墨西哥以及中东欧地区逐渐参与进来，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服务外包离岸外移及与其相伴的服务贸易全球化，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并将对全球经济版图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分析

1、服务贸易总量分析

在国际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服务贸易也得到了蓬勃发展。从规模来看，中国的服务贸易总额从1982年的44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1917亿美元，24年间增幅超过43倍，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从0．6%增长到3．6%。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世界排名由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6的第8位。从服务贸易增长率看，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年增长率一直保持着领先的增长趋势，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006年中国服务出口年增长率达24％，远高于美国的10％，英国的11％，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国际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所占GDP的比重相当低。据世界银行统计，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60%以上，而我国2006年仅为39%。

2、服务贸易结构分析

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分析。根据1997－2006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分项目情况统计数据，旅游、运输、其他商业服务一直是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三大主要部门。旅游服务出口比重一直居于首位。其他商业服务出口从1997－2005年一直占服务出口比重的第二位，但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从1997年的31．3％下降到2006年的21．5％，2006年位居第三位。运输服务2006年比重达23％，跃居第二位。此外，咨询业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2006年占比达8．6％。其他服务部门出口比重较低。

服务贸易进口结构分析。根据1997－2006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分项目情况统计数据，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为中国服务贸易进口的三大主要部门，其中运输服务进口表现为先降后升的趋势，2003年跃居第一位，成为中国服务贸易进口第一大部门，2006年占比达34．3％。旅游服务表现为先升后降的趋势，自1997年29．3％升至2000年36．6％的高位，又降至2006年的24．2％，为第二大服务进口部门。其他商业服务所占比重在10．7％—21．3％之间波动。值得注意的是保险、咨询、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2006年它们所占比重分别达8．8％、8．4％、6．6％。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第一，无论出口还是进口，中国服务贸易都以传统的旅游、运输等行业作为支撑，其主要属于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资本密集型服务如航空、通讯、建筑以及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如金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部门对中国服务贸易的贡献微弱，中国的服务贸易仍以传统的落后方式增长。第二，中国传统服务部门如运输部门的比较优势在逐步减弱。逆差额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随着货物贸易的迅猛发展，运输服务需求量不断增加，中国运输部门尤其是航空运输在质量和价格方面与欧美一些大运输公司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第三，现代服务产品的需求迅速扩大，而中国在这些行业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需求，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不仅是应对国际服务业对中国服务业冲击的需要，也是满足中国服务业发展的需要。

三、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对策

1、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努力提升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服务贸易总体水平落后，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其中，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中国第三产业规模和比重较小，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服务部门、种类和设施尚不健全。为此，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稳步推进消费需求结构升级，提高服务消费比重。培育生产者服务市场，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加强产业链的连锁作用，加大相关产业的协调与支持力度，完善交通、文教、能源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推动技术和服务创新，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努力提升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2、推进新兴服务贸易出口，优化服务贸易结构

按照积极推进新兴服务贸易出口与扩大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相结合的原则，重点扩大工程承包、设计咨询、技术转让、金融保险、国际运输、教育培训、信息技术、民族文化等服务贸易出口；充分利用外资，利用外资企业在新型服务贸易部门的示范、人员培训和产业前后向关联等途径实现的技术外溢效应，提高我国服务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手段，优化服务贸易结构。

3、积极培育国内服务外包市场

一是要积极稳妥地开放服务市场，放宽对服务贸易领域市场准入的限制，为跨国企业来我国开展服务外包业务创造条件。二是制定鼓励承接服务外包的专门政策措施，进行外包企业认定，仿照给予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政策，为外包企业提供低息信贷，减免企业开展离岸外包的所得税和营业税，对用于提供外包所需的进口设备可以免征关税及进口环节增值税。三是积极推进服务外包商务环境建设。

【参考文献】

服务论文范文第6篇

微服务电子商务平台主要通过对于偏远地区以及二三级城市的郊区以及围绕校园为中心的商业圈服务模式的研究，主要是想解决对于区域内商业服务模式的革新与优化，结合现展比较迅速的电子商务，加快区域商品资源的流通，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2 微服务和区域电子商务相关理论概述

2. 1 微服务的概念

微服务，对于一定范围、一定区域内所需求的供给以及后期的对于此类供给维护和保持。其主要针对的范围小，所供给的用户比较集中，周期较短，是一种新型的区域性的服务模式。

2. 2 微服务的特点

微服务的主要特性在于，客户稳定，对于区域内有限的用户和商业资源，集中围绕消费者而展开特性的服务，比如，区域内的客户是稳定的而且有限的，对于快速消费者来说，由于区域以及距离的影响，消费者生活必需品的购买必须来源于区域内供给。服务速度快。微服务体现在它的区域性上，有限的距离，有限的资源和客户。对于商品的供给速度会由于消费者的快速反应而产生，所以微服务是围绕当地的消费者产生的一系列消费与供给的形式。

2. 3 微服务的发展趋势

对于这种特定的区域内，有着学校以及周边所服务的商业圈，形成的产业链和服务链，对于区域内的经济起着极大的刺激作用。而作用和支配在区域的服务形式在这里起着关键的作用。以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太乙宫西安翻译学院的周边商业圈和学生调查 (抽取 100 名学生) 为例，84. 3% 的学生在享受这种微服务; 对于微服务的发展趋势而言: 市场需求大，可优化强。对于市场需求大指的就是在区域范围内开发新的用户以及对于外来客户的到来的短暂服务的供给。可优化性强就是所谓的微服务的模式和技术方面的提升，比如: 将微服务与电子商务相结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2. 4 区域电子商务的概念

所谓的区域电子商务，就是以区域地理环境为基础，建立在本地区内的一个服务于当地所发生的一些电子贸易交易经济以网络为平台的处理活动。同时，区域电子商务也是指所有商业活动在网络上发生的产物。

2. 5 区域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

区域性电子商务在区域经济的带动下，使得区域的交易以及商业活动更加频繁，再加上当地政策的支持下，有成本小、服务范围广及效果好的优点。区域电子商务立足本地集中区域特色行业与产品，是区域经济、文化、地域品牌最好的宣传平台。企业可以利用区域电子商务平台了解政策信息，掌握经济数据，提升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有效避免企业低价竞销对整体行业的冲击，提升区域商业圈的升级。

2. 6 微服务与区域电子商务的关系

微服务与电子商务的关系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服务产业作为基础性产业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极大地影响着区域经济的运行成本和发展水平，区域物流的定义是指货物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的区域范围内从供应地向接收地的实体流动过程。根据实际需要将区域内产品供给以微物流的模式体现，简化了其包装运输、储存、装卸、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基本物流功能，使得服务的整个过程更加简单快速。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其发展与电子商务的关系十分密切，微服务有助于电子商务的实现，电子商务对微服务的影响也极为巨大，这种关系可以理解为微服务自身的矛盾促使其发展，而电子商务为它提供了解决这种矛盾的手段，反之电子商务在其自身发展中也存在矛盾，这就需要区域微服务提供相应的解决手段。①②

3 以西安翻译学院为例，分析区域内经济发展

的现状和问题西安翻译学院地处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太乙宫镇，是一个处于三环开外的民办院校，到市区大约 24 公里，只有一趟公交 905 到市区，要经过 40 多站的路程，其附近有着丰厚的旅游资源如丰裕口、翠华山国际森林地质公园、南五台山等风景区，对于西安翻译学院外的商业圈也是相当的丰富和繁荣，大小商家有 200 多家，其中包括餐饮、娱乐、购物、教学等一系列的商业类型。西安翻译学院的管理模式是周一到周五为封闭管理。周六、周日为周末休息，因此，封闭期间对于商品的购买往往都是通过电话联系附近的商家，这是对于做的比较好的商家其推广力度比较大，使其知名度也比较大，所以同学对于其需求也比较频繁点，周末学校开放，学生可以外出实际购物。目前对于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以及手机革命的跟进，每年开学的智能手机的推广和销售，基本上 98% 的学生在使用智能手机，为手机网购提供了很大机会，而对于电子商务消费的调查，西安翻译学院的学生在进行购买的时候由于学校位置的原因，有 78% 的人选择网购，22% 的人选择周末去市区卖场消费购物，所以对于微服务电子商务平台在西安翻译学院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很有前景和市场。据了解，周内的话只有几家商家在正常的运转，其他的商家由于推广力度比较弱，生意一般。西安翻译学院附近整体的商圈周内是停滞的，正常运转就要等到周末，如何在周内促进消费和周末大力消费就成为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西安翻译学院区域内经济的发展问题主要存在于: 消费周期性的不协调: 周内生意上基本停滞，周末生意比较活跃; 发展模式的单一: 主要是附近的商家对于其他渠道的营销有所封闭，就拿电子商务来说，对于商家往往缺乏营销和管理上的经验，对于网店只是开了之后而对于网店运作出现了问题，总结下来电子商务的意识和知识不是很了解。

4 微服务电子商务平台对于商业圈的作用

微服务电子商务平台主要是邀请西安翻译学院区域内的商家入户，对商家的电子商务渠道销售的开发和运作，为商家提供技术和渠道营销上的支持，针对其商铺对于产品进行推广和营销，扩宽其销售模式的渠道，增大销售力度，对于在微服务电子商务平台入户，有效的和校内消费市场的对接，使得通过微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的商家和消费者可以近距离、快速、有效的发生商品的流转，促进了校内校外的资源流通的同时，大大降低了周内生意停滞的现象，有效地协调了消费周期。微服务电子商务平台对于区域内商品快速的流通，以及通过学校和当地政府的大力监管，对于商品的安全质量，通过校内学校相关监管部门和校外政府监管部门相互协调，对于消费的安全性有了绝对的保证，杜绝了消费欺诈的问题。微服务电子商务平台也是大学生创业和学习的一个电子商务，有效地吸收了学校内相关电子商务人才，丰富了电子商务课程，最终促进了区域内的和谐发展。微服务电子商务平台利用电子化手段，利用互联网技术完成物流全过程的协调、控制和管理，实现从网络前端到最终客户端的所有中间过程服务，最显著的特点是利用各种软件技术与物流服务的融合应用，是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服务三者的统一，微服务电子商务所实现的是物流服务组织方式、交易方式、管理方式、服务方式的电子化。微服务电子商务平台将是由学校、当地社区政府、商家组成的一种集约化、信息化的服务平台，类似淘宝一样，但又精于淘宝，集合了当地所有卖家，出售各类产品，有着稳定的消费者和商品供给。而微服务电子商务平台所做的就是将区域内所有的商家集合起来，对于区域内消费者提供集中化和快速的服务。微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的组成分为三个部分:

(1) 服务商家。服务商家所指的是一定范围内的商品供应商，比如餐馆、超市等。

(2) 电子商务运营。对于物流服务信息的采集，，以及对于需求商需求的引导与咨询，最终售后的服务等一些从商家到消费者的服务。

(3) 监管。这方面主要靠当地政府和学校的一系列的部门介入和管理，例如: 司法、工商等。

5 微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的功能

微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的功能主要分为：5. 1 服务活动的快速反应消费者通过微服务电子商务平台下单购买，商家进行所购买商品的包装和配送，这个过程在有限的距离上很快的响应完成，充分体现服务活动的快速反应。5. 2 商品信息功能所有被授权的当地商家都可根据预先协商的规则登录到微服务电子商务平台查询自己所提供的商品和需求购买的商品。

5. 3 商家信息整合功能

在信息交换的基础上，微服务电子商务平台可根据预先定义的商业规则，例如结合交换来的商品信息进行整理和，并可进行商品信息的包装。

5. 4 应用托管功能

微服务电子商务物流平台，统一建置一些符合当地商家运作需求的管理信息系统，如商品管理系统、服务信息管理系统、服务效果管理系统、资产管理系统等，以应用系统托管的模式向商家提供信息服务，可减免入网商家的建置成本。通过对微服务电子商务平台主要功能进行分析，在该体系结构下，用户可通过 Internet、局域网或电话等方式访问信息平台，进行相关需求信息的查询与购买，通过EDI 数据交换系统和门户系统反馈给入户商家，从而进行商品的配送。商品信息系统为用户提供了一个、查询相关商品信息的窗口，用户还可通过该系统定制信息，由于区域内学校以及政府的监管使得消费和服务透明化，由于距离和区域消费者的稳定和政府学校的统一管理，对于服务效果可以很好地进行反馈，使得平台服务质量有效提高，杜绝欺诈购物和商品质量的问题。

6 微服务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的优势

6. 1 市场方面

微服务电子商务平台市场就是 “本土化”的商业环境。区域内的市场经济和多元化的合作模式，使得现在电子商务和服务发展模式正日益密切地相互结合起来，对于区域的市场，其经营范围以及商家服务辐射广度都有一定的标准，使得市场与区域服务相互紧密的联系，而在电子商务的支持下，使得区域的市场能够更加的活跃起来，流通更加迅速。

6. 2 供应链方面

微服务电子商务物流平台的供应链在于: 商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在区域内，短时间的采集或者是采集方式的多样化源于区域性质，整个区域网的快捷性，减少了服务器等由于承载过量所导致的崩溃和瘫痪。对于区域物流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以及商家的支持，当地的政府和银行这方面要做出相应的支持和鼓励，刺激区域内经济的活跃发展; 对于区域的科技以及教育资源可以做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同时有助于区域内对这方面人才的培养。

6. 3 区域方面

微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是由当地政府学校组织、协同开发、实施共建平台机制。政府作为学校和政府平台的规划者和领导者，微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的客户和消费者都主要来源于区域的固定人群; 区域的资源共享化和集约化; 区域基础设施以及政策的大力支持都是微服务电子商务平台区域优势所在。

7 结论

服务论文范文第7篇

服务营销与网络信息服务管理并非是互相独立,随着信息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及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两者的联系也突显起来。

（一）网络环境下服务营销构成医学信息服务管理理论的基石

医学网络信息服务已打破了传统的信息服务和管理理念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引进服务营销的理念和经营管理之道，同其他信息服务实体竞相争艳。

营销者将产品（服务）按照从核心到的顺序，依次是：核心产品；基础产品；期望产品；附加产品，包括增加的服务和利益；潜在产品。医学网络信息服务产品也可以参照此方法来划分，由此可以看出医学网络信息服务除了提供基本的核心产品和实物产品外，还要提供给用户附加产品和潜在产品，它们共同构成医学网络信息用户的价值层次，满足了不同用户的不同层次的个性化需求。为了维持和发展用户，医学网络信息服务系统必须树立服务意识。另外，从用户需求的角度看，医学网络信息服务也要借助服务营销理论进行医学网络信息服务的运营和管理。

服务营销的根本理念就是以用户需求为导向，这正符合医学网络信息服务管理的客观需要，即忠诚地服务用户。医学信息服务的知识化要求高素质的人员创造高质量的服务，为此，医学网络信息服务管理更关注对人（包括内部员工和用户）的管理，即人本管理。服务营销就是强调对人的管理，认为人是产品（服务）的一部分。[1]医学网络信息服务的动态性要求医学网络信息服务管理特别注重创新和服务质量的管理，而服务质量是服务营销理论研究的重点。

（二）网络环境下医学信息服务管理对服务营销理论的逆向促进

服务营销与医学信息服务管理的关系是互相影响和作用的。网络环境下医学信息服务及其管理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服务营销在医学网络信息服务专门领域的发展，会促进服务营销理论的成熟；通过专门领域研究发现新的问题，进而以新的视角审视服务营销，促进服务营销的完善和进一步的发展。医学网络信息服务理论的发展可以拓宽服务营销的研究思路和研究领域。

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发展和促进的，这使医学网络信息服务工作和管理理论与实践蒸蒸日上；同时，服务营销在专门领域的深入研究使得服务营销理论的研究有了新视角，体现服务营销理论的价值。

二、网络环境下服务营销对医学信息服务管理的影响与作用

（一）服务营销强调顾客导向的理念对医学数字信息服务管理具有指导和影响作用

企业的整个经营活动要以顾客满意度为指标，要从顾客角度，用顾客的观点来分析消费者的需求。[2]顾客的满意是企业未来利润的最好指标。因此，服务营销的核心是用户满意和忠诚，并通过信息服务组织战略概念的制定以及内、外部各个服务环节体现信息用户导向理念，体现每一个工作或管理环节都是下一环节的服务提供者，同时又是上一环节的服务接受者。

网络环境下医学信息服务管理应从中得到启示，努力研究用户需求，用户心理，以及用户信息需求行为，学会与用户交流和沟通等，以实际的数据分析用户市场，指导医学信息服务管理，通过高质量的内部管理促进网络环境下医学信息用户的巩固和发展，切实推动医学信息服务的社会效益（公益性）和经济效益。

（二）服务营销管理更注重“人”这个因素的作用

在服务营销管理理论中,人是产品的一部分,既包括用户也包括服务组织内部员工。服务营销使得用户直接参与服务的生产过程,并且对服务质量做出最终评判，因此，管理好信息用户成为服务营销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服务绩效的好坏还取决于服务提供者的素质,这是构成服务质量的内容“技术质量”和“功能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因此,积极营造内、外部营销和互动营销的环境与氛围，创造性地激励员工和用户的潜能，这在服务营销管理理念中至关重要，以此体现人文关怀，培养服务精神，培育组织文化。尊重人的价值，开发人的潜能和创造力，对基于网络的医学信息服务管理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网络环境下医学信息服务管理应努力吸收服务营销管理中先进的理念和观点，为我所用，在医学信息服务组织服务文化战略的驱动下，通过对医学信息服务员工的合理激励，适时培训，适度授权，充分关怀和满足其需求的一系列人性化管理，以及对用户合理与互动的管理与满足，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真正体现人本原理，创建医学网络信息服务品牌效应，满足医学网络信息用户精品化和个性化需求。超级秘书网

（三）服务营销以服务质量为关键环节和要素，对基于网络的医学信息服务管理服务质量的控制具有指导作用

在服务营销理论中，不仅强调产品质量同时强调服务质量。而服务质量同信息用户的感受关系重大,它不仅取决于预期质量与体验质量之比,也决定于技术质量和功能质量的水平。功能质量则指用户同服务人员打交道的过程中,服务人员的行为、态度、穿着等方面对用户感知的影响状况。因此,产品也反映了产品的服务和利益。

网络环境下医学信息服务管理也要特别强调信息服务产品的质量问题，医学信息服务用户对信息服务产品评价同样是通过信息用户的感知获得的。用户除了对产品核心价值、基础价值的评判外，还包括对附加价值、潜在价值的判断。因此，基于网络的医学信息服务的质量管理是全局性、系统性管理，任一个服务环节的失误都有可能造成整个服务的失败。对于网络环境下医学信息服务管理，应吸收借鉴服务营销的质量管理控制的先进理论，从用户的角度设计与制定质量管理、控制模型和方法。保证基于网络的医学信息服务组织从整体服务系统到每一个员工再到用户实际的感知服务整个服务过程环环管理环环相扣以及持续控制和改进医学信息服务质量。

参考文献：

服务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对于中国来说，中国要以比承接制造业外包更加积极、快速、坚决的态度来承接服务外包，抓住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我国政府要特别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制定部级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服务业、制定战略性承接策略、完善各种评价体系、大力培育本土品牌、完善知识产权环境以及实施走出去战略。当前全球服务外包发展日益迅速。在服务业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而服务外包成为继制造业外包之后的新一轮产品内分工的重点内容的国际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想融入全球化，分享国际分工的好处，就必须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服务业国际转移和发展服务外包。

论文关键词：服务外包,战略

有关数据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FDI总额的一半以上流向了服务业，每年FDI新增流量中服务业约占2/3，2005年服务业在全球FDI总存量中占60％，与此同时，制造业所占比例从1990年的41％下降到2005年的30％；目前，全球1,000强企业中有95％制订了服务外包战略。可见，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正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将不断扩大，服务外包将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和全球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伴随着制造业的国际转移，很多为制造业服务的一些服务业价值链也跟着转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度不断加深，制造业国际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对服务业的转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满足制造业的要求以及提升服务业本身的国际竞争力，服务业价值链也开始走向了大规模的转移，走向了专业化的道路，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想融入全球化，分享国际分工的好处，就必须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服务业国际转移和发展服务外包。对于中国来说，中国要以比承接制造业外包更加积极、快速、坚决的态度来承接服务外包，进而抓住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各级政府和其他社会各界要特别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制定部级发展战略

服务业是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我国如果要想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就必须借鉴我国承接制造业外包的成功经验，从国家层面上制定发展服务外包的战略。从我国承接制造业外包的历程来看，1978年我国明确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的国策，1992年进一步明确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每一次外贸政策和外资政策的变迁都是围绕加快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积极利用外资、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等目标展开的。总的来看，国家层面制定的各种战略政策是我国承接制造业外包取得巨大成功的基本保障。因此，我国也应该根据对服务业转移的趋势进行深入研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基本国情以及比较优势，尽快制定国家层面的发展服务外包的战略，有重点、有选择地承接服务外包业务。根据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发展服务外包不能遍地开花，应该有选择地把部分省市培育成承接服务外包的重点地区，不同的省市发展不同的业务，使不同的省市成为我国各类服务外包的集聚地，这样就可以从源头上避免地区问的无序竞争，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整体竞争力。

2、大力发展服务业

服务贸易发展滞后是影响我国服务外包发展的因素之一，而服务贸易的发展滞后又是由于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滞后。从中国服务业发展的现实来看，1991服务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为33％，2007年所占比重增加到39％，16年仅增加了6个百分点，发展速度较慢且明显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所以说，我国要想发展服务外包，就必须发展服务业，服务业是承接服务外包的产业基础。另外，服务业发展比较滞后，效率比较低下，成为制约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有关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进行的一项调研表明：服务业发展滞后已成为影响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分销、物流、融资和其他生产业发展明显滞后，成为影响其在中国投资企业竞争力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这也要求我国尽快发展服务业。

3、制定战略性承接策略

(1)承接方式战略。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经验比较缺乏，起步比较晚，因此，在服务外包市场上，我国在承接战略上就要有策略性，如同制造业外包一样，服务外包一级承包商在获得一级发包商提供的发包合同后，可能把有关业务进一步分解并向下一级厂商发包，形成二级甚至更多层次的外包关系。因此，中国内资企业可以选择从二级或三级承包商做起，这样比较容易以较快的速度融入外包市场。少部分实力比较雄厚、国际竞争力比较强的企业也应该主动地与一级发包商接洽，直接以较高的起点融入国际市场。

(2)承接国别战略。目前，在开拓欧美外包市场的进程中，我国企业存在着一定的弱势，例如，既懂专业技术又精通外语的综合性人才较少，缺乏完善的销售渠道和营销网络，美欧的市场已经被印度、菲律宾、爱尔兰和捷克所占领，竞争十分激烈。因此，在承包国的选择上，我国应该以开拓亚太地区市场为主，充分发挥与日本、韩国、台湾以及邻近的其他新型工业化经济体在地理上邻近、文化上相通、经济上频繁往来以及中国有200万会讲日语和韩语的语言人才的优势，积极承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服务外包业务。另外，还可以和印度互相外包，充分发挥各自在服务外包方面的优势，在和印度的合作过程中学习印度的先进经验，推动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业务发展。

4、大力培育本土品牌

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外包更重视质量，因此，发包商在进行发包时，更重视承接企业、行业或国家的品牌因素。例如，马来西亚共享服务和外包产业的蓬勃发展就是得益于多媒体超级走廊品牌。由于这个独一无二的走廊，马来西亚继续吸引着世界主要的信息及通信技术企业将其业务落地在多媒体超级走廊，从事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并以此作为出口基地。目前，入住的跨国公司、外商独资和马来西亚的国内企业已达900多家。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优势因素极为明显，但是，中国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服务外包的品牌企业。中国企业没有品牌效应，这种现状让中国企业在与国际同行竞争时处于不利的地位，严重影响了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速度和数量。因此，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联合起来，承担起扶持和培育本土外包品牌企业和产业的重任。

5、完善知识产权环境

与制造业外包相比，服务业外包对知识产权具有较大的依赖性，因此，欧美发包商在选择承包商时，对于东道国的管理水平、商务和法律的国际规范有着很高的要求，欧美商家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尤其关注。因此，我国应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大规模承接服务外包营造良好的环境。从现实来看，发包商主要关心知识产权法律环境和信息安全、企业知识产权的管理、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支持等问题，因此，在企业层面上，我国企业应尊重国外的知识产权，知法、守法，在政府层面上，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宣传，加大对违反知识产权的惩罚力度，加快发展外包产业发展所需的知识产权高端中介服务，推行外包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标准认证，为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知识产权环境。

6、实施走出去战略

服务论文范文第9篇

自牡丹江市成为全国28个首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之一以来，哈尔滨南岗区再次获得创建资格，大兴安岭地区北极村北极光节系列节庆活动也于2011年成为第一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牡丹江市作为全国首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已经于2013年9月通过国家验收，其创建的“六项引领行动”，“3+4”推进模式，为区域性乃至全国范围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示范，黑龙江省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成就初显。依托于这些示范区和示范项目，黑龙江省的公共文化活动蓬勃开展，文化研究也如火如荼。2013年5月，由老艺术家刘国仲发起的公益性民间机构———牡丹江国学院正式揭牌成立，成为传播国学经典，弘扬传统文化，培育国学人才的文化阵地;2014年1月，极地艺术研究会在牡丹江市成立。该研究会由我国著名冰雪艺术画家周尊城先生与牡丹江大学携手创建，依托于雪城的天然资源，该研究会成为打造地域文化品牌，培养艺术人才的又一个摇篮;2013年7月，由齐齐哈尔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曲奇华创办的齐齐哈尔市文化创意研发中心、关东书画研究院正式启动运营，该中心对于打造城市文化品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规模化、信息化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在文化研究如火如荼开展的大背景下，一批文化精品纷纷面世。在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期间，哈尔滨市组织的朝鲜民族打击乐《四物游戏》获得音乐门类作品“群星奖”;哈尔滨话剧院大型原创史诗话剧《索菲亚教堂的钟声》以戏剧形式展现了哈尔滨百年发展的历史文化特色，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哈尔滨歌剧院根据张丽莉老师先进事迹创作的原创音乐剧《茉莉飘香》一经上映就受到了全国53家新闻媒体及网络的广泛关注;由齐齐哈尔马戏团学员班表演的《高空四人技巧》等三个杂技节目在黑龙江省第三届艺术教育成果调研评比中获得三项大奖;齐齐哈尔市编排的大型民族风情音画《达斡尔人》代表黑龙江省参加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获得表演金奖等十一项奖项……。

二、黑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失衡

政府、文化事业单位、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都应当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供给主体。黑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应当充分调动各种社会资源的参与。但是，在实际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黑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还主要是由政府和文化事业单位主导的，他们往往以培训、举办讲座、论坛、咨询等方式在黑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近些年来黑龙江省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非政府组织有所发展，但是也主要是以秧歌队、广场舞蹈队等公民个人自发形成的文化供给方式存在，有规模的，经过登记注册的公共文化服务非政府组织尚未发育起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3］显然，黑龙江省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距此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另外，在黑龙江省公共文化供给中，部分城市已经开始注重引入市场机制，通过企业冠名等形式丰富地方公共文化产品提供的方式，如，“齐齐哈尔啤酒文化节”就曾经以“金马·香江花园杯”和“中汇城杯”进行冠名，通过企业提供经费来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但是，黑龙江省绝大多数城市和文化品牌市场意识还非常淡薄，不能够充分重视各类企业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作用，例如在国内外都非常有影响力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龙江讲坛”等，都没有与企业联合共同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经验。这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单纯依靠政府和文化事业单位的力量势必会造成供给主体的失衡，无法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后劲不足。

(二)公共文化产品质量有待提高

服务论文范文第10篇

1．参考资源广泛化

主要是利用目录、索引、文摘和各种类型的参考工具书来解答咨询问题。网络环境下数字化的参考咨询服务突破了原来的概念，其参考信息源由单一的印刷型文献的纸质档案，发展为光盘、数据库、网络等多种载体形式并存的形式，电子化、网络化文献已成为参考咨询服务的“主要成员”。

2．咨询服务对象广泛化

计算机网络的普遍使用使得方志馆本身成为网络中一个结点，方志馆的横向联系更加广泛和普遍。咨询服务对象的不断扩大，反映了方志馆全面开放的社会化趋势，同时也说明了未来方志馆将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发挥更大的社会服务功能。方志馆信息资源更具有共享性，可以在更加广大的地域内开展信息咨询工作。

3．服务手段现代化

从以手工检索为主查找纸质文献档案，转变为以计算机检索为主提供读者所需档案信息；从以二次文献检索为主，发展到全文检索、超文本检索、多媒体检索等。而且，其提问和解答可以直接在网络上以交互式的对话方式来进行，也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传送，实现互动交流，因而有效地克服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

4．咨询服务方式多元化

网络环境改变了旧有的单一、重复、被动的咨询服务方式，建立了新的电子化和网络化的高科技系统，产生了如联机检索、光盘检索等服务形式。读者从方志馆提供的服务中获取的信息，除了传统的印刷型纸质档案文献外，还有数值型、软件型、图像视频型数据库等网络信息和多媒体信息。参考咨询的服务方式从一对一的单一方式，转变为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多种方式。

二、新形势下加强方志馆咨询服务的主要措施

服务论文范文第11篇

既然国际旅游既属于跨境服务贸易范畴，又以商业存在的方式提供，因此，我们可以用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来解释旅游服务贸易。1.国际贸易理论解释国际旅游服务贸易旅游服务贸易是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传统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仍然可以适用于对旅游服务贸易的解释。李嘉图（Ricardo,1817）和赫克歇尔-俄林（H-O,1977）分别从相对的生产效率（李嘉图用技术代表效率）和国家的相对资源禀赋（赫克歇尔-俄林假定所有国家可以获得同样的技术）解释了贸易产生的原因。根据他们的理论，技术和国家的资源禀赋是国际贸易产生的主要动因或国际贸易发生的潜在原因。林德（Linder,1961）与要素禀赋理论等传统的贸易理论不同，不是从供给角度解释贸易的发生，而是着重从需求角度寻找贸易的起因。他从偏好和需求相似性的角度解释贸易的流向。罗默（Romer,1986）的新贸易理论用收益递增（规模经济）解释生产效率的差异。效率的差异取决于规模经济，或者是公司特定资产（内部化）带来的规模经济，或者是干中学和外部性而带来的规模经济。根据收益递增的新贸易理论，一部分贸易文献强调跨国公司的作用（Markusen,1995），认为作为先进技术创新者的跨国公司，拥有所有权优势，可以通过技术转移方式把技术转移到其他东道国。另一些文献强调，集聚经济或产业集聚的作用（OttavianoandPuga,1998），认为其可以通过提供创新要素集聚的良性互动、雄厚的市场要素、基础设施的改善，获得长久的竞争优势。

另外一些研究与新技术理论相关（Krugman,1979a;Vernon1966），强调创新驱动产业的定位和技术在各国间如何扩散。[1]游客可以选择到某国旅游是因为文化的相近度，例如香客旅游。游客也可能会被旅游目的地国家的自然风光吸引，例如阳光、沙滩、海岸，或是文化遗址。除此之外，目的地国家的旅游产品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也会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原因。上述是从旅游目的地国家供给的角度和游客需求的角度，说明旅游服务贸易产生的原因。国际旅行集团、跨国公司的连锁酒店因为他们的服务质量、声誉、品牌具有显著的优势，会吸引游客到他们投资的国家旅游。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意识到较好的酒店设施，旅游业的基础设施，对吸引入境游客有重要作用。因此，发展中国家在酒店、旅馆、机场、道路和交通运输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以便改善旅游业的软环境和硬环境，从而吸引更多游客。2.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解释国际旅游服务贸易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在同时拥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时，才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服务型跨国企业，[2]所有权优势是服务型跨国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前提和基础，主要表现在企业的规模经济，拥有雄厚的资金、企业具有卓越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声誉和品牌等无形资产，以及获得投入或进入市场的有利机会。内部化优势，是指拥有所有权优势的服务型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善而将所有权优势加以内部利用所获得的优势。

例如，避免寻找伙伴并与其谈判的成本，弱化或消除投入的性质和价值的不确定，中间服务产品或最终产品质量的保证，避免或利用政府的干预行为以降低约束条件的制约程度。区位优势是属于东道国所有，是东道国不可移动的要素祟赋所产生的优势，如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对旅游服务而言，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对旅游服务贸易至关重要。因为气候、自然风光、名胜古迹、人文景观等旅游资源只能在某个特定的地区才能获得，而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即使可复制的旅游资源，在不同的区位会有不同的特色，如迪斯尼乐园在日本和美国的建设和经营会因两国文化、价值观的不同而不同。[3]我们把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不同组合所决定服务型企业采取何种国际经济活动的方式，归结为表2的理论模型中。当跨国公司只具备所有权优势时，应采取跨境提供的方式进行服务贸易；若具备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时，可以采取境外消费方式；若具备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时，可采取自然人流动的方式；若三种优势都具备，那么跨国公司可以采取商业存在的方式。就旅游服务而言，若旅游资源是自然禀赋的，只能在特定的地方进行消费。但是一旦这些服务具有内部化因素，则可以选择“商业存在”，如主题乐园，它们在不同国家建立游乐园以提供服务。[3]而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旅游服务逐渐扩展与电子商务相结合，通过国际电讯、计算机网络等方式，为境外旅游者提供各种旅游信息、旅游咨询、远程预订服务这种跨境交付的方式会越来越盛行。

二、我国国际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特征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开放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我国国际旅游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并呈现出以下的特征：

（一）我国国际旅游服务贸易快速增长2001年，我国加入WTO意味着中国以全方位的姿态融入世界经济潮流，旅游业作为服务贸易领域的重要行业，旅游业的对外开放也走在了前列。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01-2013年我国旅游服务贸易飞速发展，其中，我国旅游服务贸易的进口额从2001年的139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1287亿美元，增加了8倍多，在世界的排名由第7位跃居全球首位，超过了一直处于首位的德国和位居第2位的美国，使得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1大旅游客源地。与此同时，旅游服务贸易的出口额从178亿美元增加到516亿美元，增加了近2倍，位居世界第5位。旅游服务贸易的总量从2001年的317亿美元增长到2013的1803亿美元，增加了近5倍。我国的旅游服务贸易占世界旅游服务贸易的份额也呈逐年上升趋势，从2001年的3.52%增加到2013年的7.99%。

（二）旅游服务贸易逆差的出现及扩大趋势2008年以前，我国国际旅游贸易一直呈现顺差局面。但从2009年开始，我国旅游进口和出口呈现不同的走势，在旅游出口方面，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负增长，出口额为396.8亿美元，比上年下降了2.84%；在旅游进口方面，则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为43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20.85%。2001-2006年，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率均高于旅游服务贸易进口，而2007-2013，年我国旅游服务贸易进口增长率均明显快于旅游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2009年，旅游服务贸易自1982年以来首次出现逆差，差额为40.2亿美元，且规模不断扩大（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旅游服务贸易逆差是由于旅游支出增长过快、收入基本平稳造成的。2009-2013年，旅游服务贸易出口从396.8亿美元增长到516.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4.98%，旅游服务贸易进口则由437亿美元增长到1285.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9.05%。导致旅游服务贸易逆差的原因在于：第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持续增加，消费需求日益旺盛。第二，各国和地区纷纷针对中国市场推出各种促进政策，在出境旅游方面，境内居民可以通过“自由行”等方式赴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欧洲、美国等地旅游，满足了其旅游多样化的需求。同时，部分周边国家为吸引中国游客，也纷纷推出免签或落地签政策，减少出境游签证办理手续。此外，人民币实现跨境结算，并且人民币境外使用和接受的范围越来越广，方便和促进了游客的境外消费，这些便利化措施切实满足了我国居民出境旅游。第三，入境旅游基本稳定导致旅游收入增长平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来华旅游人数基本稳定。据国际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2009来华旅游人数为1.26亿人次，2011年最高达到1.35亿人次，2012年和2013年连续两年下降，其中，2013年降至1.29亿人次，反映了近年来全球经济相对低迷、人民币持续升值等因素的影响。

（三）旅游服务贸易是服务贸易国际收支中的主要项目我国服务贸易包括运输、通讯、建筑、保险、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有权使用费和特许费、各种商业服务（咨询、广告和其他）、个人文化娱乐服务，以及政府服务等非旅游的其他服务贸易项目，共计10个子项目。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需要利用入境旅游赚取外汇，因此,旅游服务贸易已经成为我国创汇的重要渠道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长期以来，其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我国服务贸易中发展规模最大、出口规模最大、服务贸易顺差最大的项目，也是影响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重要项目。表2显示，1997-2013年，旅游服务贸易规模占服务贸易规模的比例在25%-44%之间。从1997-2008年以来，我国的旅游服务贸易一直呈现顺差状态，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服务贸易项目年年逆差，旅游服务贸易长期的顺差有力缓解了我国服务贸易总逆差的局面，使旅游服务贸易成为平衡我国国际服务贸易收支的重要支撑点。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正确认识旅游服务贸易逆差如同货物贸易的出口和引进外资一样，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在20多年时间里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它一方面以其规模和顺差额，在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特别是服务贸易项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左右国民经济运行的各项宏观经济变量将会更加深刻地影响改变我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方向。[5]近些年，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出现逆差，主要是由于出境旅游高速增长导致旅游服务贸易顺差逐渐缩小。我国出境旅游的高速增长，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这源于国内旅游市场供给无法满足居民旅游的需要。一旦出境游市场开放，国内被压抑的购物成为推动我国出境旅游消费的重要动力。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里，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以及人民币已经进入了一个在较长时期内升值的区间，而这会在进一步降低出境游费用的同时，使入境游变得相对昂贵。对此，我们应该理性看待旅游服务贸易的逆差，对中国出境旅游不宜“堵”，而更应该采取合理措施规范、引导中国出境旅游的稳定、健康发展。同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扩大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

（二）加快旅游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我国加入WT0后，逐渐完开放旅游市场，给予外国旅行社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这些国外的旅行社在经营规模、管理水平、营销手段、服务质量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加剧了我国旅游行业的竞争。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国内一些旅游企业形成一定规模和实力，与国际旅游大企业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具备了初步的国际竞争力，但是本土的旅游企业在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依然逊色于国际旅游企业。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按照承诺开放国内旅游市场，同时为中国的企业融入国际市场、走出国门创造了机会。因此，要进一步扩大旅游市场开放，支持和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到对方国家投资旅游业，可以鼓励旅游企业在海外设立连锁店和分支机构，经营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以及外国游客的国内旅游，扩大我国旅游企业的跨国经营和规模；国内具有一定的规模和资本实力的旅游企业，应该跟进和扩大酒店、餐饮、电子商务、航空服务业等行业的海外投资，通过合资或并购的方式获得品牌、先进的管理能力、商业模式、产品开发、国际市场知识和国际化管理人才，提高旅游企业和行业的国际竞力，进而实现我国旅游业的国际化。

服务论文范文第12篇

事实聚焦：

1927年BBC改组为公共公司，并获得皇家，建构了英国乃至世界范围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形成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基本理念。

1986年5月，皮考克报告提出英国广电业应当转向高度发展的基于消费者至上的市场体制，这就要认识到观众和听众等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与喜好做出自己的最佳选择，也就是说通过自由购买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其需求。

2006年3月，英国政府题为“为所有人提供服务：数字时代的BBC”的白皮书认为英国公共广播电视除BBC之外，还包括独立电视（ITV）、第四频道（C4即Channel4）、第五频道（C5即Channel5），称之为商业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commercialpublicservicebroadcasting）

200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21号文件）和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广电业划分为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两类，涉及到了广播电视公共服务问题。

2005年，广电总局把该年作为建设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年，推进村村通工程，发展农村广播电视公益性事业。

200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又强调指出，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高度重视农村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随着卫星、互联网等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兴起与迅猛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发生着深刻而影响久远的变革，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对政府执政方式进行重新的思考与革新，肇始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新公共服务理论”等理论探索与实践活动。由此，欧美发达国家普遍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商业逻辑，放松了对媒介市场的规制，以英国为代表的公共广播电视服务体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面临诸如经济来源、管理模式变革等问题与困境，步入了公共服务的转型与重构时期。

近年来学术界开始质疑和批评这种用私营部门管理理念与方式来解决公共服务问题和管理公共部门的理论，开始思考和探索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方式。同样在欧美发达国家，学界开始反思媒介的商业化逻辑，探索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新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的执政理念与方式日益创新，特别是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转变政府职能等理念，政府逐渐向为公民提供基本而有效的公共服务和管理的现代政府转变，政界与学界开始对公共服务的供给理念与方式进行新的认识与思考。

2003年中央推行文化体制改革，将包括广播电视业在内的文化业分为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国家广电总局将2005年定为“农村公共服务年”，而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成为“十一五”期间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在部署的7项公共文化建设重点工程中，涉及到广播影视的就有3项，包括：村村通广播电视、农村电影放映和“西新工程”，特别是村村通广播电视，已被列入2006年国务院工作要点，成为“十一五”期间社会主义农村文化建设的一号工程。由此，广播电视业的公共性及其公共服务功能日益成为理论和实践界关心的问题，如何在当前世界与国内格局下建构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广电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建构这样体系的目标是什么和如何实现之等问题都是亟需我们探讨和研究的。

近年来有关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论文大多集中在探讨广播电视的公共品属性以及其产供组合方式的变化，但实际上，无论是发展公益性事业还是建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都关乎到一个最基本的学术概念或范畴和实践理念，那就是对于公共利益及其实现手段的认识。因此，本文在分析公共利益的内涵以及公共服务价值取向的基础上，探讨了英国公共广播电视体系及政策的变化，进而分析了促使这些变化的政治经济思潮的变化。最后对我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进行了探索，以有利于建立与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广播电视的公共服务体系。

1公共利益、公共服务与政府执政行为变化

公共利益一词被广泛地应用于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其涵义也不尽相同，有关公共利益的理论也是多种多样的，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实际上，试图明确界定公共利益就如同想给“爱”下个一劳永逸的定义一样，是不可能的，有时甚至是徒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必去探讨这些概念。恰恰相反，探究公共利益为我们认识公民权、政府治理以及公共服务带来的丰富性，其价值远远胜于试图确定这一概念的边界时所遇到的困难与歧义性[1]。而且对公共利益采用什么样的思考方式决定了政府相应的决策行为，同样什么样的公共服务的价值趋向也取决于相应的公共利益观。

一般认为较早系统地论述公共利益的是纽约城市大学教授赫尔德博士（VirginiaHeld），她的研究具有代表性、普适性（被各个领域都相对认可的）[2]。她在1970年出版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一书中将公共利益理论归纳为多数论（preponderatetheory）、共同利益论(commoninteresttheory)和共识论(unitarytheory)[3]。多数论认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公共利益，而共同利益论则把范围拓展到所有公民，共识论认为公共利益当体现为一种公民的共同价值观。前二者都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价值观，按现存人口数量（人头数）的多少来确定公共利益所在，但都没有说明多数人或所有公民的利益是什么，应该包含哪些价值。后者则是从某种共同的社会价值来鉴定公共利益，揭示了公共利益的本质所在。2004年赫尔大学（TheUniversityofHull）教授费恩塔克（MikeFeintuck）博士从政府规制的角度出发，在评析了赫尔德的观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经济模式的公共利益观（economicversionofthepublicinterest），认为这种观念就是自由市场主义者用经济学去解释政治活动和政府执政行为，政府等公共部门的决策也具有经济人理性选择的特征－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公共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的集聚而已（会受到市场力量的左右），同样是运用简单数量统计式鉴定模式来确定公共利益的[4]。费恩塔克博士在对比了英美两国政府对媒介和食品行业的规制之后，认为现行规制政策越来越倾向于经济价值而将公民价值边缘化、缺乏对共同价值（collectivevalue）的认同、没有建构切实的实现与保护那些被市场忽视的共同价值的规制体系。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所言的自由民主是由三个最基本的要素构成的：资本和市场、个人自由和个人主义、共同价值。而前两者与后者本来就是相互冲突的，即商业自由与共同价值等其他民主要素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难以消减的抵牾与矛盾，同时也是相生相克、相互制衡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自由这个要素（更准确地说是经济或商业的自由）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而民主却愈来愈趋于边缘化[5]。因此，公共利益不能仅仅局限于商品价值，而应是共同价值的体现[6]。

以上几种说法都是在探讨公共利益的所在，也就是公共服务的对象是什么，是全体公民、大多数人、个人选择，或是共同价值判断。多数论、共同利益论和经济模式极易被政治、经济力量所左右，往往会使公共利益沦为一种名义上的空泛的概念，会出现多数人的霸权或暴政，而忽视了那些被边缘化的少数人的利益，这两种观点还存在两方面的缺陷：⑴忽视了后代人的利益，因两者所顾及的就是当代的全体公民或多数人的利益；⑵貌似价值中立，但实际上在现实中却很难漠视特定的伦理道德价值对其的影响。而经济模式其实就是废止论，是用市场逻辑来解构公共利益。无论是在政界或是在经济领域，人都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个人选择会促使共同财富（generalwelfare）的最大化，因此，不存在除个人利益之外的任何共同利益，个人利益的总和就是公共利益，由此，公共服务就成了无源之水了。实际上，这就将商品价值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是唯一的价值，但在人类社会中还有许多非商品的价值。其实，探讨公共利益这个概念的目的不是试图给其下个明确且放之四海皆准或一劳永逸的概念，而是要理清不同时期政府是如何鉴定公共利益和如何促使公共利益实现的，即基于什么样的共同价值理念和采用何种公共服务供给的方式或手段。

近年来，著名的美国公共行政学者登哈特夫妇（JanetV.DenhardtandRobertB.Denhardt）从公共行政学的角度将探讨公共利益的不同理论模式归纳为4种类型[7]：⒈规范论把公共利益视为一种政府决策的规范性道德和伦理标准，荷林（PendletonHerring）早在1936年就曾指出“公共利益就是指导行政官员执法的标准”[8]。虽然这种从公共利益功能（或作用）角度出发来定义的观点至今在公共行政领域仍然是很重要的，但问题在于这种标准的内涵是什么？是行政官员自认为的呢？还是每个公民都应该受到平等的待遇呢？⒉废止论认为公共利益这个概念具有不可测量性，也并非是不可或缺的，而政策制定与分析的最佳角度应是个人选择，因此，公共利益的概念或理念是无用的、无意义的。实际上，这种观点体现了自由市场主义的逻辑，认为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公共利益或公共政策不过是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最终结果而已，因此，不存在任何超越自身利益的公共利益。⒊政治过程论是基于利益集团或政党能正确地代表公民利益这样一种观念（假设），认为重要的不是公共利益的内容而是实现方式，个人或作为整体的公民无法在政策形成过程中维护公共利益的，只有靠利益集团或政党才有可能表达自己的声音，也就是说，公共利益是通过各种利益集团或政党之间的博弈过程来实现的。此观点其实漠视了公民这一个重要要素，这些代表们博弈的结果难道就是公共利益吗？就是公民所需求的吗？⒋与前三种观点相比，首先，共同利益论肯定了任何社会都存在着诸如共享、关怀等公民所期望和认同的共同价值，这些价值当与自由市场所倡导的那些是一样重要的（甚至更为重要）。因此，公共利益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共同价值进行讨论的结果，而且是一个富有歧义性而又有价值的概念。其次，认为公共利益源于自身利益，却又高于（超越）自身利益，能促使人类实现“最高抱负和最深切的信仰”[9]。政府工作的焦点或公共政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维护公共利益问题。

如果从政府执政行为变化来看，不同时期对公共利益及公共服务有着不同的思考。在资本主义初期，特别是从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以来，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信奉放任自由的自由市场主义，认为解决公共和私人利益冲突的最好途径就是市场，只有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才能促进和保证公共利益[10]。到1887年美国学者伍德罗·威尔逊在《政治学季刊》发表了《行政学研究》一文，提出了政治与行政分离（政策制定与执行分开）的观点，官僚制成为另一种解决公共利益问题的手段，步入了公共行政学上所言的老公共行政时期。这时的公共利益是由官员（民选的政策制定者）来界定的，是从政治上加以界定并由法律来表达的，行政官员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最好途径就是能够尽可能最有效率、最科学、最具政治中立性的方式执法[11]，公共服务是由政府提供的。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却把公民当作顾客（消费者），把政府当作市场，认为决策最恰当和首要的基础就是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就被边缘化了，大有废止公共利益之势。正如提出企业家政府理论的美国学者奥斯本和盖布勒所言，政府的宗旨是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行政人员当采用市场手段来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政府应引进市场机制来改善公共服务[12]，由此英美国家开启了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浪潮。但这样一来公共利益实际上就成了个人在市场做出选择后的一种副产品，代表着个人利益的聚合。因此这种模式就“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谈论人们如何就公共利益的愿景或社区的本质而奋斗的途径”，但这些恰恰是“构成政策选择基础的真正重要的政治问题”[13]。漠视了公共利益完全用自由市场逻辑来处理政治社会问题是非常危险的，也会产生很深远的危害。实际上，早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发端之时，就有许多学者对这种皈依亚当·斯密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进行了反思，比如，米勒（TrudiMiller）就曾说过，伴随着对市场选择模式和多元政治模式的青睐，否定公共利益概念将对民主治理和公共行政领域带来深远的破坏，而民主政体的功能之一就是就矫正资本主义的市场失灵（缺陷）[14]，此后又有福克斯、沙赫特等都对新公共行政的价值观提出了疑义[15]。而以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家登哈特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创建了新公共服务理论，在2003年出版的《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一书中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企业家政府理论的缺陷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批驳，系统地阐述了新公共服务的理念。认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是建立在政策关注的焦点是公共利益，进一步讲，政府的目标不同于企业，实现公共利益是其存在的主要理由之一。而且公共利益也不是某种只是因为公民个人的选择、组织程序和选举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发生的事情，也不是个人自我利益的简单聚合，而是符合民主规范和正义、公正与公平的共同价值观。同时这并不意味着公共行政官员就可以成为公共利益的单独主宰者，而应被视为一个包括公民、团体、民选代表以及其他机构在内的更大治理系统中的关键角色，公共利益最好被视为社区对话和参与的一个过程，是就共同价值进行对话的结果[16]。

2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制及政策安排

一般认为世界上主要有三种广播电视体制，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体制、以英国为代表的公共体制和前苏联的国家体制。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关于体制问题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前两者，而且美国的商业体制因其成熟而有效的商业运作与最大的节目出口量，在全世界范围内居于主导地位，成为许多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与标准，甚至被认为是自由民主国家最适宜的体制。其实这与上文所论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及其公共政策理论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自由市场逻辑的产物。但实际上，以英国为代表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并未像自由市场主义者所预言的那样要消亡了，在西欧、加拿大、奥地利和日本等地区和国家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仍在不断发展中，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所遵循的多样性、多元性及普适性价值理念等在商业化盛行时代显得越来越重要和富有价值。

实际上，商业与公共体制之争集中体现在广电产品与服务的产供组合关系上，涉及到4种权力的分配：一是由谁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二是由谁决定生产所需资源的数量及其筹集方式；三是由谁负责组织提供；四是由谁负责监督生产的效率、数量和质量。目前对这些权力分配或者产供组合模式的认识不外乎三种角度，即由市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来主导。市场模式产供组合关系是由商家、消费者之间的供需关系和市场规制决定的，但逐利是市场的本性，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是可以增值的、排他的、非外部性的以及供需信息是基本对称的[17]。因此，市场往往不会或少量提供那些具有非排他性、外部性等符合公共利益的产品与服务，出现市场供给失灵或匮乏以及多元性和丰富性的丧失。这是市场体制本身固有的弊病与缺陷，由此政府通过公共政策来匡正市场失灵，出现政府主导模式，但政府又极易倾向于维护自己及其利益集团的利益，会导致效率下降和偏离公共服务的准则。基于市场与政府主导固有的缺陷，非政府组织体制应运而生，而且被认为是广播电视产供组合的合适模式，但这种模式又会囿于其组织自身的价值偏好，忽视整个社会的需求，其收入来源又很不稳定，同样难以摆脱市场与政府的左右。英国公共广播电视当属于最后一种，BBC从成立之初就是一种独立于政府和商业力量的机构，而且执照费确保了BBC资金来源的稳定，不过BBC也存在着为谁的利益而服务的问题，这也是从2004年彭斯专家小组到2006年白皮书要改革BBC自我规制模式的目的所在。总的来说，现行体制都存在着自身的缺陷与矛盾，因此，任何企图偏执一隅政策安排在当今复杂多变的时代都难以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也会孳生许多难以消减的矛盾，合理而有效的广播电视体制与政策当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博弈和商讨的结果，体现为以共同价值为基础的公共利益。

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广播电视体制已逐渐由单一走向混合模式。单一的公共体制（单一的执照费收入）经过公共体制（混合收入模式）逐渐变成了公共与商业并行的双轨制（dualsystem）（表1）。可见，双轨制是大多数西欧国家广播电视体制发展的趋势，这一方面可以确保最大限度地满足公共利益和整个产业稳定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也能促使竞争、提高效率，形成相互补充和制衡的产业格局。

体制198019901997

公共广电体制

单一的执照费比利时、丹麦、

挪威、瑞典

公共广电体制

混合收入模式奥地利、芬兰、法国、

德国、希腊、冰岛、

荷兰、葡萄牙、瑞士、

西班牙奥地利、丹麦、冰岛、

荷兰、葡萄牙、瑞士、

爱尔兰

奥地利、爱尔兰、瑞士

双轨制意大利、英国比利时、芬兰、法国、

德国、希腊、意大利、

挪威、西班牙、英国

比利时、芬兰、丹麦、

法国、德国、希腊、

冰岛、意大利、西班牙、

挪威、荷兰、瑞典、英国

商业体制

广告收入卢森堡卢森堡卢森堡

表1西欧各国广播电视体制演变[18]

具体到广播电视而言，这些理论是围绕两条主线展开讨论的：一是公共广播电视的存留等问题，二是媒介控制问题。英国广播电视业具有公共服务的传统，在新的形势下却受到了置疑与冲击，形成了第一条主线，即围绕公共广播电视传统存在的问题而展开的自由市场和公共服务之争。市场自由主义一派认为以BBC为首的公共广播电视体系实际上是被一些精英所左右，同时也难免受政府压力的影响，而且还有现行的治理方式官僚化等问题。因此，公共广播电视实际上不是为消费者服务的，而真正的公共服务就是在一个没有扭曲的市场中由充分竞争所带来的，媒介政策的核心目的就是促使媒介竞争或建构一个有利于充分竞争的环境。这一派的自由市场理论倡导放松规制，解除官僚制的影响，让消费者自由地选择。而社会市场理论、媒介发展理论和市场多元化理论则都是基于肯定自由市场逻辑并试图匡正市场失灵，以维护公共利益。社会市场理论将强烈的自由市场取向与加强政府规制融为一体，认为市场是媒介组织存在与构建良性产业格局的最好方式，但基于公共利益的政府规制必不可少；市场多元化理论试图通过政府补贴等方式来扶持弱势媒介机构，以促使媒介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媒介发展理论则是基于保护整个欧洲公民的认同感，遏制美国媒介产品的垄断，主张政府推动技术发展与应用和贸易保护主义。而公共服务一派则认为媒介关注的不应只是满足消费者需求，而应是社会需求，应当建立完全独立于政府、商业的新公共服务模式。尤其在越来越私有化趋势下，公共广播电视在服务民主需求、提供富有文化价值的内容和促进社会凝聚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这是公共服务理论的核心理念。而以威廉姆斯和基恩（RaymondWilliams和JohnKeane）为代表的激进理论者则认为当建构非市场、非国家的媒介机构（non-market-non-stateinstitutions），并依据不同的受众和服务去规制市场。争论的第二条主线是关乎到媒介控制问题，主张家长主义媒介法的实际上就是赞成政府基于防止色情、暴力内容和保护隐私权对媒介进行干预，而推崇自由主义媒介法的正好持相反的看法，认为应减少控制与检查，呼吁媒介与言论自由，其实这不过是自由市场观点的另一个版本而已，这种自由意志观极易沦为商业媒介巨子的自由而非公民的自由。这些争论其实体现出，在自由市场逻辑主导下的复杂而多变的媒介市场格局中，媒介政策将如何平衡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集团间的关系，当塑造怎样的公共利益观和如何保护之。这期间主要的冲突就是自由市场价值观与公共服务价值观之间的交锋，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理论又是混杂在一起的。

总之，我们归纳出以下几点看法：首先，尽管自由市场所带来的冲击与影响是巨大的，但是，英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传统与公共体制自身也在不断地发展之中，其政策变迁是一种渐变的过程。无论如何变化，独立于政府与商业是其本质属性与准则，而这种独立又体现为一种非政治化的、公民参与和多种利益集团的共同协商与平衡。其次，尽管上述关于媒介政策的讨论有相对明确的分野，即自由市场与公共服务两派，在许多现实情况下，自由市场与公共服务政策却是相互交织的和相互依存的，并非相互隔绝、泾渭分明。这是因为当今极少有非公即私的社会或经济制度，很多都是具有私有或共有特征的混合制度。比如，竞争性市场是典型的私有制度的象征，而一旦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建构了，个人无论对其建设和维护是否支付费用都可以自由使用。同样，任何市场如果没有各种公共制度的支持，是难以维系下去的[19]。再次，在当今世界媒介市场格局下，广播电视产品与服务的产供组合方式都不可能是单一的，即无论是传统的自由市场体制，还是公共体制，乃至国家体制都不是解决现实问题和提供服务的唯一方案。由此广播电视政策也不应只是囿于一隅，应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种力量博弈的结果，关注的核心当是由谁来决策以及如何组织各种与媒介有关的活动与行为。最后，媒介政策的变迁实际上是一种有关公共价值理念的变化历程，或者说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体系是媒介政策变迁的重要根由。

3英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理念与实践

3.1BBC的公共服务理念

成立于1922年的BBC原本是一家由许多无线电制造商和财团共同投资的、旨在获取商业利润的公司，即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BroadcastingCompany），由邮政局（thePostOffice）负责管理，其收入主要来源于收音机税收和执照费（licensefee），但是处于草创阶段的BBC在收入来源、管理与盈利模式上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为此，当时的邮政局于1923年组建了以赛克斯为首的独立委员会（SykesCommittee）对公司的财政状况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了报告，两年半后克劳福德委员会（CrawfordCommittee）也了有关BBC发展状况的调研报告。基于此，于1927年BBC改组并获得皇家，即改名为theBritishBroadcastingCorporation，company和corporation虽然一字之差，但公司的性质则发生了本质上的转变：由商业机构转变为公共公司，成为垄断性质的公共公司（publicservicecorporation），其最高权力机构是理事会，是公民的信托，直接授命于皇家行使其职能，力求独立于政府；公司的资金来源于公民缴纳的执照费，以保证其不受商业力量的左右，其宗旨是最大限度地为所有公民提供信息、教育和娱乐服务。那么这些公共服务应该包括什么呢？BBC首任总裁瑞斯认为大众不知道真正需要什么，知道想要什么的人是很少的，而知道需要什么的人就更少了因此，BBC提供公民应该需要的，而非其想要的，把人类最优秀的知识、创造和成就传播给尽可能多的英国公民[20]。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BBC的基本公共服务理念：一是从服务范围和宗旨上而言的普适性；二是治理模式和组织结构上的独立性，以免受商业和政治权力的左右；三是服务提供上的高质量化，不是迎合受众或公民的需求，而是提供精英阶层认为是无害而有价值的内容和服务。

3.2BBC公共服务理念的发展

从1927年开始长期以来英国公共广播组织与管理结构有3大基本原则，即垄断、执照费模式和独立的公共管理机构[21]。直到1951年劳埃德（SelwynLloyd）发表了少数派报告（MinorityReport）[22]明确反对BBC继续垄断英国广播电视业。此后，当时的保守党政府于1951年和1952年了两份白皮书，旨在结束BBC的垄断地位、成立商业电视台，到1954年7月电视法案（TheTelevisionAct1954）出台，英国首家商业电视网－独立电视台ITV正式建立，并于1955年9月开播，英国广播电视业由BBC垄断的格局被打破了。不过，从政策安排上来看，ITV除了采用商业运营模式之外，无论是在治理结构还是在服务宗旨上几乎都是BBC的一种翻版。[23]尽管ITV在成立之初秉承了公共服务的传统，但是商业机构最大和本质的目的是获取高额利润，其节目制作的主要意图是为广告商制造受众。为此，1960年6月皮金顿委员会（PilkingtonCommittee）对整个英国广电产业格局与节目内容发展趋向等问题进行了调研，于1962年6月发表的调研报告批驳了ITV所倡导的“公众所需即我们所要提供”的观念，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假民主和假象而已，只是把公众当作大量的同质化的受众看待而已，这无疑低估了公众的品味、导致低俗化。1963年政府出台的电视法案采纳了该报告的建议，强化ITV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职责。自皮金顿报告发表，特别是娱乐性的BBC2开播以来，BBC和ITV的竞争步入了平稳时期，双方互相影响，却又互相依存，步入了双头寡居时期。这种双方相安无事的格局到20世纪70年代就引起了人们愈来愈多的不满，一方面这两个垄断机构变得越来越保守和自负、越来越迷恋于谋求和保护自己的利益，从而阻碍了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高与富有创意和艺术性产品的供给，未能很好地反映日渐多元化英国社会文化，另一方面，各党派政治人士、研究机构、学者等对当时电视节目内容存在的问题和公共责任感不强等提出了许多批判意见。[24]此外，随着格林内达媒介公司（GranadaMedia）等节目制作公司的发展，对节目制作独立性的要求也日渐高涨。为此，经过近3年的调研，安南委员会（AnnanCommittee）于1977年2月发表了关于英国广电业未来发展的报告（ReportoftheCommitteeonthefutureofbroadcasting）。其核心目的和内容有以下3个方面：一是维护英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传统，广电业的管理应由独立的公共权力机构负责，这些机构必须独立于政府，从维护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对节目内容负责。二是要促进广播电视业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打破双头寡居的格局，建议成立一个实行商业化运营模式的公共服务电视频道，即C4（于1982年成立）。三是要保证广电机构编辑的独立性，免受政治、既得利益集团的左右。可见，在安南委员会看来，为公共利益服务是英国广播电视业的基本和重要职能，进一步拓展了瑞斯所提倡的为全体公民提供信息、教育和娱乐服务的信条，即延伸公民的利益范围，为公民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服务，也就是报告中所言的丰富性（enrichment）。这意味着公共利益不再仅仅是将公民作为一种同质性的大众来看待，而是要满足不同群体和个人的多种文化需求，为此在政策安排上就要促使产业结构和竞争主体的多元化，同时加强对内容的规制。

总的说来，从赛克斯报告到安南报告，由BBC垄断到双头寡居，BBC的公共服务理念以及英国公共广播电视传统得以形成、发展、传承。当然在不同的时期政策安排上表现是不同的：⑴在英国广播电视发展初期，采取皇家、执照契约与执照费收入模式使得BBC免受政治和商业力量的干预，保证了BBC的独立性，而垄断的形式促使广电技术有效推广与资源的整合以及最大限度地满足公共利益。⑵处于竞争格局中的BBC和ITV皆负有公共责任，这不仅能确保大量本土节目内容的高质量化，而且也可以促使产业格局的平衡与节目内容的丰富，以满足公民多样化需求，即多样性。

3.3皮考克报告与公共服务的市场化

1979年撒切尔夫人开始入主唐宁街10号，在她长达11年的执政历程中，大力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实行放松规制等自由市场主义经济政策，从而开启和形成了英国历史上的撒切尔时代。其后的梅杰政府、布莱尔政府也基本延续了这种市场自由主义的政策理念。由此，英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理念，乃至整个媒介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革，其中发表于1986年的皮考克报告极具代表性，可以说是英国广播电视政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后政府出台的1990年广电法案、1994年广电白皮书等几乎都成了这个报告的克隆版和继承者，以至于此后的英国广播电视政策变迁历程被称之为后皮考克时代（post－peacock）。

于1986年5月的皮考克报告基本上维护了现存公共广播电视的格局，对BBC赖以生存的资金模式和治理结构并未给予全面否定。不过在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公共广播电视现存的许多问题。一是BBC和ITV缺乏消费者至上的市场理念，而且由于BBC依赖于公共资金与政府的规制管理，现存的管理与组织结构模式就很难避免政治以及其他特殊利益团体的左右。二是公共广播电视组织结构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即对成本的控制和效率的追求都不及市场。基于此，皮考克报告认为，英国广电业应当转向高度发展的基于消费者至上的市场体制，这就要认识到观众和听众等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与喜好做出自己的最佳选择，也就是说通过自由购买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其需求。同时，一个理想的市场应是为所有节目制作商提供自由进入的机会，而流通体系则应能承载足够量的节目内容、诸如按次计费（pay-per-view）等功能。当然这种转型需要一个过程，在政策安排上至少要经历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BBC仍旧延续执照费的收入模式，到第二阶段要逐步实现节目或服务订购费（subscription）代替执照费模式，直至第三个阶段才能实现全面市场体制，建构具有多种频道和流通渠道以及多元化的收入与付费方式的广播电视市场运行体系。这是这个报告的核心理念，也是对公共广播电视乃至整个广电业冲击最大的，可以说是完全改变了英国公共广播电视传统，即由公民至上转向消费者至上，由关注公共利益转向关注个人利益，这是一种政策理论基础和价值理念的根本转型。进一步讲，在皮考克委员会看来，英国广电政策最基本的目的就是增强消费者选择的自由和促使节目制作商为公众提供更多的、丰富的节目内容，向消费者至上的市场体制转变应是英国广播电视发展的趋向。

此后，1992年英国国家遗产部的题为“BBC和公共广播电视的未来”白皮书阐释了面对频率频谱资源不再稀缺与流通渠道多样化的时代公共广播电视应当具有的目标，其实就是指出了公共广播电视应具有的新理念和提供符合时代特点的节目与服务。在白皮书所罗列的8个目标中，除了提高质量、保证编辑独立性、满足所有国民多种需求的节目与服务的普适性以及提高民族认同感之外，其他3条均是对皮考克报告的消费者至上理念的进一步阐释。首先就是要以受众为中心，受众的利益要高于广电机构、广告商、政党等任何利益团体。其次是多样性和选择问题，公共广播电视应重在提供多种多样的信息和教育节目内容，而适当减少娱乐性节目，但实际上这与普适性是相互冲突的。最后是提高效率，以充分实现公共资金（执照费）的价值。

总的来说，自皮考克报告以来，英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价值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公共服务广播电视传统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商业价值超越了文化价值，公民自由选择的理念取代了被动告知、受教育和娱乐的传统观念。

3.4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内涵的变化

皮考克报告使得英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价值理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而1999年的戴维斯报告、2000年政府白皮书以及2003年传播法案则赋予了英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新的内涵与构建了新的治理结构。

戴维斯报告承袭了皮考克委员会的观点，认为在没有确定BBC在新时代下的服务目标和范围时，就无法讨论其资金来源等问题，其实这关乎到在频率频谱资源不再稀缺的时代如何界定公共广播电视的问题。进一步讲，就是公共广播电视在融合了提高创造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双重压力的复合广电生态环境下如何实现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问题。首先，现阶段英国社会普遍认为公共广播电视至少具备3个基本原则[25]：一是作为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BBC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不可能全部都是属于公共服务的，而其他机构也不是完全就不提供此类服务，但BBC所提供的绝大部分节目内容与服务应是符合公共服务标准的，而且这也正是商业机构绝对不肯提供的；二是全球化和数字化促使了媒介公司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这会导致新的垄断，而受众群却日趋分化，这样一来就会造成市场失灵，公共广播电视正是起到匡正市场失灵，提供私人机构所不愿供给的信息、教育和娱乐；三是多年来ITV和C4成功地提供了公共服务，说明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也可以通过私人领域来实现。这意味着：⑴BBC等公共广播电视在数字时代仍居于重要的地位，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2000年政府白皮书也明确阐释了这一点，认为迄今为止公共广播电视是满足英国公民所需和供给原创节目的最佳途径，而且公共广播电视能考虑到全英公民的利益、可以消除因所有权集中而造成的多样化缺失等问题、体现具有强有力文化的合理性[26]。⑵无论是戴维斯报告还是2000年政府白皮书都认为，尽管公共广播电视在英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现行资金模式和产业格局必须进行改革与调整，可以通过执照费、广告费与多元化产供主体等来为用户提供大众化、高质量和多样化的英国原创节目内容。也就是说在频谱频率资源稀缺时代为了公共利益而采用单一的执照费和垄断运营的模式，而在此类资源不再稀缺的时代，就当拓展资金来源和建构多元化的公共广播电视体系，进而形成公共、商业性的公共和纯粹商业广电公司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竞争和质量并举的良性格局。进一步讲，英国公共广播电视的内涵扩大了，除了BBC是纯粹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之外，肩负着公共服务责任的ITV、C4和C5都属于公共电视的范畴。可见，从戴维斯报告始，谈及英国公共广播电视不再仅仅是BBC，而是囊括了纯公共广电公司和商业模式的公共服务机构，包括BBC、S4C（SianelPedwarCymru或ChannelFourWales)与C4、ITV及C5[27]。

2000年白皮书提出建立统一的规制机构Ofcom和三层治理结构，2003年传播法案将此确定下来，并详细地规定了Ofcom的职能以及三层治理结构的内涵[28]。三层结构是一种对不同性质和职能的广电机构进行分类规制的治理结构，第一层是针对所有广电机构的，包括内容制作的最低标准、广告和赞助的规制、客观公正准确的新闻标准和欧共体有关电视台的配额制度等；第二、三层都是针对公共广播电视的，前者由Ofcom负责，确保可量化的公共服务。比如，独立制作和原创节目的配额、完成地方性节目的目标等，后者是指公共广电公司根据有关法律对无法量化的定性的东西进行自律。具体而言，各个机构的公共服务职能和受规制的程度是不同的，BBC是公共服务的主体，面向全英公民提供具有普适性、多样性和独创性的节目内容与服务，对其的管理更多地是体现为通过理事会进行自我规制，涉及到皇家和执照契约的有关规定、保持其独立于政治和编辑独立性等，Ofcom主要规制BBC的商业行为；S4C也是由其理事会进行自我规制，核心任务是提供威尔士语节目内容；C4、ITV和C5是由Ofcom来规制和管理的，C4主要服务于小众和边缘化的群体，主要播放独立节目制作公司的节目内容，是非赢利的商业公共广电公司。戴维斯报告曾建议其私有化，2000年白皮书否决了这一建议，以确保其提供独创性节目。ITV的重心在于提供地方性节目内容，政府原则上对其采取放松规制的策略，特别是减少对其管理的具体规定；而C5的公共服务义务最轻，其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为促使公共广电公司的竞争和提供流行节目。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元化、多样性、相互竞争和相互补足的复合型公共广电体系，其中的核心是BBC，的第一层是C4、S4C和ITV，第二层是C5。2006年3月英国政府的白皮书及其后的有关讨论和2006年10月出台的BBC新承袭了这些理念，并把除默多克的BSkyB以外的英国本土广播电视机构都纳入了公共广播电视体系当中。

可以看出，从戴维斯报告开始，特别是从2000年政府白皮书以来，英国政府重申公共广播电视要提供信息、教育和娱乐服务的基本目标不变，确立了公共广播电视在数字时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推展了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内涵与外延，构建了21世纪初英国公共广播电视整体格局和公共政策框架。首先，从价值理念上由消费者至上向保护公民利益和消费者利益并举，将确保公民言论自由与道德和隐私间的适度平衡以及消费者的经济利益纳入一体。其次，在规制和治理结构上提出了分类规制的理念，对肩负不同公共服务职能的机构采取不同的方式，同时建立统一的规制组织－Ofcom，以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传播市场。再次，在公共广播电视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方式上，倡导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纯粹公共资金、商业运营等多种产供组合模式。最后，有效竞争是建构富有活力的公共广播电视体系的保障，多层次的竞争格局有利于产品与服务的多样性、多元化与保持高质量的水准。

总的来说，随着技术与社会的发展，英国公共广播电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公共广播电视体系（thesystemofPSB），以不断完善和推进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更好地提供相互补充而又多样化的内容与服务。自1955年ITV成立以来英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方式就在不断地演化着，单一的公共资金（publicfund）模式逐步被打破，从公共垄断到双头寡居，发展到现在的多元竞争格局。2006年白皮书认为英国公共广播电视除BBC之外，还包括独立电视（ITV）、第四频道（C4即Channel4）、第五频道（C5即Channel5），称之为商业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commercialpublicservicebroadcasting）[29]。不过肩负着向全英公民服务的BBC始终是英国公共广播电视体系的核心，

目前任何国家都对广播电视业进行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目标的干预，或通过规制或提供公共资金等，只是干预的程度有所不同。像美国、新西兰等国没有规定广播电视机构的公共服务职能，主要通过公共资金来干预；而像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等国家就有关于促使商业机构提供强化民族认同感等公共节目内容等方面的规制，而英国等则是形成了公共广播电视传统，本土广播电视机构都肩负公共服务的职能。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在全球自由市场大兴的环境下，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却越来越重视提高广播电视的非商业价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国家都要建构公共广播电视体系，毕竟，像英国这样的公共广播电视体系的形成需要不仅仅是资金、治理机构，还有政治经济结构、文化传统、价值理念体系等多方面的保障，但至少可以肯定地说，单纯的商业价值不是未来广播电视追逐的目标，无论是公共垄断还是商业寡头也不是未来广播电视业的美好格局。（待续）

[注释]

[1]【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著，丁煌译.《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64－65页.

[2]Feintuck,Mike.(2004).ThePublicInterestinRegulatio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p.10.

[3]Held,Virginia.(1970).PublicInterestandIndividualInterest.NewYork:BasicBooks.

[4]Feintuck,Mike.(2004).ThePublicInterestinRegulation.N.Y.:OxfordUniversityPress.p.11－31.

[5]Hertz,N.(2002).TheSilentTackover:GlobalCapitalismandtheDeathofDemoracy.London:ArrowBooks.p.102.

[6]Feintuck,Mike.(2004).ThePublicInterestinRegulation.N.Y.:OxfordUniversityPress.p.248.

[7]【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著，丁煌译.《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65－71页.

[8]Herring,E.Pendleton.(1936).PublicAdministrationandthePublicInterest.NewYork:RussellandRussell.p.23.

[9]Appleby,Paul.(1950).MoralityandAdministrationinDemocraticGovernment.BatonRouge:LouisanaStateUniversityPress.p.35.

[10]【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等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4页。

[11]【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著，丁煌译.《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72－74页.

[12]Osborne,David，andTedGaebler.(1992).ReinventingGovernment:HowtheEntrepreneurialSpiritisTransformingthePublicSector.MA:Addison-Wesley.p.3.

[13]Stone,Deborah.(1988).PolicyParadoxandPoliticalReason.NewYork:HarperCollins.p.10.

[14]【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著，丁煌译.《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75页.

[15]Fox,Charles.(1996).ReinventingGovernmentasPostmodernSymbolicPolitics.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56(3);Schachter,HindyLauser.(1997).ReinventingGovernmentorReinventingOurselves.NewYork: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

[16]【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著，丁煌译.《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45页，第62－79页.

[17]Kops,Manfred著，何勇译.《公共广播电视及其经济来源分析》.北京：《媒介研究》.2004年第1期.

[18]McQuail,DenisandSiune,Karen.(2003).MediaPolicy:Converge,ConcentrationandCommerce.Londond:SAGEPublicationsLtd..p.27.

[19]【美】埃莉诺•奥斯特洛姆著，余迅达等译.《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6月版.第31页.

[20]Reith,John.(1924).BroadcastoverBritain.London:Hodder.p.34.Hutchison,David.(1999).MediaPolicy:anintroduction.Oxford:BlackWellPublisherLtd.p.34,p20.

[21]Paulu,Burton.(1956).BritishBroadcasting:RadioandtelevisionintheUnitedKingdom.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p.12.

[22]1949年当时的英国工党政府组建了以经济学家贝佛瑞吉（WilliamHenryBeveridge）为首的委员会对BBC进行审核，于1951年1月公布了调查报告（BeveridgeReport），建议维持BBC垄断地位、延续BBC和执照费模式（但审核期限为5年）。随后，同年的7月工党政府就此公布了白皮书，认可了贝佛瑞吉报告。在1951年贝佛瑞吉委员会报告的同时，其成员之一劳埃德（SelwynLloyd）也提交了一份少数派报告（MinorityReport），只是当时没有被工党政府采纳，后来却成了支持成立商业广电机构游说者的重要理论依据。

[23]参见1964年电视法案（thetelevisionact1964），该法案是在1954年和1963年电视法案修订而成的，RetrievedatJuly15,2005,fromterramedia.co.uk/law/broadcasting_laws.htm。

[24]Franklin,Bob.(2001).BritishTelevisionPolicy:AReader.London:Routledge.p.9.

[25]DaviesCommittee.(1999).theFutureFundingoftheBBC.RetrievedSeptember16,2005,fromculture.gov.uk/NR/rdonlyres/E506C90B-5D57-47AD-82F1-AB4EFC4A8EFC/0/reviewcobbc.pdf.

[26]英国贸易工业部、英国文化媒介体育部，顾芳等译.《英国政府通讯白皮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61－63页.

[27]英国贸易工业部、英国文化媒介体育部，顾芳等译.《英国政府通讯白皮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59页.

[28]英国贸易工业部、英国文化媒介体育部，顾芳等译.《英国政府通讯白皮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65－71页。并参见CommunicationsAct2003,RetrievedJanuary12,2006fromopsi.gov.uk/acts/acts2003/30021--f.htm#198。

[29]DepartmentforCulture,MediaandSport.(2006).APublicServiceforAll:theBBCinthedigitalage.RetrievedatMarth16,2006,from.uk/have_your_say/white_paper/bbc_whitepaper_march06.pdf.

[30]Heywood,Andrew.(1998).PoliticalIdeologies:AnIntroduction(secondedition).London:MACMILLANPRESSLtd.p.25-26.

[31]Ibid,p.46.

[32]Heywood,Andrew.(1998).PoliticalIdeologies:AnIntroduction(secondedition).London:MACMILLANPRESSLtd.p.56-62.

[33]Heywood,Andrew.(1998).PoliticalIdeologies:AnIntroduction(secondedition).London:MACMILLANPRESSLtd.p.84－89.

[34]Heywood,Andrew.(1998).PoliticalIdeologies:AnIntroduction(secondedition).London:MACMILLANPRESSLtd.,p.89.

[35]Heywood,Andrew.(1998):PoliticalIdeologies:AnIntroduction.(secondedition).London:MACMILLANPRESSLtd.p.91－100.

[36]【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李惠斌等译.《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266页.

[37]Heywood,Andrew.(1998).PoliticalIdeologies:AnIntroduction.(secondedition).London:MacmillanPressLtd.p.96.

[38]Giddens,Anthony.(1998).TheThirdWay:theRenewelofSocialDemocracy.Cambridge:PolityPress.p.64-65.

[39]Heywood,Andrew.(1998).PoliticalIdeologies—AnIntroduction.(SecondEdition).London:MacmillanPressLtd.p.105-115.

[40]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44－45页.

[41]曲志红.《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28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北京：《人民日报》.2006年3月31日.第一版.

[42]徐光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团结一致，扎实工作，全面开创广播影视改革发展新局面》.2003年12月22日在中国全国广播影视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43]赵实.《在全国广播影视局长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国家广播电视电影总局办公厅编.《广播影视工作重要文件汇编》.2003年.第486页.

[44]赵实.《在全国广播影视局长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国家广播电视电影总局办公厅编.《广播影视工作重要文件汇编》.2003年.第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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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李惠斌等译.《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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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修订版）.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6月版.

26【美】罗杰•菲德勒著，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版.

27Leys,C.(2001).Market-DrivenPolitics.London:Verso.

28Lennen,T.(2002).DigitalTV:aphoenixrisenfromtheashes.FreePress.

服务论文范文第13篇

摘要：由于长期的观念影响，我国的纳税服务体系一直处于一种监管型，并未向服务型转变。文章通过目前我国纳税服务体系现状的描述，从公共财政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税收遵从理论三个角度分析了纳税服务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如何提供纳税服务和建立一种和谐的税收体系。

关键词：纳税服务新公共管理税收遵从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纳税服务是指税务机关在税收征收过程中向所有纳税人提供的旨在方便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和享受纳税权力的服务总称。纳税服务观即树立全心全意为纳税人服务的理念。全心全意为纳税人服务是人本社会的必然要求。如果将整个税收体系比作金字塔，那么纳税服务工作就是整个金字塔的基础，它涉及税收工作的方方面面。我们要改变过去“以我为主”的服务方式，强调以为纳税人服务为中心，以满足纳税人各类办税需求为出发点，通过运用信息化等先进手段，为纳税人提供全方位、系统的、综合的、整体的服务。把纳税人满意度作为评价各项工作实绩和效率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指标。纳税服务是税务机关根据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和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为纳税人提供的规范、全面、便捷、经济的各项服务措施的总称。自1996年税收征管改革以来，以办税服务为基础的纳税服务体系逐步建立，各级税务机关在提高纳税服务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功夫，从规范纳税服务厅，到相继公开纳税服务厅窗口服务职责，并形成了相应的服务制度体系都促进了纳税服务质量的提高。但从宏观上看，当前纳税服务工作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不能完全满足纳税人的需要。主要表现在纳税服务法律体系不完善、税务干部服务理念亟待提高、税务机关的组织机构及其职责模式缺少深化纳税服务改革、税务系统内部还未能建立协调高效的运行机制、缺少统一规范的纳税服务考察机制等等，这些问题都使纳税人的权力难以落实。因此研究纳税服务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的纳税服务体系深化，使之从监管型向服务型转变具有现实意义。

二、目前我国纳税服务体系的现状

（一）纳税服务理念落后

纳税服务理念落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税务干部服务理念落后。我国的宪法规定了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却忽视了对公民在缴税过程中应当享受的权利，从而导致税务干部服务理念落后，自身定位不准。虽然近年来在改进服务制度，提高服务层次方面有了一定的突破和发展，服务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这种服务理念还停留在精神文明和职业道德范畴，缺乏实质性突破，远不能适应新的税收工作形势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1）长期以来，税务机关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官本位”意识，一些地方的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对征纳税关系的认知局限于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的层面。这种权力意识本位化直接带来的是服务举措“本位化”。在当前的纳税服务体系中，税务机关是纳税服务的主体和主导，服务举措是更多地倾向于便于管理的角度建立的。严格地说，这是一种管理的体系，而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服务体系。（2）过多注重形式，肤浅地照搬了银行等窗口服务部门的做法，服务层次不深。（3）忽视了纳税人的需求，使得纳税服务“供求不对路”，纳税人需要的项目没有被列入服务重点。（4）纳税服务未能遵从纳税人自愿的原则，而以税务机关管理需要为出发点。

2.纳税人理念落后。本身作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纳税人，由于其自身的文化水平和对纳税人的权利缺乏了解，因此缺乏要求税务机关提供完善的纳税服务的自觉意识，期望值不高。这种期望值的不高，直接导致税务机关在提供纳税服务的过程中缺乏监督。

（二）税务系统内部还未能建立协调高效的运行机制

1.征收、管理、稽查各环节之间衔接不到位。纳税服务机制要求无论是征收、管理、稽查哪个环节，都有征求纳税服务需求并向有关环节反馈的义务，面对纳税人时都是代表税务机关的服务者，而不能因工作分工忽视了税务工作者法定的纳税服务义务。由于缺少纳税服务组织机构，征收、管理、稽查各环节之间信息联系不畅，征收岗位发现的纳税人服务需求不能及时传递到管理岗位，在日常管理中发现的纳税人对税款征收、税务稽查环节的服务需求不能及时传递到征收、稽查环节。税务稽查只管查账，没有担负起相应的纳税服务职能，征、管、查未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纳税人服务。

2.跨地域的税务机关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渠道。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跨国、跨区域的纳税人日益增多，而在现行的属地管辖的原则下，同一企业在不同地区的分公司所接受的税务管理机构不同，不同地区的税务机关缺乏必要的联系渠道，各管各的事。在办理纳税事宜上，本来税务机关相互联系就可以了解的税收信息，却由纳税人到一个税务机关取得信息资料，再送到另一税务机关，加大了纳税成本。

3.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缺乏畅通高效的沟通联系渠道。纳税人与税务机关之间没有固化、畅通、高效的联系渠道，纳税人对纳税服务的需求不能及时传递到税务机关，税务机关也不能及时了解不同纳税人对纳税服务的不同需求。有的税务机关了解纳税人服务需求信息的主动性差，重税收管理性信息，轻服务需求信息，没有建立长期、固定的模式，对纳税服务信息的了解片面、不完整。

（三）信息化服务形式和渠道相对单一

1.政府对税收信息化服务的支持力度不够，没有制定严密的发展规划，缺少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目前税收信息化建设已经基本形成了联系各级税务机关、功能齐全、信息共享的税收信息管理系统。但由于政府缺少严密的信息化发展规划，各部门之间信息化发展很不平衡，有的部门才刚刚起步，形成了税务机关一枝独秀开展信息化服务的局面，总体服务效果不理想。

2.信息管理部门技术手段比较落后。从目前的情况看，税务机关信息业务技术部门人员少、技术力量薄弱，基本上仅仅能够负责系统内的网络建设和后台数据库的维护工作，不能对前台操作人员进行有效的技术支持和操作监控；而前台操作人员由于计算机水平低、工作责任心不强等原因，采集数据的准确性不能完全达到要求，形成一些垃圾数据和失真数据，降低了信息数据的利用价值。同时，由于技术维护人员缺乏，对纳税人的技术支持不到位，影响了纳税人的应用。

（四）缺少统一规范的纳税服务考核机制

缺少统一规范的纳税服务考核机制，主要表现在：一是目前的纳税服务只计投入，不计产出不同，不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不重视成本—效益分析，从而不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二是税务机关内部不重视对征管工作质量的考核，没有把服务质量考核摆到相应的位置上。不但没有专门的服务考核机构，而且对于应该开展什么服务，服务是否到位，也没有建立切实可行、易于操作的内部考核制度。即使是行业作风评比，也是以社会各界参与的多，真正纳税人参与的少，真正的服务对象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服务水平评价的机会很少，缺乏由纳税人广泛参与的纳税服务评价机制。

（五）税务中介服务有待深化

我国税务中介服务的主要形式为税务服务，我国税务始于1998年，在维护纳税人权益、配合征管改革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当前运行情况看，有些地方还不尽完善，主要表现在：一是个别地方税务与当地税务机关未彻底脱钩，人员与税务机构工作人员交叉，服务内容上存在“越位”现象，服务方式上有行政命令的痕迹。二是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职业道德素质亟待提高，服务内容的层次较低，服务质量较差。

（六）纳税服务法律体系不完善

虽然目前新的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对税务机关应当为纳税人提供哪些服务做了原则性指导，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纳税服务的立法层次仍然较低，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反映纳税服务的法律法规。对纳税服务本质、范围等内容缺乏法律层面的界定，缺乏纳税服务统一标准，考核评价机制、监督制约机制、过错追究机制，导致了纳税服务体系的建设缺乏法律支持，纳税服务规范征收行为的作用难以发挥，纳税人权利的保障难以落到实处，这是影响纳税服务质量的根本原因。

三、建设纳税服务体系的理论分析

（一）纳税服务的必要性———公共财政理论

当代西方公共财政理论认为，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市场存在缺陷，也就是“市场失灵”。社会经济的运行应当以市场调节为主，只是在市场难以调节或者调节不好的领域，才需要政府进行适应性调节，对市场进行干预。公共财政产生的前提则是市场经济。177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著《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公共财政理论的诞生，亚当。斯密崇尚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极力要求缩小国家活动的范围，提出“最好的财政计划是节支，最好的赋税制度是税额最小”等观点。此后，约翰。穆勒、威克塞尔、林达尔等都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的创立和福利经济学的兴起使得公共财政理论越来越丰富，职能范围也有所拓宽。上世纪3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宣告了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理论的破产，从罗斯福“新政”和随后应运而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政府必须干预经济逐步获得了人们的共识，各国政府和财政开始对经济进行大规模干预，以便弥补市场缺陷，充分利用市场的功能作用，促进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收入和财富的合理分配以及经济的稳定运行。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干预经济在实践中开始暴露出自身的缺陷，70年代的“滞胀”使得人们重新认识“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的关系，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对国家干预提出了责难和质疑，开始主张减少国家干预，恢复自由经济。进入90年代以来，又开始重新重视国家干预政策。但是，从大的趋势来看，在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财政的职能也相应地不断增强。正是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公共财政作为一种财政模式，政府向个人提供公共安全和公共服务，个人向政府缴纳税款，反映了政府与公民之间在税收与公共物品的等价交换。税收既是政府提供服务的报酬，也是个人购买政府服务的成本，即税务机关提供纳税服务是无偿的，这是对税务机关工作性质的定位。税务机关职能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整个公共服务体系中的特殊作用，除为公共产品供给提供费用外，“直接以纳税人为调控对象，引导个体纳税人的经济行为向有利于提升整体纳税人公共利益水平的方向转移。”建设服务型税务机关的核心，是将税务机关由行政执法机关调整为执法与公共服务并存的机关，其实质是把服务的理念融入税收工作之中，进而调整税收工作思路，达到税收与经济、税务与社会、征税与纳税的良性互动。因此，为纳税人提供规范、全面、便捷、经济的各项服务措施是其作为政府行政机关的基本要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决定了广大纳税人的主人翁地位，赋予广大纳税人权利，维护其根本利益，提供各种纳税服务是“公共财政”的必然要求。

（二）如何提供纳税服务———新公共管理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的科层制论为其理论支撑点，新公共管理则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从现代经济学中获得诸多理论依据，如从“理性人”的假定中获得绩效管理的依据；从公共选择和交易成本理论中获得政府应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提高服务效率、质量和有效性的依据；从成本—效益分析中获得对政府绩效目标进行界定、测量和评估的依据等等。其次，新公共管理又从私营管理方法中汲取营养。新公共行政管理理论认为，私营部门许多管理方式和手段都可为公共部门所借用。如私营部门的组织形式能灵活地适应环境，而不是韦伯所说的僵化的科层制；对产出和结果的高度重视，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产出；人事管理上实现灵活的合同雇佣制和绩效工资制，而不是一经录用，永久任职，等等。总而言之，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那些已经和正在为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私营部门所独有，它们完全可以运用到公有部门的管理中。

（三）建立和谐社会———税收遵从理论

税收遵从成本的测量源于1934年，美国学者海格（Haig）首先对税收的遵从成本进行测量，他对美国联邦和州税收的税收遵从成本进行了研究，但是没有明确地对遵从成本进行定义。之后不断有学者对其进行测量，直到20世纪80年代，英国巴斯大学的锡德里克。桑福德（CedricSandford）教授，在税收遵从成本领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将许多国家政府的目光都吸引到了这一长期被漠视的领域。西方纳税人遵从理论认为，纳税人会对遵从成本（包括时间成本、货币成本、心理成本等）和不遵从成本（罚款）进行比较，从而做出是遵从税法还是逃税的决定。时间成本是指纳税人搜集、保存必要的资料和收据、填写纳税申报表所耗费的时间价值；货币成本是指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向税务顾问进行咨询所支付的咨询费用或者交由税务等中介机构办理纳税事宜所支付的中介费用及拜访税务机关所花费的交通费用等；心理成本是指纳税人认为自己纳税并没有得到相应报酬而产生不满情绪或担心误解税收规定可能会遭受处罚而产生的焦虑情绪。

我国税收遵从成本存在的问题有：

1.我国税收遵从成本的时间成本较高。首先，纳税人申报纳税，填纳税申报表所需时间较长，如增值税需要填9张表；其次，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尤其是对税法宣传力度不够，使我国纳税人了解有关税法规定、收集和保存相关资料的渠道比较少，所花费时间较长；再次，由于受到技术水平等相关因素的限制，我国现在的纳税申报还做不到像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电子化申报，还需要纳税人去税务机关和银行缴纳税款，需要大量的时间成本。

2.我国税收遵从成本的货币成本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税收法律法规也将不断完善，加之企业不断向规模化发展，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向税务顾问进行咨询或交由税务等中介机构办理纳税事宜的现象将不断增多，这必将导致货币成本不断提高。

3.我国税收遵从成本的心理成本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税收法律法规将变得更加纷繁复杂，纳税人了解税法更加困难，加之一些地区和税务部门的不正之风依然严重，纳税人产生的焦虑及不满情绪就愈发严重，心理成本必然增加。

税收遵从理论认为，税务行政过程既是税务机关依法行政的过程，也是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过程。税务管理活动的实施必然产生两方面的费用：征税费用和奉行纳税费用（税收遵从成本）。纳税服务的水平直接关系着纳税人奉行纳税费用的高低以及纳税费用分配的公平，并直接影响征税效率。如税收信息服务有助于减少纳税人的信息搜寻成本；实行限时服务、延时服务则可以节约纳税人的时间成本。税务机关通过提高纳税服务水平，可以极大地减少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成本，提高税收遵从率，降低征税成本，提高征管效率，从而建立一种和谐的税收体系。

四、小结

国家征税与纳税人缴税形式上表现为利益分配关系，但经过法律明确双方的确立和义务之后，这种关系便上升为一种特定的税收法律关系。和其他的法律关系一样，税收法律关系同样是由权利主体、客体和法律关系内容三方面组成的。税收法律关系的权利主题即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其中，一方面是代表政府行使职责的税务机关，另一方面即纳税人。在税收法律关系中，这二者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不仅如此，这两个权利主体之间的关系，应该说，纳税人主体是基础、前提，是征税人主体存在的根据，因为如果没有纳税人，征税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征税人应当为纳税人服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正处于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过程中。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税务部门在税务征收过程中，必须要由“管制型”税收向“服务型”税收转变。

注释：

①万素林。关于纳税服务改革若干问题的探讨。中华财税，2003（10）。

服务论文范文第14篇

1、感知易用性对人力资源服务外包接受态度的影响如感知有用性一样,在TAM中,感知易用性是影响系统使用态度的重要因素。感知易用性,反映一个人认为使用一个具体的系统的难易程度。Sundarraj认为,感知易用性对企业采用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的态度有正向影响。企业在对人力资源服务外包优势的分析过程中还会十分重视外部环境的影响,外部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方面,政府出台各项政策进行支持;经济环境方面,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商提供专业、有针对性的管理服务,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帮助;社会环境方面,人力资源外包由于其自身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已逐步被国内外企业认可,其产业规模正在迅速扩张。经过分析不难发现,外部环境对企业感知人力资源外包易用性是有积极作用的,中小企业的服务外包很容易引进并执行,即中小企业会因此认为进行人力资源服务外包是相对容易的。故我们做出如下假设:H2:感知易用性对人力资源服务外包接受态度有积极影响。

2、感知风险性对人力资源服务外包接受态度的影响感知风险,是由哈佛大学的Bauer从心理学延伸出来的。在人力资源服务外包中,客户的感知风险就是对企业良性发展和企业效益最大化的预知不足,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完善、外部基础设施的不健全使中小企业在进行外部市场交易时成本过高,从而对人力资源服务外包存在抵触心理。Heijden等学者认为感知风险的增加会降低信任和态度。人力资源管理外包服务不仅成本较高,且国内的理论研究落后,市场管理不够规范,缺乏有效的风险监控机制。许多中小企业因资产规模相对较小,为最大限度节约成本忽略外包具有的一定风险,盲目外包致使发展水平受限。人力资源服务外包存在的风险是不容忽视的,对中小企业而言,这些风险可能是难以承担的,中小企业对人资服务外的接受程度可能由此大大降低。故我们做出如下假设:H3:感知风险性对人力资源服务外包接受态度有消极影响。

3、使用态度对人力资源服务外包推广的影响使用态度,反应个体用户在使用系统时主观上积极或消极的感受。Fishbein,Ajzen(1980)研究指出,态度是个体对一个目标行为表现出的喜欢和不喜欢感情,同样他们指出客户态度对使用意向有积极作用,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本文中,此变量的含义是企业对人力资源服务外包接受意向所拥有的主观上积极、赞成获消极、拒绝的一种态度。一个企业既然选择了人资服务外包,必然是追求长远发展的,因此在引进该项管理的过程中会抱着积极期许的态度。故我们做出如下假设:H4:态度对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的推广有积极影响。

二、模型应用展望与结论

该模型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考虑了态度对中小企业人力资源服务外包推广的影响,从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风险性三个维度来评定态度对中小企业人力资源服务外包引进的影响。在我们的几个研究因素中,感知风险与外包接受程度呈负相关,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这两个因素对服务外包的接受程度都是呈正相关。依据本文我们提出的假设3,感知风险对中小企业的态度具有消极影响,但是为了我省中小企业的长远发展,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来保障他们的利益;对中小企业自身,不能因此固步自封,应当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对风险进行评估和控制。

三、结论

服务论文范文第15篇

虚拟企业的概念最早是针对生产制造企业提出的。Ken-nethPreiss、StevenL.Goldman、RogerN.Nage（l1991）首次提出了虚拟企业的概念。随后，许多学者对虚拟企业的概念、结构、运作模式（Davidow，WH.，Malone，M.S，1992；Byrne，John，1993）、合作伙伴选择、敏捷性评价、核心竞争力（RainerBreite，HannuVanharanta，2004）、生产计划、风险管理及其利益分配（DavidWalters，2004）等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基于制造领域的虚拟企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为其他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物流服务的不断延伸，学者们开始关注虚拟物流企业，并对其内涵、运作机理、组织模式与伙伴选择、任务与利益分配等进行了研究。就虚拟物流企业的内涵和界定而言，詹晓勇,朱汉民（2004）展开分析了虚拟物流企业的概念和内涵，提出了虚拟物流企业的生命周期IFOT模型。李松，王彦梅（2006）应用交易费用理论对虚拟物流企业纵向效率边界问题进行系统探讨。郭曙光，王叶（2013）创新地从模块化的理论出发，基于虚拟物流企业的特点，进行虚拟企业实施模块化管理时的边界分析从前端服务和后端服务两个方面分析，进行了服务型虚拟物流企业的构建研究。就虚拟物流企业的运作机理而言，王若钢，冯英浚(2008)将虚拟物流企业中的物流企业分为主导企业和成员企业，建立两类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模型，求解得出不同盟友之间的利益分配策略。张德升（2009），袁芳（2012）分析了电子商务环境下物流配送和管理模式，并论述了虚拟物流决策的研究趋势。包耀东,薛水明（2012）建立了虚拟物流企业任务分配的优化模型。王鹏（2013）从物流资产专用性水平和不确定的市场需求出发，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导向研究了虚拟物流企业运作模式和机制问题。学者们从特定运作环境、不同理论背景等方面对虚拟物流企业的运作进行了剖析。就虚拟物流企业的组织模式与伙伴选择而言，戴勇（2002，2003）运用DEA分析虚拟物流企业联盟伙伴选择方法，分别提出三阶段模式和四阶段模式，并设计了联盟的信息平台。沈立新，陈燕（2005）基于径向基函数网络算法，以虚拟物流企业伙伴选择问题的特点为切入点，给出了虚拟物流企业伙伴选择过程框架。朱帮助，林健（2007）根据广义熵原理,建立了虚拟物流企业伙伴选择群决策熵模型。张野民（2014）运用聚类算法对虚拟物流企业合作伙伴选择问题进行研究。学者们不仅运用不同方法对虚拟物流企业的合作伙伴甄别，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网络、信息平台、电子商务等对虚拟物流企业组织模式和伙伴选择的影响。综上所述，学者们对虚拟物流企业的运作机理、组织模式、伙伴选择、任务和利益分配等领域的研究己取得一定的成果。然而物流企业的产出是服务，服务与有形的实物产品不同，它具有很强的可变性和动态性。虚拟物流企业运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物流服务集成商（核心企业）与成员物流企业之间物流服务的买卖活动，只有这种买卖活动保持着一种自愿、公平、公正的状态，虚拟物流企业的其他活动才能顺利高效进行下去，因此从信任-承诺角度研究虚拟物流企业是十分必要的。但从虚拟物流企业成员之间的信任和服务承诺的角度，对虚拟物流企业的研究还很少见。

2国内外基于信任-承诺的虚拟物流企业研究评述

信任-承诺理论最先出现在关系营销的研究中，“关系营销的信任－承诺理论”一文中，Morgan，Hun（t1994）认为信任与承诺是关系营销成功与否的关键变量。关系营销理论的先驱者Dwyer（1994）认为，商业合作的质量核心是信任与承诺。Farrelly，Queste（r2004）认为，信任和承诺对一对交换关系至关重要，并运用实证的方法证明了信任和承诺在赞助关系中的地位。信任是履行承诺的前提条件，承诺是信任的最终结果，信任的程度会直接影响到关系承诺的质量。当交换关系双方的信任程度较高时，双方的合作关系将是可持续发展的，从而双方的关系承诺也会比较高；反之，当交换关系双方的信任程度较低时，双方合作关系的可持续性较差，从而双方很难做出关系承诺。在跨组织领域，很多学者对信任和承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Frazier（1983）研究了满意度对信用和承诺水平的影响，当满意度保持在较高水平时，信任程度越高，而不满意度保持在较高水平时，承诺水平减少。在营销研究中，Moor-man等（1992）对消费者和供给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证实了信任对承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之后，一些学者还做了相关的实证研究，Ganesan（1994）选取124个零售商及其52个供应商作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零售商和供应商之间的信任和稳定性对长期合作导向有正向影响。Kwon和Suh（2004）认为，承诺是实现供应链整合的关键要素，而信任是培养这种承诺的根本。只有合作伙伴相信双方的信任是坚定的，合作双方才可能有不可动摇的承诺。Gounaris（2005）对B2B服务领域的研究发现，用户对服务供应商的信任程度和情感性承诺正相关，而和计算性承诺负相关。潘文安和张红（2006）对多个行业的供应链合作伙伴企业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证明个人信任、组织信任和合作绩效呈现正相关关系。实质上，虚拟物流企业就是由物流服务集成商（核心企业）与成员物流企业之间的一种物流服务买卖关系、一种企业合作关系而凝结在一起的松散的组织形态。因此，对虚拟物流企业的研究离不开信任和承诺关系背景。在物流研究领域，信任和承诺作为物流合作关系的要素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Lalonde和Coope（r1989）发现在大多数行业中，第三方和买方的关系正在逐渐从交易驱动的关系转向合同驱动的关系。随着第三方和买方之间信任的增强，两者之间的关系逐渐趋向联盟与合作，这证明第三方和买方正在作出承诺，并准备建立起长期的联系。Bowersox（1990）认为，随着物流外包业务的不断发展，第三方和买方的长期导向增强，双方的相互信任和依赖也会加强。Tian等（200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用户对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的信任对用户对外包关系的承诺有显著正向影响。

3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