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论文范文

社会论文范文第1篇

(一)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框架有利于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企业的自身形象和信誉对于的企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企业一项无形资产，更能够为企业的生存、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企业家们通过社会责任会计对公司的工作成果进行评估,教育公司中的管理人员,让他们能从社会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样做能够提升企业的信誉，提高企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从而得到全社会的青睐。《财富》杂志曾经评选过最受敬佩的公司，评选的指标有创新能力、管理质量、金融信誉、社区和环境责任感等9项。虽然说这些指标并不是十分的全面，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的自身形象和信誉的重要性。在这项评选活动中，榜上有名的前10家公司有8家都排在世界企业50强之内。从上述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信息：社会责任会计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它可以免费的为企业进行形象上的宣传。通过社会责任财务报告，企业可以很好的向社会公众展示自己的良好形象。

(二)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框架有利于建立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应该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放在同等的位置上。为了社会效益的实现,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刻不容缓。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责任会计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也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提供相应的保障。

(三)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框架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府必须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运用其行政力量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考核，这就要求我国企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会计。要想让政府的相关部门能够准确、全面的评价企业的业绩和企业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同时让政府部门能够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所披露的信息制定国家的经济政策和配置社会资源以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积极构建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框架。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求企业要对股东负责,还要求企业对员工、客户、顾客、供应商、消费者等利益相关群体负责。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认可,社会各界也越来越希望企业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中能够包括企业对社会责任履行的情况，从而形成社会各界人人关心企业社会责任的良好氛围，推进和谐社会的加速发展。

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存在的问题

在西方的许多发达国家中，社会责任会计的已经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但是我国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则起步比较晚，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方面还比较落后，存在着以下主要的问题：

(一)披露内容不全面根据一些调查，我们不难发现有关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还不是十分充分。在我国的所有企业中，能够披露与自身相关的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少之又少，即使有些企业进行披露，披露的也仅仅是企业已经履行的社会责任，对于一些负面信息则避而不谈。在近年的信息披露中，与社区有关的信息披露是最多的，而关于产品和职工方面的信息披露则一直较少。在我国上市公司年度报表中有关社会责任的披露也只有员工的数目和构成等相关情况，几乎不存在对于其他有关员工的详细披露。这样做会大大降低社会对企业所有涉及领域的了解程度，忽视企业的某些缺点和不足，使得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意义大打折扣。

(二)信息披露形式不规范且缺乏法律保障在我国企业中，信息披露的形式很少用数据来表现，大多数都是用文字来描述的，也没有统一的格式来进行信息披露，使得企业所披露的信息失去了一定意义上的可比性。除此之外，我国的会计信息披露还缺乏法律、法规的保障。正是因为如此，在短期利益的驱使下，许多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还有太多的漏洞，对于自己本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有所逃避。虽然我国某些部门对此问题起到了一定的重视，并且也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例如，我国自2003年实行《企业会计准则》，此后又陆续了一系列具体会计准则，并于2006年了与国际准则趋同的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和新的《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修订了《公司法》、《刑法》等相关法规，出台了一些关于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和《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但有关社会责任报告的规范仍然不够充分，企业的信息披露大多是采取自愿的模式，所以相互之间可比性欠缺的问题依然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此外，除了企业自身对社会责任不予披露外，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和企业的内部审计也都没有对社会责任会计披露的相关内容给予足够的重视，再加上企业不具有独立报告意识，也不单独编制社会责任会计报表，因此，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监管将无法开展。

(三)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的研究欠缺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的研究还有许多的不足之处。首先，我国对社会责任会计理论的研究本身起步就比较晚，也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因此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在西方，很早就对社会责任会计进行了研究。法国从1975年开始建议各上市公司每年对外公布其社会资产负债表，到1997年与此相关的法律、法规便正式出台。在法国政府出台的这些法律中，明确规定那些职工超过250人的企业必须每年编制社会资产负债表，并向外界公布。在法国政府采取措施规范社会责任会计的披露内容之后，英国政府也做出了相应的举措，比如要求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司在进行会计信息披露时必须包括员工状况、社会捐赠等与社会责任有关的信息。其次，社会责任会计自身具有一定的特点，比如社会性、模糊性、复杂性以及间接性，这些都会导致社会责任会计与传统会计之间的差异。另外,由于交叉学科的存在,它们的滞后性也给社会责任会计理论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三、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构建的建议

(一)完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我国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披露内容不充分是阻碍社会责任会计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所以必须对其内容进行相应的补充与完善，使其能发挥真正的作用。首先，我们应该对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使用情况进行详细披露，具体应包括工资报酬、企业文化、福利待遇和职工结构等等。其次，企业的经营成果及其分配情况也应该得到披露。这就意味着各利益集团在为企业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会从企业内部获得相应的报酬。此外，企业还应该披露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信息，因为它是对传统信息披露的有效补充。最后，产品或服务的性能与安全方面的信息也必须进行披露。与此同时还要使产品的安全指标和服务性能得到强化，以使社会各界对企业的信息能够得到全面、充分的了解。

(二)建立和健全与社会责任有关的法律、法规由于社会责任会计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庞杂，所以很多方面都没有得到法律、法规的保障，使得一些企业没有很好的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由此可见，如果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要求，社会责任会计的作用就很难得到切实的发挥。所以我们逐步建立健全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并配套以相关的法律保护，让社会责任会计的开展能够有法可依。这样不仅可以推动企业的发展，更可以带动全社会健康、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建立和健全与社会责任有关的法律、法规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三)加强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研究并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责任会计理论与实践研究起步较晚，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对某些方面的研究仍然过于浅显。所以加强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研究也是改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现状的有效措施，在学习相关理论的同时也能够促进相关学科的共同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由于企业是市场经济和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主体，所以如果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比较强则可以促进企业和社会的共同发展；反之，如果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比较弱则会对企业和社会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因此，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是全体公民的共同责任。

社会论文范文第2篇

1.1政治方面在国际国内的改革与发展中，各种复杂矛盾不断滋生。我国在政治方面的社会矛盾主要有：第一，较弱的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法制观念。现实生活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仍然存在。第二，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各种新矛盾表现在：经济与金融、信息与传播的风险、传统安全风险和一些非传统安全风险，如恐怖主义、生物医学疾病、非法移民、走私贩毒等。

1.2文化方面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主要体现在：第一，思想与价值观念的矛盾，表现在个人主义膨胀和拜金享乐主义滋长。这些行为危害了国家的政权稳定和经济繁荣。第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受到影响，同现代价值观念之间产生了一些冲突，也滋长了灰色文化和黑色文化等畸形文化。

1.3社会方面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累积的矛盾中以下两点较为突出：第一，对于发展与稳定的矛盾，社会中存在少部分人，抱有“仇富、仇官”的不满情绪，往往把最终矛头指向政府，以致不断给国家、集体、个人造成损失。第二，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包括了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安居难、住房难等等方面。

1.4生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令人鼓舞的成就付出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等巨大的代价，如环境污染与生存空间的矛盾：出现了不合理的国土资源开发，在一定程度上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威胁；还有资源短缺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河段污染、草根退化、烟囱林立、尘土飞扬、噪音不断、污染泄露等等环境问题比比皆是。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矛盾的特点和成因

上述得知，我国呈现出的深层次矛盾比较复杂，解决起来涉及面广，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在总结和分析社会矛盾的特点和成因的基础上，找到化解矛盾的途径，推进和谐社会构建。

2.1特点分析从本文总结的社会矛盾表现形式来看，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较为明显的发展趋向。归纳起来可概括前沿视角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物质利益矛盾突出，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人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就有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第二，矛盾更具广泛性，矛盾的程度也较重。

2.2成因分析改革的逐步深入，矛盾也越来激烈。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来看，上述问题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利益不均的束缚。近年来，社会群体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贫富差别不断扩大，下岗、失业形势严峻，“三农”问题和弱势群体问题日益突出，由国企改制、城市拆迁引发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第二，腐败和非法收入的威胁。和腐败行为使政府效率低下，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使得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使社会主义的形象大受损害，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巩固。第三，滞后的现代社会体制。这种滞后的现象正是中国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社会冲突的根源，反映在城市化体制、户口体制、人事体制改革的滞后，社会法制的缺位，社会潜规则的形成等等方面。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矛盾化解方略

化解社会矛盾，已经成为我们驾驭稳定大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必须着重解决的重大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在总结发达国家和拉美国家化解矛盾经验的基础上，正确认识我国社会深刻变革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努力寻求切实可行的化解矛盾的有效方法。

3.1发达国家、拉美国家的经验启迪通过比较和分析具有较强典型性的发达国家、拉美国家在化解矛盾，建构和谐社会方面的实践，为当下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制度创新提供了依据。第一，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化解社会矛盾、建构社会和谐的历史经验，对当下中国的矛盾凸显期的启迪主要有：首先，经济发展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关键点，中国仍然应该坚持以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其次，收入分配调节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武器，中国只有采取更多、更有效的措施来调整收入分配，不断改善社会结构。最后，社会保障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后盾，中国只有从实际出发，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在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市场和市民的作用。第二，从拉美国家的角度来看，拉美国家同中国一样都是发展中国家，其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都值得当下中国借鉴，主要有：农村改革是化解社会矛盾的突破口，中国只有坚持不懈地加大农村改革的力度，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尽最大努力缩小城乡二元的格局。同时，社会政策（特别是司法机构的改革）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指明灯，当下中国要不断完善社会政策体系，实行公平与效率的原则。

社会论文范文第3篇

1.初步形成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在新时代背景下结合中国发展的具体国情创立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1）提出了“精神文明”的科学内涵。邓小平对精神文明的内涵进行了精确地阐述，“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2]同时，他也指出了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即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缺一不可。（2）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邓小平明确指出当前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就是培育“四有公民”，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3）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原则。即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4）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针。邓小平确立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钻研、吸收、融化、发展”八字方针。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2.正式形成阶段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体系。（1）初步界定了先进文化的内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这一内涵进行了科学的解释，他认为，我们所建设的文化，它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并且核心的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列主义；它的最终目标必须是培养现代化“四有”新人；它的时代品格必须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它的时代特征必须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同时，还提出了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2）揭示了先进文化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从文化在国家整体布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出发，阐述了先进文化与党的建设、国家建设、民族建设及社会主义建设间的关系。（3）论述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3]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重要阐述，对于我国先进文化建设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4）指明了创新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源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不断地改革和创新，才能保证发展的先进性，同样，文化创新是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至此，中国几代领导人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艰苦探索，正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

3.发展完善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从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集体，在构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1）提出“和谐文化”的概念。“和谐文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为基础提出来的。这也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把和谐精神融入到文化建设之中，从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内涵。（2）强调不断推进文化创新。指出，“大力提倡敢为人先、敢冒风险的精神，大力倡导敢于创新、勇于竞争和宽容失败的精神。”[4]一个国家不仅要有创新的意识和精神，而且要敢于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创新。（3）指出要加强网络文化的建设和管理。信息技术时代的迅速推进，造成了网络的普及，进而促成了网络文化的出现。它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精神上的各种需求，但也带来很多不良的影响。因此要特别加强网络文化的建设和管理。（4）要求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总之，在新时期提出的文化观念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的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和丰富，更是对其的一种伟大创新和实践探索。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

1.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我们党和国家取得一切成绩的关键就是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列主义为最根本的指导思想，这也是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党的第十八报告大会指出：文化建设必须大幅度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素养，使当前社会更加和谐文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当前文化建设的灵魂所在。只有正确认识到指导党和全国人民前进的方向和评判一切价值标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理解为什么整个思想体系的灵魂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成不变的指导思想。同时也要认识到，“和谐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是把握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文化”的构建不仅能使民心聚拢，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泉源。

2.以服务人民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和使命要求我们必须要把服务人民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当前这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力求文化的不断丰富，努力满足人民与日俱增的精神文化需求。注重文化的内在品质，从根本上进行创造革新，这样才能创作出更美好更精华的文化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务必要牢记，文化建设旨在服务群众，所以只有贴近他们的实际生活，才能引起人民群众的共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关乎着亿万人民群众的福祉，不仅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崛起这个中国梦的需要。

3.正确把握文化建设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文化的创新就是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并加以吸收和改进，创造出符合时展的先进文化。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并不断创新才取得了伟大的成果。当代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必须正确处理文化继承和文化创新的关系。我们要认识到：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完成对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吸纳旧社会传承下来的全部优秀文化；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必须符合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创造出适合国情的新文化。

4.不断强化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建设

社会论文范文第4篇

——论维护社会稳定的长远根基

内容提要：有春雨般的严格执法，有严谨规范的权力运行机制，有法治文化渗透和引领，法治社会必将到来。

关键词：法治社会 严格执法 畅通法治 文化引领

当下中国，国家日益强盛、经济日益繁荣，社会福利日益多样，民生保障日益有力。——自信和自豪充溢了这个社会的主流。但又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信法、信上不信下，逢“死”必闹、以“命”相胁、进京相挟等等畸形怪胎，携带着无限的物欲；基层党委政府疲于应付，有“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疲惫、有“有律法没办法”的尴尬，尽管这只是“极少数人员”的“恶作剧”，却已使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者道不尽的无奈、叹不尽的盲从。这是我们当今社会不可忽视的社会“病灶”。这些病灶的形成，有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劣根基因，有社会极速发展与转型而配套政策法规衔接不上，社会问题过度依赖金钱手段来调节，社会价值观念受利益驱动而出现逆差，文化道德建设显得苍白无力且无着力点，部分群众的物质欲望在攀比中水涨船高，权力运行不规范、腐败“”丛生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在我们专注经济发展而容忍中潜滋暗长，潜规则盛行，群众对党委政府及其组织不信任感也随之对应而生。祛除这些社会病灶，防止它们演变为“恶性肿瘤”，除了“开刀”治表外，更重要的是在日常中给社会机体注入源源不断有效抗体，是当代社会管理者、治理者职责所在，以保障社会健康有序向前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用法律法规管理社会、治理社会是不可争辩的定律。而上述所点到社会病灶，正是在我国以根本大法形式确定“依法治国”的近十五年最为凸显。难道是法治的错？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可归结为：权力泛滥，党纪国法没有得到有效实施；党政领导干部和执纪执法从业人员法治意识低下，缺乏应有的法治素养。

何为法治素养？提出这一概念，立足于这样两点：首先是法律法规以及惠民政策的执行者、执行群体，要有法治意识，将正义、公平、公正等观念信仰化，成为指导行为的自觉意识；在执行的操作层面上处处体现严谨公开的程序内涵。其次是执法执纪行为必须是匀衡平稳态势，没有画蛇添足的造势形式，把执法行为保持一种惯性。要坚决摒弃把法治作为一时的某项工作的保障措施，把法律沦为工具主义。在我们的国家，法治理应包含有党纪之治。党纪应当比国法具有更严厉的约束力和规范力。笔者将从以下几方面来阐述。

严格执法 润物细无声

高度重视执法问题，强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实施”就是用行动来实现。要把法律法规转化为实现社会内容，就要严格执法。何谓严格执法？按照法律法设定的标准和事项认真办理、操作到位，有效彰显其精神内涵，就是严格执法。但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众多的执法从业人员以及党政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地把严格执法理解为对涉事当事人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最严厉的处罚，或者按法律条款“顶格”处罚。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严打”，可畏声势浩大、家喻户晓、深得民意，有效扭转了当时严峻的社会治安混乱状态，在国家史上留下了不可抹去的一笔。但随着时光的推移，“严打”仍在高喊，为什么社会治安诸多问题会不断反弹？一个个黑社会组织、黑恶势力悄然形成？影响社会稳定问题不断增多？值得深思。法治建设步履维艰，普法成效不佳，干群的法治素养和意识彰显暗淡，在某些方面或领域还显退减，不得不令我们回味，喊了几十年的严格执法。

在安定的和平年代，严格执法不是运动式的、急风暴雨式的执法，也不是集中整治式的执法，更不能把严格执法等同“顶格处罚”。 运动式的、急风暴雨式的执法活动，可能会有一时的社会效果，但从长远看，是对法治建设的最大破坏。违法人员会为一时“运动”而躲避，与执法人员做迷藏；在“运动”中受处罚人员会为一时的“严格”而怨恨不平，认为自己运气不佳，受人整治，法治公平正义功能大大折扣。“顶格处罚”——非法定情形的从重处罚行为，只能扭曲社会的公平正义。时紧时松的执法活动，必然造成选择性执法，极大地造成公众不信任，带来关系案、人情案，甚至徇私枉法、权钱交易等多种社会病灶，执法权滑向肆意妄为的深渊，民众从何来敬仰法律？法治社会从何建立？严格执法应该是一个匀衡常态一贯式的，下述四个方面应当是严格执法的实质和核心内容。

首先要体现在执法的及时有效性上。违法行为一发生或者一经发现，立即受到公权力查处，发生一件、查处一件，不让违法行为在社会上有任何不良发酵，杜绝从众违法心理。这是保证严格执法的前提，也是让民众体验和感悟法治公平正义的首要前提。执法及时有效就能给受害方以及周围或知晓群众以安全感和欣慰感，民众自然会在现实中感悟法治，增进对法律的信仰。同时给违法犯罪者以震慑，增强我们执法防范功效，彰显法治的引导教育功能。

其次要体现在执法的严谨性上。执法人员以严谨工作作风和技能及时收集固定证据，不出现任何工作纰漏，有效排出其它可能性，执法过程公开透明，认事不认人，所认定事实经得起方方面面的盘诘和敲打，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这是保障法治运行过程基础性前提。严谨性还应包涵法治的中立性，且能有效排除“合理怀疑”。

第三要体现在处罚的适当性公平性上。处罚违法行为，是彰显法治公平正义之精神，是法律的指引、评价、预测、教育等功能的着力点。在法律条款幅度内，最大限度地反映立法原意和精神，充分推论比照实践中的各类情形，以达到最适当格次，尽力剔除处罚作操中的随意性，使民众最终认同法治。

第四要体现在依法界定事由的合法合理性。当下，一些诉求极端分子，以“闹”、以“不信任”为由，来威胁、恐吓党委政府，以实现其无理诉求。对此，我们必须以法规政策严格界定其诉求，以国家政权的威慑力来抵制、泯灭其无理诉求，向社会彰显公平正义，决不能为一时一事而“息事宁人”；宁愿花钱购买社会正气、正能量，也不能有丝毫退让；社会管理成本要花在法治治理上，绝不能造成“邪欲”的相互攀比。否则，法治无法深入人心。

严格执法就象严格教学，处处得体现行为的目的性，防止方法方式不当无意中伤及群众期待心理，无论是细小或重大的、凡是执法行为都应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法治的公平正义；严格执法要象“春雨”式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自然流畅及时慰藉受伤的心灵，荡涤不良心理，在潜移默化中滋润人们的心田。

畅通法治 锄禾日当午

阻碍法治建设，有诸多潜在的问题，但人治权力因素是最为明显，也是最大的障碍，最顽固的病灶。任何社会都是人治与法治并存体，只是两者的成分各占多少问题。当今社会，回到以人

治为主的社会已是不可能的，唯一抉择是一步步迈向法治，同时存留少许人治道德良俗，诸如社会精神文明、道德范畴方面的榜样引领力、模范号召力、道德自律力。儒家人治思想在几千的封建社会里滋养了中华的灵魂，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但社会走到市场经济，以个人品德权威管理社会的人治思想极度地与市场经济不相匹配，相反，在市场经济催化下，人治教化育人优良思想被物欲横流的现实冲淡，甚至淹没，潜伏在“人治”中的“个人意志之治”危害性却逐步凸显；不经意中因权获利会使权力拥有者品尝到权力的惬意和，不加自愧检讨会促使权欲逐步膨胀，进而在一次次满足中，贪婪心里会一步步强化，私欲生理会不断地攀升，导致权力滥用，直至与党纪国法抗争，底线意识丧失，党纪国法沦为门面装饰。这就是权力腐败的轨迹。市场经济与人治管理一旦混合，必将导致社会的糜烂腐败。如此同时，导致公权力引领不了民众，出现政府信任危机；另一方面，民众在市场经济的主导下，自由思维意识竞相迸发，攀比金钱享受，物欲驱使道德文化退败，社会乱象丛生；人治权力滥用和腐败，又辐射另一部分公职人员顾忌丛生而不敢大胆依法行事，最终导致法治难行。这几方面因素相互助推，并形成恶性循环，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以“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论英雄所始料不及的社会后果。“十八”新一届领导集体，以实际作为，推动着法治建设。同志指出：“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坚决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坚决惩治腐败现象，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坚决排除”、“坚决防止”、“坚决惩治”,“三个坚决”彰显了新一届党中央坚持推进严格执法的强大决心，这必将对法治社会形成注入强大动力和感染力。作为基层公职人员，如何踏上和保持与中央合拍共振旋律，值得深思和反省。

规范权力运行，排出合理怀疑。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理应是法治应有之义。但要做到这一点，却需要各级领导干部长期自律，成为遵纪守法的楷模，从灵魂里、骨髓里信仰法治，自觉防范权力笼罩下的个人影响力、辐射力；不要为一时方便快捷或者讲求效率而违反法规制度，不要为一时“柔情”而干扰执法，不要在政策法规之外实施人文关怀，不要把自己扮演成少数人、个别人的“救世主”，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当前逢“死”必闹事件，值得我们回味反思这样一句话：“法治的根本是人的自我治理，培育理性而能够自我治理的公民，无疑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使命”。完成这一使命，号召我们要“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党政领导干部和执法执纪从业人员，重在以身作则、坚定法治信念，不要为一时法治艰难而犹豫退让，更不能因“威胁”、“怕出事”而软化法治的刚性来迁就不良恶习。在这方面，除了党政政务要阳光、要透明，做到公平公开外，在现实生活工作中，要最大限度防范群众对我们的工作生活产生“合理怀疑”。笔者在问题突出的某镇，了解到有这样三件事值得深思。一是一镇领导为鼓励某一农户种桑，神秘地送给他一袋肥料，并叮咛他不要告诉其他人。可他当着我的面告诉了其他同样而未享受这一特殊待遇的其他农户。二是为鼓励兴桑养蚕，对栽桑户以“退耕还林”政策来奖补，一户多年来以此奖补未兑现而被镇干部贪污为由长期上访。其理由是“退耕还林”奖补政策落实到户，一经确认要延续多年，她只享受了一年。三是镇党委政府为解决某方面难题，把“低保”政策作为化解矛盾的手段，引发了多人。由此可见，公职人员要自觉坚守，权力的运行范围、条件、程序和界限，使权力运行严谨规范，坚决杜绝法外行权；要认识到，破坏法治的最大之力是来自公共权力。

建设法治社会，法治政府要先行，队伍是关键。用法治政府来推动社会法治化，这需要广大公职人员具有整体法治素养，特别是领导干部和执纪执法从业人员。要用法治思维方式产生的公务言行孜孜引导群众，严谨地对待处置利益诉求个体或群体，不让他们产生任何与政策法规相左的歧意，引导他们搜索寻找与政策法规相符的理由和条件；对符合条件要及时办理兑现，坚决防止“不闹不解决”的被动行为，防止无理取闹不良发酵。以有效的法治行为告诫民众，所有矛盾纠纷和正当诉求都有正当渠道；时刻注重引导民众按照法治思维方式和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认识社会问题、解决利益诉求，从而达到民众对法律的敬畏。领导干部要注重从细节上亲力亲为法治行为。——这应当是我们法治政府的当务之急。

基层公职人员，要注重把群众、特别是文盲半文盲人员的合理而零乱或不规范的诉求转化为具有法治程序意义的诉求。执纪执法队伍不仅思想上要具有法治理念，而且行为上要具有法治操作基本技能。目前，要特别注重培植执纪执法队伍敢于担当，勇于善于执纪执法，党委政府要为他们“站得住也挺（顶）得住”摇旗呐喊，坚决杜绝为平息事态而“牺牲”我们执纪执法人员；从业人员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要鞭挞、甚至根除那种老练市侩，面对违纪违法行为上下左右观望、窥测大小领导意图、顾忌盘根错节人情关系，最后权衡自我得失，谨小慎微地执纪执法。

疏通法治渠道，根除人治导向。目前，基层党委政府最大压力是维稳。维稳工作所暴露出来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严重阻碍了法治社会进程。上访人员涌入北京，给首都社会治安和国家安全带来威胁，这是基层公职人员都能领悟到的。但进京访作为考核各级党委政府的一项重要指标，给社会带来了诸多难题，诸多不良社会现象由此发酵；执法从业人员要坚守法律底线，对此爱莫能助。肯定地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破窗效应”在维稳事态上表现得最为淋漓。

我们有过多的“一票否决”考核机制，有的对社会治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计划生育，但更多的是与法治精神和理念是相背驰，带来的负面效应现已逐步凸显；有的纯粹是人为彰显部门成绩，对社会发展和管理没有任何促进作用。如党风廉政建设考核，把个人违法犯罪作为“否决”单位和领导的依据，其结果是各部门各地方对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都来“捂”，尤其表现在腐败案件上。细研“一票否决”考核机制，是一种“只要结果不问过程”的人治霸道作风，贯穿了以领导干部“乌纱帽”人为做担保，以行政强行威慑压制的手段而实现人为的理想目标，形成好大喜功的浮夸社会乱象。“不问过程”，“过程”就会泛滥成灾。当前，有诸多的考核指标只顾当前、不讲长远，只顾表象、不讲实质，甚至有逼使下属违规行事、子卖父业、不可持续反而得到激奖。

社会转型变革，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我们共产党人又有隐隐为民之切，忙于应对，但往往由于缺乏严谨的法治思维和综合分析论证，决策往往顾此失彼，出现事与愿违的不良导向，值得我们反思警戒。有的地方和部门，把几十年来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搁置高阁，标新立异、劳民伤财另搞一套所谓社会管理创新。如涉法问题，另搞一套终结办法，至司法终结权威何在！领导干部要牢记“凡属

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这是作为中央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自我限权自我约束具体行为，为我们每位公职人员信仰法治做出了典范。挑剔我们执政党和政府在国家治理、社会管理中的种种不良行为，是为了畅通法治、祛除人治，就象在广袤的田野上，拔起稗束野草，而让禾苗尽情享受阳光雨露、尽情吸取大地乳汁，必将迎来丰收之年。

文化引领 沃土结硕果

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新兴的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借助研究艺术文化，通过文艺创作来宣传人文精神。现代法治精神的启蒙、成熟成为这一运动的重要内容，成为与封建专制博弈、发动民众的动员口号和理论指南。这期间诞生了培根、孟德斯鸠、黑格尔等影响至今的思想家、哲学家、法学家，他们在推动法治进程中的名言警句和经典名著成为几百年来政府遵循、人们信仰思想根基，引领了社会治理“技术”方向。这些思想和理念，对我们的中国，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仍有借鉴和指导作用，这是人类文明共同的精神瑰宝。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征程中，同样需要文化的造势和引领，需要法治文化的繁荣；既要有来自法治实践的文艺创作，夯实人们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家园，又要有喜闻乐见人人参与的乡土文艺，丰富民众的亲力亲为和业余喜好。党的十报告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此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十以来，反腐败势头与国家治理、文化建设与法治建设已经成为党委政府和国家机关的主旋律，法治文化应当是这个时代的重要音符，并使之熏陶与改造民众心理，推动中国梦的实现。

丰富基层文体活动，增强道德渗透力。一波一波的维稳事态，使得越来越多的公职人员认识到，维护社会稳定的底线是法律，而培育民众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才是维稳工作的长远根基。对此，《意见》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操作平台，而且要求“用法律的权威来增强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根据《意见》精神，基层政府和组织要把“核心价值观”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搭建群众便于参与的平台，开辟群众乐于参与的渠道，积极推进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和基层工作创新，增强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为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加大党委政府在文艺宣传和文体活动上的购买力，并作为社会管理或治理考核重要指标，使民众在有利身心健康、积极向上的文体集体活动氛围中，感受社会的和谐与温暖，感受社会的进步与文明，使个人的荣辱观、价值观融入集体、融入社会，使不良心理在集体或群体熔炉里、在欢快氛围中慢慢自然消减、无意识中得到及时调适和矫正。

搭建社会评价平台，营造法治正能量氛围。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而今，却有了相反的现象，原因之一，社会的评价力弱化、谴责力不足。法律法规必定是道德的底线，并且其威慑力和调节治理作用主要通过外在强制机制来实现，虽然具有对思想观念的引导作用，但未必能直接作用于人的内心，而社会舆论对不道德行为、不良行为如何评价将极大地影响当事人的内心感受，进而引起当事人社会行为的变化，如此一来，就能起到规范的目的。当下，社会舆论形式多样，尤其是网络舆论发展迅猛，且能量巨大。如何利用网络平台，为法治建设营造正能量，是党委政府及各部门的重要工作方式。近年来，笔者所在的县，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网络发言人和博客队伍建设，开展了网络问政，积极回应网络舆情，重大事项提前设置议题引导舆情评议，“官方”博客在虚拟网络社会里引领了网络评价，效果显著。实践证明，网络评价文化平台是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舆论阵地。同时，从网络舆论平台的公开性、自由性、广泛性和发酵性看，网络舆论评价平台又是推动我们各项工作法治化、根治人治特权的有效手段。搭建让民众积极参与交流平台，法治的论理性就有了市场，在争鸣争论中求共识、辩是非、明荣辱、评美丑、衡得失，这也是法治的有效方式。

社会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和谐社会理论构建创新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和主要任务，这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它反映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美好追求，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具有很强针对性的举措，值得研究、学习。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构建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将这一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至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得到发展和完善。它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伟大意义。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构建是我们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创立、发展、不断完善并最终确立起来的。这一理论的创建顺应社会和时展的需要，符合全国人民最根本利益的要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一理论的创建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断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这一理论也将成为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同时也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做出了贡献。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创新之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任务的提出，更加明确地把社会建设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决定》采用了许多关于社会建设的概念，也有很多创新之处，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归纳起来有如下方面：

（一）《决定》第一次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着重解决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的根本路线的根本依据问题，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因该更加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着重解决经济体制的选择和激励机制问题，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应该更加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着重解决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道路问题，着重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应该更加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些理论成果，都是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丰富、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二）《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精神支柱。《决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指出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动力；三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支撑和当代中国人民不断创造崭新业绩的力量源泉；四是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是全社会共同的道德规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体系，将为人们判断是非曲直、确定价值取向、做出行为选择提供基本准则。

（三）《决定》把“和谐”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任务的提出，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根据对总体布局的新认识，《决定》把“和谐”纳入我国现代化的目标，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

（四）《决定》明确了对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节的政策取向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并把它作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内容。《决定》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着力点，写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强调“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并明确提出对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节，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

（五）《决定》提出了“社会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决定》提出“社会体制改革”的任务，明确了社会领域的改革在整体改革中的位置。这是对改革内涵和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有助于我们更完善地把握社会体制改革与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的关系，更准确的把握社会体制改革与利益关系调整地关系，更加注重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更好的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

（六）《决定》提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政策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时，提到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后，我国果断地实行了一系列解决城乡差距问题的重大政策，2006年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1号文件，已经提出“要加快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决定》把“把加快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写入党的全会文件，这进一步明确解决城乡发展差距问题的方向。也意味着要通过改革来完善城乡管理体制，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七）《决定》提出了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决定》根据我国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就业方式多样化的趋势，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把它最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任务。这是在社会保障方面提出的一项划时代的政策，也是继取消农业税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提出的又一重大举措。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将结束中国数前年来农民没有社会保障的状况，具有里程碑意义。

（八）《决定》提出了“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主张

《决定》提出：要发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严格执行国家劳动标准，加强劳动保护，健全劳动保障监察机制和劳动争议调处仲裁机制，维护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合法权益。这是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系统阐述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问题，意味着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成为正确处理新时期社会矛盾的一项重要内容。

总之，《决定》的创新之处很多，它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运用并得到丰富和发展，以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目标。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6-10-12

社会论文范文第6篇

1.1档案社会学的内涵研究

如何定义“档案社会学”是其研究的基础与先决条件。保自澄在《开辟档案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一文中提出：“所谓档案社会学，就是用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与社会之间的互相关系、内在联系和基本规律的学科”。陈智为在《档案社会学概论》中指出：“档案社会学，就是运用社会学所提供的基本原理，对档案与社会的关系作专门的社会学研究。”[7]两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运用社会学基本原理去研究档案。笔者认为，档案社会学是从社会学视角来审视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工作者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

1.2档案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档案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把这个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弄清楚。否则，研究活动就会误入歧途，走偏方向。保自澄认为：“档案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和任务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档案、档案工作产生、发展、变化的社会基础和条件。

（二）档案和档案工作发挥作用的范围、程度和效果的社会原因，以及档案、档案工作的社会作用。

（三）档案工作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心理和智慧才能发挥的社会影响。

（四）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研究。”保自澄强调的是档案、档案工作、档案工作者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陈智为指出：“档案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可初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档案的文化特点与文化表现。二、档案来源的社会性。社区档案、家庭与个人档案．以及各种载体形式的档案。三、档案的社会价值及其实现，档案的提供利用与开放，档案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四、档案面向社会的窗口—档案馆；档案馆与图书馆、博物馆的关系。五、档案事业的公共关系。六、档案工作与社会意识；档案工作与社会环境。七、档案社会舆论。八、档案立法。九、国际档案社会。”陈智为强调的是档案学与社会学的交界处。笔者更加倾向于保自澄所提出的档案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认为档案社会学研究对象大致分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档案的社会属性。“档案就是人们社会活动的产物，社会活动的历史记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即有文字、和国家之后而必然出现的社会产物。无论是古今中外哪个国家，哪个社会都必然会出现档案这一社会现象，也无论是通用文书档案，还是专业档案（包括科技档案）的出现也都是社会现象，前者是社会政治活动的产物，后者是社会生产活动的产物。”我们可从上述言论中得出，档案的来源是具有社会性的。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条件等因素直接影响着档案的形成。总体上说，研究档案来源的社会性，除了要了解社会这个宏观因素外，还要研究立档单位、档案员等微观因素的社会属性。二是档案的社会价值及其实现。“档案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它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人类保存和利用档案正说明档案具备特有的社会作用和价值。”档案的社会价值的实现与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环节密不可分。档案越齐全完整，就越能满足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也就越能体现它的社会价值。档案的社会价值还与档案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编研能力以及对档案宣传的能力直接相关。档案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越高，就越能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编研能力越强，就越能拓宽档案工作的服务渠道。三是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从档案的社会功能来看,档案能够折射出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等诸多现象。档案工作不仅能为政治、历史、文化等领域服务，还能够为政治、历史、文化等领域保存档案，留下史料。研究档案工作在不同领域的社会影响，也是研究档案社会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四是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研究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可以分别从两个层面去研究。一是，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档案工作者队伍整体的社会地位。具体地说就是，在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发达程度中，去研究档案工作者的构成、层次及影响力。二是，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个别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当代，一批优秀的档案工作者涌现出来。如：军旅档案人刘义权“、最美”基层档案人周珍、优秀干部信息管理工作者刘珍娥等提高了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扩大了档案工作的影响力。通过研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可以分析出档案工作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重要性。

1.3档案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档案学没有专属于自己的原生性的研究方法。传统的档案学借鉴的是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档案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除了要保留传统的档案学的研究方式外，还应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研究档案社会学要掌握以下几种主要方法：一是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是档案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定量研究侧重于、且较多地依赖于对事物的测量和计算。定性研究侧重于和依赖于对事物的含义、特征、隐喻、象征的描述和理解。[10]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既依赖于对事物的测量，又侧重于事物的含义和特征。二是调查研究和文献研究。调查研究的方式指的是采用自填式问卷或结构式访问的方法，系统地、直接地从一个取自总体的样本那里收集量化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统计分析来认识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社会研究方式。此种方法对于研究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及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他可以从利用者、社会人士的角度去了解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利用问卷、访问的方式直接地了解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地位。

2结语

社会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传统社会主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脱离本国国情来看待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从而导致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偏差,可以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的实践走向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

一、脱离东方国家国情的唯心主义狂奔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之科学设想,社会主义理应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或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必然结论,但在实践中,遗憾的是,历史的进程却没有“合乎逻辑”的发展,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不仅不是数个国家,而且还是当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最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联”在当时是属于资本主义最薄弱环节。

“二战”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少数国家是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建立在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摆到了社会主义者面前,这就是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此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晚年曾经以俄国、印度及中国为例作过理论上的探讨,这些研究和探讨,后人称之为“东方社会理论”,其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和探索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即资本主义社会而走上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但在这些探讨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明确的答案,而是实事求是的提出了几种建议或设想:一是东方落后国家(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尚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有可能和西方“先进”国家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251。二是东方落后国家在西方胜利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即使东方国家有了革命的机会,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也必须先建立要“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然后再过渡到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然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最初之实践,却未能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给予足够的重视。列宁成功的领导了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俄罗斯(1922年成为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列宁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依据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成果集中的体现在列宁晚年所提出的“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是一个不合格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斯大林是严格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未来社会主义的特征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如对公有制的坚持,对无产阶级的坚持,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无不体现出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精神。说斯大林是一个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斯大林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仅忽略了当时苏联国内的经济文化状况,而且还过早地放弃了列宁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益探索的成果“新经济政策”,并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速度越来越快,以日当月,以月当年,以“加速度”的方式前进。

虽然很早就发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不足,但客观上由于国外敌对环境的迫使,使得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时,亦走上了与斯大林殊途同归的道路:“”“公社化”与斯大林的快速工业化集体化的错误根源是一样的,都是严重的脱离了本国实际,都是试图通过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来决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

传统社会主义与其脱离国情的社会主义实践相伴随的是在制度、特征层面上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突出的表现为,斯大林的“模式论”,以及的“文化革命论”。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最大之功劳在于,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和提供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后人称之为“斯大林模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把斯大林模式放到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即在一定的条件、范围内“斯大林模式”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其是绝对的正确,超出一定的条件范围,其必然走向“反动”,这既有斯大林自身的原因,也有后人之原因。从理论上来看,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

斯大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以及认识的方法都是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方法。但其错误并不在于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与当时苏联的现实状况结合起来。犯了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照搬,而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个别结论形而上学的坚持和发展。

首先,从方法上来看,虽然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基本一致,即相对于资本主义来看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来界定社会主义的特征。但斯大林与马恩在此问题上还是有所区别的:马克思恩格斯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来描述未来社会特征的,但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种代替关系,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是生产方式这个人类社会本质矛盾运动的不同阶段上的必然体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二者是阶梯式的矛盾转化关系。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角度论述社会主义是以社会的深层本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而斯大林,在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来论述社会主义特征时,则是脱离了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基础。不是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看成是代替关系、阶梯式的矛盾转化关系,而是看成绝对对立,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关系。这样势必导致割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从而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联系,在将社会主义社会纯粹化的同时也将社会主义孤立化,导致形而上学的看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水火不溶的关系,坚决反对与资本主义的一切往来,坚持“闭门造车”式的建设社会主义。

其次,由于时代的局限,使得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得不将注意力或重心放在具体的制度和体制的制定上,这必将促使斯大林着重从制度和体制层面上来认识社会主义,如把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制度(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建立视为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志,把加强无产阶级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1936年11月25日,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斯大林向全世界正式宣告,苏联社会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建立视为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志,本身就犯了一个错误,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作为制度是属于形式的东西,从形式上来界定社会主义,这势必导致形式主义的形而上学错误。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虽然与斯大林有一定的区别,但二人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从特征、制度层面上来看社会主义,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实现形式或某些方面来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斯大林模式是从生产关系角度,而不仅从生产关系而且在晚年还从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了了尝试。但无论是斯大林的生产关系决定论,还是晚年的政治“文化”决定论,都具有同样的理论缺陷,不仅割裂了非本质关系与本质关系的联系,还割裂了本质关系自身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对象)‘到不接触地出现在意识面前’—这就是反辩证法的实质”[2]245。即割裂了生产关系与历史前提生产力的关系,割裂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割裂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片面性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能形成有机的系统,经济、政治、文化不能统一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社会论文范文第8篇

在结束，打破“两个凡是”束缚和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实现两个拨乱反正之后，在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公开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十二大政治报告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基本方法、出发点、立足点、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作了分析，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工作报告提出了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和基本道路。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还进一步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二条主要原则。

1992年1月，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揭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按逻辑顺序概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九项主要内容，揭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辩证地分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四个方面逻辑关系：新的思想观点与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国特性与国际社会主义共性的关系；集体智慧与邓小平重大贡献的关系；不断完善、发展与封闭、凝固的关系。

1997年10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和基础工程。

从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至今的十八年中，已初步形成了包括理论基础、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基本内容在内的科学体系，并成功地指导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二、有中国特色会计的提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会计界带来了生机。葛家滴的《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一文打响了会计学术拨乱反正的第一炮。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立，会计理论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1980年正月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提出“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式的会计方法体系，是会计理论研究中急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1981年和1982年专题学术讨论会提出了建立与我国国情相符合、具有我国特点的会计学科体系，建立中国式的责任会计和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企业内部会计管理的理论方法体系及形成我国自己的审计理论和方法体系。副会长谢明在1983年年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希望，经过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和讨论，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会计理论方法体系。”

关于中国会计学会何时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会计”目标尚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在1983年5月提出的（杨纪琉，《会计研究》1987年第5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在1980年1月提出的（陈信元、金楠，《新中国会计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笔者考证，应该是前一种观点，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公开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的1983年，才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

据初步查考，第一次在会计论文中使用“中国特色”一词，是娄尔行、石成岳在1981年发表的“建立我国的会计理论体系”（《上海会计》1981年第正期）；第一次使用“中国特色会计”一词为标题的论文，是彭玉书1985年发表的绅国特色会计方程式的理论探讨”《上海会休切35部第9期》。

三、有中国特色会计的探索

从1983年中国会计学会年会明确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会计理论方法体系”之后，理论界一对有中国特色会计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

1．中国会计有没有中国特色。

赞成中国会计言中国特色的学者主要从我国的社会环境出发来论证。如：谢明在1990年年会上总结说：有中国特色的目标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需要，能够回答理论和实践对会计所提出的问题。杨纪瑰则从国外的情况出发，认为西方各国虽然经济、政治制度大体相同，但法律体系。传统习惯及各国宏观经济管理方式不同，形成各具特色的会计模式，以此来论证不能照搬外国的理论与方法。张佑才在中国会计学会四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会议上强调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系已迫在眉睫，这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葛家简则从会计理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从国际会计准则的统一与协调的辩证关系中，分析各国会计理论的特性与各国准则的差异，并指出“极少国家是照抄照搬别国的”，各国会计理论都具有特色。吴水澎是以会计的本质既有科学技术属性，又有社会科学属性作为理论依据，提出有中国特色会计理论这一命题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入学习和思考，而不是简单套用，追求时髦。

也有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观点。有人主张摘掉这顶帽子，有人对这种提法是否适当表示怀疑，有人则提出强调中国特色仍然是“左”的思想，应当摒弃。刘玉廷整理了持怀疑者的四个观点：会计是国际通用商业语言、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核心准则制定后大为减少了不同国家会计处理差异、过分强调特色会阻碍国际协调、中国会计改革只要照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模式。有的学者把不同观点归结于在理论上、实务上并没有真正解决中国会计特色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似有似无，若明若暗，口头上多数人认为有，实务上又感到很难捕捉。

2．中国特色会计的三种提法。

在1983年年会暨专题学术讨论会上，谢明副会长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会计理论方法体系”，这是第一种提法。1987年修改中国会计学会章程时，还是这种提法。

以后在总结、回顾这段历史时，都认为1983年年会提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以讲求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杨纪碗回顾这段历史时透露了消息，“后来大家同意谢明同志的建议，加上“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这也是贯彻党的十二大，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实际体现。1992年修改的中国会计学会章程依此作了修改。实际上，1983年年会的纪要所确定的会计理论研究的总目标是：“创立具有中国特点的以讲求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加上了以讲求经济效益为中心，却未把“中国特点”上升为“中国特色”。这是第二种提法。

1996年中国会计学会第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决议提出，在二十世纪末“基本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这次大会审议了“九五”科研规划，其说明中对这一改动作了解释：原提法仅仅定位于盈利组织，为了容纳对所有会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而作了改动。这一改动应该说是与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相关联的。中国会计学会章程也在这次大会上相应作了修改。这是第三种提法。

中国特色会计提法的三次变动，实际上是我国社会环境变化的缩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环境影响会计的集中体现，是会计界学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积极反映。

3.中国特色会计的涵义。

（1）将“特色”公认的解释引申到会计，就是中国会计所表现的独特的色彩和风格。会计的这种独特色彩和风格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会计所呈现的特色。几乎所有的论文都提到这一点。曲晓辉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是由邓小平同志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推演而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点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因此，认识我国会计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也应该以我国国情为出发点”。刘玉廷认为应站在宏观的社会整体而不是站在微观的具体方法层次上考察，特色主要在于一国会计整体框架、会计运行机制或者重大方面的差别。张俊民提出，会计的中国特色就在于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否有一套达到共同富裕要求的会计理论和方法。陈建文认为，现在中国会计体系最大的特色是政府的角色无所不在。这些看法统称为一涵义观。

（2）二涵义观。余秉坚提出两重涵义：从长远的理论研究的奋斗方向和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研究会计理论。陆德明和王鹏提出：外国没有只有中国有和符合中国国情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杨雄胜提出，中国特色会计应满足内（与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会计理论与实务标准体系）外（我国会计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所接受并便于他们理解我国会计信息）两种基本需要。

（3）三涵义观。杨纪琼在1985年年会上指出中国特色“包括三重意思：第一，对中国会计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上升为中国创立的会计理论；第二，结合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传统会计理论方法体系进行改造，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发展需要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第三，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吸收当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并对国外的普遍原理进行分析、鉴别，结合中国的国情加以吸收、消化”。谢明则把这三重意思作为实现途径，而把重视宏观利益、重视民主管理、重视数据的真实科学和讲求经济效益作为中国特色会计的四个基本点。

而杨纪碗在一则谈话中提出的三个涵义是：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联系、与提高经济效益平行、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借鉴国外会计理论方法。吴水澎概括为当代的（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要求）、中国化的（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立论基础，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服务并应同中华民族的特点相结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马克思主义的（会计理论应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所体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罗飞认为：外国没有的、能解决中国经济实际问题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

（4）四涵义观。张柱中归纳为四个特点：反映社会主义经济本质、适合中国现阶段的特点、反映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和适合现代化管理的需要。杨纪碗简要列举了四条特色：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以真实的会计核算和严格的会计监督为基本职能、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民主理财为一项重要手段。

对中国特色会计的一涵义到四涵义的理解，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特色进行了概括和分析。

4．中国特色会计的表现。

吴水澎提出，应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重新构建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系：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列在最高层次，会计基本理论与会计应用理论并列，以会计准则基本概念为中介。许亚湖认为，中国特色的会计基础理论体系包括会计研究方法理论，会计本质。职能、作用和地位理论，会计对象理论，会计目标理论，会计人员理论，会计方法理论和会计行为准则理论。阎达五设想的四个方面是：会计与会计管理的本质，会计学的理论，会计管理的内容和方法，会计的发展。杨雄胜认为会计的国家特色等深层次问题的解决，首先取决于会计本质等基本理论研究的突破。薛祖云等认为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现在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方法论基础和综合运用各种基础方法的研究方法；研究起点和由一般规律开始的研究路径的研究风格；研究方法、基本理论与规范理论三位一体的研究内容。

会计的中国特色会在会计基本理论中体现出来，这是众多学者的共同认识。

刘玉廷把中国特色的具体表现概括为七个方面：财政部门主管的会计工作管理体制，会计制度的制定权限在财政部门，三位一体的会计监督体系，统一规划和分级管理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会计从业和任职资格管理，总结我国管理会计的丰富经验，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会计研究方法。郑泽祖归纳为六个方面：会计法规制度体系，会计人员管理体制，国有企业会计监督，会计信息的需求者和提供者，会计规范的制定和形式，管理会计模式。谢明认为中国特色体现于所探讨的九个问题：基础会计理论的突破，以《会计法》为中心的法制体系，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相结合的会计管理体制，事前事中事后结合的经营管理型会计实务，责任成本等新的成本核算模式，会计现代化管理，符合中国国情的涉外会计核算办法，会计教育改革，会计发展历史规律的研究。

葛家澎概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会计核算规范体系、成本管理等26个新学科、新领域的前沿课题的研究。从1983年以来的论文中，从中国特色角度来论述的分学科较多的有：管理会计、责任会计、会计准则和会计法规体系。其次是：成本核算与管理体系、企业财务理论与方法体系、审计准则、会计管理学、管理活动论、财务会计概念结构、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总会计师设置、会计监督与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物价变动会计、会计事务管理。还提到比较具体的合并报表、绿色会计、会计行为学、验资、注册会计师理论体系、铁路运输财会管理、邯钢的会计经验等。

总之，中国会计特色的表现应该是全方位、多方面的。

5．中国会计特色的成因——会计环境。

在研究中国会计特色中要研究会计环境问题是在中国会计学会“八五”时期科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的，但仅列了中外会计之比较的课题。中国会计学会“九五”科研规划把“关于会计与社会发展、经济环境等关系问题的研究列为第一项研究内容，并作为研究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首先需要明确并取得共识的重大问题。

中国会计学会1994年提出的重点科研课题，从对各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经济管理体制、文化道德素养、价值观念及生产力水平等的研究来把握中国特色问题，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会计环境的五要素。

关于会计环境问题，许多学者已经进行了专题研讨。如：郭道扬的《会计环境论》和中国会计学会的许多重点课题，对会计环境有了多角度的分析。进入2000年，集中论述会计环境与中国特色会计关系的论文明显增多，重点突出，主题明确。刘玉廷提出了四要素：政治经济环境、法律制度环境、教育发展水平和文化环境。曲晓辉论证了三要素：政治和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教育和文化环境。郑泽祖提出了：民主与集中的政治环境，改革和发展中的经济环境，逐步完善的法律环境和潜移默化的文化环境等共同决定着现阶段中国会计的特色。

对于会计环境的研究，就有学者是直接运用政治经济学范畴来分析的。肯连碧就将环境与特色相联系，提出会计环境特色的三个方面：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与前面的划分实质上相同，只是不同的归类而已。

中国的会计环境形成了中国会计的特色，但是对会计环境要素的剖析和表述尚有多种见解。

6中国特色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

社会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社会契约论、公意、家庭起源论、暴力起源论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是18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古典自然法学派中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的法律思想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信奉天赋人权说，认为人类最初处于“自然状态”时人人是自由平等的，这是天赋的权利，只有私有财产的确立才导致不平等的产生。作为他的著作之一的《社会契约论》发表于1962年，是卢梭政治法律思想的比较全面的概括。

在本书中，卢梭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政治理论得到充分的论证。以下本文将就此展开讨论。

社会契约论的几个因素

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卢梭反驳了国家起源的两种理论：一是家庭起源理论；二是暴力起源理论。卢梭认为，家庭是最原始的、最自然的社会，在家庭中以父亲与子女的爱为基础。但在国家中，首领对人民没有这种爱，有的只是发号施令。可见，国家与家庭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他们之间也不可能有什么因袭关系。至于暴力论或者战争论。卢梭说，战争总是要基于一定利益目的之上的，但在自然状态下，谁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财产，所以私人间的战争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这就证明，硬说国家产生于强者的暴力和私人战争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同时，他也阐述了自己的国家理论，并且阐述了相关的因素。

1.前提之假设

（1）天赋人权

卢梭认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存在着原始社会。“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而孩子也只有在需要父亲养育的时候，才依附于父亲。这种需要一旦停止，自然的联系也就解体。孩子们解除了他们对于父亲应有的服从，父亲解除了他们对于孩子应有的照顾以后，双方就都同等地恢复了独立状态。”从这种人性的角度出发，卢梭认为我们未尝不可以将家庭当作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将父子关系比作原始社会中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不过重要的是，“人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转让自己的自由的”。卢梭还进一步批判了格老秀斯和霍布斯的观点。后两者都主张君主专制，认为人类一切权利都应该服务于统治者。卢梭认为他们的观点无异于在说，一群牛羊都有自己的首领，首领保护他们就是为了吃掉他们。正如古罗马皇帝卡里古拉皇帝所说的“君王都是神明，或者说人民都是畜生”。或者说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人根本不是天然平等的，而是有些人天生是奴隶，另一些人天生是统治者。卢梭反对这种理论，认为这些只是一种君主的理论。作为一个天生的民主论者，卢梭指出，亚里士多德也许是对的，但他倒果为因了。因为假如真有天然的奴隶的话，那也只是因为已经现有违反了天然的奴隶。强力创造了奴隶并使他们永远成为奴隶。

（2）绝境

卢梭假设“人类曾经达到这样一种境地，当时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在阻力上已经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能量。于是，那种原始状态便不能继续维持，并且如果人类不改变其生存方式，就会消灭。

2.方式：公意与众意

公意在卢梭的政治理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社会契约论、理论和法律理论等都与之密切相关。尤其是社会契约论，用一句话表达出来即是：“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了突出公意，卢梭还进一步严格地区分了公意和众意。他认为公意与众意之间总是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

卢梭认为社会契约是基于公意产生的。在论述其成立具体方式，卢梭提到三个方面：第一转让，如此才可以做到对于所有的人的条件是同等的；第二，毫无保留地转让，这才能使“联合体”完美。如果一些人转让全部权利，而另外一些人只转让部分，那么后果就可能使社会或者国家变成另一些人推行暴政的工具；第三，只有全部转让，才能做到没有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而人们可以从社会得到同样的权利，并增加社会的力量以及保护自己的利益。他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的集合体才能体现人民最高的共同意志。而他之谓国家或者社会的产生也正是在这样一种严格规定的方式下通过协议而产生的。

3.国家之产生

卢梭认为正是基于以上的前提条件和当时的绝境，人们为了自存才不得不让度自己的权利从而组成国家的。总而言之，国家的产生是基于公意的。正是如此，所以国家的立法权属于也只能属于人民。

即在民。卢梭还认为政府的产生，并不是契约的内容或契约本身的目的。政府只是人民为执行契约而创设的。他认为“公共力量就必须有一个适当的人把它结合在一起，并使它按照公意的指示而活动；他可以充当国家与者之间的联系，他对公共人格所起的作用很有点象是灵魂与肉体的结合对一个人所起的作用那样。这就是国家之中所以要有政府的理由；政府和者往往被人混淆，其政府只不过是者的执行人。”政府就是在臣民与者之间所建立的中间体，它的职能就是使二者相互适应，它负责执行法律并维护社会的以及政治的自由。

契约论本身的缺陷

1.前提之无法证明

卢梭提供的整个理论似乎是可以自足的，也就是说按照他的理论思路的话，我们可以推导出和他一样的结论。但是其前提是，我们必须认为卢梭提出的假设或者前提为真，因为“任何从错误的前提推导出的结论，其正确性都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卢梭的那些假设是否能遂人愿呢，或者说其说明足以说服我们并使我们相信他的假设是正确的呢？只要，我们认真地去想想，我们就会发现卢梭的前提的正确性与否之论证存在着许多困难。

首先，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是无法直接证明的。卢梭借助原始社会之假设来证明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然而我们对于古人类的生活习性的了解，或者说原始社会的了解，所借助的是对现存的一些原始部落的考察。可是，这些原始部落和我们所认为的原始社会的部落到底有多大共通之处。是有很大疑问的。因为即使这些部落真的原始社会的部落的承继，它们也经过了几万甚至几十万年的发展，他们的近况并不足以说明古人的情况。此外，这几年来的考古学不断地将可能是人类产生的日期往前推进，而每一次发现，都使我们将触角伸及上一次发现的几万年前，甚至几十万年前。相形之下，人类的文明史可谓其短。因而，在原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否自由而且平等或者自由平等有多大限度，依然是值得怀疑的。与其说，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笔者更认为这是人类文明史发展的一种必然，因为在可以考证的社会形态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由和平等正是处于一种扩大和上升的趋势的。

其次，所谓绝境的出现，其证明也是有相当难度的。尽管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天，还依然无法完全摆脱自然的威胁。但是，是什么时候是人们感到如果不组成一个国家就生存无望呢？显然，现存的史料并无此类记载。因此，要通过信史加以论证也缺乏可能性。

再次，人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何种方式达成了所谓的社会契约之无法证明。当时人类社会居住本身的分散、交通的不便利都使得以那样一种全社会的公意达成契约成为不可能实现的行为。和第二点一样，这也是不可证知的。

就此“三不可知”而言，卢梭的理论是有缺陷的。他在逻辑上的严密并不能弥补他前提的可能性错误的不足。

2.前人不能为后人立法

按照社会契约论，国家或者法律的产生，乃是基于人民的合意。而我们知道，后人并没有参与社会契约的制订过程，而且往往在他们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之后，他们也没有明确地表示现行的社会契约是合乎他们的意愿的并承认该契约对他们的那种强制性的约束力。相反，他们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前人未经其同意而擅自加于他们的。于是，这里，社会契约论将不得不回答这样几个问题：

a.

人是否生而自由平等的？如果是，那么前人的契约自然无法约束后人，哪怕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因为，后人享有和他们对等的选择自己的生活的权利。如果不是，那么社会契约是如何达成的。

b.

于是，紧接着下来的这个问题，将更加深刻。因为如果人与人之间，不是平等而自由的，那么，社会契约论的基础将不复存在。这时候，我们又不禁要问，在这样一种悖论的情况下，社会契约论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卢梭并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后世的持社会契约论的学者也一样未能令人满意地解答人们的疑惑。

3.强调公意不利于人权保护

在卢梭的国家起源理论中，涉及到人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先后问题。卢梭认为人民的权利先于国家权力而存在，国家权力的形成正是人民让度其权利的结果。至于人民是全部转让还是部分转让其权利，卢梭的观点是人民让度其全部权利组成国家，再由国家来规定人民的权利义务范围。这实际上将人权于消极的境地。一般来讲，法律中自由的含义是——“法不禁止即是自由。而卢梭的这种理论恰恰相反，人们自由的范围和界限由法律加以规定，而此外法律未加以规定的，由于缺乏法律上的授权根据，所以必然也是法律所禁止的。而就此而言，使人权的范围大大缩小，是极不利于人权保护的。

此外，卢梭在书中过分强调公共利益，而忽视了个人之权益。由于，卢梭深深地意识到当时社会各种弊端和压迫正是由于私有制造成的，为了消灭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制度，卢梭过分地强调了公益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完全把自己纳入到共同体中去，并且消灭自己的个性，这样这个社会才是完美的。因此，他同时也抹杀了个性存在的必要和必然性。

忽视了对个体予以保护对于整个共同体的存续的作用。

因此，尽管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宣称“人生而自由平等”，但是由于卢梭社会契约论本身所在的这种人权观的实质，也必然地造成了法国大革命中种种悲剧。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学习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同时，我们也必须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他的理论。从而发现他不足之处。

结论

总而言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社会的发展起过重大的推动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理论上本身的缺陷。他之谓“我要探讨的是权利的道理，而不是事实”，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得到理解，但是这种唯心的论证方法，显然还是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也正是因此，才不断地有人对所谓的“社会契约论”提出挑战。

参考资料：

1.【英】鲍桑奎著，《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2.【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3.徐爱国、李桂林、郭义贵著，《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社会论文范文第10篇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瓦解，蜕变为资本主义了。

共产党失去了东欧七国的阵地。

社会主义中国，虽然顶住了八九浪潮的冲击，保住了共产党的统治，但是

日益严重，政权已经部分地蜕变为马克思所说的“阻塞社会一切生命

毛孔的寄生体”，并且这一过程还没有停止。

社会主义中国正处在自我蜕变为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如果这一过程不能阻

断，用不着外力颠覆，社会主义也将不再存在，共产党将会失去政权，即使不

失去政权，社会主义也名存实亡。

中国有三种前景：一是强大了，又保住了社会主义，这需要找到社会主义

发展道路，阻断自我蜕变过程；二是国家强大了，但丢掉了社会主义；三是既

没有强大，也没有了社会主义。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争取第一种前景，避免第三

种前景，但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第二种前景。

研究社会主义挫败的理论机制

社会主义处于危机中！

要研究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的原因和教训，探索阻断社会主义蜕变过程

的理论机制。

对于世界社会主义挫败的原因和教训，国内外已有很多文章论述了，我不

想一一列述。本文想要探索的是社会主义遭受挫败的理论机制，也就是说，是

怎样一些理论观念一步步把社会主义引向蜕变、挫折和失败的，看看能否找到

阻断上述蜕变过程的理论机制。

谁打天下，谁坐天下

1989年夏天，在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还不到四十周年时，遇到了严重挑

战，共产党的统治岌岌可危。当时，有一天，邓小平历述周、汉、唐、宋、

元、明、清诸朝代各统治了多少年，长的八百年、六百年，短的也有二、三百

年，然后愤愤发问道：“难道共产党就统治不了五十年？”

邓小平是第二代领导人，也是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这

番话也反映了第一代领导人执政的总理念。

后来，我听到转述这段话后，茅塞顿开，解开了多年来苦苦思索而不得其

解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巴黎公社有精辟的分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

后，应当采取一些怎样的措施，应当怎样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

人”，都有非常重要的论述。但是，从苏联到中国，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实

践上都没有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分析，都没有照此去做。这究竟

是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百思而不得其解。噢！现在，我懂啦，“谁

打天下，谁坐天下”——这个千百年来改朝换代的传统理念，实际上也是我们

共产党人接掌政权的总理念。

这个执政的总理念并没有错

细细想来，也只能这样做，好像并没有错：

——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就是要夺取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

阶级自己的国家政权，这不就是“谁打天下、谁就坐天下”吗？这和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观点并不矛盾。

——把中央和各级各部门的政权交给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做出过贡献的共产

党人，这既可靠，又是论功行赏，也合情合理么。

——刚刚被的阶级敌人，千方百计要夺回失去的权力，难道共产党人

就不应当采取种种措施，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么？

——把这样和那样的权力和职位交给自己熟悉的部下、亲友和子女，这不

是人之常情么？

这些都是可以站得住的理由。“谁打天下，谁坐天下”——天经地义，合

情合理，无可厚非。

然而，蜕变的起点就隐含在这个理念中。

在“谁打天下，谁坐天下”的理念中，有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把政权看

作是战利品，是胜利者可以切割享用的蛋糕。

在奴隶社会，男女俘虏是战利品，可以作为胜利者的奴隶，任其宰割；但

最重要的战利品还是夺得的政权，掌握了它就可以支配所辖领土上的一切资

源。

在封建社会，夺得了最高政权的皇帝把夺得的领土分封给他的有功之臣，

由他们掌握各自领地的政权，支配各自领地的一切资源。

在现代西方民主制下，通过竞选赢得了政权的政党，也总是把政府各部的

职位看作是战利品，分配给为其出过力的人。

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夺得政权之后，把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及其各部门职

位，按其在战争年代做出的贡献和现实能力，交其掌管。当然，这也有论功行

偿的意味。分配权力的人和接受权力的人，实际上都有把这种权力看作是战利

品的观念。允诺接受和平解放的将领以政府部长的职位，就是把政府职

位作为一种赏赐，一种可以交易的东西，一种可以分享的蛋糕。

这和共产党人本来的政权观是根本不同的。在共产党人看来，为什么

旧政权，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工具。为什么建立共产党人的新政权，因为它是

解放人民和保卫人民的工具。共产党的政权是解放和保卫人民的工具，这是共

产党人本来意义上的政权观。

当然，在掌权的初期，这种政权观还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把政权看作是可

以享用的战利品的观念还没有处于支配地位，但它已经隐隐约约存在了。

从生活特殊到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各级政府官员是清廉的。群众有议论的，是有些特殊

化，高级干部坐小汽车，有保姆、厨师，孩子上专门的高干子弟学校，诸如此

类。

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十六级以上的干部每月有二斤黄豆补贴，有些干部有

多吃多占的现象。

六十年代后半期和七十年代前半期十年浩劫时期，军队支左人员有借机捞

一把的现象，有权力的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部队而不是让他们上山下乡。

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掌

握某些短缺资源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出卖批条，进行“官倒”，发了大

财。在这期间，较早开放的沿海城市，有些人利用权力走私，倒卖房地产，买

卖股票，发了财。

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有些人利用职权

把国有企业财产据为私有，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九十年代后期至今，，权钱交易，贪污受贿，日益普遍，日益严

重。这表现在：

——地区和部门的领导人，利用审批权，给这个或那个公司好处，以收

取、索取贿赂，数量惊人；

——海关和缉私机构，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或者收取不法商人贿赂以便

利其偷税、漏税和走私，或者自己伙同人进行走私；

——公检法部门，就像群众说的“吃了原告吃被告”，甚至和黑社会勾结

以骗钱；

——组织部门和掌握人事大权的负责人，受其贿赂给以提升，变相卖官；

——掌管计划生育的部门和人员，以收受掩护超生的贿赂或罚款，中饱私

囊；

——………

扩大到全社会

政府官员的行为，对全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党政干部掌握党政

大权，但全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员，也都掌握相应的职业权利和资源。上行下

效，官行民效。既然党政官员可以，那么，我这普通老百姓为何不能

用自己手中的资源为自己谋利益呢？于是，各行各业就利用各自职业的权力和

资源为各自谋利益，这就刮起了各行各业的不正之风。这表现在：

——商业工作人员，在短缺经济年代，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稀缺商品，为自

己和亲近的人谋利益、拉关系。那时，在商品短缺、供不应求的条件下，顾客

有求于售货员，因而她们的服务态度傲慢。现在，那种傲慢服务态度已经不见

了，但是又出现了以伪劣商品欺骗顾客的现象；

——在医疗行业，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手术刀不如剃头

刀”不见了，没有几百元、上千元、甚至上万元的红包，做手术是不放心的。

给病人开处方，药越多越好，越贵越好，住院就更好，可以得到更多的的提

成、回扣和奖金。买和用制药厂的药，制药厂可以给采购者和医生提成；

新闻报道也成了交易行为，被报道者出钱给红包，报道者不管真实与否给

以报道。

评职称，升学位，需要有论文多少篇，没有，花钱让报刊杂志登载；

——……

激化了争权斗争

既然政权是战利品，是可以分享的蛋糕，可以掌控相应资源，因而人们都

要得到更大的权力，都要控制更大范围的资源，因而，夺取政权之后，执政党

内各个层次上争权夺利的斗争日趋激烈。

在中央，在最高层次上，往往冠以“路线斗争”的名义。其实，除了路线

和政策的分歧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有争权斗争的内函。至于谁是谁非，对国

家谁利谁害，这要视情况具体分析，但在本质上都是争权夺利的问题。

在中级和低级的层次上，争权斗争的形式更为复杂多样，或者借中央开展

的某个“路线斗争”把对手打下去，或者借地方上的某个问题给对手加一个罪

名，或者靠任用亲信，结帮拉派，排斥异己，造成完全控制所辖地区和部门的

局面，或者利用工具来对付对手，诸如此类，难以尽述。

这种争权夺利的斗争，是非常激烈残忍的，不仅在政治上打倒对手，甚至

采取阴谋手段肉体上消灭对手。

污染了学风

本来，共产党人的哲学是唯物论辩证法，是最追求真理的哲学。但是，在

掌握政权之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越来越少，唯心

论和形而上学的因素越来越多，离真理越来越远。

这表现在许多方面：

——领袖也是人，也有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也会发生主观判断不符合客观

的错误。但是，为了让人听他指挥，崇拜他，迷信他，却把他说成是天才，神

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错了也是对的，不能。在打天下时，也

许需要这种绝对的权威，以应付复杂多变的危急情况；但在掌握政权后，如果

还是这样，那就会为所欲为，一错再错，造成严重失误。

——社会主义社会确实比其它社会好，但我们把它过分理想化了，没有矛

盾，没有缺点，至善至美。这不是“终极社会”了吗，那还有什么发展呢？一

听到苏共二十大揭露苏联社会的情况，就感到难以理解，甚为吃惊，就是这种

错误观念所致。

——对于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甚至不能怀

疑。其实，这些路线方针和政策不仅可能会错，而且即使正确的方针政策也可

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社会本来是复杂多样的，人们对问题的看法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我们

的报刊传媒只能有一种声音，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报成绩，不能报阴暗

面。结果，全国十几亿人只有一个脑袋，一张嘴巴，一种声音。

结论

从上述历史的和逻辑的探索叙述之后，似乎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社会主义的挫折和失败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而是我们这些

马克思主义信徒部分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在政权观上部分地背

离了马克思主义。

第二，没有摆脱历史上千百年来改朝换代传统观念的影响，还是“谁打天

下，谁坐天下”，把政权看作是战利品。

第三，政权的本质，就是它有掌控相应资源的权力，必须对它进行相应的

限制，否则，控制政权的人就会利用这种权力为自已谋利益。

第四，从腐败的演化过程和现在的表现形式，可以看出，国民经济的市场

化，正在把一切都变成商品，把政权和各行各业的权力变成为商品，把人们之

间的一切关系变成为商品交易关系。

第五，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走后门、以权谋

私，那么，在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则是贪污受贿、权

钱交易。

第六，邓小平之所以强调要坚持两个基本点，强调两手都要硬，就是他好

像已经预见到了，随着市场化的进展，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也会随之商品化，

商品社会的腐败现象也会随之发生。

第七，要遏制腐败现象，阻断蜕变过程，一要限制权力，二要制定和完善

市场经济的法规，三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第八，这些措施是必要的，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应当努力付诸实施。

但能否奏效，确实令人担心。现在，政治领域和社会各领域的腐败现象，实际

上是经济市场化的表现，是商品经济必然的伴生现象，有其存在的内在根据。

看来，只能加以限制，难以根除。到头来，这会不会影响社会主义的命运，确

社会论文范文第11篇

根据我个人学习《决议》的初步体会，我国教育工作者要善于学习运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指导对青少年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的思想教育，这是各级各类学校落实好《决议》基本任务的关键。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其主要内容是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动力，以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为标志，以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为目的；明确农业是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教育是现代化建设的智力基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使国民经济能够长时期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基本分配形式，其他分配方式作补充；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逐步实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实现温饱，第二步达到小康，第三步争取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程度，基本上实现四个现代化。

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以蒸汽机为标志的首次产业革命，以电动机、内燃机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并逐步形成全球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一体化。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基本矛盾而派生出来的经济危机和抢夺世界市场而由德国资产阶级发动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尽管现在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较小，但这种制度长期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领土纠纷、各民族之间不同的而产生的矛盾，从而形成的地区间的局部战争至今不断，为了从根本上发动战争和制造灾难的资本主义制度，列宁领导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中国人民“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可知，即将过去的20世纪，也就是战争和革命的世纪。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整个建设过程中，要吸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这个教训概括起来就是六轻六重：“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环保；重个人，轻集体；重本国，轻世界”。由此产生少数人富、多数人穷，一国之内和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世界上少数富国强国，借“人权”、“民主”、“自由”等幌子，对大多数穷国、弱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实行经济上的掠夺、将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污染转嫁到第三世界的双料殖民主义。

为了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老路，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和现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再三强调：我国实行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要协调发展，城乡一起现代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环境保护生态文明一起抓。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倡导富国与穷国、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一律平等，引导全人类向和平、发展、进步、繁荣方向前进。

各级各类学校在学习和落实《决议》过程中，同时要学习和贯彻邓小平教育思想，其别要重视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教”。我认为，坚持“三个面向”，培养“四有新人”、实行“三个尊重”，这既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精髓，又是落实《决议》必须掌握的指导思想的要点。因此，要将学习落实《决议》和坚持贯彻邓小平教育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面向”中主要是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即要求教育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现代化就等于工业化，由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它既未区分古代小农经济和现代大农业经济，又未考虑当今世界57.7亿人口中，发达国家只占11.7亿人口，46亿人口都属于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80%的人口都在农村，如果农村、农业、农民不现代化，这些国家就根本谈不上现代化。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用农村的愚昧、落后创造城市的文明、进步”。现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不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老路，而要走城乡一起现代化的新路。中国一直强调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并且再三强调要把加强农业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从而实现城乡一起现代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农村进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广大农民创办起上千万个乡镇企业，据1995年的统计，全国共有乡镇企业2463万家，总产值520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9.28%，出货值4400亿元，利税3095亿元，从业人员1.26亿人，占全国剩余劳动力的一半，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四分之一。实行亦工亦农，就地利用物力和人力资源来发展乡镇企业，使农村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就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农业脆弱、农民贫困的状况，在实现温饱的基础上尽快地奔赴小康。现在我国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有了良好的起步。例如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总结该村经济腾飞有三靠：一靠教育，二靠政策，三靠干部。华西村早已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现正在普及高级中等教育。华西村已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也就决定了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时，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进步的人际关系。

各级各类学校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思想教育中，要以“育人”为中心、“做人”为主线，来规划和实施《决议》。正如《决议》所指出的，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特别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学校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面向全体学生，在“三个面向”战略方针指导下，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以学校为主阵地，加强家庭教育，优化整个社会的育人环境，从各个方面各条战线形成培养“四有”新人的合力，从小至大，逐步养成“家庭中的好孩子”，“学校里的好学生”，“社会上的‘四有’好公民”。为此，要注意研究和改进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善于利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育人”和“做人”的有利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有利因素大致上有三点。一是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是世界上生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平均每年10%左右的增长率。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发展得比资本主义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增长，我国的综合国力有所增强，广大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二是城乡落后面貌正在得到迅速改变。我国不仅用占世界7%的耕地来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而且是改变农村落后、愚昧状况最好的国家。据统计，中国1978年有贫困人口2.5亿人，经过党和政府实行推广科技的“星火”计划，改良耕作技术和推广优良品种的“丰收”计划，实行农科教结合、三教统筹的“燎原”计划，经过18年的努力，我国的贫困人口已减少到目前的6500万人，也就是说，78%的人已经脱贫致富了。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最近已下决心，要在2000年前，努力解决剩下的6500万人的贫困问题，从而使12亿人都一齐奔向小康。三是我国在物质文明建设获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正在大力抓紧精神文明建设，不仅涌现出张家港市、天津市和平区等先进典型，而且还涌现出徐虎和李素丽等模范人物，他们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今后将随着《决议》的落实，逐步达到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在全国范围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这就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滑下来的老路。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中忽视精神文明建设而产生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产生困惑和动摇。这些消极因素，又会对学校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教育产生负面影响。各级各类学校应善于充分利用社会有利因素来克服负面影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摆事实、讲道理，使学生能够认真形势，明白道理，增强在党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定能成功的信心。

第二，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教育，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知行合一的原则。要把课堂讲道理和走向社会了解国情有机地结合起来，学校要善于利用、国家教委有关领导部门的倡导，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要让学生看一百部好电影，唱一百首革命歌曲，看一百本好书，参观一百个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等项活动。同时，学校自身也因地因校制宜开展校庆活动、运动会、艺术节，升国旗、唱国歌，请劳动模范、老干部、老红军和老校友作报告、讲传统，收到知情意行相统一的实效。切忌“假、大、空”，搞形式主义。

第三，要把校园文化建设和文明城市、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校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校园文化建设包括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硬件主要指校舍、教室、实验室、图书仪器设备和校园的整个布局力求绿化、美化；软件建设主要指学校的校风、教风、学风、各种规章制度等精神面貌方面的具体要求。在当前国家财力物力有限和教育经费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精神，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地来从事校园文化建设。硬件建设力求简朴、实用、大方、优美，软件建设力求高尚、育人、实效。要力求使校园文化建设既能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又能符合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使校园文化建设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起示范作用。

第四，在“三德”教育过程中，要力求做到以社会公德为标准，以职业道德为重点，以家庭美德教育为基础，使三者有机地形成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合力。目前，我国12亿人口生活在3.2亿个城乡居民家庭之中，每个家庭都是整个社会的基层细胞，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就要依靠3.2亿家庭。在家庭美德建设过程中，既要发扬中华民族子女孝顺父母长辈的美德，夫妻双方忠诚相爱、白头偕老、关心爱护子女的传统美德，又要具有男女平等、爱好学习、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家庭成员中只有切实做到子女对老人尽“孝”、夫妻双方忠诚相待、父母对子女既爱又教，才能达到家庭美德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有少数男女青年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性解放的消极影响，我们要加强家庭美德建设，克服这种消极影响。

至于说到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人们常说：“家庭是孩子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是很有道理的。虽然天下父母皆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良好愿望，特别是随着独生子女日愈增多，许多年青父母正在按照党的教育方针，配合学校对子女进行良好的家教，但也有不少父母对子女成才的期望过高和受到不上大学不成才的应试教育的影响，家教不甚得法，往往采取加重子女学习负担的方式（如有些学校布置更多的作业，让子女上英语班、计算机班或其他学科补习班等），为使子女能考上重点大、中、小学，忙得不亦乐乎。正如一个人食之过多的东西反而消化不良一样，不仅收效不大，反而有损于孩子的健康。更有甚者，为了使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学习，就不让孩子参与家务劳动，使孩子变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少爷小姐，这就难于使他们成长为社会主义“四有”新人。许多学校现在都在举办家长学校，引导家长按照党的教育方针，从孩子的心理、生理、兴趣、爱好的实际出发，因材施教。这种做法应该提倡。

各级各类学校要对学生进行“校中尊老师，家中孝父母”的教育。现在我国夫妇加一个孩子的小型家庭日愈增多，“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大家庭日愈减少，儿孙利用节假日去看望父母、祖父母，享受一次“天伦之乐”，这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年青人，平时对父母少奉献而多索取，父母故去时兄弟姊妹之间去争夺父母有限的遗产，甚至有人把失去生活能力的父母推之门外而不尽赡养老人的义务。这种不良现象也要在家庭美德建设过程中加以克服，并坚决杜绝。

我国现代化建设，要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指导下，依靠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和各界知识分子开拓创新，奋发努力，艰苦奋斗，创造出日益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当前的问题就在于各行各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质量不高、效益较差、浪费很大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一要进行技术开发，二要加强科学管理，三要靠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而这三者都要依靠倡导“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现在活跃在各行各业的职业岗位上亿万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只要有李素丽、徐虎式的高尚职业道德，就会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贡献。

社会论文范文第12篇

——民进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问题研究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精神的家园。党的__以来，全国上下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大力推进文化建设，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派作为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参政党，因其性质地位和作用，成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光荣使命。

社会服务是派的重要社会职能，是派参与社会实践、履行社会责任的有效途径。民进是由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组成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当前形势下，如何能更好地服务文化建设，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需要我们充分发挥民进的界别特点，发挥文化人才众多、智力密集的优势；需要我们创新服务机制、服务理论和服务手段；需要我们抓住服务的重点，突破服务的难点，合理安排、规划，科学组织实施，使服务工作务实、高效。

一、坚持推进方向、明确指导思想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遵循文化发展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改革开放，着力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以改革促发展、促繁荣，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同时，《民进章程》也明确规定：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继承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倡导良好思想道德风尚，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发展和繁荣文化出版事业为本会的基本任务之一。

我们所有的文化服务工作都不能偏离这个总的指导方针。

二、健全服务机制、创新理论形式

（一）健全文化服务机制

社会服务是派的重要职能，它的外延很广，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服务的方方面面。随着“文化强国”口号的提出，为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原有的服务机制在现阶段已相对滞后，应做出适当的调整，保障在文化服务方面有所侧重。在人员配备、活动安排、经费补充、理论培训上加大力度和拓宽深度、广度。各地市级党派组织可设立单独的文化服务部门，研究每一年的服务方向、制定服务计划、评估服务效果，并列入年度考核内容；整合会内资源，各基层组织加强横向联系，实现资源集聚，优势互补，联合开展服务；推进载体建设，可成立文化讲师团、文化服务队等服务机构，落实服务活动，建立长效的服务平台；探索加强会内文化建设机制，活跃各项文化活动，创造文化氛围，提高会员文化素质，为文化服务提供有力支撑。诗、书、画、咏、舞等联谊会是个很好的文化建设平台，以铜陵民进为例，自成立诗书画咏联谊会以来，吸收了各项文化艺术专长的会员，制定计划，定期开展活动，在交流中开发了会员的文化热情，在联谊中文化素质得到相互促进、相互提高，同时，在活动中也吸引和带动了大部分会员参与其中，增强了会内活力，提升了党派形象。

（二）创新文化服务理论

理论创新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体系，根据民进的党派特点，根据国际、国内文化发展的现状，分析文化发展的走向、趋势，同时针对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背景，创造出符合实际的文化服务理论，并以此指导文化服务实践。

“与时俱进”、“因地制宜”是理论创新的两个重要原则。目前，世界多极化发展，文化和价值观念多元，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互碰撞，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交融，我们如何能做到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壮大自己。如何能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同时又保持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觉，都给我们的文化服务理论提出研究的课题。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没有一成不变的理论，我们要做到不断创新、与时俱进、适应时代。

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各民族众多，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不平衡，在不同的地区，文化服务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如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开放程度高，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民族精神的培育应是文化建设和服务的重点；西部内陆地区，经济落后，受教育程度不高，医疗、卫生、科技等各项服务都很重要，文化服务的重点应放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上；一些民族地区，有自己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信仰，需要我们充分尊重他们的文化习惯，采取审慎的态度，提供文化服务，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求同存异，促进民族团结和文化交融。因此，因地制宜的创新服务理论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的理论，能更好地指导我们的服务实践。

（三）创新文化服务手段

民进会内文化人才众多，专业化程度高，文化服务工作一直以来开展的很好。传统的文化服务形式有文化进社区、进校园、进农村等，多采用培训、演出、送教、书写春联、捐赠图书等服务形式，这些都可继续保持，并不断深化。在原有基础上，可针对现代社会发展新特点，出现的新兴行业，新的社会人群，创新服务手段。

如农民工这一群体，在文化服务上所受关注就较少。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脱离了乡村，进城务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基本没有什么业余文化生活，精神相对贫乏，心理上也没有归属感，很多靠打牌打发无聊时光。针对他们，我们可“文化进工棚”，为他们搭建图书馆、活动室等文化平台，帮助组织农民工乐队、合唱团，培训相关人员等，提升这一群体的文化素质。

再如待业大学生这一群体，经过多年的积压，很多毕业待岗的大学生，除少部分自主创业之外，有很多应聘从事各种临时性的工作，背负沉重的经济和心理压力；还有一些 公司的白领，他们普遍有很深的职业倦怠，工作压力大，同事之间人际关系冷漠。这些都是我们要关注的群体，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提供怎样的服务，是值得研究的。

在新兴行业，如文化策划、创意行业，数字出版，动漫产业等方面也大有文章可做。根据民进的文化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为行业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指导，或是会员本身就可从事这些行业。

创新是一切事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离不开创新，我们只有不断地把握文化发展的规律，把握问题的本质，建全机制、更新手段、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发挥服务的职能。

三、保持优势项目、突破薄弱环节

民进因其界别特点，在文化建设和服务领域优势明显，各种文化服务工作在人才上、智力上、项目上都可得到保证，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

与以经济类、企业界为主的党派，如民建相比较，民进会员企业界的人才较少，大都是文化教育出版类事业单位工作或管理人员，缺乏经济实力和产业实力，限制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很多会员在各行业内有名气、有水平，但由于没有相关的产业支撑，很难将文化做到产业化、规模化，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需要民进在保持界别性质的基础上，适当吸纳一定数量的企业界人才，特别是文化类非公企业的负责人，如广告、出版、影视、娱乐、印刷等方面，利用会内人才、智力优势，将成果转化，做大做强文化产业。

四、立足现实所需、追求务实高效

文化服务是惠及百姓、服务民生的工程，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是根本宗旨。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 把好事办到百姓心坎上。需要我们立足现实，追求实效，摒弃一切不切实际的面子和做秀行为。

在服务过程中需认真开展调研，调查服务对象的所想、所需，有针对性地实施文化服务工作。服务过程不能“蜻蜓点水”，走过场、摆样子，需具备“死缠烂打”的精神，确实把事情解决透。

社会论文范文第13篇

的大数据。空间转向。新城市社会学。

以《空间》为中心的社会学理论起源于19世纪末滕尼斯、涂尔干、齐美尔、韦伯等对城市的研究。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夏洛克·罗伯特·帕克（1864-1944）为城市社会学的诞生和《空间》的研究奠定了“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的基础。他的学生沃思（1897-1952）对城市实证研究进行了探索，构建了一套系统、独立的城市社会学理论。到20世纪70年代，空间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结构学派和新韦伯主义学派的兴起标志着新城市社会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形成。从那时起，《空间》就成为西方主流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和概念1]

21世纪，大数据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改变着工业生态、公共管理、商业模式和生活方式等诸多社会方面。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重塑了人类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并开启了进入数据时代的大门。随着研究范式的转变，大数据被广泛应用于许多领域，如遥感、天气预报、金融市场、计算机技术、互联网应用等。现代城市作为空间的主要载体，其形成、形态和变迁都受到社会实践的影响。《空间》是社会实践共享时间的物质支撑“[3]505。本文试图从“STS（科学、技术和社会）”的角度探讨大数据如何重构城市《空间》。也就是说，在大数据时代，新城市的空间怎么可能转变成社会学？怎么可能呢？大数据对太空的改造将对未来产生什么影响？

（一）城市社会学《空间》研究的起源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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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世纪60年代起源于工业革命的英格兰和中部地区，并很快传播到英国各地和整个欧洲大陆，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欧洲城市的大发展，它引起了学者，特别是社会学家对这座城市的关注。早期的城市社会学是逐渐建成的。《空间》作为城市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开始受到社会学家的重视，滕尼斯、涂尔干、齐美尔、韦伯等学者围绕《空间》这一主题从不同层面提出了领先的理论解释《空间》类似于机械组合。涂尔干认为，通过复杂的社会分工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有机关系构成了城市《空间》，“左右、上下、南北没有区别……它们起源于社会”[4]12.齐美尔认为，货币经济主宰着城市空间。“在货币交易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价值，而是因为除了货币之外没有其他东西”[5]115.韦伯利用理想类型的构建来研究西方城市与东方城市之间的差异[6]21他认为，方城市东部和西部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差异直接影响了《空间》的形成和特点这些早期的城市社会学先驱研究从各自的理论角度探讨了城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对城市居民的影响，并探讨了《空间》的特点。这些开创性的研究为城市社会学中的《空间》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芝加哥学派一方面继承了早期城市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在实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构建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社会学《空间》研究帕克将研究自然的生态学理论引入城市《空间》，用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分析人类社区，认为城市是人类与动植物一样适应环境的产物，人类构建了城市《空间》通过相互依存和竞争7]65伯吉斯指出，城市空间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功能区，然后创造了同心圆模型，从而建立了放射状的城市《空间》”路易斯·沃思用都市主义描述了城市性独特的生活方式，即城市性的三大基本特征，即个性众多、人口密度高和人口异质性，构建了城市性的《空间》。

（II）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20世纪70年代，

兴起了新城市社会学。与传统的城市社会学相比，新城市社会学关注的是城市的“内部问题”，即现代城市的形成过程和主要特征，而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则关注的是“外部力量”这引发了城市的变化。城市空间被列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色和社会互动中。“空间，它看起来是同质的，与我们发现的客观形式完全相同，但它是社会的产物”[8]从空间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结构学派到新韦伯主义学派，都可以发现新城市社会学的代表作品中突出了一个核心概念空间。这一概念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表述为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受马克思《资本论》的影响，列菲弗尔提出通过实现《城市的权利》和《差异的权利》，将《日常生活》的《批判》实现到资本主义，赋予了新社会空间实践的合法性，空间不是静止的《容器》，而是生产方式、控制手段和操纵权力的工具现代城市空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列菲弗尔理论的影响下遵循《资本论》的逻辑，大卫·哈维提出，资本主要通过空间流动和时空压缩来控制城市空间。然而，资本总是控制着空间的流动，这就决定了空间的不平等性。在阿尔都塞结构理论的影响下，卡斯泰尔批判了列菲弗尔的空间研究理论，认为他的城市空间研究缺乏真正的研究对象，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及其过程可以影响城市形成过程和城市形态，但不能完全决定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空间是社会结构的表达，《集体消费》应该成为城市空间研究的重要内容。新韦伯主义学派继承了韦伯的科层制和市场状况理论（Market　situation），认为城市空间属于城市稀缺资源，这是由市场竞争机制和主导分布决定的。继雷克斯（Rex）和默尔（Moore）提出“蒂凡尼早餐”理论后，帕尔（Pearl）提出了城市管理者理论。城市管理者作为控制或影响城市人口生存机会的资源配置关键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城市资源的空间分布。

·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意义重大。空间想象的引入为人们反思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提供了新的切入点。空间性已成为洞察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纬度9]特别是《空间转向》反映了资本及其现代性导致了人的困境，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异化的理论探讨。《空间转向》是在新城市社会学学者对1970-1980年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社会关系进行调查的基础上编制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它必然被赋予新的思想和内容。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数字信息时代。2016年12月12日，计算社区联盟了一份题为《Arch2030：展望未来15年的计算机架构研究》的报告，其中提出“云计算模型为跨层架构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恒压器”云计算微笑的重要技术支持是大数据的开发。作为第一个提出大数据概念的组织，美国计算社区联盟在白皮书《大数据计算：在商业、科学和社会中创造一个革命性的孤独世纪》中提出，大数据的真正重要性在于新用途和新见解，而非数据本身。什么是大数据？大数据所指的数据集超过了我们的传统处理能力，只有采用新的科学工具和技术手段才能处理。[13]15-16大数据的“4V”特征，即数据量大（Volume）、类型多样（Variety）、价值密度（Value）低速和高速，正从时空压缩和时间、空间两个不同维度扩展，以促进该市城市空间的变化和深入发展《空间转向》。

（I）大数据促进时空压缩

“标志着那些彻底改变时空客观质量的人，因此我们被迫，有时以相当激进的方式，改变我们向自己呈现世界的各种过程。大数据从客观现象与主观感受的辩证统一中推动时空压缩14]240

，一方面，大数据作为客观现象，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变化的加速和集中，在政治上，国家拥有的数据规模和应用能力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数据建设和应用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大数据在顶级设计、国家治理和公共管理等诸多领域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应用。在经济方面，大数据驱动的电子商务、物联网和互联网＋各行业的转型升级正在加速差异化产品或服务的供应、精准营销和新市场的创造。占据云计算和大数据竞争优势的互联网企业正在迅速崛起，并形成新的商业巨头。以中国为例，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或中西部偏远山区的网购客户大多集中在淘宝、天猫、京东等门户购物网站。在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大数据推动了社交网络的崛起。以Facebook、Twitter、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网络传播平台跨越了国界、民族、性别、年龄等差异，聚集了1亿传播人群。在中国，微信以集体方式聚集了用于办公、商业和学术目的的公共交流团体和用于友谊和亲情的私人交流团体。另一方面，时间和空间的加速和集中给人们的心理体验带来了矛盾、冲突和焦虑。特别是在中国这个世界文明古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超连续能力。大数据推动的个人和群体社会身份和状况的急剧变化加深了人们的时间体验。与此同时，大数据增加了个人空间和个人隐私被侵犯的风险，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们思想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

（二）大数据推动的时空扩张随着大数据的推动，当代

社会的时空压缩，广泛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也反映在人们的心理结构中。同时，“时空扩展也是当代社会时空变化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加勒比重要》与时空压缩同时进行的”[15]。大数据在客观和主观上都促进了时间和空间的快速扩张。一方面，在大数据的直接或间接推动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步伐正在加快，内容正在迅速扩展并变得越来越复杂。扩大了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活动空间和内容。政府拥有的具体数据，如人口普查数据、城市规划、气象信息等，为加快和扩大提供社会和公共服务的项目和内容提供支持。借助大数据，企业可以帮助产业升级，创造更高的利润，为社会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扩展社会流动。对于个人而言，大数据增强了社会沟通，提供人性化服务，支持个人做出更好的选择。另一方面，在

，大数据带来的海量信息不断变化，不断影响着人们的时空体验和心理状态，不同程度地拓展着人们的视野，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观念，加快人口流动速度，拓宽人口流动的空间范围。人们的时空观也在不断拓展。一般来说，在

，时空的压缩和扩展得到了促进大数据决定了当今社会广泛而复杂的空间分化、空间重组、空间对立和空间冲突，空间现象具有异质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2016年12月，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GI）了一份题为《分析时代：在数据驱动的世界中竞争》的报告。报告指出，近年来数据量呈指数级增长，开发了更复杂的算法，计算机的存储容量也得到了提高。这些趋势伴随着技术的快速变化，商业模式也具有颠覆性。大数据已渗透到各行各业的功能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同时，大数据直接服务于于城市的建设和管理，智慧城市2号建设方兴未艾。大数据的快速发展已成为智慧城市建设所需的核心资源。大数据促进了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新兴商业形态的出现，支持了当前智慧城市建设的各个核心领域，为社会生产、社会互动和社会沟通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从而重建城市空间。大数据至少在以下方面重建了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演进和应用的深入，以数据为核心的大数据产业生态建设正在加快。从实践角度来看，大数据产业生态主要包括大数据解决方案提供商、大数据处理服务提供商、数据资源提供商、大数据平台提供商等，提供大数据服务、解决方案，分别为大数据用户提供数据资源和平台服务16]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带动现代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文化创意等相关产业和经济的发展，并在多个行业构建新的应用场景和服务模式，进行创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基于大数据服务，传统产业能够有效提高信息化能力。通过与大数据的深度融合，在商业智能方面，研究和使用消费者的在线行为可以随时随地准确定位企业用户群体的真实和潜在需求。与此同时，大数据不仅是提升传统产业的助推器，也是培育新兴产业的催化剂。未来，大数据将与制造业、文化创意等传统产业深度融合，衍生出物质数据服务业、医疗数据服务业、生物数据服务业等一系列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在当前和可预见的未来，大数据将成为与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进而影响社会关系，重构空间生产。首先，从宏观上看，大数据从技术层面构建的生产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统一性、相关性和连续性的特征。这是因为，一方面，大数据产业本身有一条很长的产业链，产业链上相关产品的生产可以划分为许多独立的新兴产业。另一方面，大数据产业涉及面广，产业前后关联度高，[16]可以与社会各生产行业的经济活动紧密结合，具有较强的扩散性和渗透性，从而提高全社会各经济主体的运行效率，有效解决传统工业生产给城市空间带来的中心与边缘的分化和矛盾，导致城市的分化和分散。同时，随着大数据与文化创意产业的深度融合，城市中心作为文化中心与学习中心大学的功能将逐步恢复，形成的决策机构和商业机构将实现与中心的有机融合。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普通公民的就业，并将逐步实现城市中心和城市分布均匀，传统空间组织的分布逐渐改变，导致人口的分散和分化。其次，从中观层面看，

将大数据与产业和情景相结合，提升了产业生态链的规模，为惠及穷人、实现包容性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引发了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演化。城市空间将不再是一个广泛冲突的地区，但也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广泛合作和一体化的地区。包容性增长的新概念于2007年由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它指的是追求平等机会和促进和谐共赢的增长。其核心思想是公平发展，合理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它有可衡量的标准和更多的无形因素，涉及平等和公平问题。具体而言，它意味着企业的发展不仅追求利润和经济增长，而且希望降低失业风险，照顾最弱势群体，提供社会安全网络，尽最大努力为所有普通人分享经济发展成果，造福所有人。大数据为包容性增长提供了一条可实现的技术路径，如构建电子商务生态链。政府和全社会鼓励电子商务运营商发展更多有利于减贫的业务17]

最后，从微观层面，通过大数据的收集、存储和分析，深入应用大数据进行商业智能，准确定位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准确提供相应的服务，从消费层面逐步帮助居民以自己的方式开展日常生活，避免城市空间的同质化和重复化。同时，大数据支持智慧城市的建设。在公共服务便利性方面，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计划生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环保、交通、防灾减灾、检查等公共服务领域而测试，以及城市管理的精细化、宜居生活环境的智能化基础设施和长期网络安全，为居民生活提供帮助将逐步改变人们的生活。在现代身份资本的驱动下，差异性缺失，多元化、个性化将成为突出人们生活的《差异的权力》的特征，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重构生态社区。

。在列菲弗尔研究的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家占用和使用的资本等于资产，也称为生产资料，如土地、工厂、设备、商店等，这种生产资料是不可再生的，而没有资本的工人只能通过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来生存。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化之间的矛盾。列菲弗尔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认为资本主义通过向空间注入资本逻辑，实现了将城市空间转化为资本力量的空间。他的理论观点在21世纪仍然是合理的。正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展示的：“从长期来看，私人资本的回报率R可以显著高于收入和产出g的增长率。不平等r>G意味着过去财富积累的增长速度快于产出和工资。这个不等式表达了一个基本的逻辑矛盾。企业家不可避免地会逐渐成为利润的食客，并越来越支配那些只有劳动能力的人。”589-590资本控制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都是通过空间产生的，特定社会形式所决定的空间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然而，

作为核心技术之一，推动了共享经济、bi等新商业模式的出现和发展G数据间接导致资本变化，实现资本空间化以共享经济为例，“共享经济借助网络等第三方平台暂时转移供应商闲置资源的使用权，实现生产要素社会化，为需求方创造价值，通过提高存量资产使用效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19].共享经济涉及供给方、需求方、共享经济平台等参与者，参与者需要运用大数据算法，通过大数据平台进行精确匹配和连接，实现供需双方的互助互利，如“新经济”和“新商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支撑形式，共享经济发展时间不长，但发展速度和规模都很快。2018年2月，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大学与中国互联网协会共享经济工作委员会在北京联合了《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2017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49205亿元，比上年增长47.2%。据普华永道预测，2025年市场规模将达到3350亿美元，占复合增长率每年的36%。2015年2月的《美国时代周刊》描述了共享经济模式下繁荣的商业场景：Uber公司在短短五年内已成长为全球前150家公司之一，以412亿美元的市值超过了著名的联邦快递公司。Airbnb公司的市值已超过130亿美元，接近希尔顿国际公司市值的50%，但每天有425000人通过Airbnb满足住宿需求。在Uber公司看来，通过LBS的定位技术、大数据挖掘和云计算，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典型的共享经济，如滴滴出租车、摩比和OFO自行车共享，Uber公司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将需要在站台上使用汽车的乘客与最近的司机进行匹配资源整合盈利。值得注意的是，Uber并不拥有车辆资源等固定资产，而是为闲置车辆资源的所有者提供了一个共享平台，即Uber不需要资本购买汽车作为生产资料，而只需要提供一个共享平台，以闲置车辆资源为基础复制的资本“在共享经济时代，借助大数据挖掘和算法，APP可以通过时间、地点和技能的匹配，将商品的使用权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进而构建不同的城市次空间。这些次要空间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城市空间结构。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大数据支持的共享经济等新的商业模式下，资源的不可复制性通过租赁而不是购买和使用而不是购买来解决。在一定程度上，资本具有可复制性，往往具有公共服务的色彩，这间接导致了城市空间之旅中资本周期的变化，实现了资本空间化的重构。

。哈耶克认为“整体社会知识存在于每个个体中，每个人掌握的知识只是知识系统的一部分。分工使个体知识更加专业化，导致知识的分离。”[21]48在现代社会，知识的大规模繁荣使知识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进而为权力提供合法性基础和技术工具支持。对于作为个体的认知主体而言，知识程度和空间话语权程度在一定维度上呈现正相关。作为控制空间流动的社会权力主体，它对整个社会知识具有无可争辩的控制力。当然，从微观角度来看，权力是多模态的，权力和知识是相互包容的（空间概念），我确实找到了我想要的：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一旦知识可以用地域、场域、移植、置换和换位来描述，我们就可以把握知识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以及权力作用的传播过程。知识管理、知识政治与权力之间存在着关系，知识的方式在人们复制知识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地域、地域、领地的概念引导人们思考支配方式。[22]212在交织的复杂网络中，权力和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耦合，从而实现空间流的构建。随着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作为信息和知识的重要来源，基于全球网络技术的普及，其不可逆转的未来趋势是：数据一旦公开，就意味着信息和每个公民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中间没有分层过滤。也就是说，数据的开放和流动代表了知识和权力的开放和流动。”313大数据主要从三个层面推动知识和权力的开放和流动，以实现空间流的重构。首先，对于普通人来说，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搜索自己需要的数据，并积累、记录、收集和存储所有大数据ata他们需要的信息同时，根据自己的需要，在法律法规的保护下，确保隐私不受侵犯，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授权将自己的相关信息转化为有价值的数据，可以由第三方快速收集和处理，从而使自己能够为了获得个性化的数据服务，在数据密集、双向、多向、频繁流动的情况下，人们对知识的及时更新，个体的独立思考能力和逻辑判断能力得到了有效的提高，为更有效地参与公共管理奠定了基础。政府决策。其次，就企业和社会组织而言，随着公共数据库的开放，每个企业和社会组织都可以获得天气数据、矿产和水资源、地图地理信息、旅游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数据、各种统计数据、制造业指数、城市商业指数和其他商业资源数据、道路、交通、公共厕所和其他生活环境数据。这意味着企业和社会组织不再能够花费成本向众多相关政府部门收取费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与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之间发生“寻租”的可能性。最后，在政府层面，信息资源是重要的行政资源。大数据应用的时代要求将推动政府从数据垄断者转变为服务提供商。同时，通过政府数据信息共建、共享和共享网站群系统的建设，非政府组织将能够有效协助政府处理公共事务，共同分担社会治理风险，提升政府机关效率。大数据将有效推动政府主导、多主体广泛参与、面向全社会互动共享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与改革。此外，随着大数据的广泛应用和深入渗透，“它必将导致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个人将更加自由和自由，国家权力将更加分散和开放。这一论断已在西方现实政治中得到回应”[24]。美国联邦政府推出了由美国联邦政府创立的大数据开放平台data.gov，其主要目标是开放美国联邦政府的数据，有效提高公众从联邦政府各部门收集和使用相关数据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信息民主化建设，促进政府效率的提高。

。一方面，它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加速发展，促进了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交流活动的便利。另一方面，大数据重塑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不确定性和难以管理的社会风险、挑战和潜在后果。

首先从客观角度看，大数据推动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快速变化。从国际上看,拥有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否主导全球化和利益分化,，为了破坏欠发达国家多样化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地方性和多样性，民族的时空观是否损害了欠发达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连续性？在地理空间不变的表象背后，发达国家实际上通过大数据的技术优势重塑了欠发达国家的发展空间。它是否会阻止不发达国家在确保自身科技和经济优势的同时，实现各个领域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就国家或地区而言，控制大数据资源的群体或个人在生活存量、生活空间和活动内容方面是否比不控制大数据的群体或个人具有不可逆转的优势，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从而影响正常的社会和代际流动，巩固社会分层？控制大数据资源的优势是否会进一步重构空间的构成和质量，进而成为构建社会分层的关键因素？其次，从主观体验的角度来看，在大数据带来的海量信息不断冲击下，人们时空观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人们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和理解上的分歧会增加,对社会变迁引起的频繁的社会矛盾难以形成共识,甚至会出现尖锐的对立,这是否会增加《纲要》?《碎片化》中的“社会”分裂和破坏了社会传播的公共领域？就个人而言，通过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面对海量大数据，我们是否与数据的“依赖”和“抗争海盗”纠结在一起“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数据控制生活，导致个人日常习惯的异化？对于上述挑战，

认为，通过大数据重建城市空间本质上是通过技术进步重建人与社会的关系。有必要在反思现代性和从空间维度解释社会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同时，大数据构建城市空间的合理性在于其探索与进步，通过对自身状况的观察与自我调节，将主动构建的视角扩大到社会与组织。其不合理之处在于缺乏全面的因果控制，需要对大数据相关性的智能调整进行实时补偿。人类需要以大数据为代表的高科技来重建城市空间。虽然传统的空间紧张和竞争会导致空间与人在空间上产生对立，但作为“现实中的个人”，其主体的主动性在大数据发展的帮助下得到了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它还通过数字反馈系统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参与社会的智能化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大数据重塑的空间的未来是光明的。

引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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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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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的是，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在其代表作《周六》中，以《星期六》当天成功的中年外科医生贝罗安的生活轨迹为主线，细腻而深刻地呈现了当代西方城市体验。本文将齐美尔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与麦克尤恩《星期六》中的城市写作相互阐释，重点阐述齐美尔对当代城市语境中个体“距离”传播的城市社会学观点，以及“距离”传播给城市人带来的独特内心体验，这是作者对齐默城市社会学概念的回应和反思。

·齐美尔。城市社会学。麦克尤恩。星期六距离传播。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布尔·

的欧洲工业革命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和传统农村社会的解体。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的人涌向城市，造成了犯罪率上升、居住空间缩小、人际关系冷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1903，齐美尔出版了西方社会学家把都市与精神生活和精神生活作为城市研究的基础工作，并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对城市生活的研究。尤其是大都市日常生活中个体之间的距离沟通，开启了学术界对西方城市生活的广泛讨论。

不仅随着城市化程度的加深而加深，齐美尔所提到的远距离交流也被一些作家在城市化进程相对较高的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所感知。他对《金钱理性》和《与人相对的客观精神》的讨论已经成为许多当代作家对城市描述的精美注解。对于当代英国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来说，他“对现代城市体验进行了最前沿的探索，伦敦成为他探索过程中的核心城市”[1]。麦克·尤恩在他的代表作《星期六》中对伦敦的探索尤为精辟。在小说中，麦克·尤恩以生活在伦敦的成功神经外科医生夏洛克·贝罗安的经历为主线，详细描述了当代城市成功人士的精神生活，并对当代城市文化进行了深入挖掘和诊断，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星期六》成为分析齐美尔现代城市精神生活体验的最佳典范，可以说齐美尔的心理“最后一餐”鉴于此，本文将齐美尔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与麦克·尤恩对当代城市心理现象的挖掘和描述进行了比较，重点探讨了齐美尔对个体“距离”的城市社会学观点当代城市背景下的传播与《距离》带来的独特内心体验《与城市人的交流》，这是作者对齐默城市社会学概念的回应和反思，同时也有望引发对当代城市文化建设的深入思考，对中国城市文化建设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齐美尔认为城市社会学应该研究人们生活的基本过程、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在城市中，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自觉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在当代大都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大特点是距离。在齐美尔看来，距离是一种心理状态，而不是一个人对亲密关系的维护程度或对他人的熟悉程度。如果距离太近，我们就不能充分享受个人空间和自由交流。如果距离太远，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必要基础就会消失。简言之，距离已成为现代城市最引人注目的“情感特征”。在

的《货币哲学》中，齐美尔认为金钱是人们疏远的重要原因。当前的货币越来越脱离其自身的表面价值，并转变为一种简单的价值符号。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只是货币经济的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主要以金钱为媒介，是短暂的、匿名的。没有情感色彩，也没有情感报酬。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伴随着金钱光环下的冷漠与无情。事实上，在麦克·尤恩的早期小说中，作家注意到了人与人之间冷漠的金钱关系。在小说《只爱陌生人》中，主人公马倩和玛丽所在的威尼斯小镇的每个角落都挤满了游客。在楔形广场上，“密密麻麻的游客从阳光广场的空地上涌出，或者打电话给朋友阻止Tiffany的早餐”[2]52-53。只要你走出酒店大门，拥挤的景象就会完全呈现出来。对于长期生活在这类旅游城市的居民来说，他们每天只欢迎成群结队的游客，当他们与游客相交时，他们只是“说：带着准确口音的游客！”[2]50因为没有固定的城市居民，城市的存在已经演变成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孤独，每天，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明和肤色的游客来参观，然后离开。情感成分和个性化程度社会交往中的人际交往越来越少。无论是生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当代城市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漠。他们无法沟通，也没有情感因素。周六，主人公贝罗安走在于伦敦的街道上，感觉到橱窗里耀眼的商品景观，徘徊在街上的商店旁，甚至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多么繁荣啊！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优雅商店，出售各种各样的商品，包括奶酪、丝带和夏克尔式家具，这让人们看到这里像天堂一样宁静，跳伞比祈祷更令人满意。"[ 3]103可以看出，人们对物质欲望的追求和对金钱的崇拜已经把人与人之间唯一的交流变成了赤裸裸的支付和交付。买卖双方脸上的微笑，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面对对方，有多少人在面对金钱的荣耀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获取方式的多样化，城市中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借助计算机、电视和其他媒体设备进行交流。日益强大的媒体削弱了人们交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周六，贝罗见证了凌晨3点50分，飞机在他卧室的窗户前坠毁，他怀疑这是《是错觉》或《主观印象》。然后他来到儿子西奥的房间与他交换消息。“西奥拿起桌上的遥控器，打开了炉子旁边的小电视。台电视之所以来到这里，是为了准备这一突发新闻“[3]23.此后，父子双方就此事不再沟通。尽管父子双方都非常关注此次坠机事件，但他们两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都过于依赖媒体来判断信息的真实性。没有独立思想但只有公众思想的城市人之间的沟通将受到影响不可避免地演变成公众思想的碰撞，而不是真正的思想，其结果将导致距离特征的生成。

·齐美尔认为，距离已成为现代城市社会中独特的“情感特征”。麦克·尤恩用文学语言生动地描述了这一点。

首先，关于“广场恐怖症”。在城市中，广场“是一个核心，一个重要区域和象征地区的焦点”[4]，但齐美尔认为，人们太害怕在广场这样的公共场所接近物体，他们也害怕物体接近自己，这会给自己带来痛苦。因此，距离是避免疼痛的最佳方式。伦敦的费兹洛伊广场是小说中反复提到的市政建筑。“他看到步行广场上用云母铺成的小径闪闪发光，鸽子的粪便因漫长的时间和寒冷而凝结，几乎可以称之为美丽的，像地面上的雪花一样飘浮”[3]2。夜雨过后，“在白色路灯的照耀下，广场上用鹅卵石勾勒出的石路和排水沟在明亮的灯光下闪闪发光……开放的广场展现出宽阔而简单的建筑线条和庄严的纯白格调。”[3]201。麦克·尤恩麦克 尤恩似乎赋予了广场一种伟大的美学色彩，但这里的城市居民并没有真正接触和交流，而是在表演“各种戏剧性的画面”[3]48，“广场的开放性为个人隐私提供了一个Nipol”[3]48。此外,广场还成为货币兑换和商品交易的场所,，“两名穿着运动服的印巴裔年轻人——贝罗安认识到他们在沃伦大街的报案亭工作——在买主开门之前，他们正在从卡车上卸下货物，到停在人行道上的手推车上，手推车周围已经有人在想“买东西”[3]48-49。从这里可以看出，由于“广场恐怖症”，广场并没有成为人们交流的场所。虽然人们经常在广场上穿梭，但他们只被广场上的舞台表演和商品交易所吸引。

的第二篇，关于“畏触症”。“畏触症”指害怕靠得太近和接触的物体。它不仅包括对触摸他人的恐惧，还包括对触摸物品的恐惧。这种害怕与他人或其他事物接触的心理状态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它不仅是人们在现代城市生活压力下感到极度扭曲的外在反应，也是心理距离的体现。一方面，生活在现代城市中的个人希望主动去理解和被理解，但另一方面，他们害怕被理解和接触伤害。因此，现代城市人会选择以冷漠的态度与他人保持距离，或者进行不重要、无害的交流。正如齐美尔所说，冷漠已成为大城市特有的“最无可争议”的精神现象。上周六，主人公贝罗安和他的家人之间甚至出现了这种冷漠。贝罗安和他的妻子罗莎琳在伦敦生活和工作。他们都是白领。他们每天在单位和家庭之间来回奔波。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交流。甚至他们的性生活也缺乏默契。此外，贝罗安无法与两个孩子建立真正的沟通，无法与母亲沟通，与岳父关系恶劣。情绪麻木和默然是伦敦快节奏、高压力的城市生活对城市人的负面影响。

对事物的恐惧是“畏触症”的另一种形式。在日常生活中，它体现在家庭上锁、安装防盗门和窗帘上。在小说中，贝罗安在伦敦富人区的豪宅就是一个例子。让我们来看看卧室里窗户的设置，“轻轻打开长而窄的木制折叠窗…打开第二个快门…然后轻轻地举起玻璃窗”32。正是层层的窗户使贝罗安远离外界。让我们再看看他家里层层的防御装备，“三把结实的班纳姆锁，两把黑色的铁锁。”与房子一样的年代，一个藏在铜壳下的门镜，一个电子报警装置，一个红色的紧急呼叫按钮，报警器的显示号码在《闪烁》中悄然出现“[3]30.虽然他的家有非常先进和严格的安全防御系统，但它也清楚地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冷漠无处不在。像贝罗安和套中人这样的精英之间的唯一区别是，他们在高科技保护层的帮助下，将自己完全封闭在一个更大、更密封的盖子里。从表面上看，它似乎在享受当代科技带来的舒适和美丽，而这种美好的感觉完全停留在一种非人的状态。它只是科技在当代城市生活中精细分工的技术反映。齐美尔认为，现代性主要表现在齐美尔的《城市社会学理论》深刻分析了“蒂芙尼早餐”传播的原因。虽然城市发展使人们完全脱离自然状态，但工具理性和无聊的态度却导致了“蒂芙尼早餐”传播的“失败”蒂芙尼早餐酒店“现代城市人的交流。周六的故事发生在伦敦熙熙攘攘的商业贸易区和政治中心。麦克·尤恩借助贝罗安周六的日常体验，完美诠释了以贝罗安为代表的当代城市人的现代城市体验和个性特征，从而凸显了当代城市中“蒂芙尼早餐”的传播过程。齐美尔认为，货币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触发了强大的工具理性。《理智至上》的现代人格特征是在工具理性深化的背景下孕育出来的。在他的小说中，麦克尤恩生动地描述了受工具理性支配的现代城市人的工作机制。在一个像《星期六》这样的日子里，本可以享受一段悠闲时光的贝罗安仍然一步一步地严格计划时间：早上她和妻子在一起很暖和，早上打壁球，下午去看望母亲，然后为家庭聚会做准备。这种分裂的生命片段和程序化的时间安排将贝罗安完全塑造成一台工作机器，并将这一天变成理性控制的样本。在去打壁球的路上，他看到通往城市四面八方的道路，哭了起来“我觉得我已经理解了公路设计师的初衷，那就是，要建造一个简单的世界，人类必须向机械屈服。长期的改造使他穿过一排排钢筋混凝土办公楼。现在还不是傍晚，但早春和二月的下午已经被点亮了。贝罗安看到，在室内工作的人穿着像建筑一样的衣服，笔直地像模板一样，他们都坐在办公桌前，面对着电脑，好像今天不是星期六。" [3]128.对当代城市日常周六的描述无疑是对城市个体工作机械化的极好解释。在机械和钢筋混凝土的切割下，人类的情感联系早已支离破碎。标准统一的空间形式强化了对效率的要求城市人在不断机械重复的工作节奏中变得越来越像计算机，这是一个格式化和对象化的机械部分。“在一个高效和功能性的城市中，僵化和活泼的空间是决定性的。然而，它完全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以及人与空间之间的微妙体验。因为建筑已经成为一种商品机器，建筑中的人也被视为标准化的人。这样的空间和建筑理念完全抹杀了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忽视了人的内在性。人们成为效率的牺牲品，成为标准空间主导的被动和麻木的机器。〔5〕这与周六麦克·尤恩的题词相呼应：“人是什么？”？在城市里。一个世纪后。在转变中。分组。经过科学改造。由有组织的力量统治。控制无泄漏。生活在后机械化环境中“，“在人群中独自行走”。

用工具理性压制情感也是麦克·尤恩在其小说《星期六》中表达的一个重要主题。作为医学界的精英，贝罗安理性地规划一切，将理性思维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他试图用逻辑理性来规划“星期六”的生活安排，并将其逐步用于与家人的情感交流。然而，逻辑永远无法预测生活，许多突发事件完全打破了他对生活的理性规划。虽然他的豪宅拥有非常先进的安全防御系统，但混乱已经失控。强调他的车是一辆“长脑袋、大头灯”的奔驰车[3]61凸显了他对事物的迷恋。只有牛顿和霍金的推测是他能够理解和同意的文化逻辑。。。这表明，贝罗安对情感的真实体验早已在工具理性的逻辑推测中被过滤掉。理性是韦伯认为现代人必须进入的“铁牢笼”。齐美尔认为，城市社会中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群体，即“都市神经衰弱者”，它的神经反应和精神防御非常敏感和脆弱，这是由理性主义对城市人精神空间的统治所触发的。理智的至高无上使得以贝罗安为代表的城市人的生活缺乏情感和冲动。理性成为城市人心灵的主人，人便成为老鼠在这个过程中，经验作为现代都市人生活经验结构中最重要的情感维度，受到都市人理性的金钱精神和物质精神的制约，齐美尔因此认为这是一个都市人"意识的心理表面……他们不是用情感来回应外部环境的趋势和矛盾，而是用理性。意识的增强使其获得精神特权的理性。因此，对这些现象的反应隐藏在最不敏感的心理组织中d远离人们生活的深处[6]。换句话说，理性取代了情感，成为城市人的“太平洋圈”。相反，真正的情感被压抑在心理体验的最深处。因此，人们自然会有“距离”“在相互交流时此外，由于群体交流范围的扩大、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以及专业化和精细化程度的提高，任何人似乎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但在其他领域却成为了“彷徨失措的门外汉”。对此,齐美尔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但专家人物越来越多。与此同时，精细的分工使人们看不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工作已经变成了一项毫无意义的工作，没有激情，没有创造，只有机械的重复。更糟糕的是，这将是一个无休止的过程，未来的社会将比今天更糟糕。”在城市社会分工的环境下，

的工具理性以及工作的机械化和重复性导致个人感知越来越弱，对他人的行为和观点漠不关心，这就是齐美尔的观点，即现代城市人一般都有一个“腻烦式”的观念“态度，其本质在于缓慢的辨别。周六，贝罗安是治疗神经衰弱等疾病的医学权威。他在医学界有着不可动摇的声音，但他是一个对文学一无所知的白痴。他认为，为了消化《安娜》、《卡列尼娜》和《蒂凡尼早餐》的内容，“这些复杂故事的代价是他的思维变得迟钝，他浪费了无数个小时的宝贵时间”[3]53。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文学世界对他来说毫无价值。贝罗安认为，文学“感叹充满了人为的弊病，太多的混乱和牵强，既没有展现人类伟大的想象力，也没有激发读者无与伦比的创造力”[3]55。可以看出，不同领域的人只对自己相关的专业知识和信息感兴趣，人与人不同人与人之间缺乏共同话题逐渐导致交集和交流的不断减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也不断扩大。

。然而，齐美尔从社会学的角度认为，在城市社会中，保持心理和身体层面的距离是不可或缺的，它已成为现代人在物质化的城市环境中维持的一种生存策略。距离之所以存在，最重要的原因是距离可以实现对个体自我的最大保护。

城市人口密度的不断增加增加了人们接触和交流的概率和频率，但城市社会中这种人际交流更多的是基于专业交流和角色互动，因此具有明显的暂时性、间接性、匿名性和非情感性。此外，大量人口涌入向都市也给城市居民带来了很多刺激。为了有效地应对这些持续不断的刺激，保持个性和自我意识，城市个体有意发展各种保护机制，并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建立距离。正如齐美尔所说，“由于城市中拥挤的人群和混杂的交流，没有这种心理距离是无法忍受的。”[8]382不得不说，《距离》已经成为齐美尔讨论现代性个体心理的关键词。在当代城市中，与他人保持距离是自我保护的一个重要障碍“对于现代生命形式来说，这一障碍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这种心理距离，大都市通信的拥挤和无序是无法忍受的。。。如果社会交往特征的客观化没有伴随着内在的防御和保留，紧张和紧张的现代人将完全陷入绝望。”[8]388.通过与他人或其他事物保持距离，在现代人口稠密的大都市里，个人可以回归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而远离人与人之间表面的、物化的货币交换。《距离》已成为现代人在现代城市日常生活中保护自己的生存策略。

的《距离》对城市个体的保护在《星期六》中清晰可见。小说《星期六》中最暴力的倾向是《亨廷顿舞蹈症》中的重要人物巴克斯特，他的暴力行为主要体现在他与贝罗安博士的两次冲突中。第一个是他们在大学街发生的汽车擦伤事件。小说对他的暴力行为描述如下：“尽管巴克斯特的视力有缺陷，他的舞蹈病使他的四肢抽搐，但他如此迅速地击中了贝罗安的拳头，并吃了猛烈”[3]76。这时，巴克斯特的两个朋友“当他移动他的位置时，他几乎从两边攻击贝罗安，巴克斯特同时后退了一步。整个动作太明显，有点笨拙，就像《儿童舞蹈表演》中可怜的舞蹈”[3]74。不可否认，巴克斯特身体和心理缺陷导致的无法控制的行为是这一暴力行为的根源，但也因为他无意中退却，与贝罗安与其保持一定距离，以便对方能够清楚地判断他的病情，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矛盾可以暂时加以抑制。不仅物理距离，而且心理距离在保护城市中的个体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在小说中，贝罗安的妻子罗莎琳和贝罗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心理距离。贝罗安的妻子夏洛克·罗莎琳“她忙得连一个星期都见不到他。独自一人工作使她比接吻更不紧张”[3]39，这是心理距离的体现。罗莎琳正试图通过不时拉开罗莎琳正与贝罗安之间的距离，即保持罗莎琳正与贝罗安之间的心理距离，以减轻二者沟通带来的巨大压力，最终让贝罗安回归美。当两人完全生活在一起时，在太空中的亲密使他们越来越疏远，他们甚至对性生活都不感兴趣。可以看出，适当的距离，就像空气一样，是微不足道的，但却是不可或缺的。

它本身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它代表了人们对自由空间的向往和希望在机械化繁忙的城市生活之外保持独立的个人空间的情结。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生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都有利于城市人保持情感平衡和完善人格，从而促进城市文化的和谐建设。城市文明建设的主体是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自然成为城市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中国而言,目前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迅速,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此时此刻，中国与齐美尔在城市经济发展阶段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在享受城市带来的繁荣物质文明的同时，人类也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人际交往问题越来越多，人们被新媒体引发的各种事件的真实性所淹没。齐美尔留下的思想成果不仅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有助于反思中国《距离》传播的现状。如何保持适当的人际距离，特别是在互联网等非现实空间，警示和预防工业化城市可能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可能是齐美尔对中国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启示价值。

和齐美尔关于《距离》在现代城市传播的观点充满了争议对城市社会和个人状况的人文关怀。城市与文学之间也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城市生活为文学叙事提供了广阔而深远的表达空间。齐美尔对城市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的解释与麦克·尤恩的小说《周六》中描绘的场景完全一致，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心慌意乱”的深刻情感[9]。在小说中，我们跟随作家麦克·尤恩的脚步，观察他对城市迷宫街道的再现，对城市货币文化的解读，以及在城市社会学家齐美尔眼中迅速变化的现代性城市片段的收集，带有主观内在心理的感知被分解为城市日常生活的各种小碎片景观。然而，无论如何，无论是社会学家齐美尔还是文学创作者麦克·尤恩，都对城市社会中“独自在人群中行走”的《贝罗安》和货币经济造成的“距离”的命运感到担忧，工具理性和无聊态度在当代城市传播中充满了忧虑。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齐美尔对都市生活的描述与作家的人文精神达成了默契，这可能是社会学与文学的共同点。

参考文献[1]格罗斯·塞巴斯蒂安·伊恩·麦克伊万：《当代批评透视》[M]London：Continuum，2009:98.

[2]伊恩·麦克尤恩。只爱陌生人[M]。冯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3]伊恩·麦克尤恩。星期六[M]。由夏欣茁翻译。北京：作家出版社大学，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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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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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齐美尔。乔玉门·齐美尔散文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260.

社会论文范文第14篇

这景象让我觉得很好奇。《千禧夜》在北京演出了许多场，这种状况我还没见过。演出时，笑声多是含蓄，掌声也很礼貌，偶尔会有一两声叫好声从剧场的角落里零星地飘出来。我不曾想到过，一场演出，会因为有了许多台湾观众，剧场竟变得这样丰富。演员的表演，在这种强烈氛围的暗示下，收放更为自如；坐在剧场里观看的观众，也无端地多了些很特别的感觉，整个人好像都要融化在剧场里似的。许多来看戏的观众，会为她所喜爱的演员送上一束花，可这么献花，我还是第一次亲眼目睹(类似的状况，像是在书本上见到的，在解放区演出歌剧《白毛女》，有个战士拿着枪要向黄世仁开枪)。那个献花的观众，我还有点印象。演出前，我看见她手里捧着一束花，一个人在北剧场的前厅徘徊，神情抑郁，落落寡欢；没想到，这么一个神情抑郁的观众，居然会在众目睽睽之下，站起来，以她自己的方式在戏剧里走了一遭；而更有趣的是，在献花的时候，她说的并不是“倪敏然”怎样怎样，而直接就是“曾立伟当选!”

这一场演出的状况，给了我许多新鲜的刺激，它让我回到剧场的社会角色这个起点，重新打量“社会论坛”这个话题。

一出戏，一出在舞台上演出的舞台剧，一般来说，它会有一个剧本。一个剧本，它不能多一句，也不能少一句，就算是完整的了。然后呢，是演出；要演出，就需要一个空间。有了空间，戏剧就有了表达的场所，观众有了可以聚集的地方，观众在观看时的态度与反应，就会积聚在这个空间里，逐渐形成一种氛围，再反馈给观众。这种种很具体、又很无形的东西，碰撞在一起，才是一出完整的戏剧。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社会论坛，它就不只是一个隐喻，因为它确实存在于社会地图的某一位置上；而理解了这么一种状况，再讲“戏剧与它赖以生长的社会之间有着微妙的关联”这句话，也就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它的具体所指。

一个戏剧创作者，对剧场在社会中角色的判断，多是他创作的动机与出发点。对某些创作者来说，他可能不太清楚自己的动机；但对赖声川来说，审查自己的动机，是他在进入剧场创作之前必须要考察清楚的。考察的结果，很简单：“戏剧是展现病的”；这种定位，使得台湾观众来剧场看赖声川的戏剧作品，在某些时候，就是来参与一个公共论坛。笼统地说，这个论坛的形成，是在集体即兴方法的引导下，呈现并反映了“台湾经验的精华生命力”；把这种浓缩的“台湾经验的精华生命力”释放开来，又有好几层的意味。

第一眼就可以看到的，赖声川的戏剧，像一个万花筒，折射出台湾社会的色彩斑斓的碎景。像《千禧夜》下半场曾立伟的竞选秀。倪敏然演的这一场戏，夸张、放纵，在舞台表演上，没有什么力量可以牵制住他。怪不得赖声川总要提醒与倪敏然配戏的演员：他要是跑得太远了，你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拽回来。这种状况，与现时台湾社会中政府官员在公众前的状态，应该有些许的神似吧?舞台上的狂躁，虽说有所变形，但它真是吃透并消化了台湾民主政治的混乱。我想，之所以会有观众从座位上站起来，跟着曾立伟呐喊助威，很可能是因为这种舞台状况，让她有点身不由己地就进入现实情境中了。这种调子，类似于谐谑版的时事新闻，在《千禧夜》里，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演出，更多的情况，赖声川并不着太多力气，更喜欢捎带在戏剧过程中。“相声系列”的其他三部以及以单口相声为表演形式的《台湾怪谭》，都在开场时，直截了当地拿当时最出名的政治人物、政治事件“开涮”，让观众在看演出前先热热身。这种政治谐谑，放大一点，是对台湾现实的生活环境与状态的谐谑，像什么淡水河水像是可乐了、昏天黑地的KTV生活，等等。在现实社会的碎景之后，往深一层，在赖声川的戏剧里，有一种社会情绪的共鸣。当初创作《那一夜，我们说相声》，赖声川自己都以为这出戏只会吸引少数知识分子和小剧场的固定观众，演出的剧场最初定在只有100个座位的台湾皇冠剧场。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出戏被收入到新象“第六届国际艺术节”，1985年3月1日，在能容纳700名观众的艺术馆首演。谁也没想到，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演出中，“观众几乎是三句一笑，五句一爆”；这出戏的巡演还没有结束，盗版录音带已经满天飞了。赖声川创作这部戏，本来是想以相声的表演形式，说明在台湾当时的社会里，相声已经没有了；他原以为不会有多少人会关心相声这一表演艺术的衰落，却不曾去想，因为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在迅速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的不只是相声；他那时也没有预料到，在经济的迅速起步与政治的极度压抑的矛盾中，整个社会，都在等待着一个机会，给情绪的发泄找一个顺畅的渠道。就这样，《那一夜》在极特殊的社会状况里，必然而又很意外地“弹拨到无数观众的心弦”。到后来，1989年，赖声川又以集体即兴的方式创作的《这一夜，谁来说相声》，在这点上，就更为自觉。它关注的是在那个时代依然敏感的两岸关系，突出的是政治隔绝下人的交流。一方面是政府的弹压与限制，一方面是在限制底下涌动着“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的拳拳思乡情。这种思念与交流的渴望，在那个时代，已经饱满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任何的阻挡，也难挡“两岸猿声啼不住”。

对一般的戏剧创作者来说，到这一步，戏剧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已经很完整；对一般的戏剧来说，到这一步，它成为社会论坛的各种能量，也已经很充沛。但赖声川做戏剧，还继续往前走了一步，往深一层，他在挖掘与刺激社会潜意识。最典型的，是在《暗恋桃花源》中，那无处不在的“干扰”。《暗恋桃花源》(1986年)的灵感，来自赖声川有一次在台湾艺术馆看朋友排戏。下午彩排，晚上首演，可就在中间，还有两个小时要给幼稚园开毕业典礼。舞台上的彩排还没有结束，小朋友们都来了，钢琴啊，讲桌啊，都急着要往舞台上搬。本来，赖声川一直就在琢磨怎样在舞台上表达悲与喜乃是“一体之两面”；整个大环境的混乱无序，正好给他提供了描述的对象。于是，各自并不完整的悲剧“暗恋”与喜剧“桃花源”就这样出现在一个舞台上了。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干扰的刺激，《暗恋桃花源》这部戏不大可能在那个时候出现；舞台上没有干扰，这出戏就不可能有表演的张力与动力，戏剧根本无法往前走。这里的干扰，各种各样，有悲剧与喜剧的干扰，有演员和演员的干扰，还有导演和演员的干扰、旁观者与演员的干扰，等等；可就是这么多种干扰，这么乱，居然从这中间又钻出个秩序来。“暗恋”与“桃花源”两出戏同台演出之时，算得上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经典时刻：剧场前台的服务人员，算准了时间，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这一时刻回到剧场；演员李立群与顾宝明都亲眼见到过坐在第一排的观众，有人当场笑得从椅子上翻了下去。对于《暗恋桃花源》的演出在当时造成的“盛况”，赖声川觉得并不奇怪：这是与台湾人潜意识中的愿望是符合的。台湾的生活实在太乱了，这是台湾人共同的经历；然而身在其中，人们也能保持着一种乱中的秩序。这种乱，转变成剧场中的错误，就是把完全不搭调的东西放到一起；这些完全不搭调的东西，放到一起后，居然也生长出了它的秩序来。这出戏，统合了台湾观众生活中的许多乱象；它开掘的社会潜意识，综合了台湾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生态，甚至也反映了台北都市的百相。这种对社会潜意识的挖掘，再往深一步，表达在戏剧艺术中，是有意识地提炼一种美学上的追求。李立群独角演出《台湾怪谭》，在剧中就直截了当地说“在这样一个不搭调的时代里，讲这么个不搭调的故事，要给它寻找一个搭调的形式，好像不大可能”。艺术的形式，虽说像是笼括内容的无形的壳，但这个“无形”，又何尝不是从现实生活中找到的呢?《暗恋桃花源》的基本形式，是两种不同方向的情感的碰撞，赖声川认为，“当情感激烈到一定程度，再用另一个方式来嘲讽这个激烈”，这样也许更能达到净化的目的。《台湾怪谭》，李立群一个人演两个小时，讲的是一个现代人人格分裂的故事；李立群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在他自己身上又不断地滋生出分裂的异调。这两种分裂，糅合在一个人身上，居然如一根针一样直刺人心，细若游丝，却铭心刻骨。在台湾复杂的现实状况里，积攒着各种各样的能量，只不过因为它混乱，也就没有人太在意这些能量。如果能给这些能量一种疏导，赖声川想，也许在台湾，能出“一种完全跟欧洲美学无关的美学”。

看台湾的评论说赖声川的戏剧，用的评语，有许多类似“文化震撼”之类的词；这种东西，虚得很，不身在其中，真是很难心领神会。就是这次《千禧夜》在京、沪巡回演出，虽然身在剧场，如果不亲身经历那一场的演出状况，也很难体会到这种感觉。赖声川的戏剧，以集体即兴的方式，提炼出了“台湾经验的精华生命力”；而要能体验到这种生命力，还需要一个感同身受的空间，需要对台湾社会现实的体察与敏感。台湾戏剧这些年的创举，是许多社会因素互为因果的刺激，跟他们的现实状况，时代的面貌以及社会的潜意识有许多勾连，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日本NHK电视台说，在别处(比如说北京)，“会被视为狂乱以及实验性”的剧场，但却“成功到已经成为台湾戏剧主流的地步”。

说到剧场与社会的关系，说到“社会论坛”，听起来挺让人振奋的，好像这么一做，古希腊的戏剧精神就可以在现代复活了。但说起社会，毕竟有点空晃晃的，让人很不安心；而无论是怎样的论坛，只要选择的是戏剧，它就要回到剧场，回到戏剧的演出空间里去。这么看现代戏剧，好像还是有点问题：在社会地形图上，那么大的社会，剧场在哪呀?那么小的剧场，又怎么装得下那么大的社会?在这时候再说“社会论坛”，它好像又重新回到隐喻的意义上。当然，也有人愿意在剧场里真的搭一个论坛，让大家来谈论问题。80年代末，刘静敏的“优剧场”在台湾演出《重审魏京生》，前半场演出结束之后，后半段直接就“开放辩论”，找了几位研究生来辩论海峡两岸的民主政治问题；演着演着，观众不干了，说他们演的不精彩；居然又有观众站起来维护这场演出。这么一来，它的第一场演出，就在观众的“参与与扭打”中草草收场。这样的“论坛”，好像交给网络比较合适，在剧场这么做，有点荒诞。

当然了，怎么做，怎么实现戏剧的功能，各人有个人的方式。对赖声川来说，即使创作动机非常明朗，但完成动机绝不会这么直来直去。在舞台上呈现的，可能是斑斓驳杂的社会状况；但呈现这么一个社会碎景，却不是戏剧的出发点与动力所在。简单地说，赖声川戏剧创作的原点，不过是那些在社会碎景中生活着的个人。之所以有这么一个起点，也许与赖声川最早开始创作的境况有关。1983年，赖声川回到台湾时，那时的台湾剧场，一片荒芜，虽说每年的“实验剧展”勉强支撑着门面，但在1980年演出完《荷珠新配》以后，这个剧展也有点难以为继。台北的演出状况，基本上一团糟：剧本，没有；演员，有几个，但不固定；演出形式，不知道。在这样的状态里做戏剧，能做的，也许只能是通过集体即兴的方式，“把自己内在最关心的问题找到”。从自己出发，继而从自己身边的人、从社会中的人出发。因此，舞台上的人，绝不抽象，更不大写，看上去，一个个都如你我一样的平凡；这一个个平凡的个体，组合起来，可能是一个个普通的家庭，也可能是一种种普通的社会关系。他们是很普通，每个人，每种关系，每个家庭；可这些人，这些关系，这些家庭，一定处在一个社会与时代的交叉中。当他们出现在舞台上时，他们就已经纠缠在一定的时代与社会问题之中。把这一个人的问题摸索清楚了，其实也就是寻找到了表达社会与时代的一条脉络。

这个出发点，很容易被人忽视。这也难怪。赖声川的每一部戏，都有那么动力十足的结构，人们的目光，很容易就被戏剧结构带着走，很少会再去留心打量，这样的结构，构成的支点又是什么?或者呢，也可能因为赖声川戏剧，总有它超越平凡的一面，让人很难回到普通人的位置去思考它。这一点，也正是赖声川创作的精妙之处。的确，出发点是普通的人，但再普通的人生，也有它的精华所在；赖声川谈创作，那样强调集体即兴，并不是说给人听着有趣的，这种方法，的确是他创作的源泉，因为“即兴是最大的纪律，它把你的精华从你之中取出来”。多年来，透过与各种演员的集体即兴，赖声川的戏剧，就把一个人一生中的精华、一个家庭多年积累的精华，提炼出来，然后凝练为一个人，一个家庭，再把这许多个体组合在一个结构里。以这样的方式在剧场创作“社会论坛”，它的判断在于：所谓社会，不过是个体与家庭的组合，在每个个体与家庭背后，都隐藏着社会与时代的某种症结。每一个个体，也许对自己背后的东西并不自知，那么，所谓的论坛，理想的是，观众，来到剧场，看到的是自己生活的碎片；这碎片，经过变形、经过夸张，使得他对自己在现实状况中遭遇到的问题、对构成自己背景的那些东西，有一种更为明晰的判断。从赖声川回到台湾剧场算起，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初面对的种种荒芜状况已经不存在了，可集体即兴的创作方法，却不曾因为时代的漫长而荒废，这其中的内在原因，我想正是因为集体即兴的创作方式，一直在赋予赖声川一种源于生活的能量。

社会论文范文第15篇

这景象让我觉得很好奇。《千禧夜》在北京演出了许多场，这种状况我还没见过。演出时，笑声多是含蓄，掌声也很礼貌，偶尔会有一两声叫好声从剧场的角落里零星地飘出来。我不曾想到过，一场演出，会因为有了许多台湾观众，剧场竟变得这样丰富。演员的表演，在这种强烈氛围的暗示下，收放更为自如；坐在剧场里观看的观众，也无端地多了些很特别的感觉，整个人好像都要融化在剧场里似的。许多来看戏的观众，会为她所喜爱的演员送上一束花，可这么献花，我还是第一次亲眼目睹(类似的状况，像是在书本上见到的，在解放区演出歌剧《白毛女》，有个战士拿着枪要向黄世仁开枪)。那个献花的观众，我还有点印象。演出前，我看见她手里捧着一束花，一个人在北剧场的前厅徘徊，神情抑郁，落落寡欢；没想到，这么一个神情抑郁的观众，居然会在众目睽睽之下，站起来，以她自己的方式在戏剧里走了一遭；而更有趣的是，在献花的时候，她说的并不是“倪敏然”怎样怎样，而直接就是“曾立伟当选!”

这一场演出的状况，给了我许多新鲜的刺激，它让我回到剧场的社会角色这个起点，重新打量“社会论坛”这个话题。

一出戏，一出在舞台上演出的舞台剧，一般来说，它会有一个剧本。一个剧本，它不能多一句，也不能少一句，就算是完整的了。然后呢，是演出；要演出，就需要一个空间。有了空间，戏剧就有了表达的场所，观众有了可以聚集的地方，观众在观看时的态度与反应，就会积聚在这个空间里，逐渐形成一种氛围，再反馈给观众。这种种很具体、又很无形的东西，碰撞在一起，才是一出完整的戏剧。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社会论坛，它就不只是一个隐喻，因为它确实存在于社会地图的某一位置上；而理解了这么一种状况，再讲“戏剧与它赖以生长的社会之间有着微妙的关联”这句话，也就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它的具体所指。

一个戏剧创作者，对剧场在社会中角色的判断，多是他创作的动机与出发点。对某些创作者来说，他可能不太清楚自己的动机；但对赖声川来说，审查自己的动机，是他在进入剧场创作之前必须要考察清楚的。考察的结果，很简单：“戏剧是展现病的”；这种定位，使得台湾观众来剧场看赖声川的戏剧作品，在某些时候，就是来参与一个公共论坛。笼统地说，这个论坛的形成，是在集体即兴方法的引导下，呈现并反映了“台湾经验的精华生命力”；把这种浓缩的“台湾经验的精华生命力”释放开来，又有好几层的意味。

第一眼就可以看到的，赖声川的戏剧，像一个万花筒，折射出台湾社会的色彩斑斓的碎景。像《千禧夜》下半场曾立伟的竞选秀。倪敏然演的这一场戏，夸张、放纵，在舞台表演上，没有什么力量可以牵制住他。怪不得赖声川总要提醒与倪敏然配戏的演员：他要是跑得太远了，你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拽回来。这种状况，与现时台湾社会中政府官员在公众前的状态，应该有些许的神似吧?舞台上的狂躁，虽说有所变形，但它真是吃透并消化了台湾民主政治的混乱。我想，之所以会有观众从座位上站起来，跟着曾立伟呐喊助威，很可能是因为这种舞台状况，让她有点身不由己地就进入现实情境中了。这种调子，类似于谐谑版的时事新闻，在《千禧夜》里，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演出，更多的情况，赖声川并不着太多力气，更喜欢捎带在戏剧过程中。“相声系列”的其他三部以及以单口相声为表演形式的《台湾怪谭》，都在开场时，直截了当地拿当时最出名的政治人物、政治事件“开涮”，让观众在看演出前先热热身。这种政治谐谑，放大一点，是对台湾现实的生活环境与状态的谐谑，像什么淡水河水像是可乐了、昏天黑地的KTV生活，等等。在现实社会的碎景之后，往深一层，在赖声川的戏剧里，有一种社会情绪的共鸣。当初创作《那一夜，我们说相声》，赖声川自己都以为这出戏只会吸引少数知识分子和小剧场的固定观众，演出的剧场最初定在只有100个座位的台湾皇冠剧场。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出戏被收入到新象“第六届国际艺术节”，1985年3月1日，在能容纳700名观众的艺术馆首演。谁也没想到，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演出中，“观众几乎是三句一笑，五句一爆”；这出戏的巡演还没有结束，盗版录音带已经满天飞了。赖声川创作这部戏，本来是想以相声的表演形式，说明在台湾当时的社会里，相声已经没有了；他原以为不会有多少人会关心相声这一表演艺术的衰落，却不曾去想，因为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在迅速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的不只是相声；他那时也没有预料到，在经济的迅速起步与政治的极度压抑的矛盾中，整个社会，都在等待着一个机会，给情绪的发泄找一个顺畅的渠道。就这样，《那一夜》在极特殊的社会状况里，必然而又很意外地“弹拨到无数观众的心弦”。到后来，1989年，赖声川又以集体即兴的方式创作的《这一夜，谁来说相声》，在这点上，就更为自觉。它关注的是在那个时代依然敏感的两岸关系，突出的是政治隔绝下人的交流。一方面是政府的弹压与限制，一方面是在限制底下涌动着“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的拳拳思乡情。这种思念与交流的渴望，在那个时代，已经饱满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任何的阻挡，也难挡“两岸猿声啼不住”。

对一般的戏剧创作者来说，到这一步，戏剧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已经很完整；对一般的戏剧来说，到这一步，它成为社会论坛的各种能量，也已经很充沛。但赖声川做戏剧，还继续往前走了一步，往深一层，他在挖掘与刺激社会潜意识。最典型的，是在《暗恋桃花源》中，那无处不在的“干扰”。《暗恋桃花源》(1986年)的灵感，来自赖声川有一次在台湾艺术馆看朋友排戏。下午彩排，晚上首演，可就在中间，还有两个小时要给幼稚园开毕业典礼。舞台上的彩排还没有结束，小朋友们都来了，钢琴啊，讲桌啊，都急着要往舞台上搬。本来，赖声川一直就在琢磨怎样在舞台上表达悲与喜乃是“一体之两面”；整个大环境的混乱无序，正好给他提供了描述的对象。于是，各自并不完整的悲剧“暗恋”与喜剧“桃花源”就这样出现在一个舞台上了。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干扰的刺激，《暗恋桃花源》这部戏不大可能在那个时候出现；舞台上没有干扰，这出戏就不可能有表演的张力与动力，戏剧根本无法往前走。这里的干扰，各种各样，有悲剧与喜剧的干扰，有演员和演员的干扰，还有导演和演员的干扰、旁观者与演员的干扰，等等；可就是这么多种干扰，这么乱，居然从这中间又钻出个秩序来。“暗恋”与“桃花源”两出戏同台演出之时，算得上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经典时刻：剧场前台的服务人员，算准了时间，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这一时刻回到剧场；演员李立群与顾宝明都亲眼见到过坐在第一排的观众，有人当场笑得从椅子上翻了下去。对于《暗恋桃花源》的演出在当时造成的“盛况”，赖声川觉得并不奇怪：这是与台湾人潜意识中的愿望是符合的。台湾的生活实在太乱了，这是台湾人共同的经历；然而身在其中，人们也能保持着一种乱中的秩序。这种乱，转变成剧场中的错误，就是把完全不搭调的东西放到一起；这些完全不搭调的东西，放到一起后，居然也生长出了它的秩序来。这出戏，统合了台湾观众生活中的许多乱象；它开掘的社会潜意识，综合了台湾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生态，甚至也反映了台北都市的百相。这种对社会潜意识的挖掘，再往深一步，表达在戏剧艺术中，是有意识地提炼一种美学上的追求。李立群独角演出《台湾怪谭》，在剧中就直截了当地说“在这样一个不搭调的时代里，讲这么个不搭调的故事，要给它寻找一个搭调的形式，好像不大可能”。艺术的形式，虽说像是笼括内容的无形的壳，但这个“无形”，又何尝不是从现实生活中找到的呢?《暗恋桃花源》的基本形式，是两种不同方向的情感的碰撞，赖声川认为，“当情感激烈到一定程度，再用另一个方式来嘲讽这个激烈”，这样也许更能达到净化的目的。《台湾怪谭》，李立群一个人演两个小时，讲的是一个现代人人格分裂的故事；李立群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在他自己身上又不断地滋生出分裂的异调。这两种分裂，糅合在一个人身上，居然如一根针一样直刺人心，细若游丝，却铭心刻骨。在台湾复杂的现实状况里，积攒着各种各样的能量，只不过因为它混乱，也就没有人太在意这些能量。如果能给这些能量一种疏导，赖声川想，也许在台湾，能出“一种完全跟欧洲美学无关的美学”。

看台湾的评论说赖声川的戏剧，用的评语，有许多类似“文化震撼”之类的词；这种东西，虚得很，不身在其中，真是很难心领神会。就是这次《千禧夜》在京、沪巡回演出，虽然身在剧场，如果不亲身经历那一场的演出状况，也很难体会到这种感觉。赖声川的戏剧，以集体即兴的方式，提炼出了“台湾经验的精华生命力”；而要能体验到这种生命力，还需要一个感同身受的空间，需要对台湾社会现实的体察与敏感。台湾戏剧这些年的创举，是许多社会因素互为因果的刺激，跟他们的现实状况，时代的面貌以及社会的潜意识有许多勾连，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日本NHK电视台说，在别处(比如说北京)，“会被视为狂乱以及实验性”的剧场，但却“成功到已经成为台湾戏剧主流的地步”。

说到剧场与社会的关系，说到“社会论坛”，听起来挺让人振奋的，好像这么一做，古希腊的戏剧精神就可以在现代复活了。但说起社会，毕竟有点空晃晃的，让人很不安心；而无论是怎样的论坛，只要选择的是戏剧，它就要回到剧场，回到戏剧的演出空间里去。这么看现代戏剧，好像还是有点问题：在社会地形图上，那么大的社会，剧场在哪呀?那么小的剧场，又怎么装得下那么大的社会?在这时候再说“社会论坛”，它好像又重新回到隐喻的意义上。当然，也有人愿意在剧场里真的搭一个论坛，让大家来谈论问题。80年代末，刘静敏的“优剧场”在台湾演出《重审魏京生》，前半场演出结束之后，后半段直接就“开放辩论”，找了几位研究生来辩论海峡两岸的民主政治问题；演着演着，观众不干了，说他们演的不精彩；居然又有观众站起来维护这场演出。这么一来，它的第一场演出，就在观众的“参与与扭打”中草草收场。这样的“论坛”，好像交给网络比较合适，在剧场这么做，有点荒诞。

当然了，怎么做，怎么实现戏剧的功能，各人有个人的方式。对赖声川来说，即使创作动机非常明朗，但完成动机绝不会这么直来直去。在舞台上呈现的，可能是斑斓驳杂的社会状况；但呈现这么一个社会碎景，却不是戏剧的出发点与动力所在。简单地说，赖声川戏剧创作的原点，不过是那些在社会碎景中生活着的个人。之所以有这么一个起点，也许与赖声川最早开始创作的境况有关。1983年，赖声川回到台湾时，那时的台湾剧场，一片荒芜，虽说每年的“实验剧展”勉强支撑着门面，但在1980年演出完《荷珠新配》以后，这个剧展也有点难以为继。台北的演出状况，基本上一团糟：剧本，没有；演员，有几个，但不固定；演出形式，不知道。在这样的状态里做戏剧，能做的，也许只能是通过集体即兴的方式，“把自己内在最关心的问题找到”。从自己出发，继而从自己身边的人、从社会中的人出发。因此，舞台上的人，绝不抽象，更不大写，看上去，一个个都如你我一样的平凡；这一个个平凡的个体，组合起来，可能是一个个普通的家庭，也可能是一种种普通的社会关系。他们是很普通，每个人，每种关系，每个家庭；可这些人，这些关系，这些家庭，一定处在一个社会与时代的交叉中。当他们出现在舞台上时，他们就已经纠缠在一定的时代与社会问题之中。把这一个人的问题摸索清楚了，其实也就是寻找到了表达社会与时代的一条脉络。

这个出发点，很容易被人忽视。这也难怪。赖声川的每一部戏，都有那么动力十足的结构，人们的目光，很容易就被戏剧结构带着走，很少会再去留心打量，这样的结构，构成的支点又是什么?或者呢，也可能因为赖声川戏剧，总有它超越平凡的一面，让人很难回到普通人的位置去思考它。这一点，也正是赖声川创作的精妙之处。的确，出发点是普通的人，但再普通的人生，也有它的精华所在；赖声川谈创作，那样强调集体即兴，并不是说给人听着有趣的，这种方法，的确是他创作的源泉，因为“即兴是最大的纪律，它把你的精华从你之中取出来”。多年来，透过与各种演员的集体即兴，赖声川的戏剧，就把一个人一生中的精华、一个家庭多年积累的精华，提炼出来，然后凝练为一个人，一个家庭，再把这许多个体组合在一个结构里。以这样的方式在剧场创作“社会论坛”，它的判断在于：所谓社会，不过是个体与家庭的组合，在每个个体与家庭背后，都隐藏着社会与时代的某种症结。每一个个体，也许对自己背后的东西并不自知，那么，所谓的论坛，理想的是，观众，来到剧场，看到的是自己生活的碎片；这碎片，经过变形、经过夸张，使得他对自己在现实状况中遭遇到的问题、对构成自己背景的那些东西，有一种更为明晰的判断。从赖声川回到台湾剧场算起，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初面对的种种荒芜状况已经不存在了，可集体即兴的创作方法，却不曾因为时代的漫长而荒废，这其中的内在原因，我想正是因为集体即兴的创作方式，一直在赋予赖声川一种源于生活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