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

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篇

第一步是确定历史教学题目。2014年我们调查的课题是《渭南地区历史遗存的保护与开发现状调查研究》。首先这一题目具备很强的可操作性，陕西是历史文化大省，渭南自古是关中东大门，历史遗产极其丰富，有充足的素材可供调查。其次我校学生分布于渭南各个市县，让他们调查当地的文物遗存，能激发积极性，促进他们对本地文化的了解，培养对国家历史文化的热爱。最后是具备实用价值。如历史遗存的保护开发现状，有哪些经验与不足，这对保护、开发当地历史文化遗产有重大现实意义。第二步是将学生分组。将同一地的学生分为一组，每组一个小题目，设组长一人，负责本组工作安排，如联系组员假日调查，汇总调查材料，组织分析讨论，总结讨论结果等。分好组后，各小组讨论决定本小组具体调查研究的对象。第三步是教师示范。到附近某处历史遗址进行现场示范。先讲解相关史实，再查看周边环境，或测量，或拍照，或咨询相关管理部门，或周边居民，对其保护开发现状做深入了解。最后分析讨论，发现长处或不足，形成书面材料。这样就使学生对具体调查研究过程有了初步了解。第四步是学生分组活动。先查找文献，初步了解调查对象。再实地调查，汇总材料，写出初步研究成果。这能调动学生动手、动脑、动笔去讨论、写作。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使每个组员积极参与，保证调查研究过程的有效性。第五步是成果展示。利用课堂，每小组派代表将本组调查结果、发现的问题与不足，提出的解决办法向全班同学汇报。各组取长补短，完善本组研究。教师适时引导、点评，提升学生的认识水平。经过展示，每组成果进一步完善，形成最终研究结论。

二、实践结果

这次历史教学调查由于选题恰当，分组合理，示范充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历史教学首先加深了学生对本地历史文化的了解。有小组调查了白水县的仓颉庙，调查前大多数学生只知道古庙历史悠久，但里面纪念的是谁，为何纪念都不甚了解。这次调查使他们对这座古庙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其次使他们发现某些历史遗迹保护中的问题。如有小组调查了某乡镇的唐朝慧照寺宝塔。经过实地调查他们发现，由于当地农民的开垦和年久失修，塔基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最后，对历史遗迹的开发提出自己的设想。例如，韩城小组调查的是司马迁祠。这个遗迹保存很好，旅游价值高，但游客不多。他们对此提出自己的设想：将司马迁祠与当地其他自然、人文景点相结合，形成完整的旅游线路，将自然风光游与历史文化游相结合，充分展示当地迷人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次扩大宣传，使更多人了解司马迁的丰功伟绩。这些方案有借鉴，更有独创。在对方案教学进行分析比较的过程中，锻炼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结语

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问题意识质疑

陶行知先生有句名言：“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爱因斯坦也强调：“一个问题的产生通常要比它结论的得出更为重要”，讲的都是问题意识的重要性。那么，什么是问题意识呢？

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又驱使个体积极思维，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的这种问题性心理品质，称为问题意识。

一、培养中学生问题意识的重要性

从“主体性教学”的角度看，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及能力就是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激活学生的主体能动性。学生学习历史与社会不能一味听教师讲，“提出问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教师向学生提问，教师起旁敲侧引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学生要学会提出问题。教学过程中的“道而弗抑、开而弗达”也正是这个道理。故此，在历史与社会教学中要改变传统的教师讲授和提问的教学模式，而采用以学生为主体的问题教学模式。

从“素质教育”的角度看。素质教育不仅需要我们改变教法，更要求我们的老师去引导学生改变学习方式，提升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学生能否提出问题，是否具备问题意识非常重要，它是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是探究式学习的起点，是开启任何一门科学的钥匙。没有问题，学生就不会有解决问题的思维冲动，也就更谈不上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

现代思维科学认为，问题是思维的起点，任何思维过程都是指向某一个具体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思维是肤浅的思维、被动的思维。当人们在认识活动中感到自己需要问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时候，人的思维才真正地起动。强烈的问题意识可以促使人们不断地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直至进行创新思维、创造发明。大家都知道蒸汽机的发明，其实每天都有无数的人在烧开水时可以见到水开时壶盖会跳，但没有人能像瓦特那样提问：壶盖为什么会跳？正是瓦特的这个问题以及由此发明的蒸汽机，直接推动了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可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也是创新的起点和开端。正因为如此，心理学理论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是：科学上很多重大发明与创新，与其说是问题的解决者促成的，不如说是问题的寻求者促成的。

二、中学生问题意识的现状分析

记得以前看到一个案例：美国教育考察团到上海访问，希望听到一节有中国特色的公开课。负责接待的上海教育科学院安排一所著名高中一名有影响的特级教师为他们开了一堂物理课。课堂上，教学双边活动活跃，教师问问题，学生答问题，课堂气氛热烈；教师教学方法灵活，重点突出，训练有素，时间安排恰当。讲完课后，中国的教师不禁鼓起了掌。奇怪的是，美国教育学家一点表情都没有。这是为什么？他们的回答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反问：教师提出的问题都能回答，这节课还上它干什么？原来，这些教育家认为，学生应该带着问题走进教室，带着更多的问题走出教室。这让我想起有人曾这样评价我们的教育：“在中国，是将有问题的学生教得没问题，作为成功。而在美国，却是将没有问题的学生教得有问题，甚至连教师也难以回答，作为成功。”由此可见，我国的中学生问题意识普遍缺乏。那么，我校学生的问题意识怎么样呢？为此，笔者随机对七、八、九年级各100名学生做了一个抽样书面调查，统计结果如下：

七年级（比例%）八年级（比例%）九年级（比例%）

经常提问12%6%16%

偶尔提问20%14%24%

从来不问68%80%60%

从来不问原因害怕老师批评，不知从何下手，没有问的习惯，不愿动脑筋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学生的问题意识非常淡薄，从来不问问题的学生占了大部分，尽管九年级提问人数稍有增加，但是据调查增加的背后却是“表面的繁华”，绝大部分学生只是为了应付中考，所以才不得不问一些试卷，作业上的问题。调查显示不问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不敢问、不会问、不愿问、不习惯问……

三、培养学生问题意识的教学策略

（一）营造氛围，使学生“敢问”

心理学认为，中学生的好奇性强，求知欲旺，思维活跃，这是问题意识的表现。学生具有的这种潜在的问题意识能否得以表露和发展，取决于是否有一个民主的环境和氛围。美国教育学家莫里斯L比格曾经说过：“在可能的时候，教师的任务就是通过课堂民主气氛的影响，去帮助诱导（学生）亲身介入。”

1、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重视课堂上师生间的情感交流

教师的教态要自然，笑脸相迎，热情大方，和蔼可亲；教学语言要有感染力，以情动人，要能不断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教师应在人格上对每位学生一视同仁。不以成绩优劣而将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不仅照顾到经常质疑的同学，而且要消除那些很少提问或不提问的学生的紧张情绪，使这部分学生敢于质疑。

2、多给学生提供独立思考和发言的机会，让学生真正参与学习的全过程

在教学中，在时间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给更多的学生提供独立思考和发言的机会，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大胆思考，各抒己见，允许学生当时质疑，可随时打断老师的讲解，随时陈述自己的疑惑或见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教师的启发、引导和点拨，使课堂真正成为学生质疑释疑的场所。

3、激励勇气，引导学生对自己充满信心和希望

不管什么时候都应鼓励学生提问。所提的问题，即使是芝麻西瓜一大堆，甚至提得不恰当，对这些大胆提问的学生，不论他所提的问题质量如何都应及时给予鼓励，不要挫伤学生的积极性，要充分肯定学生积极动脑筋的一面；对提错问题的学生，教师也决不批评，启发他用另一种方法思考，帮助他树立信心；对于提出的问题富有思考性的，要及时给予表扬，启发学生围绕课文的重点来提问；对于提出的问题超过学生现在所学知识范围或教师一时难以回答的，要给学生讲明原因。这样学生的积极性得到了保护，就没有精神束缚和心理负担，就敢于大胆思考，敢想、敢说、敢问，上课自然会积极举手、踊跃发言，质疑问难就能大胆了。我们的课堂要建立在学生的情感、动机的需求上，让学生带着“安全的情绪”走进课堂，让我们的课堂有趣味，让学生在课堂中有足够的自信心，给学生一定的自由与权利，建立平等、和谐、民主的师生关系。

这样的课堂氛围会使学生形成一种自由的、独立的、主动的探索心态，学生心情舒畅了，求知欲旺盛了，思维也活跃、流畅了。这样，学生个体才能感想、敢问、敢说，学生群体才有“跃跃欲试”的热烈气氛。

（二）教给方法，使学生“会问”

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奠基人达尔文说：“方法是最有价值的知识。”方法是学习能力的一个基本要素，要提高学生的质疑与释疑能力就一定要加强方法的指导，培养学生质疑提问的思维技巧。常言道：“授人以鱼，只供一食之需，教人以渔，则终生受用。”要使学生“会问”，必须“教以渔”。即教师要发挥引导作用，教给学生质疑的方法，让学生提出有深刻性创造性挑战性的问题来。首先，教师要做好示范，学生的一切活动是从模仿开始的，提问也是如此，因此教师应注意提问的“言传身教”其次，使学生明确在哪里找疑问。

1、做平凡人，从生活中找问题

流动的生活，流动的知识，只要你是有心人，你就发现生活中处处有学问。只要稍作留意，问题便滚滚而来，来自生活的问题更能产生强烈的真实的效应。教师要善于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引导他们发现问题。例如：在介绍文化景观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让学生观察南方的民居主要的外在形态提问？学生提出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问题：为什么南方的屋顶主要呈“人字形”？北方的屋顶形状和南方有什么差别？造成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观察能力、表达能力、合作能力都得到了加强，思维能力也在不断的提高。

2、做有心人，在热点中找问题

现实生活中的很多问题与我们课堂知识联系密切，如果不做留意，缺乏思考，一些很有意义的社会、生活现象就会成为过眼烟云。教师要有目的、有重点地引领学生抓住那些有意义、学生感兴趣而又符合其身心发展规律的社会热点，去发掘、捕捉，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例如：当时俄罗斯与乌克兰便发生了天然气风波，最终以谈判和解，由于是个热点问题，学生的积极性非常高，你一言我一语共同交流了俄、乌两国的情况，同时也提出，我国作为一个消耗能源大国，其进口石油的渠道有哪些？为了更加安全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如果碰到类似事件，又如何处理？经过这样的反思过程，学生对本国的资源国情、为什么要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系统都有了明确的了解。同时树立了节约能源，大力发展科技、开发新能源的可持续观点。

3、做细心人，在破绽中找问题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也可以故意出“错”给学生留下“钻空子”的机会，设法让学生钻这个“空子”，使学生认识自己有独立探索问题的能力，体验成功的喜悦，从而愿意多提问、思考问题，始终保持旺盛的学习激情。例如：笔者在教学“如何在地图判断方向”这一内容时，画出了若干幅经纬网地图，其中一幅如下图所示并问学生，这样的方向对吗？一开始有些同学没反应过来，还认为是对的，而在教室里又有不同的声音，然后课堂就非常热闹，同学们开始热烈的讨论起来，指出我画的这幅图存在什么问题，

正确的画法应该是怎样的。这样，我就非常成功的解决了一个

重要的问题：在有经纬网的地图上，不管经纬线是多么弯曲，

一定要按经线定南北方向，纬线定东西方向。这点内容在同学

们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后来的教学中碰到类似问题，基本不会在出错了。

4、做实在人，在标题中找问题

教材中起画龙点睛作用的课题、标题很多，抓住课题、标题质疑，往往可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例如在讲《百家争鸣》时，可以鼓励学生：你看到这个标题，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请你告诉大家。学生会提问：“百家”指哪些家？为什么要争鸣？争鸣什么？结果会怎么样？等等。再讲“变革与争霸”时，学生也会提问：变革是什么意思？发生在什么时候？为何要变革？是谁与谁争霸？为什么要争霸？等等。这样从课题入手解剖，层层推进，帮助学生理解、掌握本课的内容。

5、做想象人，在假设中找问题

提出某些不存在的现象启发学生思考，如果这些现象存在的话会产生什么后果，从而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和相象能力。在学习七年级《历史与社会》教材中的“众多人口”一目时，提问“假设用迁移人口的办法，使全国各地的人口平均分布，会产生什么后果？这些问题引发了学生开放的思维，许多学生大胆设想，畅所欲言，学生自己搞清楚的问题，印象也很深，记忆也牢，认识也深刻。在以后的学习中更是提出了：“假如我是山顶洞人，我的一天会如何度过？”、“假如你是秦始皇，你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假如隋炀帝不开凿大运河，隋朝会灭亡吗？”等问题。

6、做勤快人，在情境中找问题

创设历史问题情境的手段可谓多样，可用实物媒体，如史料、照片、文物、图画等；也可用电教媒体，如幻灯、投影、录音、录像、软件等；也可以虚拟情境，如角色扮演、戏剧表演、形象模拟等。历史情境的创设可缩短时空距离，让学生贴近历史，置身于再造历史的场景中，于是，产生认知冲突，进而引发问题意识。在出示《长江之歌》那动听的旋律：“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丰采；你向未来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后，学生提问：长江发源在哪里？长江流向何方？长江源流有什么特点？在讲授《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前进》一课时，投影了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的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水稻亩产65217公斤的报纸材料和另一幅“”时期的宣传漫画——两个牧童骑在硕大无比的肥猪身上。学生看后大为惊讶，顿时提出问题：①《人民日报》怎么会登载这样严重失实的报道？世界舆论会怎么评价？②有人相信吗？为什么那时候人们像面对“皇帝的新装”那样不敢说真话？③发生的根本原因和反映的实质问题是什么？此时，学生已欲罢不能，急于想从教学中获得答案。

（三）创造条件，让学生“常问”

1、让提问成为常规

如果在教学活动中，我们教师都能意识到对学生问题意识培养的重要性，努力让“问题意识”培养成为教学中的常规，那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就会逐步得到强化。在我的常规教学中，我很注重培养学生的提问的能力，我的做法：

（1）带着问题走进课堂：每节社会课，我都让学生带着问题进入课堂。这些问题怎样来？我在课前预习时要求每个同学都要提出2～4个自己认为很重要的问题。

（2）课中确定有价值的问题：由于学生的个体差异，学生的问题有深有浅，也有很多学生问题相交。在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分组交流各自的问题，确定重要的，有价值的问题，课堂教学就围绕学生的问题进行。

（3）带着问题走出课堂：随着课堂的逐步深入，学生课前、课中提出的问题，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解决。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课堂的学习应该说解决了一些比较“常规的问题”。其实文本中还蕴涵着很多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教师不带领学生一起去挖掘，这些问题就得不到发现，学生的问题探究就不会深入。在学习完课文后，我让学生再次反复阅读课文，与文本再度交流、对话，发现问题。这些有一定深度、广度的问题，我不急于解决而是让学生带着问题走出课堂，自己去探究。在适当的时间开展“问题解决”汇报会。让学生来汇报自己解决问题的经过、体会、方法以及解决的结果。

2、用评价激励提问

《课程标准》指出：“评价本身具有教育性，是人与人互动与交流的过程。利用评价对成就进行鼓励，对于不足提出改进建议，保证课程目标的实现。”所以，我们教师应根据新课程提出的评价方向，善待孩子的提问，使学生在得到积极肯定评价中强化问题意识。在课堂上运用有声语言、无声语言（书面语言、默语、体态语言）通过即时性评价激趣，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论学生提的问题质量如何，都给予“鼓励性评价”，作出有利于学生思维发展的评价。这是提高学生对问题探究兴趣的有效手段。另外，为促进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教师还可以通过阶段性评价活动激趣。例如开展“智多星”竞赛活动，设计“智慧星”登记本，哪位学生提出好问题，哪位学生会解决问题，甚至有独特见解，就会把这个问题记在这本子上。注册一个好问题就可以得到一至三颗星星；同时为学生建立提问题积分制，根据学生所提问题的价值将分值定为1、2、3分。一个月一核算，分高者被评为“智多星”，连续两次被评为“智多星”的则被评为“小博士”，以此来激发学生对问题的探究兴趣。

一位学者说过：“最精湛的教学艺术，遵循的最高准则就是让学生提问。”笔者认为，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与能力是培养学生创新素质的起点和重要抓手，是造就创新人才的关键。问题是思维的起点，也是思维的动力。只有学生敢于提出问题，并善于提出问题，学生才能真正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人。这也是课堂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能力的一条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浅谈新课程理念下“三自一导”教学模式的实施策略》曾跟东2006,(5)

2、《“问题教学”之问题及对策》[J]朱开群..素质教育大参考.2006,(4)

3、《例谈哲学教学应重视问题设置的“度”》[J]孔丽萍..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06,(3)

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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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人类生活和斗争的记录。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历史教材本身就是一部美育的教科书。在历史教学中实施美育教育的原则，既是从学科特点出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也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客观要求。

人的社会活动领域无限广阔，社会生活方式多种多样，到处充满着可供审美的对象。美，从形态上看，通常可以分为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三大类型。本文着重就历史教学与社会美的教育问题，谈点看法。

社会美是指社会生活中的美，经常表现为各种积极肯定的生活现象。马克思说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美不仅根源于实践，而且本身就是实践的最直接的表现。历史学科的社会美往往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并且通过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所显示出来的美。历史教学中的社会美教育常常和德育结合在一起，表现为美德教育。古往今来的风流人物，多如繁星的民族精英，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璀灿思想和精神风貌，是我们进行社会美教育的极好教材。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历史教科书中所包含的社会美教育的内容，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挖掘。

一、挖掘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的情感

人的美包括人体美和心灵美，而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心灵美。爱国，这是心灵美的最重要的表现，也是社会美教育最基本的内容。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千百年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国家的繁荣、昌盛，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正气歌。从驱逐倭寇的戚继光、的郑成功，到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血洒疆场的关天培，他们的民族气节是何等的忠贞；从与舰共存亡的邓世昌、以身殉国的丁汝昌，到甘愿为变法而捐躯的谭嗣同、“为天下人谋永福”而献身的林觉民，他们的爱国义举是何等的豪壮；朱自清宁死不吃美国救济粮，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抗战期间毅然留起了胡须，拒绝为侵略者和汉奸演出，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狱中怀着满腔热血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成为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

这些爱国者和革命者，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但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致的。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种不畏、不甘屈服、百折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才没有在历次面临的严重危机中亡国；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才有了我们的今天；也正是这种爱国主义情感，成为我们今天实现腾飞，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的精神支柱。

同样，在世界史上，无数英雄人物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不息。从被法国人民誉为“奥尔良姑娘”的抗英英雄贞德，到出生入死，帮助黑人奴隶获得自由的塔布曼，从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杰佛逊及其所起草的《独立宣言》，到印度国大党领袖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土耳其凯末尔党人制定的《国民公约》，无不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都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其表现可以是惊天动地的壮举，也可以是默默无闻的奉献。在今天和平建设环境中，作为一名中学生就是要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聪明才智。

二、挖掘理想教育的内容，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

人本身的美是社会美的重要表现。人的美和理想是紧密相联的。理想是人生的奋斗目标，或者说是对未来的憧憬、向往和追求。陶铸同志在《崇高的理想》一文中指出：“理想是有社会性、阶级性的。……一个人的理想，是为多数人的利益，为社会的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合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伟大的理想。”

青少年时期正是世界观形成时期。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帮助他们逐步树立起远大的革命理想，特别重要。毋庸置疑，历史教学同其他学科教学一样，都担负着这一任务。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无数史实雄辩地说明，古往今来，一切有作为的人都是具有远大理想的人。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我们选择职业时所应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在青年时代就立志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在学生时代就决心“为中华的崛起”而学习。大发明家爱迪生说过：“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并以此为人类造福。”他们理想的共同点都是为民族、为人类谋幸福，这是多么崇高的理想。

共产主义理想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无数先烈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他们的光辉业绩，永远载入史册，激励后人。

利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理想教育的内容，对青少年进行理想教育，要帮助他们克服两种倾向，一种是片面强调自我，另一种是胸无大志，缺乏远大的理想。要教育他们处理好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贡献与索取的关系。历史教学要通过大量的史实，引导学生从优秀历史人物身上吸取营养，从小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远大的理想。要使青少年逐步懂得：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人总是受社会制约的。因此，个人的理想、抱负是以国家、社会的需要为基础的，个人只有为社会、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才能得到社会和国家的承认，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自我价值才能得以实现。

三、挖掘道德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

道德，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调整人们之间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康德说：“美是道德的象征。”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说：“美和道德是亲姊妹。”由此可知，美和道德密切相关。

中学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素有注重道德修养的传统，历来强调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具有良好道德的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优秀的思想成果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儒家历来重视修身养性，孔子主张“温、良、恭、俭、让”，“克己”；孟子强调“善养浩然之气”；诸葛亮重视“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刘备则主张“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等。他们莫不认为注重道德修养是做人之本。中国古代有许多清官，廉洁奉公、忧国忧民，受到历代人民的敬仰。明朝兵部尚书于谦两袖清风，为官清廉；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岳飞强调“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等等，都表现了高尚的道德情操。

平凡小事，如赡养父母、尊师敬友、乐于助人、大公无私等等，一旦表现出高尚的情感和情操来，就极为感人。正是雷锋、朱伯儒、孔繁森等这样平凡而伟大的人物，他们的行为所表现出的高尚情感和情操，汇成了时代的新风尚。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我们可知，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高尚、最美好的道德。社会主义道德提倡的集体主义，它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与资本主义的道德规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我国，集体主义的原则要求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历史教科书中道德教育内容的深入挖掘，必定有利于青少年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以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做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

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为科学献身的精

神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般认为，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要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实际上，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

古今中外，无数思想家、科学家追求真理，献身科学，促进了人类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历来受到人们的尊敬，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历史教学中努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从而培养学生献身科学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热爱科学、刻苦求知的敬业精神。马克思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他从研究商品入手，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写下了《资本论》这部巨著，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司马迁踏遍祖国各地，历尽艰辛，虽受腐刑之辱却矢志不渝，写成了史学巨著《史记》；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呕心沥血27年，三易其稿，写成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古罗马科学家普林尼为了实地考察维苏威火山而献出了生命；近代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经过长期的观察和考察，创立了科学进化论；居里及其夫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靠简陋的实验设备，经过长期的辛勤劳动，终于发现了镭，开辟了科学世界的新领域。许许多多的史实告诉我们，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只有像他们那样一丝不苟、孜孜以求，乃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才能有所建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科学，需要人才，青少年一代，从小就应该立志献身科学，献身祖国的四个现代化。

第二，敢于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无畏精神。坚持真理、捍卫真理，需要勇气，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历史上许多思想家、科学家为了坚持真理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革命烈士夏明翰面对刽子手的屠刀英勇就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思想家和科学家布鲁诺坚守“日心说”，虽被宗教裁判所监禁7年而毫不动摇，最后被教会处以火刑，临刑前他在火堆上高呼：“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纪会知道我的价值。”这是何等刚烈！在探求科学奥秘、寻找真理的道路上，需要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社会生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社会美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方面的。历史教科书中所包含的社会美教育的内容也不限于以上几方面。深入挖掘内容，进行社会美教育，是历史教学的长期任务。

实施历史教学中的社会美教育，在方法上除了应精心设计课堂教学程序、优化教学过程外，根据历史学科的特点，应着重从两方面入手：

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第4篇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都是时代的呼唤。然而，这一切又都不是自发进行的，首先需要理论的支持和指导。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以进化史观为核心的史学发展的直接成果。正是进化论、进化史观的广泛传播，才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问世开辟了现实道路。

20世纪初，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而它们的出现，首先是和包括史学在内的外国学术思潮在国内的广泛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初，严复的《群学肄言》、《天演进化论》系统阐释了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原理，大力宣扬赫胥黎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

社会进化理论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中国封建史学的复古观及“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他认为“史界革命”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1]。

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以及后来撰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著作中，梁启超尖锐地批判封建史学，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中国史学开始脱离2000余年的封建传统。

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从来没有“良史”，针对中国封建史学的弊病，他强调指出:“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2]梁启超多次阐释他的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3]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4]梁启超力主历史研究要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在他看来，撰写历史的目的是“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从而“能将历史纳入现代生活界使生密切之联锁”。[5]

“五四”运动之后，大批在欧美和日本读书的留学生陆续回国，一些人先后将日本史学家坪井九马三、九米邦武、浮田和民，英国史学家巴克尔，美国史学家鲁滨逊、班兹、塞格利曼，法国史学家朗哥诺瓦、瑟诺博习等人的代表作译成中文出版。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一些中国学者明确提出向西方史学学习，并用西方史学改造中国史学的问题。北京大学教授朱希祖明确指出:“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设”。[6]

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何炳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除《新史学》(1924年)之外，还有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1926年)，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1929年)，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1930年)班兹的《史学史》(1930年)、《西洋史进化概论》(1932年)、《新史学与社会科学》(1933年)等。

“五四”之后，“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一些史学家在积极介绍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论有益内容的同时，结合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开始了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问世。除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历史统计法》(1922年)外，还有李泰芬《史学研究法大纲》(1926年)、朱谦之《历史哲学》(1926年)、杨鸿烈《史地新论》(1924年)、何炳松《通史新义》和《历史研究法》(1927年)、卢绍稷《史学要论》(1930年)等。这些著述的问世，标志着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而推动历史研究的实践不断向前发展。在中国史坛上，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历史学派。

“五四”时期，疑古史学思潮的出现和疑古史学的兴起，是中国古典学术“疑古惑经”传统继承和发展的产物，1923年5月，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7]他的观点得到钱玄同、胡适、傅斯年、周予同、罗根泽等知名学者的支持，并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中国史学的疑古派或古史辨派。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了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如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8]该学派在理论上主张“史学本是史料学”。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中提出了以下著名的命题:“历史学不是著史”，“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9]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史坛出现了以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战国策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陈铨、何永佶、林同济、雷海宗等。一些论者认为，战国策派是一个在史学革命尝试与文化重建构想中极富理论个性的学派，在文化构想层面上有独到的思路。[10]它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存在的时间虽短，但直至半个世纪之后，学界对其评价仍褒贬不一，甚至大相径庭。[11]

20世纪上半期，除了上述论及的“新史学”、“疑古派或古史辨派”、“史料学派”、“战国策派”史学的理论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提出了有较广泛影响或较大反响的史学理论与方法。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将地上、地下的文献资料相结合，尽可能地运用更多更新的资料相互印证，去进行历史研究，以求更符合历史的真实。陈寅恪曾概括指出王国维的史学方法是以下3条:(1)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2)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3)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12]王国维的史学方法是新史学理论的具体运用，是20世纪初中西史学交融的产物。

陈寅恪提出“诗史互证，以诗证史”的史学方法;主张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将其放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和分析。因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3]他还主张历史研究应有一定的时代的特点，顺应历史的潮流。他说:“一时代之学术，比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时代学术之潮流”。[14]

陈垣的史学方法被后人公认为是“竭泽而渔”的方法，他的研究领域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等方面，而为了在这些领域求真求实，他在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史源学、史讳学以及在文献学和辑佚、编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表现出他严谨的治学精神。陈垣虽致力于古史研究，但他始终强调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倡有“意义之史学，”使其一些研究成果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抗日战争期间，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通鉴胡注表微》，表现出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对官场的腐败及贪官污吏的不满及蔑视。

“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李大钊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l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李大钊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15]

1920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说:“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大体。”[16]他还说，“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称为历史理论。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之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17]李大钊强调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而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同社会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刻苦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为丰富、发展和完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迫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中国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即是研究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或经过了那些发展阶段?它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3个: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阶段;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和“专制主义社会”。在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提出自己的中国历史分期理论。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及广大进步的史学工作者，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为那些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而苦闷彷徨，看不清中国革命前途的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占绝对统治地位。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以下两大方面:其一，介绍、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及其研究实践，以其为榜样;坚持唯物史观，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及封建主义传统史学的影响。其二，在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开展了热烈的争鸣和讨论，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国史坛出现了繁荣景象，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同时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曲折。

建国后先后出版的《历史问题译丛》、《史学译丛》，以发表苏联史学家的史学论著为主，其中不少是关于民族问题、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问题，以及批判欧美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文章。《历史研究》先后编辑出版了《苏联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三联书店1956年)、《苏联关于游牧民族宗法封建关系问题的讨论》(科学出版社1957年)、《封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俄国农民战争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60年)等文集。此外，还有《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尚钺编，三联书店1955年)、《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三联书店1957年)等。

1954年，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对唯心主义批判时，史学界对胡适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实用主义的史学方法论展开了批判。不久，陈梦家、雷海宗、向达、荣孟源等人的史学思想及方法受到严厉批判，并被戴上“反动”、“反马列主义”的政治帽子。当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广铭以个人治史的切身体会，向学生讲解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是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时，也受到“为什么不提马列主义这把最灵验的钥匙”的责难。1958年春，在陈伯达的推动下，史学界开始了所谓的“史学革命”，通过在史学领域大搞“拔白旗，插红旗”，使简单化、概念化、绝对化和庸俗唯物论盛行一时，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传统受到严重破坏。

建国后到60年代初，我国史学界不仅批判唯心主义与唯心史观;而且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争鸣和讨论，都和学习苏联史学理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尚钺在谈及编辑《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的目的时说，“我国史学界将展开对于我国古代分期问题的讨论。具体地说，对于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之际，把苏联历史学家关于封建社会的各方面问题的研究，介绍到我国来，对于我们的研究和讨论工作是有意义的。”该书公开出版，便于“我国历史学家在处理封建社会的许多问题时参考。”[18]

当时展开热烈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有中国古代史分期(即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亚细亚生产方式、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人物的评价等。其中前5个问题被人们称之为“五朵金花”。这些讨论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文革”前，三联书店出版了《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景珩、林言椒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史绍宾编)等文集，人们从中不难看到当时讨论的热烈情况。

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一一介绍每一问题的研讨情况，更不可能就每种观点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评价。下面仅就两三个问题的讨论略作介绍，虽然早已事过境迁，但仍可从中感受到当时学术讨论的特点。

关于汉民族的形成问题，《新建设》杂志1952年5月号即已提出，但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重视。1954年，范文澜在《历史研究》第3期《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19]对汉民族形成的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范文澜根据斯大林指出的民族的4个特征，(即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认为秦汉时代汉族已经具备了“民族”的这些特征，同时他又提出“独特的民族”的理论。强调“汉族自秦汉以来既不是国家分裂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章冠英等同意范文澜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经济阶段所占较长，由此产生与欧洲封建社会许多不同的特点。民族可以形成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秦汉以后的汉民族只能是一种低级阶段的民族”，“只能是一种独特的民族”。[20]另一种观点表示反对，反对的主要依据是:按照斯大林所说“民族”的定义，资本主义以前没有“民族”，只有“部族”，因为作为“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基础的民族市场还无法形成。他们认为范文澜把“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理解成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是不妥的。[21]

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首先涉及到的是如何理解历史上的中国。范文澜、吕振羽、岑家梧、翁独健等人认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即自秦汉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变化，到了清代，我国的版图和疆域便确定下来了。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起主导作用，其余各个少数民族，包括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民族，也都为祖国的缔造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历史上的中国民族，除了汉族还有少数民族，中国的历代疆域不仅包括中原王朝，也包括少数民族独自建立的国家或政权的辖区;不能将历史上的中国与封建王朝划等号，更不能与汉王朝划等号。中国历史上各族人民长时间互相影响，友好共处，共同反对封建压迫和外来侵略，共同缔造了祖国。[22]孙祚民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提法，是一种缺乏科学性的论据，存有明显的漏洞。“以我国历史上历代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王朝统治的范围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伸缩”。他认为，凡在封建王朝之外的独立民族国家，就不应包括在当时的中国范围之内。以今大的祖国疆域来判断历史上汉王朝与其他各少数民族国家的关系，这是荒谬的。[23]翦伯赞不同意孙祚民的观点，他明确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能把少数民族作为“外国人”看待。[24]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讨论，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

关于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是史学界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翦伯赞早在建国前就提出重视历史主义的问题。[25]建国后不久，他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对非历史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评。[26]在这之前，范文澜也提出了纠正非历史主义倾向的问题，他还以自己的研究实践为例，进行了自我批评。[27]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之后，历史研究实践中出现了运用阶级观点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针对这个问题，翦伯赞提出只有将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两者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对复杂的历史过程或历史人物做出全面的、公正的评价。[28]

翦伯赞的文章发表后，在史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学者们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以下3个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在历史研究实践中，如何做到两者相统一等。当时发表的主要文章后收入《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66年)。应当指出，当时各种不同的观点主要是从学术上进行讨论的，正当人们深入讨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问题时，戚本禹在1966年初发表文章，从政治上宣布“历史主义是对阶级观点的反动”，[29]从此“历史主义”成为人们不能继续研究讨论的“禁区”，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又继续展开讨论。

建国后，学习苏联史学理论是和新中国的史学建设积极联系在一起的。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介绍和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它对中国历史学家和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或学习中外历史，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毋庸讳言，在学习苏联史学积极的合理的内容的过程中，苏联史学理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以及运用唯物史观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僵化模式和不良倾向，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加之自50年代中期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出现了主要表现为“左倾”的失误和曲折，则更使那些负面的影响长期不能得到克服。

1961年，周扬主持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会议明确提出既不要照搬苏联，也不要照搬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建设自己的文科教材的任务。同年底，在上海召开了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和杭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教师参加的外国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与会者认为，学习西方史学史，对高校历史系的学生来讲，是十分必要的。会议较充分地探讨了现代西方各种史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一致认为应当把外国史学史列入高校历史系的的教学计划中。60年代初，以高校文科教材编写会议为契机，对西方史学和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开始取代建国后对中国史学发展有深刻影响的苏联史学和苏联史学理论。西方史学史和西方史学理论开始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在这期间，开始出版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以及西方史学(包括史学理论)名著的全译本或选译本，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也开始较深入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不少有一定影响的成果问世。[30]但是，不少文章的内容明显地印有受“左倾”思潮影响的痕迹，那就是一般性的政治批判代替了具体的学术研究，对西方史学家的思想和西方史学思潮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

60年代中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西方史学理论以至整个西方史学，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大毒草”、“反动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在政治上受到严厉批判。这样，刚刚起步的西方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只是停留在规划上，很快就夭折了。

三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史学界开始的。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刊出《评新编历史剧》，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紧接着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后，陈伯达、关锋、戚本禹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文章造谣惑众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利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31]史学领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中国历史科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文革”结束后，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打破了“左倾”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对史学理论(包括外国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拨乱反正，对某些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成为“文革”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明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立即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大家从自身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中，深深感到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加强史学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有关专家，组成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他们的积极筹划和组织下，自8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召开了10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每次都有百余人参加，先后就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建国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1987年，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1992年，在《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这些杂志在发表史学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团结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培养史学理论研究新人，加强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及时传达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每年都约请有关专家撰写史学理论研究综述，并辟出专栏，刊登《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论著的要目索引》，以及介绍史学理论研究新作的书讯。1993年，经过多年的筹备，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

同“文革”前相比，高等院校历史系发生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陆续开设了“史学概论”课。1983年，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出版。以后又有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宁可、汪征鲁合著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问世。此外，还有10余种版本的“史学概论”方面的著作出版。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系招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名额不断增加，使史学理论研究队伍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后继有人;一些重点大学还成立了史学研究所，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科学研究、教学和培养研究生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革”后史学理论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是一些老的理论问题，在“文革”前即已开始讨论，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深入讨论下去，“文革”后又重新开始探讨;其二是一些是以前从来没有涉及到，或很少涉及到的所谓“禁区”或“敏感”的理论问题;其三是以往较少涉及的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其四是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问题，对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在“文革”后仍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张芝联提出应阐明资产阶级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区别后，引起较广泛的反响。[32]关于历史主义，论者的观点基本接近。许永璋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作了如下的界定:以发展的观点对待历史，根据事物所处的具体条件来考察历史，从历史的内在联系中找出历史的规律性，以向前看的态度去回顾以往的一切，这种研究历史的态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33]蒋大椿强调，不应将唯物史观、阶级观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相割裂或相对立，而应将他们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揭示社会历史十分复杂而充满矛盾的过程。不能在用阶级观点来排斥历史主义了。[34]关于阶级观点，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以往阶级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几乎成为历史研究唯一的研究方法，其后果是束缚了史学方法论的发展。[35]持相反的意见认为，阶级观点仍是分析阶级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不能认为政治上批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历史研究中阶级分析的方法也不能使用了。[36]

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问题。关于爱国主义的概念和内涵，范文澜曾有论述，[37]被大多数学者接受，一些学者虽有分歧的意见，但似乎不是十分尖锐。当涉及到“忠君与爱国”、“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中，是否存在爱国主义”、“何谓民族英雄”、“是否存在代表各民族共同利益的民族英雄”等具体问题时，则明显存有多种不同的意见，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见。

范文澜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中提出，当阶级矛盾或民族矛盾处于不同地位时，“忠君”的客观效果是不一样的。当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统治阶级的忠君爱国，与起义农民的爱祖国是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的。但在反抗外族侵略的情况下，忠君与爱国却存在一致性。反抗异族的侵略，基本上是出于对君朝的爱，这与爱祖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另一种对立的观点认为，忠君不等于爱国。王继烈认为，爱国主义是对自己和祖先所赖以休养生息的土地家园的热爱，而忠君则是服从皇帝个人意志的“愚忠”，是一种封建道德。而当君主制度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桎梏时，忠君思想则明显起着反动作用。[38]李一氓同样认为忠君不等于爱国，特别是在今天，引用某些历史事件来颂扬爱国主义，这又恰是汉族爱国主义，显然会影响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39]一些论者认为，历史上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中，不存在爱国主义。马寿千说，爱国主义是一种现代词汇，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的东西。历史上的所谓亡国之君和忠君爱国，这里的国家是指一家一姓的国家社稷，和今天说的爱国主义是有区别的。[40]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观点认为，爱国热情不仅仅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中。在反对国内民族统治者的分裂割据和叛乱恣扰，反抗民族压迫，维护祖国的集中统一，推进民族融合，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情感。[41]邓广铭、张希清认为，各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可称为国家，在双方战争中应以站在正义或非正义一方，划分为爱国者和卖国贼。岳飞、辛弃集、陆游等人是爱国者，而秦桧，则是最典型的卖国贼。[42]

对“民族英雄”这一概念的理解，存有较大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凡是某人在历史上对某个民族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他就是那个民族的英雄。不要因为他们曾侵扰过别的民族，而去否定他。[43]另一种意见认为，凡是抵御“外来民族”的侵犯，反抗“外来民族”压迫的杰出人物，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邓广铭、张希清强调“外来民族”有两层涵义:其一是指中华民族内各族之间，在其斗争的历史时期内，互为“外来民族”;其二是指中华民族之外的外国民族。对发生在中华民族内各族之间的战争，要区分正义与非正义，站在正义一方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44]白寿彝认为，民族英雄有两种:一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英雄，这是在反对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出现的英雄;是一个民族内部的英雄，是在和别的民族的斗争中，或在本民族内部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45]

翦伯赞等人认为，在国内各民族间的战争中，不存在各族共同的民族英雄，因为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英雄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可能没有偏狭的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思想[46]。吕振羽则认为，在国内各民族对立斗争时期，可以产生各族共同的英雄。如岳飞所进行的抗金战争和活动，基本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的要求———既符合汉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客观上也有利于女真人民长远的利益。持相同或相近观点的还有蒙、陈梧桐、郭预衡、邓广铭、张希清等人。[47]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论战和讨论由来已久。如果从18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算起，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战已有200多年了;如果从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算起，也有50多年的历史了。这半个世纪在我国的论战和讨论，大体上可以分成4个阶段:30年代前期;抗日战争爆发;50年代及60年代初;“文革”结束以后至今。从讨论时间之长，涉及问题之广，参加人数之多来看，都可以说这个问题是我国史学界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白钢编著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较全面地介绍了30年代前期以来至今的论战和讨论情况。他认为1978年以来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讨论的主要特点是:出版物的数量总计约在120篇以上，超出以往3次讨论之总合;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史学界众多有争议的议题之中最活跃的;比较普遍地注意到中外的对比研究;一些被搁置多年的老问题，近年被一些论者重新提了出来，并加以论证。[48]

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也是“文革”后讨论的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之一。197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成都召开史学规划会议时，戴逸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的发言，强调“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动力是生产斗争”，其他一些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对“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唯一动力”的命题提出异议。同年10月13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开展了“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此后，许多省市自治区的报刊、高校及研究机构，也都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较广泛的讨论，代表性的意见大体可以概括成以下7种:生产斗争、生产力说;[49]阶级斗争说;[50]社会基本矛盾说;[51]合力说;[52]物质利益说;[53]客观的社会需要说;[54]人民群众说。[55]

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时，自然要涉及到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问题。建国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认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命题。“文革”期间，在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动的政治观点时，批判了“英雄与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观点，得出“只有奴隶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结论。1980年，余霖、安延明著文《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奴隶创造历史”论质疑》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所谓“奴隶创造历史”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只能导致混乱。[56]1984年，黎澍《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指出时下流行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不科学的。应是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只讲英雄创造历史或只讲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都是片面的。他还指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说法源于苏联学术界，是对《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中某些观点的引申和附会，在我国又发展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种观点既不科学又不符合事实。[57]黎澍的论文在史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有人支持或部分支持，有人反对，还有人提出招致激烈反对的“新英雄史观”， [58] 不同观点的交锋和热烈讨论，促进了史学界对这个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思考。

“文革”后，关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它反映了改革开放后新时期中国史学的进步，特别是史学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这方面的问题，除了以往已涉及的“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学术价值”、“史与论的关系”外，中外史学史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空白，近年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有学者进行研究。史学方法，近年主要关注是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政治学方法、口述方法等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研究者认为，这些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补充，对促进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文革”前几乎没有人涉及的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在“文革”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是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认真汲取外国史学理论的有益内容，是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迫切需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历史学学科发展的要求。

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做出了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组织力量，译介出版当代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近年，该室研究人员主持或参加的国家、院级重点课题已有多项完成，其成果已公开出版。[59]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加强这方面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室编辑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其宗旨之一，就是研究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1993年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广泛团结了一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学者，对推动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近20年来，一直有较高水平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已经基本形成，他们及时追踪国外史学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结合中国史学发展的实践，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当前，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以追踪战后欧美史学新发展为主，其主要研究方向是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研究的重要内容十分丰富，包括西方历史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关于历史规律性问题、关于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关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关于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关于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关系，其中涉及维柯、伏尔泰、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和雅斯贝斯等人的历史哲学思想，以及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历史哲学等。近年对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课题不断开拓，研究视野不断开阔，理论深度不断加强。一些论者还就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问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60]

其二，西方史学中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哲学人文科学研究中的理论化和整体化趋势明显加强，历史学也不例外。其结果正如法国年鉴派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历史学的界限变得愈来愈模糊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宏观性的研究课题引起愈来愈多的历史学家的兴趣，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无法完成这些课题。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也被历史学家广泛采用。这一切都促进了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形成和发展。90年代，一批研究成果问世，就新社会史学、人口史学、家庭史学、妇女史学、城市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心智史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口述史学、文化史学等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从每一分支学科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理论观点及方法，代表性著作及代表性人物，在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61]

其三，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史学思想史不同于史学史，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近年外国史学史研究有不少优秀成果问世，为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则是在外国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外国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外国史学思想史，重点阐释的是外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论述学科思想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外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它不仅要阐释影响和指导西方史学发展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思想，而且要阐释西方史学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创立、发展及其演变的逻辑进程。

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了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20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既然它们对学科发展不曾产生什么影响，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价值，昙花一现，理所当然成了过眼烟云。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它们脱离作为一门科学的史学自身发展的实际，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文化选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特别是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王韬、黄遵宪、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生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于是成为社会的选择。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同样，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选择，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工农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后，才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史学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不断获得前进的动因。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自己平凡的工作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通过艰苦的理论探讨，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促进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特别是“文革”后历经磨难的历史科学的复兴，史学理论研究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中外文化碰撞、交融的广阔历史背景下，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在发展，不断提出一些新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以丰富自己，从而更好地发挥理论指导作用。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在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前景，首先在于史学理论研究有无建树，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就没有整个历史科学的进步和繁荣。

回顾、思考与展望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展望21世纪史学理论研究的进步和发展，可以相信其研究的内容将不断深化;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将不断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实践将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历史研究的理论水平;史学思维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将极大地提高科研效率。相信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指引下，史学理论研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新世纪中国历史学科的建设

和发展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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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2]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3]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十。

[4] 梁启超:《自由书.成败》，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

[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6] 朱希祖:《新史学.序》，见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4年。

[7]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9期，1923年。

[8] 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见《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80年，第415页。

[9]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第1本第1分册，1928年10月。

[10] 温德敏、丁晓萍编:《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11] 对战国策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从政治上学术上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其二是对其学术思想一分为二，既有批评，也对其某些内容予以肯定。参见: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9—250页;史念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下，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872页;王敦书《雷海宗关于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看法》，《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侯云灏《文化形态史观与中国文化两周说述论》，《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

[12] 转引自《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3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4页。

[13] 陈寅恪:《金明馆从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

[14] 陈寅恪:《金明馆从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

[15]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78页。

[16] 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7页。

[17] 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7页。

[18] 尚钺编:《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三联书店1955年，第1页

[19] 该文后收入《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

[20] 章冠英:《关于汉民族何时形成的一些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

[21] 持反对意见的文章主要有:曾文经《论汉民族的形成》，《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杨则俊《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与范文澜同志和格.叶菲莫夫同志商榷》，《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6期;官显《评“独特的民族”论》，《新建设》，1955年第5期。

[22] 见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学习》第3卷第1期，1950年;吕振羽:《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岑家梧:《在教学上如何处理祖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历史教学》1962年第9期;翁独健:《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情况和问题》，《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5辑，1956年。

[23] 孙祚民:《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文汇报》，1961年11月4日;《再论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文汇报》，1962年8月2日。

[24]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

[25] 翦伯赞:香港《文汇报.史地周刊》《编者的话》，1948年9月10日。

[26] 翦伯赞:《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新建设》，1952年第9期。

[27]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第4卷第2期，1951年。

[28]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2年第2期。

[29] 戚本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红旗》，1966年第4期。

[30] 这些成果主要有:耿淡如《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与批判问题》，《文汇报》，1962年2月11日;齐思和《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文史哲》，1962年第3期;吴于廑《论西方古今的两个“客观”史学家》，《江汉学报》，1963年第6期;周谷城《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文汇报》，1961年2月7日;周谷城《论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历史研究》，1961年第2期:吴廷 《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光明日报》，1961年4月9日;郭圣铭《批判阿诺德.汤因比的反动史观》，《文史哲》，1962年第1期。

[31] 《人民日报》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1966年6月3日。

[32] 张芝联:《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

[33] 许永璋:《浅论历史主义》，《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

[34] 蒋大椿:《关于历史主义的几个问题》，《安徽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35] 他石:《阶级分析不是唯一的历史研究方法》，《世界历史》1985年第1期;李祖德:《论历史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法》，《求索》1986年第5期;孔立:《历史现象的阶级分析》，《福建论坛》1985年第5期。

[36] 《1986年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综述》，《安徽史学》1986年第4期;王慎荣:《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几个问题》，《求是学刊》1985年第6期。

[37]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38] 王继烈:《评岳飞的忠君思想》，《青海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

[39] 李一氓:《读〈辽史〉———兼论〈四郎探母〉》，《文艺研究》，1981年第4期。

[40] 马寿山:《民族关系与历史剧》，《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l-2期。

[41] 黄秉泽:《谈谈我国古代文学的爱国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创刊号。

[42] 邓广铭、张希清:《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81年12月8日。

[43] 李桂海:《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独立政权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44] 邓广铭、张希清:《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81年12月8日。

[45] 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46] 翦伯赞:《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l—2期。

[47] 参见蒙:《正确认识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北方论丛》，1981年第1期;陈梧桐:《论我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郭预衡:《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爱国思想的探讨》;邓广铭、张希清;《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81年12月8日。

[48] 白钢编著:《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77—278页。

[49] 刘泽华、王连升:《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2期;戴逸:《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2期;杨生民:《略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4期。

[50] 刘大年:《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苏双碧:《略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漆侠:《农民战争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光明日报》，1979年12月18日。

[51] 戎笙:《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吗?》，《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金景芳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吉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汤再林:《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1期。

[52] 伍宗华、冉光荣:《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再探讨》，《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宋士堂、李德茂:《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各种矛盾运动的合力》，《光明日报》，1980年1月15日;陈依元:《简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光明日报》，1980年第1月15日。

[53] 丘成羲、高秀波:《论物质利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求是学刊》，1980年第1期;严钟奎:《人类的物质利益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福建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

[54] 蒋大椿:《历史的内容及其前进的动力》，《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

[55] 俞兆鹏:《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江西日报》，1980年3月6日。

[56] 余霖、安延明:《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奴隶创造历史”论质疑》，《文汇报》，1980年4月25日。

[57] 黎澍:《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此外，黎澍还多篇著文论及此问题，见《关于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58] 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蒋大椿《关于历史创造者的理论考察》，《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张云勋《历史合力与历史动力》，《江淮论坛》1986年第3期;郭祥瑞《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黎鸣《历史是创造者创造》，《光明日报》，1986年12月17日。

[59] 这些成果主要有:罗风礼主编《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陈启能、于沛等著《苏联史学理论》，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罗风礼著《历史与心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陈启能、于沛、姜 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历史学;史学理论;外国史学理论;史学史

“文革”结束后，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打破了“左倾”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史学建设首先是史学理论的建设，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逐渐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对史学理论(包括外国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拨乱反正，对某些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成为“文革”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中国史学走向新世纪之际，实事求是地回顾和总结已经走过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这对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以及整个中国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紧接着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发表后，被陈伯达等把持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利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1]史学领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历史科学如何走上复兴、发展、繁荣之路，成为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史学在“文革”中的惨痛教训使大家认识到:反革命野心家的兴风作浪，以及理论的无知、混乱和荒谬，给中国史学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复兴，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

“文革”结束初期，以及“文革”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史学界影响颇深的一种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也是它的方法论，因此历史学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理论、方法论。如果有，那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之，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史学惟一的、全部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史研究无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过去需要，今后仍然需要，但是它的指导作用并不仅仅在历史学方面，而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社会生活诸领域。因此，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还需要自己具体的理论方法论，特别在历史学这个“重灾区”拨乱反正，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理论的指导。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明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立即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大家从自身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中，深深感到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并做出了定期召开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同年，《世界历史》杂志第3期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文中就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写道:“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上述观点反映了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认识，加强史学理论研究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迫切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有关专家组成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他们的积极筹划和组织下，自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召开了11次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每次都有百余人参加，先后就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建国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理论思考;新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展望;历史学的性质等等展开了较深入的研讨。

1987年，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1992年，在《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这些杂志在发表史学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团结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培养史学理论研究新人，加强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及时传达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等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受到广泛好评。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每年都约请有关专家撰写史学理论研究综述，并辟出专栏，刊登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论著的要目索引。1993年，经过多年的筹备，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系招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名额不断增加，使史学理论研究队伍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后继有人;一些重点大学还成立了史学研究所，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科学研究、教学和培养研究生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革”后，高等院校历史系普遍开设了“史学概论”课。1983年，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出版。吴泽、陈高华、庞卓恒诸先生也撰有史学概论方面的著作。以后又有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等10余种版本的著作问世。这些著作进一步推动了高校史学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对理论的迫切需求，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科学水平。

“文革”后，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展开热烈讨论和争鸣的主要问题有: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文化的结构问题;乾嘉学派的评价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分期问题;洋务运动的性质、作用及代表人物的评价问题;戊戌维新的性质、辛亥革命的性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讨论和争鸣进一步培养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历史理论思维能力，有效地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理论水平，为深入研究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年来，中国史研究迅速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是在通史、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专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中国政治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这些专史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宽泛，内容十分丰富。如果没有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支持，如果不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那是无法开展研究的。此外，这些专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本身就是历史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如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形式问题;中国古代经济结构问题;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和当代文化启蒙的主潮问题;民族史研究中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一些历史事件的评价等。这些专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与史学理论研究迅速发展有直接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理论素养的提高。

关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史学史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已有多种著作出版。①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近年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并不断得到发展。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近年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如彭吉富著《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在较广泛地汲取国内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

史学方法研究的重点，近年主要关注的是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政治学方法和口述方法等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对这些方法的研究并不是要用这些方法取代以往行之有效的史学方法，而是作为一种补充，在原有的诸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史学方法。方法是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任何一种史学方法，都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方法，而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方法。近年在传统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史学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并日益对中国史学发生有益的影响，这也是近年史学理论研究不断进步的积极成果。

二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文革”前几乎没有人涉及的外国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在“文革”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是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是和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并产生积极的反响联系在一起的。如20世纪初期，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进化论，就没有中国的“新史学”和建立在它基础之上的史学理论研究。五四之后，“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强调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组织力量，译介出版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主要任务是追踪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前沿性的理论问题。该室研究人员主持或参加的国家、院级课题，译介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著作。②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世界史所博士后流动站还接受了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博士后，以加强这方面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编辑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其宗旨之一，就是介绍和研究当代外国史学思潮和史学理论方法论。

近20年对外国史学理论介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欧美和俄国等有影响国家的史学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西方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研究;重要的外国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等。这表明，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已完全改变了只局限在某一断代或某一国别或某些代表人物的研究。经过必要的精心组织，近50种外国史学理论名著的中译本已相继出版，③为深入研究外国史学理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近年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已经由以往一般性、概括性的介绍为主，逐渐转变到以系统的科学研究为主，其主要标志是一批内容广泛、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术研究著述先后问世。这些研究相当一部分是基础理论研究，但也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在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其进行研究，使之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如对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李祖德、林志纯、林甘泉、廖学盛、刘文鹏、施治生、刘欣如等学者，从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东西方专制制度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理论上史实上的原则错误以及政治上的反动政治意图。

三

近年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对这些成绩的进一步发扬，以及对存在的问题的改进，决定了今后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科学精神的精髓是求实创新”。一部中外史学发展史表明，史学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或发展，首先是史学理论研究求实创新的结果。在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科学精神。追踪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前沿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勇于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将是新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展望21世纪初叶的史学理论研究，首先是研究的内容在现有的基础上将不断深化，史学思想史、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理论和历史思维等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国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某些前沿问题，有可能成为我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新的热点。

中外史学思想史是对历史学科建设十分重要，但又是十分薄弱的研究领域，至今为止，只有一部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有较大影响。史学思想史不同于史学史，它是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外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重点论述学科思想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中外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阐释西方史学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创立、发展及其演变的逻辑进程。今后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将更加受到重视。在外国史学思想中以及中国历代史学大家的历史思想研究方面，将会有精品力作问世。

在历史哲学研究中，一方面将继续深入探讨西方历史哲学的前沿问题，如对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分析历史哲学的研究、福山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以及关于宗教或神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的研究等等;另一方面，将结合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现实，探讨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问题。学者们不再认为历史哲学仅仅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历史演变规律和关于历史理解性质的学说”，或专指“那种用幻想的联系代替历史真实联系的社会历史观”。

历史认识理论研究是历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往对其研究虽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却缺少系统的整体研究。随着史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广大史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完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认识理论的研究将逐步深入，在大量个别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将会有自成体系并有一定开拓意义的历史认识理论的专著问世。

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的实证研究如何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是长期以来没能得到较好解决的问题。现在，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明确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关注实证研究的同时，自觉加强史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使整体理论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样，就为今后史学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将加强中外历史研究的理论描述和理论概括，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使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不断加强。

今后在研究史学自身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同时，将有计划地开展中外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今后继续深入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是:历史发展规律与五种生产方式，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的动力，“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地区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范畴等。今后将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中国封建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明清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中国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及分期、中国近现代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等。

历史研究要充分实现其社会功能，必须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研究。而这种研究首先是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我们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时代呼唤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如何科学地认识时代的本质及其特征;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及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文明的碰撞和交融———批判“文明冲突论”;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及历史教训;“冷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变迁;大国战略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问题等，都应是深入研究的课题。

史学方法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将呈现出多元的局面，这是和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及史学实证研究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史学的目录学方法、辑佚的方法、辨伪和校勘的方法、诠释的方法、考证的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以及整体地、联系地考察历史的方法等，将继续应用，并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当代史学、特别是国外史学常用的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系统方法与跨学科方法、历史宏观与微观研究方法以及种种新出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民族学方法和政治学方法等等，也将会被广泛应用。史学方法的多元化，不是用什么新的方法代替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而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它，使之在历史科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①如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

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社会经济形态理论 阶级分析方法 史学与政治 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图分类号〕K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9）01-0106-05

在中华民族丰厚的历史学宝库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成为一笔极其珍贵的遗产。如何正确认识、评价和对待这笔史学遗产，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本着百家争鸣的学术态度，学术界应该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以明辨是非，使中国历史学在新世纪得以健康发展。这里，笔者仅对当前中国历史学界存在的比较明显的倾向，从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及历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三个方面，谈谈应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问题，以求正于学界。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价值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遗产中，最核心的是对中国几千年来历史发展进程的看法。受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演进思想的影响，在对中国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和近代社会研究的基础之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符合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有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总结了学术界20世纪30年代社会大论战的成果，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古代、近代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认识，概括地论述了周秦以来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特点、农民战争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特点等重要理论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总结，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分析了近代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以及这些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重大问题，阐发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有关中国历史的系统看法，很快被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接受，范文澜将之贯彻到自己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历史学著作之中。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的崇高政治地位，他有关中国历史的上述主张，很快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进一步解放思想，清算了教条主义对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危害，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有些学者指出：五种社会形态并不是每个民族发展的必经阶段，五种社会形态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奴隶制社会，过去称鸦片战争以前的社会是封建社会，也是“泛封建化”理论的误导；也有学者对所提出的中国近代社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看法提出了异议。这些新看法的出现，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但许多学者的论点和论据，仍值得做更为深入的探讨，方能在学术界达成共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五种社会形态，主要立足于欧洲历史发展的实际，但他们并非欧洲中心论者，他们对亚洲的历史也并非一点不了解。而且，他们也明确地指出“大体上”人类社会经历五种发展阶段。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无论哪个民族都必须经历五种社会形态，这是斯大林及苏联式的教条主义的观点。我们在纠正斯大林及苏联学者的偏颇的同时，是否能抛弃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基本看法？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经历了马克思所说的五种社会形态，但范文澜、侯外庐、郭沫若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未曾否认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且十分重视探寻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如范文澜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是解决具体问题的记录，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说的普遍规律是同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西欧的封建社会的特殊规律结合着的，它们有各自的特殊规律，和中国相比有很大不同，因而“学习经典著作，就一定要区别哪些是普遍规律，哪些是特殊规律。把它们的特殊规律放在一边，用来作参考。把普遍规律结合自己的特殊规律，来解决自己所要解决的那个具体问题”。“这一国不同于别一国，这一民族不同于别一民族， 这一社会不同于别一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不同于别一历史阶段……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是具体分析具体情况，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1] （P210-212） 我们怎么能将这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提出的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武断地称为以西欧的历史框架中国历史，是西欧中心论的产物呢？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郭沫若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学界的教条主义学风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这是稍有史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的。[2]（P102-109） 我们怎么能将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言以蔽之曰“教条史学”呢？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来看，目前要彻底否认中国历史经历了五种基本形态，仍是一道难题，中国历史上是否有奴隶制社会，仍值得学者从理论和实证的方面作大量的研究工作，才能得出最终的结论，退一步讲，即使我们证明了中国历史上确实不存在奴隶制社会，是否就能确认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就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呢？关于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的重新深入论证，否认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说法，是很难站住脚的，这也成为学术界新的共识。由此可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政治家有关社会发展阶段这一重要的历史理论，仍值得我们珍惜，不可简单地否定和抛弃。

在马克思主义初创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代历史学家，在其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启迪下，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社会开始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今天，中国古代史在断代史以及经济史、思想史等专史领域的基本格局，就是在对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新的学科体系，由此，中国历史学才走上了科学化和现代化的道路。有关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正确分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基本依据，中国新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也证明了这一分析的正确性。在我们还没有得到更加正确的认识之前，这些论断仍应成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的理论指南。诚然，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关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的具体认识是否正确，仍需不断接受学术界的检验，但我们不能对这些论断采取简单的全盘否定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过去指导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古代社会予以深入探讨，在今天仍有其重要的学术指导意义。

二、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新民主革命阶段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明确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等革命的重大问题，建立了科学的新民主革命理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做出了杰出贡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充分肯定了劳动人民在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杰出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认识的偏颇，做到了从下向上看历史，开辟了中国历史学研究的诸多新领域。1958年掀起的所谓“史学革命”及后来开展的所谓“”，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行极“左”政治之实。如果说“史学革命”是因为对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经验不足所导致的失误，“”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极大的摧残和颠覆，“评法批儒”的影射史学是打着史学的幌子的极“左”政治，有关文章和论著，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极端化和庸俗化，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被歪曲成为阶级斗争史和路线斗争史。新时期的拨乱反正虽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运用中错误的做法。但有些史学工作者却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是阶级斗争史学，拒绝和忽视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这一重要的方法去分析和评价历史及历史人物，由此在认识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偏差。

从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倾向，可以感受到有些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拒斥发展到何种程度。著名哲学史研究家涉足太平天国，认为太平天国的胜利将会使中国倒退到黑暗的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在史学家的笔下，曾国藩、袁世凯、慈禧太后成为大肆歌颂和吹捧的对象；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和火烧圆明园，是中国政府没有遵守国际公约的结果；过去的义和团爱国运动，现在摇身一变，成为落后、愚昧和盲目排外的农民运动。诚然，过去拔高农民的革命战争，对统治阶级的杰出人物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片面的做法，但现在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的“新认识”和新观点，有多少能真正站得住脚？又有几家能经得住学者的认真讨论和辩驳？关于新时期在阶级分析方法方面的反弹现象，刘大年以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中对太平天国运动和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评述，以及英国出版的《中国季刊》反对说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例，对史学研究运用阶级分析的重要性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他强调指出：“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分析的基本方法。讲近代史研究方法论，不可丢掉，或者所谓‘淡化’这个基本方法。”[3] （P3-29） 针对“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说法，龚书铎说：“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显然是出于偏见，只要客观地正视现实，就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在声称马克思主义过时的说法中，最受贬损、否定的是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不可否认，对于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运用，曾经有过简单化、教条化的偏颇，但这是运用者所出现的问题，而不是这个学说本身出的问题。认为阶级斗争学说过时了，这是不正确的。只要世界范围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只要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还存在，阶级斗争就客观存在，这个学说就不会过时，至于用来指导历史研究，更是不能回避的。”[4] （P279-288）

随着的阶级斗争时代的结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中国史坛曾经显赫一时的“中国农民战争史”已经少人问津，过去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过分的拔高，本身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但现在出现的对历史上劳苦大众为了生存而奋起的抗争的革命运动大肆诬蔑，是否就是科学的做法？诚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无需再花大力气从事农民战争的研究，但与之密切联系的以中国的农民、农村和农业为中心的“三农问题”，却值得学者去着力研究。为了强调劳动人民推动历史的伟大作用，将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变为农民战争史，进而忽视和否认杰出人物的作用的做法，在20世纪60年代就遭到范文澜、翦伯赞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严正批评。“范文澜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本是真理，但是把它绝对化、片面化，只承认历史上的劳动群众，不承认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这就成了谬论。这种谬论应当受到大家的反对。”[5] 新时期我们纠正了过去的失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懂得阶级分析必须建立在历史主义的基础之上，为了更好地进行阶级分析，必须全面深入地研究社会经济史，阶级分析应与阶层分析相结合，阶级分析不是历史研究唯一的方法，应将这一分析与其他的方法相结合。[6]（P135-140） 这些新认识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马克思这一重要的历史研究方法认识的进一步深入，有助于广大史学工作者正确地运用这一方法。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新时期一度出现的混乱局面，与我们没有很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很大的关系，在新世纪这样的曲折不应该再出现了。

三、关于学术和社会现实关系的认识

历史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问题，是历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郭沫若、范文澜等第一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其脍炙人口的历史学著作，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为中国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现实作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等不朽的马克思主义名著，已成为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扛鼎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在他们的著作中得以充分体现，他们的著作也成为将学术与服务于现实密切结合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科学化和服务于现实两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由于我们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没有充分注意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科学，结果将历史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简单化，片面地强调“古为今用”，于是，在社会政治出现了问题时，历史学最终成为现实阶级斗争的喉舌。十年“”的极“左”政治，几乎葬送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进入新时期，广大史学家痛定思痛，深刻反思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许多史学家在深入反思之后，明确提出：必须尊重历史学的科学性，历史学本身并不是社会意识形态，应以科学的历史研究结论去服务于现实，正确处理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它的现实功用问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不少学者致力于历史学的科学研究，为推动中国历史学的科学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也有不少学者紧密结合中国现实社会提出的新问题，从历史的角度予以研究，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出谋献策。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反思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时，也有学者提出了历史学不能再和现实搅混在一起，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愈远愈好等等极为偏颇的观点。

诚然，历史学在现代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历史本身并不是现实的社会，将历史与现实简单地混同在一起，不仅无助于历史的研究，而且也会混淆现实和历史的差别。“”以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导火索，“”后期出现了“影射史学”这一极“左”政治的怪胎，这些血的历史教训值得中国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永远引以为戒。但历史学是否就应该与社会现实绝对无缘，为了追求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历史学家就应该隔绝与现实的一切联系，排除现实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切影响？中国古代的经世致用的传统在现代就应该抛弃？实际上上述看法既不可能实现，也没有科学的根据。首先，历史学家本身就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他们在思考问题、选择研究课题时不能不受到现实社会因素的影响，要历史学家关起门来去追求所谓的历史学的科学性本身就是不可能做到的。其次，现实社会因素的影响，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将历史与现实简单地等同起来，会将历史现实化，与历史实际愈来愈远，另一方面，现实因素的刺激，也有助于史学家选择研究课题，开阔思路去思考历史上的类似现象。历史学本身不是社会意识形态，但作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历史学的研究，不可能彻底摆脱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历史学家也不可能不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实际上，社会意识形态对史学家的影响也有两个方面：一是简单地从社会意识形态出发，将历史意识形态化，歪曲了历史的实际，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出了歪曲性的评判；二是在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找出了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课题，对历史事件的分析更为深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正确地运用，将会有助于历史学家更加全面深入地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当然，简单地从社会意识形态或现实需要出发去评判历史，也会出现不少的弊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出现的曲折，就是这方面深刻的教训。至于选择与社会联系紧密的课题，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和支持。当然，从事那些与社会现实关系不太密切，但具有较大学术价值的课题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我们不能再犯20世纪50年代末的简单的“厚今薄古”、将古代和今天对立起来的错误。过去“左”倾政治固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消极的影响，但我们不能由此断定史学与政治必须无缘，摆脱政治对史学的干预。瞿林东发表的《论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及《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等文章，对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做出了深入而精当的论述，他说：“把史学等同于政治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如果我们从以往的教训中得到这样的认识，即史学应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超越’社会，才能保证史学的纯洁和发展。这样的认识恐怕还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7]“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必须倾注于史学之中，而史学亦必成为史家藉以经世致用的智慧和手段。”[8] （P34） 笔者认为，瞿先生的上述认识，正确地揭示了有关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从理论的高度深入地认识这一重要的问题。

郭沫若、范文澜等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服务于社会的现实性有机结合，既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又为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是对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很值得我们珍惜。把他们的史学论著一概称之为“战时史学”，是非历史主义的，也是与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不相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处理科学性与现实性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很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不可否认，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在今天看来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但却不能因此否认他们将学术与社会紧密结合这一做法，我们仍应继承和发展他们所形成的这一优良传统，并进一步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新中国50余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证明：只要政治路线正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就会健康地发展。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和史学研究中“左”的流毒已经清除，过去对西方史学和中国传统史学一味排斥的错误已经纠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做出正确的评价。我们主张史学家在充分尊重历史学科学品性的同时，应更注重于研究与社会以及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研究课题，这样的历史学才会更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在新世纪，只要我们能正确处理史学求真和致用的关系，在尊重历史学科学品性的基础上，大胆地研究和开拓与社会生活和人民密切相关的新课题和新领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将有一个新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总结人类思想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形成的，她代表着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学术文化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曾明确地说：“要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唯一理论，是很难办到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历史哲学，它对历史家的思想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教条，更不应当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使用。从某些方面来看，马克思是最不教条、最灵活的作者。”[9] （P261） 一个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影响能做出这样高的评价，很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经过艰苦的探索，同样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我们要抱着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进一步研究和继承这笔丰厚的史学遗产，以推动中国历史学在新的世纪有一个更大的飞跃，提出的批判地继承的原则，仍是我们对待一切文化和遗产的基本的态度和原则，只有认真领会和坚持这一重要原则，我们才能少走弯路，取得更大的成就。

[参考文献]

[1]范文澜. 历史论文选集[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2]张剑平. 新中国史学五十年[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3]刘大年. 当前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A]. 刘大年集[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4]龚书铎，金冲及，宋小庆. 历史的回答――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原则问题[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纪念太平天国110周年[N]. 人民日报，1961-05-31.

[6]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 史学导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7]瞿林东. 论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J]. 史学月刊，2001，（1）.

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第7篇

一

邓拓的史学实践，主要集中于四十年代之前。抗战期间，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邓拓承担了大量的行政事务，倾注于历史研究的时间较少。但是，与同时代的史学大师相比，邓拓的史学成就毫不逊色。在邓拓所涉及的史学领域中，尤其是经济史等方面，其贡献卓著，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据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纵观邓拓的史学实践，其成就首先表现于对中国救荒史的研究中。

1937年6月，邓拓的《中国救荒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署名邓云特。该书初以文言文写成，约25万字（注：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初版时，为文言文，后由作者用语体文改写，于1958年由三联书店再版并增加附录，现二种版本并见。）。这是邓拓在河南大学学习期间，对中国经济史进行了三年的潜心研究后所取得的重大收获。在邓拓生活的旧中国，灾荒频仍，民不聊生。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废怠民事，以至于经济凋弊，哀鸿遍野。目睹国难民怨，邓拓以国计民生为念，怀着满腔热诚，对中国救荒史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写成了《中国救荒史》一书。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各种自然及社会因素的作用，时常有灾荒发生。历代的统治阶级和学者们往往对灾荒给予一定程度的关注，对灾荒的形成及救荒工作进行了简单的梳理。但是，以往的书籍大多简略、偏颇，缺少对灾荒、救荒系统而科学的考察。邓拓的《中国救荒史》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独辟蹊径、卓识毕具，通过丰富的史料和透彻的分析，详细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形成灾荒的自然和社会原因，并且阐明了历代救荒赈灾的措施、效果及存在的弊端，以作为现实社会的借鉴，为中国救荒史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通览该书，可以发现其书的显著特点。

第一，写作目的、指导思想明确，认识深刻、科学。邓拓指出："所谓'救荒'就是人们为防止或挽救因灾害而招致社会物质生活破坏的一切防护性的活动。把历代的人对自然控制的具体关系和防止或挽救因为这种关系被破坏而产生的灾害所采取的一切政策思想记述下来，找出经验教训，这就是救荒史研究的对象和目的。它不仅要记述历代灾荒的实况和救济政策，而且要记述和分析历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态和性质的演变以及它们和灾荒的关系。因此，救荒史不仅应该揭示灾荒这一社会病态和它的病源，而且必须揭发历史上各阶段灾荒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分析它的具体原因，借以探求防治的途径。"（注：《中国救荒史·绪言》，见《邓拓文集》第二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另参见商务印书馆1937 年版，1993年7月影印本。下同。）遵从揭示灾荒的社会病态和病源、探求防治途径的宗旨，正文各部分将历代灾荒的史实、救荒思想的发展、救荒政策的实施等内容逐次展开。由于对灾荒、救荒的认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邓拓将救荒史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其中的许多考证、论析，不仅极大地超越了前人，而且启迪来者，成为后学者的典范。

如在论及历史上灾荒的成因时，邓拓指出："所谓'灾荒'乃是由于自然界的破坏力对人类生活的打击超过了人类的抵抗力而引起的损害；而在阶级社会里，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注：《中国救荒史·绪言》， 见《邓拓文集》第二卷， 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另参见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1993年7月影印本。 下同。 ）他认为，灾荒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条件即"居于人类生活主体之外，并给与人类生活以某种程度的阻碍或便利的各种固有的地形、地质、温度、雨量等自然力"（注：《中国救荒史》第一编第二章《灾荒的成因》。）的作用，又有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社会因素是首要的和根本的原因。他认为，以往的"学者对于自然条件的影响力，往往作过高的估计"，是很不妥当的。因为自然环境属于外部条件，它以"人类社会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条件为依据"，即只有"通过社会的内在条件，才能对社会发生影响"，所以，纯粹拿自然条件来解释灾荒发生的原因，是肤浅之举，将难以看到历史的真实情形，"灾荒形成的最后原因，或促发严重灾荒的基本因素"，是"最根本的人为的社会条件"。（注：《中国救荒史》第一编第二章《灾荒的成因》。）总言之，"从来灾荒的发生，带根本性的原因无不在于统治阶级的剥削苛政"。（注：《中国救荒史》第一编第二章《灾荒的成因》。）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邓拓将各种社会因素综合考察、深入分析，这样，邓拓对灾荒史的研究就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因而也就全面而深刻地把握了历史问题中带有实质性的内容。

第二，史料丰富，论述全面，分析深刻，体系完备。在写作《中国救荒史》之前，邓拓广泛阅读了各种史料，摘抄了大量的资料卡片，仔细地理解、斟酌，于零碎的历史记载中发现和解决问题。在《中国救荒史》里，邓拓使用了所能见到的各类史料，经史子集无不包容其中。如第一编第三章《灾荒的实际影响》在述及由于灾荒所造成的人口流移和死亡时，就引用了《汉书》、《后汉书》、《晋书》、《魏书》、《周书》、《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文献通考》、《通鉴纲目》、《宋稗类抄》、《石林避暑录》、《康济录》、《昭代典则》、《名山藏》、《东华续录》等多种史料，以及近人的数种报刊。因此，该书资料翔实，视野极为广阔，为考析的全面展开和结论的最终获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救荒史》中，既有科学的理论前提作为统领，又有扎实的史料功底和全面的条分缕析；既阐明了灾荒和救荒的涵义、论述了历代灾荒的实际情形，又探究了救荒思想的发展和救荒政策的实施；既关注灾荒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辛酸，又揭示了灾荒产生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特别是对于造成灾荒的根本原因--社会条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既肯定了历代统治者积极救荒的成效，又揭露了阶级社会中由于政治腐败而致的消极救荒和救荒成效的有限，处处展示了邓拓历史学家的卓越史识。

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社会现实，立场鲜明。本世纪30年代，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社会凋敝，民不聊生。面对社会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无动于衷。身为热血青年的邓拓，不愿坐视国家的沉沦，大声疾呼，为祖国的崛起而呐喊。他说："目前困难当头，我们应该做一件扛鼎的工作，鄙视在战场上和敌人进行生死搏斗，就应该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写一、二部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发扬祖国的文化。"（注：傅家麟：《青年时代的邓拓》，见《忆邓拓》，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转引自王必胜《邓拓评传》，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写作《中国救荒史》，正是基于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社会现实的出发点。确如邓拓在该书《绪言》中所说，救荒史的研究，不仅要记述历代灾荒的实况和救济政策、揭示灾荒之社会病态及其病源，还要分析历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态和性质的演变以及它们和灾荒的关系，揭发历史上各阶段灾荒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则是找出历史经验教训，"借以探求防治的途径"。史为明鉴，学术研究贴近社会现实，为社会现实服务，使得邓拓的史学实践充满了时代感、责任感。在《中国救荒史》里，邓拓坚持真理、坚持学术良知，不畏权贵、不避时政，对国民党政府的腐朽统治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

《中国救荒史》是邓拓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国研究救荒史的第一部专著。虽然邓拓当时只是一名年仅25岁的青年学生，但是由于他解决了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因此，商务印书馆在刊印《中国救荒史》时，已经将它列为中国历史研究的名著，纳入"中国文化史丛书"加以推出。可以认为，《中国救荒史》是邓拓史学成就的典型体现，奠定了其历史学家的坚实地位。

二

邓拓的史学成就还集中体现于其《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一书中。该书由8篇论文结集而成， "前头六篇是抗日战争以前在《新世纪》、《时代论坛》、《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上发表过的；只有后头两篇是全国解放以后在《人民日报》和《历史研究》上发表过的。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年月里，没有时间研究历史，不可能写历史论文。全国解放以后，重新接触到历史问题，才又写了两篇"（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卷前小语》，三联书店1959年初版，1979年再版。后收入《邓拓文集》第二卷。）。1959年，邓拓将发表于1935-1936年的6篇论文略加整理，或补充材料，或修订观点，有些还改动了文章标题，连同发表于1955-1956年的2篇论文一起，以《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为名由三联书店出版。

《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集结的文章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所论涉及中国历史分期、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及古代经济史的多个方面。从收入该书的8篇论文来看，不仅在发表的当时独树一帜，引起较大反响， 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今天仍然富有启迪意义。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这实际上就是革命与反革命势力在文化领域的较量。表现在史学界，则是围绕着中国社会史展开的激烈论战。邓拓就是在这场论战中成长起来的。1935-1936年，就读于河南大学的邓拓以"邓云特"的笔名陆续发表了7 篇历史论文：《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第2卷第4期）、《中国历史上手工业发展的特质》（同前，1936年第3卷第2期）、《再论中国封建制的"停滞问题"》（《时代论坛》1936年第1卷第2期）、《论中国社会经济史中的奴隶制度问题》（《新世纪》1936年第1卷第3期）、《中国封建制停滞的历史根源》（《时代论坛》1936年第1卷第11号）、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及其特征》（《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第4卷第1号）、《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同前，1936年第4卷第3期），"对于中国历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从古代奴隶制度的问题一直到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的问题"（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卷前小语》，三联书店1959年初版，1979年再版。后收入《邓拓文集》第二卷。），集中地进行探讨，积极投入到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

邓拓指出，发生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实际上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在当时的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激烈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卷前小语》，三联书店1959年初版，1979年再版。后收入《邓拓文集》第二卷。），因为"从陶希圣到胡秋原、任曙以至于王宜昌等人，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作了使人头昏的一系列颠倒是非的歪曲。他们虽然各执一说，没有统一的主张，然而在阉割历史这一点上，他们的作用却是相同的"（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为了回击反动文人们对中国历史的歪曲和阉割，邓拓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深刻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对中国经济史进行了悉心的探讨，从经济史研究的角度对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认为，中国历史有着自己特殊的发展规律，同时又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沿着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共同道路前进。中国的历史，"从西周到鸦片战争以前，在这一个长时期中，都是封建制度的历史"（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这是邓拓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明确表述。在文章中，邓拓详细探讨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及分期、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古代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辨别、批驳了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前资本主义社会说、亚细亚生产方式说、专制社会说、佃佣制社会说及"反复论"等形形色色的观点。其中见解新颖、多所发覆，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许多错误认识，受到史学界的瞩目。如他在考察中国历代手工业的经济形态时，仔细地研究了官营手工业、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三种形态，认为中国古代手工业的发展呈现出畸形状态，而官营手工业箝制了其它手工业形式的发展，进而阻碍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使中国封建社会显示了"历史的龟步"，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之一。（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中国历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在论及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时，着力驳斥了那种认为中国社会在外力的作用下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说"和"外铄说"，解决了"中国封建闭关的局面被打破以后，为什么不能迅速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使中国经济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偏偏会被国际资本主义紧紧地支配着，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这一中国近代历史的难题。他认为，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经有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若干条件，但是还很不成熟。"正是由于中国长期封建社会没有具备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前提，十九世纪初叶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部生长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工厂手工业的完成阶段"，所以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使得中国的经济"遭遇了完全被奴役的命运"，因此，在中国将要发生的"产业革命，绝对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而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因为旧中国的命运，已经昭示了资本主义的'此路不通'"。（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这些论文与其后出版的《中国救荒史》一起，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使邓拓跻身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行列。

建国以后，邓拓行政事务缠身，但他仍然十分关注史学研究工作，并积极地投身于史学实践中。1955-1956年，邓拓先后发表了《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人民日报》1955年1月9日）和《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历史研究》1956年第10期）两篇文章，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了集中思考。这两篇文章从崭新的研究角度，以独特的研究方法，对长期以来争执不休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邓拓认为，《红楼梦》鲜明地反映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主要是18世纪上半期）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其标志是"在封建经济内部生长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着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有了发展；同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相对立的市民思想明显地抬头了"（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同时，通过认真的考察，邓拓认为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乾隆年间（约16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90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其中，从万历到明末和从清初到乾隆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开始的阶段；后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发达的阶段。"（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在当时的学术氛围中，邓拓能够摈弃外界的许多干扰，扎实地做一些史学研究工作，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学家的良知和勇气，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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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邓拓不懈追求，奋力拓荒，不仅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且在史学方法论上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审视他的史学成就，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不可忽视的学术特征及风格。

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整个历史研究中。与同时代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一样，邓拓的史学研究始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的原则，在其研究领域里居功甚伟。参加社会史论战和写作《中国救荒史》时，邓拓只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但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关注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苦痛，将史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在中国的确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经常强调，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对于所掌握的各种资料，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加以整理、分析和综合，这样才能坚持正确的立场，把握历史的真实。在史学研究中，邓拓身体力行，将科学性和革命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历史的许多难解之谜。

2.广泛涉猎，多方收集，扩大使用史料的范围。在邓拓的史学研究中，"五经皆史"，不仅详采存世的各种史籍，而且重视调查研究，将史籍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有效地弥补了史料的不足。邓拓的历史著作和论文，除正史之外，通鉴政书、诸子百家、甲骨金石、笔记杂抄、传记文集、野史小说、方志碑文、年谱家谱、契约帐簿、报纸杂志、诗词传说等等，尽为所用（注：参见李乔：《略论邓拓的史料观》，载《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并且经常化腐朽为神奇，妙用迭现。如在《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一文中，邓拓曾对北京附近门头沟的煤矿业和其它地区的几种手工业进行了调查，收集了大量的契约、文书等珍贵资料，与史籍相印证，补充了史籍记载的不足。这种史学研究的方法，独特新颖，影响极广极大，为我们拓宽历史研究的视野提供了足资效法的范式。

3.注重证据，强调"通识"。邓拓的史学研究，承继了清代朴学的合理成分，穷究史实，注重证据；同时又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全面考察，综合分析，以求得出科学的认识。他认为，"离开了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量材料的研究，孤立地观察某一个别的现象，一定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所以从事历史研究时，必须统揽历史的全局，善于将各种零碎、杂乱的资料悉心整理，于蛛丝马迹中寻出掩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实际情形。邓拓的史学论著，处处可见此种方法的自如运用。

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第8篇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的呼唤。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的入侵，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步伐，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彻底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然而，封建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已无法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这个尖锐的问题。为了实现“救亡图存”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的真理。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海国图志》的作者，近代中国著名爱国思想家之一，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图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如果说“悉夷”、“师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则是目的，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还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①]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国图志》论述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这部被称作是“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内忧外患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1898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进化论》一书出版，该书系统阐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国思想界深受震动。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变法图强的新的思想武器。

进化论作为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样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成为当时新的史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它的出现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一治一乱”等封建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他认为“史界革命”的意义远超出学术本身，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学是社会的折射，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启超对封建循环史观和进化史观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循环是“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而“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②]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多次阐释其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③]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④]

进化论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联系。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武昌起义帝制，积极捍卫共和制度，为改造旧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政治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宝贵遗产。应该指出的是，社会进化论不仅是孙中山历史哲学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他的整个政治思想的基础。他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孙中山将达尔文进化思想与其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时，突破了生物进化论和一般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局限。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分成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三个阶段。他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由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但又反对人类社会的进化照搬动物的进化过程。因此在人类进化时期，应当用“仁义道德”代替“弱肉强食”，用“互助”、“仁爱”代替“竞争”、“杀戮”，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种族压迫和仇视，实现“天下为公”的美好理想。[⑤]二

早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即开始传入中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时，王韬和张宗良撰写《普法战纪》，记述了巴黎无产者的伟大斗争。20世纪初,留日学生马君武、朱执信等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德意志革命家小传》等著者中，评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有影响的社会潮流，这是和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产生着更加重要的影响。正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核心，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之一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已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⑥]

1920年秋，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强调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先进世界观的指导，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革命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之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是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历史学家，而且是自觉投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战士。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历史学研究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史学思想和一部部精品力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财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它涉及到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学说，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彻底粉碎了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锻炼和考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没有新中国。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三

以上简略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成了过眼烟云，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史学自身发展所离不开的时代的需求，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选择。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魏源、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别人的选择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以至整个民族的选择。梁启超等顺应历史大势倡导新史学。这样，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并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样，、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当时对唯物史观的选择，虽是少数人的个别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前进方向。尽管最初这种选择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但却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所以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少数先进分子的选择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社会思潮，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他的发展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同步的。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反映社会要求的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那种脱离历史学和社会发展实际，凭一时的冲动和激情，动辄就宣布有了什么“创新”，或想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体系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成为不断前进的动因。“”结束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科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人们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冲破了极“左”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不加分析地将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统统接受过来，对精华和糟粕不去区分，并企图以此来“改造”中国历史学，显然，这些既脱离中国史学传统与现实，又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种种主张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历史研究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在不断加强历史学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即使是对“古老的过去”的历史研究，也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只有从中国史学和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认识功能。这样，历史学不仅在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在这过程中，自身也将不断完善，在社会和学术的实践中得到健康的发展。

[①]魏源：《海国图志·俄罗斯国总记》。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③]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十》；《自由书·成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

[④]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第9篇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的呼唤。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的入侵，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步伐，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彻底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然而，封建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已无法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这个尖锐的问题。为了实现“救亡图存”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的真理。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海国图志》的作者，近代中国著名爱国思想家之一，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图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如果说“悉夷”、“师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则是目的，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还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①] 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国图志》论述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这部被称作是“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内忧外患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1898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进化论》一书出版，该书系统阐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国思想界深受震动。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变法图强的新的思想武器。

进化论作为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样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成为当时新的史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它的出现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 “一治一乱”等封建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 ，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他认为“史界革命”的意义远超出学术本身，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学是社会的折射，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启超对封建循环史观和进化史观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循环是“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而“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②]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多次阐释其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 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③] 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④]

进化论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联系。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武昌起义帝制，积极捍卫共和制度，为改造旧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政治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宝贵遗产。应该指出的是，社会进化论不仅是孙中山历史哲学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他的整个政治思想的基础。他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孙中山将达尔文进化思想与其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时，突破了生物进化论和一般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局限。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分成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三个阶段。他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由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但又反对人类社会的进化照搬动物的进化过程。因此在人类进化时期，应当用 “仁义道德”代替“弱肉强食”，用“互助”、“仁爱”代替“竞争”、“杀戮”，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种族压迫和仇视，实现“天下为公”的美好理想。[⑤]二

早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即开始传入中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时，王韬和张宗良撰写《普法战纪》，记述了巴黎无产者的伟大斗争。20世纪初,留日学生马君武、朱执信等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德意志革命家小传》等著者中，评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有影响的社会潮流，这是和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产生着更加重要的影响。正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核心，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之一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已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⑥]

1920年秋，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强调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先进世界观的指导，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革命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之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是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历史学家，而且是自觉投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战士。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历史学研究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史学思想和一部部精品力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财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它涉及到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学说，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彻底粉碎了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锻炼和考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没有新中国。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三

以上简略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成了过眼烟云，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史学自身发展所离不开的时代的需求，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选择。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魏源、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 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别人的选择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以至整个民族的选择。梁启超等顺应历史大势倡导新史学。这样，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并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样，、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当时对唯物史观的选择，虽是少数人的个别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前进方向。尽管最初这种选择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但却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所以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少数先进分子的选择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社会思潮，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他的发展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同步的。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反映社会要求的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那种脱离历史学和社会发展实际，凭一时的冲动和激情，动辄就宣布有了什么“创新”，或想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体系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成为不断前进的动因。“”结束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科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人们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冲破了极“左”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 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不加分析地将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统统接受过来，对精华和糟粕不去区分，并企图以此来“改造”中国历史学，显然，这些既脱离中国史学传统与现实，又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种种主张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历史研究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在不断加强历史学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即使是对“古老的过去”的历史研究，也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只有从中国史学和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认识功能。这样，历史学不仅在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在这过程中，自身也将不断完善，在社会和学术的实践中得到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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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源：《海国图志·俄罗斯国总记》。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

[③]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六十》；《自由书· 成败》，《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二》。

[④]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

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史学r李守常；书评

（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笔名李钊、孤松、猎夫。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工作，主持了数次办公，中共“二大”、“三大”、“四大”上担任中央委员。1924年5月，（署名李守常）著《史学要论》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史学要论》一书是对唯物史观的一本系统论著。笔者读此书，感触较深。

论述“什么是历史”。首先，论述的第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历史不是我们所反映的“历史”。历史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指出：“不错，我们若想研究中国的历史，像那《史记》咧，《二十四史》咧，《紫阳纲目》咧，《资治通鉴》咧，乃至其他种种的历史记录，都是很丰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须要广搜，要精选，要确考，要整理。但是他（它）们无论怎么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这些卷轶，册案，图表，典籍，全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这活的历史的本体”。①指出了区别和联系，使人们在理论上懂得“活的历史”比历史撰述所反映的内容更生动、更丰富，从而拓展人们的历史视野。在实践上则使人们可以感受到自己也生活在“活的历史”当中，增强人们对于历史的观察和责任。其次，对于历史的定义。“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②这段话说明：一、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让人们懂得历史是变化、进步的、生动的。并在此阐述到马克思描述的历史观，把社会和历史联系在一起。历史和社会是不能相互脱离的，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当中，整个人生都是纵起来生活在一部自己的历史当中，横着融入进了社会。二、研究历史是要研究历史的整体性，历史的研究不容片片分割和割裂，如果把社会和历史割裂开来，研究的就不是历史，应该综合的对社会、历史、文化进行研究。最后，做历史研究，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对于历史知识不停的认识深化，然后才能进行更深刻的“解喻”。而且对于更深层次的解喻，也还有不断的新材料的证明和发生，才能证明历史发展的规律。例如，对于汉的古今文之争，之前对于儒学，主要是焚书坑儒之后，剩余的儒生默写下来的儒学文章，而后刘向父子搜集的古文经。虽然有一些出于政治服务的趋向，但是由于新材料的发展，以及时代的发展，才有了今古文之争。

关于历史学系统的划分，把历史学划分为“广义的历史学”和“最广义的历史学”两个系统，后者包含了前者。最广义的历史学包含了“普通历史学”、“特殊历史学”、“历史哲学”三个子系统。特殊历史学中又包含记述历史和理论之部两个子系统，足以看出作者对理论部分的足够重视。广义的历史包含“记述的历史”与“历史理论”两个子系统。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历史学的深刻认识，以及对于历史学的深刻系统划分，是对历史学系统划分的一个创举。

史学研究影响着人生态度，对此理论的阐述更加深刻而且精辟。首先，史学关于人生的密切相关。历史学是一门学问，优势一种知识，对于人生是有用的。所以说研究史学，对于人生的态度影响很大。其次，对于史学的研究可以培养人们的科学态度和脚踏实地的人生观。历史的研究，可以使人们对历史进行反思和思考，历史上的“一盛一衰”让我们对于历史螺旋状的上升运动，可以知道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应该去发现历史中所存在的规律。如果否定了这个历史观，对历史进行过分悲观，或者有宿命论，这样的历史观，会影响自己的世界观。所以，在看来，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影响到有什么样的世界观，进而影响到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最后，历史教育的重要作用，纵观史书，对于历史的英雄豪杰人物，并非不同于常人，而是对于社会的更加敏锐，由此有更加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挺身而出，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壮举”。让我们对于历史的发生产生了敬仰之心，由此可看出史学的魅力。

纵观此书，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认识：首先，《史学要论》是20世纪中国史学上最早面世的理论著作之一。它科学地、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对于历史观问题、历史理论问题、历史学的系统问题、史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史学对于人们树立积极进取的人生观的影响等，它都做了深刻的论述。这些论述，对于中国史学上都是具有创新性的。并对历史学学科的系统进行了完整的分类。其次，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史学要论》是第一部从理论上开辟道路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奠基之作。书中反映额作业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史学的信念，对于史学的性质与任务的分析，对于史学之影响到社会、人生的关注等。最后，在书中提出的“解喻”是要通过人的不断学习来完成的，这是鼓励我们青年人不断的对历史进行学习在学习，积累了丰厚的知识，才有能力去进行解喻，去为历史学作出一份贡献。在今天在读此书，仍是对于心里的震撼，让人感受到它的巨大的理性力量和深沉的激情涌动。白寿彝先生对此书评价说：“《史学要论》是一本不到四万字的小册子，但这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重要著作。这本小册子凝结着一个革命家、一个无产阶级理论家对人类前途的真挚的希望。对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来说，不愧是第一个开辟道路的人。”

参考文献：

[1]李守常：史学要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

[2]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注解：

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1篇

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两个问题:一是历史人类学对人类学“无时问感”的批判性，两者之问在挑战、对话中不断磨合、互动发展，在白身文化研究的反思中超越近性史观并与历史相汇的产物。二是历史学的历史人类学和人类学的历史人类学区分，区别在于前者关注如何对待历史问题，后者更强调关注人民如何对待并处理他们的历史匡。历史人类学是空问文化和时问历史的统一，因此在研究过程应注意把握文化的历史向度、历史的多元特征、历史的文化解释、记忆对历史的制作以及历史的力量等特征匡，将历史人类学研究与田野调查实践相结合，将历史文献的收集、了解与运用渗入田野调查。  

历史人类学的产生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即平面史的叙述模式阶段、人类学与历史学的整合阶段、历史文化的深描阶段、中国历史人类学的产生及其传统阶段匡。这也反映了中国历史人类学无论是受到功能主义学派还是历史具体主义论的影响，均呈现出西学东渐的中国化过程，用历史的眼光去研究人类学发展，这是基于人类学原是具有历史性质的，人类学所要考虑的原是历史上的事实，所用的方法也是也是历史的方法。在文化论与历史学的社会协调过程中，历史人类学还出现“南方经验”和“北方经验”的论战，南、北派分别以林惠祥先生、费孝通先生为代表，论争焦点集中在区域研究与历史资料的建构方面。2017年7月，在北京大学展开一场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南方经验和北方经验论战，围绕不同时代的国家在不同区域的存在模式，以及如何看待不同地方与国家之问的民地关系，又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推向新的高潮。    

历史人类学本质体现一种历史反思的过程，既吸收文化人类学传统理念，同时也借鉴史学研究方法和史料的运用，反映了人类学的历史化。它是以历史的时问维度和文化的空问维度去发现、研究不同区域的社会群体，历史素材与社会文化时问性并举，将其概念化、符号化，再现人类社会历史，符合“历史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纳入社会人类学当中，一是透过对某一特殊历史资料的分析;二是包含在分析社会制度时对时问观点的认识当中”匡的论断。此外，历史人类学还体现了文化论与过程论的辩证关系，即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协调，从历史人类学出发对具体的历史个案进行重新解读，可以使我们有可能把被反思的意识形态放回到历史过程中去解释，也使我们有可能赋予历史过程本身一定的反思价位匡。因此，历史人类学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结合，为我们全面理解人类社会现象提供理论方法，在历史背景下，运用文献史料，结合田野实地调查，以过去解释当下，为进一步研究社会机制提供可能。

二、历史人类学对唐宋妇女日常生活的研究    

诚然，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均以研究日常生活为主，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曾论道:“如果不把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考虑进来，就不能理解这种政治制度。因此，对日常生活史研究是历史人类学发展的基础，这是因为“一个社会表现在习俗中的争论的最少的态度和行为，如对身体的照料、穿着的方式、劳动的组织和日常生活的日程安排等，都反映着这个社会的表象系统;而这系统在深层上与法律、宗教观念、哲学或科学思想等最精心构件的知识框架都紧密相连。

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2篇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中外经济史的研究都经过了一个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过程，傅衣凌先生倡导的"社会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应当全力以赴的方向。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同样需要与社会史的结合。

【摘 要 题】理论研究

【英文摘要】theoretically speaking，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need conformity and innovation. Researche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histories all have undergone a course， which formed economic history to the combination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y.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which Fu Yilin sponsored is the direction that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should make great efforts to attend. The social history without economy will not become an entire social history. Researches in economic history also need combine with social history.

【关 键 词】经济史/社会史/社会经济史/整合/创新

economic history/social history

【 正 文】

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吴承明先生十年前发表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在我国经济史、经济学乃至历史学界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读吴老新作《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1]，深悟其经济史观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在这篇有关经济史学理论的文章中，作者不仅回溯经济史学史、介绍西方历史哲学、比较中西历史观、探究理性发展之路、反思批判理性主义，而且对经济史方法论问题，包括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经济计量学、新制度学派经济史观等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尤其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吴老在文章的最后，特别论述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的关系，明确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我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但目前经济史学者多无力研究整个社会，要依靠社会学专家的成果。"就经济史而言，笔者本属门外汉，然多年从事中国社会史的学习和研究实践，又使我体悟到吴老此观点的学术理念。这就是：经济史的研究要跳出就经济而经济的框子，"注意非经济因素"，尤其要注意吸收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社会整体出发研究经济史。同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能撇开对经济因素的研究，社会与经济紧密粘连，相互作用，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研究。把经济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是中国经济史研究进一步走向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虽然"目前经济史学者多无力研究整个社会"，但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应当全力以赴。

一

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也是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过程中的突出特征。将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置于历史学理论和实践的广阔背景下加以考察，对我国经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众所周知，19世纪西方史坛占主导地位的是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史学。实证史学特别强调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主体和客体不存在任何依存关系，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不折不扣地叙述过去发生的人与事。对原始史料，尤其是文字史料的严格考订和批判，是兰克实证史学的基本要求。如此，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活动便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而文字资料，尤其是官方文件是最主要的原始资料。伊格尔斯尖锐地指出：

兰克那种狭隘地集中注意与广泛的社会背景脱节的政治史，过窄地着眼于欧洲列强的外交事务，过分倚国家文件而对其他史料不屑一顾的"科学"的历史研究模式，不仅对于德国启蒙史学家写一部包罗万象的政治社会史的雄心壮志来说是一个倒退，而且也反映了这种研究模式产生时，19世纪早期普鲁士大学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局限性。[2]

兰克的实证史学虽然位居19世纪西方史坛的霸主地位，但与其观点和方法不同的学术派别与兰克史学始终并存而行。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史坛的不同声音开始了对传统史学的深刻反思，并对新旧史学的转型产生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其中总体史的追求及经济史从历史学中的分立，对日后经济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实，18世纪后半叶以来，对总体史的追求就成为西方史坛的一股重要的史学潮流。被法国年鉴学派奉为新史学"祖先"的伏尔泰，在其《关于历史的新知识》中就发出了历史研究应当使"人们了解所有的人，而不是限于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的呼声。在伏尔泰看来，历史不仅是政治、军事和外交史，还应当包括经济、人口、技术与习俗等内容。随后，夏多希里昂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序言中进一步阐发伏尔泰的观点："近代的历史是一部百科全书，它必须无所不包；从天文到化学，从金融到实业，从绘画、雕塑、建筑到经济，从宗教法、民法、刑法到政治法"。另一位法国史学家基佐进一步把这种无所不包的总体历史称为"文明史"，认为"文明就是汇集和概括所有其他事实的、普通的和最终的事实"。米勒更明显提出史学家要重视研究包括地理、自然、气候、食物、生理和精神文化的历史。[3]（P18～22）对总体史的追求，不仅触及到了传统史学的种种弊端，而且为经济史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大体来看，19世纪后期开始，经济史开始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虽然初期的经济史仍保持着历史主义的特点，但像阿什莱（Williams J·Ashley）、坎宁翰（Williams Cuningha）、施穆勒（Gustav von schnoller）这样的经济史学家已试图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历史。时至20世纪初，经济史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经济要素分析和数据资料更加受到重视，以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的论著如克拉潘（John H· clapham）的《现代英国经济史》、《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汤普逊（James.W· Thompson）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现代资本主义》，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均以其不同的经济学理论而名盛一时。[1]值得重视的是，19世纪中叶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对经济史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皮埃尔·肖努在《经济史：成就与展望》中明确指出，全国范围的竞争、经济学思潮以及自由派政治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评论家对经济、社会危机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样大大促进了经济史的发展"。[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从更高层次上总结唯物史观"从五个主要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其中前两个方面与经济史直接相关。

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历史。[5]（P27）

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史已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20世纪3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异军突起及其日后的快速发展，则使经济史走上了社会经济史的轨道。1929年，法国著名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格赫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标志着年鉴学派的正式诞生。刊物的名称本身即明确表达了年鉴学派的史学创新方向--经济的和社会的历史。显然，利用"经济"一词，与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及经济领域在各民族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有着直接的关联。以经济史和社会史为契机，一反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模式，正是年鉴学派异军突起的动力。从此，年鉴学派倡导的总体史成为新史学追求的目标，经济史和社会史这对孪生姐妹也"由灰姑娘变成了公主"。1946年，年鉴易名为《年鉴：经济、社会、文明》，标志着年鉴学派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扩大，但"事实上首先注重的还是经济"。菲利普·阿里埃斯强调指出："确实，我们不应该忘记经济是历史的关键，是今天的历史也是昨天的历史的关键"。[3]（P179）

被西方学者誉为"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是经济史走向社会经济史的理论家和实践家。1958年，布罗代尔发表宏文《史学和社会科学》，明确将历史时间区分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并提出与此三种时段相适应的"结构"、"局势"、"事件"三个概念。在布罗代尔看来，结构是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但对历史起经常、深刻作用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局势是指较短时间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现象，如人口增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工业变化等，事件则是指一些突发的事变，如革命、条约、灾害等。布罗代尔认为"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而事件是爆炸，"爆炸掀起的烟雾充满了当时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火光一闪即已过去"[6]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观，在他的两部不朽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得以具体实践，他不仅从内容上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对象，摒弃了狭隘的人物（尤其是精英人物）、事件，代之以包括生态、地理、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文化在内的"全面历史"，而且从方法论上沟通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系，各种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布罗代尔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很好的综合发挥。正是在布罗代尔的影响下，史学家纷纷撇开政治事件的精英人物，而去研究经济、社会结构和"局势"，而经济始终占据着"优先地位"。阿里埃斯总结道：

经济史（当然不是随便那一种经济史）在第二代年鉴学派时期还是占有优先地位。当时的法国史学家，不管是名满天下的，还是无人赏识的，都不曾忘记经济史的基本特点：经济史是一种符合人文主义雄心的群体的历史。它能够使人了解小人物，默默无闻的群众是怎样生活的。[3]（P174）

随着战后年鉴史学主流地位的确立，新史学在各个领域全面深入，并在整体上革新了这些领域。虽然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了利用现代统计和各种数学模型并借助电脑对历史经济现象作计量分析的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挑战，但"经济史在法国始终是社会史和总体史的一部分，年鉴派试图通过社会经济两层次来达到把握总体史的愿望，因而经济史便始终保持着和其他领域的对象和交流"[7]。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吸收新经济史积极成果的基础上，体现总体史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加注重对经济的各种层面做出调查和分析，更加注重对特定的时代宏观经济的分析和把握，更加注重将经济史置于宏观社会研究的范围内来理解，同时也加强了运用计量方法并注重解释模式的清晰度，这一切都必然使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加深入。

总而言之，西方经济史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从单纯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史学领域内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不仅使经济史本身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而且它所取得的成就也在不断地推动着其他史学领域的发展。其实，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而深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年鉴学派才将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并旗帜鲜明地宣称："经济史和社会史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作为整体而言存在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3]（P6）。

二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可谓历史久远，自司马迁《史记·食货志》直至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都是对经济活动的历史记载，但此类文献多偏重典章制度，很难称得上系统的经济史。

中国"系统的经济史是20世纪早期学习西方建立起来的"（吴承明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也是中国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开端。王亚南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许涤新《官僚资本论》、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史代表作。1949年后，中国经济史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大批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不仅开拓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领域，而且使一些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就经济史的理论建设而言，国内经济史研究大多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尤其注重对生产力的研究，真正以经济学理论从事研究的成果相对有限。

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经济史成为史学界备受关注的学科。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些中国经济史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仍在继续热烈地争论中，或经过争论逐渐取得共识；专题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更加扩大，区域经济史、城市史、生产力发展史、人口史等长期存在的空白或薄弱的专史得以加强并呈方兴未艾之势；系统中国经济史及断代经济史的论著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新史料、尤其是档案史料及外文资料的整理出版，为中国经济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一些经济史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成果的问世，西方经济学理论及经济史经典著作的译介、国外学者有关中国经济史论著的翻译出版等等，都说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并预示着她在新世纪的良好开端。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将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在中国史学界也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已故著名学者傅衣凌先生就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开拓者。林甘泉先生在纪念傅衣凌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径称"傅衣凌学派"，认为"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在谈及傅衣凌学术思想时，林氏概括道：

傅先生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傅先生的研究既是经济史的，又是社会史的，出了很多成果，做了很大贡献。傅衣凌研究中国社会是把明清作为一个长时段来研究，充分注意社会下层变化，善于从下向上看，偏向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经济变动等方面来研究明清社会。在资料运用上，傅衣凌也比较重视那些直接反映社会状况的契约、文书、家谱、族谱、档案等资料，形成资料特色。[8]

傅衣凌先生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公认的学术成就。更为可喜的是，傅先生的传人继承其学术传统，仍在辛勤耕耘、苦心经营着这块史学园地。但是，审视西方经济史的发展历程，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展望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前景，我们认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中国经济史研究要实现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目标，需要开展的工作虽然很多，但我们要强调的首先是从区域史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是多样性和统一性之统一，"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有通过个别而存在"[9]。历史的统一性客观存在于历史的多样性之中，任何一项具体的研究对象，都必然体现着特定时代环境的偶然性和复杂性，任何范围和层次的历史都有自身的独特性和个别性，历史的内容既是多样的又是具体的，从多样的历史中探讨其内在的统一性，正是历史学得以成为科学的前提。"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也是一个历史悠久、复杂多样的国家，正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国情，决定了长期以来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可以肯定地说，在未来一个时期内，这种不平衡的特征仍会继续存在下去，这也是我们从区域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从学术意义上而言，区域角度的研究不应当仅仅视作为个别的、微观的研究，史学研究并无绝对的宏观与微观之分，更无高下之别，重要的是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检索林林总总的年鉴派学人的重要著作，我们会发现费弗尔、布罗代尔、古贝尔、拉杜里等代表人物的代表性著作大多是属于区域性的研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其研究对象只是法国南部的一个普通村庄，我们能不承认它是一部优秀的史著吗？具体到中国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黄宗智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施坚雅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尤其是施氏提出的宏观地域学说，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区域研究的典范[10]。巴勒克拉夫曾明确指出："微观分析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检验辛勤劳作的历史学家提出的那些人所共知的论点，而且证明这些观点即使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充分的"。[5]（P128）

从区域角度开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现阶段最应引起重视的是布罗代尔所谓的"长时段"。从布罗代尔的三时段看，短时段的因素，尤其是革命、战争，中时段的因素，如人口、物价、贸易、运输、工农业等，中国经济史学界都曾开展过不同程序的研究，而长时段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等却是研究的薄弱环节。重要的是，长时段因素对一定的地域社会而言，甚或对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而言，起着一种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布罗代尔看来，"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他在书中有这样的叙述：

对于我们史学家而言，一个结构也许是一种集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并且是非常缓慢地推动它。一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许多世代的稳定的因素：它们阻滞着历史，阻碍着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流动速度。其他一些结构则很快失掉了。但所有的结构既是支撑物又是障碍物。障碍物表现为一系列的限制。试想一下打破特定的地理环境、突破特定的生理现实，打破特定的生产力限制，甚至突破这些或那些精神心理的局限的困难吧。心态环境同样也是长时段的桎梏。[7]（P111～112）

强调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应特别注意对"长时段"的考察，并不是要一味夸大地理、环境等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是强调我们必须把经济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在研究经济因素的同时，要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把握经济发展的脉搏，把经济发展置于社会历史变迁的整体过程中进行考察，如此才能体现整体历史变迁的面貌。事实上，工业、农业、商业、贸易、交通、生产、流通等等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离开对"长时段"的深入系统考察，就不可能对经济活动的变迁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同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社会区域、社会生活、社会功能、社会问题的研究，经济因素、经济结构也应放在社会史研究者的视野中。加强对"长时段"因素的研究，同样是中国社会史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笔者曾撰文呼吁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11]其意亦在将人口资源环境纳入社会整体变迁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

就方法论而言，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可以各显其能，但田野调查却是一种非常需要重视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的好处之一就是研究者可以对研究对象有切身的体验和领悟，最大限度地做到研究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客体的发展变迁，丰富研究的内容。其次，田野调查可以得到更多在图书馆找不到的原始资料和口碑资料。年鉴派学人不仅从理论上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而且大大拓宽了历史文献的范围，甚至是经历了一场"资料革命"，勒高夫强调说：

这些史料包括各种书写材料，图像材料、考古发掘成果、口头资料等。一个统计数字，一条价格曲线，一张照片或一部电影，古代的一块化石，一件工具或一个教堂的还原物，对于新史学而言都是第一层次的史料。[3]（P6～7）

傅衣凌先生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就特别注意田野调查，上世纪80年代他就曾组织助手在福建农村进行过大量调查，地方文献、口述资料、地契碑刻、历史遗存等大量田野调查所得资料，在他的研究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利用。我想，吴承明先生讲，经济史学者应"依靠社会学家的成果"，似亦蕴含此意。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任重而道远，笔者不揣浅陋，写出以上拙见，欢迎识者给予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3）.

[2]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9-10.

[3]勒高夫.新史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4]雅克·勒戈夫，皮埃尔·诺拉.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M].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72.

[5]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7.

[6]蔡少卿.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51.

[7]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别到史学[M].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88.

[8]深切缅怀傅衣凌先生--纪念傅庆凌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侧记[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4）.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442.

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 多元化转向 文化学转向 微观转向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60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深化，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变革。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经济的诞生、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导致了生产结构、阶级结构的一系列变化，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经济危机频繁、政治动荡、世界大战爆发、人们的精神世界迷茫、价值虚无。为此，后现代主义者站在不同的视角对当前新的历史境遇进行了阐释。

视角的多元化转向是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总体趋势

后现代主义者在认识论上赞成尼采的视角主义，提倡视角的多元化与差异化，反对研究任何事物一元化、绝对化和权威化，认为对世界的任何解释都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标准，应该运用多视角来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人实施的全面无意识监控问题，后现代主义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和阐释。

米歇尔・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方法，从癫狂、临床医学、现代规诫和性等不同视角对现代性的话语与制度及其对人们实行的规训和惩戒方式进行了描述。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通过对17世纪时法国总医院的建立及比塞特尔收容院带镣囚禁者解放事件的考察，认为这里的疯癫并不是医学意义上的疾病，而是统治者根据西方的理性文化通过否定性机制实现对非理性的控制，从而树立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理性对人们的监控已经不仅仅是在军队和生产领域，而是渗透到医院、监狱、学校、家庭等几乎各个日常生活领域①。统治阶级通过这样一个庞大的、隐秘的、复杂的、地下监禁机制在这些领域中树立自己的话语霸权，从而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控制。

吉尔・德勒兹运用迥异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未来前途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一方面德勒兹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摧毁了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自然经济，代之以商品经济，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一切都要通过交换进行，市场关系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正是“资本主义消解了前现代世界的联盟和依附关系，扫清了限制经济发展的障碍，通过对前现代世界‘犬儒式’的去圣化，因而极大地扩展了‘解码’过程”②。这种革命性使得资本主义冲破了以往社会的编码，社会生产、市场和资本积聚的膨胀，带来了财富的疯狂增长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德勒兹认识到资本主义“以抽象的等价交换逻辑对所有事物进行了‘再制码’，将它们‘再辖域化’到国家、家庭、法律、商品逻辑、银行系统、消费主义、精神分析以及其他规范化制度当中。资本主义以一种‘极端严格的通则’取代了质性符码，从而量化地管理和控制所有的‘被解码’之流”③。这就导致在充满人权的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财富并没有为人们带来所希望的幸福和自由，而是被更隐秘的辖域化和控制。因此，德勒兹强烈地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现代话语与制度对欲望的压抑，挖掘新的革命主力，并试图将现代社会引向自由的游牧部落式社会―一个人们可以摆脱一切法律、制度、国家规则的束缚获得彻底解放的社会；一个没有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且平滑、无规则、无中心的开放空间。人们可以在这样的空间中纵横驰骋，他们形象地称之为“千高原”。

视角的文化学转向是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主流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深化，文化以更加丰富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生活当中，小说、诗歌、戏剧、广告等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甚至成为社会运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切都是文化的，一切都被冠之以文化的标志。社会的政治问题亦成为了文化问题，正因此，后现代主义者们开始“更少依赖于传统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而更多依赖于人类学、语言学和符号学”④，更多地从文化的视角来解读社会发展的原因及归宿。

海登・怀特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通过分析19世纪欧洲主要历史哲学家的著作，确定不同历史过程概念的家族特征，确定用来证明史学思想的可能理论。海登・怀特抹煞了文学与史学的界限，认为在历史作品中存在着一种本质是语言学的深层次结构性内容。这些结构性内容通过四种主要的诗性话语模式即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加以描述，并预构历史领域，说明该领域“实际发生了什么”。海登・怀特认为，“过去是一个神奇之地”，历史已经逝去，不可能像在实验室里重复物理事件一样再现和复原，人们只能通过遗留下来的东西来研究它。任何关于历史事件的描述都是在人们原有的价值选择框架下进行，有多少种价值选择就会有多少种阐释。因此，根本不存在真实的历史。人们只能选择认同关于历史的叙事或者经过人们阐释和改变过的历史。这样，海登・怀特就从文学的角度解构了社会历史的客观性，从而影响了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从文化学特别是大众文化视角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詹姆逊认为，随着当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弱化，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一种显性的存在。在当代社会，意识形态正是以一种神秘的状态渗透于文学、宗教、艺术等领域，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一切文化和文本都是政治性的，都潜藏着个人的政治欲望和阶级话语。任何文学中都渗透着政治思想，都在一定程度对社会进行阐释和反思。在此基础上，詹姆逊认为：“历史不是文本，不是叙事，无论是宏大叙事与否，而作为缺场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必然要通过它的事先文本化，即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⑤也就是说，由于历史的“缺场性”导致历史不可能是一个完全清晰可见的事实领域。我们对于历史的接触和了解必然要通过文本的形式。但是，“在各种高度发展的现代主义文本中，政治不再是可见的了，政治正如在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表象世界内一样不再清晰可见，它被累积的物化无情地驱赶到地下，最终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无意识”。⑥这就导致如果我们不能够透过文本去探寻文本中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真正内涵，就无法认识真正的历史。

视角的微观转向是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

传统的社会历史理论往往预先选定特定的宏观主题如国家、阶级、革命等，关注的是民主、平等、自由、正义等观念。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反基础、反中心主义，导致了后现代的哲学家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时，抛弃了关于社会历史的本质、规律、意识形态等宏大的主题，抛弃了纯粹的理论思辨，转而将研究视角转移到人们的微观社会生活领域中来，进而从社会的不同层面揭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压制和奴役。

米歇尔・福柯关于权力的论述集中体现了其研究视角的微观转向。权力问题本不新奇，然而绝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理解，将权力看作是国家阶级统治推行其政策的工具，看作是一种影响、控制他人或组织的力量。福柯开始注意到权力在微观领域的作用，是始于1968年法国学生的“五月风暴”运动。“五月风暴”中草根层斗争所展现出的力量使福柯认识到，在权力体系中，统治权虽然具有高高在上的崇高地位，但却只是庞大权力体系的一角。在宏观权力大厦之下还有许多隐蔽的、不为人知的支点，仅仅看到政府和国家机器后的统治阶级是不够的。权力具有更为广阔的外延，医学、教育、建筑、宗教，在所有这些往往被传统权力所忽视的地方都存在着权力的影子。因此，在权力问题上应该从最细微的机制入手。

让・波德里亚在其导师列斐伏尔的影响下，从人们每天都要打交道的最熟悉的“物”开始，开启了基于日常大众生活的大众消费文化研究。在《消费社会》中波德里亚写到“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⑦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后福特主义的出现，使得生产领域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以消费为中心并最终形成了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波德里亚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谈论物，但并不从物的功能性和实用性进行分析，而是考察了物从功能性到非功能性，再到技术之物和符号之物的演变过程。波德里亚认为物不仅本身具有“一般”，而且具有超越于“―般”的特征，即物品不仅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是一种突出的符号。“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⑧这就意味着人们并不在意商品自身对人的物质满足，而是将商品当作一种进入某一理想社会团体的跳板，当作彰显自己社会地位或阶层的标志。如此一来，人们总在参照之中消费，在参照中确定自己。然而人们越是这样通过消费来确认自己，越是感到一种不安全和不稳定，更深的不安全感促使人们更加疯狂地去消费，消费永无止境。人们不再是决定消费的主体，而是被消费所异化，被消费所控制。20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这样的消费社会中通过消费这个符号潜移默化地实现着对人们的最终控制。

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转向的启示

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转向，对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化具有多重启示意义。

第一，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多元化，扩展了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空间。后现代主义者描述了被许多传统社会历史理论所忽视的微观现象和边缘现象，肯定了过去常常被宏大叙事所压制的差异性、多样性。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视角更趋于多元化。不同的个人经历、学科背景使得后现代主义者们从不同的主体立场对后现代工业社会中出现的现象和存在问题进行解读，摧毁了既有学科之间的界限，如波德里亚从大众媒体等技术角度对政治、日常生活的统治方式进行阐述；福柯从现代性制度及话语特征角度对资本主义对主体进行规范和惩戒的方式进行系谱学分析；德勒兹和加塔利在批判继承精神分析学理论贡献的基础上提出了独特的欲望生产理论，等等。这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使人们能够对社会现实的不同层次与领域进行相对自主的分析，从而更加精确地描述当前的时代，产生对社会有价值的思想。

第二，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文化学转向，为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落脚点。传统的社会历史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政治、经济角度，研究视角较为单一。而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变迁的新变化，与时俱进，认识到文化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文化学角度研究社会历史理论，为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视角。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既要坚持传统的宏观视角，又要批判地借鉴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另一方面，应该重视对社会发展的文化方面的研究，根据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充分意识到文化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认识到文化与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的整体性，对社会中出现的种种新问题，自觉从文化角度加以分析，大力加强文化建设。

第三，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微观转向，揭露了社会历史理论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某种联系。传统的社会历史理论注重于宏大叙事的研究，有预先设定的主题，这使得我们能够对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规律性东西得到清晰的掌握。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微观转向启示我们，伴随着经济、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人们的关注点从国家、政治、阶级、革命等宏大叙事转移到微观世界，转移到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仅仅关注社会的主流群体，在社会阶级关系日益复杂化的情况下，也开始关注社会的边缘群体；对于人类解放和自由这个问题，也从传统的生产领域转移到社会细微之处。这种注重社会实践并用理论及时作出回应的思路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点，既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也要注意宏观问题与微观世界相统一，要在潜移默化中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当然，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转换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文化学转向导致了历史客观性的消解及意识形态敏感度的丧失；对于微观领域的关注，使得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因而不能够阐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之间的深层关系，未能对资本主义的当展做出深层次的探讨；另外，对于当代社会发展出现的社会问题，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仅仅肤浅列出了各种社会现象，如波德里亚从技术角度来看待各种媒体，而没有挖掘媒体出现的深层原因；福柯仅仅从话语的角度对权力进行分析，并没有对社会的发展做出深层次的剖析，没有分析各种现象产生联系的原因和相互关系。

总之，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转向，突破了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传统视角，从宏观的政治领域扩展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丰富了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理论空间。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转向中存在的明显不足。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才能批判地借鉴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强我国的唯物史观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对我国青年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YJA710019）

【注释】

①[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48页。

②③[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论》，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99页，第99～100页。

④[美]格奥尔塔・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

⑤⑥[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6页，第267页。

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4篇

一、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初步探讨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人从史学功能实现的途径方面对革命战争年代历史类比的做法做出了反省。其中，翦伯赞的反省和批判尤为深刻，他说：这种做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他认为，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新情况层出不穷，新的现实必然会对历史学提出更高水准的要求。假如继续沿用那种简单、生硬的历史比附的做法去服务于现实，把历史上的现实和今天的现实等同起来，“那不是把历史上的现实现代化使之符合于今天的现实，就是把今天的现实古典化去迁就历史上的现实，两者都是非历史主义的，因而都是错误的。”[1]显然，老一辈的史学家在敏锐感应时代脉搏的情况下，对那种非历史主义的史学比附方法深感忧虑。他们认识到，这种功利性的做法，不但直接影响着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而且影响着史学的发展前途。然而，遗憾的是，翦伯赞等老一辈史学家关于史学功能的有益思考却没有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引起共鸣和重视。当时，在中国的史学界贯彻着毛泽东的历史认识，毛泽东注重历史对于现实的指导和教育意义。他深刻了解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屡屡提到历史对于现实的作用，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2]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成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历史学界阐述历史学之社会功能及其发挥途径的主要理论根据。随着政治领域内“极左思潮”的漫延，在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开始膨胀，它使人们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向畸形化方向发展，具体表现就是史学研究中的“厚今薄古”，要求史学研究能顺应当时工农业大跃进的形势，以满足时代的政治要求。1965年，戚本禹在康生的支持下在5红旗6杂志第13期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一方面批判翦伯赞、吴晗等人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原则；一方面高喊“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革命研究历史”。他所谓的“为革命研究历史”，即历史学必须为眼前政治的需要服务，这种带有政治目的的肆意发挥，完全把历史研究当成了扩大当时阶级斗争事态的工具。在戚本禹的喧嚣下，“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等口号纷纭而出，认为史学应为当前的政治运动服务，为当前的政策服务。至于这种做法是否真正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真正有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似乎是无须计较的。针对这种情况，翦伯赞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个别同志狭隘地理解历史学要为政治服务的提法，几乎把党的任何一个政策、号召和口号都塞进古代史中去，这是错误的。翦伯赞认为，“在历史研究中是要贯彻政策精神的”，但“并不是把我们今天的政策都塞进古代史中去”。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第一，历史学为政治服务，“不是配合当前的每一个政治运动，政治上来一个什么运动，历史上就要塞进这个运动，而是为一定的阶级在一定时期的需要服务”，“就是为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第二，历史学为政治服务，也不是把古人古事都拉扯到现代，而是“总结历史上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用这种经验的总结为政治服务”。第三，历史学为政治服务，“是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指出历史发展的倾向，用规律性和倾向性的知识为政治服务”。[3]今天看来，这种观点贯彻了科学的历史主义原则，对于今天正确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也具有指导意义。

由此看来，这一时期史学界在史学功能认识上的主流方向是正确的，关于史学功能方面的争鸣也是在民主的学术氛围中进行，从而保证了史学按照自身的规律正常发展。总结争论的两种不同观点，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不同史学观念的指引下，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和探讨，其结果完全不同。以翦伯赞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能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历史主义原则，正确看待、实践史学的社会功能。而与此相反，如黎澍所说，一些人在政治功利主义的驱动下，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片面化、公式化，片面强调史学的“革命性”，并将其革命性放在科学性的前面，甚至为了“革命性”，不惜来否定其科学性。“殊不知没有科学性，单纯革命义愤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4]

二、“文革”结束后的冷静反思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史学领域内也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针对前期存在的功利主义、教条主义，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对史学功能问题的讨论和争鸣，成为“文革”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在这次探讨中，白寿彝、周谷城、戴逸、林甘泉等史学家一致认为史学的教育功能极为重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981年7月，史学家白寿彝在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指出，进行历史教育，目的任务有三：第一，是要讲做人的道理；第二，要讲历代治乱兴衰得失之故；第三，进行历史前途的教育，即进行国内民族团结的历史前途、繁荣的经济文化的历史前途，以及光明的社会主义历史前途的教育[5]。白寿彝关于历史前途的论述，实际上也可说是爱国主义教育，但又较一般的爱国主义教育丰满一些。1983年4月，中国史学会首次学术会暨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与会者就“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历史遗产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三个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历史学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作用。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第一次，在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史学理论研讨会频繁召开，史学理论著作如《史学概论》、《历史学概论》、《史学导论》等，把史学功能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提到广大史学工作者和史学爱好者的面前，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了讨论和争鸣，为史学功能的深入探讨起到了推动作用。1983年6月22日，戴逸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历史科学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强大武器》的文章。他指出，“历史科学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强大武器”，“一部中国史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丰富、最生动的教材”，“在青年和人民群众中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将会促进共产主义新一代的成长，大大有利于我们的四化大业。”

总之，这一时期，注重史学的爱国主义教育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精神文化的作用是探讨的主流思想。但至于如何实现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则尚乏问津。从总体上看，此时期的史学仍处于反思阶段，更大领域内的学术争鸣还未出现。

三、“史学危机”刺激下的全面探讨时期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史学对于政治生活、对于当时的市场经济已显得无用武之地，于是，注重当前社会，为现实、为社会服务的史学传统促使史学工作者们以新的时代眼光去审视史学，在更大的范围内挖掘史学的功用，为史学的发展寻找出路。这一阶段进行的探讨呈现出多角度、多方位的特点，它既表现出学者们的理性思维，也透露出学者们的急切心情。学者们从考察“史学危机”的原因入手，有人认为，是由于居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及其理论在理解和具体运用上发生了偏差，从而导致其理论体系的功能衰竭而引起史学危机；有人认为，是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史学传统价值被颠覆，从而导致历史学面临严峻考验；也有人认为，“史学危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危机”，对史学来说，不过是史学向自身的正常回归，对史学家来说，是由于史学家自身的体验对比而产生的一种失落感。上述三危机论表明了史学家在共同关注着同一个问题，即在新的历史时期，史学家如何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开展有效的科学工作来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从而使史学得到健康繁荣地发展。于是，这一问题再度掀起对“历史与现实关系”和“史学的社会功能”等问题的讨论高潮。其中涉及到了如下一些问题。

(一)史学的社会功能有哪些?总的来说，学者们都赞同史学对于社会的功能是多项内容的。第一，它具有伦理教育的功能。严肃的历史学著作是会在帮助人们明是非、辨善恶、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方面，有所助益。第二，它具有经验借鉴的功能。假如因时代前进了而蔑视历史经验，那只能使人们在现实中增添盲目性。第三，它具有文化积累与传播的功能。一切理性思维的结晶、艺术的精华，一切有关自然!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各种知识，人类累代积聚的文化财富，都可以通过历史这条通道得到综合性传播，从而增添了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智慧。第四，它具有对社会的规律性认识的功能。第四种功能是历史学最高的认识功能，也是历史学最高的社会价值[6]。此外，有的学者侧重强调历史对于人生的作用，指出，“史学的社会作用主要表现在它有益于人生”。史学应把人的问题作为自己的永恒主题，而在有关人的一切问题上，人生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因此，在史学这门“总体人学”中，“人生问题自然就应该居于核心地位”。并进而阐述，“史学对人生的效用——也就是历史对人生的效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历史是人们认识自我的钥匙。其次，历史可清除对人生的虚无看法，悲观看法。第三，历史可以培养正确的人生观。第四，历史是生活的老师，它把历史上的英雄!伟人提供给人们，使人们有了学习的‘模范’。”[7]

有的学者针对史学寻找和揭示社会结构、原因、规律等等的价值取向，明确指出，“史学研究从最根本讲是关系人的自我理解和意义的问题”。并强调“我们不是要到历史中去解释和重现历史，我们真正关心的是要到历史中去解释和发现自己”[8]。有的学者侧重强调史学的社会文化价值，有的学者还从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特点出发，指出“人文学科不负有直接回答和解决现实社会具体问题的责任。不能用功利性、实用性的标准来衡量人文科学的作用”，“人文科学是以构建和更新人类文化价值体系，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开发人的精神资源，开拓更博大的人道主义和人格精神等方式来推动历史、作用于社会的……史学具有对人类文明进行历史——现实价值判断与认识的功能，更多地关注人类的文化、精神、观念、心理、意识，史学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对现实社会发挥它的重大作用。”[9]有的学者从史学的文化形态角度出发，探讨史学的社会价值，认为“史学功能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性功能，这种文化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就历史研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而言，史学功能是一种精神性功能。其二，就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而言，史学功能是一种中介性功能。其三，就史学与其他文化的关系而言，史学功能是一种“传播性功能”[10]。有的学者认为，历史学使人们生活在一个更为广阔更为漫长的“历史学时空”里，从而得以同过去以往时代，同所有地域的人进行交流对话，汲取全人类的智慧与经验，把自己短暂局促的个体生命溶入到世界历史的无限进程中去，获得对自我的超越和升华[11]。总的来说，这些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探讨，都是在传统功能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和发挥。这种细化和发挥使学者们在深入理解史学本质的前提下，深入认识史学应该如何作用于现实社会。因此，史学的社会文化价值普遍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即重视史学能够成为国民的精神财富。从“史学危机”的产生到此刻，人们关于史学功能的思考逐渐走向科学化和理性化，这种变化预示着历史学正在从手段和工具的此岸向目的和自身的彼岸摆渡，它说明了历史学作为社会政治的工具和手段是暂时的，而作为学术文化事业却对任何民族都是永恒的。

(二)如何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有的学者从读者群的角度出发，对此问题作了逆向思考，认为史学要有功于四化建设，就必须打破自我服务的循环而面向社会，要大大扩大史学著作的读者群[12]。有些学者明确指出，史学应大众化，史学工作者在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必须做大量的普及工作，使研究成果以生动形象的形式进入寻常百姓家[13]。也有的学者从史学自身的基本性质来把握史学价值实现的途径，认为史学属于意识形态，它的作用表现形式不具“直观性”，而是以一种间接的、潜移默化的形式静悄悄的为社会服务，为人们所利用[14]。有的学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应把史学划分为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后者是为了直接满足现实社会需要而开展的研究。以此来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对此观点众说纷纭，赞同者有[15]，反对者亦不乏其人[16]。

(三)史学工作者在发挥史学社会功能中的作用。史学家是史学与现实之间的中介，如何使史学充分发挥自身的社会功能，史学家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从这个角度出发，史学家们也展开了思考。观点之一，认为史学家的主体意识的建立与强化是成功的关键，并指出其主体意识应包括社会意识、时代意识和学术意识[17]。例如，在社会意识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史学家应坚持学术研究的同时注重普及工作，应促使整个社会对史学功能的认同[18]。在时代意识上，应批判继承传统史学的社会价值，发挥其在新时期的现代价值[19]；应该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掘史学的潜在社会功能[20]。在学术意识上，学者们认为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21]，应该建立新的史学范型，这种史学范型强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作综合、整体的历史考察，重视理论概括和历史解释能力的提高，提倡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多元化的思维模式，同时新的史学范型更为注重认识主体在历史认识中的能动作用，认为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不可剥离的，应力求结合历史研究的实践从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的层次上探索历史学科内部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同时应以正确的历史观念来指导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22]。

纵观20世纪最后10年来对史学功能的探讨，成绩是喜人的。虽然其中也有要求历史学“要为市场经济服务”、“史学应当走向市场”、“要适应市场需要”等等急功近利的主张，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昙花一现。今天，“史学危机”已不再是学者们的口头禅，因为在对危机的探讨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危机是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只有借危机的契机，积极思索，才能化危机为转机，为史学的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天地。

参考文献：

[1] 翦伯赞：《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新建设》1952年第9期。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3] 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2年第5期。

[4] 黎澍：《革命、批判和科学性——耿云志著》，《人民日报》1985年5月3日。

[5]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1994年。

[6] 周朝民等：《中国史学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7] 佳木、贺永泉：《历史与人生)))史学的社会作用新论》，《兰州学刊》1988年第6期。

[8] 杨子娟：《在历史中寻找什么》，《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9] 刘鸿武：《人文科学与史学功用》，《世界历史》1991年第1期。

[10] 陈国灿：《论史学功能的文化形态》，《中州学刊》2001年第1期。

[11] 刘鸿武：《历史学——对人之本质的理性反思与精神体验》，《光明日报》2000年5月12日。

[12] 茅海建：《史学危机与史学功能》，《光明日报》1986年3月5日。

[13] 方亚光：《史学价值论》，《江海学刊》1992年第2期。

[14] 杨桂宏：《谈史学的社会功能——访太平天国史专 家王庆成 教授》，《学术研究》2000年第8期。

[15] 蒋大椿：《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年第1期。

[16] 赵轶峰：《应用史学的提法有待商榷》，《安徽史学》1985年第1期。

[17] 何晓明：《史家的主体意识与史学的社会功能》，《江汉论坛》1990年第11期。

[18] 陆勤毅：《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安徽史学》1996年。

[19] 胡逢祥：《史学的经世作用和科学性——兼论对传统史学经世观的批判继承》，《探索与争鸣》1992年第2期。

[20] 刘志琴：《史学功能的变迁》，《光明日报》1985年9月18日。

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5篇

一、从“四处变化”说起

2011年12月28日，教育部颁发了《课标2011年版》，两年多来，对其解读研究的文章不胜枚举，尤以谈《课标2011年版》相较于《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课标实验稿》）新变化的居多，包括《课标2011年版》修订的召集人、首都师范大学徐蓝教授在《人民教育》（2012年第6期）、《课程・教材・教法》（2013年第10期）上两度接受采访或著文，但均对关于唯物史观的“四处变化”作低调处理甚至没有提及。

关于唯物史观的“四处变化”，一是在第一部分前言的“总体目标”中，指导思想用“唯物史观”取代了原来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的教育理论”（着重号为作者所加，下同）。二是在第一部分前言的“课程性质”中，用“坚持用唯物史观阐释历史的发展与变化”取代“逐步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是在第四部分实施建议的“教学建议”中，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行科学、正确的阐释，客观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对历史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解释和评述”取代“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客观地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正确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四是在第四部分实施建议的“教材编写建议”中，用“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学生学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角度出发，力图有利于学生的历史学习”取代“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正确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并作出客观评价”。

显而易见，以上“四处变化”实际上是因《课标2011年版》把指导思想统一为“唯物史观”而出现的：第一处变化略去了“科学的教育理论”，其他三处变化则是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或“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统一为“唯物史观”。

二、透析“四处变化”的哲理

首先，“四处变化”是对近年来关于是否要坚持唯物史观对历史教育与研究进行指导的争论的一个明确回应。

2001年7月，国家教育部正式颁布《课标实验稿》后的一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蒋大椿研究员在《历史研究》发表文章，指出多元化史学思潮在中国已经形成，唯物史观的理论影响在下降，并分析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论缺陷，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应当发展成为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还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观的基本内容作了分析的和综合的探索，勾画出大致的理论轮廓及其建设线索。这无疑是一方巨石落入原本就不平静的史学理论研究湖面，击起千层浪。吴英、庞卓恒、王锐生、陈先达、郭小凌、于沛等专家学者纷纷著文指出：“当代仍要坚持、弘扬、发展唯物史观，而不是超越唯物史观。”[1]更有杂志社邀请国内顶尖的理论专家在同一期杂志同时发表八篇文章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取得了丰硕成果，端赖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2]在持续的激辩之后，2010年1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重点学科主办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内涵的小型座谈会”，会后《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上发表了六位学者的发言稿，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地发展唯物史观，自觉地用唯物史观指导世界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其次，“四处变化”是对几十年来“唯物史观”是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回应。

关于“唯物史观”是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争论，迟至2011年仍有学者在论述二者的细微不同。但正如张奎良教授在其文章开头所说的那样：“长期以来，我国学界一直把唯物史观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混淆并用：几乎所有的哲学辞典或哲学教科书都无一例外地宣称：‘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3]所以大型综合性辞典《辞海》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解释是“亦称‘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对“唯物史观”的全部解释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简称，即‘历史唯物主义’”。

第三，“四处变化”是对即将开始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各学科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的很好昭示。

教育部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原教育部副部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湛对《意见》进行深度解读时指出：“从今年开始，按照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在近十年改革实验的基础上，在顶层设计的整体框架下，将启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各学科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4]这就意味着颁发于2003年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将出新的版本，“尽管高中历史教学有别于初中历史教学，但其共同点在于：都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阐释历史的发展与变化”。[5]

第四，“四处变化”是对国家文本的呼应和教学实践中重视不足的提醒。

新中国第一个历史课程标准开宗明义地指出其“目标”是 “逐步培养其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革命的战斗意志”，[6]随后在“教材编选要点”和“教学方法要点”中两度强调“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历史科（江苏卷）的命题也以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和考试大纲为指导，以考试说明为依据，实现对学科主干知识、学科能力和思想素养相统一的考核目标，注重考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历史知识和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尽管作为国家文本的“中小学历史教学大纲”“考试大纲”“考试说明”等都对掌握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这些规定并没有引起广大教师的重视，似乎对这些基本原理的研究只是历史研究人员或教科书编者的事。因此，尤其是基于中学历史教学的视域、中学生的知识水平，结合中学教学实际和中学课程设置，明确唯物史观确立的标志与在中国的传播过程、科学内涵与基本内容等，通俗易懂地理解唯物史观已成为当务之急。

三、检索中学教学实践中的唯物史观

首先，中学历史课程中有三处与唯物史观紧密相关的内容。

一是在必修一“马克思主义诞生”知识点中，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了，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唯物史观应该也产生了。二是在必修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知识点中，发表于1919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表明唯物史观此时已传入中国。三是在选修四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知识点别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是恩格斯所肯定的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

其次，在中学语文课程中有一处与唯物史观紧密联系的内容，即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讲到马克思一生中两大最主要发现之一――“唯物史观”时指出：“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而马克思则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7]776

再次，思想政治必修4《生活与哲学》第四单元第十一课“寻觅社会的真谛”概括了唯物史观（课文中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

一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是打开社会历史奥秘的钥匙。

二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具有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三是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前进的、上升的、由低级向高级的和曲折的、自然的过程。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邓小平语）所以要坚持历史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

四是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所以，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人自身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辩证的历史的统一。

四、借力“学术争鸣”明晰唯物史观

首先，明确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到底是什么。

“时序思维技能是历史推理的核心。没有强烈的年代学意识（指事件发生的时间、处在何种时间顺序中），学生就不可能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解释历史因果联系。年代组织是历史思维的前提”，[8]而标志历史事件是构成历史时序的重要关节点，故作为以探讨历史事件来龙去脉为要务的历史课堂，首先应结合史实明了唯物史观确立的标志，更何况唯物史观的创立，使“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9]意义尤为重大！

《辞海》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创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引者注）是唯物史观形成的主要标志。此观点对中国学术界影响较大，强调的是“主要标志”。但也有学者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唯物史观正式诞生的标志”，[10]更有学者将唯物史观的创立作为一个时期，分为两个阶段：“1843年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至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基本设计出不同于近代一切历史观的思想体系”“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至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成熟地、完整地、精确地表述了唯物史观体系。”[11]基于在整个创立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没有使用“唯物史观”这一学术用语，直至1872年，恩格斯才首次使用并界定了这一概念：“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7]209因此，“时期说”应该更合乎学理，也更容易被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师生接受。

其次，明晰史观中的“山”与“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专家学者对西方史学著作的翻译、研究和解读，整体史观（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生态史观、社会史观等各种各样的历史观纷至沓来，令中学历史教师目不暇接，以至于部分中学教师甚至专家学者对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有所动摇。专家学者的争鸣在上文可见一斑，高中教师则表现为教学中只强调新史观、新视角，忽视唯物史观基本观点和方法的讲授，甚至以唯物史观中某些过时的观点（如阶级观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否定整个理论体系，二者的共性是否定唯物史观作为宏观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地位，以片面的史学研究范式替代或否定整个唯物史观体系。

实际上，明确史观中的孰是“山”、孰是“角”一类的争论或彷徨可休矣！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批判地吸收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思想，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是开放的科学的体系，具有博大的气度和宽广的胸襟，承认这些史观有其精华，有其长处，因而对其持吸收、借鉴和改造的态度……吸收现代史观、整体史观、文明史观、社会史观、生态史观的科学精辟的观点和论述……借鉴诸多史观的视角、研究领域、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资源观等……转换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等史观的哲学基础，让其成为奠定在唯物论和辩证法基础上的科学史观，让其与生产力史观，阶级斗争史观等中观史观一起，成为构成现代唯物史观体系的中观史观”。[12]由此可见，唯物史观是“山”，是宏观的史观，其他史观则为“冰山一角”，是中观史观。也正是因为“山”在人们思想中的伟岸、强大和震撼，所以西方史学家德里达说：“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13]

再次，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有哪些？如何培养？

纵览1950年至2011年新中国颁布的每个历史课程标准（历史教学大纲），行文都强调“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掌握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努力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14]

作为资深的教育科研专家，白月桥先生在《历史教学问题探讨》一书中列出了20个他认为的历史教学中的一级观点性问题，并将这些问题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了对应（见表1）。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正在修订中，中学历史教师的教学实践也在进行中，笔者撰写拙文，希冀能给修订的专家提供些许参考，给忙碌于文山题海中的历史教师捧上一杯透心的凉茶，以解对唯物史观的求知之渴，从而让原本高高在上的唯物史观更好地渗透到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去。

参考文献：

[1] 刘方现.近年来围绕唯物史观的理论争鸣[J].历史教学，2005（3）：77.

[2] 瞿林东，于沛，郭小凌，等.唯物史观与21世纪史学发展问题笔谈[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1.

[3] 张奎良.关于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辨析[J].哲学研究，2011（2）：21.

[4] 王湛.做好五个环节统筹 理顺人才培养体制[N].中国教育报，2014-6-23（8）.

[5] 陈辉.重新认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高中历史教学[J].历史教学，2012（10）：20.

[6] 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 [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04.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赵亚夫.国外历史课程标准评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50-51.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

[10] 李幼斌，吴冬春，瞿学兰. 唯物史观诞生的标志――谈《〈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意义[J]. 茂名学院学报， 2002（5）：15-17.

[11] 张艳国.史学理论：唯物史观的视域和尺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19.

[12] 冯一下.论现代唯物史观的基本特征[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9（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