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制度论文范文

农村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农村金融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农业和农民即所谓的“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而“三农”问题的解决，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途径是培育和完善农村要素市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农村金融的发展和支持。因此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建设的经验，无疑对完整我国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的国际经验

（一）美、德、日三国合作金融制度的比较

美国、德国、日本的合作金融制度发展比较完善，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予以比较，以便借鉴。首先，在组织结构上。美国的信用合作组织按分工不同分为三类专业合作银行，分别是：联邦土地银行及下属基层合作社；联邦中央信贷银行及基层信贷协会；国家合作社银行及下属分支银行。德国的信用合作组织分为三级机构，从中央到地方依次是：德国合作社银行；地区性合作银行；地方性基层信用合作社。日本的信用合作组织分为三级机构：农林中央金库之中央级机构；县信用农业协同组织联合会是中层机构；综合农协是最基层一级。另外，各都府县信用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与农林中央金库共同参与全国农业信用组合联合会。其次，在政府资助上。美国的三类合作制银行都是在政府直接参股之下成立的，直到1972年，三类合作制银行陆续购买了政府的全部股份后才成为完全由社员所有的信用合作体系。德国合作社银行本身是一个半官方的金融机构，法律规定国家投资不多于50%，其余由各合作银行投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初期，政府曾为农林中央金库出资20亿元，并参与其管理。1959年，农林中央金库偿还政府出资后，成为纯粹的民间合作制金融机构。第三，在监督机构上。美国政府1933年成立了农业信用管理局，并向下延伸到各区，作为农村信用合作系统的监管机构。根据德国《合作社法》的规定，德国的合作社必须加入一个合作审计协会，由该协会对合作社的机构、资产及业务活动定期进行审计监督。日本由大藏省对所有民间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第四，在遵守传统合作制原则与否。美国、德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均出现了向盈利企业发展的倾向，且一人一票的公平原则也渐渐由承认差别的原则所取代。而日本农协系统的农村信用合作组织基本遵循了传统的合作原则。

（二）印度信用合作社的发展

信贷合作社一直作为农村信贷最廉价、最好的来源，是从提供低利率的信贷业务发展起来的。自1951年以来，合作信贷运动在较大程度上帮助了农民。印度在1989-1990年间发展了大约有88000个初级农村信贷社，为农民提供了短期的和中期的贷款479亿卢比，占农村信贷的3390。信贷合作社有三个层次：（1）初级农业信贷社。初级社可以有10人以上，通常是在一个村的范围内开展业务。每一股的股金起点较低，对于每一个社员来说价值微不足道，连最贫困的农民都能成为会员。会员有无限的责任，每个成员对合作社的经营失败承担全部损失。贷款期通常为1年，利率较低，主要是向贫弱的农户贷款，特别是小农或边际农。利润不能作为股息或股东分配，而是用于乡村的福利，如修水渠和维修学校等。为确保合作信贷充足及时地流向农户，印度储备银行同政府部门合作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植贫弱地区，确保贫弱地区得到信贷服务，改变合作发展的地区不平衡状况。采取的措施有：重新组织有活力的初级信贷社，合并有经营风险的信贷社，为贫弱信贷社提供大量资金已消除他们的损失、呆账和过期未付款。国家农业委员会建议信贷社不仅对成员提供信贷，还要提供农业技术保证。（2）中心合作银行。中心合作银行是初级信贷社在特定地区正常地扩大到整个县的联盟，主要任务是向初级社融通资金，作为邦合作银行和初级社的中间人。邦合作银行是合作信贷机构的最高形式，它为中心合作银行融通资金。印度是向农村金融提供补贴较多的国家之一，为推动农业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逾期贷款过多，在耕种这种缺乏偿还贷款的意愿，政府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以致后来没有财力满足对合作银行出现的信贷损失进行补偿和利息补贴。

二、启发

对比中看到这些国家在长期支持农业及相关产业发展中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政府通过税收、补贴、担保、基金、信贷政策、利率等手段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农业信贷的资金总量，对农村金融体系采取弱者多助和合理补偿的方式大力支持农村项目开发和农村现代化，把农村金融作为政府扶持农业发展的重要渠道，这对我国继续农村金融改革、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由于印度是第二大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众多、农业较不发达，与我国农业有更多的相似点，但印度的农村金融体系却是发展中国家中较为完善的，所以，其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经验更值得我们借鉴，同时，我们也要摈弃其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从整体上来看，很多国家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大都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比较完备的组织管理体系，如以美国为代表的多元复合式合作金融体制、以德国为代表的多级法人体制等。从内部管理制度看，各国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基本上采取多级法人制度，各级都具有自主经营权和独立的法人资格，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经营管理制度。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有社员代表大会制度、监事会制度、理事会制度、控股制度等。从行业管理看，各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一般都有较为完备的行业自律管理制度，合作金融行业协会比较普遍。并且比较注重依法管理，讲求法制，在组织建设、资金来源、利率管理等方面，都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经营管理比较制度化、规范化。

我国目前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应该以坚持合作制办社原则和为社员服务的宗旨。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合作经济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工商户及中小企业发展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合作金融的参加者多是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和贫困阶层，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者。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明确信用社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法人，免征税收。合作金融的核心在于“由入股社员拥有、由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只要坚持这些原则，信用社不论其规模多大、业务发展范围有多宽、联合层次有多少，仍是合作金融组织。在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按合作制原则改革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是认为合作金融是一种互助的、低级的经济形式，在贫困、落后地区需要，在发达地区不需要。二是用静止的、教条的观念理解合作制，认为合作金融组织只能办理基本的、低层次的金融业务，不能搞商业化经营，不能进行多层次的联合。

参考文献

[1]邹力宏，徐平，《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路该如何走对抚州地区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问题的情况调查》[J],载《经济研究参考》,2002,10

农村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农村金融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农业和农民即所谓的“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而“三农”问题的解决，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途径是培育和完善农村要素市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农村金融的发展和支持。因此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建设的经验，无疑对完整我国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的国际经验

（一）美、德、日三国合作金融制度的比较

美国、德国、日本的合作金融制度发展比较完善，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予以比较，以便借鉴。首先，在组织结构上。美国的信用合作组织按分工不同分为三类专业合作银行，分别是：联邦土地银行及下属基层合作社；联邦中央信贷银行及基层信贷协会；国家合作社银行及下属分支银行。德国的信用合作组织分为三级机构，从中央到地方依次是：德国合作社银行；地区性合作银行；地方性基层信用合作社。日本的信用合作组织分为三级机构：农林中央金库之中央级机构；县信用农业协同组织联合会是中层机构；综合农协是最基层一级。另外，各都府县信用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与农林中央金库共同参与全国农业信用组合联合会。其次，在政府资助上。美国的三类合作制银行都是在政府直接参股之下成立的，直到1972年，三类合作制银行陆续购买了政府的全部股份后才成为完全由社员所有的信用合作体系。德国合作社银行本身是一个半官方的金融机构，法律规定国家投资不多于50%，其余由各合作银行投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初期，政府曾为农林中央金库出资20亿元，并参与其管理。1959年，农林中央金库偿还政府出资后，成为纯粹的民间合作制金融机构。第三，在监督机构上。美国政府1933年成立了农业信用管理局，并向下延伸到各区，作为农村信用合作系统的监管机构。根据德国《合作社法》的规定，德国的合作社必须加入一个合作审计协会，由该协会对合作社的机构、资产及业务活动定期进行审计监督。日本由大藏省对所有民间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第四，在遵守传统合作制原则与否。美国、德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均出现了向盈利企业发展的倾向，且一人一票的公平原则也渐渐由承认差别的原则所取代。而日本农协系统的农村信用合作组织基本遵循了传统的合作原则。

（二）印度信用合作社的发展

信贷合作社一直作为农村信贷最廉价、最好的来源，是从提供低利率的信贷业务发展起来的。自1951年以来，合作信贷运动在较大程度上帮助了农民。印度在1989-1990年间发展了大约有88000个初级农村信贷社，为农民提供了短期的和中期的贷款479亿卢比，占农村信贷的3390。信贷合作社有三个层次：（1）初级农业信贷社。初级社可以有10人以上，通常是在一个村的范围内开展业务。每一股的股金起点较低，对于每一个社员来说价值微不足道，连最贫困的农民都能成为会员。会员有无限的责任，每个成员对合作社的经营失败承担全部损失。贷款期通常为1年，利率较低，主要是向贫弱的农户贷款，特别是小农或边际农。利润不能作为股息或股东分配，而是用于乡村的福利，如修水渠和维修学校等。为确保合作信贷充足及时地流向农户，印度储备银行同政府部门合作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植贫弱地区，确保贫弱地区得到信贷服务，改变合作发展的地区不平衡状况。采取的措施有：重新组织有活力的初级信贷社，合并有经营风险的信贷社，为贫弱信贷社提供大量资金已消除他们的损失、呆账和过期未付款。国家农业委员会建议信贷社不仅对成员提供信贷，还要提供农业技术保证。（2）中心合作银行。中心合作银行是初级信贷社在特定地区正常地扩大到整个县的联盟，主要任务是向初级社融通资金，作为邦合作银行和初级社的中间人。邦合作银行是合作信贷机构的最高形式，它为中心合作银行融通资金。印度是向农村金融提供补贴较多的国家之一，为推动农业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逾期贷款过多，在耕种这种缺乏偿还贷款的意愿，政府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以致后来没有财力满足对合作银行出现的信贷损失进行补偿和利息补贴。

二、启发

对比中看到这些国家在长期支持农业及相关产业发展中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政府通过税收、补贴、担保、基金、信贷政策、利率等手段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农业信贷的资金总量，对农村金融体系采取弱者多助和合理补偿的方式大力支持农村项目开发和农村现代化，把农村金融作为政府扶持农业发展的重要渠道，这对我国继续农村金融改革、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由于印度是第二大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众多、农业较不发达，与我国农业有更多的相似点，但印度的农村金融体系却是发展中国家中较为完善的，所以，其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经验更值得我们借鉴，同时，我们也要摈弃其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从整体上来看，很多国家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大都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比较完备的组织管理体系，如以美国为代表的多元复合式合作金融体制、以德国为代表的多级法人体制等。从内部管理制度看，各国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基本上采取多级法人制度，各级都具有自主经营权和独立的法人资格，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经营管理制度。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有社员代表大会制度、监事会制度、理事会制度、控股制度等。从行业管理看，各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一般都有较为完备的行业自律管理制度，合作金融行业协会比较普遍。并且比较注重依法管理，讲求法制，在组织建设、资金来源、利率管理等方面，都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经营管理比较制度化、规范化。

我国目前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应该以坚持合作制办社原则和为社员服务的宗旨。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合作经济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工商户及中小企业发展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合作金融的参加者多是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和贫困阶层，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者。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明确信用社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法人，免征税收。合作金融的核心在于“由入股社员拥有、由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只要坚持这些原则，信用社不论其规模多大、业务发展范围有多宽、联合层次有多少，仍是合作金融组织。在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按合作制原则改革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是认为合作金融是一种互助的、低级的经济形式，在贫困、落后地区需要，在发达地区不需要。二是用静止的、教条的观念理解合作制，认为合作金融组织只能办理基本的、低层次的金融业务，不能搞商业化经营，不能进行多层次的联合。

参考文献

[1]邹力宏，徐平，《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路该如何走对抚州地区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问题的情况调查》[J],载《经济研究参考》,2002,10

农村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3篇

内容提要:在物权法定主义之下，农村金融制度中的信贷担保物较受限制，作为农村村民主要不动产(权利)的房屋、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均不能作为担保物。在政策日益松动的情况下，以上三大不动产(权利)均应允许作为担保物。在立法论上应改变目前的立法方法，尽量扩大农村担保物的范围。

Abstract:Thecreditcollateralinruralfinanceislimitedinanarrowscopeundertheprincipleofnumerusclauses.Thebuilding,housesiteuserightandlandmanagementright,whichconstitutethemainrealestatesofapeasant,cannotbetakenascollateral.Asthepolicybecomesmoreandmoreflexible,theabovecanbemortgaged.Thecurrentlegislativemethodshallbechanged,andthescopeoftheruralcollateralshallbeexpanded.

KeyWords:ruralfinance;collateral;landmanagementright;housesiteuseright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肯定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的基础上，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农村金融政策的制定提出了具体要求。在现有制度框架之下，“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加快建立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将有利于提升农户和农业企业的信用等级，有利于金融机构控制信用风险，有利于扩大农村信贷的供给。[1]我国现行法上关于农村担保物范围的规定究竟有哪些？是不是农村村民现有的或将有的所有财产均可以作为担保物[2]？如何在制度建设层面予以改进？这些无疑是贯彻《决定》精神，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建设中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不揣浅薄，拟就此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一、物权法定主义之下农村担保物的范围及其解释论

在物权法定主义之下，作为农村信贷担保物权标的的农村担保物的范围应由法律予以明文规定。[3]在现行法之下，能够作为农村信贷担保的担保物包括抵押财产和质押财产，其中，抵押财产限于不动产和不动产用益物权，质押财产则包括了动产和除所有权及不动产用益物权之外的其他财产权利。这两者的区分大抵与设立担保权是否以移转标的物为生效要件相关，不移转占有而以登记为其上担保权生效要件的，属于抵押财产；以移转占有为其上担保权生效要件的，属于质押财产。[4]

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农村抵押财产包括：“建筑物和其他地上附着物”；“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交通运输工具”；“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抵押人还可以将上述财产一并抵押。同时，《物权法》上明确规定以下财产不得抵押：“土地所有权”；“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但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除外”；“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抵押的其他财产”（《物权法》第184条）。

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农村质押财产包括：“动产”；“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可以转让的基金份额、股权”；“可以转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应收账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物权法》第208条、第223条）。同时，《物权法》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禁止转让的动产不得出质。”（《物权法》第209条。）

与我国《担保法》相比，《物权法》上对担保物的范围有了很大的拓展，但由于立法方法上的限制，以上列举财产之外的财产则不能作为担保物，不能设立担保权。上述规定在解释上至少可以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农村的农作物、林木等属于《物权法》第180条第1款第1项所规定的“其他土地附着物”，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不动产范畴，可以作为抵押财产。但在信贷实践中，如何对这些不动产进行贷前评估、贷中管理、贷后追踪，无疑是一道技术上的难题。尤其是在我国农业相关市场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这些财产不能在一个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其变现和处置尚无公正的规则，如何权衡抵押人和抵押权人的利益，即成问题。本文作者认为，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端赖于农产品交易市场的构建和发展，只有在这些财产能够在公开市场上有一个相当公允的交易价格的情况下，这些不动产的评估、管理、变现规则才易于建立，农村金融机构才可对之进行风险控制。否则，金融机构不会接受这些财产作为担保物。

第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属于《物权法》第180条第1款第2项所规定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之一种，可以作为抵押财产。我国《物权法》虽然明确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仅能在“国家所有的土地”之上设立（《物权法》第135条），但也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发展留下了制度空间。《物权法》第151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作为建设用地的，应当依照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办理。”这一规定主要是基于物权立法之时，国家对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进入市场正处于探索和试点阶段，《物权法》对此作出规定尚不成熟，于是就“作出原则且灵活的规定，为今后土地制度改革留下空间”[5]。在《物权法》中，仅承认乡镇、村企业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与其上的建筑物一并抵押(《物权法》第183条)。但《决定》在允许“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经批准可在农村集体土地之上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准此以解，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应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一样，可以作为担保财产。

第三，农村村民依农副产品购销合同所生的债权属于《物权法》第223条第6项所规定的“应收账款”，可以作为质押财产。以农产品期货和农业生产保险为支撑的订单农业是农村金融制度建设的一个关键环节。通过就订单的气候性等损失投保，有利于有效降低农村金融机构在接受应收账款质押的信贷风险[6]。《物权法》上所称应收账款是指权利人因提供一定的货物、服务或者设施而获得的要求义务人付款的权利，不包括因票据或者其他有价证券而产生的付款请示权[7]。由此可见，应收账款在性质上属于一般债权，包括尚未发生的将来债权，但仅限于金钱债权[8]。订单农业中，农民依订单应向买受人交付农副产品，同时享有向买受人请求交付货款的权利，这一债权在性质上属于“应收账款”。农户完全可以以这一权利向金融机构出质，从而获取部分农业生产资金。在应收账款的法律风险和商业风险均可控制的情况下，这一担保物完全可以在农业生产信贷中使用。

二、农村信贷供给不足的困境：农村担保物范围中的争议问题及其解决

（一）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允许抵押？

我国《物权法》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依其设立方式的不同对其是否可以作为抵押财产作了完全不同的规定：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解释上属于《物权法》第184条所称的“耕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9]不能作为抵押财产；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作为抵押财产。从《决定》的精神来看，这一区分应当修改。

《决定》首先明确“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实际上强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属性和物权性质[10]，同时，《决定》提出了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要求，允许农民在自愿有偿的情况下“以转让、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这里，虽然没有明确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但在解释上实际上是允许的。

其一，抵押与上述“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一样，也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形式之一，属于上述“等形式”的范畴。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至少在解释上没有障碍。

其二，《决定》明确允许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在解释上“转让”比“抵押”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负担程度要重，因为“抵押”毕竟不是“转让”，其所置重的只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交换价值，只有在抵押人到期不履行债务或出现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时，才会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变现问题。依“举重明轻”规则，既然允许了限制程度较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自应允许限制程度较轻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准此以观，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为由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抵押即无正当性。因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情况下，农村村民对这一基本生产资料已经完全没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能了，而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情况下，农村村民仍对这一基本生产资料保有完整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能。

其三，至于有些人所担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实现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用途可能会发现改变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实现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对象、用途管制等来实现。严格落实用途管制制度，坚持农地农用的原则，禁止擅自通过承包地流转的方式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为国有[11]。也就是说，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之后，如果农村村民到期无法还贷或者出现了约定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如约定改变贷款用途等）时，提供信贷的金融机构即可实现抵押权，但此时并不是金融机构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就是说不是金融资本直接进入农业领域），而是必须按照《物权法》的规定，拍卖、变卖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从变价款中优先受偿。在《决定》明确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情况下，只要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改变土地用途，土地承包经营权即可在流转市场上合法变现。这就要求在将来出台的相关规范中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实现时适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规则即可。

（二）宅基地使用权是否可以抵押？

在物权法立法过程中，对于宅基地使用权是否可以抵押，争议很大。2004年8月3日物权法修改稿第162条曾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押，建造在该宅基地上的住房所有权抵押的，在实现抵押权时，宅基地使用权一并转让，但集体经济组织禁止住房抵押的，依照其规定。但《物权法》第153条最终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由此可见，《物权法》保持了《土地管理法》等原有法律的规定，即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押，其立法理由是[12]：“宅基地是农民生活的必需和赖以生存的所在。立法过程中，关于宅基地使用权可否抵押一直存在不同意见。考虑到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全面建立，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从全国范围看，现在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和抵押的条件尚不成熟。特别是农民一户只有一处宅基地，农村居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这一点与城市居民是不同的。农民一旦失去住房及其宅基地，将会丧失基本生存条件，影响社会稳定。为了维护现行法律和现阶段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政策，本条禁止以宅基地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抵押。”由此可见，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无法消除自身强烈的政策色彩[13]，但完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无疑是目前无法回避的问题[14]。

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押的逻辑起点在于宅基地使用权不得转让。《物权法》将宅基地使用权规定于其第三编“用益物权”。所谓用益物权是指权利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动产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15]，由此可见，用益物权人对标的物具有占有、使用、收益等三项权能，这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物权法对于“物尽其用”功能的追求[16]。就宅基地之上的相关权利而言，宅基地属于《物权法》上所称之“不动产”，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使用权则是农村村民在集体所有的宅基地之上所设定的用益物权，宅基地使用权设定后，农村村民对宅基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等权能。而我国《物权法》第152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这里所谓“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应属宅基地使用权人的使用权能。准此以解，宅基地使用权人根本没有收益权能，它还是不是《物权法》上所规定的用益物权，则颇值怀疑。

《决定》明确指出“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就是要“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依法取得、使用和收益的权利。逐步推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有偿使用和流转制度，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17]由此可见，《决定》意在赋予宅基地使用权人以收益权能。《决定》同时指出，宅基地整理节约的土地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转为集体建设用地，该集体建设用地在一定情形下也是可以流转的，这是否也为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留下了制度空间？目前各方面对此都很关注。如果这一问题不能解决，就难以避免农村集体以新村建设名义，侵犯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也难以避免地方政府以农村城镇化为名，与开发商联手，利用农民宅基地搞房地产开发等问题[18]。

《决定》为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可谓指日可待。那种以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不足而宅基地在一定程度上又起着社会保障功能为由而否定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现阶段确实存在很多不足，《决定》也从逐步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着力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快健全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等几个方面明确提出了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任务和要求[19]，但不应该也不可能通过限制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来实现和改善农村社会保障状况。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以社会保障为由来限制宅基地使用权转让，会隐入逻辑悖论，不利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20]。

在允许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的情况下，宅基地使用权自然可以作为抵押财产，在农村信贷中充当担保物。据统计，现在，全国两亿农户，户均100平方米，共计200亿平方米的房产，按每平方米300元计算，农村房产市场将有6万亿元的市场潜力。如果仅仅按10%的抵押贷款比率，就会吸引6000亿元的贷款进入农村，为农民所用，这对农村生产和消费市场的启动将会发挥巨大作用[21]。

（三）农村房屋是否可以抵押？

在解释上，农村房屋属于《物权法》第180条第1款第1项所规定的“建筑物”，依法可以抵押，但《物权法》第184条第2项又同时规定，宅基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如果允许农村房屋设定抵押权，抵押权的实现将使农民居无定所，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国家的宏观政策有违，由此可见，农村房屋不能作为抵押财产[22]。这一解释是基于“地随房走”、“房随地走”的土地与房屋同时抵押机制的逻辑推论。本文在此姑且不论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有望松动的情况，仅就目前我国制定法之上禁止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的情形下是否允许农村房屋充当抵押财产展开讨论。

第一，农村村民对其合法建造的房屋享有所有权，已经得到我国《宪法》和《物权法》的确认，既属所有权，农村村民则可以该房屋为其或第三人的贷款提供担保，此为所有权权能的当然之理。如果在法律允许农村房屋转让的同时，又禁止农村房屋抵押，必将引起立法与执法上的混乱，违背法律的统一性[23]。

第二，我国《物权法》允许“建筑物”之上设定抵押权，而这些建筑物主要位于农村。如在解释上只有城镇居民可以以其房屋设定抵押权，农村村民不能以其房屋设定抵押，人为地限制农村村民进入统一的大市场，依其身份限制其财产自由，尚属“从身份到契约”之前的阶段，显然违背物权法所坚守的平等保护原则，是对农村及其村民的歧视[24]，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农村村民以其房屋融资的权利。

第三，以“地随房走”、“房随地走”的房地一致的管理模式否定农村房屋的单独抵押，理由似嫌不足。有学者认为，农村居民所有的房屋可以设定抵押，但是农村居民用于建筑房屋的宅基地，依法不得抵押。所以，农村居民所有的房屋，可以单独抵押。在农村居民的房屋上设定的不动产抵押权，其效力不及于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宅基地[25]。土地与地上房屋同时抵押的立法本旨是维护“房、地权利主体相一致”原则。基于房屋与土地的天然联系，为避免发生权利之间的冲突与摩擦，利于物的有序利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房屋和土地在交易中必须共同作为交易的标的，不能各别对待，此即“房、地权利主体相一致”原则。该原则是我国房地产立法和实践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但在我国，房屋和土地分属不同的行政机关管理，并受不同的法律调整，各有其不同的权利证书（实行房地合一体制的地方除外），在客观上造成了两者相互分离的现象。有学者即认为“我国现行制度，基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系将土地和建筑分别作为独立的财产。”[26]虽然本文作者不主张将两者视为各别的财产，但将两者分别抵押，只要解决“房、地权利主体不一致”的问题，从合理配置资源，促进资金融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角度，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对于因承认上述分别抵押所可能引起的权利主体不一致的问题，可以参照《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1条的规定进行处理。在允许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情形之下，只需在实现抵押权时将该房屋连同宅基地使用权一同拍卖或变卖给法律允许的受让人即可，就变价款中属于宅基地使用权的部分，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如果仍然禁止宅基地使用权向本村村民之外的人流转，上述抵押权实现之时，即应将设定抵押权的房屋连同其占有范围内的宅基地使用权拍卖或变卖给本村村民，并就抵押的房屋部分的变价款优先受偿。如此，分别抵押所可能引起的“房、地权利主体不一致”问题即可解决。

综上，即使在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未作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农村房屋亦可作为担保物。对农村村民而言，房屋是其重要的不动产，在其财产总额中占据相当比重。如果不允许农村村民的房屋设定抵押权，农村村民的融资渠道必将受到重要影响。在浙江省湖州、温州和嘉兴等的农民房屋抵押贷款试点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如温州乐清农村合作银行从2006年开始试点办理农民自建房抵押贷款业务,将农民住房视同国有土地上的房产办理抵押贷款。截至2008年2月末,该行已为3452户农民提供集体土地上的自建房抵押贷款,贷款金额达6.23亿元[27]。

四）农村村民将来取得的财产是否可以抵押？

传统观点认为，担保权作为物权之一种，具有排他性，由此而决定，担保权只能及于特定物之上(这里的特定物非仅限于与种类物相对而称的特定物，特定化的种类物亦无不可)。因此，担保物应为特定的财产。如果不能特定，担保权人无从确定和直接支配标的物的交换价值，不能就标的物的变价优先受偿其债权[28]。

如果在将来取得的财产之上无法设定担保权，存货和应收账款上的融资担保几乎是不可能的。北美动产担保交易法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债权人既有的和将来取得的财产之上设定担保权在美国、加拿大的融资担保实践中被广泛使用。在担保合同有效期间，担保权的效力及于债务人既存的所有动产之上。魁北克民法典的起草者亦没有忽视这一广泛适用于融资实践的担保现象。该法典规定，担保权可在债务人的所有财产上设定，动产抑或不动产、既存的抑或将来取得的、有体的抑或无体的，均在所不问。担保权的效力自动及于债务人取得的作为其在正常经营活动中让渡财产替代物的财产。

实务中经常发生这样的个案：甲向信用社贷款购买拖拉机，约定甲贷得之款项用于购买拖拉机，但需将该拖拉机抵押给信用社担保还贷。本案中，在担保合同签订之时并无拖拉机之存在，是否可以在将来取得的拖拉机上设定担保权?又如，乙向银行申请贷款，欲以存货设定抵押，但存货是为出卖之备，买受人欲取得其所有权而不愿意其上还有担保负担。而银行如在“死”的存货上设定担保权，无甚意义。但只要乙能保持正常经营，其生产流通过程会不断产生存货来替代已被出售的存货，如果银行能在替代的存货上设定担保权，而不是每次债务人取得存货时变更担保合同，银行就没有必要去干涉债务人在其正常经营活动中处分存货。果若如此，银行可能乐于接受之作为担保物。

我国《担保法》上由于坚守担保权之特定性原则，对将来取得的财产上设定担保权未作规定。我国《物权法》明确规定“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可以设立抵押权，[29]但并未将这一立法态度贯彻于质权的设立，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本文作者认为，担保物的特定性并不能作为否定将来取得之财产上设定担保权的理由。担保权为支配担保物交换价值之权，而其支配权利的具体行使是在担保权实行之时。若担保物在担保权实行时是特定的，担保权仍可得行使。由此，担保物的特定性表现为担保权可得实行时的特定性，只要在担保权实行时，担保物为特定即可，将来取得的财产之上仍可设定担保权。

三、立法论上的思考：现行法规定的完善

《决定》无疑为农村金融制度的重构指明了方向，就“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的范围”而言，修改现行法的相关规定无疑是必须的路径。

（一）立法方法的检讨

担保制度意欲最大限度地发挥功效，必须对担保物的范围作出宽泛的规定，涵盖任何性质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尚不存在的或债务人尚未取得的财产以及浮动资产[30]。尤其对于农村村民而言，以直接融资方式获取资金实属不易，扩大担保物的范围，发展间接融资途径，无疑是制度构建时首先应予考虑的。

我国《担保法》对标的物的范围采正面列举和反面排除的方法，颇具中国特色。但此特色是否为优良特色，尚值探讨。我国《物权法》对此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立法方法。对于抵押权的标的物，《物权法》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均可设立抵押权，体现了“法不禁止即为允许”的法治理念，极大地扩充了抵押物的范围。但对于质权的标的物，《物权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可以出质，并未将上述立法方法贯彻到底。正面列举标的物的范围，对于明晰法律关系，维护交易安全，颇为有益。但如此规定似有挂一漏万之嫌，虽然有“兜底性条款”之设，如“依法可以抵(质)押的其他财产”等，但任何“法”皆不可能穷尽和预测将来出现之新的财产(权利)类型，如待这种财产(权利)出现时，才以“法”定之，必定滞后于经济生活，加之我国立法之程序与效率，以“法”确认某一财产(权利)又谈何容易。我国采反面排除法，同时又正面列举标的物的范围，正面列举将仅具宣示作用而无任何实益。

本文作者以为，担保权为支配标的物的交换价值的权利，作为权利标的的担保物首先应具有交换价值，其次应具有可让与性，为担保权的行使而最终变价标的物创造条件。满足这些要求的财产即可充任担保权的标的物。“为使物尽其担保的功能，似无限制必要，宜由市场需要决定之。”[31]在立法技术上，应采取反面排除法，以克服正面列举无法穷尽财产形态之弊端。我国《物权法》第180条在一个法条中同时出现正面列举（第1款第1项至第6项）和反面排除（第1款第7项）两种立法方法，正面列举的各项即成赘文，至为可议。

对于具体排除的范围，涉及有关政策选择，应由立法者考量。我国现行法对标的物的限制较多，主要目的在于确保社会公共利益。例如，土地所有权不得为交易之标的物，不得设定担保权[32]。

(二)农村担保物的应有条件

农村担保物的范围本应以不作限制为宜，但在我国目前信用状况欠佳的情况下，从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应对其范围作一些限制。本文作者认为，可以充当农村担保物的标的物应当满足以下三个要件：

第一，农村担保物须是具有独立交换价值且法律允许转让的财产。“抵押担保的关键是抵押物的范围，哪些可以作为抵押物。作为抵押物必须是能够转让的财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担保的目的。”[33]。信贷担保权以追求标的物的交换价值为目的，其中心效力在于对标的物价值的优先支配力。依此效力，农村金融机构有权以担保物折价或以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由此决定了担保物必须是具有独立交换价值且法律允许转让的财产，否则，担保权的效力将无从实现。

法律不允许转让的财产，主要是禁止流通的财产，如录像、录音带、书刊、、枪支武器等。对于限制流通的财产，虽其转让方式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其交换价值毕竟可以依法实现。其上设定的担保权只须该财产依法律规定的方式变卖，农村金融机构就其价金优先受偿即可实现，只是农村金融机构不能直接就该财产折价受偿。因此，限制流通的财产也可以作为担保物。

第二，农村担保物须是权属明晰且农村村民有权处分的财产。信贷担保权的实现需就农村村民供作担保的财产的交换价值优先受偿，因此，权属不明晰的财产、农村村民无权处分的财产，不能作为担保物。这里，“权”即对该财产享有的权利；“属”即对该财产享有权利的归属。权属不明晰的财产主要包括：(1)处于继承程序中的遗产；(2)对权属有争议的财产；(3)处于国家强制力控制下的财产。权属明晰但农村村民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也不能设定担保权。所谓处分权，是指农村村民依法对物进行处置，从而决定物的命运的权利，包括事实上的处分权(对物的实物形态的处分权，将导致物的形体的变更或消灭)和法律上的处分权(对物的价值形态的处分权，即变更、限制或者消灭对物的权利，如转让物的所有权，设定他物权等)。以农村村民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设定担保权，该财产的交换价值将不能合法实现，担保权将无从实行。对财产享有处分权的，多是该财产的所有人，也包括依法享有处分权的非所有人。

本文作者认为，只要符合上述两个要件的财产，均可作为农村担保物。

注释:

[1]周小川，2008：《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载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2]在我国，担保物包括了抵押财产、质押财产和留置财产，其中留置财产仅在留置权这种法定担保物权中才可能出现，在农村信贷实践中不可能有留置财产，因此，本文未将其纳入考察范围。

[3]高圣平，2008：《动产担保交易制度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不过，这一区分标准在权利抵押权和权利质权之间会失去意义。这两者之间不是以公示方法而是以标的物的性质作为区分标准的，前者以不动产用益物权为标的，而后者以除所有权和不动产用益物权之外的财产权利为标的。

[5]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

[6]周小川，2008：《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载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7]胡康生等，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

[8]刘萍，2007：《应收账款担保与<物权法>》，《金融纵横》第1期。

[9]该条所称“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其实存在语病。依其文义，似乎是“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土地使用权属于集体所有时才不能作为抵押财产，属于农村村民享有时则不在禁止抵押之列。但从该条的立法原意来看，实际上是禁止“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之上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财产，而不仅限于集体所有时。这里，《物权法》上使用了“土地使用权”一语，涵盖了对“耕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宅基地”的宅基地使用权以及对“自留地、自留山等”的（性质不明的）土地使用权。

[10]刘守英，2008：《“农地入市”突破城乡分治》，/2008-10-27/110023376.html。

[11]徐绍史，2008：《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载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12]胡康生等，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

[13]陈小君，2008：《宅基地使用权》，载王利明主编：《物权法名家讲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4]蒋省三，2008：《农村制度改革正当其时》，/2008-10-27/110023650.html.

[15]王利明，2007：《物权法研究》（修订本•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6]陈小君，2008：《宅基地使用权》，载王利明主编：《物权法名家讲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7]徐绍史，2008：《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载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18]蒋省三，2008：《农村制度改革正当其时》，/2008-10-27/110023650.html

[19]盛州，2008：《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载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20]杨明刚，2005：《允许农村宅基地有限流转利大于弊》，《检察日报》2005年7月26日。

[21]张红，2007：《宅基地使用权》，载徐涤宇：《物权法热点问题讲座》，中国法制出版社。

[22]梅夏英、高圣平，2007：《物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3]范晓杰，2000：《农村私有房屋可以抵押》，《人民法院报》2000年11月11日。

[24]孙毅、申建平，2007：《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中国法制出版社。

[25]邹海林、常敏，1998：《债权担保的方式和应用》，法律出版社。

[26]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1995：《制定中国物权法的基本思路》，《法学研究》第3期。

[27]本刊县域经济观察员，2008：《农村住房抵押三地试验》，《领导决策信息》第19期。

[28]高圣平，2001：《担保法新问题与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

[29]后一规定仅仅涉及浮动抵押，在固定抵押的情形，未来取得的财产是否可以作为担保物，《物权法》上并不明确。不过，在解释上，农村村民将来取得的财产应当属于《物权法》第180条第1款第7项所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应当允许抵押。

[30]HeywoodFleisig，1996,SecuredTransactions:ThePowerofCollateral,FinanceandDevelopment(June1996).

[31]王泽鉴，1994：《动产担保制度与经济发展》，载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

农村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农村产权，农村金融生态结构，农村金融体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深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如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要，制度建设是关键，尤其是要建立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产权制度。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但是，就目前的农村金融发展状况来看，改革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其突出表现为: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缺失，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原本给农村“输血”的金融机构却演变成从农村“抽血”的主力军，同时，农村中非常活跃的非正规金融却不断受到打压。如何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提高农村金融资产质量，化解农村金融风险，深化农村金融，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金融论文，尤其是金融生态成为近几年来的研究热点。

一、农村金融生态的基本理论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诸多基础理论分支中，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和C．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在传统新制度经济学基础上扩展而来的法经济学，是对农村金融生态运行最具解释力的理论。

（一） 农村金融生态中的交易费用理论。

理性人、完全信息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然而现实的农村金融生态中，农村金融生态主体———农村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农户、农村企业和县乡政府等)都是有限理性的，并且因为有限理性的存在导致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后果是金融交易费用大幅增加。当农村金融生态主体发现进行金融交易的费用太高或超过收益时，就会选择停止交易。在放贷之前，农村金融机构必须要调查农户的信用状况和经济状况、借款用途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贷款进行时，要发生谈判、签约费用;贷款发生后，放贷者要跟踪借款项目的实施情况和监督借款投向等。而且农户以小额信贷居多，单位产品金融机构要付出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庞大的信息费用构成了金融交易中的巨大成本。当这种费用成本过高时，交易将无法进行。

制度的有效运作又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制度的作用旨在节约交易费用，人们对制度进行选择与改革的动因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在农村金融生态中，作为金融生态主体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行为是在特定的金融制度结构安排下进行的，不同的金融制度结构安排会产生不同的金融主体行为，农村金融信用环境的相对落后使得与农业金融支持相关的制度安排无法实施，即推广农业金融支持的制度成本极高，导致农村金融生态主体资金供给缺乏，而由于农村金融发展的路径依赖，一旦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资金供给缺失，农村金融发展就会无所适从，反过来也影响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发展，整个农村金融生态恶化也就在所难免，信用缺失的背后是信用制度的缺失，由此引致农村资金来源与资金需求之间的制度缺失，也是农村金融制度的供给和制度需求出现失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对制度的需求源于经济主体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制度供给则是经济体系出现制度安排的意愿和能力。因此，在目前的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上，并不存在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的制度均衡，突出表现为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制度供给不足和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制度需求过剩金融论文，这种制度供需的失衡是制度变迁的强大动力，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制度变迁的路径论文格式范文。

（二）农村金融生态中的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是科斯传统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核心部分，林毅夫首先提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概念，他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及实行，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历史来看，强制性制度变迁一直居主导地位。上世纪50年代，信用合作社在政府推动下开始兴起;60年代，国家指定当时的人民公社接管信用社;80年代，信用社划归中国农业银行管理;90年代，又实行行社脱钩，实行在国家管理下的自主发展的合作金融发展模式。然而，合作金融的框架虽已确立，但远未达到农民广泛参与的合作金融宗旨。从表象来看，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管制是规范农村金融市场，维护农民切身利益和降低金融交易风险的一些必需的制度安排，事实上这种强制性制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广大农户的投资冲动，大大减少了农村金融市场的金融交易数量，导致了农业金融支持的弱化，政府是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政府行为是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一股独特而重要的力量，对金融生态主体的影响往往是根本性的。

制度因素作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变迁受诸多因素影响，也直接决定了农村金融生态运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村金融领域一改计划经济时代农村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单一的局面，农村金融生态主体逐渐多样化，如四大国有银行尤其是农业银行开始在农村开展商业化经营金融论文，国家建立了农业政策性银行等，在农村并未逐步建立起一个基本上能够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落后的小农经济，典型的苟元结构购统窍绶指钍沟门褰鹑谥贫戎秃笥谂寰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农户，农村企业和农村政府从非正规金融生态主体中寻求金融产品和服务实为无奈的选择，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勃兴也就水到渠成。因此，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成为农村经济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必然要求和趋势，农村非正规金融或者民间金融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制度供给的不足，但带来的新问题是民间金融缺乏制度的规范而可能隐藏金融风险。

二、关于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思路

建立高效的农村金融体系是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落脚点。要跳出农村金融供给制度陷阱，必须加强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一）完善农村产权制度，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没有抵押物，成为中国农民贷款难的最主要原因，长久以来，中国农民最大的资本———耕地，以及宅基地及其上的房屋－－因为没有与城市一样的产权，均为抵押禁区。因此，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应从完善农村产权制度着手:一是赋予农民完整的财产权。建议将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改革为土地使用权，由国土部门发给土地使用证，使之具有土地的收益权、买卖权、抵押权和继承权。而农村房产也应该与城市房产一样拥有完全产权，可以自由流转，尤其是对城市居民的流转。二是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一方面要完善农村土地市场的交易机构。健全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运作的立法、执法和仲裁，保护农村土地市场的正常运作。在进一步明晰产权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合法的自由交易。三是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相关法律制度。尽快出台农村土地产权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农村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出让、继承出租、人股等流转形式。四是建立农村房屋产权制度。修改现行农村房屋产权制度，使之可以进入市场，完善房产权属登记、发证、流转制度。要建立城乡统一住宅市场，使农民住房资产资本化，可用于抵押或交易变现，改善农村融资难的现状。目前对国有和私有的物权、产权边界已经比较清晰，唯独对于集体物权、产权界定、计价、流动和配置方式尚不能确定，导致巨额的物权不能定价、流通，置身于经济货币化的进程之外金融论文，成为顾拉沟淖什，带来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制度，使农民与农村的资产可以有较好的表证。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要逐步建立农村生产要素计价、流动、配置体系。长期以来，我国产权制度按照国有、私有和集体三种方式界定。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制度，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

（二）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适度发展，构建符合国情的农村金融体系。首先要正视和承认非正规金融在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改变对其持有的漠视和敌视的态度，并认真研究其特有的发展规律。民间金融不完全等同于非法金融，要尊重民间金融，客观认识民间金融，注意学习和研究民间金融，依法对民间金融进行合理的引导和管理，可能更有利于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合理竞争和良性互动。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通过使民间金融购戏ɑ沟姆绞嚼垂娣睹窦浣鹑冢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我们要积极鼓励正常的农村民间金融活动，给民间金融以合法的空间，以使规范意义的信用合作拥有温床和土壤。

三、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结构的建议

完善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基础性工作是搞好农村地区的产权建设，农民财产权的建设与发展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无产权则无金融，只有做好这个基础工作才能使我国农村金融生态可持续发展论文格式范文。但是我们不能等到农村的产权有了彻底的改革之后才发展农村金融，而是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不断改善农村金融的生态结构。

产权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内生性变量，已直接影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完善的产权制度可以有效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增强农村金融生态的自我调节功能，有利于降低金融活动的交易费用，提高金融交易效率;有利于缩小农村金融生态主体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之间的信息差距，促进农村金融生态中的信息交换和资金循环;有利于改善农村司法环境金融论文，保障农村债权人利益，农村金融兴则农业兴，农村金融活则农业活。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央行和银监会就下发《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提出农民增收的来源要发生改变，关键是有财产性收入和创业性收入。通过土地流转，抵押、入股、融资，增加农村财产性收入。

农村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村金融；理论研究；方法论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7－0011－04中图分类号：F830.6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ated theory from the view of methodology in order to draw a clear picture of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study, and give some command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for further study.

Keywords: Rural Finance； Theoretical Study； Methodology

一、引言

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与经验表明，只有取得科学理论的支持，农村金融改革才能有实质性突破，农村金融才能获得真正意义的发展。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没有理论的政策是抽象的，理论研究对于政策供给的意义特别重要。几十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农村金融已有了巨大变化。然而农村地区自然禀赋差异，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层次不一以及农村金融改革的滞后，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日趋突出，农村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面临诸多难题，这使得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目前，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本文将从方法论角度对相关文献加以梳理，旨在对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发展状况作一个透彻的了解，以期对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方法论作出恰当的评价，为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更深入研究提供方法论上的准备。

二、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传统方法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根本上解决了原有体制下激励约束机制不足的缺陷，使得濒临崩溃边缘的农村经济摆脱了困境，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随着中国农业银行的恢复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得以重新建立，农村金融有了极大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也逐渐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围绕着农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业务管理等问题进行研究，为农村信贷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这一时期传统的金融理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既定的理论约束下，政策报告式的研究方法即存在问题――政策建议的逻辑思维成为主流模式，众多的研究是为政府实现特定的目标而直接投放信贷的方式干预农村金融提供政策建议。这种方法通常只追求旨在农产品增加的短期目标而忽视农村收入的可持续性增长，并且仅仅强调信贷投放而忽视储蓄动员和有效的农村金融机构建设[1]。总结这一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传统方法的效果总体上都不好，最多是效果一般，其结论是基于如下三个标准作出的：（1）传统战略如瞄准问题和补贴在解决问题上是否成功；（2）传统方法的成本效率分析；（3）在增加收入和减少贫困方面是否成功[2]。

三、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方法转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学开始逐步与世界主流经济学接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逐步主导着中国经济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在接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开始尝试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基础上建立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流行，对中国当时进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在客观上起到相当大的启示和引导作用，同时也为中国的学者研究中国农村金融提供了理论框架支持。自此研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文献不囿于农村金融内部，开始在更大的视野范围来研究农村金融，大量文献集中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关系、农村金融发展、农村金融结构与功能、农村金融制度以及农村金融体系的变革方式等方面展开探讨。

（一）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开始认识到农村金融研究目标不仅仅在于农村金融自身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以金融发展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而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弄清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必然联系以及内在机理。一些文献基于中国农村地区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格兰杰回果检验等经济计量模型，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和因果方向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研究。研究指出，中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的各项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东部地区也仅仅只有农村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与其相反的是，农村经济增长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则是非常明显的。根据帕特里克的两种金融发展模式“供给引导式”和“需求追随式”，一些研究也认为，原有向农村金融机构大量注资的“供给主导”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并没有发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很好作用，因此在中国今后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应该转换思路，按照“需求追随’模式，有的放矢地促进农村金融增长[3]。

也有学者从金融发展水平以及金融结构两个视角，对中国农村金融状况作出全面的分析。一是依照金融发展理论所提供的金融发展水平指标（金融相关率FIR和M2/GDP），从宏观层面来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出这两个指标绝对值在中国农村并不大，但都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不过由于这两个指标在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所具有的缺陷，对由这两个指标所获得的结论应持谨慎态度。如果以L/GDP来衡量，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并没有表现出如FIR和M2/GDP所表现出的那种极其明显的趋势。二是设计一些指标（如金融资产与纯收入之比及其行社贷款与纯收入之比）从农户层面来考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其分析的结果是，一方面农户经济生活中货币化程度增加；另一方面农户存在较强的流动性约束，不过农户可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融得资金从而使流动性约束得到部分缓解。也有文献依据戈德斯密斯 (Godsmith 1969)金融结构的概念来分析中国农村的金融结构状况[4]。

上述研究文献基本都遵循着戈德斯密斯的经济增长金融发展的研究思路，通过一系列数量指标从金融结构上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给予衡量，利用经济计量模型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数量化分析。较之于以前的研究方法，此方法具有逻辑更为严密，路径更为深入，结论更为精确的优势。然而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该研究方法只是指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具有计量上的因果关系，但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相互影响的渠道或环节在理论上依然是不清楚的，而且农村金融结构的变化未必能够准确度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

（二）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

1973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一反传统主流经济理论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偏重实物要素而忽视金融要素的研究方法，转而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样本，集中研究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而提出了全新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其理论政策含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政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国内一些学者沿着相同的思路对中国农村金融抑制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现象。一些文献从农业的自然属性、农户的生存与发展特点出发来阐述需求型的金融抑制，解释了现象背后农户和农村企业信贷需求总量变化以及层次分布。也有文献是建立在对农村金融需求分析的基础上，从农户和农村企业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资金有限，融通资金渠道单一等方面来阐述供给型金融抑制。在阐述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农村资金为何供给不足的原因解释方面，指出金融制度、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是主要因素。供给型金融抑制的研究角度往往倾向于存量的修正，而需求型金融抑制视角则侧重于长远，注重增量的发展动态。上述研究文献禀赋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的思想，将视角投向农村金融市场，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均衡的分析，得出中国农村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及其原因，其结论要深刻得多。这些文献的论证逻辑基本遵从现象原因这一思路，采用对大量农村地区抽样调查和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当然这些研究还存在着研究层面和视角上的局限，如基于需求视角是否存在其他复杂的需求制约因素？以及连带出农村金融主体的金融需求结构与其他各项经济活动的相关性分析等方面还存在研究上的空白。就其方法论来说，有些文献缺乏研究的规范性。

从金融功能论的研究视角对中国农村金融与经济关系作出客观的描述，被一些中国学者所运用，其中较为普遍的研究采用一种叫做机构分析法，简称为机构观。具体表现为结构功能行为绩效的研究思路。以此思路，农村金融要发挥其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功能必须在现有的农村金融结构框架下进行，根据现有的农村金融结构赋予其相应的功能，并通过其行为绩效判断其功能实现的效应。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走上了一条“机构路径”。长期以来注重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存在形态，而忽视农村经济对金融资源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和农村金融制度整体功能的发挥。为此，另有一些学者提出，应以功能观来重新认识农村金融经济的关系，以此指导中国农村的金融体制改革，更好促进农村金融经济的协调发展。功能观是从系统的功能出发，然后探究需要何种结构来实现这些功能，它遵循的是功能、结构思维方法。其实质是从金融所处的系统环境和经济目标出发，考察金融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功能耦合关系，演绎出外部环境对金融功能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根据成本――收益原则，选择能满足系统环境对金融功能需求的金融形态和功能实现机制，由此对系统进行结构优化，其遵循的是外部环境功能结构的思路[5]。功能观的研究范式为研究农村金融体系的变化提供了全新的解释思路，扭转了一直以来农村金融理论研究与实践忽视农村金融体系功能问题的倾向，也为重构农村金融体系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三）农村金融制度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制度经济学无疑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一方面对传统发展经济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另一方面也为传统发展经济理论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框架。国内一些学者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采用历史演绎从制度层面上分析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演进逻辑，以及从实际经验数据来分析这种演进背后的悖论和缺陷。认为农村金融制度历史变迁的特点是，农村金融制度的每次变迁均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而非自下而上的诱发性政府行为，更不是农村经济主体自主，这种以扼杀农村经济组织自发行为为代价的外生性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农村经济发展相悖，导致了农村金融主体的缺位，农村金融容量的增长赶不上经济总量的增长[6]。这些研究文献突破了将农村金融制度视为既定不变的外生变量传统研究方式的束缚，弥补了排除制度作用和制度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分析的传统农村金融理论研究上的不足。然而这种研究方式阐明的只是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历史演变的逻辑，却无法说明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应有的逻辑。

（四）农村金融体系的变革方式

中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取向一直是中国农村金融研究所关注的，究竟是以合作制为主导还是以商业化为取向众多文献争论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应以合作制为主导；另一种观点是商业化取向，甚至放弃合作制；还有一种折中观点，认为商业化和合作金融应共同发展。各种文献的观点之所以出现差异，从理论本源来说，关键在于其研究者对中国现实农村经济判断的差异。按照“理性小农”命题(Schultz,1964;Popkin,1979)，中国的农户如能被确认为富于理性的小农，那么就没有必要单独为其设计一套农贷制度安排，而只需将服务于现代经济的金融体系直接延伸到农村经济，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即可，换句话说，商业化的金融体系同样适用于农村地区；按照“道义小农”命题(Chayanov,1925;Scott,1976)，中国的农户如能被确认为是生存取向的，不会冒险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农村地区商业化的金融安排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合作制的金融安排是恰当的。但无论从“理性经济小农”视角还是从“道义小农”视角来考察中国农村经济，得出的结论都难免简单化，中国小农经济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值得进一步讨论[7]。从研究方法论来说，持商业化取向或合作制主导观点的研究文献基本上采用理论演绎的三段论形式来得出各自的结论。理论前提承认合作制金融存在的基础是小农经济，而商业金融活动所具备的条件是农村市场经济，商业化金融不能提供高度分散小农经济化条件下的金融服务，进而从中国现实农村经济特性的描述中获得理论推理的依据。这些研究文献论证形式缜密严谨，其观点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问题在于，缺乏对中国现实农村经济特性严格的实证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分析，没有哪一种关于中国农村金融的命题具有普适性。

（五）农村非正规金融

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成因；其二是农村非正规金融中的利率问题。一些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分析了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成因：(1) 从中国小农家庭的生存经济与其资金的非生产性需求两者之间内在逻辑联系出发，通过案例研究表明非生产性资金缺口和农贷需求不能指望由正规的或商业性的金融来满足。(2)从农村非正规金融与中国城乡的特殊结构与联系相关性入手，认为是由于城镇和农村之间缺乏一个较好的金融组织。特别是在转轨经济中，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农村非正规金融是由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缺陷造成的。(3)从农村金融供给的角度，认为农村贫富差距的加大使农村非正规金融形成旺盛的供给。(4)从金融政策的根源来看，由于贷款管理的落后和贷款配给的错误，扭曲了农村正规金融资源的配置，收入较低农户的信贷需求仍然要通过非正规金融得以满足。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中的利率问题，不少学者以农村民间金融为例，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把民间信贷利率部分地视为具有调节借贷风险组合或过滤借贷风险的功能。有文献认为，民间信用利率决定于资金供求状况、借贷者亲疏关系、期限长短、淡旺季节等因素，因而利率档期分明。 也有文献依据修正的Stiglitz-Weiss信贷配给模型来揭示出民间金融各种利率形式的机理和长期并存的原因。

从已有文献来看，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研究方法从案例分析到规范论证呈现多样性。其不足之处在于缺乏非正规金融研究的系统性理论框架，视角的多元化固然可以使问题的认识较为全面，但多种结论的差异将使得理论研究失去了实践意义，另外案例研究中样本选取的不同将会影响到结论的可信度。

四、结语

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理论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各种理论研究在思想和方法上存在的局限。不仅如此，无论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联系识别，金融抑制理论对供给型金融抑制和需求型金融抑制的区分，合作制为主导还是以商业化为取向的争论，还是农村非正规金融成因分析只是农村金融的一个方面，各种研究思想和方法忽视了农村金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以及系统内外存在的复杂联系，这也是导致各种理论研究与实际脱节的重要缘由。可见，农村金融问题研究不能简单地依赖某个理论。综合各种理论研究的优势，将系统论的思想引入农村金融问题研究之中，通过对农村金融系统内外复杂联系的研究寻找改革途径将是未来农村金融研究的趋势。

参考文献：

[1]周霆.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论――基于“三农”视角的分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229.

[2]雅荣,本杰明,皮普雷克.农村金融问题、设计和最佳做法[M].北京:中国农村金融研讨会阅读材料,2002,(9):23.

[3]焦兵.东、西部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研究[J].统计与决策(理论版),2007,(1):70-72.

[4]姚耀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及其金融结构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4,(11):36-41.

[5]李喜梅,彭建刚.经济变迁中的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一个从隐功能角度的解释框架[J].农业经济问题,2005,(10):51-54.

农村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农村金融;金融抑制;经济发展

农村金融是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三农”问题一直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目前,我国农村领域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金融服务难以满足“三农”发展的需要。农村金融抑制是怎样形成的?如何消除它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约束?已引起了决策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目前,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针对于农村金融抑制问题的研究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本文从研究的不同角度对相关文献加以梳理,旨在对中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研究的成果作一个透彻的了解,并对此研究的角度作简要评价,为中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思路方向。

一、我国存在农村金融抑制

最早提出金融抑制理论的是美国的经济学家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1973),他们深入的研究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集中研究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而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论。

国内一些学者沿着相同的思路对中国农村金融抑制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现象。大量研究认为我国农村金融抑制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供给型金融抑制。二是需求型金融抑制。三是供需结构型金融抑制(王国华、,2006)。

在以上三种类型的金融抑制中,供给型金融抑制起着主导作用,其它两种形式的金融抑制处于从属地位(何志雄,2003)。这是因为:首先,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先满足量的要求,然后才有质的提高。因此,只有在缓解供给型金融抑制的基础上,才会考虑需求的增加与需求的多样性问题。其次,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金融“供给领先”模式已为许多国家,特别为东亚国家的发展所证实。第三,供给型金融抑制有时也会以需求型等金融抑制的形式出现(曾芳芳,2006)。

那么,我国农户金融抑制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呢?李锐、朱喜(2007),通过biprobit和match模型定量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分析得出我国当前农户的金融抑制程度约为70.92%,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农户的金融抑制程度相当严重。因此研究农村金融抑制产生的原因以及对此提出解除其抑制的政策建议显得十分必要。

二、我国农村金融抑制产生的原因

(一)从供给角度来分析农村金融抑制的成因

对于我国农村金融抑制产生的原因,其中多数研究沿袭了西方金融抑制理论传统,从金融供给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认为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正规金融部门对农户贷款资金供给有限,及金融服务项目不足。按照谢平(2001)的观点,“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在农村金融中会发挥作用。

任伟(2006)认为,我国当前农村存在明显的金融抑制问题。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的金融体系使得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和城市金融市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割裂的市场。在这个市场里面资金流动是不畅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从农村向城市输送资金的单向流动的金融市场。这种金融市场的组织制度安排使得“三农”问题的解决面临资金严重不足的困难。因此农村金融市场的根本问题是一个如何增加农村金融服务供给制度的问题。

然而,以上分析和研究是在理论的层次上展开的,对实际的解说和操作可能不具有明显的有效性,从案例研究中才可增加其可信性。在此基础上,曾芳芳(2006)以重庆农村为例,认为重庆这种存款需求和规模均较小的欠发达地区,表面上看是金融有效需求不足,其实质却是金融供给类型不对,从根本上讲是金融供给的总量不足。

那洪生,周庆海(2004),则从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具体表现分析,我国当前农村存在的金融抑制属于典型的供给型金融抑制,并指出造成农村金融抑制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供给不足,亦即不适当的制度安排。

实际上,以上学者都只是从制度供给不足或资金供给不足单方面来分析农村金融抑制产生的原因,只强调其中一方面而提出的原因必然是不全面,不完善的。因此,在此基础上,马晓河、蓝海涛(2003),结合双重的供给不足,并通过进一步考察发现,制度和资金双重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长期执行的是城市和工业优先发展的传统工业化战略。

但如果仅从供给角度分析金融抑制,必然有这样一个前提,即农村的金融需求弹性是无限大的,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的金融供给必然能产生相应的需求,达到供需自然平衡。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当前我国农村还存在明显的资金有效需求或需求能力的不足(王彬,2008)。

(二)从需求角度来分析农村金融抑制的成因

事实上,农村金融制度的完善不仅取决于正规金融部门的资金供给,而且也取决于农户对借贷资金的需求强度。一些文献则从金融需求的角度来研究农村金融抑制,认为行业风险、市场风险、制度风险、产业结构及社会保障等因素的制约,致使农户借入资金的预期收益较低,同时,非正规金融对正规金融的替代效应与挤出效应,使我国农村中的农户形成了因其借款需求不足而导致的需求型金融抑制(高帆,2002)。

张琴,赵丙奇(2006)通过对农村金融交易主体的访问分析了农村资金需求者的情况,讨论了目前农村各个需求主体之间的不一致性以及出现的替代关系,同时指出多层次的农村金融需求需要多样化的金融机构来满足。

进一步,刘祚祥(2007)从农村金融抑制的需求角度,注意到我国农户在城市化与工业化转移过程中的逆向淘汰趋势,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社会的微观经济组织的行为选择对金融交易的影响。刘祚祥与孙良媛在湘北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户的逆向淘汰趋势与农业的低效率增长的内在联系,提出了农户的自生能力不足是难以通过中央财政补贴来弥补的命题(刘祚祥、孙良媛,2006),从而为农村金融的需求型抑制提供了分析的逻辑起点。

(三)从供需均衡角度来分析农村金融抑制的成因

如果只是单纯从金融体系的角度分析金融抑制问题,因此不够全面。为使金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从供求均衡的角度寻找导致我国农村金融抑制产生的根本原因,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张杰等(2006),认为农村金融服务供给应以金融需求为基础,走出中央与地方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困局,尽快达到两者之间最优的均衡点。这就需要我们从金融供需的层面上对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表现、成因进行更深一步的分析,以期在此基础上对缓解我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于是,王彬(2008)从金融供需均衡的层面上,指出我国农村金融抑制成因也可以从农业、农村金融体系和政府三个层面来思考,从而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抑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虽然这些研究从制度层面较好地解释了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成因,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在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层面所做出的解释却不够系统和全面。基于此,何德旭与饶明(2007)试图从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层面,运用金融排斥性理论框架解析我国金融抑制的深层原因,他们认为产生农村金融抑制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在经营取向上对农户的金融需求造成了较强的金融排斥性,从而没有为农村经济发展配置足够的金融(信贷)资源。

综合各家观点,中国的农村金融抑制问题既有供给的问题也有需求的问题,但是到底先从需求角度入手还是先从供给入手这个问题很难得到完全的解释。对于农村金融抑制产生的成因仍存在争议。并且我国学者大多数研究都只不过从理论上来研究农村金融抑制的成因,较少利用模型来进行分析,因此得出的结论有效性不强。

三、解除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政策建议

解决“金融抑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都主张实行“金融深化”,减少国家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行政干预,推动金融交易的增加,强调货币深化和金融机构的多样化是金融发展的必要步骤,在市场竞争机制下实现对资金更有效的配置。

因此,鉴于农村金融市场出现的金融抑制问题,国内多数文献认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是进行金融深化(郭卫2002,那洪生,周庆海,2004,涂高文2005,黄卫红,2006);王安明(2005)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金融深化的理论和制度。

在此基础上,王国华与(2006)进一步指出,农村金融深化的根本还在于制度创新,所以,应从农村的现实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状况出发,根据农村地区对金融服务需求的结构、数量与特征,来设计和提供相应的制度供给,这是解决农村金融抑制的基本思路。于是,任伟(2006)、李春梅(2007)对此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和建议,指出政府应该从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村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大局出发,从国家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总体目标出发,制定全面、系统的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战略和具体的、分阶段的实施规划。

另外,殷本杰(2006)通过规范的理论分析,论证了金融约束可以有效的修正金融抑制的许多缺陷。但何大安,丁芳伟(2006)从农村金融体制的内生性因素入手结合国内实际,认为当前的农村金融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金融抑制,而是更多的反映为由金融抑制向金融深化的动态转变。他们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逐步解决农村金融抑制向金融深化转变过程中诸如利率、市场准入、业务经营、资本流动等内生性因素对产生农村金融市场化非均衡推进现象影响的问题。

从刺激金融供给的角度,曾芳芳(2006)指出农村金融重组和深化是解决供给型金融抑制的有效途径。从根本上来看,农村金融供给可以归纳为农村金融机构的进入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陈霞(2007)认为,增加政策性金融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放宽合作金融的准入门槛、鼓励发展多元化的合作金融组织,建立市场准入制度、放开对农村民间金融的管制,加强对农村金融机构的业务指导和风险监管,是解除农村金融抑制的有效措施。另一方面,刘祚祥(2007)则从刺激金融需求的角度,提出解除我国农村金融抑制以推进我国金融发展的具体措施。但是,他们的研究都只是从供需的单方面展开的,在此研究基础上,王彬(2008)进一步指出,应针对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供需之间的矛盾,重新定位与调整农村金融体系,以期通过制度创新以及加快相应的政府改革,改善农村金融供需双方关系,从而进一步缓解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现象。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赵志芳(2007)运用交易费用等原理,分析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满足农村金融需求方面具有的天然的比较优势,因此基于重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思想,赵志芳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提出解除金融抑制的几点看法。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研究文献都提出了要通过政府之力来解除农村的金融抑制现象,这就在逻辑上产生了一个悖论,政策性金融天生隐含着金融抑制的结果,而政策性金融制度安排又可用来推进农村金融抑制的解决,在实践中也产生出完全相反的效果,一些国家通过政策性金融有效解决了农村的金融抑制,一些国家却因为政策性金融加重了农村的金融抑制。政策性金融显然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引发金融抑制,也可用来缓解金融抑制(谢文,2006)。因此,笔者认为,针对我国不同的地区,由于其实际背景和侧重点不同,研究结论并不具有普适性,应根据实际情况来探寻切合我国各地区的行之有效的体制改革措施和方法。

参考文献:

[1](美)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上海:三联书店,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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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卫.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问题研究[J].农村金融,2002.

[4]何大安,丁芳伟. 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化非均衡推进现象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06,(6).

[5]何德旭,饶明.金融排斥性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供求失衡[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7,(5).

[6]黄卫红.中国农村融资问题与金融抑制、金融深化关系研究[J].农村经济,2006,(5).

[7]李锐,朱喜.农户金融抑制及其福利损失的计量分析[J].经济研究,200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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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涂高文.完善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J].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6,(1).

[13]王彬.农村金融抑制及制度创新――基于供需视角下的分析[J].河南社会科学,2008,(7).

[14]王国华,.论我国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制度创新[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5).

[15]谢平.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改革的争论[J].金融研究,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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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高帆.我国农村中的需求型金融抑制及其解除[J].中国农村经济,2002,(12).

[18]殷本杰.金融约束:新农村建设的金融制度安排[J].中国农村经济.2006,(6).

农村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7篇

1  研究背景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兰农”工作历来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方略后，为了进一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十二五”规划把“社会主文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加快城镇化建设”纳入下一个五年发展的战略重点。做好”三农”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有效服务和功能支持。而中国农村金融面临着发展与转型的双重难题。一方面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正规化”金融与小农经济不对路问题：另一方面，是对原有经济体制下业已形成的农村固有金融体系进行改造的转型问题，核也是改善农村金融供给的问题。两大问题同时存在，导致当前农村金融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金融供给严重不足。为解决农村金融供需严重不平衡问题，中央政府开始着手推行农村金融领域的改革，如增加了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化构。在中央下发的《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中，进一步明确了农村改革的方向即更加适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在农村金融工作方面，从2014年的的“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到2015年的“做好承包止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贷款试点工作”农村产权抵押改革力度进一步加大，首次提出“大力发展再担保机构”，这与政府支持的融资担保公司以及“完善银担合作机制”一起，为农村金融中担保贷款的实施提供了物质基础。

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导致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特别是新型农村金融供给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影响了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恶化，挫伤了正规金誕机构的服务积极性等。但是，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金融制度是金融服务的主要决定因素，制度的有效性决定了农村金融供给水平，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制度原因是最根本的原因。论文研究目的在于以山东省莱宪市为视角，探寻哪些制度和公共管理政策导致了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指出进行制度变革是加快农村金融发展，支持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二、文献综述

1  关于农村金融需求特征分化的分析

当前“三农”的定义在不断拓展，农村金融需求高度分化。沈明高、徐忠、沈燕认为，在大多数沿海地区，“三农”核必问题是农村问题。由于大多数地区已经经历了农业工业化阶段，非农劳动力的比重较高，小城镇较为发达。这些地区金融服务的重点在于消费金融、理财服务与城市化；并在适当的土地流转机制下，以土地货币化鼓励农民自愿放弃止地而将身份转变为新市民。在这些地区，农村金融供给逐渐脱胎转变为城市金融服务。"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程度不够，在国际市场那些低价农产品的竞争下农业弱势尤为明显，食品安全问题也较为突出，解决的有效办法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金融服务的重点是促进土地流转和生产资料集中，鼓励农民离开土地，转变身份，即工业化，从而増加农民收入。“农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应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政策性金融的方式来完成。

2  现有农村金融服务机构支农力量不足的研究

王安国(2012)认为，农村信用社支农力量不足，突出表现在兰个方面：一方面是信贷资金和人员配备不足。另一方面是服务需要覆盖的范围过大。再一方面是金融创新能力偏弱。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使得农村信用社缺乏产品创新的外部激励，个性化产品设计不足，不能根据现代农业限制了其对现代农业市场化发展的有效对接。同时，信贷风险分担机制匿乏。首先，农业保险发展缓慢。其次，涉农担保机构建设滞后。再次，补偿激励机制不健全。

3  关于农村金融体系发展与改革的研究

谢平（2001）认为，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不符合合作制原则的历史充分表明，合作制原则在我国不适用，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方向应为组建股份制的商业银行。何广文(1999)认为优化农村金融体系的路径在于金融机构的多样化，其根本在于开发农村金誕市场，打破垄断格局，真正形成竞争性的农村金融体系。汪小亚(2009)认为，要建立服务面广泛的农村金融供给体系，扶持一批适应农村需要而且可持续发展的农村金融机构，送既包括提供信贷和其他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也包括为农村金融机构服务创造基础条件的金融中介机构如担保、评级、信用、保险类机构。

4  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制度因素研究

周科(2011)认为，一是国家垄断金融的制度安排导致农村金融资源大量流向城市和工业。在资金短缺形势下，正式金融部口动员的农村储蓄大部分流出了农村，而非正规金誠遭到打压不能发挥作用。二是严格的农村正规金融市场准入制度和金融机构退出制度的缺失，导致农村正规金飄市场被垄断。三是产权制度缺陷导致农村合作金融姐织忽视委巧人的利益。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仍然存在产权虚置、产权错位问题。四是农村金融信贷供给制度的缺陷导致农村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王安国(2012)认为，传统金融机构支农力量不足主要是传统信贷模式无法调和"金融机构与农户信息不对称"问题。商业金融机构仍未形成适合农村宗族社会特征的运作模式和经营能力。表现为传统的风险控制手段无法给农户和农村小微企业主的信用和履约能力予以正确的评价，传统金誕机构不愿涉足信贷规模小、维护成本高的小额贷款等，而片面采用担保、抵押、政策性补贴、灰色催收的形式不能有效适应农村经济运转方式。

三、硏究框架与方法

1  基本框架

本文共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文献综述，论文基本框架、研究方法与难点。

第二部分为理论基础。结合论文研究内容，主要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决定经济增长的理论和新公共管理学关于政府职能定位的相关内容。

第兰部分对当前莱宪市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现状和影响进行深入剖析，认为当前金融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金融供给体系单一、涉农贷款增量和占比低、金融机构覆盖率低和金融机构经营行为偏向城镇化，这些导致了农村地区金融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并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四部分对莱宪市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原因进行了剖析，包括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村文化及信用环境较差，并根据论文的阐述重点，全面深入分析了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制度和政策原因。

第五部分为改善莱宪市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对策建议及结论。

2  研究方法

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公共管理学的基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同时采用文献法、调查问卷法、统计法、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法等研究方法，对论题开展研究。

农村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8篇

农村金融制度转型与农村经济结构转变

――分工演进视角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收稿日期：2011-11-08

作者简介：罗富民（1980-），男，重庆合川人，乐山师范学院旅游与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农村区域发展。

（乐山师范学院 旅游与经济管理学院，四川 乐山614004）

摘要：从分工演进视角，探讨外生性农村金融制度内生化转型对农村经济结构转变的影响机理；并利用我国1978―2009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这一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理论分析表明，外生性农村金融制度的内生化转型有利于提升农村交易效率，促进农村分工演进，进而推动农村经济结构转变；而实证分析也表明，外生性农村金融制度的内生化转型是农村经济结构转变的Granger原因，且无论在短期或长期均对其存在明显促进作用。基于此，应加快外生性农村金融制度的内生化转型，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并增强非农户对农村地区的投资力度。

关键词：农村金融制度；农村经济结构；分工演进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Financial System and Restructure of Rural Economy

-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Division’s Evolvement

LUO Fumin

(Tourism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Department,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 Leshan, Sichuan 614004, China)

Abstract：The paper discusses principles of how the endogenous transformation of exogenous rural financial system influences the restructure of rural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division’s evolvement, and tests this influence empirically with the timeseries data from 1978 to 2009 in china.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ndogenous transformation of exogenous rural financial system may improve the rural transaction efficiency, promote the evolvement of rural labor division and the restructure of rural economy；The empirical analysis also shows that the endogenous transformation of exogenous rural financial system is the Granger cause of the restructure of rural economy, and the former has profound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latter either in short or long term. Consequently, we should speed up the endogenous transformation of exogenous rural financial system, promote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upgrading and increase investment to rural areas from nonrural residents

Key words：Rural financial system; rural economic structure; labor division’s evolvement

一、引言

正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1］建立与现代农村经济相适应的农村金融体系，是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基本战略取向。厘清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内在发展关系及其作用机理，对于科学制定农村金融改革政策进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关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内在发展关系的研究是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应用和延伸。现有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金融深化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是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以及优化资源配置等；［2］［3］［4］二是，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认为，金融发展主要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5］［6］［7］三是，以分工理论为基础的研究认为，金融的有效运行可以节约交易费用，促进劳动分工，进而推动经济增长。［8］［9］［10］

尽管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包含以上三个方面，然而当前有关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内在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两个方面展开的，而少有学者关注农村金融发展如何通过影响农村分工演进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作用。例如，张兵等（2002）、李刚（2005）、季凯文等（2008）借鉴金融深化理论，对我国农村金融深化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11］［12］［13］研究表明，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适度控制利率”政策得以实现的。董晓林等（2004）、安翔（2005）、龙海明等（2007）、冉光和等（2008）、严太华等（2011），以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帕加诺模型（Pagano，1993）为基础，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对边际资本生产率、储蓄率和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的作用，并分别对我国以及湖南、山东、四川等地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14］［15］［16］［17］［18］［19］研究表明，在农村经济增长过程中，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结构及效率对其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

与现有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并不直接探讨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关系，而是从更深层面揭示外生性农村金融制度内生化转型对农村经济结构转变的影响。①①除予以说明外，下文中的“农村金融制度转型”特指“外生性农村金融制度的内生化转型”。这是因为，制度转型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发展的实质，而结构转变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本文首先借鉴新兴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从分工演进视角，揭示农村经济结构转变实质，分析农村金融制度转型的内在逻辑及其对农村经济结构转变的影响机理；进而将农村信用社改革作为我国农村金融制度转型的缩影，利用1978―2009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验证了这一影响的存在；最后，根据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提出促进农村金融制度转型与农村经济结构转变的政策启示。

二、农村金融制度转型对农村经济结构转变的影响机理

（一）农村经济结构转变的实质

钱纳里（1981）认为，经济发展就是为持续增长所必需的经济结构的一系列互相关联的转变；而在这一系列的经济结构转变中，工业化（产业结构转变）和城镇化（空间结构转变）常常用来象征整个发展过程。［20］显然，根据上述观点，农村经济发展在理论上就是以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为首要特征的农村经济结构转变过程。而事实上，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两大战略。［21］

在发展经济学的经典文献中，以工业化、城镇化为首要特征的经济结构转变常被归因于恩格尔定律所揭示的个人消费结构变化以及“二元经济”理论所描述的由于劳动生产率差距导致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结构的转变缘于分工演进与交易效率的提升。这是因为，相对于传统农业部门而言，工业部门就是一系列新产品及其相关技术的集合。按照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新产品及其相关技术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分工与专业化生产所导致的迂回生产链的延伸以及每个链条的产品种类数的增加；另一方面，还必须依赖于由于分工与专业化生产所形成的市场网络来实现商业化。因此，工业化是分工在迂回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演进过程，而分工演进又扩大了市场网络以此提高工业部门的生产力。［22］而且随着工业化的兴起及其不断提升，会内在的要求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导致交易伙伴在地里上的集中，即城镇的出现。也即是说，城镇化是由于分工演进所导致的工业化的内在要求和客观产物。

由此可见，按照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以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为首要特征的农村经济结构转变实质上就是农村分工演进的结果，而这种分工演进又必须依赖于农村交易效率的提升。

（二）农村金融制度转型的内在逻辑

农村金融就是根植于农村经济土壤之上的制度安排。这是因为，农村金融不论其数量、规模、现代化程度以及表现形式和组织方式如何，其本质都是农村信用关系制度化的产物。［23］然而，农村金融作为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只是整个制度结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制度结构的特征直接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进程，影响着制度选择集合和制度选择的空间。②②有关“制度安排”与“制度结构”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可以参加林毅夫（1989）“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论述。载于科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1991年第371页。因此，考察一个国家的整体制度结构对于理解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是十分必要的。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呈现出“二重制度结构”特征，即“一方是发达而富有控制力的上层结构，另一方是流动性强且呈分散化的下层结构，而上下层结构之间缺乏严密有效的富有协调功能的中间结构”。在这种上下层直接相对的“二重制度结构”中，金融制度安排往往遵循的是上层结构（国家）的偏好，而不是下层结构的需求。［24］

对于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就是动员储蓄、促使资本形成的主要推动者，农村金融制度的作用就在于通过聚集与控制农村金融资源，以最大限度的服务于国家偏好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这一时期的农村金融是由国家自上而下设立并由国家正规金融机构主导的一种资金纵向配给制度，是外生于农村经济发展的。但是，国家的效用函数会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发生改变。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单纯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难以为继，必须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以实现整体国民经济的平稳、协调发展。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向，上层结构的偏好与下层结构的需求将取得渐进一致。这一时期，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将迫使国家逐步放弃对农村金融的控制，促使农村金融由纵向资金配给制度向横向资金配置制度转型。而这种转型的实质就是外生性农村金融制度的内生化回归。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过程，也就是外生性农村金融制度的内生化转型过程。

（三）农村金融制度转型对农村经济结构转变的影响

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减少专业化和分工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提升交易效率，是制度起源的动因和基本功能之一［25］。在农村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农村金融制度的基本作用就是节约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所引致的交易费用、提升交易效率进而促进农村分工演进。然而，农村金融制度能够有效发挥这一作用的前提是，农村金融制度本身是内生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外生性的农村金融制度不但其节约交易费用功能会受到弱化，而且会导致农村金融资源的外流。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的推论是，随着外生性农村金融制度的内生化转型，农村金融制度的功能也将由对农村金融资源的聚集和控制向节约交易费用与提升交易效率转化，从而促进农村分工演进与农村经济结构转变。这一作用过程可以通过下图表示：

图1农村金融制度转型对农村经济结构转变的影响机理三、农村金融制度转型对农村经济结构转变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模型设定

鉴于农村居民消费可能对农村经济发展存在拉动作用，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可能对其存在驱动作用。因此，本文引入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两个控制变量，验证外生性农村金融制度内生化转型对农村经济结构转变的影响，建立如下计量分析模型：St=α0+α1Ft+α2Ct+α3It+μt（1）

在上式中St表示t时期农村经济结构；Ft表示t时期外生性农村金融制度的内生化转型；Ct、It分别表示t时期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而ut为随机干扰项，a0、a1、a2、a3为待估计的参数。

2.指标选取

（1）农村经济结构指标。本文采用乡村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乡村总从业人员的比重予以表示。这是因为，在乡村从业人员中，二、三产业从业人员越多则表示农村经济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越高。而且该指标也反映了农村劳动力在乡村各个产业的分工情况，与本文关于农村经济结构转变本质上反映农村分工演进的观点一致。

（2）外生性农村金融制度内生化转型指标。由于农村信用社已经成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主力军”，有关农村信用社的各项改革便可以看作是整个农村金融制度转型的缩影。长期以来，我国的农村信用社虽然名义上属于农村集体金融组织，而实质上是国家银行控制的基层营业机构，因而被视为典型的外生性农村金融组织。而近年来，农村信用社各项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要促使这一外生性农村金融组织的内生化转型。例如，1996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要把农村信用社逐步改为由农民入股、由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服务的合作性金融组织”；2003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试点方案》进一步提出“要把农村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结构”［26］。而且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信用社这一外生性农村金融组织的内生化转型步伐也在不断推进。因此，本文采用农村信用社的农村贷款与农村存款的比值来反映外生性农村金融制度的内生化转型程度。这是因为，这一比值越大，则说明通过农村信用社外流的农村金融资源越少，农村信用社服务农村经济的能力也越强，其作为外生性农村金融组织的内生化程度就越高。

（3）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指标。本文分别采用非食品消费占农村居民消费总额的比重、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占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反映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结构。

图2各个变量指标数值（1978―2009）3.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78―2009年，所有数据均为年度数据。乡村从业人员及各个行业分布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农村信用社存贷款数据根据历年《中国金融年鉴》整理加工得来（其中，农村贷款为农业贷款与乡镇企业贷款之和；农村存款为农户储蓄存款和农业存款之和）；农村居民消费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由于各个指标的数值均介于0―1之间，因此本文将计算结果置于下图中集中反映。

（二）实证分析结果与解释

1.变量平稳性检验。本文在Eviews6.0软件中，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方程的选取根据相应的数据图形来确定，由软件根据SIC准则自动确定最佳滞后阶数，检验结果见表1：

表1ADF单位根检验

变量ADF值检验形式CTL1%的临界值5%的临界值10%的临界值结论St-1.24(C T 0)-4.28-3.56-3.21不平稳Ft-1.92（C T 0）-4.28-3.56-3.21不平稳Ct-1.74（C T 0）-4.28-3.56-3.21不平稳It-2.88（C T 1）-4.29-3.56-3.21不平稳St-5.99**（C T 0）-4.29-3.56-3.21平稳Ft-6.37**（C T 0）-4.29-3.56-3.21平稳Ct-4.66**（C T 0）-4.29-3.56-3.21平稳It-3.92*（C T 1）-4.30-3.57-3.22平稳注:检验形式中的C、T、L分别表示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阶数；**、*分别表示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有的单位根假设，即在相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上认定变量是稳定的；表示一阶差分。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各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存在单位根，不是平稳序列。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变换后，在5%及其以上显著性水平下变得平稳。所以St、Ft、Ct、It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2.协整关系检验及协整方程估计。常用的协整检验方法有Engle &Grander的基于回归方程残差单位根检验的两步法和Johansen的基于回归系数的完全信息最大似然法。E-G两步的检验方法隐含地假设非平稳变量之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通常用于检验只存在两个变量的情形。而Johansen的方法克服了这一局限，它可多个变量以不同的速度对扰动项进行反应与调整，使经济系统趋于长期均衡状态。鉴于此，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法判断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由于Johansen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检验方法，在检验前，必须首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本文以AIC、SC信息准则确定无约束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为2。协整方程趋势假定为含截距但不含时间趋势，而序列存在确定趋势，具体的检验结果见表2：

表2Johansen协整检验

协整方程个数原假设Trance统计量5%临界值Max-eign统计量5%临界值没有53.48*47.8631.20*27.58至少1个22.2929.8014.8321.13至少2个7.4615.507.3714.26至少3个0.033.840.083.84注：*表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上表检验结果表明，模型（1）中的St、Ft、Ct、It之间存在唯一协整关系。对协整向量正规化得到标准化的协整系数为：β′=(1.00，－0.74，0.69，－0.67,0.15）。其对应的协整方程为：

S=0.74F－0.69C+0.67I+0.15（2）

(0.06)(0.19) (0.07)

［-11.59］ ［3.76］［-8.85］

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外生性农村金融制度的内生化程度、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与农村经济结构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而从协整方程的系数符号还可以发现，外生性农村金融制度的内生化转型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转变，这与本文理论分析的结论一致。此外，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提升，也将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转变；而农村居民非食品消费比重的提高反而不利于农村经济结构转变。这说明，在当前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中，投资的驱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而农村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并没有显现。这可能是因为在非食品消费中，农村居民的住房消费支出占据了很大比重（达30%以上，见图3）。而农村居民的住房消费支出绝大多数是自建住房，并没有作为商品出售，对农村经济的拉动作用不会很明显。而且住房消费支出还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其他非食品消费，最终导致农村居民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制约农村经济结构转变。

图3农村居民非食品消费支出构成3.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的估计。上述分析虽然已经得出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但并不清楚这种均衡关系的短期调整过程。根据Granger定理，如果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必然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变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进行描述。而VEC模型实质上是含有协整约束的VAR模型。因此在采用与VAR模型相同设定的基础上，对VEC模型进行估计后得到如下结果：

表3VEC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D(S)ECMD(S(-1))D(S(-2))D(F(-1))系数-0.261605-0.6739840.0405360.030205标准误差(0.10830)(0.22393)(0.18620)(0.09054)t统计量［-2.41559］［-3.00979］［ 0.21770］［ 0.33362］变量D(F(-2))D(C(-1))D(C(-2))D(I(-1))D(I(-2))系数0.201697-0.9181740.273407-0.249307-0.124363标准误差(0.06790)(0.31340)(0.25918)(0.08469)(0.10093)t统计量［ 2.97035］［-2.92971］［ 1.05490］［-2.94378］［-1.23213］注：ECM为误差修正项

从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误差修正项(ECM)的系数为-026小于零，表明误差修正项对经济结构的变动有向下修正的作用，符合反向修正机制，使农村经济结构的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收敛。而滞后一、二期的外生性农村金融制度内生化程度对农村经济结构变动的影响为正，表明农村金融制度转型在短期内会对农村经济结构转变产生促进作用，这与二者的长期稳定关系保持一致。此外，在短期内农村居民非食品消费支出比重的提升以及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提升，并没有对农村经济结构转变产生促进作用。

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虽然上述分析确定了农村金融制度转型与农村经济结构转变的长短期关系，但是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尚不明确。因此，需要对其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4：

表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零假设最优滞后期样本数F统计值概率结论F不是S的Granger原因2303.870860.03431拒绝原假设**S不是F的Granger原因2300.098260.90677接受原假设C不是S的Granger原因2302.633680.09164拒绝原假设*S不是C的Granger原因2301.055590.36299接受原假设I不是S的Granger原因2300.107550.89844接受原假设S不是I的Granger原因2304.507860.02129拒绝原假设**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农村金融制度转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农村经济结构转变的Granger原因，但农村经济结构转变不是农村金融制度转型的原因，二者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此外，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是农村经济结构转变的Granger原因，而农村经济结构转变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变动的Granger原因，但反之不成立。而需要说明的是，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只是表明一个变量的滞后变量是否可以引人到其他变量方程中，并不是实际经济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农村经济结构转变就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其实质是农村分工演进的结果；外生性农村金融制度的内生化转型有利于提升农村交易效率，促进农村分工演进，进而推动农村经济结构转变。实证研究也同样表明，农村金融制度转型无论在短期或长期均对农村经济结构转变存在促进作用，而且是农村经济结构转变的Granger原因；而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提升也对农村经济结构转变存在驱动作用；但是由于住房消费支出所占比重过大，农村居民的非食品消费支出比重提升并没有对农村经济结构转变产生拉动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可以得到如下促进农村金融制度转型及农村经济结构转变的政策启示：

首先，加快外生性农村金融制度的内生化转型。鉴于当前的“二重制度结构”可能会阻碍我国外生性农村金融制度内生化转型的实践步伐。本文认为：一是，要通过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增强农户与龙头企业利益链接机制等途径，培养多种形式的农村中间层经济组织，逐步突破当前存在的“二重制度结构”；二是，要进一步打破地方政府对基层农村金融组织的垄断和控制，增强农村中间层经济组织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参与度和话语权；三是，要建立和完善农村信用体系、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降低农村金融制度转型的成本与风险。

其次，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鉴于当前农村居民非食品消费支出增长并没有对农村经济结构转变产生促进作用。本文认为：一是，要建立和规范农村房地产市场，允许农村居民自建住房可以在公开市场上销售，以此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进而刺激农村居民其他非食品消费需求增长；二是，要在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力度的基础上，继续实施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价格补贴政策，并进一步加大补贴力度、扩大补贴范围，进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

第三，增强非农户对农村地区的投资力度。鉴于当前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提升会在长期对农村经济结构转变产生积极效应。因此，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通过建立长效机制稳定各级政府部门对农村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定金融、财税等优惠政策，优化农村投资环境，吸引和鼓励各类企业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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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孙正林.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城镇化关系研究［J］.求是学刊，2008（01）:66-70.

［22］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M］.张定胜,张永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3.

［23］熊德平.农村金融与农村金融发展：基于交易视角的概念重构［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07（03）:8-13.

［24］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农村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9篇

解除农村金融供给约束的政策变迁

在供给约束为主已成为隐含前提的条件下，更多的研究集中在如何改造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以突破供给约束上。这可以从政策变化和学界讨论两个层面看出。

就政策面而言，改革开放后有过三次政策变化：

专业银行体系下的农村金融。1979～1995年，农业银行分设和农信社并入后，农业银行作为国有独资专业银行，承担了涉农贷款的各项任务，这一时期只是建立起了单独的农村金融体系，并未因贷款性质而做区分与考核。

意图建立起“三位一体”的农村金融体系。1996年“行社分家”、农发行分设，以及《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体现了清晰的“三位一体”农村金融体系的框架――“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但这次改革只是搭建了一个“三位一体”的农村金融体系框架，初衷良好，政策意图并未达到。农业银行实际上并未承担起提供农村商业性金融服务的任务，农业发展银行也并没肩负起涉农政策性贷款的任务，被要求朝向合作制方向发展的农村信用社，面临着多重角色冲突，甚至面临生存危机。

重构农村金融体系。2000年以来，伴随“三农”问题连续被强调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金融体制改革中的“重中之重”。支农呼声的愈益响亮，使得几乎是唯一一家还为农民提供信贷资金的正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自然而然地摆脱了前两轮改革中的配角角色，成为这一轮改革的主角。而意图解决农村融资问题的农村金融改革，蜕变为农信社前途和出路的体制改革，被下放和总体上追认为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农信社，实际上无力也无心扮演“支农主力军”的角色。如何重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一直在政策探索之中。

从2004年以来连续五个针对农村问题的中央1号文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政策，可以看出政策探索的线索。2004年和2005年连续两个中央1号文件要求进行“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农村金融体制创新”。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率先开放了“只贷不存”的小额信贷试点。2006年，中央1号文件干脆直接明确提出“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允许私有资本、外资等参股。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管理办法。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规范民间借贷。”社区金融、外资入股、资金互助等满足农村融资问题的新型金融组织，已在农村金融新体系的设计考虑之中。2006年12月，银监会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为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设立，开了绿灯。而2007年的中央1号文件，则在模糊具体安排的同时，为久未突破的农村金融体系改革，指出了清楚的方向，“加快制定农村金融整体改革方案，努力形成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小额贷款组织互为补充、功能齐备的农村金融体系”。同年，三种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在全国部分省市先行试点，并扩大到全国范围。2008年的中央1号文件，由于是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主题，只是在农信社要“维护和保持县级联社的独立法人地位”、

“通过批发或转贷等方式解决部分农村信用社及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不足的问题”、扩大和创新抵押担保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一些具体的安排。

政策的不断探索与变化，反映了农村金融体系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一直还没有十分成形的、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合作化与商业化之争

相对于农村金融政策的丰富变化，关于合作化和商业化的学术讨论，则显得较为单薄。许多研究对以农信社为主的农村金融体系，展开了激烈的“体制”之争：

合作制主导。不少研究认为，合作金融应有政策金融作财力支持。然而，目前我国农村政策金融主要着眼于国家农副产品收购这种垄断性商业行为，并没有脱出“工占农利”阶段统制金融的窠臼，故合作金融没有得到政策金融在财力上的支持，这导致我国农村真正的合作金融没有出现，故可以认为，不是合作制本身有问题，而是我国农村政策金融出现了问题。

商业化主导。由于坚持合作化方向的农信社改革，一直没有真正的进展。所以，对农信社进行商业化改革，并以市场金融为导向，成为诸多研究的主题。如谢平等人的研究认为，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应转向组建和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

合作化与商业化并重。由于单纯的合作化和商业化各有利弊，不少研究采取了折衷方案。如冯兴元认为，合作金融一般只能在小范围可以很好运作，但扩展到大范围时，合作金融所依据的信任机制和互助机制等不容易正常发挥作用，不能代替商业金融，故二者应该并重。陆磊认为，农户通过政策扶植可以全面脱贫并维持简单再生产，在合作金融支持下可以实现初步致富并实现初级层次的扩大再生产，在商业性金融的竞争条件下，真正具备经营能力的农户可以实现高级层次的扩大再生产，甚至带动本乡镇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城镇化和非农化。

还有一些研究跳出了纯粹的合作制和商业化之争，而是依据农村金融市场的体制问题而来。比如，温铁军利用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论述了，正规的商业化金融不能提供高度分散小农经济化条件下的信用服务，根本不可能在传统农村做商业化银行改革。张杰通过对小农经济命题和史料的梳理，论述了小额信贷实际上相当于古代时的国家赈贷，商业性质的正式借贷在中国小农经济基础上不存在发展的条件与空间。笔者也从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抵押物缺乏、特质性成本与风险、非生产性借贷四个问题出发，论证了正式金融体系之所以存在供给约束的内在原因，提出了非正式金融组织更有优越性。

正式与非正式金融组织的竞争与合作

伴随对金融供给讨论的深入，正式金融组织在农村的局限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非正式金融制度成为讨论的一个主要方面。关于非正式金融的各种形式与作用，已有许多研究和调查，非正式金融在农村发挥的融资功能也得到广泛认可，非正规金融的信息甄别优势、帕累托改进机制、交易成本降低优势、与民营经济的对接优势等，被逐渐地揭示。

笔者曾论述了非正式金融比正式金融更能有效解决农村金融的四大基本问题：由于本身内生于熟人社会组织，信息充分流动并近乎无成本地获得，从而克服了信息不对称性；熟人社会中诸多抵押替代机制和对于抵押物的接收，解决了抵押物缺乏问题；互联合约和相互担保等，也可以降低特质性成本和风险；非正式金融在放贷过程中，常常有“救急不救穷”的行为，也并不像正式金融组织那样，严格区分生产性和生活性放贷，从而能够满足农村生存经济条件下经常性的生活借贷需求。除此之外，正式金融组织和分散小农之间的组织的极度不对称，通过非正式金融组织，也能够得到有效缓解。伴随对农村金融问题认识的深入，笔者也提出过第五个基本问题，就是组织的极度不对称。银行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超大型经营部门，其他正式金融组织也是组织严密的，但是个体工商户、农户、小企业等是一个高度分散化的小经营单位，根本就没有办法形成对等交易关系。

以上五大问题，产生了诸多农村融资难、中小企业融资难、民间部门融资难等遍及全球性的金融排斥问题，在我国二元结构体系下，表现得十分明显。因此，2007年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和提供农村金融服务，却出现了由弱势群体被金融排斥，到微小金融机构被金融排异的转变。原因在于，以一个现代金融体系和监管要求，来服务一个传统的农村经济和社会体系，必然导致金融机体自身的不适应，而产生微小金融机构被大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排异；内生于农村社区的金融组织，被现代金融监管要求排异；外生于农村社区的微小金融机构，被农村社区排异等诸多现象。金融系统和农村经济双重排异的对象，就是此次按银监会要求成立的新型金融机构。为了适应监管要求，而设置农村金融机构，又因为设置了农村金融机构，去要求农村经济去适应，这样的本末倒置，必然产生上述现象。就国际小额信贷发展的经验看，目前以发展多种所有制，促进多元化竞争为主要中介目标的农村金融新政，是没有经验依据的。

基于此，笔者自2005年起，就提出农村金融市场中正式和非正式金融组织的关系，不应该朝向多元化的水平竞争方向，而应该是垂直合作方向。将正式金融组织的资金优势，和非正式金融组织内生于熟人社会的组织优势，结合在一起，可以有效缓解农村的融资困难问题。具体的政策建议是，建立两部门垂直合作的农村金融体系。但笔者后来也指出，这只是在市场逻辑内考虑问题。由于一直以来对农村的制度安排不合理，经济交易条件不对等，导致农村和城市、农业和二三产业之间的产业利润率一直存在很大差异。由此，也不难理解两部门垂直合作型金融安排的局限――它毕竟不能改变城乡区隔的二元制度安排。但是，在城乡完全平等和公平交易的制度尚未建立，二元结构是既定事实的情况下，却是一个科学化的改良方案。

扶持和发展内生金融是关键

建立两部门垂直合作型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挥农村内生制度的主体，甚至主导作用。所以，目前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需要超越现有的供求之争、机构之争、产权之争、体制之争，而以“问题意识”出发，回到“二元结构”是既定事实这一前提，发挥农村内生制度安排的作用。在金融方面，主要应该是扶持和发展内生金融。

农村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新型金融 农村 市场发育

一、农村新型金融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及相关理论分析

（一）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概念界定

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主要分为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正规金融机构主要有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非正规金融机构包括私人钱庄、私人借贷、高利贷等。

（二）农村新型金融的概念界定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是相对于传统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来说的，国务院《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农村金融市场面向所有社会资本开放，境内外资银行资本、产业资本、民间资本都可以到农村地区投资，在农村设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银行业机构。

农村新型金融政府服务模式理论

面对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向金融发展之路这一金融发展理论的难题，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R.L.Mckinnon）和爱德华·肖（E.S.Shaw）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1973）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1973），首先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特征，然后提出了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理论和应采取的货币金融政策。并提出了与传统金融发展理论完全不同的“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论”。“金融抑制理论”是以麦金农的“互补性假设”为前提，论证了金融制度和经济发展既可以相互促进，又可以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健全的金融制度能将储蓄资金有效的动员起来，并引导到生产性投资上去，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蓬勃发展的经济也通过国民收入的提高和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增长而刺激金融发展，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与“金融深化论”的出发点不同，金融深化是解除金融抑制的结果。在政府放弃对金融的过分干预和管制，取消对利率和汇率的人为压制，使利率和汇率真实地反映资金和外汇的实际供求状况的前提条件下，一方面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活跃的金融市场能有效地动员社会闲散资金并使其向生产性投资转化，还能引导资金向高效的地区和部门；另一方面，经济的蓬勃发展，通过增加国民收入和提高各经济单位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又刺激了金融业的扩展，由此形成金融—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由于“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从不同角度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因此也合称为“金融深化理论”。金融深化理论，其本质是私有制和完全竞争市场前提下，建立起来的一般均衡在金融理论中的运用，是经济自由主义金融理论的代表。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中，金融抑制特别严重，除国家准予的正规金融机构以外，所有的民间金融都受到国家的抑制。而我国农村的正规金融机构非常之少，特别是随着农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后，农行逐步撤离了农村中的网点，农村所剩的唯一正规金融机构就是农村信用社，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任全部落在信用社的身上，而农村信用社不健全的体制使其难以担当重任。因此，农村金融的抑制严重阻碍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农村金融的市场发育和制度规范相应建议

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第三大显著特征是市场发育和制度规范的“双重缺失”。由于人口密度低、市场隔离、风险高等特点，加之季节性因素导致的收入波动和高交易成本，使得缺少传统抵押品的农村金融市场面临无法有效分散风险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以利润为导向的商业金融机构只能望而却步。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先天不足，在放宽农村金融限制的条件下，金融机构的信贷分配容易发生失控或寻租现象，问题的累积可能会使许多金融机构丧失清偿能力而面临破产威胁。毫无疑问，当市场缺乏和制度不规范时，政府应当积极培育市场，为市场成长提供合理的政策环境和必要的法规，加强产权和市场约束。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在监管法规滞后、监管基础薄弱以及监督约束机制缺失等现实因素的制约下，农村金融监管处于事实上的低效或无效状态。随着准入政策的放宽，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逐渐出现，而专门针对这些新型金融机构的监管法规，如“合作金融法”、“社区银行法”等监管条例尚未明确，这使得农村金融“加速发展”过程中的监管“真空”成为潜在隐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导向下的农村金融发展将再一次引发“金融政治经济学难题”：在强势政府主导信贷资源分配的过程中，政治权利的分布可能会明显地决定信贷的发放过程和结果，并伴随产生大量“权力租”，这对本就弱化的农村金融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

从某种程度说，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监管正处于一种形式与实质的“悖论”之中：形式上的审批制度和行政管制，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控制金融风险，但却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而金融寻租和腐败行为在国家针对“三农”异常优惠的政策环境中有了广泛的滋生空间。毫无疑问，如果单纯以短期内放开和做大农村金融市场为目标，而监管制度又长期滞后的话，隐藏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可能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因此，实施农村金融扶植和鼓励政策必须是鼓励竞争与加强监管相结合：除了通过有效的法律制度规范金融机构的准入、运作和退出外，还应考虑将广泛存在的非正规金融正式纳入监管框架和监测范围，通过审慎监管减少在相对宽松的政策导向下可能滋生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真正做到积极推动和稳健发展相结合。

参考文献：

[1]侯希红.农村金融保障体系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促进作用[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2]马宁.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研究[D].吉林大学，2010.

农村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11篇

论文关键词：新农村；农村合作金融；创新

新农村法制创新要坚持以农民为本，切实维护农民的权利。现代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胡锦涛总书记曾在2007年说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目前，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革工作正有序进行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困难，它们在为农村经济及为国家金融宏观调控和国家税收等方面做出出贡献的同时，却未得到像国有商业银行那样应有的地位，其应有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为此，寻求法律的支持、保护和监督，保证农村合作金融新体制的建立和稳健运行，已成为法学界和金融界人士的共识。

一、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合作金融的关联性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目标。有学者对新农村建设的五个方面进行了形象的解读，认为生产发展就是“人人有事干，户户有钱赚”；生活宽裕就是“吃住不用愁，医学不用忧”；乡风文明则指“邻里如一家，遵纪又守法”；村容整洁就是“村村美如画，庄庄开鲜花”；管理民主即“村官拿意见，村民说了算”。wWW.133229.CoM这20个字的目标显然说明，新农村建设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通过推进新农村建设，可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城乡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作用就显得非常明显,而农村合作金融完善了金融服务。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生产、生活都需要完善的金融服务，离不开合作金融。

新农村建设需要完善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但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不健全，业务单一，管理粗放，金融服务供给不足，我国现行农村金融体系已很难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求。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体制安排下，金融机构在农村的活动主要是为城市工业发展动员储蓄，其逻辑结果必然是农村地区成为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净资金提供者。因此，加强农村金融创新，促进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建立一个有效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迫在眉睫。法制是现代金融的基石，所以，要建立农村金融创新的长效机制，必须相应地加快农村金融法制建设的进程，更加有必要研究新农村建设中的合作金融法制创新。

二、新农村背景下法制创新是合作金融功能实现的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实力极大地增强了。然而，无论绝对水平还是相对水平，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了。农村金融是农村这一特定领域内货币流通、资金运动与信用活动的总称，即以信用手段筹集、分配和管理农村货币资金的活动。为适应农村地区需要设立的彼此分工又相互联系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总和，便构成农村金融范畴。相对于城镇金融，在服务的对象、经营环境和经营业务等方面，农村金融具有其独自的特征。法制创新要符合这些特征，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法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保障。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制度的根本，如果拥有社会主义法制，保障农民能够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就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巨大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新农村有更好的发展和前途。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保障，法制创新是合作金融功能实现的保证。只有以法制治理农村，使国家权力的行使和农民的活动处于严格依法办事的状态，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与全面进步才有基本的秩序保障。民主法制是整个社会关系平衡器的核心，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处于关键地位，起着支配作用。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否能够实现关键取在于是否具有完备的法制。

现如今农村社会有着复杂的社会分工和人际关系，需要法律规范和制度来调整和支配，法制是组织农村社会关系的最明确、最有力、最具体的方法。法制的作用是多效的，它既能够明确政府在这方面的责任，也可以突出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同时还可以为制裁不履行责任者提供法律根据。实现管理民主，新农村建设才能根据农民的意愿，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不断向前发展。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法制创新之路

目前农村落后的法制现状严重制约了新农村建设，“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不断地完善各项法律法规，并从体制上保障法律法规得以贯彻执行；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面，就是要求我们要不断更新观念。”

（一）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念，完善与“三农”有关的法律制度，其中就包括农村合作金融法制。新农村建设的法制创新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念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尤其要健全和完善与农业、农村和农民有关的法制，解决农村、农业方面的立法严重滞后“，农业法配套法律法规立法跟不上”的问题，使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生活做到有法可依，尤其是在农村经济，农村合作金融方面，法律制度还不健全。在立法观念上要平等、公正地对待农民，解决好农民平等参与金融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符合农村、农业发展客观规律，符合农民根本利益，反映社会主义性质，维护农村合作金融秩序的良法。同时要逐步建立和完善符合新农村要求的合作金融法律制度，使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得到有效保障；要尽快出台农民权益保护法等法律。

（二）完善和落实村民自治，巩固农村法制建设的政治基础。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必须要有民主政治作基础，否则法制就是空中楼阁。村民自治尚未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进一步落实这一民主政治的有效措施，就必须让农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通过“一事一议”等民主议事方式，动员和组织农民积极投身农村公共事业建设。要认真抓好村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财务公开、村务公开的“四民主、两公开”制度的落实，全面提升基层依法管理、依法办事水平，进一步推进村民自治的规范化、制度化。完善和落实村民自治，还要解决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与法制建设的关系。一是要处理好基层党组织与乡镇政府和村民自治的关系。基层党组织要以法律为准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依法实现对乡村事务的领导。二是要改变领导方式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组织领导，更好的发挥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三是基层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三）格依法行政，确保基层干部掌权为公、用权为民。要将依法行政作为评议考核基层干部工作的重要内容，将是否依法行政作为干部是否称职、能否升迁的重要标准。谁在工作中出于个人意志，不依法办事、执法违法、欺压群众，损害农民利益，就追究谁的责任，该警告的警告，该撤职的撤职，该判刑的判刑，决不姑息迁就。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坚持依法行政的有效措施。乡村干部手中同样有权，不加以制约和监督同样导致腐败。因此，要确保乡村干部依法行政，同样需要监督。要建立切实可行的监督体系，发挥人民群众、社会团体、新闻媒体以及县、乡人大的监督作用，实行多渠道的有效监督，确保基层干部依法行政、掌权为公、用权为民。

（四）树立司法权威，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要加强农村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司法独立，确保法律在农村能够有效地执行，确保司法权威在农村能真正确立，确保司法机关能给农民提供切实可行的司法救济。“法被信仰，我们就不必担心法律得不到普遍的服从和贯彻实施，也无须考虑公民的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更无须怀疑任何个人、团体甚或国家政府的违法行为得不到纠正和惩罚”。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法律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就是法律执行乏力，由此导致主体对法律在整体上尚没有形成信任感……”一旦法律能够有效地严格执行，司法权威确立，能够给他们提供切实可行的司法救济，他们自然会信仰法律，走出宗族的束缚，自觉走依法治村之路。

四、金融创新与金融法制创新的联系与区别

1912年，奥裔美籍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是金融法制创新和金融创新的主要相联系的地方。区分这两个概念有助于我们分清研究的内容和方向。所谓金融创新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要素的重新组合，以满足经济发展的新需要，同时获得潜在的金融利润，它包括金融制度创新、金融业务创新、经营理念创新、组织机构创新等多方面的创新。金融创新是以传统银行业务为依托，不断开发出新的业务品种、新的金融工具，使银行服务领域不断深化，服务方式不断更新，服务功能不断提升的过程。由此可见，国家非常重视金融创新，并将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看作金融工作的重点。这无疑为创新农村金融体系，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指明了方向。

金融法制创新是法学上的术语，重点是法制，而金融创新是经济学上的概念，注重经济。金融创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加大了金融风险，需要有调整后的金融监管立法予以引导和保护。金融创新的结果，一方面是增加了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使金融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并带来金融业的竞争与繁荣；另一方面是逃避金融管制，使金融监管制度丧失应有的防范金融风险的功能。从我国目前对此课题的研究现状来看，普遍缺乏对未来农村合作金融立法保护的制度创新研究。法制创新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要前提。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扩大农村基层民主，搞好村民自治，健全村务公开制度，开展普法教育，确保广大农民群众依法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样看来，新农村中的“新”，关键是为“三农”提供新的法律与制度，所以新农村建设需要更进一步的的法制创新。研究金融创新的经济学理论，有助于研究法制创新的法学理论，在比较与借鉴的基础上探讨既能有效地鼓励与支持创新，又能预先应对和控制金融风险的有关金融法制问题，十分必要，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农村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12篇

论文关键词：新农村；农村合作金融；创新

新农村法制创新要坚持以农民为本，切实维护农民的权利。现代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总书记曾在2007年说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目前，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革工作正有序进行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困难，它们在为农村经济及为国家金融宏观调控和国家税收等方面做出出贡献的同时，却未得到像国有商业银行那样应有的地位，其应有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为此，寻求法律的支持、保护和监督，保证农村合作金融新体制的建立和稳健运行，已成为法学界和金融界人士的共识。

一、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合作金融的关联性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目标。有学者对新农村建设的五个方面进行了形象的解读，认为生产发展就是“人人有事干，户户有钱赚”；生活宽裕就是“吃住不用愁，医学不用忧”；乡风文明则指“邻里如一家，遵纪又守法”；村容整洁就是“村村美如画，庄庄开鲜花”；管理民主即“村官拿意见，村民说了算”。这20个字的目标显然说明，新农村建设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通过推进新农村建设，可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城乡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作用就显得非常明显,而农村合作金融完善了金融服务。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生产、生活都需要完善的金融服务，离不开合作金融。

新农村建设需要完善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但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不健全，业务单一，管理粗放，金融服务供给不足，我国现行农村金融体系已很难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求。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体制安排下，金融机构在农村的活动主要是为城市工业发展动员储蓄，其逻辑结果必然是农村地区成为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净资金提供者。因此，加强农村金融创新，促进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建立一个有效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迫在眉睫。法制是现代金融的基石，所以，要建立农村金融创新的长效机制，必须相应地加快农村金融法制建设的进程，更加有必要研究新农村建设中的合作金融法制创新。

二、新农村背景下法制创新是合作金融功能实现的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实力极大地增强了。然而，无论绝对水平还是相对水平，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了。农村金融是农村这一特定领域内货币流通、资金运动与信用活动的总称，即以信用手段筹集、分配和管理农村货币资金的活动。为适应农村地区需要设立的彼此分工又相互联系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总和，便构成农村金融范畴。相对于城镇金融，在服务的对象、经营环境和经营业务等方面，农村金融具有其独自的特征。法制创新要符合这些特征，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法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保障。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制度的根本，如果拥有社会主义法制，保障农民能够依法行使民利，就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巨大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新农村有更好的发展和前途。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保障，法制创新是合作金融功能实现的保证。只有以法制治理农村，使国家权力的行使和农民的活动处于严格依法办事的状态，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与全面进步才有基本的秩序保障。民主法制是整个社会关系平衡器的核心，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处于关键地位，起着支配作用。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否能够实现关键取在于是否具有完备的法制。

现如今农村社会有着复杂的社会分工和人际关系，需要法律规范和制度来调整和支配，法制是组织农村社会关系的最明确、最有力、最具体的方法。法制的作用是多效的，它既能够明确政府在这方面的责任，也可以突出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同时还可以为制裁不履行责任者提供法律根据。实现管理民主，新农村建设才能根据农民的意愿，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不断向前发展。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法制创新之路

目前农村落后的法制现状严重制约了新农村建设，“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不断地完善各项法律法规，并从体制上保障法律法规得以贯彻执行；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面，就是要求我们要不断更新观念。”

（一）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念，完善与“三农”有关的法律制度，其中就包括农村合作金融法制。新农村建设的法制创新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念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尤其要健全和完善与农业、农村和农民有关的法制，解决农村、农业方面的立法严重滞后“，农业法配套法律法规立法跟不上”的问题，使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生活做到有法可依，尤其是在农村经济，农村合作金融方面，法律制度还不健全。在立法观念上要平等、公正地对待农民，解决好农民平等参与金融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符合农村、农业发展客观规律，符合农民根本利益，反映社会主义性质，维护农村合作金融秩序的良法。同时要逐步建立和完善符合新农村要求的合作金融法律制度，使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得到有效保障；要尽快出台农民权益保护法等法律。

（二）完善和落实村民自治，巩固农村法制建设的政治基础。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必须要有民主政治作基础，否则法制就是空中楼阁。村民自治尚未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进一步落实这一民主政治的有效措施，就必须让农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通过“一事一议”等民主议事方式，动员和组织农民积极投身农村公共事业建设。要认真抓好村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财务公开、村务公开的“四民主、两公开”制度的落实，全面提升基层依法管理、依法办事水平，进一步推进村民自治的规范化、制度化。完善和落实村民自治，还要解决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与法制建设的关系。一是要处理好基层党组织与乡镇政府和村民自治的关系。基层党组织要以法律为准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依法实现对乡村事务的领导。二是要改变领导方式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组织领导，更好的发挥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三是基层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三）格依法行政，确保基层干部掌权为公、用权为民。要将依法行政作为评议考核基层干部工作的重要内容，将是否依法行政作为干部是否称职、能否升迁的重要标准。谁在工作中出于个人意志，不依法办事、执法违法、欺压群众，损害农民利益，就追究谁的责任，该警告的警告，该撤职的撤职，该判刑的判刑，决不姑息迁就。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坚持依法行政的有效措施。乡村干部手中同样有权，不加以制约和监督同样导致腐败。因此，要确保乡村干部依法行政，同样需要监督。要建立切实可行的监督体系，发挥人民群众、社会团体、新闻媒体以及县、乡人大的监督作用，实行多渠道的有效监督，确保基层干部依法行政、掌权为公、用权为民。

（四）树立司法权威，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要加强农村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司法独立，确保法律在农村能够有效地执行，确保司法权威在农村能真正确立，确保司法机关能给农民提供切实可行的司法救济。“法被信仰，我们就不必担心法律得不到普遍的服从和贯彻实施，也无须考虑公民的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更无须怀疑任何个人、团体甚或国家政府的违法行为得不到纠正和惩罚”。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法律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就是法律执行乏力，由此导致主体对法律在整体上尚没有形成信任感……”一旦法律能够有效地严格执行，司法权威确立，能够给他们提供切实可行的司法救济，他们自然会信仰法律，走出宗族的束缚，自觉走依法治村之路。

四、金融创新与金融法制创新的联系与区别

1912年，奥裔美籍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是金融法制创新和金融创新的主要相联系的地方。区分这两个概念有助于我们分清研究的内容和方向。所谓金融创新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要素的重新组合，以满足经济发展的新需要，同时获得潜在的金融利润，它包括金融制度创新、金融业务创新、经营理念创新、组织机构创新等多方面的创新。金融创新是以传统银行业务为依托，不断开发出新的业务品种、新的金融工具，使银行服务领域不断深化，服务方式不断更新，服务功能不断提升的过程。由此可见，国家非常重视金融创新，并将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看作金融工作的重点。这无疑为创新农村金融体系，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指明了方向。

金融法制创新是法学上的术语，重点是法制，而金融创新是经济学上的概念，注重经济。金融创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加大了金融风险，需要有调整后的金融监管立法予以引导和保护。金融创新的结果，一方面是增加了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使金融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并带来金融业的竞争与繁荣；另一方面是逃避金融管制，使金融监管制度丧失应有的防范金融风险的功能。从我国目前对此课题的研究现状来看，普遍缺乏对未来农村合作金融立法保护的制度创新研究。法制创新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要前提。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扩大农村基层民主，搞好村民自治，健全村务公开制度，开展普法教育，确保广大农民群众依法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样看来，新农村中的“新”，关键是为“三农”提供新的法律与制度，所以新农村建设需要更进一步的的法制创新。研究金融创新的经济学理论，有助于研究法制创新的法学理论，在比较与借鉴的基础上探讨既能有效地鼓励与支持创新，又能预先应对和控制金融风险的有关金融法制问题，十分必要，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农村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13篇

一、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发展历程

与发达国家的一元经济相对，现展经济学的结构学派提出了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的概念最早由荷兰经济学家Boeke于1953年提出，他基于Sombart的系统理论提出了二元经济系统理论。Boeke主张从“组织”不对称性角度来分析二元经济。Higgins(1956)基于对印尼的经验分析，提出了仅仅适用于欠发达地区的二元理论。作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研究热潮的掀起者，Lewis在1954年首次提出了二元结构问题，并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分析方法。经过Ranis＆Fei(1964)、Jogenson(1961，1967)、Todaro(1969)、Toda-ro＆Harris(1970)的进一步补充与发展，二元经济理论形成了完善的古典模式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主要思想是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概括为两个部门:一是使用生产资本生产利润的有组织的现代工业部门，二是自给自足维持生存的传统农业部门。社会出现了先进的现代经济与落后的传统经济同时并存的局面，在现代化进程中，其具体表现为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发展不均衡的二元反差现象。一般而言，一个国家要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二元经济阶段都是其必经的发展阶段。凯恩斯理论的兴起，为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Kaldor(1975)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分析了工业和农业两部门的相互依赖性，他认为农业剩余对二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既受到供给方面的约束，也受到有效需求不足方面的制约。Rakshit(1982)假设经济由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构成，重点研究了欠发达国家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进入了深入研究和扩展阶段。Krugman(1991)结合地理二元性与部门二元性，以中心—理论为基础，建立了经济地理的两区域模型。Murataetal．(2002)从工农互补的视角来理解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主张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中间产品成本这两个途径来推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Somanathan(2002)、Mudeetal．(2007)分别将二元经济理论运用于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和教育问题。杨小凯等(2003)基于分工视角，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分析了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原因和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及消失。蔡雪雄、邵晓(2008)认为中国形成了“双层刚性二元经济结构”，即总体上是城乡二元结构，而每一元中又分为两层:城市中现代工业与传统工业并存，而在农村则是传统农业与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现代农业并存。韩其正、李俊青(2011)在二元经济分析框架下考察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演化过程。目前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已经形成了一种完善的分析范式，二元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成熟。二元经济理论的分析范式和基本框架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提供了一种理论范式和理论模型。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是二元经济结构使然，因此必须将其置于二元经济理论背景和中国特有的二元经济结构现实背景之下进行研究。

二、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金融市场理论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前，农业信贷补贴论是农村金融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学说。该理论认为农民缺乏储蓄能力，农业生产具有长期性、季节性、低收益及高风险等特殊性，农村面临慢性资金不足问题，商业银行出于逐利动机不可能为农民生活、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提供所需资金，因此政府需要从外部注入低息的政策性资金，并建立非营利性的专门金融机构来进行资金分配，以满足农民的资金需求。然而，这一理论的前提是农民没有储蓄需求，但这一前提假设并不具有普遍性。经验表明:如果存在储蓄机会和激励机制，大多数贫困农户也会进行储蓄(Adams，2002)。农业信贷补贴难以真正实现促进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和向穷人倾斜的收入再分配目标，因为低息贷款补贴很可能被集中补贴在较富有并使用大量贷款的农民身上，而不是贫穷的农民身上。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农村金融市场论(Adams，1984)逐渐替代了农业信贷补贴论。该理论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呼吁市场自由，认为农民，即使是贫困阶层，也是有储蓄能力的，低息政策使人们的储蓄欲望降低，反而会抑制农村金融发展，因此该理论认为:农村内部的金融中介应该积极动员农村储蓄，利率应该由市场决定，非正规金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非正规信贷机构具有信息优势(Besley，1995)并扮演着微型金融角色(Morduch，1999)，应该将正规金融市场和非正规金融市场有机结合起来，反对政策性金融对市场的干预和扭曲。

20世纪90年代后，在人们逐渐认识到稳定健康且有效率的金融市场的培育需要一些社会性的、非市场的要素去支持它后，不完全竞争市场论(Stiglitz＆Weiss，1981)成为最被大家认可的农村金融市场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市场并非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借贷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处于信息劣势一方的借款者往往不能掌握贷款方(农户)的足够信息，从而借款者不能做出准确的决定。为了补救市场的失效部分，政府有必要适当介入金融市场，但是政府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作用不是取代市场，而是补充市场(李人庆等，2000)。同时，借款人的组织化(如联保小组、互助储金会)等非市场要素对于解决农村金融信息不对称问题非常重要。研究表明，小组贷款有助于提高信贷市场效率(Ghatak，2000)，并有助于解决道德风险问题(Stiglitz，1990)和逆向选择问题(Tsaael，1999)。何梦笔等(2002)学者运用哈耶克(Hayek，1937，1945)的局部知识论来研究农村金融问题。他们指出信息不对称不应该是政府干预的理由，可以依靠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来发现和利用分散的知识，进而促进知识分工，最终使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完全问题得到缓解。竞争是一种发现信息、减少不完全信息的存在和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过程，信息不完全可以通过建立竞争性市场来解决。因此，就农村金融市场而言，可以通过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多样性来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基本方向应是建立多元化的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张晓山等，2006)。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与发展(Coase，1937，1959，1960，1998)为农村金融分析提供了一个更为真实、可行、敏锐的视角以及一种更为尖锐的分析范式，关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制度分析开始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研究领域。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农村金融抑制，其根源在于制度供给的短缺，如农村产权抵押制度以及农业保险制度的缺失(马晓河、蓝海涛，2003)。农村市场的交易成本包括签约成本、信息成本、管理成本和成本(刘锡良、董青马，2008)。Gonzalez－Vega(2003)指出，就农村金融市场而言，借贷双方之间所处地理环境、种族文化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异阻碍了彼此的信息沟通，增加了农村金融机构的交易成本。非正规金融机构通常可以利用其便利的社区网络、频繁的关联交易和熟稔的人脉关系分摊和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郭兴平，2010)。North(1990)将前人(David，1985;Arthur，1987)有关技术演进中路径依赖的系统思想拓展到社会制度变迁领域，建立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而沿着既定路径，经济、政治制度可能进入良性循环，也可能陷入恶性“泥潭”。任海烽、丁忠民(2008)基于路径依赖理论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制度创新的必要性，指出了农村金融市场制度创新刻不容缓，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目前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种种问题。林毅夫(2000)认为中国农民的实践使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体制变革起到了关键作用。

最新的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理论的观点可归结为以下几点:(1)农业信贷补贴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仅适用于农村金融市场机制失灵的地方。(2)农村金融市场论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它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农村金融市场论既是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产物，也是农村金融具体实践的结果，所以它必然取代农业信贷补贴论，占据农村金融的主流地位。(3)因为农村金融存在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问题，因此，可以将农村金融市场建设成为多元化的竞争性金融市场，而在竞争性金融市场不能发挥作用之处，农业政策性融资工具仍然有效。(4)制度创新是经济社会未来的根本路径选择，建立高效合理的农村金融制度安排是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根本方向。

三、二元经济结构下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基本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得到了较为快速的成长，尤其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其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市场需求主体由过去的单一化公有经济组织向现在包括农户、企业、地方政府等在内的多元化主体发展，金融需求总量日益提高，金融需求结构日趋复杂;市场供给主体由过去仅有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演变为现在以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为主体，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公司、资金互助社等微型金融为辅助的农村正规金融组织体系和以自由借贷、私人钱庄、民间集资、民间贴现和民间担保机构等为内容的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体系并存，较好地适应了农村金融需求的复杂变化。理论和现实都充分表明:目前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是在农村正规金融和农村非正规金融并存、城乡经济金融发展极度不平衡的双重约束所规定的秩序下运作的，这种秩序下的中国农村金融是在典型的农村正规金融市场和非正规金融市场并存与分割的二元运行框架下运行的。农村正规金融组织是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主体，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在农村金融市场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补充作用。何大安(2009)指出，中国农村金融的运行框架大体上是在体制转轨中逐步走向二元运行格局的，其表现为非正规金融的覆盖面逐步扩大，而正规金融通常只限定在政策性金融和农村信用社的运行层面。这一基本格局产生的体制性基础是政府宏观调控在农村金融市场中仍广泛存在，即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宏观调控在制度安排上对农村金融运行还有着较强的约束。从理论上讲，农村金融市场二元运行框架的形成不仅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结果，其形成还与农村金融自身的特殊性有关:(1)农村内部本身并不缺乏资金，而是缺乏有效的储蓄—投资转化能力，需从农村外部注入资金才能有效运行的农村金融市场在应对经济转型时期因政策或制度安排所引起的金融抑制时，除了需要注入政策性金融外，也需要非正规金融的补充(Isaksson，2002)。苏士儒等(2006)认为，农村正规金融往往具有首先遵循国家偏好而非农户需求的倾向，其缺乏有效满足农户金融需求的机制和动力，正规金融的缺位为非正规金融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张建军等，2002);当正规金融无法满足社会经济的现实和潜在资金需求时(David，1994)，政府可以默认乃至于在职能行使上开始适当介入非正规金融。(2)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存在着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有必要适当介入金融市场，以促进借款人一定程度的组织化(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1994)，农村信用社则是这种组织化的一种实现形式;在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难以由市场机制来建立社会所需的金融市场，政府有必要采取诸如控制利率、提高金融进入门槛、降低利息或担保融资、成立互助储金会等政策性金融措施(Stiglitz＆Weiss，1981);

在中国农村金融二元运行框架下，农村金融市场具体表现出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农村金融组织制度畸形发展:

(1)中国农业银行难逃“趋利”本性。中国农业银行属于商业银行，其经营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产权主体的虚化导致农业银行成本过高、效益低下，因此其不愿意在经济条件薄弱的农村开展业务。

(2)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发展“先天不足”。作为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资金的财政依赖性较强，业务相对单一，仅在农产品的收购、储备、调销等纯政策性方面发挥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发展银行的发展。

(3)农村信用合作社支农角色逐渐淡化。农业生产具有周期长、效益低、风险大等特殊性，农户、个体工商户及中小型农业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存在季节性、零散性、数额小、规模小等特点，这使得农民和中小生产者很难获得银行信贷的支持。农村信用社作为以互助为宗旨的合作金融组织，其与广大社员的天然联系使其在筹集农村闲散资金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并使其能够为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因此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重任就落在了农村信用社的肩上，农村信用社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基础环节和主导力量。但是近年来，农村信用社在支农资金供应方面开始呈现出明显的弱化趋势，其基层服务网点大量撤并，支农业务范围逐步缩小，“离农”倾向日益突出。随着制度的变迁，从农村信用社的经营行为来看，它不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的制度特征(谢平，2001)，其发展成为具有垄断性质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金融机构(周振海，2007)。

(4)农村商业银行的成长受到限制。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的农村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反映出其存在制度不健全、运行不规范、资本不足、所涉业务具有自然脆弱性等问题，国家对其投入农业的资金缺乏政策、法律上的倾斜保护。

(5)农村邮政储蓄机构的发展方向不明。在业务上农村邮政储蓄机构只吸收存款，不对外办理贷款业务，因此无法满足农户的贷款需求。邮政储蓄局属于邮政部门的内设机构，而邮政储蓄网点又属于金融机构，由于性质界定不明，导致央行很难对其实施监管。

(6)农业保险机构的发展道路艰难。农业保险机构的发展尚处于探索阶段，在其成长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如灾害救济的手续繁杂、机构水平低且难以监管、业务覆盖面窄、业务量较少、农业保险的承保率低、赔付率高、经营亏损严重等。

(7)微型金融的发展初见端倪。2005年以来，为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及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我国开始了组建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小额信贷公司、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微型金融机构的试点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填补了农村金融服务空白，但其发展程度还远远不够，无法满足农村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第二个特点是农村金融制度环境受到严重约束。充足的农村资金供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要条件，而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又是影响农村资金供给的一个关键因素(周妮笛，2010)。制度建设是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保障，因此要建立适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然而，我国现有的农村金融体制仍维持了改革初期的基本结构，作为政府支援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融资工具，农村金融财政化程度高，农村金融市场受到约束管制，农村金融机构经营环境被扭曲(谢平、徐忠，2006)。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来看，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缺失，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刘民权等，2006)。原本应给农村“输血”的正规金融机构逆向发展成为从农村“抽血”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农村中非常活跃的非正规金融却不断受到打压。总体上讲，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金融局面还远未形成。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另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各地“损农”事件时有发生。现在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户的资金需求，农村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与支农宗旨背道而驰;同时，能满足广大农户金融需求的非正规金融却难以合法化并时时受到压制。

四、未来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研究重点

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在二元经济结构下，要建立健康高效稳定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根本路径是不断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成长机制，推动制度创新。笔者认为今后对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研究应该重点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农村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农户融资制度；制度变迁；融资瓶颈；政策主张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8）09-0062-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在农村金融领域进行了多次重大改革，但迄今为止，始终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村金融浅化、农户贷款难的现象仍然存在并且呈逐渐加强的趋势。那么，农村金融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如何改革现有的融资格局和制度，使农村金融名副其实，使农户的正常融资需求得到满足？理论界从农村金融的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出发，围绕以上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本文在回顾农村金融理论和农户融资制度变迁的基础上，就农户融资状况、农户融资瓶颈的原因及改革主张等理论研究成果作一综述，并对已有研究作简要评价。

一、相关融资理论回顾与简评

（一）“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论

自二十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走上了金融改革与发展之路。但是，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却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借鉴，因为世界主流学派的货币理论以及建立在这些理论基础上的主要货币政策手段都隐含着一个基本的假设：一国经济已发展到相当水平，货币金融制度比较完善。而现实情况却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货币金融领域存在着许多不正常和不合理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各国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二十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I・麦金农和爱德华・S・肖从不同角度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开拓性的研究，对处于社会最底层群体的融资状况给予了高度关注，进而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

1.“金融抑制”论的核心内容。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的鲜明特色主要表现为特权借款者和非特权借款者的同时存在，对于非特权借款者而言，“有组织的银行业在向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渗透上，在为一般的农村地区、特别是为小额借款人服务方面，是很不成功的”，若要获取外源融资，则“必须由放债人、当铺老板和合作社的不足的资金来满足”。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某些“飞地”特权借款者的融资特权：“银行信贷仍然是某些飞地”的“一个金融附属物”，这些受保护的公司和企业常常可以“预先占用存款银行的有限放款资源”。不仅如此，由于通货膨胀率奇高而利率很低，银行从这些特权部门获取的收益往往是负数，结果导致储蓄者减少货币持有量，使货币持有量大大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最终结果是货币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极低。

肖指出，经济落后国家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这些经济落后国家虽然“存在着大量的具有高实质收益率的机会”，但却“缺少作为投资来源的储蓄”，而所以形成此种局面，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实施了抑制的金融政策：价格操纵。价格操纵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直接的压制措施，如对存、贷款利率进行管制等。二是间接的压制措施，即通过“税收法案和管理机构限制储蓄者和投资者利用金融交易”。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发现，由于麦金农和肖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因此金融抑制的含义也有所区别。麦金农所指的金融抑制主要是指在发展中国家融资领域存在的不公平现象―供给型压制，是一种事后的、静态的描述；而肖则主要从融资过程中政府的不恰当干预―价格压制入手，不仅肯定了供给型抑制现象的存在，而且提出了需求型抑制的概念，认为需求型压抑是供给抑制的连锁反应。当然，两者的聚焦基本是一致的：不恰当管制的存在使弱势群体在金融市场中更加弱势，这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恶性循环的不可小视的金融原因。

2.“金融深化”论的政策主张。麦金农指出，要消除金融抑制，必须“通过资金市场自由化来使利率高到足以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并消除通货膨胀”，但实施高利率还要掌握一定的尺度。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是“必须而且可以通过金融自由化求得资金资助的”，此外，“金融自由化必须与贸易自由化、税制合理化和正确的政府支出政策相配合”。肖则对金融深化的尺度、指标以及深化的目标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认为金融改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货币体系的改革与深化；将场外市场（即民间的非正规金融市场）纳入正式运行的轨道；鼓励银行等中介机构充分竞争；扶植长期金融等。总之，肖认为，金融深化“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均意味着一种寻求经济自由化的倾向”，“市场中的自由化决策能增进经济福利”。

（二）金融约束论

金融约束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尔曼、莫多克和斯蒂格利茨于二十世纪90年代后期基于战后日本及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奇迹而提出的又一金融理论，其核心思想是：政府应该积极主动地对金融市场进行适当干预，干预的主要手段是利率管制、特许经营权管制以及限制资产替代，以达到在民间部门（尤其是银行）创造租金机会，进而激励金融机构为获取“租金”而实施进取型经营战略，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但政府应如何实施相机抉择的调节政策，提出者并没有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因此，金融约束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建议是模糊的，可操作性不强。

（三）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领域的三个代表性理论及其政策主张

1. 农业融资理论。农业融资理论是二十世纪80年代以前农村金融领域占主流地位的学说。该理论认为，农村居民（尤其是贫困阶层）没有储蓄能力，农村面临的是资金不足的问题，而农业的产业特性又决定了商业银行不可能向其融资，因此，有必要建立非盈利性的专门金融机构从农村外部注入政策性资金，实行低利率政策。但实践证明，根据该理论而进行的实践是失败的，到二十世纪80年代，该理论被农村金融市场理论所取代。

2. 农村金融市场理论。与农业融资理论相反，该理论非常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农村居民（包括贫困阶层）是有储蓄能力的，没有必要由外部向农村注入资金，低利率会抑制金融发展，高利率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该理论主张，农村金融机构应充分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尤其应进行储蓄动员；在利率的决定上，应承认市场机制的作用；没有必要实行专项目标贷款制度；承认非正规金融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在国际金融领域频繁出现，这表明在农村金融领域单纯实行市场化改造是行不通的，相应地，农村金融理论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学者们认为，要培育稳定的和有效率的金融市场，减少金融风险，仍需要政府不同程度的干预，但政府到底应该在农村金融领域起什么样的作用，目前尚未形成明确的认识。

二、我国农户融资制度的改革

（一）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实质与特点

从我国农户融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来看，历次改革大都只是机构设置的变化，没有真正触及融资制度，更没有设计出一个针对广大小农户的具体融资制度。

1.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农村金融业的控制，以便于实施向城市倾斜的金融战略。周立认为，由于经济改革和转轨要求中央政府必须有强大的动员和支配资源的能力，在农村支持城市、农业让位于工业的发展理念下，在农村建立了强大的、自上而下的、由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网络，结果使得长期金融发展让位给短期经济增长，农村金融取得的是量的扩张而非质的飞跃，农村金融机构仅仅扮演了为城市工商部门积累资金的角色。

2. 采取了机构观的改革范式。从历次的改革来看，追求金融机构的多样化是农村金融体制变迁的主线（何广文，2004）。农村金融的每一次变动，基本上是围绕着金融机构的调整来展开的，所谓改革，无非是根据现有的金融机构赋予其相应的功能，并为其建立各种法律法规，这就必然导致虽然改革的举措不少，但固有的问题总得不到有效解决（曹华，2004）。

3. 改革陷入了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涉农金融机构寻找出路的怪圈，陷入了商业化改造与为“三农”服务的矛盾之中。为了扭转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后面临的显性亏损，1996年以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出台的实质并不是为了构建一个新型的为农民服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而是力图缓解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在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之间寻找一个利益平衡点。而推动农业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造则与“三农”固有的特性冲突，使为“三农”服务的目标落空；放纵农村信用社盲目进行商业化的改造又进一步使唯一与农民联结的金融纽带松懈。

（二）农村金融改革的路径与路径依赖

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既是在原有金融体系基础上的改革，同时又是在政府主导下的改革，这就决定了改革特有的路径及路径依赖：改革不能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必须在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中权衡利弊。在农村缺乏金融服务的背景下，改革由增设机构并由政府控制入手，形成了供给主导型的农村金融体系。为了保证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利益不受到侵蚀，政府通过牺牲农村和农民的利益来维持城市金融的稳定，农村资金在政府的制度安排下大量流向城市。然而这样一来又违背了整个经济市场化的大趋势，企业在“国家亏损由国家买单”的庇护下，不讲求经济效益，资金的利用效率低下，而与此同时，农民贷款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已在改革中逐步引入了市场机制，启动并加速了金融市场化改革，通过窗口指导的形式要求农村信用社守住农村阵地，为农户提供小额信用贷款，但农村信用社迫于风险压力以及尚未消化的亏损包袱，在仿效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中“走向了商业化倾向的改革之路，与农户经济不可能对接，农户融资又一次被忽视”（李春来，2004）。

三、农户融资状况的实证研究及主要结论

（一）研究范式与研究内容

针对农户融资难的问题，国内学者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从近期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呈现出以下两个特征：

1. 就研究范式来看。理论界在关于农户融资的问题上遵循着机构范式和功能范式两种模式，机构范式注重的是农村金融机构的存在形态，认为应从机构改革出发来解决农户融资难的问题；功能范式则重点讨论农村金融机构应具备什么样的为农服务的功能，从功能的完善来探讨农户融资问题。

2.就研究内容来看。绝大多数学者（如温铁军、史清华、曹力群）主要围绕农户融资的来源、动机、数量、成本、融资意愿等方面展开研究，虽然选取的样本不同，但得出的结论却大致相同。

（二）主要结论

1. 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县域金融萎缩。对农村资金采取机构计算法表明，农村的资金大量流向城市，农村资金总量供给不足（温铁军，2001；何广文，2004；谢平，2004）。流失的渠道除了通过大量存差“农转非”外，主要是通过邮政储蓄实现的。

2. 非正规金融表现出顽强的生存能力和长久的生命力。温铁军的调查表明，我国的民间借贷极具普遍性，发生率高达95%。沈明高在分析了全国10省4237户农户5年的面板数据后发现，从非正规金融渠道借贷的农户数量是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贷款的农户数量的1―2倍。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通过对全国20个省份地下金融进行实地抽样调查，测算出2003年全国地下金融的绝对规模在7405亿―8164亿之间，但各地利率却呈现较大的差异。

四、对农户融资瓶颈长期存在的原因诠释

（一）交易成本高

多数学者认为，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融资的交易费用高昂是导致农户融资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周脉伏、徐进前（2004）运用信息成本理论和契约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金融机构距离农户较远，获取借贷农户信息的成本高昂，同时导致农户自履约机制的缺乏，因此，出于防范风险的需要，正规金融机构不会向农户提供贷款。刘朝晖、徐丽（2005）关于贷款成本的研究则更进了一步，不仅考虑了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户交易的高信息成本，而且还考虑到了与农户交易所要发生的高运营成本。过高的运营成本一方面源于每笔贷款的额度过小，形成不了规模效应，另一方面主要来源于农村金融领域薄弱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借贷在克服成本高昂的问题上却具有相当的优势：借贷双方都比较熟悉，获取贷前信息的成本低，贷后的监督成本也低，因此，民间借贷绝大多数没有严格的抵押担保条件，有的甚至连书面合同都没有（李命志，2004）。

（二）金融歧视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农村金融歧视政策，走的是“重城市，轻农村”的金融发展道路（谢平，2004），实行的是农村资金补贴城市的“以弱补强”政策（周立，2004）。不仅如此，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国有银行相比，始终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1996年与农业银行脱钩后，大量的高风险贷款强制转给了信用社，使信用社形成大量的不良资产。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都使得信用社对农户的贷款积极性受到打压。

五、打破农户融资瓶颈的政策主张

（一）从农户的真实需求和负担能力出发来改革农村金融制度

大部分学者主张从农户的真实需求和负担能力出发来改革农村金融制度。温铁军认为，国有金融机构与小农经济不可能对接，因此在农村只能搞互质的合作金融；李春来则认为我国农户基本上属于“道义小农”的范畴，也主张给农户提供互助合作制的信贷制度；何广文则从金融的“功能观”出发，认为农户的金融需求是多元化的，在农村应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而不仅仅局限于农村信用社；李剑阁和张杰认为，在中国的一些贫困地区，其经济活动所产生的资金流量和经济效益根本无法支撑商业性的金融机构运行，而只能靠政策性金融或者国家农贷支持来解决。但也有学者与李剑阁和张杰的看法相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刘文璞研究员认为，农产品的资金回报率几乎可以和一些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大工业企业相比，农村低收入阶层可以接受商业金融。

（二）充分利用和改造现有正式金融

1. 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的垂直合作方案。周立（2004）的观点与多数学者的看法相同，也认为金融体制的改革应该突破以农信社为主和供给主导型思维，建设“需求追随型”的农村金融体系，但解决的方案别有创新。他认为目前最有效的做法是通过某种机制的设计，使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由水平竞争走向垂直合作：即正式部门对非正式放贷人放贷，非正式放贷人再向农村的信贷需求者或其他的中间人放贷。

2. 改造现有正式金融方案。李命志认为，通过对商业金融的政策和法律引导，可以打破农户缺乏抵押品这一硬约束，从而使商业金融与农户贷款对接。如通过税收等政策鼓励，引导商业银行增加信贷投入；适当修改商业银行贷款制度，如对支农信贷实行单独考核；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商业银行用于本社区信贷投入的比例等等。

（三）充分利用和改造现有非正式金融

由于非正式金融在农村有着极大的成本优势，因此学者们对此种信贷方式给予了较好的评价。温铁军（2001）认为，在改造民间金融方面，可以借鉴“东亚”经验，即通过市场内部化的办法改造已经普遍化的民间金融，使之规范化为社区合作金融。周立（2004）通过分析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四大问题后得出结论：非正规金融解决农村金融市场四大问题的能力远远大于正式放贷人，非正式金融安排在农村的生存发展，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必要性。即使在一些政府努力向农村扩大信贷的国家，非正式信贷市场仍十分繁荣。

六、研究中尚存在的不足

第一，假设前提不科学。没有客观、科学地界定农户的类型，简单地用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代替了农户融资行为选择的复杂的假设前提，农户的信贷偏好、农耕文化、农户之间的差异等等均被忽视，而这些恰恰是影响农户融资意愿和行为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第二，主要停留在现状描述阶段，对农户融资的个案研究较多而理论研究缺乏。

第三，没有跳出“就金融论金融”的研究范式，仅从金融学的角度来探求答案，因此也就没有彻底打开农户融资难的“黑匣子”，对农户融资难的成因没有给出全面的的解释。

参考文献：

[1]罗纳德．I．麦金农（美）：《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

[2]爱德华．S．肖（美）：《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3]何广文：《中国农村金融转型与金融机构多元化》，《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2期。

农村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改革开放；农村金融；供给制度；新制度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3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2-0051-03

一、引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如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要，制度建设是关键，尤其是要建立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但是，就目前的农村金融发展状况来看，改革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其突出表现为：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缺失，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原本给农村“输血”的金融机构却演变成从农村“抽血”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农村中非常活跃的非正规金融却不断受到打压。总体上讲，城市和工业反哺和支持农业的金融局面还远未形成，农村金融改革任重道远。

近年来，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深化，学术界对农村金融制度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官兵(2005)认为，农村金融制度的决定和变迁是国家及人、农户和其他城市利益集团之间利益互动的产物，建立基于农户的市场化的农村金融制度是农村金融的改革方向；张杰、尚长风(2006)从农村金融市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的角度，指出改革的方向应该着眼于理解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应有的地位，改革的方向应遵循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金融生态与金融资源配置的内在均衡逻辑；赵丙奇、冯兴元(2008)认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必须大力推进农村民间金融制度的改革，在农村正式金融体制改革总体框架的基础上，确立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两部门一元金融发展战略，即需求跟进战略。由此可见，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研究农村金融供给制度陷阱问题的理论文章还不多见。本文拟从诺思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中的供给制度陷阱，并深入分析其深层原因，提出以农村金融供给制度创新跳出制度陷阱，推动农村金融的蓬勃发展，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新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就是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按照内在动力，可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迁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其基本特征可概括为利益驱动、自发性和渐进性。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国家政府命令和法律形式而引入实行的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其变迁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制度供给是国家政府的基本职能；制度是一种公共品，而公共品一般是由国家“生产”的；制度均衡是极少的，制度不均衡却是经常的，国家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就是为了弥补制度不均衡状态中的制度供给不足。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要解释长期制度变迁，国家理论必不可少。道格拉斯-c，诺思在其所著《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书中，提出了对经济学界影响颇大的国家理论，其主要观点如下：(1)国家是制度及制度变迁的主要供给者。(2)国家给社会提供制度并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动机是为了取得收人。诺思指出，国家及其统治者也是“经济人”。也追求福利和效用最大化，他们之所以愿意提供制度或者进行制度变迁以弥补制度供给不足完全是从自己利益出发的。(3)国家在提供制度的过程中，由于其目的(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和社会产出最大化)常常会发生冲突，因而，统治者也往往不愿意改变低效的产权制度。(4)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主要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制度。而当国家提供这些基本制度时。会出现一种我们常说的“悖论”现象，这就是所谓的“诺思悖论”。“诺思悖论”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国家权力是构成有效产权制度安排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介入产权制度又往往不是中性的，在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的双重约束下，往往会导致低效的产权制度结构。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供给制度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金融体制进行了三个阶段的改革，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主体信贷需求难的问题。相反，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金融发展陷入供给制度陷阱之中：在支农的旗号下，农村金融供给制度却一直体现“以农养工”、“以乡带城”的“劫贫济富”倾向，农村金融供求呈现出明显的总量与结构的双重失衡，农村资金一直在“非农化”，农村金融体系一直趋向“非农化”，其结果必然是“城市吃肉、农村失血”。

1　第一个阶段：1978--1996年，恢复和成立新的金融机构、建立起单独的农村金融安排时期。(1)1979年恢复中国农业银行，其农业贷款对象从以集体为主变为以农户为主。(2)农村合作信用社从政社合一的体制下解放出来，恢复“三性”，即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3)1994年成立农业发展银行，专门经营从农业银行剥离的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4)放开对民间金融的管制，农村合作基金会异军突起，大大满足了农村经济的融资需求。这个阶段的改革形成了农村金融市场组织的多元化和竞争状态，促进了农村金融的较快发展。但是在农村金融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1)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明显滞后。1979--1993年农村信用社成为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受到层层行政干预，背离了“合作”的初衷，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受到了种种限制，并初步形成了从农村“抽血”的局面：1984年农村信用社的存贷比率为0.41，1996年降为0.22，并且此后还在继续下降。2)农业银行一直身兼政策性和商业性的双重任务，不利于商业化发展和经营管理的改善。3)部分正规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组织非规范经营，加剧了农村金融风险。为此。以建立农村金融体系为目的的第二轮农村金融改革势在必行。

2　第二个阶段：1996--2003年，意图建立起三位一体的农村金融体系时期。按本阶段的制度设计，为农村提供金融服务的三家金融机构中，中国农业银行发放商业性贷款，农业发展银行发放政策性贷款，农村信用社则按照合作制原则发放小额农户贷款，形成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分工合作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但是，在实际运作中，我们没有看到这“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去支撑农村金融的局面。实际情况是：(1)中国农业银行在1996年后“洗脚上田”，逐渐撤并

基层分支机构，退出了农村信贷市场。(2)农业发展银行也没有担当起为农村发展发放政策性资金的角色，只是财政发放粮食收购贷款。粮棉油流通体制理顺后，连其存在的合理性都值得怀疑。(3)广大农村仅剩下农村信用社还发挥着正规金融供给者的作用，承担“一身三任”的角色。由于农村信用社既没有实行合作制的先天基础，也没有实行合作制的后天动力，只能继续沿袭农业银行管理时期商业化的经营方向，加上政策层面一直没有给其一个清晰的定位，其经营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实际上，农村信用社本身的历史包袱沉重，资本金严重不足，产权不明晰，法人治理不完善，管理责任难以落实，难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4)农村民间金融受到压制，转入地下运营。从总体上看，这一阶段改革的结果是：农村金融体系对农村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不但没有加强，反而有所下降，农村资金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农民的消费性金融需求几乎不可能再从正规金融体系中获得满足，农业生产性金融需求有十分苛刻的贷款条件，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的发展性金融需求更缺乏来自大银行的资金保证。而且，在农村经济存款市场上，资金通过邮政储蓄和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流入城市，使资金本来就短缺的农村经济发展雪上加霜。

3　第三个阶段：2003年以来，农村信用社初步走向市场化时期。以2003年6月《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的公布为标志，这轮改革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强化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总要求，加快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把农村信用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人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农村金融主力军和维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更好地支持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2004年以来，以明晰产权和完善农村信用社经管理体制为中心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正在进行。可以预见，本轮改革完成后，诸如农村信用社产权不明、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责任不落实等问题将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将逐步形成农村信用社“谁出资、谁管理、出了问题谁负责”的管理模式。但是，由于本轮改革的目标不是解决农村融资问题，而是解决农村信用社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所以在解决农村融资问题上，一直没有多大进展。

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制度特征：中国农村金融制度陷阱的理论根源

1　农村金融制度的每次变迁均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而非自下而上的诱发性政府行为，更不是农村经济主体自主，是外力作用，而非内部驱动，是被动变迁而非主动变迁，是政治需求而非市场需求。农信社从国有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再与农业银行“脱钩”，恢复合作性质，均采用了政府供给主导型强制性变迁的方式。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虽然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时间成本和摩擦成本，却未必能在较大程度上满足微观金融主体的制度需求和提高农村金融效率。政府作为权力中心和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在决定与推行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时，既有促进农村金融效益最大化的动机，更有巩固既定经济体制和自身利益的意愿。改革的措施、速度都要与政府利益和偏好一致，微观金融主体只是金融制度的被动接受者。

2　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路径相悖。首先，1979年以来农村经济制度的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和乡镇企业的兴起，都采取了自下而上的诱发性变迁方式。结果这两次变革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第一次变革使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其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得到了空前发挥，促进了农村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第二次变革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如前所述的自上而下的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与此形成了巨大反差。其次，农村经济制度的上述两次变革，都使农村经济主体的产权关系进一步明晰，而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则使农村金融组织的产权关系更加模糊不清。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和农村经济制度变革路径相悖状况，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正规金融在农村的日益萎缩和民间借贷的产生与发展。变革后的农村经济形成了以农户、私人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的格局，对资金需求具有小额、分散、灵活、方便的特点，但农业银行和农信社由于属于“官办”，衙门化作风严重，加上小农经济本身所蕴涵的风险性与现代金融机构经营目标所追求的资金运营规模化和安全性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造成了农村中金融网点的收缩和农村金融业务的缩减。在此情况下，各种形式的民间借贷应运而生，形成了现存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3　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特性，即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在以后的发展中会得到自我强化。诺斯认为，“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制度变迁会进入良性的轨道而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中。而要扭转既有方向，通常要引入外部变量，付出昂贵的成本。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之所以呈现政府主导特征，一方面，由创新的初始条件所决定：另一方面，创新路径选择的错误使然。首先，创新的初始条件决定了初始的创新必然是政府主导型的。中国金融创新的基础是高度集中的计划金融体制，这种体制下的金融机构是指接受政府控制、服务于实物分配计划的政府职能部门，不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和行为主体，既无创新的愿望，更无创新的权力。因此，改革初期，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创新，都只能是由政府来决定、组织和推动。其次，创新的路径错误使政府主导特征得以继续。中国市场取向的农村金融创新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融资机制市场化、金融机构企业化、金融活动竞争化、金融管理适应化和人们金融意识的不断提高、信用观念的增强等多方面。这些方面不可能齐头并进、一步到位，因而路径选择至关重要。制度经济学知识告诉我们，有效组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因此，农村金融创新的首要任务是构造有效的金融机构。但是，产权制度是组织制度的基础和核心。国有独资金融机构之所以不是有效组织，首先是它不具有有效产权。国有独资产权无效决定了国有独资机构组织无效，进而决定了国有独资金融机构经营创新无动力，再加上国有独资金融机构在金融业的绝对垄断地位，中国农村金融创新政府主导特征自然会延续下来。

五、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创新是跳出供给制度陷阱的正确选择

建立高效的农村金融体系是农村金融发展的目标模式，也是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落脚点。要跳出农村金融供给制度陷阱。让制度变迁沿理想的路径演进，不能就金融论金融，必须加强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1　推进农民组织化，为农村金融发展培植制度环境。首先，合理定位政府角色，转变政府职能。加大推动农民组织化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对农民经济组织可以在税收上采取必要的优惠政策，并加大财政上的支持力度，在农民组织的建立和登记上提供便利，要特别重视对农民组织管理层的专业培训。其次，加强法制建设，构筑完备的农民组织法律体系，认真组织实施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