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语文教学论文范文

人教版语文教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语文学科；语文教材；语文教学

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表现方式质朴，强调打好写字、读书、说话、作文等基础。课本选文来自古今中外，题材丰富，体裁多样，富有童趣，情感性强，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并渗透爱国情感、合作意识、环保意识、科学精神、进取精神等教育因素。教材中的练习设计，尤其是单元练习，不仅仅是重点课文内容的深化，而且是语文能力的拓展，体现综合性。教师要随着教材的特点调整教学方法策略，更适应时代需求，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能力。在教学过称中要结合生活实际，适应时代需求，全方位教学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及主动思考积极性；做到以学生为主体，丰富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强调教材情感的深层挖掘，注重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

一、纲举目张，转变思想

教师在教学前要深入钻研新教学大纲与新教材，把握住大纲的指导思想、教学目的及注意事项。及时转变教育思想，教学过程中贯彻全面发展的方针，树立新的人才教育观，强调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理解“为学生打好进一步学习的初步基础”虽然也是义务教育的一个方面，但是不能将其变为单纯性地升学教育，离开大纲与课本要求而陷入“应试教育”的误区大搞题海战术。语文教学过程教师应以以培养多层次、多规格的人才为目标，在追求学生升学考试成绩与知识水平提高的同时注意有机地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身体心理、科学文化、审美、劳动技能等素质的教育。课堂上教师应运用灵活多变的教学形式，采用生动活泼的教学语言，依据教材内容，结合学生实际特点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得到全面均衡发展。

二、丰富教学模式，强调以生为本

在教学中要确立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作为教师，应扮演一位引导者的角色，以教材为基础，为学生提供明确的任务去做，让学生积极参与课堂的各个教学环节，鼓励他们相互交流，相互合作。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制作幻灯片、视频等，充分发挥多媒体直观、生动、形象的优势，展现有声有色、身临其境的真实画面，多方位刺激学生的思维。可以引导学生利用多媒体，预先查询讲课的相关资料，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还可以加强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例如，教师在讲《落花生》这篇课文时，可以在备课时通过多媒体收集一些关于花生生长各个阶段的图片及视频资料并配以播音员朗诵课文的动人声音，为学生创设一个多姿多彩的阅读世界，使一开始就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讲授巴金先生的《鸟的天堂》这一课时，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预先让学生收集关于鸟的天堂的图片及文字资料，在正式授课前相互交流自己收集到的这些图片和文字资料，然后和学生一起朗诵课文，欣赏鸟的天堂的美。

三、注重教材情感的渲染，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具有文化气息浓厚、思想内容深邃、题材涉及面广泛的特点，注重学生情感的发展，既有对母爱的赞美，又有对祖国的热爱，还有对大自然的敬畏。情感普遍存在于教材的每篇课文。因此在备课时要充分准备，深度挖掘教材，在教学时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饱满的教学激情，“以情育情”，用自身的情感来触发学生的情感神经，使学生快速地进入情感体验。小学生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教师有必要从情感陶冶角度出发进行教学，激发学生的情感，尊重学生的个性，既有利于提高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还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促使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情感态度，使学生全面发展。与此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既要注重对学生情感的激发和引导，还要注重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和体验，使教师与学生之间进行有效的互动，促进师生情感的融汇。

参考文献：

[1]李英.浅谈如何提高小学语文教学质量[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2（08）.

[2]郭艳英.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影响因素及优化策略[J].学周刊，2011（5）.

人教版语文教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学语文教材；作文教学；劣势；对策；

作文教学是我国中学语文基础教育的重要内容，作文育人是中华文化素质教育的终极目标。我国《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写作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是认识世界、认识自我、创造性表述的过程。”学生可以通过作文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表达个人的独特观点，彰显文学的艺术魅力。在教师指导和训练学生写作的过程中，我们对作文教学是这样定义的：“作文教学是按教学目标，指导学生进行写作，使学生形成写作能力、养成写作习惯的教学活动。”学生在作文教学中，能够培养表达能力，促进智力发展，融合各类知识，发展良好个性，陶冶审美情趣。

这里讲的中学语文教材，特指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它的编写充分明确了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应该达到的作文知识程度，必需掌握的作文训练能力和能够具备的作文文化素养。我们可以结合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具体探究中学作文教学的实施与运用，发掘中学作文教学的改革与策略。以下是立足于人教版初中七年级语文教材中，关于作文教学在训练系统和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系统中的体现，通过分析作文教学体现的特点，进一步探究作文教学的劣势与不足，提出有关作文教学的有效对策。

一、作文教学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教育体现

语文教材是作文教学的主要课程资源，是教师进行教学的重要参照，结合人教版初中七年级语文教材，有关作文教学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课后的研讨与练习，还有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中。通过具体地分析和探究，作文教学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写作内容上，经过基础教育改革的全面推进，作文教学应突出“学生是学习作文的主体”，作文教学要树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现代作文思想。结合人教版初中七年级语文教材，围绕“以学生为本”的作文教育观主要体现在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学生可以在学习专题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讨论和写作。例如，在人与自我、人与语文、人与自然、人与科学、人与家庭、人与想象、人与成长、人与国家、人与名人、人与艺术、人与探险、人与动物的主题学习活动中，学生可以创意写作，有感而发。正如语文新课改的要求：“为学生的自主写作提供有利条件和广阔空间，减少对学生写作的束缚，鼓励自由表达和有创意的表达，鼓励写想象中的事物。”因此，在语文教材中设计了丰富多彩的作文教学训练，充分满足学生的个性创造，感性抒发和理性思考，例如，情景作文，写出特点；命题作文，写出启示；自拟作文，写出情感；想象作文，写出特点；观察作文，写出新意。学生通过自主、合作和探究活动，力图能够在写作中提高语言表达水平，培养人文素质能力，树立完整人格形象。

在写作形式上，有关作文教学训练的方式花样众多，主要体现在语文教材课后的研讨与练习中，基本突出有以下各种形式。例如，启发作文，以课堂学习内容为前提，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写作；活动作文，以观察、搜集和整理资料为主，指导学生开展写作探究；情境作文，以课文蓝本为基础，引导学生进行情感熏陶，人文写作；想象作文，以课堂学习目标为出发，指导学生进行联想写作；改写作文，以课文范例为参照，指导学生进行改写写作；仿写作文，以课文范例为参照，指导学生进行模仿写作。根据这些多种多样的写作训练形式，学生可以自主写作，研究写作，创意写作。同时，在文章的立意，情感的抒发，意识的创新，取材的范围，思维的培养上，写作教学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具体表现为由统一化趋向弹性化，主要将教材内容灵活处理，增加具有自由性和多元性的写作训练方式；由工具化趋向人文化，重点在作文教学中弘扬民族化，本土化，培养传统优秀伦理道德，塑造人本内涵精神品格；由模仿化趋向创造化，注重在作文训练中突出想象开发、思维发散和创造培养，鼓励学生进行个性化写作。

以上就是作文教学在人教版初中七年级语文教材的训练系统和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系统中的呈现。结合作文教学的教育体现特点，我们可以发掘和探究有关作文教学在中学语文课程改革中的劣势。

二、作文教学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教育劣势

目前，为响应轰轰烈烈的语文课程改革，作文教学作为重中之重，一直被教育界视为改革的领头军。然而，我们的作文教学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整合改革，表面上风风光光，形式上热热闹闹，但究其教学本质，还是处于“学科无地位”“教材无重点”“教育无突破”的“三无”状态。作文教学一直困扰着语文教育，教师难教，学生难学。虽然国内的教育者没有间断对作文教学的研究，但最终没有形成完整的有效的作文教学体系。结合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我们可以探究作文教学的存在问题，具体有以下劣势。

1.作文教学地位不突出，缺乏专业性编排

纵观现代语文教材，它是作文教学的主要课程资源，是教师进行作文教学的重要参照，但教材仅仅是个例子，还严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例如，受地方文化、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影响，有的内容未必符合本地区学生实际的作文需要。同时，教材改革比较滞后，多年反复地训练同样的题材或内容，与现实社会脱节，使作文教学缺乏了创新的个性。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教材不能明显地突出作文教学的地位。翻翻中学语文教材，有关作文教学的专题内容基本围绕在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系统中，在这些花样众多的训练学习拼盘内，写作不过是一道毫不起眼的小菜，为装点我们的语文课程改革充当门面。学生可以在所谓的面面俱到中进行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但是，学生真正可以掌握到的写作专业知识又有几成呢？

通过对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的编排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每一个主题单元中，口语交际和综合性学习活动所占篇幅比重较大，教师引导学生参与的实践内容较多。只有在七年级上册第五单元，关于“我爱我家”的主题活动，重点表现出作文教学专项训练。这说明，写作活动还只是口语交际和综合性学习活动的附属，写作活动还不能作为单独专题训练而成立，教材主要突出口语交际训练和综合性学习训练，因此，学生在讨论交流、实践活动的比重远远大于动笔写作，教材几乎将听说读做整合编排完，最后，才煞有介事地把写作介绍出来，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姿态，是不能充分突出作文教学地位，明确写作专业知识构造的。

再结合教材的课文内容，我们的作文教学只能是依附于课后的研讨与联系，作为一种呼应课文精神而延伸的所谓作文教学训练。试想，作文教学作为语文课程改革的主体，如何实现独立式教学训练？怎样成为专项式知识指导？所以，有关语文教材的作文教学不过是被动地写作训练，隐性地写作教育。

2.作文教学环境受限制，偏隅课堂教学指导

由于教学时间的有限性，多数教师除了利用教学计划的课时外，很少把作文教学拓展到课外，更缺乏在生活中指导作文，有关生活化作文训练也等于形同虚设，空摆架子。其实，生活是学生作文的源泉，没有生活也就缺少了素材，让学生在生活中学会观察，学会发现，学会积累，边生活边写作，这是作文教学的最佳途径。要让学生建立生活与写作的联系，就要先明确写作目的，然后指向生活，再由生活回归写作。

结合中学语文教材，有关作文教学的生活化指导也确有一二，例如，活动作文里面就有相关生活观察和体验的教学指导，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里面也有有关生活气息的作文指导。但是，这些作文生活化教学过于纸上谈兵、好高骛远，容易脱离学生的生活实际。例如，在七年级上册《绿色蝈蝈》中，作文教学指导要求“学生去户外静听虫鸣鸟啼，辨别这些声音，并用一段话形象地描写出来”。请问，生活在高楼大厦里的城市学生，如何能够接触到虫鸣鸟啼呢？这就是不考虑学生的真实情况而夸张了生活化作文的误区。

因此，作文教学需要真正走近学生的生活，作文训练应该真切符合学生的实际。我们的中学语文教材本着“以人为本”的宗旨，确实要努力建构适应人性化的“大语文”教育环境，树立作文教学生活化的真实典范。通过确立生活本源观，能够旗帜鲜明地摒弃那种苍白贫血的应试作文，力图还学生作文以原汁原味，注重作文教学回归生活，拓展学生的生活视野、丰富其人生经历和体验。

3.作文教学训练单一，拘泥命题写作指导

现在的作文教学仍然没有摆脱老框架，仍旧强调作文的写作技巧，讲究语言的表达方法，交待文章的结构布局。我们认为作文章法是重要的，但对作文教学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作文教学要适合学生的作文心理，符合学生的语言的发展规律。作文就是表达，作文内容应该反映的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情感，真实的态度。受传统的思想意识的制约，要求学生作文必须反映积极的并有一定的价值取向的内容，或者我们总用成人的思想去量度学生的意识，那么也就在某种程度作文真的成了“作”文了，过于为文造情、为文造势，这样就显得矫揉造作，本末倒置。

看看我们的作文教学，还是侧重命题作文训练，自主性和实用性的作文表达能力训练还没能有效的走进课堂。我们应该反思现代的作文教学模式，考虑作文教学的实效性。长期以来的作文教学方法都是来应对应试教学，忽略了学生对自主表达能力的训练，致使有些学生只会机械地写作而不会自觉地创作。我们要全面发展学生语言知识表达能力，要从单一的书面命题作文中走出来，训练方法多样化，培养形式开阔化，改变学生对作文的因袭，让学生积极主动的去学习知识，提高作文的含金量。

同时，作文教学仍旧强调模仿，一味地遵照教材的教学设计要求，指导学生照本宣科的套写作文，生搬硬套的模仿范文。例如，在七年级上册《理想》中，作文教学是这样设计的：“诗人给理想打了许多比方，异彩纷呈，含义深刻。试模仿第一段也写几句”。学生在模仿作文中，虽然可以强化和巩固写作知识，但是这样的作文，是没有个性色彩的文章，是没有独特生命力的作品。

学生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学生的世界是天真浪漫的，他们对事物往往是感性的认识，我们应该尊重学生的思想意识，指导他们抒发自己的独特感受，畅写个人的奇思妙想，表达内心的创造热情，突出创新作文的有效运用。“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我们不是要训练写作的仿制者，而是要培养写作的创造者。

三、作文教学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教育对策

结合作文教学的实施过程，有关作文教学的主体还是比较模糊，教材不能明显地体现作文价值体系，教师难以突出地体现作文教学过程，学生缺乏有效地落实作文教学目标。如何在中学语文新课改中促进作文教学的运用与发展，真正体现出作文教学的核心和本质，这是值得教育者作出的思考和探究，针对作文教学在中学语文教材改革中的劣势，具体有以下对策。

1.在编排上，加强作文教学主体化地位

面对语文新课改，我们的作文教学应以主体性姿态，在语文教材中突出其重要地位，组织其系统编排，呈现其专业特点。根据教育家列伏夫的研究，运用什么方式可以使学生理解和掌握作文？列伏夫认为，通过叙述让学生掌握语言的范例，而提出作文让这些范例得到运用。他认为激发动机是掌握书面语言的主要条件，他所建议的发展书面语言的作文，再现了书面语言的一个功能———转换空间的创作。由此可见，在语文教材的编排上，课文范例的选用就是很好的作文教学动机，结合课文文本的学习，可以促进学生再现作文的实施和创作。

同时，列伏夫的作文教学把掌握连贯的书面语言，看成是先学词语、再学造句、最后才学写文章的多级的过程。按照列伏夫的意见，在书面语言的结构中包含着下述操作成分：(1)理解作文题目；(2)选择与题目有关的材料；(3)按照一定的顺序安排材料；(4)根据规范语言的标准和表达的需要用词造句；(5)修改文章。通过列伏夫的作文教学启示，语文教材的编排应该紧扣作文教学的主体要求，突出课文文本与写作材料的有效联系。

具体来看，围绕中学语文教材，我们可以开设有关作文教学专栏，将作文文体知识融入到教学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突出作文修改过程，将作文写作技能活用到教学实践环境；我们可以运用作文评价标准，将作文教学反馈贯彻到教学互动成果；我们可以选择有关作家写作的课文例子，将作文训练指导渗透到课本的阅读学习；我们还可以增加课外文本浏览，将作文文章典范充实到课后的学习拓展等等，这些有关作文教学的对策，是需要将我们的语文教材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最终，才能实现作文教学的主体地位，突出作文教学的专业构造。

2.在教学上，加强作文教学生活化特色

语文教育界泰山叶圣陶先生说过：“我们作文，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新课标》也指出“写作教学应贴近学生实际，让学生易于动笔，乐于表达，应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热爱生活，表达真情实感”。学生作文反映出他们在思想认识、生活经验、表达能力、人格素养等多方面的情况。这表明，自由写作、个性表达是作文教学的重要策略。因此，我们在教学时要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宗旨，提倡生活化写作、个性化写作。让学生写自己想写、爱写的内容。让学生在放松的生活状态下心灵松绑，无拘无束的发散和驰骋创作思维。

值得指出的是，将生活化作文内容虚假、夸大是作文教学中的常见病。教材在设置作文训练的环节，教师在指导学生创作的过程，为了吸引学生的目光，就把作文生活化内容神奇化、虚假化、浮夸化，以博得学生的青睐，显得不切实际，生搬硬套。作文是需要夸张，也需要适理的创造，但不能过分的浮夸事情的本质，更不能子虚乌有的生成文字。这样不利于学生的健康素质成长，与作文教学的生活教育脱离了关系。写人就要写实实在在的人，写景就要写目所能及的景物，写事就要写真真切切的事实，抒情就要抒发内心深处的感情。教师在指导作文时务必强调所写内容要与现实生活相符，这样作文才能“活”起来，是真实、真切、真情的生活化作文。

因此，在新课改中，加强作文教学生活化的理念特点是使学生在求真、立诚、平等、尊重、无压力的轻松氛围中受到启迪，在生活的怀抱里浮想联翩，在心灵的世界中坦诚相待，将教条、死板、逼迫的作文教学由“要我写”变成“我要写”，让学生成为作文的主人。实践证明，这些改革的成效是显著的，学生通过多种多样的作文训练形式，能够充分实现自由写作，丰富表达，提高素质，优化内涵。更重要的是，我们学生的文章清新自然，真情流露，个性纷呈，擅于表达。

3.在训练上，加强作文教学创新化架构

目前，我国中学课程改革掀起一股创新作文热潮，它要求在以不断挖掘和培养创新能力的前提下，一方面学习和继承传统作文教学的精华，另一方面更注重冲破旧的作文观念及思想的束缚，选取新的视角，开拓新的意蕴，不断变革进取，从而达到自主创新的写作活动。

但面对写作教学的现状是，教学框架性严重束缚学生的个性，限制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为改变作文教学尴尬的处境，走出作文教学的困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让学生真正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提高作文能力，张扬写作个性，提倡自主创新，这应该是我国作文教学的重要课题。因此，在作文教学中，要加强丰富多彩的作文模式架构，从而突出学生自主探究、创新写作的地位。

在作文教学中，我们提出要进行创新写作，就是要摒除传统的教条主义，突出作文教学训练在作文拟题、作文形式、作文内容和作文评价上的创新。在作文拟题上，教学训练要注重让学生自主命题，尽量考虑拟题角度是否可以启发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展开联想，激发学生的独特感受；在作文形式上，教学训练要鼓励学生自由表达，创造表达，尽量采用多种多样的文体体裁和形式指导学生或启发、或活动、或情境、或想象，提供丰富多彩的创作平台；在作文内容上，教学训练要提高学生的思想发展能力，引导学生通过在实际生活的观察、感悟和体验，进行正确而大胆地创造，从而充分而准确地提炼作文的奇特内涵；在作文评价上，教学训练要运用多种评价方式，加强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和学生互评相结合，充分发挥教学评价的作用，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创作意识。通过教师和学生的互动评价，碰撞出创新思维的火花，迸发出个性创造的激情。

结合人教版初中七年级语文教材，我们可以将作文教学的训练系统分为启发作文、活动作文、模仿作文、情境作文、想象作文、改写作文和仿写作文。其中，启发作文、活动作文、情境作文和想象作文是需要我们大力提倡和实施的。启发作文是树立相关作文命题，引导学生进行观察与联想，具有开发性和导向性；活动作文是组织作文实践活动，指导学生进行实地考察与体验，具有活动性和实践性；情境作文是创设相关作文情境，引导学生进行情感抒发与感受描写，具有情境性和感悟性；想象作文是构造有关作文主题，指导学生进行思维发散与联想，具有创造性和想象性。通过这些多姿多彩的作文教学训练，教育要打破模仿作文和命题作文的死板框架，努力拉近学生创新化作文的距离，创造属于学生独特的写作视角，丰富学生的创作趣味和人性之美。

人教版语文教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人教版高中语文；写作教学；优缺点；教学策略

目前，人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已经使用多年，对这本教材自然是见仁见智，笔者在多年的使用中也对这套教材的写作部分有着自己的看法。

一、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写作部分的优缺点

没有一套教材是完美的，尤其是对于语文这种感性因素最强的学科来说更是如此。笔者认为，这套教材的写作部分，优点是非常明显的，占绝对的主流地位，但是还存在一定的可改进完善之处。

1.优点

（1）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结合较好

语言教学的一大特点是注重人文性，注意将思想情感尤其是文化因素融合在知识技能的教学中。人教版的写作专题中，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结合是非常好的，比如，“亲近自然”“人性光辉”等栏目强调写作要投入情感，对真善美的追求是非常执著的。

（2）写作和阅读的结合非常有机

写作和阅读本质上是一体的，但是在日益分化的教学安排中，不可避免地这些结合被割裂了，而人教版很好地融合了他们，将写作专题和阅读专题结合在一起，如必修一中阅读课文多是写人记事的，写作专题中也就主要培养学生写记叙文的能力和技巧，而且还对写作技巧进行分析，客观上也提高了学生的阅读水平。

（3）注重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

新课程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以及学习中的探究性、合作性，人教版的教材写作专题都包含“话题探讨”“写法借鉴”“写作练习”等环节，客观上为提高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能力奠定了

基础。

2.缺点

（1）编排的形式有待更加灵活

人教版的写作部分基本是按照“话题探讨”“写法借鉴”和“写作练习”几个部分，学生长期按照这个套路来学习，难免会有一些烦躁感，觉得写作有点枯燥。

（2）文体的选择性有待优化

高中生的语言能力已经足够让他们开始较灵活地文体写作，而人教版必修一和必修二主要培养学生写记叙文和散文的能力，必修三、必修四、必修五主要培养学生写议论文的能力，使得写作教学只能按部就班，让学生的写作需求受限制，缺乏选择性。

二、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写作部分的教学策略

根据上述教材写作部分的优缺点，笔者在日常写作教学中，注重充分把握优缺点，以教材为基点，提高教学能力，以促进学生的写作能力。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重点策略：

1.通过多样化的形式促进学生写作能力

在实践中，笔者主要采取“大作文”和“小作文”的写作形式，争取让学生的写作思维多元化、写作类型多样化。在“大作文”的写作中，按照教科书的要求来进行，一般是以专题的形式来写，在“小作文”的写作中，一般灵活多变，根据社会生活热点话题来进行，而且文种多样，并鼓励学生通过合作、研究等方式来进行，不一定是严谨的叙述、说明、议论等中规中矩的正式写作格式。另外，笔者除了上述的做法，还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自由写作，以提高学生的写作兴趣和多元化能力水平。

2.通过营造更加开放自由的写作氛围提高学生兴趣

写作本来是没有严格的形式和要求的，历朝历代的主流写作形式都是对以前文种和写作方式的继承和发展，因此，笔者也不囿窠臼，力争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在做好教材要求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以建立更加自由的、开放的平台，使每个学生都能够发挥聪明才智，自由书写生命。不能用传统的作文教学模式在根本上抹杀学生的创造力，这样不利于学生的发展。笔者一是在内容上鼓励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社会生活，让他们认真观察对象，二是放宽对文体的限制，尽量不束缚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把写作的自交给学生。

参考文献：

人教版语文教学论文范文第4篇

中国的语言研究历史悠久，从书面语的角度对语言的语音和文字两种形式的系统做过突出的研究，但是具有系统的语言理论意识比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通过引进、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语言学。但是，相对来说，研究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等具体语言的人多，自觉地进行普遍理论探讨的人少。理论成就有，但是理论意识比较弱，理论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与文学理论比较，“语言理论”研究几乎没有专业研究队伍，“理论语言学”简直没有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理论几乎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也没有相应的专门的学术组织。

不过，到了20世纪末期，重视语言理论研究和普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语言理论课程得到越来越的大学的重视。

语言不能离开社会，社会不能缺少语言教育。20世纪中国的理论语言学，伴随着中国社会、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的发展而成长。20世纪的中国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愚昧、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没有被落后的社会现状吓倒，而是从各个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封建社会的结束，自然会引起落后的语言生活的变革。

20世纪的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在面向现实、正视活的口头语言方面，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纪的语言变革和实践，使中国人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语言生活。面对现代化的语言生活，有的人清醒，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兴奋，有的人痛苦，有的人留念，有的人超前，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进。虽然在改变旧习惯的过程中，各种心态会出现，动力和阻力会同时产生，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挡语言现代化的车轮，没有人不承认语言信息处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语言生活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语言生活的质量大大改善了。

下面我们对20世纪中国语言生活、语言教育和语言理论分成3个阶段做概要的论述。关于20世纪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分语言性质和功能、语言结构、语言发展、语言研究方法4个专题另外讨论。

1949年以前的50年

1.1中国的内部语言生活的发展

封建社会结束以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中国语言（主要是汉语）生活特别是语言教育发生了几千年以来的巨大变化。1913年成立国语语音统一研究组织，1918年公布了国语的“注音字母”，1919年公布现代标点符号，1920年小学废除文言的国文教学，采用白话的国语教学，192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30年代前后为了打击文言复古势力，配合拉丁化新汉字在中国大地奇迹一样地传播、应用的形势，开展了大众语运动。1941年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具有音素文字性质的新汉字跟具有语素文字性质的旧汉字都具有法律效力。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以前很少有人关心。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袁家骅、马学良等开始进行调查。

1.2中国的外语教育

伴随清朝政府的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振兴计划，中国从1903年开始在中学以上的教育中开设外语课程。从1911年孙中山发动的推翻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一直保持这种外语教育的制度。在受到外国人欺负的情况下，中国从清朝末期的1870年到1949年解放，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外国留学。这些条件给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不同语言，形成语言分析的敏感能力，学习外国语言理论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机会。

1.3语言理论研究

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1923年出版中国第一本语言理论著作：乐嗣炳《语言学大意》（中华书局，北京）。以后有王古鲁、沈步洲、张世禄等的著作。探讨汉语理论的有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北京）以及其他论文。1938到1943年在语言大众化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关心中国语言的现实特点，开展了语法研究革新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在国语推广的背景下，汉语方言学也得到蓬勃发展，使现实的活语言的研究得到广泛的重视。

1949年以后的30年

2.1中国内部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担任主席。1950年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管理机构成立。1955年国家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现代北京话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的标准地位，制止文言、方言等破坏它的纯洁性，并且提出改进和制订新文字来有效地书写这样的汉语。

中国内部的汉语教育从50年代开始用“语文”的名称。其中1956年到1958年学习苏联把“语言”和“文学”分开教学。1955年确定和推广“普通话”。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在20世纪民间试行50年的基础上，1955年《光明日报》带头，1981年国务院文书处理办法规定，汉语正式采用横向排版和书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10年，中国语言生活在狂暴的“革命口号”中几乎窒息，人们都不敢说话。

中国对外汉语教育1950年到1965年开始发展。后来中断。1972年恢复。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从1950年开始得到全面重视。1952年成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为了识别民族和了解民族分布，制定民族语言政策，特别是为了给没有文字的语言制定文字，王均、王辅世、陈士林、喻世长、岑麒祥、高华年、严学窘、傅懋责力、罗季光、金鹏等进行了田野调查。

195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又派遣700多人组成的7个工作队深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语言。他们到1959年完成了42个民族的语言普查工作。1962年机构调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2.2中国的外语教育

1949年以后，由于新中国学习苏联，特别重视跟苏联的往来，外语教育几乎变成俄语教育。1957年又开始注意发展西方语言教育，1964年把英语作为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1966年以后中断。1970年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外语教育才得到恢复。

2.3语言理论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在中国发表以后，语言理论普遍成为高等学校与语言相关的专业的必修课程，高名凯、岑麒祥、石安石、罗常培、王均、朱星、宋振华、方光焘等出版了有关教材和专著。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言语”、“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共同语的标准化”、“语言混合和语言融合(替换)”、“词义和概念”、“词的辨别”等讨论。

1976年以后的20年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1966年以来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会议召开，全国科学会议、教育会议分别召开。中国进入20世纪的改革开放的20年，一切蓬勃发展。

3.1语言研究阵地

这个时期国家对语言工作的管理更加全面、深入。1985年为了扩大机构的职能，国务院决定把“中国文字工作委员会”改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制定了新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除了继续原来的工作以外，增加了对信息处理等领域的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管理任务，强调规范化、标准化、法律化。同时，一些研究机构也成立。

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成立。1981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在厦门成立。1994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北京成立。

这个时期一大批语言学刊物出现。1978年《中国语文》刊物恢复。1979年《方言》、《语言教学和研究》，1980年《语文研究》，1981年《语言研究》、《汉语学习》，1982年《修辞学习》，1986年《语文建设》，1988年《古汉语研究》，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当代语言学》，2000年《语言》创办。

3.2汉语生活

这个时期以北京话为核心基础的汉语，作为国语在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中充分体现了它的共同语地位和口语地位。语言生活现代化、国际化的速度更加迅速。跟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语言生活相比，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国家制定和颁布的系列规定、标准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1977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联合国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正式出版代表国家水平的最先具有明确的汉语“词”意识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公布国家标准《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中国专有名称的国际标准。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988年颁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95年确定和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psc）”。1996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颁布)成为国家标准。1998年确定每年9月第3个星期作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3.3汉语教育

这个时期中国的语文教育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受到的批评较多。虽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口语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对口语和口语教育的重视仍然不够。小学拼音教学一直没有采用“正词法”，例如把“一会儿yīhuìr”死板地对照汉字错误地拼成“yīhuìér”。小学汉字教学没有建立在词汇教学这个基础上，“字”和“词”混淆的现象，无论是教材、教师，还是学生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对“口语”以及口语中的“词”的基础地位的正确认识，汉语规范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由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只能是有自己系统的北京方言，而错误地含糊地把一个多系统的“北方话”当做虚幻的基础方言，导致共同语标准不明确、不严格，以至白话文到了20世纪末期仍然有人随意混杂不少文言和方言成份，一定程度上出现书面语和口语脱节的局面。例如，英语一个“of”，汉语说的是“的”，写的可能是“之”；英语一个“this”，汉语说的是“这”，写的可能是“此”。有人甚至在教学中，把这种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脱节现象当做修辞技巧加以肯定、提倡。

“语文”教学没有很好地对课文进行规范，没有对生活必须的现代汉语能力进行重点培养，而把时间过多地浪费在文言文教学中。有些语文老师自己就不会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只能用方言教语文，用夹杂方言和文言的白话写文章。就连“大学语文”课程也仍然把许多精力花在文言文这种死语言上面，仍然不很重视现实中的活语言教育，不能有效地提高广大大学生的现实语文能力。

但是，从1982年开始推广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言教学实验，在黑龙江等地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极大地发挥了汉语拼音的对内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psc）制度，虽然比英语水平考试（ept）、汉语水平考试（hsc）两个制度的推行要晚，但是，它对于广大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现代汉语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重要保证。

3.4对外汉语教育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蓬勃发展。1983年成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1987年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1985年制定《汉语水平考试（hsk）大纲》（现代出版社）并且实施汉语水平考试制度。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律采用“生词”教学模式，与对内汉语教学中的“生字”教学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推动中国词典、词意识的不断完善，对汉语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3.5少数民族语言生活、教学和研究

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中80年代以前有文字的民族用民族语言教学，没有的用汉语教学。80年代以后普遍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就是在低年级用民族语言，高年级用汉语，这就兼顾了用母语提前开发儿童智力和在生活中沟通全国通用语言两个方面。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这个时期得到深入研究。1979年成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创办《民族语文》。1979年“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到1985年改名“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语言研究室和《民族语文》联合成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突出语言在民族研究中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这个时期先后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新文字使用总结”、“少数民族方言和空白语言研究”。

3.6外语教育

1978年教育部召开外语教育座谈会，使外语教育进入飞速发展时期。20多年中，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学到小学外语教学迅速发展。中学、大学几乎普及了英语教学。在hsk实施以前，国家就要求大学生必须通过英语水平等级考试，本科必须达到4级。在大学的专业外语教育中，以英语为主，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越南语等30多种对中国重要的语言也没有忽视。由于各种升学考试和职称晋升都要求考外语，也促进了知识阶层人员的业余外语教育。

3.7语言方面的高等教育

1977年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与语言有关的汉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专业在高等教育本科、专科开设中国语言课程。其中“现代汉语”课程比较普遍，“古代汉语”课程在中国语言文学系统比较普遍，“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本科层次比较普遍。

几乎同时，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生招生也迅速发展。根据笔者初步统计，2000年全国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语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7个、28个；“汉语”（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1个、58个；“民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专业语言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个、8个。

3.8语言理论的重视和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继续发展，人们对语言理论的作用在认识上逐渐提高，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进入高潮。

1980年教育部确定把“语言学概论”作为高校必修课程。20世纪末期中国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成“汉语言文字学”，增加“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1992年李行健《语言研究的现实呼唤语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语文研究》第3期)等文章强调语言理论建设的迫切意义。

1994年伍铁平强调“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见《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何九盈说“轻视理论的倾向，至今仍然有极大的市场，这是值得担心的。”（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42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许嘉璐《面对新世纪的我国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正是语言学发挥作用的时刻，也是语言学家观察语言变化，从应用中发现语言理论努力方向的大好机会”，除了继续加强语言本体研究以外，“还需要在语言理论、语言学研究方法和语言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1999年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我觉得面对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应该增强理论意识，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同时在业内大力提倡语言理论修养的提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

1999年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语文建设》第2期），2000年徐越《对“语言学概论”教学的再认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扬1958年到1959年《中国语文》关于“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的讨论精神，强调在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中重视语言理论的普及和教育，加强语言理论研究。从1994年到2000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主持编辑《语言理论教师通讯》(从2001年第15期开始改名《语言理论通讯》)内部刊物14期，促进了语言理论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沟通，引起许多同行专家建议成立“中国语言理论学会”。

这个时期还召开了专门的语言理论会议：1982、1985、1987年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召开“二市一省理论语言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湖南邵阳召开“语言理论教学语研究及同四化关系讨论会”。1987年在南昌召开“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

1988年在太原召开“第一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持续到1998年一共召开了6届“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在主持组织“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的同时，持续到1997年，上海大学余志鸿主编了《现代语言学》内部刊物38期。

从1984年到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萧国政主编了数期《语言学通讯》内部刊物，发表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语言学思想。

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思维”、“语言的性质”、“语言的起源”、“汉语的亲属语言关系”、“文字和汉字性质”、“字母、字和词的关系”、“语言学的性质”、“语言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正词法和词式书写”等讨论。出版了不少理论专著,例如:陈保亚的《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徐通锵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3.9语言理论教材

这个时期先后出版的语言理论教材有42部。

1981年：李兆同、徐思益主编《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版），马学良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修订）。

1983年：王振昆等《语言学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宋振华、刘伶《语言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年：王振昆、谢文庆《语言学基础讲话》（南开大学出版社）、刘伶等主编《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修订），戈弋、王振昆《语言学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戴炜栋等《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修订）。

1985年：张静《语言简论》（河南人民出版社），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戚雨村主编《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年：陈长茂《基础语言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年：王德春《语言学教程(语言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修订），郭谷兮主编《语言学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雷友梧主编《语言理论纲要》（江西教育出版社），倪立民等《语言学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弗同主编《理论语言学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刚《普通语言学基础》（湖南教育出版社）

，石安石、詹人凤《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壮麟等主编《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徐思益《语言学简明教程》（新疆教育出版社），陈林华《语言学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年：丁金国《语言学基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高继平、高育寒《新编语言学概论》（辽沈书社）。

1991年：孙维张、刘富华《语言学概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年：叶宝奎《语言学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邢公畹《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1993年：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余志鸿、黄国营主编《语言学概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刘冬冰、刘宏主编《简明语言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杨茂勋《普通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岑运强主编《语言学基础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文字原理（语言理论）》（岳麓书社，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刘耀武《普通语言学教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马学良、瞿蔼堂主编《普通语言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王红旗《语言学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8年：李宇明主编《理论语言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骆晓所主编《现代语言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周静、刘冬冰主编《语言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这些教材许多是用专著的方式写的，没有采用集体合作编写的方式。这说明这门课程的建设本身不很成熟，缺乏集体性的专业工作队伍进行建设。另外，普遍出现与现代汉语等具体语言课程的教材内容雷同的现象，没有明确把目标定位在宏观理论上。伍铁平、余志鸿、彭泽润等分别主持编写的教材，理论性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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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语文教学论文范文第5篇

中国的语言研究历史悠久，从书面语的角度对语言的语音和文字两种形式的系统做过突出的研究，但是具有系统的语言理论意识比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通过引进、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语言学。但是，相对来说，研究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等具体语言的人多，自觉地进行普遍理论探讨的人少。理论成就有，但是理论意识比较弱，理论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与文学理论比较，“语言理论”研究几乎没有专业研究队伍，“理论语言学”简直没有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理论几乎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也没有相应的专门的学术组织。

不过，到了20世纪末期，重视语言理论研究和普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语言理论课程得到越来越的大学的重视。

语言不能离开社会，社会不能缺少语言教育。20世纪中国的理论语言学，伴随着中国社会、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的发展而成长。20世纪的中国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愚昧、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没有被落后的社会现状吓倒，而是从各个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封建社会的结束，自然会引起落后的语言生活的变革。Www.133229.cOM

20世纪的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在面向现实、正视活的口头语言方面，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纪的语言变革和实践，使中国人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语言生活。面对现代化的语言生活，有的人清醒，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兴奋，有的人痛苦，有的人留念，有的人超前，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进。虽然在改变旧习惯的过程中，各种心态会出现，动力和阻力会同时产生，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挡语言现代化的车轮，没有人不承认语言信息处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语言生活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语言生活的质量大大改善了。

下面我们对20世纪中国语言生活、语言教育和语言理论分成3个阶段做概要的论述。关于20世纪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分语言性质和功能、语言结构、语言发展、语言研究方法4个专题另外讨论。

1949年以前的50年

1.1中国的内部语言生活的发展

封建社会结束以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中国语言（主要是汉语）生活特别是语言教育发生了几千年以来的巨大变化。1913年成立国语语音统一研究组织，1918年公布了国语的“注音字母”，1919年公布现代标点符号，1920年小学废除文言的国文教学，采用白话的国语教学，192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30年代前后为了打击文言复古势力，配合拉丁化新汉字在中国大地奇迹一样地传播、应用的形势，开展了大众语运动。1941年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具有音素文字性质的新汉字跟具有语素文字性质的旧汉字都具有法律效力。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以前很少有人关心。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袁家骅、马学良等开始进行调查。

1.2中国的外语教育

伴随清朝政府的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振兴计划，中国从1903年开始在中学以上的教育中开设外语课程。从1911年孙中山发动的推翻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一直保持这种外语教育的制度。在受到外国人欺负的情况下，中国从清朝末期的1870年到1949年解放，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外国留学。这些条件给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不同语言，形成语言分析的敏感能力，学习外国语言理论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机会。

1.3语言理论研究

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1923年出版中国第一本语言理论著作：乐嗣炳《语言学大意》（中华书局，北京）。以后有王古鲁、沈步洲、张世禄等的著作。探讨汉语理论的有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北京）以及其他论文。1938到1943年在语言大众化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关心中国语言的现实特点，开展了语法研究革新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在国语推广的背景下，汉语方言学也得到蓬勃发展，使现实的活语言的研究得到广泛的重视。

1949年以后的30年

2.1中国内部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担任主席。1950年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管理机构成立。1955年国家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现代北京话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的标准地位，制止文言、方言等破坏它的纯洁性，并且提出改进和制订新文字来有效地书写这样的汉语。

中国内部的汉语教育从50年代开始用“语文”的名称。其中1956年到1958年学习苏联把“语言”和“文学”分开教学。1955年确定和推广“普通话”。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在20世纪民间试行50年的基础上，1955年《光明日报》带头，1981年国务院文书处理办法规定，汉语正式采用横向排版和书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10年，中国语言生活在狂暴的“革命口号”中几乎窒息，人们都不敢说话。

中国对外汉语教育1950年到1965年开始发展。后来中断。1972年恢复。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从1950年开始得到全面重视。1952年成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为了识别民族和了解民族分布，制定民族语言政策，特别是为了给没有文字的语言制定文字，王均、王辅世、陈士林、喻世长、岑麒祥、高华年、严学窘、傅懋责力、罗季光、金鹏等进行了田野调查。

195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又派遣700多人组成的7个工作队深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语言。他们到1959年完成了42个民族的语言普查工作。1962年机构调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2.2中国的外语教育

1949年以后，由于新中国学习苏联，特别重视跟苏联的往来，外语教育几乎变成俄语教育。1957年又开始注意发展西方语言教育，1964年把英语作为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1966年以后中断。1970年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外语教育才得到恢复。

2.3语言理论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在中国发表以后，语言理论普遍成为高等学校与语言相关的专业的必修课程，高名凯、岑麒祥、石安石、罗常培、王均、朱星、宋振华、方光焘等出版了有关教材和专著。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言语”、“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共同语的标准化”、“语言混合和语言融合(替换)”、“词义和概念”、“词的辨别”等讨论。

1976年以后的20年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1966年以来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会议召开，全国科学会议、教育会议分别召开。中国进入20世纪的改革开放的20年，一切蓬勃发展。

3.1语言研究阵地

这个时期国家对语言工作的管理更加全面、深入。1985年为了扩大机构的职能，国务院决定把“中国文字工作委员会”改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制定了新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除了继续原来的工作以外，增加了对信息处理等领域的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管理任务，强调规范化、标准化、法律化。同时，一些研究机构也成立。

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成立。1981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在厦门成立。1994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北京成立。

这个时期一大批语言学刊物出现。1978年《中国语文》刊物恢复。1979年《方言》、《语言教学和研究》，1980年《语文研究》，1981年《语言研究》、《汉语学习》，1982年《修辞学习》，1986年《语文建设》，1988年《古汉语研究》，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当代语言学》，2000年《语言》创办。

3.2汉语生活

这个时期以北京话为核心基础的汉语，作为国语在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中充分体现了它的共同语地位和口语地位。语言生活现代化、国际化的速度更加迅速。跟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语言生活相比，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国家制定和颁布的系列规定、标准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1977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联合国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正式出版代表国家水平的最先具有明确的汉语“词”意识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公布国家标准《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中国专有名称的国际标准。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988年颁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95年确定和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psc）”。1996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颁布)成为国家标准。1998年确定每年9月第3个星期作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3.3汉语教育

这个时期中国的语文教育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受到的批评较多。虽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口语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对口语和口语教育的重视仍然不够。小学拼音教学一直没有采用“正词法”，例如把“一会儿yīhuìr”死板地对照汉字错误地拼成“yīhuìér”。小学汉字教学没有建立在词汇教学这个基础上，“字”和“词”混淆的现象，无论是教材、教师，还是学生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对“口语”以及口语中的“词”的基础地位的正确认识，汉语规范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由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只能是有自己系统的北京方言，而错误地含糊地把一个多系统的“北方话”当做虚幻的基础方言，导致共同语标准不明确、不严格，以至白话文到了20世纪末期仍然有人随意混杂不少文言和方言成份，一定程度上出现书面语和口语脱节的局面。例如，英语一个“of”，汉语说的是“的”，写的可能是“之”；英语一个“this”，汉语说的是“这”，写的可能是“此”。有人甚至在教学中，把这种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脱节现象当做修辞技巧加以肯定、提倡。

“语文”教学没有很好地对课文进行规范，没有对生活必须的现代汉语能力进行重点培养，而把时间过多地浪费在文言文教学中。有些语文老师自己就不会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只能用方言教语文，用夹杂方言和文言的白话写文章。就连“大学语文”课程也仍然把许多精力花在文言文这种死语言上面，仍然不很重视现实中的活语言教育，不能有效地提高广大大学生的现实语文能力。

但是，从1982年开始推广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言教学实验，在黑龙江等地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极大地发挥了汉语拼音的对内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psc）制度，虽然比英语水平考试（ept）、汉语水平考试（hsc）两个制度的推行要晚，但是，它对于广大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现代汉语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重要保证。

3.4对外汉语教育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蓬勃发展。1983年成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1987年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1985年制定《汉语水平考试（hsk）大纲》（现代出版社）并且实施汉语水平考试制度。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律采用“生词”教学模式，与对内汉语教学中的“生字”教学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推动中国词典、词意识的不断完善，对汉语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3.5少数民族语言生活、教学和研究

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中80年代以前有文字的民族用民族语言教学，没有的用汉语教学。80年代以后普遍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就是在低年级用民族语言，高年级用汉语，这就兼顾了用母语提前开发儿童智力和在生活中沟通全国通用语言两个方面。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这个时期得到深入研究。1979年成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创办《民族语文》。1979年“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到1985年改名“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语言研究室和《民族语文》联合成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突出语言在民族研究中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这个时期先后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新文字使用总结”、“少数民族方言和空白语言研究”。

3.6外语教育

1978年教育部召开外语教育座谈会，使外语教育进入飞速发展时期。20多年中，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学到小学外语教学迅速发展。中学、大学几乎普及了英语教学。在hsk实施以前，国家就要求大学生必须通过英语水平等级考试，本科必须达到4级。在大学的专业外语教育中，以英语为主，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越南语等30多种对中国重要的语言也没有忽视。由于各种升学考试和职称晋升都要求考外语，也促进了知识阶层人员的业余外语教育。

3.7语言方面的高等教育

1977年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与语言有关的汉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专业在高等教育本科、专科开设中国语言课程。其中“现代汉语”课程比较普遍，“古代汉语”课程在中国语言文学系统比较普遍，“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本科层次比较普遍。

几乎同时，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生招生也迅速发展。根据笔者初步统计，2000年全国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语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7个、28个；“汉语”（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1个、58个；“民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专业语言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个、8个。

3.8语言理论的重视和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继续发展，人们对语言理论的作用在认识上逐渐提高，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进入高潮。

1980年教育部确定把“语言学概论”作为高校必修课程。20世纪末期中国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成“汉语言文字学”，增加“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1992年李行健《语言研究的现实呼唤语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语文研究》第3期)等文章强调语言理论建设的迫切意义。

1994年伍铁平强调“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见《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何九盈说“轻视理论的倾向，至今仍然有极大的市场，这是值得担心的。”（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42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许嘉璐《面对新世纪的我国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正是语言学发挥作用的时刻，也是语言学家观察语言变化，从应用中发现语言理论努力方向的大好机会”，除了继续加强语言本体研究以外，“还需要在语言理论、语言学研究方法和语言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1999年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我觉得面对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应该增强理论意识，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同时在业内大力提倡语言理论修养的提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

1999年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语文建设》第2期），2000年徐越《对“语言学概论”教学的再认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扬1958年到1959年《中国语文》关于“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的讨论精神，强调在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中重视语言理论的普及和教育，加强语言理论研究。从1994年到2000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主持编辑《语言理论教师通讯》(从2001年第15期开始改名《语言理论通讯》)内部刊物14期，促进了语言理论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沟通，引起许多同行专家建议成立“中国语言理论学会”。

这个时期还召开了专门的语言理论会议：1982、1985、1987年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召开“二市一省理论语言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湖南邵阳召开“语言理论教学语研究及同四化关系讨论会”。1987年在南昌召开“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

1988年在太原召开“第一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持续到1998年一共召开了6届“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在主持组织“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的同时，持续到1997年，上海大学余志鸿主编了《现代语言学》内部刊物38期。

从1984年到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萧国政主编了数期《语言学通讯》内部刊物，发表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语言学思想。

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思维”、“语言的性质”、“语言的起源”、“汉语的亲属语言关系”、“文字和汉字性质”、“字母、字和词的关系”、“语言学的性质”、“语言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正词法和词式书写”等讨论。出版了不少理论专著,例如:陈保亚的《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徐通锵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3.9语言理论教材

这个时期先后出版的语言理论教材有42部。

1981年：李兆同、徐思益主编《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版），马学良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修订）。

1983年：王振昆等《语言学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宋振华、刘伶《语言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年：王振昆、谢文庆《语言学基础讲话》（南开大学出版社）、刘伶等主编《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修订），戈弋、王振昆《语言学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戴炜栋等《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修订）。

1985年：张静《语言简论》（河南人民出版社），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戚雨村主编《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年：陈长茂《基础语言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年：王德春《语言学教程(语言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修订），郭谷兮主编《语言学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雷友梧主编《语言理论纲要》（江西教育出版社），倪立民等《语言学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弗同主编《理论语言学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刚《普通语言学基础》（湖南教育出版社）

，石安石、詹人凤《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壮麟等主编《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徐思益《语言学简明教程》（新疆教育出版社），陈林华《语言学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年：丁金国《语言学基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高继平、高育寒《新编语言学概论》（辽沈书社）。

1991年：孙维张、刘富华《语言学概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年：叶宝奎《语言学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邢公畹《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1993年：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余志鸿、黄国营主编《语言学概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刘冬冰、刘宏主编《简明语言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杨茂勋《普通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岑运强主编《语言学基础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文字原理（语言理论）》（岳麓书社，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刘耀武《普通语言学教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马学良、瞿蔼堂主编《普通语言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王红旗《语言学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8年：李宇明主编《理论语言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骆晓所主编《现代语言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周静、刘冬冰主编《语言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这些教材许多是用专著的方式写的，没有采用集体合作编写的方式。这说明这门课程的建设本身不很成熟，缺乏集体性的专业工作队伍进行建设。另外，普遍出现与现代汉语等具体语言课程的教材内容雷同的现象，没有明确把目标定位在宏观理论上。伍铁平、余志鸿、彭泽润等分别主持编写的教材，理论性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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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语文教学论文范文第6篇

中国的语言研究历史悠久，从书面语的角度对语言的语音和文字两种形式的系统做过突出的研究，但是具有系统的语言理论意识比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通过引进、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语言学。但是，相对来说，研究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等具体语言的人多，自觉地进行普遍理论探讨的人少。理论成就有，但是理论意识比较弱，理论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与文学理论比较，“语言理论”研究几乎没有专业研究队伍，“理论语言学”简直没有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理论几乎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也没有相应的专门的学术组织。

不过，到了20世纪末期，重视语言理论研究和普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语言理论课程得到越来越的大学的重视。

语言不能离开社会，社会不能缺少语言教育。20世纪中国的理论语言学，伴随着中国社会、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的发展而成长。20世纪的中国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愚昧、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没有被落后的社会现状吓倒，而是从各个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封建社会的结束，自然会引起落后的语言生活的变革。

20世纪的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在面向现实、正视活的口头语言方面，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纪的语言变革和实践，使中国人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语言生活。面对现代化的语言生活，有的人清醒，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兴奋，有的人痛苦，有的人留念，有的人超前，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进。虽然在改变旧习惯的过程中，各种心态会出现，动力和阻力会同时产生，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挡语言现代化的车轮，没有人不承认语言信息处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语言生活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语言生活的质量大大改善了。

下面我们对20世纪中国语言生活、语言教育和语言理论分成3个阶段做概要的论述。关于20世纪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分语言性质和功能、语言结构、语言发展、语言研究方法4个专题另外讨论。

1949年以前的50年

1.1中国的内部语言生活的发展

封建社会结束以后,特别是在中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中国语言（主要是汉语）生活特别是语言教育发生了几千年以来的巨大变化。1913年成立国语语音统一研究组织，1918年公布了国语的“注音字母”，1919年公布现代标点符号，1920年小学废除文言的国文教学，采用白话的国语教学，192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30年代前后为了打击文言复古势力，配合拉丁化新汉字在中国大地奇迹一样地传播、应用的形势，开展了大众语运动。1941年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具有音素文字性质的新汉字跟具有语素文字性质的旧汉字都具有法律效力。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以前很少有人关心。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袁家骅、马学良等开始进行调查。

1.2中国的外语教育

伴随清朝政府的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振兴计划，中国从1903年开始在中学以上的教育中开设外语课程。从1911年孙中山发动的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一直保持这种外语教育的制度。在受到外国人欺负的情况下，中国从清朝末期的1870年到1949年解放，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外国留学。这些条件给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不同语言，形成语言分析的敏感能力，学习外国语言理论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机会。

1.3语言理论研究

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1923年出版中国第一本语言理论著作：乐嗣炳《语言学大意》（中华书局，北京）。以后有王古鲁、沈步洲、张世禄等的著作。探讨汉语理论的有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北京）以及其他论文。1938到1943年在语言大众化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关心中国语言的现实特点，开展了语法研究革新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在国语推广的背景下，汉语方言学也得到蓬勃发展，使现实的活语言的研究得到广泛的重视。

1949年以后的30年

2.1中国内部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担任主席。1950年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管理机构成立。1955年国家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现代北京话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的标准地位，制止文言、方言等破坏它的纯洁性，并且提出改进和制订新文字来有效地书写这样的汉语。

中国内部的汉语教育从50年代开始用“语文”的名称。其中1956年到1958年学习苏联把“语言”和“文学”分开教学。1955年确定和推广“普通话”。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在20世纪民间试行50年的基础上，1955年《光明日报》带头，1981年国务院文书处理办法规定，汉语正式采用横向排版和书写。1966年开始以后的10年，中国语言生活在狂暴的“革命口号”中几乎窒息，人们都不敢说话。

中国对外汉语教育1950年到1965年开始发展。后来中断。1972年恢复。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从1950年开始得到全面重视。1952年成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为了识别民族和了解民族分布，制定民族语言政策，特别是为了给没有文字的语言制定文字，王均、王辅世、陈士林、喻世长、岑麒祥、高华年、严学窘、傅懋责力、罗季光、金鹏等进行了田野调查。

195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又派遣700多人组成的7个工作队深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语言。他们到1959年完成了42个民族的语言普查工作。1962年机构调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2.2中国的外语教育

1949年以后，由于新中国学习苏联，特别重视跟苏联的往来，外语教育几乎变成俄语教育。1957年又开始注意发展西方语言教育，1964年把英语作为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1966年以后中断。1970年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外语教育才得到恢复。

2.3语言理论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在中国发表以后，语言理论普遍成为高等学校与语言相关的专业的必修课程，高名凯、岑麒祥、石安石、罗常培、王均、朱星、宋振华、方光焘等出版了有关教材和专著。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言语”、“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共同语的标准化”、“语言混合和语言融合(替换)”、“词义和概念”、“词的辨别”等讨论。

1976年以后的20年

1976年粉碎“”，结束了1966年以来的“”。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会议召开，全国科学会议、教育会议分别召开。中国进入20世纪的改革开放的20年，一切蓬勃发展。

3.1语言研究阵地

这个时期国家对语言工作的管理更加全面、深入。1985年为了扩大机构的职能，国务院决定把“中国文字工作委员会”改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制定了新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除了继续原来的工作以外，增加了对信息处理等领域的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管理任务，强调规范化、标准化、法律化。同时，一些研究机构也成立。

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成立。1981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在厦门成立。1994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北京成立。

这个时期一大批语言学刊物出现。1978年《中国语文》刊物恢复。1979年《方言》、《语言教学和研究》，1980年《语文研究》，1981年《语言研究》、《汉语学习》，1982年《修辞学习》，1986年《语文建设》，1988年《古汉语研究》，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当代语言学》，2000年《语言》创办。

3.2汉语生活

这个时期以北京话为核心基础的汉语，作为国语在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中充分体现了它的共同语地位和口语地位。语言生活现代化、国际化的速度更加迅速。跟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语言生活相比，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国家制定和颁布的系列规定、标准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1977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联合国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正式出版代表国家水平的最先具有明确的汉语“词”意识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公布国家标准《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中国专有名称的国际标准。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988年颁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95年确定和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psc）”。1996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颁布)成为国家标准。1998年确定每年9月第3个星期作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3.3汉语教育

这个时期中国的语文教育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受到的批评较多。虽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口语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对口语和口语教育的重视仍然不够。小学拼音教学一直没有采用“正词法”，例如把“一会儿yīhuìr”死板地对照汉字错误地拼成“yīhuìér”。小学汉字教学没有建立在词汇教学这个基础上，“字”和“词”混淆的现象，无论是教材、教师，还是学生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对“口语”以及口语中的“词”的基础地位的正确认识，汉语规范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由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只能是有自己系统的北京方言，而错误地含糊地把一个多系统的“北方话”当做虚幻的基础方言，导致共同语标准不明确、不严格，以至白话文到了20世纪末期仍然有人随意混杂不少文言和方言成份，一定程度上出现书面语和口语脱节的局面。例如，英语一个“of”，汉语说的是“的”，写的可能是“之”；英语一个“this”，汉语说的是“这”，写的可能是“此”。有人甚至在教学中，把这种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脱节现象当做修辞技巧加以肯定、提倡。

“语文”教学没有很好地对课文进行规范，没有对生活必须的现代汉语能力进行重点培养，而把时间过多地浪费在文言文教学中。有些语文老师自己就不会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只能用方言教语文，用夹杂方言和文言的白话写文章。就连“大学语文”课程也仍然把许多精力花在文言文这种死语言上面，仍然不很重视现实中的活语言教育，不能有效地提高广大大学生的现实语文能力。

但是，从1982年开始推广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言教学实验，在黑龙江等地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极大地发挥了汉语拼音的对内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psc）制度，虽然比英语水平考试（ept）、汉语水平考试（hsc）两个制度的推行要晚，但是，它对于广大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现代汉语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重要保证。

3.4对外汉语教育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蓬勃发展。1983年成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1987年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1985年制定《汉语水平考试（hsk）大纲》（现代出版社）并且实施汉语水平考试制度。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律采用“生词”教学模式，与对内汉语教学中的“生字”教学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推动中国词典、词意识的不断完善，对汉语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3.5少数民族语言生活、教学和研究

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中80年代以前有文字的民族用民族语言教学，没有的用汉语教学。80年代以后普遍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就是在低年级用民族语言，高年级用汉语，这就兼顾了用母语提前开发儿童智力和在生活中沟通全国通用语言两个方面。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这个时期得到深入研究。1979年成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创办《民族语文》。1979年“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到1985年改名“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语言研究室和《民族语文》联合成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突出语言在民族研究中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这个时期先后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新文字使用总结”、“少数民族方言和空白语言研究”。

3.6外语教育

1978年教育部召开外语教育座谈会，使外语教育进入飞速发展时期。20多年中，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学到小学外语教学迅速发展。中学、大学几乎普及了英语教学。在hsk实施以前，国家就要求大学生必须通过英语水平等级考试，本科必须达到4级。在大学的专业外语教育中，以英语为主，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越南语等30多种对中国重要的语言也没有忽视。由于各种升学考试和职称晋升都要求考外语，也促进了知识阶层人员的业余外语教育。

3.7语言方面的高等教育

1977年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与语言有关的汉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专业在高等教育本科、专科开设中国语言课程。其中“现代汉语”课程比较普遍，“古代汉语”课程在中国语言文学系统比较普遍，“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本科层次比较普遍。

几乎同时，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生招生也迅速发展。根据笔者初步统计，2000年全国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语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7个、28个；“汉语”（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1个、58个；“民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专业语言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个、8个。

3.8语言理论的重视和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继续发展，人们对语言理论的作用在认识上逐渐提高，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进入高潮。

1980年教育部确定把“语言学概论”作为高校必修课程。20世纪末期中国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成“汉语言文字学”，增加“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1992年李行健《语言研究的现实呼唤语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语文研究》第3期)等文章强调语言理论建设的迫切意义。

1994年伍铁平强调“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见《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何九盈说“轻视理论的倾向，至今仍然有极大的市场，这是值得担心的。”（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42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许嘉璐《面对新世纪的我国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正是语言学发挥作用的时刻，也是语言学家观察语言变化，从应用中发现语言理论努力方向的大好机会”，除了继续加强语言本体研究以外，“还需要在语言理论、语言学研究方法和语言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1999年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我觉得面对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应该增强理论意识，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同时在业内大力提倡语言理论修养的提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

1999年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语文建设》第2期），2000年徐越《对“语言学概论”教学的再认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扬1958年到1959年《中国语文》关于“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的讨论精神，强调在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中重视语言理论的普及和教育，加强语言理论研究。从1994年到2000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主持编辑《语言理论教师通讯》(从2001年第15期开始改名《语言理论通讯》)内部刊物14期，促进了语言理论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沟通，引起许多同行专家建议成立“中国语言理论学会”。

这个时期还召开了专门的语言理论会议：1982、1985、1987年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召开“二市一省理论语言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湖南邵阳召开“语言理论教学语研究及同四化关系讨论会”。1987年在南昌召开“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

1988年在太原召开“第一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持续到1998年一共召开了6届“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在主持组织“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的同时，持续到1997年，上海大学余志鸿主编了《现代语言学》内部刊物38期。

从1984年到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萧国政主编了数期《语言学通讯》内部刊物，发表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语言学思想。

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思维”、“语言的性质”、“语言的起源”、“汉语的亲属语言关系”、“文字和汉字性质”、“字母、字和词的关系”、“语言学的性质”、“语言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正词法和词式书写”等讨论。出版了不少理论专著,例如:陈保亚的《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徐通锵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3.9语言理论教材

这个时期先后出版的语言理论教材有42部。

1981年：李兆同、徐思益主编《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版），马学良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修订）。

1983年：王振昆等《语言学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宋振华、刘伶《语言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年：王振昆、谢文庆《语言学基础讲话》（南开大学出版社）、刘伶等主编《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修订），戈弋、王振昆《语言学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戴炜栋等《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修订）。

1985年：张静《语言简论》（河南人民出版社），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戚雨村主编《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年：陈长茂《基础语言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年：王德春《语言学教程(语言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修订），郭谷兮主编《语言学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雷友梧主编《语言理论纲要》（江西教育出版社），倪立民等《语言学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弗同主编《理论语言学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刚《普通语言学基础》（湖南教育出版社）

，石安石、詹人凤《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壮麟等主编《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徐思益《语言学简明教程》（新疆教育出版社），陈林华《语言学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年：丁金国《语言学基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高继平、高育寒《新编语言学概论》（辽沈书社）。

1991年：孙维张、刘富华《语言学概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年：叶宝奎《语言学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邢公畹《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1993年：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余志鸿、黄国营主编《语言学概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刘冬冰、刘宏主编《简明语言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杨茂勋《普通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岑运强主编《语言学基础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文字原理（语言理论）》（岳麓书社，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刘耀武《普通语言学教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马学良、瞿蔼堂主编《普通语言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王红旗《语言学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8年：李宇明主编《理论语言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骆晓所主编《现代语言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周静、刘冬冰主编《语言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这些教材许多是用专著的方式写的，没有采用集体合作编写的方式。这说明这门课程的建设本身不很成熟，缺乏集体性的专业工作队伍进行建设。另外，普遍出现与现代汉语等具体语言课程的教材内容雷同的现象，没有明确把目标定位在宏观理论上。伍铁平、余志鸿、彭泽润等分别主持编写的教材，理论性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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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张育泉.语文现代化概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人教版语文教学论文范文第7篇

一级学科

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代码

及名称

同等学力

加试科目

参考书目

0302

政治学

招生人数：

30

030201政治学理论

01社会变迁与政治发展

02公共政策与农村问题

03中西政治思想比较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01政治学基础

④801西方政治思想史 或802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注：701必考，

政治学理论和中外政治制度专业考801，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共党史专业考802。

①中共党史

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

（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高放、李景治、蒲国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5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 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4. 胡绳：《中国共产党7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030202中外政治制度

01当代中国政治与政府

02比较政治制度

03宪政制度与政府管理

030203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01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0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3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030204中共党史

01党的建设与当代中国发展

02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与实践

03安徽历史人物与中共党史

0501

中国语言

文学

招生人数：

30

050101文艺学

01文学基本理论

02中国古代文论

03文艺美学

04西方文论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02中国文学史或703现代汉语

④803 文学理论与外国文学史 或 804古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

注：文艺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考702和803，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考703和804。

①评论写作

②古代汉语或

写作

文艺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参考书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全四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版。

2.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4. 郑克鲁：《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参考书目：

1.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修订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郭锡良：《古代汉语》（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或王力《古代汉语》（一二册），中华书局，1999年第三版。

3.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王洪君、李娟修订），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1语言规范与对外汉语教学

02汉语语用学

03方言与文化

050103汉语言文字学

01汉语语法学与修辞学

02文字学与训诂学

03汉语方言学

050104中国古典文献学

01语言学文献研究

02文学文献与文化研究

03史学文献与文化研究

050105中国古代文学

01先秦文学

02唐宋诗词与诗学

03明清文学与文论

04近代文学与安徽文化

050106中国现当代文学

01中国现当代文学社团与流派研究

02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

03中国现当代戏剧与影视文学研究

04中国现当代诗歌散文研究

0501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1比较诗学

人教版语文教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歇后语；小学语文；教材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3）30―0086-02

歇后语是中国人民在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一种特殊语言形式，是一种短小、风趣、形象的语句。它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起“引子”作用，像谜语；后一部分起“后衬”的作用，像谜底，十分自然、贴切。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通常说出前半截，“歇”去后半截，就可以领会和猜想出它的本意，所以就称为歇后语。

本文主要通过搜集、整理我国各版本小学语文教材入编歇后语情况、分析该情况产生的原因，总结该情况对实践的启示作用。

一、我国各版本小学语文教材中歇后语入编情况调查与分析

为了解我国小学语文教材中歇后语的基本情况，现选择其中应用范围最广的三个版本：北师大版、苏教版、人教版，进行数据统计，并分别对小学语文这三个版本全十二册的语文天地、练习、语文园地（回顾*拓展）部分所编入的能够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六种语言形式的出现次数进行了统计，这六种语言形式包括歇后语、成语、谚语、古诗文、格言警句和对联。

1.各版本小学语文教材调查。北师大版教材这六个语言形式按出现次数由少到多依次为：歇后语0次；谚语、对联均3次；格言警句10次；成语14次；古诗文43次。这六种能体现传统文化的语言形式在此版本总共出现73次。该版本教材在一年级上册、五年级下册、六年级上下册中没有出现任何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形式，歇后语出现在全十二册中出现次数为“0”。由此可见，此版本存在过分重视古诗文的学习，而忽略歇后语重要性的现象。

苏教版六个语言形式的出现次数由少到多依次为：谚语1次；歇后语、对联2次；格言警句5次；古诗文31次；成语61次；总计101次。数据显示，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十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可以说传统文化贯穿于小学六个年级全十二册教材的始终。但是，该教材过度强调成语和古诗文的学习，使得其它语言形式出现的机会甚少，比如，歇后语和谚语等。因此，苏教版歇后语教学也存在着很大的发展空间。

人教版六个语言形式出现次数由少到多依次为：谚语2次；歇后语、对联均3次；格言警句9次；古诗文21次；成语31次，总计69次。此表在数据分布上显示出“整体均衡”的特点。歇后语在此教材中总共出现3次，对比之前两个版本有所增加，但其数量仍不足。

2.分析及结论。

（1）三个版本共同收录的能够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歇后语、成语、谚语、古诗文、格言警句，对联的总次数为243次。三个版本所收录歇后语、成语、谚语、古诗文、格言警句、对联句分别为：歇后语4次；成语106次；谚语6次；古诗文95次；格言警句24次；对联8次。歇后语，成语，谚语，古诗文，格言警句，对联分别占总收录数的比例约为：歇后语1.65%；成语43.62%；谚语2.47%；古诗文39.09%；格言警句9.88%；对联3.29%。

（2）在所选篇目中，成语出现的概率最高，其次是古诗文、格言警句、对联、谚语，而歇后语排在最末位，在概率上远远落后于成语及古诗文。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选的是全国应用最广的三个版本的歇后语数据统计，而其中北师大版的数据统计表格中竟然出现了歇后语总数据为“0”，即完全不收录歇后语的情况。

（3）北师大版小学语文教材全十二册尚未收录任何歇后语。苏教版四年级上册收录了以下歇后语，人教版收录的歇后语共十七则，相对丰富一些，但也非常有限。无论是只字未提的北师大版，还是相对较多的人教版，简简单单数则歇后语相对于广阔歇后语海洋，可谓沧海一粟，极难显现出歇后语独具魅力的语言形式。在重拾中国传统文化呼声渐高的如今，歇后语却似乎渐渐被教材“免疫”，被遗漏在历史的洪流中。

3.原因透析及实践启示。这三个版本虽然不能完全代表我国所有教材中歇后语的入编情况，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歇后语缺失的严重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来自多方面的：

（1）可能是来自于小学语文教材编写要求。小学语文语言文字要规范，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学生具有初步的听说读写能力，是小学语文教学的主要目的。这就必须地对语文教材的语言文字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做到严谨、规范。而歇后语这一语言形式过于鲜活，有时甚至打破常规，不如“成语”、“古诗文”等形式规范。

（2）这与小学生认识发展的特点有关。从时间范围说，儿童首先认识的是眼前和身边发生的事情，然后逐渐地知道过去的人和事。从空间范围说，儿童认识事物，一般是从家庭到学校再到社会，接触面逐渐扩大。因此，小学语文教材在编写过程中，不论识字、阅读还是作文，其内容的选编都应当做到由近及远，逐步扩展。而歇后语是经过千古传诵而发展至高度凝练的语言形式，往往需要更多的生活经验和文学功底才能够实现透彻的理解，这一点也导致歇后语不被广泛采用。

此外，不同版本教材的歇后语收录情况各有差异，这也代表着各个不同地区对文化的不同理解和重视程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歇后语在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收录。比如，北师大版在整体上不如人教版和苏教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因此歇后语完全未入编也是可想而知的。苏教版是三个版本中最能体现“传统”二字的小学语文教材，但是苏教版更加倾向于收录成语和古诗文这类形式较规范的语言形式。而人教版则综合了前两者的特点，追求较均衡的结构，以最宏观的方式呈现教材。

然而，不论是何种原因造成了歇后语的缺失，歇后语这一独特的语言形式都不应该被小学语文教学拒之于千里之外，因为其本身的独特性以及小学生群体的身心发展特点可以充分证明歇后语教学存在的必要和意义。

参考文献：

[1]蒋蓉.小学语文教学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

[2]唐作藩.中国语言文字学大辞典[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

[3]王岩.论汉语熟语的审美功能及其语用意义[J].汉字文化，2007，（6）.

[4]温端政.汉语语汇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

人教版语文教学论文范文第9篇

中国语文独立设科教育110周年之际，由上海师范大学李杏保教授领衔主编的《国文国语教育论典》（以下简称《论典》）隆重面世。是年，恰巧又恭逢上海师范大学60周年校庆，作为一名长期与李教授共事的语文教育研究工作者，我有幸见证如此盛事，不免往事历历，心潮澎湃。

李杏保先生1961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有18年中学语文教学的实践经验。从教伊始，他就常常光顾旧书店，搜罗夏D尊、叶圣陶、朱自清、罗常培、胡怀琛、朱光潜等语文教育前辈的著作。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于1962年就已搜集到时人并不熟知的王森然的著作《中学国文教学概要》（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始知其为刘志丹、谢子长的老师，同志则为中国王森然学术研究会的第一任会长），并倾心研读这部论著，萌生了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诚意。

1978年，他支教返沪，调入上海师范学院分院。在撰写《试论陶行知教育思想》论文时，无意中接触到大量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论文。不久，又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搜集到了大量民国时期的上千种教科书。于是，酝酿既久而一气挥就了《编纂〈中国新语文教育大系〉构想》。1984年，他与陈必祥等好友撰著了《语文教育发展史》；1986年，易名《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语文传统教育名家张志公乐为之题签），在云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实际上，这些已经吹响了我国语文教育史研究的集结号，同时，也擘画了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宏伟蓝图。

在随后的15年，杏保先生等在语文教育史的教育和研究方面筚路蓝缕地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荦荦大者，有著作《20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曾获1992年第六届全国图书金钥匙优胜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1999年被中国新闻出版署、中国版协教育图书研究委员会授予第一届全国教育优秀图书奖二等奖）、《语文学科教育参考资料类编》、《20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等。杏保先生在壮年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在当时的语文学科教育界，都可列为翘楚。今年，他年届古稀晋五，依然壮心不已，应语文出版社之诚邀，“新编”了《国文国语教育论典》，实在令人称道。

《论典》的另外两位主编方有林、徐林祥先生在语文教育史研究方面亦用力甚劬。方有林在上海师大虽然师从于我，但是在专业深造方面向李教授请益尤多。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吕叔湘语文教育思想研究》已正式出版，并获得学术界好评。徐林祥教授，是语文教育史研究专家顾黄初先生的入室弟子，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主持筹建并于2004年3月开通了中国语文教育网（http：//）。他的《历史追问：语文教育发展篇》，堪为语文教育史研究领域的佳作。

30多年前，上海师范学院（分院）建立的“民国教育资料库”，在孕育《20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方面功不可没。近年来，上海师范大学十分注重近代教育资料的搜集和开发，校图书馆在合并了原上海师院分院（现为上海师大奉贤校区）后，进一步建成了具有师范教育特色的“教师教育资源库”，包括“中小学教材资源库”“民国教育期刊电子资源库”等，为语文教育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更为扎实的史料支撑。这些，将为《论典》的再度开发和完善，提供必要的条件。

语文出版社为语文教育事业做了一件大好事。复兴中华国文国语教育梦，是中华语文教育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梦”“中华文化复兴梦”的必要条件。《论典》这部典范文献，将久远地迸射中华近现代语文教育的灿烂光辉。

为了更好地发挥《论典》的典范作用，倡议围绕《论典》的出版，语文出版社还可以联合相关出版社、语文类学术期刊，引导定期开展全国性的《论典》研读活动，团结和吸引有志于语文教育史研究的同道，不断拓展和深化语文教育史的学科研究，不断涌现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或结集出版，或在相关杂志上刊载，或在网络上发表……假以时日，语文教育史研究的史料将更为丰富，研究力量将不断涌现和集聚，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将不断注入凝重的文化历史积淀。

人教版语文教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始于2004年秋的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设置从试点到现在己经整三年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程标准》)在“课程目标”和“实施建议”中阐述了高中语文选修课的规划和建议，把语文课改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较之以前出台的有关选修课的规定（例如1996年版《全国普通中学语文教学大纟纲>)具有无可比拟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它颠覆了几十年来甚至上百年来我们对于语文教材、语文教法以及语文学法的观念，对于整个语文教育界来讲，堪称震撼也必然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这次语文课程改革中提出高中语文选修课的构想并对之下了很大的功力。于是高中语文选修课的设置也成为本次课改的一个亮点，语文选修教材也成为热点问题之一。当下的语文选修教材都有哪些新的特点、选修教材怎样编制才更合理、如何合理地利用语文选修教材等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笔者试就目前通过审查出版的五家出版社的高中语文选修教材谈谈自己的一些浅显的看法。

二、高中语文教材所呈现出的新特点

(一)教材编写理念的创新性

根据《课程标准》“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地发展”;“遵循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相统一的原则，构建开放、有序的语文课程”的基本理念11，选修教材是从不同侧面来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有的侧重语文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语言文字应用》、《演讲与辩论》、《文章写作与修改》等等;有的侧重阅读鉴赏能力的培养，例如五家出版社都出版的关于古代诗歌、现代诗歌等教材。本次语文选修教材的编写，各家编写者都注重了对学生的素质教育。语文学科在学生的素质教育过程中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己经出版的这几套语文选修教材就是从这一点出发，将语文学习延伸到一个更宽广的范围。例如有的选修教材着力于学生的传统文化底蕴的培养，立足于帮助学生陶冶心灵、蓄志养气、崇美扬善、怡情悦性。在这一点上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选修教材体现的尤为明显，出版的《先秦诸子选读》、《中国文化经典研读》、《外国文化经典研读》、《中国民俗文化》等一系列教材，对促进学生知、情、意全面发展方面是很有帮助的，而这些也恰恰是学生的素质教育中所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时本次选修教材的编写也为学生和老师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空间。不同的学生根据自己的原有基础、自身发展方向和学习兴趣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教材。

(二)教材开发种类的多样化

《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了“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设计五个系列:诗歌与散文、小说与戏剧、新闻与传记、语言文字应用、文化论著研读”111。根据这五个系列，己经有五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各自的选修教材，分别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其教材名称更可谓是“百花齐放”，具体如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外国诗歌散文欣赏》、《中国小说欣赏》、《外国小说欣赏》、《中外戏剧名作欣赏》、《影视名作欣赏》、《新闻阅读与实践》、《中外传记作品选读》、《语言文字应用》、《演讲与辩论》、《文章写作与修改》、《先秦诸子选读》、《中国文化经典研i读〉、《外国文化经典研读》、《中国民俗文化》(共16种）

江苏教育出版社:《现代诗歌选读》、《唐诗宋词选读》、《现代散文选读》、《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短篇小说选读》、《〈红楼梦〉选读》、《中外戏剧名著选读》、《新闻阅读与写作》、《传记选读》、《实用阅读》、《写作》、《语言规范与创新》、《当代语言生活》、《论孟选读》、《〈史记〉选读》、《鲁迅作品选读》(共16种）

语文出版社:《唐诗宋词选读》、《中外现代诗歌欣赏》、《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中国现当代散文鉴赏》、《〈红楼梦〉选读》、《外国优秀短篇小说欣赏》、《中外名剧选读》、《经典电影作品选读》、《新闻阅读与写作》、《名人传记选读》、《汉语学习与应用》、《演讲与辩论》、《写作基础》、《〈论语〉选读》(共14种）。

广东教育出版社:《唐诗宋词元散曲选读》、《唐宋散文选读》、《中国现代诗歌选读》、《中国现代散文选读》、《短篇小说欣赏》、《戏剧欣赏》、《电影文学欣赏》、《中国现当代小说选读》、《新闻阅读与写作》、《传记选读》、《说话的艺术》、《语言文字规范与应用》、《常用文体写作》、《〈论语〉选读》、《先秦诸子百家名著选读》(共15种）

山东人民出版社:《中国现当代诗歌选读》、《中国现当代小说选读》、《唐诗宋词选读》、《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中国古代小说选读》、《19世纪欧美经典小说选读》、《莎士比亚戏剧选读》、《〈史记〉选读》、《比喻与创新思维》、《语言的应用》、《〈论语〉〈孟子〉选读》(共10种）。

不难看出，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各家出版机构可谓是铆足了劲要赶高中语文选修教材这班车。参编机构如此之多、教材数量如此之大、种类如此之繁，这在我国语文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无论是对展而言，选修教材的开发和投入使用无疑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三)教材编制方式的灵活性

我国现在的语文选修教材的编写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初步形成了“文学鉴赏”、“语言应用”、“理解探究”三个大类。这三大类教材的编制也借鉴了外国的先进经验，例如我们更加注重专题的设置以及对于语言的实际应用的水平，増加了很多语言实践的内容。同时，广大的语文教材的编写者也都在努力遵循汉语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在语文选修教材、在编写方式上突破了以往的单一模式，追求个性特色。

第一，有合编，有分编。以“诗歌与散文系列”为例我们可以看出，有的是采取了“合编”的方式，即时间跨度大、内容涵盖面广、涉及的作家较多。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外国诗歌散文欣赏》就是采取的这种合编的方式;而有的出版机构则采取了“分编”的模式，即时间跨度上相对集中，题材也分得更细了：即在古代小说中再细分出某一文学体裁，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单列一两个朝代，比如除人民教育出版社之外的其他四家出版机构，均编有《唐诗宋词选读》一册(广东教育出版社的名称为《唐诗宋词元散曲选谱>)。

第二，有统编，有专编。“统编”用在这里是相对于“专编”而言。统编即各种作家作品统一编写成一本教材。以“小说与戏剧”模块为例，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国小说欣赏》、《外国小说欣赏》、《中外戏剧名作欣赏》、《影视名作欣赏》都属于统编的范围，而其他四家出版社则针对某一两本名著编有专门的教材，或者是以某个经典作家为主要内容编写教材。例如上文列出的江苏教育出版社的《〈红楼梦〉选读》、《论孟选读》、《〈史记〉选读》、《鲁迅作品选读》等。

第三，教材内部单元编排各有特色。在选修教材单元的编制上更是非常灵活，多种多样，可以说完全突破了以往教材编写的条条框框，也能够体现出编写者的匠心独具。同时古代诗歌散文系列的唐诗宋词，有的是按照诗歌史为线索进行单元编排^其覆盖的面也比较广，山东人民出版社的《唐诗宋词选读》就以“气象恢宏的盛唐诗歌”、“姿态恒生的中晚唐诗歌”、“北宋的旧曲新声”、“南宋的乱世词心”这样的顺序和标题来安排单元;有的是按照点、面结合的方式，并直接点明赏析的方法。例如人民教育出人论世”“置身诗境、缘景明情”，“因声求气、吟咏诗韵’的方式编排;有的采取精、泛相间的方式，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唐诗宋词选读》的单元编排模式就是按照这种点面结合的方式分为初唐诗、盛唐诗、李白诗、杜甫诗、中唐诗、晚唐诗、唐五代词、北宋词、东坡词、南宋词、稼轩词等，并且每个阶段的诗词前面都有一个精当的定语对其特点加以概括，例如“风神初振”的初唐诗、声律风骨兼备的盛唐诗、豪放飘逸的李白诗等等。其中李白诗、杜甫诗、东坡词、稼轩词又是其中最主要的单元，可谓点。其他几个单元同时体现了唐诗时期诗歌发展的大体脉络，可谓面。这种编排方式兼顾时代与主题。

(四）教材内容的时代性

语文教材的时代性也是《课程标准》所强调的。作为选修教材，由于模块和体裁的限制，很多人觉得很难编出具有时代性的教材来，因为像古代诗歌散文这样的板块很难将其与时代性联系起来。但是这个担心在我们新的选修教材的编者看来并不是大的问题。广东教育出版社的《〈论语〉选读》中就有这样的练习设计：孔子把自己的人生分为哪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人生任务如何？这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启发’，“孔子所讲的'信’包括哪些内容？结合现实，谈谈你对'信’的理解“怎样从现代意义上理解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问题的设置都体现了编者引导青年学生关注现代、古为今用的良苦用心。再如江苏教育出版社的《鲁迅作品选读》在“致同学们”中就直接提出“鲁迅是活在现实中国的，每一个愿意并正在思考和关注社会、人生、文学问题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青年，都能够和他进行心灵的对话与交流”，将鲁迅的那个时代与学生所生活的时代紧密地结合起来。教材单元设计上有“感受鲁迅一阅读鲁迅一研究与言说鲁迅”这样几个环节，由鲁迅作为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开始再到走进他的世界，教材试图打通鲁迅和当代的中学生在思想上的隔膜其目的当然就是对当代的反思，有着强烈的时代性。其他的教材诸如《说话的艺术〉、《语言文字规范与应用》、《常用文体写作》、《汉语学习与应用》、《演讲与辩论》等选文内容所体现出的时代性更是显而易见的。

(五）教材对象的“生本”性

这里的教材对象是指学生，也就是说本次选修教材是充分考虑学生的兴趣和心理需要，着力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选修教材时指出在教材的编写中充分考虑到了学生的实际情况，秉持“导向性”、“自主性”、“通俗性”、“适应性”等原则，主要是让选修教材从“教本”转向“生本”，注意到学生的接受程度，旨在帮助学生建立自己的学习系统，突出学生的自主性，避免“告诉式”，重在提出问题，揭示现象，引导学生自己去观察、思考、整理、体验并得出属于自己的结论14。语文出版社也提出了要着力培养学生的三个方面的能力，分别为“对鉴赏评价能力的培养”、“对表达应用能力的培养”、“对探究能力的培养”。山东人民出版社也致力于从学生自主学习的视角，叙述和呈现文本和活动，整个结构系统都旨在让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应用拓展”等，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当然处在中心的位置。江苏教育出版社和广东教育出版社也在呈现方式上力求创新，为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构建平台。

我们可以说各家出版社的语文选修教材大都有专题色彩，注意学生探究能力的培养，如针对《史记》、《论语》、《孟子》等编写的文化选修教材，针对《红楼梦》和19世纪欧美经典小说编写的文学鉴赏教材等，都有较大的探究力度。

第二，注重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提高。针对“新闻与传记”、“语言文字应用”两个版块编写的教材也是充分从学生的实际生活出发，学生完全可以活学活用，将课堂上的语文学习转化为实际生活中的语文能力。在篇目的选择和设计上都考虑了学生的兴趣，例如广东教育出版社的《语言文字规范与应用》中的篇目《“小牛”与“小刘”》、《你上过堂吗》、《“两会”与“三农”》、《“不怕辣”“辣不怕”和“怕不辣”》《他又一次悲惨地死去》等篇目，只看标题就有吸引力，能引发学生打开课本先睹为快的冲动，激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对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语文的能力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提高拓展与夯实基础同步。高中的语文选修课毕竟还是基础教育的课程，无论如何学生还是要面对高考这一最终评价。各出版社的语文选修教材都考虑到了这一点。也就是如何处理选择性与基础性的统一的问题。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唐诗宋词选读》一册中，在文本之后均有“品读与探讨”和“积累与应用”两个小的板块。在后一个板块中就集中体现了夯实基础的意图，一般是要求学生背诵诗歌或者积累一定词语等。山东人民出版社的《唐诗宋词选i读〉中也能体现这一特点，每个单元都有教师

语文出版社的《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对语言文字和汉语知识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无论精读篇目还是泛读篇目，均有设计练习，重视语言品味的同时也重视语言的积累运用，比如标点或翻译古文等。

三、高中语文选修教材所呈现的问题

(一)缺少精品教材

如前所述，现在共有72种语文选修课的教材，其中的35种己经于2005年在各实验区投入实验，其余的37种也己经在2006年投入使用。是否教材的多样化就等于教材的精品化呢？答案是否定的。就单看以上列举出的72种选秀教材，仅“唐诗宋词”一项就有四本之多。虽然其编写体制上有些差别，但内容大同小异，教材虽然多，但却并未给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绚烂之感。教材的多部、多套并不能说就是语文教材的多样化。这在无形中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相当多的优秀资源无法真正实现共享。

(二）编写队伍中缺少一线语文教师

仔细研究现在的选修教材我们不难发现，现在选修教材的编写队伍中真正的一线教师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多是大学以及各种研究机构的教授、专家。专家学者参与中学教材建设当然是一件好事，早在民国时期有很多专家学者参与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但是我们现在的语文教育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特别是在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的专家学者们可能对这些现实的问题并不像中学教师那样了然于胸。我们可以翻翻现在的选修教材，有很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甚至有很多是最新的研究成果。比如在江苏教育出版社的《语言规范与创新》中就有诸如《汉语的经济性和艺术性》、《从汪曾祺小说看语音创新》等专业性较强的文章，这就有可能造成部分学生的负担过重。因为有很多新的研究成果，连语文教师本身都需要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更何况课业负担本己经过重的高中生了。

(三)教材使用过程中，“生本”让位于“考本”

面对琳琅满目的选修教材，学校(或者地区更高一级的教研机构)代替学生选择了选修课的教材，既然选修课的教材是既定的和被动的，学生在上所谓的选修课的时候就己经完全丧失了自主权，学校给我定什么教材，我就用什么。连进一步了解选修课的权力都被剥夺了，又从那里来谈满足学生愿望的选修课呢。既然教材是既定的，那语文教师在教授所谓的“选修课”的时候，只是拿着名为选修课的教材上必修课的内容。所以，在现实中，“生本”己经让位于“教本”了。

而在选择那些选修教材的时候，学校(包括更高一级的教研机构）当然考虑到的是自己的升学率了。既然有高考这个指挥棒，那学校也就有了方向，依然是“高考考什么，我就教什么”。己经蜕变成必修课的选修课于是又受到了另一轮的“剥削”：那就是在语文教师教的时候，只教高考可能考到的知识。于是选修课既不是“生本”，也不是“师本”，而是彻彻底底的“考本”。在定选修教材的时候，很多学校仅定几册选修教材，以山东版、人教版、苏教版三家出版社的选修教材为例进行简单分析。例如鲁人版的《唐诗宋词选读》、《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史记〉选读〉、《中国古代小说选读》、《语言的应用》;苏教版《唐诗宋词选读》、《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写作》、《语言规范与创新》、《〈史记〉选读》、《鲁迅作品选读》;人教版《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语言文字应用》、《先秦诸子选读》等都是选修课中的重点的选择书目。而其中又以鲁人版和苏教版的《唐诗宋词选读》和《〈史记〉选读》最为炙手可热。究其原因不难发现，高考在学校制定选修课计划中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像现当代诗歌、中外戏剧之类的知识在高考中不会直接考，如果学了也不会有很明显很直接的效果。而像古代诗歌，在高考中课时有5分是直接考古代诗词的背诵默写。而通过《史iS?的某些篇章的学习也能够巩固学生对于古代文言文实词虚词的掌握，这将直接转化成高考语文科的分数。

此外，当下的选修教材在如何处理和必修教材的关系问题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多多少少还存在着“泛人文化”的倾向；如何建立相应的评价机制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我们也知道，选修课的设置包括选修教材的编制和使用无论是对于广大教师还是研究者来说，都是一个新事物，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对于这个新事物我们也不能过早地进行盖棺定论的评价。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认真总结以往教材编写的正确经验，并在实践中积累总结，我们的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一定会在使用中逐步走向完善的。

人教版语文教学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基于学科内容的学习（CBI）；英文原版医务剧；医学英语口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0-0136-03

随着国际交往和全球化的不断扩大，来到我国从事各种各样事务的外国人日益增多，来医院看病的外籍病人也越来越多；同时，随着国力的增强和日益富裕，中国人出国旅游、探亲、访问、工作、讲学、学习、移民定居等外出活动也与日俱增，每个人在这期间都可能会生病去看医生；中国医务工作者也经常出国访问、讲学、行医、援外或参加国际会议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医务工作者或从事与医疗卫生相关行业的人员掌握相应的医学英语，尤其是医护英语口语水平亟待提高。但是，采用什么样的医学英语口语教学模式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呢？为此，灵活应用CBI理论开阔了师生的视野，同时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医学英语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中国医科大学医学英语口语教学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了教学改革。本研究旨在探讨以CBI为理论依据的新的教学模式——英文原版医务剧引入医学英语口语课堂是否能激发学生医学英语口语学习的兴趣，进而提高学生医学英语口语水平。

1 基于CBI理论视角下通过英文原版医务剧对医护英语口语课堂教学的设计与安排

1.1 CBI理论概述

基于内容教学法（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CBI）， 克拉申认为，CBI要关注学生获得的专业内容或信息，而不是单纯的语言结构技巧，是基于某个学科或主题的语言教学方法。CBI作为二语教学的一种教学方法，其核心是围绕学生要获取的专业内容和信息。

CBI的教学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五种：①基于主题的课程教学模式（TBLI）；②基于保护性的课程教学模式（SCI）；③基于语言和学科内容相辅助的课程教学模式（ALI）；④基于团队的课程教学模式（TTA）；⑤基于技能的课程教学模式（SBA）。在提高医学英语口语教学过程中，第三种教学模式备受关注。

CBI教学法的特点：①以专业内容为中心；②提供真实的语言环境；③新的信息的学习；④满足专业学习的需要。

1.2 通过英文原版医务剧对医护英语口语课堂教学的具体设计与安排

根据以上理论指导，笔者通过英文原版医务剧来进行医护英语口语课堂教学试验的具体步骤如下：

（1）观看前，教师需精心挑选教学素材。基于CBI的以专业内容为中心和提供真实的语言环境这两大特点，在上课之前教师需有针对性地选择所要演示的剧集并准备好给学生附有小标题的讲义。比如：实习医生格蕾或者豪斯医生都是不错的学习素材。上课时，教师首先对即将播放的剧集做以简短介绍。然后，让学生集思广益整理与之相关的医学英语的词汇和常用句型。最后，在学生分享他们整理的词汇和常用句型后，教师分发讲义并给学生留出时间浏览讲义提出相关问题。

（2）观看中，教师不要打断剧集的演示进行讲解，教师需保证视频设备的完善以确保学生注意力集中的接受来自视频的新信息。

（3）观看后，这一阶段也是整个实验教学的核心。根据视频所演示的内容，教师需精心安排观后的教学活动。比如：分组集体研讨所涉及的病症，分组配音，分组角色扮演等。以确保学生们熟练掌握他们在视频中的所学内容。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可以分析病人的主诉和病史，急救的措施，医生的诊断等。教师也可以挑选一些视频中出现的重要的医学术语和缩写进行讲解。如果学生对视频中的内容没有疑问，最后，教师需安排学生总结本次的收获，同时教师做出简短的评价。

2 英文原版医务剧对医学英语口语教学的作用

2.1 研究对象

为了验证英文原版医务剧可以激发学生医学英语口语学习的兴趣，进而提高学生医学英语口语水平，笔者采用便利取样法，于2013年选取2011级统招的七年制本硕连读学生60人为研究对象进行医学英语教学改革实验，其平均年龄在21岁。其中男女比例适中且均通过CET-4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2.2 研究工具

作者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来收集资料，确保实验研究的信度和效度。该问卷包括5个条目，针对英文原版医务剧对医学生医护英语口语学习的态度、兴趣、学习效果的自我评价等方面展开调查。

2.3 调查方法

为了进一步检验英文原版医务剧对医学英语口语教学的作用，笔者对实验组学生进行为期一个学期的教学试验，实验组一个班级30人，实施以CBI为理论基础的英文原版医务剧进入课堂的医学英语口语教学模式；对照组一个班级30人，实施以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医学英语口语教学模式。实验组与对照组的起始水平大致相似。实验组所使用的教材是教师每节课发的针对所看视频的讲义；对照组使用的教材是《医学基础英语》，重庆大学出版社。两者医学英语口语教学时数相同。前者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学生有大量的自主学习时间；后者是以教师传授为主。在为期一个学期的实验后期，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问卷调查，并对其进行对比分析。

2.4 研究结果

调查结果如表1～表3所示。

Q1=将合适的英文原版医务剧引入医学英语口语课堂教学，你的态度是：

A 非常赞同 B 赞同 C 不赞同 D 非常不赞同 E 不确定

Q2=你希望医学英语口语课看英文原版医务剧的频率是：

A 每次课一次 B 每周一次 C 一个月一两次 D 每学年一两次 E 不看

Q1和Q2的设计目的是调查学生对英文原版医务剧运用到医学英语口语教学课堂的态度。

根据表1所示，很明显有89%的实验组学生和86%的对照组学生都表明他们同意把英文原版医务剧运用到医学英语口语教学课堂中，而且大部分学生对英文原版医务剧持有积极的态度，激发了他们通过英文原版医务剧来提高医学英语口语水平的兴趣。而且94%的实验组学生和83%的对照组学生都赞成每周看英文原版医务剧，从Q1和Q2可见，学生对把英文原版医务剧运用到医学英语口语教学课堂中持有积极的态度。

Q3和Q4的设计目的是调查学生在英文原版医务剧运用到医学英语口语教学课堂后，学生有哪些收获和提高。

根据表2所示，Q3主要反映出学生在医学英语口语的语音语调方面是否取得了进步。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很明显有82%的实验组学生可以很肯定地判断出自己语音语调的进步，而72%的对照组学生觉得自己在语音语调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Q4主要想调查英文原版医务剧是否能给学生提供学习医学英语口语相对真实有效的语言环境。85%的实验组学生同意这一观点；而虽然对照组采用的是传统医学英语口语教授方法，但仍有70%的对照组学生赞成此观点。从某种程度上说，Q3和Q4表明了学生对英文原版医务剧运用到医学英语口语教学课堂这一新的教学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Q5=通过一个学期的英文原版医务剧的学习，医学英语口语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对此你的态度：

A 非常赞同 B 赞同 C 不赞同 D 非常不赞同 E 不确定

Q5的设计目的是调查学生在英文原版医务剧运用到医学英语口语教学课堂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学生的医学英语口语能力是否得到提高，也可说明此教学模式是否有效。

根据表3所示，Q5主要反映出学生在医学英语口语综合能力方面是否取得了进步。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很明显有75%的实验组学生可以很肯定的评价自己的医学英语口语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学习效果明显；而只有20%的对照组学生觉得自己医学英语口语能力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仍有73%的对照组学生评价自己医学英语口语能力没有任何进步，学习效果不甚明显。Q5表明了实验组学生对自己医学英语口语能力很有信心，与之相反，对照组学生似乎对现行的医学英语口语教学模式不太满意。

3 结 论

根据调查问卷的结果分析，笔者可以从三个方面概括英文原版医务剧对医学英语口语教学的作用：

（1）英文原版医务剧运用于医学英语口语教学中，可以提高学生医学英语口语的熟练程度。首先，学生习得了更多的医学英语专业术语、缩写和常用表达方式。通过一个学期的实验教学，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去学习书本中没有出现的、但在英文原版医务剧中经常使用的医学术语和缩写。其次，学生的医学英语听说能力在短时间内得到密集的训练而有所提高。从英文原版医务剧的教学中，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去模仿以英语为母语的医护人员的语音语调，进行相关的练习来巩固他们在英文原版医务剧所学到的医学知识。最后，在真实的情景下，学生的交际能力得到了加强。英文原版医务剧里真实的临床情景，有助于学生在医学英语口语交际中更自然、更自信，学生们在role-play的医患交际中更真实，更有助于学生将来无障碍的融入与外籍医患交流的真实的工作情景中。

（2）英文原版医务剧运用于医学英语口语教学中，可以激发学生医学英语口语学习的动力和兴趣。调查问卷明显表明实验组学生比对照组学生表现出学习医学英语口语更大的热情。英文原版医务剧里真实的情景、迷人的演员和吸引人的剧情都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它能激发学生学习医学英语口语的兴趣并激发学生练习医学英语口语的原动力。

（3）英文原版医务剧运用于医学英语口语教学中，可以培养学生医学英语口语的自学能力。学生每人一台电脑保证了学生可以反复观看英文原版剧视频，方便学生自我设计对话和role-play的活动，直到他们掌握每个关键点。这样也帮助学生培养医学英语口语的自学能力和自然习得语言的能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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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语文教学论文范文第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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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语文教学论文范文第13篇

一.关于高中古诗文教材的是与非

1.科学拷问教材编写

教材是最重要的课程资源，它直接体现着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历来倍受关注。刘笑天在《高中教材文言选文准则例谈》（《山东教育》（中学刊），2013.1/2）中，对人教、苏教、粤教、鲁人四种版本高中文言文篇目进行了梳理，发现除了苏教、粤教等版本极少数篇目外，四种版本选文极其相似，几乎没有脱离课改前的人教版教材范围。文章从文化认知、语言表达、思辨意识和学习方式等方面对高中文言文选文准则进行了探讨，认为教材对传统文化在基础教育中的定位存有问题，选文偏重儒家文化，重教化、训导和励志，内容单一，深度不够，思想滞后，充斥正统观念，思辨性不足，提出对教材选文典范性内涵的界定需要重新定位，认为选文一要向思想层面倾斜，从更多向度、维度选取具有更多人生范式意义的经典佳作，打造学生的精神底色；二要适度增加必修选文篇目，注释更加详细，便于学生自学；三要引导学生综合提升语言素养与人文素养。

肖建云在《百年语文教育低效原因探析》（《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中认为，现行中学语文教材中，白话文所占比例太大，而古诗文所占比例太小，白话凌驾文言，这是百年语文教育低效的根本原因，倡导并期盼对语文教育来一场革命，让古诗文成为中学语文教材主体，把积累知识和背诵诗文作为教学重点，以诵读为主要教学方法，改革高考内容和形式，看重中国古代的传统教育经验，慎取外国的做法，切实提高中学语文教育效率。

严寅贤撰写《让高中语文教材成为普及传统文化之根――高中语文教材古典作品编写管见》（山东教育（中学刊），2012.7/8），认为中国古典作品入选高中语文教材存在着“节选”、“单薄”等几十年如一日的问题，而升入大学中文系继续深造学习古典文化的寥若晨星，导致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基本上是局限在高初中语文教材所接触到的“支离破碎”和“一鳞半爪”，不能全方位、立体性地了解把握，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过于隔膜、过于陌生，对高中语文教材文言部分的编写，主张在理念上应旗帜鲜明地承担起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任，在内容上应动大手术，使之成为“大部头”，做到文言教材独立化，选文系列化、单元化、“详释”化，让高中语文教材成为普及传统文化之根。

2.关注研究具体文本

熊言安、姜若虚的《〈木兰诗〉研究综述及教学建议》(中学语文教学，2013.3)，从《木兰诗》的版本和年代、文本结构、主题思想以及教师对文本的教学处理等方面，将前贤和今人对该文本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认为问题设计应具有系统性、层进性和生成性，提出了问题设计的具体的教学建议。

就高中语文选修教材《〈论语〉选读》的阅读教学，林忠港在《〈《论语》选读〉教学如何突破国学瓶颈》（《中学语文教学参考》（高中版），2012.3）中，认为教师应突破国学教育瓶颈，不断丰富国学知识，了解诸子思想以观照儒家；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参考名家注疏以解读孔子；不断增强哲学思考和思辨能力，联系后世言论以反哺《论语》。这样才能教好《〈论语〉选读》。而刘保华在《寻求〈论语〉三味：趣味、意味、回味》（《教学月刊》（中学版），2012.5）中，认为追求《论语》阅读教学的有效性，从功利的角度看可能不难，而从人文的角度看可能很难，教学应避免传统的崇圣效应，去追求《论语》教学的时尚效应、共鸣效应、通关效应和内化效应，努力让学生从《论语》阅读教学中读出趣味，读出意味，读出回味。

3.积极探索教材体系

针对现行高中文言文教材编写的问题，语文界纷纷开展专题研究，提出了颇有价值的建议。吉林大学的崔燕飞在其硕士学位论文《现行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文言文选编研究》（豆丁网：2012.2）中，将人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2003年第1版和2007年第2版这两套教材进行了对比研究，系统分析了其在选文上存在着篇幅冗长、内容与初中阶段衔接不紧密、主体与当代社会缺少契合点等不足，并提出了选文要联系当今时代背景，充分结合教学实际，增强知识的趣味性和连贯性，同时注重跨学科知识的融合等改进策略。

针对现行高中语文教材暴露出的弊端，陈相元、程国洁积极开展安徽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高中生古诗词鉴赏能力培养”的研究，编著出版了《古典诗歌鉴赏（实验教材）》（现代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力图构建适合高中古典诗歌鉴赏教学实际的教材体系。该书依据课程标准，吸取单元和专题教学的思想，从高中语文教学实际需要出发，增加了课程标准规定必学而现行教材遗漏的篇目，如李煜的《虞美人》，舍弃了现行教材中有而不宜于高中阶段学习的篇目，如屈原的《湘夫人》、白居易的《长恨歌》等，分必修和选修两个模块，以史为序，按照作家或朝代与体裁设置课程，组合教学单元，按一定体例组编成册。这是一线语文教师对课程改革所进行的一次可贵的实践探索和大胆创新。该书2014年荣获安徽省池州市第四届社会科学奖三等奖。目前，该书正在安徽省东至县5所普通高中进行实验推广与应用教学之中。

二.关于高中古诗文教育教学的对与错

1.深入探讨教育理念

“互文性”原是由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一种文学理论，其基本内涵是，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将这一理论引入语文教学，互文性解读古诗文已经引起语文界的高度重视。孙东香、胡奎平在《互文性阅读建构语文教学新体系》（《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2.4）中，以古诗文教学为例，主张采用互文性阅读理论来构建语文教学新体系，论述了互文性阅读的必备要素（操作思维的前瞻性、文本选择的有效性和目标达成的高效性）以及求证式、烛影式、链接式和应用式等具体操作形式。

王建稳在《互文性视域下〈氓〉的解读与教学》（《语文教学通讯》，2012.4A）中，以《氓》的教学为例，尝试引入互文性理论作为阅读教学策略，基本解决了学生前认知中对于人物形象和主题的种种困惑，由原来最初的感性意识顺利走向了对文本、对形象、对主题的全面理解和把握，既丰富了知识，又活跃了思维，更扩充了个人感情的文化容量。孙婷撰写《古典诗歌的互文性解读对语文教学的启示》（文学教育，2012.2）一文，尝试将互文性阅读理论引入《武陵春》教学。

冯现冬、张伟忠撰写《古诗文教学中的唤醒方略》（《课程・教材・教法》，2013.4），主张把唤醒教育的理念引入古诗文教学，可以考虑从语言文字、主题意蕴和审美体验等三个层面入手实施唤醒教育。首先，要通过语言文字的溯源性解读，唤醒语言文字本身的文化魅力，要唤醒旧知，补充新知，在语言文字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以激发兴趣，丰富积累，理解文本；其次，要还原写作背景，知人论世，要重视并唤醒学生，引发学生心灵的震颤和情感的共鸣，自主感悟并理解主题意蕴，把握创作意图；再次，要引导学生在诵读中品味美感，在探究中体悟美感，从而唤醒学生的审美体验，引发学生对世界、自然、人生的欣赏与探究。

2.深入研究教育问题

冯为民在《语文教学的迷茫与混沌》（《语文教学与研究》，2013.9上）中，认为现代高中生的文言文功底普遍较弱，文言文阅读能力越来越差，也许语文教师会有一大堆主客观原因，但文言文教学的畸轻畸重却是难辞其咎的首要原因。认为只重“言”而忽视“文”或只重“文”而忽视“言”的文言文教学都事倍功半，教师教得苦，学生学得累。并且指出，文言文教学既要重“言”，又要重“文”，应立足于“言”组织教学，在教学“言”的过程中重视融合“文”的内涵。既要关注文言文语言形式的文化属性，又要关注文言文所承载内容的文化特性；既要关注文字的文化内涵，也须借助特定语境感知文本文化内涵，通过走进文本，在研读与探究中去感受文言的美，感悟文化的美，获得有意义的生命体验，并转化为自己的精神财富。

张君平的《关注文体特征 感受文言之美――以《阿房宫赋》为例谈文言文教学内容的确定》（《语文学习》，2014.1），也指出当前“文言教学的现状是‘言’‘文’分离”，认为文言教学“文”“言”应该并重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美妙的文言本是一个有机整体，其文、言、艺术表现手法、作者之情志同样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缺一不可的”。文章赞同周振甫先生所提出的文言教学须追求“立体的懂”，即要解决一个字在不同文本语境中意义和用法的不同变化，并且结合自己教学实践经验，认为文言文教学内容的确定，一是要“关注文体特征――文与质之契合”，充分认识文体特征，挖掘文体的突出特点，从而体悟作品的独特感染力；二是要“感受文言之美――文与言之契合”，必须“咬文嚼字”，深入理解文言语句的背后深义，理解文言作品之意境。

冯善亮在《入境，古诗鉴赏教学的落点》（《语文教学通讯》，2012.6B）中，针对目前古典诗歌鉴赏教学缺乏诗意的现状，提出把“入境”作为教学落点的策略，即把“入境”作为重要内容、教学指向和调控教学的准则。

3.讨论交流教学方法

王夫成在《属对，让文言文教学焕发神采》（《语文建设》，2013.7）中，将“属对”这一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引入文言文课堂教学，提出“属对”应遵循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根据具体教学内容，引导学生或从景情入手，或从对比点入笔，或从情节、环境和人物落墨，“撮合语言，配对眷属”；将文言文中的“宽对”改为工对、拉长、缩短、调序等，同时开展对句比赛、有奖征对、集句成联等活动，以激发学习兴趣，蕴蓄文化素养，积淀情感认识，丰富生活积累，提高语言运用能力。傅惠钧在《略说属对的语文教育价值》（《语文学习》，2013.1）中，认为“属对”的语文教育价值，主要表现在能让学生在动态的运用中综合学习语文知识，提高语文能力，并从中获得审美愉悦，同时得到思维训练。

针对目前中学古诗文教学往往存在着教师放弃对学生“诵读”能力培养的弊端，黄春来在《因声求气说与古诗文阅读教学》（《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2.10》中，提出必须重视对古诗文诵读水平的培养，论述了“因声求气”对于美感教育的重要意义，认为以诵读而通古人之神气，因声而通其文法、句法、修辞，诵读是进入写作的第一法门，通过“因声求气”，可以感受古代诗文的音乐美，可以体味古人的人格美，可以促进古人优美生活形式的对象化，从中获得美感教育，达到塑造学生健全人格的目的。

何耀东在《古诗词虚实结合手法分类典例赏析》（《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2.11）中，将古诗词中常见的虚境分为“梦幻之境、预期之境、联想之境、遥想之境和暗写之境”等五类，并举例分析古诗词虚实结合手法的妙处，认为虚实结合是古诗词营造意象、意境以表达诗人思想情感时所常用的一种结构特征、一种艺术手法，常以虚境逼真、新奇而取胜，以虚实结合的自然和新巧而取胜，从而丰富诗歌形象、升华作品主旨、强化感情宣泄，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和诗情悠长的审美情趣。

人教版语文教学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原版教材，半外型教学，阅读能力，专业词汇自2000年起国内高校开始大量引进国外信息学科优秀原版教材[1]，可是时至今日原版教材使用率并不高。“近几年来，双语教学甚至呈逐渐萎缩之势，许多高校的双语课程纷纷下马，主要原因有三个：1.专业不匹配；2.教材脱轨；3.英文水平”[3]。与人文和社会学科不同的信息学科没有区域性，显然不存在“专业不匹配”和“教材脱轨”的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英语水平”。通常使用原版教材教学称为双语教学，双语教学有三种模式：全外型（英语教材、英语授课）；混合型（英语教材，英语与汉语交错授课）；第三种为半外型，即英语教材，汉语授课，其最大的优点是教学效果好[2]。尽管有大量论文致力于探讨“全外型”和“混合型”教学模式，但受限于高校师生英语听说水平，现阶段这两种模式是难于广泛推行的，即使国内一流大学情况也是如此。事实上，“双语教学的核心是外文原版教材”[4]，原版教材的优秀体现在教材本身，而与英语口语、听力没有必然联系，。然而，当前最主要的症结在于英语听说能力严重制约“全外型”或“混合型”双语教学的顺利进行，从而造成原版教材得不到广泛使用。鉴于当前国情、校情，大部分高校信息类课程只有采用“半外型”教学模式才能真正启动原版教材的全面使用。

1 信息学科原版教材与国内教材比较

当前国内引进的电子信息类原版教材中冠以著名教材，优秀教材和经典教材头和一些版次高的教材都是由国际知名出版商出版的国际一流专家学者的经典力作，这些教材具有思路清晰、语言规范、实例充足，讲解透彻、利于自学等特点，每一本都能让读者原汁原味感受到大师的魅力，并使读者学到国际知名专家分析、理解教材内容和解决相关问题的方法。

多数国内教材由高校教师编写，但教师晋升职称时，编写教材被认为是非原创性，只是晋升职称的条件之一，但其份量却不及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和专著，造成教师不愿付出太多精力编写教材[5]，教材质量当然比不上那些十年二十年磨一剑的原版教材。国内同一门课程的教材数不胜数，相当多的教材内容雷同，有的甚至整节整章的复制粘贴，真正精心编著的优秀教材为数不多。如此状况造成人力、财力大量浪费。

原版教材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非常注重学科研究方法和实际工作技能的培养[6]。表现在书厚（页数通常是中文教材的2～3倍），教材对原理的解说全面、透彻、深刻，并辅以充足的实例和典型工程应用，真正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例如，信息类课程经常使用到大学数学知识，原版教材非常注重这类基础知识应用于工程实践的问题，通常会用较大的篇幅详细地推倒，并在教材最后提供基础知识附录，旨在教会学生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工作方法。

国内教材为了节省篇幅对不少原理的来龙去脉讲解不充分，学生不得不花费更多时间去理解，而且教材中很少介绍工程背景及应用实例，仅有的那么一点也只不过是蜻蜓点水。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问题处理上，国内教材倾向于直接给出结论或轻描淡写简短推倒后给出结论，教材通常也不提供相关基础知识的附录，这样的后果会使学生知识体系形成过程中理论与实际发生脱节，例如，真正能运用高等数学和电路分析基础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学生只是凤毛麟角。

国内教材质量不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稿费薪酬偏低，另一方面受高校教师考评机制的制约[5]。这两方面原因绝非短时间可以解决的，而使用原版教材则可以完全回避这些棘手问题，“跨越式地完成教材改革，直接站到国际先进教材最前沿”[7]。

2 原版教材使用偏少的原因

第一，原版教材的使用受到双语教学的制约，它是导致原版教材不被广泛使用的最主要原因。很多高校原版教材总是与“全外型”和“混合型”双语教学联系到一起。目前即使在国内一流大学也只有很少的课程可以实现这两种模式的双语教学。主要原因在于专业教师英语口头表达能力偏低和高校学生的英语听力水平普遍不高，可见“全外型”和“混合型”双语教学在国内高校普及还有待时日。

第二，“单一性”造成原版教材使用效果欠佳。各高校在引进原版教材的过程中常常是针对某一门课引进一本教材，使该课程与其前导和后续课程的衔接出现脱钩现象[8]，这就是“单一性”[2]。“单一性”的出现既不利于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也不利于学生全面掌握本学科专业词汇和了解发达国家的技术发展，造成了原版教材使用效果不佳。

其三，原版教材价格偏高，学生经济负担加重[7]。优秀的原版教材无论在课程的深度、广度和实用性都要优于国内教材，因此教材价格相比国内教材偏高属于正常现象。

3 全面使用原版教材的可行性

对于每年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毕业后与国外专业人士用英语直接交往的机会是极小的[5]。对于信息类专业学生工作后进入研究或设计领域工作后，由于产品、知识及使用工具更新快，需要阅读大量外文资料，如芯片手册，设备手册、软件帮助等，其使用英语主要是阅读。因此扩大英语词汇量和提高阅读能力才是当务之急，使用原版教材很容易达成这种要求。

使用原版教材时，教学模式选择至关重要。每个大学生在中学期间已经学完英语基础语法，了解英语基本表达方式。虽然大学英语针对中国学生哑巴英语状况提高了对听、说的要求，实际收效甚微，原因是没有课堂外的英语环境。一所省属理工高校调查显示， 学生对外语水平自我评价中， 60.4%对阅读能力感到满意， 36.9%对写作能力感到满意， 对口语和听力满意者仅有4.5%和3.6%[8]。可见，多数学生大学期间显著提高的只有词汇量和阅读能力。当前中青年教师基本具备硕士以上学位，大多数人只是欠缺英语听说能力。因此采用“半外型”教学模式对大多数阅读能力远超过听说能力的中国师生来说是完全可行的。现阶段大部分高校也只有采用“半外型”教学模式才能达成全面使用原版教材的目的。

原版教材的使用基本不受公共英语水平限制，因为大学公共英语阅读课本中的课文大多数都是节选的，课文间联系不紧密，没有整体感，很难激发多数理工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使用原版教材则不同，由于教材讲解一门基础或专业课程，具有系统性，连贯性，学生的学习兴趣会得到自然激发。大学英语节选出的课文虽然包含了应该掌握的词汇，但节选会造成这些词汇重复出现率低，学生要花费很多时间直接记忆词汇。而那些快速记忆法，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基本不实用，因为快速记忆法实施时会显出枯燥乏味的本质，从而造成多数同学无法坚持记忆下去。按照记忆规律，出现率高或使用率高的单词无须刻意也能自然记住。在原版教材学习过程中，大量词汇反复出现，符合记忆规律，因此一门课程学完学生当然就掌握了相当数量的专业词汇和公共英语词汇。大学英语四、六级阅读部分更侧重于对文章的隐含意思的理解，而且那些文章写作风格与信息类原版教材完全不同。优秀原版教材是以最直接、最通俗、最易懂方式撰写的，已经充分考虑到母语非英语的学生，作者最怕出现的状况就是学生看不懂教材。

4 全面使用原版教材实施方略

根据高考英语成绩将学生近似等比例地分为A、B两个班，英语基础较好的A班全面使用原版教材，B班则使用国内教材。由于一次高考成绩不能完全界定学生真实英语水平，因此B班学生可自愿选择到A班学习，同样A班学生也可到B班学习。每个新

学期A、B班同学又可重新决定本学期在哪个班学习。

万事开头难，原版教材的使用过程应当循序渐进。第一批使用的原版教材课程必须选择行文通顺易读、语言规范的优秀教材，而且应当安排相对多的学时。第一个使用原版教材的学期应安排相对少的其它课程，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时间研读、理解、消化原版教材内容。原版教材最好采用留白排版的影印版教材，留白处可方便学生做记录。整个授课过程采用中文授课，英文课件，英文作业，英文考试卷。发音准确的教师可教会学生重要词汇发音。

在香港、韩国，大学课程不再将英语课与专业课分开，大部分课程采用英文教材，将英语融入每一门课程的教学中，这种英语与专业齐头并进的教学模式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9]。原版教材必须从基础课到专业课全面使用，这样学生才能全面、系统地掌握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基础课程所使用的原版教材一定要选择明白易懂、条理清晰的经典教材。

为了将来实现“全外型”教学的终极目标，从现在开始必须全面提升专业教师的英语听说能力，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对专业教师执行英语培训五年计划。相对实用的做法是请高水平外籍教师和校内英语教师利用业余时间和假期对专业教师进行校内培训，允许教师自愿参加，培训期确定为三年。此外，学校需要系统购进相关课程国外名校讲课视频资料以供教师学习、模仿和纠正发音。如果有条件可把培训合格的教师分为科研型和教学型。科研型教师应选派去欧美发达国家名校进修使其科研能力和英语水平同步提高。教学型教师则选派去一些低消费、欠发达英语国家进修。出国进修期为二年，费用可考虑由学校和教师个人共同承担，从而使更多教师有机会到国外全面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和英语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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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语文教学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双语教学 教材建设 《给水排水工程概论》

一、外文原版教材作为双语教学教材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双语教学教材的选择主要是依托外文原版教材。原版的学习教材创造了一种学科英语的环境,学生不仅能在其中学到知识,更锻炼了用英语进行思维、表达的能力,为国际化专业人才的培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教学实践中,研究者发现外文原版教材存在着价格昂贵、教材内容与我国所设专业的教学内容不符、语言本科生理解有难度等一系列问题。

在教学内容方面,国外引进的原版教材存在与国内教学体系不匹配的问题。笔者查阅到二十余本与《给水排水工程》相近的原版教材中,尚无与我国给水排水工程专业教学计划配套的相近内容设置。原版教材与国内教学体系不匹配也是中西方思维方式和教育理念不同的反映,对于非英语专业的理工科本科生来说,英语水平与专业水平使其无法接受原版教材教学内容。在最初《给水排水工程》双语教学中,笔者采用了原版双语教学,教学中发现由于上述问题导致学生对所采用的外文原版教材存在望而生畏的情绪。对于教师而言,凭借自己专业知识和专业英语的多年积累,可以轻松阅读和理解外文双语教材,而对于尚未完全掌握专业知识、专业英语词汇缺乏的大多数本科生而言,外文原版双语教学教材往往心存畏惧,部分学生由于语言因素而造成学业困难,而且阅读英文教材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学生来说有些力不从心,无法有效地通过外文原版教材获取专业知识。双语教学的本质之一是传授专业知识,由于教材选择不当而影响教学效果则得不偿失。

此外,价格问题也使原版教材的引进不切实际。以《给水排水工程概论》双语教学课程为例,最初选用的教材为“WATER SUPPLY AND SEWERAGE” ( by Terence J. McGhee and E.W.Steel, Publisher: Mcgraw-Hill College; 6th edition, ISBN: 0070609381),售价为184.89$,折合人民币约1500元,这样的价格是学生根本无法接受的。鉴于该种情况,后将《给水排水概论》课程教材改为“Basic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Water Supply, Waste Management, and Pollution Control”(by Jerry A. Nathanson,Publisher: Prentice Hall; 4th edition,ISBN: 0130930857)的影印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价格为人民币56元,暂时解决了双语教学英文教材问题。但是,在内容设置上,该教材是针对整体环境治理过程涉及到的水处理问题进行部分章节介绍,内容不详细,仍不能满足《给水排水工程》双语教学授课需要。

尽管外文原版教材有诸多优势,但为保障双语教学的顺利开展,笔者认为须慎重引进。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编撰既能反映国外技术进展、又能使学生容易接受、适合中国学生的双语教材则是使我国双语教学顺利开展、保障双语教学质量的当务之急。

二、双语教学教材建设的思路

1.总体思路与目标

针对《给水排水工程概论》双语教学中发现的外文原版教材存在的缺陷问题,借鉴外文原版教材的先进之处,对于双语教学教材建设的整体思路确定为立足于我国国情,难度适中、中英文并重的双语教学教材。如在《给水排水概论》双语教学方法建设总结所提到,双语教学的内涵在于传授专业知识,因此,编辑出使学生能容易接受、并有所收获的教材是最终目标。

2.教材难度确定

对于教材难度的确定,则涉及到双语教学课程设置的原则问题,即什么样的课程适合采用双语教学方式的问题。研究者认为,对于专业性极强,理论难度较深的专业课程不宜于设置为双语教学方式。因为,毕竟,传授知识是教学的根本目的,对于使用母语教授,学生接受都有难度的课程,采用双语教学授课方式只会是事倍功半。而对于一些概论性课程,由于学生已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背景,掌握起来得心应手,采用双语授课方式会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

3.教材内容设计

对于双语教学教材内容确定,本着基础知识与技术发展前沿知识并重设置的原则。根据我校给水排水工程专业教学计划、课程自身特点及学生特点,制定了相应的教学大纲与教学目的。在参考、整理国内外优秀教材、原版学术期刊的基础上,结合对《给水工程》、《排水工程》专业主干课内容设置和教案,并根据近三年来《给水排水概论》双语教学实践体会,确定了《给水排水概论》双语教材内容。内容分为水源及污染现状、水质指标及标准、给水处理常规技术、污水处理常规技术、水处理新技术五部分。内容来源除了上述两本中文教材外,还将参考原版英文教材和原版学术期刊,这样既可以密切结合学生的专业水平,又可以引入先进技术扩宽学生知识面。

三、结语

本文结合双语教学体会,对《给水排水工程》双语教学教材建设总体思路与目标、教材难度确定及教材内容设计进行了初步探讨。教材对教学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我国大专院校尽管大量设置了双语教学课程,但配套的、结合我国教学实际的双语教材仍很缺乏,因此,需要加大对双语教学教材建设的探索,以保障双语教学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