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论文范文

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传入中国以来，经历了推崇到全盘否定，再到扬弃的历程，伴随其沉浮起落的恰恰是中国文化工业的不断发展。那么对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是过时了要彻底抛弃，还是在当今依然有重要意义，依然能够运用在对中国文化大发展的审视上，这就需要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剖析文化工业理论。文化工业理论的产生是在20世纪初，当时的美国已经把工业结合到文化艺术行业中，用新的技术手段推动大众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阿多诺正是这个时候随着法兰克福研究所到了美国。在美国的浓郁商业氛围中，文化工业无处不在，利用大众传播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已经在大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阿多诺作为一个文化艺术精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以一个外人的眼光对美国的文化工业进行审视，进行批判。同时，作为一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工业是由统治阶级进行控制，营造虚幻的幸福世界，使人失去思想和批判的能力，按照统治阶级的期望生活着，失去了革命的热情，所以促使他对文化工业进行了彻底的批判。第一，对科技逻辑进行批判。阿多诺认为科技进步促使了文化工业的产生，是文化艺术被科技逻辑渗透而产生的。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批判的正是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二，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进行批判。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直接催生的，而科技只是催生剂。经济资本所带来的变化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不由大众的意志所决定。经济通过文化和艺术挣取利润，奴役和统治大众。第三，对反启蒙的批判。文化工业的根本驱动力是经济资本，通过工业化模式批量生产、传播文化产品。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是“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带有强烈的反启蒙性质。阿多诺对工业文化的批判促使人们对文化产品的价值、对人与社会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思考。但是，作为20世纪中的批判理论，阿多诺的工业文化相对今天来说，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首先，对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工业理论来说，各种不同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笼统地对文化工业现象进行批判，不能准确地说明文化现象的社会影响。其次，阿多诺曾尝试发掘文化工业中的批判要素，但是，阿多诺忽略了大众的主体性和批判性，而对于文化工业及文化产品的功能和力量的判断过于绝对，不应一概否定文化工业。第三，阿多诺在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的时候，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同时，他在批判理论中并没有给出合理的建议，没有提出我们应如何面对并摆脱文化工业。

二、当代中国文化工业的发展及现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割裂的世界逐渐整合成了一个整体。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使文化工业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我国建国后一直将文化视为意识形态领域，通过严格的控制，使之发挥为人民服务的公共事业的作用。和传播党的政策方针的政治功能。自改革开放之后，文化领域、经济领域纷纷冲破枷锁，谋求全新的发展。经济政策的放宽，私营业主的出现，促进了文化工业的兴起。在国外思潮和经济形式的冲击下，文化工业的一整套模式被移植到了国内经济和文化发展中来。人的需求不外乎物质与精神，文化就是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所以，面对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的文化精神需求，文化的大众化理应成为主流。实现文化大众化最好的形式其实就是文化工业，借助工业的大批量规模生产和高科技的实现，文化工业能够最大程度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为了区分阿多诺贬义批判的文化工业，我们用文化产业来代替了文化工业的概念。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产业的兴起从最开始满足了被压抑了许久的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商业性质，反而使其最大程度地向阿多诺的文化工业靠拢。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广告，所有生活中赖以获得文化需求的媒介都充斥着商业符号、标准化模式等。很大程度上，如今的文化产业又回到了阿多诺那个时代的文化工业上去。更加可怕的是，大多文化产业产品已经不是满足人的文化需要了。失去了其本身的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仅仅是满足人的欲望。比如，现在很多的电影在结尾都留有悬念，吸引观众等待续集的出现。其实无论电影的首部还是续集，大多数都是好莱坞文化工业模式下的产物，仅仅是为了勾起观众想知道故事如何发生和对未知好奇的欲望，从而成功地赚取票房，促进周边产业的销售。很多大制作的电影，用一个简单脆弱的虚构的故事情节为主线，却辅以大量的高科技感官效果，多数人花钱去看的仅仅是效果而已。同时，大量的无意义、被商品符号占据的电视剧充斥在大众的荧幕上，模式套路高度统一，看这种电视剧味同嚼蜡。但大多观众乐此不疲，有的看明星，有的看剧情，有的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同样，各种歌唱类节目、选秀节目、明星真人秀节目等等，都充斥着低俗、商业和标准化。虽然不能否认依靠先进的科技，文化中心已经不再单一，多元的文化中心也已形成，但是无法与主流的大众文化产业相抗衡，同样存有文化工业影响的阴影。现今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逐渐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工业趋同，文化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带来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究其原因，个人认为有如下几条：一是社会的不协调发展。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时间里程短，成就显著。但从另一面看，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治理、文化发展、公民教育等问题的发展不平衡。一切向钱看、消费为主、经济逻辑为主等观念蔓延在整个社会中。所以，文化产业被经济所绑架，仅仅表现出了工业的性质，却丧失了文化的实质。二是文化审查制度的不完善。改革开放之前，文化领域一直被视为意识形态被国家严格管控。尽管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开始大繁荣大发展，文化的多样化，在工业模式下的爆发发展已经超出文化审查制度的预期。对文化种类、形式、内涵等没有做到有效的归类及限制。思想反省、政治批判的文化作品由于审查制度的政治特性，并没有完全放开；但是对于低俗的文化作品并没有制度性、规范性的审查约束，基本通过通知性的禁令进行治理，这就造成了阿多诺文化工业式的文化产品大行其道，在某种意义上促使了文化产业向文化工业转变。三是文化批判思想和批判氛围的缺失。国内缺少文化领域系统的批判理论。目前，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不能机械简单地套用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迫切需要构建符合中国文化发展需要的文化批判理论。同时，在文化产业发展中，中国社会学者的话语权太少，越来越多的人在迎合中国文化发展向文化工业蜕变。简单的行政管理禁令及文件已不足以抵抗文化工业的拓展。

三、在对文化工业批判与再批判中促进中国文化发展

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研究组织文化理论体系转向研究组织文化的作用机制和运用组织文化理论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由理论研究向应用研究和量化研究方面迅猛发展，并侧重实证研究。

1.关于组织文化的研究方法与测量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对组织文化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论流派：一派是以Shcein教授为代表的定性化研究流派,他们对组织文化的概念和深层结构进行了系统探讨,也曾提出进行现场观察、现场访谈以及对组织文化评估的步骤等，但这种方法难以客观量化，在考察组织文化与经营业绩时难以进行比较研究，因而受到批评；另一流派是以Quinn教授为代表的定量化研究流派，他们认为，组织文化可以通过一定的特征和不同的维度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组织文化模型测量、评估和诊断的学说，后被学术界称为“现象学”流派。20世纪90年代初产生了实证流派。（1）对组织文化的量化研究。量化评估在西方一直作为主要的测评手段。①OCP方法。奥瑞利（O’Reilly）等人作了一些组织承诺和人与组织适应的扩展研究，OCP量表从团队导向、注重细节、进取心、结果导向、尊重员工、稳定性、创新七个组织文化维度进行测量，被用于检验人与组织的适合度，它涉及工作态度和行为。[10]②竞争价值观框架CVF和OCAI量表。CVF是由对组织有效性方面的研究发展起来的，Quinn等人研究了如何寻找到决定一个组织有效与否的主要判据，以及影响组织有效性的因素有哪些。结果表明组织有效性的研究应从三个价值维度进行，即手段与目的，内部与外部，控制与柔性，进而建立了CVF框架。此后，Quinn和Cameron在CVF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最具代表性的测评工具OCAI表。[11]OCAI量表将主导特征、领导风格、员工管理、组织凝聚、战略重点和成功准则作为测量的判据，分别对应四种类型的组织文化。该量表在辨识组织文化的类型、强度和一致性方面很有效，OCAI的突出优点在于为组织管理实务者提供了一个直观、便捷的测量工具，在西方也经过了20多年的实践检验，系统非常稳定，效果很显著，影响面很广。更重要的是这套系统较为简单，便于操作，实用价值很高。目前，中国组织文化测评中心所采用的组织文化类型的测评，其主要理论来源与其有极大的关联。经过修正后的OCAI的名称为“中国组织文化类型测评量表”，经过了多家中国组织的检验，反映较好，在中国组织中，认可度较高。③双S立体方块方法。伦敦商学院地Rob和Gareth从组织中地社交性特点出发，以社交度和凝聚力作为维度，采用了47道测试题将企业文化划分为融合型、社交型、分散型、目标型，而且每种类型地企业文化都存在正、反两种效果。这个双S立体模型为企业文化的量化评估提供了简单又直观的方式，从组织社交方面更为精准地把握了企业文化的类型特征。（2）组织文化定性研究。在定性研究学者看来，组织文化是多层次的，是无法进行量化的，要掌握企业的文化特性，就必须从文化的层次要素出发，主张通过面谈等方法来对企业文化作定性评估。Schein对企业文化本质做出了五种深层基本假设，他认为企业文化的测评可通过个人和小组面谈来进行。测评在确保测评小组成员掌握了文化的层次模型，即组织表象层、外显价值观层和基本潜在假设层的前提下，研究企业价值观与企业表层现象的匹配程度，再从不匹配处探查深层次的潜在假设，最后测评价值与行为的终极来源———最深层次的共享假设，以便于发现企业文化发展的推动和阻碍因素。Janicec（1997）传递文化的心像：组织稳定与变化的个人构念（Imageofacultureintransition：Personalconstructsoforganizationalstabilityandchange；Occupationalandorgani-zationalPsychology），从知觉角度介绍了一种定性测量组织文化的技术———个人构念积储格技术（repertorygridtechnique）即RepGrid。该技术从员工所识别的基本文化和价值进行研究，避免研究人员使用前提分类的偏差。RepGrid提供了一个运用各种具体例子明晰文化观念、行为和假设的有效结构；容许研究人员了解经理人员如何知觉他们的组织文化可以使误差最少。[13]Robin（1997）：想象测量方法与质量文化发展（Amethodforimaginativemeasurementanddevelopmentofqualitycul-ture），这个方法是假设员工理解了当前行为模式、该模式为什么存在、并且可能同意采用一套新价值时，能够取得有效变化。想象方法可使员工将想象作为一种催化剂来教育自己。想象方法适用于独特情景中，组织文化是独特的实体，要求有独特的方法进行改变。[14]（3）组织文化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也有研究者将定性与定量法相结合，Hofstede通过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增加了几个附加维度，构成了“组织文化研究量化表”。克罗拉多大学工商研究生院的RayamondF.Zammuto和华盛顿.美国医学院学会的JackY.Krakower“组织文化的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QuantitativeandQualitativeStudiesofOrganizationalCulture）他们用聚类分析的方法提供了混合研究的范例。[15]对组织文化的测量非常重要，它是研究组织文化的基础，更是设计组织文化规划的依据。但是组织文化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各有利弊。定性测量能提供深入的、整体的观点，但受到主观因素和情景因素的影响，没有严谨的理论支持，其结果难以具有普遍性，也难以得到普遍认同。定量测量大大减弱了主观因素和情景因素的影响，并且结果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检验，结果具有普遍性，也容易得到普遍认同。但是，定量测量的理论基础、样本选择、分析工具共同决定着结果的质量，因而定量测量也容易受到反对者攻击。虽然如此，由于定量测量更科学更理性更普遍，越来越受到理论界的关注，更多的学者不是在质疑，而是在尝试如何设计和完善定量测量。

2.关于组织文化的跨文化研究

CheeW.Chow和KamalM.Haddad通过实证方法研究了跨文化差异对组织文化与绩效的影响（Cross-Na-tionalDifferencesinCorporateCulturesandTheCul-ture-PerformanceRelationship：AStudyofTaiwaneseandU.S.Firms），发现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组织文化，而且组织文化与绩效的关系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民族文化影响组织文化，也影响组织文化与绩效的关系。组织文化的某个方面可能在一个国家与绩效相关，而在另一个国家则不然，了解这一点有助于领导层更好的识别组织文化有效改变，及如何达到目的。

3.关于组织文化对经营绩效影响的研究

组织文化影响组织各种绩效已为人们所认可，也是公司经理们最关心的问题，也有几百篇文章对这种关系进行了探讨，但是多数探讨是实证性、推测性的，而不是根据系统的、科学的证据，总体上说，可得的证据都支持公司文化———绩效之间关系（Calori、Sarnin，1991；Deni-son，1984；Gordon，1985；Gordon、DiTomaso，1992；Kotter、Heskett，1992）。但是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文章既没有得出一致性的看法，也不像其他推测性文章一样得出一个较有力的结论。Gordon和Christensen（1993）发现，这些研究的不一致可能是由于方法的不同所引起的。（1）从组织文化作用机制角度研究对绩效的影响。1990年，Beenjamin·Scheider出版了他的专著《组织气氛与文化》（OrganizationalClimateandCulture），其中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文化、组织文化、组织气氛与管理过程、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行为和组织效益的关系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组织文化通过影响人力资源的管理实践、影响组织气氛，进而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行为以及对组织的奉献精神，最终影响组织的生产效益。[17]（2）从组织文化类型上实证研究其对绩效的影响。1992年，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JohnKotter、JamesHeskitt教授出版了他们的专著《组织文化与经营业绩》（OrganizationalCultureandPerformance），在该书中，Kot-ter总结了他们在1987～1991年期间对美国22个行业72家公司的组织文化和经营状况的深入研究，列举了强力型、策略合理型、灵活适应型三种类型的组织文化对公司长期经营业绩的影响,并用一些著名公司成功与失败的案例，表明组织文化对组织长期经营业绩有着重要的影响,并且预言,在近10年内，组织文化很可能成为决定组织兴衰的关键因素（JohnKotter、JamesHeskitt，1992）。JohnKotter、JamesHeskitt的研究为管理学家所推崇。[18]（3）从组织文化特质研究。Dr.DanielDenison的“组织文化是驱动组织改变的关键杠杆吗？”（OrganizationalCulture：CanitbeaKeyLeverforDrivingOrganizationalChange）研究了将组织文化与绩效联系起来的途径，如收益、质量、创新、市场份额、销售增长、员工满意度，通过15年研究高绩效与低绩效组织文化，发现文化有四个特质影响组织绩效：卷入、一致、适应、使命。该研究有助于领导人、关键人士、及员工理解文化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并学习如何引导文化来提高组织的效力。[19]（4）从文化影响力研究。1991年，密西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KimS．CameronandSarahJ．Freeman发表了“文化的和谐、力量和类型：关系与效益”（Culturecongru-ence,Strength,andTtype：RelationshipstoEffectiveness）的研究，他们用现场调查的方法以334家研究机构为样本，研究了文化整合、文化力量、文化类型与组织效益之间的关系。[20]关于组织文化与组织经营业绩的研究还有：1995年R.K.Divedi的《组织文化与经营业绩》（Organza-tionalCulture、Performance）和1997年DanielR.Denison的《公司文化与组织效益》（CorporateCulture、Organiza-tionalEffectiveness）。其中，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效益也有着直接的影响。[21]有关组织文化的共同作用和变革型领导在组织中的绩效，Ogbonna和Harris进行了唯一的研究，发现支持型领导和参与型领导是通过创新与竞争性文化间接与绩效成正相关，而工具型（任务指向型）领导则与绩效成间接负相关。这一结果表明领导能力在领导方式与绩效之间通过组织文化起调节作用。[22]Stepen、Ahmad、Rodwel（l2003）发现拥有不同文化的组织所感知到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性不同，市场文化显示的有效性最高，并且三分之一的组织显示拥有市场文化；[23]Dwyer、Richard、Chadwick（2003）发现性别差异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依赖于所处的公司氛围；[24]Lau和Ngo（2004）[25]证明OC在人力资源系统和产品创新间有调和作用。组织文化有很多因素影响组织知识管理，按照不同特质和作用，可把它们归结为四种表现形式：组织的凝聚力、组织力、员工的行为驱动力、员工的活力。[26]总之，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组织文化研究出现了新走向：一是关于组织文化测量研究；二是组织文化与组织效益和组织发展的应用研究，通过测量组织改善组织文化，利用组织文化提高组织效益已广为关注。组织文化对组织绩效有重要的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众多的实证研究廓清了组织文化对组织效能的各种影响。但是，关于组织文化如何影响和传播的机制没有更多研究。因此，在实证研究基础上，重视对组织文化影响机制的研究，是未来研究需要加强的方向。

二、结论

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一）顶层设计存在短板

在我国文化馆事业发展中,一直没有设立国家文化馆。这与同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图书、文博事业发展存在巨大不同。缺少部级文化馆，尤其是在今天看来,它不仅仅是一个机构设置问题，其根本性表现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文化馆（站）建设出现断层。没有部级文化馆，公共文化馆（站）这个庞大的体系建设中，一是缺少国家层面的政策实践平台，使全国文化馆（站）建设的标准化引领和示范性带动缺乏载体；二是国家在制定文化馆（站）发展政策中的“智库”作用缺位；三是缺乏系统性的资源信息“数据中枢”和推广平台。与我国同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图书、文博事业发展建设是从中央、省、市、县一体化设置不同，无论是在政策设计，还是在发展建设中都呈现出区域化现象，我国公共文化馆（站）设置则是以省级为“龙头”，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是典型的“地方团队”，自身发育存在先天性不足。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的事业发展参照系，文化馆（站）发展建设容易形成条块分割、区域阻隔和地区差别。比如全国文化馆的名称长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称谓,有的叫艺术馆，有的叫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馆，如此杂乱的称谓，表现出文化馆（站）系统一体化连接不紧密的行业特性。

（二）政策导向性作用还没有得到应有发挥

文化馆（站）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体量最大、涵盖最广，深入社会最底层、联系群众最广泛、服务大众最直接的服务平台和重要载体。然而，庞大的机构阵容政策却显得长期助推乏力。在计划经济时期，文化馆曾经走过了一段“以文养文”、“以文补文”的弯路，这段经历给文化馆（站）的功能发挥和职责履行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即使在回归公益过程中仍在遭受着历史阴影的困扰。当下，有些现象尤其值得关注：有的公共文化馆至今仍在实行自收自支的财政体制，在我国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中，“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已经整体退出体制之外的当下，这种现象确实让人匪夷所思；还有的基层公共文化馆至今没有财政户头，资金受上级主管部门完全控制，单位经费缺乏自主，公共资金（如免费开放经费）被随意截留、挪用，极大地影响到公共文化单位的工作开展和事业发展。这些现象对公共文化馆（站）的定位和业务的有效开展均将产生负面效应。

（三）公共文化理论建设严重滞后

理论建设长期滞后，学术氛围逐渐缺失，将制约公共文化馆（站）事业的更大发展。公共文化馆（站）领域缺乏开展调查研究的长效机制。尤其是对公共文化馆事业的发展现状、未来走势、存在问题以及典型经验等缺乏常态化调研机制和有效的应对策略。在国家层面没有权威性核心刊物，缺少开展理论研讨和学术争鸣的学术阵地。没能造就一支稳定的专业化高端理论研究人才队伍，以提升文化馆事业的理论品格和学术气质，成为制约文化馆事业建设发展的最大短板。

（四）从业人员心理准备不够充分

当下公共文化领域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群众文化向公共文化发展转型。公共文化馆（站）的功能定位、服务方式与传统的群众文化工作方式，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在外延上都发生着颠覆性的改变。这种转型，对文化馆（站）充分履行职能职责形成巨大的心理负担和现实挑战。特别是在政策环境还尚未发育成熟，基础性资源配置还没到位，文化体制改革刚开始起步的现实条件下，外部环境给文化馆（站）的职能发挥和工作开展形成的压力正在迅速扩大。

（五）传统工作方式亟待调整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实践,切实改变了传统的群众文化工作模式,极大地扩展了公共文化的空间意识。过去所习惯的以阵地活动、馆舍服务为主的活动方式已经成为制约功能发挥和服务面向的巨大障碍。公共文化对文化馆（站）发展是一次巨大革命。要求加快自身发展转型，从闭门办馆到把门打开，从固定馆舍服务向社会扩展的方向迈进，这是对文化馆（站）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新的定位，要求公共文化馆（站）的工作面向和服务领域要从“点”调整为“面”，在服务方式上也要由面向“小众”而转变为面向“大众”，形成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二、社会发展提速，文化建设需要积极地调整应对

（一）农村出现“空心化”现象

当前农村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文化建设和发展的矛盾已从文化产品供给总量不足到文化服务对象的参与缺位。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导致农村人口迅速减少，社会结构正在失衡，农村的“空心化现象”十分严重。留守人员中老人、妇女是目前农村的主要劳动力，负责农业生产劳动和养育后代的主要责任和繁重任务，享受文化服务和参与文化活动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意愿相对缺乏，传统建设模式、集中活动方式，难以激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基于农村分散居住、相距遥远的地理环境，农村文化建设标准和服务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基本文化需求，无法适应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需要。

（二）城市社区人口不断“膨大化”

当前城乡的变化深度交织，传统欠账和新增问题不断迭加,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担负压力在逐渐加剧。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集中，使城市人发式增长，过去由农村担负的文化发展压力正在向城市转移。在基层文化建设中，相对农村而言，社区文化建设起步较晚，社区文化功能和作用还在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中。近年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还极不平衡，特别是中心城市尤如大海中的“孤岛”，领跑社区文化建设标准和发展走势。总体上来说，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中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城市社区比农村面临着更大的建设和发展压力。

（三）新城市群体进一步被“边缘化”

人口的流动不断加速，大批的外来务工人员形成新的城市群体，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特殊社会现象。随着新城市群体的出现,对制度设计、公共服务模式、文化权益保障等都提出了新的课题。新的城市群体，他们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城市，为城市创造财富，是事实上城市人口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庞大的“城市群体”在城市资源配置中却被长期边缘化。新城市群体在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中还没有被广泛纳入保障范围，文化权益没有得到应有保障，这是未来城乡建设、社会发展和公共文化服务最关键、最紧迫、最直接的现实问题，需要在发展规划上，具体措施上加以研究和应对，促进全社会共享文化建设和发展成果的政策落地生根。

三．文化馆（站）服务功能要从“关注脚下”向“服务天下”强力转型

（一）要创新服务模式

一是阵地服务标准化。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面对海量的公众需求，文化馆（站）要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固定设施水平，提升服务理念，优化内设环境，推动设施设备的升级换代。要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固定化、规模化、标准化、阵地化作用。切实将阵地建设成为区域协调“联络点”、规划统筹“大本营”、指导服务“中心站”、人才资源“信息库”。要加强阵地化建设和服务，在公众“进得来”、“留得下”、“受熏陶”上做文章，使阵地建设成为众望所归的文化乐园。二是流动服务常态化。转变服务方式是当下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档升级的主题，要将单一的阵地服务转变为阵地服务与流动服务相结合、点状布局与面的结构相一致、纵向流动与横向配送相衔接的立体化服务模式和全覆盖的服务格局。流动文化服务应该成为当下履行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满足广大群众基本文化生活需求的最便捷、最有效的服务方式。积极探索建立“文化自愿者”服务机制，整合社会资源，激活民间文化活力，吸引觉悟高、技能强、有专长的社会骨干力量参与文化传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公共文化服务。推动流动文化服务，需要科学拟定规划，编制活动项目，配置优势团队，有计划、有目的、常态化地开展流动。

（二）要优化服务内容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转型升级,必须要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内容的丰富性和服务品种的多样化。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定位与当下社会公众对文化的需求,已不仅仅局限于唱歌跳舞的基础阶段。满足公众的基本需求，充分履行服务职能，需要切实创新服务理念、转变服务方式、优化配置结构、拓展服务领域、增加产品要素。在文化活动组织开展上要采取内容广泛、门类齐全产品输送样式；在载体上要开展多种门类培训活动，积极储备社会文化活动人才，满足公众自发性开展文化活动的需求；在容量上要进一步提升文化服务档次，加大文化传播力度，建立数字化传输和体验平台，打造文化信息快捷化、便利化的传输方式，充分满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建设需要。

四．加快推进文化馆（站）自身建设的提档升级

文化创新发展是优胜劣汰的加速器。面对当下自身建设和未来发展的种种任务，文化馆（站）需要加快转型、发展起跳，以补齐由于社会发展所牵引出的文化需求提升和时代进步所留下的建设短板。

（一）加强学术引领

理论建设是加强文化馆（站）建设的引路航标。理论建设滞后，学术氛围淡漠己成为制约文化馆（站）建设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学科建设缺失，使公共文化专业人才正规化培养通道阻塞，人才建设缺乏机制支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群众文化事业的“升级版”，是传统文化方式向现代社会文化服务理念转型的着力点，在这历史当口，对文化馆（站）自身建设和服务功能需要切实有效的科学引领。大力开展调查研究、提升理论品格、强化科研水平、增强学术氛围、构建科研队伍，是推进公共文化馆（站）事业建设和发展的基石。

（二）强化政策制导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彰显政府对公共文化政策保障十分关键。从制度设计上，公共文化馆（站）是承担政府实施公共文化服务的平台和载体，其资源配置、运行机制都需要政策措施来调控和推动，政策的科学性和措施的有效性是公共文化服务有效运转的基础，也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保证。尤其是在事业发展、队伍建设、体制机制、产品供给和经费扶持等方面需要政策的强力支撑。

（三）完善层级示范

虽然我国文化馆（站）均是按照层级设置，但业务建设和运行机制缺乏实质性的工作衔接和机制保障。文化馆（站）的功能定位和业务工作的有效运转，需要构建一套标准明确、科学有序、操作性强的层级业务示范体系，在统一的标准化体系建设中，应该明确各层级文化馆（站）之间的业务关系和各自职能。通过业务指导、样板示范、交流学习，形成一套运行有效、操作便捷的示范带动机制，推进文化馆（站）自身发展和业务建设的规范性、有序性发展。（四）开展馆际交流开展文化馆（站）馆际交流，促进相互往来，推动彼此借鉴吸收，不仅增进友谊，更重要的是对发展理念的提升和信息资源共享提供了便捷通道和有效方式。开展馆际交流是文化馆（站）事业健康发展不可惑缺的一种有效载体。交流是推动文化发展的一股活水，通过交流学习，交换彼此的建设经验，借鉴对方的创新模式，分享发展建设中取得的经验成果，使之成为取长补短，规避风险，提速发展的倍增器。

（五）努力提升服务效能

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英文名称：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四川大学中文系

出版周期：半年刊

出版地址：中外文化与文论

语

种：中文

开

本：32开

国际刊号：

国内刊号：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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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人道主义思想是西方长期奉行的理论内涵，对于英美文学体系来讲，这种理论的提出有着其独特的历史渊源，并且密切联系着人文主义框架，相对于神权主义和禁欲主义显得更加符合社会交流动力标准。在不同发展历史情境作用下，英国文学在这部分思想应对上显得过于保守，而美国文学却表现出完全激进的应对态度，有关管制活动环节中的创新元素分布众多。

二、历史典故对英美文化评价地位的影响

世界不同民族因为所处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模式各有不同，所以语言应用上的差异效果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得到世界文化机构认可的两种世界文化影响起源点包括希腊罗马西方文化和长江流域发祥地的华夏文化群。所以，英语的学习和文学评论都离不开西方历史情境的追逐和分析。民族历史是社会发展的真实记录资料，其中蕴藏的文化遗产价值极为丰富，这类现象尤其在语言习惯表现上最为突出。英汉两种语言中普遍包含大量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和典故信息，这类习语表面结构样式排列简单，但情感意义表达较为深远，单单凭借字面理解是不科学的。但它们在篇章阅读上的作用确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特定文学评论资料都有它的中心疏导观点，我们研究活动的必要任务就是围绕西方历史文化传统和行为习惯进行特定作品鉴赏，之后再实现对当地文化的科学评论。例如：Achilles的词语解释就是围绕希腊神话故事情境进行详述的，Achilles其实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某位英雄人物，其母在他出生之后为了保护他，便手握其脚踝令其浸入冥河之中，所以他全身上下除了脚踝位置其余都是刀枪不入的，但就因为这样令其产生致命的弱点。所以Achilles’heel主要指某个人的致命弱点，那么在解析Timidity　is　my　Achilles　heel这句话时就可以顺利成章地定义为“胆怯是我的致命弱点”。但是按照中文语序表达习惯，加上传统单词和语法的硬性记忆教学手段，对于此类句式的解读相信会存在偏移效应，评论过程中自然不能客观明了。因此可见，西方文化的三大渊源，包括《圣经》、希腊罗马神话在内是完善英文词汇和语句翻译的必要线索，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将语言知识和文化情境结合起来，避免评论环节中的理解偏差结果。

三、西方现代历史文化对评论绩效的影响

西方文化知识在作品阅读和评价中的重要引导功能一直未能受到英语评论专家的重视，大部分学者简单地认为，只要英语语法基础好并且掌握常见的翻译技巧，就能完善评价理论的搭建绩效。但现实中大部分评价内容都存在一定的偏激状况，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对西方文化知识积累程度不够。由于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决定特定句式、单词的内涵原理，而我国语言表达习惯上类似状况少见，所以学者评论活动中难免滋生望文生义的错误现象。另外，大力提倡英美历史名著的阅读能够稳固评论者的评价指标，令其展现客观评论的绩效水准。因为名著中的主人公因为独特的性格特征和语言表达习惯在当地语言陈述中往往引申为目前社会结构中相似的人或事物状态。所以说，如果能对一些陌生词汇和语句产生特定历史情境的引用和界定分析，整体理解起来就显得轻松和方便好多；如果某些学者仍旧秉承个人价值观基础进行侧面论述，那么评价功效势必不能引起社会大众的共鸣。西方文化知识是单位人员贯彻英语学习动力阶段中必不可少的参与元素，其与基础词汇和语法技巧同样需要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所以，人们在学习英语语句搭接技巧过程中应该注重对西方文化的积累，经常阅读有关当地风土人情、历史地理和文学艺术的书刊资料，只有不断了解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变迁规则，才能将这种文化差异影响作用减到最少，维系我国专业英语教学和评论的综合掌控能力。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秉承先进的经济管理原则和社会高质量人才供应要求，对目前大学英语专业教学产生高度重视。而所谓深化改革的环节中，少不了对正规教材资料的重新审定和完美整合，这就要配合学者客观的评价潜力进行有效疏导，进一步扩充专业教育的实际掌管力度。因此，结合中西方文化差异现象分析，要积极引进中美文学作品，强化特定时期事件的掌握力度，并对陌生词汇进行正确解读，相信这对日后系统的英美文化评价工作有着必要的指导价值。

四、结语

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翻译研究经历了漫长的以感悟经验为主的语文学时期之后，以专注语言层面机械对等的唯科学主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风靡一时，从70年代至今，经过理性回归最终将视线转移到翻译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外部因素对翻译过程和结果的不容忽视的作用与影响，翻译研究从此得以“文化转向”进入了文化学时期，其代表人物美国学者安德烈·勒弗维尔认为翻译研究的着眼点不能只停留在探究两种文本在语言形式上对不对等的问题，同时还要关注与翻译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种种文化问题上去，如为什么翻译外国文本，为什么选择某个文本，谁选择的，译者自己、委托人，有没有别的因素，译文读者什么反应又怎么去根据读者反应去调整，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有没有按当时社会、文学和意识形态去考量等等［1］242。而翻译的跨文化性决定了以语言文化为载体的翻译研究必然将学术的视角对准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的各种行为和现象，其中既有对翻译内部的微观研究，如语言技术层面以及文体翻译的总结，又有对外部因素的宏观关注，可以概括为三种:“目的语文化中的各种规范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结果的影响;翻译作品对目的语文化产生的影响;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在地位上的差异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结果的影响。”［2］而外部因素的作用与影响常常是跨文化翻译研究的关注重点，所以这也是本文对两个译本进行跨文化比较的理论依据和主要探讨内容。

二、《西游记》两个英译本的跨文化比较

截至目前，《西游记》有两个最全的译本。第一个将这项浩大的文字工程完成的是美籍华人、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和美国神学院教授余国藩(An-thony)。全译本历时14年，共分四卷，译名为TheJourneytotheWest，于1977年至198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并同时在英国伦敦推出。而紧随其后英国汉学家詹纳尔(W．J．F．Jenner)的第二个全译本(JourneytotheWest)也接着问世，于1983至1984年由我国的外文出版社出版，首版共分三册，再版时又分为四册本和六册本。两个全译本的连续问世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文化盛事，受到了当时的文学界、文化界、翻译界乃至宗教界等多个领域的广泛关注，在英语读者中也得到了积极反响。

(一)两个译本的成书背景

在两个全译本成书之前，《西游记》英语译介都是以节译本、缩译本或选译本的形式出现的。“假如要详细研究两种文化对翻译作品做成的引力，我们当然不能撇开其时代背景及译者的文化取向，也就是说要同时顾及宏观的文化氛围和微观的个人背景。”［3］11全译本推出的时候，中国已经实施改革开放，对外经济的开放也意味着文化的开放，以及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魅力的迫切愿望。查明建、谢天振在回顾中国20世纪文学翻译史时总结说:“从1977—1979年，无论是重版旧译还是新译作品，大都是世界古典名著和被认为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近现代作品。翻译出版社选题基本上还是以五六十年代的翻译选择规范为标准。”［4］“文学翻译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主管机关和各方面统一拟定计划，有方法、有步骤地来进行。”［5］508这就是当时的规范标准。詹纳尔版的全译本是在1977年前后开始启动的，无疑为成书的历史背景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背景注脚。他于1962年从牛津大学中文学习结束以后就来到中国，连续三年(1963—1965)在外文出版社做翻译工作。后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又以外国专家的身份为国家外文局从事翻译服务。接受《西游记》翻译任务之前，他在本国内已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片《大闹天宫》的电影脚本翻译为HavocinHeaven:AdventuresofTheMonkeyKing。后来他在《西游记》翻译后记中说道:亚瑟·韦利的译本《猴》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缩译本，激发了他对《西游记》与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由此可见，詹译本的出现是历史的需要、文化交流的诉求、政府的委托与个人兴趣的共同结果。再来看余国藩的全译本。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英国本土人士的翻译作品在中国出版，而华人的翻译作品在海外出版，这种现象恰恰说明全世界当时对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关注度。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社来说，把住时代的脉搏是保障其商业利益的必要手段，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版《西游记》全译本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从余译本的成书过程来看，出版社或其他机构并没有事先委托，成就余国藩的全译本的先决条件是他在香港长大的背景赋予他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的修养，在美国求学教书的经历成就了他在西方语言文化方面的深刻造诣，而最根本最直接的诱因是他从小就爱读《西游记》，当看到亚瑟·韦利的缩译本“对语言根本性的改写和大量省略字句、片段和段落”［6］18，感到十分不满与痛心，并公开提出了批评与质疑。另外，余国藩在译文的序言中说《西游记》是最受欢迎的中国小说之一，而且东西方学者也对其作了大量的研究，也出现诸多不同的译本，但是译者都是西方人没有一个中国人，“除了1959年的一个俄文全译本之外，还没有一个全译本适时地介绍给西方读者”［7］40。由此看来，余国藩的全译行为也是时代的文化需求，但更主要的是一种个人选择，而这种个人行为是基于他作为海外炎黄子孙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历史责任感和文化自觉。

(二)译者翻译策略的比较

语言的相似性成就了翻译的可能性，而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了翻译的必要性。文化专有项是翻译中的主要问题，因此，选择哪种翻译策略来有效传达原文中文化信息是每一个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翻译的结果，“翻译已被越来越明确地视为一个决策的过程”［8］。《西游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且不说儒道释三种宗教文化的综合呈现，单是形形的各种制度文化、哲学神话、物质用具、风俗人情、习语方言、诗词歌赋等等，汇聚一处就足以显示该书翻译的难度与高度了。两位译者在译文中皆显露出了高超的文化信息转换能力，而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也表现出不同特点与倾向。出于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美好愿望，余国藩在照顾到一定程度的可读性基础上，翻译策略的选择总体是倾向于著名翻译学研究专家、美籍意大利人劳伦斯·韦努蒂的异化策略的。他认为，随着时间的迁移、交流的加深、知识的增加，许多不可译的内容会变得可译，那种只看重可读性而舍弃原文中大量的文化信息的做法是文化上的简约主义，是“不可饶恕的归化罪孽”［6］18，所以他在译文中对文化内容大多采取忠实直译加注释的具体措施来拆除文化障碍，“每页差不多都有半页的篇幅作注解”［6］18，就连“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来历也解释的清清楚楚。另外，为了加强读者对原书的了解，他在译文的前言中叙写了篇幅达62页的导读内容，涉及到原文本的成书过程、作者生平、人物介绍以及研究现状等等;又在每一卷的附录中都标出注释的参考出处，横跨经史子集和一些学者的相关著作，足见其良苦用心和深厚的古典文化功底。而这样一来，评、译、注的结合就为余的全译本添上了一层浓厚的学术色彩与人文关怀。詹纳尔的全译本是中国开放之初在政府部门委托下进行的，当时的初衷主要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外推出一些有进步意义的名著作品，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作品的可读性还是要放在首位的，再加上詹纳尔的母语文化背景对英语读者阅读期待的了解，就使得他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呈现异化与归化并重、可读性与忠实性并存的特点，而不是过多地在学术性效果上下功夫。这可以从他的翻译后记中看出:“不管原文中的信息是什么，对我来说不是担心自己的翻译怎么样，而是只要能好好地享受作者的智慧、幽默、以及丰富无穷的观察力与创造力就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我在翻译中获得的这种乐趣如果我的读者也能感受到，那么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9］2341-2343所以为了读者阅读的流畅性与愉悦性，詹纳尔也没有像余国藩那样做出那么多的注释，虽说他在附录中也提供了一些原书有关的研究著作书目，可这不过是出版作品的一种常规做法，一是表明作者的严肃创作态度，再者也是为感兴趣的有心读者进一步延伸阅读提供帮助。

(三)译本读者接受的比较

“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在我们判断一个译作的价值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6］22两个译本的先后问世，既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也受到了普通读者的广泛欢迎。在余译本的第一二两卷出版之后，1980年，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弗雷德里克·威克曼(FredericWakeman)就在5月29日的《纽约书评》发文大力赞扬:“余用一种既忠实于原文又可使英语读者理解的方法将精妙深奥的原文翻译出来。他甚至将其中难以处理的诗词也全数译出，借助这本真正意义上的全译本，那些熟悉亚瑟·韦利缩译版的读者终于能够领略到原小说的博大丰富，定会惊叹不已的。”［10］西游记研究专家、哥伦比业大学夏志清教授给予余本充分赞誉，认为是对英语世界文学的丰富和补充。普林斯顿大学普莱克斯·安德鲁教授(PlaksAndrew)认为詹的译本“没有学术机械感，非常具有可读性”［11］283。由于学术条件与区域范围的限制，笔者没有找到确切的西方读者对两译本的评价资料，但是借助互联网查到了美国最大的图书销售网站亚马逊网关于两译本当前的销售情况，并且看到了读者的评价。西方人的良好的学术习惯使得他们在网站上的评价往往不是三言两语而是以不少的篇幅严肃、客观地写下自己的想法。笔者认为这就是描述两译本在海外接受情况的最直接最鲜活的数据。从网站上提供的数据看，余译本的销售排行第53399名，远远超出比詹的译本的第224822名，这里要说明的是后者的译本是亚马逊的引进版，所以上架时间不同这里不作为比较依据。从译本的平均得分看，余版四星半略高于詹版的四星，但从写评价人数的活跃度看，余版27人远低于詹版的60人。购书的读者大多都给予两译本肯定的评价，其中一个叫Luke的读者在2006年5月20日留下了长达732字的关于这两个译本的评价ComparingTwoTranslationsofJour-neytotheWest。他在文中简单介绍了两译本的出版与译者的情况，然后评价说詹本语言地道易懂，注释不多可读性强，高中水平就可以阅读;余译本不如詹本地道但是更忠实，以至于到了slavish(奴隶)的地步，有些地方甚至不惜牺牲译文的可读性，不过余本更严肃、更有学术性。他最后总结说，两个译本翻译水平不相上下，难分高低都值得推荐，如果读者倾向于忠实性，余本是首选;如果读者倾向于语言地道故事流畅性，詹本是首选。由此看出，今日西方读者对待中国文学的态度已经“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不闻不问”［6］17改变为热情而又理性的接受，当然这既要归功于《西游记》自身非凡的艺术魅力，也要归功于两位译者的呕心沥血的付出。若从比较的角度来说，两个译本在学者中的认同度与读者中的受欢迎度确实是各有千秋、难分伯仲。

三、全球化语境下经典翻译的跨文化视野

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通过变异维度创设学习空间，使预想的学习内容顺利转化为实践的学习内容和经验的学习内容。”这种承认并尊重学生在教学实践中核心地位的教学理念，要求教师把学生看做有独立思考和沟通能力的课堂主体，在强化知识内在关联性意识的基础上，重视学生经验方式和前知识对于目标新知识学习的潜在影响，最终引导学生建构更加客观和完善的知识结构体系。当前西方文化教学中往往存在的问题是“学生并没有经过对事物差异性的辨析，排除非本质因素影响，真正掌握本质特征，而是通过简单的重复强化来建立概念。”变异理论明确指出知识的建构要以学习者的经验心理结构和已掌握的信息为基础，充分体现了学习的关联性，主动性和社会性。“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只是向学生介绍概念的定义，而没有呈现这个概念的正反例，学生往往只学会了死记硬背，而无法真正掌握概念的关键属性。”因此，教师能够有效列举正反例是建立在对学生已有知识结构的深入考察和全面掌握的基础上的。

2以学生前知识为出发点的教学安排

变异教学理论强调，“为了领会事物的本质特征，就必须注意它与其他事物有何差异。要注意到该事物在哪个方面与其他事物不同，在差异的比较过程中，逐渐掌握事物的本质特征。”“在教学策略上，变异理论指出，‘分离－变异－对比’的教学操作模式正是教师引导学生掌握知识理解事物的关键。”这种以变异、对比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在明确目标教学内容的前提下，对于学生已有的相关知识结构进行细致考察，然后客观筛选和提取学生前知识中，能够有效构成目标学习内容正反例的知识信息，以便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通过关键属性的差异对比，深入理解和掌握目标教学内容的本质内涵。基于教学实践并结合对于这一科学教学理念的反思，笔者对于如何将上述操作模式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操作步骤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总结如下。

2.1分离基督教文化的关键属性

首先，基督教文化知识体系是庞大而繁杂的，有效分离出这一文化知识体系中的关键属性能够“化解知识难度，揭示知识的内在道理，使庞大数量的知识呈现出清晰而严密的内在联系结构，又能使结构复杂的知识体系清晰化，简约化。”基督教文化中的关键属性主要包括神论，人论，救赎论和末世论，而基督教对于人性的观点即是这四个基本教义的基础也是其联系纽带。“作为一种善恶两重的人性思想，基督教的人性论对西方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今天的人类生活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学习和掌握基督教的人性论是把握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精髓的一把钥匙。由此可见，在基督教文化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将人性论这一关键属性与其它次要属性区别并分离开来，并将其作为基督教文化教学的基础和核心内容。

2.2对关键属性进行变异

其次，对关键属性进行变异，即在学生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中寻求能够区分人性论这一关键属性的相关信息。“在变异理论看来，不经历可替换的事例就不可能掌握任何一样东西。”显然，“人性”是一个具有理解难度的抽象概念，但是对于熟悉儒家思想的中国学生而言，他们对于儒家思想中的人性论也并不陌生。“数据表明，当代大学生一般认同传统的儒家伦理意识模式并加以承继。”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主导价值观。“著名的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曾在《中国思想史论》中阐明‘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民的观念，行为，风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而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人性论“如所周知，至少可以归结为四种：性无善恶论，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其中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孟子提出的性善论。《三字经》开篇即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妇孺皆知的经典。与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论相反，基督教文化人性本恶观又被称为“原罪”的观点，指的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堕落随着生殖行为传给子孙后代，成为人类各种罪恶的根源，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它与“人之初，性本善”的论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迥然不同又互为变异。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所熟悉的“人之初，性本善”这一观点为引子，循序渐进地引出基督教文化中“人之初，性本恶”的论点，这既能在对立观点的碰撞中激起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能迅速开启学生对于“人性”这一概念的记忆与思考，启发学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去重新审视自身已有的对“人性”的理解和判断。

2.3运用变异的反例展开对比

最后，将基督教文化人性本恶观与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论，从理论基础和社会意义以及理论局限性等，多方面进行全方位深入的比较，以引导学生形成对于不同文化知识更加客观全面的认识，并构建自身更加完善的文化知识系统。具体来说，在提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的同时，教师应当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探索和发掘这两种论断产生的不同理论前提和基础。孟子提出的人性本善论的理论前提是人作为特殊动物群体的本质，它是从社会伦理角度出发做出的判断；而基督教人性恶的观点是以人作为上帝创造物的本质为前提，从宗教历史渊源角度得出的结论。这种承认并畏惧“原罪”的观点也促进了西方社会对于法律的推崇、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政府权利的制衡。与此相反，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观反映了对人性和人生积极的态度，它塑造了以‘善养浩然之气’的圣人贤人为代表的理想人格也维护了人的尊严。但是性善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它往往只是强调贤人政治和道德意识培养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社会法制体制建设的重要性。对于两种文化不同人性观进行对比是学生深化“人性”概念的理解、拓宽文化视野、完善文化知识结构体系的过程。“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系统运用变异理论的课堂在帮助学生学习上更为有效。”

3结语

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中介是最重要的概念，因为社会文化理论是以这一假说为基础的:人类活动(包括认知活动)通过语言、识字等所谓的符号化人工产品(更高层次的文化工具)和物质化人工产品搭起中介性的桥梁。在社会文化理论里，人类把符号作为工具使用来调节心理活动以及控制心理过称。这种控制是不自觉的，这使人们能够关注某些事情、做出规划以及理性思考。人类拥有的主要工具是语言，这一工具是人们能够与环境发生联系。调节是中介的一种形式，随着儿童学习语言，他们也学会了用语言调节自己的活动，通往自我控制一般经历三个阶段:物体调节、他人调节和自我调节。社会文化理论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内化，内化指人们把交际活动中的符号产品转化为心理产品来调试(中介)自己的心理活动的过程。这个过程使人们能够把个体与环境。“内化概念是指从社会关系或更为具体说是社会相互作用逐渐向个人内心品质转化的过程，并使个人掌控自己的思维生物器官—大脑”。儿童在教师系统指导下获得的科学概念，通过内化在问题解决及问题预测中发挥其中介作用。而对知识的内化并不是一个被动吸收的过程，社会情境是学习者认知与发展的重要资源，学习者带着不同的先前经验，进入所处的文化和社会情境进行互动，通过学习者之间的合作、交流、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增进对知识的理解。认知理论把任务看作是促进交际的工具，促使学习者在互动性任务中进行意义的协商，并调整L2语言输出，不同的任务影响学习者L2语言输出的不同方面，如:流利性、准确性和复杂性，而社会文化理论认为:L2学习者们根据自身的社会经历和目标共同构建所进行的社会活动(任务)的意义，即是学习者们共同塑造任务，而非任务塑造学习者，因此应该对语言学习者完成任务的整体过程加以关注。L2语言的发展不只是摄入信息与掌握知识(内部)，还有社会活动的参与(外部)，学习者参与的外部的、社会的互动活动是内部认知机制发展的主要来源。

二、最近发展区和支架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Vygotsky(1978)将“最近发展区”定义为“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与在成人指导下或在与能力更强的同伴合作中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最近发展区”展望个体未来的发展，即个体在帮助下解决问题的能力预示着他将来独立做事的能力。“支架”这个概念是Bruner(1985)等在新Vygotsky学派提出的，被广泛应用到他人调节中的协作式交谈和Vygotsky“最近发展区”中新手与专家的互动活动中。“支架”指任何成人与儿童或专家与儿童的协作行为。儿童和新手还不能独立运用某知识或技能，但可以通过谈话借助对方给予的“脚手架”的帮助获得期望的结果。根据最近发展区概念，教师在语言教学中，不仅要关注语言输入，同时还要关注语言学习者，因为他们不仅要向学习者提供合适的语言材料，还要为他们创造有利于主动建构与发展的语言环境。意义是通过共同的活动建构的，而不是由教师传授的。教师不是把知识传递给学生，而是帮助他们把在课堂环境下通过不同方式所获得的内容，通过意义建构来转化成为真正的知识。教师提供的这种帮助既包括知识层面的又包括学习策略与方法等方面的，换言之，就是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学习者的语言发展过程中也存在最近发展区，支架在帮助学习者避免石化、促进其语言最近发展区的变化方面极为有效，是促进认知发展的一种高级训练形式。支架理论对语言教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证实语言学习者在复杂的任务完成过程中，需要通过与教师或同伴进行互动来获得支持，这一概念与传统的由教师向学生提供单向的指导不同。支架的搭建是一个建立在以学生需求为基础上的共同的合作过程。

三、结语

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布尔迪厄的文化理论以习性概念为基础，而其习性概念的提出则源于他对行动者行为悖论的思考：“行为如何能够被规范却又不是服从规则的产物”。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法国知识界围绕着行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结构主义者认为，社会世界中存在着决定人们行为方式的规则；而存在主义者则相信，人们的行为方式从根本上说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布尔迪厄指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实际上代表了两种完全对立的“知识模式”（ModesofKnowledge），即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是一种只能反映经验到的社会现实而无法脱离主观思想的考察方式，因此容易走向文化唯心主义。而客观主义则将视角局限于实践活动所依赖的社会客观条件，从而可能使文化丧失能动性。于是布尔迪厄开始思考，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方式，它既能够克服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各自的缺憾，又能够批判性地保留二者积极的一面。他后来采取的方法是，通过提出习性概念，使客观主义克服对行为的“机械结构主义”解读，也即将行为规则视为一种机械集合或者例行程式（PerformedProgramme），从而达到既能说明行为可观察的规律性，又能使主体重拾能动性的效果。他指出，习性是“持久的、可转化的倾向系统，易于使被结构之结构发挥出具有结构能力之结构的作用，即，它可作为产生和组织实践与表述的一些原理，这些实践与表述能够客观地适应它们的结果而无需预设一个有意识的目标或掌握为达目的而需精通的必要手段”。习性具有一种独特的双重结构，即被结构的结构和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这种结构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内化与外化的循环系统，该“循环关系的系统，它把结构与实践结合起来，客观的结构倾向于生产结构化的主观倾向，而这种生产结构化行为的主观倾向又反过来倾向于再生产客观的结构。”借助习性双重结构的运作，也即内化与外化，布尔迪厄试图将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的对立悄然化解，并使行为与实践融为一体，进而为其独特的文化实践理论奠基。他随后指出：“当‘文化’一词被应用到客观规律系统以及用于描述作为一个内化模型系统的行动者能力时，它会是比习性更好的术语。然而，这个过分被决定的概念带有被误解的危险，而且很难彻底解释其有效性的条件。”可见，用习性取代文化不但能使文化摆脱被决定的境遇，并且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动性，而这也是布尔迪厄在元理论上区别于传统文化研究方式的需要。同时，习性概念的提出也旨在摆脱理性中心主义，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实践，它所具有的“实践的实在逻辑”，这种逻辑虽具有自身的逻辑却不把“逻辑”当成自身的准则。而以习性为指导的文化实践理论不但能与两种知识模式下的狭隘文化观分道扬镳，而且还从源头拒斥了文化上的理性中心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此外，也只有从习性出发去建构文化，其有效性的条件才能在现实性的机制中被更加动态、更具关联性的发掘。

二

对于布尔迪厄而言，将习性发展成为一种作为实践的文化理论，这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了其界定文化有效性的可能。换言之，文化有效性的条件意味着将习性理论化为文化的各种可能性条件。这些可能性本身又依赖于习性所具有的独特结构与各种性质。对此福克斯指出：“习性将社会生活与文化的意义描绘成不断发展的实践，而与此类似，文化概念也总是处于形塑之中。”可以说，习性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是其独特内在双重性的自然展开，它自身所包含的各种要素在文化规律性、行动者能力以及文化的再生产等方面为全面考察文化提供了可能。然而，在布尔迪厄看来，只有习性概念还不足以建构起一套完整的文化理论体系，他需要更多的概念工具来充实自己的理论工具箱。于是他求助于马克思，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灵感，最终成功发展出使其享誉世界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然而在祖森看来，这是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自相矛盾，布尔迪厄给予正统马克思主义最有力的批判，却是通过吸收、发展马克思自己的概念及方法论工具来实现的。布鲁贝克认为，或许布尔迪厄明显遵循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却应该让我们不再这么想了。而罗宾斯则明确指出，没有理由认为布尔迪厄曾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毫无疑问的是，布尔迪厄在许多重要概念的创造上，诸如阶级、象征权力、文化资本以及文化再生产等，均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甚至直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布尔迪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借鉴也远大于对其文化理论的批判，从这一点上说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具体而言：

第一，习性在文化实践中的分类与区分能力与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直接相关。布尔迪厄认为，在被表象的社会世界中，即生活风格的空间中习性承担着两种作用，具备两种能力。首先，作为一种实践，它具备对其分类的能力，也即产生可分类的实践，此时可将其视为一种实践的分类系统。其次，作为一种心理结构，它又是可进行分类判断的发生性原则，或者说，它能够对其所分类的实践及其产品鉴赏与区分。而作为能力意义上的文化，不过是内在化了的客观意义上的文化，它成为解释客体以及文化行为的永久和一般的才能化性情。从习性承担的两种作用不难看出，一方面习性作为一种实践，它具备对其分类的能力。这种实践的分类能力将社会世界中活动的各种行动者相区分，将从事相同实践活动的人汇聚在一个结构化的组织空间中，同时人们也将于其中展开对该类型权力或者资本的争夺活动，而这种结构化的空间就是场域。一方面，习性作为一种心理结构，造成了不同社会群体在审美偏好上的差异与区隔。各种社会群体的不同文化偏好构成了一个统一连续的实践系统、一种结构化系统，该系统使那些具有相似品味的人互相聚集，不同品味的人相互区隔。布尔迪厄认为品味既是一种经验，又是表明自己在社会层级中地位的机会。这些品味植根于习性的倾向之中，任何品味的变化实际上均来自于文化和社会阶级场域内人们对统治地位的争夺，谁拥有统治地位谁就享有界定文化和品味高低标准的资格。可见，习性不但塑造了各种不同的场域，同时又是一种区分阶级地位的方法。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阶级不能仅通过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来界定，也应依照阶级习性来界定。

第二，布尔迪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文化的本质作用就在于使阶级的不平等合法化，或者说，象征系统的作用在于巩固阶级的不平等，并且再生产这种不平等。这种观点成为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以及文化再生产理论的直接来源。文化资本是布尔迪厄的一个创新概念。质言之，其是将马克思关于资本范畴的划分理念扩展到了文化领域。在布尔迪厄看来，如果财产、货币能够作为一种资本（经济资本），那么文化商品同样也可以发挥资本的效用。布尔迪厄区分了文化资本存在的三种形态：第一，归并化状态的文化资本。其主要存在于儿童的初级社会化阶段，是文化资本的“原始积累形态”，其表现为一种文化上的倾向。布尔迪厄认为所有的倾向都是被融入到身体图示的形式之中的。第二，客观化的文化资本。这是一种依附于某些物理介质而存在的文化资本，而对它的拥有可以“客观”地体现在某些专门的客体上面。第三，机构化的文化资本。这种形态主要涉及高等教育体制。名牌大学的文凭意味着高含金量的工作机会，这促使大量经济资本被投入到文化领域以获取文化资本。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资本在社会分层中的基础作用已日趋明显。

事实上，文化资本这个概念涵义广泛，从学校文凭、专门技艺到学术标准、审美品位再到文化观念都可以成为文化资本。文化资本三种形态的划分并不足以涵盖所有的要素，因此后来他又将其称为“信息资本”。但不管称谓如何变化，布尔迪厄都试图表明，无意识的实践因资本分配结构的侵入而变成了建构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帮凶。然而问题却在于，通过这种无意识的范畴，特权与权力的不平等何以能够在代际间维系却不招致公众抵制？布尔迪厄指出，这是教育体制的“功劳”，事实上它主导着社会阶层之间权力关系与象征关系的结构再生产。而无意识是一种对历史的遗忘，通过将其自身生成的客观结构转化为习性的准自然本性，“有意识的历史”得以隐匿。华康德指出，在布尔迪厄那里行动者与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并非主客体间的关系，而是一种“本体论契合”，是社会建构的知觉评判原则“习性”与其决定者“社会世界”之间的“相互占有”。布尔迪厄曾用帕斯卡尔的话“世界包容了我，而我也理解着世界”来解释这种状态。社会世界中的行动者，其用于指导自身行为的思维范畴正是社会世界所创造的。当行动者身处其所在的场域，他会感到其充满意义，如同在家中般自在，这是因为习性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表达。正是在此意义上，布尔迪厄把进入场域的习性喻为“历史遭遇自身”。而他有关习性与场域之间是一种“本体论契合”关系的论述，实际上为我们前面提出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元理论上的解释。

然而，对布尔迪厄而言机构层面的分析似乎更能揭示该问题的本质。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教育体制，因为就像家庭环境中获得的习性充当着塑造学校经验的基础一样，相反，被各种各样学校行为转化的习性又成为接下来所有其他经验的根基。布尔迪厄认为，学校教育行为事实上是一种象征性暴力。而象征性暴力与象征性资本的拥有相关，它指涉的是合法性的表征对权力实施与维持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或者说，它旨在表明被统治者何以能够将自身的被统治状态视为合法状态（正当性）而欣然接受。通过对教育制度具体作用的分析，他揭示了学校教育行为背后所隐藏的象征性暴力：教育的目标就是再生产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的文化专断。其方式、内容以及对象都旨在符合统治阶级的客观利益。表面上教育行为是通过纯教育作用的教育交流形式达成，但事实上其基础仍是阶级间的权力关系。而为了掩盖教育交流关系中所隐藏的权力关系就需要建立教育权威，以使教育行为的双重专断性表现为一种合法强加的权力形式，从而赋予其合法性以掩饰其象征性暴力的本质。可以说，教育就是一种对文化专断性原则长期、持续性的灌输工作。为了保证该原则的再生产，必须将其以习性的形式内化于受教育者，这样即使教育行动终止，作为习性而存在的文化专断原则仍能在实践中长期发挥效用。可见，教育系统的作用就在于生产并再生产制度性的条件。它有两个向度上的功能。内向功能，即强加与灌输符合统治阶层的文化意识与观念，这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传承，也即将文化专断原则内化于习性，使其持续存在于实践。此后它的外向功能也将发挥作用，当该原则以实践原则的面貌指导实践，那么文化资本的原有分配方式将继续作用从而实现文化再生产，这种文化再生产又最终会导致一种社会再生产。

三

习性与马克思经典概念相结合的理论推进方式，使布尔迪厄的文化研究获得了从行为到实践再到文化的惊人延展力。

首先，实证分析与哲学反思同时并举。布尔迪厄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引入由习性主导的文化实践，这必然要求其将社会实质性领域内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与高度抽象的哲学理论相结合，这是前人未曾企及的方式，也是布尔迪厄的一大创新。

其次，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融合。布尔迪厄受到马克思关于“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思想的影响，强调文化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所具有的整体性与不可分割性。他将对社会行为与社会感知的主观感受同社会结构的客观理论相融合，并以此阐释“文化实践”。换言之，布尔迪厄反对块片化的文化研究方式，传统形而上学思想导致人们将微观与宏观割裂开来分别研究，而学科内部研究视野的层级限制又加剧了这一现象。因此，他努力整合原有的文化视野，并致力于使其关系化、一元论化。这种方式最明显地体现在从习性到文化的过渡上。一个层面上，习性是以行动者个人为表征的行为方式；另一个层面，它又是布尔迪厄将文化实践化的一种方式。在此意义上说，习性昭示着一种文化实践的群体性积淀。

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斯诺；两种文化；生态文化；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

英国学者C·P·斯诺1959年在剑桥大学作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著名演讲，此后“两种文化”问题及其所衍生的理论体系又被称为“斯诺命题”，广被世人所关注，尤其是在当代社会，屡被提及。其实，类似“两种文化”的阐述，在中国学界并不陌生。例如，梁宗岱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比英国人C.P.斯诺更早地提出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分裂的危险1。

虽然生态文化的诞生与发展的直接土壤，是当今愈来愈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但是，从斯诺本人对“两种文化”的具体阐述来看，“两种文化”分裂的历史语境应该是当今生态文化建设的理论锲入点，而生态文化显然是弥合“两种文化”的必要桥梁。在沟通与融合“两种文化”的可能性问题上，斯诺肯定了“第三文化”的可能性。从现今学者对生态文化蓝图的勾勒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分析来看，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有可能就是生态文化的理论原型。

一、“两种文化”——斯诺命题

所谓“两种文化”，用斯诺的话讲，就是“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青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斯诺认为，科学家与非科学家是现代人类文化的两大阵容，他们所表征的文化群体截然不同，两者的鸿沟不断增大。

首先，科学文化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化的代名词。现代文化的乐观心态、人类中心主义等特征无不与近来科学文化的迅猛发展密切相关。科学家对大自然认识、理解与改造的巨大成就，已经演变为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膨胀心态。科学家几乎抱有一种凭借自己的科学认识与严谨的科学精神，完全可以认识、理解并彻底改造前人认为无比神秘的大自然，这是一种典型的乐观主义心态，由此形成了人类锐意进取的现代文化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化的主流。

其次，非科学文化，即斯诺所谓的“文学知识分子文化”，远没有科学家那样乐观，甚至认为科学家粗鲁自大。他们的声音柔和而又拘谨，压抑的语调中透露出些许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哀怨。这类似于我们今天常说的人文文化。他继承传统，缓慢变迁，不像科学文化那样日新月异。即使遥远的荷马史诗、晦涩的圣人言语，仍然可以在现代“文学知识分子”中间激起悠远的回音。在现代文化之中，这个群体虽然是个客观的存在，其规模却在不断地萎缩，生存空间亦受到了科学文化的严重挤压。

最后，由科学家与文学知识分子两个群体所构成的“两种文化”，已经在人类的文化结构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影响到了人类及人类社会的进程与自我完善。两者互为指责，或者干脆不相往来。“非科学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认为科学家抱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没有意识到人的处境。而科学家则认为，文学知识分子都缺乏远见，特别不关心自己的同胞，深层意义上的反知识，热衷于把艺术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间，如此等等。稍有挖苦才能的人都可以大量讲出这种恶言毒语。双方说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但完全是破坏性的。大多数是以危险的曲解为依据的”。显然，斯诺所言这些现象，在当下的文化氛围中，依然严峻。在大学校园，文科与理科学生不相往来，甚至相互抵触。在现实社会中，文学知识分子与科学工作者难以同处一室，收入差异明显，等等。诸如此类的“两种文化”的分裂与不和谐，在当下有增无减。

需要说明的是，斯诺命题本身的“二分法”思维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斯诺本人似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二’这个数字是一个危险的数字：正因为这样，辩证法才是一种危险的方法。想把一切事物一分为二的尝试都是应当加以怀疑。我曾考虑过很久，怎样进一步加以改进，但最后还是决定算了。我正在探求稍微超出于这个有力的隐喻，又比一幅总的文化图小得多：为了这一目标，两种文化的说法大概是对的，分析得过于细致反而会损害它的价值。”的确，将文化截然分为“两类”是很容易遭到多方反驳的。毕竟，任何事物在归类的过程中均不可能达到了完全的“类别化”，何况又是十分复杂庞大的文化问题！即使在科学文化内部，纯科学家与应用科学家如工程师，两者知识方面的不理解同样导致了巨大的鸿沟；即使在文学知识分子内部，“隔行如隔山”的事例亦比比皆是。

在现今的学界，“在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对峙中，概念的模糊性与宽泛性以及缺乏一定的学术规范，仍是对话的障碍之一”。“所以，我们断言，两种文化的对话，远比人文精神的内部讨论纷繁杂乱得多”3。但是，正如斯诺本人所言，“两种文化”不过是个隐喻。它确实揭示了当今人类社会真实的文化生态，而且容易引起人类对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警觉与自我完善。同时，从数字方面来看，似乎也在引导人们思考第三种文化的可能性。所以，斯诺命题，至今在学界影响深远，为人们所重视。

二、斯诺命题——生态文化的锲入点

斯诺命题为当今的生态文化建设提供了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锲入点，是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历史语境。斯诺命题并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就像斯蒂芬·科里尼所言，“作为一种文化焦虑，对‘两种文化’分裂的关心大概可以追溯到19世纪，而这种焦虑的现代形式在其早期是不清楚的”。“可以把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时期，视为这一焦虑的起点，人们开始担心知识类型间的裂缝会给个人修养和社会的良好状态都造成损害”。而如今广为热议的生态文化，却是在直面当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环境问题时应运而生，被认为是解决当今社会非持续发展征兆的必要药方。同时，从学理上看，生态文化是融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必要桥梁。如果说斯诺命题是前人对未来发展的文化自觉，那么生态文化显然是迫于环境现状的必然选择。

而且，当今生态的文化选择似乎可以在斯诺命题的历史渊源中找到历史的锲入点。所谓生态文化，百度百科给出的定义为：“生态文化就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这是人的价值观念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解决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5显然，生态文化所要解决的是人类的价值观念问题。而斯诺命题的立足点，本质上正是“两种文化”价值观念方面的对立——科学文化倾向“人统治自然的文化”；文学知识分子倾向“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

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两种文化”针锋相对。科学文化借助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力张扬了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文学知识分子则秉持着传统的谦逊与哀婉的情调，常常执着于人类的终极性追问：“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将向何处去？”前者立足于现实的感性生活，后者却执着于虚幻的遥远冥思。无论是人对自然的统治，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两种文化”的价值选择显然存在巨大的鸿沟。而生态文化孕育与诞生的历史背景，正是科学文化主导下的人与自然现实关系的日益紧张。所以，以下似乎就是“‘生态文化’作为一种叙述方式的不可回避的思维背景，即：1.人类与其生存于其中的环境陷于深刻的危机，人类的生存悖论放纵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行为，人类与环境处于浓郁的悲怆之中。2.人类生存环境的有限性与人类繁衍的无限性可能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永恒的宿命，人们面对的问题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6。可见，“两种文化”与生态文化的历史与思维背景是密切相关的。

在对待人类行为的把握上，生态文化是调节“两种文化”相互指责的必然选择。科学家崇信人的行为可以改变一切异己的生存状态，所以，对人类社会的未来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乐观主义。文学知识分子虽然拥有更为久远的文化传统，却在科学文化占主流的现实处境中逐渐被边缘化，对人类祛魅后自我膨胀的行为忐忑不安。而“生态文化实际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宽容、和谐、互利的文化理念”7。

显然，生态文化的宽容、和谐、互利等原则，是对科学家张扬人类行为能力的纠偏，也是对文学知识分子忧虑情绪的安慰。生态文化部分肯定了科学文化关于人类行为的乐观情调，也吸纳了文学知识分子文化对此的合理倡导。

在对待人类文化知识的选择上，科学文化的理性追求日新月异，而文学知识分子文化却重在传承辉煌的传统。“文学的变化较科学要慢。它不能像科学那样自动校正，因而误入歧途的时间更长”。文学知识分子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缓慢变迁，即使远古的史诗似乎也能在现代社会中找到跨越时空的共鸣。而科学文化却在追求知识的不断创新与文化的自我否定中，警告人类的文化知识在科学方面不再是一劳永逸的了。

所谓终身学习，显然是人们在科学文化超短周期的变迁中的文化适应与知识满足。比较而言，生态文化却综合了两者的文化知识心态。文化的传承需要来自文学知识分子的积极介入，而知识的瞬时万变要求科学文化不断自我反思与纠偏。因为“‘生存原则’是生态问题的伦理底线”6。生态文化的最终归宿是人类的生存，而非种族的毁灭。

简言之，无论是人类对自然的态度，还是对自我行为的把握以及对待人类知识文化的选择，“两种文化”差异明显，互不相让。而这正是生态文化历史与现实的锲入点。生态文化是架设在“两种文化”巨大鸿沟之间的桥梁，能很好地弥补各自的不足，同时，又吸纳了“两种文化”彼此的合理元素。因此，可以说生态文化是“两种文化”的必然发展。或许，这就是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

三、“第三文化”——生态文化

在斯诺看来，第三种文化是可能的，但他认为在他那个年代还没出现。“目前谈论某种已现实存在的第三文化，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我深信这种文化正在来临。”斯诺虽然没有详细勾勒出他所谓的第三种文化的轮廓，但是他认为第三种文化“为了完成自身的任务也必须同科学文化友好相处”。同时，“有必要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文学知识分子，或者更确切地说，转向文学文化的某些极端表现”。显然，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实质上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是需要科学家与文学知识分子共同参与建设的宏大文化体系。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斯诺所设想的“第三文化”与如今所倡导的生态文化产生了跨时代的共鸣。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三种文化就是对生态文化的预言与呼唤。有学者将生态文化的蓝图粗略勾勒为器物、技术、制度、风俗、艺术、理念及语言等七个方面9。这些方面既肯定了科学文化的现实价值与历史贡献，同时也充分吸纳了传统人文文化的积极因素。“如果我们必须走出现代文明而走向生态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必须是继承了现代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而又避免了现代文明的致命弊端的更高级、更复杂的文明。原始文明的种种优点也可为生态文明所吸取，但生态文明决不是向原始文明的简单回复”9。斯诺在很早以前就有类似观点。他说：“我们也不能回避这样的现实，即应用科学已有可能使亿万人的个人生活摆脱不必要的苦难——摆脱我们这种赋有特权的社会已经基本上被遗忘了的苦难，一种如此原始以致文明人不愿再提起的苦难。”这种苦难有来自食不果腹、衣不保暖的煎熬，也有来自疾病致死的残忍。

同时，斯诺确信：“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同意，从长远来看，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生命中都有许多事是人们所无能为力的”。“人还注视自身以外别人的生活，对此他受到爱、情感、忠诚、义务的束缚：其他每一种生活都和他一样也有不可弥补的部分；但也有一些部分是可以补救的，或者可以给以补救的”。例如个体或他人的死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直面的难以改变的事实，这是不可弥补的，科学文化无能为力。而人类吃穿住行等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可以借助科学，尤其是应用科学的发明创造而得到弥补的。言外之意，人的需求的满足是有一定限度的。这实际上从人类本身的角度，已经涉及到了生态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可持续发展。虽然“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针对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环境而言，但应该也有人自身　“可持续发展”的维度。

所谓可持续发展，原本是环境生态学方面的概念，主要指人类向其所赖于生存的环境索取物质生产与生活资料，应不超过环境自身所能承受的限度。这个概念显然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嫌疑，有学者批评了其偏重于人类与环境分裂的二元论缺陷。“环境主义的基木精神是：在意识到自然环境日趋恶化并威胁到人类生存之后，主张为了人类的持久生存和持续发展，为了子孙后代的基本权利而保护环境；合理利用环境资源，并将人类内部的伦理关怀扩大，使之涵盖动物、植物和非生命存在物；同时，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坚持二元论，维护和适度改良人类现存的文化、生产生活方式”10。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人类面对现实处境的自觉反思，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的自我完善。同时，这种思维的深层是主体对客体的无情蔑视，在文化方面，体现为“自然的人化”的单向运动，难以弥合人类与环境的二元对立。所以，在对待“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出现了环境与生态两种看似类似，却又有本质性差异的观点。

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要求人类自觉注意环境的可承受的限度，而且提醒人们应有善待环境的敬畏之心。“生态文化的逻辑起点之一就是要超越二元论”10。换言之，主客二元论是生态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的逻辑起点。这就要求人类从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来思考人类社会业已出现的文化问题。“生态整体主义绝非要求人类无度地自我牺牲，而只是要求人类有限度地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应当理解为‘可承受的发展’。‘可承受的发展’的重点在于把发展限制在生态系统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其思想基础是生态整体主义”10。

其实，无论是把“sustainable　development”理解为“可承受的发展”，还是理解为“可持续发展”，均逃脱不出二元论的牢笼。因为期望人类自觉地主动地善待自己的周遭世界不啻痴人说梦。人们近来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断呼唤之所以产生了远大于斯诺时代的回音与共鸣，其根本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科学文化的先天局限——对现实世界的开疆拓土难以逾越人类悠远的终极追问。尤为可贵的是，人们摒弃了科学文化的乐观情绪，开始清醒地意识到人类需求满足方面的有限性。毫无疑问，人类的需求满足也是一个渐进的“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只有充分肯定人自身　“可持续发展”的维度，方能从真正意义上践行生态整体主义的理念，才能真正超越关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二元论缺陷。

综上所述，生态文化既超越了科学文化的功利性与乐观主义，也克服了文学知识分子文化的个体性与悲观情调。一方面，生态文化缓解了现代文化中客体的承受限度，改善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生态文化又超越了传统文化的冷漠关怀，并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扩展到人类自身。从这方面来看，生态文化与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斯诺只是从文化本身的角度敏锐地触摸到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两种文化”的裂痕，而且这种裂痕此时尚未有世界性的征兆，但是在如今“两种文化”分裂的世界性语境中，斯诺命题的前瞻性为世人所公认，其对“第三文化”的预言将在生态文化的未来建设与发展中更加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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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纪真.“斯诺命题”的迷雾与新人文价值的探索——从〈我的人文观〉说起[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6）：100103.

[4]C·P·斯诺.导言[M]∥C·P·斯诺.两种文化.陈克艰，秦小虎，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5]百度百科.生态文化[DB/OL].[20120509]http：∥/view/521577.htm.

[6]张蓬.“生态文化”元理论问题检视[J].江海学刊，2003（2）4649，206.

[7]李家寿.中国生态文化理念发展现状及其生成路径[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102106.

[8]C·P·斯诺.再谈两种文化[M]∥C·P·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

文化论文范文第11篇

化学论文2200字(一)：化学分析中误差的影响因素及处理措施研究论文

摘要：化学分析是一个通过化学实验来测定某一个物质化学成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验人员会利用化学仪器设备、化学试剂等进行操作，并得出最终的化学分析数据结果。化学分析中误差是常见的，本文就导致误差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控制误差进行有效处理展开了研究。以期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给同行业者提供参考。

关键词：化学分析；误差；影响因素

0引言

化学分析是十分繁琐的，经过多个步骤的分析与计算才能得出最终的数据结果。在这一分析过程中，分析方法、试验器具、实验坏境与条件等等因素都有可能对测量结果造成影响，导致分析误差的出现。

1化学分析中的误差主要包括哪些种类

1.1过失误差

过失误差也被称为粗差，这种化学分析误差的存在是由于工作人员在化学实验与分析的过程出现失误导致的。常见的过失误差包括加错化学试剂、读错刻度或者用错实验仪器，这些都属于不规范操作，因此所产生的实验数据是无效的。过失误差通常都是由人为因素导致的，受到的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在化学分析中这种误差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化学实验操作与分析人员只要在操作时严格按照实验规定流程与操作标准来实施，通过科学严谨的操作就可以避免这一误差的出现。

1.2系统误差

化学实验分析中的系统误差具有单向性与重复性的特点，就是在同等条件下连续多次进行反复实验测定依然会出现误差。并且这种误差不是偏高就是偏低，所出现的正负差值还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是由于某一个固定的因素导致了实验系统出现了误差。

化学实验系统误差形成的因素主要包括方法误差、人为误差以及辅助品误差三种。其中方法误差指的是化学实驗的方法科学性不足，在化学反应的过程中，由于实验是间断性来实施的，或者实验所进行的空间不同以及指示剂选择等造成了误差的出现。人为误差指的是化学实验的过程中，由于实验人员的操作不规范或未按照标准流程来操作，导致了实验结果的数据与正确数据之间出现的偏差。辅助品的误差往往集中在容器误差、水和试剂误差两大方面，在化学实验的过程中天平、各种容器等都是十分常见的，也往往是必须品，如果实验容器的刻度不准确或者天平的砝码不准确等都有可能影响实验结果。此外，在实验中试剂和水之间的比例误差，或者受其他原因的影响而出现误差。在实际工作中，化学实验分析中的误差由于系统因素所造成的相对较少，并且这些因素是可以进行检定与校正的。

1.3随机误差

随机误差是由于某些偶然的因素所造成的，其所测定的结果会在某一个范围内进行波动，但是这种波动是无规律可循的。误差的正负、大小等都不能准确测量，每次测量出现的结果都是不同的，这一误差也往往是化学实验中不可避免的误差。

在化学实验与分析的过程中由于所处外部环境的温度、湿度差异，导致了实验结果的偏差，另外空气中的压强不同也会出现实验结果误差。这些因素具有偶然性、随机性，很难对导致误差的具体原因进行准确判断。如果需要找到其中的原因，就需要展开多次测定，从实验的数据中分析其规律，进行一些平均数测定之后，随机误差才有可能降低。但是随机误差是不可能避免的。

2面对化学分析中的误差应当如何有效处理

2.1分析实验室质量控制的措施

要减少甚至避免在化学实验中出现误差分析实验室进行质量控制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实验室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专业的知识与技术，对实验所用仪器设备进行定期的检查与维护，给化学实验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其次通过选择正确的分析方法来进行化学实验质量控制，要建立实验分析控制程序、常规质量控制技术并进行各类质量控制技术的对比。不同的应用目的应当采用不同的质量控制技术，要保证整个化学实验与分析过程都在有效的质量控制范围之内。一个给定系统对化学实验测试数据质量是有一定要的，要求其在某一个限度范围之内，这一限度简单而言就是所得数据其要达到的准确度与精密度。为了有效的达到这一要求，确保实验测试的结果达到经精准度标准，就应当进行有效的质量控制。

2.2分析实验室应有良好的质量保证

质量保证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得在实验测试过程中出现的系统误差、过失误差以及随机误差等尽可能的减少，在预期估计的范围内。化学分析质量保证的主要内容包括两大方面。其一，在取样、实验结果的计算、最总结果的分析等各个环节中都采用相关措施来减少误差，以对质量进行控制。其二，采用有效的方法对化学分析结果的质量进行检验或评价，要及时发现化学分析中存在的问题，保证化学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化学分析的数据要具有准确度、精密度、完整性以及可比性，才能称之为可靠的结果，这样的结果也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与法律效力。

2.3加强实验室间的质量控制

实验室间的误差控制通常是第三方来完成的，这第三方是有丰富工作经验与专业技术的组织，其可以对各个实验室以及化学分析工作人员进行质量考查。这一考查可以定期组织开展，也可以采用随机抽查的形式进行，一般这项工作是由上级领导部门发放标准试样，然后再在各个实验室之间进行数据对比分析。质控样书随机考核的方式也是十分常见的，通过这一方式将实际试样考核，检查各个实验室数据之间的可比性，以及是否存在和系统误差、检查分析误差等，判定分析结果是否有效。

3结论

综上所述，在化学分析中误差是客观存在的，不能消灭的，但是应当将这一误差控制在能够允许的范围内，保证这一误差不会影响到结果的准确性。影响化学分析误差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实验室质量控制、实验室质量保证以及实验间质量控制三个方面来控制化学分析误差。

化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高校实验室化学废弃物的处理方法探析论文

摘要：在高校实验室中，会产生很多化学废弃物，若不对其进行有效处理，容易造成污染环境等问题。本文简单的对高校化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废弃物特点开展分析，明确其具有易爆性、易燃性等特征。并重点对高校实验室化学废弃物的处理方法进行了探究，如有机废弃液的处理方式、无机废弃液处理方式等，以期能够对高校实验室化学废物进行正确的处理，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实现对环境的良好保护，为关注此类话题的人们提供参考。

关键词：化学废弃物；有机废液；无机废液；高校实验室；处理方式

0引言

随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绿色、低碳、环保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此背景下，为了加强对环境的保护，我国已经将实验室污染纳入到环境监管范围内，力图实现对实验室废弃物排放的有效控制。因此，在新时期，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高校实验室化学废弃物处理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高校化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废弃物特点

腐蚀性、易燃性、感染性、易爆性、反应性是高校实验室化学废弃物的主要特点。可见，其危险特性显著，若不对其进行科学处理，不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而且还会降低人的身体健康水平，对人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在开展化学实验时，应该明确危险化学废物的特点，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

2高校实验室化学废弃物的处理方法

2.1有机废液的处理方式

在此废液中，存在大量的有机溶剂，其具有较大的毒性，若是采用直接排放的方式，将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针对于有机废液，其大部分是能够回收利用的。

2.1.1含苯废液的处理

此废液可回收和再利用。在对含苯废液进行处理过程中，也可借助焚烧方式进行处理。例如，可将其放置在铁器内，然后进行点燃。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为了避免火灾事故发生，应该在室外较为空旷的地方进行焚烧，并且相关处理人员应该处于上风向，对整个燃烧过程需要进行全过程监督，避免引发重大事故。

2.1.2含酚废液的处理

含酚废液主要分为高浓度废液和低浓度废液两种，浓度不同所采用的处理方法也具有差异性。针对前者而言，首先可借助乙酸丁酯萃取；其次通过氢氧化钠溶液反萃取；最后，在对其PH值进行科学合理调节的基础上，可开展重蒸馏回收与利用工作。针对于后者而言，可借助漂白粉，或者次氯酸钠，促使酚进行氧化，进而以一般有机液的方式对其进行处理。例如，将漂白粉加入含酚的废液中，可将其氧化为邻苯二醌，进而采用一般有机液处理形式。

2.2无机废液的处理方式

2.2.1含砷废液的处理

在将消石灰加入其中的基础上，开展PH值的调节，促使其在9左右，进而生成亚砷酸钙，或者生成砷酸钙，在此工序完成后需要将FeCl3加入其中，这样可生成Fe（OH）3，可实现一定的沉淀效果，从而达到消除废液中砷的目的。另外，在PH值调节环节中，若是将其调节到10以上时，其虽然不会生成Ca3（AsO3）2，但是可以将Na2S加入其中，通过反应可生成硫化物沉淀，此方式也可实现较好的处理效果。

2.2.2含汞废液的处理

在高校实验室化学废弃物中，因为汞通常是以Hg2+或Hg22+离子存，所以相对而言其毒性是比较大的。若是在某些微生物的作用下，其毒性也会随之加大。要想对含汞废液进行有效的处理，需要借助硫化物汞沉淀方式加以处理。具体而言，对其废液的PH值进行相应的调节，此过程需要使用Na2CO3，一般情况下应该调到8到9之间，确保其PH值在规定范围内后，应该将Na2S加入进去，此环节确保其用量足够，以便促使其生成HgS。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入相应的汞沉淀剂。例如，FeSO4·7H2O，进行清液排放，然后借助混凝剂对其残渣进行固化处理，为汞回收做准备，实现统一处置。

相对于无机汞而言，有机汞的废水的毒性大一些，所以应该进一步强化对其的处理。在该过程中，不仅需要加入百分之六的KMnO4水溶液，而且还应该将适量的浓硝酸加入其中，当KMnO4水溶液颜色逐渐消失后，可采取降温的措施，在其温度达到六十摄氏度以下的情况下，可将一定量的KMnO4溶液加入进去，对汞产生一定的消化作用，当生成Hg2+离子时，需采取上述措施进行处理。

2.2.3含铬废液的處理

在含铬废液中，含六价铬废液毒性最大，加大了废弃物处理难度。在实际处理过程中，最关键环节是对其毒性进行消除。其中，较为常见的方法为：将Cr6+转化为Cr（OH）3，通过此方式有助于将含六价铬废液毒性消除。重要步骤有以下几个，一是在酸性的环境中，将废铁屑、亚硫酸氢钠等还原剂加入废水中；二是在Cr6+还原为Cr3+的基础之上，可加入碱；三是开展PH值的调节工作，促使Cr（OH）3沉淀；四是进行脱水干燥处理，将其与煤粉、煤渣进行焙烧；五是对铬渣开展合理的处理，完成此环节后可进行填埋。

文化论文范文第12篇

“安全文化”这一术语最早由国际核安全顾问组（InternationalNuclearSafetyAdvisoryGroup，INSAG）于1986年在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总结报告中提出。报告分析称，该起事故是由不良的安全文化和安全氛围导致的。之后，学术界发表了许多对安全文化的定义，但到目前为止对于其定义仍未达成共识。国际上比较权威、流行的是国际核设施安全顾问委员会对安全文化的定义：即安全文化是个人或组织的价值观、态度、认知、胜任力和行为模式的产物，它决定了组织的健康和安全管理的承诺、风格和效率[1]。对于全行业来讲，安全文化既是个人问题，涉及个人态度和行为模式，同时还与组织的管理体制有关。对建筑业来讲，建设工程具有环境动态多变、项目参与方众多、项目组织临时性强、具有较强的目标导向性等特点，Fang等[2]在文献研究和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对建设工程安全文化做出了以下解释：建设工程安全文化是建设工程项目部不同参与方的个人和集体的态度、信仰、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标准的混合体，建设工程安全文化在项目运行的环境中形成并随着项目的实施而发展。这是目前对于建设工程安全文化较为全面、清晰的定义与解释。然而，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的定义仅仅从概念上强调了人的态度、观念和行为模式的重要性，对于如何将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的理论应用于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2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理论模型的提出

考虑到建筑行业本身的内在特殊性，对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的理论研究也更为复杂。因此，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模型，期望从模型要素的构成和相互关系上来揭示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的内涵。Geller[3]提出全面安全文化模型（TotalSafetyCultureModel），将安全管理、安全文化和技术三者联系起来，并包含了人、技术、组织和安全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该模型中，将“人的因素”、“行为因素”和“环境因素”作为安全文化的基本框架以此描述安全文化的构成。但是，该模型并没有对这3个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基于Bandura的相互决定论，Cooper[4]提出安全文化交互模型（ReciprocalSafetyCultureModel）。该模型包括主观的心理因素、实际的安全行为以及客观的环境/情景特征3个要素，主观的心理因素可以通过安全氛围调查问卷来评估，实际的安全行为可以通过行为观察并对比行业安全行为标准规范来评估，客观的环境/情景特征可以通过审查安全管理系统来评估。通过这3个测量方法，分别对安全文化的3个构成要素进行定量研究。相比Geller[3]的全面安全文化模型，Cooper[4]的交互模型对原有的因素进行了定义，在原来的环境因素中增加了安全管理体系中的情景因素，并且承认这3个构成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这是安全文化理论研究的经典模型，为建设工程安全文化交互模型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全面安全文化模型和安全文化交互模型的基础上，Choudry等[5]提出适用于建筑施工现场环境的建设工程安全文化模型（TheModelofConstructionSafetyCulture）。相比前两个模型，Choudry等提出的安全文化模型把安全氛围、安全行为和安全管理系统作为3个研究指标，这3个指标既可以单独也可以组合起来进行现场测评，以此对建设工程组织的安全文化进行多层次定量分析。由此，对于安全文化的探索既可以通过研究安全氛围、安全行为、安全管理系统这3个因素的分别作用，也可以通过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进行，这为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由于模型本身的建立并没有强调对于建设工程特点的研究，这限制了模型在建设工程上的直接应用。

Fang等[2]提出了适用于建设项目的安全文化交互模型（SafetyCultureInteractionModel），见图2。相较于之前的理论模型，该模型的提出综合考虑了建设项目组织临时性强、项目参与方众多、具有较强的目标导向性、环境动态多变等特点，体现出建设项目最为重要的3个参与方：业主、承包商和分包商在建设项目安全行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交互动态性，将认知、行为和环境作为建设项目安全文化的架构，在每一构成因素中均涉及管理层面和工人层面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分析，并且可以概扩性地描述建设项目组织的安全文化嵌入组织运转过程和安全管理系统的方式。此外，通过选取新加坡的铁路项目和高速公路项目案例，验证了SCI理论模型在实际建设项目中的有效性。虽然，SCI模型仍存在一些局限性，但其所得出的实际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为建设项目安全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对于建筑业安全文化的实证研究有很大的意义。

3建设工程安全文化内涵

3.1安全氛围

Zohar[6]最早使用安全氛围的概念，描述了工人对特定时间下组织环境中安全的看法和态度。对安全氛围这一概念，学术界大致有两类看法：一类学者认为，安全氛围是IASAG于1988年提出安全文化构成因素的一个子类[4，6，9，13]；另一类学者则认为，可以通过对安全氛围的测量来反映实际安全文化。对于第二种观点，很多研究学者并不认同，以Cooper[4]为代表，他认为安全氛围调查不能体现安全文化概念复杂性及多元性，因此无法全面地反映安全文化。对于安全氛围的测量方法，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是调查（调查问卷或结构化访谈）的方式，但是不同行业对于安全氛围的研究维度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Flin等[7]对18份不同行业的安全氛围报告进行研究指出，各行业最常用的6个“主题词”来研究安全氛围：管理（72%）、风险（67%）、安全管理系统（67%）、工作压力（33%）、工作能力（33%）以及安全规程。本文在文献阅读的基础上，梳理出有代表性的建筑业安全氛围维度研究，见表1。通过分析和总结可以得出，不同学者研究得出的建筑业安全氛围维度具有很强的共性，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建筑业安全氛围维度的稳定性。由此可见，对于同一个行业而言，探索一个共同的安全氛围维度是可行的。但是，对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研究者应科学、合理地选取安全氛围维度，以此保证安全氛围调查的可信性和有效性。

3.2安全行为

大多数学者对于安全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安全参与行为和安全遵守行为两个方面[9，13]。测量安全行为的方法通常是自陈法和观察法，也就是所谓的主观指标测量和客观指标测量。针对目前大多数研究学者对安全行为测量所采用的自陈法存在偏差较大的问题，通过经专门培训的观察员对实际的安全行为进行观察，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实际情况，因此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对安全行为的分析主要基于行为安全理论（BehaviorBasedSafety，BBS）和计划行为理论（TheoryofPlannedBehavior，TPB）。基于BBS管理方法，设计BBS在建设项目中的实施流程，可以测量并提高安全行为。该程序一个重要特性在于其输出的数学性质，根据BBS程序给出的安全行为分数，可以对现场的安全行为状况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并以此作为基准来改进员工的行为[5]。基于TPB理论，开发不安全行为因果关系模型（CausationModelofUnsafeBehaviors），可以作为因果分析的工具来调查不安全行为的产生原因，特别是管理因素方面的原因。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建设项目中应用因果关系模型进行因果分析，有助于BBS程序在建设项目中的实施并获得持续性的安全行为提高效果[2]。

3.3安全管理系统

安全管理系统提供了一个对安全表现进行计划、实施、监督、审查的系统过程，以此评价安全文化模型中的环境因素。一个建筑施工安全管理系统一般包括安全政策及其目标、安全标准及其目标、工作计划和组织、应用和一般性操作实践、监测、反馈和审核、纠正措施、再次审查以及持续改进[5]。在此系统中，包括所有用于现场操作安全管理的政策、目标、角色、责任、岗位职责、规范、标准、交流、过程、步骤、工具、数据和文件。并且，可以通过建设工程现场特定的安全计划对工人的作业环境进行评价，通过安全管理体系对安全文化的环境特征进行审查。

4安全氛围与安全行为的关系

基于对建设工程安全文化内涵的总结和分析，就安全氛围、安全行为和安全管理系统这3个方面，对安全氛围和安全行为的关系的认识与理解，是研究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的关键，也是学者们亟于解决的问题。近些年，研究学者们已经意识到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有积极的作用。通过构建一个积极的安全氛围，可以显著提高员工的安全行为，进而有效降低事故发生率，提高组织的安全绩效。目前，学术界对安全氛围和安全行为的关系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运用统计学方法论证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的作用。很多研究者已经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的预测作用，并把安全氛围称作是安全行为的“预测器”（Predictor）。例如，Mohamed[10]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施工现场安全氛围维度和安全工作行为的关系，证实了安全工作行为是安全氛围的结果。其中，管理层对安全的重视、非惩罚性安全办法会促进员工间对于安全问题更加自由、开放的沟通，以此形成一个积极的安全氛围，并进一步提高工人对安全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寻找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产生影响的中介变量。Neal等[13]通过对组织氛围与个体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得出安全氛围通过知识和动机这两个内在变量对员工安全行为的影响作用。此外，他还指出知识更多的是影响安全参与这一行为，而动机更多的是影响安全遵守。然而，目前学术界关于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较少，这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建立安全氛围评价指标。很多研究者试图从安全氛围和安全行为的关系出发，研究安全氛围各个因子之间的权重关系，以此建立安全氛围的评价指标。对此，一些研究者做出了尝试[9，10，14]，尽管迄今未成功建立起建筑业的安全氛围评价指标体系，但是以安全氛围和安全行为关系的研究为出发点，是探索安全氛围各因子权重系数的一个可行途径[14]。同时，一些研究也发现，安全氛围与安全行为间的关系不仅仅体现在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的作用，反过来，安全行为也会影响到安全氛围的形成。例如，工人的安全服从行为和参与行为能促进良好的安全氛围的形成，进而影响个体的安全意识和行为动机[13]。因此，通过对员工在安全行为上进行引导，将有助于提高他们对于安全问题的重视和认识，进而形成一个积极的组织安全氛围。目前，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安全行为对安全氛围的作用，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是安全氛围和安全行为的相互作用。

5结语

（1）在建筑业，积极的安全文化对于减少事故发生率，提高安全绩效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的内容包括安全氛围、安全行为和安全管理系统3个要素，安全氛围反映了主观的心理因素，安全行为反映了实际的安全工作行为，安全管理系统反映了客观的环境/情景特征，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安全文化的范围。

（2）安全氛围、安全行为和安全管理系统各有其特定的测量方式。大多数学者对于安全氛围的测量采用调查的方式，针对管理层的调查以结构化访谈的形式为主，对工人的调查以结构化调查问卷的方式为主；对安全行为的研究可以通过应用BBS和TPB理论，设计具体的BBS流程，结合不安全行为因果关系模型，以此分析不安全行为产生原因中的管理因素，并有助于在建设项目中实现BBS程序对安全行为的测量和提高作用；通过安全管理系统对安全表现进行计划、实施、监督、审查等系统过程，以此测量建设项目组织的管理环境，并且，通过项目具体现场安全计划（例如，施工方案）可以测量建设项目工人的作业环境。

（3）通过对建筑业安全氛围维度研究的总结和梳理可以发现，学者常用的安全氛围维度为：管理层的关注、监督和支持、制度和规范、员工的参与、沟通、工作压力、风险、安全施工的能力8个因素。由此看出，建筑业安全氛围维度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稳定性，探索建筑业共同的安全氛围维度这一研究方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4）目前有很多学者已经证实了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有积极的作用，以安全氛围和安全行为关系的研究为出发点，是探索安全氛围各因子权重系数的一个可行途径，为建立建设工程安全氛围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方向。但是对于诸如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的影响机理、安全氛围与安全行为的相互作用等问题，仍有待于未来进一步研究。

文化论文范文第13篇

论文摘要：翻译的“文化转向”被认为是翻译研究的主流。本文提出，语言、文化与翻译关系密切，翻译是一种深层的跨文化交流活动，文化翻译应基于语言转换，借助文化关联的认知语境，从语境干涉的语言层、认知层、交际层、语用层等多维层面获得最佳的关联才能使译语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文化源语效应。

1. 引言

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深深根植于语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转换的活动，而且是一种深层的跨文化交流活动。面对这样的跨文化活动，译者必须通过有效的途径，平衡两种语言文化关系，避免走向极端，对源语的文化内容或因素进行有效的传译。文化的翻译与源语折射的意图的翻译是建立于对源语和译语两种文化进行深入细致地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是充分考虑两种语言文化之后的选择。如何选择译语需要我们对双语的文化等要素进行推理，以获得合理的文化关联，以顺应为手段在动态的翻译过程中选择和优化最佳的语言表达。本文讨论运用关联原则，以获得双语文化的最佳关联认知效果，使译语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文化源语效应。

2. 文化关联与文化翻译

2.1 文化翻译的关联与推理

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交际的目的也就是交际者的意图和听者的期待。（Gutt， 1991：47；赵彦春，2005：114）本文根据斯波伯和威尔逊的关联论与维绪尔伦的顺应论（Verschueren， 2004：63）建构了关联顺应理论，把翻译看作是一个语际间的明示—推理—顺应—选择的阐释活动，是大脑机制的推理过程，是一种不同语言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多维度的交际活动。关联论通过明示—推理—顺应—选择给译文提供最佳的语境效果。据关联理论的翻译观，译者应首先根据自己的认知语境对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和受体的期待进行理想化的语境假设，然后进行语码选择。在翻译载有含意的话语时，在确定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能够接受和理解原文的含意，译者应尽量采取直译将原文话语中的形象和文化特征传达出来，而将含意留给读者去推敲。例如：

（1）三月里刘熏宇君来信，说互生病了，而且是没有希望的病，医生说只好等日子了……想不到这么快互生就殁了！（朱自清《哀互生》）

译文：In March I heard from Mr. Liu Xunyu that Husheng was sick and hopelessly sick at that. The doctor said there was nothing he could do but to wait for the day to arrive...How quickly the day had arrived!

“等日子”是汉语中特有的委婉语，即“不久于人世”，直译为“wait for the day to arrive”在上下文的关联下应能理解其语用含义。最后一句用了“How quickly the day had arrived!”来译“殁”字，与上文相呼应，保留源语含蓄的同时表达了源语的感叹语气。

文化关联与语言使用的语境密切关联。译者必须在动态的交往中关注交往干涉的各因素去理解文化和传递文化。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稳定固体，而是处于不断嬗变和演化的动态过程之中。文化的这种属性决定了语言文化、心理文化、制度文化等不同程度的变异特性。语言变体、民族文化心理、文化价值观、审美观念和文化习俗的逐渐变异都是文化动态性的具体形态。译者敏锐地抓住原文文本语言的各种变体差异是正确理解原文语言文化的关键。在译者与原文文本的对话中，译者的跨文化意识是译者理解和捕捉语言变体和文化流变的首要前提条件，这需要发挥译者的创新能力和还原能力，从而实现译者从跨语言的理解到跨文化的解读。译者在翻译时应通过文化语境进行关联顺应才能选择正确的词义，最大限度地进行译文的语言重构。

同时，为了获得最佳语境效果，译者必须力图灵活地使用各种翻译手法，例如归化、异化、注释或增添解释性等，顺应文化语境以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翻译效果。

（2）“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二》）

译文：What I mean by love is not the love between gourds on the same vine， but the love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这里译者把“瓜葛之爱”译做“葫芦之爱”，这样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源语读者和译文读者虽付出一定的努力也难以获得最佳的语境假设与认知效果。此句可以意译为“the love between distant relatives”使读者获得最佳关联。

2.2 文化关联与文化传递

翻译的根本任务是传递不同语言的文化。文化传递与关联的认知过程可以描述为：源语文化的解码与关联——源语文化理解的解构与关联——源语与译语之间文化意义的关联与解析——文化的表达与传播。（曾文雄，2007：70）由于各个国家、民族的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宗教信仰，民情风俗，思维方式，心理差异和语言表达习惯等方面的差异，语言隐含的文化内涵给翻译带来种种的障碍，甚至出现文化误读的可能性以及翻译中所谓的不可译性。这些文化的差异，使得源语的指称、语用和言内言外等方面几乎无法在译语找到合理的对应。虽然如此，完全将源语文化价值体系排除在外也是不可取的。对于文化成分的传递必须全面地综合考虑多层面的因素，并采取不同的对策，用译语为文化交流架起桥梁。译者必须在译语文化的背景下建构起一种相应的文化语境，取得与双语语篇合理的关联性，处理不相容的文化与文化冲突，寻求冲突的调节点。

（3）She is a fox.

译文1：她是个狐狸精。

译文2：她是只狐狸。

译文3：她是位时髦迷人的女郎。

中英文化中“狐狸”都可以与狡猾或诡计多端的人联系在一起。但当“狐狸”与女性联系时，汉语与英语具有不同的文化色彩。译者必须要有语用思维，对源语的文化进行推理，获得最佳的认知效果。若按照中国人的心理，把fox译做“狐狸精”，那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在英语中它指的是时髦迷人的女子；第二个译文看似忠实于原文，实际上容易引起误会，没有把真正的语用意义传递出来。在跨文化翻译中存在文学典故、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文化词的翻译。译者若产生词义联想错误或缺乏适宜的文化意象，就难以避免出现错误或误译。

（4）Every family is said to have at least one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

译文：据说家家户户多多少少都有自家丑事。

译文只是把源语的基本含义表达出来，不过失掉了原文的形象表达中所体现的修辞手段。若将其译为“据说，每户人家的壁橱里至少都藏有一具骷髅”虽把源语的意象表达出来，却未能很好表达其意义，这可能会给不熟悉西方文化背景的读者带来理解的困难。我们可以把源语译为 “常言道：壁橱里藏骷髅，家丑事家家有。”这样可以把源语的表象与意义表达出来。为此，文化的差异不是绝对的和不可逾越的。只要译者通过的认知思维去解读源语，尽可能平衡原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认知差异，运用翻译技巧，突破语言和超越语言因素的制约，就可以实现跨文化翻译中的文化移植。

2.3 文化翻译的关联顺应策略

翻译策略上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原作者和译者的交际意图。作为交际的翻译，对源语的理解和翻译过程中对语码的选择依据的是关联—顺应性。成功的翻译是源语的交际目的与译语的读者的期待相吻合。

（Gutt， 2004：120；赵彦春，2005：114）在形式与传达源语的意图存在差异时，我们要根据交际目的进行取舍。文化信息的传译翻译是一个文化移植的过程。由于源语读者和译语读者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中，形成了不同的认知环境，同一信息由于接受者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宗教信仰、道德规范、风俗礼仪等的不同，而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因此，关联理论要求译者具备与原文读者相同的背景知识，尽可能挖掘文化内涵，达到准确的理解，用恰当的译语来重构原文信息，从而填补原文读者认知的空白。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我们把翻译原则归结为文化再现。“文化再现”首先指再现源语文化特色。鲁迅说翻译必须保持着原作者的“丰姿”，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所谓“异国情调”指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译语文化特色。译者必须忠实地把源语文化再现给译语读者，不得任意抹杀和损害源语文化色彩，力求保持源语文化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5）其形削肩长颈，瘦不露骨，眉弯秀目，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沈三白《浮生六劫》）

译文：Of a slender figure， she had drooping shoulders and a rather long neck， slim but not to the point of being skinny. Her eyebrows were arched and in her eyes was a look of quick intelligence and soft refinement. The only defect was that her two front teeth were slightly inclined forward， which was not a mark of good omen.（林语堂）

中国传统的美女在西方并不显得美，“两齿微露”似不祥之兆，可能也难被西方读者所接受。但是通过字里行间的信息，读者可以取得认知关联，获得足够的认知语境，推理出文化背后的含义。在可以获得相关的认知语境的前提下，显然译者应尽可能保持源语的文化特色，保持文化的源语效应，这有利于传递异域的文化。

（6）（赵辛楣）一肚皮的酒，几乎化成酸醋……（钱钟书《围城》）

译文1 ：The wine in Hsin-mei’s stomach turned to sour vinegar in his jealousy.

译文2：The considerable amount of wine Hsin-mei had consumed earlier was burning inside and make him sick with jealousy.

由于文化的差异，英美人很难把醋与妒忌联系起来，若把“酸醋”像译文1一样直译为“sour vinegar”，则起不到保留原文形象的作用，也无法让读者明白其真正的文化语用含义，因而改成“妒火中烧”较好。可见文化翻译并不是静态的，它关联到平衡双语的文化，不能不顾译语的文化特点而一味照搬源语的结构形式，进行“形式对等”的逐字死译。

3. 结语

语言的翻译实质上为文化的翻译，文化关联的翻译视角为文化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它在注重翻译本质——语言转换的基础上，探讨翻译认知过程与意义转换所涉及的接受美学、审美心理、文化生态、社会环境、历史条件等因素。我们探索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文化在翻译中的转译，目的是让我们清楚理解语言所具有的语言价值、文化价值、语用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等。为了更好平衡双语的文化，我们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平等对话，发挥能动性，在两种不同语言的文化中取得平衡，避免文化翻译走向极端，综合分析语境、交际者智力、认知等制约和影响文化翻译等因素，通过多维的关联，寻求最佳的语境效果和认知效果，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传递源语的文化。这为语用文化的翻译提供新的研究和解决的方法。

参考文献

Gutt， E. A.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47.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Beijing: FLTRP， 2000: 63.

文化论文范文第14篇

【论文关键词】宪法文化 权力制衡 程序优先 私权神圣 宪法崇拜 论文论文摘要：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使我们认识到了宪法文化在美国宪政中的作用。美国宪法文化的形成不仅有‘性恶论”、“有限理性”思维、自然法等主观因素的影响，更是‘l地理屏、市场经济、多元利益集团等客观因素作用的结果。美国在200多年的宪政历程中形成了以权力制衡、程序优先、私权神圣为内容，以宪法崇拜为核心精神的宪法文化。 回顾美国的宪政发展历程，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布什和戈尔之间展开了美国历史上首次总统选举诉讼大战。法庭辩论激烈，意外不断，在佛州还出现了选民示威的情形，但全国并没有出现剧烈的社会动荡。在联邦最高法院裁判布什当选后，包括戈尔在内的很多美国人并不接最高法院的最后决定，但他们接受了最高法院裁决的程序和制度。0也许我们能从这样一个案例中发现美国宪政中存在的很多问题，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的“宪法文化”对这次大选诉讼的平静结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什么是宪法文化?美国的宪法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它的内容和精髓又是什么?这就是本文要重点探讨的内容。 一、宪法文化的含义 目前学界对宪法文化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宪法文化通常是指“以宪法为媒介的，与国家具有密切关系的一种创造性领域”0，“是宪法价值的一种体现，反映了宪法的文化背景及其社会基础。”0也有学者认为“宪法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宪法文化包括3个层次：(1)表层的物质文化，包括宪法文本、宪法规范、宪法设施等：(2)中层的制度文化，包括宪法制度及机构等；(3)深层的精神文化，也称狭义的宪法文化，包括宪法观念、宪法心理和宪法意识等，其核心是宪法意识。”0但笔者认为，这些定义或过于晦涩难懂，或赋予宪法文化过多的内涵，笔者比较赞同王希教授的定义，“宪法文化是-种以遵从宪法、尊重宪法为基础的政治氛围和政治行为。”宪法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应当有它自己的精神内核，即我们培育自己的宪法文化是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王希教授所做出的定义给了我们答案，即当代宪政国家无一不希望自己的宪法得到遵守和尊重，否则宪政便无从谈起。此定义言简意赅，却意味深长。我们培育自己国家的宪法文化就是为了达到这样一种目标，“当宪法与公民的生活紧密相联、成为一种无处不在、无处不用、看得见、摸得着、用的上、靠的住的法律工具时，他就不再是一种高深莫测的圣旨，也不再是一种形同虚设的摆设，而成为一种行为规范的尺度，一种价值观的体现和集合，一种自愿的或强制性的心灵习性了。”0我们知道，我国有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宪政起步较晚，所以同美国相比，我国的宪法文化的培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了解美国的宪法文化或许对我国宪法宪法文化的培育有益。那么，美国的宪法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呢?它不是天生的，而是一系列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美国基督教文化‘性恶的影响 第一，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而“性恶论”是基督教文化的理论基础。根据基督教《圣经》中的神话，由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偷吃了伊甸园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便对上帝犯了原罪。自那以后，所有的人类就具有恶的本性。性恶论的基本观点是：第一，人的欲望是贪婪的；第二，人的天性是自私的。这两点正是是社会上种种恶行存在的人性根源，如果顺其发展，必将使社会陷入混乱之中，最终使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所以，人们要维护自己的权益不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而是只能依靠自己。这种思想的直接后果就是促进了公民权利观念的产生，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首先是通过宪法来实现的。所以，宪法的根本任务就在于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另外，由于人是贪婪自私的，要控制人类这种恶的本性，必须仰赖凌驾于个人和社会之上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国家权力。然而，国家权力又容易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重大威胁。因为美国人认为，由于人性是恶的，那么，执掌国家权力的人就有可能滥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为了防止这种公共权力被滥用从而给公民权利造成损害，因此有必要对国家的公共权力进行制约，而对国家公共权力进行制约的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将权力分化，然后以权力制约权力，即强调国家公共权力之间的分权与制衡。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就是宪法文化的基本精神。由此可知，“性恶论”对美国宪法的创生起了十分重要的推进作用。 (二)有限理·思维的影响 美国基 督教文化还传递了一种“有限理性”思想，即任何人都不是全能的，都只能做有限的事情，包括政府在内。特别是在近代社会，政府的职责主要定位于公共性事务，解决公民生活中的外部性问题。因此，在通读美国宪法文本后，可以看到政府权力的有限性主要体现它的职责主要在于管辖公民的世俗生活，公民的精神性生活由教会引导。这就不难理解美国宪法的重要原则——“有限政府”的文化内涵。“有限”必然导致分权、合作、制约、平衡。其次，以美国为代表的司法机关违宪审查模式，在实践中展现出的经常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公民权利对权力制约的积极性。通过公民启动宪法案件诉讼机制，通过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权利驱动权力，归根结底是权利理性与权力理性的合作互动。最后，宪法本身也是有限的。在宪政实践中，在某种情况下，也会遇到按宪法要求去做会产生明显不合理的结果，但不这样做又会损害宪法制度的两难困境。宪法的有限性得到充分体现。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要选择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制度权威。因为，从长远来看，保持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三)以普通法为中介的“自然法”理念的影响 美国人主要由欧洲移民组成，在欧洲移民中，英国人占据相当大的比例。美国独立战争以前，殖民地的司法机关已经广泛采用普通法来办案而强化了普通法的根基。来源于习惯法的普通法使得殖民地人民形成了尊重法律的传统，并开始形成法治主义精神，养成依法办事的风尚。司法权威牢固地树立起来，在美国几乎出现的任何政治问题最终都以司法的方式解决。美国这种法律思想是英国的普通法与欧洲大陆的自然法思想相结合的产物，确认了启蒙思想家从自然法理论出发，认定由人民制定的宪法是最能够反映自然正义的法律的观点，宪法可以作为检验制定法的标准，从而形成了美国宪法这种特殊的地位。建立在自然法观念基础上的美国宪法成为了评价现有法律正义性的理性标准，推动了美国法律文化的形成，并加速了美国宪政进程。 二、美国宪法文化形成的客观条件 (一)饨理屏蔽”为美国宪法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 自l783年独立后，美国长期处在一个相对和平、(有意)与欧洲大陆隔绝的国际环境中，除了1812年战争外，欧洲列强也没有入侵过美国本土。南北内战中欧洲国家也没有武力介入，给美国人足够的机会来解决内部的宪政危机。联邦的胜利最终防止了国家的分裂。2O世纪除二战时期的珍珠港事件外，美国的国土安全一直保持到2001年的“9．11”事件的发生。这种极为少见的“地理屏”使美国宪政制度获得了一个相当长的、相对封闭的、不收外国干涉的发展环境使得美国面临的一系列宪政难题得到解决，包括政党的出现与其在宪政结构中的定位、国家主权和领土的统一、国家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统一、联邦权威从小到大的发展、联邦与州政府的争权、地方自治的保护、公民认同的建立、社会极度不公正、以及地区经济发展失调失衡等。 (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美国宪法丈化的形成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 美国自殖民地时期就在发展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以市场为经济活动的主要调节者，以较为健全的市场体系为经济过程的重要枢纽的经济运行体制。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自由经济，契约作为人们在市场经济交往的主要手段，必然催生人们的自由、平等、权利等观念，反映在美国的宪法文化中，就是对公民权利的重视和保护。另外，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带有一定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波动性，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导致社会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的爆发，阻碍或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要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一定宏观调控的作用，这正式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在宪政发展过程中由小到大变化的内在动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美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美国宪法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多元利益集团间的斗争为美国宪法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社会结构基础 在古代欧洲国家的社会结构中，君主、贵族和第三等级是一种契约关系。根源于欧洲大陆的美国民族也深受同样文化的熏陶，具有相同的多元利益集团的社会结构事实。在这种多元集团内部，每一个集团都要保护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他们必须通过寻求一种超世俗的自然法规则来证明和主张自己的权利。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他们要使其权利免受公共权力的侵害，就必须将确认这些权利的习惯法规则或制定法规则高于政府的权威。 多元的社会结构使得自治和民主的观念普遍能够接受，按照一般的和普遍有效的法律规则 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早已为公众熟悉并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因为凡是符合理性的法律规则所承认的存在都是合法的存在，所以法律是政治社会里人们的安全和自由的最有效的保障。这种社会多元集团之间的互相斗争使得美国宪法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得以迅速产生，以后历次宪法修正案和宪法性的判例和解释无一不是各种不同的多元利益集团意志争夺的反映。美国宪法的结构凝结了美国社会多元利益集团之间权力竞争的平衡形态，奠定了美国社会平稳发展的宪法基础。 三、美国宪法文化的内容 既然宪法文化是一种以遵从宪法、尊重宪法为基础的政治氛围和政治行为。那么美国的“政治氛围和政治行为”具体都包括哪些内容呢?也就是说，美国的宪法文化是通过哪些制度和理念体现出来的昵? (一)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和权力制衡的观念 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联邦党人系统提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由三个相互独立的政府部门分别掌握，但又不是绝对独立而是相互制约与平衡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原理。美国宪法规定的总统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典型地体现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组织原则。另外，分权制衡的观念也体现在联邦和各州关系的处理原则上，美国宪法规定了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联邦的法律是全国最高的法律：联邦中央对各州处于最高地位，联邦保护各州：未列举的权力一概归各州保留行使：各州之间遵循相互信任、礼让、平等对待的准则。不过，二十世纪以来，联邦制向中央集权方面的演变的趋势日益加强。 (二)程序优先的理念 程序能够促进自由，保障理性选择。没有程序就没有权利的理念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实施中获得了普遍认同和遵守。正是程序优先的理念使得美国人民普遍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质上就是程序面前人人平等，这典型地反映在，普通法院对行政诉讼具有管辖权，并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审理。0正如笔者在前文提到的，在2000年大选诉讼后，包括戈尔在内的很多美国人并不接最高法院的最后决定，但他们接受了最高法院裁决的程序和制度。这正是程序优先理念作为美国宪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最好例证。 (三)私权神圣的观念 美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普遍化的过程，在制宪时期，一些弱势种族、族裔和性别群体的利益遭到忽略或践踏：随着形势和观念的变动，这些群体的社会认同和群体意识不断觉醒，逐渐从原来的社会边缘进入多元利益的竞技场，对既存的宪政秩序提出了挑战。通过斗争，私权神圣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也逐渐普遍化。美国宪法的第一个“十项修正案”详细列举了美国公民基本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宪法第l3、l4、l5条修正案承认和保护黑人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妇女的政治权利、印第安人的公民权利等问题也都在美国宪政秩序的演进过程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可想，没有“私权神圣”观念的支撑，美国公民争取权利的斗争还将有更长的路要走。 四、美国宪法文化的核心精神——宪法崇拜 以上我们介绍的权力制衡、程序优先、私权神圣等观念在美国的宪法中部有明确的规定，我们了解这些制度和观念只是达到了对美国宪法文化的感性认识，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怎样做才能达到对美国宪法文化的理性认识呢?很简单，深思这样一个问题就可以了——权力制衡、程序优先、私权神圣等观念为什么能够深入人心?答案只有一个：美国人对自己的宪法达到了崇拜的程度。宪法崇拜正是美国宪法文化的核心精神。 在美国人心目中，宪法是政府和公民间的一项政治契约，而这项契约对双方都有绝对的约束可见，美国人对宪法的推崇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自殖民地时代开始，人们就在英国宪政观念的基础上注重成文法：进而形成了宪法至上、依宪行政的观念和实践。在反英独立运动中，经过和英国的政治辩论和对反英合理性的阐述，这种宪法观得到强化。在独立后各州的立宪和行宪实践中，宪政观念不断普及；而联邦宪法的制定、讨论和批准过程，使美国人的宪政情结更加深化。这是制宪和行宪的社会土壤。在司法审查制度确立以后，合宪性问题被不断提出和得到阐释，宪法至上的观念得以巩固。国会立法必须合乎宪法，行政执法必须遵循宪法。可以说，美国的宪政历程就是“宪法崇拜”文化在美国不断成熟和繁荣的过程。而这种将宪法上升为一种价值标准的宪法文化又不断地推进着美国的宪政向前发展

文化论文范文第15篇

本质特征体现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带给人的不只是视觉上的美感，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说，是需要创造出欣赏者与创作者之间的心灵共鸣，有意识的感觉到艺术品带给人的距离感和亲切感，只有达到对共同艺术本质的认同，这种共鸣才能得以产生。古往今来著名的艺术品令人眼花缭乱，尤其到了近现代，因为艺术市场的繁荣，艺术形式的多样化，使得我们身边的艺术世界更加立体和多元化。在这个时期的人们，多喜好回顾前人留下的艺术品，那是一个最能体现艺术起源和贴近艺术本质的创作时期，一种最简单、最能体现民族文化精髓的时代。在灿烂的中国古代青铜文化中，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是最具实用价值和烂漫气息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青铜制造工艺从商周时期的礼器和酒水器为主的器形上逐渐向生活用具上转变，其造型和装饰也由凝重、恐怖转向轻盈、浪漫。这种转变是和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现象不可分的，在思想上崇尚自由，是人类在各个时期共同的追求，艺术品作为艺术家思想的表现形式，在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特点方面尤为直观。楚文化是中华文明中闪烁耀眼的一颗明珠，独有的浪漫情怀和神秘气息令无数人为之心醉神往。在研究艺术本质问题中，无论是关乎各类起源说还是表现说，在这里都能找到合理的解释。笔者通过对楚文化代表性很强的一系列青铜艺术品的观摩和思考，选择以曾侯乙墓出土的铜鹿角立鹤进行分析，来分享我们对艺术本质问题学习的心得。

二、铜鹿角立鹤中艺术

本质的体现“铜鹿角立鹤，这是一件想象的吉祥动物，身体像鹤，而头上却立着鹿的角，造型非常别致。中国古代把鹤、鹿看作是神鸟、瑞兽，是沟通人、鬼、神的灵媒。鹿角立鹤为鹿、鹤合体，出土时放置在主棺的东边，可能意在引领墓主人灵魂升天，或祈求神灵佑护。”这是一段出自于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简介上的关于铜鹿角立鹤的文字说明，配以图片展示，使得未曾见过此展品的人有一种迫不及待想目睹国宝风采的激动。在湖北省博物馆中，关于楚文化展品和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中，名列中国国宝之物不在少数，有举世闻名的越王勾践剑、曾侯乙编钟、尊盘等大名鼎鼎的文物，然而笔者在各类展品中最为心动的还是楚文化青铜器上精美的纹饰和奇特的造型。在看到曾侯乙编钟时，对形制各异的连结、底座很感兴趣，其中不乏有着像虎座凤鸟悬鼓一样的神兽结合体，还有类似于铜鹿角立鹤这样的“想象中的吉祥动物”。从艺术的起源来看，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和创作者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联，无论是劳动说、游戏说、模仿说或是巫术说，它表达的是一种记忆或是祈愿。古人在创作这样一件青铜作品时，想到的可能只是它作为陪葬品所要完成的功能性，或许并未想过有一天会被挖出来作为陈列展品供世人瞻仰，所以这件青铜器是做给神灵看的，很纯净，是艺术家和神灵之间的沟通。所谓古人与神灵之间的沟通，还是基于当时的神话传说的基础，对各类神的形象性的描绘，再以艺术家个人的生活阅历，加以形象思维进行艺术创作表达。从创作者通过主观精神和其所在的客观世界的影响，对现实事物进行模仿创造，完成了这样一件作品，对于当时来说是具有实用价值的。

普列汉诺夫在《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中这样说过，“劳动先于艺术，总之，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中国古代艺术创作多是以言志、感物、缘情、畅神为其本源，从当今的观点来看，其功利意识是不那么明显的，战国时期的青铜工匠们或许没有当今艺术家那样崇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所创作的作品不过是一件产品，怀着虔诚、敬业的态度去完成自己的那份传承下来的工作。正是因为如此，这个时期的艺术作品是最为纯粹的，没有凡尘杂念的，因而从这些作品中，我们最容易感受到令人激动不已的震撼和感动。铜鹿角立鹤以其优雅的造型、完美的鹿鹤形象结合，完全可以作为楚文化青铜器的典型代表，其生动形象，使当时的审美意识展现在当代人眼前。这件青铜工艺品已经完全超越其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成为一个时期的文化艺术象征。能做到这一切，不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发扬光大，而是出于人的意识的本能，对艺术本质问题的共同认识。铜鹿角立鹤虽然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但是西方美学艺术本质观点也能帮助我们分析其艺术价值的所在。由于这是一件墓葬用品，从其产生原因和其实用价值的角度来分析，是完全符合西方美学中对艺术本质问题的认识，尤其是对表现说、有意味的形式说等观点而言，这种假想的、充满浪漫与神秘色彩的作品，完全能令人疯狂。而从中国美学中的艺术本质观而言，这是一件不同于中国传统创作形式的作品，几乎不能代表着文人气息、儒家思想，但是究其文化产生本源来看，它属于更早时期的神话题材，神话从本质上说是人存在于自己意识中的反映，每一种文化都有属于自己的神话体系。中华民族的神话传说也是构建中华文明的精神基础，是文人思想中最为浪漫的部分，是真正超越现实的艺术创作。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中说，“艺术的第一目的是再现现实”，“再现生活是艺术的一般性格的特点，是它的本质”，这是对艺术本质问题上关于模仿说的精彩阐述，说的是艺术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关于“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描述，在黑格尔、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著里都有提过，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重点阐述过此观点，艺术观赏者对艺术价值的追求也正是如此，要去追求高于生活的精神享受。铜鹿角立鹤，在器物形式上，是客观现实的模仿和再创造，但是由于其特定的功能性，使之加入了楚文化特有的神话题材内容，在视觉上给人以更深远的想象，更加深了该物本身的内涵和质量。

三，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