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费用制度论文范文

诉讼费用制度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为确保诉讼费用制度的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诉权，就需要相关制度的变革，本文从司法救助的角度出发，指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不足，并提出完善建议。 论文关键词：司法救助 诉讼费用 诉权 诉讼费用制度是现代各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制度。诉讼费用与诉讼权利一样，与诉讼者的利益是紧密相关的，2006年末国务院出台了新《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该办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诉讼费用大幅度降低，较之以前有了许多进步，但仍有许多不足。主要在于诉讼费用制度的运营需要大量的经济成本，除国家负担的除外，还需要当事人负担，但对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无力支付诉讼费用时，他们的诉讼权益就无法得到保障，这是与我国宪法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相违背的，所以法律援助制度就是为解决这种问题而设立的。 司法救助也叫诉讼救助，是指人民法院对于民事案件中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实行法律费用的缓交、减交或免交的制度。可以看出司法救助是法院对有经济困难的自然人提供的缓交、减交、免交的制度，这就使其成为了弱势群体实现裁判侵求权、寻求司法正义的有效手段。新《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对司法救助虽然规定的更详细，增强了可操作性，但仍然基本上沿用原有规定，从目前我国法院体制来看，这种诉讼费用的救助制度是很不完善的。 一、救助的范围过于狭窄 我国可以申请司法救助的对象是“民事、行政案件中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也就是社会群体中贫困的自然人。还规定福利院、孤儿院、敬老院等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单位和民政部门主管的社会福利企业，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并未被列为司法救助对象，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这明显与司法救助制度设置的宗旨和目标不相符。 二、救助机制不够完善 我国现行的救助手段只限于对当事人诉讼费用的减交、缓交、免交，没有诉讼费用保险等相关配套制度，从而消弱了救助制度的预期效果。另外我国的诉讼费用救助方式很单一，仅限于司法救助，对于法院以外的律师，并没有提供救助方式。在实践中，当事人在司法诉讼过程中还会遇到法律专业问题的阻碍，仅仅通过减免诉讼费用，并不能从根本上保护当事人的权益，反而往往使的诉讼费用的减免付之东流。 另外，我国现行法对司法救助的规定散见于国务院制定《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以及司法解释中，现行法律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在实践中很难很好的保证当事人的诉权。 针对上诉存在的各种问题，笔者提出一下几点建议： （一）立法先行 任何法律制度的实施，必须有完整的立法体系，我国没有专门的法律援法，为了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诉权，建立我国完备的法律援助制度，立法就必须放在第一位。而且我国法律援助工作已有十几年的历史，立法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加快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构建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体系已是当务之急。 （二）扩大援助形式 对于法律的援助我国法律并没有将有关司法鉴定的援助包涵在内，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从此规定我们能够看出，鉴定结论对于案件的事实认定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如果当事人根本没有经济能力负担鉴定费用，那么他们的合法权益怎么能实现？如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无法保障，那么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变成了一纸空文。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法律援助制度中规定司法鉴定的法律援助，实现司法鉴定制度的真正价值。 （三）增加援助对象 从上面分析中得知，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仅限于我国公民及一些福利机构。首先，对于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援助制度，我们没有明确规定，为了是我国的法律制度体系能与世界接轨，应该在援助制度中增加此项内容。其次，市场经济发展迅猛，竞争激烈，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也会陷入经济困难的境地，如果不在援助制度中增加他们，那么当法人，非法人组织与人发生纠纷，私力无法救济的时候，他们的合法权益将无法得到保障。司法的救助就是帮助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在受到侵害时能有司法资源的救济，所以笔者认为不应当以国籍、法人限制弱势群体获得保障的权利。 此外，我国的法律援助是由国家担 负诉讼费用，但是对于我国这样有一个人口大国来说，要切切实实的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光靠司法救助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在完善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同时也应当同时改革我国律师收费制度和构建我国的诉讼费用保险制度，只有相关制度相应完善，诉讼费用制度才不会成为阻碍民众获取法律保障的障碍。

诉讼费用制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民事；诉讼费用；制度

在民事诉讼中，影响当事人接近正义、实现诉权的因素繁多，而民事诉讼费用制度设置的优劣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于2007年4月1日实施以来，我国诉讼费用制度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在实践中仍暴露出某些缺陷。本文试图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作一简要评析，从而为诉讼费用制度的完善作进一步思考。

一、民事诉讼费用制度概述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需要耗费国家和当事人一定的成本，即进行诉讼时各自都需要分担一定的诉讼费用。日本学者棚濑孝雄将诉讼费用称为“生产正义的成本”，并将其分为由国家分担的审理成本和由当事人负担的诉讼成本。诉讼费用制度所要解决的就是在国家和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相互之间如何合理分配这种生产正义的成本，以及保障当事人充分利用诉讼救济程序实现自己的各项基本权利，从而达到解决纠纷的最终目的。

二、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之评析

我国2007年修订的《办法》自实施以来，较之过去的诉讼费用规则而言，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总的看来，还存在某些欠缺，本文就以下几个方面作一简要评析。

2.1对民事主体的保护不平等

《办法》第44条规定诉讼费用的免交仅适用于自然人,而将法人和其它组织完全排除在免交的主体之外。法人和其它组织作为民事主体应当和自然人一样受到平等的保护，是法律的内在要求。因此，这种平等待遇同样也应该体现在司法中。

2.2诉讼费用的范围略显狭窄

我国的诉讼费用仅仅包括程序费用和法院审理时实际支出的费用，而将当事人进行诉讼时支出的必要费用排除在外。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如德国、日本等，都将当事人进行诉讼时支出的必要费用作为诉讼成本由当事人分担。某些学者认为，我国把当事人费用和律师费用排除在诉讼费用范畴之外的做法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诉讼费用制度上的体现。

2.3个别条文的规定不合法理

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制作的调解书在当事人签收后即生效，且不得上诉。因此，当事人不服调解时只能申请再审，而根据《办法》第9条第2款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时需交纳诉讼费用，该规定似乎值得商榷。设想，某一案件在调解时违背了一方当事人的意愿，且造成该当事人违背意愿的原因是由于法官的强迫，此种情况下该当事人申请再审时仍要求交纳诉讼费用显然是不合理的。

三、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几点建议

3.1立法主体的“正位”

我国现行的诉讼费用征收规则是由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从全世界范围看，大多数国家诉讼费用的立法权都是由代表民意的国家机关行使。与世界各国一样，我国的诉讼费用立法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似乎更为妥当。首先，人民法院在性质上属于独立的司法机关，其并非行政机关，各级人民法院只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这决定了只有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才有权对人民法院的诉讼工作事项做出相应的规定；其次，诉讼费用制度对公民依法享有的诉权能否实现有着直接影响，不应由国家行政机关恣意决定，而应交由代表民意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来立法规定；再次，通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立法进行统一、明确的规定可以有效规范法院的收费现象。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制定统一的诉讼费用征收规则。

3.2健全法律援助制度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援助制度作为全体公民都享有的一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权利，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各国的法律中。它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又主要体现为一种“贫穷人的权利”。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是为社会上的弱小群体接近司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是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一项重要制度。目前，我国法律的援助主体基本是法院，范围过于狭窄。笔者认为，我国应当进一步扩大健全以法院之外的主体为援助主体的法律援助制度，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法律援助基金，尽可能地广泛募集社会对法律援助的捐助。另外，还可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导入法律诊所式教育，利用法学院师生的力量，向社会贫弱者提供法律帮助，整合社会有效的援助资源，客观上缓解国家提供法律援助供不应求的局面。

3.3将民事诉讼费用的范围予以扩大

扩大民事诉讼费用的范围，实际上就是在诉讼当事人之间增加分担的诉讼成本。一般情况下，诉讼都是基于败诉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义务而引起的，如果将胜诉方进行诉讼所支出的必要费用转移给败诉方承担，不但可以更好地保护胜诉方的权利，还可以起到惩罚败诉方的效果。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当事人进行诉讼所需的必要费用（如食宿费、差旅费等）纳入诉讼费用的范围，当聘请律师成为必要时，律师费用也应包括在内。当律师费用成为诉讼费用时，对规范我国律师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将律师费纳入诉讼费用的范围是一举两得的事，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3.4规范律师收费制度

;随着社会民众法律意识的增强，其通过诉讼方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是，由于法律知识的专业化和复杂化，真正熟悉法律的人可谓少之又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律师成为了帮助当事人接近法院、实现诉权的引路人。目前，我国的律师收费是由当事人和律师双方协商，从为当事人提供服务的角度来看，还是略显过高且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这无疑为当事人实现诉权增加了又一道经济障碍。因此，规范律师收费成为了民事诉讼费用的一个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律师的收费标准应当由各地人民法院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案件处理的难易程度等因素确定。另外，为增强律师的使命感，在律师的收费制度中还可以引入胜诉酬金制，即获胜的律师可以从当事人所获利益中获得一定比例的报酬，从而为委托人提供更多实现诉权的机会。

四、结语

诉讼费用制度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有着直接影响，为了让所有公民真正接近司法或者真正享受司法福利，为了确保当事人诉权的实现，合理的诉讼费用制度就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公民寻找解决纠纷的途径时，只有在认为所选择的方法合理才会进而采用，否则会回避而寻觅其它途径来解决纠纷。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完善有待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陈育红.对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反思[J].法制与社会,2009,(3).

诉讼费用制度论文范文第3篇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需要耗费国家和当事人一定的成本，即进行诉讼时各自都需要分担一定的诉讼费用。日本学者棚濑孝雄将诉讼费用称为“生产正义的成本”，并将其分为由国家分担的审理成本和由当事人负担的诉讼成本。[1]诉讼费用制度所要解决的就是在国家和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相互之间如何合理分配这种生产正义的成本，以及保障当事人充分利用诉讼救济程序实现自己的各项基本权利，从而达到解决纠纷的最终目的。[1]

2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之评析

我国2007年修订的《办法》自实施以来，较之过去的诉讼费用规则而言，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总的看来，还存在某些欠缺，本文就以下几个方面作一简要评析。

2.1对民事主体的保护不平等

《办法》第44条规定诉讼费用的免交仅适用于自然人,而将法人和其它组织完全排除在免交的主体之外。法人和其它组织作为民事主体应当和自然人一样受到平等的保护，是法律的内在要求。因此，这种平等待遇同样也应该体现在司法中。

2.2诉讼费用的范围略显狭窄

我国的诉讼费用仅仅包括程序费用和法院审理时实际支出的费用，而将当事人进行诉讼时支出的必要费用排除在外。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如德国、日本等，都将当事人进行诉讼时支出的必要费用作为诉讼成本由当事人分担。某些学者认为，我国把当事人费用和律师费用排除在诉讼费用范畴之外的做法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诉讼费用制度上的体现。[3]

2.3个别条文的规定不合法理

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制作的调解书在当事人签收后即生效，且不得上诉。因此，当事人不服调解时只能申请再审，而根据《办法》第9条第2款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时需交纳诉讼费用，该规定似乎值得商榷。设想，某一案件在调解时违背了一方当事人的意愿，且造成该当事人违背意愿的原因是由于法官的强迫，此种情况下该当事人申请再审时仍要求交纳诉讼费用显然是不合理的。

3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几点建议

3.1立法主体的“正位”

我国现行的诉讼费用征收规则是由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从全世界范围看，大多数国家诉讼费用的立法权都是由代表民意的国家机关行使。与世界各国一样，我国的诉讼费用立法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似乎更为妥当。首先，人民法院在性质上属于独立的司法机关，其并非行政机关，各级人民法院只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这决定了只有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才有权对人民法院的诉讼工作事项做出相应的规定；其次，诉讼费用制度对公民依法享有的诉权能否实现有着直接影响，不应由国家行政机关恣意决定，而应交由代表民意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来立法规定；再次，通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立法进行统一、明确的规定可以有效规范法院的收费现象。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制定统一的诉讼费用征收规则。

3.2健全法律援助制度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援助制度作为全体公民都享有的一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权利，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各国的法律中。它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又主要体现为一种“贫穷人的权利”。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是为社会上的弱小群体接近司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是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一项重要制度。目前，我国法律的援助主体基本是法院，范围过于狭窄。笔者认为，我国应当进一步扩大健全以法院之外的主体为援助主体的法律援助制度，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法律援助基金，尽可能地广泛募集社会对法律援助的捐助。另外，还可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导入法律诊所式教育，利用法学院师生的力量，向社会贫弱者提供法律帮助，整合社会有效的援助资源，客观上缓解国家提供法律援助供不应求的局面。[4]

3.3将民事诉讼费用的范围予以扩大

扩大民事诉讼费用的范围，实际上就是在诉讼当事人之间增加分担的诉讼成本。一般情况下，诉讼都是基于败诉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义务而引起的，如果将胜诉方进行诉讼所支出的必要费用转移给败诉方承担，不但可以更好地保护胜诉方的权利，还可以起到惩罚败诉方的效果。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当事人进行诉讼所需的必要费用（如食宿费、差旅费等）纳入诉讼费用的范围，当聘请律师成为必要时，律师费用也应包括在内。当律师费用成为诉讼费用时，对规范我国律师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将律师费纳入诉讼费用的范围是一举两得的事，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3.4规范律师收费制度

随着社会民众法律意识的增强，其通过诉讼方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是，由于法律知识的专业化和复杂化，真正熟悉法律的人可谓少之又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律师成为了帮助当事人接近法院、实现诉权的引路人。目前，我国的律师收费是由当事人和律师双方协商，从为当事人提供服务的角度来看，还是略显过高且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这无疑为当事人实现诉权增加了又一道经济障碍。因此，规范律师收费成为了民事诉讼费用的一个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律师的收费标准应当由各地人民法院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案件处理的难易程度等因素确定。另外，为增强律师的使命感，在律师的收费制度中还可以引入胜诉酬金制，即获胜的律师可以从当事人所获利益中获得一定比例的报酬，从而为委托人提供更多实现诉权的机会。

4结语

诉讼费用制度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有着直接影响，为了让所有公民真正接近司法或者真正享受司法福利，为了确保当事人诉权的实现，合理的诉讼费用制度就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公民寻找解决纠纷的途径时，只有在认为所选择的方法合理才会进而采用，否则会回避而寻觅其它途径来解决纠纷。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完善有待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1]陈育红.对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反思[J].法制与社会,2009,(3).

[2]廖永安.民事诉讼费用:构成及影响因素[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2,(18).

[3]廖永安,赵晓薇.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改革的宏观思考[J].人民法院报,2004,(8).

诉讼费用制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诉讼费;诉讼费制度;调节功能

一、传统诉讼费制度中调节功能的缺失

1.传统诉讼费制度的调节功能体现。在国务院《人民诉讼诉讼费用收费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实施过程中，上述所谓“很少的场合”使诉讼费发挥调节功能的包括：(1)应当按期预交诉讼费而未交纳又未提出合理正当的缓交申请时，法院可按自动撤诉处理。这对于当事人而言，虽只是被动的接受司法程序的决定，但实际上仍是当事人自行决定是否启动司法程序的意思表示;(2)因考虑到驳回并不能退回诉讼费，当事人可退回一半案件受理费而选择撤诉，但这并不是指撤诉的目的，而是当事人在考虑到裁判结果可能对其不利时采取的“明智”的选择。

2.传统诉讼费制度调节功能在各程序中的缺失。除上述体现外，在《收费办法》所确立的诉讼费制度下，诉讼费在民事、行政审判的各个程序中都缺乏应有的调节功能，具体包括：(1)立案阶段。由于我国传统民事、行政诉讼法的立案阶段仅体现审查是否符合立案条件而予以形式审查为内容，因此诉讼费在此阶段除未按期交纳外则没有任何其他调节作用的体现。原告的诉讼是否正当或存在恶意、被告对诉讼的态度以及当事人对司法资源动用的程度均不在考虑范围之内。(2)审前阶段。审前程序是整个诉讼程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随着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与自主行为在审前程序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法官控制各种程序发生的能力却越来越减弱，在明显不应当进入庭审程序或当事人恶意拖延诉讼的行为发生时，法官并无明显正当性理由加以制止或修正。实践中我们经常遇到被告利用管辖权异议引发上诉的手段以达到拖延诉讼的目的而法官对此无力制止的情形。如果能在这一阶段引入诉讼费调节机制，提高法官对程序的控制能力，将会极大提高诉讼的效率。(3)庭审阶段。由于原告可以在法庭辩论终结前随时改变诉讼请求数额，尤其在减少数额时，使被告陷于不能选择、不能对抗的不利境地，当被告为应付原告的诉讼而付出大量人力、财力以及其他各项法律资源并达到了明晰双方的争议内容目的之后，却会因原告轻易作出的改变而使其努力付之东流，这显然有违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平等之原则。但如果对原告的这种行为课以诉讼费项上的义务，既可以达到制止或惩戒的目的，亦可达到对其他当事人利益的平衡。(4)裁判阶段。由于我国诉讼费的构成之缺陷，裁判并不能在确定原告诉讼的非正当性情况下对原告课以诉讼费的惩戒，原告虽理所当然成为诉讼费的承担者，但被告因被动的应诉而支出的费用不能因此获取任何经济上的补偿，尤其在某些如非财产性诉讼、小额索偿诉讼等情形下，被告更会注重这些利益的补偿;而调节中双方当事人对诉讼费负担的心态已经成为很大一部分案件最终不能达成调节协议的瓶颈。(5)上诉阶段。上诉费的征收标准按一审诉讼费实际收取确定，这样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形：在上诉费数额较大时可能会因上诉人的财力等原因而抑制正当的上诉行为;而在上诉费数额较小时上诉人则可以利用不当的上诉行为以达到拖延其义务履行之目的。(6)再审阶段。再审不收取诉讼费的规定，使我国的诉讼变相成为三审终审制。与需收取上诉费的上诉程序相比，当事人宁可选择再审程序，会出现当事人不上诉而选择申请再审的情况。

二、《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所体现的诉讼费调节功能及存在的缺陷

1.除对传统诉讼费制度调节功能的承继外，《办法》中的部分规定已经体现出更多的诉讼费调节功能，包括：(1)调节及适用简易程序审结的案件，减半交纳案件受理费。鼓励当事人达成和解及在较短的审限内明确权利义务关系，以减少讼累，缩短审理周期。(2)对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时于诉讼费负担上的限制，即当事人在法庭调查终结前提出减少诉讼请求数额的，按照减少后的诉讼请求数额计算退还，法庭调查终结后提出减少诉讼请求数额的，减少请求数额部分的案件受理费由变更诉讼请求的变更当事人负担。(3)授予法官在调节过程中对诉讼费负担的决定权。《办法》第31条规定：“经人民法院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诉讼费用的负担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决议”。(4)为再审案件设定收费标准，抑制一部分不正当的再审案件的发生。

2.《办法》仍没有转变传统诉讼费制度调节功能缺失的情况，却尚有部分新规定亦存在矛盾之处，具体表现：(1)单一的诉讼费征收方式与低成本诉讼制度相结合，增加了当事人缠诉的可能性，甚至导致滥诉现象。(2)申请支付令案件有及

时方便、节省费用的特点，但《办法》规定申请支付令比照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的1/3交纳，与原来按每件收取100元的标准相比较，在大额支付令案件中，申请费大大增加，但同时却没有规定当债务人提出异议时申请费是否退还的问题，只要债务人提出异议程序即终止且得有申请人承担申请费，因此更多的债权人放弃了申请支付令这种快捷诉讼方式。(3)驳回、驳回上诉以及对驳回和管辖权异议裁定不服提起上诉的案件不需交纳诉讼费，但撤诉却仍交纳一半的案件受理费，一方面是已耗费司法资源的案件勿需承担诉讼费，另一方面没有动用或耗费较少司法资源的案件却仍需交纳诉讼费用。这样不仅不能起到息诉的作用，反而鼓励当事人动用更多的司法资源来达到其不正当的目的。

三、进一步完善诉讼费的调节功能

在对诉讼费制度的完善设计中，诉讼费的调节功能理应得到加强，配合以其他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诉讼费理应在诉讼的各个环节充分发挥其积极而有效的调节作用。

1.立案前建立登记立案制度，并配有完善而广泛的替代式纠纷解决机制。任何原告可到法院领取立案登记表，按表格填写其所需进行诉讼的基本内容，并领取登记文书、登记编号以及诉讼指南，表明登记的完成。此时并不代表诉讼的开始，法院向当事人发放的诉讼指南，可以明确告诉原告如果他选择诉讼，则应当按怎样的标准交纳诉讼费以及可能面临的风险，但如果用替代式纠纷解决机制，法院可将案件委托至或由原告自行委托至相应机构如民调中心或由职权的行政机关等寻求和解方案，并告知这一程序是免费的、快捷的且调停人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分流相当一部分案件。

2.在立案过程中设置灵活的诉讼费调节机制。在立案程序中即发挥诉讼费调节功能，设立强制答辩制度。强制答辩制度亦称答辩失权制度，指在法律明确规定诉讼中的被告没有在规定的期间内实施答辩行为而丧失以后的答辩权。因原告交纳诉讼费是作为诉讼成立与否的标志，但是由于并不知晓被告对诉讼的态度，所以原告交纳的诉讼费用可以作为其在恶意诉讼下的惩戒担保金，如果被告的答辩可以证明原告的不能为法院所接受，法院可以直接驳回原告并不退还诉讼费用，这样可以使任何一个原告在时需尽谨慎地注意义务，并防止恶意诉讼的发生。为节约诉讼时间，立案庭法官在诉答期间可以要求当事人和解，如和解后撤诉或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按现有规定退回一半诉讼费，另可将另一半诉讼费奖励给原告或经协商确定的一方当事人，只收取必要的诉讼工本费。另外，在经过诉答程序后由立案庭法官作出的没有争议的即时判决，应限制当事人上诉行为，如败诉当事人声明要上诉的，应规定其必须交纳与判决金额及其他诉讼成本相等的保证金或等值的担保，如判决没有金钱给付义务，由法官根据案件的标的性质、价值作出书面指令，责令败诉方交纳一定标准的保证金或提供担保。

3.小额财产索偿案件中设置诉讼费用奖励制度。对适用简便程序审理的小额财产索偿案件在收费上实行低成本标准。小额案件采规定收费程序，如10 000元以下的小额案件均收取50元工本费及诉讼费50元，但当事人的其他任何成本费用均不在裁判范围之内;简便程序时间非常短，至多45天，只要原告不申请转入其他程序，法院可将诉讼费50元奖励给原告;并且可以告诫原告，如其败诉，不仅不退回任何费用，上诉后对方的诉讼私人成本包括律师费将计入诉讼费负担;同时告诫被告如其败诉上诉的，须得提供与一审败诉金额相等的担保金额，否则上诉意见将不被采纳，这样当事人多会选择和解而非判决。

4.审理过程中诉讼费的调节功能。在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诉讼费的功能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继续奖励制度，为促进和解，在审前程序中当事人和解的，可由主审法官决定给予当事人按该案适用程序应交诉讼费的1/2的奖励，在庭审中或庭审后和解的，给予当事人诉讼费1/4的奖励;另一方面是惩戒制度，为保障诉讼的流畅，当出现人为的拖延诉讼现象，可以用加重诉讼费的办法加以抑制。

5.以诉讼费为手段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为解决部分当事人因其经济特别困难不能支付诉讼费的，应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在诉讼发起时，当事人可以申请缓交、免交诉讼费用;在诉讼进行中，主审法官可以指令经济地位优势明显的一方当事人代付诉讼费或垫付诉讼费;因经济地位优势明显一方当事人的故意行为造成困难方诉讼困难的，主审法官还可指令对方当事人支付一定的成本费用;另外，法院可以设立专项救助基金，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一定的费用补偿，但仅限于诉讼用途。还可以引进诉讼费保险制度，原被告均可以向保险公司缴纳一定的保险费，保险公司以实际发生的诉讼费用的一定比例为标准对由投保人应当负担或实际负担的诉讼费进行赔付，包括律师报酬在内的诉讼费用均可以保险金支付。

参考文献：

[1]蔡虹.非讼程序的理论思考与立法完善[

eb/ol].中国民商法律网2004年12月30日，

[2]傅郁林.诉讼费用的性质与诉讼成本的承担[j].北大法律评论，第4卷第1辑.

[3]韩波.论我国诉讼费用管理制度的变迁与改革[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4]何文燕，廖永安.民事诉讼理论与改革的探索[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5]柯友阳.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理念转换与总则的制度重构[j].当代法学，2007，(9).

[6]廖永安，赵晓薇.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与司法公正关系考——兼论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立法缺陷[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3).

[7]廖永安.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立法体例之比较研究[j].法学评论，2002，(6).

诉讼费用制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诉讼费;诉讼费制度;调节功能

一、传统诉讼费制度中调节功能的缺失

1.传统诉讼费制度的调节功能体现。在国务院《人民诉讼诉讼费用收费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实施过程中，上述所谓“很少的场合”使诉讼费发挥调节功能的包括：(1)应当按期预交诉讼费而未交纳又未提出合理正当的缓交申请时，法院可按自动撤诉处理。这对于当事人而言，虽只是被动的接受司法程序的决定，但实际上仍是当事人自行决定是否启动司法程序的意思表示;

(2)因考虑到驳回并不能退回诉讼费，当事人可退回一半案件受理费而选择撤诉，但这并不是指撤诉的目的，而是当事人在考虑到裁判结果可能对其不利时采取的“明智”的选择。

2.传统诉讼费制度调节功能在各程序中的缺失。除上述体现外，在《收费办法》所确立的诉讼费制度下，诉讼费在民事、行政审判的各个程序中都缺乏应有的调节功能，具体包括：

(1)立案阶段。由于我国传统民事、行政诉讼法的立案阶段仅体现审查是否符合立案条件而予以形式审查为内容，因此诉讼费在此阶段除未按期交纳外则没有任何其他调节作用的体现。原告的诉讼是否正当或存在恶意、被告对诉讼的态度以及当事人对司法资源动用的程度均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2)审前阶段。审前程序是整个诉讼程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随着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与自主行为在审前程序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法官控制各种程序发生的能力却越来越减弱，在明显不应当进入庭审程序或当事人恶意拖延诉讼的行为发生时，法官并无明显正当性理由加以制止或修正。实践中我们经常遇到被告利用管辖权异议引发上诉的手段以达到拖延诉讼的目的而法官对此无力制止的情形。如果能在这一阶段引入诉讼费调节机制，提高法官对程序的控制能力，将会极大提高诉讼的效率。

(3)庭审阶段。由于原告可以在法庭辩论终结前随时改变诉讼请求数额，尤其在减少数额时，使被告陷于不能选择、不能对抗的不利境地，当被告为应付原告的诉讼而付出大量人力、财力以及其他各项法律资源并达到了明晰双方的争议内容目的之后，却会因原告轻易作出的改变而使其努力付之东流，这显然有违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平等之原则。但如果对原告的这种行为课以诉讼费项上的义务，既可以达到制止或惩戒的目的，亦可达到对其他当事人利益的平衡。

(4)裁判阶段。由于我国诉讼费的构成之缺陷，裁判并不能在确定原告诉讼的非正当性情况下对原告课以诉讼费的惩戒，原告虽理所当然成为诉讼费的承担者，但被告因被动的应诉而支出的费用不能因此获取任何经济上的补偿，尤其在某些如非财产性诉讼、小额索偿诉讼等情形下，被告更会注重这些利益的补偿;而调节中双方当事人对诉讼费负担的心态已经成为很大一部分案件最终不能达成调节协议的瓶颈。

(5)上诉阶段。上诉费的征收标准按一审诉讼费实际收取确定，这样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形：在上诉费数额较大时可能会因上诉人的财力等原因而抑制正当的上诉行为;而在上诉费数额较小时上诉人则可以利用不当的上诉行为以达到拖延其义务履行之目的。

(6)再审阶段。再审不收取诉讼费的规定，使我国的诉讼变相成为三审终审制。与需收取上诉费的上诉程序相比，当事人宁可选择再审程序，会出现当事人不上诉而选择申请再审的情况。

二、《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所体现的诉讼费调节功能及存在的缺陷

1.除对传统诉讼费制度调节功能的承继外，《办法》中的部分规定已经体现出更多的诉讼费调节功能，包括：(1)调节及适用简易程序审结的案件，减半交纳案件受理费。鼓励当事人达成和解及在较短的审限内明确权利义务关系，以减少讼累，缩短审理周期。

(2)对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时于诉讼费负担上的限制，即当事人在法庭调查终结前提出减少诉讼请求数额的，按照减少后的诉讼请求数额计算退还，法庭调查终结后提出减少诉讼请求数额的，减少请求数额部分的案件受理费由变更诉讼请求的变更当事人负担。

(3)授予法官在调节过程中对诉讼费负担的决定权。《办法》第31条规定：“经人民法院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诉讼费用的负担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决议”。

(4)为再审案件设定收费标准，抑制一部分不正当的再审案件的发生。

2.《办法》仍没有转变传统诉讼费制度调节功能缺失的情况，却尚有部分新规定亦存在矛盾之处，具体表现：

(1)单一的诉讼费征收方式与低成本诉讼制度相结合，增加了当事人缠诉的可能性，甚至导致滥诉现象。

(2)申请支付令案件有及时方便、节省费用的特点，但《办法》规定申请支付令比照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的1/3交纳，与原来按每件收取100元的标准相比较，在大额支付令案件中，申请费大大增加，但同时却没有规定当债务人提出异议时申请费是否退还的问题，只要债务人提出异议程序即终止且得有申请人承担申请费，因此更多的债权人放弃了申请支付令这种快捷诉讼方式。

(3)驳回、驳回上诉以及对驳回和管辖权异议裁定不服提起上诉的案件不需交纳诉讼费，但撤诉却仍交纳一半的案件受理费，一方面是已耗费司法资源的案件勿需承担诉讼费，另一方面没有动用或耗费较少司法资源的案件却仍需交纳诉讼费用。这样不仅不能起到息诉的作用，反而鼓励当事人动用更多的司法资源来达到其不正当的目的。

三、进一步完善诉讼费的调节功能

在对诉讼费制度的完善设计中，诉讼费的调节功能理应得到加强，配合以其他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诉讼费理应在诉讼的各个环节充分发挥其积极而有效的调节作用。

1.立案前建立登记立案制度，并配有完善而广泛的替代式纠纷解决机制。任何原告可到法院领取立案登记表，按表格填写其所需进行诉讼的基本内容，并领取登记文书、登记编号以及诉讼指南，表明登记的完成。此时并不代表诉讼的开始，法院向当事人发放的诉讼指南，可以明确告诉原告如果他选择诉讼，则应当按怎样的标准交纳诉讼费以及可能面临的风险，但如果用替代式纠纷解决机制，法院可将案件委托至或由原告自行委托至相应机构如民调中心或由职权的行政机关等寻求和解方案，并告知这一程序是免费的、快捷的且调停人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分流相当一部分案件。

在立案过程中设置灵活的诉讼费调节机制。在立案程序中即发挥诉讼费调节功能，设立强制答辩制度。强制答辩制度亦称答辩失权制度，指在法律明确规定诉讼中的被告没有在规定的期间内实施答辩行为而丧失以后的答辩权。

因原告交纳诉讼费是作为诉讼成立与否的标志，但是由于并不知晓被告对诉讼的态度，所以原告交纳的诉讼费用可以作为其在恶意诉讼下的惩戒担保金，如果被告的答辩可以证明原告的不能为法院所接受，法院可以直接驳回原告并不退还诉讼费用，这样可以使任何一个原告在时需尽谨慎地注意义务，并防止恶意诉讼的发生。为节约诉讼时间，立案庭法官在诉答期间可以要求当事人和解，如和解后撤诉或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按现有规定退回一半诉讼费，另可将另一半诉讼费奖励给原告或经协商确定的一方当事人，只收取必要的诉讼工本费。

另外，在经过诉答程序后由立案庭法官作出的没有争议的即时判决，应限制当事人上诉行为，如败诉当事人声明要上诉的，应规定其必须交纳与判决金额及其他诉讼成本相等的保证金或等值的担保，如判决没有金钱给付义务，由法官根据案件的标的性质、价值作出书面指令，责令败诉方交纳一定标准的保证金或提供担保。

3.小额财产索偿案件中设置诉讼费用奖励制度。对适用简便程序审理的小额财产索偿案件在收费上实行低成本标准。小额案件采规定收费程序，如10000元以下的小额案件均收取50元工本费及诉讼费50元，但当事人的其他任何成本费用均不在裁判范围之内;简便程序时间非常短，至多45天，只要原告不申请转入其他程序，法院可将诉讼费50元奖励给原告;并且可以告诫原告，如其败诉，不仅不退回任何费用，上诉后对方的诉讼私人成本包括律师费将计入诉讼费负担;同时告诫被告如其败诉上诉的，须得提供与一审败诉金额相等的担保金额，否则上诉意见将不被采纳，这样当事人多会选择和解而非判决。

审理过程中诉讼费的调节功能。在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诉讼费的功能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继续奖励制度，为促进和解，在审前程序中当事人和解的，可由主审法官决定给予当事人按该案适用程序应交诉讼费的1/2的奖励，在庭审中或庭审后和解的，给予当事人诉讼费1/4的奖励;另一方面是惩戒制度，为保障诉讼的流畅，当出现人为的拖延诉讼现象，可以用加重诉讼费的办法加以抑制。

5.以诉讼费为手段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为解决部分当事人因其经济特别困难不能支付诉讼费的，应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在诉讼发起时，当事人可以申请缓交、免交诉讼费用;在诉讼进行中，主审法官可以指令经济地位优势明显的一方当事人代付诉讼费或垫付诉讼费;因经济地位优势明显一方当事人的故意行为造成困难方诉讼困难的，主审法官还可指令对方当事人支付一定的成本费用;另外，法院可以设立专项救助基金，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一定的费用补偿，但仅限于诉讼用途。还可以引进诉讼费保险制度，原被告均可以向保险公司缴纳一定的保险费，保险公司以实际发生的诉讼费用的一定比例为标准对由投保人应当负担或实际负担的诉讼费进行赔付，包括律师报酬在内的诉讼费用均可以保险金支付。

参考文献：

[1]蔡虹.非讼程序的理论思考与立法完善[EB/OL].中国民商法律网2004年12月30日

[2]傅郁林.诉讼费用的性质与诉讼成本的承担[J].北大法律评论，第4卷第1辑.

[3]韩波.论我国诉讼费用管理制度的变迁与改革[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4]何文燕，廖永安.民事诉讼理论与改革的探索[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5]柯友阳.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理念转换与总则的制度重构[J].当代法学，2007，(9).

[6]廖永安，赵晓薇.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与司法公正关系考——兼论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立法缺陷[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3).

诉讼费用制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诉讼费；诉讼费制度；调节功能

一、传统诉讼费制度中调节功能的缺失

1.传统诉讼费制度的调节功能体现。在国务院《人民诉讼诉讼费用收费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实施过程中，上述所谓“很少的场合”使诉讼费发挥调节功能的包括：（1）应当按期预交诉讼费而未交纳又未提出合理正当的缓交申请时，法院可按自动撤诉处理。这对于当事人而言，虽只是被动的接受司法程序的决定，但实际上仍是当事人自行决定是否启动司法程序的意思表示；（2）因考虑到驳回起诉并不能退回诉讼费，当事人可退回一半案件受理费而选择撤诉，但这并不是指撤诉的目的，而是当事人在考虑到裁判结果可能对其不利时采取的“明智”的选择。

2.传统诉讼费制度调节功能在各程序中的缺失。除上述体现外，在《收费办法》所确立的诉讼费制度下，诉讼费在民事、行政审判的各个程序中都缺乏应有的调节功能，具体包括：（1）立案阶段。由于我国传统民事、行政诉讼法的立案阶段仅体现审查是否符合立案条件而予以形式审查为内容，因此诉讼费在此阶段除未按期交纳外则没有任何其他调节作用的体现。原告的诉讼是否正当或存在恶意、被告对诉讼的态度以及当事人对司法资源动用的程度均不在考虑范围之内。（2）审前阶段。审前程序是整个诉讼程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随着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与自主行为在审前程序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法官控制各种程序发生的能力却越来越减弱，在明显不应当进入庭审程序或当事人恶意拖延诉讼的行为发生时，法官并无明显正当性理由加以制止或修正。实践中我们经常遇到被告利用管辖权异议引发上诉的手段以达到拖延诉讼的目的而法官对此无力制止的情形。如果能在这一阶段引入诉讼费调节机制，提高法官对程序的控制能力，将会极大提高诉讼的效率。（3）庭审阶段。由于原告可以在法庭辩论终结前随时改变诉讼请求数额，尤其在减少数额时，使被告陷于不能选择、不能对抗的不利境地，当被告为应付原告的诉讼而付出大量人力、财力以及其他各项法律资源并达到了明晰双方的争议内容目的之后，却会因原告轻易作出的改变而使其努力付之东流，这显然有违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平等之原则。但如果对原告的这种行为课以诉讼费项上的义务，既可以达到制止或惩戒的目的，亦可达到对其他当事人利益的平衡。（4）裁判阶段。由于我国诉讼费的构成之缺陷，裁判并不能在确定原告诉讼的非正当性情况下对原告课以诉讼费的惩戒，原告虽理所当然成为诉讼费的承担者，但被告因被动的应诉而支出的费用不能因此获取任何经济上的补偿，尤其在某些如非财产性诉讼、小额索偿诉讼等情形下，被告更会注重这些利益的补偿；而调节中双方当事人对诉讼费负担的心态已经成为很大一部分案件最终不能达成调节协议的瓶颈。（5）上诉阶段。上诉费的征收标准按一审诉讼费实际收取确定，这样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形：在上诉费数额较大时可能会因上诉人的财力等原因而抑制正当的上诉行为；而在上诉费数额较小时上诉人则可以利用不当的上诉行为以达到拖延其义务履行之目的。（6）再审阶段。再审不收取诉讼费的规定，使我国的诉讼变相成为三审终审制。与需收取上诉费的上诉程序相比，当事人宁可选择再审程序，会出现当事人不上诉而选择申请再审的情况。

二、《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所体现的诉讼费调节功能及存在的缺陷

1.除对传统诉讼费制度调节功能的承继外，《办法》中的部分规定已经体现出更多的诉讼费调节功能，包括：（1）调节及适用简易程序审结的案件，减半交纳案件受理费。鼓励当事人达成和解及在较短的审限内明确权利义务关系，以减少讼累，缩短审理周期。（2）对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时于诉讼费负担上的限制，即当事人在法庭调查终结前提出减少诉讼请求数额的，按照减少后的诉讼请求数额计算退还，法庭调查终结后提出减少诉讼请求数额的，减少请求数额部分的案件受理费由变更诉讼请求的变更当事人负担。（3）授予法官在调节过程中对诉讼费负担的决定权。《办法》第31条规定：“经人民法院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诉讼费用的负担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决议”。（4）为再审案件设定收费标准，抑制一部分不正当的再审案件的发生。

2.《办法》仍没有转变传统诉讼费制度调节功能缺失的情况，却尚有部分新规定亦存在矛盾之处，具体表现：（1）单一的诉讼费征收方式与低成本诉讼制度相结合，增加了当事人缠诉的可能性，甚至导致滥诉现象。（2）申请支付令案件有及时方便、节省费用的特点，但《办法》规定申请支付令比照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的1/3交纳，与原来按每件收取100元的标准相比较，在大额支付令案件中，申请费大大增加，但同时却没有规定当债务人提出异议时申请费是否退还的问题，只要债务人提出异议程序即终止且得有申请人承担申请费，因此更多的债权人放弃了申请支付令这种快捷诉讼方式。（3）驳回起诉、驳回上诉以及对驳回起诉和管辖权异议裁定不服提起上诉的案件不需交纳诉讼费，但撤诉却仍交纳一半的案件受理费，一方面是已耗费司法资源的案件勿需承担诉讼费，另一方面没有动用或耗费较少司法资源的案件却仍需交纳诉讼费用。这样不仅不能起到息诉的作用，反而鼓励当事人动用更多的司法资源来达到其不正当的目的。

三、进一步完善诉讼费的调节功能

在对诉讼费制度的完善设计中，诉讼费的调节功能理应得到加强，配合以其他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诉讼费理应在诉讼的各个环节充分发挥其积极而有效的调节作用。

1.立案前建立登记立案制度，并配有完善而广泛的替代式纠纷解决机制。任何原告可到法院领取立案登记表，按表格填写其所需进行诉讼的基本内容，并领取登记文书、登记编号以及诉讼指南，表明登记的完成。此时并不代表诉讼的开始，法院向当事人发放的诉讼指南，可以明确告诉原告如果他选择诉讼，则应当按怎样的标准交纳诉讼费以及可能面临的风险，但如果用替代式纠纷解决机制，法院可将案件委托至或由原告自行委托至相应机构如民调中心或由职权的行政机关等寻求和解方案，并告知这一程序是免费的、快捷的且调停人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分流相当一部分案件。

2.在立案过程中设置灵活的诉讼费调节机制。在立案程序中即发挥诉讼费调节功能，设立强制答辩制度。强制答辩制度亦称答辩失权制度，指在法律明确规定诉讼中的被告没有在规定的期间内实施答辩行为而丧失以后的答辩权。因原告交纳诉讼费是作为诉讼成立与否的标志，但是由于并不知晓被告对诉讼的态度，所以原告交纳的诉讼费用可以作为其在恶意诉讼下的惩戒担保金，如果被告的答辩可以证明原告的起诉不能为法院所接受，法院可以直接驳回原告起诉并不退还诉讼费用，这样可以使任何一个原告在起诉时需尽谨慎地注意义务，并防止恶意诉讼的发生。为节约诉讼时间，立案庭法官在诉答期间可以要求当事人和解，如和解后撤诉或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按现有规定退回一半诉讼费，另可将另一半诉讼费奖励给原告或经协商确定的一方当事人，只收取必要的诉讼工本费。另外，在经过诉答程序后由立案庭法官作出的没有争议的即时判决，应限制当事人上诉行为，如败诉当事人声明要上诉的，应规定其必须交纳与判决金额及其他诉讼成本相等的保证金或等值的担保，如判决没有金钱给付义务，由法官根据案件的标的性质、价值作出书面指令，责令败诉方交纳一定标准的保证金或提供担保。

3.小额财产索偿案件中设置诉讼费用奖励制度。对适用简便程序审理的小额财产索偿案件在收费上实行低成本标准。小额案件采规定收费程序，如10 000元以下的小额案件均收取50元工本费及诉讼费50元，但当事人的其他任何成本费用均不在裁判范围之内；简便程序时间非常短，至多45天，只要原告不申请转入其他程序，法院可将诉讼费50元奖励给原告；并且可以告诫原告，如其败诉，不仅不退回任何费用，上诉后对方的诉讼私人成本包括律师费将计入诉讼费负担；同时告诫被告如其败诉上诉的，须得提供与一审败诉金额相等的担保金额，否则上诉意见将不被采纳，这样当事人多会选择和解而非判决。

4.审理过程中诉讼费的调节功能。在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诉讼费的功能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继续奖励制度，为促进和解，在审前程序中当事人和解的，可由主审法官决定给予当事人按该案适用程序应交诉讼费的1/2的奖励，在庭审中或庭审后和解的，给予当事人诉讼费1/4的奖励；另一方面是惩戒制度，为保障诉讼的流畅，当出现人为的拖延诉讼现象，可以用加重诉讼费的办法加以抑制。

5.以诉讼费为手段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为解决部分当事人因其经济特别困难不能支付诉讼费的，应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在诉讼发起时，当事人可以申请缓交、免交诉讼费用；在诉讼进行中，主审法官可以指令经济地位优势明显的一方当事人代付诉讼费或垫付诉讼费；因经济地位优势明显一方当事人的故意行为造成困难方诉讼困难的，主审法官还可指令对方当事人支付一定的成本费用；另外，法院可以设立专项救助基金，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一定的费用补偿，但仅限于诉讼用途。还可以引进诉讼费保险制度，原被告均可以向保险公司缴纳一定的保险费，保险公司以实际发生的诉讼费用的一定比例为标准对由投保人应当负担或实际负担的诉讼费进行赔付，包括律师报酬在内的诉讼费用均可以保险金支付。

参考文献：

[1]蔡虹.非讼程序的理论思考与立法完善[eb/ol].中国民商法律网2004年12月30日，.cn/

[2]傅郁林.诉讼费用的性质与诉讼成本的承担[j].北大法律评论，第4卷第1辑.

[3]韩波.论我国诉讼费用管理制度的变迁与改革[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4]何文燕，廖永安.民事诉讼理论与改革的探索[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5]柯友阳.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理念转换与总则的制度重构[j].当代法学，2007，（9）.

[6]廖永安，赵晓薇.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与司法公正关系考——兼论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立法缺陷[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3）.

诉讼费用制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行政诉讼费用 诉讼成本国家承担 诉讼成本追偿 对等原则

一、引言

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出台，我国民告官的制度──行政诉讼得以确立。《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这是行政诉讼最直接且又最早的法律渊源。与之相对应，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80条、第178条、第190条、第200条之规定，行政诉讼收费制度也随之建立。最高人民法院于1982年、1989年先后两次颁布了《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①，使行政诉讼收费制度进一步具体化。

行政诉讼收费是指当事人进行行政诉讼活动，应当向人民法院交纳和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行政诉讼通行的说法是指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②在行政法律关系领域发生纠纷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审查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判断相对人的主张是否妥当，作出裁判的一种活动。显然行政诉讼的时间区域为：从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时起至行政裁判作出时止。行政诉讼收费即当事人在该时间区段应向人民法院所交纳的诉讼费用。根据1989年《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一章规定行政诉讼收费分为三类：1、行政诉讼案件受理费和其它诉讼费用；2、行政诉讼案件执行申请费和其它执行费用；3、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申请费和其它执行费用。显然前述行政诉讼收费只包含《人民法院诉讼收收费办法》中的第一类，而不包括后两类收费。实际上，行政诉讼案件执行是指行政诉讼终结后，依国家强制力将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及其它法律文书，按其内容和要求加以实现的活动；非诉讼行政案件执行是依国家强制力将没有经过行政诉讼程序，但已发生效力的行政法律文书的内容和要求加以实现的活动。可见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案件执行、非诉行政案件执行，是三个不同的，有着质的区别，又相联系的概念。三个概念，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一章将上述三种收费统一称为行政诉讼收费的作法，很值得商榷，由于不是笔者今天所要讨论的范围，姑且不议。笔者所要讨论的是设立上述三种收费制度的合理性与其改革方向的问题。为了行文方便，本文以《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为准，将上述三类收费统称为行政诉讼收费(广义)，而将第一类收费称为行政诉讼收费(狭义)。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行政诉讼收费均指上述三种收费，即广义上的行政诉讼收费。

在讨论行政诉讼收费时，我们不能考究设立诉讼收费的必要性。概观设立行政诉讼收费的原因，大抵有以下几种：设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⒈可以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减轻人民群众负担。⒉有利于增强公民、法人、其它组织的法制观念,防止滥用诉权。⒊有利于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促进依法行政。⒋有利于体现当事人在在诉讼中法律地位的平等。⒌有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利益。但笔者认为上述理由存在着逻辑上的缺陷，也严重不符合客观实际。

此外，我国行政诉讼收费的标准，没有考虑行政诉讼本身的特殊性，完全照搬民事诉讼的收费模式，将案件分为财产案件与非财产案件。非财产案件按件征收，财产案件按财产的价值的一定比例征收，数额越大，费用越高。从理论上讲，司法实践中将行政诉讼分为财产案件与非财产案件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所有的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均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非象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的客件，可分为：财产类客与非财产类客体。因此现行的行政诉讼收费制度须改革。

二、对行政诉讼收费制度质疑

现行的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的主要依据是《民事诉讼法(试行)》和依该法制定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及其补充规定。从《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规定来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基本上是民事诉讼收费制度的翻版。由于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不仅是量的不同，在质上也有明显区别，故现行的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有几点值得商榷。

(一)对行政诉讼收费制度设立原因的质疑。

1、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并不一定会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减轻人民群众负担。

有人认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解决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的行政争议，这毕竟是一部份当事人自己的事情。把少数人花费的诉讼费用由国家包下来，增加了财政支出，从而间接加重了人民群众负担，显然不合理。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则可以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减轻人民群众负担。

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是──当作为原告的行政相对人为行政主体或作出具体行政作为的行政主体败诉或部分败诉时，并不会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减轻人民群众负担。在我国人民法院，行政主体均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属非营利性机构，其经费都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其财产所有权归属国家。此时无论是当事人胜诉还是败诉，还是部分胜诉或部分败诉，其所承担的诉讼费用也必然由国家财政支付。实行行政诉讼收费从表面上看，使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损失的诉讼成本似乎得到了弥补，但实际上由于人民法院与行政主体的经费都来自于国家财政拨付，故行政诉讼成本的最终承担者仍为国家。行政主体向人民法院所交纳的诉讼费用，在国家财政内部，只不过由一帐户转移到另一个帐户上面。同时，这笔诉讼成本也间接转嫁到广大人民群众身上。

2、以防止滥用诉权，作为实行行政诉讼收费的理由，有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之嫌。

一些学者认为设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有利于增强公民、法人、其它组织的法制观念，防止其滥用诉权。《民事诉讼法（试行）》与《行政诉讼法》均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一方承担，双方都有责任的由双方分担。这一规定具有一定的惩罚性质，可以对滥用诉讼权的行政相对人在经济上课以一定的约束，这是其一；其二，收取行政诉讼费用还可以促使当事人慎重对待自己的诉权，从而预防纠纷，减少缠诉，防止诉累。但笔者认为，以此作为设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的理由，有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之嫌。

第一，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这也是我国实行行政诉讼制度，制定《行政诉讼法》的宪法依据之一。可见公民提起行政诉讼是其实现基本权利的一种形式。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基本权利。第二，滥用诉权的标准不清，人民法院在判断何为滥用诉权时主观意向大，具有很强的伸缩性。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懈可击，行政相对人也不会无事生非，将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或稍有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视为滥用诉权的话，恐有失《行政诉讼法》立法本意。事实上，是否实行行政诉讼法收费制度与滥用诉权是两码事。对某些有钱人来讲，行政诉讼是否收费，其仍都可以滥用诉权。第三，提起行政诉讼本来就是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体现。以收取诉讼费用作为行政诉讼的前提条件，很可能导致某些人因无法交纳或暂时无法交纳行政诉讼费用，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院的保护，从而对作出侵犯其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敢怒不敢言”，有冤无处申的尴尬局面。那种认为老百姓是刁民的“防民”思想应当向“为民”观念转

变。

3、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与体现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法律地位平等没有必然的联系。

有人认为设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收取诉讼费用，反映了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因为在具体行政行为中，双方当事人的实体地位是不同的。一方为拥有行政管理权的行政主体，另一方是被行政主体管理的相对人，双方属于行政隶属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对等，这样双方在实体法律关系中，是处于法律地位不平等的双方当事人。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实行平等的行政诉讼费用原则，显得更为重要。这样充分体现了我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以及保护公民法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的立法性质。

然而当事人法律地位的平等并不以是否向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为标准，而以双方在行政诉讼中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是否平等为标准。行政诉讼收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国家诉讼成本的损失。那种认为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能改变当事人在诉前不对等的法律地位，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笔者认为有失偏颇。以此作为设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的理由实在是牵强附会。

4、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并不一定会使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促进依法行政。

收取行政诉讼费用能促使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促进依法行政，一个重要理由是：通过对行政主体课以经济上的约束，以达到依法行政的目的。这实际上是混淆了一个概念，即行政主体财产所有权究竟归国家还是归该行政主体。如果说行政主体财产归该行政主体所有的话，还有可能够体现行政诉讼收费的惩罚性，促进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如行政主体财产属国家的话，则受到损失的仍旧是国家，即所谓“崽用爷钱不心疼”，因而未必能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职权，依法行政。

5、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有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经济利益，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一个误解。

在世界上，一些国家也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进程的加快，外国人和外国组织在我国进行行政诉讼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如我国不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则有损于国家主权与经济利益。这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主权尊严，因而一些人认为在我国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不仅需要，而且必要。

笔者认为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固有的权利，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表现为对国内最高权和对外独立权。对外国的一些做法，应当批判地接受。因为是否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是一个国家份内的事情，是一个国家对内最高权的表现。不能说一个没有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的国家就有损于国家主权。在涉外行政诉讼中我们可以根据对等原则来维护国家主权与经济利益。

(二)对现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的法律依据和征收标准的合理性质疑。

退一步讲，既便上述理由成立，但现行的行政诉讼收费制度也值得商榷。

1、现行《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法条依据失效，其合法性值得怀疑。

现行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是依据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而制定的。由于该法已经失效。故1989年《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法条依据也随之失效，从而使《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根基得到了根本性动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该《办法》的合法性很得推敲。在《行政诉讼法》实施11年和《民事诉讼法》实施10年的今年，《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仍涛声依旧，不能不说是一种人为的遗憾。

2、现行《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所确的行政诉讼费用征收标准不合理。

《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将行政诉讼收费与民事诉讼收费合二为一，在费用征收上两者可互相通用。行政诉讼收费和民事诉讼收费一样将案件分为非财产案件与财产案件。非财产案件按件征收；财产案件④，以其所涉金额与价款按比例征收。非财产案件的行政诉讼费用按件征收倒不难理解，但财产案件按比例征收则有点过份附会于民事诉讼收费制度。第一，所有行政诉讼案件所争议的标的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非财产问题。行政案件所涉财产的金额或价款只是具体行政行为所导致的后果，而不是行政诉讼案件所争议问题的本身。因此不能将行政案件当财产案件看待；第二，行政主体有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难以估价或者是金额与价额巨大的，如大片森林、国土、水体、滩涂、珍稀文物等。这些案件如以金额或价款的比例来计算征收行政诉讼费用，其巨额费用无论是相对人还是行政主体都难以承受，特别是行政主体作为国家部门并不是经营性或营利性单位，其单位行政行为的财产也不归其所有。该笔巨额费用的最终承担者仍旧是国家财政，显然这种行政诉讼收费不合理，仍只不过是巨额的行政诉讼费用在国家财政内部由一个帐户转移到另一个帐户。诉讼成本仍间接地转归广大人民群众承担。因而我国的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带有很大的民事诉讼收费性质。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没有体现，行政诉讼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等公权利的自身特点。

三、改革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初探。

由于我国现行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法条依据已失效。诉讼收费行政、民事不分的办法已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行政诉讼收费制度迫在眉睫。如何改革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笔者曾作如下探讨。

(一)建立诉讼成本国家承担制。

行政诉讼必竟不象民事诉讼那样解决的是平等主体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之争，它所要解决的是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行政法律关系上的权利或义务如何落实的问题，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必有一方是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的行政主体。换言之即国家为行政权利、义务的终极享有者或承担者。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起因是因为其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缺陷，是其作为国家的主人参政的一种形式，因而在行政诉讼中产生行政诉讼费用应当由国家承担，实行行政诉讼成本国家承担制度。其次，作为行政诉讼和行政诉讼案件或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的客体所依据的法律源于行政法，而行政法属公法领域，维护的是整个国家的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等公权利，公法的混乱将会造成整个法律体系的混乱的。故行政法的公法性质也决定行政诉讼收费不宜象民事诉讼那样，实行诉讼成本按过错原则由当事人承担。（建立行政公诉制度是实行诉讼成本国家承担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可以与相对人行政自诉方式一同构成我的行政诉讼提起方式）。第三，人民法院作审判机关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监督，是其职责所在，即国家机关对国家机关监督，是国家机关内部的事务，诉讼成本理由国家财政支付。如由当事人承担，则不尽合理。只有实行诉讼成本国家承担才能扭转这一不合理体制。

(二)建立行政诉讼成本追偿制度。

行政诉讼成本追偿是指在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或非诉行政案件执行过程中，所发生的诉讼成本损失，国家有权向有关责任人员要求予以赔偿。它包括国家对原告、被告、第三人的行政诉讼成本的追偿。从当事人是否为行政主体为标准。行政诉讼成本追偿可分为对非行政主体的诉讼成本追偿，和对行政主体诉讼成本的追偿。在对非行政主体行政诉讼成本追偿中，诉讼成本由非行政主体承担，在对行政主体的诉讼成本追偿中，则将责任落实到有关直接责任人承担。这样才能够真正减少国家财政开支，减轻广大人民群众的负担。

(三)建立滥用诉权惩罚制度。

提起行政诉讼是公民、法人、其它组织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权利不能滥用。为此在行政诉讼中有必要建立滥用诉权惩罚制度。在建立滥用诉权惩罚制度上，可以参考以下因素：一是对滥用诉权的界定。界定时应当考虑到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存在法律上的缺陷，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是否出于维权的正当需要。行政案件本身导致金额、价款的有无大小不能作为判定滥用诉权的标准。滥用权诉的具体表现形式应当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不

宜给予人民法院较大的主观随意性。二是对滥用诉权者给以一定的制裁。追究其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造成国家财产损失巨大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四)对于涉外行政诉讼，实行对等原则。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发展进程和我国加入WTO的步伐加快，外国人和外国组织在我国进行行政诉讼的情况会越来越多，是否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各国做法不一。对此类行政诉讼，如机械地坚持诉讼成本国家承担，则可能有损我国主权与经济利益。因而从主权平等的原则出发，在实行行政诉讼成本国家承担的同时引入对等原则，这样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又避免了国家经济利益的损失。在实行对等原则中应当考虑以下两个因素：一是诉讼成本的核定；二是该外国对中国公民、法人、其它组织实行行政诉讼权利的限制程度。

注：

①1982年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为试行办法；

②含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下同。

③此处指的是一般情况，因为人民法院诉讼费的免除是有限的，且程序繁索；

④严格地讲为行为后果涉及财产权的行政案件。

参考资料：

1、《行政诉讼法学》，应松年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修订版。

2、《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姜明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9年10月第一版。

3、《行政诉讼法释论》，黄杰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6月第一版。

4、《行政诉讼法讲座》，黄杰主编，中国人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6第一版。

5、《行政法学》，罗豪才主编，2000年高教自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6、《民事诉讼法学》，柴发邦编，2000年高教自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7、《国际法》，端木正主编，2000年高教自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8、《宪法学》，魏定仁主编，2000年高教自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9、《法学基础理论》，沈宗灵主编，2000年高教自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10、《依法治国与法律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综术》──《法学研究》第二十二卷第五期。

11、《民事诉讼法(试行)》。

12、《行政诉讼法》。

诉讼费用制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行政诉讼费用，诉讼成本国家承担，诉讼成本追偿，对等原则

一、引言

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出台，我国民告官的制度──行政诉讼得以确立。《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这是行政诉讼最直接且又最早的法律渊源。与之相对应，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80条、第178条、第190条、第200条之规定，行政诉讼收费制度也随之建立。最高人民法院于1982年、1989年先后两次颁布了《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①，使行政诉讼收费制度进一步具体化。

行政诉讼收费是指当事人进行行政诉讼活动，应当向人民法院交纳和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行政诉讼通行的说法是指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②在行政法律关系领域发生纠纷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审查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判断相对人的主张是否妥当，作出裁判的一种活动。显然行政诉讼的时间区域为：从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时起至行政裁判作出时止。行政诉讼收费即当事人在该时间区段应向人民法院所交纳的诉讼费用。根据1989年《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一章规定行政诉讼收费分为三类：1、行政诉讼案件受理费和其它诉讼费用；2、行政诉讼案件执行申请费和其它执行费用；3、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申请费和其它执行费用。显然前述行政诉讼收费只包含《人民法院诉讼收收费办法》中的第一类，而不包括后两类收费。实际上，行政诉讼案件执行是指行政诉讼终结后，依国家强制力将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及其它法律文书，按其内容和要求加以实现的活动；非诉讼行政案件执行是依国家强制力将没有经过行政诉讼程序，但已发生效力的行政法律文书的内容和要求加以实现的活动。可见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案件执行、非诉行政案件执行，是三个不同的，有着质的区别，又相联系的概念。三个概念，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一章将上述三种收费统一称为行政诉讼收费的作法，很值得商榷，由于不是笔者今天所要讨论的范围，姑且不议。笔者所要讨论的是设立上述三种收费制度的合理性与其改革方向的问题。为了行文方便，本文以《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为准，将上述三类收费统称为行政诉讼收费（广义），而将第一类收费称为行政诉讼收费（狭义）。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行政诉讼收费均指上述三种收费，即广义上的行政诉讼收费。

在讨论行政诉讼收费时，我们不能考究设立诉讼收费的必要性。概观设立行政诉讼收费的原因，大抵有以下几种：设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⒈可以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减轻人民群众负担。⒉有利于增强公民、法人、其它组织的法制观念，防止滥用诉权。⒊有利于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促进依法行政。⒋有利于体现当事人在在诉讼中法律地位的平等。⒌有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利益。但笔者认为上述理由存在着逻辑上的缺陷，也严重不符合客观实际。

此外，我国行政诉讼收费的标准，没有考虑行政诉讼本身的特殊性，完全照搬民事诉讼的收费模式，将案件分为财产案件与非财产案件。非财产案件按件征收，财产案件按财产的价值的一定比例征收，数额越大，费用越高。从理论上讲，司法实践中将行政诉讼分为财产案件与非财产案件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所有的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均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非象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的客件，可分为：财产类客与非财产类客体。因此现行的行政诉讼收费制度须改革。

二、对行政诉讼收费制度质疑

现行的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的主要依据是《民事诉讼法（试行）》和依该法制定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及其补充规定。从《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规定来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基本上是民事诉讼收费制度的翻版。由于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不仅是量的不同，在质上也有明显区别，故现行的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有几点值得商榷。

（一）对行政诉讼收费制度设立原因的质疑。

1、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并不一定会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减轻人民群众负担。

有人认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解决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的行政争议，这毕竟是一部份当事人自己的事情。把少数人花费的诉讼费用由国家包下来，增加了财政支出，从而间接加重了人民群众负担，显然不合理。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则可以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减轻人民群众负担。

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是──当作为原告的行政相对人为行政主体或作出具体行政作为的行政主体败诉或部分败诉时，并不会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减轻人民群众负担。在我国人民法院，行政主体均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属非营利性机构，其经费都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其财产所有权归属国家。此时无论是当事人胜诉还是败诉，还是部分胜诉或部分败诉，其所承担的诉讼费用也必然由国家财政支付。实行行政诉讼收费从表面上看，使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损失的诉讼成本似乎得到了弥补，但实际上由于人民法院与行政主体的经费都来自于国家财政拨付，故行政诉讼成本的最终承担者仍为国家。行政主体向人民法院所交纳的诉讼费用，在国家财政内部，只不过由一帐户转移到另一个帐户上面。同时，这笔诉讼成本也间接转嫁到广大人民群众身上。

2、以防止滥用诉权，作为实行行政诉讼收费的理由，有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之嫌。

一些学者认为设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有利于增强公民、法人、其它组织的法制观念，防止其滥用诉权。《民事诉讼法（试行）》与《行政诉讼法》均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一方承担，双方都有责任的由双方分担。这一规定具有一定的惩罚性质，可以对滥用诉讼权的行政相对人在经济上课以一定的约束，这是其一；其二，收取行政诉讼费用还可以促使当事人慎重对待自己的诉权，从而预防纠纷，减少缠诉，防止诉累。但笔者认为，以此作为设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的理由，有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之嫌。

第一，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这也是我国实行行政诉讼制度，制定《行政诉讼法》的宪法依据之一。可见公民提起行政诉讼是其实现基本权利的一种形式。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基本权利。第二，滥用诉权的标准不清，人民法院在判断何为滥用诉权时主观意向大，具有很强的伸缩性。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懈可击，行政相对人也不会无事生非，将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或稍有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视为滥用诉权的话，恐有失《行政诉讼法》立法本意。事实上，是否实行行政诉讼法收费制度与滥用诉权是两码事。对某些有钱人来讲，行政诉讼是否收费，其仍都可以滥用诉权。第三，提起行政诉讼本来就是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体现。以收取诉讼费用作为行政诉讼的前提条件，很可能导致某些人因无法交纳或暂时无法交纳行政诉讼费用，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院的保护，从而对作出侵犯其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敢怒不敢言”，有冤无处申的尴尬局面。那种认为老百姓是刁民的“防民”思想应当向“为民”观念转变。

3、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与体现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法律地位平等没有必然的联系。

有人认为设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收取诉讼费用，反映了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因为在具体行政行为中，双方当事人的实体地位是不同的。一方为拥有行政管理权的行政主体，另一方是被行政主体管理的相对人，双方属于行政隶属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对等，这样双方在实体法律关系中，是处于法律地位不平等的双方当事人。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实行平等的行政诉讼费用原则，显得更为重要。这样充分体现了我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以及保护公民法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的立法性质。

然而当事人法律地位的平等并不以是否向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为标准，而以双方在行政诉讼中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是否平等为标准。行政诉讼收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国家诉讼成本的损失。那种认为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能改变当事人在诉前不对等的法律地位，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笔者认为有失偏颇。以此作为设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的理由实在是牵强附会。

4、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并不一定会使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促进依法行政。

收取行政诉讼费用能促使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促进依法行政，一个重要理由是：通过对行政主体课以经济上的约束，以达到依法行政的目的。这实际上是混淆了一个概念，即行政主体财产所有权究竟归国家还是归该行政主体。如果说行政主体财产归该行政主体所有的话，还有可能够体现行政诉讼收费的惩罚性，促进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如行政主体财产属国家的话，则受到损失的仍旧是国家，即所谓“崽用爷钱不心疼”，因而未必能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职权，依法行政。

5、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有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经济利益，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一个误解。

在世界上，一些国家也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进程的加快，外国人和外国组织在我国进行行政诉讼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如我国不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则有损于国家主权与经济利益。这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主权尊严，因而一些人认为在我国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不仅需要，而且必要。

笔者认为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固有的权利，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表现为对国内最高权和对外独立权。对外国的一些做法，应当批判地接受。因为是否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是一个国家份内的事情，是一个国家对内最高权的表现。不能说一个没有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的国家就有损于国家主权。在涉外行政诉讼中我们可以根据对等原则来维护国家主权与经济利益。

（二）对现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的法律依据和征收标准的合理性质疑。

退一步讲，既便上述理由成立，但现行的行政诉讼收费制度也值得商榷。

1、现行《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法条依据失效，其合法性值得怀疑。

现行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是依据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而制定的。由于该法已经失效。故1989年《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法条依据也随之失效，从而使《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根基得到了根本性动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该《办法》的合法性很得推敲。在《行政诉讼法》实施11年和《民事诉讼法》实施10年的今年，《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仍涛声依旧，不能不说是一种人为的遗憾。

2、现行《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所确的行政诉讼费用征收标准不合理。

《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将行政诉讼收费与民事诉讼收费合二为一，在费用征收上两者可互相通用。行政诉讼收费和民事诉讼收费一样将案件分为非财产案件与财产案件。非财产案件按件征收；财产案件④，以其所涉金额与价款按比例征收。非财产案件的行政诉讼费用按件征收倒不难理解，但财产案件按比例征收则有点过份附会于民事诉讼收费制度。第一，所有行政诉讼案件所争议的标的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非财产问题。行政案件所涉财产的金额或价款只是具体行政行为所导致的后果，而不是行政诉讼案件所争议问题的本身。因此不能将行政案件当财产案件看待；第二，行政主体有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难以估价或者是金额与价额巨大的，如大片森林、国土、水体、滩涂、珍稀文物等。这些案件如以金额或价款的比例来计算征收行政诉讼费用，其巨额费用无论是相对人还是行政主体都难以承受，特别是行政主体作为国家部门并不是经营性或营利性单位，其单位行政行为的财产也不归其所有。该笔巨额费用的最终承担者仍旧是国家财政，显然这种行政诉讼收费不合理，仍只不过是巨额的行政诉讼费用在国家财政内部由一个帐户转移到另一个帐户。诉讼成本仍间接地转归广大人民群众承担。因而我国的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带有很大的民事诉讼收费性质。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没有体现，行政诉讼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等公权利的自身特点。

三、改革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初探。

由于我国现行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法条依据已失效。诉讼收费行政、民事不分的办法已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行政诉讼收费制度迫在眉睫。如何改革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笔者曾作如下探讨。

（一）建立诉讼成本国家承担制。

行政诉讼必竟不象民事诉讼那样解决的是平等主体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之争，它所要解决的是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行政法律关系上的权利或义务如何落实的问题，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必有一方是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的行政主体。换言之即国家为行政权利、义务的终极享有者或承担者。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起因是因为其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缺陷，是其作为国家的主人参政的一种形式，因而在行政诉讼中产生行政诉讼费用应当由国家承担，实行行政诉讼成本国家承担制度。其次，作为行政诉讼和行政诉讼案件或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的客体所依据的法律源于行政法，而行政法属公法领域，维护的是整个国家的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等公权利，公法的混乱将会造成整个法律体系的混乱的。故行政法的公法性质也决定行政诉讼收费不宜象民事诉讼那样，实行诉讼成本按过错原则由当事人承担。（建立行政公诉制度是实行诉讼成本国家承担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可以与相对人行政自诉方式一同构成我的行政诉讼提起方式）。第三，人民法院作审判机关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监督，是其职责所在，即国家机关对国家机关监督，是国家机关内部的事务，诉讼成本理由国家财政支付。如由当事人承担，则不尽合理。只有实行诉讼成本国家承担才能扭转这一不合理体制。

（二）建立行政诉讼成本追偿制度。

行政诉讼成本追偿是指在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或非诉行政案件执行过程中，所发生的诉讼成本损失，国家有权向有关责任人员要求予以赔偿。它包括国家对原告、被告、第三人的行政诉讼成本的追偿。从当事人是否为行政主体为标准。行政诉讼成本追偿可分为对非行政主体的诉讼成本追偿，和对行政主体诉讼成本的追偿。在对非行政主体行政诉讼成本追偿中，诉讼成本由非行政主体承担，在对行政主体的诉讼成本追偿中，则将责任落实到有关直接责任人承担。这样才能够真正减少国家财政开支，减轻广大人民群众的负担。

（三）建立滥用诉权惩罚制度。

提起行政诉讼是公民、法人、其它组织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权利不能滥用。为此在行政诉讼中有必要建立滥用诉权惩罚制度。在建立滥用诉权惩罚制度上，可以参考以下因素：一是对滥用诉权的界定。界定时应当考虑到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存在法律上的缺陷，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是否出于维权的正当需要。行政案件本身导致金额、价款的有无大小不能作为判定滥用诉权的标准。滥用权诉的具体表现形式应当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不宜给予人民法院较大的主观随意性。二是对滥用诉权者给以一定的制裁。追究其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造成国家财产损失巨大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四）对于涉外行政诉讼，实行对等原则。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发展进程和我国加入WTO的步伐加快，外国人和外国组织在我国进行行政诉讼的情况会越来越多，是否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各国做法不一。对此类行政诉讼，如机械地坚持诉讼成本国家承担，则可能有损我国主权与经济利益。因而从主权平等的原则出发，在实行行政诉讼成本国家承担的同时引入对等原则，这样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又避免了国家经济利益的损失。在实行对等原则中应当考虑以下两个因素：一是诉讼成本的核定；二是该外国对中国公民、法人、其它组织实行行政诉讼权利的限制程度。

注：

①1982年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为试行办法；

②含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下同。

③此处指的是一般情况，因为人民法院诉讼费的免除是有限的，且程序繁索；

④严格地讲为行为后果涉及财产权的行政案件。

参考资料：

1、《行政诉讼法学》，应松年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修订版。

2、《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姜明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9年10月第一版。

3、《行政诉讼法释论》，黄杰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6月第一版。

4、《行政诉讼法讲座》，黄杰主编，中国人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6第一版。

5、《行政法学》，罗豪才主编，2000年高教自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6、《民事诉讼法学》，柴发邦编，2000年高教自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7、《国际法》，端木正主编，2000年高教自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8、《宪法学》，魏定仁主编，2000年高教自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9、《法学基础理论》，沈宗灵主编，2000年高教自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10、《依法治国与法律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综术》──《法学研究》第二十二卷第五期。

11、《民事诉讼法（试行）》。

12、《行政诉讼法》。

诉讼费用制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行政诉讼费用诉讼成本国家承担诉讼成本追偿对等原则

一、引言

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出台，我国民告官的制度──行政诉讼得以确立。《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这是行政诉讼最直接且又最早的法律渊源。与之相对应，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80条、第178条、第190条、第200条之规定，行政诉讼收费制度也随之建立。最高人民法院于1982年、1989年先后两次颁布了《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①，使行政诉讼收费制度进一步具体化。

行政诉讼收费是指当事人进行行政诉讼活动，应当向人民法院交纳和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行政诉讼通行的说法是指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②在行政法律关系领域发生纠纷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审查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判断相对人的主张是否妥当，作出裁判的一种活动。显然行政诉讼的时间区域为：从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时起至行政裁判作出时止。行政诉讼收费即当事人在该时间区段应向人民法院所交纳的诉讼费用。根据1989年《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一章规定行政诉讼收费分为三类：1、行政诉讼案件受理费和其它诉讼费用；2、行政诉讼案件执行申请费和其它执行费用；3、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申请费和其它执行费用。显然前述行政诉讼收费只包含《人民法院诉讼收收费办法》中的第一类，而不包括后两类收费。实际上，行政诉讼案件执行是指行政诉讼终结后，依国家强制力将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及其它法律文书，按其内容和要求加以实现的活动；非诉讼行政案件执行是依国家强制力将没有经过行政诉讼程序，但已发生效力的行政法律文书的内容和要求加以实现的活动。可见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案件执行、非诉行政案件执行，是三个不同的，有着质的区别，又相联系的概念。三个概念，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一章将上述三种收费统一称为行政诉讼收费的作法，很值得商榷，由于不是笔者今天所要讨论的范围，姑且不议。笔者所要讨论的是设立上述三种收费制度的合理性与其改革方向的问题。为了行文方便，本文以《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为准，将上述三类收费统称为行政诉讼收费(广义)，而将第一类收费称为行政诉讼收费(狭义)。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行政诉讼收费均指上述三种收费，即广义上的行政诉讼收费。

在讨论行政诉讼收费时，我们不能考究设立诉讼收费的必要性。概观设立行政诉讼收费的原因，大抵有以下几种：设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⒈可以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减轻人民群众负担。⒉有利于增强公民、法人、其它组织的法制观念,防止滥用诉权。⒊有利于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促进依法行政。⒋有利于体现当事人在在诉讼中法律地位的平等。⒌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和经济利益。但笔者认为上述理由存在着逻辑上的缺陷，也严重不符合客观实际。

此外，我国行政诉讼收费的标准，没有考虑行政诉讼本身的特殊性，完全照搬民事诉讼的收费模式，将案件分为财产案件与非财产案件。非财产案件按件征收，财产案件按财产的价值的一定比例征收，数额越大，费用越高。从理论上讲，司法实践中将行政诉讼分为财产案件与非财产案件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所有的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均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非象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的客件，可分为：财产类客与非财产类客体。因此现行的行政诉讼收费制度须改革。

二、对行政诉讼收费制度质疑

现行的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的主要依据是《民事诉讼法(试行)》和依该法制定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及其补充规定。从《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规定来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基本上是民事诉讼收费制度的翻版。由于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不仅是量的不同，在质上也有明显区别，故现行的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有几点值得商榷。

(一)对行政诉讼收费制度设立原因的质疑。

1、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并不一定会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减轻人民群众负担。

有人认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解决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的行政争议，这毕竟是一部份当事人自己的事情。把少数人花费的诉讼费用由国家包下来，增加了财政支出，从而间接加重了人民群众负担，显然不合理。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则可以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减轻人民群众负担。

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是──当作为原告的行政相对人为行政主体或作出具体行政作为的行政主体败诉或部分败诉时，并不会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减轻人民群众负担。在我国人民法院，行政主体均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属非营利性机构，其经费都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其财产所有权归属国家。此时无论是当事人胜诉还是败诉，还是部分胜诉或部分败诉，其所承担的诉讼费用也必然由国家财政支付。实行行政诉讼收费从表面上看，使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损失的诉讼成本似乎得到了弥补，但实际上由于人民法院与行政主体的经费都来自于国家财政拨付，故行政诉讼成本的最终承担者仍为国家。行政主体向人民法院所交纳的诉讼费用，在国家财政内部，只不过由一帐户转移到另一个帐户上面。同时，这笔诉讼成本也间接转嫁到广大人民群众身上。

2、以防止滥用诉权，作为实行行政诉讼收费的理由，有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之嫌。

一些学者认为设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有利于增强公民、法人、其它组织的法制观念，防止其滥用诉权。《民事诉讼法（试行）》与《行政诉讼法》均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一方承担，双方都有责任的由双方分担。这一规定具有一定的惩罚性质，可以对滥用诉讼权的行政相对人在经济上课以一定的约束，这是其一；其二，收取行政诉讼费用还可以促使当事人慎重对待自己的诉权，从而预防纠纷，减少缠诉，防止诉累。但笔者认为，以此作为设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的理由，有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之嫌。

第一，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这也是我国实行行政诉讼制度，制定《行政诉讼法》的宪法依据之一。可见公民提起行政诉讼是其实现基本权利的一种形式。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基本权利。第二，滥用诉权的标准不清，人民法院在判断何为滥用诉权时主观意向大，具有很强的伸缩性。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懈可击，行政相对人也不会无事生非，将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或稍有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视为滥用诉权的话，恐有失《行政诉讼法》立法本意。事实上，是否实行行政诉讼法收费制度与滥用诉权是两码事。对某些有钱人来讲，行政诉讼是否收费，其仍都可以滥用诉权。第三，提起行政诉讼本来就是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体现。以收取诉讼费用作为行政诉讼的前提条件，很可能导致某些人因无法交纳或暂时无法交纳行政诉讼费用，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院的保护，从而对作出侵犯其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敢怒不敢言”，有冤无处申的尴尬局面。那种认为老百姓是刁民的“防民”思想应当向“为民”观念转变。

3、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与体现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法律地位平等没有必然的联系。

有人认为设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收取诉讼费用，反映了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因为在具体行政行为中，双方当事人的实体地位是不同的。一方为拥有行政管理权的行政主体，另一方是被行政主体管理的相对人，双方属于行政隶属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对等，这样双方在实体法律关系中，是处于法律地位不平等的双方当事人。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实行平等的行政诉讼费用原则，显得更为重要。这样充分体现了我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以及保护公民法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的立法性质。

然而当事人法律地位的平等并不以是否向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为标准，而以双方在行政诉讼中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是否平等为标准。行政诉讼收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国家诉讼成本的损失。那种认为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能改变当事人在诉前不对等的法律地位，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笔者认为有失偏颇。以此作为设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的理由实在是牵强附会。

4、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并不一定会使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促进依法行政。

收取行政诉讼费用能促使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促进依法行政，一个重要理由是：通过对行政主体课以经济上的约束，以达到依法行政的目的。这实际上是混淆了一个概念，即行政主体财产所有权究竟归国家还是归该行政主体。如果说行政主体财产归该行政主体所有的话，还有可能够体现行政诉讼收费的惩罚性，促进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如行政主体财产属国家的话，则受到损失的仍旧是国家，即所谓“崽用爷钱不心疼”，因而未必能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职权，依法行政。

5、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有利于维护国家的与经济利益，是对国家原则的一个误解。

在世界上，一些国家也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进程的加快，外国人和外国组织在我国进行行政诉讼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如我国不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则有损于国家与经济利益。这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尊严，因而一些人认为在我国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不仅需要，而且必要。

笔者认为国家是一个国家固有的权利，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表现为对国内最高权和对外独立权。对外国的一些做法，应当批判地接受。因为是否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是一个国家份内的事情，是一个国家对内最高权的表现。不能说一个没有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的国家就有损于国家。在涉外行政诉讼中我们可以根据对等原则来维护国家与经济利益。

(二)对现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的法律依据和征收标准的合理性质疑。

退一步讲，既便上述理由成立，但现行的行政诉讼收费制度也值得商榷。

1、现行《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法条依据失效，其合法性值得怀疑。

现行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是依据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而制定的。由于该法已经失效。故1989年《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法条依据也随之失效，从而使《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根基得到了根本性动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该《办法》的合法性很得推敲。在《行政诉讼法》实施11年和《民事诉讼法》实施10年的今年，《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仍涛声依旧，不能不说是一种人为的遗憾。

2、现行《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所确的行政诉讼费用征收标准不合理。

《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将行政诉讼收费与民事诉讼收费合二为一，在费用征收上两者可互相通用。行政诉讼收费和民事诉讼收费一样将案件分为非财产案件与财产案件。非财产案件按件征收；财产案件④，以其所涉金额与价款按比例征收。非财产案件的行政诉讼费用按件征收倒不难理解，但财产案件按比例征收则有点过份附会于民事诉讼收费制度。第一，所有行政诉讼案件所争议的标的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非财产问题。行政案件所涉财产的金额或价款只是具体行政行为所导致的后果，而不是行政诉讼案件所争议问题的本身。因此不能将行政案件当财产案件看待；第二，行政主体有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难以估价或者是金额与价额巨大的，如大片森林、国土、水体、滩涂、珍稀文物等。这些案件如以金额或价款的比例来计算征收行政诉讼费用，其巨额费用无论是相对人还是行政主体都难以承受，特别是行政主体作为国家部门并不是经营性或营利性单位，其单位行政行为的财产也不归其所有。该笔巨额费用的最终承担者仍旧是国家财政，显然这种行政诉讼收费不合理，仍只不过是巨额的行政诉讼费用在国家财政内部由一个帐户转移到另一个帐户。诉讼成本仍间接地转归广大人民群众承担。因而我国的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带有很大的民事诉讼收费性质。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没有体现，行政诉讼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等公权利的自身特点。

三、改革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初探。

由于我国现行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法条依据已失效。诉讼收费行政、民事不分的办法已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行政诉讼收费制度迫在眉睫。如何改革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笔者曾作如下探讨。

(一)建立诉讼成本国家承担制。

行政诉讼必竟不象民事诉讼那样解决的是平等主体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之争，它所要解决的是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行政法律关系上的权利或义务如何落实的问题，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必有一方是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的行政主体。换言之即国家为行政权利、义务的终极享有者或承担者。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起因是因为其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缺陷，是其作为国家的主人参政的一种形式，因而在行政诉讼中产生行政诉讼费用应当由国家承担，实行行政诉讼成本国家承担制度。其次，作为行政诉讼和行政诉讼案件或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的客体所依据的法律源于行政法，而行政法属公法领域，维护的是整个国家的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等公权利，公法的混乱将会造成整个法律体系的混乱的。故行政法的公法性质也决定行政诉讼收费不宜象民事诉讼那样，实行诉讼成本按过错原则由当事人承担。（建立行政公诉制度是实行诉讼成本国家承担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可以与相对人行政自诉方式一同构成我的行政诉讼提起方式）。第三，人民法院作审判机关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监督，是其职责所在，即国家机关对国家机关监督，是国家机关内部的事务，诉讼成本理由国家财政支付。如由当事人承担，则不尽合理。只有实行诉讼成本国家承担才能扭转这一不合理体制。

(二)建立行政诉讼成本追偿制度。

行政诉讼成本追偿是指在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或非诉行政案件执行过程中，所发生的诉讼成本损失，国家有权向有关责任人员要求予以赔偿。它包括国家对原告、被告、第三人的行政诉讼成本的追偿。从当事人是否为行政主体为标准。行政诉讼成本追偿可分为对非行政主体的诉讼成本追偿，和对行政主体诉讼成本的追偿。在对非行政主体行政诉讼成本追偿中，诉讼成本由非行政主体承担，在对行政主体的诉讼成本追偿中，则将责任落实到有关直接责任人承担。这样才能够真正减少国家财政开支，减轻广大人民群众的负担。

(三)建立滥用诉权惩罚制度。

提起行政诉讼是公民、法人、其它组织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权利不能滥用。为此在行政诉讼中有必要建立滥用诉权惩罚制度。在建立滥用诉权惩罚制度上，可以参考以下因素：一是对滥用诉权的界定。界定时应当考虑到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存在法律上的缺陷，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是否出于维权的正当需要。行政案件本身导致金额、价款的有无大小不能作为判定滥用诉权的标准。滥用权诉的具体表现形式应当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不宜给予人民法院较大的主观随意性。二是对滥用诉权者给以一定的制裁。追究其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造成国家财产损失巨大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四)对于涉外行政诉讼，实行对等原则。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发展进程和我国加入WTO的步伐加快，外国人和外国组织在我国进行行政诉讼的情况会越来越多，是否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各国做法不一。对此类行政诉讼，如机械地坚持诉讼成本国家承担，则可能有损我国与经济利益。因而从平等的原则出发，在实行行政诉讼成本国家承担的同时引入对等原则，这样既维护了国家，又避免了国家经济利益的损失。在实行对等原则中应当考虑以下两个因素：一是诉讼成本的核定；二是该外国对中国公民、法人、其它组织实行行政诉讼权利的限制程度。

注：

①1982年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为试行办法；

②含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下同。

③此处指的是一般情况，因为人民法院诉讼费的免除是有限的，且程序繁索；

④严格地讲为行为后果涉及财产权的行政案件。

参考资料：

1、《行政诉讼法学》，应松年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修订版。

2、《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姜明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9年10月第一版。

3、《行政诉讼法释论》，黄杰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6月第一版。

4、《行政诉讼法讲座》，黄杰主编，中国人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6第一版。

5、《行政法学》，罗豪才主编，2000年高教自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6、《民事诉讼法学》，柴发邦编，2000年高教自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7、《国际法》，端木正主编，2000年高教自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8、《宪法学》，魏定仁主编，2000年高教自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9、《法学基础理论》，沈宗灵主编，2000年高教自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10、《依法治国与法律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综术》──《法学研究》第二十二卷第五期。

11、《民事诉讼法(试行)》。

12、《行政诉讼法》。

诉讼费用制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立法缺失 私益诉讼 

作者简介：井春杰，黑龙江鑫鼎律师事务所律师，研究方向：民商法。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12-026-02 

公益诉讼制度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已基本建立，但立法缺失之处尚存，研究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加以完善，对促进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发挥应有作用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之发展 

在我国法律理念的传统认知中，民事诉讼的本质是私益诉讼，民事诉讼只具有保护社会成员私人利益的功能，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一般由国家依靠行政机关的行政职能来实现，由此将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长期搁置在民事诉讼法的调整范围之外。实践表明，完全依靠行政机关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存在权利失控的可能，在某些时候，行政机关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满足，会通过权力滥用或消极不作为等手段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对此放任即无法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有效保护，背离了文明法治的基本要求。 

在我国，涉及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规定可追溯至清末及民国时期，1909年清朝政府颁布的《法院编制法》，1927年国民政府推行的《各省高等法院检察官办事暂行条例》①，有涉及“公益代表人”相关规定。建国后，1951年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和1954年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②，以及改革开放后，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对相关机关有权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也有规定。但清末、民国，包括建国后的法律文件，这些规定由于缺少民事诉讼法的配套制度而显得过于简单，导致适用性不高。 

2012年，我国将公益诉讼制度纳入民诉立法，2015年，相关司法解释对民事公益诉讼的受理、管辖、告知程序、和解调解、既判力等作出了具体规定。这弥补和规制了完全依靠行政机关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所存在的权利失控的可能，使民事诉讼制度由保守传统向民主法治转型。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在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中具有重要的突破和革新意义。 

二、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之不足 

通过对立法和实案两方面考察，司法实践中存在成功诉讼保护公益的案例，但更多的公益侵害案件是以当事人和解、行政调解等非诉讼方式妥协解决。虽然2015年的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及时出台，但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立法缺失依然存在，我国公益诉讼纠纷中，司法救济弱于行政力干涉的现象未曾改变，在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递增的今天，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民事诉讼法的体系中错位存在。公益诉讼被安置在“总则”的 “诉讼参加人”一章中，以“当事人”的内容存在。公益诉讼作为有别于普通民事诉讼的一种特殊诉讼制度，其内容远远超出了“诉讼参加人”的范畴，2015年的司法解释在公益诉讼的受理、管辖、告知程序、既判力、和解调解等方面做出的特别规定进一步证实了体系的错位。位置错则名不正言不顺地位不公，地位不公则效力不尊、成果难显。对此应予以及时调整。 

其次，民事公益诉讼保护的公益范围过于狭窄。2015年的相关司法解释将调整范围限定为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的公益诉讼，这导致只有类似环保法和消法的单行法，在个别范畴内进行了特殊规定才可以适用民事公益诉讼，我国这样的单行法数量非常少，导致适用民事公益诉讼范围的狭窄，另一方面在这狭窄的范围内，诉权又仅仅被赋予给了“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这实质上是将本已狭窄的保护领域再进行压缩，导致民事公益诉讼保护公益的功能再次降低。 

再次，民事公益诉讼诉权主体缺失。2012年，民事诉讼法不负众望将公益诉讼纳入调整范围，然其仅将诉权交付给“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的保守做法引起了社会的争议与探讨。2015年，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出台后关于诉权主体的表述一字未改，依旧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众多法律界人士主张的公众个人还是被排除在诉权主体之外，这使得以公众个人名义提起的公益诉讼原告主体不适格的现象还将长期存在。诉权主体缺失导致公益诉讼的作用无法充分发挥。 

然后，民事公益诉讼归责原则与举证责任不明。我国民事诉讼以“过错责任”与“谁主张谁举证”为原则。“过错责任原则”仅适用于侵犯个体利益的一般民事纠纷，民事公益诉讼的加害人由于其侵犯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更为严格的归责原则。在民事公益诉讼中，当事人双方的的法律地位与诉讼能力失衡的现象将为普遍。侵犯社会公益的加害人往往掌握经济、法律等各种丰富资源，受害人相对弱势，“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不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目前，侵权责任法规定了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的举证责任规则，其他公益案件，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均未明确归责原则和举证责任，增加了保护公益与实现司法公正的难度。 

最后，民事公益诉讼激励制度缺失。民事公益诉讼与个体诉讼相比，成本高，风险大，耗时长，费用多，胜率低，更复杂、更耗精力，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措施与诉讼激励制度，仅仅依靠伦理道德与正义感，很难支撑原告为了公益而投入诉讼中，即便是受害人自身，也容易因投入与产出的失衡而放弃公益诉讼。民事诉讼法对于公益诉讼激励制度的缺失不能有效刺激诉权主体主张权利，也就不能有效遏制加害人的不法行为，使得加害人侵犯公共利益后无人追责而免受处罚。　三、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之完善 

针对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之不足，在2015年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基础上，还应从以下几方面发展和完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一）建立科学的公益诉讼制度体系 

公益诉讼是一个不同于私益诉讼的独立的诉讼程序。完整意义上的公益诉讼制度应当包括公共利益范围、诉讼原则、起诉主体、举证责任、审判程序、判决效力、执行制度等内容。因此，公益诉讼的内容应当作为民事诉讼法中审判程序的一部分，与票据诉讼程序、公司诉讼程序、代位诉讼程序等共同构成特别诉讼程序，作为民事诉讼程序中单独的一编③，将其放入“当事人”制度或其他内容中予以规定的做法应予以调整。 

（二）扩展民事公益诉讼保护的公益范围 

现行民事诉讼法保护的公益诉讼范围过于狭窄，应予以扩展。具体操作方法有两种，其一是不动现行民诉法，着手修订涉及公益的各单行法，除了原有的环保法和消法，还要覆盖到涉及宪法权诉讼、国有资产保护诉讼、证券欺诈交易诉讼、农民工维权诉讼、妇女权益保护诉讼、纳税人诉讼、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诉讼等等公众性的民事利益的单行法，在其中增加公益诉讼内容，以配合民事诉讼法，从而达到扩展保护范围的目的。这种做法费时费力，挂一漏万，不宜采纳。另一种做法相对高效便捷，即修改民事诉讼法，将现行规定修改为只要存在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法院就能受理各种社会主体的民事公益诉讼。这样既具有时效性，又达到了扩展民事诉讼法保护的公益诉讼范围之目的。 

（三）增补民事公益诉讼诉权主体 

现行民事诉讼法保守地将诉权仅交付给“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将社会公众个人排除在公益诉权主体之外，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公益诉权的任意行使，减轻法院审案负担。但社会公众本应是侵害公益行为最适格的监督者，其强大的监督机能既可以有效威慑侵害公益的不法行为，实现事前调整，也可以在事后诉讼维权，通过追究法律责任惩罚不法行为。2015年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依然无视社会公众这个最大的公益监督资源，这不仅仅是监督资源的浪费，更会导致民事公益诉讼运作的低效率。健全的法治社会离不开社会公众对公共利益的监督与维护，将社会公众个人也列入为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主体，有利于充分发挥公益诉讼的作用，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四）明确民事公益诉讼归责原则与举证责任 

民事诉讼的“过错责任原则”与“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不适用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性，考虑到社会公共利益的特殊性，可以参照侵权责任法关于环境污染责任的规定，让加害方承担不利的归责原则与举证责任，在民事公益诉讼中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加害方损害公益，不论有无过错，均应承担责任。举证责任方面，由加害方承担不存在侵权行为、其行为与损害无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原告方只需要举证证明存在侵害公共利益事实或侵害的危险。 

（五）设置民事公益诉讼激励制度 

当前，在我国民事诉讼案件中，一般由原告在立案时将民事诉讼费用预交给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再在民事诉讼当事人之间对案件受理费、申请费等诉讼费用加以分配。现行司法实务中，这些费用一般是由败诉方来承担，而与聘用律师有关的诉讼成本费用，则由诉讼当事人各自承担自己的部分。实践中，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和相关律师费一般要比普通民事诉讼的费用高，尽管其中的诉讼费用是由败诉方承担，但在预交制度和公益诉讼长周期的共同作用下，诉讼费用依然会给原告带来巨大压力。高费用门槛会架空民事公益诉讼制度，降低原告提起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公益诉讼所涉纠纷属于社会问题，其公益性质意味着国家有义务辅助原告完成诉讼，可以免预交诉讼费用以降低诉讼门槛。对于律师费，可以借鉴西方国家釆取律师胜诉取酬金、公益诉讼费用援助等制度予以解决。此外，为了使原告不再担心民事公益诉讼所发生的费用，可以增加公益加害方赔偿数额，通过巨额赔偿激励原告积极提起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可以实现这一目的，但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设置低倍数赔偿数额上限的做法过于保守，无法有效遏制侵犯公益的不法行为，也不利于民事公益诉讼的激励，建议不设置具体倍数上限，以“补偿受害人加足以惩罚加害人”为标准确立惩罚性赔偿数额。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第一论 文 网专业教育教学论文和以及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注释： 

①闵衫.中国检察史资料选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06-01.236. 

诉讼费用制度论文范文第11篇

论文关键词 消费者 集体诉讼 比较法

随着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消费者群体成为数量最大、范围最广的法律关系群体。任何一个买卖关系中，都含有一个要式或不要式的买卖合同，使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建立法律关系。但消费者在交易关系中通常都处于掌握交易信息滞后、虚假、不完整，被迫交易，受蒙蔽购买假冒商品等不利地位，除了消费者自身的维权意识必须不断加强之外，立法者、消费者组织都希望公权力来调控、制衡这种买卖关系中不平等的交易地位，从而继续激发我国强大的潜在购买力。2015年3月10日，上海市工商局披露因构成虚假广告，佳洁士双效炫白牙膏被处罚603万元，广告词中写道：“使用佳洁士双效炫白牙膏，只需一天，牙齿真的白了！”然而，根据上海市工商局的调查，画面中突出显示的美白效果是后期通过电脑修图软件过度处理生成的，并非牙膏的实际使用效果。这一广告构成虚假广告，被工商部门依法处罚款603万元。 这是国家利用公权力对经营者不法行为进行规范的典型案例，也是从直接对经营者进行处罚的角度处罚，从根源上杜绝消费者权益继续受到侵害。但是已经购买了这种牙膏的消费者权益该如何保护呢？换而言之，在已经成立的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买卖关系中，当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了侵害，消费者的权益能否通过消费者诉讼得以救济？答案是肯定的。本文将分为三部分讨论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理论概说、国外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的研究现状分析与评价、我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细论。

一、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理论概说

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顾名思义是一种司法救济制度，其争议焦点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通常固定：

1. 原告方为有共同诉讼请求的消费者集体，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有两点：（1）“消费者集体”，而不是单个消费者，如果消费者只为一名或者没有达到法定“共同原告”的标准，则不再讨论范围之列；（2）“共同诉讼请求”而不是“共同诉讼标的”，在诉讼中，每个消费者的消费数额可能不同，受到的侵害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诉讼标的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他们的诉讼请求通常都是比较一致的，维护被侵害的合法权益。

2. 被告通常都为经营者，与原告不同的是，被告经营者可以为单个经营者或者“经营者集体”，即数个经营者组成的“共同被告”。

同时，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的确立是社会要求所必需的，其根源在于：第一，社会诉讼需求，消费者集体诉讼不同于广义上的集体诉讼，主体为不特定小额消费群体，主要特征是数量大、范围广。而小额消费侵权行为的特点就是得不偿失，所以多数人选择忍气吞声、得过且过，但也因此形成了迫切的诉讼需求。第二，消费救济渠道应该是多样互补的，以保证消费者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救济手段维权，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了五种途径解决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发生权益争议。

二、国外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的研究现状分析与评价

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并非我国首创，英美法系国家对于消费者诉讼已经形成一套独立、系统的司法救济制度，自制度建立以来不断改进，充分尊重和保护消费者权益，使之更加行之有效，值得我国借鉴和学习。笔者将简要介绍英美法系代表国家的消费者诉讼制度，以美国和欧盟为例。

（一）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的探究

提到集体诉讼，美国的集体诉讼制度是比较先进的代表，也是纵观世界范围内，进行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集体诉讼最先起源于英国的“息诉状”，这种制度规定的意义在于使权利受到相似的伤害的人组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代表自己以及其他集体成员提起诉讼，团体成员无论缺席或者在席，都可以通过这种诉讼提出诉讼请求，当原告就同一权利与其他被告、在其他时间 、以不同的诉讼再次发生争议时 ，可提出此诉状 ，请求法院一劳永逸地裁决该问题，以免他人就同一请求再次起诉。美国将集体诉讼作为一项制度规定在《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中，即允许“集体代表”代表所有处于相似处境的当事人提起集体诉讼。当被告的某个行为同时影响了多个人甚至是无数人时 ，法律允许一个或数个受害者代表所有人提起诉讼，并要求损害赔偿。

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是集体诉讼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消费者集体诉讼是集体诉讼的一种。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3条（b）（3）规定：“为持有小额请求的众多消费者寻求损害赔偿的一种集体诉讼形式。”这表明在美国该项制度有明文法律保护。譬如一件30美元的衣服，甚至是5美分的食品，都会成为集体诉讼的法律对象，也正是因为是小到一定标准的小额消费，才使得这种消费者集体诉讼更有制度价值。

美国司法界有专门负责消费者集体诉讼案件的诉讼律师，由于美国实行胜诉酬金制，在案件胜诉时能够取得费，数额甚至高达损害赔偿的三分之一，面对如此丰厚的律师费，律师们当然愿意参与到消费者集体诉讼案件中来。

（二）欧盟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的探究

不仅仅在美国，欧盟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也是发展最为完善的代表。欧盟的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自从立法规定以来，取得了及其良好的社会效应，同时促进了消费者维权的途径多样化。

欧盟消费者权益保护是以消费者保护指令的形式颁布。从市场效用来看，也使欧盟许多成员国的远程合同运行和无店铺销售的增速惊人。2011年11月，欧盟的《官方公报》上新《消费者权益指令》（2011/83/EU），要求各成员国在2014年6月13日前，将本指令转化为本国的法例，从而加强对欧盟各成员国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指令规定三种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渠道，其中包括通过集体诉讼的途径，具体的表现形式为：一般来讲包括选择退出模式和选择进入模式两种集体诉讼程序类型：（1）选择退出模式，所有权益受到侵害的消费者除非明确地表示退出，否则最终的判决对他们都有效力。（2）选择进入模式，受到相同侵害的消费者通过向法院提出申请，自主选择参与到诉讼中来，并且同意受到最终判决的约束。

目前欧盟的许多成员国都允许集体诉讼，这代表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司法界被广泛应用并且普遍接受。同时，胜诉费用被欧盟律师协会道德守则所严格控制，更加规范了这一诉讼制度。

三. 我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细论

我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在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被赋予“合法”地位，第55条规定：“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对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做出了明确规定，第37条所规定消费者协会的公益性职责，第七款规定：“就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支持受损害的消费者提起诉讼或者依照本法提起诉讼。”也就是说全国或者地方性消费者协会可以作为集体诉讼的代表，代表权益受到侵害的消费者向法院提起诉讼。

消费者集体诉讼作为一项民事诉讼制度，其程序与一般民事诉讼程序相似，由民事诉讼法调整，但是有其特别之处，消费者集体诉讼不同于广义上的集体诉讼，包括在当事人诉求召集、诉讼人的选定、代表人的诉讼需求表达程度以及损害赔偿的分发，都是制度实施的困难之处。那么如何更好的保障这个制度实施呢？法律对此规定尚不完善，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我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作出详述：

（一）制度规范主体，由消费者转化成商家

采取一种间接救济方式，在消费者集体诉讼中的主体具有特殊性，原则上，原被告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但社会地位上，很明显消费者永远不可能掌握与商家对等的信息，“买的不如卖的精”，如果从消费者作为研究的主要主体使这一制度进退维谷，那么从立法目的出发，以规制商家的不法行为为主要规范对象，以此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讨论的消费者实质上是不特定的小额消费群体，因为是小额，我们要问，受侵害的消费者真的在乎消费的百八十块钱吗？集体诉讼的目的难道真的是要求不法商家返还吗？其实不尽然，消费者的诉求，更多体现在可以通过法律规制商家的不法行为，以返还不当得利，甚至是惩罚性赔偿的方式，让商家改正这种会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做法。

综上所述，将制度规范主体从消费者身上转移到了经营者身上，希望从学理上赋予该项制度合理性，以此更好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二）研究范围的界定，主要指该制度施行时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

1.研究范围不包括大众性侵权案件。大众性侵权案件有一部分的确是以消费者为主体的，但是这一部分争议是否可以通过集体诉讼来解决呢？在美国法学界，存在这样一种普遍共识：对于大众性侵权产品责任的案件，最好是通过特别法定程序解决。实际上，在产品责任的大众性侵权案件中，虽然众多消费者因同一种商品遭受伤害，但是具体的案情却因人而异，比如说，十个人喝了三鹿牛奶，但是只有三个人得了结石，这三个人的到了赔偿，那另外七个人该如何赔偿呢？以什么标准赔偿？以至于受害消费者之间的共同问题根本无法占据主导地位，根本埋没了受害者的诉求。因此，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面对大众侵权的产品责任问题，并不适用消费者的集体诉讼制度。

2.消费者的集体诉讼主要适用于服务行业。服务行业更加能体现这一制度的优越性，例如手机公司的服务不充分、卫生服务提供者不当执业或者电脑公司硬件或软件经常出现故障等等……这是由于这些领域提供的商品具有特殊性，因此多数情况下，买房与卖方签订的皆为格式条款，甚至有些是默示条款，也因为是小额消费，卖方经常以处于相对弱势的买方不重视条款内容的方式侵犯买方的合法权益。在服务行业中，这样的情况屡屡发生。

（三） 小额的界定

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针对的主体是不特定的小额消费群体，如何界定“小额”？那更加重要。

首先，我们认为，“小额”并非是对消费者一次性支出的总消费额大小的判断，因为总消费额与案件的实际标的额并没有直接联系，两者的关系最多在于，总消费额较小时，发生的不当得利数额有限，而总消费额很大时，商家仍可从中提取小额的不当得利，因为此时不当得利的数额在总额中比例很小，消费者更有可能会忽略或放弃追究。因此，我们认为“小额”所指的实际上是商家不当得利的部分大小的判断，理由如下：

1.商家所获不当得利客观上属于消费者的一种消费支出，虽然这种支出消费者自身是否定的。

2.不当得利案件本身即为案件标的，直接与消费者所得赔偿相关。

其次，对于“小额”范围的确定，我们认为应依据以下标准：消费者诉讼成本+消费者举证成本>诉讼收益（不当得利*N），即在以一般及简易程序处理案件所花费的成本大于由返还不当得利所构成的诉讼收益时，此时的不当得利即为小额，具体数额由当地实际经济水平确定。

四. 结语

诉讼费用制度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消费者诉讼；模式；国外经验；借鉴

中图分类号：DF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084-02

一、我国消费者诉讼现状分析

(一)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存在不足

我国在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代表人诉讼制度，但是从十余年实施情况来看，代表人诉讼在解决消费者纠纷的司法实践中没有发挥很好的的功效。有学者指出，由于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少、适用范围窄、诉讼程序不完备、法律授权不合理等原因，成为制约该制度发挥作用的阻碍因素。

由于我国代表人诉讼实践经验少，在立法和理论上缺乏系统的研究和规定，且该制度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和司法实践没有与时俱进，难免会出现许不能满足消费者公益诉讼要求的局面。因此，消费者无法通过代表人诉讼制度改善自身在纠纷诉讼中弱势的不利局面。

(二)消费者协会支持的功能有限

我国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文规定消费者协会有支持消费者的职责。由于消费者协会支持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支持的方式也很有限，并且对消费者寻求消费者协会的支持规定了繁琐的程序，经常是消费者在求助之路上困难重重，最后不得不放弃求助。所以，消费者协会支持的功能，已经无法满足消费者诉讼中的实际需要，如何在消费者协会支持制度之外建立其他的消费者诉讼制度，拓宽消费者的权益保障之路就尤为重要，这也是借鉴国外消费者诉讼模式的必要性所在。

（三）消费者个人诉讼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讼的原告只能是因违法行为遭受直接损害的消费者本人。但从现实情况看,由于缺乏相关的制度保障,单个消费者自身能力的限制，并且分散的消费者重复诉讼会造成耗时耗力和法院裁判的矛盾，使得在我国，消费者个人诉讼模式的实现面临种种实施中的障碍。这也成为我国借鉴国外经验，弥补我国保护消费者相关诉讼的立法不足的重要因素。

二、国外消费者诉讼模式的经验

基于以上对我国消费者诉讼的现状分析，凸显了我国借鉴国外此方面相关经验的现实意义和必要性，下面就主要介绍两种诉讼模式，以不同国家的消费者诉讼模式为例进行分析。

（一）国外消费者团体诉讼模式

1、消费者团体诉讼的相关理论的概述：（1）我们需要了解作为解决人数众多的消费者群体纠纷的制度设计的团体诉讼概念，在形式上团体诉讼中的“团体”是由单一独立的法人担任原告，而非由多数当事人来充当，而且诉讼过程也不允许团体成员中的个人直接参与。诉讼的提起和进行以集团成员的共同意愿为基础的，其判决的效力也及于团体的每个成员；（2）从团体诉讼制度的内容和特征来看，团体诉讼制度主要是通过提起不作为之诉来实现其目的，因此该制度具有预防和保护作用。比如，在德国，团体诉讼的原告诉讼理由一般是基于他人违反特定禁止、无效的行为，而向法院提起不作为之诉，但是作为适格的原告无权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这也是团体诉讼在损害赔偿方面的不足之处。同时，团体诉讼的诉讼主体资格方面也有严格规定，比如，原告需要具备相应的权利能力，团体章程需体现诉讼目的，团体需具备一定的资金和人员等。所以，作为团体成员的消费者个人，由于不具备提起该类诉讼的资格，而无权以消费者代表人的名义提讼。

2、以荷兰为例的消费者团体诉讼模式的分析。荷兰于2005年颁布了《群体性和解法》，确立了一种诉讼外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随后，荷兰政府又于2007年底建立了消费者管理局，旨在弥补团体诉讼的缺陷，扩大对消费者群体利益的保护力度。荷兰团体诉讼与德国一样，都是首先出现在反不正当竞争领域，但荷兰的团体诉讼制度与德国相比还有自身是特点：（1）从适用范围上看，荷兰团体诉讼的适用范围明显大于德国，比如，荷兰团体诉讼的保护对象不仅限于私法上的群体利益，也包括公法上的公共利益；（2）在主体的规定上，荷兰对团体的资格要求比德国宽松很多；（3）在请求权内容上，荷兰法不同于德国的是，其团体诉讼排除了金钱赔偿的诉求，只能获得不作为判决或确认性判决，也可以提出合同履行或返还、抗辩等其他诉讼请求。第四，荷兰团体诉讼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规定了一个团体的前置程序，即团体必须已经与被告方进行了事先交涉。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荷兰立法者的目的是鼓励提讼的团体能够与被告企业进行积极协商以解决纠纷，而不鼓励团体提起更多的诉讼，这样毕竟会有毕竟大的成本。

3、以日本为例的消费者团体诉讼模式的分析。日本在借鉴欧洲国家相关经验基础上，通过修改《消费者契约法》，于2006年建立起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日本的团体诉讼在性质上是一种私人执行方式，称为选定代表人诉讼，其与美国的私人执行相比地位较微弱，主要强调行政制裁。

为了预防诉权滥用，日本的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规定了限制性适用规则，主要表现有：（1）对诉讼主体资格的严格限定。不同于美国的事后确认，日本对诉讼主体是否适格进行事前限定，主要条件有：消费者团体的目的公益性，团体规模适格，团体需要存在2年以上，团体法人资格限定等方面；（2）对消费者团体诉讼的受诉行为进行限定。其受诉行为范围包括：不当劝诱行为，这主要是针对虚假宣传、强买强卖和不利信息的保留等推销行为；不当合同条款使用行为，主要是合同中出现的免除经营者损害赔偿责任、限定赔偿数额、违反诚信等合同条款的规定；赠品表示法中的可诉行为，可以比较虚假宣传方面的规定。

（二）国外消费者集团诉讼模式

1、消费者集团诉讼的相关理论概述。集团诉讼是指一个或数个代表人，为了集团成员全体的共同的利益，代表全体集团成员提起的诉讼。该制度源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英国衡平法院，发展完善于美国，尤其是20世纪中叶美国民权运动和保护消费者运动极大推进了集团诉讼制度发展。该制度有以下特点：（1）代表人的产生有几种途径，可以由集团诉讼的成员所推选的，且该代表人也须是集团中一员，还可以由人民法院与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商定，或指定相关行政单位负责人作为代表人；（2）人民法院审理集团诉讼案件需向社会公示，便于可能受到同类损害的人在公告期限内到法院登记，避免遗漏当事人；（3）法院的判决，不仅对参与诉讼的集团具有约束力，而且对没有参加诉讼的主体或其他相关主体，都具有适用效力。

2、以美国为例的消费者集团诉讼模式分析。集团诉讼是美国处理大量产生于同一事件的类似诉讼请求的一种独特诉讼程序。它分两大类，一类是由于涉及的诉讼请求太小而无法比较经济地通过分散诉讼加以处理，因而采用集团诉讼的方式，；另一类涉及到为受害于同一不法行为的多数人的禁令。美式的集团诉讼具备四个特点：（1）人一般是得到律师支持的单个的权利人；（2）人宣称代表多数原告,而且被代表的原告不需要确认身份,形成一个拟制的“原告集团”；（3）原告集团成员有权提出退出诉讼,而不受判决约束；（4）的原告能够代表原告集团提出总的损害赔偿主张。

三、国外消费者诉讼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一）消费者诉讼模式中的ADR机制和法院的监督

我国学者关于群体性纠纷解决的法政策研究，大多集中于诉讼领域，虽然诉讼机制对于消费者群体性纠纷解决经常会遇到不同的技术问题，比如会涉及到诉讼参加方式、计算赔偿金的方式、诉讼通知方式等问题，然而荷兰的群体性和解制度则给出了化解这一难题的另一个角度，它作为一种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即便有学者指出荷兰的群体性和解制度是以荷兰高度强调纠纷合意解决的法律文化为基础来实施的，与美国有很大不同，美国集团诉讼和解都是在诉讼过程中达成的，而不像荷兰被定为前置程序。但我认为，诉前双方在交涉过程中，双方证据的展示与交换，以及被诉方可能将要承受的巨额赔偿金，都会成为促使双方达成和解的关键动力。这对我国的启示在于，在我国“息讼”文化心理背景下，该诉讼前的交涉既能在一定程度满足消费者的诉求，又降低双方诉讼成本和司法资源，因此，我国消费者诉讼制度的完善也应该关注双方的诉前交涉与和解方面。

这种制度使律师可能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操纵当事人，使自己成为集团诉讼的最大获利者，而导致律师的滥诉，剥夺并损害消费者的程序权利和权益。因此，要加强法院对和解协议的审查和监督，将双方所有和解协议，交由法院审查和监督其内容和实施情况。

（二）注重对消费者的损害预防

日本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更加注重损害预防功能而不是损害的恢复，日本之所以在当初没有引入消费者团体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日本的民众接近司法的环境有待完善，尤其是小额诉讼制度尚不完善，民事诉讼简易程序功能有待进一步扩充。可以看出，日本在当初借鉴国外经验时，并没有完全的照搬，而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进行制度设计。从日本的立法当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对待集团诉讼的态度绝对不能片面的“全盘拒绝”或者“全盘接受”。我们对这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的借鉴也可以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进行，立法者可以从集团诉讼制度中吸收某些安全有益或已经被实践证明有效的制度因素，同时避免在其他国家实践中有害的制度因素。就比如，很多学者日本团体诉讼模式缺乏损害赔偿机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该制度的可借鉴之处就在于防患于未然，如果能够做好预防工作，那也达到了消费者诉讼的目的和宗旨，即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消费者诉讼成员的确定实行“退出制”

根据美国集团诉讼制度，其成员的确定实行“退出制”，即成员若未明示表示退出即为加入，而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则实行“加入制”，即只有明示加入才可被确认为诉讼成员。这两种制度进行比较可知，实行加入制会增加诉讼和司法成本，无法很好的达到保障消费者权益的目的。而实行退出制更有利于判决的统一性，避免遗漏的诉讼主体重复提讼，从而提高了司法审判效率，因此，我国应借鉴该制度。

（四）赋予消费者协会代表权

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将代表消费者的权利赋予消费者协会，首先这具有可行性，当事人适格扩张理论为消费者协会取得诉权提供了理论基础，且此举在我国台湾地区有着丰富的司法实践，比如台湾《消费者保护法》规定，消费者团体诉讼是指因为同一事件而使得20人以上的消费者受害，受害者可将损害赔偿请求权让与消费者保护团体，以消费者保护团体自己的名义提讼。其次，赋予消协诉权具有必要性。消协相对消费者来说，具有专业性和实力等优势，消协获得诉权能够成为制约不法经营者的重要因素，同时拓宽了消费者获得救济的途径，并降低诉讼成本。

我国《公司法》中规定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当公司合法权益遭侵害而公司怠于时，符合法定要件的股东就可为公司利益以自己名义提讼，我国团体诉讼的建立也可以借鉴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当经营者的某一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未纳入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的范围时，而消费者又在一定时间段内“怠于”提讼，消协就可以代表消费者提起团体诉讼。这样的制度设计可以避免诉权重叠和冲突，同时防止烂诉。为了避免实施中的消费者的“搭便车”心理，这就需要与之相配套的激励机制对诉讼利益进行精密的衡量和分配，以对消费者的诉讼行为进行正确的引导。

参考文献：

\[1\]陶建国.日本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评析\[J\].日本问题研究,2010,(4).

\[2\]王玉辉.我国反垄断法消费者诉讼模式的选择与构建\[J\].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1,(3).

诉讼费用制度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 消费者 集体诉讼 比较法

作者简介：蔡文蕾，吉林大学法学院2012级本科生。

随着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消费者群体成为数量最大、范围最广的法律关系群体。任何一个买卖关系中，都含有一个要式或不要式的买卖合同，使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建立法律关系。但消费者在交易关系中通常都处于掌握交易信息滞后、虚假、不完整，被迫交易，受蒙蔽购买假冒商品等不利地位，除了消费者自身的维权意识必须不断加强之外，立法者、消费者组织都希望公权力来调控、制衡这种买卖关系中不平等的交易地位，从而继续激发我国强大的潜在购买力。2015年3月10日，上海市工商局披露因构成虚假广告，佳洁士双效炫白牙膏被处罚603万元，广告词中写道：“使用佳洁士双效炫白牙膏，只需一天，牙齿真的白了！”然而，根据上海市工商局的调查，画面中突出显示的美白效果是后期通过电脑修图软件过度处理生成的，并非牙膏的实际使用效果。这一广告构成虚假广告，被工商部门依法处罚款603万元。 这是国家利用公权力对经营者不法行为进行规范的典型案例，也是从直接对经营者进行处罚的角度处罚，从根源上杜绝消费者权益继续受到侵害。但是已经购买了这种牙膏的消费者权益该如何保护呢？换而言之，在已经成立的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买卖关系中，当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了侵害，消费者的权益能否通过消费者诉讼得以救济？答案是肯定的。本文将分为三部分讨论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理论概说、国外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的研究现状分析与评价、我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细论。

一、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理论概说

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顾名思义是一种司法救济制度，其争议焦点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通常固定：

2. 被告通常都为经营者，与原告不同的是，被告经营者可以为单个经营者或者“经营者集体”，即数个经营者组成的“共同被告”。

同时，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的确立是社会要求所必需的，其根源在于：第一，社会诉讼需求，消费者集体诉讼不同于广义上的集体诉讼，主体为不特定小额消费群体，主要特征是数量大、范围广。而小额消费侵权行为的特点就是得不偿失，所以多数人选择忍气吞声、得过且过，但也因此形成了迫切的诉讼需求。第二，消费救济渠道应该是多样互补的，以保证消费者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救济手段维权，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了五种途径解决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发生权益争议。

二、国外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的研究现状分析与评价

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并非我国首创，英美法系国家对于消费者诉讼已经形成一套独立、系统的司法救济制度，自制度建立以来不断改进，充分尊重和保护消费者权益，使之更加行之有效，值得我国借鉴和学习。笔者将简要介绍英美法系代表国家的消费者诉讼制度，以美国和欧盟为例。

（一）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的探究

提到集体诉讼，美国的集体诉讼制度是比较先进的代表，也是纵观世界范围内，进行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集体诉讼最先起源于英国的“息诉状”，这种制度规定的意义在于使权利受到相似的伤害的人组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代表自己以及其他集体成员提起诉讼，团体成员无论缺席或者在席，都可以通过这种诉讼提出诉讼请求，当原告就同一权利与其他被告、在其他时间 、以不同的诉讼再次发生争议时 ，可提出此诉状 ，请求法院一劳永逸地裁决该问题，以免他人就同一请求再次起诉。美国将集体诉讼作为一项制度规定在《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中，即允许“集体代表”代表所有处于相似处境的当事人提起集体诉讼。当被告的某个行为同时影响了多个人甚至是无数人时 ，法律允许一个或数个受害者代表所有人提起诉讼，并要求损害赔偿。

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是集体诉讼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消费者集体诉讼是集体诉讼的一种。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3条（b）（3）规定：“为持有小额请求的众多消费者寻求损害赔偿的一种集体诉讼形式。”这表明在美国该项制度有明文法律保护。譬如一件30美元的衣服，甚至是5美分的食品，都会成为集体诉讼的法律对象，也正是因为是小到一定标准的小额消费，才使得这种消费者集体诉讼更有制度价值。

美国司法界有专门负责消费者集体诉讼案件的诉讼律师，由于美国实行胜诉酬金制，在案件胜诉时能够取得费，数额甚至高达损害赔偿的三分之一，面对如此丰厚的律师费，律师们当然愿意参与到消费者集体诉讼案件中来。

（二）欧盟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的探究

不仅仅在美国，欧盟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也是发展最为完善的代表。欧盟的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自从立法规定以来，取得了及其良好的社会效应，同时促进了消费者维权的途径多样化。

三. 我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细论

我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在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被赋予“合法”地位，第55条规定：“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对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做出了明确规定，第37条所规定消费者协会的公益性职责，第七款规定：“就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支持受损害的消费者提起诉讼或者依照本法提起诉讼。”也就是说全国或者地方性消费者协会可以作为集体诉讼的代表，代表权益受到侵害的消费者向法院提起诉讼。

消费者集体诉讼作为一项民事诉讼制度，其程序与一般民事诉讼程序相似，由民事诉讼法调整，但是有其特别之处，消费者集体诉讼不同于广义上的集体诉讼，包括在当事人诉求召集、诉讼人的选定、代表人的诉讼需求表达程度以及损害赔偿的分发，都是制度实施的困难之处。那么如何更好的保障这个制度实施呢？法律对此规定尚不完善，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我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作出详述：

（一）制度规范主体，由消费者转化成商家

采取一种间接救济方式，在消费者集体诉讼中的主体具有特殊性，原则上，原被告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但社会地位上，很明显消费者永远不可能掌握与商家对等的信息，“买的不如卖的精”，如果从消费者作为研究的主要主体使这一制度进退维谷，那么从立法目的出发，以规制商家的不法行为为主要规范对象，以此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讨论的消费者实质上是不特定的小额消费群体，因为是小额，我们要问，受侵害的消费者真的在乎消费的百八十块钱吗？集体诉讼的目的难道真的是要求不法商家返还吗？其实不尽然，消费者的诉求，更多体现在可以通过法律规制商家的不法行为，以返还不当得利，甚至是惩罚性赔偿的方式，让商家改正这种会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做法。

综上所述，将制度规范主体从消费者身上转移到了经营者身上，希望从学理上赋予该项制度合理性，以此更好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二）研究范围的界定，主要指该制度施行时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

1.研究范围不包括大众性侵权案件。大众性侵权案件有一部分的确是以消费者为主体的，但是这一部分争议是否可以通过集体诉讼来解决呢？在美国法学界，存在这样一种普遍共识：对于大众性侵权产品责任的案件，最好是通过特别法定程序解决。实际上，在产品责任的大众性侵权案件中，虽然众多消费者因同一种商品遭受伤害，但是具体的案情却因人而异，比如说，十个人喝了三鹿牛奶，但是只有三个人得了结石，这三个人的到了赔偿，那另外七个人该如何赔偿呢？以什么标准赔偿？以至于受害消费者之间的共同问题根本无法占据主导地位，根本埋没了受害者的诉求。因此，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面对大众侵权的产品责任问题，并不适用消费者的集体诉讼制度。

2.消费者的集体诉讼主要适用于服务行业。服务行业更加能体现这一制度的优越性，例如手机公司的服务不充分、卫生服务提供者不当执业或者电脑公司硬件或软件经常出现故障等等……这是由于这些领域提供的商品具有特殊性，因此多数情况下，买房与卖方签订的皆为格式条款，甚至有些是默示条款，也因为是小额消费，卖方经常以处于相对弱势的买方不重视条款内容的方式侵犯买方的合法权益。在服务行业中，这样的情况屡屡发生。

（三） 小额的界定

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针对的主体是不特定的小额消费群体，如何界定“小额”？那更加重要。

首先，我们认为，“小额”并非是对消费者一次性支出的总消费额大小的判断，因为总消费额与案件的实际标的额并没有直接联系，两者的关系最多在于，总消费额较小时，发生的不当得利数额有限，而总消费额很大时，商家仍可从中提取小额的不当得利，因为此时不当得利的数额在总额中比例很小，消费者更有可能会忽略或放弃追究。因此，我们认为“小额”所指的实际上是商家不当得利的部分大小的判断，理由如下：

1.商家所获不当得利客观上属于消费者的一种消费支出，虽然这种支出消费者自身是否定的。

2.不当得利案件本身即为案件标的，直接与消费者所得赔偿相关。

其次，对于“小额”范围的确定，我们认为应依据以下标准：消费者诉讼成本+消费者举证成本>诉讼收益（不当得利*N），即在以一般及简易程序处理案件所花费的成本大于由返还不当得利所构成的诉讼收益时，此时的不当得利即为小额，具体数额由当地实际经济水平确定。

诉讼费用制度论文范文第14篇

内容提要: 目前，从实体法方面来说，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然而在程序法构建上却相对滞后。在现代型诉讼的视角下，美国、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这一领域的经验都有值得借鉴之处。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应用于消费者权益诉讼领域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在改进这一现行制度的基础上建立消费者小额诉讼和团体诉讼制度，应该作为构建我国消费者权益诉讼机制的重要内容。

进入新世纪，市场经济的深化对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做到这一点，从实体法上来说，要以立法的形式将消费者的权利予以法定化和实定化；从程序法上来说，要规制好“权利的实现路径”，要在实体法赋予消费者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提供现实的、有效率的、可以期待的司法救济途径，因为没有进入审判领域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只能说是“虚置”的权利。

我国从实体法方面来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3年先后通过了《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此后又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陆续出台，可以说已经初步构建起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实体法体系。然而，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司法程序构建上，我国却显得相对滞后。我们并没有对消费者权益诉讼予以足够的关注，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所提供的权利救济途径在诉讼效率、审判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难以为消费者现实地加以运用的问题。有人说：“十九世纪是工人运动的世纪，二十世纪是消费者运动的世纪。” [1] [1]P4021世纪的今天，我国的消费者运动的确应该被程序法给以更多的关注。

一、消费者权益诉讼的特点

当人类社会发展到市场经济之后，由于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大、生产方式的社会化、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市场经济中信息分布的不对称和消费者需求的个体差异等原因，致使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对立呈现出越来越不均衡的特点，表现为消费者越来越成为市场经济中的弱势群体。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权益诉讼具有了不同于传统民事诉讼的新特点，体现出现代型诉讼的某些特征：

（一）力量的不均衡性

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诉讼，二者根本无法达到实质上的均衡和对等。现代社会，大型的跨国企业日益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它们和单个消费者之间的实力，更是不具有可比性。

（二）诉讼的群体性和公益性

现代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一个企业的产品覆盖面越来越广，当产品质量出现问题的时候，受害面相当大，一些重大的案件涉及范围有时高达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之多。在此种情况下，纠纷的解决，不仅关系到受害的消费者个人，甚至有时会关系到重大社会利益。

正是因为上述的原因，消费者权益诉讼不再完全等同于传统的民事诉讼，具有了现代型诉讼的某些特点，{①}再加上它自身的独特个性，使得消费者权益纠纷与传统的民事诉讼制度产生了一定的不相容之处：

1.在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一对一的诉讼中，涉及的金额往往很小。在传统的民事诉讼中，如果消费者提起民事诉讼，诉讼支出的费用是由自己预付，而商家的诉讼费用却可以打入经营成本。消费者为了讨回“小额的公道”，有可能会影响自己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而商家却可以从容地委托律师与消费者展开拉锯式的持久战。这种状况下，很多受到侵害的消费者权衡之后，往往放弃通过司法进行维权，从而使不法经营者逍遥法外。

2.在群体性的消费者权益纠纷中，虽然总的规模和金额很大，但是单个受害者所受到的损害往往不大。在传统的民事诉讼体制下，受害的单个消费者如果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追求合理的赔偿，可能得不偿失，只能选择放弃权利。一个个消费者对于权利的放弃，加在一起就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目，实际上是对经营者的放纵。这种情况下，由于司法制度和现实的脱节，导致正义的“缺损”，这不能不说是司法制度本身的一大遗憾。

3.消费者权益纠纷往往涉及面很大，一个纠纷可以形成成千上万个诉讼。如果按照传统的民事诉讼理念和制度，一个个进行解决，无疑是不现实的。即使解决成功，也是对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

二、美国、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

在长期的实践中，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自身的文化、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消费者诉讼机制。

（一）美国

在美国，当大规模的消费侵权事件发生的时候，具有同一事实或法律关系的当事者被拟制为一个群体，群体中的一人或数人提起诉讼视为代表整个群体所提起，判决效力扩及群体中的每个个体。这就是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

美国学者玛莉·凯·凯恩认为：“集团诉讼是允许一人或几人代表他们自己或那些声称受到同样侵害或者是以同样的方式被侵害的其他人起诉或被诉的制度。” [2] [2]P39而法律辞典中集团诉讼的定义为：“在法律上允许一人或数人代表其他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提起诉讼，诉讼的判决对所有共同利害人有效。”{②}

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来源于英国的代表诉讼。代表诉讼制度虽然在它的原产地演进缓慢，但在引入美国后，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广泛应用于消费者权益诉讼领域。例如，曾经炒得沸沸扬扬的东芝笔记本电脑事件，在美国就是以消费者集团诉讼的方式解决的。1999年春天，两名美国东芝笔记本电脑用户向美国地区法院提出诉讼，认为东芝公司在处理其便携式笔记本电脑软盘控制器存在的问题时，许多方面行事不当，可能导致数据遗失或损坏。美国法院按照集团诉讼受理此案，两名东芝笔记本电脑用户一下子变成了50万名美国用户。最后，东芝公司与这两位集团的代表，也就是与50万美国用户达成和解协议。根据协议，每个美国东芝用户最高可获得443美元的赔偿，另外还有购物券，和解金总额达10.5亿美元。 [3] [3]

美国的消费者集团诉讼具有鲜明的特征，表现为：（1）任何消费者都可以针对产品质量瑕疵代表所有的消费者起诉，除非消费者明确声明退出诉讼集团。对产品赔偿额的计算也是按销售的所有产品计算。（2）为鼓励个人诉诸司法救济，对法院费用、律师费用或免或垫，还可按胜诉财产总额提成。（3）法院采取“司法积极主义”，对集团诉讼进行初步审查和全程监督。可见，美国集团诉讼的目的，已不仅仅是保护明确表示起诉的受害人的私人权益，更重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判决的效力主动扩张至未明确表示退出集团的所有集团成员。

（二）德国

在德国的消费者权益诉讼中，消费者团体的作用尤为突出。在德国，法律明确赋予消费者团体以代表消费者起诉经营者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权利，这就是具有鲜明大陆法系特色的团体诉讼制度。德国的团体诉讼，是指有诉讼权利能力的公益团体及合格组织，依照法律的规定，就他人违反特定禁止或者无效的行为，向法院请求命令他人中止或者撤回其行为的一种民事诉讼。 [4] [4]该制度起源于1908年的《防止不正当竞争法》，当时为了制止不正当竞争，把提起诉讼请求的当事人适格赋予了一些产业团体。 [5] [5]

在德国团体诉讼中，消费者协会就经营者侵害消费者权益或者存在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潜在危险的行为提起的不作为之诉，是其中非常典型的情形。例如，消费者协会提起的要求某商家停止销售不合格产品的诉讼。

德国民事诉讼中并没有规定团体诉讼，团体诉讼是通过特别的经济立法赋予消费者协会等有关的行业自治组织诉权的方式形成的。例如，1908年的《防止不正当竞争法》将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起诉权赋予业主，1965年该法做了修正，将不作为诉讼之起诉权赋予行业外的消费者团体；1976年的《一般交易条款法》，也把使用违法条款行为的禁止令状请求权（不作为请求权）赋予了消费者团体。除此之外《，贩卖折扣法》第2条、《贩卖查奖法》第2条、《竞争限制禁止法》第35条、《发明专利法》第2条、《新型专利法》第7条、《商标法》第11条都规定了有关的公益团体（如促进工商业利益团体、消费者保护团体等）可以提出团体诉讼。 [6] [6]P371德国在经济立法中设立团体诉讼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适应自由经济制度的正常发展，维护公平竞争，避免市场中的不法独占，防止经营者以不正当方法为恶意竞争，使工商业者、消费者以及社会均蒙受其害。

（三）我国台湾地区

我国台湾地区的消费者权益诉讼主要包括小额诉讼、选定当事人诉讼和团体诉讼三种形式，分别规定在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消费者保护法》中。

1.消费者个人可以提起小额诉讼程序。我国台湾地区于2003年1月通过了最新的《民事诉讼法》，在第4章中专门规定了小额诉讼程序。台湾地区的小额诉讼程序可以分为依据法律规定应适用的小额诉讼程序和依当事人合意适用的小额诉讼程序。前者是指关于请求给付金钱或其他代替物或有价证券之诉讼，其标的金额或价额在新台币10万元以下者适用的小额程序。{③}

2.消费者可以进行群体性的选定当事人诉讼。台湾最初基本上是仿日本例建立了选定当事人制度。但近数十年来，由于工商业发达而不断发生公害、消费者损害等大量案件，因此类案件被害人众多，待证事实也多而复杂，给法院审理造成了沉重负担；而个人损害轻微的情形，居于弱势的当事人也面临诉讼的困难（如诉讼费用负担等）. [7] [7]P16-17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立法院于2003年1月通过了最新《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根据这次最新修正案的规定，选定当事人的要件包括：存在多数当事人且不属于设有代表人或管理人的非法人团体，该多数人就该诉讼具有共同利益，共同利益人全体选定其中一人或数人为原告或被告。选定当事人后，由选定当事人行使诉讼实施权，其他当事人脱离诉讼，对选定当事人所做的判决效力当然及于共同利益人全体。

台湾的选定当事人制度，其选定的不仅仅限于个人，也包括选定公益社团法人为当事人。台湾《民事诉讼法》第44-1条规定：“多数有共同利益之人为同一公益社团法人之社员者，于章程所定目的范围内，得选定该法人为选定人起诉”（第4项）.该条第2项规定：“法人依前项规定为社员提起金钱赔偿损害之诉时，如选定人全体以书状表明愿由法院判定被告应给付选定人全体之总额，并就给付总额之分配方法达成协议者，法院得不分别认定被告应给付各选定人之数额，而仅就被告应给付选定人全体之总额为裁判。”这里的“共同利益之人”，是指同一公益社团法人中的多数社员，存在共同诉讼的关系，且其主要攻击或防御方法相同。同时，共同利益人必须为同一公益社团法人的社员，但不以全体社员或全体共同利益人为必要。 [8] [8]P189

3.消费者可以由消费者团体提起团体诉讼。根据台湾《消费者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团体诉讼是指因为同一事件而使得20人以上的消费者受害，则受害者（包括房屋所有权人、受害人、受害人的父母、子女与配偶）可将损害赔偿请求权让与消费者保护团体，以消费者保护团体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称为“消费团体诉讼”。{④}

三、我国消费者权益诉讼机制的建立

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框架内，与消费者权益诉讼关系较为密切的，当推代表人诉讼制度。在实践中，若干消费者权益案件也对这一制度有所涉及。例如，2001年8月，85名磁卡电话磁卡持有者因磁卡电话所剩无几，手中500余万元的磁卡使用极其不便，于是集体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中国电信。还有2001年3月，在“东芝笔记本事件”中，吴俊生等20位东芝笔记本电脑中国用户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东芝株式会社提起共同诉讼。共同诉讼针对的是东芝株式会社隐瞒产品缺陷，欺诈消费者一事。

应当说，诉讼代表人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在结合我国国情并融合两大法系法律制度的诸多尝试中最难得的成功范例。无论是在我国法律传统背景下汲取外国制度优点和剔除其弱点方面的理论兼容能力，还是从考虑我国当事人素质和平衡各方利益等方面的制度可行性来看，代表人诉讼制度都有很多优点。但是，这一制度在消费者权益诉讼的实践中很少被使用，消费者不愿意采取这种诉讼形式，具体原因如下：首先，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坚持诉讼标的是同一利益关系，或属同一种类的共同利益关系。这与共同诉讼制度的适用条件相同，表明代表人诉讼制度没有脱离共同诉讼制度的理论框架，而只是作为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的特殊处理形式，从而限制了代表人诉讼制度的适用。其次，当事人适格理论的限制导致相当多具有公益性质的群体纠纷并没有作为代表人诉讼而提起。在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完全凭借受害者本人的力量来发动。在我国消费者权益诉讼的实践中，如果少数受害的消费者提起诉讼，按照当事人适格理论来衡量，他们作为原告往往不适格，所以，不被看作是群体诉讼，致使这些涉及公益的案件很难得到最终解决。再次，缺乏激励机制，“搭便车”现象的存在也导致消费者权益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提起困难重重。由于我国对代表人诉讼的判决效力具有间接扩张性，即没有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法院认定其请求成立的，裁定适用法院已做出的判决或裁定。 [9] [9]这极易助长受害消费者“搭便车”的心态。最后，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中，代表人选出后，其权限仅相当于委托中的一般。他们要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但依当事人适格理论，代表人必须同时是他所代表的一方当事人中的一员，与其他成员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也就是说，他既是其他当事人的人，又是本案的当事人，他应享有民事诉讼法上赋予当事人的一切诉讼权利，包括有权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如果在处分实体权利时还要受到限制，必须经被代表的全体当事人同意，那这种主体还能不能称作诉讼法意义上的当事人？某一消费者代表某一消费者群体，本来就是义务的行为，缺乏动力，如果再加以诸多限制，恐怕就更被人视为畏途了。

要建立中国的消费者权益诉讼机制，就必须对代表人诉讼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应该缓和权利登记的程序要件，争取更大的解决纠纷的空间；适当放宽对诉讼标的同一性的要求，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明确诉讼代表的充分性要求，使其更好地维护被代表人的权利，等等。

此外，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建立消费者权益小额诉讼与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也是很有必要的。

（一）消费者权益小额诉讼

小额诉讼程序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前者与一般简易程序并无严格区别，二者仅仅是诉讼标的额和简易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各国的地方

法院或简易法院，如法国的小审法院{⑤}、德国的地方法院{⑥}及其简易程序都属于小额诉讼程序的范畴。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进行司法改革，把简易、便利、快速、低廉作为改革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目标。因此，简易程序开始普遍受到重视。当代小额诉讼程序（即狭义小额诉讼程序）此时作为一种新型程序应运而生，其建立不仅是基于对民事案件进行分流处理、减轻法院负担的一种构想，也在于实现司法的大众化，“通过简易化的努力使一般国民普遍能够得到具体的有程序保障的司法服务” [10] [10]P275.与传统的简易程序比较，小额诉讼程序具有以下特征：

1.传统的简易程序是根据诉讼标的额或纠纷的性质及复杂性进行划分的，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则更加单纯，基本上限于债权债务纠纷{⑦}，通常被设立为独立于一般简易程序的特别程序。

2.程序简便，完全按照常识化的方式进行运作。“小额诉讼请求程序所追寻的理想不需法律技巧的简易和效率” [11] [11]P173.

3.注重调解。小额诉讼一般采取调解与审判一体化，在审理过程中可通过谈话的方式，让原告和被告直接对话，法官也不使用晦涩难懂的“法律语言”，而是积极规劝，促成当事人的和解。

4.从形式和性质上看，小额诉讼程序属于一种民事诉讼程序，原则上由职业法官主持审判，因而与各种法院附设的非诉讼程序（ADR）{⑧}存在明确的区别。这种程序本身仍属于法院诉讼活动的组成部分，目的在于为公民提供一种低成本的、简便的司法救济。一般而言，在小额诉讼程序中，法官的职权和自由裁量权都得到积极发挥。然而，近年来在实际运作中，有些小额程序逐渐开始与非诉讼程序接近和融合，从而加大了小额程序与普通程序的背离。 [12] [12]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了简易程序，但是在实践中，简易程序的规定对简易事件的解决尚不够理想，对涉及消费者的小额纠纷就更难以发挥作用，因为小额轻微事件比简易事件更需要简便迅速的解决，在诉讼程序及审级救济方面有其独特的要求。

在当初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时候，很多专家学者就提出设立小额法庭的议案，建议在该法中对小额法庭和小额诉讼做出特别规定。 [13] [13]P144近年来，邱建东诉中国电信、高河垣诉新华书店等代表性案件{⑨}的出现，也对小额诉讼程序的建立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实践中，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在1993年率先成立了保护消费者权益法庭{⑩}，此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法院等纷纷效仿。这对于我国建立消费者小额权益纠纷的小额诉讼制度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由于小额轻微案件争议权利十分微小且与公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在我国构建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非常必要。

构建我国的消费者小额诉讼制度，必须以简易、迅速、低成本理念为指导，保障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尤其是保障当事人诉诸司法的权利。具体来说，应体现以下原则：

1.保障当事人平等诉诸司法的权利。我国宪法确立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根据这一宪法原则，公民也有平等的诉诸司法的权利。在起诉之前，不论什么纠纷的当事人，都可以平等地诉诸法院。如果普通公民尤其是财力不足的公民为解决小额争议而使用国家设立的诉讼程序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那么，他们将可能不得不放弃利用诉讼程序的权利。这样的一种程序设计，实际上导致了人们不能平等地使用裁判请求权。

2.遵行费用相当性原理。“所谓费用相当性原理：是指在当事人利用诉讼程序或由法官利用审判制度之过程中，不应使法院（国家）或当事人（个人）遭受期待不可能之浪费或利益牺牲，否则，显受如此浪费或牺牲之人即得拒绝使用此种程序制度。” [14] [14]P272民事诉讼制度目的之一是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基于费用相当性原理，民事诉讼制度也应当考虑当事人的时间、精力和费用的节省等程序利益。一般来说，程序越复杂，不仅法院工作需要更多的预算，当事人的花费也更多，二者是成正相关的 [10] [10]P279，因此，就小额纠纷的权利保护而言，不应当通过复杂的程序予以保护，而应当从提高诉讼效率的角度通过简易化的程序予以保护。

3.协调效率与公正之关系。小额程序的设计无疑是主要从诉讼效率的角度来考虑的，让当事人比较容易地诉诸司法，以较少的时间和费用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小额纠纷。然而，裁判请求权不仅指诉诸法院的权利，而且包含公正审判请求权。因此，为保障小额争议的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在设计小额诉讼程序时，必须兼顾效率与公正的关系。既要保证这一程序的简便易行，同时又要考虑给当事人以基本的程序保障。小额诉讼程序的简化必须以不侵犯诉讼公正为前提，否则小额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的功能将无从体现，反而会走向极端。 [15] [15]在小额诉讼程序中，法官应当保持中立；当事人有权参与程序，他们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有权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当事人双方在诉讼中地位平等，他们具有平等的诉讼权利。这些都是当事人的公正程序请求权的最基本的要素。

4.尊重当事人程序主体的地位。当事人是裁判请求权的主体，当事人双方都有权要求国家对他们之间的纠纷予以公正审判，这是他们的基本权利。当事人基于裁判请求权诉诸司法的时候，既可以选择更强调公正的程序，也可以选择更强调效率的程序。国家应当保障原、被告双方都有这样的权利。

5.部分适用非讼程序。根据传统的程序法理二元分离适用理论，对于诉讼事件仅能适用诉讼法理按照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对于非讼事件仅能适用非讼法理按照非讼程序进行审理。因此，对于私权争议事项，法院在审理时应当遵循辩论主义、直接言词原则、公开原则，并给予当事人充分的程序保障；但非讼事件与此不同，法院在审理时原则上不奉行辩论主义而采取职权主义，公开原则、直接言词原则都受到限制，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较弱。小额争讼案件尽管是属于私权争议的诉讼，本应适用诉讼法理。然而，为了达到简易、灵活、迅速处理的目的，法院对小额争讼案件的审理也应当部分地适用非讼法理。例如，强化法官的职权、实行不公开审理甚至可以书面审理，等等。 [12] [12]

（二）消费者团体诉讼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1条规定，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是依法成立的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根据这一规定，我国成立了全国性的消费者组织——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各地的消费者协会。

应当说，立法在赋予消费者协会职能的时候，设计的还是比较全面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消费者协会的作用往往难以发挥。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子就是2004年中国消费者协会针对银行“霸王条款”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中国消费者协会一开始似乎底气十足，大张旗鼓的在各种媒体上点名对各大银行的“霸王条款”进行征伐，然而壮则壮矣，最后却不见下文。各大银行有的出来理直气壮的“解释”了一下，有的根本就不予理会，最后这场行动在尴尬中不了了之。

这种情况的出现，笔者认为主要在于消费者协会对于不法经营、侵犯消费者权益的经营者缺乏有效的实质性制约手段。从多年的实践看，消费者协会为消费者维权的主要手段有：通过对消费者投诉的解决在个体上实现对损害行为的制止；向经营者发出相应的函件进行劝谕，通过经营者自身的纠正达到目的；借助媒体的力量，对经营者形成舆论压力，迫使其改变不法行为；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建议，通过行政手段对经营者施以制裁。但是，这种监督方式说到底仍然是柔性的而不是刚性的，对很多经营者并不能起到实质性的影响。

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要赋予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性团体诉讼的权力，对经营者形成实质性的制约。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协会的职能之一是就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支持受损害的消费者提起诉讼。实践表明，在不少情况下，消费者希望消费者协会代表其参加诉讼或者受众多消费者委托代表众多消费者利益提起诉讼。法律对此应该做出明确规定，不仅要允许消费者协会支持消费者提起诉讼，而且在特定情况下，能代表消费者提起团体诉讼，成为一个诉权主体。

除赋予消费者协会等团体基于团体章程以公益事业为目的的直接起诉外，还应允许符合一定资格的团体，受有共同利益的多数成员的委托行使诉讼实施权，由其基于任意的诉讼担当，为其成员提起诉讼。为防止该种团体包揽诉讼，应严格其适用条件，这些条件应包括：可以接受诉讼实施权的，应当是以公益为目的的社团法人或团体；该社团法人或团体接受诉讼实施权应在章程所规定的目的与事项的范围内；该社团法人或团体的诉讼担当应向法院提交书面证明文书；该社团或团体仅可为其成员的利益作为原告进行诉讼；该社团或团体不得为放弃诉讼请求撤诉或和解；确定判决的效力，只及于授予诉讼实施权的社员。这样，既可扩大当事人适格的范围，也为消费者群体性纠纷提供了一条新的解决途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近年来，在关于消费者群体性诉讼制度的构建上，有很多学者都提出建立与美国类似的集团诉讼制度。但是，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是一国特定历史和文化的产物，美国集团诉讼根植于英美法系的司法传统，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在美国本土生根发芽，发展壮大。然而，集团诉讼在理论与我国既有的民事诉讼法学理论有冲突之处 [16] [16]P371-379，在实务上我们也缺乏避免其负面影响的必要的配套制度。况且，我国的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类似于美国集团诉讼的功能，只是由于某些原因，它在解决消费者权益纠纷方面的良好效果没有发挥出来。与其另起炉灶，冒不可预知的风险，不如就已有的制度加以完善，并发挥作用。

注释:

[1] 中国消费者协会。 消费者保护的理论与实务[M] . 北京：工商出版社，2000.

[2] [美]玛莉·凯·凯恩。 集团诉讼[J] . 外国法学译丛，1987 ，3.

[3] 罗新宇。 两国法律不同还是赔偿歧视？“东芝”笔记本电脑只赔美国人不赔中国人[N] . 中国青年报，2000 - 05 - 15（2） .

[4] 姜世明。 选定当事人制度之变革——兼论团体诉讼[J] . 月旦法学杂志，2003 ，5.

[5] 赵慧。 国外公益诉讼制度比较与启示[J] . 政法论丛，2002 ，5.

[6] 肖建华。 民事诉讼当事人研究[M] .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7] 陈荣宗。 美国群众诉讼与西德团体诉讼（上） [J] . 法学丛刊，1985 ，1.

[8] 陈计男。 民事诉讼法论（上） [M] . 台北：三民书局，2003.

[9] 李菊明。 民事诉讼中代表人诉讼制度及其完善[J] . 政法论丛，2001 ，3.

[10] [日]棚濑孝雄。 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M] . 王亚新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11] [美]杰弗里·C·哈泽德，米歇尔·塔鲁伊。 美国民事诉讼法导论[M] . 张茂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12] 范愉。 小额诉讼程序研究[J] . 中国社会科学，2001 ，3.

[13] 杨立新。 民法判解研究与适用[M] .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

[14] 邱联恭。 司法之现代化与程序法[M] . 台北：三民书局，1992.

诉讼费用制度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消费者公益诉讼；必要性；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7 ― 0058 ― 02

一、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概述

（一）消费者公益诉讼的概念

消费者公益诉讼，是指由于商品、服务经营者的不法经营行为，致使整个社会的正常商业秩序和消费者公众利益遭受侵害或存在潜在侵害之时，法律允许消费者个人或特定的消费者团体依法为维护消费者公众利益而向法院提讼的制度。消费领域的诉讼具有二元性，一方面是仅涉及消费者个人利益的私益诉讼，而另一方面则是涉及不特定多数消费者利益的公益诉讼。有别于其他公益诉讼模式，消费者公益诉讼是专门适用于消费领域，借以用于保护处于弱势的消费者群体利益，以及维护消费市场秩序的一种新型诉讼模式。

（二）消费者公益诉讼的特征

与普通的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相比，消费者公益诉讼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

1.消费者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一定范围内不特定多数消费者的合法权利，以及正常的消费市场秩序。消费者公益诉讼的目的具有广泛性和公益性。普通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是原告自身合法权益受到直接侵害，请求司法机关确认权利或制止侵权行为而提起的私益诉讼。而公益诉讼的目的截然不同，由于生产者、经营者往往面对不确定的众多消费者，一旦所涉产品、服务出现问题，其对消费市场秩序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

2.消费者公益诉讼中的原告具有不特定性。一般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原告必须是和案件本身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而消费者公益诉讼中的原告得以扩大，既可以是直接的利害关系人，同时也可以是代表不特定多数消费者的国家机构、社会团体。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赋予消费者协会这一社会团体独立诉讼主体的地位。

3.消费者公益诉讼中的原告处分权受到一定的限制。一般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原告有权自由处分诉讼利益。但由于消费者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代表的是消费者群体的公共利益，因此不能像处分自己权利那样来任意处分社会公共利益。当今各国的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都不同程度的通过立法限制原告的诉讼利益处分权。

4.消费者公益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不均衡。消费者公益诉讼中，其一方当事人通常是普通的受害消费者或代表受害消费者群体的组织、团体。而另一方当事人往往是掌握专业知识、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甚至是具有行业垄断性的的大型企业。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具有鲜明的不均衡性。

5.消费者公益诉讼裁决效力具有扩张性。一般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判决不具有扩张性，其效力仅及于诉讼当事人。但在消费者公益诉讼中，因为诉讼目的在于回复消费者群体利益的损害，因此判决的效力也应及于整个消费市场，当然也对所有相关消费者发生效力。

二、我国建立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一）构建公平、和谐社会的要求

消费市场的公平与和谐是我国消费领域立法追求的目标。消费者做为社会弱势群体，难以与大企业，甚至是垄断企业相抗衡。消费者正处于公权力软弱、诉讼无力的尴尬处境，消费领域的和谐构建流于形式，实质公平难以保证。而公益诉讼制度的引入，尤其是在消费市场领域的应用，可以以最低廉、最快捷和最有效的方式回应社会要求。

（二）传统消费者诉讼制度存在不足

1.消费者的弱势地位难以弥补。传统消费者诉讼，基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主要保护消费者的私权利，只有由于只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人能够提讼，所以消费者通常是以个体的身份参与诉讼，较之生产经营者在财力、物力上均处于弱势的地位，消费者诉求难以实现。

2.传统消费者诉讼司法救济途径不足。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消费者提供了五种维权途径，如协商、调解、申诉、仲裁以及。但在实践中，往往是协商不欢而散、调解难解难分、申诉久拖不决、仲裁空口无据、劳心劳力，都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只有引入消费维者公益诉讼制度，才会使这种尴尬的局面得以改观，弥补公益案件的盲区。

（三）消费侵权现象愈演愈烈

商品竞争的趋利性决定了一部分竞争主体，无视消费者权益，非法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滋生。如果进一步统计，消费者侵权案件逐年高速递增。消费者侵权现象的愈演愈烈，呼唤着一种更好的消费纠纷解决方式――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通过诉权主体范围等诉权的扩大，在程序上加大对消费者群体的倾斜保护，尽快的扭转我国消费市场的乱象。

（四）消费市场世界性的必然要求

消费市场的世界性给消费者权益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融入全球消费市场，国内消费者得到更大的实惠；另一方面，大量生产经营者涌入我国，国内消费者亦将面临更多涉及自身利益保护的问题。目前较早步入全球化的西方国家，普遍地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公益诉讼制度，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消费的世界性要求我们转变观念，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救济措施。

三、我国建立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的可行性

（一）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的法理基础

1.公平与效益理念

诺内特・塞尔兹尼克曾说：“好的法律应该提供的不只是程序正义。他应该既有力又公平；应该有助于界定公众利益并致力于达到实体正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平等地位消失，在交易中经营者的绝对优势地位，致使消费者易受到损害而难以救济。所以，如果刻板的追求意思自治，就势必造成实质上的不公平。出于对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的特别保护，应当在立法中采用倾斜保护原则，并进一步构建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提升消费者在消费纠纷中的力量。

2.消费主者权理论兴起

消费者理论，是市场上消费者和生产者关系的一个概念，即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偏好到市场上选购所需的商品，生产者听从消费者的意见安排生产，提供消费者所需的商品。也就是说，消费者应当是消费市场的主导。他要求国家制定法律，首先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维护其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消费者理论为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在各国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推动了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

（二）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基础

1.《民事诉讼法》的修改

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之所以迟迟难以建立，缺乏诉讼法支撑是一个关键问题。2013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增加了公益诉讼条款，新增加的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至此，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建立的障碍消失。

2.国外成熟的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的先鉴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仅仅三十余年，面对消费纠纷这一市场经济的产物依然处于起步阶段，还很不成熟。美国、德国等老牌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早在20世纪便逐步建立起了消费者公益诉讼的诉讼模式。

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美国制定了旨在救济力量分散的消费者的集团诉讼制度。该集团诉讼制度在美国的运行，极大的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使不法生产经营者无处遁形。而处于大陆法系的德国，在特别的经济立法中赋予消费者团体诉讼权利，建立了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在消费者公益诉讼领域的制度建设，有益于我国消费者公益诉讼的移植和建设。

（三）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的社会基础

1.消费者团体的成熟

中国消费者协会自1984年12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至今，在立法立规、受理投诉以及宣传教育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逐步走向成熟，全国县级上消费者协会已达3270个，2012年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56，843万元1。相较于消费者个人，消费者协会实力更强更具社会影响力。其专业维权律师团队的介入提升了诉讼成功的可能。

2.消费者公益意识的觉醒

19世纪末20世纪初，消费者运动开始兴起，逐步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开来。各国相继成立为数众多的消费者组织，消费者公共意识的觉醒也势不可挡的席卷全球。过去的一年里，从北京市公交卡利息案，到无锡市一次性餐具费用案，一场又一场的公益诉讼官司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他们的诉讼行为早已超出了私利的范畴，是代表大量受害者以及潜在消费者利益的主张。消费者公益意识的觉醒，毫无疑问将是推行消费者公益诉讼的强大力量。

结语

消费作为社会生产、生活领域最为关键的一环，始终是各国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而消费领域主体――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更是法学界着重关注的、亟待突破解决的问题之一。民众希望公益诉讼制度能够成为消费者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武器，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消费侵权问题，遏制不法生产、经营者的违法行为。这既是消费者们对自身利益的诉求，同时也是经济部门希望实现的公民普遍维权、配合监管的理想氛围。制度的完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我们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消费者公益诉讼路径。今日，运行了21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迎来它的第一次修正，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的蓝本已经纳入到我国法律体系之中。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将为消费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参 考 文 献〕

〔1〕颜运秋.公益诉讼理念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