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论文范文

城市化论文范文第1篇

正如前文所述，房地产市场成熟度可以反映出某一区域(或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状况以及整体的发展形势，政府部门可利用成熟度评价结果来了解当前房地产业的发展现状及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关系，为政府调整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以及引导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服务，使得资源得到更加有效配置，及时发现房地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非周期性异常波动，从而减少房地产业对国家经济金融产生的波动与风险。同时，对企业和消费者也都有积极意义:企业可以及时了解房地产业的整体状况和行业结构，掌握不同区域房地产市场的差异性，使之洞悉市场变化趋势，发现投资机会，提高其投资时机、投资结构的决策准确程度，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投资风险;有助于消费者认清市场，掌握市场发展的真实规律，不盲目跟风，选择适合自身的住房需求，从而有利于整个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具体来说，市场成熟度可以认为是市场参与者用于描述市场的发展阶段或市场化程度的概念，其主要用于研究特定市场的发展程度，理解市场怎样形成、演进及未来的表现，帮助决策者决定如何在特定的阶段投放特定的产品(KeoghandD''''Arcy，1994)。［1］通过对市场成熟度的研究，了解市场阶段性演进的特征和表现，有助于解释目前市场上产品使用、投资决策行为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市场活动等。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化进程的框架下涉及市场成熟度方面的研究初现端倪。1991年，沃克和弗拉纳根(WalkerandFlanagan，1991)最初用市场成熟度来研究中国香港房地产市场，认为一个成熟的市场具备高层次的机构投资、成熟的金融结构、规范的金融市场并且海外投资、机会点以及多样化收益都具有一定的市场规模等特征，这些指标得到了学界的广泛支持。［2］之后，西科(Seek，1995)又增加了经济体的实力和类型、市场规模、完善的基础条件等市场成熟度考量指标。［3］关于市场成熟度方面，研究最为全面的是基奥和达西(KeoghandD''''Arcy，1999)，［4］他们在对市场成熟度相关文献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市场成熟度的涵义及考量指标重新进行界定，如使用和投资机会，灵活性，专业度，信息和研究性，开放度，标准化等指标。发展到今天，市场成熟度理论根据其研究的领域和对象不同，还有以下几种定义:第一，市场成熟度是衡量市场进化程度的指标，以不断下滑的增长率为特征，当市场不再出现增长，就可以被视为饱和(Graham，2000)。［5］可以采用收入弹性作为具体的衡量指标，当收入弹性小于或等于1，即收入的增长不再创造更大比例的需求增长，市场就被视为完全成熟。一个完全成熟的市场就是一个增长量不超过收入/经济增长的市场。当收入弹性为0，即收入的改变不再对需求产生任何影响，市场就被视为完全饱和。换言之，市场成熟维度的早期阶段则出现在收入弹性值不断下降但仍大于1的时候。第二，通过反映不断减小的增长率的时序曲线，如系数小于1的对数函数和集合函数、半对数曲线可以用来研究成熟度，而双曲线、修正的指数或对数曲线更适合用来定义饱和状态(Saunders等，1987)。［6］这种方法最主要的缺陷是仅考虑时间参数，忽略了驱动需求的其他重要因素，如收入和价格变化。第三，咨询公司卢森泰(Lucintel，2009)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把成熟市场定义为旅程数增长等于GDP增长加产量增长的和，任何附加增长都被定义为“生产”增长。为了量化一个市场的成熟程度，他们提出通过GDP+产量增长与旅程数增长的比值来定义的成熟度要素(MF)概念。当市场成熟，MF值就是100%。当市场还有“生产”增长，处于欠成熟阶段，MF值就应该小于100%。有关房地产市场成熟度的研究自1994年起就不曾间断。具体来说，市场成熟度的研究可以帮助理解城市房地产市场怎样形成、演进以及未来的表现，还能作为如何选择在不同城市、不同市场投放合适的房地产产品的决策指标。奇恩和邓特(ChinandDent，2005)采用Keogh的市场成熟度框架对东南亚的办公楼市场成熟度进行了研究。他们试图改进研究方法，确立明确的成熟度标准，建立1～10的评分范围，1代表最不发达的，10代表最发达的。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混合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市场给高效运作的房地产市场投资活动提供了显而易见的大量机会。近来，皮鲁米(Pelumi，2012)以Nigeria为例对发展中国家的居住房市场进行了研究，把大量的信息流和高度遵循总体规划视为成熟居住房市场最重要的标志。目前，国内涉及房地产市场成熟度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见。已有的研究仅限于房地产成熟度模型方面的评价，如房地产咨询机构仲量联行(JLL，2010)、俞海海(2008)［11］等都曾建立过相应模型对当前房地产市场成熟度进行评价，虽然两者设定的评价指标相应有不同侧重，但对市场成熟度阶段的划分基本一致。也有个别文献只是将市场成熟度作为住房流动性的一个指标来分析(包华，2008;WuandZheng，2008)。基于以上分析，根据借鉴仲量联行的研究，笔者认为，评价城市房地产市场成熟度可以遵循以下4个指标:(1)房地产市场高度透明:市场信息能够自由流通、政策执行有力以及交易流程相对公平;(2)资本流通性强:在资本流入和流出方面与国际房地产资本市场紧密联系;(3)优秀的居住环境和物业服务:主要指环境可持续性、节能且管理优质的物业;(4)客户来源广泛:客户覆盖范围广，不仅限于国内客户，同时还有大量的国内外客户进驻(尤其是企业和总部)。根据以上评价指标，大致来说，自1998年城镇住房改革实施以来，我国整体上房地产市场成熟度曲线攀升迅速，其市场表现和投资前景如下。

二、我国城市房地产市场投资前景

为全面分析我国各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投资前景，笔者参考克而瑞信息集团的《2013年中国城市房地产市场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分别从市场需求、市场供求、市场容量以及外部因素等4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并对分类指标进行相应完善，然后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其中，采用常住户籍人口比、城市动迁增量需求、人口复合增长速度、居住面积改善性需求、租赁市场住房户比例等分类指标来衡量城市房地产市场需求情况;采用土地供求情况、房屋供求情况、实际房价增长率等分类指标来衡量市场供求关系;采用人均购房面积、城镇职工工资、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房价收入比等分类指标来反映市场容量;采用该城市的城镇化率、人口密度、城市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值等分类指标来反映外部因素。表4显示，一线城市以及二线城市的市场投资前景相对较高，6个一线和22个二线城市全部进入前50排行，37.5%的三线城市进入前50排行，四线城市除廊坊进入前50排名外其他普遍排名偏后。二线城市中苏州、青岛、宁波等非直辖市城市的市场容量也有较大发展空间，主要是由于外来企业的不断进入，城区不断扩展，人口快速导入。此外，随着整个京津冀一体化和大七环格局的形成，廊坊也进入了城市房地产投资前景的前50名，具备一定的投资潜力。而从各类城市得分来看，一线城市中北京和上海平均得分最高，按城市线别，平均得分及中位数依次递减。二线城市总体排名较为靠前，常州、东莞等个别二线城市由于市场较为成熟，短期内市场容量空间有限，因此得分较低;三线城市的个别城市得分较高，主要是这类城市市场处于快速发展期，其城市市场投资前景较大;而四线城市由于市场处起步阶段，总体得分偏低。

三、总结与对策建议

城市化论文范文第2篇

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在1956年发表的《乡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SocietyandCulture)一书中，提出了“大传统”和“小传统”这一对概念。所谓“大传统”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创造和代表的文化，即精英文化;而“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2］徐州市在进行城市审美文化建设的时候不仅重视传统的主流文化———两汉文化，同样关注民俗文化，下文将以彭祖饮食文化、徐州伏羊节为例进行分析。4000多年前，彭祖建大彭氏国，彭城因而得名。相传彭祖活了800岁，是中华饮食文化及养生文化的鼻祖，作为彭祖文化的栖息地，徐州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彭祖饮食文化、养生文化等遗产。彭祖的母亲是大漠的丁零族人，有食羊的习惯，可以认为彭城吃羊的习俗发端于五六千年前的彭祖，几乎与中华文明史同步。2002年7月11日中国(徐州)彭祖伏羊节正式命名。首届伏羊节是由罗广金先生创意策划、全面组织的，在中山饭店、彭城啤酒厂的大力支持下，全市有100余家饭店参与，徐州民俗学会、《彭城晚报》作为主办单位，《徐州日报》、《都市晨报》、徐州电视台给予了大力宣传，《新华日报》在2002年7月13日刊登了徐州伏羊节的报道，江苏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播放了徐州首届伏羊节的热烈场面，以后每年入伏之日举办伏羊节，成为徐州公认的民俗文化。

2005年，徐州市政府将此民俗活动纳入徐州饮食文化范畴;2008年，中国(徐州)彭祖伏羊节获“中国优秀节庆品牌”称号，被评为“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中国烹饪协会认定徐州为“中国伏羊美食之乡”，确定了徐州伏羊节在国内的唯一性和权威性。一年一度的伏羊节开始于入伏的第一天，持续时间为一个月。这一个月中徐州当地百姓集中在各个酒店、饭庄以及专门的羊肉馆、烧烤摊，吃羊肉，喝羊肉汤。有人曾经描述徐州伏羊节的场面:“徐州伏羊节极为喜庆，没到日子就开始张罗，置酒肉，添桌椅。白酒要高度的，啤酒论箱、论捆。满街红、黄的条幅，即使是平时不起眼的小餐馆也要用红纸黑墨写上相关的字样。平时生意就红火的羊肉馆甚至在门口搭起大篷，多放几张桌子，热闹情形如同乡下娶媳妇坐大席。”［3］众所周知，在严寒的冬天喝着热腾腾的羊肉汤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可徐州人偏偏选择在夏天，其目的就是以热制热，排汗排毒，将冬春之毒、湿气驱除，达到以食养身的效果，因此徐州民间早有“彭城伏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的说法。徐州的其它民俗文化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与发展，比如戏曲艺术中的柳琴戏、徐州琴书等，民间工艺中的徐州剪纸、徐州香包、丰县糖人贡、沛县封侯虎、汉王石刻、邳州木刻版画等，异彩纷呈，各具特色。徐州市在城市审美文化建设过程中不仅强调传统主流文化的作用，同时也注重发展民俗文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余论

随着城市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审美文化建设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城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如何发展城市审美文化，突出城市的文化内涵，弘扬城市的人文精神，是每个城市都需要思考的问题。建设城市审美文化，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做好城市传统主流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的共同建构。所谓的城市传统主流文化主要是指在国家的大文化背景下，城市根据自身的历史文化情况，由城市政府推动和弘扬的一种主流文化，旨在凝聚城市民众的精神共识，为城市发展提供可靠的精神动力。如何做好城市主流文化的建设，笔者认为应做好如下几点:首先，明确城市的传统主流文化是什么。每个城市都有自身的发展历史以及在历史中积淀的特定文化内涵，城市在进行审美文化建设之前应该对自己的文化归属有定位，明确城市的文化精神内涵所指，这样才能把握住城市文化发展的大方向;其次，深入挖掘既定的主流文化内涵。在明确城市传统主流文化的基础上，每个城市应该深入挖掘传统主流文化的史实资料，比如徐州，在确定自身的主流文化为两汉文化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徐州的汉文化史实资料，先后发现汉代大小墓葬300多座，汉代兵马俑4000余件;再次，注重主流文化的宣传与弘扬。

城市的审美文化建设应该本着开放融合的精神，将自身的主流文化展现在大众面前，积极弘扬文化精神，使其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这样才能将城市的文化形象竖立在世人面前，更有利于城市的发展。徐州市将已发现的汉代文化遗存开发为旅游景点，供游人参观，对城市的汉文化精神形象进行了很好的塑造和展示。城市的审美文化建设不仅需要以传统主流文化作为基础，更需要城市民俗文化作为支撑。所谓的城市民俗文化是指依附城市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同样担负着凝聚人心、感召民众和传承城市文明的社会责任。所以城市在建设审美文化的时候应该注重民俗文化的作用，将其与主流文化共同构建，发挥其在建设城市审美文化、弘扬城市审美文化精神、树立城市文化形象方面的作用。笔者认为，城市民俗文化的开创性建设应该做好以下几点:首先是发掘城市民俗文化。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民俗文化，且每一个城市的民俗文化是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的，有的民俗文化已被发掘并得到了很好的继承，有的则不被众人所知，处于消失灭绝的境地，因此，城市在进行民俗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掘各类民俗文化，争取做到没有遗漏;其次是要对已发掘的民俗文化进行很好的保护与传承。中国民俗文化的处境:虽然被发掘了，并被人们所认同了，但很少有人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与传承。因此，政府部门应该采取相应措施鼓励民间艺人传承民俗文化，鼓励更多的人投身到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建设中，让民俗文化得以推广和流传，为城市的文化形象增光溢彩。

城市化论文范文第3篇

城市作为复杂多变、包罗万象的现象集合和社会存在，其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定义。总体来说，城市的定义包含以下几个要素。第一，环境（生态）要素：这主要包括满足城市生产发展的人口、资源和自然等客观环境要素。第二，经济要素：城市是经济集聚和经济功能性的载体，经济发展所依赖的物流、空间、资本等要素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第三，社会要素：主要是指城市生产方式、价值观的独特呈现和表达方式，城市社会特征是一种文化的表达。城市并非是简单的人口、生产资料、商品交换的聚集地，它“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城市是人类文化的载体和存在方式，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和人格价值诉求。正如斯宾格勒断言：世界历史就是城市和市民的历史。可以说，城市的发展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城市文化的发展历史。人类把城市作为地域性乃至世界性的发展中心，留下城市独特的建筑、习俗、风格等文化遗产，将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成塑造为城市的灵魂。为了更好地理解城市文化，本文借用任平教授关于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内涵定义：所谓文化就是与自然相对立的人类“内隐的或外显的行为方式”，文化在本质上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而城市文化就是以物质的和精神的空间显现的人的文化，城市、人、历史、文化及其相互关联城市的灵魂。城市文化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物质文化层即城市的建筑文化，管理秩序层即生活与行为制度层次，精神秩序层即心理观念文化等人文价值层次。这其中物质文化是城市文化的基础，制度文化是中介，生活秩序文化是表现，人文价值文化是灵魂，整个城市文化不过是由精神秩序、人文价值核心外化构成的文化价值体系。城市文化是城市与文化的统一体，是城市精神外化及人格化的表现，是都市人之为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城市文化属性首先表现为城市文化的开放性。开放性在早期商业城市的海外贸易和经济交往中得以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城市作为空间节点开拓世界市场建立普遍联系时，城市体系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借以经济、文化的开放迅速扩大。对不同文化的接纳是城市社会交流的必要前提，源于经济的发达开放形成的对不同地域、文化价值观的异质主体的开放包容，最终打破传统乡村文化保守性而形成城市文化的开放性，成为城市文化的根本特征之一。城市文化属性其次是自治性。城市文化自治性是指内化为城市价值、文化结构、行为模式的平等观念、民主意识和法治精神。平等是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是对市场经济主体的承认和尊重，资本主义对交换价值的追逐，将平等观念与实现人的独立性一同“植入”了城市文化的精髓。在平等观念基础上进而产生广泛的城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政治参与秩序。现代城市社会的复杂分工与社会交换呼唤确定性、统一性、稳定性的规则，于是正规、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开始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法律本身还内涵着对平等、自由、民主的价值追求。现实来看，平等、民主、法治基础上产生的市民社会真正成为“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城市正是市民社会的诞生地和发达健全的标志，是世界市场的支配力量。城市文化属性核心归于自由性。卢梭认为，人人生而自由。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资本主义以对私有财产的自由支配与处置、以自由竞争为内在规律的资本增值实现对经济秩序的无形维护，自由文化表现为经济行为和社会功能上对提供选择的可能性、实现目标的手段的多样性以及获取劳动成果的公平性的满足，对自由的追求是人的本质复归的过程，是完整的人以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的过程，是从本质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彰显的过程。

二、城市文化的西方视阈演化逻辑

考察城市形成、发展史，可以发现城市、城市文化是生产力水平和专业劳动分工的必然产物。当公元前五千年左右人类发展所需的农作物开始积累时，一部分劳动人口得以解放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工作，早期城镇就已经雏形显现。人类长期的远古狩猎活动、谷物栽培、规模化生活以及文字记载等各种手段的实践和社会变革中，全部发展使得村庄文化逐步向城市文明退让。“人类能力的发展，人类自我的扩大……这种发展文化在城市结构上有许多表现，所有这些都是这种独特过渡的具体表现形式，亦即文明的兴起”。然而由于其与现代城市的突出差别，使得这样的前现代性城市（城邑、城镇）的发展数量、规模和质量都十分有限。随着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的号角吹响，现代性主导的城市化浪潮在世界各地以爆炸性的姿态快速推进，其与前现代城市在功能、规模、性质等各方面呈现出本质差异，正如吉登斯所描述：“现代的城市中心，是根据几乎完全不同与旧有的将前现代的城市从早期的乡村中分离出来的原则确立的”。然而，现代城市化的目的也仅仅在于实现工业化，进而满足资本日益膨胀的本性。科学技术无所不能的假象膨胀了工具理性，在造成理性与自然和人性的断裂的同时，造就了启蒙成为新的神学的退化。现代城市化造就了高效的生产机制、发达的工业社会，但两百年间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将人类在工具理性催生下的贪婪堕落极致展现，现代文明在现代性、资本全球化泛滥中造就了城市的发展困境和城市文化的无序迷茫。工具理性的失败呼唤人文理性的回归，人类和城市曾经追求的工业文明城市结构正在坍塌，当前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在通过信息重置人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之间的关系，并深刻地变革城市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同时，城市表面繁荣下的冲突与浮躁深入城市文化肌理。面对城市和城市文化问题，西方学者从不同维度展开了深刻的思考与探索。以列斐伏尔、大卫·哈维、爱德华·苏贾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将空间纳入资本扩张、生产方式的逻辑并视其为资本主义进入新阶段的表现。列斐伏尔通过“社会性、历史性、空间性”三元辩证法的改造，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正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通过社会生产关系由空间中物的生产转变为空间的生产即生产空间本身。大卫·哈维通过对“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升级，坚持认为城市生活中表现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时空压缩”体验，资本同一性扩张过程也是不平衡地理学的形成过程。爱德华·苏贾也认为空间具有本体论的性质，城市空间不再是生产的容器存在，而是被纳入了商品生产、利润增长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城市空间具有自身再生产的能力和文化属性。海德格尔、胡塞尔、刘易斯·芒福德等后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崇尚对日常生活的回归及去中心化、差异化的文化，后现念与当代城市文化的变革融为一体。人本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以情感、意义为本体，从人的认识、情感与本质的重读和发掘，用积极的日常生活经验来包容、协商和认同全部的差异、多元，倡导人道主义和日常生活实践的城市文化理念。海德格尔将城市定义为商品化、技术化、市场交换的场所和产物，通过对现象学文化意义的回归，揭示人类存在的根源及生命意义。胡塞尔否定实证主义的科学原则和量化的工具理性，以回到生活世界重拾丢掉的文化、价值实现对意义理性的重建。刘易斯·芒福德超越城市原始的防卫与商业等实用功能，在更高层次上阐释了城市力求差异化的文化交融和文化城市作为城市文明与社会的本质存在。

三、城市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批判逻辑

在城市文化的现代与后现代争辩、多元性与一元性激烈交锋的背景下，“只有通过某种主导型文化逻辑或者支配性价值规范的观念，我们才能够对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真正差异做出评估”，这也为马克思主义对城市文化的审视批判提供了出场的可能。马克思将资本主义作为城市文化分析的现实语境，揭示资本作用下丰富、多样、复杂的社会历史性，明确扬弃资本逻辑作为实现社会发展统一的样态，是马克思主义城市文化理论的基本批判理路。

1.人的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城市文化论述的本质解读。

在关于人的发展的规定性上，马克思将人的发展过程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三个阶段，并分析认为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人的存在发展方式，人类最终将实现“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关于人的发展的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的起点是人对自然的改造，“自然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来说才是存在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统一”。当然，有生命的个人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第一个历史事实则是有生命的个人的物质需要，这样的物质需要表现为衣食住行，由个人组成的交往关系就构成了社会的全部内容。城市代表着社会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和文化追求，个人和社会具有内在同一性，社会的生产发展也产生于个人的社会实践和创造并最终服务于人的需要，从而形成了人的现代化作为城市文化的本质要求的唯物史观依据。正是基于此，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认为城市的作用在于改造人，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刘易斯·芒福德表示城市从一开始便具有人类性格的许多特征。

2.文化来源于人的实践活动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首先，劳动生产是实践的最主要形态，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只表现为价值增值过程的一种手段”。一个阶级通过对物质劳动和资本的占有，占据社会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私有制、基于私有制存在的文化对立贯穿了文明的全部历史。其次，马克思通过劳动、实践走向唯物史观。马克思强调感性的活劳动即实践的主体地位，社会物质（商品、货币、资本）是物化劳动的产物，人口是实践主体，物质生产方式是主体用实践的劳动工具组成的生产关系作用于实践对象，社会存在本质上就是社会实践结构，这样就构建了从实践观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通道。最后，实践活动是一切认识的起点和认知的根本手段。一切社会存在都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实践是把握、理解社会关系的根本方式，马克思主义就是以实践把握现实世界的系统化世界观理论。

3.对资本统治逻辑的揭示和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城市文化论述的核心。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的崛起是由以工业文明浪潮为基础的现代化运动直接造就的，工业文明在资本统治逻辑的推动下表现得无处不在。资本的本性首先是逐利性，对利润而不是道义的追求是资本与生俱来的本性。“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其次，资本运动和扩张具有贪欲性和无限性。资本只有不停地运动才能保持资本的本性，一旦停止运动就转化为一般的货币和财物而不是资本本身而存在。资本的第三个属性是物意性。资本的本性必然要把所有的生产要素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把一切都变成资本的逻辑。资本主义就是把一切劳动物质化，把一切物质商品化，把一切商品资本化，使人类社会进入物意性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样态。资本的第四个属性是依附性。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资本形态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到借贷资本的变化，正是资本与其创新特性相联系寄生性加强的体现，资本的创新是服务于资本增值需要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的深入剖析，形成了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的资本批判逻辑。

4.批判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城市文化论述的语境。

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最大化对自然的耗费和对主体的普遍物化，批判了作为资本主义罪恶的生动体现的工业城市，批判资本主义城市文化的基本样态：城乡对立、阶级对立。马克思坚持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并批判指出，资本的发展必然遭遇自然与历史界限，只有全面化和过程化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才是对资本逻辑在生产生活中对自然的无尽索求和对人的无限物化的彻底扬弃。而且，马克思的革命性、批判性是与建设性、发展性同为一体的，对资产阶级的无情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执著追求是互为一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物对人的统治关系下，人对人的依赖关系是由资本对人的统治、资本家对资本的掌握，导致的人对资本家的依附关系。随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和国家政权的消亡，人类才开始成为社会和人自身的主人即自由的人，实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将资本批判与社会建设结合，用新世界观、新历史观分析当代资本社会和城市问题，向世人宣告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最终实现空想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向。

四、结语

城市化论文范文第4篇

文化是社会历史长期积淀的产物，包括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也是一座城市的根基．城市文化区别的根本所在，具有其地域性与历史性特征，并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发展与变化．城市特色是一座城市区别于其它城市的个性特征，其历史、文化是构成城市特色的重要因素．特定的自然环境与地域风貌孕育了徐州这座拥有两千多年悠久文化的历史文化名城，这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不可复制的资源．在经过了注重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人们关注的重点逐渐转移到了文化带给人们心灵的满足感．汉代是我国民族精神确立的时期，是民族自信力最为强盛的时代，雄浑豪放、民风纯朴、开拓进取、百折不挠是汉文化精髓之所在．汉代也是兼容并蓄的时代，注重文化交流，以开放的态度吸收各民族优秀文化，使得许多外来文化融入中华文化之中，成为汉文化的一部分．现代社会的开放也需要人们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从传统文化中人们更容易感知自然之统一、阴阳之和谐，理解天人合一的重要性，这也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内心所缺少．“以文化建构城市，让历史服务于现代”［1］把历史文化资源在城市设计中充分加以利用，展现汉文化主题，可以更好地提升城市知名度，进而打造“文化徐州”的品牌．

2徐州汉文化研究与发展现状

四百多年的两汉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无比辉煌的一页．徐州作为两汉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至今保留着很多汉文化的遗迹．除了汉墓、汉兵马俑与汉画像石以外，还有项羽的戏马台、刘邦的拔剑泉、子房山等．其艺术形式多种多样．如石雕、砖雕、玉器、金银器、漆器、陶器、建筑等．其中，很多属于国宝级文物，极具艺术欣赏和考古价值．这些是汉文化研究的物质基础，反映出距离两千多年前的汉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对于汉文化遗迹的保护与开发，是汉文化研究与开发的基础．从汉文化遗迹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浑厚豪放的汉代精神，这也是融入城市文化之中的精神力量之所在［2］．对于徐州这座有着悠久历史与独特文化的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的古迹留存是现代城市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发展可供研究与借鉴的实物，是延续城市文脉的源泉．在两汉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徐州市近年来加大了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力度，建造了许多仿汉文化景观和以汉文化为主题的城市公园．作为传递汉文化精髓，塑造城市人文精神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树立两汉文化品牌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汉文化景区的建设是徐州汉文化展示的一个亮点．以汉文化为特色的主题公园，集中展示了两汉文化精髓．融历史博览、园林景观、旅游休闲为一体，动漫展示与互动形式的融入增加了趣味性，使游客主动参与其中．建筑设计突出汉文化主题，以仿汉建筑为主，突出汉代建筑雄浑、大气的特点，这也是汉文化精神的一种直观展现．除此之外，徐州博物馆、汉画像石馆、龟山汉墓、汉城等景点分散布局，以点带面，营造出城市的整体文化氛围．公共艺术方面的汉文化展现，主要体现在公共环境中的雕塑与壁画作品．例如，三环路环岛的系列雕塑、云龙山隧道口的浮雕、泉山断崖壁画等．汉文化作为徐州现代城市设计之精髓，在建筑、城市景观、公共艺术等方面都应有整体的规划与设计．要考虑诸多的因素与层面，充分体现城市特色、个性与魅力，并以可持续发展的思维去进行现代城市环境的构建，真正使城市精神与内涵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使人们产生归属感与认同感［3］．

3现代设计理念与徐州汉文化的结合策略

如何将现代设计理念、手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城市设计，是当代设计从业者一直在探讨的课题．文化存在于精神，反映于物质．在现代城市设计中无论是建筑设计、环境艺术设计，还是文化媒体的传播，都植根于文化，是文化的一种外化体现．人们置身于城市文化氛围之中，了解城市历史与文化，直观感受到城市文化的底蕴与内涵．汉文化要以现代形式表现出来才能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现代与传统才能达到和谐的统一．运用现代设计理念展现徐州汉文化，就是要把城市文化的独特内涵用现代设计的视觉语言展现出来．

3．1运用现代设计理念建构城市空间

城市空间包括城市规划、建筑、园林与公共艺术等，这是城市的大环境，是城市文化风貌最直观、最生动、最形象的呈现，人们置身于其中就可以得到精神上的体验．汉代距今历史久远，留存下遗迹多为墓葬．所以，在城市空间设计中应注重汉文化精神的融入．例如，简洁方正的整体风格的营造与自然材质、有代表性色彩的运用，都使人们能够感受到汉文化中的古朴与庄重．要使汉文化能够真正融入现代城市空间中，就不能生搬硬套，必须以现代设计理念进行重新规划与整合，经过抽象与重构的过程，古为今用．例如，汉画像石艺术馆新馆的设计，融汉文化内涵与现代设计方法为一体，既注重方正简洁，又不拘泥于讲求对称的汉代建筑形式，依山而建，运用古朴自然的浅色石材融于周围山水之中，建筑周围园林景观的设计洒脱而写意，使得建筑整体丝毫没有突兀之感．在建筑形式上以粗犷的直线条似刀削斧劈般建构出整体形态，体现出雄浑豪放的汉代精神，如图1所示．建图1徐州汉画像艺术馆新馆Fig．1Fig．1XuzhouMuseumofHanDynastyStoneRelief筑中既有代表汉文化特色的汉阙形态作为视觉符号，整体上充满时代感．建筑内部注重自然光线的运用，顶部及墙面大面积采用玻璃，增加透光性，使得内部空间通透而明亮，人们置身其中体验到汉文化与现代科技方法的完美融合．

3．2运用现代设计理念构建城市CIS系统

城市CIS系统全称为“城市形象识别系统”，其基本内涵在于通过挖掘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内涵，给予城市准确定位．通过独具代表性的视觉形象，表达城市的文化内涵，使城市更加具有个性与特色，从而塑造新的城市形象．人们在城市形象的提升中获得生活品质的提升，让更多的人通过城市中实实在在的品质，获得对城市的整体感知［4］．城市CIS系统是以创造良好的城市形象为目标，以简练概括的视觉设计语言；突出城市文化的独特性，体现城市整体形象，展示城市品牌，彰显城市魅力．其中，既应包含传统文化内涵，又应反映时代气息与现代城市的精神风貌，又能通过简练而概括的符号语言；使人们获得有效的视觉感应，进而加深记忆效果，最终达到城市文化的传播和促进的目的［5］．城市CIS系统的设计过程是城市文化整合的过程．对于徐州这座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城市，在进行城市设计的过程中引入现代设计理念，构建城市标识系统．对于提升城市凝聚力，塑造城市文化精神，树立城市整体形象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其中，应充分体现汉文化的内涵，使传统历史文化真正融入现代设计形式之中．

3．3充分利用现代传媒传播汉文化

汉文化品牌的传播离不开现代文化传媒．首先要以现代设计理念树立汉文化品牌，要依据不同的产品类型选择不同的包装形式和广告载体．徐州的两汉文化品牌必须打好文化牌，注重将传统文化融入到具体产品形象包装上去．选择合适的品牌传播时机，采取平面、户外、展览会等形式的广告媒体和互联网、手机APP、数字互动媒体、车载移动媒体等新兴广告媒体，以合理的搭配使徐州两汉文化的品牌形象迅速深入人心．要在管理、销售和服务等环节上增加投入，将无形的文化价值转化为有形的品牌价值．在品牌传播上，要借鉴外来成功品牌的经营理念，系统、科学地调整品牌推广方向和发展目标，让徐州的两汉文化品牌独树一帜，并逐渐成长为国际性文化品牌．为了更好地传播汉文化，树立城市品牌形象，政府应建立有关城市形象及相关内容传播机构，对此进行统一规划、运作．要调动区域内媒体为塑造和传播城市文化服务，尤其是对城市文化的内涵、驱动要素进行统一设计．要充分利用媒体，借助媒体平台推进城市文化的塑造、传播和汉文化的传承．

3．4运用现代设计方法推动周边文化产品的开发

汉文化艺术节作为徐州汉文化宣传的重要平台，应调动各方力量，以汉文化作为载体，展示徐州文化底蕴与发展变化．以歌舞、民俗、餐饮等形式，共同营造文化气氛，成为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运用各种媒体的宣传与推广，弘扬城市文化，打造城市品牌．利用舞台剧形式展现徐州汉文化特色．借鉴平遥古城的《一把酸枣》、云南昆明的《云南印象》、皖南宏村的《宏村•阿菊》等极具地方特色且制作精良的歌舞剧，以直观的展示与极富艺术感的形式，使得人们对于当地的地方特色与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旅游商品开发亦是汉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人们来到徐州不仅要看汉文化的遗迹遗址，领略地域历史特色的人文风俗，感受到独特的城市建筑设施，还应购买到特色旅游商品，感受到徐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徐州现有的旅游商品包括汉画像石拓片、金银箔礼品、线装书籍、兵马俑文物的仿制品等．近年来，不断开发出丝巾、领带、扑克牌、明信片等旅游纪念品，从形式及内容上都过于陈旧与传统，与现代审美需求脱节，需要推陈出新，突破传统，把现代设计形式与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对接与融合［6］．

4结语

城市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苏南区域现代化；文化软实力；特色文化城市；文化自觉

Abstract： Constructing the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soft power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rategies in the contemporary global competition， and became the element of national and regional productivity. From cultural viewpoint，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 the role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which has the effect on the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and model inno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South of Jiangsu area， however， it has been the obstacle of inhibiting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society. City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issue in the aspect of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function for South of Jiangsu area and China： The first is that building the orientation idea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city should be the breakthrough point of solving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in city； The second is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organic interaction between creative class in urban and spatial field， which is the basis of the reproduction of city cultural capital； The third is the double construction of rural and urban or regional cultural circle and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the high-end intervention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city value chain. As the primary economic city in South of Jiangsu area， Suzhou not only show the sample effect based on the first state level moderniz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in China， but also consider how to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heriting and supervising the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eventually exploring a characteristic mode to lead the modern development in China by the characteristic urban culture.

Key words：regional modernization of South of Jiangsu area ； cultural soft power ； cultural consciousness ；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city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5-28（9）

1 苏南区域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逻辑

1.1 文化视角：苏南区域现代化发展的演进路径

学界关于苏南区域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探讨由来已久，尤以经济学的研究最为活跃。陈晓华和张小林认为，苏南乡村经济形态发生了由内发型转向开放型的转变并带动县域经济以及区域经济的崛起[1]；袁丰等人指出制造业区位从乡镇向城区的调整有力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和苏南城市化进程[2]；此外，注重自然地理环境要素的比较优势论[3]和经济体制转换的新制度主义论[4]也盛行一时。尽管经济学能够对经济运作模式作出多元性并附有启发性的理论阐释，不过一旦在解释具有相同或相似区位优势以及同样经历市场化改革的省份或区域却又存在巨大发展差距的反常现象时往往缺乏理论解释力和现实应用性。而且，这些经济解释的共同之处在于将苏南现代化进程视为一种宏观层面制度创新的结果。然而，马克斯・韦伯则认为包括经济现象在内的广义社会现象无不收到各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刻影响，其享誉世界的宗教研究就是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导下所完成[5]。对于长期占据吴文化中心和中华文明重心之一的苏南地区而言，其积淀并传承千年的历史文化无疑在形塑其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大作用。故有必要建构一种“文化―制度”变迁的视角，重新探寻苏南社会结构的历史轨迹和演进机制。

苏州对于劳动力密集性制造业的“路径依赖”也必然会造成新兴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上占比不足而形成的产业“结构性空洞”，进而严重制约产业结构转型的动机和速度，而一些后发展城市在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优化方面取得重大进步。以重庆为例，2014年该市基本形成了“三二一”的高服务型产业发展格局，而苏州仍旧维持以第二产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形态。从现代服务业来看，重庆在金融资产规模规模、增加值以及占GDP比重等重要指标上都高于苏州。一些客观评价体系所公布的数据（如中国金融中心指数12）也从侧面印证了其在服务性经济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事实。并且其工业内部结构调整速度进一步加快，传统行业获得升级增值，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13。

全球化加速进程色文化城市价值的失落与同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城市全球化的影响下，包括苏州在内的、与世界市场和分工体系存在密切关联的经济主体极易受到全球性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侵袭，本土性精神和文化完整性可能遭受削蚀，进而导致城市出现特色消失和定位趋同等问题，突出表现就是在中国一些中小型城市严重忽视本地环境承载限度和民生服务配套，盲目推进“国际化都市”、“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等项目上马，“贪大求全”的城建之风愈演愈烈。 而且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上的相互抄袭和移植现象日益严重，城市形象塑造和品牌营销也日趋行政化、空泛化和低俗化。这种超越实际、过度追求“虚无国际化”的城市定位策略必然导致以“产业同质竞争、项目重复建设、空间批量生产、功能华而不实为特征的‘城市’” [8]。

另一方面，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过程中也不断受到“唯经济论”的形塑并日益主导了城市的狂飙式发展，致使一切以提高GDP速度为中心的“经济驱动型”城市化模式长期占据着城市建设和管理战略规划的首要位置。这种经济功能的过度扩张必然使城市资源集中于能够带来短期经济绩效的“表层”建设，其他功能势必会急剧萎缩，城市结构关系的平衡与协调关系遭到破坏，文化功能与经济功能的失调现象尤为明显。近年来，一味追求西方格调的城市定位策略对中国城市建筑形态和文化风格造成了巨大破坏，引发了城市历史文脉和生活方式“自我解构”等突出问题。关注现世价值的“唯现在性”成为了许多城市中的街道、广场、雕塑等文化要素的唯一表达，城市丰富的时间结构性被抛弃和遗忘，历史传统、文化价值、精神气质、审美情趣面临消亡，“千城一面”的中国城市景观使城市个性与特色可能消失殆尽。

1.3 文化自觉视角：以提升城市文化核心竞争力为目的

全球视野内特色文化发展战略的崛起。城市作为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本质集中体现为一种通过调整内部结构关系以动态适应外部环境，最终完成整体性的变迁和进化过程。而达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协调经济、政治、文化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要素比例关系的“功能转型”过程来完成，具体而言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制度、市场、经济、文化 等综合要素的转型与更新。[9]”而在其中，文化转型的意义尤为关键。自20世纪末以来“硬实力”在国家竞争中逐渐“退场”，而“软实力”的概念开始作为国家综合国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正式提出并得到普遍认同。约瑟夫・奈将“软实力”定义为“国家发展力量的第二层面” [10]，能够“通过文化和价值观的吸引，迫使别国和城市接受自己的价值观，渴望达到所希望的繁荣和开放程度” [11]。“软实力”之于城市发展的意义则体现在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以及重塑城市精神和市民人格结构两个方面。自20世纪中后期成功摆脱“二战”危机进而崛起的伦敦、巴黎、巴塞罗那、新加坡等城市先后采取“文化城市”的定位策略，将具备无限开发性与经济转化性的文化资源作为推动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的生产性要素，在加快经济结构转型、融合产业发展以及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另一方面，城市作为文明的标志贮藏着人类历史文化的最精华部分，反过来“给予城市社会以自豪感，凝聚人们的精神，紧紧地把社会联系在一起[12]”。文化在精神意义上的社会整合作用赋予每一个生活个体以城市独特气质来培植精神根柢，在建构极具创造力和想象力又不失整体协调性的市民阶层的过程中推动着城市向更高的文明层级进化。例如伦敦“充满机会的城市”的发展理念就在创造着复合社会全员利益的空间价值[13]，这种极具人本主义精神的城市发展观改进了市民的社会空间认知，对城市的整体性认同也在不断升华。这些成功的范例表明在后工业时代城市增长方式和竞争焦点已出现重大转变，即“文化将超越政治和经济成为国家、地域和城市间竞争的最有力武器” [14]，并以为核心竞争力的特色文化城市正成为新一轮世界城市的发展趋势和重点建设目标。

苏南特色文化城市建构的迫切性。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是建构一个国家或城市文化竞争力的培育土壤。但是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不仅促进了不同国家之间在经济文化领域的交融合作，同时也意味着冲突和碰撞也可能进一步激化，集中表现为地方场域文化正面临由全球化“文化定制”[15]所带来的规训风险，最终因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全盘西化而解构消亡。面对改革开放初期所出现的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费孝通就主张通过“文化自觉”运动予以回应，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6]苏南地区也正是在文化自觉的指引下探索出特色现代化发展模式并成为中国区域现代化建设的典范，在全球和地方文化的协调平衡中获得了现代化发展的可持续动力。

同时，“文化自觉”也表明建构文化软实力的根本在于激发出本土文化价值和意义的觉醒意识，并在思想观念上形成对区域历史传统的“先知先觉”。然而，当前苏南地区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反映出其现代化发展与本土文化之间的耦合交互关系正在破裂。原因在于传统文化自觉的内涵更多地是在反思中国乡土文化的过程得到阐释和实践。对乡土社会文化传统的回溯固然可以促使苏南地区在改革初期通过创新农村经济体制而独领。但随着中国城市化率的快速上升，城市对社会经济的驱动效应日益增强；而乡村社会却由于自身结构具有封闭性和群体关系的同质性，造成创新活力被锁于传统桎梏之中，乡土文化自觉对于区域现代化发展的意义和重要性日益减弱。从英国伦敦市政府制定的《伦敦： 文化资本，市长文化战略草案》计划以及新加坡提出的“创意城市国家”的顶层设计概念之中可以发现，文化创意、文化资本和文化战略已成为现代全球性文化城市的重要方略，“城市文化自觉”的意义与价值正在凸显。尽管苏南长期以来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但直到《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中才首先提出以建设“文化强市”为攻坚任务的系统性文化发展战略。顶层规划的长期缺失对苏南围绕自主创新能力建构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模式构成制度，并不断拉大与那些以城市作为现代化驱动核心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而且其文化内核也可能在全球化的裹挟之下发生解构和崩溃。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苏州核心竞争力的建构必须从单体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跃升至全球城市网络，以扩充文化资本的价值能级[22]。其中产业转型和区域一体化协作是苏州联结全球特色文化城市价值链的两项关键举措。其一，苏州必须依托于江苏省的人才、教育、科研和资本优势，以创新和科技为引擎，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和国际融合性的文化科技产业。扶持策略可以通过文化基金、金融文化产品等金融衍生品的形式集聚社会资本以解决中小文化企业的融资困难。同时，必须扎根于苏州市区和乡镇优质的生态和文化资源，围绕各级文化遗产着力打造以旅游、休闲、健身、现代农业为特色的文化旅游线路和精品项目，创造“中国内核，国际品味”的文化品牌。其二，为深化苏南区域经济社会协作能力，在经济分工层面必须通过整合区域资源来提升产业转型速度和提升国际竞争力，而在文化建设上应以打造吴文化差异化圈层体系为目标。苏州应提升区域文化首位度，联合无锡和常州打造“吴文化次级都市圈”，在等级规模、发展导向、产业设置上与“大南京文化核心都市圈”实现差异化融合。这必须加强苏南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顶层设计，并且克服文化价值观念、城市空间规划、行政管理模式等障碍，特别是要加紧建立“乡域-县域-市域”现代交通运输和信息流动的“高速通道”。此外，苏州可以利用毗邻上海的地理优势，通过产业协作、人员交流、交通互达等方式，降低自主发展成本，促进两大区域文化核心地带的融合共通，打造面向世界文化市场的国际化层级的区域文化协作体系，带动整体城市文化实力的有效提升。

3 苏州特色文化城市建构的顶层定位

作为苏南区域经济“发展极”城市，苏州在战略区位、国际制造、开放平台、历史人文、生态本底等方面所具备的比较优势将成为建构特色文化城市的战略依托。而且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也为转型进程增加“势能”，全球城市化趋势也提供了介入全球文化城市价值链高端环节的现实路径。因此，苏州应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塑造“守望者”角色，充分发挥本土文化优势和依托国际高端定位制定特色文化发展的顶层方略。具体包括：

3.1 守望东方古典文化：塑造中华城市文化的本体样板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到宋代之后的吴文化不仅奠定了苏州在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也构成了苏州向特色文化城市转型的专享性优势，涉及建筑、手工艺术、戏剧、诗词、宗教、绘画、民俗、饮食等各个门类。因此，“中国吴文化中心城市”应成为苏州未来的精准定位，并以此作为涵容中国古典文化精髓的基点。而在实践行动上应采取“文化战略规划+文化法制建设”的“组合拳”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全方位和有重点的保护和开发工作。首先，推进古城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对具备协作联系的文化要素进行系统整合。比如将苏州的历史名城、名镇、名村和名街与有关苏州的名流贤达、诗词和民俗艺术塑造为“体验式文化展示空间”，通过文化遗产的联动效应增强游客的代入感和实地感受，推动保护性空间向生产性保护基地升级。其二，立足于苏州“世界级-部级-省级-市级”战略性文化资源体系打造“世界遗产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品牌，建立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示范区城市文化形象标识。并且加强与行业领导性企业在品牌推广、运营管理、商业开放等方面的合作，促进遗产保护与商业价值开发的有机融合。最后，以“崇文睿智”为核心苏州精神应融入进城市整体规划和细节设计，构造苏州特色专属性文化场域，在城市商业设施、居家住宅、公共建筑的规划过程中突出吴文化“秀丽典雅”、“自然山水”和“开放包容”的特质与风貌，形成具有“内圣外王”、“天人合一”和“中西合璧”等高辨识度的城市文化符号，提升苏州城市形象和国际知名度。

3.2 守望江南文化传统：打造水韵人文空间的集体记忆

京杭运河与长江纵横于苏州大地，太湖身处其侧，园林之水和小桥流水又点缀其间，这“一江四水”是苏州建城之开端和兴盛之根本。而在当下，以“一江四水”为主题概念进行品牌塑造和优化城市空间和产业布局，能够以战略资源储备的意义为苏州积累和创新特色核心竞争力。首先，必须将水元素应作为核心意象融入进古城、古镇的规划设计，不仅要对苏州城内长存千年的水路并行双棋盘交通体系进行有效保护，而且石拱桥，石驳岸，石板路等也需要进行恢复性重建。而针对水乡古镇的旅游开发应以“体验参与”为核心思路，加强与一、二产业的资源融合发展，探索“水乡乐”、民宿体验等融合发展模式。并且在主题设置上体现各自特色优势，打造错位互补式江南水乡古镇旅游群落。其次，在京杭运河的苏州段建设沿河步行街，扩大绿化面积和完善服务设施，融合名人故迹和著名诗词的人文意趣，打造中国首条“京杭运河―吴文化”双主题的步行文化街。此外，由于苏州园林的山水意趣和昆曲的水磨调在水文化韵味上相得益彰，可以在园林设计中将山水以及昆曲等传统艺术融入其中，达到“园林须邻水，昆曲绕花厅”的效果，真正发扬吴地水文化的精髓。最后，打造“环城游憩”主题旅游项目，推进环太湖、环阳澄湖等旅游集聚区建设，创新开发休闲度假旅游产品，构建水文化循环型经济体系。

3.3 守望中华传统智慧：创新民族高新技术产业体系

“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双示范区的顶层设计势必将弥补苏州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本、人才、技术等资源短板，从而稳步推进文化创意产业的高端化和增值化以及现代产业体系的尖端化和信息化。其一，重点建设国家高新开发区，提高文化产业的集聚度，建设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特别是要快速推进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上下游产业链的协作能力，形成全市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的融合发展格局。其二，合理布局文化产业的发展序列，实行整体规划和错位发展，在重点发展战略性、紧缺性、高利润性的主导产业的同时加大对小微创新企业的扶持力度。其三，政府在鼓励和扶持企业建设研发机构的基础上，必须围绕融资服务、人才培养、技术成果转化和推广加大服务力度；推动技术研发的协同机制创新，深入开展企业与江苏省重点高校、研究院所在应用型技术领域的深度协作，通过优质人才技术、教育等资源的跨区域流动来建立和健全产学研体系，提升技术转化效率和附加值。其四，大力开展对外文化贸易，积极介入国际文化产业链的高端环节。紧密依托“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打造具有中国内核与世界精神的文化贸易品牌，利用多级资源扩展全球文化营销网络，扶持并鼓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跨国文化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分工以及加快海外投资的步伐，并以推介会、展览会、新媒体营销等方式提展现苏州古今交汇、中西荟萃、刚柔并济的城市魅力。

[3] 曹宝明，顾松年.新苏南发展模式的演进历程与路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2）：63-65.

[4] 洪银兴.苏南模式的演进及其对创新发展模式的启示[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2）：31.

[5] 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Ⅷ）：宗教社会学[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 邱成利，冯杰.“苏南模式”的发展及其路径依赖[J].中国工业经济，2000，（7）：53-54.

[7] 刘志彪，张晔.中国沿海地区外资加工贸易模式与本土产业升级：苏州地区的案例研究 [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8）：57.

[8] 刘士林.特色文化城市与中国城市化的战略转型[J].天津社会科学，2013，（1）：214.

[9] 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M].张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

[10] 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吴晓辉，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11] 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M].郑志国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12]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M].宋峻岭，李翔宁，周鸣浩，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8.

[13] 张鸿雁.城市空间的社会与“城市文化资本”论――城市公共空间市民属性研究[J].城市问题，2005，（5）：6.

[14] 理查德・罗杰斯，等.小小地球上的城市[M].仲德，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15][18] 邵颖萍.全球化与场域精神：麦当劳在东亚城市的“文化定制”逻辑[J].社会，2013，（3）：184.

[16]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17][21]张鸿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自觉”与创新――以苏南现代化示范 区为例[J].南京社会科学，2013，（11）：60-63.

[19] 理查德・佛罗里达.创意新贵――启动新新经济的菁英势力[M].郑应媛，译.台北：台湾宝鼎出版社，2003.

城市化论文范文第6篇

（一）关于高校参与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类型问题

高校参与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工作，不能使用一种模式、一种方法，应从高校所在的不同的社区类型角度出发进行活动。从我们在北京、武汉、上海、南京等城市社区的调查表明，城市社区有不同的类型，包括工业社区、商业社区、文化社区、政治社区、居民社区等，不同社区类型在文化建设方面应该有不同的建设途径与文化特色，有不同的发展创新思路。高校的领导和文化工作者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其所在社区的文化建设现状和文化发展需求来参与规划项目和建设内容。同时，在参与社区文化建设问题上，除了高校积极参与外，高校还应当联合社区的企业和其他事业单位共同参与建设。这样一来，加强社区文化建设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就更多了，力量就更大了，城市区文化建设的步伐就会更快了。

（二）关于高校参与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态度问题

我们高校的领导、文化工作者，首先要形成一个区域文化建设的理念，即做到关心高校文化建设与关心所在社区文化建设是一个整体的建设工程，积极热情地与社区的领导和文化部门的同志共同研究、共同规划。同时要从加强社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责任制出发，采取积极的态度。高校应以社区一员的主人翁的态度，把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当成高校的一部分重要的社会工作去关心、去支持，积极主动地参与城市社区的文化建设，真正做到急社区文化建设之所急，解社区文化发展之所难，满腔热忱地投入社区文化建设的实践之中，才能真正把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好、发展好。

（三）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现状以及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认识不足，很多人并不充分了解社区文化建设的本质内涵，更没有认识到社区文化建设对于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意义，”有些社区工作者把社区文化建设简单地等同于社区居民的休闲和健身娱乐，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街道也没有详细的文化建设发展规划，简单的把社区文化建设定位在娱乐和文体活动。二是社区文化设施相对薄弱，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场所达标率低。调查发现，不少社区的文化中心建设未能达到标准，功能很不完善；三是社区文化设施的建设不平衡，社区与社区之间由于条件环境差异，社区的文化设施也不均衡；四是“社区文化建设的投入和分配机制不够完善，社区文化建设资金仅仅依靠政府投入的方式严重制约了社区自身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分配不尽合理导致部分地区社区文化建设中过分追求形式而忽视了文化软实力的提高。”

（四）高校参与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责任和任务

高校参与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责任范畴，对高校来说有两层含义：一是高校作为城市社区的一部分，应当首先建设好高校自身的大学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二是高校作为所在社区的一个成员，还要与其他成员共同建设城市社区的公共文化。一方面，高校要加强自身的大学文化建设。《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加强高校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高校文化建设应以关心师生员工的健康生活保障为宗旨，加强物质文化建设；应以提升师生员工的思想道德素质水平为尺度，加强精神文化建设；应以推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的发展为追求，加强行为文化建设；应以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实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目标加强制度文化建设。从而形成社会主义意识为主体的大学文化，使高校成为传承和创新民族优秀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坚强阵地。同时，高校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洞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大环境的变化，随时会影响大学成员的学习、工作、生活以及他们所参与的各种社会活动。因此，要积极营造健康向上的精神文明建设氛围，创建大学周边良好的文化环境，成为大学进行文化建设的共同任务。另一方面，高校要处理好高校小环境文化建设与社区大环境文化建设的关系，积极促进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和发展。高校要促进高等教育同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和社区事业的发展紧密结合，高校文化将以自身的人才优势、文化资源优势、科学技术优势和特色，参与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活动，推进城市社区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促进城市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上层次、上水平。

二、高校参与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主要途径和活动方式

（一）建立联合建设社区文化的工作机制，不断创新社区文化活动的内容

高校参与和引领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是大学的一种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坚持“校地合作是高校与地方政府、企业等部门间的合作，不仅是一种教育理念，也是一种发展模式。在高教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高校积极主动与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构建产学研合作载体和共建平台，深化校地合作，其实质是教育资源社会化和社会资源教育化，就是大学对文化在区域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区域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区域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客观地讲，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应当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区内的高校、企业、党政机关积极参与的联合建设运行机制。社区文化建设由政府制定总体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由社区文化机构制定建设行动方案，对文化团队的组建以及日常活动、日常管理、以及参加文艺演出方式予以明确规定，实现对业余文化活动的规范化管理。高校在参与社区文化活动中要充分发挥骨干带头作用，积极选派有较高水平的师生加入社区文化团队，充当社区文化活动的主力军。调查表明，从各地开展的城市社区文化活动形式来看，确实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但参加活动的人员大多是社区的老年人，由于一些项目缺乏现代文化的内涵，对社区青年群体相对缺乏吸引力。为此，高校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当联合社区内企业事业单位的合作力量，在文化组织建设、项目构建、形式设计、内容创作、活动队伍培训排练等方面精心规划，并联手开展各类文化活动，通过创新的内容和变换的形式促进其发展。既坚持发展社区传统的、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项目，又要坚持以满足城市社区全体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加强城市文化推陈出新，创作一批既有时代气息、内容健康的，又有社区地方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项目，真正做到内容形式丰富多彩，社区成员喜爱并广泛参与，增进社区文化建设的实效性。

（二）加快发展城市社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

发展城市社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加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促进社区文化发展繁荣，必须要有经费保证。政府要加大文化专项资金投入，逐步建设社区的图书室、报刊阅览室、演出场地的舞台灯光、音响设备等。还要通过多种途径筹集资金加强社区文化建设。高校在参与发展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应当直接投入一定数额的资助资金，另一方面可以利用高校的科技人才与文化资产独立创办文化产业，也可以与社区或街道联合创办文化产业，引入市场经济运行规则，既可以为市民文化需求进行有偿服务，以繁荣城市文化，又可以利用其经济收入投入社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解决社区开展文化活动经费不足的困难，切实为社区人民群众文化事业贡献力量。

（三）运用大学的人才资源积极参加社区文化活动

其一，高校的共青团组织、学生会要积极指导社区中小学生的读书活动。在开展读书活动的基础上，可以组织高校的大学生社团利用业余时间到社区内的中学和小学校去，组织中小学生开展以“中华美德颂”为主题的读书活动或讲演比赛，引导青少年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美德和中华民族精神。其二，组织“五老报告团”进行专题报告。由社区统一领导，组织社区内高校、企业、机关的热心社会工作的老领导、老干部、老专家、老模范、老教师成立“五老报告团”，根据社区理论宣传、形势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列出专题，分头到社区机关、学校、企业和街道做报告，效果很好。其三，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服务社区文化活动。志愿者服务活动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城市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体现了当代青年一代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反映了高校文明进步的良好形象，是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具体体现，更是弘扬社会主义道德的生动实践。建立大学生文化志愿服务长效机制，高校鼓励大学生志愿者积极开展服务社区文化活动，如帮助老人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帮助弱势儿童学习文化，帮助社区筹办与开展业余文化活动，帮助社区举办宣传专栏、黑板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这有利于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有利于在城市社区形成团结互助、尊老爱幼、共同进步的社会氛围和人际关系，以汇集正能量，营造文明和谐的社区环境。

（四）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不断加快社区文化人才队伍培养

城市化论文范文第7篇

1.1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对复杂的系统进行评价通常是依靠多种指标进行的，而指标的选取在复杂系统的研究中是一个关键问题，更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指标数量过少会使信息量不足而影响评价结果，指标数量过多则会出现大量的冗余信息，加大了分析计算的难度．所以指标的设计一定要坚持全面性、发展性、特殊性、可操作性和侧重性等原则．

1.2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

目前对于指标的筛选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相关分析法等，其中，层次分析法主观性较强，由于评价者的不同偏好，对所给出的方案评价不一，导致部分信息失真;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相关分析法虽然能减少指标间的相关性，但是剩下的指标不能全面地反映评价目标的特性．该文构建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大体思路如下:首先根据专家经验初步拟选出能够反映该体系脆弱度的相应指标，构建一个初步的指标体系，然后利用spss软件对该体系中各个子系统中初步选取的指标进行聚类分析，选择出最能代表该子系统的指标并建立最终评价体系．

1.3脆弱性评价模型的建立

该文将模糊数学方法和传统评价方法相结合来分析系统的各方面相关信息，首先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聚类分析方法合并相似度过高的指标并选出代表指标，同时引入区间变量，建立系统间的发展阶段的模糊区间，以模糊辨别两系统的演进模式，并结合模糊函数建立评价模型，以此研究两系统间的脆弱状况。

2结果分析

2.1评价指标的初步选取

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和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使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带动经济的发展;二是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周边的用地性质发生了改变，进而改变了当地人们的生活观念．因此，城市化子系统应该包括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四个方面．每个方面又选取了多种指标，该文城市化指标共选取了27个．生态环境是指与生物体相互作用的资源环境或与生物体进行物质能量流动众多因素的集合．生态环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物体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二是影响生物体的各种生态因子．因此，本文从大气环境、水环境、固体废弃物、噪声环境和生态保护五个方面构建生态环境子系统．每个方面也同样选取了多种指标，该文生态环境共选取了20个指标．

2.2评价指标的筛选

以经济城市化子系统为例，运用spss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得出树状图，五次迭代内被归为一类的说明指标间相似度较高，可以合并为一类，从而得出该子系统内的代表指标．同理可以得出其他子系统的代表指标，该文不详细列出．最后得出该评价指标体系的模型．

3结论与讨论

该文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并根据聚类分析后得出的树状图确定分类个数，构建了评价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解决了指标在选取时的信息重叠和筛选后的指标存在片面性的问题．从总体上看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中某些城市脆弱度隶属度基本维持不变，而其他城市则有向上一级脆弱度过度的趋势，整体来看没有逆向发展的趋势，说明这些地区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对各个城市之间进行比较，鹤岗和鸡西2004～2010年基本维持在较重脆弱度等级中，而双鸭山则基本维持在较重脆弱度和中度脆弱两等级中，虽然这些城市没有逆向发展，但是由于该种脆弱度较为低级，所以以上城市应加以应对，扭转现有形式向良好脆弱度等级发展;佳木斯2004～2010年间虽然也基本处于较重度脆弱度等级中，但是佳木斯却呈现出了向中度脆弱度等级过渡的趋势，说明该城市治理的方针政策是有效果的，但是力度不大，所以趋势较缓较慢;七台河基本以中度脆弱度等级为主，近几年呈现了逐渐向较轻度脆弱度等级过渡的趋势;而牡丹江则是这些城市中发展最好的城市，总体上以较轻脆弱度等级为主并且还明显的有向轻度脆弱度等级发展的趋势，说明该地区在推进城市化进程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力度较大．

城市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文化 城市文化 公共设计 艺术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崛起，东方古老的文化已越来越多地与更多西方的文化相融合，中国式的城镇也渐渐被西方的城市所影响。着眼于现代，摩天大楼、立交桥、玻璃幕墙作为现代化城市的重要标志被竞相复制，传统建筑文化也仅仅只象征性地被简化成建筑的拼贴符号，作为城市和建筑灵魂的城市个性在大拆大建的灰尘中被淹没。越来越多的城市已逐渐克隆性地发展，没有性格、没有特色，更令人担忧的是，城市的文化将在历史发展中渐渐被摒弃。作为城市灵魂的城市个性有逐渐衰落和消失的危险。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趋同的形势下，如何保护、发展和创新城市个性显得尤为重要。

公共艺术设计以其宽广的设计形式和艺术载体，可以在城市的发展中为保护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空间。正所谓城市是公共艺术的载体，公共艺术属于城市，它随城市而生，为城市而存。

一、城市文化

文化体现的是城市的记忆。不论城市的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老城区的历史街道、文物古迹、老居民区，亦或是这城市传统的技能、习俗，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形式都是这座城市的古老记忆。而这些也体现了一座城市的文化价值。因此，历史脉络和文化脉络作为城市的独有标签应该被世人所重视。

文化体现的是城市的精神。一座城市中居民的价值观念、社会形态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是这座城市的城市精神的综合体。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城市的建筑、广场、设施都可以在世界城市的发展中被横向或者纵向地复制与模仿，但一座城市的精神是永远不会被复制与模仿的。居住在这座城市当中的市民所具有的价值观与世界观是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凝结了该城市的历史、文化、风情与风貌，是这个城市的文化结晶。

城市文化是一种付诸于城市的文化形态。比如我国的潍坊风筝文化、成都巴蜀文化、南京金陵文化、郑州殷商文化等。这些独特的文化在提升城市形象和城市品位的同时，也优化了城市的经济投资环境与文化传承环境，在各方面均有效地促进了城市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由此可见，城市的文化对城市的发展与建设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城市文化的提取

城市是不断发展的，我们在建设城市时，应对城市的历史文化在保护的同时加以提炼，而对城市文化的提取包含了提取城市文化中的视觉形象，以视觉的表象对城市进行标签式定位，使其具有自身的个性。从世界各地已形成的个性城市看，特色的城市大致可分为政治性城市、经济性城市、文化性城市、宗教性城市、旅游性城市。这些城市对城市文化的提取，都浓缩了城市的过去与现在，对城市的物质、精神遗产进行了文化提炼，并使之成为城市形象的灵魂，这也是这些城市独具特色的优势及其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那么，如何去提取一座城市的特有文化呢？

1.提取自然形象。自然形象是每座城市不可比拟的、独特的自我优势，包括城市所在地的气候、地质地貌、水文、特产等自然资源。

2.提取景观形象。城市景观可以给人留下对于该城市的第一印象。景观中的城市的平面布局、城市色彩、城市绿地等，甚至城市的商业街、市政广场等都可以被提取为城市的独有特征。

3.提取标志形象。城市标志性的形象是浓缩的表现形式和抽象化了的城市形象。有直观的标志形象和无形的标志形象，市徽、市花、标志性雕塑及建筑，或是城市的名称都代表了一定的城市标志性形象。

4.对视觉形象进行共性提取。将城市文化提取为有共性的视觉形象为市民创造和谐、舒适、美好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会使市民的城市荣誉感增强，生活幸福感增加，同时也会增强城市的吸引力、辐射力。

三、城市公共设计中的文化艺术形式

在城市文化越来越稀少的今天，可以考虑以公共艺术设计的形式来将城市文化展现在公众的面前。

公共艺术是城市文化的个性符号。让雕塑与绘画、建筑或其他门类找到完美契合点，这也就形成了当代的公共艺术。城市公共艺术，尤其是文化建筑，应该注重文化门类本身和地方文化的结合。城市不应是放置艺术的容器。城市本身应是艺术品，因为艺术不应仅仅是装饰都市生活的奢侈品，艺术应改善都市生活的质量。城市公共环境艺术是为了塑造城市形象和环境，在城市形象策划的基础上，应将形象工程落实到空间载体上，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对公共环境艺术建设进行统一的、系统的规划，塑造

[1] [2] 

城市特色必须要突出地方精神。

在城市的公共设施造型方面，应从当地特有的文化元素、历史遗迹和器物中发掘灵感，如城市历史中积淀下来的绘画、雕塑、古迹、文物、文献、传说、音乐及民谣等均可融入城市的公共设施中。并通过现代的设计手法使用这些符号元素，唤起现代人对过去的探究、回忆与醒思。

在公共设施的色彩设计方面，必然要借助和依附于造型，而色彩本身一经与具体的形象结合，便具有极强的感情意味和表象特征，具有强大的精神影响力。因此城市的主色调应在大方向上统一，需结合周边的建筑和自然环境进行调整。设计师需根据城市和城市文化本身的不同，设计不同风格的城市公共设施，做到“天人合一”。

结语

城市化论文范文第9篇

城市绿色影响因素分析

我市绿地被蚕食，已不成其为体系。用行政手段干预历次《太原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时有发生，致使一些单位和个人擅自变更规划用途，挤占公共绿地，私搭乱建和超强度开发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府东街以北到东缉虎营，规划绿地一公顷，已被全部营造了房屋；南海街小区20米×20米绿地被占用；河西中部及平阳路的防护绿地被大量侵占，修建住宅。滨河东路南内环北侧规划的50米绿化带，已被数幢高层建筑侵占。长风大街规划的王村公园，其土地已被拍卖，改作了住宅。长风小区的绿化带已被列入建房之列。《总体规划》控制的滨河东、西路两则的50米宽的绿化带已被断断续续的切断，改变了用途。这都是规划管理不力，执法随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城市形象。

影响城市绿色问题的成因

其一，绿化环保意识淡薄，对城市绿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其实，城市绿化，并非只是单纯的栽花种树，而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其二，“老板规划”。其本质——项目背后有钱权交易问题，也是城市规划建设方面的腐败问题，给国家造成极大的浪费，殃及子孙后代。“十年浩劫”以后，到1986年末，全国各地完成了总体规划。随着改革开放和房地产业迅速发展，纷繁的建设实践和随之而来的复杂矛盾，迫切要求修改完成不久的总体规划。当时，市场经济大发展，外商纷纷来华投资，城市政府把城市发展寄托于外商，外商指到哪里，城市规划就做到哪里，这种规划，只重视物质设计，失去了社会发展依据，只听从老板摆布，由此就出现了“老板规划”。其三，急功近利。改革开放，“西风”吹来，盲目追求，简单抄袭，生搬硬套，互相“克隆”，不结合本地的经济承受力，只致力高水平成果，弄得现在“千城一面”的尴尬局面，其结果占用了大片土地，浪费了资金，损害了城市形象，丢掉了城市特色。其四，在实施《总体规划》过程中，规划管理不善，执法不严，未按我国《城市规划法》严处违反规划的重大项目负责人，并以此进行教育。

城市绿色格局的构建

（一）城市“森林”建设。

森林绿化是生态城市建设的基础。成片的林带，其环境、生态效益是其它任何形式都无法比拟的。因此，把“树木”引入太原中心城，是提高我市生态环境质量和美化城市的根本途径。将林业和园林融为一体，以树木为主体，包括花草及其中的建筑设施，包含公园、街头绿地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绿地、垂直绿化、行道树、疏林草坪、片林带、防护林、水源涵养林、草地、水域、花圃、苗圃、果园、菜地、农田等。其范围重点在中心城，扩展到市区，考虑到市域。从市民的工作生活需求出发，全面规划设计林种、景区、景点及各种植物群，以改变城市的生态系统。第一，城市道路是首选的绿化线。行道树的主要功能是吸尘防噪、消纳污染物和提供绿荫。加强城市道路的绿化建设，精心绿化迎泽大街、水西门街、府东街、府西街、北大街及五一路、解放路和新建路。同时，建设绿色生态保护环，外环两侧各设置30～50米的林带，为抵御西北风，在西北方向要适当加宽。规划将单行树改为双行或多行，达到纵横向都郁闭成林。按树种进行搭配栽植，注意落叶树、常绿树的搭配。靠建筑物一侧栽种落叶树，夏凉冬暖，多姿多彩；靠车行道一侧，种常绿树，对噪声、灰尘、污物有降低和阻隔作用。对影响视野和通行的枝条要及时修剪，以形成分枝高、枝条粗壮的树林。第二，培植防护林带和隔离林带。汾河中轴线和贯穿东西沟河绿化建设。在汾河城市段筑坝蓄水，绿化美化，结合现状在汾河两岸各设50米宽的绿化带。以保证城市绿色空间及其通气走廊；加强东西沟河的绿化建设，河西六条沟是：北排洪沟、玉门沟、虎峪沟、九院沙河、开化沟、风峪沟，河东五条河是：小返河、阳兴河、北涧河、北沙河、南沙河，每条沟河两岸留设30米的林带。两岸防护林，则宜选择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的林种，可植欧美杨，几年则可成林，既可抵御洪水、在中心城各分区之间和新区之间，以及住区与喧闹的道路、市场、工厂之间，要设防护林分隔带，适当加大面积，使人有闹中取静的感受，力求形成城市的消毒站，保障人们的身心健康。第三，水系绿化建设。城西水系，将汾河水引入森林公园——动物园——饮马河——西海子——南海子——迎泽公园，使湖面变成活水，经南沙河排放汾河，对沿河岸进行绿化美化。

（二）立体绿色建设。

中心城绿化不仅仅在平面上做文章，达到较高的“绿地率”，而且应开拓绿色空间，增强绿化的层次感和立体感，追求较高的“绿视率”。在城市用地紧张的情况下，立体绿化不仅是增加绿量的现实途径，也是美化市容的有效措施。据专家论证，向建筑索取绿化空间，可使城市绿化覆盖程度增加20%以上。我市城区的楼顶面积至少10万平方米，再加上阳台、墙面，立体绿化的潜力很大，但要设计“种植槽”，并制定有关政策加以推广和保护，这也是世界规划建筑面临的一场革命。因此，目前应大力提倡屋顶绿化和阳台绿化彩化等，并搞好花、草、树木品种之间的立体搭配，使之形成一个超于自然的植物垂直分布生态系统，创造更多的生态建筑。今后，新建居民住宅和单位办公楼，都应预留绿化槽和设置花台，为立体绿化创造条件。同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墙面垂直绿化，就是用大自然中的绿色植物来砌墙，是城市的“立体草坪”。这种墙有绿化、美化城市、减少光污染、制氧、除尘、杀菌和消音的功能与作用。对道路狭窄的地段，可建设“生态墙”，建筑物墙或杆柱以藤木爬绕，形成绿色墙，以扩大绿色空间，改善环境和丰富城市景观，从而形成“墙面攀藤蔓，窗前花满台，楼顶长花草”的多层次绿色空间。

（三）公园绿色建设。

中心城的公园特别是位于市中心区的大型公园，具有吐故纳新的作用，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释放氧气，优化城市大气质量，并能吸纳噪音和部分有毒气体，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其功能犹如肺脏，因此被称为“绿肺”。而我们长期受噪声和有毒气体污染的太原人，见到的却是满目高楼大厦（有人赞它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商业社会的偶像；但也有人说它是愚昧落后的表现，是对环境的损害），缺乏的正是公园和绿地。因此，强化“绿肺”建设是非常之重要的。1998年初，太原市公园（公共绿地）面积约736.06公顷，从城市可持续的角度规划公园面积约1505公顷，新增769公顷，提高104.48%，按等级分为五类。

第一类一般性公园（即综合公园）。指供城市居民作良好的休息游览和文化娱乐的、综合为主的有一定用地规模的绿地。综合性公园的内容、设施较为完备，规模较大，质量较好，如设有露天剧场、音乐台、俱乐部、陈列馆、游艺室、溜冰场、茶室、餐馆等。园内一般有较明确的功能分区，如文化娱乐区、体育活动区、儿童游戏区、安静休息区、动植物展览区、园务管理区等，规划面积891.4公顷。

第二类专类公园。指性质比较单一，以某一项功能为主的公园。包括儿童公园、动物园、植物园、体育公园等，规划面积259.4公顷。

第三类纪念性公园。指以革命活动故址、烈士陵园、历史名人活动旧址及墓地为中心，以纪念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革命烈士而建置的公园。园内除纪念用场地或建筑外，尚可利用周围自然条件扩建若干休息游览区、寓革命传统教育、纪念性于娱乐之中。规划面积73.08公顷。

第四类小游园。建置在林荫道或居住区道路的一侧或尽端，规模不大，可视为城市道路绿化的扩大部分。规划面积66.12公顷。

第五类居住区级公园。建置在居住区内部，主要为该居住区居民服务的公园。规划面积215公顷。

（四）庭院绿色建设。

单位庭院约占建成区总面积的20%左右，是中心城区增绿量、上水平、出精品的潜力所在。特别是沿街单位修建透视墙后，庭院绿化已与街路绿化连成一体，其地位、功能更加突出。庭院绿化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是增加比重。单位庭院绿化用地占建设用地面积的比重，旧城区不应低于30%，新区不应低于40%.其中，医院不应低于45%，生产有毒、有害气体的工厂和高等学校不应低于40%.低于以上标准的单位，应按要求尽快补足。二是专用绿地。单位的庭院绿化，除了在面积、功能方面满足自身的需要外，还应在色彩、造型、风格等方面与周围环境协调一致。为此，必须改变单位庭院绿化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无序状况，将其纳入建成区园林绿化的总体规划之中，统一标准，严格把关，分头实施。就是打破行政隶属关系，凡在建成区内的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其庭院绿化方案必须报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后方可实施，并由其按照审批的方案严格进行检查验收。对不合格者，限期达标；限期内仍不达标的，除公开通报批评和予以必要的经济处罚外，由市区政府组织专业队伍进行绿化，其费用由该单位承担。

（五）广场绿色建设。

广场是构成城市艺术空间的重要因素。根据广场的位置、性质和周围环境，重点对五一广场、火车站广场和南寒广场等等，进行高水平的绿色改造，除五一广场之外，有选择地设置喷水池、雕塑、建筑小品等装饰，形成各具特色的艺术空间。以五一广场为例，五一广场位于市中心区，它南北两部分，占地8.8万平方米，有花卉喷泉、雕塑、国旗台等，四周为几何形对称图案的草坪，地面用花岗岩铺装。前几年改造五一广场时，不惜砍掉原有树木植上草皮，实际上失去了绿化广场的真正作用。广场的作用是让人们有一个良好活动环境，城市开辟广场目的是给人用的，而不是单纯给人看的。广场铺满了草皮，人们都进不去，内部敷设了人行道，可是草坪上一棵树都没有，使人难以在此停留，尤其是夏天，日光曝晒，谁也无法在此休憩、观赏等活动。改造方案有二：一是围合作用。从环境心理学的角度看，用大树围合的空间较四周无依无靠的开敞空间能留住人，给人以休憩的场所。二是覆盖作用。广场有亭、廊，以及树木，都是覆盖物。人们愿意在林荫下小憩，大树底下好乘凉，据测，草皮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的量只有树木的十分之一。总之，设计广场应把握形式与功能的结合，不要离开功能去追求形式，城市要个性化，不是机械化，更不要抄袭别人的东西，要抓住本市的特点，创造自己的特色。

（六）都市农业绿色建设。

都市农业是立足于现代都市的现代化农业，是都市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形式，也是典型区域特殊形态的现代化农业，都市农业将成为加速我市建设都市农业现代化的龙头，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发展都市型农业，首先是合理布局，把都市型农业作为城市具有生态功能的重要基础设施；其次是实现城市绿地与都市农业一体化，构筑都市生态绿地网络系统；第三是市场化、产业化作为发展都市型农业突破口；第四是发展以现代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特征的现代都市型农业科学技术；第五是有计划发展观光、教育、旅游，把都市农业与城市文化结合在一起。

（七）大环境绿色建设。

东西山绿化，在一、二期工程基础上，2010年再发展5～10万亩，精心抚育管理，早日郁闭成林；平原林网建设，村落、居民点四旁绿化，提高绿化质量和品级，要起到防风固沙作用；荒山造林，在古交、阳曲、娄烦进行荒山造林，特别是三北防护林建设要全面高标准完成。

新加坡的绿色建设值得借鉴

新加坡的城市绿色建设是全世界最为详细周密的。一是巷道必须种植花草树，人行道两旁种植灌木和乔木成为林荫步道，使行人和车辆完全隔离；二是桥与灯杆绿色建设，美化高架桥和陆桥，桥上做花坛，并种爬滕类植物，使之成为绿桥，选择开花的攀滕类植物，以美化灯杆；三是混凝土走道的宽度超过1.5米者要种树，狭小的走道有埋设水管或沟渠者不可以种树；四是停车场必须种植花草树木，两行停车位之间也必须种植树木遮荫，停车位上铺设特制空心石板作为树木根系通气之用；五是绿化围墙、挡土墙和路旁零星地要先整地，使土地平坦整齐再种草皮，践踏枯死的草皮要随时补植；六是道路旁不雅观的建筑物，均应种植高大的绿篱及花木遮丑；七是新填土地在未开辟道路及盖房屋之前，政府用来培植树苗和草皮，以减少太阳的辐射，街道的树木，均需作根系通气处理；八是绿化学校大操场。

20世纪60年代初，新加坡是世界上高居榜首的脏乱城市，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跃为全球最佳的绿色花园城市。笔者在新加坡考察，所见所闻：“以人为本、政府重视、规划科学、设计缜密、依法实施、求实笃务。”这些绿色建设经验是举世无双的。惊羡之余，各级领导都应反思、检讨，更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营造城市绿色亟须理论支撑

通过对城市绿色理论研究，能增强各级领导和市民的绿色意识，城市绿色有益于人体健康和美化环境，提高城市品位，其作用有五个方面。一是绿色植物能制造新鲜空气，绿色植物的叶子通过光合作用，吸进二氧化碳，放出氧气供人吸收。据统计，每公顷树林绿叶的面积达5万到7万平方米，每日能吸收二氧化碳150到500公斤，释放出氧气60到400公斤。而一个成年人每天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吸进0.75公斤氧气，需要10平方米的林地。可见搞不搞绿化，是危及到人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二是绿色植物，能过滤烟尘、吸附和净化有害气体。我们太原市，由于工业的发展、人口增长、工厂“三废”，以及汽车废气污染，空气中含有大量的粉尘、炭粒、油烟，及铝、汞等金属微粒，很容易引起人体呼吸道的各种疾病，甚至引起癌症。然而，绿色植物却能对有害气体和烟起过滤、吸附等净化作用。一平方米榆树，一昼夜能吸收3至9克灰尘。在生长季节，松、柏树、云杉，都能吸附粉尘、飘尘、油烟及金属粒等。女贞能吸收氟化氢，蔷薇能吸收低浓度的汞。绿色植物的叶片还可以吸收、净化二氧化硫、氟化氢、氨等有害气体，降低有害气体对人体的危害。三是绿色植物能自动调温和消除噪音。绿色植物能把太阳光反射回去13%，吸收70%只有百分之十几能透过。树叶蒸发的水，可以调节空气温度，防止干燥。夏季降温，冬季升温，增加相对温度等有积极作用。城市噪音刺激人们的神经系统和听觉器官，日久天长，对工作、学习和休息都有害。研究证实，一条绿化好的街道，可降低噪音8-10分贝，特别是疏松林带，消除噪音的效果更为明显，能使交通噪声降低一半左右。反之，一条没有树木的街道，噪声比两旁栽满树木的街道大五倍以上。四是绿色植物能起到杀菌作用。在树木茂密的地方，就能闻到一股芬芳的香味，这是树木散发出来的物质，这种物质具有杀菌作用，是树木抵御周围生物等外敌侵犯、保护自己的手段。据测定，在热闹的百货大楼每立方米含有细菌400万个，而林荫道为58万个，绿化公园仅存1000个，林区只有55个。有些绿色植物如香樟、黄连木、松树、榆树、侧松、桧柏等，都能分泌出一种挥发性的植物杀菌素，杀死空气中的细菌，针叶分泌的杀菌素对白喉菌和结核杆菌有抑制作用，桧柏分泌出的杀菌素，可杀死肺结核和痢疾等病原。树木还可以减少水中的细菌量。有人作过测定，水流在通过30-40米宽的林带后，水中的细菌减少了二分之一。流经榆树和金合欢混交林的水，大肠杆菌能减十分之九。五是绿色植物能美化环境。绿化是美化环境的重要手段，以迎泽大街为例，利用不同的花木和花卉巧妙配植，可以构成层次丰富、美丽独特的街景。整个大街的绿化由公园、游园、街心绿地，分隔岛、花池、人行道绿带和道路两侧的树木组成，临街的公共绿地面积共为23.6万平方米。按照规划，大街的绿化突出了点、线、面结合的特点。在大街两侧选用了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槐和云杉为主要树种。大街分隔岛花池共有46个，总长4.5公里，以灌木栏杆围绕，池中以连翘、榆梅、一串红、紫茉莉等花草组成花带。沿街的金属栏杆用牵牛花、小荞麦、五叫地垂直绿化。这样形成了分隔岛、花池、路边树木、人行道绿带组成的绿化带。迎泽大街规划了四处大面积的公共绿地，有五一广场北面的小游园、迎泽公园、珠林园、墨艺园绿地。沿大街两侧的机关单位还有82处楼前的庭院绿地，与马路上的绿化景观融为一体，互为映衬，有机地组成了迎泽大街层次丰富的绿化效果。整个街道绿树成荫，鲜花似锦，在“荫”的基础上，兼获“景”的效益，真可谓“荫”“景”并茂，给人以移步换景之感！

总之，要注重城市整体绿化格局的构建。市中心和分区之间，以及各新区之间，新划定绿色空间地带要尽快形成包括公园绿地和各种绿化隔离带以及草地、粮田、果园、水面等，以达到绿化隔离带的要求。绿化体系是以汾河两岸为轴，东西11条沟河为支脉，联系东西山和风景区及市区各公园、小游园，形成点、线、片、面结合的绿化体系，并与三条（东西山，南部平原和北部边山，西交、娄烦及阳曲广大山区）防风沙绿色屏障相连，形成全市大环境的绿化效果。这样，通过绿色通道及“绿楔”、“绿脉”，形成通畅的气流，恢复城市外部范围生物的正常输入和市中心区生物基因的自然调节，使城市的动植物群落之间相适宜。

参考文献

1张春祥主笔：国务院批复的《太原市城市总体规划（1998～2010）》

2张春祥：《实现绿化规划是消除环境污染的重要一环——兼论植树种草能促使人们的身体健康》。《城乡建设研究》。1987年第4期

城市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城市文化品牌；直隶衙署文化；红色抗战文化；直隶官府菜

本文系保定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保定市城市文化品牌的建构”（200902114）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

一、城市文化品牌及其重要性

城市文化是一种地域形态的组织文化，是一定自然与人文历史背景下，创造出来的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和其他多种文化遗存的多种形态特质所构成的复合体。城市文化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土壤。每一个城市都会在发展中根据自身的地理环境、交通条件、经济程度、民俗传统塑造自己的文化特质。

阿克认为品牌是关于产品、服务、企业或城市的、在公众头脑中共同作用并生成一系列独特联想的功能、情感、自我表现等战略性（识别）要素的多维组合。品牌是一种无形的资产。品牌的价值在于它能在消费者心中塑造独特、良好、令人瞩目的形象，从而实现商品价值的转化和增值。

当我们从品牌的视角来审视城市文化的时候，就诞生了城市文化品牌的概念。所谓城市文化品牌，是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传统、建筑设施外貌、社会文化活动、文化产品、文化氛围等所形成的鲜明特性，代表这个城市的、在国内外和社会公众心中形成总体印象和评价的、易于为人们所指认的形象表述。一种城市文化要想在受众心中形成独特、美好、持久、令人瞩目的形象，也需要构建自己的品牌，形成一个有区别性的文化标志，借助品牌效用提升城市形象，形成城市文化吸引力。

城市文化品牌是城市文化中参与城市经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择合适的文化资源作为城市文化品牌，已经逐渐成为文化产业开发者、经营者和管理者在研究城市发展时必须调查和研究的问题。

二、保定市文化资源现状

一个城市的文化纷繁复杂，它深深地植入了普通居民的生产生活之中，看似无形，实则无处不在。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但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够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资源。要构建城市文化的品牌，首先要明确该城市拥有哪些可以用来形成品牌的文化资源。

（一）保定市物质文化遗产现状。保定之名，寓“保卫京都、安定天下”之意。春秋战国时划的燕国、中山国，西晋末年的后燕都曾在保定辖区内建都。元朝设郡，明朝建府，清康熙年间成为直隶省会。此后的两百多年里一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区域性政治中心。保定是全国闻名的文物大市，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7处，在全国地级市中排名第一位，省级重点保护单位89处；全市有不可移动文物点1，600余处，馆藏文物8万余件，其中不乏国之珍宝。世界文化遗产易县清西陵、西汉靖王满城汉墓、保存完整的古代书院古莲花池、素有“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之美誉的全国保存最完好的清代衙署直隶总督署等几乎已经成为了保定的文化名片。

（二）保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文化的见证，更是珍贵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化资源。保定是1986年国务院命名的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具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曲阳石雕、徐水狮舞、安国药市等15个文化项目入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白沟泥塑、后山文化、燕子古乐等21个文化项目入选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中，保定会馆推出的直隶官府菜，是中国第一个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餐饮业项目，并被列入河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三）保定市红色旅游文化资源现状。保定是一块具有悠久革命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土地。这里是中国早期革命家摇篮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祥地，创建了中国北方最早红色政权“阜平苏维埃”，发生了中国北方最早农民运动“完县五里岗暴动”和“高蠡暴动”，中国较早学生运动“‘七・六’二师”，是全国模范抗日根据地――冀中抗日根据地。保定境内的黄土岭战役、狼牙山五壮士、地道战、白洋淀雁翎队、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革命壮举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保定市现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3处，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7处；在全国百家经典红色旅游景区中，保定市占有5家；在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中，保定占有2条。

三、构建保定市城市文化品牌的途径

明确了一个城市所拥有的文化资源之后，应将这些资源进行初步的梳理与整合，寻找和开发资源之间和资源里具有鲜明特色的部分，对其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使之成为可供形成品牌的特色文化资源。依托保定文化资源现状，保定城市文化可以形成三大品牌：

（一）保定市物质文化遗产品牌的构建。保定是部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遗产众多，但是保定缺少一个最具代表性的特色文化品牌。结合实际情况，笔者认为保定在城市文化方面的最佳品牌是直隶衙署文化。

直隶总督衙署位于保定市中心，是我国目前唯一保存完整的清代省级衙署，也是中国四大古代官衙国际旅游专线的省级衙署站，为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谓直隶衙署文化品牌就是以浓缩中国近代荣辱史的百年直隶总督署为载体，总结以其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军事、民俗等传统文化，发挥其在当今社会的教育意义和旅游价值所综合得出的特色文化体系。首先，直隶衙署文化作为保定城市文化的总称涵盖了市区内的古城文化、政治文化、军事文化、书院文化、民俗文化等亚文化，这些文化大都有其传承载体；其次，组合文化精品序列。遴选各类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在组成各具特色亚文化序列的基础上，形成直隶衙署文化精品序列，形成直隶衙署特色文化精品的开放体系；再次，要做好文化合纵连横工作。保定市文化载体点多面散，但可以在直隶衙署文化体系中有机整合，这就给现有和可能打造成的文化景点以多种合众联横的可能。同时，要把目前和未来可以列入直隶衙署特色文化精品文化序列的文化载体，用文化旅游图生动形象地展示出来，并用必要的交通设施予以串联，形成一目了然的直隶衙署文化体系。

（二）保定市红色抗战文化品牌的构建。保定是一座红色的城市，红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但是文化品牌的构建应该在充分调查、评价保定市红色旅游资源价值以及开发现状的基础上，由政府主导，积极扶持和重点建造数个红色旅游精品，以点带面，实现保定红色抗战文化资源的大发展。重点建造的精品工程包括：阜平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及纪念馆、清苑冉庄地道战遗址纪念馆、白洋淀雁翎队红色旅游风景区、易县狼牙山红色旅游风景区。这些精品工程大多已经借助革命军事题材类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但是这些文化品牌与城市形象之间的关联度还不够，而且各文化品牌基本是以散点的形式存在，缺少优势互补、合作管理的一体化规划模式，难以发挥整体效应。因此需要政府通过政策导向、投资导向以及宏观调控，在红色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环节上进行引导和推动。

（三）保定饮食文化品牌的构建。除个别项目外，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认知程度被限定在特殊群体或者特定范围内，受众范围较窄，无法进行大规模品牌化的市场推广，必须由政府适当保护，才能得以存续。而饮食文化，作为文化中最“俗”的一个组成部分，因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可以进行品牌化推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保定饮食文化积淀丰厚，历史悠久。直隶官府菜又叫直隶衙门菜，是对古代直隶衙门官府制作的供直隶官僚阶层享用的菜肴流派的统称。清代保定府官衙众多，以直隶总督为代表的历代官宦为享乐和应酬，极为重视饮馔，直隶总督署的官厨不仅要掌握直隶总督祖籍菜品口味，更要融合宫廷菜式，满足政治交往的需求，长此以往，形成了不同于宫廷菜的直隶官府菜雏形。

直隶官府菜是我国“冀菜”菜系的杰出代表。保定会馆经数十年之努力，成立直隶官府菜研究会，挖掘研究直隶官府菜及其饮食文化，于2006年推出了第一批直隶官府菜，之后直隶官府菜被列入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直隶官府菜作为河北省唯一餐饮业代表入驻世博园中华美食街。

直隶官府菜已经成为保定市乃至整个河北省的一张饮食文化名片，在这张名片里有历史的积淀和传承，也有现代生活的创新与浸染。但是对饮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仅仅依靠一家企业是远远不够的，在政府倡导，政策鼓励的良好氛围里，只有更多的餐饮从业者都产生了挖掘和保护饮食文化的意识，保定的饮食文化才会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品牌。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张鸿雁.论城市形象建设与城市品牌战略创新[J].南京社会科学，2002（增）.

[2]倪鹏飞等.城市竞争力报告NO.5――品牌：城市最美的风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城市化论文范文第11篇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强，工业化逐渐成为了城市发展的主流趋势。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物质生活得到了充实和满足，但人们的幸福满意指数却呈现出了下降趋势。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经济事业，人们所生活的空间被不断得恶化，空气质量下降，水体污染、土壤土质受到破坏，动物和植物的种类都在不断减少，水土流失情况更加严重。人们对这些生态环境的变化或许在一时之间无法有所体会，也不会明显地反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然而，这一系列的环境问题终究会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和工作质量。大自然的清新绿色的影响力距离我们越来越远，人类为追求物质利益，对大自然造成了无数的伤害。火山喷发、冰山融化、气温上升，大自然发起的警示，让人类不得不开始思考生态环境问题，如何令人与自然能够和谐共处，和平共存，成为了值得整个世界予以深刻思考的问题。目前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增大，人们所需要的是能够在闲暇时间亲近自然，得到在忙碌的生活中得不到的休闲娱乐方式。同时，我国社会已经步入老龄化，绿色园林所制造出的氛围符合老年人安度晚年的需求。开展城市绿化园林工程有助于缓解人们的生活压力，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在保护城市的环境质量，塑造城市形象、生态服务提供上，绿化园林工程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2城市绿化园林工程的关键技术

2.1规划设计技术

园林工程的技术上需要掌握一定的科学性规律，这样才能够使得园林设计的整体规模看起来自然而合理。首先，要注重生态设计，也就是要遵循植物生长的生长周期和种类将其分配种植在相应的区域，根据生物的多样性力争城市发展与环境的统一。其次，注重文化设计，城市园林设计也是城市文化的体现，不同城市的人文风格能够通过城市园林建设体现出来。在园林绿地的植物、造型设计上融入城市文化的标志元素，更加能够彰显一个城市的个性。再次，如今汽车尾气的排放成为破坏大气层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绿色植被具有吸附二氧化碳，制造氧气，净化空气的功能，所以要注重科学设计，将植被安排在什么样的位置上能够为市民出行带来更多便利；亦或是针对绿色植被的美化功能，制定出美观而有特色的设计。

2.2植物造景技术

植物造景，顾名思义，旨在运用不同种类的植物进行组合，相互协调与搭配，通过专业的设计构图，使各种植物的色彩和形态得到充分的体现。将植物赋予寓意，使其灵活、生动起来。能够使得植物从整体观赏的角度充满张力，对观赏者构成吸引力，产生联想和美好的感受。在日常生活中，通常能够看到利用植物的色彩再通过设计剪裁形成一副规则整齐的图案，这就是植物造景技术的运用。

2.3植物配置技术

植物配置技术也就是采用构景的主要元素，进行组合和改造，灵活运用植被、山石、水体、建筑等。通常有两种配置途径，一种是根据土壤和气候的不同特点，更改植物的配置，另一种就是根据植物的需求，更改土壤的选择。

2.4植物管理技术

我国各大城市之间对绿色植被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在不断得对其进行扩大与创新，那么植物的管理水平就需要随之提高。植物培育管理技术是城市绿化工程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有效的管理能够保证植物健康成长。对各地区的植物进行定期的保养和防护，为其施肥、浇灌、修整、防治病虫害等等。

3城市绿化园林工程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城市绿化工程的培植工作人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植物的培养涉及到专业生物科学，需要专业性人才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但是目前我国的城市园林管理人员素质较差，大多是由退休职工和年龄较大的群体组成，无法落实植物的科学培育，防治病虫害、修剪枝叶等方面的工作达不到预期效果。第二，绿化园林工程的工作质量需要进一步提升；绿化工程应严格按照设计图纸进行，而不能出现歪曲、表现不完整的情况发生。在管理人员责任的确认和工作的分配上应有所加强，这样才能有效保证绿化工作质量，建造出令社会人民都能满意的工程园林。第三，应加强绿色园林的现代化投入，由于城市的绿化面积在不断的扩大，一味的依靠人工修建、浇灌和监管，很难保证工作速度和工作效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或政府应有意识的将现代科学应用到绿化园林工程的建设中。

4结语

城市化论文范文第12篇

谈及大学文化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先要从结构与功能的本质联系说起。辩证自然观认为，结构决定功能本来就是自然界的一大规律。此后俄罗斯语言学家、结构符号学家雅各布森也提出过结构决定功能这一定律，艺术界、社会学、伦理学，各种学科里面都渗透着结构决定功能这样一个规律范畴，由此可以推出大学文化结构决定大学文化功能这一本质规律。从理论结构维度看大学文化包涵大学精神文化、大学制度文化、大学行为文化和大学环境文化四个层面。大学环境文化在大学文化中处于基础地位，是大学文化的表象层;大学行为文化是大学文化的行为表现，在整个大学文化中居于中介层面，在整个大学文化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大学制度文化是大学文化的制度支撑，在大学文化中也处于中间层面;大学精神文化是大学文化的核心，是大学文化的最高表现形式。从大学文化的结构决定大学文化功能这一基本理论出发，从而能够更加深入探究大学文化结构层面对城市文化的影响。

(一)大学文化核心层———引导与凝聚力大学与人一样，都需要有精神才能有所区别，大学精神文化就是大学的精神，是不同大学异质的根源。其主要包括大学使命、大学办学理念、大学人体现出的治学风气、校风等，同时还能从校训、校歌中展现出大学的传统精神。大学精神文化是抽象的，但也是具体的，其体现在大学的讲台上，大学人言行举止之中，存在于大学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更是谙熟于每一个大学人的灵魂中。由于大学精神文化在大学文化结构中处于最顶层，这就决定了大学文化具有引导和凝聚功能。大学文化的引导功能指大学文化能够在潜移默化中促使大学文化主体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同时也促使其健康成长与发展。凝聚功能是指大学文化能促使主体形成一种向心力，也同时促使大学和大学文化得到更好的发展。大学精神文化是大学文化精神主体的共同发展目标和价值追求，是引导与凝聚功能的本源，也是其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

(二)大学文化骨架层———约束与协调力大学制度文化是大学组织内的管理者制定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利益观念等一系列规范，也包括由此产生的制度体系和大学人对制度的理解与的态度。其主要包括国家制定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政策、地方教育法规、学校内部的各项规章制度、观念体系等。大学制度文化是大学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规范和规则，能约束大学的办学和师生的治学、工作行为，而且也能为大学的正常运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大学制度文化处于大学文化结构的中间层面，因此决定了大学制度文化的约束功能和协调功能。大学文化的约束功能体现在大学文化对大学人的规范作用，指运用精神、制度、舆论等手段来规范大学文化主体的行为方式。这种规范作用是以大学制度文化为主，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自我约束为辅。协调功能也来源于大学的制度文化，大学处于社会系统中，因此不仅要处理好大学内部组织之间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大学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更要处理好大学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大学制度文化有助于解决大学组织内外的矛盾冲突，使得大学文化在不断协调中得到发展。而冲突孕育着大学的创新精神，衍生出大学文化的创新功能，不仅对于学生和大学未来发展起到主导作用，也是社会不断进步的源动力。

(三)大学文化外显层———育人功能大学行为文化是大学文化的外显形式，也是一种与社会群体行为文化异质的特殊行为文化，包括大学行为主体(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课堂、知识学习与科研、社会服务等行为中所表现出的思维方式和惯习模式。大学行为文化在大学中主要体现在大学文化主体的治学和生活两个方面。治学方面指的是大学教师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中秉持的严谨风气，以及学生学习中坚持的认真态度。生活方面是大学教师、学生和行政管理人员在日常学习工作中与他人交往的行为方式。大学文化结构中的每个层面都是为育人而服务的，但是大学行为文化是育人功能的核心体现而且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表现。大学文化育人功能源于大学是人才培养组织，其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平，而且更能影响或是改变学生思想意识。大学中形成的文化由其主体创造，反过来对大学文化主体行为产生影响，大学文化通过整合教育资源、拓展大学主体知识，培养出在人格上独立、心灵上健康、头脑上丰富、道德上高尚的大学生，他们会将大学文化的烙印带入社会中，对社会文化发挥着引领、超越和辐射作用。

(四)大学文化物化层———依托性大学环境文化是大学文化的物化形态，是大学人生活所依赖的物质环境，也是大学和大学精神存在的物质基础。大学环境文化以外显方式影射着大学文化长期积淀下的精神，也是其他层面文化形态存在和作用的基础及前提。环境文化主要指大学以外的环境和大学内部环境。大学以外的环境是大学所处的地理环境或者说是地域环境对大学文化产生的影响;大学内部环境是指校园内建筑布置、人文景观、科研教学设施和各种办学所需的物质条件，也包括大学设置的课程和学科，教师队伍和校园网等有形无形的物质基础渗透出的文化气息。大学环境文化虽然不能直接决定大学文化的功能，但它是大学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的基础，也是它们的外在表现，在整个大学文化结构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二、大学文化结构层对城市文化建设的启示

当今的大学已经不是中世纪所说的“象牙塔”了，其职能逐渐拓宽，从最初的传授知识到学术研究，再到今天的社会服务，大学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大学是社会上文化水平较高的一群人的聚集地，是社会精神文明也是城市文化精神的根源，大学文化反映出的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时代的新气象，因此大学文化对城市文化的影响效果毋庸置疑。大学文化是从属于社会文化的一种亚文化形态，成为城市文化的一个组成因子，更是每座城市文化与众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解构大学文化，细致剖析其各个层面赋予大学文化的功能，进而明晰大学文化对城市文化产生的影响，通过吸收时代特征突显的大学文化，能够提升城市文化竞争力。

(一)大学精神文化引领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大学精神文化的引导和凝聚功能是引领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航标。大学精神文化的核心在于其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当代大学职能逐渐拓展，然而其对真理严谨的态度、对学术的自由及独立人格的精神追求是亘古不变的，这就促使大学精神文化成为城市寻找其精神文明建设的源泉。目前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成为政府和社会普遍关注的议题，城市形象、城市标识的开发在各大城市竞相展开，以大学精神做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参照并且担当城市精神发展风向标是现实可行的方案。

(二)大学制度文化推动城市创新发展大学制度文化层面产生了大学文化的约束、协调功能，而协调功能衍生出大学文化的创新功能，这对城市文化建设影响深远。大学制度文化约束主体行为、协调大学组织中的冲突，但更重要的是其推动了大学创新的诞生。大学文化创新能够推动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是大学文化结构中制度文化对城市文化的重要影响。大学是社会精英的聚集地，是思想和文化不断碰撞激起创意浪花的场所，因此他们身处城市文化竞争力研究的顶端层次，他们拥有着高深知识，同时也是城市文化创意的主体决策者，具有一般人并不具备的文化视野和文化自觉性，根据城市文化发展规划，以超凡的文化经营运作的能力，在知识创新领域的各个方向为每座城市寻求发展方向，对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繁荣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三)大学行为文化为城市文化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能大学行为文化结构决定了大学文化的育人功能，这对大学培养社会需要的具有全面知识和高尚情操的人才起主导性作用。今天大学与企业、城市的产学研模式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这种合作促进了城市经济、文化、管理的发展，同时也强化了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社会一味注重大学给城市带来的经济效益，却忽略大学与城市合作中大学文化对城市文化的影响。城市与大学之间的合作存在着目的不同、效益目标差异大等隔阂，追根溯源在于文化差异，大学人从事科学研究、教育教学等活动，他们身上有大学文化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通过产学研这种新型模式，可以将大学人身上的大学文化辐射到城市中，城市文化逐渐受到高尚的大学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二者矛盾也能逐步消减，因此大学文化为产学研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

城市化论文范文第13篇

本文作者：阮兴文工作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校

农村集体的土地无权平等参与城市化发展进程，农民无权共享现代城市化发展带来的文明成果。概言之，城市化是不向农村集体土地和最不利的农民开放的。同时，《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前款所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即我国排斥了乡村自主进行城市化的任何可能性，使得民众只能在政府指定或者承认的国有土地上进行城市建设。④这即是说，如果某一农村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即便是该农村区域实现了人口与产业的聚集，实现了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变，那么，其就依然属于农村。例如，江苏华西村在2008年时，土地面积已经从原来的0.96平方公里扩大到35平方公里以上，人口由原来的1000多人增加到35000多人，拥有8大公司，固定资产超过60亿元的华西集团，累积给中央和地方财政交纳的税收达8亿多人民币，⑤然而，在法律上，却依然属于农村，而非城市。即使在“摊大饼”式的城市化扩展中出现的“城市包围农村”的“城中村”现象，也正在被以“城中村改造”的方式国有化征收着。虽然“城中村改造”在一定程度能为被征收农民提供当时较合理的补偿交换条件，但当这一轮国有化征收改造完毕后，被“改造”的农民将永久失去自己原本的土地发展权（溢价归公）。

本质上是农民参与城市化、实现农民市民化的问题。我国目前歧视性的制度安排和城市化发展模式，已导致了扭曲的“半城市化”问题，严重损害了城市化发展中农民的合法参与权等，因此，应赋予农民平等参与城市化的各项权利。1、赋予被征地农民平等的市民资格。马克思指出“：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⑥“是人类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条件。”⑦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集体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也几乎是惟一的财产。其还承载着13亿中国人的粮食安全和7亿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理应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为了更多的人的更大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自由，我们也没有理由为了更多人的更大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⑧尤其是目前“圈地运动”式的城市化扩张，可能往往还不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此，有学者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乃旨在平等地改善不确定的任何人的机会，他与那种以人们可预见的方式致使特定的人受损或获益的做法都是极不相容的。⑨因此，在农民因城市化发展而作出牺牲，失去自己的土地财产时，应从法律制度层面上保障农民获得名副其实的市民资格。凡是没有根本解决失地农民的市民身份和市民待遇问题的，一律不得征占农民土地。这是落实党的“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必将从法律制度上为我国城乡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提供根本保障。实践已证明“：既保护也限制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条款和这些法律条款的权威性是很宝贵的资源。”⑩即“只有在公共收益明显大于个人因正常期望受挫而蒙受的损害的情形中，才能允许对私域的行为予以必要的干预，并且应当提供一种手段，使人们能够确定某个特定目的是否已重要到了足可以证明为实现这个目的而对社会正常运行赖以为基础的原则进行破例为正当。”輯訛輥2、赋予农民平等参与城市规划的权利。权利正义论的差别原则要求，城市化建设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并且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特别是城市化中农民的最大利益。另外，世界城市化的发展规律也早已证明，城市化是人类经济社发科学发展的一种文明结晶。规划是城市化科学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应依法赋予被征地农民平等的城市规划参与权，农民群众平等参与决策的城市发展规划，才可能是科学的城市化，也才是农民自己的城市化。农民平等参与城市化规划的权利主要应包含如下内容：一是农民依法享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发展规划参与决策权。

在进行规划时，农民特别是被纳入未来城市发展范围的农民，依法应当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凡是绝大多数农民反对的规划，不能通过实施。规划一旦依法确定，具有法律效力，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任意调整。二是农民应有参与城市化方式的规划选择权。即农民是以保留集体土地抑或是放弃土地的方式参与城市化建设，何时决定参与等，应由农民自己选择。三是农民参与城市化后应得到平等的市民化待遇，进而让该部分农民提前享受城市化发展带来的文明成果。赋予农民这一权利，能有效抑制“摊大饼”式扭曲的城市发展观和政绩观，击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幻想”，实现耕地的有效保护和国家粮食安全，最终促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3、赋予农民集体土地平等参与土地市场交易的权利。“契约与自由同义，没有契约就没有自由。”輰訛輥“正是通过契约人们才获得自由。”輱訛輥一是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只有成为真正可交易的商品，并能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才能充分体现其应有的经济价值。赋予农民平等参与土地市场交易的权利，前提条件是首先应取消政府对国有土地使用权一级交易市场的垄断权，转变职能，并退出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恢复政府本来的市场监管者角色。二是应依法科学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和村庄、集镇规划。规划经政府、农民代表和专家学者等民主协商议定，并经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依法发生法律效力，未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凡是纳入规划范围内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民都可以按照法定程序平等参与市场交易。三是应整合现有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平台和市场，建立规范统一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平台和市场，实现交易的便利化和低成本。四是应制定与之相配套的土地使用权交易所得税，并在农民、政府和用地者之间确定合理的分配比例，实现多方共赢。4、赋予农民平等参与城市化建设的权利。我国目前的城市化基本上是当地政府一厢情愿的城市化，甚至是某些少数官员的“政绩”城市化。咋一眼看去，高楼林立，灯火辉煌，还经常被冠以所谓的“最合适人类居住城市”、“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城市”等等称号的也不在少数。但当你深入其中，才会深知其名不副实，与科学发展观相差甚远，严重缺乏广大市民特别是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不是广大人民群众乐意居住和生活的城市。譬如目前一些地方热推的“赶”农民上楼的所谓城市化例子，就是最好的佐证。究其根源，在于被征地农民平等参与城市化建设权利的缺失。因此，应当依法赋予农民利用自己土地参与城市化建设的选择权，即有权要么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城市化建设，要么是以放弃土地来参与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建设。如果是前者，农民有权依法进行规划，并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如果是后者，政府依法征收了农民土地，应为失地农民提供适格的市民身份，让农民以市民身份参与城市化建设，共享城市化文明成果。为实现这一权利，应从制度层面赋予地方立法权，出台适合当地城市化发展实际的地方性法规，规定可操作性的被征地农民参与城市化建设的各项权利。

城市化论文范文第14篇

一、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相关理论 （一）结构转换理论 通过对跨国的发展经验总结，以钱纳里等人（1988）为代表的结构学派，向人们提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般性统计规律。他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经济结构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确实表现出一定的有规律性的变化。通过对不同收入水平上的经济结构模拟，就可以提出一个被称之为典型化的结构变化标准。用该标准对照各国发展阶段的结构变化事实，就可以找出结构偏差的程度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产业结构转换带动就业结构转换 一般而言，产业结构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出有规律性的变化。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将其归纳为产业结构的顺序转换理论，即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国民经济中三个产业的相对位置发生动态改变，按照从农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的顺序渐次推进。与此相应，产业结构转变带来了就业结构转变，从事农业的人数相对于从事制造业人数趋于下降；进而，从事制造业人数相对从事服务业的人数趋于下降。 然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总结表明，产业结构转换并不必然按照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的顺序推进，它可以有时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有时则是从第一产业直接转到第三产业，但是，这个变化过程发生的必然性，以及整个过程中结构变化的方向，都得到了证实。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农业产值份额下降和农业就业比重下降，是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这种变化是消费需求转变和农业生产率提高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很小，在恩格尔规律作用下，在总消费支出中食品消费支出比例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不断下降，拉动农业增长的需求力量逐渐削弱，农业的相对地位也就下降了。同时，来自工业部门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如化肥、农药等），大幅度的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从而让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转向工业部门从事非农产业。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群体分离出来从事其他产业的生产，结果带来农业产值份额和农业就业比重的不断下降。 对应农业部门的变化，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也在发生着相应地调整。在工业化阶段，人均收入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居民消费对工业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大，工业部门面对着庞大的市场需求，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快于农业部门，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上升。工业部门快速增长是资本和劳动力大量流入的结果，产业间要素配置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工业部门就业比重提高。当一国经济完成了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步入大众消费阶段，人均收入水平很高，此时，居民消费对服务的收入需求弹性大，服务业部门发展迅速，服务业的产值份额和就业比重随之上升。 表1显示了一个标准化的经济结构变化趋势：随着收入水平上升， 国民经济中农业份额不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不断上升。产业结构变化带来了就业结构同步变化。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匹配关系。如果两者之间出现错位，就必然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随着农业相对地位和产值份额下降，农业就业比重也相应下降，而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则相应提高。这种经济结构转换的完成，绝大部分发生在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也就是对应着1964年的800—1000美元这个阶段（2003年的4800—6000美元）。当越过工业化阶段之后，一国的经济发展就步入了大众消费的成熟阶段。 表1 不同收入水平所对应的经济结构 1964年美元 100美元以下 100 200 300 400 500 800 1000 1000美元以上2003年美元 600美元以下 600 1200 1800 2400 3000 4800 6000 6000美元以上产业结构农业 0.522 0.452 0.327 0.266 0.228 0.202 0.156 0.138 0.127工业 0.125 0.149 0.215 0.251 0.276 0.294 0.331 0.347 0.379服务业 0.353 0.399 0.458 0.483 0.496 0.504 0.513 0.515 0.494就业结构农业 0.712 0.658 0.557 0.489 0.438 0.395 0.300 0.252 0.159工业 0.078 0.091 0.164 0.206 0.235 0.258 0.303 0.325 0.368服务业 0.210 0.251 0.279 0.305 0.327 0.347 0.397 0.423 0.473城市化水平 0.128 0.220 0.362 0.439 0.490 0.527 0.601 0.634 0.658 注：根据美国劳工部资料，经过通货膨胀率调整，1964年1美元相当于2003年的5.94美元，表中取整按6美元换算。 资料来源：钱纳里、赛尔昆等，《发展的型式，1950—1970》，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1-32页。 2.工业化产生和推动城市化 现代经济增长不仅是生产要素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的重新配置过程，也是一个资源和人口向城市集聚的过程。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资源和要素向城市集中，通过空间聚集效应推动了城市经济增长和城市规模扩张。反过来，城市化发展又通过拉动农村发展，从而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整个经济增长。 随着收入增长和工业化发展，我们可以观察到城市化水平同步上升的变化规律。表1显示，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三者之间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是经济规律起作用的结果。如果城市化水平没有随着工业化水平同步提高，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将表现一种畸形偏差。城市化发展受到人为抑制之后，服务业部门的发展速度受到制约，服务业部门的就业上升也随之受到影响，结果形成了工业产值份额和就业份额畸高的局面，对城乡协调发展和长期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 结构转换一致性的另一个表现是，城市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在完成时间上也是发生在同样的发展阶段，即表1中1964年的800—1000美元这个阶段（2003年的4800—6000美元）。在这个阶段，城市化发展通过空间地理上展开所形成的城市带，逐步将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连接成为一体化的发展格局。 （二）人口迁移理论 城市化在空间上表现为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迁移。至于其内在原因，刘易斯（Lewis 1954）最早提出两部门模型来解释城市化动力问题。刘易斯模型后来经过拓展被广泛应用到解释人口迁移和城乡劳动力的就业均衡问题（Ra nis and Fei， 1961; Todaro， 1969; Harris and Todaro， 1971; Fields， 1974），以及二元经济发展的福利分析（Fields， 1979， 2005）。 按照刘易斯模型，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两个部门，它们通常分别对应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经济和工业部门、农村经济和农业部门，这样，发展中国家就存在着一个二元经济结构。由于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和隐蔽性失业，农业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几乎等于零或为负值，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不会对农业产出带来负面影响，反而使留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断提高；随着城市中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工资水平开始下降，直至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相等，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才会停止。 在刘易斯的模型中，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不存在显著的制度性障碍。城市现代部门的较高工资水平和传统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驱动力量，也就是“推力”和“拉力”。由于发展中国家城市普遍存在着失业问题，托达罗指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不仅取决与城乡之间的工资差距，而且还取决于城市的就业机会，只有当城市预期收入和农村工资水平相等，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分配和迁移都达到均衡。 然而，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在城乡之间、城市内部，以及地区之间通常是分割的，具有三元结构特征，这也使得城市化发展往往与标准的经济发展范式之间存在较大偏差。首先，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使得市场信号不能及时地从在城乡之间有效传递，制约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其次，城市内部劳动力市场被分为正规和非正规两个部门（Piore， 1970），农村劳动力首先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 然后等待进入正规部门的就业机会。城市工业的快速增长虽有利于提高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减少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规模。但是，这个效应有可能被城市工资增长所诱发的大量新增农村劳动力流入所抵消。由于农村劳动力主要留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这种类型的就业大都是不充分的和不稳定的，往往会引发收入不稳定、失业、城市贫困等社会问题。根据刘易斯两部门模型，农村劳动力迁移有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剩余的转折点，第二个转折点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有限剩余转变为被完全吸收的转折点。只有当第二个转折点出现时，城乡的工资收入差距才会消失。Robinson（1976）从数学上证明，如果城市部门收入不平等程度大于农村部门，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城市人口比重的二次函数，且随着城市人口比重上升逐步扩大，当城市人口比重达到50％之后，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才会出现下降。 （三）城市发展理论 从城市增长角度看，城市人口规模扩大来自城市内部的人口机械增长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根据Van den Berg等人（1982）的研究，欧洲国家的城市化伴随工业化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图1）：（1）城市化阶段。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中快速成长的工业部门。在这个阶段，城市中心的人口增加，城市的人口减少。（2）城市化及少数城市郊区化。城市交通设施改善，服务业扩张，制造业移出城市中心，少数市民移居郊区。（3）城市郊区化。市民继续移居郊区，促使郊区拥挤。城市中心人口减少，但城市地区人口仍保持缓慢增长。（4）后城市化阶段。郊区拥挤增强，促进了城市中心以外的卫星城镇发展，城市地区人口减少。 城市郊区化和后城市化两个阶段的人口迁移，又被称之为逆城市化现象（Counter urbanization）它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向郊区迁移，大城市人口向卫星城迁移的过程。所谓“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更不是指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农村化。市区人口过密、就业困难、环境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等因素，是造成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或卫星城迁移的主要原因。逆城市化的倾向主要发生在20世纪50—70年代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发达国家。逆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反向运动，而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更高层次的城市化。 从人口迁移角度描述城市化过程，并没有回答城市出现、城市规模选择和城市经济增长等问题。从经 济理论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从两个不同角度回答了城市出现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产业聚集具有外部性，它带来了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城市也随之出现。但产业和要素的空间聚集也带来拥挤效应，当聚集效应与拥挤效应相等时，便决定了城市的规模。克鲁格曼（1991）提出的中心和模型是新古典经济学中解释城市出现的理论代表。该模型将城市作为中心、农村作为，解释了城市出现的问题。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角度解释城市出现问题。杨小凯（1991）提出的城市化和分工演进模型是这方面的理论代表。他认为，集中交易可以提高交易效率，但城市并不是越大越好，规模扩大也带来了交易费用的上升。从集中交易获得的边际收益与边际交易费用相等时，市场就自发地决定了城市层级结构和规模。 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城市理论，还是新兴古典经济学城市理论，它们都共同强调市场自发机制决定了城市规模和城市增长。两者都没有告知如何选择产业、选择哪些类别的工业，通过工业化或产业发展来推动城市化问题。 在发展经济学早期，有关工业化路径选择有两派理论：一派是平衡发展理论，也称之为大推进战略（Rosenstein-Rodan， 1943; Nurkse， 1953）。 这派理论从需求平衡和供给平衡两个角度，提出同时而全面发展各种工业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尤为重要。如果需求或供给失去平衡，需求不足和供给缺口都会给工业化发展带来制约。另一派是非平衡发展理论。赫尔希曼（1958）反对大推进发展战略。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必要遵循既定的工业发展模式来发展本国工业，反而可以根据本国的情况优先选择某些产业作为先导产业，通过产业之前的关联效应，即前向联系和后项联系来推进工业化发展。特别是一个国家在贸易开放条件下，完全能够做到采用非平衡的产业发展来实现工业化。平衡发展理论和非平衡发展理论是相对经济发展阶段而言的，虽然在经济起飞阶段采取非平衡发展更有利于实现既定的目标，但就长期而言，平衡发展战略更有利经济稳定增长。 佩鲁（1955）提出的增长极理论也属于非平衡增长理论范畴。这个理论在地理经济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它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增长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上，然后透过不同的渠道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这样，由主导部门和具有创新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城市聚集而形成经济中心，这些中心具有生产、贸易、金融、通讯、决策和交通等各种经济功能，能够产生吸引和辐射作用，促进地区或城市增长。在城市发展的早期阶段，选择特定产业作为增长极，的确具有较强的集聚效果。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高级发展，以增长极为代表的城市扩张，会带来区域内、区域间的恶性竞争，造成城市规划上的短视和产业布局雷同，加大了城市化成本，阻碍着城市化向高级形态的跃迁。 增长极理论后来被拓展为“点—轴”理论来解释城市带问题（陆大道，1995）。城市增长中心不仅可以是一个点，也可以是一条线段，如交通联系了某几个发达城市，从而形成“增长轴”。增长轴往往由单个增长极发展起来，由点串成线状发展区域，形成中心城市与腹地相连的城市带。 对于究竟选择何种城市规模来推进城市化问题，城市群理论提供了城市规模在地理空间分布的演变轨迹。杨吾齐和杨齐（1988）把城市群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孤散城市阶段、城市聚集区阶段、城市密集带阶段、以及大都市连绵区阶段。这四个阶段对应着不同的城市群结构。 在第一阶段，城市群中少数相距较远的城市在空间聚集和区域发展作用下，城市用地向四周或某一方向扩张，形成多个城市中心。在第二阶段，在中心城市聚集过程中，城市离心作用使得城市郊区形成了新的功能区。同时，为了向中心城市提供消费市场和主导产业的配套，在毗邻地区形成新的辅助工业和轻型工业，形成小城镇，刺激次级城市的发展。在第三阶段，中心城市进一步扩张，或者几个中心相向扩张，在地域相互连接，这时某个城市成为主角，或者各自形成某一方面的特殊功能区，或者兼而有之。在第四阶段，超级城市和超次级城市相继出现，带动了各级城市的蔓延，最终形成城市连绵带。 城市群理论指明，应该根据城市化不 同阶段来合理培育区域中心城市、选择都市圈的空间布局和发展道路，从而形成等级次序相对合理的大中小城市序列，在城市之间形成有机组织、分工合作的发展模式，带动城乡的协调发展，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 （四）经济一体化理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演变也呈现出倒U型曲线的变化轨迹（Kuznets， 1955; Williamson， 1965）。威廉姆森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地区间不平等程度趋于扩大，倾向不平衡发展。随着经济增长，地区间不平等程度将趋于稳定。当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地区间增长差异将区域缩小，倾向于平衡发展。这种观点将平衡发展理论和不平衡发展理论在长期内统一起来，其政策含义在于经济发展初期可扶持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优先发展，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再采取措施鼓励区域间互动，并将公共投资转向落后地区，来缩小地区间差距。 从内容上看，地区经济一体化主要体现为产品和要素的市场一体化，也就是为了保障贸易、投资、就业的有效运行在地区之间建立的统一的经济体系，在利益上形成的统一的经济共同体。通过推进经济一体化，地区之间可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专业化分工，使得参加经济一体化的各方都能获益。 在实行经济一体化之前，由于交通、通讯、体制和政策等因素，造成了A和B两个地区市场是相互分割的，这样，两个地区的市场都是相互独立的，产品或要素市场价格取决于当地的供给和需求状况。在图2中，A地区的产品或要素的价格明显高于B地区。 在实行了经济一体化之后，由于B地区的产品或要素的市场价格低于A地区，这样，产品或要素就向A地区流动，直至最后两个地区的价格相同。 经济一体化理论在国际贸易领域有非常广泛的应用。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欧盟的经济一体化。各成员国通过取消关税、非关税壁垒、采取货币一体化和财政预算一体化等措施，建立一个共同市场，促进产品、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 就一个国家而言，经济一体化是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一体化。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动是保证市场一体化的前提条件。从过程上看，有两个方面因素制约着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一体化：一是来自道路、交通、通讯等物质方面制约，使得产品和生产要素流动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或者无法将本地市场与外地市场在供求信息上连接起来，造成了产品和生产要素流通不畅。二是来自地区壁垒、政策限制等体制性的因素，造成产品和生产要素在进入和退出上面临障碍，或者无法进入，这样，也会限制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从政策角度看，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消除不合理的体制，有助于全面推进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一体化程度。 新古典增长理论指明，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存在着有条件趋同。也就是说，受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支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上升，为落后地区追赶经济发达地区提供了可能性。如果各个地区所面临的条件相同，那么，在产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就变成无条件趋同，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带来了地区间价格均等化。从劳动力市场来看，劳动力自由流动带来各地相同的工资率，这样也就消除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工资差距。 二、城市化模式和政府角色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其发展历史过程来看，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需要着力解决好的关键问题。各国的人口转移过程虽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因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政策措施，在城市化的时间跨度和速度、政府的作用方式和效果上也有着很大差异。 （一）城市化的时间跨度和速度 从历史角度看，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时间跨度相对较短。从城市化速度来看，它在工业化发展每个阶段上不是均匀的，在有的阶段上较快，有的阶段上较慢，呈现出一种波浪式推进。一般而言，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主要发生在工业化快速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大致对应着工业化的中期阶段，随着工业化进程完成，农村人口转 移速度开始放慢。 英国是全球第一个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达国家。从15世纪末的圈地运动开始到19世纪中叶，英国大约用了三个世纪时间完成城市化。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主要发生在1776年到1871年的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也就是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机器带来的大规模生产，工业化发展为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提供了条件。在这段时间里，英国城市化水平从1／4提高到62％。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迁移速度有逐渐加快的趋势。19世纪20年代以前，农村迁出的劳动力年均增长速度一直在1％以下。其后，农村迁出劳动力的速度逐渐增加，基本维持在1％以上。 与英国相比，法国和美国大致用了一百多年时间来完成人口转移。法国和美国的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转移，在时间上大致都发生19世纪初期。法国从1846年到1960年，城市人口比例从21％上升到62％，提高了41个百分点。 美国从1820年到1960年，城市人口比例从7％上升到63％，提高了56个百分点。日本在19世纪70年代明治维新之后，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镇地区流动。 美国历史上有三次人口迁移高潮。第一次是美国内战之前的西进运动，这是美国国内第一次大规模跨人口跨地区迁移，它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第二次是内战之后经济重建阶段。随着经济重建和工业化发展，农村人口向北方和西部新建的城镇转移，流动速度加快。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初步实现了城市化。第三次是二战以后美国经济在五六十年的高速增长，非农产业发展进一步带来了农村人口转移和就业结构转变。 日本用了不到一百年时间来完成人口转移。到1960年，日本城市化水平也已达到63％。日本农业就业比例在“二战”前就降到50％以下，随着战后经济重建和经济高速增长，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了农业就业比例进一步下降，1977年下降到13.2％。从城市化速度上看，日本在1945年到1955年，即战后10年里的人口迁移速度最快，每年以3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长。从1955年到1965年，城市化水平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1965年以后，城市化速度开始缓慢增长。 韩国和我国台湾省人口转移的时间更短。台湾用了四十年时间来完成人口转移，而韩国只用二十多年时间就结束了这个阶段。韩国城市人口比例1960年为28％，到1985年为65％。台湾城市人口比例1956年为33％，到2000年为78％。 拉丁美洲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速度也是很快。例如，巴西仅用了四十年时间就将城市人口比例从30％提高到70％。除了自然增长因素外，拉丁美洲与非洲的城市人口比例大幅度上升，主要来自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由于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导致了“过度城市化”现象。过度城市化是造成拉丁美洲许多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根源。 （二）城市化模式与政府角色 从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依存关系角度看，城市化发展可分成同步城市化（Synchro Urbanization）、过度城市化（Over Urbanization ）和滞后城市化（Under Urbanization）三种模式。从政府在城市化中所扮演的角色看，又分为三种类型，即市场主导型、政府和市场结合型、政府主导型。两者交叉所对应的有代表性国别见表2。 表2 城市化模式与政府角色 市场主导型 政府和市场结 政府主导型 合型同步城市化 英国、美国、法国、 日本、韩国等东 德国 亚国家和地区过度城市化 拉美、非洲等 发展中国家滞后城市化 东欧国家、中国 同步城市化：是指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趋于一致的城市化模式。以OECD的发达国家为代表。在城市化加速时期，工业化 与城市化的相关系数极高。例如，1841—1931年间英国为0.985，1866—1946年间法国为0.970，整个发达国家为0.997。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曲线几乎是两条平行上升的曲线。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地域迁移先于职业转换比较普遍。 过度城市化：又称超前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以巴西等拉美国家、南非等非洲国家为代表。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造成城市人口过度增长，而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造成严重的“城市病”。过度城市化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下形成的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不平衡、以及政府宏观调控措施失衡的结果。 滞后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以中国、东欧等国家为代表。滞后的原因主要是政府为了避免城乡对立和“城市病”的发生，采取种种措施来限制城市化的发展，结果不仅使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得不到很好的发挥，而且还引发了诸如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离农人口“两栖化”和城镇发展无序化等“农村病”现象。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城市化模式。 从政府角色来看，我们选择了美国、日本、巴西作为代表来观察政府对推进不同城市化模式的影响。在三种政府角色类型中，市场主导型的城市化时间跨度相对较长，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类型确实能够起到加速城市化的作用，政府主导型的城市化虽然时间较短，但由于忽视市场规律，效果较差。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市场经济的典型代表，在其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东部城市最初以手工业、商业和航运业为主，逐渐转向工业和服务业。美国西部的很多城市，是随着铁路的延伸而兴建起来的，采矿业和重工业是这些城市的基础，这些产业带动了粮食和食品加工、建筑等许多行业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美国政府通过州际高速公路和铁路等交通网络建设，加强了城市群之间联系。在市场的引导下，美国形成了不同的城市类型。有的城市成为全国性中心城市，如芝加哥；有的成为地区性中心城市，如匹兹堡；有的则成为一般的专业性城市，如圣地亚哥。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城市，分布状况日趋改善，逐渐形成了综合性与专业性城市相结合、全国性城市与地区性城市相结合、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相结合的城市体系。 以日本等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利用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一是根据国家分工和自身比较优势选择主导产业。日本在经济起飞过程中，选择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导向战略。这种选择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创造了众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加速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推进了城市化发展。二是通过运用法律、行政、财税、规划等政策措施，确保人口、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和配置。通过制定和实施国家城市化战略和公共政策，引导城镇化与市场化、工业化互动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 巴西城市化的特点是大城市化，迁移人口主要集中在大都市。2003年，巴西城市化水平高达83％。全国51％的人口住居在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中，其中9个大都是占全国人口的29％。由于片面追求赶超，巴西工业化不仅没有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自身的发展也出现了衰退和停滞，更难以拉动城市就业的持续增加，造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脱节。同时，忽视改造传统农业和农村发展，以及土地高度集中造成农村生存机会少等因素，导致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在城市就业机会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不仅带来了严重的失业和贫困现象，也诱发了社会犯罪问题。 （三）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政策措施 一是清除劳动力流动制度障碍的政策。各国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通常都存在很多制度障碍。及时清除这些障碍，就能促进转移顺利进行。发达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促进劳动力转移，包括修改法律、法规及制度等等。英国、德国和日本在工业化之前通过制定法律措施，消除限制人口和劳动力迁移的政策障碍。如英国通过修改《定居法》和《贫民迁移法》，扩大贫民的居住地范围。德国通过制定《职业 自由法》和《迁徙自由法》为劳动力自由流动和自由择业提供了法律保证。美国各州宪法都有关于人权不受侵犯的条款，不设置流动障碍等等。这些措施为发达国家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奠定了制度基础。 二是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政策。从发达国家经验看，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是一个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逐渐扩展的过程，先是城市中一部分群体，然后逐步扩大到城市所有人群和全体国民。覆盖面迅速扩大往往发生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不仅起到了拉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而且通过社会安全网有效缓解了城市失业和贫困等社会问题。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迅速推广是在战后高速增长时期，经历了一个由国有部门到民间大中企业、再到个体户的覆盖面扩大过程。1875年，日本政府为了抚恤战死者家属和伤残军人，设立了“军人恩给”。1884年后，将“军人恩给”逐渐推广到文官、教职员、警察和地方公务员等。1960年之后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日本开始提出“全民皆保险”口号，把社会保障推广到所有劳动者及其家庭。 三是提高劳动者就业技能的培训政策。就业培训是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能力的一项重要措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大力推广“工业高中”制度，培训社会需要的技术工人。同时，还在农村推行了一套职业训练制度，加强职业介绍事业，并在各地建立职业训练机构，鼓励企业及社会团体对农业劳动力积极开展岗前培训。台湾的经验也基本相似。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台湾通过建立专门针对缺乏技术的劳动者的培训制度、设立职业学校和训练中心、扩大实施教育部门和生产经营部门的合作等措施，培训社会所需的产业技术工人。台湾还通过委托非政府组织设立并管理创业基金，为青年人创业提供低息贷款、技术指导等方面服务。 四是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的政策。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资本家通常采取“血汗工资”制度压低工人工资，劳资关系非常紧张。为了减少劳资双方冲突和对抗，各国政府通过相关立法来规范工会组织与企业的责任、权力，为劳资双方搭建了一个平等的谈判平台。借助这个平台，双方经过谈判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化解了潜在的冲突和威胁，保障了工人权益，导致双赢结果。此外，各国先后还通过最低工资制度立法并强制实施，保障劳动力市场上部分低技能就业者的工资水平。 三、理论评价与经验总结 城市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有关理论为我们抓好这个工程提供多个纬度的决策信息（见表3）。结构转换理论的关注重点是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的协同性、一致性，这样，它给出了城市化的方向和发展速度，有助于我们从宏观经济角度来处理城市化问题。 表3 对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相关理论的评价 主要理论 理论关注的重点 对城市化的指导意义结构转换理 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城市化 给出了城市化的方向和论 水平 速度人口迁移理 城乡差距、就业创造、劳动力 强调就业和人力资源开论 市场分割 发城市发展理 城市增长、城市规模、经济增 重视城市规划和产业选论 长 择经济一体化 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公共物 着手基础设施建设和体理论 品供给 制改革 人口迁移理论的关注重点是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均衡问题。如果城市就业创造不足、而农村推力过大，农村劳动力迁移速度超过城市就业创造速度，就会带来城市失业问题、甚至造成过度城市化问题。相反，如果通过要素市场扭曲来一味地追求城市经济发展，限制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只有流动，那么，就会造成城市化滞后问题。因此，改变城乡之间的“推力”或“拉力”，对于农村劳动力 转移速度有重要影响。 城市发展理论的关注重点是城市发展轨迹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和城市化水平，就可以利用结构转换理论提供的经验标准做参照，制定未来城市发展的整体规划和选择相应的产业发展，在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机会的前提下，推进经济增长和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 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关注重点是市场的一体化。通过改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条件，消除约束产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各种政策和体制性壁垒，就能够推进市场一体化，为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创造积极条件。 从理论和国外发展经验来看，在推进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政府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科学地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发展规划，合理选择产业发展布局，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二是按照城乡一体化原则统筹城乡就业和社会保障，加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建设。三是加强劳动力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四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协调城乡经济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五是明确划定政府和市场的行为边界，规范政府行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城市化论文范文第15篇

转型发展的逻辑对于某些地区的城市转型问题具有实际意义，但结合当前经济增长的发展趋势来看，可以发现“现代服务业”正以强劲的势头发展壮大，同时其与工业和制造业的互动发展越来越受到关注。更多的研究倡导构建产业融合发展的机制和环境、完善服务体系、优化生产组织方式、加强信息技术的应用，以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来促进工业和制造业水平的提升，从而优化产业结构，形成和完善各种产业链，实现现代服务业和传统工业、制造业“两轮驱动”。为了保证重化工业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实现城市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需要选择适合重化工业城市转型发展的路径和战略。结合已有研究，本文认为对于像葫芦岛这样的重化工业城市，应该从现代服务业与工业、制造业融合发展的视角，来寻求重化工业城市的发展转型。

2现代服务业与重化工业的耦合发展

2.1现代服务业由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专业化等需求，现代服务业从传统的第三产业中延伸和发展出来，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是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广义的现代服务业包括传统服务业的升级和新型的服务业，狭义的现代服务业主要是指依托信息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和技能发展起来的，信息、知识和技能相对密集的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之所以区别于传统服务业，主要是指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信息和知识相对密集的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相比，更突出了高科技知识与技术密集的特点。就现代服务业的行业范畴而言，一般包括金融保险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旅游业、物流业、房地产及社区服务业等。

2.2现代服务业与重化工业现代服务业与重化工业的耦合发展、和谐共生是推动工业化、实现新型工业化的有效路径。一方面，现代服务业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结合重化工业来看，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功能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提升地区经济和运行质量的重要战略举措。为工业提供中间服务的金融、物流、批发、各类专业服务等服务业的发展，直接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和运行质量。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对服务业本身，而且对提升其他产业竞争力，改善地区投资环境发挥推动力作用。第二，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实施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按照我国现有工业发展模式推测，到2020年，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都将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减轻对环境的破坏，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第三，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能够有效提升城市基本职能。现代服务部门提供的服务是促进现代城市与周边地区及全国、全球之间经济联系的“黏合剂”。正是通过这些服务活动，才能促进城市综合性工业部门与城市中心地带之间的垂直和水平联系。因此，现代服务业越发达，城市就越具有跨区性和综合性的服务功能。现代服务业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结合重化工业来看，主要表现在与重化工业的产业融合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现阶段产业融合的突出特征是，工业企业非主营经济活动的外包，带动现代新兴服务业的发展。现代服务业加速向重化工业生产前期研发、设计中期管理、融资和后期物流、销售、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等全过程渗透，重化工业内部逐渐由以生产制造为中心转向以服务为中心转变。重化工业的国际营销网络的形成，就是聚集营销人才、进行研发产品、产品运输与储存、广告、保险、会计和法律服务等开发市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的每一环节都伴生服务需求。换句话说，现代服务业和重化工业的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密切，这主要表现在重化工业的中间投入中，服务的投入大量增加。另一方面，重化工业部门的功能也日趋服务化，主要表现为：一是该部门的产品是为了提供某种服务而生产的，例如汽油和煤气；二是随产品一同售出的有知识和技术服务；三是服务引导重化工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和产品创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许多原有的工业企业通过大规模的进入或兼并现代服务业来整合原有的业务。

2.3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发展的策略（1）宏观层面。推进融合发展的对策措施是加强产业关联，构建现代服务业与重化工业的互动发展机制。实行主辅分离，推进企业内置服务市场化、社会化，降低经营成本。进一步完善劳动用工制度，强化企业内部资源、业务整合的自主性。引导和推动企业通过管理创新和业务流程再造，逐步将发展重点集中于技术研发、市场拓展和品牌运作，将一些非核心的服务环节剥离为社会化的专业服务，以核心竞争优势整合配套企业的服务供给能力，大力发展产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体系。有针对性地吸引关联性外资服务业进入，变单纯的重化工业集聚为集成工业与服务功能的产业链集聚。规范服务业竞争秩序，降低服务外包的合作风险。鼓励规模大、信誉高、服务质量好的企业，实施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重组，促进现代服务业的集中化、大型化、组织化。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健全中介体系，推动相关企业间合作，实现社会化服务与工业环节的“无缝式对接”。（2）微观层面。加强对研发与技术服务业的规划发展。葫芦岛市的石油化工业、船舶制造业和有色金属加工业等行业的企业发展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企业集群也已初现规模，具备发展研发服务的基础和条件。企业集群的发展必然要求对上下游产业链进行整合，对研发服务的需求会愈来愈强烈。因此需要尽快形成研究开发体系和技术服务体系。

3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