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系论文范文
金融系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企业年金；金融市场；影响。
2004年5月1日,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实施,确立了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发展的基本框架,这是中国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和发展方面的一件大事，拉开了我国企业年金市场化运作的序幕。
一、有关企业年金概述
1、企业年金概念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出：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组成部分，由国家宏观指导、企业内部决策执行。企业年金与基本养老保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区别主要体现在两种养老保险的层次和功能上的不同，其联系主要体现在两种养老保险的政策和水平相互联系、密不可分。企业年金实行市场化运营，应选择经劳动保障部认定的运营机构管理。企业年金由企业和员工共同承担，单位缴费一般不超过上年度工资总额的十二分之一，单位和职工合计缴费一般不超过上年度工资总额的六分之一”。我国在2000年以前称之为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后来为了与国际接轨而将其更名为企业年金。
2、中国企业年金公共政策基本特征
正规的企业年金计划已经具有一百多年历史，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完全雇主行为、政府调控阶段和与社会保障整合发展。在建立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企业年金属于第二支柱；在政府不提供养老金的国家，企业年金则属于第一支柱；在具有发达的养老金市场的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荷兰、瑞士、英国和美国），企业年金是职工退休收入的主要部分（指养老金替代率而言）。中国政府在总结世界各国各种类型的雇主养老金、补充养老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的经验之后，在十五规划中写入“企业年金”作为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中国企业年金的公共政策选择可能具有如下特征：（1）参与人，即依法履行了基本养老保险义务，具有健全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企业，可以建立企业年金计划；并由企业和职工共同协商制定《企业年金章程》。（2）资金来源，即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双方基于工资总额和个人工资，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政策和协议向企业年金计划缴费；在合格的企业年金计划中用人单位缴费应当享有免税待遇，职工享有免税或延税的待遇。（3）管理模式，即建立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以实行长期积累和市场化运营，账户资产归受益人（包括既定受益权）所有，投资风险也由受益人承担。（4）经办机构，包括企业年金理事会、账户托管机构、投资管理机构等；经办机构依法或依据合同对账户资产的投资风险分担责任。（5）政府角色，即不直接管理年金计划，通过法律和政策的手段推行企业年金制度，并对其实施严格的监督管理，以确保缴费人和受益人的利益。（6）养老金支付，即一次性支付或购买年金，由《企业年金计划章程》规定或由受益人选择。
二、中国企业年金对金融市场的促进作用
纵观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一方面，还没有利率远期、利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可以投资。另一方面，我国长期债券的发行量太少，期限也不够长。所以，企业年金的发展必然会促进我国金融衍生品和长期债券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可以为企业年金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促进企业年金的保值增值。首先，成熟资本市场的证券价格波动性相对较小，投机性较弱，从而保证企业年金基金财产净值在较小的范围内波动。其次，由于企业年金基金资产有一部分是投资于价格与利率密切相关的债券，因此，成熟市场的利率波动幅度小也保证了企业年金基金财产。
1、企业年金增加资本市场资金来源。企业年金基金投资于货币市场主要是为了保持流动性，以支付员工的退休金。而企业年金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基金的保值增值。成熟且完善的资本市场有利于实现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保值增值，而企业年金进入资本市场则会对资本市场的资金来源、市场结构、运作效率以及金融创新会产生积极影响。我国企业年金市场现有资产规模大约有900亿元,预计今后每年会增加1000亿元资产，不出10年整个年金市场会有1万亿元的资产规模。这样庞大的资金如果能够成功的注人,可谓是给我国的资本市场带来了新的血液。
2、企业年金的发展可以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企业年金基金进入资本市场，实际是对资本市场的长期注资。虽然政策对于企业年金投资品种限制较严，但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本市场的资金供给问题。企业年金基金经理的业绩压力相对较小，可以执行价值投资的理念，从而企业年金基金可以与其他机构投资者一道稳定金融市场。企业年金由于其长期稳定的特点要求有长期资产与之匹配,因而在资本市场中注重投资的长期回报,是区别于投机者和一般投资者的战略投资者。另外企业年金人市又具有集中投资、专家经营、分散风险的特点,在基金规模、专业知识以及心里承受能力等方面均优于中小投资者,因而有助于增加理性投资的成分,减少资本市场的过渡投机,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地发展。
3、企业年金的发展可以推动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改革深化。金融产品创新是金融市场发展的生命线，以养老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基于提高收益率、回避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实现长期资产与负债匹配等方面的需求，成为金融市场产品创新的重要源泉。美国资本市场1970年代以来的许多创新产品，如零息债券、垃圾债券、抵押债券、抵押担保债务合同、金融期货合约、金融期权合约等多种衍生金融工具，其主要购买者都是机构投资者。作为金融创新的风险投资，之所以能够在美国风起云涌，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就来自于养老基金。目前，美国的一些金融专家和经济学家正在努力地鼓动和说服政府发行通货膨胀连结型公债（inflation－linkedbonds）、幸存者公债（survivorbonds），他们希望政府放松管制，通过长期投资工具来提高养老基金长期投资的收益率。在英国和以色列，通货膨胀连结型公债成为退休金资产组合中的强制性组成部分。有关研究显示，我国养老基金仅持有中国个人金融资产的1％，而该项指标在香港为6％，在新加坡为28％，在美国为37％。从中可以看出，企业年金市场发展将有力地推动我国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深化的步伐。
4、推动储蓄分流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很显然，通过发展企业年金，将居民储蓄中用于养老等长期性储蓄资产从银行体系中分离出来，并且通过资本市场将这些长期性资金用于长期投资，可以分流银行长期储蓄，细分金融市场，推动国民储蓄向社会投资转换，提高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降低通过银行在配置长期资产方面积累不良资产的金融压力。
5、促进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和机构整合。企业年金由于受其收益性特点的限制要求进行组合投资。《办法》中就明确表示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投资范围可以涉及银行存款、国债和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产品。庞大的企业年金基金吸引了银行业、保险业、信托业和证券业的目光，他们之间避免不了激烈的竞争,各个机构为了分到更大的“蛋糕”,势必会积极拓展自身业务范围,进行混业经营。
金融系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金融约束；金融体系
FINANCEEVOLUTIONTHEORETICSAND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
CHENLiu_qin
(TianjinEconomic&DevelopmentResearchInstitute,Tianjin300202,China)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financecontrolanditslocalization,financedeepenanditsdisfigurementinherently,financerestrainanditstropismonthepolicy,putforwardthat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shouldconfirmthefinancedeepenasanultimategoalofthereformation,takethefinancerestrainasanessentialmeasure,andharmonizetheconnectionbetweencurrencyfinanceand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Financecontrol;Financedeepen;Financerestrain;Financialsystem;
一、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贸易与资本》一书，其同事爱德华·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两人都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首次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症结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即实现金融深化，开创了金融深化理论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论主要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对利率和信贷实行管制等提出批评，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战略，以金融自由化为目标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以及货币价格(利率)市场化，使利率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变化，由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金的供求变化和流向，刺激社会储蓄总供给水平的提高，从而便利资本的筹集和流动，有效地解决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由此可见，金融深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促进资本形成，带动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它既弥补一般货币理论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传统发展理论忽略货币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强调了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而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及政策建议得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支持和推广，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赏，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透过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深化暗含这样一个假设：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开的，并存在一个竞争完全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且市场中的主体是理性的。但现实经济使得金融深化理论假设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1、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贵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面临两大约束，一是利率限制导致的利率约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信息约束。金融深化理论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由于信息约束，放任金融市场自由化会造成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导致金融体系动荡。2、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对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约。金融市场的落后是政府过度管制的原因，而过度管制又导致金融市场的更加落后。忽视市场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会带来市场混乱。金融深化理论主要研究和强调的是后者，忽视前者对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过程的制约。超越或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自由化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混乱和不稳定。3、金融深化使得国际流动资本对开放资本项目国家货币的投机更加容易，使小国经济或落后经济容易出现经常性的波动，它不仅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动所侵蚀，这些国家为了经济的稳定，不得不采取适当的官职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很不适应。金融深化理论表面上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提出的政策主张应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以私有制基础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实际上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深化理论的政策主张和目标对于小国或经济落后国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明证。
三、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
进入9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应用到政府行为的分析中。但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并且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本人认为它对我国制定金融政策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金融约束是一种选择性政策干预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刺激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发展，并促进金融深化。金融约束是与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约束的前提条件是稳定的宏观环境、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最关键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
租金创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来达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准入政策、定向信贷和政府直接干预等创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银行和企业获得了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这就可以说政府为它们创造了租金。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
金融约束的政策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府应控制存贷款利率。即将存款利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证实际存款利率为正值），减低银行成本，创造增加其“特许权价值”的租金机会，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激励其长期经营。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适度，则金融约束是有好处的；如果控制力度过大，资源配置将受到扭曲，金融约束将会蜕变为金融抑制。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2、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策。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进入，而是指新的进入者不能侵占市场先入者的租金机会，如果没有市场准入的限制政策，银行数目的增加将使资金市场竞争加剧，租金下降，激烈的无序金融竞争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甚至还可以导致银行倒闭，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保护这种租金不至于消散，一个重要的保护手段就是限制进入者的进入，以维持一个暂时的垄断性存款市场，对现有存款市场的少数进入者进行专属保护。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可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外部效应。
3、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金融约束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尚不规范，非正式银行部门的制度结构薄弱，存款若从正式银行竞争流向非正式银行部门会减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资金若由居民部门移向国外，则会减少国内资金的供应，扩大国内资金的缺口，对国内经济尤为不利。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压抑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状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四、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政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从上面对有关金融理论的初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考虑：
1、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论与实际金融有着明显的差异，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亦存在其内在缺陷性，但这并不构成金融深化的客观需要，尽管自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及欧美的一部分学者对金融深化产生了怀疑，认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和各国金融发展的明显差异使得金融深化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金融混乱和不和谐。但我们应该认识到：（1）从自由化的进程来看，在政府对贸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经济和各国的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保持了经济的增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价。（2）东南亚金融危机重要原因是危机各国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不适当的金融深化措施导致的。实施金融深化的国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监管或放开不管，过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须的协调的金融因素，忽视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制度刚性要求。比如，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先有或者同步进行金融体系市场化或完善化，这是金融深化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们应客观的对待金融深化理论与实践，绝不能因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金融深化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就认为金融深化与金融危机二者之间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实践证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过于激进、超前的金融深化战略。我国在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时，不能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应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关注市场的落后对放松管制的制约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本国金融改革的现实条件和制度风险，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
2、金融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虑到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累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在经济转轨时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与金融深化相结合的改革方略是显示可行的。
除了解决政府需不需干预经济和金融活动的问题，我国还需要解决如何把握干预力度，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当干预才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在危机中资产价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机构破产，从而暴露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破坏作用；而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与资产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经济动力关系，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或明或暗提供的债务担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根本原因。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当然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担保和保护，而是促进金融体系市场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积极促进信息的传播，增加市场上可供信息的公开化，并充分发挥掌握内部信息的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优势，而非越俎代庖，过多干预，避免金融约束政策蜕变为纯粹的金融干预政策，严格的金融约束政策与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须臾。“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向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方向的迈进而进行调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静态的政策权衡，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合理顺序。”
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亲善市场论”强调的政府只能促进市场建设，不应干预金融经济；也不是“国家推动发展论”所要求的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必须始终强力干预金融经济；而应是“市场增进论”的观点，即政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国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要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货币化”趋势有所增强，货币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强度与日增强，广义货币（M2）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说明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加大。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本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本国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这说明开放经济中，货币金融政策一经济发展有相当强的关联。因此，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的基础上，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货币金融政策，避免金融业脱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独自繁衍。
参考文献：
[1]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谈儒勇：《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金融发展》[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4]郑泽华等：《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与中国的金融改革》[J]，《西南金融》，2000年第4期。
[5]王松奇：《金融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
金融系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工程金融体系影响
金融工程是根据系统工程理论，综合采用工程技术方法，设计、开发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从而创造性地解决各种金融问题。在具体运用中主要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管理公司风险，并为客户设计、定制一些特殊的金融产品。金融工程为资本资源的优化配置、防范金融风险和加强金融监管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但同时对全球金融体系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金融工程对金融体系的正面影响
1.金融工程提高了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宏观调控的效率。金融工程开发设计出的新型金融工具打破了金融机构传统的专业分工，使其业务种类经营范围扩大。从需求的角度看，金融工程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同时使金融机构更加注重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增强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技术水平，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日趋融合，决策效益增强。金融工程所创造的新的金融产品以高度流动性为基本特征，提高了投融资便利的程度，极大地丰富了金融市场的交易，壮大了市场规模，从而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而中央银行利用金融工程综合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实现宏观调控和风险管理。
2.金融工程强化了现代金融管理。金融业的现代化推动了数理方法的应用研究，反过来，金融管理特别是金融风险的防范，也越来越需要量化决策分析和研究。金融工程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金融运行规律的认识，从而能更好地把握市场的发展动向而进行科学决策。运用金融工程各种先进的理论知识与技术手段，对客户所面临的利益与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分解、取舍和重组，形成客户所能接受的风险收益，进行风险控制。金融工程还可以利用电脑技术与通讯技术及时发现金融市场的不均衡性，从而客观上增强了市场的有效性。用金融工程处理各种证券金融数据，可以比较全面地分析各种因素的影响力度。
3.金融工程可以有效控制金融风险。金融工程是一种系统性的分析方法。其具体运作过程包括五个步骤：诊断、分析、开发、定价和定制。即识别客户遇到的金融问题的本质与根源，分析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依此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并确定金融产品的开发成本和边际利润，从而为每个客户定制能满足其特定要求的金融工具。由此可见，金融工程是在新的金融产品开发过程中有效地实现经营风险的控制。
二、金融工程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负面影响
1.使金融机构的稳定性下降。金融工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更高效率的产物，其发展在促进金融效率全面提高的同时，也降低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是由于金融工程使得各种金融机构原有的界限日益模糊，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金融业务的多元化和金融机构的同质化，使金融机构可以涉及诸多领域，金融机构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受到冲击。2.使金融体系面临着新的风险。随着金融自由化及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各种信用形式得到充分运用，金融市场价格呈现高度易变性，金融业面临的风险相应增加。金融机构推出的规避风险的创新工具，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转移和分散风险的作用，但同时也使金融业在传统风险的基础上面临新的风险。
3.增强了金融交易的投机性。金融市场出现的与基本的经济因素无关的不正常波动，往往是因为有投机力量的操纵，并有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从众心理从旁助阵。金融工程为投机活动创造了大批撼动市场的先进手段，增强了市场的有机性。
4.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工程模糊了各种金融机构间传统的业务界限，金融机构为了增强竞争力，逃避管制，大量增加资产负债表以外的业务，这就使得同一种经济功能可以通过不同的金融机构或金融工具来实现，从而使金融监管出现了真空地带。
三、推动金融工程发展，完善金融体系的思考
1.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仍显薄弱，特别是金融信息网络建设的覆盖率、安全性等方面急需大力加强。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大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同时完善国内的清算交易系统，加快电子化进程，减少金融交易的时滞，增强市场效率和流动性，确保信息基础设施不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为金融工程的运用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
2.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充分利用现代电子信息手段，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资金流的动态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研究针对金融工程运用及其产品的有效监管手段。具体可采用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级共同监督管理体制。监管部门对金融工程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应有所准备，建立起一套全程的、动态的跟踪管理体系，对市场的发展进行预测把握，引导金融工程的顺利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基本稳定。与此同时，也要加强监管队伍建设，提高监管人员素质。
3.创造金融工程实施的有效主体，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加快企业尤其是国企的改革步伐，积极培育风险管理的市场需求主体，促进企业管理方式和股权结构转变，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完善金融市场，提高金融工程的效率。努力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推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步伐，引进国际金融市场上较为成熟的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产品，改善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效率，促进金融行业的竞争。
参考文献：
[1]周凌峰徐德富:金融深化理论对我国金融改革的影响[J].时代经贸,2007,(03）
金融系论文范文第4篇
比如说，由大财政演变为大银行出发点是改变资金的无偿供给，殊不知发展到后期却出现了畸形的单一银行信用问题；八十年代中期，理论界就提出了发展金融市场，并开始了实践尝试但就是呼之不出，市场无响应；而当多数人士转而主张先发展货币市场，后发展资本市场的时候，股票市场却在沪、深两地海啸般地涌了出来；股票市场历经一阵火热，正当成为上下关注的焦点，似乎中国面临的诸多改革及发展问题都可借助股票市场来解决之时，却疲态尽显、扩容维艰、问题四起，任凭管理层推出政策鼓动，也激不起投资者的入市热情。与此同时，企业债券市场也是虽鼓噪不断却未见启动。然而另一方面，储蓄存款规模在屡屡调低利率的背景下竟依然快速扩大。上述局面或许又是有关当局在提出发展资本市场、降低间接融资比重的改革决策时未曾充分估计到的。如此等等，都令人去思考：
其一，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居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金融资产？企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融资品种？而从根本上讲，社会的金融资产结构最终是决定于居民的财富配置需要还是企业的融资要求？由此而另有所言的是，对于金融资产结构的改革政策及措施，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视其影响程度与着眼基点。
其二，变更金融结构的政策无疑是着眼于改善金融体系的效率。而对效率的理解，此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决策层几乎都是从单一金融资产的功能出发，去考虑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进而希望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虽然近年来风险的分布防范也开始被纳入金融结构政策的关注视野，但是，究竟怎样才算实现了金融体系的配置效率？社会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又怎样才算称得上协调、适应、合理？似乎都是模糊不清的。
其三，近十余年来，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突出变化无疑当首推股票市场的发展，目前股市却集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应该讲，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大都可归咎于中国转轨时期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自身制度构建上的缺陷，以及法规制定和实施的不完善。但使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每一个问题的凸现和解决，无一不触及到股票扩容和资金扩容的矛盾？这一矛盾困扰股市已多年，管理层在平衡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上用心良苦，也常常导致具体政策摇摆不定。然而对此矛盾，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总的政策取向下，人们的习惯思维往往是把它视为中国特有的背景关系，却不是直接看作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如果是一个问题，那么就有必要质疑，中国的股票资产历经数年的快速增加是否已经超越了居民现阶段的实际需求？而我们对股市的地位和作用似乎看得过重？对其发展进程设想得是不是也过份乐观？
二、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与金融资产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
以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常的思维范式是去探寻一个理想的金融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品种，以及各种品种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相对规模，才更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细一掂量，这一思维范式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似是而非的缺陷。对于不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各种金融体系，是否能够直接、孤立地加以对比，区分出孰优孰劣、何种先进而何种落后？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可以从经济发达国家中选择出视为成功的金融体系作为构建的参照物，引入新的金融资产品种。需知，从技术角度讲这是极为简单易办的事。再者，怎样才算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也是无法量化、难以评估的，尤其是事后更难以说清、确知它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因果关联性。
其实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只是理解金融体系效率内涵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摆在首位的另一方面，是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
金融体系及其所属的金融资产结构作为社会经济制度构架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是一个历史范畴，历经了漫长的渐进演变。翻开各国的金融史，在不同的历史时序阶段，金融结构的变化表现出大多是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或是权力人物的强制政策而振动反复，偶发性的金融事件迭出不已，经济运行也由此受到刺激或扰乱的影响。但就大的事件框架来讲，它总是呈现出与实质经济的发展并行推进的。一个成功的金融结构体系只有适应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质经济状况，以及各国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才会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而其自身也才能在不断的振动和变化中完善和存留下来。
提出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或许在金融理论上可称是一种新的见解，其实这是源出于诺思的思想。诺思在其著述中曾提出了一个深邃且不同凡响的结论性见解，他指出，“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是适应效率而非配置效率”。这里，虽然诺思是针对经济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讲，并没有细到具体涉及金融体系以及金融资产结构，但其分析思维却是独辟蹊径、颇富启迪的。按传统的各种分析经济增长模式，都是主要透过经济变量，从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改变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又往往把技术创新置于决定性的位置。诺思却是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认为富有适应性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在分析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中，领会、借鉴、引入诺思的“适应效率”的见解具有两重理论含义：
其一，置于金融资产结构基础上的金融体系对于实质经济的作用并非中性，它既能推动，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存在着适应或不适应的金融资产结构体系。就这层含义讲，金融适应效率的见解同戈得史密斯的金融是上层建筑的思想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存在着区别。作为研究金融结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戈氏理论的分析视角，是要说明决定金融结构的是国民财富、国民产值、资本形式、技术条件、储蓄水平等实质经济，对于不同的国家、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及其变化的方式都存在着差异，从金融结构的状况能够判断出一个国家金融的发展程度。这里，戈氏思想虽然很注重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差异，却强调的是金融结构与实质经济之间、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联与一致。而我们从诺思思想提出的金融适应效率则一是欲突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二是欲突出金融结构可能是适应的，也可能是不适应的，不适应的金融结构将会对经济造成破坏性作用。
其二，每一种金融资产——货币、债券、股票等，都具有独自特有的融通资金、配置资源的功能，但却无法按自然科学的思维从技术性的角度直接推导出它对社会经济的作用。纵观金融发展史，可以作为印证的案例比比皆是。银行券的产生能够克服黄金作为货币在数量上的短缺，却屡屡出现人为的发行失控；十九世纪英国工业资本的集聚主要是依靠股份募集方式，而在法国，当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则是归之于一种特殊银行——动产抵押货款银行的建立。人们谈论股票的作用往往会将其与英国铁路的早期兴建联系在一起，可当在采矿业中兴起股票热时，却被杰弗里斯称之为“最要不得的现代金融手段之一”，因为在当时的勘探技术条件下盲目采矿的成功概率太低，并且，当约翰·劳将这种现代金融手段带到法国，作为财政部长的他虽尝到了扩大港口的好处，却也因密西西比泡沫的破灭而身败名裂。
从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出发分析，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主要适应于实质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需要。构成实质经济的因素很多，生产力的推进、生产方式的变化、新的发明和技术变革、人口变化等，但最根本的、或者说作为基本前提的，是一国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居民收入水平和财富积蓄程度。这么讲，似乎是易于理解的无异议见解，然而我们发现，一旦落实到具体的问题或者政府有关的政策上，却不时表现出含混甚至错误的思维。
一个典型的问题是，金融资产的品种到底是由企业决定还是由居民决定？对此问题，政府的金融资产结构政策着眼的基点往往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企业的需求。且人们在研究金融问题时通常的思维也是把“金融资产”与“金融工具”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关注的是社会物质要素的转移和配置，其倾向性同样不言而喻。然而颇令人思索回味的是，莫顿在其影响力极大的《金融学》教科书中，却在开篇定义中将管理个人资源列为研究金融的五条理由之首，并将家庭的金融决策置于企业的金融决策之前。其实，这一问题就表象看，虽然是企业以及中介机构在设计、推出不同的金融资产，企业从自身的经营也的确需要考虑权益资本和负债资金的比例，但它最主要的需求筹融资金。如果单从这一需求讲，企业原本更希望的是金融资产形式简单与均一，以此能降低费用和简化程序。而它之所以又表现出热衷于金融品种创新，更多的动机是出于迎合居民的资产选择需要。应该讲，反而是拥有财富的居民才更关注、更需要收益与风险各异的多样化金融资产，这种多样化能够使收入不同的家庭根据各自的效用曲线达到资产配置的目的。
中国在近二十多年的经济转轨时期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过程最能印证，也最能用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予以说明。20世纪80年代前的大财政、小银行的资金分配格局，一个重要直接原因是人们的收入太低（1978年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每人平均21.90元），要保证一定的社会储蓄率和投资率，不可能建立在居民自愿储蓄的基础上，只有采取国家财政方式强制进行国民收入的分配，当然从根本上这又要归咎于计划经济的制度性原因。80年代初期，银行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急速膨胀，是由于人们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引致收入大幅增加，储蓄存款成倍增长；此后银行信用逐步扩展到独木撑天的局面，而人们并不理睬发展金融市场的改革措施，没有燃起对股票、债券的热情，仍然唯一选择银行储蓄。原因在于虽然当时多数人口袋里有了剩余的钱，其数量也只能够应了这么一句话：“银行存款是穷人的储蓄”（莫迪利亚尼）。跨入90年代之后，股票市场得以迅猛崛起，神速发展，这当然与股票这一资产的独特诱惑性有关，但作为背景基础的原因根本还在于此时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富人阶层、产生了中产阶级。
经济理论的探讨总是带有现实的针对性。分析至此，本文转入重点想突出的观点，那就是，从金融资产结构适应与否的角度看，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不是太慢，而是已经冒进；股票资产的数量不是太少，而是其需求早已超越了现阶段居民的财富程度。对于这种不适应，借用一句警言：“眼前没有大崩溃，只是脚下地面的轻微颤动是一种预兆”（奥弗斯通）。
三、中国特征的股市欣快症与股市政策的冷思考
认为中国股市存在泡沫，此种观点时有见诸于报刊，不过其含义是讲股价高了。而要认为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已处于冒进状态，不仅与眼下股市政策相悖，或许也难以得到多数理论研究人士的认同。因为下面几组数据太直观不过了。
中国股市产生至今只有十多年，而国外成熟股市已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中国股市的总市值不过四万多亿，仅占GDP的0.5，且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能够流通，而发达国家股票市值占GDP的比值都在1以上；
中国的银行储蓄存款超过7万亿，贷款额近12万亿，而企业每年通过股市筹集资金却只有一两千亿。
然而认真一推敲，上述数据只能够说明中国股市需要发展和发展的前景，却难以否定发展冒进，不能作为说明现阶段中国居民需要更多股票形式金融资产的充分理由。
认为股市发展冒进，可以从两个层面予以分析。
第一个层面是基于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
在对中国股市建设进行回顾和评价的时候，没有人会低估这么一个成就：仅仅十余年的时间，几乎走完了发达国家两百年的路程。然而这同一事实恰恰也正反映了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即它不是社会工业化大生产初期的产物，而是跨越社会生产发展阶段的泊来品。
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考察，股票市场是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框架下问世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制度的基础、股票市场存在的前提是作为企业组织形式的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社会化大工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它与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长同步，同时与居民的收入财富增长和储蓄投资方式的变化同步。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股市历史上，虽然也屡屡发生大幅暴跌和长期低迷，但不可能出现发行上市压力和股市不堪重负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中国，社会化规模经营的大工业企业是通过高度集中的分配制度，采取政府投资、国家所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经过几十年的时间，业已形成覆盖各个领域的庞大国有体系，并在这种以国家独资为资本组成形式的企业制度基础上，形成了与之对应契合的社会分配机制、福利机制、储蓄和投资运行机制。在这样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绝对主体的社会经济关系背景下建立股份制度，只可能采取改制、转型、变革的方式，不可能再表现为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在建立股票市场的问题上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企业制度的变革同金融资产结构变化之间的冲撞和不同步。
一方面，企业的转制从技术程序讲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即可完成，并且国有独资企业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势必存在着股票发行的要求；另一方面，建立在居民储蓄投资方式基础上的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却具有很大程度的渐进性质。因此，中国股票市场从其产生一开始就潜在性的面临着股票供给大于需求的基本矛盾。
第二个层面是基于中国特色的股市欣快症。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在其产生初期，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出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股市欣快症的特征有四：一是全民介入。“从事股票投机的强烈欲望，紧紧地吸引了从自耕农到拥有贵族头衔第一王子的各个阶层”（马克思）；二是股价攀升企高，涨升无理性，市场存在严重泡沫；三是很快抛开货币，包括存款和信贷；四是持续期限很短，例如英国的运河热潮3年，铁路狂潮5年。
中国股票市场的初期阶段也同样未能避免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表现出自身的特色和极大的复杂性。
作为欣快症共有的特征，中国股市形成初期，也表现出全民介入股市的高昂投资热情，也曾出现股价被推至离奇的高度。然而股票投资热潮并没有出现失控。这当然与政府强有力的行政调控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转型时期特定的背景之下，投资者的热情起到了缓解企业转制造成的发行上市压力，同时也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欣快。推进企业体制改革和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的期望、转变单一银行信用和分散金融风险的金融改革要求、谋求资金的利益驱动，这些都令政府和企业倾注出与投资者不相上下的热情。在供需双方的合力之下，股票市场呈现出快速的发展。而股市政策也定位于一方面要保护投资者的热情，控制企业上市的节奏，强调稳定；另一方面要适应政府和企业的需要，坚持大力发展。
中国股市欣快症的结果，不是泡沫的破灭，而是发展的冒进。原因是在持续不断的发行、上市压力之下，泡沫难以产生，反而，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政策导向下，历经十余年的供求抗衡，支撑股市发展的资金已经出现了透支。
判言中国股市发展的冒进，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认识：
其一，股票是风险性极高的奢侈品，不是任何收入阶层的人都可以投资的金融资产品种。凯恩斯的《通论》中曾指出，股市是富人的俱乐部，应该提高华尔街的门槛。巴杰特有句名言，“常识告诉我们，售书的不应从事蛇麻投机，银行家不应倒卖松脂，铁路不应由侍女来筹建，运河不应由享俸的教士来兴修”。中国股市的发展政策应该是不违背常识的负责任政策。在股票充分普及、投资渠道畅通的现今背景下，银行储蓄存款呈现出居高增长，这更多的只能说明在现阶段居民需要的是低风险的金融品种。
其二，股市发展冒进与股市存在泡沫，这二者是意指迥然不同的问题，针对的政策和解决的措施也截然相反。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如果是认为股市出现了泡沫，可供选择的措施是加大发行上市力度，压低股票价格。而判言股市发展冒进，采取的对策应该是减缓发行上市数量，让股市有一段休生养息的时期。近两年股市政策几经反复，终于宣布停止国有股减持，严格了增发的条件，而很快我们可能听见另一种质询：有哪一个国家的股市，曾经出现过每月、每周持续不断发行新股？
其三，广开股市的资金来源，应冷静分析资金的性质。在中国可动员的资金的确很充裕，然而适宜进入股市的却不多。经营性资金吸引进来，只具有短炒投机性，不利于股市稳定；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看似数量庞大，却并不属于敢冒风险的资金，可动用的部分实际上有限；银行资金从理论上讲虽然没有理由不允许一般投资者质押融通，但只要股市尚存在双向扩容的尖锐矛盾，就很难避免开闸容易流回难的严重后果。目前最被看好的是基金，可如果说人们对股票资产已不再具有更大的需求，那么对以股票为投资品种的基金，无论是开放式、还是封闭式，也难以激发出浓厚兴趣。说到底，股票市场的资金来源从根本上讲还是应该与居民对股票资产的需求保持相适应。
金融系论文范文第5篇
从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的角度对金融全球化进行反思，已成为发展中国家无法逃避的重要课题。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问题.
一、全球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根源在于金融经济的过度扩张。
金融经济的过度扩张是金融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自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20多年里，金融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真实经济的增长速度。目前，它的规模大约是真实经济的30-50倍。
金融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安排、储备货币国家的货币制度和政策以及发达国家私营机构的金融创新决定的。
第一，1971年美国黄金窗口的关闭造成了储备货币与黄金的脱钩，这使得货币这一传统上真实而具体的财富变成了一种没有基本价值的抽象符号和新兴债务，从而使得金融经济与真实经济的分离成为可能。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美元的价值与黄金脱钩，这不仅重新定义了货币，而且拆散了金融经济与真实经济的最后联系。
第二，货币这种没有基本价值的抽象符号或新兴债务脱离真实经济发展需要的过度创造，使金融经济与真实经济的分离与背道而驰成为现实。
中央银行创造货币非常容易。创造货币的方式有大杠杆和小杠杆之分。大杠杆指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小杠杆指中央银行改变银行存款的准备金比例和调节中央银行的贴现率或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来间接增加或者减少进入经济体系的货币。
商业银行也有创造货币的巨大能力。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传统方式是贷出存款。商业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海还可以通过创造"近似货币"来增加经济体系中的货币。最典型的"近似货币"是信用卡。花旗银行发行的信用卡平均信用额度是2000美元，如果发行3000万张，花旗一家银行就可以创造600亿美元的近似货币。还有很多种近似货币，全部由私营金融机构创造出来，而且除了市场力量以外不受任何约束。
从国际方面来看，欧洲美元市场形成后的二十多年中，数以千亿计的欧洲美元在银行和银行间不断流转，反复贷出，随着欧洲美元贷款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不过欧洲美元终究不是具体的纸币或金属货币，而是一种电子货币。虽然这些货币的创造过程与国内银行的货币创造遵守同样的规则，但在1987年以前，这种无国界的美元代表一种自治的货币，完全由民间控制，因此与它们的美国表亲相比更少受到限制。例如，欧洲美元没有存款准备金的限制，经营欧洲美元的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就比国内银行要大的多。此外，在近20多年里，美国政府又通过巨大的贸易赤字把成堆的新美元送往国外。
第三，养老金、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崛起，金融期货与期权等衍生工具的开发和应用，以及布莱克－肖期权定价理论的完成使金融投机资本通过组织效率的提高、现论的指导以及金融衍生工具高杠杆率的运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
第四，电子网络和电子结算系统的引入极大地增加了货币或资本流动速度的增长潜力。科技的进步已使得每一笔交易的速度和准确性大大提高。作为购买力的货币或资金可以以光的速度在属于全球市场组成部分的各地市场间流动。在金融经济和真实经济的距离不断扩大之时，科技更造成两者间迅速的疏离。
世界经济财富价值体系示意图
金融经济过度发展的直接后果便是造成了世界经济财富价值体系的极度扭曲（如上图所示）。今天，世界经济巨大的财富价值，其形成如一座倒置的金字塔，在底层是实际的物质和知识产品，在其上是商品和真实的商业服务贸易，再往上有复杂的债务、股票和商品期货，最后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衍生期货和其它虚拟资本。金字塔的维持和扩张，有赖于各层的适当比例以及上一层结构有多大能力从下一层汲取收入。在整个财富体系难以维持所需的日益增长的收入时，整个金字塔就会轰然解体。由于连锁反应，庞大的金融体系可能就要顷刻垮掉。
世界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金融体系的可信度和稳定性归根结底还是要以货币资产转化为实物（含知识和信息）。但是，金融经济的过度扩张使得虚拟经济与实质经济严重脱节。目前，全球外汇交易额大于世界市场进出口总价值的60倍，并且还在不断繁衍。目前美国对金融和房地产投资的新信贷是制造业的3倍，美国实物贸易额不到期货贸易额的一半。跨国债券和股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分别高达151.51%、196.8%、690%和120%。其中衍生交易市场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1987年以来，每2年，这个市场的规模就要翻一番。根据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在11个国家67家银行的调查，这些机构手中持有的衍生交易合同总值在1995年以来已高达63.6万亿美元。这是全球GDP的总和的两倍多。1997年初，仅美国的商业银行就持有25.7万亿美元的衍生合同，这是美国GDP的三倍以上。与此同时，世界真实的实物生产，不论人均和地均计算，均比过去20年有实际的缩减，而实物生产中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服务于虚拟经济的运作。美国劳动生产率近20年来仅为1%左右，即使是在经济最为景气的20世纪90年代，整个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仅为1.1%，为战后甚至1870年（至1970年为2.3%）以来的最低水平。
我们可以看到，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金融经济过度扩张所带来的大量的纯粹的"虚拟"的金融资产近年来无节制地增长，结合整个世界真正物质生产的停滞和下降，已使金字塔严重变形、失真，为全球性的金融崩溃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美国经济学家乔纳森·特尼鲍姆指出：
金融系论文范文第6篇
（一）日本农村政策性金融
由于市场并不能充分满足农村经济和产业发展对金融工具和融资渠道的需求，所以政府应行使本身的职能，使金融资本可顺利进入农村经济，如通过扶持性政策或政策性资金支持弥补金融工具和融资渠道的不足。日本政府通过向农村经济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以达到对农村经济设施、农产品改良、农业新技术推广等行为进行注资的目的。日本的主要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农林政策金融公库，其汇集了国家会计基金和国债基金等金融资本，日本政府通过其与合作性金融体系的紧密融合，实现其政府职能，建立并完善其农业金融体系。日本政府通过农林政策金融公库对农村经济提供贷款，其贷款的特征为长期、低息，时间期限分为15个等级，时间期限最长的为林业经济基础贷款，其时间为55年，最短为1年，平均期限为19年。利息基本情况下维持在固定标准，利率平均值为3．89％，贷款利率在3．5％的比例可占到60％以上。此外，日本政府还出台了一揽子计划，如农林政策金融公库的贷款如存在不能及时还款的情况时，可向政府提出减免要求，政府可酌情为其减免一定的利息，损失的部分由政府填补。
（二）日本农村合作性金融
日本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有着特殊的组织结构，其基本组成为三级组织结构，三级机构分别为农、渔和森协会。农林中央金库作为其最高机构，负责监管其资金，并以信农联作为中枢机构管理单位农协的贷款和还贷，信渔联作为中枢机构管理单位渔协的贷款和还贷，单位森协只贷不收，因而不设中枢机构。日本政府于1947年颁布了《农业生产合作法》，于1948年颁布了《水产业生产合作法》，于1961年颁布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法》，并将小规模基层农协合并为大型农协，加强了其执行能力。上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为了适应农业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加强农业金融体系的金融基础，日本政府加快了地方农协的合并速度。日本的农业金融体系并不是作为独立运行的系统，其以独特的三级组织机构，并以农协为载体，以信农联为中枢机构，组成其合作金融组织机构。其这一特征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绝大多数农业合作金融体系机构。其以行政区划分为基础，建立农协系统，并在农协内建立金融融资部门和拓展融资渠道。其独特的三级机构具有自上而下的直属关系，但其在金融资金的管理上严格执行独立管理，独立运算，上级只起到指导的作用。日本几乎所有农村地区覆盖在农业合作金融体系之下，日本的农业金融体系的存款利率高于普通金融体系利率，使得50％以上的农业存款流向农业金融体系。日本的农业金融体系主要为日本农业的发展提供金融资金支持，帮助农业生产人员拓宽融资渠道，加速农业经济发展，并不以盈利为目的，其贷款利率低于其他金融机构，因而其贷款去向应严格控制其资金去向，农业金融体系部门应保证其资金总额的90％用于农业经济建设，且不需要农业生产人员进行金融担保。在1978年日本的农业合作金融体系贷款总量已与其他金融体系的贷款持平，截止到2012年7月日本的农业合作金融体系已拥有营业网点8 578家，金融资金余额881 963亿日元，农业合作金融体系贷款总量219 824亿日元。
二、金融信息制度
急剧膨胀的信息流和信息需求使得涉农企业对金融信息的管理面临更高的要求，很多发达国家的涉农企业都开始进行信息化建设。近年来，日本涉农企业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也不断扩大，有的跨行业经营，有的在全国都有子公司。据调查，日本涉农企业通过信息化管理减少了盲目性投资14％，提高判断决策正确率16％，提高业务处理准确度25％，文件简化率10％，提高内部信息畅通率22％。信息管理是涉农企业现代化管理的基础，它既可以作为涉农企业计划与决策的依据，又可以对涉农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控制和监督。
（一）涉农企业管理金融信息系统的内涵
金融信息管理系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新型学科，由人和计算机网络集成，以人为主导，利用计算机硬件、软件、网络通信设备以及其他办公设备，进行信息的收集、传输、加工、储存、更新和维护，以企业战略竞优、提高效益和效率为目的，支持企业的高层决策、中层控制、基层运作的集成化的人机系统。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由金融信息的采集、金融信息的传递、金融信息的储存、金融信息的加工、金融信息的维护和金融信息的使用五个方面组成，功能包括经营管理、资产管理、生产管理、行政管理和系统维护等。金融信息管理系统可以利用过去的金融数据预测未来，为有效管理和正确决策提供重要依据。涉农企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内涵是在普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基础上，结合涉农企业金融信息数据的特点，与计算机技术、数据库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等多种技术相融合，建立涉农企业的农业资源配置数据库，完成涉农企业数据分析和系统开发，为涉农企业生产与决策提供支持的系统。
（二）日本涉农企业管理金融信息系统的特点
首先，日本农业金融信息化建设的背景对涉农企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发展给予了强大支持。其次，日本涉农企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集成度比较高，模块之间在设计时通盘考虑，无缝联接，使得数据交换无障碍。再次，日本涉农企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设计的针对性强、涉及面广，针对日本涉农企业业务划分不同的模块，涉及生产管理、资源计划管理、物流管理、销售管理、电子商务和人力资源管理等各个方面。最后，日本涉农企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构建有日本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可以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和大企业的资源为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发展提供条件。
三、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构建的启示
（一）构建自下而上独立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
虽然金融体系的建立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但是日本的合作性金融体系却具有完全的独立运行权，在行政级别上不隶属于各级地方职能部门，行政法规上不受任何地方职能部门干涉，其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三级金融机构。日本合作性金融体系的这一特点，既可保证农村金融体系不受干扰可独立执行其职能，又便于提高农村金融体系的结算速度和互，可有效提高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速度。
（二）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在保证农村金融体系中合作性金融体系的独立性同时，政府也应提供必要的政策性金融支持，日本政府在农业金融体系建立的过程中，一直通过各级金融职能部门对农业金融体系提供政策性和资金支持。日本政府根据信贷补贴理论和市场竞争不完全性理论，保障其农业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持续的注入大量资金，并不断出台扶持性政策，为其现代化农业金融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以农业、农民为服务对象
农业金融体系的建设务必要以始终为农业及农业生产相关人员服务为宗旨的立场，对非农业和非农业人员进行严格限制。各职能部门要与农协紧密配合，保证所有金融资金均在农业企业或农业职能部门内运转，并保证其资金运转流通顺畅。日本政府建立了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监管机构，严格控制金融资金的流向和使用人群，避免农业金融资金受趋利性影响而流入非农业用途或非农业生产部门。
（四）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
在建立有效的合作性金融体系和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有效的内外部双重监管机制是保障农业金融体系正常运行的前提保障。日本为防止金融犯罪等问题，建立起以存保制度、互助制度、信誉制度和灾补制度以防范其金融风险。
（五）出台和完善农村合作金融法律体系
金融系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金融海外战略支持体系政策措施基本思路
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目的在于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海外投资是一项高风险经济行为，一些国际经验较为欠缺、竞争优势并不明显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和困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较弱，难以解决海外投资过程中遇到的资金和风险保障这两大“瓶颈”问题。为帮助“走出去”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做大做强，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对海外投资金融支持体系进行战略性安排，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入手加大“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力度。这既是世贸规则下所允许的政府干预与扶持行为，也是“走出去”战略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一、构建“走出去”金融支持体系的总体思路
正常市场条件下，商业性金融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融资主渠道，但海外投资活动中的高风险性及国家风险因素等特点，使商业性金融在很多具体领域与项目上不敢、不愿或无力涉足。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在海外投资发展初期，由政府提供后盾支持的政策性金融一般都是金融支持的主导力量。政策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支持，通过向海外投资企业及参与的金融机构提供条件相对优惠的融资支持与风险保障，使海外投资的起始风险点相对降低，从而使社会中商业性资金介入意愿增强，吸引更多资金参与海外投资。当海外投资企业逐步发展壮大，商业性金融进入的深度和广度足以支撑企业发展时，政策性金融再逐步淡出，从而形成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
目前，我国海外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海外企业规模小，资金实力不足，商业性金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大多不愿意承担企业发展初期的风险，贷款条件苛刻且金额有限，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政策性金融虽然承担了较多的金融支持职责，但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僧多粥少”的局面不可避免，资金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应当确立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国家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鼓励商业性金融采取多种形式，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配套资金支持，同时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导、辅助与补充作用，通过政策性金融的拓展，带动更多商业性资本和民间资本介入。
二、围绕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要求确定金融支持重点
走出去”既是企业战略，也是国家战略。在金融支持方面，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应当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特点合理进行分工，突出支持重点，充分体现海外投资的国家利益和产业政策导向。
（一）根据企业类型确定支持重点
从投资目的上看，“走出去”企业大致可以分为资源开发、市场开拓、技术和品牌获得以及劳务输出四种类型。其中，资源开发型投资对于缓解我国资源紧张局面、保证工业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国家应当对这类投资提供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支持，鼓励企业扩大对资源开发业的投资。由于这类投资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周期长，投资风险也大，为保证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供应，国家可以设立专项基金，由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包括前期费用、勘查资金、专利使用费、其他取得资源开发权所需资金等。投资金额特别巨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还可以采取股权融资的方式，先占有海外投资企业的部分股权，一旦企业经营步入正轨之后，再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其他的投资伙伴，从而分担企业的投资风险，减轻企业的资金负担。对于勘探开发境外石油、天然气、木材、矿产等国内短缺资源的企业，其自产产品运回国内，国家应当给予进口配额、税收和外汇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其他类型的投资中，政策性金融的支持重点应当放在带有国际合作性质或涉及国家战略利益的投资项目上，优先考虑拥有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能够带动大宗物资出口的境外承包工程项目以及家电和轻纺等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对于企业自主的投资行为，特别是一些规模小、竞争力不强的投资项目，则以商业性金融支持为主，要求其自筹资金、自担风险，充分发挥现有商业银行境内外分支机构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部门通过放松管制、简化手续创造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支持企业采取多种融资方式在境内外融资，推动有条件的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债券，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二）根据企业发展阶段确定支持重点
按照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发展一般会经历四个阶段：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持续发展期（或衰落期）。一般而言，“走出去”的企业在前两个阶段各种投入比较多，流动资金短缺，由于在当地缺少信用记录，再加上经营情况不理想、不熟悉东道国的金融和法律环境等原因，“融资难”的问题比较突出。此时，国家要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一方面通过提供优惠贷款、财政贴息、内保外贷、税收减免等手段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资金瓶颈，提高企业的自生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与东道国签订投资保护协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和风险管理咨询等方式为企业提供有力的风险保障，避免企业因非正常原因遭受财产损失。一旦企业在国外市场站稳脚跟并实现盈利，能够凭借自身信用筹集资金，政策性金融就可以逐步退出，转而由商业性金融充当企业资金供应的主渠道。
（三）根据企业投资方式确定支持重点
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日趋多样化，除传统的设备、技术、现金投资外，逐步出现了并购、参股、换股或BOT等更为灵活的投资方式。2005年，我国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占到当年流量的一半。国内企业通过并购可将其优势与国外企业的强项相结合,形成协同优势；或通过并购获得带有垄断性、稀缺性资源,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人力资源和专有技术等。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特别是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的提高，跨国并购将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方式。大型跨国并购往往会涉及巨额资金筹集，不仅项目前期投资数额巨大，并购后的整合阶段也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因此，能否获得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是并购成功的关键因素。为了积极有效地运用跨国并购方式，培养更多的世界级跨国公司，我国应当将跨国并购列为政策性金融支持的重点，在政策和资金上予以扶植和鼓励。对于采取现金并购方式的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通过银团贷款、股权融资、对外担保等方式为其提供多层次的资金来源，外汇管理部门则适当放宽外汇汇出限制，满足其合理的用汇需求。对于采取股票置换、资产折股等其他并购方式的，有关部门要完善管理规定，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同时，我国还要大力推动投资银行业的发展，充分发挥投资银行在跨国并购中的专业顾问和媒介作用，积极开展银企联合或战略合作，鼓励企业采取股票上市、发行债券、杠杆收购、海外存托凭证等手段拓宽融资渠道，逐步减少对政策性金融支持的依赖。
（四）根据企业投资地域确定支持重点
境外企业出现“融资难”既有自身的原因，也与东道国投资环境欠佳有一定的关系。截至2005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遍布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还不够成熟，金融市场欠发达，对外国投资者采取一些限制性政策，致使我国企业在当地很难获得稳定的、低成本的资金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企业在这些区域的投资规模。从发展趋势看，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经济转轨国家）拥有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消费群体，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增长较快，并且我国的许多产业相对于其国内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是许多国内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理想的目标国。为进一步拓展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的多元化，鼓励企业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我国应当对这些有资源、有市场、有效益和双边关系友好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更多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以弥补商业性金融的不足，免除企业的后顾之忧。
三、“走出去”金融支持的具体措施
（一）尽快研究制订《海外投资法》等专项立法，建立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的法律体系
目前，国内还没有一部完整、全面规范海外投资行为的法律，立法滞后造成多头管理、责任不清、监管不力等体制性问题，不利于我国对海外投资进行统筹规划，影响“走出去”战略的有序推进。为保证海外投资政策的系统性、长期性和稳定性，我国应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尽快制订《海外投资法》等相关法律，将现有的海外投资政策和条例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的制度保障体系、监管和调控体系、金融支持体系以及市场服务体系。为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动企业“走出去”，防止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海外投资法》应当对中国海外投资方向、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组织结构、地域分布、产业布局、金融支持等进行法律上的规范和指导，同时加强对海外投资市场经营秩序的监管，避免恶性竞争。
此外，《海外投资法》还应明确海外投资监督制度，对企业“走出去”以后的发展状况给予积极关注，注重提高“走出去”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境外项目的成功率、境外企业的存续率和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应针对不同的投资主体，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对于国有企业，监管重点是建立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经营责任制度和健全考评、评价体系，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于民营企业，要着重防止投资移民、资本外逃和境外非法经营等问题。
（二）进一步改变“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外汇便利
“走出去”必然涉及跨境资金流动，企业在外汇管理方面的需求主要有：取消在外汇资金来源审核、购汇审核、利润汇回等方面存在的不必要的限制；适当延长境内公司对境外投资企业出口收汇核销期限；简化对外担保的审批和履约核准手续；放宽境外放款在资格条件和资金来源方面的要求；境内外资金集中管理和调拨；非贸易项下资金有效运作和高效管理；规避汇率风险、提供更多金融创新产品等。随着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在外汇短缺时期形成的管理思路和政策亟需改变，外汇局应当在审慎监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用汇和汇出的便利化程度，满足企业合理的业务需求。
（三）支持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经营战略，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本地化、多元化的全方位金融服务
实证研究表明，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增长和分布与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具有一致性，相关度几乎达100%。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奉行“跟随客户”的战略，大多以本国企业为主要的目标客户群体。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实力逐步增强，为金融机构开展国际化经营创造了有利时机。2006年，国内几家大银行都加快了海外发展的步伐，中国建设银行收购美银亚洲，中国银行收购新加坡飞机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印尼Halim银行。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成功入股巴克莱银行，更是我国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中资银行通过在境外新设网点和开展跨国并购不仅能够增强海外竞争力和影响力，也可以为境外中资企业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服务，实现银企战略合作。
（四）支持国内银行开展业务创新，满足企业“走出去”多样化的融资需求
目前，国内中资银行还缺乏清晰的市场定位和明确的发展战略，同质化竞争严重，业务品种高度相似，客户群体相对集中，金融创新意识和自主创新能力明显落后于外资银行。由于对中资银行的服务不满意，一些有意“走出去”的企业都会考虑和外资银行成为全球合作伙伴。为防止优质客户流失，中资银行必须改变传统的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创新步伐，针对不同类型的海外投资企业设计金融产品，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如离岸金融服务、提供股权融资、出口应收账款质押贷款、海外资产抵押贷款等形式多样的业务品种。
（五）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改革政策性业务的运作机制
我国行使官方出口信用机构的职能、为“走出去”提供信贷支持和投资保险的主要是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三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由于我国尚未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立法，在管理中存在一些模糊地带，例如，如何定义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如何确保有需要的企业能够获得低成本的政策性资金支持，如何处理银行因经营政策性业务造成的损失等。另外，对于一些高风险的海外投资项目，商业银行往往不愿涉足，尤其是一些动荡地区的海外企业，更是难以获得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为打消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顾虑，国家可以通过海外投资保险等政策性保险来分担企业和银行的风险。目前，我国政策性保险的渗透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这里既有市场宣传力度不够、企业风险意识较差等原因，也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业务品种少、承保能力弱有一定的关系。要推动政策性保险的发展，必须多管齐下，中央财政拨付专项基金用于特定项目的保险，各级政府可以视情况对投保企业进行保费补贴，鼓励更多企业参保，同时企业也要强化风险意识，学会自我保护。
金融系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金融约束；金融体系
FINANCEEVOLUTIONTHEORETICSAND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
CHENLiu_qin
(TianjinEconomic&DevelopmentResearchInstitute,Tianjin300202,China)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financecontrolanditslocalization,financedeepenanditsdisfigurementinherently,financerestrainanditstropismonthepolicy,putforwardthat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shouldconfirmthefinancedeepenasanultimategoalofthereformation,takethefinancerestrainasanessentialmeasure,andharmonizetheconnectionbetweencurrencyfinanceand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Financecontrol;Financedeepen;Financerestrain;Financialsystem;
一、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
金融系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近年来，我国金融竞争日趋激烈，金融秩序比较混乱。金融领域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相当突出，已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反不正当竞争与强化金融管理的艰巨任务。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研究我国金融领域不正当竞争的表现、成因与强化金融管理的对策。
1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寻租行为的大量存在产生了金融监管的要求。在金融交易中，金融机构的腐败体现为利用资金配置权进行两类寻租行为。一是通过对企业配置信贷资金获得第一类寻租收入。这在金融监管当局的现场检查中体现为直接从信贷额度中扣除部分金额作为好处费：二是信贷配置上的定价权收入．这实际上是企业在获得贷款后为了维持长期信贷关系交易而支付的持续性成本。银行的寻租程度取决于改革进程中中央银行和财政对银行的转移支付和内控制度的相对力度比较．企业借款行为是在自筹资金和银行借款问进行的相对成本比较。
金融创新要求加强金融监管。国际上．一般将金融不稳定分为两类：一类是金融危机．特征是储户向金融机构挤提存款．导致银行流动性不足，加上市场大量抛售本币。引起货币大幅度贬值。另一类是金融恶化，特征是高比例的不良贷款以及金融体系的资本充足率过低。在近10年的时间里世界上发生了15次金融危机．金融恶化则更为常见。为了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在中国建立和形成有效的金融稳定机制，是非常必要和紧迫的任务。
从金融系统的中坚力量——银行的特点看．在信息不对称以及银行业不完全竞争的作用下，银行业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需要外部监管力量的支撑来维护稳健经营。这种脆弱性体现在贷款客户可能由于信息优势而欺骗银行、存款客户挤兑行为具有传染性．以及银行自身受到利益诱惑并伴随监管力量弱化而产生冒险冲动。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可能导致银行发生流动性危机以至破产，而一家银行破产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远远高于其私人成本。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银行业经营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天生的信息不透明特性．市场各方参与者难以准确判断银行的实际经营情况，无法起到有效监管的作用，因此仅凭市场的外部约束不足以保证银行经营的稳健性。为了避免银行破产对客户造成的损失以及对金融稳定的威胁．有必要引入强有力的外部监管者。
从保险业的情况来看，保险监管体系需要制定和完善预警系统、应急系统以及偿付能力监管系统的战略规划，这些规划是提高监管水平．加强监管力量的重要保障。从证券业来讲，监管当局对券商的监督和约束，是规范券商行为，防止券商违规失信的外部约束机制。
2金融竞争与监管的辩证关系
金融竞争与金融监管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从历史的角度看，金融监督管理(简称金融管理或金融监管)制度先于中央银行制度．它是伴随商业银行竞争而产生、发展的。商业银行天然是竞争性的，但放任的逐利竞争必然会危及金融业的安全稳定和存款人的利益，政府不得不采取一定的金融监管措施。商业银行发展到相当高度便产生出中央银行．金融监管遂成为中央银行重要的职能和手段。在近代金融发展过程中，非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为攫取高额利润．总是千方百计设法逃避当时金融法规的管制。谋求竞争优势，而中央银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稳定金融秩序、保障债权人权益、促进经济繁荣，则总是根据金融竞争的不同性质不断修正现有金融法规或制定出新的金融法规进行新的金融监管。金融竞争与金融监管循环往复矛盾斗争直接导致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和金融结构的不断变动．从而推动金融业不断向前发展。因此，可以说．金融竞争与金融监管相对立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乃是近现代金融领域中的一个普遍规律。
3金融领域不正当竞争
3．1我国金融领域不正当竞争
(1)专业银行在吸收存款、发放贷教、设立机构、挤占结算资金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不正当竞争活动：采取发放高比率揽储费(有的高达50％)、协储费、实物奖品及以贷引存等方式拉储蓄存款或利用对单位实权人物发业务联系费、多种形式的请客送礼、放松开户条件等手段争夺单位存款；在贷款方面主要表现为：采取拆借同业、搞假“委托贷款”、利用“存放同业”科目通过房地产信贷部等附属机构以及劳动服务公司等自办经济实体发放贷款等隐蔽方式，问接避开人民银行的规模管理；使用额外收取利息或利润甚至直接突破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等手段，谋取高利，为照顾地方政府关系、单位关系、人情关系，不惜放松贷款条件发放关系贷款．支持炒地皮、炒股票、炒外汇等投机活动：企图为商业银行化捞取资本．不惜血本．巧立名目，千方百计开后门，大肆增设储蓄网点、信用卡代办处之类的附属外设金融机构，有些银行甚至大兴土木建宾馆、办商场等，展开激烈的地盘争夺战。
(2)金融市场各主体竞争活动混乱无章，其突表现有：违章拆借；社会乱集资行为盛行。
(3)各级人民银行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执法犯法的问题。如自办经济实体，参与炒地皮、炒股票等逐利投机活动，更加剧了不正当竞争。
3．2我国金融领域不正当竞争的成因
(1)各商业银行桀骜难驯。我国商业银行都是机构遍及全国的庞大垄断组织．长期以来习惯于同人民银行平起平坐，对央行监管心怀不敬。现有商业银行风险约束极差．根本不存在破产倒闭、丧失产权的后顾之优．用不着对自身的竞争行为负责。因此商业银行敢于藐视金融法规，不惜代价哄抬利率．争夺地盘，盲目竞争。
(2)人民银行监管乏力。这一点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证明：一是观念误差；二是人民银行缺乏独立性：三是人民银行特别是基层行权力与责任不相符。
(3)地方政府不合理干预。地方政府特别是落后地区政府从本地利益出发，时常纵容、鼓励甚至通过所辖地区金融机构从事违反金融法规的活动。有些地方政府还制定了不少存在保护地方利益的金融管理规定．在较大程度上阻碍了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工作。
(4)金融市场机制不健全。我国的金融市场尚处于起始和发展阶段，各种法规尚未健全和完备，利率、汇率机制还没有完全市场化，金融市场主体缺乏健全的金融法规观念，人民银行监管操作尚不熟练，难以防范和制止不正当竞争。
4强化金融监管的建议
4．1加强人民银行自身建设
人行自身的高效与廉洁是搞好金融监管的关键。当前，人民银行应注意如下几点：树立正确的金融监管思想。纠正“各级政府的银行”观念，牢固树立“中央政府的银行”思想。坚持“全国一盘棋”．克服地方主义思想；坚持依法监管、执法必严的原则，克服畏难退缩、息事宁人的无为思想；摆正两大职能的关系．明确坚持“稳定货币为主．兼顾经济增长”的原则。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及时迅速总结各地金融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提出规范管理的建议，使之成为新的金融法规从而为新的金融监管提供依据：力争相对独立的超然地位。在我国暂时不能放弃政府对人民银行控制的情况下．应尽可能界定一些技术性指标以避免政府随意干预人民银行操作。人民银行应彻底放弃一切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集中全力当好“裁判员”：完善人民银行机构建制。完善内部与社会双向监督制约机制，确保高效廉洁：努力提高金融监管队伍素质。
4．2强化管理，确保银行监管与央行维护金融稳定的协调
(1)包括审慎银行监管在内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对实现金融稳定目标举足轻重。这些金融基础设施除包括审慎的银行监管、运行良好的支付清算系统外，还包括司法制度，会计与审计标准、法人治理结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公事公办”的信贷文化等。而且这些因素间相互联系．共同发挥着作用。因此．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实现金融稳定的目标意义重大。
(2)银行监管机构的尽职工作是央行履行金融稳定职责的一个基础。在金融体系中，资产比重最大的银行体系既是重要的金融中介也是支付工具的提供者．单个银行机构倒闭的风险很容易传播而引发系统风险。因此，独立于央行的银行监管机构的尽职工作．无疑是央行赖以履行金融稳定职责的一个重要基础。
(3)银行监管需要注重央行的宏观政策分析。一说到银行监管，一般会将监管者与审慎监管的微观层面相联系。审慎监管的微观层面是为了减少单个银行机构的倒闭．目标在于控制银行机构的具体风险．对存款人提供保护。但它会不可避免的涉及宏观层面(其目标是控制系统风险，避免银行体系崩溃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应成本)。从宏观层面来看，金融不稳定与个别银行机构偶尔倒闭的现象可能是一致的，因为个别银行机构的倒闭在妨碍金融体系的基本中介功能时就影响了金融稳定。
(4)银行监管机构与央行应致力于建立合理有效的协调机制。在负责银行监管的央行中，监管部门与货币政策部门往往是隔离的，部门之间的协调由央行最高层负责，高层官员之间的不同意见在央行内部能悄然得到解决。机构分设后，协调这两种职能之间冲突的普遍做法是在央行和银行监管机制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在此情况下，协调机制的运行成本和效率就决定着分设体制能否有效地协调央行职能和银行监管职能之间的冲突，也决定着分设体制是否能优于集中制。
4．3规范、整顿、完善金融市场
(1)加强对货币市场的管理，重点加强拆借市场和国债市场的管理。人民银行一方面应强化依法监管，另一方面应尽快批准组建地区性短期融资中心，进而建立全国性短期融资中心．逐步推行拆借有担保制度．增强人民在短期资金融通中的作用，为间接调控创造条件。
金融系论文范文第10篇
作者又依据已存的一些理论假设，依靠公式模型的理论，可能会发现一些不同的理论和预期得到的贸易和金融在数据上的正相关的关系。下面列举了一些可能的理论：
1．金融相当于对贸易的输入。由于双方更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了更少的交易成本和更小的风险，更大的国家间的资金流从而产生。但由于更便宜的交易信贷，金融的发展也使得贸易繁荣。
2．信息溢出。通过商业活动，产生了贸易联系；贸易联系加强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但这也反过来刺激出更大的将金融资本的流动。相反的因果关系也是可以想象的：更强的财政的交互作用何能会导致更客观的信息交换，这也会刺激更多的贸易。信息在公共和私人之间也会泄露。
3．完全违约和贸易惩罚。贸易的所得可以被用作一旦违约时的惩罚手段。
4．名声的间接影响。持续的低风险，在商品合同中的诚信交易可以提升名声，进而提升长线交易的可持续性。
5．风险共享和产量划分。国家间的金融发展和合并推动了风险共享，这就可以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产生更加专门的产品模式，从而提高贸易量。
6．外国直接投资。由于有建立“出口平台”的愿望，外国直接投资是有动机的。它是由价格因素决定的。FDI随着贸易的变化而一起变化。当运输成本太高时，本地市场就需要更多的本地厂家，FDI就替代了贸易。
基于上面的理论和双边贸易、资金流等数据的可靠性，作者假设上面的项目存在一定的关系，这个关系可用于从某个策源国到几个目的国的资金流：
ln(FinancialFlow/GDP)it=a+bln(TradeFlow/GDP)it+cXit+uit
金融资本流动量由参与国的规模适当规划，X是其他影响国家间金融流量的变量的矢量，u是误差，使公式保持正常。
这里有些单元是在过去某时段的接收部分，它是整个时期的平均数据。典型的数据可以通过不同时段的几个接受部分的数据获得。这里所依赖的变量值用来衡量双边金融流入量。类似的，贸易值也可以衡量贸易。可控变量X包括人均收入、货币制度等。这些变量值对贸易量、金融流动量、或二者兼有影响。
（一）稳健性检测：其他控制变量
经过分析，得到一些变量，这些变量反映了其他可能补充对该国的资本流动的因素的贡献：劳动力增长（通过人口增长率和移民率反映），人们的资本积累水平（通过教育费用衡量），自然资源（通过代表出口资源反映）。这四个另外加上的变量没有对私人部门有很大影响但初级产品变量对公共投资造成了较大影响。
（二）稳健性检测；辅助变量估计：
作者再次运用工具变数校正贸易潜在内生性的方法进行基准分析，当用贸易的工具变数分析时，贸易对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影响都要比在运用OLS分析时要大。从结果中得出在该例中贸易金融关系对于由金融到贸易的相反原因引起的内生性保持稳定。
（三）稳健性测定：违约和制度
对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决定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影响，因为该影响是间接的。讨论说明大英帝国继承了优良的体制，该体制和帝国与高的贸易流相联系，促进了更多的资金流。贸易和金融的关系，从表中得出的结论对默认值变量和体制变量并不敏感，事实上是固定的。
（四）模型检测：贸易帝国的交互作用和惩罚理论
最后，抛掉没有意义的体制系数，对战前例子中加入一个关于殖民的变量。关于殖民的系数可以说明贸易对资金流的影响相对独立国家是强还是弱。关于惩罚假说，表中没有提供支持。在殖民地贸易对金融的影响并不逊于独立国家。我们得出贸易和金融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的联系是一样强的，同时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
二、讨论
在美国情况就不同了，首先要指出的是在两次战争之间，美国的投资并没有像战前英国那样被贸易所引导向私人部门。因为人们公认在两次战争之间时期的贸易比战前贸易更为不安全而交易成本更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包括在战后持续的贸易锐减，金本位的崩溃，更严重的贸易壁垒以及增大的交易成本。有可能由于上述问题过于严重，从而使得连通私人部门间关系的渠道被削弱了。多年在世界金融领域处于领导地位，給战前英国足够的时间来展示这些累积的力量。然而在两次战争期间，在美国霸权建立的早些时候，美国没有显示出这种积累。这一在新金融霸权出现期间联系的削弱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我们接下来指出在两次战争之间所出现强烈的所得效益。这些所得效益对于私人投资和总投资说明了新的霸权是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上的。如果在两次战争之间，信用薄弱，持续时间很短且难以有效获得信息的话，美国的投资人将会寻找一个可选择的信号来帮助他们找出较好的债务人。这是人均收入可以被视为在该国能可靠经商投资的信号。这一因素在强烈的贸易-金融关系中尤为明显。
最后，要指出的是金本位制对于其他衰退的影响是十分轻微的。在研究中，贸易关系与殖民地地位比起前在投资目标国的货币体制更能吸引投资者。金本位制可以看作是贸易变量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许多采取金本位制的国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把殖民地这一因素和金本位这一因素结合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金本位制视为殖民地因素的一部分。
三、结论
总体结论是贸易-金融之间关系在1870-1913和1920-1929确实存在并发挥作用。通过对于机制等变量的分析可以发现：增长的贸易将导致从两个霸权国家获得更多的投资，一战前的英国和战后的美国的银行家走向了世界。
那些研究信息与信用有贸易外溢到投资的理论可能会借助于我们分析中所发现的两个霸权国家之间的差异。由于英国商人和借款人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相互关系及信用，外溢现象在一战前更为显著，而由于美国是新兴的霸权国家，缺少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充当领袖的记录，这一关系在两次战争间的美国较为薄弱。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发现在两次战争间私人投资的贸易-金融参数较小。
最终作者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有关贸易与金融之间的联系的解释说明应着眼于在各个时期都有效，并加入其他外生变量如政治，帝国，组织机构，运输成本及其它可以更好的说明这一理论的变量。
金融系论文范文第11篇
论文摘要：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使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具有世界性意义。可喜的是，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使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可以预见，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产生并被实践不断修正的发展理论，必将为世界发展经济学说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1．概括地讲，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农村金融的地位愈加重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单是一个金融问题，必须把金融同国家发展战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结合起来。否则，金融的作用将十分有限；农村金融改革要采取渐近方式，不断地融入和推动整个农村经济转轨和转型：农村金融改革必须注意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重新构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体系。
2．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虽然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但这种发展毕竟寓于世界经济发展之中。应该说，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发展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这点不能否认。西方若干发展理论对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市场化改革缺乏指导意义，但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其中，二元经济理论、农业制度及农业资本理论，特别是舒尔茨的农业发展理论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3．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思想影响。改革前，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成因，主要源于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制度与微观经济制度。其中，超越国力的发展战略和强制性的制度是突出表现；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金融压制的性质是制度性压制，金融活动完全是被动和消极的。农村资金运行非市场化的结果是大量农村资金无偿流向工业，尤其是无偿流向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偏斜运行，使农村经济更加落后；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当时的这种选择，一方面使国家迅速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另一方面使国家为长远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
4．农村金融改革不能脱离农村经济和国家金融整体改革而单独进行，其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我国经济改革需要的指导理论在改革前后的实践对比中得到了确认和创新，即我国任何经济部门的改革都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支撑；我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制度安排的市场化选择，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考虑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变革；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改革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否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在总体上难以深入下去，即使一时取得了某些成绩，其代价也必然是丧失国家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后劲。
5．货币化是农村经济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切入点。应该从农村货币化的广度和深度出发，研究农村产业结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等基本问题；市场化条件下的农业资本投入与融通要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物质资本投入要注意数量界限和劳动、技术对资本的吸纳能力，同时，要特别重视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和投入；市场化改革将会引起资金供求的迅速变化，农村资金运行格局将改变传统体制下“国家、集体”的框架，而演变为“国家、集体、农户、外资”的新框架，在这种变革中，金融将逐渐成为新框架的核心。
6．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在农村金融改革中具有先导性作用。因为国有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将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经济体制对农村金融的影响，并对其它金融渠道产生示范效应；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同其它国有银行改革具有联动效应，但我们更要强调农行自身的特点和弱点，以寻求改革的突破口；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要关注社会效益，现阶段主要是处理好这种改革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使农村商业金融改革同农村经济改革协调配套。
金融系论文范文第12篇
论文摘要：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使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具有世界性意义。可喜的是，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使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可以预见，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产生并被实践不断修正的发展理论，必将为世界发展经济学说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1．概括地讲，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农村金融的地位愈加重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单是一个金融问题，必须把金融同国家发展战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结合起来。否则，金融的作用将十分有限；农村金融改革要采取渐近方式，不断地融入和推动整个农村经济转轨和转型：农村金融改革必须注意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重新构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体系。
2．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虽然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但这种发展毕竟寓于世界经济发展之中。应该说，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发展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这点不能否认。西方若干发展理论对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市场化改革缺乏指导意义，但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其中，二元经济理论、农业制度及农业资本理论，特别是舒尔茨的农业发展理论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3．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思想影响。改革前，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成因，主要源于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制度与微观经济制度。其中，超越国力的发展战略和强制性的制度是突出表现；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金融压制的性质是制度性压制，金融活动完全是被动和消极的。农村资金运行非市场化的结果是大量农村资金无偿流向工业，尤其是无偿流向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偏斜运行，使农村经济更加落后；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当时的这种选择，一方面使国家迅速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另一方面使国家为长远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
4．农村金融改革不能脱离农村经济和国家金融整体改革而单独进行，其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我国经济改革需要的指导理论在改革前后的实践对比中得到了确认和创新，即我国任何经济部门的改革都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支撑；我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制度安排的市场化选择，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考虑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变革；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改革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否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在总体上难以深入下去，即使一时取得了某些成绩，其代价也必然是丧失国家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后劲。
5．货币化是农村经济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切入点。应该从农村货币化的广度和深度出发，研究农村产业结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等基本问题；市场化条件下的农业资本投入与融通要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物质资本投入要注意数量界限和劳动、技术对资本的吸纳能力，同时，要特别重视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和投入；市场化改革将会引起资金供求的迅速变化，农村资金运行格局将改变传统体制下“国家、集体”的框架，而演变为“国家、集体、农户、外资”的新框架，在这种变革中，金融将逐渐成为新框架的核心。
6．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在农村金融改革中具有先导性作用。因为国有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将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经济体制对农村金融的影响，并对其它金融渠道产生示范效应；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同其它国有银行改革具有联动效应，但我们更要强调农行自身的特点和弱点，以寻求改革的突破口；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要关注社会效益，现阶段主要是处理好这种改革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使农村商业金融改革同农村经济改革协调配套。
金融系论文范文第13篇
摘要：金融危机根源的系统分析从四大层次循序渐进的剖析危机的根源。从个人层次企业层次国家层次全球历史发展的层次来总体系统分析。
关键词：金融危机；系统科学；系统分析
由于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对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的思考。这次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国内外学者纷纷做出各种解释。本文则从系统科学的层次结构分析法来层层渐进地剖析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
1.从个人层次分析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贪婪是人性的一大弱点，在社会制约机制失控的情况下，贪婪的本性得到无限制的发挥。这次金融危机是贪婪再次刺激华尔街各种金融创新与衍生品的动力，次贷危机也正是在这种动力驱动下产生的。据1996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的被调查者都认为，华尔街的人们“如果相信他们自己能挣很多钱并能逃脱，他们会主观地愿意违反法律”，调查者还认为，华尔街的这些人只关心“挣钱，对其他的事一律不管”。[1]这次金融危机是那些精明贪婪的华尔街银行家和投机者发动的，他们以次贷的债权作为抵押，通过分割、整合，编织成了一系列证券化产品，在通过又一层的分割、整合，衍生出更多的虚拟金融产品。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疯狂的推销和发行这些金融产品，从中大发横财，牟取暴利。
2.从企业层次分析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
2.1金融创新过度金融创新对这次金融危机爆发起着助推器作用，资产证券化，即以打包后的贷款抵押资产为标的物发行债券向投资者出售，它一方面起着促进了贷款机构将流动性较低的贷款资产以现金流的形式回收，另一方面又使投资者拓宽了投资渠道，但它本身却存在着巨大的缺陷与漏洞。
房地产金融机构为了迅速回笼资金以提供更多的抵押贷款，获得更多的暴利，于是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实施资产证券化，将一部分住房抵押贷款债权从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来，然后以这部分债权作为基础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于是次级债产品被打包成金融投资产品销售给投资者时，把与这部分债权相关的收益和风险全部都悄悄地转嫁给了投资者，由于市场参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尤其MBS（以住房抵押贷款为支持发行的债券）发展出CDO(债务抵押证券)、CDO2(在CDO的基础上又衍生出新的债务抵押证券)、CDS(信用违约掉期)等等，产品结构越来越复杂，最终投资者与原始贷款间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也越来越大，使投资人越来越难以准确理解和评估产品的价值及其所蕴涵的风险，债券投资者无法了解次级贷款申请人的真实支付能力，一旦后者无力偿还贷款，一旦有一个环节出现了亏损，就会引起前面环节一连串的亏损。潜在的危机就产生了。
2.2企业信托责任丧失，失去了自我约束信托责任就是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对国家、对民族、对百姓，以及对我们所在公司的股东———也就是中小股民，要存有一份责任感，也就是你的良心。
[2]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的贷款机构为了追求利益，盲目向次级信用购房者发放抵押贷款，投资银行又将次贷打包成金融衍生品出售，导致使杠杆率不断叠加，风险不断地日益膨胀。随着各金融中介对消费信贷业务的激烈竞争，一些劣质的贷款机构便滥用资产证券化工具，尽可能地降低融资的成本，采用低息策略与优质的金融机构进行恶性竞争，结果使整个市场的定价机制受到扭曲，信用风险积聚增加。这次金融危机中的一些评级机构就很受非议，因为他们只对个别投资者负责，而不对整个经济运行负责任。
2.3金融系统的内在脆弱性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主要由金融机构的内在脆弱性与金融市场的内在脆弱性组成的。
金融机构的运行机制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如，短借长贷造成的流动性缺陷、信息的不对称造成的资产质量缺陷和过度依赖公众信心造成的经营基础缺陷等，这些都是造成金融体系内在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美国贷款机构盲目地向次级信用购房者发放抵押贷款，投资银行又将次贷打包成金融衍生品出售，致使杠杆率不断叠加，风险日益膨胀。金融系统复杂程度增大，特别由于时间滞后引起系统更加的复杂，不稳定性增大。美国金融危机发生是很多金融机构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发行大量金融衍生工具，这样便须承受巨大的风险。
3.从国家层次分析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
3.1美国政府对金融企业监管不到位美国监管机构一直都是追崇“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存在着过于放任自流的弊端，它使金融机构有机会利用金融衍生产品的信息不对称来欺诈和误导客户，最终造成金融风暴。2001年期间美联储连续不断的降息政策使美国房地产业成为美国新一轮增长周期的重要支撑，美国当局过于注重支持经济增长、从而忽视了次贷风险，由于金融监管机构对房地产金融业采取了短期内支持和纵容的态度，导致使房贷泡沫形成。当觉察到进行补救时，已经为时已晚了。此外，政府还把对次级房贷债券这种金融衍生品的评估和监督责任完全抛给私人债券评级机构，给这些机构留下太多操作空间，放纵他们，对这次危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3.2美国经济结构的失衡虚拟经济是美国社会发展到今天的一大特点，就是通过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
其实马克思早就在《资本论》中指出，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中。美国的问题在于，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美国本土成为贸易、金融等服务业中心。美国的产业结构，在20多年内，将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污染密集型的物质生产向发展中国家大搬家，金融市场钱买钱、钱生钱的货币经济横空出世，从而极大地扭曲了美国的产业结构，形成了严重的产业“空心化”。美国金融危机正是背离了金融产品的真正价值基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其实已经告诫我们，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最终形成泡沫经济。[3]
3.3美国的政治体制结构使美国难以转变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次贷危机的爆发与美国政治体制结构有一定的关系。
次级贷款政策的漏洞以及监管不严格都是政府的有意行为，其目的就是为了讨好选民。为了竞选就要制造经济繁荣的假象，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保持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涨，让广大民众投资消费，这使得没有固定收入和偿还能力的人也可以贷款购买房产，最后实在还不上银行的贷款，就抵押房子，这样还能获取一部分额外的利润。金融资本家明知次贷存在高度风险，仍执意放贷，其主要用意就是想继续寻求高额增值。当然，不排除美当局想通过改善中低收入人群住房条件来标榜自由资本主义的“优越”。
3.4新经济破产及美联储的政策埋下隐患美国房地产泡沫的形成首先应归因于2000年以来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
2000年前后美国的网络泡沫破灭，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从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该利率从6.5％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这一轮降息直接促成了2001年至2005年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美联储实行低利率政策，让联邦基金利率在1％的水平上停留了一年之久，给美国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资金，推进了房地产泡沫持续的膨胀。
随着美国经济的反弹和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大，从2004年开始，美联储启动了加息周期，在一年半时间内17次加息，一年期国债收益率从1.25％涨到5％。借款人在加息后贷款利息负担大大加重，特别是次级贷款的借款人主要是抗风险能力弱的低收入人群，很多人在此情况下无力还款，房贷违约率上升。正是信贷的骤松骤紧刺破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4
3.5新自由主义市场模式造成政府监管不到位美国对于新自由形式的资本主义的过渡自信。
西方一些大国把自己的自由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制度视为最优越，欲将自己的制度打造成千年不变的资本帝国将统治世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感逐日提高，导致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取代了原来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形式。
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特征是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允许自由市场的存在，反对微观和宏观层次的政府调控，鼓吹市场万能性，断言只要靠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就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
“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三化”主张（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中的一化。主张一切由看不见的手来指挥，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与管制。这种观点人们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5]这次金融危机就是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对自由市场经济过于自信，认为只要政府放手不管市场就完美了。这就导致了金融机构的过度竞争的产生，而过度竞争使得很多机构降低了风险标准，并且政府也没有及时予以纠正。[6]金融危机的实质就是缺乏社会化的管理程度，国际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纯粹的国家干预主义和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都无助于国家财富的增长。
3.6美元处于金融霸权的主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使欧洲经济复苏，同时，布雷顿体系确立了美元全球储蓄货币地位，美元成为全球贸易和商品市场的主要结算货币，“一币独大”。
因此，美国拥有强大的消费特权，美国进口全世界的商品只需要支付美元。对于美国人来说，这种钞票是可以无限制造的。只要美国愿意，美国就可以为所欲为地印刷美元，在国际市场购买任何它需要的资源和产品。
长期以来，世界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其商品出口严重依赖美国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这些国家拿到美国支付的美元贷款之后，必须进行保值增值的投资，于是又都拿去买了美国的国债、企业债和公司股票等。这意味着，其他国家是在借钱给美国，而美国拿这些钱再购买这些国家出口的商品。
这种格局造成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的美元越来越多地为外国所拥有。但是，由于以美元计价的投资和贸易最终的清算主要通过美国金融机构，表面看美国对外投资或扩大进口使大量美元外流，但实际上全球的美元头寸仍基本保留在美国金融机构，只是在金融机构内部由本国的企业存款转化为外国银行存款而已。这次的金融危机从另外一个意义说，美国人利用了中心货币的特殊地位把风险转嫁给了世界人民。
3.7美国公民自私的过度消费的意识形态“借债过日子”在美国是普遍的现象。
官方统计的资料显示，2005年，美国的储蓄率首次出现负数，2006年达到-1%。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在美国人2007年的可支配收入中，储蓄仅占0.4%。累计个人负债已达到13.8％万亿美元，其中个人信用负债透支高达9000亿美元。这些数据显示，美国人必须借款才能维持生活。[7]在过度消费的经济增长的模式下，美国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美国人大量地发行货币、大量地借债，大量地消费。大量地投资，从而刺激全世界的生产能力不断地扩张，生产能力的扩张又促进对美出口。这种循环最终导致：美国外债的雪球越滚越大，全世界的生产能力也越来越大，当美国人终于无法承受债务的压力时，全世界将出现巨大的生产过剩。
4.从全球历史发展的层次来分析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
4.1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理论解释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生息资本的公式是G—G’。
“金融创新”使G—G’成了买空卖空的连锁交易，严重的脱离创造价值的实体运动，脱离价值决定价格的基础，像在沙堆上盖高楼大厦一样。为了缓解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美国采取降息借贷消费的生活方式，储蓄率几乎等于零，而且以债务形式表征了巨大负值，次贷危机便源于此。最终像恩格斯所论述的那样“：在危机中，社会性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剧烈地爆发出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8]
4.2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危机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说到底，还是美国普通老百姓收入少、消费不足的结果。这仍然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所决定的。近百年来，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高度发展，随着高新技术革命的推广与深化，垄断资本主义逐渐从产业垄断逐渐向金融垄断发展。在空间上，垄断资本主义逐渐从国家垄断向全球垄断扩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在当今不但没有消逝，且在新形势下有了新变化。金融垄断和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下，不仅促进更大规模的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而且使生产资料和金融财富更大规模地向少数人和少数国家集中。这一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使穷国穷人越来越穷，富国富人越来越富，从而加剧资本家与劳动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
高度垄断与高度投机相结合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推进到一个新的尖锐高度。这就是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的矛盾使发达市场经济畸形化结果，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包装中加剧无政府状态，以虚拟经济、泡沫经济使少数垄断资本巨头大赚其钱，基本矛盾仍然没有改变。
总之，我们认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任何用单一因素或少数几个因素来解释此次金融危机的企图，都难以令人信服。本文站在系统科学的视角，从四个层次分析了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为解释金融危机爆发的成因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是分析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四个层次之间的互动，用复杂性理论审视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机理。
参考文献
[1][美]波特赖特著.金融伦理学[M].静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
[2]郎咸平.谁也逃不掉的金融危机[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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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于长富.美国金融危机成因分析[J].理论界，2009（4）.
[5]刘国光.关于新自由主义思潮与金融危机的对话[J].红旗文稿，2009（4）.
[6]曾诗鸿.论西方金融体系脆弱性理论的逻辑联系[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2):205-208.
[7（]美）彼得·D·希夫,约翰·唐斯.美元大崩溃[M].陈召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5.
金融系论文范文第14篇
论文摘要：对金融控股公司的优越性及存在的风险进行思考性分析,进而提出有效可行的措施促进其稳健发展,这无疑是理论上的进步,更对实践的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金融全球化浪潮兴起,金融领域的竞争日趋国际化,混业经营已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趋势。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初露端倪,是现行分业经营法律体制实践上的创新,是金融业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有效制度过渡。
金融立法上的空白要求我们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借鉴国际经验,设计完善的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制度,规范其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金融业在金融全能化浪潮趋势下,经历了出于金融防范风险而建立的分业经营的模式和法规体系到今天实践创新的中信集团、光大集团等及国有商业银行等成立的金融控股公司或准金融控股公司,这很显然是金融领域的新探索。
一、我国发展金融控股公司的理性分析
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联合会、国际保险监管协会1999年2月联合的《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原则》,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定义为: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二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地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公司。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一种新的从事混业经营的组织形式,实际上就是在特定的监管环境和经营文化下,为适应扩大了的金融业务范围而创建的一类金融企业。
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存在其生存和发展的理性土壤:
(一)国际趋势。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变迁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辩证发展过程。回顾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金融格局的发展,基本上都经历了从最初的混业到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再经过中、长期的金融创新与融合的演变。成功的典例是美国和日本。经历“金融大爆炸”结束了分业经营的模式转向金融控股公司方向整合,吸收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优势,摒弃两者的缺陷,向更兼容的模式发展。
(二)自身机制。风险和效率是金融中一对永恒的矛盾。我国的金融立法更强调维护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实施严格分业经营管理。随着入世承诺的兑现外资金融机构大量涌入,我们唯有在提高金融竞争力和效益基础上才能更好的维护金融秩序与安全。正如学者所说的“工商企业和金融企业市场地位的逐步确立,不断追求利润,是金融控股公司产生的微观原因”。
(三)实践探索。目前我国全面实行混业经营仍存在很多制约因素,如缺乏一元化无法满足在全面的混业下各金融领域界限淡化的要求;资本市场上透明度低尤其是证券市场,承受金融风险的能力脆弱;金融机构的内控机制不完善。如果实现“一步到位”混业经营则极易诱发和积累金融风险。实践中,四大国有银行纷纷建立金融公司。此外,光大、中信等也是我国实力较强的金融控股公司,许多股份制商业银行也纷纷把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今后发展的方向。
二、发展金融控股公司的优势与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的存在有其自身合理的优势和不可避免的风险,这是事物的二元论,存在的价值正是其优劣的博弈结果。
(一)发展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优势
1.规模经济优势:通过增加某一金融服务产品的数量,如扩大银行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以吸收更多的存款,来降低成本;通过增加金融服务产品的种类,如利用同一个银行网点同时销售证券、保险、基金等不同金融商品和金融服务。
2.金融创新优势:金融控股公司形式使资本市场、货币市场成为有机整体资金可以自由流动,各业务间不受或少受限制,使金融部门内部各要素得以重新组合并衍生出新的金融业务,从而促进金融创新。
3.风险分散优势:金融控股公司最主要的特点是:集团混业、经营分业。金融控股公司通过集团来统一调度资金,通过多元化、综合化经营,分散单一业务的系统性风险,利用合理的投资组合来转移风险。在集团层次设立统一的风险监管机构,提高子公司风险控制的有效性,降低控制风险的成本。
4.便捷优势:这主要是针对客户来说的,即“一站式金融服务”亦称“金融超市”,就是将各种金融商品和服务整合在同一个平台上,消费者进入一家金融超市就可以同时进行储蓄、信贷、信用卡、保险、基金、股票等多种金融交易。
(二)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风险
1.资本金的重复计算
资本是金融机构存在的生命源,是抵御风险的缓冲器,是债权人利益的终极保证。然而为了实现资金利用效率的最大化,金融控股公司容易出现资本金重复计算的问题。通常表现为:(1)集团公司拨付子公司的资本金在集团公司和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同时反映,造成资本金的重复计算;(2)子公司之间交叉持股和相互投资,造成资本金多次计算。同一笔资本金用来抵御多家公司的风险对债权人的保护是十分不利的,最终会导致集团的整体风险。
2.内部关联交易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交叉持股关系和繁复的资金链,使母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成为经营策略的重要内容。关联交易通常表现为资金和商品的相互划拨、相互担保以及为了避税和逃避监管而相互转移利润。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关联交易,无形中使控股公司的各个法人形成了一个债务链。此外,关联交易还增加了各子公司进行内幕交易的可能性。如果发生内幕交易必然会妨碍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和损害投资者的利益。
3.风险传播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是一个涉及多种金融领域的金融混合体。一旦出现风险,会随着各公司的内部交易相互传递,引爆整个集团公司处于风险之中。风险传播可细分为风险传递和传染两个方面。传递效应是指金融控股公司个别成员的危机将通过错综复杂的有形、无形联系外溢、回波层层放大,殃及其他成员乃至集团整体,升级为系统风险。传染效应是指即便金融控股公司只对子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集团成员间也已经设置了防火墙,外界仍会因某一成员的危机而对其他成员乃至集团整体的经营稳健和信用能力下降。传染效应源于外界对金融控股公司风险传递效应的担忧,反过来又加剧了传递效应。如金融控股公司往往基于维护集团整体声誉的考虑,调度资金救助濒危子公司,这本身就可能成为风险传递的渠道。
4.监管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的实质是冲破现有监管的泾渭分明的界限,淡化金融公司的界限,强化母子公司的信息交流。然我国现行金融监管机构的分业监管模式,主要采取的是一种多元式的监管: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足鼎立,这些监管机构的监管目的、方法和重点,以及监管的标准和范围各不相同,不利于监管机构互相协调行动,形成严密的“防火墙”,隔离风险的传递。但是母子公司的信息不对称,却弱化公司的监管,造成“监管真空”,为委托问题提供方便,进而诱发大规模的金融风险,导致金融环境的动荡。
三、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设计
(一)金融控股公司的类型决择
金融控股公司的类型根据控股的动机和方式分为两种:一是纯粹的金融控股公司,是指母公司一般不从事专门的金融业务,也不经营零售业务,只是全资拥有或绝对控股商业银行、保险、证券等附属机构或子公司。这些附属机构或子公司都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独立开展专门的金融业务。二是经营性金融控股公司,是指母公司经营专门的金融业务,如银行、保险、证券、资产管理公司等并通过出资设立子公司参与其他金融业务。
在西方国家,金融控股公司一般都是经营性控股公司。在美国,控股公司和各金融子公司都是独立法人,控股公司和子公司通过资产纽带和股份制原则紧密连接,各种金融业务之间有效建立“防火墙”,不同的子公司从事不同种类的金融业务。在德国,实行的是全能银行模式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控股公司不仅可以从事商业银行业务,也可从事包括证券、保险金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但我国处于市场经济转型阶段,与西方发达市场体制相比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故我认为,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成立初期,宜推行“纯粹型”控股公司模式。母公司不设特有的事业领域,而仅仅是一个公司经营战略的决策部门。母公司可以将精力集中于子公司的战略管理、提高公司的资本运作效率、对企业的内部整合和外部兼并与重组。子公司则是经营活动的主体,通过各自不同的业务经营贯彻母公司的战略意图,是整个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中心和利润中心。
在目前以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为主要组成的金融体系中,商业银行的实力是最强大的,尤其是那些全国性的商业银行,其业务网点、资产和资本规模都是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能够有实力收购其他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的首推商业银行。并且可以防止金融控股公司与各子公司间的利益冲突。以商业银行为主体进行金融控股公司的构建,最终形成规范化的金融控股公司,应当是目前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主要方向或现实选择。
(二)加快金融立法
金融法律法规的存在是金融控股公司合法存在和发展的法律依据。尽管我国已在法律上确立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如《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证券法》第3条中明确规定: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但是,现行法律对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并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这虽然为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留下生存空间,但却未提供明确性支持。因此,在我国现行金融法制框架中,要整合各部金融法律,在其中修订加入金融控股公司的相关内容,并使其协调与配套。文本要确立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条件与程序,较之一般公司的设立应门槛更高;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业务范围与运作模式,做到明确分工。
(三)建立专业的综合监管机构
根据2002年2月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分业监管基本格局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改变。而且修改后的《保险法》以及正在修改和制定的《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也并没有打破目前监管格局的动向。因此,在现行分业监管体制基础上,探索发现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的合理结构,以期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固定。
在实践中,2000年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建立了三方监管联席会议机制。2003年9月18日召开的金融监管三方联席会议通过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规定:分业监管、职责明确、合作有序、规则透明、讲求实效的原则,对金融控股公司内的相关机构和业务,按照业务性质实施分业监管;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依据其主要业务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架构已初步建立。但基于没有一家专门的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专业监管,可能导致监管各方协调不一致,或者监管各方都对此不承担责任,或者相互争夺监管权;现有的监管机关只熟悉本行业的监管业务,可能难以承担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综合监管的职责;由于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依然是分业监管,必然会形成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盲区。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长期的专业的综合监管机构,负责跨业监管与决策,对金融控股公司下属不同金融业务领域的子公司则由原来各监管机构实施专业化监管。
参考文献:
[1]夏斌,金融控股集团设置监管“防火墙;———迫在眉睫的任务[J].金融与保险,2005(8).
[2]李昀,刍论金融控股公司风险及监管[J].深圳金融,2003(12).
金融系论文范文第15篇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提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应确定以金融深化为改革的终极目标，以金融约束为必要手段，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论文关键词：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金融约束；金融体系 FINANCE EVOLUTION THEORETICS AND OUR FINANCIAL SYSTEM'S REFORMATIONCHEN Liu_qin(Tianjin Economic &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 Tianjin 300202,China)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finance control and its localization, finance deepen and its disfigurement inherently, finance restrain and its tropism on the policy, put forward that our financial system 's reformation should confirm the finance deepen as an ultimate goal of the reformation, take the finance restrain as an essential measure, and harmoniz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urrency fi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Key words: Finance control; Finance deepen; Finance restrain; Financial system;一、 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 “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