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第1篇

Abstract： Comparative politics， whose topic， perspective， method and analytic technology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parative method”， which is a unique branch of political science. Comparative politics appeared in the USA during 1950-1960’s as a discipline， and it was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behaviorist revolution， but also associated with th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of the American. The academic circle of China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search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since the mid of 1980s. Undoubtedly， the discipline has gain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China， for example， many Western Classics have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native， and some dominant paradigms and research methods have been assimilated by the academia， and what’s more， Chinese comparative politics has formed a logic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s. However， some dilemmas emerged inevitably， such a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lassic formal-legalism， developmentalism and post-developmentalism， the continual confrontation performed by qualitative research against quantitative study， and the contradiction shown by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 Words：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China； main academic journals； historical context； trend of development

尽管比较政治学的滥觞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法，但不可否认，现代比较政治学兴起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并先后经历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和后发展主义三个阶段，并产生出政治系统和国家理论、政治文化理论、政治发展与不发达理论等主导性研究范式，为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不仅需要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更需要通过比较政治学这一重要学科的视角，从理论化高度为我国的大国战略考量。

一、文献反思与研究设计

（一）文献反思

对于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历程及成果所做的研究综述，学界已进行过相关讨论，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有：

1. 由《中国政治学年鉴（2002）》所收录的三篇研究综述，[1]25-39张海清的《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构、研究领域、发展趋势综述》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我国比较政治学发展以来所译介的西方比较政治学经典著作和我国学者所编纂的大学教材，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我国学界所研究的主要领域，最后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做了简洁的讨论；常征的《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综述》主要基于法理――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对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正式政治制度方面所撰写和出版的专著进行了整理性归纳，并指出了这一研究领域所存在的问题；王庆兵的《比较政治学国别研究》则以国别研究和跨国研究为主题，在参考较多期刊论文的基础上，总结了此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基本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比较政治研究所取得的主要进展。

2.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2011年起刊载的三篇关于“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短文，影响较大。一是由复旦大学的李辉、熊易寒、唐世平三位学者撰写的《中国需要真正的比较政治学》一文，明确指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目前基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研究”，并指出之前学界所发表的文章均可分为“‘口号型’文章”、“泛泛而谈的评论或综述”和“概念辨析性文章”三种类型。[2]之后三位学者还继续发表《如何做好比较政治学》、《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两文，以冀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提供可能的发展途径，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和共鸣；二是由武汉大学谭君久教授所写的《比较政治研究：回顾与思考》，[3]对2010年以来与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有关的专门研究机构成立、召开的四次国内学术会议、国内比较政治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相关研究内容都做了十分清晰的总结。结合其发表于2011年的《政治现代化：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基本取向――新世纪十年比较政治学发展回顾之一》 [4]一文，谭君久教授指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近十年来的研究主题主要是在“政治现代化”框架下的民主化、政治腐败、政党政治等领域，其研究成果主要是对欧美发达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更加细致和深化的研究，对发展中国家，诸如东亚模式、南亚（主要是印度）政治、中东伊斯兰文化、非洲民族政治、拉美威权政治等，都有了新的开拓。这基本反映了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第一个十年所取得的成果；三是华东政法大学的高奇琦教授于2014年发表的《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5年回顾》 [5] 一文，不但对中国比较政治始于2010年左右的“爆发性发展”进行了时序定位，还提出比较政治研究的“外延性发展”和“内涵性发展”的概念，提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者今后需要努力的两个方面。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徐海燕研究员在《中国视角下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发展与评析――兼评2012年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概况》[6]一文中，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政治学科的发展概况，从对西方经典文献的引介、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学术人才的培养、以中国为视角的研究拓展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并重点对2012年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新动向进行了十分细致的介绍，并指出学科发展的三个方面的不足。

以上文献均可看作是学界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脉络进行梳理和反思的总结和概括，也基本反映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阶段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献的关注时段较为有限，基本聚焦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近发展，且大都主要关注由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经典书目，范围较窄；此外，这些论文的中心主题大都着重指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现实问题，并提出种种建议，为学科研究指明发展道路，这就相应忽视了对本学科内及其他相关学科（如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术文献的系统关注，难免使本学科的发展脉络出现模糊，学科范式变换的连贯性也随之减弱。因此，只有详细检索和系统整理30年来我国主流学术期刊中关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论文文献，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才能呈现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清晰脉络。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尝试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思考。

（二）研究设计

所谓“主流期刊”，即是指在本学科研究领域产生较大影响，其具有相当权威性和导向性的核心期刊。其中，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以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主办的核心刊物自然是“主流期刊”的最主要部分。

笔者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知网）”为基础，首先，系统检索在本学科领域中有主导性影响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政治学研究》、《国际政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社会科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刊物迄今为止所刊载的相关文献，根据笔者自身知识结构加以判断，整理出352篇论文；其次，通过“中国知网”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的搜索引擎，均以“篇名”或“题目”及关键词为搜索导向，输入“比较政治”，进行相关文献的筛选和补充；再次，根据相关文献的“被引”和“下载”两个指标，并结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比较政治研究网（CPR）”所列的相关学者名录，以获取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发展30年来，在不同发展阶段有相当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力图完善文献来源，以展现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兴起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下文将分别从发展脉络、相关问题及前瞻性思考三个视角对上述文献进行分析。

二、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脉络

自1983年我国恢复政治学研究以来，作为其重要的分支学科，中国比较政治学从无到有，在30多年的历程中不断开辟新的学术领域，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取得了较为长足的进步。从检索出的文献资料来看，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时序上可以很明显地分为三个时段，上世纪80-90年代的基础研究阶段，90年代末期到2008年左右的初步应用阶段，以及大致从2009年起步，直至今天的多元发展阶段。与美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的阶段时序一致，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也历经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后发展主义三大范式的变换。

（一）基础研究阶段

即便在美国，比较政治学也是从对外国政府的认识和研究开始的，即对美国之外的国家和区域政治学研究都可视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照此标准，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则最早由“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政治”专业学者关注和推动。从1981年起，《国际政治研究》就接连刊载我国学者认识和分析外国政治制度和政府过程的文章，其内容较为广泛，主要包括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别政治、我国周边国家政治以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制度。在前苏联及东欧政治方面，刘金质、林勋健、曹长盛等学者对其政党（即苏东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组织和结构、党际关系、对外政策等进行了分析，《国际政治研究》还开辟专栏讨论前苏联党和国家政治以及南斯拉夫大事记；①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印度研究组对印共（马）关于印度革命的问题进行了认识和归纳；唐文方、潘琪、董秀丽、张锡镇、王杰等对印度尼西亚、津巴布韦、伊朗、菲律宾、智利等之前国内学界不太熟悉的国家也给予了一定关注。除此之外，对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也有相当的介绍。但总体而言，这些文献都只是对外国政治和政府过程的总体性概述，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研究。

从目前可查阅到的学刊范围看，“比较政治学”概念在中国可能最早出现在1984年第12期的《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通过翻译美国著名学者阿尔蒙德的《论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塞勒的《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这三篇文献，我国学者对什么是“比较学”及“比较政治学”有了粗略认识，并开始自觉关注这一政治学的重要分支。此后，西方比较政治学者阿尔蒙德、达尔、亨廷顿、伊斯顿等的经典著作被陆续译介，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理路、概念、方法和技术也逐渐为中国学界所了解和认识，不少学者开始自觉运用系统的学科话语和理论框架对民主化、权威主义、政治转型等话题进行了讨论。例如：在1989年，俞可平就“权威主义”的内涵、类型、特征及成因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尝试用比较的视野来分析中国政治，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7] 李路曲则对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权威主义政治等话题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分析，不但拓展了学界对新加坡国家政治特色的认识，而且运用比较政治的方法对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有开创意义的讨论；② 此外，周平从亨廷顿的“强大政府论”出发，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和政治稳定进行了讨论；[8] 张树华对中俄两国的改革进程进行了比较分析，结合两国的体制转轨背景，从政治发展及其相关的民主、秩序、效率三个变量出发，回应了西方的相关理论。[9]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如严强就注意到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自上世纪80年展以来，经历了“以旧制度主义为主、以引进行为主义为主和努力实行主体性等三个阶段”，[10] 与此同时，他还讨论了比较政治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还对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途径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讨论；而彭兴业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方法探析》一文则通过讨论“个案研究法（Case Study Method）”的性质、特征及哲学基础等问题，呼吁学界在研究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实现“多样化而不是单一化”，[11] 这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向纵深方面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主要处于基础研究的知识储备阶段，学术界的主导研究范式是法理―制度主义和过渡中的发展主义。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主要体现为吸收和消化西方经典理论，并在延续对外国政治的概略介绍风格基础上，着重分析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政治过程。在研究模式方面，还是以静态描述为主，对正式的立法机构、法律体系、国家结构等进行宪法性文本解读。而在学科自身发展方面，中国比较政治学仍与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历史学、法学等学科相铰接，学科界限十分模糊，缺乏基础性分析概念，对研究对象的共性和差异几乎没有关注，在研究方法上明显滞后。

（二）初步应用阶段

比较政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提出相关的政治问题，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恰当的案例，通过建立相关性标准使自变量和因变量发生关系，以得出逻辑严密、比较中立的解释理论。经过十多年的知识积累和学科探索，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开始将西方的经典理论范式和方法应用于现实之中，聚焦中国的政治发展，并努力归纳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性及个性，突出比较特色，使本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都有较大突破。

1. 对本学科进行整体关照，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宏观审视的综述性文献开始出现，并产生极大影响。2000年，张小劲发表《比较政治学的历史演变：学科史的考察》 [12] 一文，对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史进行了全面阐述，细致梳理了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脉络，不仅使比较政治研究这一重要学术传统在学术史上实现古今贯通，而且还系统总结了在不同时期对本学科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经典文献，并分析了其时代背景和学术传承。由于以上的学术贡献，这篇论文在“中国知网”的被引用率和下载率都极高，成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者需要重点参考的文献；除此之外，李春成和杨雪冬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中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取向进行了批判，并提出“建构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式”应该从四个组成部分着手，分别是“问题意识和‘元问题’”、“基本价值和基本假设”、“基本的概念和分析单位”，以及“基本的方法”；① 而在2005年，欧阳景根在对西方比较政治学以往理论和分析框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要有比较研究的时代性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路径提供了可操作化的建议。[13]

2. 相较之前较为单一的法理―制度主义及过渡中的发展主义范式，我国学者在这一时段中不但巩固和发展发展主义范式，还积极引入新理论，并尝试将这些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以分析和探讨本土问题。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彭勃、朱德米、何俊志等学者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及其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做了较为系统的引介，并对其在中国的运用给予了中肯的预测和建议；②另外，作为比较政治学研究新热点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也逐渐为国内学者了解和认识，朱天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一文是国内较早介绍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文献，通过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之间区别和联系的系统阐述，对其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该文也在国内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14]，此后，越来越多的比较政治学者开始更深入地讨论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除此之外，比较政党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专题领域也得到学者们关注，如对英美两国政党认同的新制度主义解释、对独大型政党派系政治的比较研究、对西方政党转型的研究等，都成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③

3. 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的推动下，比较政治的区域研究得到不断扩展和深化。在这一时期中，一些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如“21世纪初的东南亚经济与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全球视野下的拉丁美洲发展”学术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国际学术论坛：2004-2005年的拉丁美洲”、“全球化与政治转型”学术研讨会等，这都为我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背景知识和案例素材。

总之，相较于基础研究阶段的研究状况，这一时期我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明显进入成长阶段，主导研究范式已实现到发展主义的过渡，研究话语主要为“政治发展”、“民主化”、“政治转型”等议题，基本摈弃了传统的描述形式和条文主义，学者们普遍重视理论建构和理论应用，在相关领域取得较有价值的成果，并开始思考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自身发展逻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比较政治研究也存在显而易见的问题，即研究方法的缺失。不少理论建构和应用都侧重逻辑的推理和演绎，止步于“自圆其说”阶段，缺乏精细的研究设计，方法论意识十分薄弱，这就促使我国比较政治学者对“比较方法”的关注。

（三）多元发展阶段

在对什么是比较政治学的回答中，我国学者较为认同利普哈特和萨托利的说法，认为比较政治学的最重要特色就在于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对社会科学而言，研究方法对其学科的发展和评估至关重要，而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每次学科内的“自我革命”都体现为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变革。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来说，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也标志着本学科进入一个多元发展阶段。

尽管在之前的两个发展阶段中，已有学者表达出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关注，但都显得比较零散，且缺乏系统严格的“设计构思”。但自2009年开始，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却突然开始发力，在对学科研究方法的关注方面有大幅提升。首先，李路曲在2009年发表《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一文，对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做了十分精细的剖析，在此基础上，从研究问题的提出以及范式的选择与确定出发，对案例选择、时段划分、资料搜集、验证理论假设等研究步骤做了详细说明，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此后，学界对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关切开始升温，学者们通过对西方相关文献的梳理，来归纳和概括其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演变逻辑。例如高奇琦就写过多篇较有影响力的论文，对西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进行讨论：他认为美国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讨论主要经历了“基础阶段”和“深入阶段”两次浪潮，在此过程中整理了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有重要意义的代表性文献，还对美国比较政治学界围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争论做了简要介绍；[15] 另外，在《比较政治分析中的概念研究》一文中，他从最基础的概念研究入手，对萨托利的本质主义与科列尔和吉尔林的折中主义做了全面分析，阐释了西方概念研究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借鉴意义。除此之外，以上海《社会科学》杂志于2013年第5期组织的一期“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专题”为例，高奇琦、朱德米、耿曙、何俊志等分别围绕“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前沿进展”、“比较政治的议题设定”、“比较政治的案例研究”、“比较政治的模糊集合方法”等操作化问题展开讨论，在李路曲教授的开创性研究基础上，④ 将“如何做具体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这一现实学术问题进一步推向深入和细化。此外，周忠丽先后发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选择及应用》和《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方法：特征、类型及应用》两文，对案例选择这一比较政治研究的基础问题做了较完整的回答。而北京大学王丽萍教授发表的《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案例、方法与策略》[16]一文，更是系统地交代了比较政治研究的步骤及具体要求，使比较政治研究的可操作性大大增强。而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已广泛应用的统计和量化分析方法也被吸收到比较政治学领域。以复旦大学李辉为例，在《世俗主义与腐败――基于跨国数据的一项定量分析》[17]一文中，他以“世界价值观调查（2004-2008）”、“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世界事实数据”等资料为数据来源，采用一般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方法，对世俗主义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做了定量研究；此外，《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不稳定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宏观政治环境与国民幸福感――基于欧洲价值观调查数据（2008）的多层分析》、《东亚民主的质量：测量与比较》等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也都基于对相关数据资料的分析，得出较有说服力的结论和解释模型。另外，不少学者也对比较政治经济分析、比较历史研究等具体研究方法做了细致讨论，如北京大学朱天飚副教授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与比较历史研究》一文，就通过对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在对其做好定位的基础上，从因果关系、历史作用和比较方法三个方面对比较历史研究这一方法进行了剖析。总之，这一阶段关于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讨论是十分丰富的，比较政治学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的交流与互动也日益频繁，这是多元化表现之一，也是此阶段最突出的特点。

多元化表现之二主要是围绕比较政治研究的“本土化”话题展开。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的为庆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立比较政治学系所登载的“笔谈：理论自觉与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专栏讨论，邀请国内著名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讨论比较政治学的“本土化”议题。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北京大学徐湘林教授特别提出“中国问题研究的理论本土化课题”，强调在与西方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我国学者不能只充当西方理论的“消费者”，还要成为理论的“生产者”；[18] 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也指出要重视“中国语境”，“中国学者应该有自己的身份意识” 。[19] 而在最近，杨光斌教授还撰写《新比较政治学：体系―议程―方法》一文，提出适应“中国语境”的“比较国家建设（躯体）――比较政治制度（骨骼）――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框架，强调应该把不同国家的比较政治研究“拉回到历史，拉回到各自国家的政治真相之中”。[20]

多元化表现之三则主要是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大大增强，并集中表现在主题研究和案例―区域研究两个方面。在主题研究方面，政党政治、公民社会、政治腐败、政府治理能力等都为学者所关注，撰写了大量相关论文，例如：刘文科的《大众媒体对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影响》、谢峰的《西方政党的党内民主差异探源――政治生态环境的视角》、高奇琦的《30年中日公民社会成长与政治发展――一种比较政治的分析》、董毅的《民主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腐败问题吗――从比较政治的研究视角》、张孝芳的《现代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比较政治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路线图》等；而在案例―区域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研究视域也渐趋开阔，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案例研究也愈益丰富，并在设计思路、分析框架和研究结论方面也与国际学界展开积极对话，较具代表性的有：孔寒冰的《中东欧转轨二十年：经验与教训》、项佐涛的《中东欧政治转型的类型、进程和特点》、李文、王尘子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走出腐败高发期的条件与机制》、王鹏、魏然的《拉美国家治理模式与政治风险》、方旭飞的《政治民主化与拉美左派政党的变化与调整》等。

除上述三个表现外，这一时期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会议的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以“比较政治”作为主题的研讨会和论坛广泛召开，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还纷纷成立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不少专门关于比较政治研究的学术刊物 ① 也相继出版发行，相关学术梯队和人才培养模式也渐趋成熟，这都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

三、多元时代的迷惘与困惑

尽管在三十年的发展脉络中，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学科建设、讨论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地位也逐渐为学术界肯定和重视，可以说，比较政治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促进社会科学各学科相互重叠和融合发展的新生增长点。但由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是在完全吸收美国比较政治学体系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而且，在较短时间内，就历经美国比较政治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所逐步形成的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和后发展主义三大范式的跨时空冲击，直接造成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多元化”形态，加之西方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涌入，使得有关本学科发展的诸多迷惘和困惑也随之而来，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似乎陷入“踌躇不前”的“停滞”状态。

1. 在研究价值方面，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仍然存在价值和主义之争。上世纪80年代，政治学学科在我国重建和恢复不久，学界就围绕“新权威主义”产生了一场争论，影响至今；在之后的政治学及比较政治学发展过程中，虽然不时出现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及发展主义范式的反思，但权威主义、政治发展与政治转型、民主化等话题依旧是政治学讨论的核心议题。尽管大部分学者声明自己保持“价值中立”，但其分析框架、话语体系、理论解释和研究结论仍旧带有很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此外，我国学界又明显出现从对西方政治体制的积极乐观到分析其消极缺陷，再到反思中国自身发展模式的转变。而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背景变换又使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为学界所广泛关注。近年来，我国比较政治学界也明显出现号召从事“本土化”研究的呼声，其实质就是立足本国，从传统的儒家道德伦理、主导的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及其融合的路径之中，寻找区别于西方世界的中国价值，逐渐表现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本土关怀。

2. 相比比较经济学、比较社会学和比较法学，中国比较政治学在研究主题上明显落后，现实感最弱，这主要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1）在研究主题方面，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所讨论的经济发展模式、财政税收制度、生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与国计民生显著相关，而比较政治学所讨论的政治价值、政治发展、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不为大众所知，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甚微，加之比较政治学学科内部主题的零碎杂乱，缺乏一个共同的研究焦点，更谈不上学派之争，这就使比较政治学处于更趋边缘化的状态；（2）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政治学子学科相比，比较政治学对外国政治的研究依旧是一种概略性的认识，且明显缺乏将中国经验上升到对整个比较政治学研究贡献方面的关注，更少与国际热点相连接，成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婢女”和“小伙伴”。

3. 使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者颇为尴尬的是，中国学界至今仍无一部“像样的”学科经典力作。高奇琦教授曾感慨：“我们还缺乏一批经典的、有世界影响的作品”，并认为目前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爆发性发展仍是外延性发展，而内涵性发展十分不足。[5]实际上，内涵性发展与外延性发展的划分直接道出中国比较政治学最致命的问题，即理论、经验与研究方法的脱节，表现有三：（1）在对相关理论的理解方面出现“时空错位”的混乱，将彼国和彼时的理论解释套用到此国和此时；（2）“研究方法的滥用”，犯了只晓其“器”，不明其“道”的研究错误，不仅对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经验教训缺乏总结，还试图重走其发展过程之中的“弯路”；（3）对理论、方法的经验性运用方面出现明显混乱，田野考察、深度访谈、数据采集等一线实践工作往往与二线的资料分析与加工脱节，这就使学界难以产生有说服力的分析概念和理论解释。

4. 比较政治学在成为“学科边缘生长点”的同时，也不幸面临其他学科及政治学子学科的入侵和挤压，出现“保持学科独立”与“促进学科融合”的矛盾。从前文的综述梳理中可见，比较政治学是不断从国际政治、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中破土而生的，但在进入新世纪以来，打破学科之间藩篱的趋势愈益明显，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许多核心话题和研究领域不断为其他学科所抢占，但在学科积淀、学术团队方面又无力与“霸权学科”对话和抗衡，这就使新生的比较政治学必须抓紧补课，为我国的“大国崛起”和“大国战略”做出富有价值的贡献。

四、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认识

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比较政治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从本学科的发展初衷来看，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158个城邦的考察，其目的是为了探究出最好的政治体制，以实现希腊的强大；而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兴起和繁荣，无疑也是为了实现国家层面的战略意义，维护其超级大国的硬实力与软实力。作为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中国必须重视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不仅因为这一学科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也即一国的社会科学总体水平，还因为比较政治学比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别历史等学科更深刻地透视其他国家，并时刻关注我国自身的国家建设和政治文明水平，能为国家的关键性决策提供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的政策依据。

从学术发展现状来看，我国缺乏如《论美国的民主》、《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国家与社会革命》那样对世界各国政治发展有着深刻洞见和全面认识的不朽名作，更遑论如阿尔蒙德、查尔斯?蒂利、迈克尔?曼那样试图以一种统一理论模型来剖析世界所有政治现象和发展历史的经典教本。这不但是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缺憾，更对我国政治学者提出严峻的任务要求。

在《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一文中，笔者分析了中国缺少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的四个主要原因：一是学者不愿做真正的比较研究，二是没有具体的和可操作的研究问题，三是研究方法上的落后，四是制度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围绕“怎么办”的问题，提出研究问题、具体操作步骤和修基本功三个方面的建议。[21]141-149下文将在此基础上深化相关认识，并基于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30年的发展脉络，对本学科的发展谈谈自己的感受。

1. 从“修基本功”的层面入手，对西方文献的积累、研究方法的补课、分析框架的创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国学者必须加强世界史、区域史、社会史等方面的知识储备，强化田野考察意识，不断拓展自身的文本知识和实践知识。实事求是地说，比较政治学的入门门槛是很高的，这是一门综合性相当强的分析性学科。从被本学科公认的经典著作来看，其作者几乎都是十分优秀的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例如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摩尔不仅对相关国家的历史有着深刻洞见，而且在对农村各阶级结构关系的分析当中，十分熟练地运用档案材料，对自己的研究假设做了相当扎实的证据支撑；而在久负盛名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的序言部分，斯考切波毫不掩饰自己的研究心路，极其坦率地说到：“与大多数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社会学家不同，我在广泛阅读那些对革命做出理论解释的社会科学文献之前，已经深入学习过大量有关革命事实的历史知识。在浏览这些理论性文献时，很快就令我大失所望。这些文献对革命过程的观察与我掌握的历史知识相去甚远。” [22] 这不但突出历史知识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性，还直陈那种缺乏历史知识所做出的“理论性文献”之研究假设是多么荒唐和离谱。历史背景决定政治情景、社会结构和人们行为，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如果缺乏历史素材，片面追求新颖前沿的研究方法，不但无法寻求分析框架上的创新，还必将使中国比较政治研究陷入“方法论滥用”的泥淖。

2. 中国比较政治进入多元发展阶段以来，明显出现两个方面的争论：一方面，在“国际化”与“本土化”诉求之间存在较大分歧；另一方面，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也长期存在争论，出现“定性研究分裂主义（qualitative separatism）”和“定量研究帝国主义（quantitative imperialism）” [16]。笔者认为，对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来说，大可不必在这两个方面过分纠缠，因为这恰好是中国比较政治学出现流派分化的契机，也是“学术试点”的渠道。而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基于“本土”了解“外国”，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用定量研究的科学方法去不断检验定性研究所提出的因果假设可能是我国比较政治学应该遵循的学术理路。当然，中国发展比较政治学学科，终究是为了推进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我们“应该认识到，研究他国政治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对本国政治的关怀”，[23] “国际化”为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和平台，而“本土化”则要求我们在中国情境中研究中国问题，也就是中国改革发展中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微观和中观问题，至于西方发展主义那样的宏大理论，只是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西方文明自身生长出来的相关话语和概念逻辑，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应成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主流。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第2篇

学科性质指谓的是一门学科自身固有的特质，是关涉其存在发展的始基性问题，这一问题的基础性决定了理解、观照以及反思学科的根本出发点，成为自身合法性获得与学科意识确立的前提和依据。对学科性质问题的思考包含着三重向度：研究论域、方法论原则和价值立场。就内在性而言，一门学科所具有的独特的问题领域和研究对象，规定其关于自身的理解与研究方法的选择，是能够与其他学科区分，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根据。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应当葆有“学科自觉”与“理论自信”，不断反思和创新学科的思想主题、价值取向和研究方法，建构其理论范式。同其他学科一样，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始终致力于关于研究领域、客体和对象等问题的深切思考。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及其理论建构是否具有合理性，能否揭示人类性的思想道德状况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形态，是学科发展的根本立足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归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在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上具有内在一致性，特点在于以跨时空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为研究对象，是世界历史时代关于政治教化与人文养成的地方性知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内蕴着描述性、规范性和反思性三重属性，不仅是一种科学化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方法，而且在深层葆有着德性修养与境界提升的伦理向度。社会成员通过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能够更好地坚守信仰、规范行为和提升人格，不断求真、向善、尚美，进而实现对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同和践履。价值立场的问题是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目的性相关联的，指研究者在实践活动中对目标选择、价值判断和理想追求等方面的主观取向，制约着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也决定了对不同思想观点的评价原则和尺度。当代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要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境遇，发挥主体的创造性力量，探索有效的实践方式以实现人与社会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下位学科，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体现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特性，即“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因此，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不同于一般性人文社会科学，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决定其不能采取价值无涉的研究立场，研究主体与客体都要受到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的制约。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秉持中国式的问题意识与价值关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为思想行为的评价原则和价值尺度，运用多种思想方法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入脑入心”、“知行合一”。一门学科选取怎样的方法，取决于它试图回答的问题。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比较的方式探寻不同国家的德育观念与实践，通达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与价值理念，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价值旨归。价值认同是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互动过程，只有在比较和对话的意义上，才能获得本民族文化的自我觉解。以开放的心态尊重异质文化的独特性，承认他者作为思想共和国成员的平等身份，既坚持“各美其美”的文化自信，又不失却“美美与共”的价值理想。由此可见，“‘比较’，并不是一般方法上的比较，它是一种观念，一种国际教育观念；是一种意识，一种全球意识；是一种超越，一种对本国教育的超越。‘比较’也是教育研究者的一种基本立场，一种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基本立场”［2］。

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性质的研究检视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性质的当代解读，不能脱离对其自身思想渊源与观念流变的历史梳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具有何种思想特质与理论品格，其学科内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历史性与时代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如何？纵观近20年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多重面向的，呈现为“问题意识”统领下的“对象层面”探索、“应用取向”主导下的“功能价值”研究和“主体间性”视域中的“可对话性”机制。在此，基于对国内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的文本诠释，概括为以下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规律趋势说”，强调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应当葆有一般性与个别性之间的张力，旨在综合不同国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从总体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成就与趋势。学者们普遍认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比较世界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对象，着力揭示当代世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与特殊规律，判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趋势的一门教育学科”［3］。这种研究取向认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对人类德育实践的现象性描述，还有对于未来发展的预测性探索；不仅要弄清世界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状况，而且要深入探讨这些现象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对我国学科建设带来的可能影响，进而通过多元文化互动丰富并推进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二是“经验借鉴说”，凸显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价值，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为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等相关学科提供其他国家的比较经验，使这些学科具有全球视野，从而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提供思想资源和方法启示。有学者认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主要研究世界各国或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各方面，探索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和发展路径，从而明确可借鉴的内容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4］。比较研究不只在客观上促成了国外道德理论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它也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目标实现和思想功能发挥的一个必要条件，“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目的是在比较中拓展视野、发现问题、切准规律、服务现实”［5］。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反映了当今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时代要求，拓展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野，在准确把握人类思想道德实践的经验规律基础上，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提供观念示范和方法参照。三是“视野开拓说”，超越“古今”、“中外”、“我他”等两极对立思维方式，在主体间性的交往实践中，传递价值观念，彼此互动交互理解。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当代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既研究世界上不同时期、地域和国度推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经验，也探讨在文化多元条件下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传统之间的“对话”机制。有学者提出，“比较德育是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的德育进行比较研究”［6］。全球化的时空压缩效应，能够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来自早发现代性国家思想道德领域的建设经验，成为唤醒中国现代性文化自觉的推动力量。对于那些来自不同文化传统、多元方法论取向的思想观点，以期通过反思性重构而相互学习，为协同合作解决时代性和人类性的意义危机、传统失落、个体疏离以及人际冷漠等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做出建设性贡献。上述关于学科性质的回顾与反思，显明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致思路向，再现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发展脉络，凸显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研究取向，呈现为从“知识引介”到“经验借鉴”再到“时空在场”的研究意识转换，彰显出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与理论自觉，以及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观念与现实关切。学科的规范化发展依赖于学术共同体的协同努力，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当代建构应积极转换思维，在视域融合中寻求多元价值理念的深层认同，确立新型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观。

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性质的当代思考

正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需要深刻反思一样，“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怎样的学问？如何推进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同样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合法性的论争到对学科性质问题的探求；从对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尊崇到当代多元文化样态的共生；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研读到对西方道德理论的阐释，形成了欣欣向荣、成果卓著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文化景观。面对古今中外各种形态的思想主张竞相博弈的理论境遇，如何确立文化自觉、理论自信以及思想自我，运用自身的思考与智慧，比较、确证并践履有益于中华民族时展和伟大复兴的理论形态，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地进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转换与范式创新。

（一）明晰“实践性建构”的研究对象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以政治观点、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的生产、传播和践履为内容，追求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为价值旨归的交往实践活动，具有思想启蒙、政治教化和人格培育的精神价值。政治教化与价值传承是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研究主题，承担着激发道德自觉，提升精神境界，培养理想人格，维系社会整合的功能。“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使主流意识形态内化为受教育者自身的理论素养，外化为合乎规范的行为方式，提升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性，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化、实践化和大众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即是一种政治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的道德实践活动，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辩证统一，体现了目的性诉求与现实性诉求之间的彼此融合。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场域是由多元文化主体交互作用的实践逻辑，是思想情感、道德体验和历史经验的统合。通过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政治观念、历史传统和文化价值形塑着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的“视域融合”。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视域不再是孤立和封闭的，是共识性理解在实践中进行的交流，不仅是历时性的，而且是共时性的。在视域融合中，历史与当下、客体与主体、他者与自我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使对象世界按照共同体的理想重新安排，成为属人的存在方式。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论视域，它的提出传达了一种新的观念，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追求的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外部世界的中立知识，而是对人在世生存的价值关怀，是内生于人的整个社会化进程之中的。在工具理性为世界祛魅的后形而上学时代，人类共同遭遇着“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资本逻辑宰制下“物的体系”对人的本真价值的压抑；社会成员的心理与行为的单向度；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与自我矮化，以及普遍充斥着的“侈谈理想、拒绝崇高”等成为时代的精神症候。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使命，“激励人、凝聚人、鼓舞人，形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精神力量”［7］。当代中国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应当紧密围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这一时代命题，吸收借鉴他者的有益经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与载体，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理论诠释与行为示范。依循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品格，着力探索不离伦常日用的教育方式和途径，化生出理论与实践融会贯通的“日常生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

（二）秉持“思想自我”的研究立场

多元现代性境遇下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不免会涉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社会责任与个体权利、视域融合与学科边界等两难选择。尽管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基础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智识倾向中，但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主体和思想主题却不能彼此代替、相互移植。每个真正的思想主体只能通过个性化的方式去反思和解决自身所处时代的真实问题，以民族性的方式实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人类性、世界性和历史性。建设中国特色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应当“从中国国情、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问题的特殊性出发，运用中国特有的视角和方法，秉承中国特有的思维传统，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结论和实践路径”［8］。在这一根本价值立场的主导下，需要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确立研究立场上的“思想自我”，以主体性的价值关切、全球性的理论视野，形成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中国范式。此种“思想自我”不是狭隘的民粹观念，而是对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以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信念、信仰和追求的价值属性。“思想自我”的研究立场主要包含以下思想要义：第一，研究的主体性，明确比较研究的根本要旨在于创新当代中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形成中国特色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而非某种外国理论在中国的复制与传播；第二，研究的自觉性，主动汲取可借鉴性的域外经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形成的本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进行观念创新与理论提升，实现传统与现代，中华文化、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融契；第三，研究的针对性，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理论性的研究更是创造性的实践，应当为社会成员确立某种行为规范，为解决思想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提供实效性对策。坚守当代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自我”，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选取上更加注重本土问题的考察和分析，同时也要确立起对研究方式本身的理论自觉。因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本土化的价值正在于形成了一套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理论态度和研究方式，并在研究中力图避免陷入“普世主义”的思想误区。面对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存在的各种外国政治学说和道德理论时，应自觉摒弃“价值无涉”的“中立说”和“中体西用”的“独断论”这两种研究路径，客观地审视其深层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动因，历史地理解其提出的时代语境和思想价值，避免研究中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教条主义、唯学院化的抽象主义和趋世俗化的功用主义，抱持“建设性”的批判精神，探索和创造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

（三）确立“类型学”的研究方法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台湾地区；比较政治；政治制度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5.0012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它以本国以外的其它国家、地区的政治和政治制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方法的运用为基本特征。近年来，国内政治学界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性。他们先后成立了若干个研究机构①，出版了专门的研究性集刊②，也陆续召开了多次以比较政治为主题的研讨会③。对此良好的发展态势和前景，曾有学者乐观地用“蓄势待发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做过总结[1]。不过，相比于大陆，海峡对岸的同仁们要更早地投身于比较政治研究，也已经有了很多的学术贡献。这里，笔者将从概况介绍、基本领域、重要问题和特点评述几个方面对他们的研究作简略的阐述。

一、概况介绍

1949年政府兵败大陆退守台湾，随行的有数十万大军和党政要员，还有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专家和学者。这些人抵台后仍继续着原先未竞的研究工作，他们辛勤地培养下一代学术接班人，并运用自己的学术智慧撰写和修订各种填补空白的著作。例如与比较政治相关的就有萨孟武、刘庆瑞合著的《各国宪法及其政府》（台大法学院事务组1958年）、邹文海和杨幼炯的同名著作《各国政治与政府》（正中书局1961年和1963年）、张金鉴的《欧洲各国政府》（正中书局1968年），以及罗志渊（字孟浩）编著的《法国政府及政治》、《各国地方政府》、《英国政府及政治》、《美国政府及政治》、《日本国会制度》（正中书局1956年、1959年、1964年、1965年和1967年）等。这些著作都曾多次再版或印刷，它们对台湾新一代政治学人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学术启蒙作用。

不过总体上看，台湾的政治学者是从大约20年前才开始系统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在此之前只有一些零散的、以国别政治描述为主的研究。这种学术兴趣的转向固然是该地区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结果，且得益于这样一个因素：众多接受国外政治学专业训练的人陆续回台从事本学科的教学研究，但更是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亦即它与特定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为适应解严后政治生活的新变化和克服“宪法”实际存在的矛盾和破绽，台湾进行了多次“改革”④。面对着日渐陌生的“架构”，政治家们迫切希望加强对国外相关政治制度的了解，以明确“总统”直选、双首长制、小选区两票制等应当如何操作，这就为比较政治研究的开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台湾各高校的政治学教师是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主要力量，他们大多具有国外访学的经历，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这当中的佼佼者包括台湾大学的朱云汉、王业立、吴玉山、张佑宗；政治大学的吴东野、蔡增家、张台麟、洪茂雄、黄纪、游清鑫；东吴大学的黄秀端、吴文程；世新大学的彭怀恩；中山大学的顾长永、徐正戎；成功大学的宋镇照；淡江大学的陈鸿瑜；中兴大学的蔡东杰；东海大学的胡祖庆、沈有忠、张峻豪；文化大学的苏子乔等等。除此外，在中正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淡江大学、台北大学等校的政治学系或公共行政系，以及“中央研究院”的政治学研究所和欧美研究所，中山大学的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淡江大学的欧洲、美洲和亚洲研究所，暨南大学的东南亚学系，成功大学的东亚发展暨治理研究中心，也都有比较政治的研究者。

得益于众多研究者的集体努力和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同时又伴随着政治家的期许和支持，台湾地区的比较政治研究在最近20至30年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大多以专著、译著和论文的形式发表，它们从整体上体现出了台湾比较政治研究的雄厚实力。说到专著，要数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的“各国政府与政治系列”（后改名“比较政府与政治系列”）最具代表性。该系列经营多年，影响非常大，里面收录的很多著作都由权威学者撰写，且被台湾讲授比较政治、比较政府的教师广泛采用为教材和参考书。译著方面，韦伯文化出版公司推出的“比较政府与政治丛书”、“民主化丛书”、“制度理论丛书”、“政党与选举丛书”都包含有比较政治学的经典著作，像利普哈特的《新兴民主国家的选择》（1999年）、威亚尔达的《比较政治的新趋势》（2000年）、盖伊・彼得斯的《比较政治的理论与方法》（2003年）、彭宁斯的《比较政党制度变迁》（2006年）、兰德曼的《最新比较政治的议题与途径》（2007年），等等。其它一些学术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桂冠图书公司、幼狮出版社、三民书局，也曾出版过这方面的专著和译著。至于论文，就比较政治研究而言，大多发表在下列期刊上：《问题与研究》、《东吴政治学报》、《政治科学论丛》、《台湾政治学刊》、《政治学报》、《台湾民主季刊》、《选举研究》……这些期刊都属于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期刊，特别是由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编辑的《问题与研究》，它所刊载的比较政治研究论文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同时，由于台湾有很多学术研讨会把参会论文集结成册出版，因此不少比较政治的研究也以这种所谓“专书论文”形式发表。此类文集如姚志刚等著的《法国第五共和的运作》（业强出版社1994年）、苏永钦主编的《政党重组：台湾民主的再出发？》（新台湾人文教育基金会2001年版）、宋镇照和周志杰主编的《变迁中的东南亚政治：制度、菁英与政策的磨合》（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台湾的学术规范确立较早，为满足各种形式要求，学术论文的篇幅常长达两三万字，加之长期又形成了重期刊论文轻著作的浓厚倾向，故此对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整个学术共同体来说，这些论文往往比著作的分量更重，也可能更多地被引用。

（二）选举与公民投票

台湾举行选举的历史很长，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其各县市的政府、议会已逐步实现直接选举。进入90年代后，李登辉推行“”改革，又陆续实现了“总统”与“立法委员”的直选。随着选举对政治生活变得日益重要，学者们也适时地从不同角度加强了对它的研究。首先是对各国总统选举方式的介绍和评论，如王业立的专论《相对多数vs.绝对多数：各国总统直选方式的比较研究》。该文既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比较了“相对多数决”与“绝对多数决”的不同，又以国外总统选举的经验资料为基础，探讨了对不同选举制度的采纳是否可能改变选举结果，以及不同选举制度对于政党政治的发展会造成何种不同的影响B15。其次是对议员选举方式特别是单一选区两票制的研究，具代表性的包括吴东野的《单一选区两票制选举方法之探讨：德国、日本、俄罗斯选举之实例比较》以及苏子乔和王业立的《为何废弃混合式选举制度？――意大利、俄罗斯与泰国选制改革之研究》。前者从比较的角度剖析了在国会选举中同样采纳单一选区两票制的德国、日本、俄罗斯三国如何因为计票方法的不同而产生了相异的选举结果[8]。后者则发现“意大利、俄罗斯、泰国三个国家取消混合制的主要行为者和动力各有不同：俄罗斯是基于普亭垄断权力的制度布局；泰国是基于军方力量的复辟；意大利则是基于小党的要胁” [9]。再次是就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而进行的分析，如苏子乔和王业立的论文《总统与国会选制对政党体系的综合影响：跨国分析》和林继文的论文《选举制度、选民偏好与政党体系的分化：东亚三国（和地区）的比较》。前者发现，国会选举采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其国会有效政党数在整体上明显多于国会选举采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的国家；而不论是国会选举采比例代表制或是采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的国家，有总统直选制度之国家的国会有效政党数，明显少于无总统直选制度的国家[10]。后者则指出，单记非让渡投票制下的有效政党数取决于选区应选名额M与选民的偏好结构，当选民重视政策理念时，此一选举制度将使有效政党数趋近M+1，然后文章通过假设理念型选民的比重和都市化程度成正比，并以农业人口比例和选区应选名额为自变量，解释了台湾、日本与韩国在过去数十年间有效政党数目的变化[11]。最后是对公民投票和复决B16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谢复生等的《公民投票制度比较研究》、曹金增的《解析公民投票》、李昌麟的《比较公民投票制度》。谢复生教授等的研究报告对民主先进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所举行过的公民投票的时间、议题类型、投票结果、特征进行了全面考察，得出了不少有意义的发现，如“以目前民主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的实施经验来看，公民复决的议题仍以与国际条约和组织有关者为最多”，而在第三世界国家，“‘体制类’公民投票所占比例非常高”且“独裁政权往往喜欢用公民投票方式以显示人民强烈的支持” [11]。曹金增博士的著作既阐述了公民投票的含义和功能，更通过考察各国实施的公民投票经验而提出了公民投票的三阶段发展论，即为寻求独立之公民投票时期、为寻求代议民主之公民复决时期及为追求人民直接立法之公民创制时期B17。李昌麟教授的专著则通过对全球公民投票制度的探讨，概括总结了全世界的三种主要投票模式，即集权式、权力下放式和政党式的投票模式；以及六大投票系统，即丹麦系统、法国系统、意大利系统、瑞士系统、混合系统、拉丁美洲系统B18。除此外，林水波、林佳龙、曲兆祥、张台麟、汤绍成、黄伟峰、李俊达等学者也对公民投票和复决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

（三）分立政府与联合内阁

“分立政府”本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术语，指当总统属于一个党而国会两院中至少有一个议院为另一个党控制时所出现的局面，后来也被用以泛指行政部门所属政党无法有效掌控议会时所出现的局面。台湾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实行“总统”与“立法委员”的直选，由此就在理论上出现了“总统”职位与“立法院”多数分属不同政党的可能性，于是学者们也相应加强了对分立政府的研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吴重礼先生发表的多篇关于美国分立政府的论文。在《美国“分立性政府”与“一致性政府”体制运作之比较与评析》中，吴先生指出，美国的“分立性政府并不必然导致行政与立法部门的较劲冲突。首先，美国设计重视行政与立法的互相分立，可以保障双方独立的地位，而行政与立法的互相制衡，又可以防止任何一方垄断权力……其次……在组织松懈的美国政党架构之下，分立性政府与一致性政府的差异甚少，因为总统为推行其政务，减少议会的阻挠，必须运用娴熟的政治技巧与同党及反对党议员保持接触，减缓对抗的可能。”[12]而在《设计、政党政治与权力分立：美国分立政府的运作经验及其启示》中，吴先生不仅概要探讨了美国分立政府的肇因、运作及其影响，还介绍了美国体制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改革分立政府的建议，即强化政党功能与政治责任及改善府会的互动机会，并以此为参考而提出了完善台湾“体制”的七项建议[13]。

另一方面，由于台湾在1987年就已开放“”，允许自由组党，而多党竞争之下的“立委”直选有可能造成“立法院”中任一政党都无法控制绝对多数的复杂局面，并为不同政党之间的合作结盟留下政治空间，因此学术界也从很早起就未雨绸缪地开始了对联合政府（内阁）的研究B19。这方面最具影响的论著有原政治大学法学院院长苏永钦主编的《联合政府：台湾民主体制的新选择？》和韦伯文化出版社总编辑陈坤森著的《联合内阁理论：内阁制下的多党竞争》。前者是新野论坛举办的多次讨论会、座谈会的成果汇编，内中包含了王业立和陈坤森对各种联合政府类型和成因的梳理，叶阳明等多位学者对德、法、日三国联合政府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以及杨日青、隋杜卿、陈淑芳对支撑联合政府运作的各种制度条件如政府体制、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和国会制度等的论述B20。后者是陈坤森的博士论文，它收集了18个内阁制国家563次内阁的组成数据，然后运用动态的统计数据和回归分析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如“总体层次的宪项对联合内阁的影响，既深远且根本……它的影响力高过于个体层次联合内阁的竞争行为”，“联合内阁发生频率大致与议题面向呈现正相关”，“有效政党数目与不成比例性两者呈反向关系，比例代表制对小党较为有利，但易于产生联合内阁的局面”，等等B21。

B11具体内容参见沈有忠的《威玛宪奏曲――半总统制宪法的生命史》，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出版。

B12具体内容参见吕炳宽和徐正戎的《半总统制的理论与实际》，鼎茂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出版。

B13参见吴玉山的《半总统制下内阁组成与政治稳定：比较俄罗斯、波兰与中华民国》（载《俄罗斯学报》2002年第2期）；沈有忠的《半总统制下的权力集散与政府稳定：台湾与威玛共和的比较》（载《台湾民主季刊》2004年第1卷第3期）、《半总统制的崩溃、延续与转型：威玛共和与芬兰的比较》（载《问题与研究》2010年第49卷第2期）和《半总统制不同政府类型下的二元行政关系――台湾与罗马尼亚的比较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14年第11卷第9期）；陈宏铭和梁元栋的《半总统制的形成与演化――台湾、法国、波兰与芬兰的比较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07年第4卷第4期）；许恒祯的《台湾与蒙古半总统制下政府形态的比较》（载《东吴政治学报》2012年第30卷第2期）；王维芳的《半总统制新兴民主国家的制度设计与政治稳定：蒙古及波兰的比较分析》（国立政治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林继文的《共治可能成为半总统制的惯例吗？法国与台湾的比较》（载《东吴政治学报》2009年第27卷第1期）；廖达琪等的《半总统制下的国会监督――从法制面比较台湾与法国国会的监督能量》（载《问题与研究》2013年第52卷第2期）。

B14参见沈有忠的《半总统制“权力总统化”之比较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12年第9卷第4期）和《半总统制下行政体系二元化之内涵》（载《政治科学论丛》2011年第47期）；李宜芳和石鹏祥的《半总统制的总统任命权与免除权对于总理任期的影响》（载《东吴政治学报》2014年第32卷第4期）；陈宏铭和蔡荣祥的《选举时程对政府组成型态的牵引力：半总统制经验之探讨》（载《东吴政治学报》2008年第26卷第2期）；郝培芝的《半总统制的演化：总统制与内阁不稳定》（载《问题与研究》2013年第52卷第1期）；张峻豪的《左右共治的类型研究》（载《东吴政治学报》2011年第29卷第4期）；黄宗昊的《左右共治vs.蓝绿共治――法国与台湾共治与否的赛局分析》（载《问题与研究》2012年第51卷第3期）；吴玉山的《半总统制：全球发展与研究议程》（载《政治科学论丛》2011年第47期）；等等。

B15王业立的《相对多数vs.绝对多数：各国总统直选方式的比较研究》，载《选举研究》1996年第3卷第1期，第4967页；在选举制度的比较研究方面，王业立有非常突出的贡献，他所撰写的《比较选举制度》至今已出到第六版（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

B16严格来说在选举与公民投票之间应作区分，前者着眼于挑选专司制定国家政策之责的政治家，而后者以让选民直接对特定议题发表意见为目的，但两者都采用选民投票方式来作决定，故此在这里也一并论述。

B17具体内容参见曹金增的《解析公民投票》，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出版。

B18具体内容参见李昌麟的《比较公民投票制度》，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出版。

B19例如，早在1995年政治大学就曾举办过“联合政府学术研讨会”，当时参会并提交论文的有谢复生、韦洪武、黄德北、杨日青、陈坤森、邹笃麟等人。

B20 参见苏永钦主编的《联合政府：台湾民主体制的新选择》，新台湾人文教育基金会2001年初版。

B21参见陈坤森的《联合内阁理论：内阁制下的多党竞争》，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论文，2000年（后在2010年由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正式出版）。

B22 2004年，由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主办的《台湾民主季刊》创刊，而其所刊载论文的主题之一就包括“民主政治经验比较”。

B23参见刘德海的《南韩民主化与国家安全》，载《台湾民主季刊》2004年第1卷第3期；金荣勇的《印尼的民主化运动》，载《问题与研究》1996年第33卷第12期，谢尚伯的《民主转型国家的选举课责实践――印度尼西亚的个案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15年第12卷第3期；廖淑馨 的《“民主联盟”主政的蒙古政府――民主化的考验》载《中国大陆研究》1999年第42卷第3期；洪茂雄的《论波兰民主化的发展》，载《问题与研究》1989年第29卷第3期；向骏的《墨西哥民主化运动之发展近况》，载《问题与研究》1999年第38卷第12期；邓中坚的《墨西哥民主化的发展》，载《问题与研究》1996年第35卷第7期；蔡东杰的《巴西在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的转机与危机》，载《问题与研究》1999年第38卷第11期。

B24具体内容参见倪炎元的《东亚威权政权之转型：比较台湾与南韩的民主化历程》，月旦出版社1995年。

B25具体内容参见蔡东杰的《台湾与墨西哥民主化之比较》，风云论坛出版社2002年，特别请参见第六章结论部分和第279280页的表6.1。

B26转引自李酉潭的《文武关系与民主巩固初探》，载《中山人文社会科学期刊》1998年第1卷第6期，第134页。

B27具体内容参见陈佩修的《军人与政治：泰国的军事与政治变迁》，中央研究院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2009年。

B28具体内容参见汤世铸的《拉丁美洲军人政权之研究》，知书房1996年版。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第4篇

由于政治科学研究讲科学实证,要求有严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所以,中国读者大都觉得政治科学不可爱。而政治哲学激扬文字,纵横捭阖,又让人觉得不可信。

而今,由于政治科学的强势,政治哲学在政治学领域被挤压得并没有多大空间。因此,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这个两级格局其实是“跛足”的两级。而这“跛足”的两级,在《读书》上恰好倒置:是政治哲学谈得多而政治科学谈得少。所以,《读书》所追求的是可爱的一面。

同时,正由于是它执着于追求可爱的一面,《读书》中所刊载的关于政治学领域的文章,没有几篇是专业政治学学者的撰稿。

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在介绍西方的政治科学及其新走向时,《读书》的脚步一点也不滞后。③《读书》上的文章对原典做了人文化的处理,娓娓道来,让普通读者也很容易接受。

本文拟从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三个方面,分别梳理一下《读书》在相关领域的文章。①

二、《读书》中的政治哲学

作为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政治哲学①“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现。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社会出现重大的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②”当然,对政治哲学的探讨和关怀在不同的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与特征。

(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知识分子群体面临着“如何评价以往的历史教训以及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在这一时期讨论基本上是在建国以来所形成“传统政治学框架”中展开。讨论一般认为建国后出现失误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期的封建文化遗毒之影响。此外,讨论中所达成的共识是我们需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出于对历史教训的反思,这一时期关于“人性”的讨论也颇为热烈。同时,也有一些介绍西方政治哲学著作的文章发表。如1981年12期王沪宁所发表的《卢梭政治思想绵延———《社会契约论读后札记》》,介绍了卢梭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主观念”。但该文对于卢梭的思想深层以及他与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区别都未加注意。1982年第12期刘文立的《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认为卢梭是“政治上革命,文化上反动”。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是一种较为简单的进步主义视角。不过,我们的理解应当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讨论在不断的深入。

(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成果激发了对政治改革的期望和关注。这一时期,《读书》上政治哲学的文章,一方面承接了前一时期的关于西方政治哲学著作的介绍,如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另外,一本在后来影响甚广的西方政治学著作《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在1985年的第11期被介绍给《读书》的读者群。另一方面,比照前一时期,相关的讨论逐渐表现出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性。这种倾向集中的表现在1985年第12期关于马克斯·韦伯的一个座谈会侧记上。学者们在关于这位德国思想家的讨论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因子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富于自身独到的见解。

这一时期的发展特点主要表现在:首先,理论的解读和探讨开始走向深入和精细。比如,对于“民主”和“法制”的理解就明显有西方分析哲学影响的痕迹。其次,几位颇具影响力的海外华人学者开始陆续在《读书》上发表文章。他们给《读书》带来一股新的风气。

再次,对于政治哲学问题,开始出现了不同的流派。虽然并没有激烈论争,但若细加考察,还是可以辨识出某些端倪。有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主张,有希望接续、转化与发扬传统的新儒家,还有强调秩序与稳定的“新权威主义”一派。

(三)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关于政治哲学的探讨稍显沉闷,所关注的重点是现代化问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开始在《读书》上出现,并引发了一些争论。这一时期,尽管缺少1980年代的热情与蓬勃,但政治哲学的深度探讨却持续展开,一些较有分量的文章相继刊出。如林毓生的《从苏格兰启蒙运动谈起》,给熟知欧陆启蒙运动的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开启了一片新的视野;冯克利的《打了折扣的民主》,继续对“民主”进行“正名”……所有这些,都在某种意义上暗示着政治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四)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自由”、“民主”、“平等”仍是探讨的关键词,而它们之间在特定情境下所固有的张力也成为大家阐明自身看法的持续动力之一。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刘军宁的《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陈家琪的《保守的自由主义与激进的民主主义》、崔之元的《卢梭新论》、林毓生的《思想危机的一个面相》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甘阳在1999年第1期上发表的《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一文。作者一反之前的自由倾向转而关注民主与平等问题,表明政治哲学问题已经开始逐渐摆脱学理层面的探讨转而与中国当代具体情势接轨。而此前讨论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利用西方的资源,在西方话语中心的前提下反思中国问题。甘阳的这篇文章算是政治哲学本土化趋势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们同时还注意到,1990年代中期以来,《读书》一方面还是坚持自己“文化漫谈、思想清议”的特色,看似闲散的笔调中可以发现诸多闪光的思想因子;另一方面,由于自1990年代开始的社会科学在中国的蓬勃发展,《读书》的文章不论在知识的领域还是在问题的领域都比从前扩展和深化了。

(五)廿一世纪初期。进入新世纪,由于在“问题意识”和“知识储备”两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相关的讨论在此前基础上继续扩展和深化。这一时期,“正义”、“民族主义”等成为《读书》上出现的关键词。此时所刊文章的关怀已经超越了具体的一时之需而能够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对政治哲学诸问题进行深入的探寻。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万俊人的《正义为何如此脆弱?》,张旭东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理想》,王绍光的《饼做大以后……》等。当然,《读书》的视角不只局限于国内,域外政治哲学发展的动向也仍旧被关注。如许纪霖在2005年第6期发表了《两个美国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困境》,对美国近年来兴起的新保守主义做了介绍与评价。我们知道,世纪之交,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有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但是仅从《读书》的文本来看,似乎并没有出现“剑拔弩张”之势。我们读到的更多的是文章作者基于学理层面的政治哲学思考。就此而论,值得关注的文章之一是甘阳于2003年第4期上发表的《走向政治民族》,作者通过对《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联邦党人文集》等经典的研读与体会,提出中国应当成为成熟的“政治民族”,自此,“如何走向政治民族?”开始成为知识界持续关注的一个话题,尽管对此提供的答案见仁见智。

以上简略总结了政治哲学在《读书》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三条发展的线索:其一是对于政治哲学原典的仔细与深入研读的趋势在不断加大。比如对卢梭及其著作多年来都是《读书》的作者群所一直关注的对象。其二是对西方思想界的研究动态的持续介绍。比如从1990年代开始对后现代主义的介绍以及对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介绍。其三是政治哲学的讨论同社会历史以及思想的大背景乃是密切相关的。从创刊初期的反思历史教训到现在的“如何走向政治民族”就清晰的呈现了这一线索。当然,不无遗憾的是,除了以杜维明等为代表的“新儒家”从文化意义和文化发展的角度对儒家思想及其与现当代世界关系多有关注和述评外,在《读书》上对于我们传统政治哲学的讨论还是相对的欠缺,不论是文本的精读还是在研究方法、视野的拓展上都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回首这20多年来《读书》走过的政治哲学之路,笔者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与其讲我们是在不断的超越,不如说我们更多的是在对话。正是在这样的对话、理解中,正是这种必要的张力的存在,政治哲学的深远影响才得以逐渐展开。

三、《读书》中的比较政治学

比较政治学自美国舶来,是对本国以外的政治现实进行的实证研究,并往往期望从多国比较中得出有价值的经验性命题。本文按照比较政治学比较公认的三个基本研究范畴(比较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发展和比较政治经济)来选取和总揽。下表是就所考察的文章按问题性质和研究类型(国别/比较)所做的一个样本统计:

从统计情况来看,应当说《读书》对比较政治学这一学科是非常重视的。早在1987年《读书》就曾介绍我国建国后第一本比较政治学教科书,即王沪宁先生的《比较政治分析》①,尽管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本教材更接近于通用政治学教材,但对于当时沉寂30年的政治学界来说无异于有开天辟地之功,直至今天学人仍要回忆王先生一书对打破对政治思维的单一习惯、开拓学界视野的重要意义。

下面根据问题性质分述之:

(一)现代化的研究既涉及政治现代化(即民主化,属比较政治发展范畴),又涉及经济现代化(该过程属比较政治经济范畴),而《读书》上对现代化之关注更多的是综合性的②,所以将这一议题单列出来,能更好地进行对比学习。总的来说,这些论述现代化的文章看到了现代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组织等多个方向上的巨大变化,但并没有将现代化简单等同于几个最终目标,也不迷信这些目标是可以随着经济发展自然实现的,而是很早就注意到了政治力量(政府、底层人民)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在有关美国、韩国、印尼和阿根廷的文章中我们能切身感受到这一过程的艰辛。

而在相对理论化或是多国比较(尤其是多个后发展国家比较)的研究中,则明显能感受到国内学界的一种基本认同,这一认同在《现代化理论与霍氏改革观》和《现代化为什么受挫》以及推荐亨廷顿政治现代化理论的多篇文章中尤为突出,作为典型代表的亨廷顿、霍森施塔特、富永健一和艾森斯塔特的观点都以历史为依据,强调综合性现代化变革的成功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政治中心(或杰出政治改革家)提供凝聚力、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作为过程的基本保障、以及政府拥有决策艺术和能够推动制度创新的能力。

(二)《读书》早在1989年就开始探讨宏观制度问题。崔之元先生推荐的顾准遗著《希腊城邦制度》,以及李培林先生《共和国真义考》就在提醒国内学者重视西方本身的制度差异、重视政治学概念及理论的发展和意义,从而发掘能为我们所用的价值所在。进入21世纪后,《读书》又推荐了英国法学家白芝浩的巨著《英国宪制》、刊登了多篇对美国联邦制度及其民主制度和宪法的演变进行深刻分析的文章,无论从视野上还是思想上都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文章的专业性和可读性都很强。

(三)这里将对于微观的管理制度的研究纳入比较政治发展范畴,西方比较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流派也主要集中在这一领域。《读书》早在80年代初就开始关注问题,90年代末以来则更加重视微观过程诸如利益集团与政治过程的关系,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美国比较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Scott)关于腐败的研究。①斯科特利用历史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批判了腐败研究领域里的“文化决定论”,深刻地指出“腐败成为问题”本身就是“社会价值与规范(即道德标准)变迁的结果”,而“存在腐败”的原因在于:“腐败‘政治机器’是在社会缺乏共同价值理念而难以达成共识的境况下的替代政治文化的一种控制机制”。类似这样的研究,不仅指出了社会问题之所在,更挑明了问题的本质以及解决的可能(文化本身是社会实践的结果,因而是可以变革的)。

对于民族主义的研究是近十年的热点话题,《读书》刊载的五篇文章②数量虽不多,但已然涵盖了西方在民族主义研究领域几乎全部的经典研究和著名理论,包括了对种族主义的两种政治经济学研究(1999年和2004年文章),还涉及对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一些看法,内容全面,议题前沿。

(四)比较政治经济在美国已是一个丰富的领域,关注的问题大体可以分为后发展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转型国家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西方福利国家的政策转变/调整等三大主题。前表已反映出《读书》在这方面也非常着力。但可惜的是对福利国家在新一轮全球化下面临的挑战和政策调整这一问题没有涉及,而这些问题对当前我国的政策选择和调整是明显有影响的。对转型国家的关注方面,80年代注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尤其是匈牙利,但到90年代后则重点讨论了俄罗斯的私有化问题。此外还有对全球化的两篇论述,警示全球化可能给发展中的国家带来的消极影响。

四、《读书》中的国际关系

下文将从战争与和平、外交、全球化与区域化、恐怖主义等四大主题进行综述。

(一)战争与和平———国际关系永恒的主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催生了对国际关系科学研究的努力。《读书》以其特有的人文关怀深入挖掘战争背后的政治与伦理观,关注战争的合法性、限度及战后对新秩序的安排等。所刊发的文章高屋建瓴,深刻透视战争背后的种种因果关系,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和平主义思想:止戈为武,战就是为了不战,反对穷兵黩武。此类文章精彩纷呈,有代表性的比如《广岛轰炸再反思》①、《战争的影像》②、《平民化战争研究的启示》③、《战争的文化透视》④。

如倪乐雄先生的《战争的文化透视》一文往返古今,比照东西,有着深刻的哲理内涵,佳作难得。此文对富勒的《西方军事史》一书做了精彩的解读,见解独到深刻,令人耳目一新。

克劳塞维茨视战争为政治的继续,而富勒把战争放到社会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认为“自古至今战争一直支配着人类生活”并尤其重视决定性会战对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举希腊的发展史为例,认为马拉松之战、撒拉米斯海战、普拉提亚会战对欧洲文明的早期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此外,富勒以基督教为例,剖析宗教的兴衰与战争之间的关联。倪先生以此为立足点,对中西的战争文化进行深入的比较,得出较之西方战争的功利主义观(百战百胜为最高境界),汉民族的战争观(不战而屈人之兵)更重视以“民本”为核心的伦理主义取向这一结论。倪先生认为鸣条之战(商伐夏)、牧野之战(武王伐纣)作为东方文明史上的决定性会战奠定了华夏政治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倪先生在文末指出应借鉴年鉴学派的历史观,用长时段的视角来剖析战争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唯独如此才能真正地理解文明的兴衰。此文纵横捭阖,令人钦佩。

(二)在外交的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⑤、《日中关系为何政冷经热》。⑥

津上俊哉的《日中关系为何政冷经热》一文从标题有虽意在探究政冷经热的原因,但作者似乎打了个球,主要探讨日本国内看待“中国崛起”的不同意见及影响。作为日本学者,津上较为客观地指出了中国崛起给日本带来的机会与压力,日本国内分化为享受到中国崛起利益的“胜者”和受到损失的“败者”,因此造成了对中日关系看法的不同。津上指出日本应当抛弃不必要的障碍,积极利用中国崛起带来的机遇,实现“双赢”,构建和谐的中日关系。津上此文的意义在于倡导日本应当积极回应中国的崛起,这需要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作者以“无论距日中关系的黎明还有多远,我们都有责任努力下去”做结,可知其对中日关系的重视。日本国内除了右翼势力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有识之士,他们较为理性地看待中日关系,希望中日关系平稳发展。

(三)全球化作为一个正在发生的客观事实和不断增强的趋势,对世界进程有着重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化进程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北美、非洲、东亚亦开始效仿,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近来学界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展开了深入持久的讨论,《读书》对此问题也相当关注,有代表性的比如《三种新的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⑦、《秩序还是失序?》⑧、《后民主民族与欧洲未来》⑨。

佩里·安德森先生系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对“新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阐释。《读书》曾邀请基演讲并座谈。

安德森教授介绍了三种新的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民主和平论、攻击型现实主义、后现代国家(市场国家理论)。

在《秩序还是失序?》一文中,作者介绍了阿明对全球化的看法,并结合中国实践进行思考。阿明是“依附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并认为不发达国家的贫穷落后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所致,主张“脱钩”理论。认为不发达国家应走独立发展的道路。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借助外资取得发展的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自。这与以拉美经验为基础的“依附论”有一定的出入,阿明以此为着眼点阐明目前全球化处于失序状态。目前的全球化并没有完善的配套制度、不能囊括亚、非、拉的发展、以及公平严重缺失等。全球化只是西方的全球化,是新一轮全方位的垄断。作者立足亚洲经验,认识到包括阿明在内的第三世界学者已把中国和东亚看作第三世界的例外,呼吁中国学者不仅要从效率这一资本主义规则来解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更要从正义、公平及相互关系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四)恐怖主义。自“9·11”以来,恐怖主义的日渐凸显改变了国际关系的议事日程,成为国际关系最为炙手可热的一个议题。

那么美国学者是如何看待恐怖主义的,《读书》刊发了乔姆斯基的《恐怖主义、全球化与美国》一文。他明确地提出了国家恐怖主义这一说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是世界头号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的根源在于强权政治本身,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中东政策,引起了伊斯兰底层人民深刻的不满,滋生了恐怖主义的土壤。作者认为用武力来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只能陷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世界将永无安宁,呼吁美国转变思维,调整内外政策以应对日益增加的反美问题。

在《萨义德论恐怖主义》一文中,萨翁认为恐怖主义一词带有太多的政治偏见,不如暴力一词客观。西方无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杀戮,却把恐怖主义标签牢牢地与巴勒斯坦联系在一起,伊斯兰成为了恐怖主义的代名词,这是十分不公平的,并进一步刺激了巴勒斯坦人民,使巴以陷入了冤冤相报的政治困境。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萨翁不得不两面开弓:一方面反对西方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诋毁与丑化;另一方面谴责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行动,指出他们这种做法解决不了问题,只能使本国人民遭受更多的苦难。萨翁指出,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所实行的“中东改造计划”会适得其反,将遭到阿拉伯人民的强烈反抗,因为美国并不知道阿拉伯人所需所想。萨翁所见可谓高瞻远瞩,但正如作者在最后所说的:“政治的困局、顽冥不化的偏见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萨翁已逝,但其风骨将成为今后知识分子的宝贵财富。

五、余论

从《读书》二十多年的政治学类文章来了解政治学,与其说能从中了解政治学发展的脉络,不如说是从中了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脉络。与其说是从中了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脉络,不如说是从中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偏好演化的脉络。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偏好,他们对政治学文献进行了选择性阅读。

首先是着意于阅读政治学中比较“人文化”的文献。①中国知识分子比较强烈地保留了韦伯所说的人文教育传统。②这一传统使得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政治学文献比较“可爱”,可读。

其次,《读书》着意于选择非主流的视角。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第5篇

CENTURY比较政治制度中的“比较”是比较什么、怎样进行比较的呢？美国学者W•威洛比（W•F•Willoughby）在其代表作《现代国家政府》中，对此曾有如下论述：“……第一是关于政府的问题；第二是探讨世界各主要国家实际上如何解决有关政府的问题。对学生们来说，学习各种各样不同的政府结构和特点的大量事实并不困难，但弄清作为这些事实背景的基本原则，以求解释这些事实却并非易事。简言之，掌握各种机构、程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差异的实质特征是很困难的。这些困难还由于下述情况而更为突出，即往往由于对政治机构只作形式的、表面的说明，结果学生被引导去直接研究各个具体的政治机构，而忘记了首先应了解基本的政治原则。但是，正是这些原则才能使学生对学习到的事实进行理论性的说明。”也就是说，在进行比较制度分析的时候，我们要掌握制度背后的基本原则，要在各自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无论纵向比较还向横向比较均无例外，这样才会把握住制度的实质和动态。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比较不是为了比较而比较，关键是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升华为比较内容的规律性。整个比较政治制度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每一个知识点都需要在大量翔实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特定的标准比较分析后，形成一般结论和发展规律。

二、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几个“平衡”

就目前《比较政治制度》的课程体系来说，大多数教材的内容体系并未能很好地体现以上要求。目前主要有两类较有代表性的教材与著作，一类是注重比较，比较的重点是基本原理，如复旦大学曹沛霖教授等人主编《比较政治制度》，还有一类情况重描述，即以国别体的形式对西方各国相关政治制度进行十分详细的介绍，如郑楚宣、刘绍春所著《当代中西政治制度比较》以及田卫民、张桂林所著《比较政治制度》。不管是采用重比较还是采用重描述的教材，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均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种平衡:

（一）基本原理讲授与具体制度比较之间的平衡

比较政治制度是比较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在讲授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制度时，自然就离不开对这些政治制度的思想渊源、这些制度所反映的基本原理的梳理和讲解。这些思想或理论原则并非具体的政治制度，但却体现在政治制度之中，是具体政治制度的思想理论支柱，是政治制度大厦的基石。从学科角度而言，政治制度方面的基本原理，更多的应该属于政治思想史和政治理论研究的范畴。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一般对相关的知识有些了解，但只是了解还远远不够。因此，在讲授这门课程时，这些基本原理或重要的政治思想就不能不提及。另一方面，既然这门课程的重要内容是对政治制度的比较，因此，对各国的政治制度的讲述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教学实施过程中，一定要留意两者之间的平衡。具体做法是，在简要介绍政治学理论相关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政治制度的重要方面如政治体制、议会制度、政党制度、行政制度、选举制度、司法制度等为主要的视角，对各国的具体的政治制度做出的理论概括，建立起一定的理论框架，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个案研究。

在进行个案研究的同时，重在进行比较，比较的过程中既要重视业已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又要重视各国不同的特点及产生这些不同的原因，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以及缺陷。因此，在讲授课程时，应主要可以遵循以下几点原则:第一，以政治制度的不同方面为视角，如把政治制度分为政治体制、议会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等等；第二，在将政治制度具体分为以上几个方面的基础上，简要介绍政治学的一些基本原理；第三，讲授政治制度不同方面的特点，这是该课程的重点。在这一部分中，重点在于在比较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的框架和宏观的整体分析，这种理论框架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但又必然超出经验研究而走向抽象和概括；第四，各国的政治制度的基本情况。在这一部分中，要按照前面已经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来介绍各国政治制度的不同层面，这是一种描述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还要有深度的描述与比较分析，只有这样，才能为比较提供可能。

（二）国别介绍与综合比较之间的平衡

在现行的课程体系中,一般有两种倾向，一种是重国别政治制度的比较，即在布局谋篇上，选择几个代表性的国家(通常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其具体政治制度为章节，对各国相关的具体政治制度(如政体、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司法制度等)进行介绍与评析，另一种是重综合比较，在综合比较中，一般是先介绍相关政治制度的基本原理，然后再分别从某一种制度为切入点对之进行比较，在进行比较的同时，兼顾比较各国相关政治制度的相同与不同之处。这二种方法各有优点。第一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向学生系统地介绍各国政治制度，对某一国家的政治制度介绍与分析较为透彻，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重点介绍了各国政治制度的特点，或者说由于过多地把握了政治制度的细节而缺乏比较的自觉性。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况是，似乎对于一国特定的政治制度了解过于注重细节而遮蔽了比较的视野从而缺乏从宏观上总体上与他国进行比较。

从比较及比较研究方法的要求来看，应该主要进行综合比较才能确定事物间的异同，才能认识事物之间彼此间的联系进而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比较政治制度》课时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不对各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详细的介绍与评述，对于各国政治制度的综合比较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就达不到比较的目的了。因此，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在注重后者的同时，也不能偏废前者。现实的做法是将各国政治制度的内容作为学生课外阅读的内容，只在综合比较时，有针对性地提一些各国政治制度特点方面的问题以检验学生自主学习的效果。

（三）在讲授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与介绍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之间取得平衡

从当下的教材而言，大多数的教材重视对西方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等国)政治制度的介绍与比较,而较少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是政治制度无论是从理论渊源上来说还是从在世界上普及的范围而言，现行的大多数政治制度均起源于西方，并且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对于其他国家的影响更为广泛与深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点介绍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是《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重中之重。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各国有自己的国情，因经济生活方式、特定的历史、地理位置的差异也会给政治制度带来不同的影响，一些国家在总体上采用某种政治体制的同时，又带有自己的某些特色与创造，这在发展中国家表现的尤为突出。因此，注重对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介绍与比较的同时，应给予发展中国家一定程度的关注。

（四）我们应该超越意识形态的分野去寻求政治文明的共识

“在比较的视野下，了解外国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要更好地了解自己，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了解外国。”我们学习、研究、比较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更好地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服务。我们不能一概否定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对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我们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不能一概予以否定,不能因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不适合我国的国情为由而一概将之拒之门外。这些都不是科学地对待西方政治制度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我们要借鉴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优秀政治文明的成果，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民族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服务。西方政治制度作为西方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不能排除在外。事实上，我国近年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完善在很多方面就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的部分内容，这对于推进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推进我国政治文明的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我们在进行政治制度研究时，既要考虑不同政治文明的差异性甚至冲突性的一面，又不能忽视不同文明之间融合的趋势。

三、结语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 创新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2）06-0017-05

学科发展的状况在于其学术研究的积累程度。为了增进学科发展，有必要检视其学术研究的状况，从而更好地把握学术研究的方向，提高学术研究的质量。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分支学科，其发展同样要求我们审视其研究的进展。

一、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探索历程和成绩

在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虽然是近20年的事物，但作为一种研究领域应该说早已存在。随着开眼看世界后，近代以来的中国人不断探索国外，尤其是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制度、思想和活动。许多教育家把西方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介绍到中国。解放后，向苏联学习，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也被介绍到国内。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国外社会文化的了解更为迫切，国外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成为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必然了解的内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也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方面。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立，其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学科研究不断深化，分支研究就必然出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就是其中的分支之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并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审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我们似乎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1.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综合性研究

当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支学科后，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自从苏崇德主编的《中外大学思想道德教育比较研究》出版后，陆续出版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如1999年出版了陈立思主编的《当代世界思想政治教育》，2000年出版了王玄武主编的《比较德育学》，2001年出版了王瑞荪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2005年出版了高峰所著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2008年出版了唐克军的《比较公民教育》，2011年出版了苏振芳的《思想道德教育比较研究》和陈立思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这些成果重点比较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思想流派、西方发达国家和俄罗斯、印度、新加坡等国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变革和现状。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即使在美国，一些大学的名著选读课也要求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因此，比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自然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研究方面。赵康太主编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一书综合比较前苏联、东欧、越南、朝鲜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内容包括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的思路与原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其理论“发现”与“改造”、苏联和东欧的社会变革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革浪潮与越南、老挝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经济全球化与朝鲜、古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剧变与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变化、民主社会主义及其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育的比较、思想教育的历史形成及其在世界的传播、社会主义多样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改革和创新。

2.个别国家和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综合研究

对一个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把握，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方面。近年来，这方面的成果包括王学风的《多元文化社会的学校德育研究：以新加坡为个案》、曹能秀的《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研究》、傅安洲的《德国政治教育研究》。如王学风说明了新加坡学校德育的嬗变、学校德育现状和特质，并与美国、香港与台湾地区学校德育比较，分析了多元文化社会中学校德育的个性与共性，提出了“多元一体”学校德育模式的构建。曹能秀的《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研究》则详细阐述了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的历史、问题、变革与发展，指出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深受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强调道德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以及重视道德教育的连续性。傅安洲等人对德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做了较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内容包括德国不同历史时期如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的政治教育、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主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当代德国政治教育的思想渊源与基本理论和政治教育与德国政治文化的变迁等。

3.个别国家和地区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侧面的研究

对个别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不过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其中以美国、日本、韩国、英国居多。

（1）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 对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集中在对美国道德品质教育、社会研究课程、服务学习、学校建设活动和公民教育思想等方面。

一是品质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品质教育复兴是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的现象。品质教育就是学校通过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优秀品质，如尊重事实、智慧、诚实、同情心、勇敢、勤奋、自律等，让学生成为好公民的活动。对品质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其一，界定品质教育。品质教育的本质是赋予学生美德，如“重视品质同盟会”将信赖、敬重、责任、公平、关怀和公德等品质作为青少年的六大支柱品质。其二，品质教育的时间活动形式，如提供网络咨询服务、发扬优秀文化传统，促进道德规范、塑造校园文化和建构课堂德育情境等。其三，品质教育的原则、课堂策略和实施方案。其四，品质教育发展中的理论分析。其五，品质教育的传统与沿革。

二是公民教育课程方面的研究成果。社会课是美国中小学公民教育的主要课程，因而对这门课程的研究也是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方面。这方面的成果包括对美国社会研究课程标准、内容编排、教学方法的介绍。高校的公民教育的课程研究也逐步展开。唐克军总结了美国大学道德与公民教育的经验、教学模式，并分析了作为美国高校公民教育方式的领导能力发展计划。

三是服务学习方面的研究成果。服务学习是近20年来美国公民教育的重要方式，也是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关注点。其一，界定“服务学习”的内涵，即把知识运用到服务工作中，获得经验和教训。其二，说明服务学习的实施程序，如准备、服务和反思。其三，服务学习的形式，如高校有一次性和短期服务性学习、连续的课外服务性学习、课程中的服务性学习、集中的服务性学习。

四是学校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成果。学校的建设活动是美国道德与公民教育的途径，在这方面也有涉及，如唐克军说明了美国学校的价值追求，具体分析了美国纽约Berkeley Carroll学校通过全校性的伦理讨论构建伦理学校的实践活动，同时也说明了美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活动，如塑造荣誉体系、传递学校故事、确立学校的仪式和设计体现学校价值追求的物质文化等方式。

五是美国公民教育的概念。如高峰阐释了美国公民教育的内涵，指出美国公民教育是指民主社会中关于自治政府的教育，旨在培养知情的、有效的和负责任的公民，其公民教育包括公民知识、公民技能和公民品性三个基本部分。

（2）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 日本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点。近年来，有关日本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内容涉及日本的道德与公民教育。具体说，研究包括如下方面：

在日本的道德教育特点的研究方面。研究指出日本德育的特色在于在思想上以东方思想传统为基础，体现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色；强调东西合璧的道德教育且有不断西方化的趋势；突出道德教育的主导地位；实行全面主义的学校德育途径；建立大德育的社会教育体系；重视德育乡土教材的建设。

在日本德育的课程方面，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包括道德课、社会课、公民课、生活课和特别活动等。其内容包括道德教育、政治教育、经济教育等方面。研究说明了日本德育课程的目标和内容。如谷峪分析了日本小学现行《道德》教科书，指出日本现行的小学《道德》教科书根据不同年龄儿童的心理特征，在贴近学生生活的平凡故事中传承日本文化，培养学生的道德知识、道德判断力和道德实践能力，利用实际例子，既让学生可以接受，又增强师生互动，同时提供适当的道德要求。周宏芬分析了日本小学新道德教育课程标准，指出这一新标准考虑强调道德教育内容适应儿童的日常生活，注意创设学校和班级的良好人际关系和环境以及争取家庭和社区的合作，通过服务活动和自然体验活动从内心培养学生的德性。赵亚夫考察了日本哲学社会课教育目标的出台背景和内容变迁，指出历史知识和历史认识方法在日本社会课课程结构中占重要位置；社会课教育在学科的构成上是综合的，在学习方式上相对开放。

在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研究方面，有的说明了日本战后学校道德教育方法的演变，即从全面主义到特设道德课，从生活指导到新价值主义指导；有的指出了日本公民教育的阶段性，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公民教育重在民族主义价值上，以培养“国家公民”为目标，强调国家意识和为国效力的精神；在成熟社会时期，公民教育的目标定位于能驰骋世界的具有主体性的日本人。

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研究方面，论者指出日本德育面临校园暴力增加、犯罪率增长、自杀率上升和退学率严重等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学校教育与社会结构脱节、国家与社会关系不良和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紧张等问题。曹能秀指出日本的道德教育存在道德教育与生活世界的分离、道德教育的工具化倾向、文化对道德教育的负面影响、对道德教育的忽视以及学生道德危机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3）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 韩国是我国的近邻，其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研究的重要方面，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包括，韩国道德教育的特点、课程内容。研究指出韩国公民与道德教育的特色在于体现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色；突出民主思想和民主参与教育；评估方法灵活多样。如孙启林、梁荣华说韩国道德教育以弘扬民族精神为核心，既注意系统道德知识的讲授，又注重道德实践活动和青少年的“养成教育”，要求我国要不断丰富道德教育内容，改变传统的道德灌输模式，发展多样化的德育评价模式。张鸿燕指出，韩国学校道德教育的特色在于珍视传统，突出民族性；与时俱进，坚持开放性；循序渐进，重视系统；获得丰富，注重实践；齐抓共管，倡导综合性。

课程内容方面，索丰和车雪莲在《韩国现行小学〈道德〉教科书评析》一文中分析了目前小学道德课的宗旨和学习特点，指出其《道德》课既要求将道德规范和价值内化，又要求培养道德思考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进行人性教育和民主的公民教育。杨敏在《韩国加强高中公民教育》一文中就重要介绍了韩国现行的高中德育课，指出韩国高中德育课程内容包括公民伦理教育、伦理思想教育和传统道德教育三部分，其中公民伦理教育强化现代公民意识和能力；内容突出现代性和生活化；注重教学过程的情景化；教育评价体现发展性。

对韩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也开始，如陈立思的《从人文社科课程设置看韩国思想政治教育》一文就考察了韩国高校人文社科课程的设置，从宗教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法律教育、历史教育、思想教育和公民素质教育等方面对韩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做出描述与分析，揭示韩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特色，展示了韩国思想政治教育中鲜明的政府导向以及教育形式与途径的隐蔽性和多样化。

（4）英、法、德三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 英、法、德三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近年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注点。关于英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者集中于英国尤其是英格兰的学校公民教育的历史、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指出英国公民教育的管理主体由社会转向国家，公民课成为中学的正式课程，其公民教育延滞的原因在于英国存在反政治的文化导致国家忽视公民教育，教师不愿对公民教育承担责任，并介绍了英国学校四个阶段的公民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法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学校公民教育的课程。研究指出，法国公民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传授诸如平等、民主、权利和义务等共和国价值，培养学生成为能够积极参与社会的合格公民；其公民教育具有凸显民族意识、重视社会整合、多种途径综合施教和注重实践能力培养等特征；其内容包括民主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和法律知识、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傅安洲等人对德国政治教育的不同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如分析了二战后德国政治教育在其政治文化转变中的作用；分析了当代德国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管理理论和学校教育理论；分析了德国政治教育课程的目标与任务、课程设计的步骤；辨析了德国政治教育的概念，指出当代德国政治教育注重对青少年的政治认知能力、政治认同感和政治参与意识的培养，注重“知”与“行”的统一，注重政治教育在青少年政治社会化中的重要作用。

（5）苏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 对苏俄的公民教育研究，不仅有俄罗斯公民教育的介绍，而且有对前苏联思想政治工作的反省。研究指出，前苏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失误在于忽视权利教育、割裂与传统的继承关系、缺乏开放性和先进性。如叶宗书根据解密的前苏联档案，分析前苏联思想政治工作的失误，指出苏联思想政治教育失误在于企图用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占领意识形态的阵地。对于俄罗斯的思想政治教育，付轶男介绍了俄罗斯公民教育的目标、内容、实施途径和方法。张鸿燕反思了俄罗斯公民教育的得失，说明了俄罗斯公民教育强化民主性，构建公民教育空间等方向。

除以上所涉及外，还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如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港台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如唐克军等人分析了印度公民教育的新进展，包括推进人权教育、公民义务教育、道德价值教育和宗教共存教育。王学风探讨了新加坡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的历史发展、目标、内容和方法。另外对世界公民教育也有所关注，如陈以藏提出了全球公民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4.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成果

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方面的理论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关注的两个重要方面。

（1）国外道德教育理论研究成果 国外道德教育理论的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对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所进行的评述，其中以袁桂林的研究最为系统。袁桂林在其著《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中回顾了卢梭、康德、赫尔巴特、边沁、穆勒、斯宾塞、涂尔干、杜威等人的道德教育理论，然后集中研究存在主义道德教育理论、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理论、价值观澄清理论理性为道德教育理论、道德符号理论、逻辑推理价值观教育理论、社会学习道德教育理论、人本主义教育教育理论、完善人格道德教育理论、体谅关心道德教育理论等十种不同的道德教育理论派别，内容包括人物背景简介、基本理论内容以及特征分析和评价等几个方面，并综合分析当代西方主要道德教育理论学派的共同特征，指出对我国学校德育理论与实践借鉴之处。

（2）国外公民教育理论研究成果 近年来，对国外公民教育理论的研究也是方兴未艾。虽然人们对公民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思想政治教育是从内容上说的，公民教育是从目的上说的。因而公民教育的研究方面自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领域。对国外公民教育理论的研究成果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包括对西方重要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卢梭和杜威等人的公民教育思想研究，也包括对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和多元主义等国外公民教育理论流派的研究。如唐克军还对杜威的公民教育理论作了专门研究，指出杜威的理想是要建立民主的共同体，就是交流能力和改造能力的公民。何晓芳专门探讨艾丽斯·杨的差异的公民资格观，指出艾丽斯·杨要求进行相互准则和积极面对和解决冲突的公民教育。胡艳蓓简要说明了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多元文化论的公民教育思想。赵晖对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在公民教育理念上的紧张关系进行了分析。赵明玉分析了传统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观。

二、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主要差距

从以上所述，我们不可不说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的丰富。但这种“繁荣”下并非没有问题。这些成果有相当大的重复、狭隘，甚至有武断的结论，与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1.与成熟研究方法要求的差距

学术成果的质量取决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的基本方法为文献法或资料法。所以有人将比较研究视为史学的范畴。“史学便是史料学”[1]，全面占有材料就是这种方法的要求。如果要提高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质量，就需要大量占有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资料和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但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占有的资料大部分都是中文资料，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研究内容的重复。

2.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要求的差距

学科建设的一个基本任务是服务学生，让学生具有相应的专业素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支领域，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一门课程。作为一门课程，必须全面、客观、准确地把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发展教给学生。第一，内容要全面。从教育层次上，应包括国外小学、中学、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及其内容的设计与编排；从教育的场所上，既包括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还要包括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内容要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强的时代性，研究者必须紧跟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步伐。第三，要准确客观。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有不同分名称，如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和价值教育等。研究者要根据每个国家的确切内涵，客观地探讨其思想政治教育。从这三个方面衡量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设情况，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还处于探索阶段。目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还不全面，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未涉及，如巴西等南美国家研究还不够新，对许多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发展并未反映出来还不够准确，我们许多研究者按照我国的名称处理外国的材料，难免出现偏差。

3.研究队伍方面的差距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研究成果的作者就会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是比较德育的研究者，而非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虽然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不断呼吁要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但真正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人员依然寥寥无几，即使有些学校成立了比较德育研究所，但很少有相互的交流，一些人不得不参加比较德育的学术活动。这种各自为政的状况很显然难以促进学科的发展，因为没有形成研究群体，没有研究者的合作。

三、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创新

笔者认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取决于研究的方法和哲学思维水平。如果研究方法不科学，就难以把握事物的具体情况，如果哲学思维水平不高，就不可能把握现象的本质。

1.熟练掌握和运用基本的研究方法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与其研究方法的运用密切相关。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文献法和比较法。因而研究者首先必须学会占有国外最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直接资料和研究成果。研究者要习惯于收集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掌握具体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发展进程、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方法等方面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对这个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状况、特征、发展方向和侧重点有个基本把握，然后运用比较的方法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的异同、本质和普遍趋势。

其次，研究者要掌握调查的方法。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为各国之间人员的交往创造了有利条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不仅有机会接触国外的同行，而且可以通过网络调查国外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如美国政府与公民学的教师。

2.切实提高研究的思维水平

追求真理、探索事物的本质是研究的根本目的。目前虽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但很多都是就事论事，未能究其根本，所以提出的所谓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也是相当粗浅的。要改变这种研究现状，研究者必须提高自己的思维水平，从更高层面把握问题。哲学无疑是我们提升研究水平的阶梯。思想政治教育直接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政治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经济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社会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必须从哲学的高度来把握，才能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3.明确树立研究的宗旨

为什么要进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研究者必须有明确的答案。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支学科，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发展必须采取开放的态度，不仅汲取其他学科的最新成果，还要了解国外最新思想政治教育最新发展的情况，否则思想政治教育将难以成为独立的学科。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发展的贡献就在于整理、分析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料，总结其经验，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有自己特性的学科。其研究的任务在于，其一，借鉴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我们的一条基本原则。我们研究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目的就在于为我所用。其二，展示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多样性和共同性。教育的一个任务就是开阔学生的心胸，使之具有世界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向学生打开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窗口，让他们欣赏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多样性和共同性。所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就要把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和共同性揭示出来。其三，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发展趋势和理论框架。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能成立，就是因为它具备独特的本质和有自己独立的发展方向。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部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同样要透过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现象，分析其本质，通过研究其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历程，揭示其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

4.大力推动研究成果的交流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一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教学科研队伍。然而这支队伍基本上是各自为政，没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会，也没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会议，虽然有些思想政治教育会议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列为分会的专题研讨，但很少有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其实，国际上有国际政治学会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教育研究委员会这样的学术组织、各国也有着类似的研究机构和实施机构，如德国的政治养成教育中心、新加坡的国家意识委员会等。高峰曾呼吁我们应当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与之发生联系，在深入探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养成教育、国家意识培养、政治社会化实施等问题的基础上，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与国际的接轨，提炼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范畴、基本概念，探讨世界范围内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进行借鉴和吸纳，为探索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新经验服务。[2]我们不仅需要专门的机构推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而且需要它们作为交流与合作的中介。

参考文献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第7篇

一级学科

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代码

及名称

同等学力

加试科目

参考书目

0302

政治学

招生人数：

30

030201政治学理论

01社会变迁与政治发展

02公共政策与农村问题

03中西政治思想比较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01政治学基础

④801西方政治思想史 或802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注：701必考，

政治学理论和中外政治制度专业考801，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共党史专业考802。

①中共党史

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

（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高放、李景治、蒲国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5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 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4. 胡绳：《中国共产党7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030202中外政治制度

01当代中国政治与政府

02比较政治制度

03宪政制度与政府管理

030203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01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0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3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030204中共党史

01党的建设与当代中国发展

02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与实践

03安徽历史人物与中共党史

0501

中国语言

文学

招生人数：

30

050101文艺学

01文学基本理论

02中国古代文论

03文艺美学

04西方文论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02中国文学史或703现代汉语

④803 文学理论与外国文学史 或 804古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

注：文艺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考702和803，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考703和804。

①评论写作

②古代汉语或

写作

文艺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参考书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全四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版。

2.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4. 郑克鲁：《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参考书目：

1.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修订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郭锡良：《古代汉语》（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或王力《古代汉语》（一二册），中华书局，1999年第三版。

3.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王洪君、李娟修订），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1语言规范与对外汉语教学

02汉语语用学

03方言与文化

050103汉语言文字学

01汉语语法学与修辞学

02文字学与训诂学

03汉语方言学

050104中国古典文献学

01语言学文献研究

02文学文献与文化研究

03史学文献与文化研究

050105中国古代文学

01先秦文学

02唐宋诗词与诗学

03明清文学与文论

04近代文学与安徽文化

050106中国现当代文学

01中国现当代文学社团与流派研究

02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

03中国现当代戏剧与影视文学研究

04中国现当代诗歌散文研究

0501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1比较诗学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特点；比较方法

《比较政治制度》课程是政治学类专业一门重要的课程。在大学生中开设《比较政治制度》课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学习这门课程，有助于加深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科学认识，从而使其更加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有助于大学生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和了解各种纷繁复杂的各国政治制度；有助于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自觉地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切有益成果。在全球化的时代，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研究比较政治制度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于这门课程的教学，要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必须结合本课程的学科特点并且注意适当的教学方法。

一、《比较政治制度》的课程特点

（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政治学是人类知识体系中一门古老的学科，正如亚里士多德说：“人类在本性上是一种政治动物”。因此，政治学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就逐步起源发展起来。政治制度研究是随着政治学研究的发展，逐步从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中分化出来，形成了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比较政治制度则是政治制度研究再次分化的结果，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在学科发展中还处于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之中。

比较政治制度，顾名思义，其核心内容是国家的政治制度，而比较则是指研究的视角、方法和范围。一般而言，政治制度研究总是具体的、个别的，如本国的、外国的、或者某种政治制度。

与普通的政治制度研究不同，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是古今中外各种类型的政治制度，它总是把两个甚至几个国家某种制度综合起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比较英美政治制度、比较议会制度、比较政党制度、比较选举制度等等。这是其特殊性所在。

（二）对比较方法的依赖性

在政治学的五大分支学科中，比较政治学是比较年轻的学科。比较政治制度则属于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在现代政治学的学科构建中，比较政治学处于极其特殊的地位。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学科领域中一个相当独特的分支学科。这种独特性来自于它对比较方法的强调和依赖。如果说政治学中的其他分支学科主要是以独特的研究领域而划分，以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来规定自身的特殊性，那么，比较政治学则主要是以其独特的方法论而有别于其他的学科，以研究方法的独特性来规定自身的特殊性；而在研究领域上，比较政治学则覆盖了其他政治学分支学科的内容，表现了特定的兼容性。因此，研究比较政治制度，就必须坚持比较这一个基本方法。

（三）与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性

比较政治制度与政治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学科有密切的关系，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比较政治制度学科提供了学术支撑，推动了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发展。

政治学为比较政治制度的提供了基本理论和知识的源泉。比较政治制度与法学中的宪法学在内容上有着密切的关系，比较政治制度与宪法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某些共同的内容展开了研究，可以相互印证。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也是政治制度生态研究的基础。经济学中的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作用，可以为比较政治制度的提供一些相应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

因此，执教《比较政治制度》这门课程，需要教师拥有较为宽泛的相关学科的背景知识。

二、《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教学方法

决定课堂教学实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根据课程特点，选择一种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在《比较政治制度》教学实践中，按照教学计划和教学基本要求，根据《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上述特点，可以运用下列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活动。

（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在19世纪经过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系统化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主义秉持着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要理解和判断某一事物的存在，必须观察这一事物所处的世界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

这种方法注重宏观和整体，在观察事物时把这一事物放在更大的范围内，并注意该事物同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它坚持普遍的、联系的、发展的基本观点并且试图寻找客观规律。“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指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在关注个体事物的同时，强调通过个别现象发现一般的规律，而不是被个别想象所迷惑。

因此，在讲述某一种政治制度的时候，应尽量采用系统全面的历史知识来讲解该政治制度形成的来龙去脉。通过逼真的还原制度形成的历史环境，一方面可以使学生从宏观上和整体上把握某种政治制度形成、发展历史以及该制度同当时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学生丰富历史知识，增加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避免学生以今天的某些观点来想当然的看待历史问题。

例如在讲解英国君主立宪制时，先概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英国王位的继承历史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资产阶级革命前后英国国内的宗教纷争、英国历史上的政治妥协传统、英国所处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形势，乃至英国国王的婚姻家庭状况等等。与此同时可以向学生推荐了一系列的课外阅读书目，如黄仁宇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洛克的《政府论》等。

（二）大量采用比较方法

《比较政治制度》是一门强调和依赖比较研究方法的课程。在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比较是确定事物间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研究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将比较看作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之一。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的加以研究，然后再把他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的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比较是从对比和鉴别中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是从经验事实中概括和提炼理论命题的基本方法，也是从反复发生的现象中做出规律性总结并据以预测未来的方法。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斯旺森所指出的：“没有比较的思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不进行对比，一切科学思想和所有科学研究，也都是不可思议的。明显的隐含的比较充斥着社会科学家的著作，并且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角色之间的对比，组织之间以及社团、机构、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对比，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

因此，基于《比较政治制度》这门课程的特点，可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大量的使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建议主要采用的比较方法有国别比较方法（如中美比较，英美比较等）、专题或者专项比较方法（如比较选举制度，比较议会制度等）和注重价值的综合比较分析方法。在教学中还对政治制度进行纵向的历史的比较和横向的国家间比较来得出科学结论。

此外，除了着眼于政治制度本身的比较，还从制度的生长和运做环境的比较研究来阐明政治制度无法简单移植的道理。

（三）恰当设计授课内容

《比较政治制度》课程与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性很强，需要大量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这样在教学过程中就无形扩大了需要讲授的知识内容。

同时，《比较政治制度》课程本身就是具有丰富的内容，就一个国家而言，需要讲解议会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司法制度、元首制度、行政制度等内容，此外，在世界上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形形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类型的基本政治制度。

因此，要想在几十个学时的课堂授课过程中，讲解如此大量的知识是不可能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采用这几个途径来安排教学内容。

第一，凡是涉及到需要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地方，只是简要介绍其方法和成果要点为本课程所用，但是推荐有关的书目给学有余力和有兴趣深入研究的同学课外阅读。

第二，对于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比较，着重讲解中西政治制度的比较，使学生加深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客观的把握。

第三，简明扼要的介绍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制度，使学生对纷繁复杂的各国政治制度有基本了解。

第四，对各种政治制度进行较为客观的价值评价，不但讲解课本上的基本观点，也讲解教师本人的认识理解，启发学生思考。

第五，运用基本的政治理论，结合中国政治的发展现状和问题，预测中国政治制度未来发展趋势，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此外，在教学中，还可以通过组织学生畅所欲言的讨论和师生相互问答来形成活跃的课堂气氛。

总之，通过把握《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特点，采用正确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系统掌握了该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就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比较政治制度》的教学实践在历次学校教学评比中，均被评为优秀，获得了学生和同行专家的认可。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6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57.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人民出版社,1963.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第9篇

    比较分析是社会科学领域普遍采用的方法,不过很难对比较分析作简单界定。界定比较研究法涉及诸多复杂问题,例如社会科学领域比较研究的可能性;恰当的比较单元(国与国比较、地区与地区比较、或其他单元的比较);比较研究中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等①。简单说来,比较分析涉及时间和地点两个维度,包括两种类型:同一历史时段内一国内部各种单元的比较;同一历史时段内不同国家的比较。一些历史学家按照历史学界的惯例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的比较排除在比较历史学的范围之外②。沿用这一标准,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③也不能算是比较政治学着作。这一判断与人们对比较研究的理解相悖。此书研究南北意大利“公民能力”(civic capacity)的差异,进而对比两个区域的政府绩效,应该说这属于典型的比较分析,只不过比较对象是一国内部的两个区域④。如果按照常用意义使用“比较”一词,一国内部不同单元的比较也应该属于比较研究。此外,还有一种“比较分析”:一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这种“比较分析”其实属于历史研究法,本文讨论比较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作用时不考虑这一类型。

    一、比较分析在政治学研究诸领域的应用

    比较分析在不同研究领域的适用性不同。出于方便论述的考虑,我们可以把政治学研究分为三大领域:第一,政治理论构建⑤;第二,外国政治理论与实务研究;第三,本国政治理论与实务研究,对我们来说就是中国政治研究。第二和第三两个领域中的政治实务可以简单理解为一国政治制度及其运转,政治理论则包括精英的政治思想和大众的政治观念①。这里的三分法并没有穷尽政治学研究的诸多领域,例如,它没有涵盖国际政治。此外,具体研究通常不可能分成这样的三类,一项研究可能同时涉及这三个方面。为了方便论述,本文所区分的本国研究和外国研究不是截然分开的。研究一旦涉及本国与外国比较,无论这种比较研究的重心放在哪一方,研究者对本国的认知与对他国的认知必然相互影响,套用后现论的术语,此时,个体或群体对“自身情境”和“他者情境”的认知相互“构建”(construction)。对于三分法还有一点需要补充。“政治实务”、“政治理论”这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是聚讼纷纭的话题,即使按照经验和常理对它们进行广义界定,政治学研究必然还会涉及“政治实务和理论”之外的领域,如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这些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就远远不限于“政治实务和理论”。三分法大大简化了政治学研究的复杂性,有诸多不足。尽管如此,这里划分的三个领域还是凸显了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对探讨比较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作用不失为有用的出发点。(一)政治理论构建在上述区分的基础上,首先来看比较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政治理论的构建。在政治学发展史上,有一类研究属于纯粹的理论构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规范研究”。例如,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和罗尔斯的《正义论》,无论二者的论题和分析路径有何差别,它们所构建的理论体系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抽象的、成体系的理论”。《法哲学原理》和《正义论》中的理论构建并非基于对社会政治现象的分类与比较,这些理论是从若干个预设规范推演出来的,比较分析在这一类研究中并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对于另一类以归纳法提炼理论的研究工作,情形可能有些不同。此时,理论构建的前提是对同类现象的比较。由此看来,比较分析对于基于实证研究的理论的构建不可或缺。20世纪下半叶美国政治学界提出的“民主化理论”是“实证型”理论的典型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国家开始从非民主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那么,这种转型的动力是什么?哪些条件有利于或不利于朝向民主的成功转型以及转型之后民主制的巩固?20世纪下半叶拉美、东亚、南欧,以及苏联解体后的东欧等区域的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否呈现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相同的转型模式?“民主转型与巩固”(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and consolidation)理论围绕这些问题发展起来。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跨国比较是一种有用的方法②。(二)外国政治研究在实证研究领域,比较分析对于理论构建至关重要,这么说应该不会引起多大争议。接下来,我们要讨论这种方法在国别研究中的作用。从表面上看,研究一国政治毋庸比较。这种说法对于未受过现代政治学专业训练的研究者来说是成立的,因为他的知识仅限于对本国的了解,他对异邦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不会采用比较分析法。一旦研究者的知识涵盖本国与外国两个方面,比较分析就成了他研究时无法摆脱的“魔咒”。下面回到上文所讨论的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第二个方面:外国政治实务与理论研究。研究者考察外国时即使没有直接采用比较分析,他往往也会“潜在”地进行比较:与本国比较、与他所知道的其他外国比较。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克维尔研究美国民主的那部名着其实也是一部采用比较研究法的着作。踏上美国之前,托克维尔通过对法国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已经知道美国之行所要解决的问题。他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圣伯夫(Saint-Beuve)说:“托克维尔在他一无所知时便开始思考。”事实恰恰相反,应当说:“托克维尔去美国寻找法国问题的答案!”《论美国的民主》通篇谈论美国,托克维尔思考时却总是把美国与法国进行比较,只不过这种比较并没有直接在文本中呈现③。托克维尔在写给一位将要去德国考察的朋友的信中对“潜在比较”的作用作了精彩解说:向法国读者描述一个社会的整体图景是个难题,这个社会的精神与我们的完全不同。困难不仅源于这个社会实际如何与我们认为如何不一致,我们对自身的体认引导我们去想象,这才是症结所在。偏见自然而然地产生于我们对祖国的反思和对本国历史的记忆,它对比较研究造成的困难远甚于我们研究时的疏忽。我不知道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唯一可做的是请您想一想自己对德国最初的认识以及后来理性的认识,再想一想如何一步步从最初的认识过渡到后来理性的认识……您想解释德法两国的异同吗?还是想让读者从您的作品中自行发现答案?……我研究美国民主时一直采用后一方案。我很少提到法国,但我写下每一页时无不想到她,她仿佛就在我面前。我并没有试图描述和解释美国这个异邦的方方面面,我只想指出她与我国相同或不同的地方……我认为属稿过程中不断地联想法国是这本书成功的根本原因①。据上述引文,研究外国时比较分析有其特定困难:(1)研究者对他国的认识与该国的实际情形不一致;(2)研究者所处的特定历史社会情境会制约他对其他国家的理性认识。托克维尔认为后一重困难对比较研究的影响更大。《论美国的民主》采用一种特殊的比较研究,参照系并没有在文本中彰显。托克维尔采用这种方法要实现双重目的:通过比较来理解法国;利用美国、法国等个案,探究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特征。如他主张,“为了理解下文,视野必须越出法国;任何人如果只研究法国,我敢说他将完全不能理解法国大革命。”②“把基于美国和法国社会的概念作为我的出发点,我试图描绘民主社会的一般特征,对于民主社会,迄今尚无令人满意的模式。”③推崇托克维尔对比较分析的成功运用时④,我们当然也不应忽视比较分析的消极作用。进行比较分析时应时刻考虑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一国政治的运转有其“内在逻辑”,研究该国的首要任务是把握这种“内在逻辑”。比较有助于研究者探究这种“逻辑”,不恰当的类别也可能会遮蔽这种“逻辑”,这重危险可以叫做比较分析的“遮蔽效应”。进行比较时如何避免“遮蔽效应”是考验研究者技艺的难题。第二,托克维尔所用的“潜在比较”可以看成一种为解决本国问题而研究他国的策略,这种方法与研究者的现实关怀相关联。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现实关怀”与“价值中立”并非总是冲突而不可调和,然而研究如果完全为现实关怀所左右,对外国的考察服务于预定目的,这样必然不利于开展客观公正的研究。这里出现了目的决定结果的现象,可以称之为比较分析的“诱导效应”。研究从一种预定目的出发,凡是有利于此目的达成的证据都被放大,凡是不利的证据都被忽略乃至改动,比较分析成了一张过滤之网;运用这张过滤之网,能够证明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可以纳入“美国模式”。我国学者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批评西方学者的中国研究不余遗力,通常的批评是西方学者从本国利益出发,带着偏见和政治目的研究中国⑤。勿论这类指责是否成立,它确实揭示了研究时应当尽力避免的一种倾向:研究外国时(有意、无意地)与本国对比,对本国(积极或消极)的情绪支配着对外国的观察。比较分析对外国政治的研究可能产生“遮蔽”或“诱导”效应,但不能因此否认比较分析对国别研究的价值。即使仅仅研究一个国家,研究者持有比较的眼光,也有助于他提出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比较使研究者更加敏锐和更具洞见,比较催生灵感,比较分析的重大价值即体现于此。(三)本国政治研究上述讨论也适用于本国政治的研究。考察一国政治,忽视该国政治的“内在逻辑”;研究者在本国政治社会情境下产生的问题意识左右着对外国的考察,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本国政治研究中也可能出现。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变迁时简单类比他国事例,这么做岂非忽视中国政治变迁的“内在逻辑”?潜在地以某国政治为标准来衡量中国政治,这么做难道不会扭曲对中国情形的体认?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有两种相对立的思潮:“中体西用”论与“全盘西化”论。两种思潮的鼓吹者都通过中西比较提出关于中国发展方向的结论。“西方”在支持“中体西用”的人看来是反面标准;对于“全盘西化”论的信奉者来说,“西方”是值得仿效的对象。这两种情形是中国人凭借西方资源反观本国时认知扭曲的突出例子①。上文讨论的比较分析对国别政治研究的积极意义当然也适用于中国研究。下面挑选三个例子来说明比较分析能够为中国政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这三个例子涉及三个重大课题: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还有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性。第一个例子,中国古代的基层自治。推行中央集权制的中国疆域辽阔,加之传统社会交通不便、通讯技术落后,这使得国家尤其是中央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异常困难。国家对基层的管理要依靠地方士绅,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皇权不下县”———某些基层区域存在一定的自治空间。现在随着微观研究成果的积累以及社会科学界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审视的深入,研究中国政治史的人再也不能把上述“基层自治说”当成定论而无条件地接受了②。“自治说”之失在于对问题的处理过于简化。国家控制与地方(或基层)自治并非截然对立,探究国家对地方的控制有必要引入新的概念。一些学者引入“国家内卷化”的概念就是有益的尝试③。研究还可以从其他方面推进。如果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看,“自治说”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中国古代实行城乡合治,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不存在“自治共同体”。与中国的情形相反,欧洲国家有城市自治的传统,城市自治权是一种“法权”。城市所隶属的国家———无论推行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可以向城市颁发“特许状”,从而授予城市自治权,但是国家不能随意收回或缩减这些特许权,否则将激起城市针对国家的抗争④。反观中国古代的情形,城市共同体和乡村共同体并不享有“自治法权”⑤。国家可能容许地方共同体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不过这种权利并非保留给地方,国家可以随时侵入地方的“自治”空间,并且只要国家愿意,她总有可依赖的人力、物力以及各种制度资源来实现这种入侵。地方士绅作为国家的维持地方秩序,他们不像欧洲城市自治势力那样为确保地方自治而对抗国家。中西比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的实质。可以把上述比较概括为两种中央地方关系类型的比较,在欧洲,地方构成国家;在中国,国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网络治理；概念比较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027-02

自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终结之后，公共行政理论进入百花齐放的治理时代，治理时代可以作为新公共管理之后公共行政理论的一个概括性总结，整体性治理作为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理论内涵，因而整体性治理与其他理论既有区别又有不同，这也使得国内学界在整体性治理的翻译过程中对于整体性治理的内涵描述各有不同，对于整体性治理与其他治理时论关系的描述也不尽一致。基于理论规范性的思考以及为了使人们更准确直观地了解整体性治理并将其较好地运用于实践，本文将对整体性治理与其他一些治理时代的理论进行对比分析。

一、整体性治理与整体性政府

学界一般将整体性治理和整体性政府作为一体两面的同一个词加以论述，这种论述从理论的宏观理解来看是可行的，但具体比较而言，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比较细微的差别。整体性治理英文名为“Holistic governance”，整体性政府英文名为“Holistic government”，两个词的不同之处在于后缀上，“governance”意思是“The governance of a country is the way in which it is governed”，也即（国家的）统治方式、管理方法；“government”的“The government of a country is the group of people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governing it”以及“Government consists of the activities，methods，and principles involved in governing a country or other political unit”，也即政府、内阁或者（国家等的）治理、管理、执政。也就是说“governance”更关注于方法层面上，而“government”更关注于政府本身的规范性活动以及组织本身。从希克斯整体性治理的三本著作的梳理可以发现，希克斯整体性治理从关于政府本身的组织构建（提出了未来政府组织的四种组织形态）以及政府组织间的合作转向从三个不同层面对整体性治理的四个关键的活动（政策、管制、服务提供和监督）进行论述。因此，基于以上英文释义以及希克斯的理论，笔者认为：整体性治理与整体性政府存在着真包含关系，及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即整体性政府∈整体性治理，因而，整体性政府可以看作是整体性治理，两者的区别在于整体性治理不再以政府作为唯一的主体。除此之外，在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的实践中，其所提倡的观点与整体性政府趋同，因而国内学界翻译中也将其等同于希克斯所提出的“Holistic government”，其代表性的其他英文名称有“Whole of government”以及“The Connecting Government”。

二、整体性治理与协同治理

整体性治理与协同治理由于其本身在理念上很多相似性，因而对于整体性治理和协同治理的使用也较为混乱。绝大部分学者将英文“Joined up Government”翻译为协同政府，有的学者则是将英文“Jointed up Government”或者“Joint up Government”翻译为协同政府，还有一部分学者对于协同政府的概念不是源自于英文文献，而是自中文翻译过来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Collaborative Government”以及“Synergetic Government”。以上的各种英文表达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认为协同政府来源于国外并在国外得到实践，只是在英文的翻译表述上各有不同，这包括了前面三种翻译，①同时国内部分学者基于希克斯整体性治理是在对英国“Joined up Government”的实践总结之中得出的这一理论背景，认为整体性政府与协同政府是同一个概念。而第二种则是认为协同政府理论是国内结合协同理论思想而产生的一种本土化的产物。虽然后面一种分类是在前面所提的理论基础上有着一定意义上发展，对于理论有一定的诞生，但其上更多的是一种汉语语境下的字面意义的不同。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所选取的协同治理的相关理论也是基于“Jointed up Government”或者“Joint up Government”二者得出的，也即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政府的实践。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第11篇

8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可以从两大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

一 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

总体上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史的专着和论文较少。

赵霞、韩金峰着《外国政治制度史》，其中包含了西方国家如英、美、法、德等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 2000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马啸原《西方政治制度史》 一书，在书中作者批判了两个误区：一是认为西方当代的政治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二是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是一种模式。书中指出，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源于古代希腊、罗马的传统，但是各国在他们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本国特点。本书不单纯着眼于一般的政治制度知识的概述，而且还着眼与对西方政治文化背景的阐明以及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利弊得失的分析。

另外，在制度史上，有学者从制度的角度去看待古代的民主共和。施治生、郭方主编的《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考察了古希腊、罗马产生和发展民主与共和的特殊历史条件及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并阐明了古代东西方国家发展最终都走向****主义，因而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既有共同的历史规律，又有多样的表现形式；作者从当时西欧社会、经济和政治多元化结构中探索民主和共和制度及其因素的成长、发展和演变过程，提供了对于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研究的新思路。

在国别史上，学者在西方大国英国、美国方面的专着较多。

在英国政治制度史上，程汉大的《英国政治制度史》可以说是一部奠基之作，作者对于英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程汉大的基础之上，阎照祥 1999 年写成《英国政治制度史》一书，继续不懈探求，深入挖掘英国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使其内容更加丰富、翔实。 程书主要 论述的是二战以前的英国政治制度，二战以后的政治制度很少论及。 阎书填补 了这一空缺，从英国文明的起源一直论述到 20 世纪 90 年代，并进而对 21 世纪可能面临的一些情况作了展望，真正做到了“通古今之变”。 程书对 全国性政治制度论述的非常详尽，但对地方制度的阐述相当简略。 阎书详其 所略，对地方政府机构的沿革、职能的变迁做了更细致的考察。 程书对 议会制度论述的淋漓尽致，可对中世纪的中央政府机构研究相对薄弱， 阎书敏锐 的捕捉到了这一点，辟专章论述了中世纪的 咨 议会，并清晰详细地勾勒出其来龙去脉。总之， 程书和 阎书详略互补，为我们研究英国政治制度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虽然美国的建国历史不长，但是学者们对美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较为深入。

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公开出版的专着有曹绍濂的《美国政治制度史》和《论美国民主》，蒋劲松的《美国国会史》等。在上述着作中，蒋着《美国国会史》是一部专门探讨美国国会制度的创设、演变和体制模式的专着；曹着《美国政治制度史》虽是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研究美国政治制度史的着作，但该书出版于 80 年代初，学术观点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1998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可以说是集我国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系统的阐述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的 一部着 作。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揭示了美国政治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美国现行政治制度的确立，是通过美利坚本民族文明与欧洲外来文明结合的方式完成的；美国政治制度形成之后，并没有抱守残缺、墨守成规，而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客观环境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和变革；美国政治制度突出了制约和监督机制。

二 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

学者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又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总体上的研究；二是对政治制度各个具体层面的研究。

（一） 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总体研究

在改革开放早期，国内学者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关注更多的是从阶级本质出发，揭露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虚伪性，意识形态色彩较浓。如：张晔着《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及其比较》一书，作者从国体与政体的关系出发，深刻的指出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又如：华袆着《美国民主制漫谈》则代表了左派学者对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一些学者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持较为开放态度的回应。作者指出，有些人盲目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甚至宣扬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照搬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这是危险和错误的；作者着重指出美国民主制度的资产阶级本质，揭露其虚伪性，同时又肯定其形式完备和对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作用。

进入 90 年代以来，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总体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者们以科学的态度、借鉴的目的来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无论在体系结构，还是在制度分析上，较 80 年代，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田为民、张桂琳着《外国政治制度理论与实践》一书，书中科学地界定了政治制度这一基本概念，不仅从静态上对它进行分析，而且从动态上对之进行研究。书中提出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原理是人民主权、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代表制，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英、法、俄、德等国的政治制度。唐晓等主编的《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则不是按国别，而是按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分专题进行介绍，提供了一个比较政治制度的视角。在 杨祖功 、顾俊礼所着的《西方政治制度比较》一书中则把这两种分析框架结合起来，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综合比较分析；中篇为典型国别比较；下篇为主权国家联合体。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把政治制度研究学者关注不多的主权国家联合体纳入研究视野，主要分析了欧共体的形成与发展、权力结构、法律效力等等。

俞可平主编《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丛书，此丛书共 18 本，包括美、德、英、法、俄等西方国家。作者完整、准确、全面的介绍了这些国家的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行政制度、文官制度、廉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监督制度和其他重要的政治制度，为国内学者进一步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提供了最新基本素材。

在对当代各国政治制度研究上，学者较为关注英、法、美三国。

胡康大 的《英国政治制度》可以说是系统研究当代英国政治制度的奠基之作，书中不仅介绍了英国的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司法制度等基本制度，还提到了英国的文官制度和查 弊制度 ，并分析了英国的压力集团与新闻控制。

在法国当代政治制度方面， 吴国庆着《当代法国政治制度研究》 一书。书中指出，当代法国政治制度即 1958 年建立起来并 随之间 的推移而逐渐完善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作者指出，法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主权在民、三权分立与制衡、法治、自由与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此基础上，他系统分析了法国自成一体的政府行政体制、“合理化”的议会制度、精巧的司法制度、两极分化的政党制度，并谈到了法国社会中蓬勃发展的利益集团和第四种权力。

李道 揆 的《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是“多年来中国学者研究美国政府制度的意向最重要的科研成果”（赵宝煦语）。本书从美国宪法出发，阐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各项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资料翔实、分析全面。

在各国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曹沛霖、徐宗士主编的《比较政府体制》一书。书中虽然对各国的政府体制分别介绍，但是按照同一逻辑线索和逻辑结构，对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德国等五国的政府体制进行比较研究。学者张星炜 撰 《英美政治制度同异比较》一文，作者依据翔实的资料、运用比较政治分析的方法，对英美政治制度的主要方面进行了同异比较以及同中之异和 异中 之同的比较。这种比较，对于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典型意义。

有的学者立足中国，对于中西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由徐育苗主编的《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丛书，包括《中外政党制度比较》、《中外代议制度比较》、《中外选举制度比较》、《中外行政制度比较》、《中外监督制度比较》等十本书。作者力图把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制度研究与比较研究结合起来，对当代中国和外国（主要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探寻中外政治制度形成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结构内容和基本特点，为中国政治发展服务。

（二） 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具体层面的研究

政治制度的具体层面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体与政体；二是国家结构形式 ；三是具体的各项政治制度包括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等。

1． 对国体与政体的研究

国体政体问题是政治制度，也是实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在西方政治制度的专着或教材中，都或多或少的涉及到这个问题。

樊体宁在《西方国体政体初探》一文中历史的考察了西方的政体学说，指出自希腊以来，西方有关政体的分类比较研究历久不衰，但西方思想家的一个共同缺陷是，他们都偏重于从形式上去考察政体，而不是从本质上去把握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国家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内容是国体，形式是政体。并进一步指出，当代西方国家的政体主要是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但不论采取何种政体，都是由资本主义国体所决定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维护本阶级根本利益的不同统治形式。

有的学者还力图探求西方分权政治和集权政治形成的原因。 施雪华 在《论西方国家资本形式与政治形式的关系》一文中指出，近代以来，资本政治取代土地政治的根本原因是资本比土地更有推进社会价值增值的能力；同时，资本与政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变换着自己的形式，并在互动、互 适中互择与 自己相应的存在形态：自由资本选择了议会分权民主政治，而垄断资本偏爱行政集权民主政治。

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学者较为关注对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的研究。李青、索若 撰 《“三权分立”政治分析》一文，从横向纵向和综合三个向度，从国家形式、政治形式和权力运行机制三个层次分析了“三权分立”政治的实质和根本特征。作者认为“三权分立”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 一 权政治中的各资本家集团之间政治妥协、权力制衡、分工合作的权利运行机制，并不是适用一切类型国家的完美的政治形式。这一点应是我们从世界历史范围来探讨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参照原则。 郭 大方在《美国政府“三权分立”体制透析》一文中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权扩大，美国的三权之间的制衡张力有可能被打破。曹绍濂在《美国政治制度史》一书中指出，三权分立学说在制度上已名存实亡，只是美国人民不愿接受罢了。原因有三：一是美国行政权的扩大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人们不易觉察；二是三权分立在形式上予以保留；三是主流不排斥支流的存在，议会有时还会起作用。

2． 对国家结构形式的研究

国家结构形式是指国家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形式，主要是指中央政权机关与地方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如何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

杨小云、邢翠微在《西方国家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集中模式及启示》中指出，西方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联系十分广泛和密切的基础上，同时又以垄断资本和福利国家经济为其深刻的经济基础。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以现代美国、德国为代表的联邦分权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单一集权模式和以现代英国、战后日本为代表的单一分权模式，并对他们各自的特点逐一作了总结。展望未来，文章指出，集权与分权并存是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扩大中央与地方合作、平衡矛盾将会是贯穿西方国家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主流。

学者林尚立着《国内政府间关系》一书，在书中探讨了集权主义、地方分权主义、 均权主义 、联邦主义的原则和特点，在此基础上系统的分析了英、美、法三国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并对它们各自的发展趋势做出展望。

有的学者对西方各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比较研究。 胡康大 在《欧盟主要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一书中，攫取英、德、法三国为比较研究的对象，通过比较，作者认为德法两国在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方面显得更有章法、更为宽松，因此也更为有效；而英国的则失之与过严的中央集权思想，以及政党政治的严重影响，造成章法混乱，以致有时造成无序状态，这种情况在保守党撒切尔政府改革地方税收方面及中央对地方拨款制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另外，在 2002 年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上，国内学者翻译了一批西方学者的关于联邦制的文章，表现了国内对联邦制的关注。

3． 对具体政治制度的研究

在这方面，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和文官制度上。

（1） 选举制度

现代西方选举制度可溯源于古代希腊、罗马，但真正形成却始于近代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成长和发展，选举制度作为一种工具与手段，自身也日趋完善。西方选举制度是由一系列与选举原则、选举程序、选举方法相关的 京法律 规范形成的各种具体制度构成的整体和总称。

国内学者对西方选举制度的研究鲜有专着，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政治制度的书的一些章节中和一些论文中。

很多学者对美国的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予以关注，刘建飞在其《美国选举制度评析》一文中对美国的总统选举作了全面的介绍，指出了美国总统选举的特征：受联邦制和分权制的影响；政党的作用相对较弱。同时也指出了美国总统选举的弊端：第一，时间太长，令人厌倦；第二，费用高昂，富人的游戏；第三，驴 象 之争，两党垄断政坛。

总统的选举方式，不但反映总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利与地位，而且也反映一 国采用 何种政体。法国在 1946 年宪法下，总统由国会选举产生，其政体系议会内阁制；而在 1958 年宪法下，特别是在修改总统选举方式之后，法国总统由全国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这种选举方式不但提高了总统的权力和地位，而且也意味着法国政体向总统制的转变。杨士林， 穆春玲 撰写的《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就详细地描述了这一转变的过程，对当前的法国总统选举制度作了系统的介绍，并对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与美国做出比较。

德国不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也不是总统制的国家，而是一个实行联邦议会民主制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要掌握政府权力，必须争取议会权力。刘建萍的《德国的选举制度》一文，就对德国的选举制度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马敏的 《德国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分析》一文则从历史的角度，在阐述选区代表制的一般含义和类型的基础上，分析了魏玛时期和战后德国不同的选举制度对其政党制度和议会政治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总体上说，国内学者对选举制度的研究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介绍较多、分析较少，对这方面的研究稍嫌薄弱，有待加强和深入。

（2） 议会制度

当今世界，议会被绝大多数国家看作是实现民主的基本形式。各国议会在结构和功能上有很多共同特征，但他们之间的不同，尤其是功能上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学者蒋劲松在《西方国家议会的地位》一文中，对美英法德瑞以六国中的议会地位作了深入的比较和分析。作者划分了三种模式：以英以瑞为代表的奉行无条件议会上的原则；以德国为代表的有条件的承认议会至上的原则；以美法为代表的否定议会至上的原则。当然，具体到每个国家，议会在国家政体中的地位又各有不同。作者指出，从以上六国议会在各自政体中的地位看，在当代政体下，何谓“最高权力”或“最高国家权力” , 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予以说明。无论如何，立法权等于最高权力的说法，日益显露出矛盾，很难继续为人们广泛接受。在现代，人民主权并非必然等于议会至上，当然也不排斥议会至上。

关于议会的功能，蒋劲松在其另一文 《议会的两种职能：为选民办事与担当国家论坛——论美英法德瑞以六国议会制度》中，把议会的职能归为两方面；即为选民办事和担当国家论坛。为选民办事是各国议会的基本职能之一，其作用是反映民意，发挥议会对社会矛盾的 的 整合职能和政治凝聚力。充当国家论坛是议会的另一职能， 即由代议 机关扮演对时事国计的制度性辩论场，其作用是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促使政府及时感知社会动静并做出灵敏反应。

虽然议会有许多功能，却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美的。由王晓民主编兼总策划的《国外议会》丛书共 18本，涉及英、德、俄、法、美、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王晓民在导论中指出，议会制度从产生那天起就面临着许多责难。 卢梭可能 是最早批判代议制的着名思想家，从那时起，代议制无时不受到那些崇尚直接民主的人们的诘难。行政权力的膨胀曾经是现在也是议会面对的主要威胁，但它所引起的应该是有关议会功能发挥程度的忧虑，而不是议会是否发挥作用的问题。议会制度自身存在的一些弊端只有在议会制度的发展中得到解决，各国议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也将继续下去。

另外， 2002年1月华夏出版社出版由王晓民主编的网上论坛论文集《议会制度及立法理论与实践纵横》，其中涉及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的议会制度。这是我国的议会制度研究更加开放、成熟的一个标志。西方议会不再被学者看成是“清谈馆”，加强对西方议会制度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 政党制度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急剧变化，政党制度在各国政局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政党制度的研究成为制度研究学者所关注的热点。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彩的世界，政党制度的多样性反映了各国不同的 的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体现了世界政治的多样性。

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学者对政党制度的关注已不仅仅局限于对西方各国政党制度的介绍，而是深入分析政党制度的起源、政党的本质和功能、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根据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来预测政党的命运和政党制度的未来。

学者 郇庆治 在《西方政党体制：一种比较观点》一文中指出，西方学者把政党概括为，政党是一个由具有相近观点的个体联合起来，通过选举控制在政府的人事与政策的团体；政党具有利益聚合、政治一体化、政治社会化、政府管理等功能。他认为欧洲国家的政党与美国相比有着更强的政治影响力和组织稳定性，而它们的政党格局有着更强的自我适应性和调整能力，虽然以政党为基础的西方政治民主制在七十年代以后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压力，但是这种危机所带来的将是政党自身的比如在美国和整个政党体制比如在西欧的不断变化，但这并不影响政党作为现代民主制种的一个重要角色和某种相对稳定政党格局的存在与延续。

蜀君译美国 学者 K · 劳 森《美国政党的变化》一文，文章中详细的阐明了西方政党衰弱的原因：美国的立宪制度；美国社会和社会制度的变化；美国各州通过的反党法律等，作者对美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表示深深忧虑。

在这方面的专着，具有代表性的是周淑真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和王长江的《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比较研究》。周淑真在书中指出， 21 世纪世界政党格局和政党体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世界政党数量增加，各主要政党力量此消彼长，传统政党格局打破；二是政党模式多样化，欧洲传统政党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左右翼政党逐渐向中间靠拢；三是政党的传统社会基础面临挑战，发达国家政党开始出现“全民化”的现象，政党活动领域拓宽，尤其是政党国际联盟作用突出。在对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比较中，表现出了作者对前两者的肯定和对后者的否定。

与周淑真对待政党制度总体上较为乐观的态度相比，学者王长江则表示了对政党制度的忧患意识。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政党作为利益表达和利益总和的工具，经济的多元化是不是必然带来多党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政党体制的关键，不在断言 一 党制和多党制孰优孰劣，而在于这个体制中的政党有没有协调各种力量和利益之间关系的张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种新兴的政党日益成为西方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力量，不少学者对此予以关注。绿党的出现的确是对传统的政党制度构成了冲击，但大多数国内学者对绿党能否成为主宰政局的大党不持乐观态度。刘建飞在《英国政党制度和主要政党研究》一书中谈到，绿党因为是小党，对有才干的政治家缺乏吸引力，同时也缺乏吸引全国选民的纲领和政策，而导致缺乏一个支持它的稳定而壮大的选民队伍。而传统的两大党由于资金和组织上的优势，再加上选举制度的有利，在选举过程中他们完全可以把绿党的一些政策和纲领吸收进来。王长江指出，绿党在理论上的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定位，在实践中往往是难以实现的；所谓建立生物区以取代国家的设想，听上去是吸引人的，但它和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也会令许多人望而却步。但是，不论怎样，绿党表达了一种人类的愿望，尽管有不切实际的成分，应该说，它所显示的方向是进步的，它所做的探索也是有价值的。

最后，在政党制度方面，还有一个方法论的创新。王邦佐、李惠康主编《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一书，提出要以社会生态的方法去研究政党制度。他们指出，政党制度是特定民族国家的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并在与社会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中得到发展。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产物，并进而成为它的一部分。政党制度是社会政治系统中的一个核心子系统，它和其他子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政治系统的动态平衡，与此同时，特定的政治系统的 的 总体要求以及其他子系统的形态结构，也在与政党制度的相互作用中赋予了它特殊的形态和功能。

（4） 文官制度

文官制度是西方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内学者对此予以较大关注。

徐振寰、王晓初主编《世界各国公务员制度比较》一书，作者有重点、有选择的对世界上（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类型的公务员制度或公务员制度中的某些专项制度进行分析和比较，试图从发展的角度，对公务员制度的形成过程、基本体系、运行机制及发展趋势进行横向研究，探索其中的某些规律，为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服务。

“政治中立”原则作为西方文官制度的重要特征，很多学者对此 项原则 的含义、特征，弊端、发展趋势做出论述。符晓薇在《西方文官制度“政治中立”原则浅析》一文中指出，所谓“政治中立”原则，是指业务类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活动中，必须对政党政治采取公正、超然的态度，对任何政治问题都保持沉默。作者通过分析，进一步指出，“政治中立”原则产生与西方三权分立和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之下，它的目的就是要求公务员忠实的执行政府的政策，为政府服务，同时保证文官队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也应看到，由于行政管理机构都必须服从政权机构，为政权机构服务，所以，行政管理机构试图保持或自我标榜“独立”、“中立”、“不介入政治”，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现代文官制度的国家。自 1870 年英国确立现代文官制度以后，英国文官制度便一直处于平静的“制度化”进程之中。但是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随着《富尔顿报告》的出台，英国文官“制度化”的平静被打破，到了 80 年代，撒切尔夫的上台及改革，更将文官制度带向动荡。在新世纪悄然来临的今天，英国的文官制度，乃至世界的文官制度将走向何方，它吸引和 困惑着 每一个关注它的人们。

学者李治国在《传承与变革之间——当代英国文官制度发展路径前瞻》一文中，通过对英国文管制 度历史 沿革的分析，认为传承与变革是当前英国文官制度的典型特征：“政治中立”原则面临挑战， 专业文官的呼声逐渐获得合法性，文官 改串政治 角色现象时有发生。在体现英国文官制度稳定的机构建立以前，英国文官制度将处于一段动荡骚乱时期。

有的学者对美国的文官制度进行了历史的回顾，石 庆环撰 《 20 世纪美国文官制度的历史回顾》一文。本文从美国文官制度管理体系的发展与完善、美国政治结构的倾斜与文官政治角色的变换、美国文官势力的膨胀与官僚主义的泛滥等三个方面对 20 世纪的美国文官问题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文官势力的崛起，使 20 世纪的美国社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文官既是政治运行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又在一定程度 上威胁 现行的政治体制。因此，美国文官制度改革的根本任务应该是：在保留优点、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建立健全的控制机制。

在当代世界，行政改革的浪潮席卷全球，其中一个 最共同 的方面是对文官制度的改革。改革已成为西方文官制度建立后必然的、共同的道路。无论文官制度的改革将走向何方，效率和廉洁将是文官制度改革中最高的价值取向。

三 对当前政治制度研究的一点认识

总体上看，我国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自 80 年代以来 20 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第一，完成了研究态度的转变。学者们不在以简单的贴标签的 的 方式去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色彩淡化，开始以科学的态度，比较、借鉴的目的去客观分析西方政治制度。

第二，基本构建了研究西方政治制度的体系框架。在西方政治制度史和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方面，在国别史研究与专题研究方面，宏观与微观的制度研究框架已基本确立。

第三，实现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在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国内学者利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多种方法去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提供了分析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视角。

第四，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入。进入 90 年代以来，学者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是在整个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从而使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同时，学者们已不再满足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与说明，而是力图分析政治制度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弊端，对各国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并试图科学预测各种具体政治制度的未来。

第五，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学者群。在这二十年的发展中，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学者群体，有些学者已经成为某个方面、某个领域的专家。如：阎照祥对英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吴国庆对法国政治制度的研究；李道 揆 对美国政治制度的研究；周淑真、王长江、施雪华对西方政党制度的研究；王晓民、蒋劲松对西方议会制度的研究等等。

在这 20 多年的研究中，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与不足。

首先，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缺乏“政治”的视角。当今研究西方政治制

度史的 学者多是历史学家，他们往往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制度的内在特点和运行方式上来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史，这就不利于西方政治制度研究的发展。

其次，对西方某些具体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全面。在具体制度上，学者们往往对中央一级的政治体制予以较多关注，却忽视了对政治制度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治制度的构成、运作及职能演变的研究；对于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的研究似乎关注不够（研究司法制度的往往是一些法学界人士，不能够把司法制度放在整个国家机制的背景下去研究；研究行政制度的往往是一些行政学家，着眼与行政改革与行政效率）；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一些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联合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国内学者应对此予以关注。

最后，一些学者对政治制度的理解似乎不够全面 （ 当然，学者对政治制度的

定义还存在着争议 ） ，对一些非制度化的因素 如利益 集团、新闻控制等较少涉及。董 晓阳着《俄罗斯利益集团》 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开创。随着社会发展，不仅利益集团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利益集团对政治制度和实际政治影响越来越大，在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上，对这方面的研究应予以加强。

参考书目及论文

一 政治制度 史部分 ：

书目：

《西方政治制度史》 马啸原 着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5 月版

《外国政治制度史》赵玉霞 韩金峰 着 青岛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版

《英国政党政治史》阎照祥 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1 月版

《西方政治制度史简编》董建萍 着 东方出版社 1995 年 8 月版

《英国政治制度史》 程汉大 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 7 月版

《英国政治制度史》阎照祥 着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版

《俄国政治制度史》赵振英 着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3 月版

《外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李德志 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5 月版

《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施治生 郭方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

《法国政治制度的变迁：从大革命到第五共和国》 洪波 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3 月版

《美国政治制度史》曹绍濂 着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5 月版

《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张定河 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7 月版

论文：

《 雅典公民制度刍议》 /姜颖/《武陵学刊》1999/5

《关于西方政治制度史的考察》 /董建萍/《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0/2

《中世纪英国议会制度的成因与特点》 /陶飞亚，鲁娜 /《山东大学学报》/1994/2

二 政治制度的总体研究部分

书目：

《美国民主制漫谈》 华祎袆 着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7年2月版

《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及其比较》张晔 着旅游 教育出版社 1989年6月版

《外国政治制度与监察制度概要》 林修坡 ，李茂春，叶自成着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外国政治制度》曹沛霖，刘玉萼， 林修坡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外国政治制度理论与实践》田为民，张桂琳着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8月版

《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唐晓，王为，王春英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年7月版

《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剖析》吴大英主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6年版

《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丛书俞可平 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年4月版

《外国政体概要》郭成伟 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西方政治制度》董建萍 着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2年7月版

《西方政治制度》刘玉萼， 石永义 编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英国政治制度》约翰·高兰 着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6年2月版

《英国政治制度》 胡康大 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年6月版

《当代法国政治制度研究》吴国庆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年 11 月

《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李道 揆 着 商务印书馆 1999年3月

《美国政治制度剖析》董秀丽 编着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0年10月版

《当代美国政治》刘国杰 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12月版

《德国政治制度》吕耀坤 着 时事出版社 1997年版

《西方政治制度比较》 杨祖功 ，顾俊礼 着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年8月版

《比较政府体制》曹沛霖，徐宗士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年7月版

《当代世界政治体制比较》李敬德 主编 中国物价出版社 1997年版

《比较政治制度》 王惠岩 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比较政治制度》宋玉波 着 法律出版社 2001年5月版

《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比较》 周民锋 主编 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 2001年4月版

《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丛书徐育苗 主编 华夏出版社 2001年版

论文：

《西欧各国政治制度的危机》 /张世鹏/《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5/1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吕耀坤/《德国研究》1995/4

《英美政治制度的异同及历史根源》 /徐广春/《地方政府管理》1998/1

《英美政治制度同异比较》 /张星炜/《天府新论》2000/3

《转型时期俄罗斯政治制度探析》 /王树春/《东北亚论坛》2002/1

《从德国看欧洲政党政治制度的危机与改革前景》 /张世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2

《美国政治制度的顽疾——政治献金》 /屠丽美/《党政论坛》2002/4

三 对具体政治制度研究部分

书目：

国体与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

《国内政府间关系》林尚立着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欧盟主要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胡康大 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9月

议会制度：

《国外议会》丛书 王晓民 主编 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议会制度及立法理论与实践纵横》王晓民主编 华夏出版社 2002年1月版

政党制度：

《资产阶级政党及其制度》姜士林 着 群众出版社 1986年版

《美国两党制剖析》陈其人着 商务印书馆 1987年版

《英国政党制度与主要政党研究》刘建飞着 中国审计出版社 1995年10月版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李景治 着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年 10 月版

《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比较》王长江着改革出版社 1996年9月版

《西方政党制度生态分析》王邦佐李惠康 着 学林出版社 1997年1月版

《外国政党概要》俞遂 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1月版

《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周淑真 着 人民出版社 2001年5月版

《俄罗斯利益集团》董晓阳着 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9年9月版

文官制度：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文官制度》周凯敏着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6年1月版

《世界各国公务员制度比较》徐振寰王晓初 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美国公务员制度和道德规范》马国权着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年5月版

行政制度：

《外国政府管理体制评介》谭健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比较行政体制》余潇枫 着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 周志忍 着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1999年版

《现代西方行政管理体制》袁辉 主编 山东人民版社2000年版

司法制度：

《外国司法制度概要》郭成伟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论文：

国体与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部分：

《西方国体政体初探》 /樊体宁/《国际关系学报》1993/3

《“三权分立”政治分析》 /李青 ，索若/《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1994/1

《论西方国家资本形式与政治形式的关系》 /施雪华/《武汉大学学报》2001/6

《西方国家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集中模式的及启示》 /杨小云，邢翠微/《政治学研究》1999/2

《美国国家结构形式的演变及联邦中央权力集中的特点》 /李德志/《吉林大学学报》1994/4

《全球化时代的联邦制》 /罗纳的·瓦 茨 着，黄 纪苏译 /《国际社会科学》2002/1

《走向规范性的联邦制理论》 /丹尼尔·威恩斯托克着，李 存山译 /《国际社会科学》2002/1

《联邦体制的适应能力与变革》 /里查德·西 半恩着 ，刘 北成译 /《国际社会科学》2002/1

《试论美国宪法中的“三权分立”原则》 /赵德平/《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5/4

《美国政府 “三权分立”体制透析》 / 郭 大方/《北方论从》2000/4

《三权分立的两种模式——英美政权形式比较》 /郭红霞/《高等函授学报》1995/6

《略论“三权分立”中司法权与立法及行政权之关系》 /王旗/《中央政法管理学院学报》1995/5

选举制度：

《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及其启示》 /谭卫华/《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3

《意大利新选举制度及其影响》 /罗红波/《欧洲》1994/5

《美国选举制度》 /梁宇/《乡镇论坛》1994/9

《美国德国法国议会选举制度的若干特点》 /卓越/《人大研究》1994/5

《西方现代选举制度原则与功能论析》 /郭艳梅，黄永俊/《东北师大学报》1998/4

《德国的选举制度》 /刘建萍/《乡镇论坛》1999/10

《美国选举制度评析》 /刘建飞/《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0/10

《从美国大选看西方选举制度》 /苏南/《时事》2000/2

《从 2000年大选看美国总统选举制度》/袁征/《前线》2001/1

《德国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分析》 /马敏/《德国研究》2002/1

《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 /杨士林，穆春玲/《政法论从》2002/3

议会制度：

《 多党议会内阁制的危机与演变》 /胡伟/《政治学研究》1997/3

《浅议资产阶级议会政治》 /何强，王清/《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8/4

《西方议会民主政治悖论》 /唐君黎/《理论前沿》1998/ 10

《议会的两种职能：为选民办事与担当国家论坛——论美英法德瑞以六国议会制度》 /蒋劲松/《人大研究》2000/9

《美英法德瑞以六国议会与政党的关系》 /蒋劲松/《人大研究》2002/6

《西方国家议会的地位》 /蒋劲松/《人大研究》2002/8

文官制度：

《试析英国文官制度的连续稳定性》 /王晓焰 /《内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 / 1

《近代英国文官制度改革剖析》 /姚景芳/《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5

《英国政府文官制度改革回顾》 / 周金昭/《中国公务员 》1999 / 5

《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官制度改革——从政党“分赃制”到“功绩制” 》 /张淑华/ 《 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5

《英国贵族与文官制度》 /邹冠秀 /《龙岩师专学报 》2000 /2

《试析 19世纪中叶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不彻底性》/ 洪忠杰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2000/3

《当代西方文官制度改革的潮流》 /徐晓丹/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0 /2

《对西方文官制度中“政治中立”原则的认识》 / 何青 /《江西社会科学》2000 /2

《英美文官制度的模式差异及其历史影响》 /石庆环/《世界历史》2001 /6

《传承与变革之间——当代英国文官制度发展路径前瞻》 /李治国/《历史教学问题》2001 /5

《 20世纪美国文官制度的历史回顾》/石庆环/《美国研究》 2001 /2

《西方文官制度“政治中立”原则浅析》 /符晓薇/《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1 /6

《浅议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形成》 /王霞/《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7

《廉洁与效率 :英国两次文官制度改革的共同价值取向》/张延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1

政党制度：

《美国政党的变化》 /（美国）K· 劳 森 着 蜀君 译/《国外社会科学》1993/8

《后工业社会的政党制度危机》 /张世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4/1

《政党政治与西方社会》 /施雪华/《学术月刊》1994/4

《西方政党制度的确立及前因后果》 /杨卫平/《新疆大学学报》1996/2

《论西方政党制度的特征与走势》 /金太军/《政治学研究》1997/3

《绿党对西方政治制度影响》 /汪洋，王义 桅 ，彭文兵/《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8/4

《战后意大利政党制度的特征与走势》 /金太军/《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8/6

《俄罗斯政党制度的演变与发展》 /赵龙庚/《新视野》1999/2

《试论转轨时期俄罗斯的政党制度》 /王立新/《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9/5

《现代世界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论纲》 /刘开寿/《探索》2001/1

《普京执政后的俄罗斯政党制度改革》 /李兴耕/《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2

《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刘金东/《求实》2001/6

《西方政党体制理论：一种比较观点》 / 郇庆治 /《山东大学学报》2001/9

《从德国看政党政治的危机与改革前景》 /张世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2

《从安然破产案看美国政党制度之弊端》 /李启先/《前进论坛》2002/6

行政制度：

《 当代西方行政制度改革：取向与启示》 /张立荣/《求实》2001/10

《英国行政制度的现代化改革》 /孙迎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5

司法制度：

《美国司法制度的一大弊端——抗辩交易》张永泉 /《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4/2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第12篇

在比较研究的另一个层次上，地区或区域研究因其涉及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国家组别而被认为更有意义。这类研究常常涉及对欧洲、南北美洲、非洲、亚洲等不同地区的研究以及对一些次区域(如东欧、撒哈拉以南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的研究，对具有共同文化特征(如语言、宗教等)的国家的研究、对具有共同历史(如殖民地历史)的国家的研究，等等。⑤诸如依附理论、法团主义和官僚—威权主义等重要的政治学理论和概念都产生于这种研究方法。

跨地区研究是一种日渐流行的比较研究倾向。在这一层次所作的比较研究因其涉及的地域范围更加广泛而似乎较有可能推导出更具普遍性的结论，但却要求研究者对不同地区的政治、社会有深入的了解和把握，也要求研究者对自己在这方面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和能力限度有清醒的认识，因此还要求研究者在概括和归纳时要客观、谨慎，避免自以为是和想当然。普热沃斯基作普沃斯基)在《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中，通过对东欧、拉丁美洲民主转型和经济改革所进行的跨地区研究，分析了民主转型与经济改革中的典型障碍。①全球比较是比较研究中分析层次最高的一类研究。联合国、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与地区机构的相关数据和资料，为全球范围的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使这一层次的研究成为可能。

这一层次的比较研究，主要将注意力集中于在宏阔的视野中思考各国普遍面临的共同问题，如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化程度之间的关系等，但这种建立在数字关系基础上的研究很难推导出因果关系，而且有时还可能得出一些误导人的结论。此外，数据资料的可靠性也是全球比较中需要加以认真对待的问题。在全球比较这一富有启发性和令人兴奋的领域，适度的、“健康的怀疑主义”是必要的。②从对单个国家的研究到全球比较，研究者在不同层次(层级)上的比较，反映了不同层次的抽象水平，有着不同的比较范围和目的，所使用的概念也具有不同的逻辑属性和经验属性。③在这些不同层级的比较之外，比较政治学领域还出现了主题研究(thematicstudies)这样一个重要的、有希望的研究趋势，即对所有社会的某一特定类型的共同问题的研究，如环境污染、恐怖主义、走私、贩运等问题，以及不同国家用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机制。④比较政治研究中比较方法的多元运用，还体现于不同的比较研究设计。“最相似体系”设计(“mostsimilarsystems”design，MSSD)和“最不同体系”设计(“mostdifferentsystems”design，MDSD)是普热沃斯基和特纳在其关于比较研究价值的分析中所讨论的两种一般性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大多数比较分析者都相信，在“在尽可能多的特征方面尽可能相似的体系构成了比较研究的最优案例”。最相似体系设计特别适合于专注于区域研究的研究者。⑤因此，最相似体系设计是最常被使用的方法。研究者在研究中大多选取相似的政治体系，然后分析其差异，并观察这些差异对其他政治或社会现象所产生的影响。最不同体系设计允许研究者选择两个或更多在本质上不相似的国家，对这些国家的研究集中于寻找这些国家的相似之处。最不同体系设计特别适于找出一个需要解释的特定结果的比较研究。譬如，厄里克•沃尔夫比较了发生于墨西哥、俄国、中国、越南、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的有关农民参与的革命运动的重要案例。尽管这些国家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特征，但沃尔夫认为资本主义文化的渗透是可以解释革命运动之所以出现并获得广泛的农民支持的关键解释变量。⑥两种不同的研究策略体现了对比较的不同认识，在研究和推导的准确性与严谨程度方面也存在差异，但对两种策略间的差异也不应被过分强调。①一些比较者在研究中将最相似体系设计和最不同体系设计结合使用。林兹和斯泰潘在《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中，就结合使用了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设计:运用最相似体系设计来比较南美、南欧和东欧等不同区域内的民主巩固经验，又运用最不同体系设计来对这三个区域进行比较。②此外，研究案例的数量也使比较研究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类型:“大样本”(“largen”)研究和“小样本”(“smalln”)研究。其中，“n”代表国家数目，在比较研究中也表示观察的总体样本数量。利普哈特将运用定性方法对少数国家进行的研究称为“比较”方法(“comparative”method)，而将运用量化方法对许多国家的比较称为“统计”方法(“statistical”method)。③“小样本”研究也被称为个案研究或案例研究。个案研究进行了深度的具体分析，揭示了单个个案中的因果联系。虽然统计学研究在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上不及个案研究，但对不同个案的类似因果联系的谨慎的重复研究，则有助于加强和确认这种相关关系。

现在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这两种方法是互补的，而最好的研究策略就是综合使用统计学研究方法和个案研究方法。④就有着明确方法论的比较政治学学科而言，“如何比较”和“比较什么”本来就是同一问题的相互关联的不同方面。从对单个国家的研究到全球比较，国家(民族国家)是比较政治学研究最重要的甚至就是唯一的研究和分析对象，而全球化以及存在于一些国家的国家能力低下的现实，却似乎需要政治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学学会并习惯于在相对意义上看待作为主要研究基点的民族国家，扩展这一基点或以其他基点取代民族国家。因此，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不仅使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变动不羁，也对这一学科提出了超越方法论民族主义(beyondmethodlogicalnationalism)的现实要求，并使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处于持续的变革和发展压力下。⑤

理论范式的多元与研究焦点的失落

20世纪以来，比较政治学在其方法论、研究焦点以及关注的主要问题等方面，已经经历了重要而复杂的变化，并从一个仅仅关注于制度和组织的描述性的学科，转变为包括解释社会与国家内部运作的诸多复杂范式的学科。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重心，经历了从国家到社会再到国家的并非简单的循环，在这一过程中日益趋近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并从这些学科中获得见解。在学科发展过程中，比较政治学表现出横向分裂和碎片化的明显特征。

从早期政治学产生直至20世纪以来的大部分时间，政治学以及比较政治学一直处于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而它们在研究理论与范式方面的各种探索，都可以看做其寻求化解身份危机的努力。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的比较政治学，在寻求一个充分的范式即一个建立在特定方法论基础上的全面的概念与理论框架方面，经历了比政治学本身更大的变动。许多比较研究者日益认识到，由于其学科特征，比较政治学既不需要也不可能真正获得一个范式，这一学科所能做的最多是构建一个可以检验的解释理论。①但是，比较政治学对于新范式和理论的探索从来都没有停止过，20世纪中期以来，比较政治学学科更因研究范式与理论的变化而处于持续和频繁的变动中，并在研究范式与理论的变化过程中不断转换研究概念，使比较政治学这一以方法来界定而研究内容却不确定的学科，持续处于寻求研究焦点的过程中。有学者认为，政治学对世界变化反应迟缓，②但比较政治学在主要理论和方法路径上的变化，与历史和时代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是不断演化的历史、国家或国际环境的一个结果。

国家是现实政治生活的基本行动单位，很长时期以来也是对实际政治进行分析的基本分析单元甚至就是比较分析的对象本身。作为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核心，“国家”的概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一直主导着比较政治研究，与之相关的法理———制度主义则成为此前很长时期比较政治研究的主导范式，同时被认为是比较政治学研究中仅有的存在共识的一个研究范式。描述性、狭隘的研究视野、保守主义色彩以及忽视理论性的抽象概括等，是这一学科“传统的”国家中心方法的明显特点。由于大多数早期比较研究者都是欧洲人或美国人，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使研究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他们各自国家的政治制度，而忽视了对世界其他部分的关注。对于法理主义者而言，大多数非西方政府缺乏正式的和合法的政府结构，因此也没有什么可以加以研究的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战后新国家的大量出现，人们对新国家的好奇和探索欲望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者的关注范围和研究视野，诸如“现代化”、“解放”、“政治发展”和其他现象通过流行的比较方法不能得到充分的解释或被概念化。国际政治中第三世界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则强化了对替代的分析框架的需要。③20世纪50年代以来，摈弃狭隘的地方性，将更多的国家纳入分析视野，强调真正的比较分析和动态研究，并关注政治的非正式过程等，成为比较政治研究领域的主导观点，也成为比较政治学学科革命的重要方向。“行为主义革命”则成为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在此后很长时期学科变革的总标签，而比较政治学的研究焦点也随之由国家转向社会。比较政治研究中的行为主义革命，是这一领域研究理论和范式方面重大变革和转型的一个统称。在这一“发展主义的研究路径”(developmentalistapproach，与被看做snapshotapproach的相对静止的传统法理———制度主义研究路径相对应)下，系统理论与结构———功能主义、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段较长的时期成为主导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理论和研究范式，从而使比较政治学在法理———制度主义之后仍然能够在某种意义上保持学科的统一④，但这种统一已远不是法理———制度主义时期比较政治研究者中间存在的有关研究理论与范式方面的共识。

这一时期比较政治学研究在概念、方法和问题方面对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开放和借鉴，在使这一学科变得更“科学”也更“比较”的同时，也使这一学科的研究焦点更加模糊了。比较政治学处于一个“政治逐渐消失”的阶段，而“寻求焦点”成为比较政治学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①60年代后期以来，国家的分析效用被再次发现，国家再次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核心。后行为主义和新国家主义成为其后多个理论与研究范式的总概括。在新国家主义对“国家”的全新审视中，各种不同理论和研究范式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竞争范式，比较政治学进入了一个更为多元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此前流行的范式虽然受到质疑和挑战，但仍然存在;新的理论和范式(如政治经济学、法团主义、官僚———威权主义、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等)被不同程度地运用于比较政治研究;一些旧范式(如政治文化)则逐渐复兴。与行为主义革命“将政治学的婴儿与制度主义洗澡水一起倒掉”②不同，在这一时期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各种不同理论与范式相互竞争却可以共存，并在研究中形成了各自的问题领域。

在这种意义上，比较政治学在这一时期似乎进入了科学革命时期。③具有强有力的和有效的方法论是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赋予其有力的分析工具和总是对新方法开放与接受的特性。20世纪50年代以来，比较政治学研究理论与范式的频繁变化，不仅是现实政治影响的结果，还是比较政治学研究者基于对于现实政治和比较政治学学科本身的理解而在研究范式及理论优势方面持续竞争的结果。在各个范式与理论寻求相对于其他范式与理论的优势的竞争中，学者们持续不减的跨学科热情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施密特认为，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已成为其他日渐专业化的社会科学领域如社会心理学、人类学和经济学中概念与方法创新的贪婪的消费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学科的影响下，今天比较政治学的家谱图和进化树就像一株根部壮硕、枝繁叶茂的热带榕树。④的确，伴随比较政治学不同研究范式与理论几十年持续不断的努力和竞争的，是学科挥之不去的一种莫名的学科自卑和焦虑，甚至是对相较于其他学科(先是社会学，后是经济学)的劣势的恐惧⑤。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经久不衰的跨学科热情，既是其总是对新方法开放和接受的特性的一个结果，或许也源于这种比较普遍的学科内部情绪。

不同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影响着不同的研究取向以及研究问题的选择标准。在研究范式和理论的持续竞争与频繁变化过程中，比较政治学学科研究内容不仅无法确定，还因现实政治的急剧变化而更加变动不羁。比较政治学只有方法论上的焦点而没有实质的研究焦点的基本特征，依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有些令人担忧的是，今天比较政治学领域出现了一种将其他国家、文化或任何类型的比较都看做比较政治的趋势。这种将所有东西都草率地包括在内的研究趋势，可能使本来就不存在研究焦点的比较政治学更难获得相对稳定而明确的研究范畴，也不利于学科的进一步发展。⑥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今天仍然没有迹象表明不同理论和范式会出现集聚和融合的趋势。国际关系学者斯坦利•霍夫曼将这种状况形象地表述为“比较政治学现在是由各种各样的‘理论岛屿’组成的”。不同的理论和研究范式被用以解释政治的不同方面。在这种意义上，有着各自不同的内在缺陷的理论和范式，在整体看来却为决策者和公民提供了应对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工具库，但比较政治学至今仍然没有产生令所有研究者满意和服膺并使所有方法和发现找到恰当位置的包容性理论，却是一个可能削弱当代比较政治学学术抱负的学科特征。①

学科知识积累的非累积和非线性特征

多元研究理论和路径、特殊的学科渊源和身份特征以及现实政治不断变化的影响，使比较政治学学科知识的积累呈现明显的非累积和非线性特征。这种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学科的纵向断裂。从比较政治学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史看，不同理论和研究范式的提出常常只是意味着一个新的开端，而不是以既有理论和范式为基础的在概念、命题及理论或发现方面的推进和发展。在不同理论与范式的竞争中，新理论、新范式挑战老的理论和范式，常常表现为对老的理论和范式的批判和替代，从而使学科在概念、命题和理论等方面都难以形成有效的知识继承和联系，使学科史更像一段段以理论和研究范式为中心的片段史。这种多路径的学科发展与比较政治学学科知识积累特征之间有着较为明确而直接的联系。

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不同理论和研究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这一学科受不同时期时代与社会影响的一个结果，或是不同时期时代与社会影响在学术研究领域的一种反映。因此，比较政治学的历史表现为知识的稳定性被理论坍塌的时刻所打断的不同时期。深切的现实关怀是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一个明显的学科特征，其中比较政治学在“解释的充分性”与“预测的准确性”的学科使命间向后者的倾斜，常常使学科承载了超出其实际能力的学科承诺，而变幻莫测的现实政治与社会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挫败了比较政治学的学科抱负，还使以不同理论和范式为基础的知识的积累过程表现出自我否定和突然中断的特点，使学科发展显得极不连贯和统一。弱化或放弃比较政治学的预测价值，或许有助于使这一学科成为一个累进的知识性学科。②每一个学科都有其与知识获得有关的规则。

比较政治学的学科渊源使得这一领域的知识获得和积累也极为特别。政治学源于哲学并逐渐转变为一门社会科学。因此，政治学有两个“认识论灵魂”(epistemologicalsouls)。③在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整体定位方面，依据托马斯•库恩提出的标准，即将核心和共享的概念、理论、解释规则和研究的主题作为复杂科学的几个特征，政治学仍然处于前科学阶段。④对政治学这种学科整体定位的理解，有助于理解比较政治学在知识获得和积累方面的特征。在政治学从哲学的一端到科学的另一端的连续谱系中，比较政治学因其强大的方法论而成为政治学诸多分支学科中最为科的分支学科。政治哲学中知识的获得建立在理性方法或权威的基础上，或是依据道德真理;作为政治学诸多分支学科中最为“科学的”分支的比较政治学，在致力于发现现象的一般规律和模式并提供理论取向的解释方面接近科学研究，但在科学研究的其他标准方面则达不到科学研究的标准和要求。科学研究是累积的，即科学研究建立在此前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不必每次都进行重新证明，以及科学研究不仅描述还要预测等。但是，对于一般科学研究至关重要的这些原则，至今还没有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和相关知识获得与积累的基本规则。

现实政治不仅通过对研究范式与理论的影响而波及学科的知识积累，政治现象本身对学科知识积累的直接影响也非常明显，特别是在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研究的有关国家和问题领域的研究中。这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的政治变化，在为比较政治学研究带来丰富经验素材的同时，也在动摇和颠覆已有的经验命题，而新的研究则需要在全新的基础上展开。譬如，在一些已得到广泛和深入研究的国家，某些政治制度(如意大利、日本等国的政党制度)的重要变化，对有关制度的既有命题提出了挑战，而新的研究则需要在新的制度现实基础上展开。

一些发达国家社会结构(阶级结构)方面的变化，也使已经被大量研究所验证的经验命题面临新的质疑和挑战，如社会地位与投票倾向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就需要通过新的经验假设和证明以获得与现实变化相吻合的理论判断和解释。比较政治学知识积累的非累积性特征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比较政治学稀薄而不连贯、不清晰的学科记忆。反过来，稀薄的学科记忆也强化了比较政治学在知识积累方面的非累积、非线性特征。比较政治学研究中有关一些重要理论和分析概念及其渊源的不明确，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方面的学科特征。罗伯特•达尔在使用多头政治这一概念多年后，发现早在17世纪欧洲哲学家、法学家阿尔特胡修斯(JohannesAlthusius)就已经使用了这一概念。

作为专业化分工的一个结果，学科的分化似乎已经成为包括比较政治学在内的许多学科的共同问题或学科特征，而比较政治学在纵向维度上，即在纵向发展过程中相关知识积累的断裂、分裂，则似乎是这一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一个明显特征。四、共存共生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在充满多样性和差异性并因之而似乎有些纷乱芜杂的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与明显的学科分化、断裂现象共存的，实际上还有不同时期研究者在不同维度上所做的在多样性中创造统一性的持续努力。

行为主义革命很大程度上就开始于比较政治学试图创造一个统一的理论，从而使研究可以超越仅限于研究西方国家(有时也包括苏联)的狭隘范围，而将二战后大量出现的新国家也纳入分析和比较范畴的明确努力。20世纪50年代，随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大量新国家的出现，比较政治学试图寻求一种新的路径将这些新国家与西方国家纳入同一理论分析模式。因此，这种路径必须既能抽象到足以超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特性，还可以作严密、有效的推导，并适用于严格的比较检验。于是，结构功能主义成为在复杂多变的比较政治学领域绝无仅有的一次“提出一种看来可以解释所有政治现象而不考虑其国家背景的理论”的较为成功的努力。①发端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以“价值祛除”为标志的一般理论、宏大理论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主导理论。尽管宏观理论的大量出现或许可以看做学科健康和活力的一个积极信号，但这种努力在取得将不同类型国家纳入统一的理论进行研究的有限成功的同时，似乎重新回到了注重新术语的古代经院哲学，而无法缩小抽象概括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拉帕隆巴拉将学科研究中的这种现象称之为宏观理论与微观运用间不断扩大的裂痕。①对现有理论的不满导致了对新的可替论和范式的探索，结果就是随之而来的学科研究范式和理论更趋多元，学科在理论和范式意义上的分化成为一种常态。

然而，新范式的出现在创造多样性乃至学科横向分裂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其他维度上的分歧，即通过范式与理论的中层改造或提出新的中层理论，理论及其现实运用之间的鸿沟被大大缩小了。“一个中层理论意味着它应该在其能力允许的条件下，以适当的抽象水平解释一个范围适当的领域。”在“中程(中层)”层面将重要问题概念化，寻求某种中层理论被看做比较政治学学科未来发展的希望。法团主义、国家———社会路径、依附论等成为替代被认为是“好高骛远的”宏大理论的流行理论和研究范式，并促使比较政治学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个“强大且理论上得到很好表达的领域”。②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治学家就日益致力于运用比较方法构建更为完善的政治学理论。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比较政治学不仅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可以理解为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方法论。事实上，政治学领域的很多理论(如法团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等)就产生于比较政治研究。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的比较政治学与作为整体的政治学的这种奇妙关系，也可以解释比较政治学在研究对象、研究理论与范式方面的诸多特征，还使比较政治学在政治学诸多分支学科中受到了较多的关注。③在使政治学趋向科学化的努力中，比较政治学因其方法以及建立在方法基础上的经验研究特征而具有重要的优势。但是，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不同学者对于政治有不同的理解，对于比较政治学学科本身的理解也存在差异。此外，研究者中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倾向、本族中心主义等都可能造成研究者的分化和分裂。比较政治学研究者中因信仰和实践不同理论与范式而产生的分裂，也是比较政治学学科分裂的一个重要表现。“不同学派的研究者坐在不同的桌边，对政治学有各自的设想和概念，……”④阿尔蒙德20多年前所描述的政治学研究者中的这种状况，今天仍存在于比较政治学研究者中。

不同学派的学者之间交流越来越少，越来越排斥不同学派的人有资格自称为政治学的“科学”学者。在这种意义上，不可逆转的分裂似乎已成为学科面临的最明显的危险。⑤如果说在不同学派的学者间缺乏有意义的沟通和交流的话，一些问题领域研究中的国际学术共同体却已隐约出现。譬如，民主和民主化研究领域不仅成为学科知识积累最好的领域之一，这一领域还出现了一个良好的国际学术共同体。这种意义上的一致性或统一性似乎又否定了有关这一学科分化、分裂的判断。事实上，不同国家研究者的合作是比较政治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并将对学科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已经成为学科诸多研究者的一个普遍认识。不断增加的国际合作在学术研究中已经产生了特定的同质化效应。①但是，相关讨论和研究基本上都是在主要由西方学者所确立的概念、命题和理论体系中进行的，这些概念、命题和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现实之间可能存在的脱节甚至很大的背离(差异)常常又被很轻易地忽略了。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第13篇

比较分析是社会科学领域普遍采用的方法，不过很难对比较分析作简单界定。界定比较研究法涉及诸多复杂问题，例如社会科学领域比较研究的可能性；恰当的比较单元（国与国比较、地区与地区比较、或其他单元的比较）；比较研究中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等①。简单说来，比较分析涉及时间和地点两个维度，包括两种类型：同一历史时段内一国内部各种单元的比较；同一历史时段内不同国家的比较。一些历史学家按照历史学界的惯例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的比较排除在比较历史学的范围之外②。沿用这一标准，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③也不能算是比较政治学著作。这一判断与人们对比较研究的理解相悖。此书研究南北意大利“公民能力”（civic　capacity）的差异，进而对比两个区域的政府绩效，应该说这属于典型的比较分析，只不过比较对象是一国内部的两个区域④。如果按照常用意义使用“比较”一词，一国内部不同单元的比较也应该属于比较研究。此外，还有一种“比较分析”：一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这种“比较分析”其实属于历史研究法，本文讨论比较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作用时不考虑这一类型。

一、比较分析在政治学研究诸领域的应用

比较分析在不同研究领域的适用性不同。出于方便论述的考虑，我们可以把政治学研究分为三大领域：第一，政治理论构建⑤；第二，外国政治理论与实务研究；第三，本国政治理论与实务研究，对我们来说就是中国政治研究。第二和第三两个领域中的政治实务可以简单理解为一国政治制度及其运转，政治理论则包括精英的政治思想和大众的政治观念①。这里的三分法并没有穷尽政治学研究的诸多领域，例如，它没有涵盖国际政治。此外，具体研究通常不可能分成这样的三类，一项研究可能同时涉及这三个方面。为了方便论述，本文所区分的本国研究和外国研究不是截然分开的。研究一旦涉及本国与外国比较，无论这种比较研究的重心放在哪一方，研究者对本国的认知与对他国的认知必然相互影响，套用后现论的术语，此时，个体或群体对“自身情境”和“他者情境”的认知相互“构建”（construction）。对于三分法还有一点需要补充。“政治实务”、“政治理论”这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是聚讼纷纭的话题，即使按照经验和常理对它们进行广义界定，政治学研究必然还会涉及“政治实务和理论”之外的领域，如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这些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就远远不限于“政治实务和理论”。三分法大大简化了政治学研究的复杂性，有诸多不足。尽管如此，这里划分的三个领域还是凸显了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对探讨比较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作用不失为有用的出发点。（一）政治理论构建在上述区分的基础上，首先来看比较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政治理论的构建。在政治学发展史上，有一类研究属于纯粹的理论构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规范研究”。例如，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和罗尔斯的《正义论》，无论二者的论题和分析路径有何差别，它们所构建的理论体系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抽象的、成体系的理论”。《法哲学原理》和《正义论》中的理论构建并非基于对社会政治现象的分类与比较，这些理论是从若干个预设规范推演出来的，比较分析在这一类研究中并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对于另一类以归纳法提炼理论的研究工作，情形可能有些不同。此时，理论构建的前提是对同类现象的比较。由此看来，比较分析对于基于实证研究的理论的构建不可或缺。20世纪下半叶美国政治学界提出的“民主化理论”是“实证型”理论的典型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国家开始从非民主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那么，这种转型的动力是什么？哪些条件有利于或不利于朝向民主的成功转型以及转型之后民主制的巩固？20世纪下半叶拉美、东亚、南欧，以及苏联解体后的东欧等区域的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否呈现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相同的转型模式？“民主转型与巩固”（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and　consolidation）理论围绕这些问题发展起来。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跨国比较是一种有用的方法②。（二）外国政治研究在实证研究领域，比较分析对于理论构建至关重要，这么说应该不会引起多大争议。接下来，我们要讨论这种方法在国别研究中的作用。从表面上看，研究一国政治毋庸比较。这种说法对于未受过现代政治学专业训练的研究者来说是成立的，因为他的知识仅限于对本国的了解，他对异邦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不会采用比较分析法。一旦研究者的知识涵盖本国与外国两个方面，比较分析就成了他研究时无法摆脱的“魔咒”。下面回到上文所讨论的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第二个方面：外国政治实务与理论研究。研究者考察外国时即使没有直接采用比较分析，他往往也会“潜在”地进行比较：与本国比较、与他所知道的其他外国比较。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克维尔研究美国民主的那部名著其实也是一部采用比较研究法的著作。踏上美国之前，托克维尔通过对法国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已经知道美国之行所要解决的问题。他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圣伯夫（Saint－Beuve）说：“托克维尔在他一无所知时便开始思考。”事实恰恰相反，应当说：“托克维尔去美国寻找法国问题的答案！”《论美国的民主》通篇谈论美国，托克维尔思考时却总是把美国与法国进行比较，只不过这种比较并没有直接在文本中呈现③。托克维尔在写给一位将要去德国考察的朋友的信中对“潜在比较”的作用作了精彩解说：向法国读者描述一个社会的整体图景是个难题，这个社会的精神与我们的完全不同。困难不仅源于这个社会实际如何与我们认为如何不一致，我们对自身的体认引导我们去想象，这才是症结所在。偏见自然而然地产生于我们对祖国的反思和对本国历史的记忆，它对比较研究造成的困难远甚于我们研究时的疏忽。我不知道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唯一可做的是请您想一想自己对德国最初的认识以及后来理性的认识，再想一想如何一步步从最初的认识过渡到后来理性的认识……您想解释德法两国的异同吗？还是想让读者从您的作品中自行发现答案？……我研究美国民主时一直采用后一方案。我很少提到法国，但我写下每一页时无不想到她，她仿佛就在我面前。我并没有试图描述和解释美国这个异邦的方方面面，我只想指出她与我国相同或不同的地方……我认为属稿过程中不断地联想法国是这本书成功的根本原因①。据上述引文，研究外国时比较分析有其特定困难：（1）研究者对他国的认识与该国的实际情形不一致；（2）研究者所处的特定历史社会情境会制约他对其他国家的理性认识。托克维尔认为后一重困难对比较研究的影响更大。《论美国的民主》采用一种特殊的比较研究，参照系并没有在文本中彰显。托克维尔采用这种方法要实现双重目的：通过比较来理解法国；利用美国、法国等个案，探究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特征。如他主张，“为了理解下文，视野必须越出法国；任何人如果只研究法国，我敢说他将完全不能理解法国大革命。”②“把基于美国和法国社会的概念作为我的出发点，我试图描绘民主社会的一般特征，对于民主社会，迄今尚无令人满意的模式。”③推崇托克维尔对比较分析的成功运用时④，我们当然也不应忽视比较分析的消极作用。进行比较分析时应时刻考虑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一国政治的运转有其“内在逻辑”，研究该国的首要任务是把握这种“内在逻辑”。比较有助于研究者探究这种“逻辑”，不恰当的类别也可能会遮蔽这种“逻辑”，这重危险可以叫做比较分析的“遮蔽效应”。进行比较时如何避免“遮蔽效应”是考验研究者技艺的难题。第二，托克维尔所用的“潜在比较”可以看成一种为解决本国问题而研究他国的策略，这种方法与研究者的现实关怀相关联。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现实关怀”与“价值中立”并非总是冲突而不可调和，然而研究如果完全为现实关怀所左右，对外国的考察服务于预定目的，这样必然不利于开展客观公正的研究。这里出现了目的决定结果的现象，可以称之为比较分析的“诱导效应”。研究从一种预定目的出发，凡是有利于此目的达成的证据都被放大，凡是不利的证据都被忽略乃至改动，比较分析成了一张过滤之网；运用这张过滤之网，能够证明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可以纳入“美国模式”。我国学者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批评西方学者的中国研究不余遗力，通常的批评是西方学者从本国利益出发，带着偏见和政治目的研究中国⑤。勿论这类指责是否成立，它确实揭示了研究时应当尽力避免的一种倾向：研究外国时（有意、无意地）与本国对比，对本国（积极或消极）的情绪支配着对外国的观察。比较分析对外国政治的研究可能产生“遮蔽”或“诱导”效应，但不能因此否认比较分析对国别研究的价值。即使仅仅研究一个国家，研究者持有比较的眼光，也有助于他提出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比较使研究者更加敏锐和更具洞见，比较催生灵感，比较分析的重大价值即体现于此。（三）本国政治研究上述讨论也适用于本国政治的研究。考察一国政治，忽视该国政治的“内在逻辑”；研究者在本国政治社会情境下产生的问题意识左右着对外国的考察，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本国政治研究中也可能出现。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变迁时简单类比他国事例，这么做岂非忽视中国政治变迁的“内在逻辑”？潜在地以某国政治为标准来衡量中国政治，这么做难道不会扭曲对中国情形的体认？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有两种相对立的思潮：“中体西用”论与“全盘西化”论。两种思潮的鼓吹者都通过中西比较提出关于中国发展方向的结论。“西方”在支持“中体西用”的人看来是反面标准；对于“全盘西化”论的信奉者来说，“西方”是值得仿效的对象。这两种情形是中国人凭借西方资源反观本国时认知扭曲的突出例子①。上文讨论的比较分析对国别政治研究的积极意义当然也适用于中国研究。下面挑选三个例子来说明比较分析能够为中国政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这三个例子涉及三个重大课题：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还有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性。第一个例子，中国古代的基层自治。推行中央集权制的中国疆域辽阔，加之传统社会交通不便、通讯技术落后，这使得国家尤其是中央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异常困难。国家对基层的管理要依靠地方士绅，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皇权不下县”———某些基层区域存在一定的自治空间。现在随着微观研究成果的积累以及社会科学界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审视的深入，研究中国政治史的人再也不能把上述“基层自治说”当成定论而无条件地接受了②。“自治说”之失在于对问题的处理过于简化。国家控制与地方（或基层）自治并非截然对立，探究国家对地方的控制有必要引入新的概念。一些学者引入“国家内卷化”的概念就是有益的尝试③。研究还可以从其他方面推进。如果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看，“自治说”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中国古代实行城乡合治，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不存在“自治共同体”。与中国的情形相反，欧洲国家有城市自治的传统，城市自治权是一种“法权”。城市所隶属的国家———无论推行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可以向城市颁发“特许状”，从而授予城市自治权，但是国家不能随意收回或缩减这些特许权，否则将激起城市针对国家的抗争④。反观中国古代的情形，城市共同体和乡村共同体并不享有“自治法权”⑤。国家可能容许地方共同体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不过这种权利并非保留给地方，国家可以随时侵入地方的“自治”空间，并且只要国家愿意，她总有可依赖的人力、物力以及各种制度资源来实现这种入侵。地方士绅作为国家的维持地方秩序，他们不像欧洲城市自治势力那样为确保地方自治而对抗国家。中西比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的实质。可以把上述比较概括为两种中央地方关系类型的比较，在欧洲，地方构成国家；在中国，国家整合地方。如果国家逐渐以强力压制乃至剥夺地方自治法权，进而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中央集权制，中央地方关系就从前一种类型过渡到后一种类型。一些学者把欧洲国家民主制的起源追溯到中世纪城市自治以及市民阶层与王权的对抗⑥。如果这一分析成立，那么可以推论中国古代民主政治兴起的障碍之一就是基于法权的自主性地方自治的缺失。第二个例子，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看到这个题目，人们自然会想到“国情论”。国情的特殊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彰显，这里有三个国家可资比较。首先，与俄国比较。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俄政治发展历程有许多相似之处。两国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关键事件均与日本有关。晚清中日战争以庞大的中国战败而告终，战败的阴影笼罩着中国朝野上下，这加剧了改革派推行改革的紧迫感。日俄海战对俄国同样是一场重创，这不仅是经济上的重创，它还伤及国民心理。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初的俄国开始了“预备立宪”①。中俄两国近代政治发展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相似之处：两个国家都从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直接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个可资比较的国家是日本。西力入侵后，中日两国的发展道路完全不同，日本比中国更早开始经济现代化。从表面上看，两国不具有可比性。我们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日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对两国战后政治发展的影响有何不同②？这就是一种比较，它背后有一个更复杂的问题：相同条件在不同历史社会情境下是否总会导致相似结果？第三个比较对象是德国。“独特道路”理论认为从德意志第二帝国到魏玛共和国，再到第三帝国，将近一个世纪的德国历史贯穿着一条主线———德国发展的“独特道路”。所谓“独特”，可用一句话概括：近代德国是一个经济现代化、同时政治非现代化的“时差”国家，导致“时差”的重要原因是德国市民阶层的“封建贵族化”。德国的市民阶层在政治上软弱无力，在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同化于贵族阶层，最终无法成为政治民主化的担纲者③。国家建设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中产阶层的政治能动性、特殊政治文化等问题构成研究德国发展道路“独特性”的主轴。研究中国政治发展同样可以从这些方面切入。第三个例子，当代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首先来看关于某国（或某些国家）政治制度的描述：1．虚位国家元首，国家元首发挥象征性或礼仪。国家元首法律。尽管国家元首没有法律上的实权，实际上，元首能够影响执行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工作，在外交领域，元首的实际影响尤其突出。2．立法机关的成员由选民选举产生，执行机关的重要成员需要得到立法机关的认可，立法机关成员与执行机关成员这两重身份并不冲突。立法机关监督执行机关，执行机关对立法机关负责。执行机关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例如，对于执行机关提出“法案”，立法机关通常都不会否决。3．执政党在立法机关中占多数席位。上面描述的是哪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熟悉西方政治制度的读者可能会说这是英国的“议会内阁制”。事实上，中英两国的政治体制也有一些相似之处，以英国体制为参照，自然能够揭示中国体制的特点。中英政治体制的差别很多，就上述三个方面而言，仔细考察，也可以发现同中之异④。1．国家元首。英国国家元首是英王。在英国政治理论中，“英王”有两个维度：作为个人的“英王”（King）和作为机构的“英王”（Crown），前者的法律权限有限，后者的法律权限无限。按照“王位继承法”，王位由特定家族世袭。议会的立法需要得到英王的批准，英王有权否决议会立法，但是19世纪以来，英王的否决权久已成为一种搁置不用的权限。2．立法机关与执行机关的关系。英国实行两院制，下院（The　House　of　Commons）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上院（The　House　of　Lords）非选举产生。两院权限不对等，目前，上院无权否决下院批准的法案，上院也不再是最高上诉法院。英王按照自己的意愿任命内阁首相，由首相组阁。为了确保首相顺利组阁和内阁顺利施政，英王一般挑选占议会下院多数席位的政党的领袖担任首相，首相一般挑选本党成员担任阁员和其他部门的大臣。内阁向议会下院负责，下院可以通过“不信任案”倒阁。英国政治实践奉行“消极的议会原则”，议会并不积极行使，议会也不干涉执行机关的具体工作；内阁在很大程度上操控议会立法，以至于学者把内阁叫做议会的“委员会”。3．执政党。一个政党因为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获得下院多数席位，从而成为执政党，进而组阁。英国政制在这些方面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不同，有了上述参照和分析框架，对中国制度稍有了解的读者便能够轻易看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些特点。运用比较分析研究中国政治的例子可以无限罗列下去，上面的三个例子已充分说明比较分析对于中国政治史、中国现代化、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当然，即使不进行比较，我们也可以研究中国政治，不过缺乏比较，我们的研究也许会茫然无序；离开参照，自身的方位必然难以确定！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认同危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

一、认同危机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研究的基本问题

当前，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部分人对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学科实践的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一部分人对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理论、学科和实践效果，对其价值和情感等方面缺少认可与支持。还有部分人不赞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学科具有独立性与科学性等，单纯的认为政治教育是知识的汇集，不能成为独立的学科，因而对教育理论性的认可程度不足[1]。也有的人认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理论的指导功能较差，因而，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成果没有认同，觉得思想工作较为形式化，缺少实际意义。在当前社会中，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产生了认同危机，并且主要以隐蔽形式的出现[2]。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欠缺学科与实践认同的问题；在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如果学校不予以真实有效的支持，学生、家庭和社会等不配合，那么，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就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同时，在我国盲目扩招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生很难找到对口的专业，所以人们会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产生偏见。

此外，宏观社会环境中市场经济的现实存在，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者的“三观”影响甚大，如果他们缺少相应的自觉，就难以避免产生认同危机，这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概述

对于自觉而言，其属于哲学范畴，主要指的是主体内在的发现以及外在创新时自我意识的解放。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则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人员在对其进行研究时，学科理论形态所表现的特色、特质和品位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自觉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人员将从事该研究的基本素质予以真实反映，以认识层面为出发点，对政治教育展开描述，通过积极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活动中，进而为教育本身有了基础的认知[3]。通常情况下，自觉具有着反思的特质，是人理性能力的主要体现，也是将事物本身作为前提，进而表现为自我的认知。总而言之，自觉是人所应当具备的认知能力与认知思维等。通过培养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人员的自觉，能够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性质有充分的认知，可以表现其从业人员的品位和旨趣等特点。

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结的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价值认知的自觉性。价值认知的自觉性是指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者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研究、实践等重要价值有了自觉意识。实施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并不意味着简单的说教，也不是开展无用的活动，而是将人的精神领域作为主要对象，对思想与行为的转化规律加以揭示。第二，主体性自觉表现。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过程中，主体性自觉主要强调的是对主体自觉的认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我国比较有特色的学科，所有要从国情出发，从时展出发去体现主体性自觉。第三，文化传承自觉性[4]。在政治教育实践期间，要以传统文化为背景，以大众文化为载体开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三、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培养的途径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者自觉的培养和提升，需从以下内外两方面方面入手：

第一，培养专业精神。通常情况下，受到外部化研究发展趋势的影响，主体的伦理观显得尤为重要，从业者具备了怎么样的品质，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活动实际效果息息相关。为了确保从业者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事业更加忠诚与热爱，需要认真贯彻落实职业伦理观。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者与研究者要对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等有深刻的认知，在对学科的认知上存在的错误思想，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以科学的观念认真回答对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所产生的质疑，尽最大努力提升其科学化的水平，从而增强对学科的认同程度。

第二，强调研究意识。在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觉进行培养过程中，需要通过书写中国故事为主要途径，从业者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以比较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依据，尤其是针对区域性民族遗存的原生态文化，需要对其进一步展开研究和探索[5]。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方面来看，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导致该问题产生达到主要原因是在理论研究的比较空泛。为了确保思想政治教育自觉能够有效培养，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展开一系列的研究，研究的层次更深，对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发展或者是规律性特征等要予以研究。

通过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内部化的研究，可以对其本质有更深刻的了解。内部化比较直接的应对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现实问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机理特征等进行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思想政治教育向专业化、科学化发展的进程。一般来讲，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而言，主要是通过实施思想政治教育选题、观点等很多环节，进而有利于将原生态的文化特征表现出来，其也是构建民族文化的主要因素，通过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研究成果加以利用，能够最大程度的将其引入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本体中来，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作用，可以有效解决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最为本质的问题。

当前，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研究比较重视对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的研究。在培养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时，我们应当将学术研究看成是比较主要的事业，这对取得更大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效有很重要的意义。还要认识到，在对思想行为的转化规律进行科学解释时，需要将意识形态渗透在社会内在的机制中，因为，如果人的道德行为产生了心理上的缘起，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理论帮助与指导，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6]。

四、结束语

目前，在认同危机的语境中，工具理性超过价值理性，造成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不尽人意，因而需要增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者自觉。这种自觉的培养，不仅需要体现专业素养，更要有研究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加快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专业化的建设和科学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叶方兴.认同危机与思想政治教育自觉[J].学术论坛，2013，36（1）：205-210.

[2] 章宗艳.认同危机与思想政治教育自觉[J].前沿，2013（16）：54-55.

[3] 鲁全信，李虹.大学生文化认同危机与思想政治教育[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0）：169-170，204.

[4] 陈帆.文化自觉：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然维度[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4（21）：57-58.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政治学原理举例教学法启发式提问教学法

Abstract: this paper quality education, ability to stand in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education, combining with the political science principle of past due to improper teaching method in the teaching of caused the student to study the interest is not high, the mastery of the knowledge is bad, the narrow should try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so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the principle of teaching in politics for teaching and enhance teaching method combined with questions of heuristic improvement measures.

Keywords: politics teaching principle for example heuristic teaching questions

中图分类号： 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政治学原理》作为政治学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其教学质量将直接影响学生未来专业学习的效果，而对于非政治学类专业的学生也将直接影响其政治社会化的效果。由于采用教学方法不得当，通常在政治学原理课程的开设中存在下列突出问题：原本很简单的专业基础概念难倒了大部分的学生，比如不能鲜明地区分国体与政体的概念；对最简单的一些政治学基本原理，虽然学习了却不能拿来运用到对于现实政治的观察和思考中去，比如不能运用国家结构形式的知识来分析美国的国家结构，不会运用所学的政党理论的基本知识去形成对某一政党的宏观分析框架等，最终造成了学生对于基础知识掌握不准确、课堂学习与实际运用相分离的结果。

简而言之，缺乏吸引力和实践感的讲授令学生提不起兴趣，课堂教学中学生参与度低、学生考核成绩不理想，所有这些不得不令我们反思与不断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为此首先需要针对《政治学原理》的教学内容的特点本身展开探索，它是《政治学原理》教学方法改进的决定性因素。

一、《政治学原理》教学内容的特点是形成政治学原理教学方法的决定性因素。

《政治学原理》作为社会科学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是许多文科专业的基础课，是政治类专业学习中十分重要的专业基础必修课，阐述的是政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

（一）基础性是《政治学原理》课程内容的首要特点。

具体来看，《政治学原理》课程内容的基础性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它是许多文科专业特别是政治学相关专业的基础性课程，讲授的是政治学中的基础性概念、原理。它包含的知识一部分是基本概念性的内容，比如对国家、国体、政体、政党、民族、宗教等的界定；另一部分是基于基础概念而阐述的基础原理性的内容，比如国家产生的根源、政党的本质、政体的比较、国家结构形式形成的决定性因素等；同时也包含了一些比较抽象但又反映二战以来比较新的政治概念和政治现象，比如政治文化、利益集团等，其内容涉及到政治文化、利益集团概念的界定、政治文化的结构和功能、利益集团的分类、活动方式、行动策略等的相关基础知识。

其二，对于政治类专业的学生而言，它是学习其他许多专业课程的基础。“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中，《政治学原理》属于其下八个二级学科之一，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中的基础学科，是学习和把握其它二级学科的理论前提。”[ 陶艳华：凸显《政治学原理》理论性的教学方法设计，《石家庄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12月第1卷第2期第105页。]比如没有掌握政治学原理中关于政党的基础知识，就不能很好地学习将来的世界政党政治的课程，没有掌握国体政体的相关知识，就不利于学习比较政治制度、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重要课程。而对于非政治类专业的学生而言，它是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比如它是帮助学生正确理解政治实践、政治思想、塑造正确政治观、引导理性政治行为等的重要资源。

《政治学原理》教学内容的基础性充分说明了提高《政治学原理》教学质量的重要性，但是要提高教学质量仅仅从这一点出发是不够的，还必须要了解政治学原理教学内容的根本特点。

（二）理论性、抽象性是政治学原理课程内容的根本特点。

这门课程的教学内容还具有理论性、抽象性的特点。《政治学原理》的内容实际上是对于人类政治实践的高度概括和抽象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性知识。“政治学理论中的概念一般都比较抽象，如“民主”、“政治关系”、“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缺少一个直观的具体事物与之对照，这就给学生的理解带来了相当的难度。”[ 唐斌:案例教学法在《政治学原理》中的价值与提升,《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月，第32卷第2期，第79页。]

具体来说比如不同的人们站在不同时代不同立场对于政治本质的概况就多达数百种，而比较典型地也有十几种；再比如关于国家产生的三种学说等，在缺乏相关历史知识及实践经验的阶段，学习这类知识对于学生而言难免产生陌生感、挫败感。另外尤其具有高度抽象性的一些知识，比如政治文化与利益集团等概念，其中政治文化实际上主要反映的是西方学者对战后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的研究视角之一，而利益集团原本反映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特有的政治现象，对这些概念学生以前很少接触，甚至没有接触过，所以理解这些知识就会很吃力、有较大难度，更不用说接受和实际运用了。

这些特点对于教学提出了具体化的要求，即要善于将抽象的政治学基本理论知识的内容还原为政治实践本身，这里的政治实践从外延上将涵盖古今中外的政治实践。例如在讲解国家结构形式的内容时，就可以将其具体化为以中国、法国等为代表的单一制形式和以美国、英国等为代表的联邦制形式，并最终指出这些知识实际上是对实践中这类现象的一种概括归纳基础上获得的，从而让学生对于理论的理解具体化、实践化。

正是《政治学原理》课程内容的上述特点，是提高政治学原理教学质量、改进教学方法的决定性因素。然而提高教学质量，还必须考虑到教学对象学生的接受能力特点和思维发展规律，因此改进教学方法还必须从教学对象的角度进行探讨。

二、《政治学原理》教学对象的特殊性也是制约教学方法选择的重要因素。

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政治学原理》主要面向的是大一新生，这往往意味着学生们的实践知识较少，理论思考能力欠缺。 “由于《政治学原理》开设时间通常在大一的下学期，处在这一阶段的大学生由于入学时间不长。理论知识的积淀和与社会的接触都非常有限，部分学生还不知道如何将政治学新概念与现实连接起来．要么找不到可以与新概念对照的具体事件或现象。要么不知道用哪一个概念与发生的具体事件相比照。”[ 唐斌:案例教学法在《政治学原理》中的价值与提升,《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月, 第32卷第2期，第79页。]由此限定了政治学原理教学方法的选择范围，即要求多从学生实际知识和思维水平出发，融知识讲解与理论思考引导于一体的教学方法，具体包括尽可能利用学生已有知识，并科学设计提问，在此基础上加以理论的拔高。

相反那些需要学生高参与度的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法就需谨慎使用。“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运用案例教学法固然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但凡事过犹不及．过多地运用案例教学法，会让学生产生教师是在讲故事的感觉。课堂变成了故事会，从而缺乏有深度的理论解析。久而久之，学生就把政治学理论课当成了一堂来听故事的课，案例教学法的启发、引导功能就无从发挥。”[ 唐斌:案例教学法在《政治学原理》中的价值与提升,《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月, 第32卷第2期，第80页。]

另外从生源角度看，教学对象还存在文理科学生混合的特点，即一个班级既有文科学生也有相当一部分的理科学生，从思维惯性的角度看，班级全体学生通常会存在旧有的应试学习模式还将持续发挥作用的问题，为此需要引导学生学习模式的逐步转变。

而从文理思维模式差异的角度看，理工科学生的数理化思维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思维差异较大，面临转换的压力，其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性思维能力亟待训练和加强。“针对学生在高中教育中形成的希望一切理论问题的解决均有一个标准或权威答案的思维定式以及单一封闭的思维方式（如对一切阶级问题都从“阶级”视角予以审视等），不仅要通过理论讲授引导他们了解学术规律即对某一种政治问题的认识不可能有一种不可更改的权威观点，对政治问题的探讨，众说纷纭、百花齐放才是学术繁荣的标志，而且要结合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使其逐步形成从经济、法律、社会等多维度、多视角观察分析政治问题的发散式立体思维。”[ 丁士松：《关于政治学基础理论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11月，第53卷，第6期，第840页。]

综上所述，一方面是带有较强理论性、抽象性的基础性知识，另一方面是学生相关专业知识积淀的欠缺和理论性思维能力的不足，以及一部分学生理工科思维惯性的持续影响，由此为了提高政治学原理的教学质量，对教学方法提出了特定的要求和挑战。

这就要求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既能充分利用学生以前的知识积淀、又能便于学生掌握和理解、并进一步引导学生对于社会政治实践中的现象和问题进行理论性地思考，这样的教学方法既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又有利于激励学生的自学和理论性思维的训练，从这一需要出发，笔者结合自身从事《政治学原理》一线教学工作的实际经验，认为举例教学法与启发式提问教学法的结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三、举例教学法与启发式提问教学法的结合是改进政治学原理教学方法、提高政治学原理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政治学原理》的内容实际上是对于人类政治实践的高度概括和抽象的基础上形成的基础性、理论性知识。也就是说这些知识都是来源于人类政治生活、政治实践本身，其反映和解释的都是政治生活、政治实践、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等内容。因此，《政治学原理》知识相对于学生现有知识和接受水平的难度，一方面可以通过大量地运用举例教学法得到化解，另一方面在举例讲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有启发性的问题，以引导学生逐步开始进行理论性思考，这样既能使学生准确掌握基础知识，又能有助于养成学生从实践出发和爱思考的良好学习方法。

（一）举例教学法是吸引学生注意，增加学生学习兴趣，便于学生理解和接受《政治学原理》基础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有效方法。

将举例教学法运用到政治学原理的课程中，具体来说就是将抽象的概念和原理“翻译”为具体的政治实践本身，把实际例子贯穿于教学过程，由具体的事例来论证课本原理，以达到巩固书本知识，扩充学生知识容量，引发学生学习兴趣，发展学生抽象思维，又使课堂充满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比如在讲到什么是国体的问题时，既可以举我国明朝万历首辅张居正主导的改革因触动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最终失败的例子，由此说明当时我国的国体的本质就是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可以从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政治出发，举2009年以来欧盟一系列国家，比如法国在政府削减社会成员福利时虽然遭受到普遍强大的社会抵抗，然而政府削减社会成员福利的政策仍然获得通过的例子，从而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体就是维护资产阶级根本长远利益。这样的“翻译”通俗易懂，使学生易于理解、便于掌握。

为了最大化地发挥举例教学法的功效，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把握以下方面：所选取的例子要具有典型性、现实性、生动性和差异性。所谓典型性就是要求所举例子具有集中代表性，确实能反映所授原理，比如上文中提到的一些例子；所谓现实性就是要求例子尽可能贴近生活、反映现实政治生活，观察现实政治事件、及人物行为等，比如在讲政治社会化的途径时，可以举如今网络手段的例子，比如维基解密的现实影响的分析等；所谓生动性就是要求所举例子内容精彩、讲授语言和形象丰富具有故事性；所谓差异性就是要求对一个原理所举的例子避免雷同，一个内容不要之举同一时代、同一国家的，最好是教师要有一种纵观古今中外的视角，或者不同时代、或者不同国家、或者不同人物等，以便使学生从差异性很大的例子中开阔视野，有助于一种发散性思维的培养。同时也要善于运用学生熟悉的知识、事物，比如，学生在中学阶段几乎没有专门学习过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因此在举一些例子的时候，就要尽量选择中、西方历史上比较典型的事件、人物等，而尽量少举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例子。否则将会对学生造成没有吸引力和生疏感。另外要把握事例讲解的时间控制，否则课时量难以保证。

然而仅仅让学生理解什么是国体，还没有达到最终的教学目的，从引导学生进行理论性思考出发，还可以向学生提出有较强启发性的问题：如何理解国体实际上反映的是“谁的国家”的问题？北欧高福利国家那么高的福利状态，是否说明它们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了？等问题，以促使学生养成从中外社会政治实践出发，思考问题、得出观点、论证观点的理论性思维习惯。

（二）启发式提问教学法是引发学生关注社会、引导学生从实践出发进行理论性思维、活学活用政治学原理知识的有效方法。

本人在运用举例教学法的过程中又发现，当问一些涉及到运用所学知识来分析具体问题时，比如在讲到政治文化一章内容时，提问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很多学生就很茫然，不知道该从哪入手，这时我意识到学生思考能力的欠缺，也使我决心关注学生的思维能力训练。

尤其对于理工科学生来说，这种理论性思维的训练尤其关键，这主要是由于理工科学生，长期受到数理化、生物等自然科学的影响，先定地形成了绝对化的思维，特别容易形成机械唯物论的思维习惯，对于现象、事物本质、规律的探讨，倾向于寻找一一对应性的可重复验证的绝对正确的答案，习惯于较为简单的演绎推理思维，而比较难以接受人文社会科学常常用到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归纳思维和比较复杂的演绎推理思维等。由此就需要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在举例讲解的基础上，再深入一步，以启发式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从社会政治实践本身出发，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

在此所谓启发式提问教学法，主要是指本着启发学生的宗旨，以提出适当问题来引导学生学会从实践出发、积极运用所学知识、独立思考、独立分析问题。“从字面上看启发二字，“启”是“开启”、“启迪”的意思，。发”是“激发”的意思，“开启”、“启迪”的工作当然要教师来做，而“激发”则是要落实到学生身上，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想象力和创新精神，这也正是对“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这一现代教学观的最好诠释。”[ 吴翊：《启发式教学再认识》，《中国大学教学》，2011年第1期，第67页。]

具体就“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而言，本人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学会从现实出发，将这一问题又分解为现实中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表现有哪些？这时具体可以联系古代的学而优则仕到当前依然存在的官本位思想。之后再提问学生思考官本位思想与现代民主理念之间区别？引导学生得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关系的一个方面，即其具有的反民主的政治意义。接着，再提问学生：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积极性因素有哪些？它们与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关系是什么？以使学生养成一种全面的辩证思维习惯，最终教会学生从社会政治实践本身出发，合乎逻辑地展开理论思考，以逐步提升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问题不仅是学习的起点，而且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它是学生持续学习的内驱力。”[ 邹卫中：《PBL教学法在政治学原理教学中的应用及其效果评价》《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8年12月第8卷地4期，第60页。]教师启发的实质在于启迪学生的思考，因为只有做到将专业知识的讲授与思考能力的锻炼和提升的良性结合，其中才真正有助于培养有较高专业知识素养和较强理论思考能力的合格人才。而这两方面的成长又会对学生的学习心态和心理自信产生积极影响，这一点本人在给社会工作专业大一新生讲授这门课时，深有体会。刚开始采用一般的纯理论性讲解，很多学生不怎么听课，听课的学生又容易打瞌睡，问了学生为什么会这样，吃惊地发现大部分学生听不懂。于是我尝试多采取大量举例子的方式来讲解，精心选取典型事例，发现听课的学生多了，并尝试从比较简单一些但又具有一定开放性的提问开始，注重启发式提问教学法的运用，鼓励学生们有独立见解，引导学生分析问题、提出观点、学会论证观点等，结果发现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师生互动频繁，课堂上某些时候甚至会出现观点交锋激烈等情景。

（三）《政治学原理》教学中，举例教学法与启发式提问教学法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举例教学法具有形象化、贴近历史和现实的优点，便于学生掌握所授知识，而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深度，难于引起学生的发散性、创造性思维；而这一点正好可以用启发式提问教学法来弥补。有了举例教学法的形象化、现实感很强的讲解做铺垫，再加之启发式提问教学法，以促使学生积极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理论性思考，以实现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转换，正是提高政治学原理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吴翊：《启发式教学再认识》，《中国大学教学》，2011年第1期。

唐斌:案例教学法在《政治学原理》中的价值与提升,《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月, 第32卷第2期。

邹卫中：《PBL教学法在政治学原理教学中的应用及其效果评价》《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8年12月第8卷地4期。

陶艳华：凸显《政治学原理》理论性的教学方法设计，《石家庄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7年12月第1卷第2期。

石晶：《英国高校“能力教育”及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长春)2005年03期。

丁慧贤：《 "问题探索研究创造"教学法的探究与实践》，《中国高教研究》，2003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