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理论论文范文

市场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1、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2、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判断所有制是否优越的标准。3、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4、市场经济的平等性、开放性、竞争性。5、国家宏观调控，6、国有经济：地位、作用，国企地位和搞好国企的意义。7、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8、运用农业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农村基本政策。分析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和措施。

【哲学常识角度：】

1．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2．矛盾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3．事物的发展是量变与质变的统一。4．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5．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6、认识的深化和发展；科学理论对实现的指导作用。7、运用联系观点，8、运用全面的观点分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9、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的原理。10、科学理论的指导意义

【从政治常识角度】

l、当代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综合国力最终决定本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2、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一个举措。3、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国情提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体现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政治领导。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认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主要思想。

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五个统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到“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

【经济常识角度：】

1、社会主义本质；2、做好五统要遵循价值规律，以市场为导向。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3、财政作用、税收作用；4、农业的地位作用现状发展方向；5、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6、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发展对外贸易；

【哲学常识角度：】

1、物质与意识关系；2、主能与客规结合；3、联系：整体与局部关系；4、内外因、量变与质变关系；5、具体问题具体分析；6、重点与两点；

【从政治常识角度】

l、当代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综合国力最终决定本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

2、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终目标和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为此，必须完成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

3、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国情提出用21世纪头20年时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体现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政治领导。

市场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的关系是经济伦理的核心。以往似乎存在理论偏差与实践误区，如中国传统的“义利观”是否真的“贵义贱利”？西方经济学自古典学派始是否只讲“利益”？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还是“经济发展”必“道德沦丧”？经济学研究中应否包括伦理内涵？市场经济中效益与公平的关系应当如何摆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应当如何建构？如此等等，都成为重要的课题。此项研究运用跨学科方法力图通过资料发掘和实证考辨，梳理中国传统“义利观“以及近现代以来经济伦理观念的时代演化，考察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伦理变迁的历史轨迹，对中西方经济观进行比较分析，进而就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建构原则提出一些初步设想。

OnEthicsandEconomicGain----theevolutionof“Yi-Li”conceptionandtheethicalconstructionofmarketeconomyYETan(InstituteofEconomics,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Beijing,100836)KeyWords:Yi-Li(ethicsandeconomicgain)conception;evolution;ethicsofmarketeconomy;constructionAbstract:Therelationshipbetweenethicsandeconomicgainisthecorepartofeconomicethics.Theremaybesomeproblemsinboththeoryandpracticeinthisfield,e.g.,doestraditionalChineseYi-Liconceptionreallyonlyvalueethicswhilethewesterneconomicstrulyfocusoneconomicgainalone?ThispaperinvestigatestheevolutionofthetraditionalChinese“Yi-Li”conceptionandidentifiestheethicalconceptionsintheWesterneconomics.ThenitdoesacomparativestudybetweentheChineseandthewesterneconomicethics.FinallyitgivesseveralsuggestionsabouttheethicalconstructionoftheChinesesocialistmarketeconomy.

一、中国传统“义利观”发端的多元性

人类社会最具普遍意义的基本利益是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的获取与分配涉及道德伦理。经济利益与道德伦理的关系是经济伦理的核心，古代社会如此，现代市场经济下也是同样。中国的“义利观”和西方的“私利”与“公益”关系等都是集中体现。开始研究前首先应当注意一个容易误解的前提：所谓“传统”并非仅指“以往的”事物，而是以往延续至今、且在今天还有生命力的东西，并蕴含不断补充又不断淘汰的涵义。即传统是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再者，中华文化的多元、多维、多层次性，决定了“传统”的非单一性。例如中国既有重人文、重入世的儒家传统；也有重感应、重修炼的道家传统；有注重人伦关系的整体性伦理道德，也有重个人修养心性感悟的道德传统；有强调社会秩序否定个人利益的价值体系，也有注重个体存在为基点的“修、齐、治、平”传统理念；还有“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范行”的兼容并蓄。总之，中华文化传统是多层面、多元化交汇重合的复杂系统，各种要素对立统一、渗透汲取，这也正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绵延数千年的强劲生命力之所在，不宜简单化、绝对化。研究传统“义利观”就是如此，有必要从其发端的多元性入手，这将具有基础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观念的核心是“义利观”。一般认为“利”即物质利益，“义”就是伦理规范。其实“义”还有其他解释或连用，“利”也复杂得多，搞清“利”的真切涵义与应用是准确认识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关键所在。因此，从文献考据学和语义解释学的视角，结合历史事实和思想文化特性对“利”进行深入的范畴研究，成为原创性科研工作的基础。

“利”字早在甲骨文、金文等中就有，是会意字，以刀割禾，意为收获。中国古代经济以农业为主，禾为重要收获物。收获为利，引伸出获利、利益、有利、顺利等，还含有顺和物性宜利功用等意，主要泛指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①“刃禾”又有锋利、锐利的意思，《说文解字》主要持此说，至今还有利器、利刃等用例，此外还有其他延伸和发展的用法。泛指利益的字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并无大的变化，而具体用例则呈现出对“利”的内容、含义、范围、相对性、着重点等等的差异，体现出对利益的获取方式、分配原则、道德准则、伦理规范等等价值评判的区别。如“兴利除弊”是褒利，而“兴利”则往往是贬利（也不尽然，本文一下还有具体案例）。一般说来，“利”与“弊”、“害”等相对时受到肯定；而与“义”、“德”等相对时则否定居多（注意：“相对”并非绝然对立，而是说明二者的并立关系或者联系，这也是中国思想文化范畴的特征）；在特定的连用如“大利”“小利”、“公利”“私利”、“专利”“共利”等等之时，虽都是谈“利”，却寓有程度或性质不同的道德判断，甚至可以说对“利”的认识本身就是经济伦理观念最本质的显示标识。“义利观”的差异，反映出经济思想中不同的经济伦理和道德倾向，其历史演化则标示出经济伦理观念的时代变迁轨迹。

概括

地说，先秦时代是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发端期，诸子百家的认识呈现多元性。“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易·乾·文言》）唐孔颖达注疏为“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又说：“‘利物足以和义’者，言君子利益万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于义，法天之利也。”这里的“利”，是指顺和物性，各得其宜，但更多的还是指利益、有利。如“以利天下”（《易·系辞下》），“天下之利”自然是“公利”，再细分，又有“利国”与“利民”之不同，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记“邾文公卜迁于绎”，国君以利民为利，倍受儒家推崇。因而也出现了反对专利的思想，如“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国语·周语上》）与此相反，也有主张专利的论点，如“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公羊传·庄公十九年》）“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礼记·儒行》）即只要顾了国家“公利”，可以不惜牺牲国民的利益。因为“公利”往往被认为就是“义”，而先秦“义利观”大抵是以“义”为本的，“义，利之本也。”（《左传·昭公十年》）“义以生利”《国语·晋语一》）。总之，“义”与“利”并不对立，但有主次。

儒家宗师孔子的“义利观”对后世有重大影响（P79-88），“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体现了等级制的经济伦理特征。“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被作为孔子“不言利”的证据。其实，他是强调“以义取利”的，因为他认为“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所以要以伦理道德来规范，主张“见利思义”（《论语·宪问》），“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也要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即不要专利或因小而失大。

孟子的“何必曰利”被认为是将孔子的“义利观”推向极致和轻视功利的典型证据。值得注意的是，孟子也讲过“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孟子·离娄下》）“故者，以利为本”这话似乎从不为人注意，是说依循事物的本性常则就有利，与《易》所言大抵相同。这里的“故”即规律、常则、性，朱熹集注此句：“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谓天下之故也。利，犹顺也，其语自然之势也。”（《四书集注·孟子》）顺其故，则利之。可见孟子并非不谈“利”，而是从顺宜物性的角度来谈，非囿于“财利”本身。结合其“恒产恒心”说，他应是主张顺应民众置产的自然要求的。因而，对孔孟的“义利观”都要具体分析。

此外，先秦诸子对“义利”各有主张，如儒家荀子认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荀子·性恶》）可又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大略》）主张“先义而后利”（《荀子·王霸》）。墨家也是先秦“显学”，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还说“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墨子·天志中》）把“利”与“天”联系起来，予以“利”无上的合理性，这很值得注意。不过，他也贬斥“亏人自利”的损人利己行为，（《墨子·非攻上》）要求“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上》）提倡“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非命下》）此即“义”。到后期墨家则明确表述为“义，利也。”（《墨经上》）“义，利不义，害。”（《墨子·大取》）道家崇尚自然，少谈义利，其“义利观”很有特色。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老子》第十九章）但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出土战国楚文字竹简，其中《老子·甲》记“绝知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为弃作，民复孝慈。”①庄子则认为“众人重利，廉士重名。”（《庄子·刻意》）主张“不拘一世之利”（《庄子·天地》），反对人为求利，而以崇尚自然为利。法家大抵肯定生民欲“利”，商鞅说：“民之于利也，若水之于下也，四旁无择也。”（《商君书·君臣》）主张“利出于地”（《商君书·算地》），即获利主要靠农业。法家强调法制，“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商君书·开塞》）其所谓“治”则是要求“利出一空（孔）”（《商君书·靳令》），即君主专利。《管子》也认为“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管子·禁藏》），主张“得人之道，莫如利之。”（《管子·五辅》）但也不主张贪图一时之利。《管子》同样强调“利出一孔”倡导国君专制，这对后世统制经济结构的形成和经济观念和措施的制定很有影响。到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则提出人的天性是“好利恶害”（《韩非子·难二》），极端地认为自利是人际关系的基础，“利之所在”（《韩非子·内储说上》）才行义，“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韩非子·奸劫弑臣》）他力主“利君”，提出“欲利而身，先利而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他的论点的确偏颇，却是专制政体逐步趋于主导地位在经济观念上的直接反映。

总之，先秦各家并非都主张“重义轻利”或“贵义贱利”，即使儒家也要具体分析，还要看到其时代演化。更要注意的是，经济利益与道德伦理的关系是不同历史时期中政治体制、经济结构与思想文化的时代反映。

二、传统经济伦理观念的时代演化

秦汉至隋唐时代“义利观”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变化，其辩证性与对立性并存逐渐成为这一时代的典型特征。前者如“利为害本而福为祸先。”（韩婴：《韩诗外传》卷一）在义利关系上具有辩证性的认识也更为明显；后者则表现为由多元性发展而为两种主要论点的公然对立与辩诘论争。汉儒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被视为此时儒家“义利观”的范例。他认为：“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春秋繁露·玉英》）把“义”说成是人性之所在，这不同于前人所说人性好利所以要抑制，因此“不谋利”在他看来不仅是应当提倡的更是顺乎人性的。但他也说过“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这又表现为“义利观”的辩证性特征；而在《度制》篇中他提出反对“与民争利业”，对后世反对“与民争利”的思想有影响。具有“中国史学之父”之称的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在著名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有句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公然肯定人们的行为都是围绕“利”来进行的，从而提出要“利导之”反对“与之争”，“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史记·五帝本纪》）他反对君主专利，却也要求对于求利的行为要“以礼义防于利”（《史记·平准书》）。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专书《盐铁论》集中记录了汉代儒家与法家对立的“义利观”之辩争。儒家贤良、文学倡“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同时反对“与民争利”（《盐铁论·本议》）；法家桑弘羊等则认为“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主张“农商交易，以利本末”。（《盐铁论·通有》）“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盐铁论·力耕》）主张君主应专利权使“天下之利，皆令入官”。在唐代，传统的“义利观”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如陆贽主张“以义为本，以利为末”（《陆宣公奏议》卷四），却也提出“同利”与“专利”相异。白居易则指出人性好利，“苟利之所在，虽水火蹈焉，虽白刃冒焉。”（《白居易集·策林·息游堕》）他反对专利“王者不殖货利。……圣人非不好利也，利在于利万人。”虽然是要“利万人”，却也主张“利出一孔”，要“贵本业而贱末利。”（《白居易集·策林·不夺人利》）与此同时，他又主张士农工商兼利，要使“四人（民）之利咸遂”（《白居易集·策林·平百货之价》）核心是“因人所利而利之”。像这样的观点并不乏见，其矛盾性反映了传统经济伦理变迁的过渡时期特征，这是汉唐许多思想家的共性，也是“义利观”的辩证性与对立性发展演化的时代轨迹。

宋元明清时代，随着社会历史的大变革经济伦理也有较大发展，呈现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公开“言利”的论点不断涌现。如李觏公然讲：“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李觏集》卷二十九）这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是很重要的史料，是传统“义利观”新的发展演化的显著标志。李觏同样反对专利，要求政府“弛其禁，达其利。”（《李觏集》卷二十二））即反对政府强化官营禁榷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使百姓得利。这样的论点在宋人中逐渐多了起来，如欧阳修提出：“利不可专，欲专而反损”，要求“与商贾共利”（《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四十五）。苏轼进一步指出：“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坡全集·后集》卷十）提倡“农末皆利”，这就把反对与民争利的思想发展到明确反对与商贾争利的阶段，标志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伦理的更新。（参见P185—191）不过，当时也有不同观点，如王安石提出利权应“归之公上”（《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他说：“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今欲理财，则当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权。”（《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十八）他强调“理财乃所谓义也”，“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三）宋人另一倾向是对先儒学说予以新解或赋予新内容，如司马光说：“为国者，当以义褒君子，利悦小人。”（《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十九）（参见P55—58）苏洵则提出：“义利、利义相为用。”（《嘉祐集》卷八）“义”与“利”在他看来已无褒贬且先后可以颠倒了。宋代连理学家程颐都讲“人无利，直是成不得，安得无利？”（《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又说“夫利，和义者善也；其害义者不善也。”（同上，卷十九）大儒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可能很少有人注意他说的“圣人岂不言利？”（《朱子语类》卷三十六）他主张“正其义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朱子语类》卷三十七）“浙东之学”是被朱熹指斥为“专是功利”的，陈亮与朱熹进行了近三年之久的“王霸义利之辩”，他说“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哉！”（《陈亮集·四弊》）但也讲“夫义者，立人之大节。”（《陈亮集·义士传序》）叶适则明确倡言功利“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浙东之学的“义利观”与当地商品经济发达、具有重实利功效的地域性传统分不开。这对后世“经世致用”之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明清时代的“义利观”在宋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材料很多仅举最具思想性意义的几种论点如下。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思想家丘浚说：“利之为利，居义之下、害之上”，进一等则为义，退一等则为害，这是将以往的认识二分法向三分法拓展，改变了自古以来“义利观”认识的基本方式和逻辑。他接着还说“以人君而与商贾争利，可丑之甚也。”（《大学衍义补·制国用》）强调了义利转化关系并发展了反对与商贾争利的思想。清官海瑞提出圣人也言利，“有天下而讳言利，不可能也。”他所谓的“言利”包括利民与利国，其突出点是“利国之道于利民得之。”（《海瑞集·四书讲义》）纠正了以往强调“利国”就要“专利”或者强调“利民”就要反对“富国”的思维逻辑。宰相张居正提出“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江陵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十一），强调的是以心理动机而不是实际行为来判断义利，这在思想史上是很有新意的论点。大思想家黄宗羲则主张“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明夷待访录·原君》）要求用经济伦理来约束君王，按人性满足民利。而王夫之则提出“义或有不利”，“义者，正以利所行者也。”（《四书训义》卷八）他恐怕是第一个提出“义或有不利”者。颜元更是彻底，直接将董仲舒之言改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总之，这一时期的“义利观”不仅在论点内容上，而且在思维逻辑上都较前人有了新的突破，但还不能说传统经济伦理的价值体系已经解体。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明清时代的徽商有其颇具特色的义利观念和价值系统，海内外学者作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学术研究，多认为其商人伦理精神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恕不赘述。

三、近现代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念发展

1840年始中国进入近代社会，随着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的变迁，经济伦理观念也有较大变化。发展工商业和兼顾富国利民抵御外侮的整体利益，成为当时步入近代之后经济伦理的重要特征。魏源提出“使商获利”（《筹鹾篇》下）和“利国、利民、利官、利商”（《道光丙戍海运记》上），使“利”的配置从此长彼消向合理分布协调共荣发展。王韬在《兴利》中说：“诸利既兴，而中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兴利”以往有贬义，这时却成为公然的富国主张。不过，也还有人如刘锡鸿坚持旧说“安可以为利？”（《刘光禄遗稿》卷一）大体说来，当时人们的“义利观”已经有了基本命题层次上的演化，主要已不是讨论应否求利或义利何者为先，以及是“专利”还是“共利”等等，而是深进到怎样实现“利”、如何协调各种利益，并将获利与富国联系起来。马建忠主张：“宜因民之利，大去禁防，使民得自谋其生，自求其利。”（《东行续录》）郑观应力倡“商战”，要“使士农工商投人所好，益我利源。”（《盛世危言三编·商战下》）陈炽则认为：“夫财利之有无，实系斯人之生命。”“吾虑天下之口不言利者，其好利有藏于人也。”（《续富国策》卷三）把财利置于关系人之生命的高度，并说：“治国平天下之经，不讳言利”（同上，卷四）。张之洞提出“为政以利民为先，然必将农工商三事合为一气贯通讲求，始能阜民兴利。”（《张文襄公全集》卷三十五）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商能分利，不能分权。”（同上，卷一百五十）以往论者往往“利权”一体，至此要求将经济与政治分开，反映了洋务派官员发展经济与维护封建统治的共同需要。“商”被限于“利”而不得涉“权”，不能取得西方市民阶级的地位。与此不同，何启、胡礼垣在《劝学篇书后》中指出：“人人皆欲为利己益己之事，而又必须有利益于众人，否则亦须无损害于众人。苟如是，则人人之所悦而畀之以自主之权也。”有了“自主之权”，就会“俗清”、“国宁”、“天下和平”。（《新政真诠》五编）他们肯定私利，强调予人以求利自，应当说这在中国是并不多见的论点，与亚当·斯密主张个人利己以达公利的论点很相似。

随着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尤其是古典学派的影响，中国的经济伦理观念受到很大冲击，伴随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变迁，步入近代化的中国在经济伦理方面同样发生着新的变化。据笔者考证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出版H.Fawcett的[ManualofPoliticalEcomomy]；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ofPolitical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等。此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及中国人的自著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述。严复是最早翻译西方古典学派著作的学者，他以斯密的理论结合中国传统义利观，提出“义利合，民乐从善，而治化之进不远欤。呜呼！此计学家最伟之功也。”（《原富》二按语）他认为：“国之所急，在为民开利源。”（《原富》九按语）所谓“计学”即经济学，“利源”就是利益获取之所，经济学的作用是为了更多获利，国家的急务就是扩大民众取利之源。康有为在《条陈商务折》中论述“利源”说：“吾欲恢张利源，整顿商务。”实际上，发展商务以求富强的主张，在近代经济思想中比较普遍。梁启超则主张通过发展机器生产尤其是托拉斯来实现获取“最大率之利益”（《饮冰室文集》卷二十三），这就是效益的思想，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很是珍贵。他作《新民说》设《论生利分利》一节，讲生产与分配诸问题；认为企业家“求利”会增加国民幸福，在经济发展方面有许多高见。梁启超也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的先驱。到孙中山先生发展工业化的《实业计划》，则集前此发展工商业以“振兴实业”思想之大成，不再驻足“义利之辩”而着力于发展经济的具体行动计划。

至此，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基本价值体系已经肢解，实际内涵因时展和西学传入而逐步换位于经济伦理，这里的经济伦理已经是西方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了。不过，“话语转换”还需要特殊的文化过程，就语词本身而言，从使用了几千年的“义利”完全蜕换为西方意义的经济伦理，还需要一个语义转换和承接的历史过程，这也构成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重要内容。“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道德纲常名教，提倡新道德；倡导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尊重人权，促进了中国的文化创新和道德重建。与此同时，在经济伦理方面将“重义轻利”作为封建糟粕予以批评，强调“义”之虚伪而主张务实利，强调个人利益的追求是人性本来，要振兴实业发展经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基础。然而，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中国却没有重视西方“利益最大化”的理念与公正公平的竞争原则。众所周知，中国实业底子薄，又没有经历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加上连年的战争等等原因，无论是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还是社会经济结构都比较薄弱。可以说，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中国市场经济秩序不能完善地建立健全，与之相应的经济伦理建构以及关于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的关系等问题，在建国前三十年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也就成为新中国的建立需要解决的若干难题之一。

随着1949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的社会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存在各种缺陷，在经济伦理方面的突出特征是重视整体忽视个体，基于“大河有水小河不干”的理念，在利益分配原则上，过于强调国家与集体的利益，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是这种经济体制下经济伦理的基本要求。不容否定，“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等等，确实鼓舞着人们艰苦奋斗。但是，这个“人民”是很抽象的，没有具体的个人只有抽象的整体，尤其在形而上学猖獗的时期，“大公无私”、“克己奉公”、“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等被片面地乃至歪曲地作为社会通行的道德伦理准则。经济领域中批判“利润挂帅”、“唯生产力论”、“发家致富”等等，“私”成为万恶之首，要求“狠斗私字一闪念”，要人们满足“安贫乐道”的“穷过渡”，以至于有“谁受穷谁光荣”之说，说是“穷则思变、富则要修”，甚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一些逻辑混乱的所谓“左倾”教条口号，其本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

这样的经济伦理一个重要的理论特征就是将马列主义教条化，对经典作家的论点断章取义。实际上，马列主义并不否定个人利益，《德意志意识形态》主张“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列宁也曾提出过应当有“个人利益的原则”；说过“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他同时也说“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但是，“个人利益”总是被置于最次要的位置，“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③这样一些话，本身并没有错，年纪稍长的人都会记忆犹新。但是，抛开经济发展水平，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忽视利益获取的公正与信义——总之，在物质财富并不能极大丰富的基础上，要求达到上述道德标准显然不成，古人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还是有道理的。

市场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动纲领一一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强调指出，要“加强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建设，反对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的生活方式”。我国第一部规范市场经济主体行为的重要法律一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遵守职业道德。”可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其一，提倡和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者并不矛盾。

也就是说，提倡和弘杨社会主义道德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

有的舆论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市场经济的社会存在决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能提倡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利己主义道德而不应提倡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这种立论，初听似乎有道理，但只要稍作思考，就可发现它是没有什么正经道理的。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的方式，它是商品生产、交换过程中的一种调节手段，而不是经济基础，因而不可能、也不应该改变业已形成的、与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以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意识形态。还因为，我们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基础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诚如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的，我们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它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可见，变革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设”。既然我们社会的经济基础仍然是社会主义的，那么就应该继续提倡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培育出来的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

其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内在地包涵着道德。

有些同志之所以认为实行市场经济不需要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这同他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不全面、不深刻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所要实行的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而这种现代市场经济是有序地、规范地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要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就必须在配置过程中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按照一定的规范运作，接受一定的规范约束。这种规范既包含法律规范，当然也包含道德规范。比如说，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必须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开展竞争。

但竞争，一定要正当地进行，即要公开、公正、公平地进行。我国的一部《反不正当竞争法》就是规范市场竞争主体竞争行为的一部重要的法律规范，任何一个竞争主体都必须严格遵守。为了保证竞争的正当进行，每个竞争主体必须做到诚实劳动、守法经营、货真价实、公平交易、一视同仁、童叟无欺、恪守信誉、讲究职业道德，如此等等。这些就是重要的竞争道德规范。可见，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既包括“力争实现或超过个别价值”和相互竞争，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效益等类内容，同时也包括规范人们经济行为的规则、规章等类要义。可以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同时也是德治经济。如果不讲道德，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健康有序地运行。因此，那种认为“实行市场经济不需讲道德”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极其错误的。

其三，市场经济的一般法则只有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保障下才能产生良性效应。即是说，要使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产生良性效果，避免或遏制其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是绝对离不开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作保障的。因为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具有二重性。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人们的价值观必将产生一系列的转变。比如，在义与利的关系上，由过去的重义轻利变为义利并重；在公与私的关系上，由抑私崇公变为公、私并重；在平等与效率的关系上，由重平等轻效率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等。这些观念的变化对于提高人们的效益意识、自我意识、竞争意识、敢闯意识等，无疑具有促进作用。然而，“凡事过则绝”，真理与谬误常常只有半步之遥。市场经济的－般法则，如果不受先进道德的约束而任其自然地“过度”起作用，或与落后的思想道德相结合，那就会产生严重的负面作用。比如，市场经济的获利性原则，可能生成拜金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的腐朽风气，导致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坑蒙拐骗、损人利己、图利害人乃至图财戕命等缺德和犯罪行为；其等价交换的原则，可能导致权钱交易、金钱万能、“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等腐败现象，从而丢掉集中体现我党优良作风和民族优秀精神的“全·G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其竞争性原则，可能导致“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玩弄诡计等丑恶行径，进而形成“人欺人，人压人，人害人”的悲局；其优胜劣汰的原则，可能导致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不问他人利益”、“不关心群众疾苦”的，等等。对于此类可能产生的负效应，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设法加以避免和抵制。这也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与一般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之－。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四大报告客观而严肃地指出：“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支和消极方面”，因此。

“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宏观调控”，必须加强包括道德在内的保证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一系列规范建设。由此可见，对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我们，必须遵循而不能违背，但又必须做其主人而不做其“奴隶”，不能让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可能产生的负作用滋生、蔓延。作为共产党员来说，“既要以鲜明的党性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要以坚强的党性抵制和克服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

其四，只有提高了经济活动的主体即人的道德素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规才能更好地发挥禁罪止恶的威力。“道德兴而法生威”。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有严密的法律规范。但是，法总是要人去遵守去执行的。如果人的道德素质不高。道德观念不强，就会缺乏遵守法规的内在要求，缺乏弃恶从善、抑恶扬善的自觉信念和“慎独”精神，从而也就不可能自觉地去遵守法纪；就会有法不依，甚至知法犯法；就会挖空心思地投机钻营，钻法律的空子，利用法制的某些不完备去做损人利己、图利害人等坏事。进而法规就不可能“生威”。市场经济就会变形而不能正常运行。腐败现象就会禁而不止，社会风气也就不可能净化。

纵观腐败犯罪现象，其主体无一不是从其心中的“道德围墙”被其私欲、金钱欲侵蚀坍塌而开始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他们的腐败犯罪行为表现虽然不一样，但其道德的沦丧却是共同的。深究腐败犯罪的原因，固然有许多方面，但无论何也排除不了其道德良心泯灭这个深层的思想原因。一个人，如果失去了道德内律和道德良心，就会“比猛兽还凶恶”，就会“不顾一切地为满足私欲而做坏事”。

诚如有位伟人曾经指出的：如果连人的良心和圣教徒的遗骨也可以买卖（也即道德沦丧）的话，那么人间可还有什么罪恶不可因道德的沦丧而滋生呢？“道德立而好邪止，道德废而好邪生，刑罚不能胜”。一个社会，一个集体，士。果失去，了道德维系，那么恶行甚至铤而走险的罪行，就会防不胜防，打不胜打；风气坏到什么程度，也就不堪设想，进而也就无稳定可言。因此，道德是法律的“助手”禁恶止罪是离不开道德“辅佐的”，稳定社会是离不开道德维系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过程，也就是逐步以道德信誉维系契约的过程。从本质上看，市场经济是以交易行为为基础的等价交换的经济。既要等价交换，就要求公平，而要公平，就须交易双方订立契约。然而，靠什么力量来确保契约的执行从而保证市场交易的正常进行呢？一般而言，大多数契约的执行是靠交易场内各方的守信或道德自律来促成的。当然，那也是离不开法制作“后盾”的。但是，法律只是强制交易各方履约的“硬性力量”，只是履约竞技场中最后的一道“保险岗”。如果交易场内人人都不讲交易道德，不守信用，不去履约，而都要仅靠法律制裁来促其履约，那么，市场交易怎能顺利运行？法又怎能发挥其禁恶止罪的威慑作用？

其五，道德素质是生产力的最活跃的因素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中不能缺少的重要素质。道德素质是劳动者的素质的有机构成成分。作为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是多种素质的集合，其中有身体素质、文化素质、技术素质、思想政治素质，当然也包括道德素质，等等。此类多种良好素质相结合，才能构成良好的劳动能力。缺少其中任何一种素质或者说其中任何一种素质不好，都会影响其劳动能力。一个劳动者如果缺少良好的道德素质，就不可能自觉地奋发向上，也不可能有敬业乐业精神和爱岗守纪的组织观念，进而也就不可能自觉地干好本职工作。因此，提高人的道德素质，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内在要求，从而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要求，良好的道德素质可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应该指出的是，市场经济本身不可能自发地生出先进的新道德；要使先进的新道德在人们的头脑里生长、发育，就必须搞好灌输教育。

市场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一）企业管理观念落后。

管理观念，主要是指企业管理者用以指导其管理实践的管理理论和一系列思想。包括改革创新思想、智力开发思想、竞争观念、战略观念、人才观念、决策观念、时间观念、效益观念、市场观念等。观念影响着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主导着人们的行为。目前，不少企业管理观念落后，循规蹈矩，缺乏创新理念、对企业管理创新缺乏正确的认识，对企业管理的重要性和意义认识不足，在市场竞争中，最终导致企业管理科学化、现代化的进程被束缚，思考发展问题时缩手缩脚。

（二）企业管理制度落后。

企业管理制度是企业员工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须共同遵守的规定和准则的总称。企业管理制度包括企业组织机构设计、职能部门划分及职能分工、岗位工作说明，以及工作或流程等制度。目前，不少企业管理制度落后，如企业组织机构设计不科学，职能部门划分及职能分工不明确，工作流程不严密等等；不少企业还没有建立一种更优、更高效的管理制度，不能综合协调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的权力和利益关系，使企业具有更高的管理效率。笔者认为，企业有一个合理的组织机构，从而能保证企业决策的制定和执行；企业有一个合理的职能体系，使人们有效地实现专业化分工和协作；企业有一个有效的权利系统，使组织成员能够接受并执行管理者的决定。

（三）企业管理者的素质还有待提高。

企业管理者的素质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首先，企业管理者的素质关系到企业决策的正确与否和水平高低，企业决策的正确与否和水平高低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其次，企业管理者的素质关系到企业的执行力。正确的决策需要有效的落实，如果决策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落实，决策就成了空中楼阁。另外，企业管理者的素质关系到企业的经营成果和经济效益。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离不开企业管理者的领导，也就是说企业的经营活动最终是由人主导的；企业管理者的素质关系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内涵。总之，企业管理者的素质决定了企业未来的竞争能力，决定了未来的战略定位，企业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才将会成为未来竞争的制胜点。由此可见，企业管理者的素质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当前，企业管理者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呢？笔者认为，新时期企业管理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品德素质、知识素质、能力素质、心理人格素质。企业管理者既要严格贯彻组织高层的战略意图，又需要合理配置资源，充分调动下属积极性，发挥团队的合作能力与创造能力，企业管理者如果没有一定的素质和水平是很难做好的。

二、企业管理创新的思考

（一）理念创新是企业管理创新的灵魂。

观念影响着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主导着人们的行为。目前，不少企业管理观念落后，循规蹈矩，缺乏创新观念、对企业管理创新缺乏正确的认识，对企业管理的重要性和意义认识不足，在市场竞争中，缺乏创新观念，导致企业管理科学化、现代化的进程被束缚，思考发展问题时缩手缩脚。理念创新就是打破陈规陋习，克服老旧思想，树立全新的管理思路。管理理念创新就是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摒弃落后的旧观念，充分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强化品牌战略意识和竞争意识，树立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理念。

（二）建设良好的企业文化，进行文化创新。

文化环境深刻地影响或制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管理活动的运行。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灵魂，是企业发展、创新、创造的源泉，企业文化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力保证，企业文化建塑的根本目的，就是用文化力激活生产力，增强凝聚力、执行力和创造力，进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因此，努力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是实现企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手段。笔者认为，企业必须抓住两点建设企业文化。一是要培育企业独特的企业精神，使企业充满凝聚力和活力；二是要提高企业的学习能力，为培育和提升核心竞争力提供全方位服务。

（三）加强企业管理队伍建设，有效巩固并提升团队凝聚力。

管理是一门科学、领导是一门艺术，将科学与艺术有机结合在团队打造的系统工程中，才能够最大化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组织凝聚力、文化认同度。加强企业管理队伍的建设，有效巩固并提升团队凝聚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一方面企业要做好选拔优秀人才的工作，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企业要面向全社会招聘，吸纳贤才；另一方面企业要加强企业管理队伍的建设。首先，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其次，要优化绩效管理体系，加强考核结果应用。第三，要创新教育培训方式，全面提升管理队伍素质。一是分层次开展专题专项培训；二是广泛开展职业拓展培训；三是不断提升教育培训层次。第四，加强管理监督，严格落实规章制度。用严格的管理制度约束管理干部，用跟踪管理的措施监督管理干部，使企业管理干部凝心聚力、奋发有为、开拓创新，不断为企业、为社会做出新的业绩。

三、结语

市场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研究的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他们分析的对象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由于时代和研究任务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集中展开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论述，甚至没有出现“市场经济”的明确概念，但把他们的有关理论和观点综合起来，仍然形成了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

(一)关于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

1．关于市场经济及其类型(1)市场经济是一种形式、一个阶段或一种标志。第一，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是一种与自然经济相对立的经济形式。“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只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但决不是和自然经济对立的两种不同的独立的交易形式”①，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发展阶段应该是交换经济。第二，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物品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而生产的。“这个阶段从开始为了交换而生产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阶段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也就是说，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用工资雇用除劳动力以外别无任何生产资料的工人，并把产品的卖价超过其支出的赢余部分纳入腰包的条件下，才获得充分的发展。”②第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③(2)市场经济有简单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分。市场经济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都存在，只是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作为商品而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的作为商品的性质;作为商品，它们都要经历交换过程和随之发生的形态变化。”④存在于各个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大致分为两种类型，简单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以前的)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罗马法是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法，但是它也包含着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法权关系”⑤。但决不能把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等同起来。如果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会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

2．关于市场、市场体系与市场交易规则(1)对市场概念的理解。一是从分工的角度看，市场是全部关系的总和。“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的各自产品互相成为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⑥市场是“商品占有者的全部相互关系的总和”⑦。二是从商品流通的角度看，市场是交换的场所。产品交换这个运动是在市场上完成的。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⑧。三是从运动的角度看，市场是商品经济运动中的交换行为的总和。“川流不息的、或多或少发生在社会整个表面上的交换总和，交换总体，即交换行为的体系。”⑨(2)对市场体系的分析。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了不同的市场体系。从社会总产品的角度看，按最终用途，市场可分为生产资料市场和消费资料市场。从时序看，马克思又把市场划分为现货市场、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等。从范围看，市场有一个外部的地理界限。马克思分别论述了地方、远方市场，城市、乡村市场，国内区域、统一市场，国内、国际和世界市场等。但就整体而言，市场“分为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⑩(3)市场交易原则。马克思认为，在市场交换过程中，市场交换关系的经济内容包含三个要素:交换者、交换的对象和交换行为本身。通过交换行为的媒介作用，“主体才表现为交换者，相等的人，而他们的客体则表现为等价物，相等的东西”瑏瑡。因此，市场交换必须遵循以下原则:第一，自由平等的原则。“从交换行为本身出发，个人，每一个人，都自身反映为排他的并占支配地位的(具有决定作用的)交换主体。因而这就确立了个人的完全自由:自愿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因此，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瑏瑢第二，等价交换的原则。即商品交换是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这个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瑏瑣第三，竞争原则。竞争是市场的伴生物，有市场经济就存在竞争。竞争实际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调节器。“社会分工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

3．关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市场经济运行有自己的规律———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恰好正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从而也就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瑏瑥价格、供求与竞争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正是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1)供求关系的变动。在市场上，买者和卖者构成市场的主体。而买者和卖者的关系，就是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也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由于需求和供给的波动，由于生产费用和交换价值之间的不相适应，需求和供给只是暂时地相适应，而紧接着暂时的相适应又开始波动和不相适应。”瑏瑦换句话说，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供给与需求并不总是能完全一致，供需之间的不一致和波动是经常存在的。(2)供求与价格的互动与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就是供给与需求相互协调作用的过程。“如果求过于供，价格就会上涨，因而就会刺激供应;只要市场上供应一增加，价格又会下跌，而如果供过于求，价格就会急剧下降，因而需求又增加。情况总是这样;从未有过健全的状态，总是兴奋和消沉相更迭(这种更迭排斥一切进步)，永无止境地摇摆不定。”瑏瑧正是在价格与供求关系之间相互调节、相互适应的过程中，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在不断的波动中大体地维持着平衡。(3)竞争、供求与价格的相互作用。“商品价格通过竞争时而高于商品的价值，时而低于商品的价值，但竞争不断地使这种不等和差额趋向消失，同样又不断地把它们再生产出来。商品价格的运动是以竞争为中介的运动，它是大量生产者在一定的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的调节者，正是这种运动引起了各个个别生产部门内生产者的不断地流出和流入———这就是所谓的需求和供给的规律，这一规律一方面决定着价格，另一方面又要由价格来决定。”

4．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重视国家或政府的作用，这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实属难得。第一，国家或政府作用的必然性。马克思认为，利益分化使得国家或政府的作用成为必要。“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瑏瑩第二，强调国家或政府的职能是一个动态过程。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或国家的职能有扩大的趋势，主要体现为公共支出的膨胀和公共部门的强大。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同现代社会比起来，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会极为显著地缩减，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日益减少，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会显著地增加，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日益增长。第三，国家或政府的作用必须与经济发展保持同向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否则会带来巨大的浪费。“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瑐瑠第四，政府的行为方式有好坏之分。“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这一任务;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

(二)关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论述

1．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必要的历史前提，又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结果。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大部分产品不是作为商品来生产，没有成为商品。产品转化为商品只不过发生在个别地方、个别生产部门。但“一定范围的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从而商业的一定发展程度，是资本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起点”瑐瑢。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先于资本主义而存在，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但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能成为普遍的形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才成为产品的一般形式。2.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第一，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要使资本能够形成并且能够支配生产，需要商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生产才表现为生产的标准的、占统治地位的性质。”瑐瑣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是自然经济占优势，“自然经济在任何一种依附农制(包括农奴制)的基础上，都占优势，在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的基础上，更是占优势”瑐瑤。第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普遍化的商品生产。“一旦依靠雇佣劳动进行的生产普遍化，商品生产就必然成为生产的普遍形式。”瑐瑥在普遍化的商品经济中，货币是财富的绝对社会形式，“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力增大”瑐瑦。货币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为它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第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发达的交换经济。在货币关系中，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事实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自由地相互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但是，只有在那些不考虑个人相互接触的条件即不考虑生存条件的人看来，各个人才显得是这样。瑐瑧只有在资本的基础上，商品生产才具有包罗万象的性质，才触及产品的实质本身;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是最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即为自己使用的生产完全消失;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商品生产才获得充分的发展。第四，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划时代的剥削方式。“商品生产的每一种经营都同时成为剥削劳动力的经营;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才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在它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技术的巨大成就，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并且不可比拟地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时期。”

3．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的同时，着重阐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消极后果。第一，偶然性和盲目性。“随着商品生产，即不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交换的生产的出现，产品必然易手。生产者在交换的时候交出自己的产品;他不再知道产品的结局将会怎样。当货币以及随货币而来的商人作为中间人生产者之间的时候，交换过程就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产品的最终命运就变得更加不确定了。……产品和生产都任凭偶然性来摆布了。”瑐瑩但是，“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商品生产的这些经济规律，随这个生产形式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是总的说来，整个文明期都处在这些规律的支配之下。直到今天，产品仍然支配着生产者;直到今天，社会的全部生产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威力，最后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显示着自己的作用”瑑瑠。第二，滞后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理智总是在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价值规律“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瑑瑡。第三，不确定性。商品生产者每个人都单独进行生产管理，谁也不能准确知道市场上需要多少产品和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产品的数量可能不符合市场上的需要是很自然的。正如恩格斯所形容的:由竞争关系所造成的价格永远摇摆不定的状况，使商业丧失了道德的最后一点痕迹。在这个漩涡中……每个人都必然会成为投机家，就是说，都企图不劳而获，损人利己，乘人之危，趁机发财。马克思也指出，是流通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使得市场交换活动缺乏预见性，市场主体之间的买卖关系，也只有通过现实交换后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或使用价值时才算确定。第四，不和谐性。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和谐的，马克思指出，“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和谐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学说完全是撒谎”瑑瑢。第五，不平等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品的分配是根据各要素的贡献，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实现的。从形式上看，资本得到利息、土地所有者得到地租、劳动力得到工资、企业家得到利润，一切都显得那么“公平”，然而，“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买卖过程实质上就是借助等价交换形式进行的劳资之间的利益分配过程。

(三)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关系的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关于市场经济发展前途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和自身限制的阐释，指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必将为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并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进行了阐释。

1．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是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共产主义的产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没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不会有共产主义的实现。共产主义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由大工业带来的后果，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由于随之而来的不可遏止的竞争，是由于目前已经完全成为世界市场危机的那种日趋严重和日益普遍的商业危机……”

2．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基础。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瑑瑤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瑑瑥。

3.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人的解放的物质条件。人的解放是一种以物质条件为基础的历史活动。“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注:手稿残缺。———编者注)”瑑瑦可见，人的解放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4．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将被消除，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仍存在受到限制的市场。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市场经济将不复存在，“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瑑瑧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仍存在市场经济。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对消费品的分配只能实行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瑑瑨。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描述了一个事实上还继续存在的交换制度，仍然存在受到限制的货币形式和受到限制的市场，它们仍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继续发挥作用。只有最终达到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阶段，市场才会最终消失。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在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用的基础上，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的演进和成熟必将伴随着宏观经济的不公正、不公平、不稳定和不平衡，这样的状态对无产阶级、对大多数的劳动者是极其不利的。为了克服这样的不利，马克思认为政府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在未来的社会，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政府替代市场可能是一种好的选择。当然，这种替代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条件基础之上的。

二、马克思、恩格斯市场经济理论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点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阐释不是现成的教条，它向我们提供的是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1.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为国家、为人民”的价值目标。马克思、恩格斯的市场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第一，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标志。发展市场经济，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运用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市场的存在，而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支配市场，为谁的利益服务。第二，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旨在利用市场这样一种手段或方式，动员一切组织和力量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维护人民利益、增进人民福祉、依靠人民力量、尊重人民创造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宗旨。第三，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在国际市场上打拼，必须维护国家的利益，保护本国相对弱势的民族产业和金融体系，保证本国的经济安全。决不能放弃正当权益，更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一切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必须制止。

2.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马克思、恩格斯的市场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第一，市场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通过市场机制对社会关系和政治体系施加影响，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自己的目标。第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就是要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把经济上的繁荣与政治上的公平和正义结合起来，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创造出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第三，社会主义只有实行市场经济，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才能最终支配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第四，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不仅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反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它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路径，对人类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中国共产党对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认识上的飞跃和理论上的突破，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又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3．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正确理解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第一，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作为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两种组织要素和制度要素，是没有办法也不可能割裂开的。第二，市场调节和政府的干预是一个相互补充和不可替代的关系。政府调节是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而不是代替市场，是为了促进竞争而不是遏制竞争。即使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政策的实质从来就不是自由放任。而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实现政府替代市场的假设，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条件基础之上的。在这些条件具备之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是一种客观存在。第三，政府作用必须和市场经济发展保持同向性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政府替代市场，就是改变市场经济的性质，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机制就会遭到破坏，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将不能发挥出来。对于正在步入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如果借口政府调节的必要性，而采取政府替代市场的政策，其结果将是:一方面不能建立起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不能得到改革所期望获得的市场的优越性，这有悖于改革的初衷。

4．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推动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后，许多人用市场原教旨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理论对其进行解读。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再告诫我们:第一，不要从原则或理论出发而要从社会事实出发去看问题。对于像中国这样历史上市场经济不发达、曾经实行过计划经济、又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后发国家来讲，社会问题纵横交错，多阶复合性特征比较明显，用某个单一理论框架不足以把握现实问题，尤其是把握政府和市场间的关系问题。第二，对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度”或“边界”确定的问题是经济学的永恒主题。素有“大市场、小政府”或“小市场、大政府”或“小政府、大社会”等之争。当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不能不研究以斯密为代表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也不能不研究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不能不向西方学习，但我们不能仅用这两种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更不能用这两种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第三，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转轨的实际出发，运用复合的、多维的、跨学科的视野(如果要选择的话，新政治经济学视野更有利于诠释中国的现实问题)来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创立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提高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

市场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丰富；发展

如何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由经济市场化走向经济现代化的步伐，是当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党的十四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努力探索和解决这一历史课题的新规律和新办法，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思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在经济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方面，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要论断，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结合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和理念化了，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更加科学、完备的理论依据。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定位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明确强调要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指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关键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十五大报告科学总结了实践经验，从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作出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论断。这一新的理论概括，既坚持了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地位，又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坚持用“三个有利于”标准分析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光辉典范。十五大报告还提出了“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要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努力寻找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要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等一系列崭新的观点，从根本上突破了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教条式理解.突破了传统所有制模式的束缚，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为在制度创新的层面上推进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方面，确立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主攻方向。以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制度创新”阶段。党的十四大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玫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企业组织形式，创造性地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十五大重申了上述观点，强调“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是这些年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中取得的新认识，是完善国有企业的一条重要途径。《公司法》又把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形式法律化、制度化。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又积极进行了财政、税收、金融、外汇、外贸、价格、投资等体制改革，推进了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机构改革，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外部配套条件。党的十五大郑重要求全党:要坚定信心丁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营状况明显改善，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

在经济改革的依靠力量方面，同志多次明确指出。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改革和建设的主力军，也是改革和建设的最基本受益者。他在内蒙古自治区考察时，再次要求全党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他们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为改革和建设增强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这是我们事业不断发展并取得最终成功的根本保证。

在经济改革的宏观环境方面，党的十四大以来。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宏观经济环境的创造，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作为宏观调控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目前已初步形成，可供选择的调控手段逐渐齐备，货币、财政政策传递机制日臻完善，宏观管理体制和政策日趋成熟，特别是1998年，中央及时采取扩大内需、启动消费等积极财政措施，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洪水的考验。充分反映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稳定局势、推进改革的思想理论水平和高超领导能力。

在农业、农村、农民方面，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注意从总体上研究和部署农村改革，1993年1998年先后两次召开中央全会，集中研究农村改革和发展问题，特别是十五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了我国农村20年改革的基本经验，高度评价了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地位，从经济、政治、文化上提出了从现在起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方针和政策，《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表明党对农村改革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了一个新发展。关于农村改革，《决定》一方面强调要长期稳定农村基本政策，特别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另一方面又结合当前的实际与改革进程的发展提出了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的任务和方针。对农村改革的稳步推进，农村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

市场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伦理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中国经济改革在经济增长层面的成绩为不断深化的市场经济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依据，但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的加剧也同样给质疑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人提供了理由。

从康德式的绝对道德意义上看，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存在着固有的矛盾。普遍的看法是：市场的核心是追求效率和个人财富的最大化，而和谐社会强调社会财富在分配应该更趋于公平。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和政策导向力图缩小因为人的自然禀赋差异或其他原因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实际上引发了对市场经济的若干诘问。除了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提出质疑外，对市场经济最有力的批判武器来自于伦理层面。认为市场经济的逐利本质必然导致人们私欲膨胀，道德沦丧，进而引发社会不公。简言之，功利主义的市场经济与人类追求社会和谐与公平的精神是相悖的。市场经济可以解决经济增长问题，而不能解决社会发展问题。

接下来更深层次的问题便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究竟是实用主义或者工具化了的权宜之计？还是对市场经济这个人类社会“自发扩展的自由秩序”（哈耶克语）的充分认可与尊重？这个问题实际上最终归结于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一种是从市场经济的“具象”出发来简单地定义市场经济，即市场经济是迄今被证明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经济运行方式。要发展经济，就必须采取市场经济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公平是经济增长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另一种是从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以及孕育市场经济的历史背景、思想文化基础等多角度全方位地解读市场经济的内在精神实质。从而挖掘并承认市场经济的伦理价值。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摆脱在理论上长期陷入实用主义的尴尬。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与“现代”问题，其实是一个复合性的概念。并不仅仅是指经济的发达程度。而作为具有特定意义的所谓“现代”概念，与市场经济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密不可分。可见把市场经济仅仅定位在“效率”的功利价值上是有失偏颇的。

就中国的传统与现实而论，单纯从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概念出发来讨论改革的是是非非难以说明问题；或者仅仅是在公共政策的取舍方面是更多地倾向于福利主义还是自由竞争（换一种表述：即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也难以为论证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西方长期存在的“社群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争论就其实践意义来说大多体现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层面。“社群主义”更强调基于共同社会目标的共同价值，认为社会价值与个人的自由权利相比更具有优先权；在经济政策方面主张国家干预和注重社会福利与公平。根源于洛克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则把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出发来论述一切制度、规则和政策均应以确保个人自由权利的实现为最高宗旨。主张自由竞争，最大限度地减少以税收、补贴、福利等形式出现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行为。近年来，西方“社群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争论同样引发了中国学界的讨论。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出现这种争论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但必须注意到，西方所有关于“个人主义”与“福利主义”的分歧并不是基于对市场经济的肯定或者是怀疑。而是把市场经济制度作为一个勿需讨论的先决条件。哈耶克，齐诺克等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自不必言，就是以关注贫困问题和弱势群体而著名的阿玛蒂亚·森以及建构社会正义学说的约翰·罗尔斯事实上都被视为当代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阿玛蒂亚·森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从来不吝赞美之词。由此看来，“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主义之间并非水火不相容。因为在如何看待市场经济的问题上，两者并不存在根本的政治哲学分歧。相反，他们把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理以及经过长期市场实践所形成的一切规则（包括成文的法律与人们自觉自愿遵循的潜规则）看做是与人类普遍价值准则相符合的社会秩序。

虽然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已经经历了三十年，但对于市场经济的认知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意识形态的争论姑且不论。从学理层面而言我认为仍不免失之浅显。最初的、至今仍然有一部份人所坚持的看法源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市场经济工具论，即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单纯的经济运行的机制和手段，也即是说市场经济是一种价值中立的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同样可以用。相对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剥削和罪恶的传统观念无疑是一种突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减少不必要的争论，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仅仅把市场经济看做价值中立的工具显然已经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例如，既然是工具，在不同的环境下使用的效果为什么会大相径庭？市场机制会出现失灵和扭曲？市场经济改革导致一定的贫富差距是可以预期的，但整个社会出现普遍的腐败和权利不平等现象却非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来看，避免和遏制公共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嵌入”而产生腐败以及重视国民在政治、经济权利方面的平等都是解决得比较好的，道理很简单，一旦权力对经济活动“嵌入”（而非规制）就破坏了公平的竞争环境；如果国民的权利事实上不平等，市场就缺乏平等的竞争主体。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这是众所周知的经济学原理。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另一个最为流行的理论是生产力水平决定论，（另一种表达是“初级阶段论”）认为中国之所以实行市场经济改革最基本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当今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够发达，市场经济是通向更高层次社会经济形态不得不经历的阶段。至于生产力水平究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不再实行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会自然消亡）这也许是不得不留待后人回答的宏大理论命题。从现实的、实践的的意义上说，也还没有必要过早地陷入这样的争论。但必须看到，生产力决定论对市场经济的承认是有限度的。折射出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依然刻有传统意识的印记，反映出某种“不得不”的矛盾的心态。

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上述两种对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的理由总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改革实践促使人们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思考，概括起来说，对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研究大致是从两个维度展开的，一是从“善”“恶”，“道德”或“不道德”的伦理层面来探讨市场经济。试图在道德的“利他”与功利的“利己”主义之间找到一条共通的桥梁。二是从市场经济所关联的政治、法律以及相关社会因素来探讨市场经济的本质及其所要求的制度环境。这已经大大突破了市场经济工具论的束缚，把中国对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深入到了政治哲学和价值伦理的高度。而且从方法论的角度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唯理主义倾向。惟有此，方能在理论上说明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是逻辑自洽的同一体系。

二、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

市场经济产生和演变的过程清楚地说明：市场经济的出现并非是一个孤立的经济现象，更不是人所固有的逐利动机的必然产物。马克斯·韦伯在考察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渊源时认为宗教革命之后的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说过：“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但“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做出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①

马克斯·韦伯认为研究资本主义起源的中心问题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组织方式为特征的”。韦伯的分析无疑是深刻的，至少可以使我们避免仅仅从表面现象来粗浅地看待市场经济。因为人的理性是与生俱来的，不能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市场经济划等号。问题的关键是人的理性能否得到实现和怎样实现。资本主义（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产生之前）之前，普通平民百姓的理性是受到压抑的。在欧洲，教会、贵族和僧侣可以不劳而获，极尽奢华。在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一方面是小部分人“理性”无限度的恶性膨胀，另一方面是广大民众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当市场经济使每个人都有可能自由地依据自己的理性去追求自身的利益时，却要去承担“唯利是图”的罪名，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我们无意否认市场经济的逐利性，暂且不论逐利的过程和结果还要受到一系列规则、制度和道德的约束和调整，从道德序列上讲，给不给人自由与给了人自由所产生的结果并不是一回事。孰轻孰重自然不难辨清。这里有必要顺便提一下，亚当·斯密认为给人自由的结果是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功利主义大师边沁认为只要整个社会福利增长了，也就达到了善的目的。由于他们只注意到社会财富的总量而忽视了社会财富的分配而受到质疑。

从市场经济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市场经济产生于欧洲思想大解放和社会发生激烈变革的时期，在此之前的欧洲大陆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政教合一的专制制度剥夺了人最基本的权利，处于下层的广大民众没有基本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甚至没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提出了理性至上和人本主义思想，把自由作为人类最高的，也是最终的价值追求。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继续和深化，启蒙运动从激情转向了冷峻。从张扬人性的口号式呐喊转向对社会、政治、法律和制度等问题的缜密思索。

任何人都有权力根据自己的判断去选择自我发展的道路，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牺牲他人幸福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但问题在于：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够达至这一目标的实现呢？在这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思想大解放的黄金时期，启蒙思想家们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产生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理论和思想。

可以说，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革命所奠定的思想文化基础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社会发展走向，市场经济是不可能产生的。市场经济正是秉承了文艺复兴和倡导的人本、理性和自由的基本价值观念。经济活动是保证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缺乏经济自由，其他的一切权利都无从谈起。经济自由是自由价值序列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也就是说，从价值哲学的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一种体现人类最终价值追求的“善”的经济制度。这是它最为重要的价值意义，其次才是它的功利作用。由于经济学主要注重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作用，久而久之，人们反而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其他重要价值之所在。

然而，人所应该拥有的自由和权利并不是通过空洞的口号就可以轻易地获得的，经济自由需要相应的民主制度作为保证。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使人们看到了获得自由和权利的途径，但并不能保证这样的自由和权利最终得以实现。因为人们只有生活在民众拥有广泛民利的制度下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权利。政治上的专制完全可以侵害到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话来说，经济自由固然是自由的组成部分，但经济自由仅仅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他甚至列举了二战时期的德国、日本和西班牙在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而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专制的例子来说明市场经济与政治状态并没有逻辑上的关联性。弗里德曼事实上并没有深究上述国家的全部事实，二战之前日本和德国为了准备发动战争的资源，对经济的统制，尤其是对其具有战略性意义的经济部门的扶持和干预是非常厉害的。其所谓的市场经济值得怀疑。正由于如此，我们有理由进行规范性地判断：世界上有两种市场经济，一种是民主下的市场经济，这是好的市场经济，另外还可能存在另一种坏的伪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与政治状态又具有实质上的联系。这就提醒我们，研究社会转型时期的市场经济，重要的也许不是市场经济本身，而是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民主制度伴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而逐渐成熟。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民主与法治，民主当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实现方式，但要真正实现实质性的民主，却需要一个与民主制度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法律的产生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尽管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但始终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法治思想，一种是把法律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即“治民”；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法律所扮演的角色便是如此。另一种虽然承认法律的“治民”功能，即维护社会公正和稳定的功能，但却把立法和司法的重点聚焦于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限制上。这种源于西方契约理论的法治思想已经成为现代民主制度下法律制度的基石。政治学原理告诉我们：被托马斯·霍布斯称为利坦维“怪兽”的国家政权一旦形成之后，由于它掌握着国家的暴力机器，始终存在着滥用权力的危险。考察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不难看出，所有的不平等和不自由，其最深厚的根源来自于不合理的政治权力的压制。“权力制衡”便成为现代政治理论的重要部分。法学中“制官”的法治思想与政治学中的制衡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约拉姆·巴泽尔在他的《国家理论》一书中利用经济学分析工具把政府作为“保护者”的利弊分析融入在福利最大化的私人合约制度中，提出了如何防止政府“掠夺”的“集体行动”机制。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需要以之相对称的民主政治和法治环境，自由（市场经济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条件）与民主、法治构成了互为条件、缺一不可、三位一体的统一整体。换句话说，好的、健全的市场经济意味着民主法治的充分实现，而市场经济则是民主法治得以构建的基础。如果仅仅从效率的角度去理解和肯定市场经济，则意味着对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或者直接关联的更为重要的价值存在的巨大忽视。

三、市场经济与道德伦理

启蒙运动把市场经济与道德对立起来的看法源于把个人理性与公共利益截然分开，认为个人的理性追求与公共选择和公共利益之间不可能达到像斯密所论述的那样统一。科斯洛夫斯基认为经济活动越来越疏离道德、文化等这些人们惯常遵守的原则。因为个人理性的自利性决定了其永远摆脱不了违背道德的倾向。例如：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难免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人总是在寻找机会违背委托人的意愿而使自己非法得益，“公地悲剧”、“搭便车”等现象也说明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对立关系。

以上观点事实上忽视了以下事实：个人理性的发挥不是为所欲为的追求最大化行为，韦伯倒是说过：“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只有有可能，就必然有置任何伦理道德于不顾的残酷的获利行为。”②但他所指的恰恰是指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市场经济是依靠理性来获利的，它有别于以往靠暴力、欺诈和明目张胆的掠夺来获利的行为。个人理性是在受到一系列显性的法律规则和隐性的道德意识约束下去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在一个充满各种复杂的交换关系的社会中，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游离于社会及社会规则之外获得发展，至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但自由主义者即便如哈耶克，也对原子论的个人主义持坚决的否定态度。

其次，按照西方自然法的观点，一切法律皆起源于人们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道德观念及行为准则。换言之，所有的法律规则和社会生活准则其实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道德的因素，只要人们的生产经营活动是遵纪守法的，就可以认为是道德的行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制度、规则与道德一分为二，更不能把少数人破坏道德规则的行为归结于市场经济本身。

对于缺乏像西方那样市场经济经历了一个自然发展历史阶段的中国而言，传统道德与市场经济的某些规则存某种不和谐是很正常的事情，自然经济几千年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氏族关系成为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其间所发生的交换关系不论从对象还是距离来说都极其有限，以人情为基础的道德自然成为约束经济活动的重要力量。市场经济极大地扩展了交换关系的对象和空间，需要以广泛适用而又权责分明的合约形式才能够有效保证各方的权益。带有某种温彩的传统道德与冰冷的合约条款之间的反差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也由此看到了传统道德的局限性，当一系列的规则和制度既可以保证优秀传统道德的延续，又能够在空间和时间上极大地扩展道德的效用时，（例如，自然经济下对亲戚朋友和熟人的诚信扩展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所有人的诚信）我们恐怕没有充足的理由把二者视为对立的双方。重要的是文化观念以及道德观念的扩展和转变。

道德从来都不是空洞和孤立的形态，道德观念以及道德评价与社会政治经济状态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卢梭曾经说过：“对道德风尚的历史研究使我扩大了眼界，一切问题在根本上都取决于政治，而且任何民族都不外是它的政府的性质使他成为的那个样子。”③韦伯把资本主义精神（在这里，我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与市场经济精神可以混用）概括为“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基础。”④韦伯大段地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其自传中的话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天职”和精神是什么，那就是在现代经济制度下合法地去创造财富，去赚钱。这是对社会的贡献和每个人的职责所在。不应该受到唯利是图的谴责，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具备勤奋、节俭、惜时如金和诚实守信的美德。一切懒惰、虚度光阴、为享乐透支和欺诈行为不但是不道德的，而且也会被市场规则所淘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古老的中国格言，在市场经济中被誉为首要的“黄金规则”。⑤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道德与制度达成了某种程度的统一。道德不但获得伦理意义上的“软”约束力量，而制度也由于包含了道德的要求而具备了更加有力的的“硬”约束功能。

再次，人是观念的动物，对人的理性的认识恐怕不能仅仅局限于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谁都无法否认人的逐利性，但谁也不可能由此认定逐利性是人惟一的追求。作为观念的人，人既有追求物质利益的一面，也有尊严得到保护、人格受到尊重、精神能够独立以及保有同情心、享受助人为乐的快乐等多重的欲望。所谓“斯密之谜”这一命题之所以存在，其根本原因是人们把人的经济活动与人的精神需求以及道德准则之间的关系作出了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简单判断。现代学科的划分也由于着眼点的不同而各执己见。伦理学批判经济活动对道德的忽视和背离，经济学在为备受指责的所谓经济活动的“非道德性”辨护时却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除了传统的把“利”视为“善”的功利主义之外，布坎南说过道德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涉及公众领域的经济活动是“中性”的，与道德判断无关。事实上，人的存在、人的意识以及人的一切活动是一个不可分离的过程，除特殊情况之外，一般都具有稳定性、持续性与同一性。对人复杂的意识和行为作出不同侧面的分析是必要的，但如果缺乏综合的过程，可能永远也解不开“斯密之谜”。经济学在借助理性分析工具对其他学科“大举入侵“之时，如果也能谦虚地吸取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成果，也许对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解释更具说服力。

至此，从狭义的道德伦理视角来看，属于制度层面的因素仍然难以直接与道德伦理联系起来。虽然我们论证了制度、规则与道德之间存在一定的“复合”关系，制度与道德的关系显然难以分割，但二者毕竟属于不同的范畴。市场经济的“利己”与道德要求的“利他”的矛盾依然存在。在罗尔斯看来，首先是符合正义原则的制度存在，其次才有个人的自然义务和道德。从序列上讲，制度是第一位的，而道德则是地二位的。肯定不能以个体的道德意义去否定整体的制度意义。卢梭的看法更为直接，即一定的制度形态决定了人的道德形态。

市场经济使得社会出现了贫富分化这一事实是市场经济备受责难的主要原因。不论从什么角度对社会公平和平等作出解释，总是难以抹平“人生而平等”这种理想境界与事实上的贫富差距之间的巨大落差。自由与平等的悖论关系是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价值取舍上的两难困境。尽管人们不会再去相信“绝对平等”之类的乌托邦世界，但人类不断追求接等或者相对平等的努力始终没有放弃。问题在于：市场经济具有向公平和平等不断逼近的内在机制吗？

这又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回到制度层面来讨论问题，为了便于探讨社会正义制度问题，罗尔斯曾经设想了一个所谓的“无知之幕”作为讨论正义制度问题的起点。但现实中“无知之幕”是不存在的。人一旦出生，就具有了民族、地域、家庭背景、自然禀赋等等方面的规定性。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就显现出来了。考察某种制度的正义与否，首先当然不可能去考察人是否“生”而平等，而是不同的人出生之后是否拥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例如，享受平等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的权利；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选择权利等等。市场经济对自由、权利的强调人所共知。只要享有各种权利的过程是平等的，那么这个社会也就具有了程序上的正义性。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通常更重视程序的重要性，他们甚至认为，只要社会过程的程序是正义的，任何通过再分配手段对社会财富的调整都是危险的。因为这极有可能导致政治权力以公平为名对经济自由进行侵害。这种出自对权力的担忧并非是杞人忧天，世界上某些国家的政府以公平为名，行层层刮削、中饱私囊之实的例子不胜枚举。通过再分配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适当的调节是必要的，但保证再分配过程公平的前提是：合乎程序、公正透明并且具有可监督性。虽然程序正义并不能代替结果正义（公平竞争及社会财富分配的相对平等），但谁能够否认程序正义是迈向结果正义最为重要的第一步呢？

就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而论，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医疗卫生、教育和最低生活保障系统对一次分配进行弥补和调节，已经成为制度了化的基本政策和国家职能。“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主义国家如北欧诸国自不必说。即使是号称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最彻底的美国，也普遍施行着农业补贴、最低工资制度、失业救济以及特别援助法案等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的措施。虽然不同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国民财富再分配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再分配制度实际上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制度不可或缺的部分。

从早期“血腥”的资本主义到福利主义的市场经济，从对最大化的极端追求到自觉维护经济与社会、环境和人文的协调发展这一过程大概经历了两百年的时间。这说明了市场经济具有自我调节和完善的机制。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方式，它主要受到价格机制的调节和影响。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形式，与政治存在、社会结构、制度形态和文化特征之间存在不可剥离，相互制约、互为条件的紧密关系。是多边互动的统一体。把市场经济作为一个具有整体性的制度形态来理解，我们或许可以避免出现单纯从“最大化”角度来解释市场经济的偏颇，承认市场经济实际上具有对道德、同情心以及政治良知的包容性，并且在其演进的“试错”过程中不断地吸取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而不断地走向和谐和完善。

注释：

①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页

②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页

③卢梭著《忏悔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00页

④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8页

⑤请参阅诺曼．E．鲍伊著经济伦理学第10页

参考文献：

[1]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商务印书馆，2006

[2]约拉姆．巴泽尔．国家理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4]诺曼．E．鲍伊．经济伦理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读书杂志社．改革反思与推进[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6]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7]P．科斯洛夫斯基[M]．资本主义的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市场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伦理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中国经济改革在经济增长层面的成绩为不断深化的市场经济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依据，但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的加剧也同样给质疑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人提供了理由。

从康德式的绝对道德意义上看，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存在着固有的矛盾。普遍的看法是：市场的核心是追求效率和个人财富的最大化，而和谐社会强调社会财富在分配应该更趋于公平。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和政策导向力图缩小因为人的自然禀赋差异或其他原因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实际上引发了对市场经济的若干诘问。除了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提出质疑外，对市场经济最有力的批判武器来自于伦理层面。认为市场经济的逐利本质必然导致人们私欲膨胀，道德沦丧，进而引发社会不公。简言之，功利主义的市场经济与人类追求社会和谐与公平的精神是相悖的。市场经济可以解决经济增长问题，而不能解决社会发展问题。

接下来更深层次的问题便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究竟是实用主义或者工具化了的权宜之计？还是对市场经济这个人类社会“自发扩展的自由秩序”（哈耶克语）的充分认可与尊重？这个问题实际上最终归结于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一种是从市场经济的“具象”出发来简单地定义市场经济，即市场经济是迄今被证明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经济运行方式。要发展经济，就必须采取市场经济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公平是经济增长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另一种是从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以及孕育市场经济的历史背景、思想文化基础等多角度全方位地解读市场经济的内在精神实质。从而挖掘并承认市场经济的伦理价值。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摆脱在理论上长期陷入实用主义的尴尬。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与“现代”问题，其实是一个复合性的概念。并不仅仅是指经济的发达程度。而作为具有特定意义的所谓“现代”概念，与市场经济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密不可分。可见把市场经济仅仅定位在“效率”的功利价值上是有失偏颇的。

就中国的传统与现实而论，单纯从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概念出发来讨论改革的是是非非难以说明问题；或者仅仅是在公共政策的取舍方面是更多地倾向于福利主义还是自由竞争（换一种表述：即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也难以为论证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西方长期存在的“社群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争论就其实践意义来说大多体现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层面。“社群主义”更强调基于共同社会目标的共同价值，认为社会价值与个人的自由权利相比更具有优先权；在经济政策方面主张国家干预和注重社会福利与公平。根源于洛克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则把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出发来论述一切制度、规则和政策均应以确保个人自由权利的实现为最高宗旨。主张自由竞争，最大限度地减少以税收、补贴、福利等形式出现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行为。近年来，西方“社群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争论同样引发了中国学界的讨论。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出现这种争论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但必须注意到，西方所有关于“个人主义”与“福利主义”的分歧并不是基于对市场经济的肯定或者是怀疑。而是把市场经济制度作为一个勿需讨论的先决条件。哈耶克，齐诺克等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自不必言，就是以关注贫困问题和弱势群体而著名的阿玛蒂亚·森以及建构社会正义学说的约翰·罗尔斯事实上都被视为当代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阿玛蒂亚·森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从来不吝赞美之词。由此看来，“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主义之间并非水火不相容。因为在如何看待市场经济的问题上，两者并不存在根本的政治哲学分歧。相反，他们把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理以及经过长期市场实践所形成的一切规则（包括成文的法律与人们自觉自愿遵循的潜规则）看做是与人类普遍价值准则相符合的社会秩序。

虽然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已经经历了三十年，但对于市场经济的认知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意识形态的争论姑且不论。从学理层面而言我认为仍不免失之浅显。最初的、至今仍然有一部份人所坚持的看法源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市场经济工具论，即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单纯的经济运行的机制和手段，也即是说市场经济是一种价值中立的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同样可以用。相对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剥削和罪恶的传统观念无疑是一种突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减少不必要的争论，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仅仅把市场经济看做价值中立的工具显然已经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例如，既然是工具，在不同的环境下使用的效果为什么会大相径庭？市场机制会出现失灵和扭曲？市场经济改革导致一定的贫富差距是可以预期的，但整个社会出现普遍的腐败和权利不平等现象却非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来看，避免和遏制公共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嵌入”而产生腐败以及重视国民在政治、经济权利方面的平等都是解决得比较好的，道理很简单，一旦权力对经济活动“嵌入”（而非规制）就破坏了公平的竞争环境；如果国民的权利事实上不平等，市场就缺乏平等的竞争主体。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这是众所周知的经济学原理。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另一个最为流行的理论是生产力水平决定论，（另一种表达是“初级阶段论”）认为中国之所以实行市场经济改革最基本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当今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够发达，市场经济是通向更高层次社会经济形态不得不经历的阶段。至于生产力水平究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不再实行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会自然消亡）这也许是不得不留待后人回答的宏大理论命题。从现实的、实践的的意义上说，也还没有必要过早地陷入这样的争论。但必须看到，生产力决定论对市场经济的承认是有限度的。折射出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依然刻有传统意识的印记，反映出某种“不得不”的矛盾的心态。

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上述两种对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的理由总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改革实践促使人们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思考，概括起来说，对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研究大致是从两个维度展开的，一是从“善”“恶”，“道德”或“不道德”的伦理层面来探讨市场经济。试图在道德的“利他”与功利的“利己”主义之间找到一条共通的桥梁。二是从市场经济所关联的政治、法律以及相关社会因素来探讨市场经济的本质及其所要求的制度环境。这已经大大突破了市场经济工具论的束缚，把中国对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深入到了政治哲学和价值伦理的高度。而且从方法论的角度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唯理主义倾向。惟有此，方能在理论上说明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是逻辑自洽的同一体系。

二、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

市场经济产生和演变的过程清楚地说明：市场经济的出现并非是一个孤立的经济现象，更不是人所固有的逐利动机的必然产物。马克斯·韦伯在考察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渊源时认为宗教革命之后的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说过：“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但“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做出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①

马克斯·韦伯认为研究资本主义起源的中心问题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组织方式为特征的”。韦伯的分析无疑是深刻的，至少可以使我们避免仅仅从表面现象来粗浅地看待市场经济。因为人的理性是与生俱来的，不能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市场经济划等号。问题的关键是人的理性能否得到实现和怎样实现。资本主义（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产生之前）之前，普通平民百姓的理性是受到压抑的。在欧洲，教会、贵族和僧侣可以不劳而获，极尽奢华。在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一方面是小部分人“理性”无限度的恶性膨胀，另一方面是广大民众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当市场经济使每个人都有可能自由地依据自己的理性去追求自身的利益时，却要去承担“唯利是图”的罪名，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我们无意否认市场经济的逐利性，暂且不论逐利的过程和结果还要受到一系列规则、制度和道德的约束和调整，从道德序列上讲，给不给人自由与给了人自由所产生的结果并不是一回事。孰轻孰重自然不难辨清。这里有必要顺便提一下，亚当·斯密认为给人自由的结果是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功利主义大师边沁认为只要整个社会福利增长了，也就达到了善的目的。由于他们只注意到社会财富的总量而忽视了社会财富的分配而受到质疑。

从市场经济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市场经济产生于欧洲思想大解放和社会发生激烈变革的时期，在此之前的欧洲大陆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政教合一的专制制度剥夺了人最基本的权利，处于下层的广大民众没有基本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甚至没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提出了理性至上和人本主义思想，把自由作为人类最高的，也是最终的价值追求。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继续和深化，启蒙运动从激情转向了冷峻。从张扬人性的口号式呐喊转向对社会、政治、法律和制度等问题的缜密思索。

任何人都有权力根据自己的判断去选择自我发展的道路，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牺牲他人幸福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但问题在于：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够达至这一目标的实现呢？在这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思想大解放的黄金时期，启蒙思想家们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产生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理论和思想。

可以说，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革命所奠定的思想文化基础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社会发展走向，市场经济是不可能产生的。市场经济正是秉承了文艺复兴和倡导的人本、理性和自由的基本价值观念。经济活动是保证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缺乏经济自由，其他的一切权利都无从谈起。经济自由是自由价值序列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也就是说，从价值哲学的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一种体现人类最终价值追求的“善”的经济制度。这是它最为重要的价值意义，其次才是它的功利作用。由于经济学主要注重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作用，久而久之，人们反而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其他重要价值之所在。

然而，人所应该拥有的自由和权利并不是通过空洞的口号就可以轻易地获得的，经济自由需要相应的民主制度作为保证。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使人们看到了获得自由和权利的途径，但并不能保证这样的自由和权利最终得以实现。因为人们只有生活在民众拥有广泛民利的制度下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权利。政治上的专制完全可以侵害到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话来说，经济自由固然是自由的组成部分，但经济自由仅仅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他甚至列举了二战时期的德国、日本和西班牙在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而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专制的例子来说明市场经济与政治状态并没有逻辑上的关联性。弗里德曼事实上并没有深究上述国家的全部事实，二战之前日本和德国为了准备发动战争的资源，对经济的统制，尤其是对其具有战略性意义的经济部门的扶持和干预是非常厉害的。其所谓的市场经济值得怀疑。正由于如此，我们有理由进行规范性地判断：世界上有两种市场经济，一种是民主下的市场经济，这是好的市场经济，另外还可能存在另一种坏的伪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与政治状态又具有实质上的联系。这就提醒我们，研究社会转型时期的市场经济，重要的也许不是市场经济本身，而是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民主制度伴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而逐渐成熟。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民主与法治，民主当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实现方式，但要真正实现实质性的民主，却需要一个与民主制度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法律的产生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尽管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但始终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法治思想，一种是把法律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即“治民”；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法律所扮演的角色便是如此。另一种虽然承认法律的“治民”功能，即维护社会公正和稳定的功能，但却把立法和司法的重点聚焦于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限制上。这种源于西方契约理论的法治思想已经成为现代民主制度下法律制度的基石。政治学原理告诉我们：被托马斯·霍布斯称为利坦维“怪兽”的国家政权一旦形成之后，由于它掌握着国家的暴力机器，始终存在着滥用权力的危险。考察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不难看出，所有的不平等和不自由，其最深厚的根源来自于不合理的政治权力的压制。“权力制衡”便成为现代政治理论的重要部分。法学中“制官”的法治思想与政治学中的制衡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约拉姆·巴泽尔在他的《国家理论》一书中利用经济学分析工具把政府作为“保护者”的利弊分析融入在福利最大化的私人合约制度中，提出了如何防止政府“掠夺”的“集体行动”机制。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需要以之相对称的民主政治和法治环境，自由（市场经济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条件）与民主、法治构成了互为条件、缺一不可、三位一体的统一整体。换句话说，好的、健全的市场经济意味着民主法治的充分实现，而市场经济则是民主法治得以构建的基础。如果仅仅从效率的角度去理解和肯定市场经济，则意味着对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或者直接关联的更为重要的价值存在的巨大忽视。

三、市场经济与道德伦理

启蒙运动把市场经济与道德对立起来的看法源于把个人理性与公共利益截然分开，认为个人的理性追求与公共选择和公共利益之间不可能达到像斯密所论述的那样统一。科斯洛夫斯基认为经济活动越来越疏离道德、文化等这些人们惯常遵守的原则。因为个人理性的自利性决定了其永远摆脱不了违背道德的倾向。例如：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难免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人总是在寻找机会违背委托人的意愿而使自己非法得益，“公地悲剧”、“搭便车”等现象也说明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对立关系。

以上观点事实上忽视了以下事实：个人理性的发挥不是为所欲为的追求最大化行为，韦伯倒是说过：“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只有有可能，就必然有置任何伦理道德于不顾的残酷的获利行为。”②但他所指的恰恰是指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市场经济是依靠理性来获利的，它有别于以往靠暴力、欺诈和明目张胆的掠夺来获利的行为。个人理性是在受到一系列显性的法律规则和隐性的道德意识约束下去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在一个充满各种复杂的交换关系的社会中，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游离于社会及社会规则之外获得发展，至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但自由主义者即便如哈耶克，也对原子论的个人主义持坚决的否定态度。

其次，按照西方自然法的观点，一切法律皆起源于人们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道德观念及行为准则。换言之，所有的法律规则和社会生活准则其实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道德的因素，只要人们的生产经营活动是遵纪守法的，就可以认为是道德的行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制度、规则与道德一分为二，更不能把少数人破坏道德规则的行为归结于市场经济本身。

对于缺乏像西方那样市场经济经历了一个自然发展历史阶段的中国而言，传统道德与市场经济的某些规则存某种不和谐是很正常的事情，自然经济几千年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氏族关系成为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其间所发生的交换关系不论从对象还是距离来说都极其有限，以人情为基础的道德自然成为约束经济活动的重要力量。市场经济极大地扩展了交换关系的对象和空间，需要以广泛适用而又权责分明的合约形式才能够有效保证各方的权益。带有某种温彩的传统道德与冰冷的合约条款之间的反差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也由此看到了传统道德的局限性，当一系列的规则和制度既可以保证优秀传统道德的延续，又能够在空间和时间上极大地扩展道德的效用时，（例如，自然经济下对亲戚朋友和熟人的诚信扩展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所有人的诚信）我们恐怕没有充足的理由把二者视为对立的双方。重要的是文化观念以及道德观念的扩展和转变。

道德从来都不是空洞和孤立的形态，道德观念以及道德评价与社会政治经济状态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卢梭曾经说过：“对道德风尚的历史研究使我扩大了眼界，一切问题在根本上都取决于政治，而且任何民族都不外是它的政府的性质使他成为的那个样子。”③韦伯把资本主义精神（在这里，我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与市场经济精神可以混用）概括为“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基础。”④韦伯大段地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其自传中的话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天职”和精神是什么，那就是在现代经济制度下合法地去创造财富，去赚钱。这是对社会的贡献和每个人的职责所在。不应该受到唯利是图的谴责，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具备勤奋、节俭、惜时如金和诚实守信的美德。一切懒惰、虚度光阴、为享乐透支和欺诈行为不但是不道德的，而且也会被市场规则所淘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古老的中国格言，在市场经济中被誉为首要的“黄金规则”。⑤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道德与制度达成了某种程度的统一。道德不但获得伦理意义上的“软”约束力量，而制度也由于包含了道德的要求而具备了更加有力的的“硬”约束功能。

再次，人是观念的动物，对人的理性的认识恐怕不能仅仅局限于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谁都无法否认人的逐利性，但谁也不可能由此认定逐利性是人惟一的追求。作为观念的人，人既有追求物质利益的一面，也有尊严得到保护、人格受到尊重、精神能够独立以及保有同情心、享受助人为乐的快乐等多重的欲望。所谓“斯密之谜”这一命题之所以存在，其根本原因是人们把人的经济活动与人的精神需求以及道德准则之间的关系作出了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简单判断。现代学科的划分也由于着眼点的不同而各执己见。伦理学批判经济活动对道德的忽视和背离，经济学在为备受指责的所谓经济活动的“非道德性”辨护时却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除了传统的把“利”视为“善”的功利主义之外，布坎南说过道德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涉及公众领域的经济活动是“中性”的，与道德判断无关。事实上，人的存在、人的意识以及人的一切活动是一个不可分离的过程，除特殊情况之外，一般都具有稳定性、持续性与同一性。对人复杂的意识和行为作出不同侧面的分析是必要的，但如果缺乏综合的过程，可能永远也解不开“斯密之谜”。经济学在借助理性分析工具对其他学科“大举入侵“之时，如果也能谦虚地吸取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成果，也许对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解释更具说服力。

至此，从狭义的道德伦理视角来看，属于制度层面的因素仍然难以直接与道德伦理联系起来。虽然我们论证了制度、规则与道德之间存在一定的“复合”关系，制度与道德的关系显然难以分割，但二者毕竟属于不同的范畴。市场经济的“利己”与道德要求的“利他”的矛盾依然存在。在罗尔斯看来，首先是符合正义原则的制度存在，其次才有个人的自然义务和道德。从序列上讲，制度是第一位的，而道德则是地二位的。肯定不能以个体的道德意义去否定整体的制度意义。卢梭的看法更为直接，即一定的制度形态决定了人的道德形态。

市场经济使得社会出现了贫富分化这一事实是市场经济备受责难的主要原因。不论从什么角度对社会公平和平等作出解释，总是难以抹平“人生而平等”这种理想境界与事实上的贫富差距之间的巨大落差。自由与平等的悖论关系是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价值取舍上的两难困境。尽管人们不会再去相信“绝对平等”之类的乌托邦世界，但人类不断追求接等或者相对平等的努力始终没有放弃。问题在于：市场经济具有向公平和平等不断逼近的内在机制吗？

这又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回到制度层面来讨论问题，为了便于探讨社会正义制度问题，罗尔斯曾经设想了一个所谓的“无知之幕”作为讨论正义制度问题的起点。但现实中“无知之幕”是不存在的。人一旦出生，就具有了民族、地域、家庭背景、自然禀赋等等方面的规定性。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就显现出来了。考察某种制度的正义与否，首先当然不可能去考察人是否“生”而平等，而是不同的人出生之后是否拥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例如，享受平等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的权利；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选择权利等等。市场经济对自由、权利的强调人所共知。只要享有各种权利的过程是平等的，那么这个社会也就具有了程序上的正义性。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通常更重视程序的重要性，他们甚至认为，只要社会过程的程序是正义的，任何通过再分配手段对社会财富的调整都是危险的。因为这极有可能导致政治权力以公平为名对经济自由进行侵害。这种出自对权力的担忧并非是杞人忧天，世界上某些国家的政府以公平为名，行层层刮削、中饱私囊之实的例子不胜枚举。通过再分配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适当的调节是必要的，但保证再分配过程公平的前提是：合乎程序、公正透明并且具有可监督性。虽然程序正义并不能代替结果正义（公平竞争及社会财富分配的相对平等），但谁能够否认程序正义是迈向结果正义最为重要的第一步呢？

就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而论，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医疗卫生、教育和最低生活保障系统对一次分配进行弥补和调节，已经成为制度了化的基本政策和国家职能。“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主义国家如北欧诸国自不必说。即使是号称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最彻底的美国，也普遍施行着农业补贴、最低工资制度、失业救济以及特别援助法案等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的措施。虽然不同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国民财富再分配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再分配制度实际上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制度不可或缺的部分。

从早期“血腥”的资本主义到福利主义的市场经济，从对最大化的极端追求到自觉维护经济与社会、环境和人文的协调发展这一过程大概经历了两百年的时间。这说明了市场经济具有自我调节和完善的机制。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方式，它主要受到价格机制的调节和影响。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形式，与政治存在、社会结构、制度形态和文化特征之间存在不可剥离，相互制约、互为条件的紧密关系。是多边互动的统一体。把市场经济作为一个具有整体性的制度形态来理解，我们或许可以避免出现单纯从“最大化”角度来解释市场经济的偏颇，承认市场经济实际上具有对道德、同情心以及政治良知的包容性，并且在其演进的“试错”过程中不断地吸取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而不断地走向和谐和完善。

注释：

①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页

②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页

③卢梭著《忏悔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00页

④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8页

⑤请参阅诺曼．E．鲍伊著经济伦理学第10页

参考文献：

[1]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商务印书馆，2006

[2]约拉姆．巴泽尔．国家理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4]诺曼．E．鲍伊．经济伦理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读书杂志社．改革反思与推进[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6]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7]P．科斯洛夫斯基[M]．资本主义的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市场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内涵；辨析；再理解

尽管党和国家在政策层面上一再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不是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同时强调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与政策主张却背道而驰。这不仅影响到改革的政策取向，更对经济改革造成不应有的负面效应。在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年的今天，有必要重新梳理各种观点，纠正错误的理解和导向，正本清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指导下，恢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理解。

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不同理论阐释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共存于一个社会的，因而计划与市场也是不能共存于同一经济体中的。这种理论观点并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而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者所提出的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际上一方面把我国经济改革的对象——旧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等同于计划经济。另一方面把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相互排斥、不能相容的，从而将改革的正确方向即由产品经济转到市场经济，错误地改为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错误地将计划经济列为否定的对象，实质上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下，或竭力反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转而主张搞私有化，认为市场经济等同于私有制。

(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消灭公有制，实行私有制。该观点认为，公有制经济不具有私有制经济的排他、独占等性质，其所有者是一个抽象主体，产权是不确的。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只享有从经营中获取利益的权利，而不负有为自身错误决策承担相应责任的义务。因而，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极易从个人角度出发作出各项决策，而不惜损害所在经济体的利益。并且由于公有制经济的特殊地位，其他所有制经济很难与之公平竞争，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平等性和竞争性条件无法满足，自然也无法达到所谓的整个社会利益的实现。而只有私有制经济才是市场经济的天然温床。私有制经济的企业和个人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和独享性，一切行为以实现自身和增加自身福利为目的，而恰恰在追求自身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了全社会的利益。这也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的主要内容。这种观点的政策主张实质是搞私有化，建立私有制，在改革中的表现就是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

(三)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

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再现。自由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洛克和密尔的政治自由学说与财产所有权理论。二是启蒙思想家合理的利己主义学说。三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这是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思想和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样重视市场的作用，认为市场是最佳的可自我调节的社会结构。因为，一方面，经济运行是有规律的。另一方面，在自由市场情况下，个人能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市场调节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能最有效率地满足各方面需求，自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其干预行为往往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计划经济是市场经济不可调和的对立物，因而建议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主张实行全面的私有化，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基础。其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是：国民经济基本上由市场自发调节，国家实行最低程度的干预，取消国家计划机构，否定国家发展规划；在所有制结构上，取消国家所有制，实行最大限度的私有化，大量吸收外国资本参与私有化改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上，主张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产权制度，最大限度地缩小国有企业涉及的领域和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可见，在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实行全盘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很明显，这套改革主张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应警惕这种观点的不良影响。

(四)以“现代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不必考虑所有制问题。市场在国民经济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国家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参与经济资源配置和国民经济运行。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机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内容就应包括：一是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独立自主、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二是破除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三是建立并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四是摒弃旧的干预经济发展的行政手段，改用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的发展。为此，该观点认为，在实践上的首要任务是实行广泛的私有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或实行股份制，使国家的作用从微观经济运行中逐渐淡出，直至完全消逝。

(五)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的观点

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说就是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即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该观点提出摒弃计划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是因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具效率。但市场经济在运行中存在市场失灵，进而产生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其一便是要素社会分配不公。追求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要求。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必须使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完善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观点的影响较大，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社会上一种主流观点。在这种观点影响下，学术界出现了如各种“社会主义”的定义，主张将“公有制为主体”从社会主义定义中抽掉，提出“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等于社会主义”、“股份制等于公有制”等概念的现象。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显然是片面的。一方面，混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与表象。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是一种表象概念，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追求的目标或判断国家经济运行水平的标准，但不能成为区别任何两个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制度不同的判断标准。另一方面，淡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必须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

纵观以上五种观点可发现，在经济理论史上，长期存在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对立起来的观点，这已成为一种教条。整个现代西方经济学都表明：自私经济人是出发点，市场经济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这种教条思想在改革初期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排斥市场经济，在改革后期表现为市场经济必然意味私有化，这成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思想根源之一。

二、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

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辨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关系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进行再理解。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在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一直存在。实际上一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概念及其关系的认识本身就是不正确的。首先，市场经济的概念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与商品经济没有本质区别，只有发展程度与阶段的不同。厉以宁曾说：“从本质上讲，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一样的。”第二，社会分工决定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育程度。一方面，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与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曾指出，“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列宁根据这一原理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国内市场的建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工”，“市场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三，市场经济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市场经济是在社会分工发展的推动下，由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社会分工简单、低下，不能形成市场经济机制。历史发展到近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复杂、全面，人类社会的生产形式才由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是由社会分工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一种生产形式，并不是某个社会制度所特有的。其次，计划经济是一种和无政府状态经济相对应的生产形式，政府宏观调控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具体形式。所谓计划是指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主体代表的角色，监控市场经济的运行，通过事先的计划对宏观市场和微观主体进行适当干预，维护国民经济的均衡、平稳发展。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能有效克服自由市场经济先天的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缺陷，从而有效保证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的平衡，避免生产过剩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最后，无论是单纯的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在经济资源配置上都有其固有的优势与不足。对单纯的市场经济来说，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市场主体通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在大部分情况下能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市场调节有其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无法支持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保证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不能使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为人民共享，惠及全体人民。对作为生产形式范畴的计划经济来说，一方面，它可从全局和总体利益上布局生产力，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避免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另一方面，计划调节容易受到主观认识能力的限制，不能完全满足利益创造者对个体利益的追求，需要复杂的组织体系推动，并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将两者取优补短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优势更加明显、不足相对弱化的新的生产形式，即计划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生产力与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计划以市场为基础，市场以计划为指导。在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被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按照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有序运行，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

(二)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如果说市场排斥公有制经济，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建立。事实上，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可以相容，且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仍能发挥其高效率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从理论上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没有公有制，也就没有我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这一对基本矛盾，在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和相对人口过剩两大规律，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爆发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随其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卓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明确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建立强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个最大的缺陷”。从实践上看，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也存在并与市场经济机制相适应。郎成平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股权结构做的研究表明，欧洲国家持股现象非常普遍。在被研究的欧洲5232家公司中，奥地利国家持股14.81％，芬兰国家持股15.12％，意大利国家持股9.98％，挪威国家持股11.81％，瑞士国家持股7.59％。这充分说明国有经济完全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会成为市场经济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的阻碍因素。当然，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形式存在严重问题，必须改革。但同样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问题，在于其长期处于我国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管理模式下所遗留下来的管理层面的问题。如，严重的倾向，以长官意志、行政手段管理指导生产经营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探索建立新的公有制经济管理与运行机制，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生产经营运行机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改革一切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运行方法和体制。而认为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则是脱离了中国客观的历史和现实，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照抄照搬。总之，市场经济是不排斥公有制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

(三)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关系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更高发展阶段，是自由市场经济适应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新的发展，是加入政府干预因素而形成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其显著特征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形成更加完善、复杂的现代市场体系；市场对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发挥基础主导作用，国家通过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要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因为现代市场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含义中的一个层面，除此之外还有计划市场经济和公有制为主体两个层面的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是把市场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使之按照国民经济结构有计划地运行与发展，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自觉按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组织生产。在计划市场机制中，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是统一的、有机结合的、互相渗透和融合在一起的，其作用覆盖全部市场范围，而非相互割裂。计划市场经济能克服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病，基本保持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实现，有利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固然没有什么“姓资”、“姓社”问题，但现实具体的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历史上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而运行的，它必然会与某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结合，形成一种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形式或社会性质来说，它是姓“社”的。从另一个角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般性与特殊性这两重性质。从一般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发达的社会分工为根据，是一种计划化了的现代市场经济。从特殊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二是计划市场经济。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它是这三层含义的综合或统一。前二者属于生产形式的范畴，后者是特殊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范畴。这三个层面结合，组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实践意义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把目标搞清楚了，才能找到实现目标的正确方法和途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出发，要深化改革，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途径。

(一)大力发展现代市场经济

第一，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的载体，即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知识产权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第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市场竞争主体。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与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理顺产权关系，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形成产权约束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第三，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健全我国宏观调控决策、监督、评估体系；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手段，选择合适的中间目标，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调控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运行，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要把国家的宏观调控同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积极引导我国企业走上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有限制发展的轨道。

(二)积极探索实现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

计划市场经济存在多种具体形式。探索实现计划市场经济的方式方法，笔者提出一种基于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基础上的“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管理方法。其具体做法是将企业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按一定的比例分享。职工不拿固定工资和奖金，而是按事先确定的比率分享净收入。净收入分成制不仅是一种新型的公有制分享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机制，而且也必然对国民经济整体运行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它能克服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促进国民经济协调高速增长和社会经济效益稳步提高。另一方面，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必然形成荣辱与共的局面，能从微观上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滞涨”问题。

市场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10篇

(1)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导致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企业之间市场的竞争主要是指经营者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就是竞争，它的出现主要就是因为商品自身存在的矛盾的产物，只要市场存在交换，相互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就会不断进行竞争以获得有利的发展条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和交换也非常普遍化，所以市场竞争仍然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只有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不断进行竞争，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实现优胜劣汰的目的，不断推动科学技术的创新。

(2)企业管理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以此来提高企业发展的动力。我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管理水平总体上不高，并且呈现参差不齐的特点,有的企业在管理中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有的企业缺乏实际经验，有的思想观念落后赶不上时展的需求等。目前，我国企业管理水平呈现青黄不接的特点，管理水平的落后现状和企业管理的飞速发展极为不平衡，这已经成为制约企业发展和民族经济振兴的瓶颈。

(3)企业管理人才在总体上不足。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本质上讲是人才之间的竞争，如果某一企业拥有先进的管理人才，就可以通过有效、科学的管理来提高管理的效率。目前，我国很多企业已经逐渐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来发掘人才。例如，有的企业召开大规模的招聘会，希望获得人才，有的采取各种经济手段从其他企业挖人才，这些情况都说明了我国优秀的企业管理人才目前仍然非常缺乏。

(4)企业的管理理论和实践不一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企业发展中先是借鉴了苏联的发展模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由此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所造成的影响至今都十分深远。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没有进行相关的借鉴，自身摸索着前进，探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然而在企业管理上还沿用着西方国家19、20世纪的管理体系。从客观上来讲，西方国家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很多的管理理念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我国通过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自身的发展水平，但由此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出，西方企业的管理理论并不必然适合我国的企业，但是目前真正做到中西方完美结合的的确是很少。在当前的情况下尤为如此，资本主义社会爆发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的经济危机，我国成为很多企业的避难所，在此背景之下，我国企业呼唤本土化管理思想的声音更为高涨。

2企业管理优化措施的建议

(1)不断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随着时代的发展，企业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认识到了其重要程度，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也使我国企业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企业文化的形成往往具有较长的周期性，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然而我国很多企业发展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没有自身良好的精神风貌，因此企业文化往往也比较落后。鉴于这种情况，企业应当对自身的发展道路有清醒的认识，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和特点，找出一条适合本地区发展的文化道路，不断加强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形成自身独特的企业文化，这样能够加强企业员工的凝聚力，为企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2)对人力资源管理加大重视力度。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最大动力，企业各项活动的运行都离不开人的活动，为此，企业应当加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使企业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使每一个人的才能都能够得到发挥，价值得以实现。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不断地对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进行完善，建立起自身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员工的培训体系。人力资源管理属于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影响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在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完善的的同时，还有一套适合自身的招聘制度，及时进行人才的更新和血液的替换，为企业的发展不断输送新的动力，保证企业健康、有序地发展。此外，企业自身还应当有自己的激励体制，有了激励措施的鼓励才能留住人才，提高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过去单纯的物质奖励已经不能满足现在人们的发展需要了，企业应当有所针对地进行奖励，根据员工的自身爱好和兴趣等给予精神上的奖励。

(3)要不断加强营销的管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营销对一个企业的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应当不断加强营销的管理。目前，我们国家大多数企业在经营方式上都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经营，已经无法适用于市场发展的需求，为此，企业要不断进行自身营销观念的创新，打造自身的品牌，充分抓住发展的良好机遇，使企业发展和市场前进相适应。

(4)不断加强管理的规范化。管理的规范化是企业管理的重要方面，在目前的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更应该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来打造出一套科学的管理体系。首先，在新兴的企业中，企业的领导者应当不断加强自身的素质建设，不断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管理理论，考虑到企业的自身特殊情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管理理念中存在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进行梳理，改变企业基础薄弱和管理经验不足的情况，选择出适合企业发展的方向，让企业的管理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另外，在老牌企业中，企业领导者应该积极地考察市场形势，接纳并学习先进的管理方法，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来武装自己的企业，让企业变得更加富有朝气。

3结语

市场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11篇

1.案例选取适用性低，影响教学效果案例是案例教学的基本素材，在案例教学实施过程中，只有选择好的恰当的案例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市场营销学案例教学中案例素材的选择还存在很多问题。首先，选取的案例时效性不强。市场营销学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一些新技术和新理念不断地涌现，这就要求教师不断调整教学内容来适应市场营销学的发展，特别是在案例的选取上更应当如此。有些教师的教案不及时更新，所选取的案例发生时间很早，案例当中所反映的问题已经获得改进和解决，或者案例所反映的现象已经不符合当前的市场环境。案例的内容缺乏时效性、针对性和实践性，学生难以理解和掌握，影响案例教学的效果。其次，选取的案例本土化程度低。市场营销学理论起源于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逐步被介绍到我国，而国内许多教材最初也是由国外教材翻译而来。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许多教师所选取的案例也大多是国外的案例，例如微软、可口可乐、IBM等跨国大公司。一方面，由于背景和环境差异，对于案例内容学生难于理解、接受和认同；另一方面，所选取的案例大多来源于跨国大公司，与我国企业的实际有较大差异，针对性不强，指导作用不明显，实用性不够，这些都严重影响案例教学的教学效果。2.案例教学方法保守，影响教学效果目前，大多数的经济管理专业市场营销教学仍以教师课堂授课、学生被动接受的陈旧方式进行。在实际的案例教学过程中，大多也仍以教师为主导，由教师陈述案例内容、提出问题、学生回答问题、教师简单点评后给出答案。这种“灌输式”的案例教学方法容易导致学生参与课堂分析讨论的积极性不高，教师开展的案例分析也变成了理论知识的佐证，使得案例教学形式化；学生也以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为目标被动学习。因此，难以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性，难以提高学生实际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严重影响了案例教学的教学效果。3.教师教学水平欠缺，影响教学效果市场营销案例的真实性和实践性要求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还需具备一定的市场营销实践经验，否则很难在案例教学环节给学生讲透，更达不到案例教学的目标。目前，我国高校市场营销专业的教师大多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参加高校的教学，缺乏企业工作经验，而且多数高校对教师的案例教学能力也没有进行专门培训。因此，这种学校到学校的经历，使得多数教师对案例的分析只停留在文字和理论层面，对案例的分析不够全面，不能指导实践，很难达到案例教学的教学效果。

二、市场营销学案例教学模式应用

案例教学起初主要应用于研究生教育，并不涉及本科教育，但由于市场营销学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对经济管理专业市场营销学的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而案例教学由于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启发性，因而，在本科层次的市场营销学的教学过程中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1.案例教学的组织。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合理的组织实施是实现教学目标的关键。组织得当才能充分发挥每位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了有利于案例的组织讨论，应当对学生进行合理的分组。一般来说，3~5人一组比较合适，太少了不利于相互讨论，集思广益；太多了则不容易调动学生积极性，存在“搭便车”现象。最好由学生自由组合，然后推选出小组长，由各小组长领导自己的小组分工负责，齐心协力完成任务。2.案例的选取市场营销案例的选取应尽可能选材于现实生活，这样不仅能使案例内容贴近现实，从心理上提高学生的兴趣和引起重视，提高学生的实战技能；同时，在案例教学实践中，教师的角色必须转换，教师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咨询者和指导者。这样，学生参与到全部的教学过程中，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现如今的信息时代，学生往往乐于在互联网上浏览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与其让教师主导课堂，不如让学生参与其中。在市场营销学案例教学实践中，要求学生自己准备10分钟的案例内容，并以Powerpoint形式在课堂上进行分享。这样，学生既可以对日常生活中的市场营销现象保持关注，如分析小米手机的营销策略，三星压制小米中国手机的营销对策，京东上市后的营销战略变化等；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归纳综合能力、演讲表达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力。3.案例问题的设计进行案例教学，一定要针对案例内容和教学需要设计相应的问题。设计问题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问题要与案例内容、教学内容、理论观点相呼应；二是问题的设计要便于课堂讨论，方便学生围绕问题进行思考，最终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三是题目数量不宜过多，一般以1~3个为宜。4.案例的分析讨论课堂讨论通常是案例分析的核心环节。在案例教学实践中，只有学生广泛参与讨论，通过思考形成建设性的方案，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通过分组讨论，各小组形成自己的方案，并通过演讲方式进行陈述。当然，就一个问题来讲，往往存在多个解决方案，教师应该鼓励学生自主地去寻找更多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通过各小组间的辩论和分析使之完善。5.案例的总结对案例分析得出的结论，教师应该进行点评、总结和归纳，还可以根据情况要求学生将案例及其分析内容总结成书面材料，加深学生对案例的印象，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

三、结语

市场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道德伦理精神法理精神

“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历史形式，因而必然包含深刻的伦理精神……缺少社会精神上的支持，很难想象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文明进展能够历史的发生。”1笔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是一种进步的道德，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与现实相适应的道德，但其前提是此经济管事适应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二是超越于现实的经济关系，但反映现实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的道德。“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结底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的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2

从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及伦理精神的内涵出发，笔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伦理精神是一种源于现实经济基础，又包含伦理精神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导向的社会利益创造精神，是个体奋斗目标与人性主体精神的结合，同时又民族发展的需要和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精神的有机结合。3

道德失范的本质及原因

在我国当前，出现了道德滑坡的现象，那是谁之过呢？是市场经带来的吗？回答是否定的。党的十五大之后，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个体的主体意识觉醒和加强，冲破和摆脱了一些旧伦理道德观念的禁锢和束缚。人们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也出现了道德规范的失序，如敲诈勒索、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以及黄赌毒沉渣泛起等社会丑恶现象。我们对这些现象必须透过问题的本质作实事求是懂得分析。

一、经济转型期的“断链”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道德问题，笔者以为其本质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道德问题，即道德演变的链条出现断裂而带来的问题。我们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或说商品经济）的转变，是一次战略性的转变，不可能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市场规则法制不健全，成了道德的漏洞。

二、两种伦理道德的影响

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庞大的伦理精神体系。但他是一种自然的伦理道德体系，即与封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体系，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断定，一切以往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经济状况的产物。”4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道德必然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它又有相对的独立性，为此我们的经济生活不可能不受其牵制。

随着改革开放，西方伦理思想也传入我国，“拜金主义”尤为突出，同时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和平演变从某种程度上讲，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于是，在我们一些头脑发热的人当中，认为“洋月亮都是圆的”。

三、权力的失衡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模式，是一种契约经济，是公平的。然而在我国权力资本化，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权钱交易屡禁不止。笔者认为其内在诱因是官商一体化。

当然，市场经济也不是完美的，也有其缺陷。“黄金原则”导致很多人的功利价值取向萌发、加深，促使人们不折手段谋取“暗利”。这就需要我们辨证的看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

同志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5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现实，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

我们必须承认我国社会出现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现象，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强调价值导向的一元化。尤其突出的是，在西方一度流行而今衰落的“价值中立”思想，在我国还有一定的影响，它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价值观为指导思想，这在我们的道德建设中必须注意的一种价值倾向。为此一再强调：“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6这应该是我们在道德建设中始终坚持的政治方向和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精神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我们必须做到价值取向多元化和价值导向一元化的结合。具体体现如下：

（一）道德层次的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结合。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就要在全社会认真宣传和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道德，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和先进积极分子身体力行。同时在区分道德层次性是要有最底要求。道德规范体系应该说是一个阶梯体系，我们不应该片面的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要辨证的看问题。

（二）坚持“三个代表”与道德评价标准的结合。我们评价一种道德的现象丑恶时，不仅要看他是否“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代表先进的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要看他所产生的道德影响，必须在道德评价中坚持历史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的统一。

（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为我所用”相结合。我们应当坚持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传统，与积极吸收外来优秀道德文化成果相结合。二、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核心和原则

“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这是同志一再强调的，这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伦理精神深化认识的一个基本点与关键。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为人民服务在我国是一致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广大党员干部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发展经济就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为人民服务就是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所必然提出来的道德要求，是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核心。我们所做的一切其落脚点都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提倡为人民服务就必然强调集体主义原则。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它既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即社会利益的至上性，又强调发挥个人活动的重要性；既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有强调最大限度的保障个体的正当利益；既强调个人的所为要受集体的约束，又强调尽量发挥个人的能动性，尊重个体的尊严，发展个性，实现个体价值与主题价值的统一。

社会主义经济是道德经济，就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原则是根本的原则，在其下还有其他的原则，诸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公平和效率原则等等。在时下，一些人的个人主义原则、合理利己主义原则、利己不害人原则的先后提出，否定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否定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其实质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价值导向从集体主义原则“转轨”到其他原则上去。

三、市场经济伦理精神与法理精神

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规范人民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2001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要坚持不懈的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不可缺一，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治建设与德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7

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虽然起重要的基础作用，但这种调节方式或功能不是唯一的，还要辅之以法律的调节和道德的调节。“法律是什么呢？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8运用法律手段调节市场，配置资源，具有国家意志的属性，它主要通过经济立法与经济司法，使经济活动有法可依，保护合法行为，保证经济活动的规范化和有序化。所以，法律调节具有强制性，是具有很重要的一种硬调节。

相对而言的道德调节是一种软调节。其作用主要的表现在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对市场进行匡正和矫治，并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和价值上援助，形成经济运行和道德运作的双向约束和激励的良性机制，使市场经济具有道德的价值导向。

总之，我们应当全面的认识法律与道德的作用，把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统一发挥作用。在道德教育中，我们应当强调遵守法律的最基本要求。同时，我们要把重要的道德规范，尽量的纳入我们的法律只2中，纳入我们的管理体制之中，融入群众的各种守则、公约之中。

当然，本文探讨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理论上的深化、创新，应包括我们实际生活中运用。一方面在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素质，使人们自觉的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从而有利于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社会风气，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在于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即通过对市场经济运行带来得社会后果进行价值评判和价值导向，促进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为此，我们今天仍然要弘扬民族精神，崇尚共同理想，但它不是空泛的，而是通过社会个体的认同、接受、内化，渗透到个体的事业追求当中，成为现实的道德力量，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转【注释】

1、刘伟、梁钧平，《冲突与和谐的结合·经济与伦理》，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P27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驾御出版社，1995年版，P434。

3、余金花，《探寻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伦理学》，2001年第5期，P4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驾御出版社，1995年版，P134。

5、6、7转载罗国杰，《建设与社会主义体系相适应的道德体系》，2001年第4期。

8、《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P146。

【参考书目】

1、《罗国杰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王锐生、程广云，《经济伦理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市场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学校德育管理工作体制改革

＊＊＊

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场深刻而广泛的社会革命，它必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必然会引起广泛社会领域的一系列改革，把各项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学校德育管理工作，在新的形势下，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适应教育改革发展的要求，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这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本文拟就市场经济与中小学德育管理的改革，谈几点看法：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树立现代管理意识

（一）培养学生的经济头脑，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

市场经济的建立要求我们树立新的人才观，价值观。中小学德育的改革首先要更新观念，按照社会市场经济对人的道德品行的要求，开展德育，改革德育工作的管理，使德育工作真正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更新观念应着眼世界，放眼未来，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新德育观念，应主要包括新的价值观，新的德育内容观、新的德育过程观、新的德育工作管理观。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社会对个人贡献的肯定的有机统一。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常常过多要求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而在社会对个人的贡献的激励、报酬方面容易被忽略，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个人创造价值的热情和积极性。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还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本义，切不可顾此失彼。在兼顾“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社会对个人贡献的认可”的同时，决不容许只顾追求经济价值而践踏道德价值，不允许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唯利是图的畸形价值观念滋长膨胀。

德育内容观的更新主要体现在，德育工作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德育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特点，适当地修正原有德育内容中的空洞、抽象、脱离实际的部分，使德育内容更加务实、有效。在当前的形势下，德育内容需要突出的是爱国主义教育、国情教育、法制教育、传统教育等内容，以弥补市场经济引发的消极、不良的东西。在形式上更强调生动可感，避免空洞说教。根据市场经济开放、竞争、创新的特点，德育应向培养学生拓宽视野，锐意创新、坚定果断、经济务实的品质方面转移。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德育过程，应把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道德鉴别能力上。在德育过程中，强调学生的主体意识，让学生积极主动地从复杂纷纭的社会信息中，筛选积极的、有益的部分、摒弃消极、不良的部分，形成自觉的德育内化意识。

新的德育管理观，就是善于用现代化的管理意识武装管理者的头脑，善于捕捉复杂的社会信息、知识信息、以高屋建瓴的视野把握德育管理工作。同时，还要不断探索德育工作的可操作性管理方法。在这方面，德育量化管理的工作方法，是目前比较先进可行的德育管理。但要克服其死板的地方，增强其灵活性。

（二）由“封闭型”管理转向“开放型”管理

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教育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造成目前的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不适应，在德育管理上，改革和开放十几年来，我国无论社会结构、城乡关系、利益格局，还是人们的价值观念、生产方式、行为规范都已发生深刻的变化，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我们处在社会生活中的学生；而我们的德育管理，还几乎是十几年一贯制的“封闭式管理”即“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学生”，“教育——考试——分数”，这种管理模式，造成目前的德育工作缺乏动力，缺乏实效，必然带来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育人目标期望值的差异。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改革与开放的全面展开，封闭型的管理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德育需要，德育管理的“开放型”，既是客观存在，也是大势所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改革和开放，使学生走出了狭小的圈子，结束了从家到校门的“两点一线”的单调生活，在开放的社会中经风雨，见世面、受锻炼。这是德育管理的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我们的教育应该清醒地认识这一变化，自觉地变“封闭式”为“开放式”，不仅要学生学会、学好学校的“教科书”，而且还必须学会社会的“教科书”。引导他们学会生活，增长能力，提高素质，全面发展，在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上进行德育管理。

（三）树立正确的德育效果观，由“务虚”到“务实”

人的思想观念决定人的思想行为。教育实践表明，许多优秀的德育工作者之所以取得良好的德育管理效果，都与他们在工作中十分讲究工作效果有关。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更应以对教育事业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和强烈的革命责任感，追求高效率，高效益的德育管理，由“务虚”到“务实”，把德育管理与“效益价值”联系起来，寓虚于实，出虚而实。

德育及管理向来被认为虚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因而往往被误认为是软任务，甚至曲解为耍嘴皮子的把式，由于对德育及其管理缺乏正确的理解，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空对空”，即所谓务虚，在实践中一般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没有树立德育效果观的人。认为德育管理只要有耕耘，没有收获，只要肯干，就会必然有好的结果。岂不知，有什么样的耕耘就会有不同的收获，不同的教育就会有不同的效果，如果管理不当即便教育者辛辛苦苦搞了许多活动，也可能是产生零效果，或事倍功半的低效果，或是事与愿违的负效果。第二种是不愿树立德育效果的人。他们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他们认为只要我努力工作了，完成了上级布置的任务，就心安理得了，致于生产的效果如何，从不过问，他们只满足于行政式的“走过场”，对学生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难点问题采取回避，敷衍的态度，他们还会有意无意地以各种“合理”的理由，将德育效果不佳的原因推向受教育者或家庭、社会，推卸了一个教育者应负的责任。第二种是缺乏正确德育效果观念的人。他们只图表面上的轰动，不求实际效果只讲搞了多少次大型活动，创新了什么活动方式，但不关心学生思想深处的实际问题，这种形式主义的教育，只能产生虚、假效果。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破除这些虚假德育管理观，把德育管理当做硬件，以对教育事业和培养跨世纪人才的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和责任感，由虚到实，从根本上提高德育管理的实效性。

二、改革德育管理体制，优化社会育人环境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全社会都要关心和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形成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同学校教育密切结合的局面”，因此，我们的德育体制改革就要变单一的学校管理为以德育管理体制和社区教育组织为纽带，将学校德育管理力量和社会各行各业德育管理力量集结成整体合力，扩展中小学德育的时空范围，优化德育的外部环境，形成中小学德育管理的社会一体化格局。

首先，按纵向分层，强化内外结合的德育管理体制。要加强中小学德育管理工作，最根本的在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德育领导管理体制，它是形成全社会都来关心下一代教育健康成长的组织保证。为此，各级领导要站在对中华民族未来负责的高度，切实加强德育工作的领导与管理；同时要转变管理职能，由对学校的直接行政管理转变为运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引导、监督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管理，要重视和加强决策研究工作，建立由教育和社会各界专家参加的咨询、审议、评估等机构，对地方德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发展战略和规划等提出咨询、建议，形成民主的科学的决策程序。

其次，横向联体，集结成社区教育网络，优化学生的成长环境。优化社会环境，一方面要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用顺应时代潮流的社会价值观和民族精神，澄清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思想观念的混乱和迷惘，形成一种有助于社会进步，国家富强的奋发向上的精神舆论氛围，使当代中小学生受到激励和熏陶，进而逐步建立良好的社会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另一方面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要不断优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尽量减少阴暗面对中小学生的不良影响，还要引导学生逐步学会运用辩证法。全面地观察社会、分析社会、分清主流与支流，提高思想“免疫力”和是非辨别能力，心理承受能力。

再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学校要突破过去德育管理封闭在校园的范围，对各种影响人的发展的社会因素，进行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综合而有效的运用，把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同学校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以社会教育为纽带，以德育基地、校外场所、家长学校、文化环境净化等方面为德育合力的主体投向，加上校内德育形成合力，保证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一致，确保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三、改革中小学德育内容与管理方法

中小学德育的内容的改革要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补充和强化一些教育，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首先，对传统教育内容一方面要加强，一方面要根据市场经济要求充实新因素，使其更具活力。例如：爱国主义教育，应更多地提倡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做贡献，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兴旺发达而奋斗，爱社会主义的教育，应更多地提倡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做到“三个有利于”，爱人民的教育，要更多地提倡树立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占领世界市场的雄心壮志；集体主义教育，应更多地提倡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等等。其次，要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增加具有时代的价值观教育。目前，特别要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的教育与引导，弄清一些是非问题，克服师生中的一些模糊认识，既要增强竞争观念，效率观念、民主与法制观念等，又要反对片面强调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进一步弄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关系，弄清作为经济法制的等价交换原则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观念之间的关系，弄清价值导向与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等等，总之，德育的内容要改革，势在必行，但必须体现时代特色。

工作方法或管理方法，历来是我党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在方针、认识问题解决之后，关键就在于有无一个先进、科学的方法。在新形势下的德育管理，同样也面临着一个“管理方法”问题，以下一些管理方法，我们认为是可取的。

超前管理即现代化的管理、面向未来的管理。也就是要求德育管理工作要着眼于培养跨世纪的新型人才服务。正如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讲话中所指出的：“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娃，经过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将成为开创21世纪大业的主力军，”“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也要求我们的德育工作者，把眼光放远，不断探索现代化、规范化的德育管理方法，在培养学生的开拓、创新、思想解放、思维敏捷上下功夫。同时，在有一个高瞻远瞩的超前管理的思想和方法基础上，把对未来人才的品德要求，始于今天的德育管理之中，要长计划、短安排，有步骤地达到目标。

要实现对德育工作的超前性管理，必须立足于对未来人才素质的构成的理解，离开了对未来人才的理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超前性的管理，只会是盲目的、短浅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管理，就此类管理是培养不出21世纪新型人才的。

二是信息管理的方法。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现代的学校对学生来说，已不再是唯一的或主要信息来源。随着现代化的视听工具和有形的精神产品运用于生活，多渠道、多样化、多载体的信息与学校德育遥相呼应，随时随地影响于学生，此外由于现代社会生活、家庭生活、文化生活、人际关往日渐丰富多样，几乎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多样化、形象化、复杂化的信息网络之中。

由于社会多种信息作用的结果，学校德育管理的可控性相对缩小，不可控性和自控性在无限扩大，德育的时空观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要了解和掌握学生从社会上接收信息的情况，正确地进行引导，及时调节学生与社会两类信息之间的关系，排除和防止社会上某些信息对学生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同时，要充分利用积极健康的有益信息对学生进行正面教育，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只要我们善于运用信息管理的方法，就可以增强学生接收信息的自觉性、自控性，排除随意性，减少盲目性，从而获得信息管理的良好效应。

三是心理管理的方法，在德育管理过程中，研究中小学生的心理因素，心理特点，从他们特有的心理角度来进行德育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针对不同年龄学生的心理特点，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扬长避短，因势利导，发现其心灵上的“共鸣点”，找出其品德形成的“共同点”与“闪光点”，发挥其自身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不断诱发其奋发向上的内在诱因，在知、情、意、行等几方面施加良好的影响，从而达到德育的目的。

四是自我管理的方法，自我管理是管理客体向主体，由外部向内部转化的主要标志，中小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意识在不断发展，已经具有了自我控制、自我激励、自我管理的能力，教育者不仅要直接负起管理的责任，而且还要通过学生实行自我管理，使他们在德育过程中能主动地自己管理自己，在学生自我管理过程中，应注意发挥学生自己组织的作用，通过共青团、少先队、学生会、班委会等有组织地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充满活力的集体活动。这对形成学生的集体主义、团结协作、组织纪律等十分必要。总的来说，个人只有置身于集体中才能更好地成长和发展，也只有在集体中才能真正实现自我管理。

四、增加对德育工作的投入

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德育工作及管理工作始终被认为是一个软任务，造成了德育工作中的“空对空”，这是目前德育及管理工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摆正教育工作位置的同时，要不断增加对德育及管理工作的投入，以不断提高德育管理的实效。

市场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学校德育管理工作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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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场深刻而广泛的社会革命，它必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必然会引起广泛社会领域的一系列改革，把各项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学校德育管理工作，在新的形势下，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适应教育改革发展的要求，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这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本文拟就市场经济与中小学德育管理的改革，谈几点看法：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树立现代管理意识

（一）培养学生的经济头脑，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

市场经济的建立要求我们树立新的人才观，价值观。中小学德育的改革首先要更新观念，按照社会市场经济对人的道德品行的要求，开展德育，改革德育工作的管理，使德育工作真正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更新观念应着眼世界，放眼未来，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新德育观念，应主要包括新的价值观，新的德育内容观、新的德育过程观、新的德育工作管理观。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社会对个人贡献的肯定的有机统一。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常常过多要求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而在社会对个人的贡献的激励、报酬方面容易被忽略，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个人创造价值的热情和积极性。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还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本义，切不可顾此失彼。在兼顾“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社会对个人贡献的认可”的同时，决不容许只顾追求经济价值而践踏道德价值，不允许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唯利是图的畸形价值观念滋长膨胀。

德育内容观的更新主要体现在，德育工作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德育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特点，适当地修正原有德育内容中的空洞、抽象、脱离实际的部分，使德育内容更加务实、有效。在当前的形势下，德育内容需要突出的是爱国主义教育、国情教育、法制教育、传统教育等内容，以弥补市场经济引发的消极、不良的东西。在形式上更强调生动可感，避免空洞说教。根据市场经济开放、竞争、创新的特点，德育应向培养学生拓宽视野，锐意创新、坚定果断、经济务实的品质方面转移。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德育过程，应把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道德鉴别能力上。在德育过程中，强调学生的主体意识，让学生积极主动地从复杂纷纭的社会信息中，筛选积极的、有益的部分、摒弃消极、不良的部分，形成自觉的德育内化意识。

新的德育管理观，就是善于用现代化的管理意识武装管理者的头脑，善于捕捉复杂的社会信息、知识信息、以高屋建瓴的视野把握德育管理工作。同时，还要不断探索德育工作的可操作性管理方法。在这方面，德育量化管理的工作方法，是目前比较先进可行的德育管理。但要克服其死板的地方，增强其灵活性。

（二）由“封闭型”管理转向“开放型”管理

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教育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造成目前的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不适应，在德育管理上，改革和开放十几年来，我国无论社会结构、城乡关系、利益格局，还是人们的价值观念、生产方式、行为规范都已发生深刻的变化，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我们处在社会生活中的学生；而我们的德育管理，还几乎是十几年一贯制的“封闭式管理”即“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学生”，“教育——考试——分数”，这种管理模式，造成目前的德育工作缺乏动力，缺乏实效，必然带来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育人目标期望值的差异。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改革与开放的全面展开，封闭型的管理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德育需要，德育管理的“开放型”，既是客观存在，也是大势所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改革和开放，使学生走出了狭小的圈子，结束了从家到校门的“两点一线”的单调生活，在开放的社会中经风雨，见世面、受锻炼。这是德育管理的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我们的教育应该清醒地认识这一变化，自觉地变“封闭式”为“开放式”，不仅要学生学会、学好学校的“教科书”，而且还必须学会社会的“教科书”。引导他们学会生活，增长能力，提高素质，全面发展，在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上进行德育管理。

（三）树立正确的德育效果观，由“务虚”到“务实”

人的思想观念决定人的思想行为。教育实践表明，许多优秀的德育工作者之所以取得良好的德育管理效果，都与他们在工作中十分讲究工作效果有关。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更应以对教育事业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和强烈的革命责任感，追求高效率，高效益的德育管理，由“务虚”到“务实”，把德育管理与“效益价值”联系起来，寓虚于实，出虚而实。

德育及管理向来被认为虚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因而往往被误认为是软任务，甚至曲解为耍嘴皮子的把式，由于对德育及其管理缺乏正确的理解，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空对空”，即所谓务虚，在实践中一般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没有树立德育效果观的人。认为德育管理只要有耕耘，没有收获，只要肯干，就会必然有好的结果。岂不知，有什么样的耕耘就会有不同的收获，不同的教育就会有不同的效果，如果管理不当即便教育者辛辛苦苦搞了许多活动，也可能是产生零效果，或事倍功半的低效果，或是事与愿违的负效果。第二种是不愿树立德育效果的人。他们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他们认为只要我努力工作了，完成了上级布置的任务，就心安理得了，致于生产的效果如何，从不过问，他们只满足于行政式的“走过场”，对学生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难点问题采取回避，敷衍的态度，他们还会有意无意地以各种“合理”的理由，将德育效果不佳的原因推向受教育者或家庭、社会，推卸了一个教育者应负的责任。第二种是缺乏正确德育效果观念的人。他们只图表面上的轰动，不求实际效果只讲搞了多少次大型活动，创新了什么活动方式，但不关心学生思想深处的实际问题，这种形式主义的教育，只能产生虚、假效果。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破除这些虚假德育管理观，把德育管理当做硬件，以对教育事业和培养跨世纪人才的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和责任感，由虚到实，从根本上提高德育管理的实效性。

二、改革德育管理体制，优化社会育人环境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全社会都要关心和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形成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同学校教育密切结合的局面”，因此，我们的德育体制改革就要变单一的学校管理为以德育管理体制和社区教育组织为纽带，将学校德育管理力量和社会各行各业德育管理力量集结成整体合力，扩展中小学德育的时空范围，优化德育的外部环境，形成中小学德育管理的社会一体化格局。

首先，按纵向分层，强化内外结合的德育管理体制。要加强中小学德育管理工作，最根本的在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德育领导管理体制，它是形成全社会都来关心下一代教育健康成长的组织保证。为此，各级领导要站在对中华民族未来负责的高度，切实加强德育工作的领导与管理；同时要转变管理职能，由对学校的直接行政管理转变为运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引导、监督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管理，要重视和加强决策研究工作，建立由教育和社会各界专家参加的咨询、审议、评估等机构，对地方德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发展战略和规划等提出咨询、建议，形成民主的科学的决策程序。

其次，横向联体，集结成社区教育网络，优化学生的成长环境。优化社会环境，一方面要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用顺应时代潮流的社会价值观和民族精神，澄清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思想观念的混乱和迷惘，形成一种有助于社会进步，国家富强的奋发向上的精神舆论氛围，使当代中小学生受到激励和熏陶，进而逐步建立良好的社会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另一方面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要不断优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尽量减少阴暗面对中小学生的不良影响，还要引导学生逐步学会运用辩证法。全面地观察社会、分析社会、分清主流与支流，提高思想“免疫力”和是非辨别能力，心理承受能力。

再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学校要突破过去德育管理封闭在校园的范围，对各种影响人的发展的社会因素，进行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综合而有效的运用，把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同学校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以社会教育为纽带，以德育基地、校外场所、家长学校、文化环境净化等方面为德育合力的主体投向，加上校内德育形成合力，保证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一致，确保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三、改革中小学德育内容与管理方法

中小学德育的内容的改革要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补充和强化一些教育，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首先，对传统教育内容一方面要加强，一方面要根据市场经济要求充实新因素，使其更具活力。例如：爱国主义教育，应更多地提倡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做贡献，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兴旺发达而奋斗，爱社会主义的教育，应更多地提倡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做到“三个有利于”，爱人民的教育，要更多地提倡树立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占领世界市场的雄心壮志；集体主义教育，应更多地提倡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等等。其次，要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增加具有时代的价值观教育。目前，特别要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的教育与引导，弄清一些是非问题，克服师生中的一些模糊认识，既要增强竞争观念，效率观念、民主与法制观念等，又要反对片面强调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进一步弄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关系，弄清作为经济法制的等价交换原则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观念之间的关系，弄清价值导向与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等等，总之，德育的内容要改革，势在必行，但必须体现时代特色。

工作方法或管理方法，历来是我党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在方针、认识问题解决之后，关键就在于有无一个先进、科学的方法。在新形势下的德育管理，同样也面临着一个“管理方法”问题，以下一些管理方法，我们认为是可取的。

超前管理即现代化的管理、面向未来的管理。也就是要求德育管理工作要着眼于培养跨世纪的新型人才服务。正如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讲话中所指出的：“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娃，经过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将成为开创21世纪大业的主力军，”“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也要求我们的德育工作者，把眼光放远，不断探索现代化、规范化的德育管理方法，在培养学生的开拓、创新、思想解放、思维敏捷上下功夫。同时，在有一个高瞻远瞩的超前管理的思想和方法基础上，把对未来人才的品德要求，始于今天的德育管理之中，要长计划、短安排，有步骤地达到目标。

要实现对德育工作的超前性管理，必须立足于对未来人才素质的构成的理解，离开了对未来人才的理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超前性的管理，只会是盲目的、短浅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管理，就此类管理是培养不出21世纪新型人才的。

二是信息管理的方法。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现代的学校对学生来说，已不再是唯一的或主要信息来源。随着现代化的视听工具和有形的精神产品运用于生活，多渠道、多样化、多载体的信息与学校德育遥相呼应，随时随地影响于学生，此外由于现代社会生活、家庭生活、文化生活、人际关往日渐丰富多样，几乎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多样化、形象化、复杂化的信息网络之中。

由于社会多种信息作用的结果，学校德育管理的可控性相对缩小，不可控性和自控性在无限扩大，德育的时空观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要了解和掌握学生从社会上接收信息的情况，正确地进行引导，及时调节学生与社会两类信息之间的关系，排除和防止社会上某些信息对学生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同时，要充分利用积极健康的有益信息对学生进行正面教育，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只要我们善于运用信息管理的方法，就可以增强学生接收信息的自觉性、自控性，排除随意性，减少盲目性，从而获得信息管理的良好效应。

三是心理管理的方法，在德育管理过程中，研究中小学生的心理因素，心理特点，从他们特有的心理角度来进行德育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针对不同年龄学生的心理特点，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扬长避短，因势利导，发现其心灵上的“共鸣点”，找出其品德形成的“共同点”与“闪光点”，发挥其自身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不断诱发其奋发向上的内在诱因，在知、情、意、行等几方面施加良好的影响，从而达到德育的目的。

四是自我管理的方法，自我管理是管理客体向主体，由外部向内部转化的主要标志，中小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意识在不断发展，已经具有了自我控制、自我激励、自我管理的能力，教育者不仅要直接负起管理的责任，而且还要通过学生实行自我管理，使他们在德育过程中能主动地自己管理自己，在学生自我管理过程中，应注意发挥学生自己组织的作用，通过共青团、少先队、学生会、班委会等有组织地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充满活力的集体活动。这对形成学生的集体主义、团结协作、组织纪律等十分必要。总的来说，个人只有置身于集体中才能更好地成长和发展，也只有在集体中才能真正实现自我管理。

四、增加对德育工作的投入

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德育工作及管理工作始终被认为是一个软任务，造成了德育工作中的“空对空”，这是目前德育及管理工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摆正教育工作位置的同时，要不断增加对德育及管理工作的投入，以不断提高德育管理的实效。

市场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15篇

论文关键词：外汇管理信息系统信用体系

论文摘要：随着外汇管理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转变，原有的外汇信息系统不能适应发展的要求。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外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立高效的外汇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议。

外汇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因此，建立规范、高效、诚实、信用的外汇市场信用体系，对于提升我国信用等级，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和形象以及促进我国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都有重大意义。建立外汇市场信用体系的基础和核心，是建立高效的外汇管理信息监测系统。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要求，外汇局对应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项目等相应开发了国际收支统计监测、汇兑业务统计申报系统、银行结售汇管理系统等十几个应用系统。这些系统的运用，增强了监管的时效性，方便了涉汇主体的外汇收支活动，为外汇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但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日益扩大，以及外汇管理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转变，这些信息系统在数据共享、预警机制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远不能适应外汇管理的需要。

一、当前我国外汇信息系统存在的问题

1．外汇信息系统之间缺乏有机联系，数据共享性差我国现行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是在适应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基本是每增加一项新的外汇业务就要增加一个系统或报表。外汇管理的外汇业务信息应用系统已有十几个，基本覆盖了外汇局所有业务领域，但由于每项外汇业务需求的提出时间先后不同，指标设计口径不一，各个应用系统之间缺乏有机联系，无法充分发挥子系统有机整合后的整体优势，对于有效利用外汇数据资源、提高工作效率有着一定的制约作用，而且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日益扩大，资本账户的放开以及证券、保险和服务业的进入，为了保证有效监管，每项业务都要增设新的系统，那么，外汇管理的信息系统要以成百上千计算。

2．外汇信息系统数据采集方式原始建立高效的外汇管理信息监测系统，对外汇信息系统数据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数据的采集方式和统计监测系统的综合分析功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现行的统计监测系统游离于银行自身业务系统之外，以国际收支申报系统为例，客户国际收支交易的涉外收付信息虽已存在于银行自身业务系统中，但在进行申报信息的报送时，银行仍须将这部分信息录入国际收支统计监测系统中，既加大了银行工作量，又存在二次录入错误的可能。目前，外汇局与银行、企业的信息传导载体还主要是纸质报表，大部分数据采集来源于手工台账登记，然后手工汇总后通过专门的统计程序上报。这种数据采集方式不仅会发生因填报人在统计内容理解上的偏差而导致人为统计错误，还会由于手工采集速度的限制而导致在信息掌握上的滞后性。加入Wl’O以来，我国涉外经济增长迅猛，跨境资金流动日益频繁，新的交易种类不断涌现，跨境收入金额迅猛上升近10000亿美元，如此大规模、高频率的跨境资金流动，如果都要用手工台账方式统计汇总，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3．外汇信息监测系统缺乏有效的预警、预测机制高效的外汇流动预警、预测机制是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信息指标的设置必须体现管理者的意图，从目前国际收支申报系统和其它系统看，还停留于信息的采集、汇总阶段。仅局限于对各类具体业务的事后统计，缺乏必要的信息加工、利用、分析和反馈机制特别是缺乏对异常信息的的监测、筛选以及对外汇流向的事前预测，加上外汇信息的流动渠道不畅，信息反应迟缓，所以对违规、违法的外汇流动的监管就缺少快速、敏捷的反应机制，对决策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

4，外汇信息监测系统不能反映涉汇主体的交易全貌账户是统计的基础。外汇账户管理信息系统虽然已在全国推广实施，但该系统不能反映全部企业或企业全部的外汇收支活动。一些对公单位的结售汇，如出口结汇、捐赠结汇、进口购汇及其相应的收支等，可以不通过外汇账户进行收付，致使外汇账户收支不能完整地反映涉汇单位的涉外经济活动。特别是作为对银行外汇业务监管的主线的结售汇未能在该系统得到体现。另外，该系统还未含银行自营外汇业务，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外汇账户，企业开证付汇保证金账户等，因而导致外汇管理部门在对企业外汇收支活动监测中，没有目标、没有重点，使企业的一些外汇违规行为因账户系统的局限性没有及时暴露和制止。

二、构建我国外汇市场信用体系的思路

外汇市场信用体系主要包括：完善的外汇管理法规体系，规范的行政执法和内控制度，畅通的政策宣传和反馈渠道，高效的外汇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互通互联的信用信息共享系统，科学的信用评价和奖惩制度，以及严格的失信惩戒机制等。其核心内容是高效的外汇市场信息管理系统。虽然外汇管理已经建立了十几个信息系统，但是由于这些系统是在我国经济转型、外向型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有着明显的计划经济和行政直接管理的烙印。这些信息系统已难以适应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新形势的需要，因此，建设外汇市场信用体系，首要任务就是对相关外汇管理信息系统进行整合，逐步建立高效的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1．更新外汇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理念2006年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外汇管理工作应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管理方式的转变，实行平衡管理。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外汇管理经历着从事前审批向事后监管、现场检查向非现场核查、行为监管向主体监管的转变。在新的形势下，如果再延用过去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行政管理思维方式，显然是难以解决复杂和深层的问题，外汇管理的有效性越来越弱，而且管理的成本和代价越来越高，并且我国现在外汇资源已由稀缺转为相对过剩，因此，必须转变管理理念。外汇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思路也必须随之转变，并且应有一定的超前性。在统计指标和统计内容的设计上，应紧紧抓住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的主要指标和重要内容。彻底摒弃面面俱到的管理理念。国际经济的交往相比国内经济有着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如何在这纷繁复杂的国际经济的交往中，抓住主要矛盾，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尽量简单化。这也是对我们的管理能力的一个考验。

2．建立以外汇账户系统为主轴的信息监测系统账户是统计的基础，是资金流动的“中转站”和资金存量的“蓄水池”，也是监管分析资金流量和存量的重要窗口，因此，建立一个高效外汇管理信息监测系统，必须以改革现行的外汇账户系统为着力点。指导思想：只要有外汇收支行为的单位都必须开立外汇账户，凡未开立外汇账户的单位的外汇收支行为，银行都不能受理，所有的外汇收支都必须在外汇账户中反映(其中：包括银行结售汇业务)。具体思路：以时间划分：账户可分为长期账户和临时帐。以业务性质可分为经常项目账户，资本项目账户和特殊账户。经常项目账户为长期账户，一个企业只能开立一个经常账户，账户的发生额原则上只能是贸易项下的，外汇局通过经常账户的发生额与海关出口或进口报关额核对，数据相差太大，外汇局可追查其原因，并可取代出口收汇核销系统。外商直接投资项下资本账户的一般为临时账户，可根据外商的进资计划确定账户有效时问，并根据外商的投资额确定账户的最高限额，上述只要有一项指标达到，账户自动关闭。同时，以账户系统为主轴、根据不同的外汇业务性质开设不同性质账户，并根据账户性质设立不同的子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