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分析论文范文

时政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网络时代对邮政意味着什么

信函类：从最近的一些统计资料可以看到，在美国，通信(电话除外)、交易、出版和广告市场的总收入每年约二千二百亿美元，其中邮政总局约占四百三十亿美元即19.6％，其余的由美国邮政传统竞争对手如：报纸、电视和电信业(传真等)所得。电子邮件每二至四年就增长一倍，到2000年，美国邮政在交易通信市场所占的比例则会降为35％。

报刊类：目前的电子出版物有三种。第一是出版物产生过程中采用计算机排版技术，这种情况使实现分地印刷变得容易且经济，对于邮政的发行运输和运输计划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要求；第二是出现电子报刊，如美国《时代》周刊和我国的《计算机世界》等出版合订本光盘，这样会影响图书市场的份额分配，这种情况，电子出版物仍需要通过物流网传输，邮政还有一定的发行运输业务；第三是“无纸出版”，它包括可视图文、电子邮件、电子报刊、电视和广播等，这已和邮政发行体制分道扬镳了，邮政全然没有了业务。全世界目前的网络报纸有900多种，美国占一半有余，欧洲有200余种，拉美有38种。我国《经济日报》等约20余家报刊已加入国内“金桥电子报刊联机阅读系统”。

印刷品：越来越多的图书进入光盘，出现在个人计算机的屏幕上。世界电子出版物的市场空前繁荣。1995年已超过了一万五千种，年销售数量将以每年30％～40％的速度增长。到21世纪初，可望达到全部出版物比例的25％。目前，中国已有四十余家电子出版社，共有近两千种电子出版物。同时Int

ernet网上各种各样的专业数据库也对印刷品业务带来严重威胁。

包件类：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包件类传统邮政业务的发展不仅未带来冲击，反而由于邮购业务的发展、网上购物的普及以及邮寄电子出版物等新业务的开拓、包件类业务正呈上升趋势，据预测，包件类业务将成倍增长，成为传统邮政业务中，唯一随新技术的发展而增长的业务。

金融类：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是电子银行和电子货币。在美国，25％的银行业务是通过电话或电传进行的。购物者和销售者买卖双方在计算机网内进行全部的商业交易，由于这种通过个人计算机和银行业务网实现付账、转账、管理投资、查询财务及其它金融业务功能，“电子货币”就应运而生。电子银行和电子货币将大量减少和限制现金的使用，这对邮政金融来说是莫大的考验。

新技术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随着邮购发展和网上贸易的普及以及邮寄电子出版物等新业务的开拓，信函业务将成倍下降，而包件业务却将成倍上升。因此，在传统业务中，包件将代替信函成为第一大邮政业务。

物流网是邮政的基础和优势，但随着新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邮政受到很大冲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世界邮政界的不少有识之士的眼光不仅仅局限在实物邮件的传递上，已将业务扩展到通信领域和社会各个角落，大邮政的观念逐步树立起来。美国邮政将在电子通信领域里开拓如下服务：管理和提供标准地址的存取服务；保证电子邮件的安全，并对此负法律责任；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提供电子邮件服务；产品定购服务；与政府部门之间沟通；全球通信。

电子邮件系统具有接受、发送、阅读、编辑、管理、名片、专业咨询、公众信息、信箱号簿、电子论坛、用户热线等功能；可提供主送、抄送、密送或公开(电子公告版)等形式。而且可以将中文、英文、图形及影像等不同资料结合成一份完整的电子邮件。电子邮件也可以通过电话线路传送。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邮政部门在把新的通信方式介绍给公众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邮政部门可通过独有的邮局和邮筒网络进入商业领域和家庭。

现代通信的发展为邮政在不断增长的通信市场上占有合理份额提供了机遇。在这里，邮政需要为新产品新业务的产生、发展、评估和采用而开发系统化的处理方式。这些新产品新业务应当充分利用邮政的下列网络优势：收件网络；零售网络；运输车队；传输系统(国内及国外)；正在建设的邮政综合计算机网；邮政储金汇业局的金融操作能力；邮政服务系统的普遍性与运递能力应与其它通信技术的长处结合起来，形成迅速、可靠、价格低廉、普遍的信息传送系统。此外，这些先进技术的结合可通过提供全范围的高附加值业务，从而使邮政部门获益。

邮政业如何上网去淘金?

网络广告：据美国JupiterCommunication预测，到2000年美国的网络广告市场将达到50亿美元。因此，我国邮政应当加强混合邮件广告系统的推广应用和网络广告的开发推广。借助邮政综合计算机网的建设，抓住“三电合一”技术的发展应用这一契机，及早发展邮政网络广告，利用邮政通信的网点优势，提供基于邮政综合计算机网的混合邮件广告和邮政网络广告，力争在网络广告方面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混合邮件广告系统方面处于主导地位。

网上银行：划拨业务是网上银行的重要业务内容之一。中国银行作为国内第一家网上银行已于1998年3月6日成功地完成了第一笔网上支付业务。网上银行作为金融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已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因此，作为准金融机构的中国邮政储金汇业局应尽快完善邮政金融计算机网，早日建成网上银行，为邮政在金融业的竞争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开展和推动电子商务提供前提条件。

电子商务：Internet电子商务是一种利用计算机系统通过Internet将销售商和客户之间的服务信息进行传递的电子形式。它包括两大类内容：一是企业之间的电子贸易；二是网上购物。利用Internet进行交易意味着包括寻找和确认客户、产品介绍、订货、填表、付款、产品的调整以及售后服务过程的自动化。它甚至可以使公司成为不需要销售渠道以及集中式存货仓库的虚拟企业从而成功地在全世界进行贸易。事实上，电子商务盛行之时，整个世界将彻底打破原有的格局，按照新的经济形势划分世界，因此美国总统克林顿把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列为其第二任期内任务，而美国政府也认为电子商务将是未来25年内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据统计，Internet电子商务目前在全球的网络用户已达9000万，到1997年底全球前500家大企业中有75％建立了网络交易系统，全球电子交易额在4500亿～6000亿美元。这样将大力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从而有效利用邮政通信物流网，促进邮政业务的迅速发展。

混合邮件(电子邮政)：它是现代通信与邮政结合的产物。利用现代电信网络的电子传输手段和计算机技术，并发挥邮政营业和投递服务网点面广、触角深的特点，适应了社会不同层次的需求，突破了传统邮政完全以实物为载体传递信息的模式，开辟了邮政的新天地。在发展中国家，邮政部门在把新的通信方式介绍给公众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邮政部门可通过独有的邮局和邮筒网络进入商业领域和家庭。混合邮件系统的输入为电子或其它方式，它使得这类邮件的传输速度更快，而且价格更低，可靠性更高。事实证明，混合邮件系统是解决经常困扰邮政服务质量问题的方案之一。

时政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本专题三篇研究论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基于概念统计的信息政策文本计算与实证”（项目编号： 11YJC870020）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信息政策扩散与转移研究”（项目编号： 12CTQ024）的系列研究成果。具体而言，《政策文本计算：一种新的政策文本解读方式》主要从方法论角度讨论政策文本计算方法的可行性与应用前景，通过梳理计算分析方法在政策分析领域的应用，对政策文本计算的方法论、应用工具和典型研究议题的跟踪，提出了政策文本计算方法的主要特征以及政策计算分析的可能应用前景；《中国信息化政策扩散中政策主}跟踪研究》则以课题组构建的中国信息政策语料库中的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中长期规划为研究样本，从主题承继与主题创新、主题跃迁与主题衰退、政策扩散涟漪效应和漏斗效应等角度研究了政策扩散中的政策主题变化特征，并从信息化政策文本的计算分析中，发掘了信息化政策在地域扩散和历时扩散两个维度的扩散特征；《政策扩散时间滞后效应及其实证评测――以江浙信息化政策实践为例》则选择了从扩散滞后效应测度的角度，通过二维政策主题密度分布中的差异化象限，提出通过政策词频的密度分布可以间接反映政策扩散所处的阶段，从而间接测度扩散滞后性，并针对两省信息化政策文本与信息化政策理论研究的实测，发现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摘 要：政策文本计算是大数据环境下政策分析科学与计算科学交叉融合的产物。文章通过对政策文本计算的方法论、应用工具和典型研究议题的跟踪和梳理，提出了政策文本计算方法的主要特征与不足，并讨论了该方法在精细化政策分析和定量政治研究领域的研究前景。

关键词：政策文本计算；政策诠释；政策分析；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D0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6110

Abstract Policy text computing is a new integrated methodology combined with policy analysis science and computing science in the big data era.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ing methods in political text analysis， summarized the typical research topics， tools and applications in this area， then concluded the main characters and shortcomings of this methodology， and discussed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policy text computing in meta-policy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political analysis.

Key words policy text computing； policy interpretation； policy analysis； methodology

1 引言

政策文本是指因政策活动而产生的记录文献，既包括政府或国家或地区的各级权力或行政机关以文件形式颁布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官方文献，也包括政策制定者或政治领导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形成的研究、咨询、听证或决议等公文档案，甚至包括政策活动过程中因辩论、演说、报道、评论等形成的政策舆情文本，历来是政策研究的重要工具和载体[1]。如在政策研究方法论中，Trauth[2]认为主要有“预测-描述”的诠释范式、“价值批判-价值构建”的价值范式、政策过程范式以及政策评估和绩效范式等主要形式，其中诠释范式又分政策文本分析、政策分类或框架体系、政策生命周期律、政策社会系统等理论。可见，政策文本研究在政策分析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计算机方法的引入应用，政策文本分析所能处理的素材量和处理精度得到了大幅提升，并引入了新的方法和理念。尤其是政策文本数据，如文本型数据（Textual Data）、数据文本（Text as Data）、文本数据空间（Text Universe）等相关概念的提出，研究者在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法的基础上相继提出了政策文本语料库分析和政策文本数据挖掘方法，并利用上述方法解读和获知政策立场、政策倾向、政策价值、政策情感等深层政策内涵以及广义的政策比较分析。我国李江等[3]提出运用政策计量（Policiometrics）的研究思路来揭示政策引用、主题共现以及机构共现等政策关系。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政策语料库以及政策文本挖掘的相关理论研究进展，探讨了政策文本计算分析的可行框架与应用前景。

3.1 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方法

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是一种介于定性与定量之间的半定量研究方法，与之类似的还有一致性分析（Concordance Analysis）、话语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话语文本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计算诠释学（Computational Hermeneutics）、定量文本分析（Qualitative Text Analysis）等研究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业内就陆续研制了相关的文本分析软件用于文本标记、文本编码和相应的编码管理工具，如Atlas.ti、MAXQDA、QDAMiner、NVivo、SPSS Text

Analytics for Surveys、QCAmap、CATMA、LibreQDA、MONK Project等文本数据管理软件工具。虽然引入了计算机软件对政策文本进行概念抽取和定量化统计，并具有文本数据的自动统计和关系识别方法，但其概念抽取方法仍采用传统的文本分析方法和流程，在数据处理环节仍主要依赖研究者的人工提取，体现为一种半计算化分析工具。

因此，这类计算处理方法能够处理的政策文本数据有限，一般处理政策样本集（Sample，n≤200），最多通过协作方式处理政策主题集（Subsets，N≈1000）范畴的政策文本集，而对政策语料库（Corpus，N≥10000）基本上无法处理。因而，这类研究方法的研究议题也主要沿袭了政治学和诠释学中的政治话语研究和政治文本内容分析框架中的符号论和政治语词解读（政策主题识别与比较）的研究传统。

3.2 政策文本计量分析方法

政策文本计量分析主要是采用文本计量分析的基本理论与方法，通过对已有政策文本数据库或政策文本语料库在政策主题分布、政策时间序列分布、政策引证以及政策主体关系等要素进行计量分析[3]。在Grimmer的政策计算分析框架中，政策文本主要来自政策数据库和已有语料库、网络政策文本和非电子化政策文本。因此，政策文本计量分析的主要方法和工具也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政策文本数据库自有的文本计量分析方法与工具，如Lexis Nexis、ProQuest、Westlaw、HeinOnline、北大法宝和CNKI政府公报数据库等政策或法律文本数据库， 利用数据库自带的字段设定结合政策主题、类型、时间、地域等进行政策统计或计量分析，或应用共词或共现分析，能有效分析政策文献增长、扩散、流变等变化规律；二是利用网络分析和替代计量学（Altermetrics）方法和工具进行网络政策文本分析[17]，如Wiley， NPG和PLOS One 等开始提供 Altmetric 服务，Altmetric也可以对国内新浪微博进行追踪，因而对社会媒体中的政策文本以及跟踪研究也成为可能，如匹兹堡大学创建的MPQA政策辩论语料和卡内基梅隆大学Sailing实验室Jacob Eisenstein和 Eric Xing创建的政治博客文本集语料；三是通过政策文本采集与语料库构建并提出新的统计口径和研究方法，如苏竣和黄萃等对中国科技政策的类型统计分析[18]以及卡内基梅隆大学Wilson等对网站隐私政策的主题解析分析[19]。

3.3 政策文本数据处理方法

从政策文本的范围看，政策文本结构性差异很大：既有政府的政策文本、法律档案（听证会材料、判例），也有政策新闻、媒体数据和政策研究文献；既有总统竞选纲领、演说文本集，也有社交媒体的公众政治言论和政治评论。而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将政策文本解析为结构化文本数据（Textual Data），并构建语词、语义或情感等特殊对象，不仅能形成对大规模政策文本语料的系统化处理，而且能在不同的政策文本集中进行比较分析和一致性分析，推动政策文本融合分析。结合政策文本分析的应用，典型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有政策文本自然语言处理和语法计量分析、政策文本处理以及政策语义分析（见表2）。

在政策文本数据处理过程中，政策文本或语料集适用于通用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和文本数据处理方法，政策语词分析和政策语义分析在政策主题统计（聚类）、政策热点识别、政策意分析中应用较多[20-21]。目前，在政策文本处理领域最受关注的议题：一是语料库尺度的政策内容分析[22-24]，主要是对政策语料库的统计和计量分析，识别政策语境中的热点议题[25]，关注政策议题的扩散或影响[26-27]，尤其是政治演说语料库、政见语料库、政治纲领语料库分析；二是政党和选举研究中的政策立场分析和政策倾向研究，政策文本计算的概念本身即为比较政见研究（CMP）的Michchael Laver提出，而基于先验词权（Reference Score）的WordScore和无先验词权的WordFish也是政策文本计算分析中应用最广泛的分析软件，CMP以及后续研究项目（MARPOR）提供的政见语料库也是采纳率最广的语料库。

3.4 政策文本数据挖掘方法

文本挖掘，又称为文本数据挖掘或文本知识发现，是指在大规模文本集合中发现隐含的、以前未知的、潜在有用的模式的过程[28]，涉及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统计学、自然语言处理、可视化技术、数据库技术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技术[29]。与政策文本处理更注重政策语词或语义分析相比，政策文本数据挖掘更注重在大量文本数据集合中发现分类/聚类特征、发现关联知识或规则，并注重深层潜在语义的知识发现。因此，政策情感分析、政策意见分析、政府行为预测等典型方法得到政策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如Saremento等对用户评论的政策倾向分析[30]、Hopkins和King[31]对博客政策意见的分析。政策情感分析在西方国家选情预测中尤为关注，包括政治领导人的政策情感倾向[32]、选民的情感反馈与倾向[33-34]以及整体选情预测[35-37]；在政策意见分析中，公众意见收集和政治意见追踪也是常见的研究主题，并将公众政策意见与其政治立场和政党支持度关联，建立了计算化的政党舆情监测、政党竞争或政党派系识别以及政策结果评估的分析方法[38-39]；政府行为预测体现了政策预测分析的方法和思路，通过对政府领导人、政党的竞选纲领或关键政策文本的分析，挖掘潜在的政策热点或发展轨迹。国内研究者也利用数据挖掘方法对政策热点[40]以及政策价值[41]进行了分析，或系统利用文本挖掘方法对政策文本的内部结构关系进行了主题识别或关联分析[42-44]，但总体上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

4 政策文本计算应用研究进展

4.1 政策文本语料库建设

政策语料库以及语料库语言分析是政策文本计算分析的基础。早期的政策语料库一般针对政府出版物或公开政治文本进行采集加工，如政策条文、相关政策解释、政治人物传记、语录或新闻纪录等；现在则扩展到更加多样化的语料来源。除了Lexis Nexis、北大法宝等传统的法律信息服务提供商，目前比较典型的政策语料库有：

（1）德国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比较政见研究项目政见文本语料库（MRG / CMP / MARPOR） [45]。Manifesto语料库是目前政策分析领域加工最为成熟的开放政策语料，包括1945-2015年70年跨度，涉及所有欧洲国家和少数英美联邦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新西兰）总计超过50个国家的4051个政见语料集，涵盖了1979-1989年政见研究组MRG（Manifesto Research Group）、1989-2009年比较政见研究CMP（Comparative Manifestos Project）以及当前基于政治表达的政见研究MARPOR（Manifesto Research on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持续研究的政策语料。在语料分析工具包中，既包括手工编码的政策术语编码手册（Code Book），也包括794，536个跨语种的机器识别政策术语、短语或词条；既包括软件版本的WordScore分析工具，也包括R语言的分析包ManifestoR。因此，Manifesto语料库和WordScore分析软件是目前政见分析和政策文本计算领域引用率最广的语料库，尤其在政策立场和政策倾向研究中。

（2）美国康奈尔大学政策文本语料库（Corpus of political discourse）[46]，它是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系庞大的语料集中的一个子集，主要是由Matt Thomas， Bo Pang和 Lillian Lee整理的总统国会演讲数据集（Congressional speech data），同时因Lillian Lee设计开发了相应的情感开发工具ReadMe，因此在严肃政策文本的政策情感研究领域受关注度较高，目前共有22篇研究文献利用或援引了该数据集。

（3）美国匹兹堡大学计算机系的MPQA Opinion Corpus语料库（Multi-Perspective Question Answer， MPQA）[47]，主要是新闻报纸素材的语料，包含4个子库、4个词表和基于语料库分析技术开发的OpinionFinder系统（目前提供2.0版本下载），其中有一个专门子库为政策辩论数据库（Political Debate Data）。同时，因其情感标注系统比较出色，因而也是博客、评论等开源语料政策情感分析的主要素材和工具。

（4）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Sailing实验室的政治博客语料库[48]。由Jacob Eisenstein 和Eric Xing整理开发，主要采集了2008年6个博客平台的13246个政治博客文本记录，并且通过意识形态的分层抽样，也是政治博客研究比较重要的语料资源。类似的语料集还有美国海军学院Twitter政策语料集。

（5）香港浸会大学整理开发的政治演讲语料集（Corpus of Political Speeches-HKBU Library）[49]。目前主要包括4个部分：美国历届总统演说语料文本集和多媒体文本（1789-2015）（约443万字）、历届香港总督或特首施政报告语料集（1984-1996，1997-2015，约43万字）、历届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新年致辞和双十演讲语料集以及中国历届政府总理施政报告语料集，是比较完整的中文政策语料集之一。

此外，德国柏林Brandenburg科学研究院的阿德莱登・巴拉巴西提供的德政策语料集[50]则结合了政策语料分析与可视化研究，利用这个政策语料集可进行总统演讲频率、演讲主题和演讲所涉及的政策语言的可视化分析， 网站提供粗语料、分词后的语料以及标引后的语料等不同版本的语料。

4.2 政策文本分析工具研制

因语境意义对政策文本分析的现实意义更大，当前政策文本计算比较注重政策词典和政策文本分析专用工具的研制。目前，主要有两类研究方法：

第一，测试通用文本分析工具在政策文本分析中的适用性。典型如政策情感分析领域，Lori Young等[51]对DICTION、LIWC、RID、TAS/C、ANEW、DAL、WNA、PMI以及LSD等众多情感分析词典的对比研究发现，LSD在选民情绪跟踪研究和对比研究中具有明显优势；Bei Yu等[32]则发现政策评论或政策演说文本中，情感词汇的使用频率明显低于普通文本，并且不同于一般情感分析主要负载于谓词描述，大量政策情感负载于名词性的体词描述中，需要结合上下文才能完全识别，因此在政策文本分类的算法中（SVM、NB），训练文本需更充足。

第二，研制政策分析专有词表和分析工具。典型如政策立场和政见研究中的WordScore算法和WordFish算法。两种方法都注重政策语词对政策内涵表达的影响权重差异，WordScore方法通过专家判定的参考文本作为政策语词权重依据，从而生成政策分析文本中政策内涵的表达效果，其实质是对词频结果进行语义加权处理，类似一种基于动态“词典”的分类算法；WordFish算法认为政策文本具有不同的政策特征向量，在某一特征中政策语词的概率分布符合泊松分布，因此可以通过一种类似非监督学习的方式对政策文本所蕴含的“政策立场”进行分类。由于WordScore算法的分类效果和可解释性优于WordFish，但分类效果受参考文本的影响大，在历时分析或跨文化环境的比较参考分析中效度不高。此外，政策文本计算因德语或北欧国家特有的构词方式而具有一定研究效度，而在英语地区却并不显著，这也是当前政策文本计算研究兴盛于德国和北欧，而英美地区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因此，政策文本分析词表、文本分析效度改进工具和跨语言政策文本分析工具都是目前政策文本分析工具研究的热点问题。

5 政策文本计算的应用前景与障碍

政策文本计算方法是大数据环境下政策分析科学与计算科学交叉融合的产物，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议题和研究队伍。随着政策文本资料的日益丰裕以及大数据分析方法日益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所采纳，可以预见未来政策文本计算在精细化政策分析和定量政治研究领域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

5.1 政策文本计算的应用前景

就政策文本计算的应用领域而言，精细化政策分析主要体现在政策预测、政策冲突分析与政策辅助决策、元政策评价与政策比较等研究领域，定量政治研究则体现为政党研究、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策认同、政治联盟以及选举、外交等政治活动领域。

第一，政策文本计算在精细化政策分析领域已经具有研究基础，尤其在语料库政策语言分析中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研究框架。首先，计算方法的引入提供了跨语料分析和实时语料分析的研究可能，对政策预测的时效性和精确度都将大大提升；其次，计算方法的引入将改进政策分析的精度和深度，在政策制定中不同政策源的立场识别和主题识别可以避免显性的政策条款冲突，同时对政策主题关系识别也能评判政策相似度或政策形式质量预判，辅助政策制定决策；再次，通过政策文本与政策语义的对应关联，能够挖掘政策的潜在语义和元政策要素，从政策价值、政策倾向、政策工具、意识形态等高度评价或比较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甚至不同国别的政策差异，更好地跟踪政策扩散过程，促进政策学习与创新。

第二，定量政治研究则融合了政治学、媒介理论以及政党研究的理论视角，能通过泛在的政策文本载体，识别公众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以及不同主体之间的政治互动关系，进一步通过政治文本解析框架可以分析政治立场、政治距离和政治关系紧密度，从而发现政党合作、国际合作的潜在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不同政治参与主体的互动机制，可以在政策认同、政党监督、政党竞争以及选情预测等领域进行有效分析。

5.2 政策文本计算的应用障碍

正如国内外学者对人文社会科学计算方法的担忧[13，52-53]，政策文本计算不论从方法论本身，还是从应用场景的研究效度看，其只能作为决策分析工具，而无法替代政策分析者本身。究其原因，首先，政策文本语料库的局限。语料库具有一定时效性与完备性限制，而语料库规模和多样性是政策文本计算分析效度的关键，但语料库构建成本和可用技术的限制使得语料库很难完全满足政策分析者的需要；其次，文本挖掘和相关计算分析方法的局限。文本挖掘结果的呈现是抽象的或数据化的，只有结合相关的应用背景才能完全理解相关内涵；文本挖掘或计算分析注重研究创新点的突破，很难兼顾整体研究面的覆盖，因而其结论往往是片面的、非系统的；文本计算分析方法是探索性分析方法，其研究结论是非可预期的、不确定的，而文本语料库建设是高成本的，政策文本计算具有一定的研究风险；第三，政策文本算是跨学科研究方法，需要政策研究和计算机研究学者的紧密配合，而实际研究过程中很难兼顾二者。

因此，在未来的政策文本计算研究实践中，一是需要加强学科合作，推动专业化的政策语料库的建设，开发适用于政策文本分析的工具；二是政策文本计算研究具有良好的中立性与客观性，国家应该在智库建设和国际政策比较研究中更加重视政策量化和定量政治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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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M.Trauth.An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information policy research[J].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1986，10（1）： 41-50.

[3] 李江，刘源浩，黄萃，等.用文献计量研究重塑政策文本数据分析――政策文献计量的起源、迁移与方法创新[J].公共管理学报，2015（2）：13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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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jorth F，Klemmensen R，Hobolt S，et puters，coders，and voters：Comparing automated methods for estimating party positions[J].Research & Politics，2015，2（2）：1-9.

时政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分析社会科学研究中相互关联的文本分析、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的异同，对政策文本分析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指出教育政策文本分析的深层内涵在于：对政策文本的分析，最终要走出文本，走出文本的过程也就是对文本的微观分析与文本所处的宏观历史脉络相结合的过程，是研究者运用多种“解读”文本的方法和视角发掘文本“深层结构”和文本演变的内在逻辑的过程，是透过文本话语揭示政策过程中的价值分配和斗争的过程，是文本理论化的过程。作为一种“黑箱技术”，政策文本分析需要研究者将文本与其所处的历史、制度和政策实践进行有效的“对话”。政策文本分析是理解教育政策的基本手段，也是促进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发展的重要途径。

【关 键 词】教育政策/文本分析/应用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059(2009)05-0022-06

文本分析尤其对官方文件的分析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如马克思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基于对官方出版物的使用，并将大部分研究时间都放在对官方文件的研读上。涂尔干在他对教育系统的大量研究中，也都采用了研究官方文本的方法。[1]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文本分析、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均具有文本指向，并常在一些研究中相互替换或包含，三者之间有何区别和关联？何谓政策文本分析？它对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发展有何意义？如何有效运用？这是本文努力回答的问题。

一、政策文本分析的内涵

(一)文本分析与内容分析

内容分析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对信息特征系统、客观、量化的分析。”[2]信息一般由打印或书写的文本构成，也包括相片、漫画、图表、广播和口头交流。内容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技术起源于20世纪初，但零散的研究在更早的时期就已出现。内容分析曾被描述为“政治话语的统计语义学”(Kaplan，1943，p.230)。政策科学的开创者拉斯维尔的《政治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Politics)是20世纪40年代颇有影响的政治文献研究。默顿将内容分析发展历史分为5个部分交叉的时期：直观阶段(至1900年)；定量描述阶段(7世纪-1926年)；社会现实的独立调查工具的成熟阶段(1926-1941年)；学科间扩展的阶段(1941-1967年)；奠定理论-方法论基础的阶段(1967年以来)。默顿认为第一个为人所知的定量描述的内容分析报道来自7世纪的巴勒斯坦。当时对旧约全书的整理表现为对单词精确的频数统计。[3]文本(text)在《新牛津英语词典》中主要的解释有：“一本书或其他书写或打印的作品；被看作是传递一个特定作品的真实内容或基本形式的一种书写或打印的材料；书写或打印的文字，通常构成一个连贯的作品；书写形式的计算机数据；一本书或其他书写作品的主体，区别于注释、附录和说明。”[4]在汉语语境里，文本指“文件的某种本子。亦指某种文件”。而文件主要指“公文，信件等或有关政治理论、时事政策、学术研究等方面的文章”[5]。内容分析有时也指文本分析，比较而言，文本分析的对象通常被限定在书面体的文本[6]。

(二)文本分析与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可看成是“在文本和情景之间进行的认真、细致地阅读以考察话语的内容、组织和功能。”[7]话语分析最初起源公元2000年前对语言、公共演讲和文学的研究。现代话语分析则源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其早期的兴趣是描述和结构主义，研究集中在语言学和人类学的领域内。20世纪70年代，相关学科对话语的共同兴趣，导致跨学科的话语分析的出现。话语分析在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出现后，推动内容分析的发展，在大众传播研究中，表现为使其由早期的内容分析向更复杂的对媒体文本和谈话的话语分析发展。[8]

而发生在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①哲学运动使人们对话语分析的兴趣与日俱增。批判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者对认识论的批判促成了“语言转向”。话语分析也成为来自不同理论传统和学科背景的诸多不同的文本分析方法的一个总称。这些分析方法共同的特点是认为语言并非只是反映或描述世界的手段，话语具有建构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

通常以文本形式存在的政策被看作是政治目的的表达，是政策制定者陈述打算遵循的行动过程。工具主义者在研究政策制定过程时，常把政策文本分析看作是探求假定存在于文本之中的作者目的。然而，政策文本不像小说那样是某个作者的作品或单一的生产过程。它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在各种政策阶段相妥协的产物，这使得工具主义的政策文本分析显得过于“简单”。

在现代社会，受国家控制的教育系统为维持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秩序而运作。而教育政策中的国家官方话语(例如，核心课程，评估系统或学校管理)则成为权力的工具和对象[9]。话语是权力的体现，它涉及“能说什么，也与谁、什么时候、在哪里以什么权威说有关。话语嵌入在意义、命题和单词的使用中。”[10]政策不仅是权力的产物，同时也是权力的象征和社会权力结构的反映。当把政策看作是一种官方话语时，意味着，此时的政策分析不仅要揭示文本中话语主体及其对象的权力关系，同时，也要说明这种权力关系所处的社会结构，因此，较之传统的政策文本分析，话语分析无疑在分析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拓展。传统的文本(内容)分析缺乏对文本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和结构的关注，而这正是话语分析关注的重点。

政策的话语分析涉及考察政治行动的主体、客体、情景如何被语言所影响和决定，以及这种具有决定性的语言如何体现矛盾和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话语分析鼓励我们考察‘政治的政治’，也就是产生政治行动条件的权力关系本身。我们不应该仅仅在文本层面上把话语理解为一系列单词和句子，而且也要从修辞学上把它理解为有助于劝服我们自己和其他人按特定的方式行动的一种辩论或争论。”[11]因此，话语的规制性成为话语分析的一个焦点。由于话语分析内涵结构主义的传统，结构主义者所寻求社会关系中的符号模式或“深层结构”也成为话语分析的一个目标。

文本和话语具有天然的联系。在一些话语分析中，也强调文本层面的意义。如批判话语分析的代表人物费尔克拉夫从理论、方法论、历史和政治四个方面提出了文本分析的四个基础：文本是社会行动的有意义的形式，这构成了文本分析的理论基础；方法论上，文本作为数据来源的日渐增多的使用；历史基础在于文本是社会变迁的有用指标；政治基础则表现为社会控制和权力愈来愈多地通过文本的方式来施加。因此，文本分析成为批判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部分。[12]费氏认为，文本分析是话语分析的关键部分，但是话语分析不仅仅是文本的语言学分析。他把话语分析看作是文本和“话语秩序”之间的一个“摇摆”。批判话语分析在更抽象、更结构化的层面上关注在特定的文本中的一致性和变化。[13]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科学中的内容分析并非对解释文件和纯粹叙述式的文件分析感兴趣，它的旨趣在于揭示社会事实和测量文件中的联系[14]，而这又与话语分析相关联。由于文本分析、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的内在关联，斯蒂范·提思捷(Stefan Titscher)在《文本和话语分析方法》一书中列举了12种文本分析的方法②，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均被纳入到文本分析的范畴中。

政策作为一种政治系统的产出，不仅表现为部门规章，同时也常以条例、法律、法令、法庭裁决、行政决议以及其他形式出现[15]。政策文本指的是通常表现为文件形式由国家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政策文本分析可看作是从不同理论视角和学科背景来分析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政府公文的多种文本分析方法的集合，既包括了传统意义上偏于定量的内容分析，也包含有对政策文本中官方语言偏于定性的话语分析。政策文本分析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比较纯粹的文本定量分析，最一般的表现是对文本中某些关键词的词频统计，重在描述文本中的某些规律性现象或特点，属于传统的内容分析；二是对文本中词语的定性分析，多从某一视角出发对文本进行阐释，属于话语分析范畴；三是综合分析，即文本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对文本既有定量描述也有定性阐释甚至还有预测。无论是对文本的描述、阐释还是预测，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政策文本分析的深层内涵在于：对文本的分析，最终要走出文本，走出文本的过程也就是从具体中抽象概括出一般的过程，是对文本的微观分析与文本所处的历史脉络的宏大叙事相结合的过程，是文本读者运用多种“解读”文本的方法和视角通过文本与文本生产所处的历史脉络对话以发掘文本“深层结构”的过程，是透过文本显性话语考察政策话语运作本质以此来揭示政策过程中的价值分配和斗争的过程，是文本理论化的过程。

二、教育政策文本分析的应用

文本分析或话语分析在国外政策研究中是应用比较普遍的研究方法。关于政策研究中话语分析的重要性，戴伊(Dye，T. R.)曾指出“主要关注政府的活动而非政府的花言巧语是政策分析中的一个弱点”[16]。随着研究的发展，在国外政策研究中出现了对传统政策文本分析的批判和运用话语理论的趋势。相关话语研究包括：弗兰克·伯顿和帕特·卡伦(Frank Burton and Pat Carlen)通过有关法律和公共秩序的政府报告对官方话语进行的分析[17]；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对撒切尔主义的话语分析[18]等。在教育政策领域中，科德在《教育政策文本的建构与解构》一文中指出：“基于国家利益而由国家制定的政策是语言为政治目的服务、建构特殊的意义和符号用以掩盖社会冲突和培养致力于公共利益的观念的明显例证。政策文本通过制造和维持认同而产生真正的社会效果。可是这些效果并不为建立在技术-经验视角和对语言的理想主义观点基础上的传统政策分析所认知。”[19]科德认为政策分析的一个可选方法是基于在唯物主义的语言概念下发展出来的话语理论，并对基于话语理论的政策文本分析方法进行了探讨。费尔克拉夫的批判话语分析方法(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在教育政策研究中的运用，可见于弗克、卢克、托马斯和泰勒等人的研究(Falk，1994；Luke，1997；Thomas，2002，2003；Sandra Taylor，2004)。泰勒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教育改革议程中的公平研究中运用了费尔克拉夫的批判话语分析方法，认为这种方法在研究政策文本中多元和冲突性话语、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话语变迁以及凸显边缘化和混合性话语方面具有特殊的价值。[20]

以“政策文本”为篇名词“模糊”检索中国期刊论文库“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专栏(1994-2008)共检索到30篇相关论文，其中属于教育政策文本分析的有27篇。目前国内期刊发表的有关教育政策文本分析的论文总量较少，大多数论文集中发表在2006-2008年，这说明近年来学界对教育政策文本分析的关注。27篇教育政策文本分析主要集中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研究问题相对比较分散，研究思路多是通过政策文本内容的分析来描述某类政策的变化趋势及其特点，在研究方法上主要用的是定性的分析方法，定量的文本分析较少，仅有个别论文在研究中结合了定量与定性的方法并呈现了文本分析的框架。

在国内有关教育政策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濮岚澜[21]将媒介传播研究中定性的框架(话语)分析方法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来研究教育政策的议程设置，但其定量的文本分析主要针对媒体报道，而非政策文本。李钢[22]沿着“政策传播—社会大众反映”信息传播学理论路线，运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文献计量方法，对于涉及国家教育政策有关话题的群众来信、政协提案以及《教育部政报》进行了话语分析，探讨了中国教育政策的话语传播特征。

总之，国内有关政策文本分析的研究尚不多见，尤其在教育政策文本分析方面相关研究比较欠缺。已有的教育政策文本分析在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上都有所涉及，但研究的理论性和深度不够，较多的研究局限在对文本浅层次的描述和分析上，尚没有“走”出文本，将文本与其所处的历史脉络和社会实践进行“对话”，以揭示政策文本的丰富内涵和内在逻辑。研究的规范性，以及研究方法与理论的有机结合也都有待加强。

三、发展教育政策文本分析

(一)教育政策文本分析方法的应用前景

当把政策看作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静态文本时，常常会容易忽视文本的动态积极内涵。文本并非仅是对过去的一种消极反映，“社会文本不仅仅反映预先存在于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中的物体、事件和范畴，而且，它们积极地建构这些事物的面貌”[23]。政策文本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产物，处于社会争论的中心，它规定“社会竞争的时间和地点、政策问题及‘游戏规则”’[24]。它的生产不仅反映了社会文化和组织的变迁，也在促进事情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通过文本来干预实践。

贝尔(Les Bell)曾指出，“如果没有理解反映了教育机构的多级性和多层性特征的政策，要理解在我们的教育机构内发生了什么是不可能的。”[25]事实上，如果没有理解反映政策模糊性和复杂性的文本及其话语，要理解政策本身也是不可能的。

文本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产物，因其具有可见性和持久性，能为实证研究提供特定的历史数据。政策文本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在某一领域综合影响的结果，它能够敏锐地感应社会过程的变动和多样性。当文本被制定、修改或废除时，它也记录了组织面对内部或外部压力时所做出的反应，其演变反映着所在领域社会结构和组织的变迁。而对教育政策文本的系统分析是从宏观上把握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起点。政策文本对于研究社会结构、政策过程(政策发展轨迹)以及批判性政策分析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同时由于政策主体(政策制定者)、政策客体(政策对象)以及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等要素均内含于政策文本中，通过对政策文本中这些要素的系统编码分析和对政策文本的分类，可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我国教育政策的宏观发展过程，并有可能发展出新的政策理论或模型。正如詹金斯(W. I. Jenkins)所言，“在政策领域，过程和内容之间可能存有某种动态的联系。作为一个分析的焦点，政策内容提供了理论的可能性，对政策内容的考察为探查政治机器的内部动力学提供了手段”[26]。政策文本分析是理解政策的基本手段，也是促进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发展的重要途径。

目前，国内教育政策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还很不成熟。研究中的诸多困惑尚待解答。其中，诸如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颁布了多少教育政策，这些政策由谁来制定，分布在哪些教育领域，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等等，这些基本问题目前并不是很清楚。缺乏基本的政策认知，将使研究者难以把握教育政策现象，不能很好地去理解和解释政策问题。对政策文本的系统分析有助于我们获得这些基本认知。事实上，如果教育政策研究脱离具体的政策文本来谈教育政策，会使研究者因不能把握政策发展的脉络，而把政策看作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使其对政策的理解变得生硬和简单。梳理相关政策文本的发展脉络，应成为所有政策研究的基础工作。

总之，教育政策文本分析，不仅可以增进对教育政策及其政策过程的基本认知，同时也可从整体和结构的层面来探讨教育政策过程，从文本中理出制度演变的逻辑和路径，通过对政策文本话语进行“扎根理论”的分析也有利于构建本土政策理论，促进对中国教育政策及其发展过程的深入理解。

(二)政策文本分析方法的有效运用

尽管文本分析在教育政策研究中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但它不是万灵丹。它只是一个可能被正确或错误使用的工具。对于中国教育政策研究来说，在一定意义上，缺的不是方法，而是对方法的深刻理解和正确运用。任何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其边界(通俗地说即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文本分析自不例外。把握方法的边界有助于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和无谓的努力。

文本分析能帮助人们了解不能被直接观察的社会交往和发展过程，揭示其中的重要意义。对于大多数很少有机会接触政策过程“黑箱”的政策研究者来说，政策文本分析为其提供了一种“黑箱技术”(black box techniques)，即通过作为政治活动产出的文本来“观察”实际上并不可直接观察的长时段政策演变过程。它不需要大量的研究人员和特别的设备，分析所需的数据资料大多通过公共渠道(如图书馆、互联网等)就能方便获得，它还可以方便而低成本地重复进行，几乎不必花费精力考虑如何和研究对象互动，也不会对其产生干扰。但文本分析依赖于可获得的数据资源。文本的遗漏，文本作者对记录的故意歪曲和对事件的选择性记录都可能影响数据的确实性。研究者有可能从并不完整的数据中得出片面的研究结论。此外，文本仅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片段，它所包含的信息是经过人为选择和不完全的，仅仅通过分析文本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文本的深层涵义和它的社会效果，这也是为什么文本分析需要走出文本的缘由，而走出文本的过程也就是对不同来源的相关资料综合分析检验的过程，即“三角互证”。文本分析作为一种有价值的社会科学研究并不能取代其他社会研究和分析方式。正如费尔克拉夫所言：“文本的描述和分析应该被看作是一个通过在不同学科和理论间对话的开放过程。我们不能认为通过运用一个预先设置的分析框架就能将文本的全部实在清晰地展现出来。我们所能看到的文本的实在性取决于我们所采用的视角，它包括所聚焦的特定的社会问题和我们所利用的社会理论和话语理论。”[27]政策文本分析的局限不仅来自于方法自身，同时也与研究者的政策认知水平、知识基础、相关阅历以及所用的科学语言本身的有限性有关。

其次，在研究程序上，文本分析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分析方法，有其特定的程序。研究的效度和信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遵循它的分析程序。一个典型的政策文本分析通常包括以下步骤[28]：1)确定研究问题或假设，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理论基础或视角。2)概念化：从概念上定义研究变量。3)操作化：使测量与概念化相匹配(内部效度)，确定数据搜集单位，构建所有测量指标为确定编码框架做准备。4)编码框架：构建所有变量指标能被充分解释的编码手册和编码表。5)抽样：确定样本规模和抽样方式。6)培训：培训编码人员。在独立的编码测试中，记录每一个变量的信度，并根据需要修改编码手册和编码表。7)编码：有至少两名编码者，以测评编码者之间的信度，编码独立进行。8)信度、效度检验。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政策文本分析都要完全遵循上述步骤，研究者可以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下，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材料来选择合适文本分析路径，但把政策文本分析简单理解为对政策意义的一般性解读或文本中词句出现频次的统计，无疑大大限制了文本分析方法和文本研究者自身的研究潜力。

四、结语

意大利学者马佐尼(G. Majone)在1989年倡导公共政策研究的语言及争辩取向。而这也正是政策研究近些年来经历的一个重要转向，即所谓争辩转向(argumentative turn)或说服转向(persuasive turn)。[29]政策文本分析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可以看作是学界对这一新的研究动向的回应。依据本文对政策文本分析内涵的界定，也可以说，政策文本分析是基于文本的政策分析，分析立足政策文本，但不拘泥于文本，它通过与文本相关的历史、制度和政策实践的对话来揭示文本的深层意涵。政策文本分析可以是经验的，也可以是诠释理解的，一定程度上二者的结合则是研究发展的趋势。这种兼容定性与定量研究，强调文本与它所处的情景对话的文本研究取径，有助于克服教育研究中主观与客观、质与量、理论与实践等二元对立。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和相关文本分析软件的开发，文本分析技术也不断进步，这也使对大规模政策文本的系统分析成为可能，从而有助于产生系统性的政策知识，探究教育政策文本生产和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政策研究的主要任务是理解政策如何演变，以在总体上改进政策制定过程。基于文本的政策分析这一研究取径，有助于从文本以及与之关联的历史脉络和社会实践中挖掘和积累政策知识，进而以此为基础发展本土政策理论或分析框架，在丰富我们对教育政策及其过程理解的同时，最终促进教育政策制定的改善。

注释：

①“语言转向”是用来标识西方20世纪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之区别与转换的一个概念，集中关注语言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语言成为哲学反思自身传统的一个起点和基础。它作为一个术语最早由维也纳学派的古斯塔夫·伯格曼(Gustav Bergman)在《逻辑与实在》(Logic and Reality，1964)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所有的语言论哲学家，都通过叙述确切的语言来叙述世界，构成了语言学的转向，语言成为日常语言哲学家和理想语言哲学家在方法上的基本出发点。见：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453-454.

②这12种方法包括：1.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2.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3.人种的文本分析和言语人种学(ethnographic text analysis，and ethnography of speaking)；4.民俗方法论MCD分析(ethnomethodological MCD analysis，MCD是“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缩写，意思是社会类属分析)；5.民俗方法论交谈分析(ethnomethodological conversation analysis)；6.叙事符号学(narrative semiotics)；7.作为文本分析方法的SYMLOG(SYMLOG as a method of text analysis，SYMLOG是“A System for the Multiple Level Observation of Groups”的缩写，意思是观察团体的多层次系统)；8.诺曼·费尔克拉夫的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according to Norman Fairclough)；9.批判话语分析(CDA)：鲁思·沃达克的话语-历史方法(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the discourse-historical method of Ruth Wodak)；10.功能语用学(functional pragmatics)；11.差异文本分析(differential text analysis)；12.客观诠释学(objective hermeneutics)。参见：Stefan Titscher.Methods of Text and Discourse Analysis.London; Thousand Oaks[Calif.]: SAGE, 2000: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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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John A Codd. 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al Policy Documents[J]. Education Policy, 1988(3).

[20]Sandra Taylor. Researching Educational Policy and Change in 'New Times′. Us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004(4).

[21]濮岚澜.中国教育政策的议程设置过程研究——一个信息互动网络的视角[D].北京：北京大学，2004.

[22]李钢.话语、文本与国家教育政策分析[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4.

[23]乔纳森·波特，玛格丽特·韦斯雷尔著，肖文明等译.话语和社会心理学：超越态度与行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9.

[24]S. J. Ball. What Is Policy? Texts, Trajectories and Toolboxes[A]. Stephen J. ball. Sociology of Education[C]. Vol. IV.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Falmer, 2000: 1836.

[25]Les Bell, Howard Stevenson. Education Policy: Process, Themes and Impact[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9.

[26]W. I. Jenkins. Policy Analysis: A Political and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M]. London. Martin Robertson, 1978: 93,105,107.

[27]Norman Fairclough. Analyz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M]. London. Routledge, 2003: 16.

[28]Kimberly A. Neuendorf. The Content Analysis Guidebook[M].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2002: 50.

时政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时事政治；高中政治教学；结合

高中政治课作为宣扬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理念的综合课程，是指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念的方法论，对学生思想政治觉悟的提升有重要意义。作为一门涵盖多领域的课程，单纯的进行理论学习已经不能满足教学发展的需要，当代高中政治教学需要将时事政治讲学融入进来，让学生从对时政的分析中全面系统地理解政治课程内涵，提升教学质量。

一、时政分析对高中政治教学的影响

（一）学生更易剖析问题

高中政治教学以课本内容解析为主，习题练习为辅，属于纯理论的教学模式。学生只有在不断的背诵和做习题中才能加深巩固理论知识，这种模式的学习使得学生缺乏对当前时政的分析，将自己局限在固有的答案中，只会总结过去的经验，而不能提出创新性的理论。将时政分析运用到高中政治教学可以有效的促进学生对当前政治局势的新观察、新研究，在实践的基础上，有理有据的提出新观点，不被固有的答案所限定，开放思维更加有利于学生对政治的理解分析。

（二）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高中政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四大部分，理论知识点多，学生大部分会将理论全部背下来，在答题时多写理论，缺少实践分析，而高考政治考点针对的都是当前时政的分析，学生如果缺少对时政分析的经验，就会陷入迷茫。所以，在教学中，将时政运用到政治中，是对学生进行实践性的指导，让学生从对时政的分析中，不断总结经验，找到时政题型的答题思路，提升学生的实践性学习，以此促进理论知识的运用。

（三）提升教师的政治素养

原有政治老师对政治理论内容理解深刻，但是缺乏对时事政治的客观评价，一是因为教师平时没有时间关注时事政治新闻；二是带领学生做的习题都是主观性很强的政治理论，已经有固定答案但是缺乏创新性评价；三是传统政治教学的模式根深蒂固，难以改变，一旦改革，就需要打乱原有的教学内容，所以，导致老师缺乏时事政治分析。

但是现代政治教学非常注重时政分析，因为教育部已经将对时政的分析列入到高考考纲中，所以，教师在理论不断巩固的时候，再加上对时事政治的时刻关注，能够将对时政的分析与政治理论相互融合，融会贯通，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

二、时政与高中政治教学相结合的措施

（一）教师与学生讨论时政

每天新闻都会实时播报很多事件，所以时政新闻的案例很多，教师应该督促学生关注新闻动态，在政治课抽出十分钟时间与学生讨论时政新闻，这可以有效的促进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关系，也能让学生了解每天的时政动态。并且老师的思维与学生的思维是存在代沟的，老师更偏重于政治理论，但是学生喜欢自成一格，形成一些自己独特的见解，这样的讨论形式有利于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学生可以提出新观点。对于国庆阅兵就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问题，比如中国的武器装备不断更新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主席提出的和平理念体现在哪？

（二）历史时政分析

时政分析除了针对当前之外，还应对历史中的大事进行分析，因为历史与政治是分不开的，要学会综合思维理解。比如分析商鞅变法的政治作用和哲学思想，商鞅变法作为改变了战国政治格局的重要举措，对于当时的时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让学生对历史时政的分析一是加强学生多方面的时政理解力，二是针对不同时代的时政有一个总体把握，三是巩固理论知识，有效的将理论活用于案例。从而促进学生的政治分析能力，也让老师的教学内容有新意、有突出，激发学生兴趣。

（三）教师加强时政分析能力

高中政治教学还是以教师为主，所以对于时政的分析，教师需要有较强的理论知识功底，并能对时政分析有独到的见解。高中生学习压力大，每天缺少关注时事政治新闻的时间，而政治老师每天只针对政治学科进行研究，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时政，这就需要教师每天关注民生、社会新闻并进行记录整理，便于在课上对学生进行讲解。这样教师既能够对每天的时政有了解，也能够加深专业能力，再给学生讲学时更加轻松，活学活用。

（四）理论教学联系时政

在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讲解的时候，应该针对课文内容适时加入时政案例，比如对人民币汇率调整内容的解读。近期人民币汇率下调，那么对泰国的哪些方面有影响？从新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每年去泰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如果人民币贬值，那么就会降低旅游经费，使更多的人去泰国。并且泰国每年都从中国进口零件、原料、农产品等，人民币汇率下调会降低泰国的进口成本。教师可以先行分析，然后让同学举出反例分析对中国的影响或是继续加深对国际市场的分析。这样更加有利于教学与时政的结合。

三、结语

时事政治与高中政治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是对政治教学实践性加强的表现，在政治教学中，只有多加实践，才能让学生更加了解政治的内涵。所以，教师在教学时，应该不断引用时政案列，让学生加以分析，使学生在对时政了解后，更好的将政治的理论点表达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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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秀艳.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探析[J].考试周刊，2014（67）

[3]王泽敏.高中时事政治教育教学调查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2015

时政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经济分析

经济分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最经常使用的方法。它从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水平入手，去分析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它通过两条途径去分析政治现实，一是挖掘政治现象背后的经济动因和经济基础；二是反过来，从经济发展的逻辑去推演政治发展的结果。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政治学，均属于经济分析的范畴。这一分析框架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抓住了事物的根本。经济因素归根结蒂是政治现象的决定性变量，所有政治发展从最终意义上说都有其经济动因和经济基础。但是，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并不是所有政治现象都简单地是由经济决定的，各种非经济因素在政治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阶级分析

阶级分析也是西方左翼学者喜欢使用的方法，阶级分析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它以阶级利益和阶级关系作为政治分析的决定性变量，以此来观察和评估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阶级分析涉及到阶级的定义、划分阶级的标准。社会各阶级的构成、各阶级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阶级利益的分配、阶级斗争的形式以及各阶级之间的关系。阶级分析方法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深刻地揭示了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的阶级实质，有助于人们从整体上把握人类政治历史的发展规律。但这一方法是一种高度宏观的和抽象的分析方法，不能机械地将它用于具体的政治过程分析。此外，在剥削阶级作为整体已经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其适用性大大减少。

文化分析

文化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影响社会政治发展的非经济因素，文化分析试图通过分析人们的传统、习俗、礼仪、心理、态度和情感，去理解社会的政治生活。政治学家在通过文化途径去分析政治现象时，主要采用政治文化分析方法。简单地说，政治文化就是人们的政治取向模式，它包括人们的政治认知取向、政治态度取向、政治信仰取向、政治情感取向和政治价值取向。政治学家认为，政治文化支配着人的政治行为，任何政治共同体中都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它决定着公民的政治行为方式，并且赋予政治过程以不同的意义和形式。政治文化分析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政治行为、政治模式、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背后的深层根源，但政治文化本身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把政治文化分析当作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分析途径，显然是不合适的。

制度分析

经济基础也好，政治文化也好，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实际上主要是通过社会的政治制度实现的，政治制度是社会政治生活的直接的决定因素。作为政治生活的规范，政治制度约束着人们的政治行为；作为政治生活的凝聚，政治制度又是政治现实和政治发展的表征。所以，制度分析一直是政治分析的主要方法，传统上，政治分析基本上就是对国家政治制度的分析。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曾经说“政治学分析始于国家，终于国家”，这就是典型的制度主义观点。在当代十分流行的新制度主义，虽然在对制度的界定和分析上不同于传统的制度主义，但在基本点上两者是相同的：试图通过对政治制度和程序的分析来理解社会的政治生活。这种分析方法在政治理论中长期独占鳌头的地位，本身就说明了它的强大价值：直接规范和制约人类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的，毕竟是形形的各种政治制度，政治分析离不开对政治制度的分析。当然，这并不说明制度分析就没有缺陷。它基本上是一种静态的和表层的分析方法，这就是它的最大不足。

“国家——社会”分析

近年来受到年轻学者重视的“国家——社会”分析途径，也是一种十分有用的政治分析方法。从政治分析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社会分成两个部分：政治社会（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前者是公共政治领域，后者是私人社会领域。在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事实上都同时生活在两个领域之中。譬如一位政府官员，当他代表政府履行公务时，他就在政治国家中活动；当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兴趣参加某些利益团体时，他就在公民社会中活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是两个十分不同的领域，各有自己的规范和行为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的政治发展过程就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通过研究国家——社会的生长和互动过程，例如研究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民族建设（nation一building）和公民社会的成长（growth of civil society），进而来理解政治发展，对于我们把握政治规律，确实极有帮助。但它用简单的两分法把国家与社会分开进行分析,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

治理和善治分析

上面论及的治理和善治，既是现实的政治实践，也是一种反映这种政治现实的宏观理论，同时还是一种分析政治现实的途径。作为一种政治理论框架，治理和善治分析主要关注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的以下几个方面:1）治理的环境，例如：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文化和社会心理环境。2）治理的结构，例如：政府机构及其在治理中的角色；政党组织及其在治理中的角色；其他政治组织及其在治理中的角色；民间组织及其在治理中的角色；其他治理结构的作用；各种治理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3）治理的过程或程序，例如：决策过程。选举过程、行政过程、监督过程、诉讼过程、参与过程。4）治理的方式，例如；行政命令、政治动员、法律强制、说服教育、政治教育、经济刺激、自治、合作、暴力。5）治理的内容。6）治理者和被治理者。7）治理的意义，包括影响治理的主要变量；民主治理的动力；对治理的评价；治理与地方民主；治理与经济发展；治理与社会稳定。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比起其他的传统政治分析方法来，治理与善治方法具有自己明显的优点。首先，它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范畴；其次，在分析政治发展时，它比其他方法更加全面；再次，它体现了政治发展的方向。但是，治理和善治的分析框架决不是万能的，不能以它去否定或贬低其他有价值的政治分析理论。治理理论还很不成熟，它的基本概念还十分模糊，对治理和善治还存在着不少分歧甚至误解。治理和善治理论最初是由西方学者根据西方的社会政治现实提出的，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应用这一理论时，我们必须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切不能机械地照抄照搬。国内学术界对这种理论从总体上说还比较陌生，存在着不少误解和误译，必须避免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急于应用。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几点思考

当代西方的政治理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现实的集中反映。尽管存在着形形的不同流派和不同观点，但是，归根结蒂，它们都是为产生这些思潮的政治现实服务的。即使是对现实持激烈批判态度的左翼理论，也缺乏真正的革命性。

时政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经济分析

经济分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最经常使用的方法。它从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水平入手，去分析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它通过两条途径去分析政治现实，一是挖掘政治现象背后的经济动因和经济基础；二是反过来，从经济发展的逻辑去推演政治发展的结果。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政治学，均属于经济分析的范畴。这一分析框架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抓住了事物的根本。经济因素归根结蒂是政治现象的决定性变量，所有政治发展从最终意义上说都有其经济动因和经济基础。但是，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并不是所有政治现象都简单地是由经济决定的，各种非经济因素在政治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阶级分析

阶级分析也是西方左翼学者喜欢使用的方法，阶级分析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它以阶级利益和阶级关系作为政治分析的决定性变量，以此来观察和评估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阶级分析涉及到阶级的定义、划分阶级的标准。社会各阶级的构成、各阶级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阶级利益的分配、阶级斗争的形式以及各阶级之间的关系。阶级分析方法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深刻地揭示了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的阶级实质，有助于人们从整体上把握人类政治历史的发展规律。但这一方法是一种高度宏观的和抽象的分析方法，不能机械地将它用于具体的政治过程分析。此外，在剥削阶级作为整体已经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其适用性大大减少。

文化分析

文化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影响社会政治发展的非经济因素，文化分析试图通过分析人们的传统、习俗、礼仪、心理、态度和情感，去理解社会的政治生活。政治学家在通过文化途径去分析政治现象时，主要采用政治文化分析方法。简单地说，政治文化就是人们的政治取向模式，它包括人们的政治认知取向、政治态度取向、政治信仰取向、政治情感取向和政治价值取向。政治学家认为，政治文化支配着人的政治行为，任何政治共同体中都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它决定着公民的政治行为方式，并且赋予政治过程以不同的意义和形式。政治文化分析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政治行为、政治模式、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背后的深层根源，但政治文化本身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把政治文化分析当作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分析途径，显然是不合适的。

制度分析

经济基础也好，政治文化也好，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实际上主要是通过社会的政治制度实现的，政治制度是社会政治生活的直接的决定因素。作为政治生活的规范，政治制度约束着人们的政治行为；作为政治生活的凝聚，政治制度又是政治现实和政治发展的表征。所以，制度分析一直是政治分析的主要方法，传统上，政治分析基本上就是对国家政治制度的分析。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曾经说“政治学分析始于国家，终于国家”，这就是典型的制度主义观点。在当代十分流行的新制度主义，虽然在对制度的界定和分析上不同于传统的制度主义，但在基本点上两者是相同的：试图通过对政治制度和程序的分析来理解社会的政治生活。这种分析方法在政治理论中长期独占鳌头的地位，本身就说明了它的强大价值：直接规范和制约人类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的，毕竟是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制度，政治分析离不开对政治制度的分析。当然，这并不说明制度分析就没有缺陷。它基本上是一种静态的和表层的分析方法，这就是它的最大不足。

“国家——社会”分析

近年来受到年轻学者重视的“国家——社会”分析途径，也是一种十分有用的政治分析方法。从政治分析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社会分成两个部分：政治社会（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前者是公共政治领域，后者是私人社会领域。在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事实上都同时生活在两个领域之中。譬如一位政府官员，当他代表政府履行公务时，他就在政治国家中活动；当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兴趣参加某些利益团体时，他就在公民社会中活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是两个十分不同的领域，各有自己的规范和行为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的政治发展过程就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通过研究国家——社会的生长和互动过程，例如研究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民族建设（nation一building）和公民社会的成长（growth of civil society），进而来理解政治发展，对于我们把握政治规律，确实极有帮助。但它用简单的两分法把国家与社会分开进行分析，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

治理和善治分析

上面论及的治理和善治，既是现实的政治实践，也是一种反映这种政治现实的宏观理论，同时还是一种分析政治现实的途径。作为一种政治理论框架，治理和善治分析主要关注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的以下几个方面:1）治理的环境，例如：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文化和社会心理环境。2）治理的结构，例如：政府机构及其在治理中的角色；政党组织及其在治理中的角色；其他政治组织及其在治理中的角色；民间组织及其在治理中的角色；其他治理结构的作用；各种治理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3）治理的过程或程序，例如：决策过程。选举过程、行政过程、监督过程、诉讼过程、参与过程。4）治理的方式，例如；行政命令、政治动员、法律强制、说服教育、政治教育、经济刺激、自治、合作、暴力。5）治理的内容。6）治理者和被治理者。7）治理的意义，包括影响治理的主要变量；民主治理的动力；对治理的评价；治理与地方民主；治理与经济发展；治理与社会稳定。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比起其他的传统政治分析方法来，治理与善治方法具有自己明显的优点。首先，它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范畴；其次，在分析政治发展时，它比其他方法更加全面；再次，它体现了政治发展的方向。但是，治理和善治的分析框架决不是万能的，不能以它去否定或贬低其他有价值的政治分析理论。治理理论还很不成熟，它的基本概念还十分模糊，对治理和善治还存在着不少分歧甚至误解。治理和善治理论最初是由西方学者根据西方的社会政治现实提出的，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应用这一理论时，我们必须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切不能机械地照抄照搬。国内学术界对这种理论从总体上说还比较陌生，存在着不少误解和误译，必须避免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急于应用。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几点思考

当代西方的政治理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现实的集中反映。尽管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不同流派和不同观点，但是，归根结蒂，它们都是为产生这些思潮的政治现实服务的。即使是对现实持激烈批判态度的左翼理论，也缺乏真正的革命性。

时政分析论文范文第7篇

1、研究内容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选题社会热点问题，逻辑结构严谨。观点表达清楚，论述全面。语言平实简洁，通俗易懂。在论证过程中也能较好地将专业知识原理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但论据还不够。总体上符合毕业论文要求。

2、选题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全文结构严谨，条理清晰，论点突出，语言通顺流畅，表现出作者比较扎实的语言功底和翻译专业基础知识，论文符合规范化要求。本论文选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达到了英语专业学士学位论文要求，同意该生参加论文答辩。

3、该文选题符合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目标要求，能较好地综合运用行政管理知识来分析企业行政管理实践问题，论文写作态度比较认真负责，论文内容较充分，参考的相关资料比较切合论题的需要，层次结构比较合理，主要观点表达的比较明确，逻辑思路基本符合要求，语言表达基本通顺。但论证的深度还不够，创新点不足。

4、论文主题明确，语句基本通顺，层次基本清晰，观点表达基本准确。作者比较很好的将行政管理专业基本原理知识与邓小平关于行政改革的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格式基本规范，选题符合行政管理专业培养要求，但查阅与参考的文献资料太少，部分论证内容与主题结合不紧密，逻辑结构也存在一点小问题。总体上说，基本达到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

5、全文以xxx为题。重点探讨分析xxx的问题及原因，然后针对问题提出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全文选题新颖，具有很强的研究性。全文结构符合要求，逻辑结构严谨，思路清晰，观点鲜明，论据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论证方法合理，了大量的数据来论证，更增加了论证的可靠性。能综合运用行政管理专业知识来分析xxx，但不足之处主要是语言不是很精炼。

6、该文以xxx为主题，充分体现出时代性和现实的社会价值。全文分xxx个大部分。首先对xxx进行了论述，然后重点分析xxx-。全文基本上都是紧扣主题来展开论述。在论述过程中该生较好的运用了行政管理专业知识来分析解决xxx问题。语言较流畅，但观点不够精炼。在论证过程中能恰到好处地运用理论论证方法与实践论证方法。观点表达准确，思路清晰，文章整体性较强。整体上符合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目标要求。

7、论文思路比较清晰，语句基本通顺，层次清晰，观点表达准确。作者比较很好的将行政管理专业基本原理知识与党内监督实践问题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并针对党内监督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一些比较好的解决建议，查阅与参考的文献资料与主题结合的比较紧密，但个别地方论证的观点不是很明确和有说服力，总体上达到毕业论文要求，部分内容与主题结合的还不是很好，逻辑结构也存在一点小问题。总体上说，基本达到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

8、该文参考的文献资料充分且符合论题的需要。该文以xxx为例，重点探讨xxx。该文选题符合行政管理专业要求，结构完整，思路清晰，观点表达准确，格式规范，能较好的将行政管理专业知识运用来分析现实中的行政管理实践问题。但个别观点论证还不充分。总体上符合毕业论文要求。

9、全文以xxx为题，选题具有较强的新颖性和实用性。全文结构科学合理，逻辑性强，思路清晰，查阅的参考文献资料符合论文要求。论证方法较合理。论证内容较有说服力。对问题的分析比较透彻。该生在论证过程中也能很好的将行政管理专业知识原理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无论从选题上还是观点论证上都符合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目标要求。但创新点不够。

10、论文思路清晰，语句通顺。能很好的调查xxx存在的问题。作者对于论文内容有一定的了解和熟悉。思路清晰，层次清晰，逻辑结构合理。观点表达准确。研究原理采用恰当。在论证过程中能有效的将专业原理与要研究的主题结合起来。个别地方论证的观点不是很明确，总体上达到毕业论文要求。

11、本文选题较合理，符合行政管理专业要求。全文以……为主题来分析论证，对提高我国行政管理的……具有参考与借鉴意义。内容论证也较科学合理，格式较规范，参考的资料紧扣文章主题需要，但创新点不够，论证不够，尤其文章最后一部分论证太薄弱，缺乏说服力。总体上基本达到毕业论文的要求。

12、本文以官员问责制为题进行研究，能为解决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作用。在全文结构中，首先对官员问责制的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然后再对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困境进行深入的分析，最后提出化解困境的有效建议。全文体现专业特色要求，符合行政管理专业培养要求，参考的文献资料符合论文观点与主题的需要，实践论证还不够，但，真正属于自己创新的内容还不是很多。总体上达到毕业论文要求。

13、本文选题符合行政管理专业要求，又充分反映出社会现实的需要性。全文结构安排合理，思路清晰，观点正确，能很好的将行政管理专业知识与要分析论证的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该文在写作的过程中查阅的资料不仅充分而且与主题结合紧密。但格式欠规范，案例论证不够。

14、该文选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实用性。结构安排科学合理，思路清晰，层次分明。各部分之间联系紧密，观点表述准确，论证内容比较具有说服力，但文章缺乏自己原创的内容。

15、该文选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实用性。结构安排科学合理，思路清晰，层次分明。各部分之间联系比较紧密，观点表述也基本准确，论证内容比较具有说服力。在论证过程中基本上运用了行政管理专业基本知识原理来分析文中的主要问题，但参考的资料还欠充分，文章缺乏自己原创的内容，少数观点论证不深刻和全面。

16、本文选题的角度较为新颖，文章脉络清晰，文笔流畅，基本观点明确。文章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学生没有完全深入和消化所查找的资料，论据不够充分有力。

17、本文立意新颖。全文以xxx为线索，结合各地的准规较全面的分析了xxx的问题和原因。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内容论证也教科学合理。全文充分体现行政管理专业特色，格式规范。但创新点不够。

18、本文符合专业要求，反映社会热点问题。因此，该主题的研究有利于推进我国xxx的进一步发展。全文首先xxx的问题，然后分析xxx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又分析出相关的xxx。全文结构恰当，思路清晰，观点基本正确。

19、本文以xxx为主题，选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应用性且符合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目标要求。该论文结构基本合理，全文共分xxx大部分。其中第一部分xxx-，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xxx。在论证过程中，该生的参考文献资料与所要论证的观点及内容结合紧密，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理论研究与事例研究法。用词基本准确。但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论据不够充分，还缺乏说服力，个别引用内容没有标明出处。

20、以xxx为题进行研究。能为解决xxx的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作用。在全文结构中，首先要调整基本概念提出问题，然后在对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最后为 xxx提出有效的建议。全文体现专业特色要求，部分与本分之间衔接的比较紧密，真正属于自己创新的内容还不是很多。总体上达到毕业论文要求。

21、本文以xxx为题，首先对xxx-的论述，然后在重点分析xxx的原因，并针对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因此该文在选题上紧扣专业要求，文章结构科学合理，文章观点表达准确，用词正确，语句通顺，思路清晰。部分与部分之间联系非常紧密，在论证方法上采用事例论证与案例论证。查阅的资料充分合理。不足之处解决问题的对策还缺少可操作性。

22、全文以xxx为题。重点探讨出xxx的问题，然后针对问题提出有效的建议。全文结构符合要求，逻辑思路清晰，论据较充分，观点表达准确，语言流畅，论证方法教合理。参考的资料与主题结合紧密。

23、全文结构基本合理科学，逻辑思路清晰，观点表达准确，语言流畅，论证方法较合理，参考的文献资料符合主题要求，从主题到内容符合专业要求，部分与本分之间衔接的比较紧密，但个别引文没有标著出来，真正属于自己创新的内容还不是很多，个别概念比较模糊，总体上达到毕业论文要求。

24、本文以xxx为题，重点探讨xxx。选题符合符合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目标目标与专业特色，而且选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文章结构安排合理，层次清晰，写作时参考的相关文献资料与主题联系紧密，而且参考的资料较新，在写作过程中作者能较好地运用行政管理专业基本知识原来来分析行政xxx，在论证过程中，主要用理论论证和事实论证。但文章不足之处在与部分语句表达不清晰，论证还不够深刻充分，创新点不够。总体上符合毕业论文要求。

25、本文以……为主题，重点探讨……问题，选题基本符合行政管理专业范畴，充分体现出专业特色。全文结构符合要求，逻辑思路清晰，论据较充分，观点表达准确，语言流畅，论证方法也较合理，但创新点不够，部分观点论证不充分，格式还不是非常的规范，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不多。总体上基本合格。

26、选题符合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目标目标，能较好地综合运用社会理论和专业知识。论文写作态度认真负责。论文内容教充分，参考的相关资料比较充分，层次结构较合理。主要观点突出，逻辑观点清晰，语言表达流畅。但论证的深度还不够。

27、选题较具时代性和现实性。全文结构安排合理。观点表达基本准确。全文内容紧扣行政管理专业要求来写，充分体现出行政管理专业特色。查阅的相关资料较多。但不足之处主要是属于自己创新的东西还不多。总体上符合毕业论文要求。

28、本文以官员问责制为题进行研究，能为解决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作用。在全文结构中，首先对官员问责制的基本原理问题进行了分析，然后再对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最后为解决前面的问题提出有效的建议。全文体现专业特色要求，部分与本分之间衔接的比较紧密，真正属于自己创新的内容还不是很多。总体上达到毕业论文要求。

29、研究xxx为题，充分的体现时代特色性。能为中国行政管理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价值。全文结构合理，思路清晰，观点明显。在论证过程中能教好的将论证与案例论证结合起来。不足之处是部分论点的论据还缺乏说服力。

30、选题较具时代性和现实性，全文结构安排合理，观点表达基本准确，思路基本清晰，全文内容基本上按照行政管理专业培养要求来写，查阅的相关资料也较多，但行政管理专业特色体现的还不够充分，属于自己创新的东西也还不多。总体上符合毕业论文要求。()

时政分析论文范文第8篇

关于我国学者对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研究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学科研究体系，公开出版发表诸多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著述。研究主要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问题研究和实践问题研究两方面体现。

第一，理论问题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范畴和教育过程构成要素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基本范畴层面，主要包括对中国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历史发展、理论价值、学术地位、主要作用、理论本质等理论研究。如“以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为理论基础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为指导；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近伟大成果为指导。”（1）在教育过程构成要素层面，主要包括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教育内容、途径方法、教育环境等理论研究。如“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教育对象制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使他们具有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方向，较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素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良好的道德品质，健康的心理素质和高尚的审美情趣。”（2）大多学者认为教育内容应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等主要理论内容。关于研究的途径方法，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呈现多样化趋势。从宏观论证到微观证明，从规范研究到实证分析，从人文科学的描述法、元理论分析、经济分析到自然科学的数学方法、建模方法等都有所涉猎。

第二，实践问题研究。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问题研究，其研究具体内容有所差别，基本都是围绕其实践的实效性进行研究的，研究思路大致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寻找对策解决问题。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教育理念、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等。如梁金霞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点问题现状》、冯刚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房晓梅的《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张秀荣和韦磊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热点问题》、张苗的《工具理性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分析》、邹楠的《当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仲兆华的《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问题及根源》等文章，都是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层面进行探讨的。再如我国学者张再兴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徐艳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环境论》、李伟的《加强和改进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策》、苏启敏的《价值反思与学生评价》、张秀荣和王瑞荪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等文章，就是从解决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题维度来进行论述的。由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教育方法侧重单向灌输和说教，缺乏灵活多样的艺术方法，收效甚微，因此必须建立起教育者与受教者地位平等的双向交流模式、隐形教育模式，采取教育途径多样性与多元化的手段，从而有效提高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由此可见，从宏观层面上看，我国学者对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为发展与完善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为本文将进行的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研究基础。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研究，还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大量的资料是重复的，新意不够。相关理论大多是对现实环境的客观性陈述、对面临问题的滞后性罗列以及对未来发展的理想主义式期盼。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许多重要概念没有做出明确区分和科学界定。现有许多含混不清的概念，如高校政治思想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思想教育、高校政治教育、高校政治思想教育、高校德育等等，这些概念没有进行明确区分和科学界定之前，无法建立统一科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第二，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学术研究的应然程度较高，实证程度不够，仅仅依凭理论思考与逻辑演绎来构建应然性的原理原则，应结合实践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并进行多维度的实证分析。第三，理论研究方法不够丰富，目前研究方法虽多种多样，但基本上是囿于借鉴其他学科的常用研究方法。而且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经验问题研究多于理性分析研究、静态描述多于动态分析、宏观研究多于中微观研究。第四，在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专业课进行渗透的研究方面，学者基本都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重要性，但是在宏观层面研究较多，而在微观层面研究较少，具体措施或结合何种专业的研究大多不够全面或可操作性不强。

二、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已形成专业化研究体系，但从结合高等院校学生专业背景的角度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数量却十分有限。主要集中在中国高等院校艺术专业背景、航海专业背景、医学专业背景等专业领域背景当中，艺术专业背景研究如我国学者何勇和程辽撰写的《职场需求下的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陈妍的学位论文《艺术类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尹振永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及对策研究》、辽宁大学硕士研究生陶思璇的学位论文《综合大学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孙传辉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徐彩萍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黄敬芯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等；航海专业背景研究如大连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郭海峡、邱爱红、刘思、刘明明、田沙沙的学位论文《航海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研究》、《航海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研究》、《我国航海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航海类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和改进对策》、《航海类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等；医学专业背景研究如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刘汉君的学位论文《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刘蔚的学位论文《“90”后医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石春兰的学位论文《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讨》、我国学者李久东等撰写的《医学类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等。可见，其著述形式主要是以高等院校研究生学位论文为研究成果，偶尔散见于期刊等文献。这些结合中国高等院校专业背景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大都缺乏理论性和专业性，仅简单罗列各个不同专业背景的特殊性，并加以简要分析，分别指出高等院校中具有专业背景的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并试图阐述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和对策。

从外语专业背景进行的系统化理论研究就更为鲜见，只有河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代晓雅的学位论文《高校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其对策研究》、河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王婷的学位论文《高校英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姬喻波的学位论文《外语专业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状及其教育对策研究――以四川外国语大学为例》等数篇文章。

另外还有二十余篇期刊论文形式发表的论文。首先，如以概括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特殊性为出发点，分析并论述相应问题对策的文章《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征及其思路》（漳州师范学院学者项梅）、《外语专业大学生的特点及教育对策》（商应美等）、《外语类大学生思想素质教育刍议》（彭海）、《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引导对策探讨》（河北北方学院学者段汝和）、《试论提高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集美大学学者肖振南）、《外语专业女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策略分析》（苏惠芬等）、《新时期加强外语专业班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高荟等）、《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模式研究》（黑龙江大学学者曲亮等）、《高职院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心探析》（萧君虹）、《新时期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究》（伍廉松）等文章，这些文章主要阐述了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这些学者普遍认为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具有专业学习背景、教育生活环境、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等特殊性，并针对这些特殊性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原因分析和宏观对策研究，但这些研究重复率较高，大多是对特殊性和对策进行宏观层面的罗列和泛化研究，没有深入研究导致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深层原因，也没有从微观层面出发给出具体对策和方法路径。

其次，如从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角度进行论述的《入世后外语院校德育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北京外国语大学学者曹文泽等）、《关于外语院校实践育人模式的思考》（大连外国语大学学者李宝章等）、《外语院校德育工作实效性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四川外国语学院学者陈洪丽）、《新媒体时代外语类高校思政工作创新策略研究》（西安外国语大学学者迟鸥）、《外语院校育人特点分析》（西安外国语学院学者刘伟）、《对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探索――以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为例》（成都理工大学学者张钊等）、《加强独立学院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讨》（广东海洋大学学者谢睿萍）等文章，这些文章大多从高校学生德育管理工作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在中国外语类高等院校的管理层面论述了外语专业背景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对策。

再次，如将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放在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中进行研究，重点在于分析外在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强调解决思想政治教育问题途径的信息化和网络化。《网络时代外语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重心》（刘练）、《互联网时代外语专业学生的思政教育》（?x睿萍等），这些文章虽然及时关注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信息化特征，并根据时代背景对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特殊性进行了合理分析，但并未将导致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根本原因及解决困境的对策路径与时代背景直接联系起来，也没有做出系统化专业化的深入研究。

时政分析论文范文第9篇

（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23）

摘 要：时政植入分析是《政治学原理》教学中的一种创新教学方法。其在《政治学原理》教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而要发挥该教学方法的效果必须借助其他的辅助教学手段。

关键词 ：《政治学原理》教学；时政植入；理论与现象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10．033

收稿日期：2015－04－16

时是政治是很多人每天关注议论的热点，尤其对关注国际国家大事，一腔热血的新时代大学生而言，更是如此。《政治学原理》是一门解释政治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内容比较深奥且枯燥，学生难提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的课程。因而，在《政治学原理》的课程教学中，另辟蹊径，将国际和国内的时政植入政治学理论的讲解中，有助抽象的政治理论与现实的政治现象对接，在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基础上，诱导学生自觉地运用相关政治理论知识分析政治现象，把握政治生活的本质。

1 时政植入分析在政治学理论教学中的意义

1．1 时政植入分析有助于学生明确学习的重要性，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自古以来，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就不高。在这种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下，我国的大学生的政治热情也不高，主动学习政治学科相关课程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严重不足。然而，事实是，政治生活与每一位大学生的生活都密切相关，社会中的任何个体都无法游离于政治生活之外且无时无刻不受其影响。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既然无法超脱，理解政治现象并把握政治本质就显得极为重要。毫无疑问，政治学理论的学习与政治现象的对接是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的重要途径。在《政治学原理》课程的理论教学中植入时事政治的教学方法是一种与传统的纯理论教学模式完全不同的教学形式，这种教学方式最大的特点是在政治理论的教学过程中强调把时政引入课堂，直接在讲解现实的政治现象中阐释相关政治学理论，从而为学生在贴近政治现实社会的客观环境中学习枯燥的政治理论知识，实现提高学生学习《政治学原理》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目标。

1．2 时政植入分析有助于学生加深对政治学核心概念和理论知识的理解

美国著名教育学家赫德曾经指出，基本概念和原理构成一门课程学科结构的主体，它们被视为学科的核心概念。《政治学原理》课程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既是这门课程的基础知识，支撑起这门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也是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基石和工具。然而，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和理论知识富有抽象性，很难将其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政治事件相对应，这就给学生的理解带来了相当的难度。因此《政治学原理》教学中如何来表述核心概念以及如何阐释理论以帮助学生达成对核心概念的基本理解是一个困扰教学的重要问题。政治学理论教学中植入时政分析的优势是在对身边的、及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和政治现象进行分析和阐释，界定课程的核心概念和理论知识及相关体系，从而拓展学生对核心概念和政治理论的理解，而不是记住事实性信息、知识和定义，在高质量的探究式教学活动中完成课程知识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对核心概念和理论知识形成比较深刻的理解。

1．3 时政植入分析是政治理论与现实政治现象的中介

理论是枯燥的，政治理论尤其如此。《政治学原理》课程体系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政治理论反映的客观现实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相距甚远，导致政治理论高深莫测且枯燥无味。二是《政治学原理》课程的理论性很强，对概括性、抽象性思维的要求很高，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关注。因此，《政治学原理》历来就是一门比较难以形成高质量教学效果的课程，令许多教师都深感困惑。但是，深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就会发现导致产生此种境况的因素之一是教师仅从枯燥的教条中传授政治理论难以引起学生的共鸣。理论本身来源于生动的政治实践，是智慧的结晶。枯燥的灌输式的理论教学毫无意义，也难以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如何把课程上得生动，且贴近学生特点，这是值得广大教师思考的问题。在《政治学原理》课程的教学中植入时政分析，改变模式，使教学贴近学生，增添趣味，加强互动是课程教学改革的必由之路。这种教学模式可以将政治学理论与政治事件和政治现象直接联系起来，促使学生在了解政治事件中学习政治理论。

2 如何在政治学理论教学中植入时政

2．1 学生了解和熟悉时政的阶段

《政治学原理》教学中运用的政治事件和政治现象都是已经发生的或是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任何的政治事件或政治现象都具有极其复杂的时代背景、起因、过程、结果和本质。在进行政治理论教学前应引导学生熟悉具体时政和现象，对政治事件和现象有足够的了解。因此，在课堂教学之外，要求学生广泛地关注中外政治生活，收集和认真研读背景资料。在教学中，教师启发学生运用相关理论知识和概念分析和思考，从而将原本枯燥的理论知识的学习置于现象的分析和研究之中，以期望学生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得出自己的独到观点与见解。时政植入教学法不同于注入式教学法的主要特征在于将政治理论教学置于还原的政治事件和政治现象，通过对热点时事政治的关注、相互讨论和交流，启发学生的思维、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实现最终提高学生政治素养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2 讨论、交流式的互动学习阶段

政治现象纷繁复杂，各种要素相互关联，各种现象互为因果，教师需要规避学生局限在某一角度对具体政治事件和现象进行分析，而应引导学生对其做出全面深刻的分析。因此，这一阶段教师需引导学生关注的主题是，政治事件的发生需要哪些条件、具有哪些现实和理论背景？政治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政治事件的本质如何？可以运用何种政治理论解释该种政治事件或政治现象？围绕这些问题，教师提前将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要求各小组在课前进行充分的交流和小组内讨论并制作PPT，以便上课时进行课堂演讲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小组成员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教师则把控讨论的原则和方向，引导和启发学生为考虑到的领域，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对于存在争议的时政问题，教师应多鼓励学生积极发言，尽量让所有学生都有展示自己观点的机会，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教师可以以提问的方式启发学生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去思考、去争论。对于不成熟的观点不要批评，应及时调控讨论的方向和节奏，从而培养学生主动探索求知的精神。通过讨论和交流，学生可以多视角和更全面的了解具体政治现象的规律和本质特征，从而既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拓展了学术的分析思路，又培养了学生分析政治问题与解决政治问题的能力。

2．3 得出理论结论和教师点评阶段

《政治学原理》教学中植入时政方法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对整个案例教学的全过程进行评价。一方面总结案例中相关知识点的运用，即运用政治学相关理论对时政问题进行全面阐述，透彻的讲解理论知识以及灵活的将理论知识运用于现象分析；另一方面综合评价学生掌握和理解相关理论知识的程度，分析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政治现象时存在的不足，尤其是帮助学生如何把握分析问题的切入点，如何找到分析问题的理论支撑，如何厘清问题的分析思路。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逻辑性、全面性和深刻性。其目的是帮助学会运用政治理论知识解释政治现象和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与此同时，教师在点评中既要给出自己的观点，又要给学生留下独立思考的空间，促使学生在主动学习中更深入的探讨理论问题。

3 如何巩固《政治学原理》教学中时政植入教学方法的效果

3．1 借助时政植入分析引导和激发学生思考现实政治现象

《政治学原理》教学的最终目的不在于使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和基本概念，而在于，借助于掌握的理论知识和知识体系去观察政治社会、政治生活，理解政治生活的规律与本质，提升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提高取决于学生长期和主动的政治学习，在日积月累中不断积淀和提升。时政植入分析方法提供的是一个由事件到理论的分析思路，学生可以将从时政植入分析中学到的分析方法进一步运用于分析各种现实政治问题，使学生在政治问题分析中更深刻的理解政治理论知识，提升不断提升学生综合能力。与此同时，教师通过在《政治学原理》的理论教学过程中植入时事政治分析，其作用在于激发学生对政治理论学习的热情和动力，引导和诱发学生习惯性的运用政治理论分析现实中的政治事件和现象，启发学生分析政治问题的一种理论与逻辑思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学生对“枯燥”的政治理论感兴趣时，自主学习将贯穿学生整个大学学习阶段，甚至是延续整个人生。

3．2 借助时政植入分析引导和激发学生获取更多的政治理论知识

政治学理论是极其枯燥的，在《政治学原理》教学中时政植入分析的目的是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习兴趣从而主动地获取新的政治理论知识。因而，教学方法仅是一个促使学生将政治理论与实践相联系，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能力的中介和工具。当学生能从政治事件分析中获得乐趣时，学生必然会主动追逐领略政治学大家的思想，从而进一步提升政治理论知识的储备。这时教师可以给学生推荐政治学名著以供其获取政治知识和理论。实际上，某些政治现象和政治事件的规律和本质，学生可以从经典的政治学名著中找到解释，如《旧制度与大革命》等。教师在课堂教学之余，可以将时政分析与经典阅读相结合，引导学生由阅读通俗易懂的政治学读物到精读精读政治学名著，不断拓展阅读，促使学生理解和掌握更多的理论知识。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著．颜一，秦典华译．政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 加藤节著．唐士其译．政治与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3

3 罗布特·A·达尔著.王沪宁，陈峰译．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时政分析论文范文第10篇

在教学过程中，我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针对我们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我们学校的时政教育资源状况，主要做了以下方面工作：

一、时政教育的形式多样化，做到学生人人参与，达到寓教于乐的作用。

1.课前五分钟时政要闻播报。当天的主要新闻热点及时让学生了解，做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2.一周要闻时政点评。每个班级请一位学生（可以依学号轮流）做本班的时事评论员，评论员可以针对本周内国际国内大事发表自己看法。“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针对评论员的发言，其他同学可以发表自己不同的见解。教师可以针对学生的评论内容进行分析、评述，并作为学生思路的开拓者和引导者，给予适当的点拨，帮助学生弄清事情真伪，有理有据地针砭时事，最终达成共识。每一次评论员的时事评论要及时进行民意打分，形成一种竞争意识，你追我赶，保证每一次评论的质量。

3.专题评析时政。一周要闻时政点评由于内容多，时间有限，学生不太可能对国内外的重大事件、热点问题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因此专题评析时政就成为重大事件、热点问题时政教育的较好形式。如利比亚问题、朝鲜核问题、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世界气候大会的召开等。如果把时政与课文知识有机结合，可以使书中枯燥的原理变成分析社会热点的有效工具，大大提高学生平时关注时政的兴趣和学习政治课的热情。

4.时事追踪评析。国际、国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大大小小的事件，任何事件都有一个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只有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把握事件发的全过程，才能认清事件的本质。当国际、国内的一些重大事件成为热点问题时，我们不能满足于一周要闻演讲和专题评析，而是要按其发展的线索和趋势，作连续性的评述分析。如持续的物价上涨问题、就业问题、利比亚战局问题等。

5.时政知识介绍。时事政治教育中，往往涉及许多时政知识，如包容性增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消费税、土地流转等。向学生介绍这些时政知识，不仅可以使学生进一步了解国内外大事，也增加了知识面，开阔了视野。

6.办好时政板报。“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教学改革的实践中，我发现当老师改变教学方式，给学生以施展才艺的舞台，他们的创新能力将得到很大的体现与发挥，他们在许多方面能做得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得多。办好时政板报是一种较好的形式。板报由学生自己命题、设计、编排、摘抄、撰文。

7.撰写时政小论文。理论联系实际，把时政热点与教材内容相结合。小论文可以教师命题，也可以学生自己命题。这样，学生既获得了时政知识，又提高了做题能力。

二、时政教育必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时政分析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政治学方法论，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2 ― 0034 ― 03

一、我国国内的政府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审视

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我国政治学界的有关政府理论的研究，其研究基本上是以“政府要素”考察分析为主，如对政府体制、政府权能、政府文化等进行专题研究等。由于政府各要素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关性，所以，尽管学者们各自的研究主题有所不同，但内容上难免相互重复。另外，会忽略政府作为组织的自主性。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先后历经以政府机构精简为重心的改革阶段和以政府职能转变为重心的改革阶段之后,世纪之交我国的行政改革在摸索中进入了以变革政府治理模式为中心的新阶段，并明确提出了建设服务性政府的改革目标。服务型政府即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在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中，政府作为服务者的角色，通过法定程序并由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以公正执法为标志，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政府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国内现有的有关中国政府的研究，大多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即为不是或主要不是从现实政府活动和政治生活的经验事实和实证材料中考察、总结和归纳政府活动中的一般规律，而是基本上从原则、概念、理论和法律文献出发，进行演绎推理和论证，重点在于解释和说明按照理论原则或宪法规定，中国政府的制度、规则和程序应当这样或那样。虽然，这种对当代中国政府的静态层面的研究是必要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因此，在上述规范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开始试图运用经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政府，基于大量的实证资料来对政府活动进行观察、描述和归纳。本文中准备考察的张光教授的《居民眼中的服务型政府》一文主要从动态层面，着重考察了居民对服务型政府的评价。同时，张光教授所运用的方法论技巧也是近年来研究政府理论的新尝试。

在具体的分析方法上，国内学者主要吸收了国外学者的分析方法，特别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对中国政府问题的传统研究局限于静态的结构分析，而结构-功能主义则试图将结构和功能联系起来进行系统分析。研究政府的各种实际功能以及履行这些功能的相应结构，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单纯的结构分析和单纯的功能分析的片面性。

二、《居民眼中的服务型政府》一文在政治学研究方法论方面的新突破

1.张光教授在确定因变量“农村居民”和自变量“对政府满意度”后，文章运用了相关分析模式，从居民对政府的满意度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测试，验证了服务型政府的绩效的改进方向。

2.使用了抽样逻辑的方法，确定了调查总体与抽样范围，调查问卷中的本地政府指的是县、乡两级党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例如：教育、医疗、卫生、司法、公安、交通、民政、计生委、工商等）。问卷从可控因素和不可控因素两个维度进行了设计。农村调查样本涵盖了26个省（直辖市），共调查了257个乡镇的1600多名农村居民。从观测对象的总体中进行抽样并可以抽取相当数量的个案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所有观察对象构成的整个总体中随机抽取。所抽取的样本，我们能确信所关注的因果关系能够如实反映在样本里，但是即便是随机抽样偶尔也会偏离总体。我们抽取样本时要避免抽样误差，我们可以通过增加样本容量或者增加个体的同质性来减少抽样误差。

3.《居民眼中的服务型社会》以农村居民对政府满意程度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探索性研究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为了满足研究者了解某事物的好奇心和欲望；第二，探索开展更为周密的研究的可能性；第三，发展可用于更为周密的研究的方法。张光教授的文章属于后者，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大规模抽样调查及运用结构性问卷探测这种问题的方法。探索性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很有价值的，但其缺点是难以对研究课题提供满意的答案，缺乏确定性同抽样的代表性问题等。

4.张光教授的文中运用了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收集第一手数据来描述一个难以直接观察的大总体的最佳方法。通过入户问卷调查的方法，入户调查的长处就是回收率高，从问卷内容来看，访员到场一般会减少空着不填的项目的比例。另外，可以减少答问者对问题的误解。通过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农村居民对与他们的政治、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类需求的评价，以此来确定哪些因素会显著地影响农村居民对本地政府的评价。调查方法也有其得失，调查的方法特别适用于描述一个大总体的性质。运用入户问卷调查的方法，采用的样本容量达到1600多名。大样本对于描述性或解释性分析的结果是很重要的。调查的方法也有不少的缺点：第一，标准化的要求常常导致复杂的题目流于表面化；其次，调查很难触及社会生活的背景；此外，调查像实验一样具有某种程度的人为性质。调查不能度量社会行为，而只能收集对行为的自我报告。调查的一般特征是准确性较低而可靠性较高。《居民眼中的服务型社会》通过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和归因性统计分析，探讨了农村居民对政府的评价和期望，并提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绩效的改进方向，结果很明显的是其可靠性是比较高的。

5.从不可控因素分析、可控性分析以及哪一级政府或组织对农村居民生活影响最大和地区的比较来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其中可控性分析包括政府的施政方式和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表1、2（见《居民眼中的服务型社会》）问卷中包括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效率和一些具体的政策等，都是可以直接影响到公民对政府的总体评价。

研究报告往往要计算和说明平均数。使用平均数时要注意，它对极端值很敏感。一组数据中极大或极小的数对平均数影响比较大。表中1用容量为3的参照平均值为样本来估计平均值，不仅有平均数还描述了离散趋势。我们在抽样的过程中要注意同质性与异质性以及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抽样误差，另外还要注意代表性和选择的概率。概率抽样的优点是它虽然不能完全精确地代表总体，但由于避免了偏差，可以比其他类型的样本对总体更具代表性。再者，概率论可以对样本的精确性和代表性做出估计。然而如此大量抽样，并且将结果平均，最终得到的农村居民对政府施政行为的评价差异平均值几乎会如实地反映了整个总体中的评价。也就是说样本量越大，我们每次抽取样本分析关系的差异就越小，对事物观察的偏差就越来越小。

6.《居民眼中服务型社会》表1、2中通过实地研究进行直接观察。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使研究具有相当的深度；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并可以节省经费，如张光教授文中的入户访问调查，只需要研究者本人和他的纸笔就够了。但是，这种方法也有其缺陷，首先，作为定性而非定量的方法，它很难产生对总体的精确描述。其次，取得的结论常常只是可能的而不是确实的结论，即为其准确性、可靠性及概括性。

调查和实验的方法常常容易流于表面而缺乏准确性，《居民眼中的服务型政府》文中所采用的实地研究的方法可以提供更加准确的度量方法，使其评价结果具有深度。实地研究带有浓厚的主观性，通过比较研究使其结果更可信。但是，在某项观察的过程本身也有一个概括性的问题，抽样误差的潜在危险是存在的。

7.张光教授文中运用了比较复杂的分析方法，调查采用了逐步回归分析来筛选出对总评价有显著的影响因素，最能够用来解释市民总评价的自变量将自动进入模型，并按照解释能力大小进行排列，而那些不能解释总评价的自变量将自动被剔除。

标准回归系数值β（Beta值）的大小反应了多元自变量间的相对重要性，即为标准回归系数越大的变量，对政府总评价的影响力越显著。（如表3）回归分析技术是统计检验的方法之一，是对研究结果的有效检查手段。通过观察数据得出变量之间的关系。回归分析技术使我们能够在所有的观测资料中考察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式（而不必把这些数据分成单个的小组），并在没有任何其他变量变化，即为其他每一个变量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对因变量和任何特定的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做出估计。但也会产生很大的局限性控制定距层次上测量的变量划分组数会太多，另外，直接保持变量不变会使得研究者用以测量变量关系的对象个数太过于稀少。再者，直接控制会产生对变量关系的多重测量，使得测量结果难于处理和吸收。我们在实验的过程中要注意必须掌握整个过程，将方法和计算机分析作为工具使用，同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居民眼中的服务型政府是什么状态？分析的数据会告诉我们一切。

三、运用科学方法论构建服务型政府

农村居民对政府工作的评价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令农民满意的政府，也有助于政府不断改进其绩效。科学并不能完全脱离政治，尤其是社会科学，它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许多科学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和改正缺点，特别是那些我们尚未察觉的缺点，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技巧来规避误差的产生，严谨我们的治学态度。

公民的评价已经成为衡量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准，加强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提高民众的满意度，成为政府提高治理和服务水平，实现“善治”的重要途径。我们通过方法论方法了解到中国农村居民对政府施政的满意度，主要在于政府自身，在于政府可以控制的因素上。

另外，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多是对服务型政府的规范研究,实证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即便有一些基于实践层面的讨论,也多是对服务型政府建设实践的经验层面的介绍和分析,真正能基于服务型政府建设实践并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有机结合的研究成果不多。我们的真正目的是将服务型政府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为人民谋福利,为社会谋发展。离开这一目的,对理论的研究再深入也不会有更多的价值。所以在进行服务型政府相关理论研究的同时,基于服务型政府建设实践的实证分析也要有所突破,并力争做到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有机结合和协调发展。而随着现实中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逐步展开,可以预计,立足国内服务型政府建设实践,综合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对服务型政府及其建设问题进行深入的系统研究，将成为之后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时政分析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政治权力；社会权利；边际效用；研究视角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9-0109-03

近年来，随着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现象的日益普遍，学者们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成果颇丰。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具有差异性，笔者拟从政治权力、社会权利、需要层次和动机、费耐尔逻辑模型和边际效用等不同学科的不同视角对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进行一个历史性的回顾，在此基础上，探讨现有文献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研究共识、不足与理论空间。

一、政治权力：政治学的研究视角

政治权力的视角是指从国家、政府的角度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行为的研究，它是政治学的研究视角。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要而言之，主要包括：

第一，运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进行的研究。王晓燕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视角，探讨了我国中小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倾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们政治参与的真实社会建构[1]。王志刚根据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理论，分析了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及社会建构，阐述了充分发挥私营企业主阶层参政议政作用，使其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的一支健康力量的重要性[2]。

第二，运用公共选择理论进行的研究。周兴新、罗晓敏、陈舜键运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对涉及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政府这一政治行为主体进行了理性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政府是理性的，即政府也要效用函数最大化。不仅如此，他们还应用公共选择领域中的“效用”概念思考促进政策制定的有效性，为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提供方法论基础，并且更好地发挥政治参与的作用[3]。

第三，运用政党执政理论进行的研究。朱光磊、杨立武从扩大和巩固执政党社会基础和执政资源的角度出发，认为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拥有巨大经济资源的新型阶层，在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强大政治力量和适应性的政党，必须为他们的政治参与提供制度性渠道，扩大和巩固自己执政的社会基础，这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深远意义[4]。

第四，运用政治参与理论进行的研究。政治参与理论主要研究政治参与主体、政治参与形态、政治参与的现状和规范政治参与等方面的内容。在关于政治参与主体的研究中，陆学艺认为私营企业主的阶层意识在逐渐产生，但尚未产生统一的自觉的政治要求[5]。在关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客体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的政治参与结构存在以下问题：首先，现存的政治参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着制度化程度低、配套性差的问题；其次，从结构功能角度来看，我国政治参与体制的分化程度不高，自立性比较低，在担负着某些政治参与功能的同时，受到党政机构强有力的支配，成为党和政府用来进行政治控制和社会调控的系统[6]。在政治参与形态的研究中，成伟认为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现状为：合法性参与为主、非法性政治参与时有发生；政治参与目的层次较低；政治参与的组织性不强；政治参与的强度不高[7]。赵纪梅则进一步指出，政治参与的主体有限，受教育程度高、经济实力强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较高；政治参与的目的层次较低，利益是大多数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主要驱动力；政治参与模式以制度性参与为主，非制度性参与时有发生；政治参与组织性不强，以个体参与为主；政治参与强度不高是当前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现状　[8]。

二、社会权利：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社会权利的视角是指从社会出发，以公民个体为分析单位，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展开的分析，这符合社会学的研究思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第一，运用公民身份理论分析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黄文雯运用公民身份理论分析了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合法性，认为，既然党的十六大明确了私营企业主等新生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建设者，那么我国私营企业主属于新时期人民群众的范畴，他们也就拥有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权利[9]。苏红霞、张静则更为明确地指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权依法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政治权利，是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法律依据[10]。

第二，运用社会分层理论分析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社会分层理论主要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特征、来源、发展过程等方面进行的分析。社会分层理论尽管不是专门研究政治参与问题的，但是其中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特性、社会流动机制和路径等研究可以为政治参与问题研究提供重要的知识背景。李路路认为，原来的国家干部、普通职工或农民、非国有单位的管理人员是私营企业主的主要社会来源[11]。王晓燕认为，对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问题“国内大多数学者仍采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为基本的分析框架”[1]。并且将中小私营企业主从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划分出来单独对其政治参与行为进行研究。

三、需要层次和动机：心理学的研究视角

第一，依据需要层次理论进行的研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为分析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框架。华正学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为视角，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行为进行了新的观察和思考，认为可以将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需要归纳分解为以下五个主要层次，分别为：发展经济、壮大实力的参与要求；保障权利、维护安全的参与要求；靠近组织、回归社会的参与要求；提高地位，获得尊重的参与要求；成就事业，实现自我的参与要求。同时他还把上述五个层次需要归结为物质利益追求、精神性激励、共同愿景等三个目标[12]。

第二，运用动机理论进行的研究。心理学认为，任何行为的背后都有其动机。胡绍元从动机的角度认为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动机主要表现在实现自我价值、提升社会地位、参与社会等三个方面[13]。敖带芽认为，1999年修宪之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动机趋于明朗和稳定，主要是：通过政治参与维护自身利益；获得对本阶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形成共同的阶层意识[14]。邢乐勤等学者认为一方面私营企业主的政治需求更具有公益性和和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大多数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心态是拥护党与国家政策，关心本阶层的共同利益，在经济发展有所作为的同时，也希望在政治发展中有所作为[15]。王河则更为明确地指出，目前我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特征及其心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恢复型的补偿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提升政治地位，以获得心理补偿；功利型的经济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及企业知名度，以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民主型的发展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断上升[16]。

四、费耐尔逻辑模型和边际效用：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第一，运用计量经济学的费耐尔逻辑模型（1989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商学院质量研究中心费耐尔博士总结原有理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把顾客期望、购买后的感知、购买的价格等多方面因素组合起来，建立起一个计量经济学的逻辑模型，即费耐尔逻辑模型。进入21世纪，费耐尔逻辑模型已成为世界上很多国家最广泛采用的顾客满意度研究的理论模型）分析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满意度。华正学根据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实践的特点，结合费耐尔逻辑模型认为，政治参与进程中私营企业主满意度的理论模型主要由以下六个变量构成：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期望；私营企业主对参与质量的感知；私营企业主对参与价值的感知；私营企业主对参与的满意程度；私营企业主对参与的抱怨；私营企业主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程度。并且指出在一般情况下，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满意度与上述变量之间主要呈现以下关系：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期望影响满意度，高的期望值会使满意度下降；私营企业主对参与质量的感知与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即感知越高，满意度越高；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满意度与参与抱怨呈负相关关系，即满意度越低，抱怨就越多；反之，抱怨越多，也表明满意度越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满意度与其政治忠诚呈正相关关系，即满意度越高，私营企业主对政治系统越忠诚。同时，他还补充强调由于多变量因素的存在，在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各变量间的关系有时也是十分复杂的，并非是单一的对应关系[17]。

第二，边际效用。边际效用（指消费者每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的消费量所引起的总效用的追加（或减少）。而总效用则是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消费一定量物品或劳务所获得的满足程度，它是消费一定量物品或劳务所获得的单位的加总。边际效用与总效用的关系，是研究消费的增量（或减量）所引起的总效用单位的变化。而消费量的变化所引起的效用单位的变动，就是边际效用）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运用这一概念可以为研究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热情提供一个很好的解释框架。华正学依据西方经济学的消费需求理论，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边际效用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他认为在实践过程中，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热情并不是随着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加而增长，而是相反地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以当有的私营企业主初始得到政治参与机会时积极性高涨，而当组织为其安排的政治参与机会越多，政治安排角色越多，希望他更能够代表非公经济人士利益愿望的时候，反而越不积极甚至消极退缩[18]。

五、现有文献的共识、不足与理论空间

对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进行研究的现有文献基本达成如下研究性共识：一是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动机的认识。研究者基本认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动机具有多层性，包括恢复型的补偿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提升政治地位，以获得心理补偿；功利型的经济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及企业知名度，以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民主型的发展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断上升。二是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模式的认识。研究者基本认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主要有制度性的和非制度性的两种。三是对现存的政治参与体制存在诸多问题的认识。研究者基本认为，现存的政治参与体制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需要通过一系列改革来解决。然而，现有研究还存在不足，这些不足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空间。

（一）现有文献的不足

毋庸置疑，现有的理论成果为进一步研究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些分析框架和有益的启示，但也存在以下的不足。

第一，研究成果没有把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问题放到宏观的政治社会背景中去，即运用政治参与理论时，并没有把政治参与的约束变量考虑进去。事实上，在中国语境下，摒除宏观的社会政治结构分析，简单套用西方经典理论往往出现解释乏力的现象。

第二，由于忽略了宏观社会政治背景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重大影响，许多研究的理论分析和理论建构主要基于理论层面的逻辑推演，尽管也掌握着大量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材料，但是这些材料很大部分是基于理论需要、囿于分析框架剪裁后的产物，真实世界中丰富多彩的事实实际上被屏蔽了，所带来的结果是研究得出的结论尽管符合经典理论，但是往往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第三，通观我国学术界对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问题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的历史分析视角和比较分析视角的研究还显得十分缺乏。

（二）理论空间

一般地，理论是实践主体对实践客体的认识，当我们应用理论剖析具体问题时，如果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这样的理论便存在理论空间。就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而言，笔者认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理论空间至少有二：第一，可以把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问题放到宏观的政治社会背景中去，把影响和决定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约束变量纳入到政治参与理论中，从而全面考察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政治生态，并从中找出其固有规律。比如我国的传统文化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影响等。

第二，从历史学的历史和比较的视角研究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发端和发展的，至今已近三十年，进行历史地分析和研究显得十分必要。进一步研究的理论空间至少有二：一是从纵向上，对我国不同历史阶段上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特点的研究；二是从横向上对同一历史时期内不同类型的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的比较研究。不仅如此，三十年来，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发生过怎样的变迁，这种变迁的内在机理是怎样的，导致这些变迁的主体、动力、路径、目标是什么，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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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分析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公共行政系统分析；可能性；必要性；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11－0074－04

系统分析方法来源于系统科学，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横跨自然与社会学科的新兴学科，它的产生和发展并引入政治学，为我们建立科学的政治学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支持。传统公共行政作为政治学的一部分，相应地也纳入了系统的结构功能分析当中，开辟了公共行政学新的研究视野。

一、公共行政系统研究法：一种新的分析视角

(一)系统分析及政治系统分析法的渊源

1，系统及系统分析法(System Analysis Method)

1968年，贝朗塔菲发表了一般系统论的代表著作《一般系统理论――基础发展与应用》，在文中贝塔朗菲把一般系统概念定义为：处于一定相互关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成分的总体，或：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要素组成的具有整体功能和综合行为的统一集合体。钱学森把极其复杂的研究对象称为系统。其后，“系统”一词风靡各门学科。

系统分析法是在克服还原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还原论主张对研究对象不断进行分析，恢复其最原始的状态，化复杂为简单。随着科学疆界的拓展，大量非线性相互作用的子系统组成复杂大系统，子系统之间以及子系统与大系统之间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使系统在整体上涌现出新的性质和功能。还原论无法对这种新特性提供一个满意的解释而面临挑战。系统分析法是在揭示还原论不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上强调要把整体论和还原论、局部分析与整体描述、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描述、定性与定量刻画相结合的特点。应用在一般学科领域，系统分析法就是指把要解决的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对系统要素进行综合分析，找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的方法，它从系统的着眼点或角度去考察和研究整个客观世界，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它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人类的科学思维由主要以“实物为中心”逐渐过渡到以“系统为中心”，是科学思维的一个划时代突破。

2，政治系统分析(A System Analysis of Politics)

政治系统论者之一的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认为，分析政治现象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看作是系统整体的组成部分，他曾说：“只有当政治活动根据活动系统来处理时，科学的政治才能发展起来”。最先使用系统方法对政治进行分析且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大卫，伊斯顿pavid Eastonl917--)，1965年他在其代表作《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A System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中，运用系统理论与方法对政治生活进行分析。“科学是通过形成可以描述世界的概念人手的。……没有概念的形成，科学也无从谈起。”“在政治学发展的当前阶段，谁想把自己的一套观点标之以理论，那他就必须集中关注概念形成和革新”，因此他的政治系统分析也是从概念结构的创立开始的。他创建了一整套政治系统分析的概念结构，如政治环境中产生的要求和支持的输入、干扰和压力下的反应与输出、信息反馈、穿越政治系统边界的交换与交动等。而系统(System)、环境(environment)、反应(response)、反馈(feedback)则是伊斯顿应用的四个主要概念，这四个概念把政治生活作为一个有机系统联系起来。

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中，伊斯顿主要传达了以下几层意思：第一，伊斯顿认为政治生活理所当然地是一个系统，这是无须争辩的。因为“一个社会中的政治互动构成了一个行为系统”。第二，政治系统是社会总系统的一个部分，环境会通过输入对政治系统形成干扰(disturbances)、造成压力，系统有一定的适应性的能力(通过输出)对干扰、压力作出反应，并改变或适应其所处其中的条件。第三，一个系统能在压力条件下得以维持，通过反馈而实现的信息功能不可或缺。正是系统的反馈给决策者提供了一定的信息，政治系统才能作出自动或被动的调适自身来延续其发展。

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要解决的是一切政治系统是如何设法在稳定的和变化的世界上持续下去的这一问题。而所谓政治系统的生存过程及其持续不可或缺的功能，是与其试图由以自我维持的典型反应模式相联系着的，对这些过程和反应的本质及条件的分析，是伊斯顿理论的核心问题。作为一种宏观理论，政治系统分析具有较广的适用性，它提供了研究政治的一般原理和概念工具，它适用于一般的政治系统。

政治系统分析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点和局限。首先，政治系统作为一种理论框架，本身还不够成熟(如对政治边界模糊、内部要素界定不清、运动过程过于简单等)；其次，到目前为止，系统分析只限于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治的研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政治体制、政党的特性、政治集团的作用和数量、政治参与的程度与方式、大众传媒的状态等等，均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按西方国家政治形态所建立的系统分析模式显然不能搬用；再次，系统分析是描述型理论，使政治这个有强烈阶级和价值色彩的名词变成了一个中性的系统，其价值中立色彩不能反应政治生活的本来面目。

(二)我国公共行政系统研究法及其可能性

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专著来专门探讨公共行政系统分析，但事实上在没有充分的理论验证公共行政能否采用系统分析法之前，系统分析作为一种新视角或分析工具已经引入到公共行政的分析中，“行政系统”、“行政输入”、“行政输出”“行政反馈”等名词已广泛见于论文及著述当中。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笔者个人认为主要原因还是行政学科脱胎于政治学的历史影响和行政学自身学科发育不充分的现实。另外，新公共行政学派诞生之后，民主、互动、公平、正义等政治价值成为行政学的追求和导向，行政价值又回归到政治领域中来，行政学似乎有回归母学科的态势。20世纪80年代，尽管效率的价值取向还是新公共管理的主导价值，但是新公共管理学派倡导的民主价值一直没有被抛弃，政治与行政的分野更显示出模糊性，公共行政学领域难以自立门户创建出区别于政治学独有的概念和理论框架。

那么，我国公共行政领域能否采用系统分析法？笔者认为我国已初步具备使用这一工具的条件，因而公共行政系统分析方法是可行的：第一，我国公共行政生活是个

大系统，这是公共行政系统分析的前提。根据系统的概念，毫无疑问，行政生活是个大而复杂的流动系统，它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行政系统具有自身的结构，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组织；行政系统有自身的环境，在环境中不断地吸收信息、转化、加工、输出信息，环境也不停地将支持、要求和反对等信息输入行政系统，要求当局做出反馈。第二，我国政治集团等社会主体得到了发育成长，这是公共行政系统分析的基础。我国已经基本具备行政系统的若干构件，如政府当局、政治集团、社会利益集团、民间共同体等，这是行政系统运行的主体。高效办事的政府当局就将环境信息吸收、加工和转化，对要求做出反馈；政治集团、社会利益团体和民间共同体是社会各种利益和要求的集中者、综合者和表达者，它们在行政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三，我国行政组织是较为开放的系统，这是公共行政系统分析的保证。开放的行政系统是社会要求、支持等信息快速穿越行政组织边界、到达政府当局信息加工厂的基本条件。开放的系统需要一系列通道实现信息的流动和跨越，我国的政党执政参政、新闻媒体反应民情社意、民众的行政参与等都是行政系统与外界环境交流信息的通道。

(三)我国公共行政的系统研究法的必要性

首先，我国公共行政必须扬弃对静态行政模型的描述研究法，引进动态权变的系统分析法开拓研究视野。公共行政系统分析法改变了传统行政学研究的静态模式，把行政行为引入了系统分析，有助于深入了解各种行政现象及其深层次原因。传统行政学只注重组织内部的、制度、结构、规则、原理等静态研究，系统研究法则把行政生活看成一种行为系统，把社会成员和社会环境对行政生活的影响作为变项，通过系统模式考察它们对行政系统的作用以及政治系统对它们的反作用。这就从动态上把握了行政行为和行政过程。

其次，我国公共行政学科的发展需要新的具有说服力的概念和理论来加强学术性研究，同时为实践提供大众化的指导理论。系统分析具有一般理论的适用性，能对古今中外的行政系统进行一般性的描述，提供研究行政组织，了解行政结构的一般原理和概念工具，对于行政行为、行政参与、行政过程、行政文化、行政沟通等具体问题，系统方法也同样具有说服力。

再次，我国的公共行政学不仅是一门规范性学科，而且也是一门描述性学科，公共行政系统分析方法主要作为一门描述性分析工具，能适应我国社会行政生活的外在显性特征。系统论的整体观点，系统的要素之间、环境与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观点，都是把人的行政行为放到与外在环境和人际间的普遍联系中考察，这符合行政生活普遍联系、动态发展的外在特征。

所以从理论上来看，将系统分析法引入公共行政学领域，不仅必要，而且重要。系统分析法的引用已经丰富了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视角，也必将发挥着方法论的重大影响。

二、系统视角下的公共行政：主体及过程

行政系统在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流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调节和进化，那么这种调节的和进化的主体是什么，又遵循何种过程?按照伊斯顿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将行政系统运动的主体分为：行政共同体、典则和行政当局。将行政系统运行的过程分为行政输入、信息转换、行政输出，也即是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落实和实现的过程。

(一)行政系统主体――行政共同体、典则与当局

1，行政共同体。共同体是个宽泛的概念，它首先是人的集合，由相关成员个体按照地域、文化和政治等因素而组合成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共同体。家族、社区、公司、民族、国家甚或是整个人类社会都是个体的不同组织形式，也是共同体的不同表现。在政治学的视野中，历史上的城邦、城市、王国、民族国家是独立的个人在一定地域内基于共享的观念和文化而通过参与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其中，个人的利益关系构成这种共同体的组织脉络，个人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和对公共事务的承担赋予这种共同体以生命。在伊斯顿看来，政治共同体是“政治系统的一个方面，它由政治劳动分工联合在一起的人群团体……他们都参与公共结构和一系列的过程，但连接的纽带(政治共同体感)可能是紧密的，也可能是疏松的”。与此类似，行政共同体就是享有相同行政观念或文化的利益集合体，这种集合体用或松或紧的行政认同感将社会分散的个人连接在一起，对行政系统发挥综合性的影响。

2，典则。伊斯顿并没有给典则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是却侧面描述了典则的特征和组成部分，“只要一个团体的成员在政治共同体中显露出最为强烈的互相认同感，那么他们就会一直面临建立某种规范化的方式来理顺彼此之间政治关系的任务……成员需要接受某种基本的程序和规则…”；“典则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部分：价值(目标和原则)、规范(习俗、法律)和权威结构(对合法性的普遍信仰)”。由此我们可以初步推断典则即为正式制度(法律、法规、规章等)和非政治制度(习俗、传统、惯例、禁忌、神话等)之和，也即典则是广义上的制度的含义。形形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将环境中看不见的需要转化为支持或消损性力量，穿越行政组织边界，成为系统的输入。

3，当局。当局在伊斯顿笔下是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如果我们可以用‘当局’这个概念来作为权威角色的承担者，一般来说，当局还包括符合下列标准的系统或成员：他们必须涉足一个政治系统的日常事务，大多数的系统成员都承认他们对这些日常事务负有责任；在大多数时间内，他们的行为将被认为是合法的而得以认可，只要他们是在他们的角色所限的范围内行事，他们必须使大多数成员认可他们的行为。”伊斯顿按照自由程度的大小和权威的范围，把当局作了划分，“当局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阶层，已经取得决策权的当局处于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一极点之上，……另一极可能包括的是那些邮递员或农业工人”，可见，当局也即是指对行政系统产生影响的系统内外部人员，包括国家首脑、议员、内阁僚属等正式的权威角色，也包括社会的较低阶层(如邮递员，农业工人等)。

(二)过程――行政输入、信息转换、行政输出

在我国，行政输入、信息转换、行政输出过程实际上就是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实现、利益落实的过程。

利益表达过程是行政主体的个人或集团向当局表明他们的利益要求以期望从将要出台的政策中获得利益的过程。当利益表达得到一定程度的社会支持后就以行政输入的形式进入行政决策机构。

利益综合过程是社会大小角色纷呈亮相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而往往漫长的过程。为使利益表达变得强而有力，各个政党、利益集团、政治共同体就必须广泛地争取社会支持，使其主张成为行政机构不能忽视的行政要求，这种将共同利益和力量集合起来的行为过程，就是利益综合的过程。

当“利益表达”经过“利益综合”被强化后，再以行政输入的形式出现在行政决策机构时，便作为政府的备选方案之一进入议事日程。政府经综合权衡、慎重考虑而权威性选中其一的做法称为“决策”。利益决策过程在伊斯顿

的分析中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因而其理论往往被视为“黑箱理论”。

行政系统政策法令的实施和裁决将行政决策以行政输出的方式投放到社会中，这实质上是利益实现和落实的过程。如果政策在实行中遇到阻碍和困难，这种信息便以负反馈的形式，回输至监督和决策机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行政系统主体及其运行过程都是在相互作用、相互调适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发展的，从而行政系统就表现出动态的平衡性特征。系统呈现的这一特征是建立在各个构成部件功能和性状相对稳定的基础上的，某一个部分或构建发生变化，系统平衡就被打破，因而研究行政系统各个构成要件对于更好地应用系统分析法有积极作用。

三、我国公共行政系统研究法的局限性

我国基本具备公共行政系统的构成要件(前已论述)，也具有引入的必要性和现实性，但是作为自然科学的一种有力分析工具，系统分析法移植到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应用到我国的公共行政领域后，也未免遭到“水土不服”的常见病，这是与我国公共行政系统自身构成要件发育的不完善直接相关的，因为在引入系统分析法后。面临着诸多挑战，也即表现为系统分析法的应用局限性。

(一)局限性之一：公共行政系统主体发育不足

首先，公共行政系统支持流向的对象之一的行政共同体发育不健全。行政共同体是建立在共同文化和信仰基础上的人员和集团，我国行政共同体已经在行政领域发挥着相应的作用，但是仍旧发育不良，主要表现在我国民间组织不发达，民众自组织能力不强，地缘和血缘相当大程度上仍旧是维系社会民众的主要力量，行政共同体感较弱，大范围内的社会性共同体较少，因而民众社会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能力较弱。

其次，公共行政系统支持流向的对象之二的典则(制度)发挥的作用也较为有限。我国的正式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形式主义，制度、法令、政策的制定意旨与执行现状脱节，制度、政策的权威性力量难以完整发挥；传统、习俗、社会潜规则等非正式制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调节着信息流向，侵蚀着正式权威的力量。

再次，公共行政系统支持流向的对象之三的行政当局(权威的承担者)整体素质有待提高。正式权威承担者(权威承担者包括自上而下的一系列阶层，上至总理、行政部门等正式权威承担者，下至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受制于官僚体制的各种特性(如封闭性、僵化性、终身制、缺少责任等)，难于发挥信息刷新(改革)和信息传递(摄取社情民意)的作用；非正式权威承担者的普通民众也缺少表达自身利益的公民能力和公共精神，二者力量都较为薄弱。

(二)局限性之二：我国公共行政系统信息传递过程阻力较大

1，行政系统的开放性有待进一步扩大。系统的封闭性驱使系统走向无序或僵硬，只有充分开放的系统才能使信息流穿过通道流入系统内部。用系统论观点来看，我国的行政体制仍然是封闭系统。从宏观层面来看有，我国传统的政府是封闭型、控制型政府，行政权力的过于集中，强化了政府的信息特权和决策的倾向性；从微观管理层面来看，行政体系内部的官僚制是一种封闭性的结构。部门分工、层级节制、职业训练都是以权力的不可侵犯为基础，权力的绝对集中才能保证金字塔式的结构稳固存在，是一套权力对行政的控制机制。

2.行政参与(信息通道)渠道不畅通。我国已经建立了诸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舆论制度等。但是，执行这些制度的具体措施尚不完善，执行过程中还存在诸多的问题，一些地方选举过程不公正，只是走过场，不能真正反映民意或代表民意；一些地方在或听证过程中，对群众的一些合理化的意见或建议不予重视或不予采纳等，从而影响了政府行政行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这些问题都阻碍了公民有效地进入国家行政领域，最终影响了信息输入行政系统。

3，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利益落实机制不健全。许多领域民众的真实需求难以得到反应，信息传达渠道不畅通导致虚假信息流的出现。社会利益整合机制常因社会潜规则等传统力量的影响而走形变样。

(三)局限性之三：系统分析法作为一种中性工具与公共行政作为一门规范性学科的冲突

系统分析法起源于自然科学领域，是一种中性分析工具，它可以很好地分析不带感彩和价值取向的客观物质“粒子”，但是对公共行政进行系统分析上存在学科特色上的隔膜。实践证明，公共行政学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具有规范性和描述性的双重特点，如果用系统的方法把行政生活看作是纯粹非人格化领域，那么这种分析未免又重回到政治一行政二分、行政“价值中立”的老路上去，而实践证明这种老的研究思路是不符合各国的客观实际的。因此，只有将涉及到公共行政价值的这张皮去掉，赋予公共行政作为纯粹技术性活动的特征，系统分析才可能真正地引入进来。事实上伊斯顿的系统分析倾向于注重经验描述的因果理论或描述性理论，它没能揭示政治生活中利益、权力、国家等的本质特征，具有淡化价值、美化资产阶级、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倾向，这也是伊斯顿的政治分析法受到批判的一个方面。

尽管系统分析法在公共行政领域遭遇“水土不服”的常见病，但其自身较强的说服力和公共行政主体及运行机制自身的发展完善，它仍旧以不可阻挡之势侵入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之中。随着系统学及系统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系统分析法与公共行政学的结合将会更密切而不会是更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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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分析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题

DOI：10.15938/ki.iper.2017.01.005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1-0021-07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及其规律的专门学科。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但作为一门学科来加以建设，却是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门新兴学科。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用鲜活的实践经验滋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在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过程中，更加坚定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因此，持续研究总结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及学科专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005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增设和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宣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作为马克思理论一级学科属下的独立二级学科地位正式成立。十年恚2006-2015），各培养单位以此为契机，不断加强学科建设，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以及实践探索都得到很大发展。同时，博士研究生规模快速增长，学位论文研究成果更加丰富广泛。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门学科的建设水平，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是本学科基本理论和前沿问题的具体化，也是学科发展趋势的重要体现。因此，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特别是对论文研究选题进行全面探析，有助于全面深入认识该学科的发展水平以及研究态势，对我国今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论文选题以及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学科分布及学位论文产出情况

1983年，国家教委将当时的政工专业命名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并开始招生培养专业人才。经过30多年的努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渐成规模，在全国设置了75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以下简称博士点）①、282个硕士学位点、275个本科办学点，培养和凝聚了一批较高水平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团队，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方法论等20多个研究领域，产生了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应用研究等一系列分支学科体系，基本形成了一个内容完备、结构合理、动态开放、成效显著的学科体系。[1]在这些研究领域，产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下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分布状况和博士论文产出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1.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分布情况

目前，我国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的院校共有70所（见表1）。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属下的博士点和思想政治教育独立二级学科博士点各占35个（见表2、表3）。[2]

从表1、表2、表3可以发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建设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1）博士点单位增列迅速 在上世纪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的单位仅6所：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而2005年前也只有28所，但2005年以后博士点快速增长，由28所增加到70所，增幅达150%，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

（2）博士点区域分布不平衡 虽然72所（在分布统计时，中国矿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同时计入两地）博士点单位分布在24个省区，但是各省区数量差距大，北京12所，江苏8所，陕西6所， 湖北5所， 黑龙江、湖南、辽宁、上海各有4所，这7个省区就有47所，占总数的65.3%，而其余16个省区仅占总数的34.7%。同时，内蒙古、宁夏、贵州、青海、新疆、、海南7个省区还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

（3）博士点院校类型和层次分布较均衡 从表中统计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主要集中在综合类、师范类、理工类和部队院校，院校类型覆盖面较广。在院校层次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主要集中在“985”高校、“211”高校及其他院校（主要地部属院校及地方重点大学），其中22所是“985”高校，27所是“211”高校，其他院校占21所，因此，博士点在院校层次上分布较均衡。

2.学位论文产出情况

基于中国知网CNKI，统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2006年1月1日到2015年12月7日所公布的博士学位论文，共有599篇（见表4），涵盖50所院校。②对培养单位博士学位论文产出数量前十名的院校进行统计（见表5）。

从表4、表5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产出具有以特点：

（1）年度产出数量呈非线型增长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独立的前5年（2006-2010），产出论文数量少，一共才77篇。从2011年开始，论文数量达到100篇，呈现出非线型增长态势。

（2）产出总量不足，院校间差异大 十年间，CNKI收录的50所培养单位共产出博士599篇，年均产出1.2篇/校，这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论文产出量相当低，博士研究生规模较小。从产出量前十名的院校看，东北师范大学、中央党校和武汉大学3所高校产出论文最多，每校年均达3篇左右；据统计，产出总量在5篇以下的有14所高校。这说明院校间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人才培养差异校大。

二、学位论文选题及研究类别分析

对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反映这门学科的发展水平和研究趋势。下面，着重对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关键词、研究的类别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

1.关键词频次分析

对599篇论文中所有关键词进行统计，不同关键词总量达1713个（统计时对同义词进行了合并，如：“中共”视为“中国共产党”统计，“高校”、“高等学校”、“高等院校”合并统计为“高校”）。统计发现，有一大批高频率关键词，频次达8次以上的高频率关键词有20个（见表6），而仅一次出现的关键词达917个，占关键词总量的53.5%。

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统计数据分析，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1）高频率关键词反映了研究内容的主流方向 从排前20的高频率关键词看，“思想政治教育”频次达140，说明23.4%的论文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范畴。其中，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第一关键词的有54篇论文，说明占论文总数9.2%的论文选择它为核心研究内容。从研究对象上看，“大学生”、“高校”、“中国共产党”成为研究焦点；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重大现实命题成为了研究的热点。显然，高频率关键词基本吻合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特点，也反映了这门学科研究的主流方向和发展态势。

（2）低频率关键词量大，既反映研究领域走向纵深与宽泛，也说明存在偏离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的研究 在低频率关键词中，如责任论理、政府诚信、终身德育、意志教育、自尊外化、幸福指数、医学人文教育等关键词，表明研究主题更加具体，更加现实，更加深入，理论与实践结合更加紧密。同时，少数论文的关键词如财政权力、创业发展、风险社会理论、知识产权文化、企业文化整合等等，s把思想政治教育过于泛化，偏离学科主旨。

2.选题研究类型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范畴具有多领域、复杂性、应用性和现实性等特点。一般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研究类型是以研究对象作为分类标准的，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论研究、应用研究、现实问题研究、历史发展研究、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以及其他有关领域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研究、理论基础研究、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研究以及意识形态发生发展研究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侧重教育方法研究，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形成、变化、发展、运用等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研究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原理、方法与社会具体的人、群体及社会现象结合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实问题研究是指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研究是针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形成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历史考察；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是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比较研究，一般是将中国与外国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比较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跨学科研究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结合研究；其他有关领域研究是指一些博士学位论文偏离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与方法。[3]

按照上述分类标准，599篇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分类统计分成了7类（见表7）。

从论文选题类型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在选题上具有以下特点：

（1）应用与实践研究是论文主要选题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是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研究的主要类型，分别占论文总数的42.2%、22.1%，这表明，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着重于理论与方法的实际运用以及现实问题的分析解决，特别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公民道德建设、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与路径、和谐社会构建等方面选题多，研究深入，成果丰富。

（2）历史发展研究反映了我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和基本理论与方法 论文选题类型处于第三位的是历史发展研究，占论文总数的13.1%，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对三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较多，对抗战时期、建国初期、改革开放等各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较深。同时，也有少数论文对中国古代和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史开展研究，如孔子道德教育、马恩列思想政治理论等。

（3）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研究成果欠缺 论文以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为研究选题的总量少，共37篇（其中基础理论研究24篇）占论文总数的6.2%。从附表8看，已有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有较高水平和价值，但产出数量过低，这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方法创新不足，对学科建设的理论支撑和方法创建乏力。

此外，选题跨学科研究偏少，只有24篇论文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统计发现，有56篇论文选题几乎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没有研究关联，如“财政权力”、“风险社会理论”等选题研究，这些选题与研究成果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发展。

三、对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思考与建议

学科调整后的十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研究内容、方法、实践等方面等到快速发展，学科领域不断拓展，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也表明，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研究已逐步形成了本学科的问题领域、研究范式以及方法体系。与此同时，在分析论文选题情况，也发现诸多问题也不足，如选题创新性不够、专业性不强、实证性不多等问题均有不同程度存在。分析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研究和学科建设，从而更好地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教育对象的特点，把握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规律，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高水平研究，不断增强分析解决人们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的能力。

1.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存在的主要问题

时政分析论文范文第15篇

一、初中思想政治小论文活动的意义

学生通过社会调查，在掌握确凿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思想政治课中所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观察思考，并用自己的语言写成议论性文章就是思想政治小论文。

1.初中思想政治小论文活动符合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广大政治教师要确立起自己作为课程教法的创造者和实施主体的意识，根据不同的选题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生活”“走向社会”，进行发现和创造，大胆打破观念的束缚、时空的限制，因地制宜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有利于培养学生对理论学习的兴趣。初中政治教学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但并不排斥学生作进一步的理论探讨研究。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政治小论文是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的一种很好的形式。

3.小论文活动能更好地推动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改革。让学生通过自己收集、分析、处理信息来实际感受和体验知识的产生过程，进而了解社会，学会学习，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能力。

二、初中思想政治小论文活动的实施

思想政治小论文活动要注意结合社会现实生活和社会需求以解决现实问题，要体现时代感、新颖感和生命力，要以事实为依据，善于运用所学理论进行分析，让学生的自我创新能力在活动中得到充分展示和进一步提高。笔者每个学期都会在所任班级中开展思想政治小论文活动。由于传统课堂教学只关注可表达性知识的学习，而忽略了十分重要的只能意会知识的学习；只重视了听、看，忽视了做，所以笔者在进行政治小论文教学的备课时会多花一些心思。具体活动方式是教师指导与学生个体活动相结合，活动的具体步骤如下。

1.教师指导。首先，做好宣传工作，动员学生积极参加这项活动；其次，讲清活动的目的、内容、要求；再次，举办政治小论文写作讲座，介绍学生阅读优秀政治小论文。

2.学生的个体活动。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收集材料，做社会调查。在学生掌握大量、可靠的感性材料之后，再有针对性地分析、整理、提炼与小论文相关的材料。让学生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和综合，透过现象揭示其内在本质和规律，从实际中引出理论或结论。然后，拟定题目，撰写小论文。

3.教师指导。教师在充分发挥学生自主性的基础上，帮助学生解决撰写小论文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理论和认识问题，帮助学生提高自己的研究与写作水平。一般情况下，小论文可以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开展写作。

4.由学生和教师组成的评选小组进行评选活动，并将优秀小论文推荐上报。

5.在一学年小论文活动结束后，要对小论文活动的情况进行总结、评价，可采用教师小结和学生自我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三、初中思想政治小论文活动的反思

以上方案的实施，鼓舞了学生的写作热情，使政治小论文写作这项政治课教学活动，得以更广泛地开展起来。并且笔者通过多年的政治小论文写作教学实践形成了如下反思。

1.选题内容应该注意时代性、现实性、针对性以及典型性。从获奖论文来看，所确定的题目应是对所学理论知识的运用，同时又结合社会现实生活和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反映对社会的热点、焦点和敏感问题的关注。如：诚信、环保、校园暴力、中学生上网面面观等课题。

2.要精心指导。这是激发学生写作兴趣、培养写作能力和提高论文质量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