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制度论文范文

版权制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题】出版与法制

【关键词】版权/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博弈论

孤立的、静止的把版权产业和版权制度置放于一国的参考系中进行分析，观察到的现象和结果往往是封闭状态下的产物，对版权产业的属性、版权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版权制度的完善程度等所作出的判断难免渗透着片面的、主观的色彩。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使一国主体很难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和组织对一国经济构成的压力和危机，也无法体验到本国和它国之间发展上的距离。正如1979年，中国与美国就《中美贸易协定》进行双边谈判时，封闭国度里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知识产权为何物一样，更对美方坚持在协定中订入“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感到困惑和不解。于是，知识产权（含版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权是否需要保护、如何保护，就成为当时不容回避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成为法学界重点关注和探索的问题。此后，中国完成了一系列国内知识产权立法，参加了一系列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并初步建构起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框架体系。由此推论，固守“围城”内的价值判断标准，无异于“坐井观天”。版权产业作为20世纪90年代迅速崛起的新兴产业部门，对其在一国的价值定位应该通过比较的方法来确定，即将诸多国家的同质物纳入同一个参考系中，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衡量，才能找到差距、感受压力、体验危机，才能把握定位、完善对策、实现发展。

一、版权产业的内涵——不同法律语境下的分歧

版权产业是指以版权为核心基础的产业，故对版权产业内涵的研探离不开对版权属性的分析。综观世界各国的版权制度，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版权的定位上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文化传统，体现了不同的法律价值取向，也造就了不同的法律用语。从共性的角度来看，各国的版权立法基本上都将版权确定为无形资产权，都对版权进行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划分，也都将版权视为作者依法对其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享有的独占、处理和使用自己作品的专有权利。但是，各国对版权价值属性的归纳，对版权是否可以卖绝、是否可以全部转让等版权使用问题的阐释，却因立法内容的不同而存在个性上的分歧。以美国为例，在美国的版权法律体系中，版权的价值支点是构筑在“财产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强调的是版权的商业目的，认为版权的实质是复制、传播作品的权利，故美国为保护作品文化传播功效的充分实现，在立法内容上多出于商业贸易的考虑，坚持版权的单一财产性质，而淡化作者的人格利益。例如，美国1976年《版权法》（现行版权法）第201条规定“著作权可以通过任何方式或实施法律而转移”，而且版权的有期限转让和无期限转让、全部转让和部分转让等均被法律所许可。究其美国版权立法动因，一种深邃的“契约论”式的法律观念贯穿于其中，即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不是将作者的精神权利保护作为第一要义，而是侧重于对作者经济权利的保护，要求作者更多地创作并传播优秀作品，以促进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并最终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之相反，中国版权的价值取向是将“人格价值观”作为版权立法的哲学基础，坚持的是以保护作者人身权利，或者说是精神权利为中心的法律理念。这种思想在中国加入WTO前夕，于2001年新修改的《著作权法》中仍有所体现。在该法中，为缩短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之间的差距，以顺应国际知识产权贸易的发展，中国首次通过立法的形式确认版权中的财产权依法可以转让。承认版权的经济属性，全面保护作者的经济权利是新修改的《著作权法》的一大亮点，但遗憾的是《著作权法》关于版权转让的规定未能细化，许多敏感问题至今在学理界并未得以解决。例如，比之传统物权，版权的对象——作品是无形的，无形之物能否像有形商品一样在交易中被全部转让，即一次性卖绝版权；如作品项下之权利不能全部转让，版权所有人在行使部分权利转让时有无期限制约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版权价值观的问题。美国的版权法公开宣称“财产价值观”，确定本法只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中国的版权法主张“人格价值观”，视作品为作者智慧的结晶和人格的延伸，但又羞羞答答地承认作品中财产权利的经济属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版权法中，找不到有关版权保护标准的法律依据的主要原因。显然，中美版权价值的取向标准迥然不同，这一差异对各自版权产业的形成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

“版权产业”这一概念最早于1978年在瑞典首次提出，1990年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开始对本国版权产业进行系统化的研究。该研究在两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关于版权产业内涵属性的界定。版权产业并非一个独立、完整的产业部门，对此内涵的定位有较大的难度。但是，“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的经济学家们通过研究，挖掘出了版权产业最为核心的属性，即版权产业首先应该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是以版权为基础的，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与享有版权的作品有关的，在行为规范上直接或间接地接受版权法律及相关法律调整和制约的产业部门。的确，在美国社会，从作品的创作、传播到利用的整个过程，无论是出版业、唱片业、电影业、广播电视业、广告业、软件业，还是演出业、娱乐业；无论是传统的产业部门，还是新锐的产业部门，都无一例外地依赖于享有版权的作品而生存，都将获取经济利益作为主要目的。一旦版权失却或丧失经济价值，所谓版权产业将不复存在。这就是版权产业的本质之所在。显然，美国版权产业内涵属性的定位和美国版权法关于版权为单一财产属性的认定一脉相承。其次，关于版权产业外延范畴的界定。版权的涵盖面十分广泛，大到产业集团、公司、企业，小到自然人的创造性活动均涉及到版权，故版权产业的外延可谓错综复杂。为了准确核定版权产业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的经济学家们对版权产业的界定确定了两大标准：一是凡不参与版权销售（版权的商业性许可与转让）活动的产业不列入版权产业；二是不直接从版权销售活动中取得收入的产业或机构不列入版权产业。[1]在此基础上，将版权产业分为四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核心版权产业，是指直接创作享有版权的作品和生产受版权保护产品的行业，如影视业、唱片业、书籍、杂志、报纸出版业、计算机软件业、广告业以及电台、电视传播业等。这些产业以创作、传播及利用有版权的作品而生存和发展；第二部分为部分版权产业，是指产品中只有一部分享有版权，如建筑业、纺织业等；第三部分为版权的流转产业，是指将其所拥有的版权推向市场的行业，如发行业、服务运输业、图书批发与零售业等；第四部分为相关版权产业，是指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与版权有关的产业，如电视机、计算机设备产业等。以上四部分统称为“全体版权产业”。由此可见，美国对版权产业内涵与外延范围、组成部分的界定已较为成熟，这为美国版权产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反观中国，与美国对版权产业认识上的分歧在于：美国对版权产业属性的界定是建立在版权单一财产性质的法理学基础之上，版权可以卖绝、可以全部转让是美国版权产业内涵得以确立的重要法律依据，也是版权产业本质上体现出的核心思想。与之相反，中国版权制度的设计中，卖绝版权、全部转让版权均是依法受到限制的行为。因而，在中国版权立法体系中，版权单一财产性质的立论是不成立的，尽管在立法上给作者的财产权利保护留出了必要的空间，允许作者对其财产权利实施许可和转让，但从版权法的立法宗旨上可以看出，强调更多的仍是对作者人身权利的保护。所以，在中国学理界，版权产业是不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版权能不能作为知识商品进入流通领域进行交易、版权的转让有没有底线的限制等均是一些不确定的概念。理论上的不确定性是中国版权产业建构过程中的最大障碍。

二、版权产业发展现状——博弈竞局中的差异

博弈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是关于决策和策略的理论。依据博弈理论，博弈是指一切通过策略进行对抗或合作的人类，面对一定的环境，遵循一定的规则，通过对策略的选择和实施，而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行为过程，亦是一种竞争过程，其竞争结果将成为衡量国与国之间、不同的社会组织、企业、个人之间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因此，如果以博弈论作为一种视角，将中美版权产业苑于同一个竞争格局中进行考察，就不难对各自的版权产业发展现状作出客观的评判。

首先，关于版权产业生存的社会环境。版权产业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人类跨越了几千年的农业经济时代和几百年的工业经济时代之后，正在进入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所代表的是以新技术、新材料、新信息、新的管理方式为主导的创造性产业对传统的工业经济的超越。所以，知识经济的出现为各国的版权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但是，宏观环境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它不可能为世界各国的版权产业发展带来均等的机遇，因为各国版权产业基于本国“知识化”的程度和基础而建立起的国内微观环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美国为例，近10年来，美国经济已经明显地从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经济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转型。如果说英国是以蒸汽机的发明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历史的话，那么美国则以电脑、软件、版权产业拉开了知识革命的序幕。实际上，在人们尚未认识版权产业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和重要的贸易活动来研究的时候，美国人已率先顺应时代的潮流，建立起了版权是一种无形资产，它同其他有形资产一样，能够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其价值的学理体系，同时，美国发达的市场经济为版权交易制度、交易方式、交易程序的建立和完善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市场条件。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版权就成为一种社会资源在与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紧密联系中，以其特有的“知识升级”方式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并以超过其他传统资源的优势而成为美国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

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是被知识经济的潮流推进了知识社会的门槛，但就自身肌体的承受能力来看，在现有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基础上去实现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是有难度的。其一，在知识经济时代，一国的经济振兴和发达，不仅仅取决于该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对无形资产的创新和运用，这恰恰是我们的薄弱环节。中国社会整体的“知识化”程度和基础太低，其对无形资产的创造能力和利用能力也太低，这是一个无需争辩的事实。以版权产业为例，在我国经济部类的类别划分中，并没有版权产业这一知识经济类型的产业部门，版权产业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在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中所发挥的作用很难界定。究其原因，一是在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创作上存在着质量、数量、创新程度不足等因素；二是在对版权的传播和利用方面存在无法跨越的障碍。中国传统的版权理论让怀抱传统观念的人看不到版权对于产业的意义，也就不可能积极地对版权进行商业性的开发和利用，更不具备形成较为成熟的版权传播和交易市场的前提条件。其二，与传统产业不同，版权产业是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的产业。版权是无形的，但其经济价值需通过有形的产品和产业来体现，通过有形的市场来体现。版权产业这一特殊性质，对其依赖的市场条件有了特殊的要求，它不仅要求有比较完善的市场体制，更要求有比较完善的市场交易制度和适宜的交易方式、交易程序，以便顺利实现其价值。就此而言，由于中国的市场化、社会化程度较低，营销观念与管理手段陈旧落后，加之中国的文化业、知识业长期受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因而在市场的发达程度上，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型上，产业规模的发展上，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要素的最佳配置上，都还不具备为中国版权产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完善市场环境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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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版权产业生存的社会环境上，中美双方形成的是知识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开放型理念与保守型理念之间、高度完善和发达的市场经济与相对封闭的、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异。

其次，关于版权产业的经济影响力。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成果的大量涌现，科研成本的提高，技术更新周期的加快，使国际贸易结构发生着根本的质变，即从传统商品为主的有形贸易扩展到包括知识产权贸易在内的无形贸易。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发达国家都将眼光投向了信息产业、知识产权等朝阳产业。事实证明，这些产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产业影响力。以美国版权产业为例，在美国，近20年间，版权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中发展速度最快的产业，也是对美国经济贡献最大的产业。在这里，有数字可以说明一切。根据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2002年的《美国经济中的版权产业》年度报告显示：在产值增长速度方面，2001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在GDP中增加值为5351亿美元，比2000年的5178亿美元增长2.65%，其增长速度为3.34%；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方面，1977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为2.20%，1987年增加到3.25%，2001年增加到5.24%；在对外贸易方面，1991年美国的录音、录影制品、动画片和电视片、计算机软件和报刊书籍四大类版权产品的对外销售和出口额为361.9亿美元，到2001年这四大类版权产品的对外销售和出口额增加了1.5倍，达到889.7亿美元，其平均增长速度为8.5%，超过了汽车、飞机等任何一个制造业部门的平均增长速度。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美国仅核心版权产业的产值已超过所有主要制造业产值的总和，成为美国经济中的一大亮点。这说明，美国的版权产业已成长为一个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的重要产业部门。

每个国家都有涉及版权的产业，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版权产业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优势，中国亦是如此。在中国，由于对版权产业内涵确定上的模糊性，围绕版权产业进行专门性研究和统计的基础并不成熟，目前，中国涉及的仅仅是对与版权有关的出版业、电影业、软件业等行业的统计。透过每一个相关行业的统计数据，反映出的是行业产值低、贸易逆差大等实质性问题。例如，美国1991年和2001年软件出口分别为196.5亿美元和607.4亿美元。中国在1991年还谈不上软件产业，2000年中国软件产业总值230亿元人民币，即不到30亿美元；2001年全美电影票房达80亿美元，1999年中国电影（含进口片）票房总收入不到1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国内电影票房的大约1.5%；2001年中国书报刊进口额为6904.13万美元，出口额1763.94万美元，进口额是出口额的近4倍。同年美国同类产品年度出口额为40.3亿美元，是中国的228.46倍；2001年，中国音像制品进口额为1072.74万美元，出口额共计76.92万美元，进口额是出口额的14倍。同年美国仅录音唱片与磁带（不包括版权贸易）出口额就达95.1亿美元，是中国的12363.5倍等。这一组对比数字表明，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版权产业还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独立的经济部门，其在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中的影响和作用并不显著，更不具备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同台竞争的实力。

三、版权制度供给——立法完善程度上的距离

著名学者郑成思先生认为：“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都存在权利的取得、维护和利用三个主要问题。就版权而言，权利的利用占突出的地位。因为获得版权不是目的，通过转让、许可等贸易活动取得经济上的收入，才是目的，才是版权制度最初产生的原因，也才是维护版权的主要理由”。[2](P2)所以，版权制度应该是用来调整版权人、作品传播者和使用者三方利益的制度。利益通过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就成为法律权利，版权法正是体现了这种权利关系的法律文本。故此，在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领域，均把版权制度的创制过程中，版权法的立法、执法等方面的完善程度看成是实现权利人权利，维护版权产业壮大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发展的时代，传统版权法中的三方利益关系在受到冲击的前提下，版权制度必须在新技术条件下寻找权利保护与限制的新平衡机制，以实现权利人、作品传播者和利用者的共同认可。所以，版权制度供给的充盈程度能否顺应新时展的需求，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版权产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当我们用这一客观标准去衡量各国版权制度发展现状时，美国较为完善和发达的版权法律体系让我们领略到了美国版权产业如火如荼的真正原因，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版权制度供给不足上的尴尬。

就版权制度而言，美国是现今世界上版权制度最为健全和发达的国家，其版权法律体系经历了一个从低水平保护到高水平保护，从不成熟到不断完善的漫长发展过程。纵观这一历史轨迹，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版权制度迅猛发展的深层次原因。第一，在版权保护范围方面。1790年美国制定了第一部联邦《版权法》，其保护范围仅限于书籍、地图、海图、期刊的保护，而1978年美国制定的第三部《版权法》，其保护范围已扩大到所有通过智力劳动所创作出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品。特别是为顺应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发展的要求，美国对传统版权体系进行调整，及时将数字作品、网络作品苑于法律框架之下，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版权的保护范围。例如，1995年美国国会颁布了《录音制品数字表演权法(DPRA)》，首次规定录音制品数字传输的公开表演权（不包括网络传输），赋予电台广播更大的权限，使之免受表演权的控制。因特网普及之后，为了使广播电台网络传输受到法律保护，在1998年颁布的《数字千年版权法》中，允许电台将音乐制品“临时复制”并对其进行网络传输，使“临时复制”行为拓展到网络空间。[3]可以相信，随着信息化社会的不断发展，美国版权保护的范围会不断扩大，更多的高新技术产品、信息化产品将获得版权保护。第二，在版权保护水平方面。20世纪初美国为保护本国出版商的利益，曾与一些美洲国家缔结了保护水平较低，并注重国内版权保护的《美洲国家间版权公约》。二次大战后，美国出版业得到迅猛发展，版权保护的重心开始向国外拓展，版权保护的水平亦有了显著的提升，其标志是1989年美国正式加入《伯尔尼公约》，至此美国的版权法律体系正式与国际接轨。此后，美国积极推动和参与国际条约的形成、制定，使国际条约向着有利于本国版权利益的趋势发展。例如，1995年1月1日生效的WTO三大实体协定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其缔结过程中美国就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TRIPS协定是一部对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较高的国际条约，这正是美国所需要的，因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按照本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建立的知识产权制度与TRIPS协定的保护标准是一致的。第三，在立法速度方面。近20年来美国的立法速度明显加快，立法完善程度明显提高。有关资料表明：仅1992年1月1日至1993年7月一年多的时间，有关知识产权的法案、修正案及决议就有33个；仅1996年至1999年，有关数据库的立法提案就有“数据库投资与知识产权反盗版法”、“信息汇集反盗版法”、“数据库公平竞争和促进研究法”和“数据库反盗版法”等法案。1996年12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正式出台，这预示着国际条约已对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反映。为实施该条约，1998年美国颁布了新的版权法——《数字千年版权法》，该法删除了原版权法中与两条约不相衔接的条文，增加新的条款，实现了与国际条约的对接。第四，在版权限制方面，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扩展了合理使用的范围，规定了对网络服务商的免责规定亦适用于非营利性教育机构的条款、规定了非营利性图书馆和档案馆为内部存盘之目的，可以复制数字化复制件，如原数字格式已被淘汰的话，复制许可采用新的格式等条款。这些相关规定对原《版权法》合理使用范围做了重大修订。这说明，美国的立法质量已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事实上，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在许多内容上已超过了WCT和WPPT两个国际版权条约的保护力度，它对世界版权制度的发展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五，在版权性质方面。美国版权法公开宣称版权是私权，这一立法精神与TRIPS协定相衔接。TRIPS协定明确规定，所有WTO成员必须承认知识产权是私权，并且不允许成员对协定条款作保留。显然，TRIPS协定为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确立了新的标准。以上五个方面的粗略论证可以表明，美国版权制度在其保护范围、条件、标准、内容及措施等方面均与国际条约形成了统一化的发展趋势，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对接从而为本国版权产业的国内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能力奠定了良好的法律环境。

同样就版权制度而言，中国则是一个版权立法历史较短的国家。1990年9月，中国颁布了第一部版权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2年10月中国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与《世界版权公约》，2001年中国加入WTO，并对国内版权法律法规进行了全面修订。修订后实施的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标志着中国在著作权的法律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中国版权保护水平仍处于一个较低的程度，在版权立法、执法方面，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与TRIPS协定及其他国际条约之间也存着不同程度上的距离。对此可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在版权的性质方面，《著作权法》虽然也承认著作权是私权，但又规定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可以是作者，享有著作权，成为著作权人。这就使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所拥有的著作权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还是“私人专有财产”难以得到明确的界定。版权属性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必然影响到中国版权产业的发展。因为，在版权贸易活动中，当涉及版权交易行为时，许可权、转让权、传播权和使用权的行使，都必须建立在版权属性清晰的基础之上，否则，必然成为版权交易活动中的障碍。第二，在版权保护范围方面，《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保护范围的概括并不完整，特别是对版权的相关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未披露过的信息以及科技发展中产生的新产品等如何纳入版权保护的范围，国家的立法还处在不完善状态。例如，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时代，对数字、网络作品法律地位的确立和保护，对网络空间中版权人、作品传播者、使用人权利的确立和保护等均没有系统的法律规范。立法上的缺失必然使中国版权产业的贸易活动区域受到限制，因为我们失去的是对一个特殊领域内产生的智力成果的保护和利用。第三，在版权保护内容方面，TRIPS协议的规定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许多方面不尽协调。例如，就国民待遇而言，TRIPS协议规定计算机软件作为文字作品可自动取得版权，而我国法律规定软件登记是取得法律保护的前提。尽管国务院在颁布的《实施国际著作权公约的规定》中对此进行了修正，却又规定了自动保护仅适于外国作品，从而形成了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在国民待遇问题上，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双重标准”不能不说是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的一大遗憾。第四，在数据库保护方面，《著作权法》没有对数据库的保护作出明确的规定。而按TRIPS协定的规定，有独创性的数据库都应当受到著作权的保护。第五，在版权限制方面，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在权利限制问题上没有明显的突破，与TRIPS协定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例如，在权利限制的内容上，《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范围、强制许可范围的规定与TRIPS协定直接发生冲突；在著作权与邻接权的限制上，《著作权法》没有对两者加以区别，而TRIPS协定对邻接权的限制明显比著作权的限制更窄等。第六，在版权保护的执法力度方面，TRIPS协定要求各成员国制定有关知识产权实施的国内法，以便有效地制止任何侵犯本协议规定的各种知识产权的行为。TRIPS协定与其他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有一个主要区别，那就是它对知识产权的执行作了许多重要而具体的规定，强化了知识产权执法的措施，这在其他知识产权国际条约中是少见的。[4](P233)目前，我国版权保护的执法水平还不能达到TRIPS协定的要求。例如，在如何有效地打击盗版问题上，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可循的、强有力的、行之有效的实体依据和程序措施，这使中国在版权保护的执法方面，不得不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双重压力。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版权制度还不能为本国版权产业的国内发展、国际竞争提供全方位的保护，其法律环境还需进一步改善。

四、启示——比较后的理性思考

在法制国家，版权产业经济与版权保护制度是一种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关系。制度与经济联姻，进而形成产业发展的合力。在这方面，美国完善的版权立法及执法保护、发达的市场经济以及经济结构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三者融合的互动性是美国版权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也是启发我们理性思考中国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如何完善与发展的主要因素。当前，中国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在发展和完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可谓多矣，无论是面对国际竞争时应对措施的谋定还是国内相关法制体系的建构；无论是版权产业外部环境的优化还是市场机制为版权产业提供的条件；无论是行业自身的社会定位还是版权产业结构的划分；无论是版权资产的管理还是版权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等，在这些关系到版权产业与制度健康发展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诸多有待解决的矛盾。这些问题不仅仅给中国版权产业这个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而获得更多契机的“朝阳产业”带来了现实的困惑，而且在制度具体解决方案的确定上也尚处于探索阶段。然而，真正堪称版权产业与制度的“高尔丁死结”问题还并未包括在上述所罗列的范围当中。笔者认为，版权产业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面对的传统观念困境才是一个令人殚精竭虑的“死结”性问题，也是本文通过中美版权产业与制度的比较后归纳出的重点问题。

版权制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开放存取运动版权制度未来模式

自《安娜法》以来，版权制度在促进社会的科技文化发展、知识传承与交流方面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版权制度所赋予的排他性的私权渐渐蜕变为版权人谋取商业利益的工具，版权也随之在版权人的推动下处于不断的扩张之中。尽管版权制度采用“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版权限制措施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版权扩张的负面影响，但私权的这种一对一授权许可模式仍然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公众为学习、科研等目的而使用版权作品的权利。在信息社会，新的信息网络传播技术和信息生态环境对传统版权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传统版权制度不仅无法充分释放新技术的能量，甚至本身根本都无法继续运行。开放存取运动就是在传统版权制度面临着这种困境的背景之下在世界各地广泛兴起的，体现了社会公众要借助于新技术手段广泛共享社会文明成果的呼声和愿望。开放存取运动自诞生以来就受到我国学界的注意，但目前对开放存取运动的介绍和评论多限于具体细节和图书情报领域，而未能充分将开放存取运动和与信息交流有着极为紧密联系的版权制度联系起来，更没有将开放存取运动放在版权制度未来模式的宏观背景下加以审视。事实上，开放存取运动的兴起与信息时代版权制度面临的挑战有极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传统版权制度出现危机的信号。因此，分析开放存取运动与版权制度的未来模式的关系就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版权制度的危机与开放存取运动的兴起一般认为，开放存取运动兴起的原因是“期刊危机”。

但事实上，“期刊危机”只不过是开放存取运动兴起的表面原因和导火索，“期刊危机”更深层的原因有三个方面，即新的网络传播技术、信息生态环境以及版权制度危机。

首先，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是开放存取的技术和经济前提。即使版权所有人希望，印刷时代开放存取在物理上和经济上均不可能。因为在印刷时代，信息需要附载于印刷载体，信息传播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刷载体的数量，不仅如此直到20世纪70年代，期刊的价格仍不太昂贵。因此，印刷时代开放存取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均是不可行的。网络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一切，网络技术不仅大大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成本，也大大增加了信息传播的数量，还使得信息传播交互式地进行。而与此同时，期刊价格开始变得难以负担。

于是新出现的互联网提供了一种可选方案。也许正因如此无论是开放存取的布达佩斯计划还是柏林声明均意识到了新的信息传播技术———互联网对开放存取的重要意义。“布达佩斯开放存取计划”开篇即指出“古老的学术传统和崭新的技术已经结合起来，可能将给公众带来空前的利益。”这里的崭新的技术便是互联网。“科学和人文学科开放存取知识柏林声明”中也指出：“互联网已经根本地改变了分发科学知识和文化遗产的实际和经济现实。现在互联网第一次提供了构建人类知识的全球和交互式表现并确保世界范围存取的机会。”因此，“即使期刊价格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高于通货膨胀4倍的速度增长，开放存取的目的也不是惩罚或者逐渐削弱昂贵的期刊，而是提供容易实现的替代与充分利用新技术———互联网———的优势而拓宽分发和减少成本。此外，对研究者自己来说，高于一切的动机不是解决期刊定价危机，而是为读者、更多的听众提供更广泛和容易的存取以及影响作者。”

二、信息时代信息的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实质的变化。在信息时代，信息的质量和数量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信息的质量上，信息的种类日益增多，信息日益复杂。在信息的数量上，知识在以指数的规模增长，信息可以用“海量信息”、“信息爆炸”来形容。在著作权制度下，面对海量信息，无论是判断信息有无著作权还是进行含有著作权的信息的处理均是十分困难的。在指数增长的知识面前，任何富足的研究机构也无法负担起全面的研究文献的负担。对期刊文章的附有定价的存取不能与持续的、爆炸性的指数化知识增长相适应。即使今天价格是低的，且保证永远是低的，这种状况也无法维持下去。而开放存取充分地利用了互联网访问人数几乎不受限制，可以和知识的指数增长相协调。开放存取运动是信息时代信息生态环境变化的要求。

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与信息生态环境的变化使得包括版权制度在内的现行知识产权制度逐渐无法有效调节知识产权权利人和社会公众之间利益关系，“目前知识产权法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是它所创造的权利有可能是限制而不是鼓励科学研究，尽管知识产权是用来鼓励科学进步的，但是最优权利配置的过度扩张或扭曲却有可能产生阻碍研究循环的瓶颈。”在信息社会，信息传播的网络技术为人类社会共享信息和知识资源提供了无限的潜能，但旧有版权制度的过度的版权保护却限制了创新的空间，无法充分释放新技术的能量。

相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口令、加密、数字权利管理等技术保护措施被加于作品之上，社会公众合理使用的空间大幅缩小。技术保护措施的大行其道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它反映了版权法调控功能的失位。技术保护措施犹如有形世界中私人构筑的围墙和栅栏一般，完全阻断了社会公众对作品的接触，不利于信息的自由流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私人行为已经开始处理我们现行版权制度中感受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即现行版权制度未能给版权拥有者一种简单的允许利用他们的作品的方法。传统的版权许可程序太麻烦了，如果不是禁止许可的话，于是私人已经开始制作使得版权人可以预先授权使用其作品的模块化合同。”

尽管开放存取有各种各样的模式，每一模式欲解决的问题也不相同，但基本上集中于信息扩散的两个障碍，即“价格障碍”和“许可障碍”。因此，信息时代版权制度的危机是开放存取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

因此，开放存取运动是在以上新技术发展与法律制度危机共同作用的基础上在世界各国兴起的，其目标就是促进公共资源的发展壮大，使得公众可以较为容易的存取他们所需要的知识信息，以充分发挥新技术的能量，改变目前严密的版权体系对学术研究和创新造成极大约束的现状。

二、开放存取与版权制度：信息流通的不同模式开放存取和版权制度均为一种信息流通的模式，但无论是在性质上、观念上还是在具体制度设计上，二者均有着巨大的不同，是信息流通的不同模式。

版权制度是一种信息生产的激励制度，其所采用的是以构成物权为手段，用对表达性信息即作品拟制为类似于“物”

的方式，赋予类似于所有权的物权效力，从而达到信息保护的目的。之所以说版权制度是一种激励制度，是因为它对信息创造者进行了“奖励”，其“奖励”就是对所创造的信息的所有权，信息创造者可以独占所创造的信息，通过自己利用该信息获取利益，可以许可他人利用该信息获取利益，也可以将该信息转让给他人而获取利益。为了充分激励信息创造者，版权制度特别强调信息创造者对其信息的控制权，因为这样可以充分实现其利益。传统出版模式就是建立于版权制度的基础之上的，其一般模式是作者将其作品转让或者独家许可给出版商，从而出版商事实上拥有作品的版权，出版商主要通过用户支付版权使用费来获得商业利润，运用版权带来的垄断地位不断在价格上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在网络技术发达之前，出版商向用户收取印刷版期刊的订阅费，从而赚取利润，而在网络技术发达之后，出版商除了向用户收取印刷版期刊的订阅费营利外，还通过期刊的电子数据库向订阅的用户收取费用。

“开放存取”则是指“在公共互联网上的自由可用性，除接触互联网本身的那些无法分离的障碍之外，允许任何用户没有经济、法律或技术障碍地阅读、下载、复制、分发、印刷、搜索或链接到相关文章的全文，对相关文章进行索引、将相关文章作为数据纳入软件、或将相关文章用于任何其他合法目的。对复制和分发的唯一限制以及在这个领域版权的唯一作用是给予作者控制其作品的完整性以及被恰当地感谢和引用的权利。”开放存取运动集中于作者不指望报酬地给予世界以文献。开放存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开放存取期刊和开放存取仓储。开放存取期刊是开放存取出版的主要形式，主要为了应对目前学术期刊在出版商的控制之下价格持续增长所带来的危机。开放存取期刊采取“作者付费(或机构付费出版，读者免费使用”的运作模式，使得图书馆和科研院所可以利用互联网络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所需的科研信息。开放存取仓储类似于一种数据库，它为学术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便利的搜索条件。各种类型的信息，如学术论文、科研研究数据以及技术资料和技术报告等都可以存放其中。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和惠普公司共同开发了第一个基于DSpace系统的机构知识库。此后DSpace系统逐渐向世界其他范围延伸，如英国、加拿大等国都有其合作者。该库用以处理本校教师和研究人员每年完成的电子版学术研究成果，其中包括期刊论文、技术报告、会议论文以及MIT认为重要的其他文件，类型涵盖文本、音频、视频、图片等多种，不过它并不收录MIT学生的研究资料、机构记录以及非MIT教师的研究成果等。并且该系统可以对其中资源进行统一的搜集、保存和编目，其软件是目前为止机构知识库中应用范围最广的一种。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比较著名的开放存取仓储是SSRN(SocialScienceRsearchNetwork)，“它是多种学科(包括法律)全文论文搜索的一个开放存取仓储。它于1994年10月建立，到目前为止已有超过126000条论文摘要和97900篇全文论文。”

尽管如此，开放存取和版权制度也具有紧密的联系。因为开放存取的信息流通模式是建立在版权制度的基础之上的，即它尊重现行的版权政策，而不是直接予以颠覆。它承认作者完全享有版权制度下的各项权利，同时利用合同法规则来构建与版权制度相对立的体系。透过合同法契约自由的精神，版权人将版权制度所赋予自己作品的某些权利以契约方式让渡给社会公众，使社会公众存取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的成本降低。这主要是遵循这样一种法律理念，即在版权法上作者对其作品所享有的依然是一种排他性质的私权，因而当作者通过合同法自愿放弃某些权利的时候并不表明社会公众就可以任意处置其作品。比如许多开放存取期刊选择CCL(即莱斯格的“知识共享”计划的许可证条款)的“姓名标示2.5”(Attribution2.5)进行授权，该条款在保障用户复制、分发、展示及表演作品、创作衍生作品、进行商业利用等权利的同时规定：必须按照作者或许可人所指定的方式，保留其姓名标示；而且，为了再使用或传播本作品，您必须向他人清楚地说明本作品所适用的许可条款。

三、开放存取运动对版权制度未来模式的启示版权被称为复制技术之子，因此它是随着复制技术的发展变化而演变的。

在复制技术极为落后的时代，信息和信息的载体是合二为一的，信息和信息载体的生产与利用是同步进行的，控制了信息载体就控制了信息，因此在复制技术极为落后的时代不并需要版权制度，因为规范物质产品流转的图书馆物权制度就可以发挥保护信息生产者的功能。但复制技术得到一定发展之后，信息便与信息的载体发生了分离，信息和信息载体的生产与利用也分离了。于是，信息的生产就出现了外部性，需要利用版权制度加以解决。版权制度是通过赋予信息生产者对信息的独占权即版权来实现其目标的。

尽管版权制度赋予信息生产者对其生产的信息的独占权，但基于政策考虑，这种独占权不能对信息流通过程中的所有利用行为均赋予独占的支配权利，而是应以版权制度“本身产生时的信息流通状态作为前提”的，如果信息流通的状态产生了变化，版权制度的历史使命决定了版权制度不得不随之变化。在当前的信息时代，信息的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信息呈爆炸性增长，信息几乎不再需要载体。

于是版权制度便发生了危机，不得不进行变革以适应信息生态环境的变化。

开放存取是不同于版权制度的信息流通模式，仍处于发展之中，其未来前途没有确定，开放存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仍然受到传统出版业的抵制，受到一些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私人发动的运动，开放存取运动已经取得的成绩应该让人尊敬，它所开启的信息流通的新模式更深具启发意义，对探索同样为信息流通模式的版权制度的未来模式的启发意义尤其重大。本文认为，其启示意义可概括为如下两点：其一，充分利用新技术，释放新技术的能量。数字技术使得复制件和原件几乎没有区别，并且任何作品经过数字化后都可以由任何人通过网络技术在一瞬间传播到互联网的任何地方，与任意人分享作品，互联网已经使得信息不再需要载体，为人类的信息传播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如前所述，开放存取运动就是充分利用新的信息技术而出现的，也正是新的信息技术为开放存取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正由于开放存取运动适应了新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方向，代表了社会公众期望未来能够自由利用和传播作品的愿望，目前甚至传统出版模式下的出版商也开始支持开放存取运动。开放存取运动的这一特点启示我们，在构建信息时代版权制度的未来模式时必须充分利用新技术、释放新技术的能量。

版权制度论文范文第3篇

计算机网络上的数字传输（digital transmission），是传播技术史上的一大变革。数字传输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把信息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数字传输与传统的广播相比，节目播放者和节目接收者之间主动和被动的关系不同。传统的广播中，播放者是专门的电台和电视台，向很广范围的用户群播放节目，播放的时间、内容和顺序由电台和电视台确定，播放的方式是从头到尾的流水式的播放，节目的数量十分有限，用户只是被动的接收者，数字传输具有交互性特点，播放者是服务供应商，乃至是用户自己。当播放者是服务供应商时，特定小团体范围的用户，甚至每一用户能够单独从服务商那里取得符合自己欣赏口味的节目，并且可以自行确定播放的时间，可以选择节目的某个片断进行收看，节目的数量将大大增加。当播放者是用户自己时，属于某用户群的一用户可通过电子公告版自由张贴信息，与该群体的其他用户进行信息交换；而不属于任何群体的单独的一用户则可通过电子邮件与另一单独的用户进行信息的交换。可见，节目的播送由过去的面向一般公众的“广播”（broadcasting），发展到面向人数有限的特定的用户群的“窄播”（narrawcaxting）*1， 直至为公众中的每一位成员单独“点播”（video on demand）。 信息服务正在朝个人化的方向发展。 作为计算机网络的技术支撑体系中的关键部分的数字传输技术*2，为版权制度带来了新的冲击。主要表现在版权法的概念，版权人的权利，版权法中的各个利益方之间的利益权衡等方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欧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3等国已经开始就数字传输对版权制度的影响展开讨论，并且讨论正在随着技术的发展而逐渐深入。目前为止尚未有定论。我国也有一些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本文试图概括和总结国内外的最新研究动向，并进行相应的分析和评论，希望能对我国版权立法工作有所裨益。 一、数字传输对版权法中的主要概念及相应经济权利的影响 1994年12月28日在美国发生US vs LaMacchia 一案，一名大学生在互联网络上提供秘密的电子公告牌地址，未经版权人许可，将已出版的、享有版权的商用计算机程序的复制件提供给网络上的用户。1995年在瑞典也发生了类似的案例。几个学生从 ADOBE和几个其他的出版商那里将为数众多的享有版权的计算机程序载下来，送到斯德哥尔摩的皇家技术学院的互联网络服务器上，以供互联网络上全世界范围的用户卸载和复制。这种在计算机网络上通过数字传输提供作品的复制件的行为，在现行的各国版权法和国际版权公约中，显然都没有现成的直接规范的依据。对此，目前版权研究界主要有两派意见：其一，将传统的版权领域中的若干概念（主要是复制、发行、出租、公众传播）扩展以对该行为进行规范，该行为或是复制，或是发行，或是出租，或是公众传播*4；其二，设立数字传输权来进行规范*5。第一种意见主张把数字传输的版权意义融入传统的版权制度体系之中，第二种意见主张依据新的数字传输技术而设置专门的权利。笔者认为，技术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目前的新技术会被今后更新的技术所取代，脱离原有的权利构架而另起炉灶，为新技术设置崭新的权利，有可能会在新权利和原有权利之间形成断层，并使版权法始终处于变动和不稳定的状态。因此，比较起来，第一种意见似乎更可取。但是，在第一种意见内部，围绕数字传输究竟应属于哪一个概念的范畴的问题，不论在国际组织，还是在各国国内，都还在激烈的争论之中。 （一）数字传输与复制 复制是版权法中最基本的概念。复制的定义在各国版权法中都不尽相同。－般的说，复制行为的直接后果是一份或多份复制件的产生，以再现作品。传统的版权法中解决的是永久性的复制和永久性的复制件，永久性的复制件包括图书、录音带、录像带、磁盘、光盘等，而网络上的数字传输伴随着计算机内随机存储器（RAM） 中的暂存，使临时复制（或称暂时复制）和－次 性复制件得以产生。所争论的焦点问题是，这种暂存是否为复制？举例来说，甲将某作品的一份合法复制件通过互联网络传输给乙，乙在计算机显示器上看到作品的内容。在乙对所看到的作品进行拷贝之前，甲的这种传输行为是否构成对该作品的复制？这个问题也可表述为，是否需要扩展现行版权法中的复制的概念，以包括暂时复制和一次性复制件？对此，发达国家中间存在两种相反的意见，而发达国家的作品版权人一方与发展中国家的作品使用者一方的意见分歧也十分明显。 发达国家中间，一派意见认为数字传输的暂时存储并不构成复制*6，理由是：存储的时间太短，一旦计算机出现故障、断电或关机，显示器上的显示即消失。只有当作品在计算机硬盘或软盘上固定下来，或通过打印机打印出来，才构成复制。另一派意见中，美国白皮书认为，用户计算机之所以能够显示出作品，正是因为计算机的随机存储器对其进行了复制*7。英国版权法也认为利用电子手段的暂时存储为复制*8。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欧盟计算机移程序法律保护指令*9、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伯尔尼公约提案扣邻接权条约提案等*10。 发达国家的作品版权人士张，尽管数字传输所导致的计算机显示器上的显示十分短暂，但是，就在这十分短暂的时间内，用户计算机显示器上再现了作品，因此，复制行为发生。他们认为，一次性复制件以计算机显示器为载体，与永久性的复制件一样，仍然是复制件。作品能够被人们感知和利用，是因为作品具有创造性的表达和有形的载体。这有形的载体，可以是图书、录音带、录像带、磁盘、光盘，也可以是汁算机显示器。计算机显示器与其他物质载体相区别之处在于，生成的复制件是一次性的，而不是永久性的。按照这种观点而扩展的复制概念，并不单单意味着复制权的扩展，同时也意味着复制权的限制的相应扩展。数字传输所形成的暂时复制有侵犯限制权的可能，但并非必然侵权。美国白皮书认为，当经版权人同意或按照版权法的有关条款而进行复制时，并不存在侵权*11。 但是，美国白皮书并没有就扩展的复制权及扩展的复制权的限制之间的界限划分进行深入的探讨，没有肯定公众利用计处机显示器阅读和浏览作品的权利，因而遭致一些学者的批评。这些学者认为，尽管美国白皮书并没有明确指出用户在计算机网络上调取远距离终端上的作品进行阅读或浏览为侵权，但是这种倾向是明显的，阅读和浏览将有可能成为版权人的专有权*12。为此，主要反映发达国家的版权人的要求的1996年8月伯尔尼公约提案的第 7条，在第一款中，给予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以任何方式或形式直接和间接地对其作品进行永久的或暂时的复制的专有权，同时又在考虑公众的阅读和浏览权方面作了某些改进，即第二款规定，如果暂时复制的目的纯粹为使作品等能被感觉到，或该复制属于短期或一时的行为，只要此种复制被版权人或法律所许可，则复制权受到限制。该条是对伯尔尼公约第9条*13的复制权及其例外规定的扩展。发展中国家的作品使用者一方则反对将数字传输中的暂存视为复制，而且态度十分坚决。作为发展中囱家代表努力的结果，1996年12月的版权条约草案删除了该条款。目前在国内学术界，就暂时存储是否为复制的讨论正在进行中，其中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暂时存储构成复制这一观点的合理性并不充分*14。 笔者认为，我国是版权作品的进口国，若暂时存储构成复制，那么就会极大地妨碍国内的用户通过国际互联网络阅读和浏览有价值的作品信自。更何况，暂时存储，即显示在显示器上的“复制”，与存储在硬盘或软盘内的复制，区别是不容抹杀的。 （二）数字传输与发行或出租 1．数字传输与发行 数字传输是不是发行？美国白皮书工作组建议对版权法进行修改，明确承认作品的复制件或录音制品能通过数字传输向公众发行而且这种传输落入版权人的专有发行权范围之内*15。 在英国也有人建议对版权法进行修改，将数字传输列为发行的一种新形式*16。 若将传输作为发行的一种新形式，那么发行的概念也需要进行扩展。传 统的发行的概念中有四个要件：其一，经权利持有人同意；其二，提供复制件；其三，所提供的复制件需具有合理的数量，以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其四，发行方式主要有出售、出租、出借、出口等。若扩展发行的概念以包括传输这种新形式，那么第二个要件将有很大的变化。传统的发行是对有形复制件的发行，有形复制件的所有权或一定期限的使用权从发行人手里转移到使用者手里。但是，在计算机网络上的数字传输过程中，作品的数字化信息从远距离的终端传输到用户的计算机显示器上，发行人所提供的是“无形的”复制件，为这种“无形的”复制件提供有形载体的是用户的计算机显示器。一旦作品的内容得以在计算机显示器上显示，则生成有形复制件，构成完整的发行行为。也就是说，在数字传输这种新的发行形式中，发行人所提供的不再是作为“产品”的有形复制件本身，而是无形的“服务”*17， 即作品的使用。因此，若将数字传输列为发行的一种新形式，就必需对发行的这个要件进行扩展，有形复制件不仅仅可以由发行人直接提供，而是有可能由发行人的提供和在用户计算机上的显示共同生成。目前国内有学者认为，通过网络向公众提供的作品，是脱离了物质载体的作品，复制件是用户自己复制的，而不是服务商提供的。因此，将教字传输纳入传统发行的范畴存在困难*18。 笔者认为，现行版权法中的发行的概念中，有形复制件这个要件已经深入人心，拓宽发行的外延以包容无形服务是难以服众的。 2．数字传输与发行权一次用尽原则。 一般地，在传统发行的场合，作品在首次销售后，发行权用尽，作品的合法复制件或录音制品的所有人有权自行将复制件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该复制件或录音制品。欧盟绿皮书区别传统的发行形式和新的传输形式的不同，就发行权用尽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发行权一次用尽原则不适用于通过数字传输的发行，数字化作品的复制件被首次销售后，合法复制件的所有人将可能不得将合法复制件自行出售或处分占有。欧盟绿皮书认为，发行权是否因权利人自身的利用或第三方的利用而用尽，取决于所利用的作品及相关物品的形式。有两种情况，其一，发行的对象是作品的有形复制件（图书，录音带，录像带，光盘等）时，发行权因首次销售原则而用尽；其二，发行对象是无形的服务（或作品的使用）时，用于这种通过数字传输而进行的服务可无数次地反复进行，发行权因首次销售而用尽的规则无法适用，必需对每一次数字传输及其再传输分别进行授权*19。 目前国内学者则倾向于认为，有形复制件的转移，是发行权一次用尽原则存在的基础*20， 而网络上数字传输的作品脱离了有形载体，因此很难适用发行权一次用尽原则*21。 3．数字传输与出租 在传统的出租的概念里，出租的是有形的物品，即作品的原件和复制件。在数字传输的场合，出租的对象是无形的服务，即对作品的使用。欧盟绿皮书认为，通过数字传输而进行的点播属于出租*22，根据欧盟出租权指令*23 的第2条第1款，作者对其作品的原件和复制件，表演者对其表演的固定，唱片制作者对其唱片，制片人对其电影和录象作品的首次固定，享有出租权。传统的出租是发行的一种形式，发行是作品有形复制件的提供，相应地，出租是对作品的有形复制件的一定期限的提供。而欧盟出租权指令第l条第2款的出租定义是对传统的出租概念的扩展：“以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或商业为目的，为一定期限的使用而提供”，这祥，出租的对象既包括作品的有形复制件，也包括通过数字传输而提供的无形的服务（或称作品的使用）。对此，欧盟的成员国有不同看法。它们不赞成对传统的出租的概念进行扩展，认为出租是传统的发行的一种形式：发行仅指对有形复制件的发行，那么出租仅指有形复制件的出租。也就是说，它们并不认为数字传输是出租的新形*24。 对这种看法，笔者是赞同的。 4．数字传输与公众传播 与私人使用对称，公众传播（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是 指以适当的形式使一般的人（即不局限于内部群体的特定的个人）能感知作品、表演、唱片和广播*25。 根据这个定义，公众传播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包括出版、发行、公共表演、广播、以有线的方式向公众传播，或对广播内容进行接收后以直接的方式对公众进行传播在内的许多种提供作品以供使用的方式。目前国内有学者倾向于把数字传输划归公众传播的范畴，是类似于广播的行为*26。 另有学者更进一步认为，应在公众传播这个宽泛的概念内部设置播放权，以包括广播，以及网络数字传输技术所实现的窄播和点播*27。 对此，笔者是赞同的。与公众传播范畴内其他的提供作品的行为相比，广播，窄播和点播之间更具有相关性，都是把无形的信息流由一地向另一地发达，发送的作品的种类都很多，除伯尔厄公约第1l条中的戏剧、戏剧音乐或音乐作品外，还包括文字作品，电影作品、录音录像作品，美术作品，雕塑作品等。三种播放形式之间的区别在于：接受方是一般的公众还是使用者个人，发送的技术是无线电波还是电缆，光纤等。 二、数字传输对表演者的精神权利的影响 伯尔尼公约的第 6条之二规定了作者的精神权利，即不依赖于作者的经济权利，乃至在经济权利转让之后，作者均有权声明自己是作品的原作者，并有权反对任何对其作品的歪曲、篡改或其他改变，或对其作品作有损于作者声誉的贬抑。精神权利是民法法系国家的版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根据民法法系国家的传统，享有精神权利的主要是作者，表演者所享有的精神权利十分有限。多媒体技术使录制在唱片上的表演能够被随心所欲地改变，而数字传输技术可使改变过的表演在计算机网络上广泛传播。因此表演者担心其表演的完整性将会受到损害，主张反对未经许可改变表演和保持表演完整性的权利*28。1993年10月，在Phil Collins一案中，欧洲法院（the Courtof Justice）认为，作者和表演者有权反对任何对其作品的歪曲，篡改或作其他有损于作者的声誉的修改*29， 1996年12月的邻接权条约草案第 5条为表演者提供了与伯尔尼公约中与作者的精神权利基本一致的精神权利。为适应数字技术环境，有人提议一种新的精神权利，即注明权（moral right to refetrence）， 即任何以数字形式记录某作品的文件都应当注明哪些人为该作品作出了创造性贡献，以及具体有哪些创造性贡献的信息*30。 但美国白皮书工作组则认为，在数字技术环境中，应允许放弃保持作品完整的权利，或限制该权利的适用，否则就会使数字技术环境中作品的商业化开发陷入困境*31。 三、数字传输对利益平衡的影响 全部版权法的内容被认为是平衡，即作品的版权人的利益与作品的使用人的需要之间保持平衡。从创新的角度说，对版权人保护不足和保护过度都会阻碍创新，保护不足，则其创新热情将会随其创作收入而减少；保护过度，市场上作品的价格会上扬，作品的散布会受到阻碍，创新的成本也将会增加，因为创新本身离不开对前人和别人成果的借鉴。随着复制和传播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复制和传播所需的成本也不断降低，大大低于创作的成本，这正是盗版盛行并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是否可以说，在作品版权人和作品使用者之间，模拟技术天生就是偏爱使用者一方的。因为模拟技术一方面为盗版的顽强生存提供了技术支持，无论如何严格执法，终究难以杜绝盗版现象，而盗版降低了作品的价格，为老百姓带来了短期的实惠；另一方面，模拟技术却未为版权人提供严格控制作品的复制和使用的可能，版权人即使想主张权利，他对作品的流通状况也无法支配，他不知道有谁在使用，在何处使用，使用了多少次，是否又提供给另外的人使用。除了以上的盗版侵权逃脱法律制裁的情形外，模拟技术环境中的法律所赋予的版权人的专有权在其他方面也被打了折扣：由于交易费用远远超过版权许可使用费，版权人不可能就其作品的使用与使用者群体进行充分的协商、谈判，虽然集体管 理机构专门从事这种工作，但是离理想的状况差得还远，因此，版权人不得不放弃部分权利或全部权利。相应地，版权法中存在有不少的法定许可和合理报酬制度，直至合理使用的条款，根据法定许可和合理报酬制度*32， 使用者使用作品不需经版权人许可或同意，只需支付一定数额的法律认为合理的报酬；合理使用规定则允订私人使用，不需版权人许可，也无需支付报酬。随着数字技术时代的来临，作品的私人使用问题，首当其冲，遭到版权人的极力反对。版权人认为私人使用将严重损害其作品的市场销售额，主张取消私人使用。数字技术与模拟技术相比，不仅大大改善复制的质量，便利了作品的传播，更重要的，它使版权人有可能利用串行版权管理系统（SCMS: SeriaI Copyright management system）和其他各种防止复制和加密的技术，对每一位使用者复制、使用、传播作品的状况进行具体、细致和严格的监督和控制，防止或限制对作品的擅自复制和使用。因此，版权人开始主张完整的专有权，除禁止私人使用其作品外，还要逐步限制法定许可、合理报酬制度*33 和合理使用的适用范围，任何人若想使用作品，必需单独地从权利人那里取得许可，井交付版权人满意的使用费。数字技术对于于版权人的权利实现来说，无疑是一大鼓舞，但是，却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版权人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平衡。使用者群体中的大多数将发现他们不再能够按照他们习以为常的方式来使用作品。公共图书馆界已经有人抱怨，我们有技术，为什么不能使用作品*34？ 可见，数字技术将引发更频繁，更尖锐的利益冲突。在这场利益冲突中，如果法律没有什么作为的话，版权人一方将对作品的使用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将越来越处于主动的位置。而使用者一方则将处于弱者的地位，因此，应加强对公众利益的保护。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应充分保护数字技术环境中版权人的利益，因为全球信息社会的成败与否取决于作者及其创造性的作品*35。 版权人的利益得失方面的考虑固然是版权法的重心，但是，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激励创新的另一半还取决于对社会公众利益的关注程度。有一个危险的倾向，即认为不需法院干预，版权人能在市场的作用下自行与使用者进行平等协商，并确定使用者能接受的使用费价格*36。 美国白皮书中也建议由图书馆和版权人之间自由协商作品的使用费数额，对此，有学者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这种做法是把应由版权法解决的问题推给市场去自发的解决，实质上极大地偏向了版权人的利益，从而严重地限制了技术进步能够应当给公众带来的利益*37。 此外，在版权人一方的内部，原始创作者和通过版权转让合同而获得版权的版权人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开始发生初步的变化。迄今为止，传统的出版商和唱片制作昔的地位十分强大，相比之下作者处于弱小的地位。数字传输将大大降低作品复制、发行、传播的成本，传统的出版商和唱片制作者的规模经济的优势将不复存在*38。 出版商和唱片制作者将演变为作者的人，从而实现早期版权法所追求的，但是由于技术水平低下而无法达到的目标──即作者与公众中的小群体直至每一个成员直接进行交流*39。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律学系） 注：*1 贝尼主拍·尼葛洛庞帝著，胡泳，范海燕译：《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104页。*2 计算机网络上的数字技术，除了数字传输技术，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数字比转换技术，数字存储技术，数字加工技术。见应明：社会信息化发展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中国信息化法制建设研讨会论文集》，第138－9页，本文主要围绕数字传输技术进行谈论。*3 1996年 8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有关专家委员会编拟出三个基础提案，其中两个是“《关于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若干问题的条约》实质性条款的基础提案（在文中简称为伯尔尼提案）和“《保护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权利条约 》实质性条款的基础提案”（在文中简称邻接权条约提案），以供同年12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外交会议审议。该外交会议在审议这两个提案的基础上通过了两个条约草案，即“版权条约草案”和“表演和唱片条约草案”（在文中简称邻接权条约草案）。两个提案和两个草案中的部分条款对数字传输有所涉及。 1995年7月19日欧洲共同体委员会拟定的“信息社会的版权和有关权绿皮书”。本文中简称为欧盟绿皮书“1995年 9月，美国知识产权工作组公布题为“知识产权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报告，该报告用一半以上的篇幅讨论了包括数字传输技术在内的数字技术对版权法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本文中简称为美国白皮书。 1995年2月日本著作权审议会多媒体小委员会工作小组关于多媒体制度问题的讨论经过报告。本文中简称日本多媒体报告。 1994年8月澳大利亚版权集中讨论工作组公布题为“不断变化的信息高速公路等新型通信环境中的版权”的报告。*4 美国白皮书、欧盟绿皮书和日本多媒体报告中对数字传输与复制、发行、出租和公众传播诸概念的关系进行了专门的讨论。*5 澳大利亚的版权集中讨论工作组建议引入新的宽泛的公众传输权；在向制定伯尔尼公约可能的议定书专家委员呈交的意见书中也有类似的建议，认为应将新权利导入伯尔尼公约以涵盖数字传输的权意义出Mark Davtson，Geographical restraints of the distribution ofcopyright material in adigital age：are they justified？1996，EIPR，第477页。*6 见日本多媒体报告中的有关复制权的讨论部分。*7 *11 *15*31 见美国白皮书（英文版）第64页、第65页注203、第213页、第127页。*8 1988年英国版权法第17条第2款和第6款，沈仁干主编，《著作权大全》，1996年版，488页。*9 根据该指令第4条（a），权利人所享有的可自行行使或授权他人行使的专有权包括：以任何方式或以任何形式，对计算阶程序的部分或整体进行永久性或暂时的复制。*10 见伯尔尼公约提案第7条和邻接权条约草案第7条和第14条。*12 见Leslie Kurtz, Copyright and the national 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1996,3,EIPR,第122页；马克·戴维生、王源扩：计算机网络上通讯与美国版权法的新动向──评美国知识产权工作组1995年 9月《最终报告》，《外国法译评》，1996．1，第63页。*13 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1款规定，受本公约保护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授权他人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复制其作品的专有权。第2款规定，本联盟各成员国可自行在立法中准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复制有关作品，只要这种复制与作品的正常利用不相冲突，也不致不合理地损害作者的合法利益。*14 *18 *20 见应明：《作品在计算机互联网络上向公众传播行为的法律调整》，载《著作权》．1997年第1期第11页。*16 *24 见Sara John，what rights do record companies haveon the Information highway? 1996，2，EIPR，第78页、第76页。*17 *19 *22 *29 见欧盟绿皮书（英文版 〕第47页、第47页、第57、58页、第66页。*18 *21 *26 见许超：《面对数字技术挑战的中国著作权法》，《著作权》，1996年第3期，第19页至第20页。*23 该指令的全称是“1992年11月19日关于出租权和出借权和知识产权领域与版权有关的权利的指令”。*25 见1980年世界如识产权组织对版权和相关权的术语解释。欧盟绿皮书（英文版）第53-55页。*27 见注*13，第11页，这里的点播与本文第一部分的点播含义相同，是指“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见1996年12月的版权条约草案第8条，向公众传播的权利。由该条可看出，数字传输提供作品属于向公众传播的权利的范围。*28 出版商，广播者等利益团体则对表演者团体的这种立场表示反对，认为若保护表演者的精神权利，会阻碍新技术的发展。见欧盟绿皮书（英文版）第65－67页。*30 见注*12 1中的Kurtz，第126页。*32 目前，在国际公约和欧盟指令中，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享有合理报酬权，如罗马公约第12条，邻接权条约草案第15条，欧盟出租权指令第8条第2款。*33 欧盟绿皮书认为，数字时代，将在许多情况下为版权人的权利管理提供便利。因此，所要考虑的不再仅仅是一般化的报酬权，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对版权人的权利进行单独管理，见欧盟绿皮书（英文版）第75页，若按照上述观点，现在享有合理报酬权的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将有可能享有许可权，每一位使用者在收看表演和收听唱片时，都要事先征求版权人的授权。*34 见Sandy Norman，The electronic environment：the librarian*s，vi ew l996，2，EIPR，第73页。*35 见Allen Dixon&Martin Hansen，The Berne Convention enters the digital age，1996，ll，EIPR，第6l2页。*36 1984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Sony corp．vs UniversaI City Studios，Inc一案，该案中，UniversaI City Studlos，Inc 对某些在商业电视上放映的节目享有版权，它声称消费者群中有人使用Sony公司生产和销售的家庭录像机录制其享有版权的节目，因而侵犯了其版权。Sony公司应对此承担侵权责任。最高法院否认了UniversaI City Studiox，Inc对Sony公司的指控。针对此案，Goldstein认为，即使Universal City Studios，Inc胜诉，它也不会禁止家庭复制，而是有可能与录像机生产商合作，确定录像机和录像带的使用费数额，以反映有版权的电影的家庭录制中录像机和录像带的市场价值。见PauI Gold stein，COPYRIGHT*S HIGHWAY，NEW York1994，第218－9页。*37 见注*12中的马克·戴维生、王源扩，第65页。*38 1993年，美国的全国作家联盟公布一份工作报告，建议版权合同中，作者应该得到其以电子形式发行的作品的百分之五十的销售收入，因为出版商的成本降低了。同样地，1993年，作家行会，美国记者和作者协会公布的一份立场声明中认为，作者应有权对其作品的电子形式的发行进行控制。Mark Radcliffe，On-line rights：how to interpret pre-existing agreements l996，9，EIPR，第494页。*39 见Paul Goldstein，注*36，第234－236页。

版权制度论文范文第4篇

言论自由是世界各国都普遍承认的一项宪法性权利，是公权。世界性的公约也都有言论自由的规定，如《公民权利与权利国际公约》19条第2款规定，人人享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找、接受或传递信息和思想。而版权是版权人享有的一种垄断权，是私权。传统版权法制度，体现了版权与言论自由的协调和统一，对两者的保护都是当代立宪精神的体现，正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述：一方面国会不得制定有关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及其他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又授权国会制定版权法，赋予作者一定时期享有其作品的独占权。前者是一项政治权利，基本权利，与生俱来的权利。后者是一种民事权利，后来权利，是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的一种方式①。但权利义务相随，有权利就有限制。版权和言论自由因相互制约而发生冲突。

一、关于言论自由与版权的关系

（一）版权限制言论自由

版权限制公民的写作、绘画、公开表演或公民以其它个人喜好的方式获取和传播信息。美国最高法院将受保护的作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受版权法保护的有独创性的表达方式，二是不受版权法保护的思想，这就是所谓的“二分法”。因此如果你的言论是复制作者的有独创性的表达方式，而不是作者独创性的思想，则你的言论将被禁止，并受到民事甚至刑事处罚。版权法正是通过限制他人使用作者有独创性的表达方式来限制公民随心所欲发表其言论的自由。但是，这种合理限制，不应构成思想传播和信息交流的障碍，否则，就会侵犯到公民的言论自由。

（二）版权不限制言论自由

首先，根据美国宪法知识产权条款和知识产权法激励可知：法律赋予作者对其作品一定期限的垄断权，激励作者创作新作品，并传播其思想以推进言论自由的发展。由此，版权是言论自由的源动力，只会推动而不会限制言论自由。

其次，根据“二分法”，版权法所保护的是有独创性的表达方式，而不保护有独创性的思想。言论自由只受到思想的表达方式的合理限制，而思想本身的传播不应受到限制。但此处的合理限制，其实并不会限制到言论自由，因为公民可以选择与作者独创性的表达方式不同的方式来传播思想、发表言论。

另外，借用作者的独创性的表达方式，但属于合理使用范围（如因文学评论或滑稽模仿而引用作者的作品），也不因版权而使言论自由受到限制。此时，你会免费搭作者的辛勤劳动的便车，但这种搭便车的行为是受言论自由保护的。

二、技术措施与言论自由

将技术措施纳入版权法中，使传统的版权法制度面临着冲击。技术措施使版权人的权利得到了扩展，打破了传统版权法中版权人和公众之间利益的平衡机制。技术措施保护与言论自由的冲突主要体现在：技术措施保护与获取自由和表达自由之间的冲突。获取自由，是指公民有搜集、获取、知悉各种信息和意见的自由。表达自由，是指公民对有关其国家和社会的各种信息以某种方式或形式表现于外，不受政府检查和限制的自由。

（一）获取自由与技术措施保护的冲突

获取信息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具有增进知识，获取真理之价值。版权是通过版权人控制其作品不被非法传播来实现，它仅指向其作品的竞争者。对为增进知识、获取真理的公众而言，版权首先应有利于社会公众，其次才是版权人。获取信息自由往往优先于版权人的利益。因此，版权是应受到社会公众获取信息自由的限制，只有这样才能平衡社会公众与版权人之间的利益。而技术措施限制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自由，侵蚀了言论自由的宪法价值。事实上，获取信息自由是言论自由一种，而技术措施保护无疑保护了版权人的利益，强化了其对社会公众获取信息自由的控制，导致了的版权优于宪法性权利的言论自由。控制访问的技术措施不仅控制了其竞争者的非法使用，同时也控制了公众之合理使用，限制社会公众取信息自由 ，限制了言论自由。

（二）表达自由与技术措施保护的冲突

“没有发表权制度，公民的言论自由在文化领域将会毫无实际意义。”2发表权是版权人人格权利的重要，又是其财产权利产生的前提。所谓发表权，是指作者有权决定其作品是否发表，何时发表，以何种方式发表，通过何种形式发表。表达自由最主要的体现是公民有以各种形式(言语形式、出版形式等)发表意见、评论时事的权利。对这种权利的限制应当仅在公共利益的范围之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言论自由的宪法性价值。版权属于私权，通常私权的行使并不能限制表达自由的宪法性权利。然而技术措施妨碍了社会公众行使言论自由中的表达自由。如版权法中的技术措施保护条款，禁止他人发表旨在规避和破解版权人保护其作品的技术措施的信息，这无疑是对公民表达自由的限制。因此技术措施对表达自由产生制约，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对和学术进步的制约。

（三）言论自由与技术措施、有限时间的冲突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保障作者对作品在有限时间内的专有权利，以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这个版权条款里，有一点值得注意：有限时间。美国宪法中版权条款的 “有限时间”的规定，一方面是为了保护版权人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限制其权利。即授予作者一定期限的垄断权，使其享有对作品的专有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期限届满后垄断权灭失，作品进入公有领域，社会公众可以免费利用版权人的作品。而技术措施可能导致版权的无限期保护。因为只要版权人对其作品采取加密等有效的技术措施，那么任何规避、破解其技术措施而获取作品的行为都是违法的。这样的结果便是导致作品永远处于版权人的控制之下，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自由受到不合理的限制。

如前所述，赋予作者对其作品一定期限的垄断权以激励作者创作新作品，并传播其思想以推进言论自由的是版权制度两个重要的功能。版权法是在版权垄断权与社会公共利益（言论自由）之间寻求平衡。版权法赋予版权人一定期限的垄断权，从而激励作者创作新作品，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从宪法角度上讲，社会公众的利益（言论自由）是首要的，版权人的利益是次要的，版权人的利益必须服从社会公众利益。另外，如果赋予版权人过宽的垄断权并使之有效，它将从功能上严重阻碍社会公众的言论自由及后继创作和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与公平正义价值理念有违。因此，在扩大版权人私的财产权利的同时，应该关注社会公众公的宪法性权利（言论自由）的价值；关注版权人的垄断权与合理使用制度对垄断权的制约及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保护；关注传统版权法所具有的精巧而又均衡的立法理念，在版权与言论自由之间寻求利益平衡的最佳结合点。

版权制度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题】出版与法制

【关 键 词】版权/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博弈论

孤立的、静止的把版权产业和版权制度置放于一国的参考系中进行分析，观察到的现象和结果往往是封闭状态下的产物，对版权产业的属性、版权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版权制度的完善程度等所作出的判断难免渗透着片面的、主观的色彩。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使一国主体很难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和组织对一国经济构成的压力和危机，也无法体验到本国和它国之间发展上的距离。正如1979年，中国与美国就《中美贸易协定》进行双边谈判时，封闭国度里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知识产权为何物一样，更对美方坚持在协定中订入“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感到困惑和不解。于是，知识产权（含版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权是否需要保护、如何保护，就成为当时不容回避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成为法学界重点关注和探索的问题。此后，中国完成了一系列国内知识产权立法，参加了一系列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并初步建构起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框架体系。由此推论，固守“围城”内的价值判断标准，无异于“坐井观天”。版权产业作为20世纪90年代迅速崛起的新兴产业部门，对其在一国的价值定位应该通过比较的方法来确定，即将诸多国家的同质物纳入同一个参考系中，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衡量，才能找到差距、感受压力、体验危机，才能把握定位、完善对策、实现发展。

一、版权产业的内涵——不同法律语境下的分歧

版权产业是指以版权为核心基础的产业，故对版权产业内涵的研探离不开对版权属性的分析。综观世界各国的版权制度，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版权的定位上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文化传统，体现了不同的法律价值取向，也造就了不同的法律用语。从共性的角度来看，各国的版权立法基本上都将版权确定为无形资产权，都对版权进行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划分，也都将版权视为作者依法对其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享有的独占、处理和使用自己作品的专有权利。但是，各国对版权价值属性的归纳，对版权是否可以卖绝、是否可以全部转让等版权使用问题的阐释，却因立法内容的不同而存在个性上的分歧。以美国为例，在美国的版权法律体系中，版权的价值支点是构筑在“财产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强调的是版权的商业目的，认为版权的实质是复制、传播作品的权利，故美国为保护作品文化传播功效的充分实现，在立法内容上多出于商业贸易的考虑，坚持版权的单一财产性质，而淡化作者的人格利益。例如，美国1976年《版权法》（现行版权法）第201条规定“著作权可以通过任何方式或实施法律而转移”，而且版权的有期限转让和无期限转让、全部转让和部分转让等均被法律所许可。究其美国版权立法动因，一种深邃的“契约论”式的法律观念贯穿于其中，即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不是将作者的精神权利保护作为第一要义，而是侧重于对作者经济权利的保护，要求作者更多地创作并传播优秀作品，以促进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并最终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之相反，中国版权的价值取向是将“人格价值观”作为版权立法的哲学基础，坚持的是以保护作者人身权利，或者说是精神权利为中心的法律理念。这种思想在中国加入WTO前夕，于2001年新修改的《著作权法》中仍有所体现。在该法中，为缩短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之间的差距，以顺应国际知识产权贸易的发展，中国首次通过立法的形式确认版权中的财产权依法可以转让。承认版权的经济属性，全面保护作者的经济权利是新修改的《著作权法》的一大亮点，但遗憾的是《著作权法》关于版权转让的规定未能细化，许多敏感问题至今在学理界并未得以解决。例如，比之传统物权，版权的对象——作品是无形的，无形之物能否像有形商品一样在交易中被全部转让，即一次性卖绝版权；如作品项下之权利不能全部转让，版权所有人在行使部分权利转让时有无期限制约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版权价值观的问题。美国的版权法公开宣称“财产价值观”，确定本法只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中国的版权法主张“人格价值观”，视作品为作者智慧的结晶和人格的延伸，但又羞羞答答地承认作品中财产权利的经济属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版权法中，找不到有关版权保护标准的法律依据的主要原因。显然，中美版权价值的取向标准迥然不同，这一差异对各自版权产业的形成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

“版权产业”这一概念最早于1978年在瑞典首次提出，1990年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开始对本国版权产业进行系统化的研究。该研究在两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关于版权产业内涵属性的界定。版权产业并非一个独立、完整的产业部门，对此内涵的定位有较大的难度。但是，“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的经济学家们通过研究，挖掘出了版权产业最为核心的属性，即版权产业首先应该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是以版权为基础的，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与享有版权的作品有关的，在行为规范上直接或间接地接受版权法律及相关法律调整和制约的产业部门。的确，在美国社会，从作品的创作、传播到利用的整个过程，无论是出版业、唱片业、电影业、广播电视业、广告业、软件业，还是演出业、娱乐业；无论是传统的产业部门，还是新锐的产业部门，都无一例外地依赖于享有版权的作品而生存，都将获取经济利益作为主要目的。一旦版权失却或丧失经济价值，所谓版权产业将不复存在。这就是版权产业的本质之所在。显然，美国版权产业内涵属性的定位和美国版权法关于版权为单一财产属性的认定一脉相承。其次，关于版权产业外延范畴的界定。版权的涵盖面十分广泛，大到产业集团、公司、企业，小到自然人的创造性活动均涉及到版权，故版权产业的外延可谓错综复杂。为了准确核定版权产业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的经济学家们对版权产业的界定确定了两大标准：一是凡不参与版权销售（版权的商业性许可与转让）活动的产业不列入版权产业；二是不直接从版权销售活动中取得收入的产业或机构不列入版权产业。[1]在此基础上，将版权产业分为四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核心版权产业，是指直接创作享有版权的作品和生产受版权保护产品的行业，如影视业、唱片业、书籍、杂志、报纸出版业、计算机软件业、广告业以及电台、电视传播业等。这些产业以创作、传播及利用有版权的作品而生存和发展；第二部分为部分版权产业，是指产品中只有一部分享有版权，如建筑业、纺织业等；第三部分为版权的流转产业，是指将其所拥有的版权推向市场的行业，如发行业、服务运输业、图书批发与零售业等；第四部分为相关版权产业，是指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与版权有关的产业，如电视机、计算机设备产业等。以上四部分统称为“全体版权产业”。由此可见，美国对版权产业内涵与外延范围、组成部分的界定已较为成熟，这为美国版权产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反观中国，与美国对版权产业认识上的分歧在于：美国对版权产业属性的界定是建立在版权单一财产性质的法理学基础之上，版权可以卖绝、可以全部转让是美国版权产业内涵得以确立的重要法律依据，也是版权产业本质上体现出的核心思想。与之相反，中国版权制度的设计中，卖绝版权、全部转让版权均是依法受到限制的行为。因而，在中国版权立法体系中，版权单一财产性质的立论是不成立的，尽管在立法上给作者的财产权利保护留出了必要的空间，允许作者对其财产权利实施许可和转让，但从版权法的立法宗旨上可以看出，强调更多的仍是对作者人身权利的保护。所以，在中国学理界，版权产业是不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版权能不能作为知识商品进入流通领域进行交易、版权的转让有没有底线的限制等均是一些不确定的概念。理论上的不确定性是中国版权产业建构过程中的最大障碍。

二、版权产业发展现状——博弈竞局中的差异

博弈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是关于决策和策略的理论。依据博弈理论，博弈是指一切通过策略进行对抗或合作的人类，面对一定的环境，遵循一定的规则，通过对策略的选择和实施，而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行为过程，亦是一种竞争过程，其竞争结果将成为衡量国与国之间、不同的社会组织、企业、个人之间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因此，如果以博弈论作为一种视角，将中美版权产业苑于同一个竞争格局中进行考察，就不难对各自的版权产业发展现状作出客观的评判。

首先，关于版权产业生存的社会环境。版权产业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人类跨越了几千年的农业经济时代和几百年的工业经济时代之后，正在进入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所代表的是以新技术、新材料、新信息、新的管理方式为主导的创造性产业对传统的工业经济的超越。所以，知识经济的出现为各国的版权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但是，宏观环境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它不可能为世界各国的版权产业发展带来均等的机遇，因为各国版权产业基于本国“知识化”的程度和基础而建立起的国内微观环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美国为例，近10年来，美国经济已经明显地从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经济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转型。如果说英国是以蒸汽机的发明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历史的话，那么美国则以电脑、软件、版权产业拉开了知识革命的序幕。实际上，在人们尚未认识版权产业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和重要的贸易活动来研究的时候，美国人已率先顺应时代的潮流，建立起了版权是一种无形资产，它同其他有形资产一样，能够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其价值的学理体系，同时，美国发达的市场经济为版权交易制度、交易方式、交易程序的建立和完善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市场条件。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版权就成为一种社会资源在与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紧密联系中，以其特有的“知识升级”方式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并以超过其他传统资源的优势而成为美国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

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是被知识经济的潮流推进了知识社会的门槛，但就自身肌体的承受能力来看，在现有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基础上去实现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是有难度的。其一，在知识经济时代，一国的经济振兴和发达，不仅仅取决于该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对无形资产的创新和运用，这恰恰是我们的薄弱环节。中国社会整体的“知识化”程度和基础太低，其对无形资产的创造能力和利用能力也太低，这是一个无需争辩的事实。以版权产业为例，在我国经济部类的类别划分中，并没有版权产业这一知识经济类型的产业部门，版权产业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在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中所发挥的作用很难界定。究其原因，一是在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创作上存在着质量、数量、创新程度不足等因素；二是在对版权的传播和利用方面存在无法跨越的障碍。中国传统的版权理论让怀抱传统观念的人看不到版权对于产业的意义，也就不可能积极地对版权进行商业性的开发和利用，更不具备形成较为成熟的版权传播和交易市场的前提条件。其二，与传统产业不同，版权产业是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的产业。版权是无形的，但其经济价值需通过有形的产品和产业来体现，通过有形的市场来体现。版权产业这一特殊性质，对其依赖的市场条件有了特殊的要求，它不仅要求有比较完善的市场体制，更要求有比较完善的市场交易制度和适宜的交易方式、交易程序，以便顺利实现其价值。就此而言，由于中国的市场化、社会化程度较低，营销观念与管理手段陈旧落后，加之中国的文化业、知识业长期受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因而在市场的发达程度上，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型上，产业规模的发展上，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要素的最佳配置上，都还不具备为中国版权产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完善市场环境的条件。

由此可见，在版权产业生存的社会环境上，中美双方形成的是知识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开放型理念与保守型理念之间、高度完善和发达的市场经济与相对封闭的、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异。

其次，关于版权产业的经济影响力。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成果的大量涌现，科研成本的提高，技术更新周期的加快，使国际贸易结构发生着根本的质变，即从传统商品为主的有形贸易扩展到包括知识产权贸易在内的无形贸易。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发达国家都将眼光投向了信息产业、知识产权等朝阳产业。事实证明，这些产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产业影响力。以美国版权产业为例，在美国，近20年间，版权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中发展速度最快的产业，也是对美国经济贡献最大的产业。在这里，有数字可以说明一切。根据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2002年的《美国经济中的版权产业》年度报告显示：在产值增长速度方面，2001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在GDP中增加值为5351亿美元，比2000年的5178亿美元增长2.65%，其增长速度为3.34%；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方面，1977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为2.20%，1987年增加到3.25%，2001年增加到5.24%；在对外贸易方面，1991年美国的录音、录影制品、动画片和电视片、计算机软件和报刊书籍四大类版权产品的对外销售和出口额为361.9亿美元，到2001年这四大类版权产品的对外销售和出口额增加了1.5倍，达到889.7亿美元，其平均增长速度为8.5%，超过了汽车、飞机等任何一个制造业部门的平均增长速度。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美国仅核心版权产业的产值已超过所有主要制造业产值的总和，成为美国经济中的一大亮点。这说明，美国的版权产业已成长为一个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的重要产业部门。

每个国家都有涉及版权的产业，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版权产业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优势，中国亦是如此。在中国，由于对版权产业内涵确定上的模糊性，围绕版权产业进行专门性研究和统计的基础并不成熟，目前，中国涉及的仅仅是对与版权有关的出版业、电影业、软件业等行业的统计。透过每一个相关行业的统计数据，反映出的是行业产值低、贸易逆差大等实质性问题。例如，美国1991年和2001年软件出口分别为196.5亿美元和607.4亿美元。中国在1991年还谈不上软件产业，2000年中国软件产业总值230亿元人民币，即不到30亿美元；2001年全美电影票房达80亿美元，1999年中国电影（含进口片）票房总收入不到1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国内电影票房的大约1.5%；2001年中国书报刊进口额为6904.13万美元，出口额1763.94万美元，进口额是出口额的近4倍。同年美国同类产品年度出口额为40.3亿美元，是中国的228.46倍；2001年，中国音像制品进口额为1072.74万美元，出口额共计76.92万美元，进口额是出口额的14倍。同年美国仅录音唱片与磁带（不包括版权贸易）出口额就达95.1亿美元，是中国的12363.5倍等。这一组对比数字表明，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版权产业还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独立的经济部门，其在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中的影响和作用并不显著，更不具备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同台竞争的实力。

三、版权制度供给——立法完善程度上的距离

著名学者郑成思先生认为：“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都存在权利的取得、维护和利用三个主要问题。就版权而言，权利的利用占突出的地位。因为获得版权不是目的，通过转让、许可等贸易活动取得经济上的收入，才是目的，才是版权制度最初产生的原因，也才是维护版权的主要理由”。[2](P2)所以，版权制度应该是用来调整版权人、作品传播者和使用者三方利益的制度。利益通过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就成为法律权利，版权法正是体现了这种权利关系的法律文本。故此，在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领域，均把版权制度的创制过程中，版权法的立法、执法等方面的完善程度看成是实现权利人权利，维护版权产业壮大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发展的时代，传统版权法中的三方利益关系在受到冲击的前提下，版权制度必须在新技术条件下寻找权利保护与限制的新平衡机制，以实现权利人、作品传播者和利用者的共同认可。所以，版权制度供给的充盈程度能否顺应新时展的需求，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版权产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当我们用这一客观标准去衡量各国版权制度发展现状时，美国较为完善和发达的版权法律体系让我们领略到了美国版权产业如火如荼的真正原因，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版权制度供给不足上的尴尬。

就版权制度而言，美国是现今世界上版权制度最为健全和发达的国家，其版权法律体系经历了一个从低水平保护到高水平保护，从不成熟到不断完善的漫长发展过程。纵观这一历史轨迹，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版权制度迅猛发展的深层次原因。第一，在版权保护范围方面。1790年美国制定了第一部联邦《版权法》，其保护范围仅限于书籍、地图、海图、期刊的保护，而1978年美国制定的第三部《版权法》，其保护范围已扩大到所有通过智力劳动所创作出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品。特别是为顺应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发展的要求，美国对传统版权体系进行调整，及时将数字作品、网络作品苑于法律框架之下，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版权的保护范围。例如，1995年美国国会颁布了《录音制品数字表演权法(DPRA)》，首次规定录音制品数字传输的公开表演权（不包括网络传输），赋予电台广播更大的权限，使之免受表演权的控制。因特网普及之后，为了使广播电台网络传输受到法律保护，在1998年颁布的《数字千年版权法》中，允许电台将音乐制品“临时复制”并对其进行网络传输，使“临时复制”行为拓展到网络空间。[3]可以相信，随着信息化社会的不断发展，美国版权保护的范围会不断扩大，更多的高新技术产品、信息化产品将获得版权保护。第二，在版权保护水平方面。20世纪初美国为保护本国出版商的利益，曾与一些美洲国家缔结了保护水平较低，并注重国内版权保护的《美洲国家间版权公约》。二次大战后，美国出版业得到迅猛发展，版权保护的重心开始向国外拓展，版权保护的水平亦有了显著的提升，其标志是1989年美国正式加入《伯尔尼公约》，至此美国的版权法律体系正式与国际接轨。此后，美国积极推动和参与国际条约的形成、制定，使国际条约向着有利于本国版权利益的趋势发展。例如，1995年1月1日生效的WTO三大实体协定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其缔结过程中美国就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TRIPS协定是一部对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较高的国际条约，这正是美国所需要的，因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按照本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建立的知识产权制度与TRIPS协定的保护标准是一致的。第三，在立法速度方面。近20年来美国的立法速度明显加快，立法完善程度明显提高。有关资料表明：仅1992年1月1日至1993年7月一年多的时间，有关知识产权的法案、修正案及决议就有33个；仅1996年至1999年，有关数据库的立法提案就有“数据库投资与知识产权反盗版法”、“信息汇集反盗版法”、“数据库公平竞争和促进研究法”和“数据库反盗版法”等法案。1996年12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正式出台，这预示着国际条约已对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反映。为实施该条约，1998年美国颁布了新的版权法——《数字千年版权法》，该法删除了原版权法中与两条约不相衔接的条文，增加新的条款，实现了与国际条约的对接。第四，在版权限制方面，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扩展了合理使用的范围，规定了对网络服务商的免责规定亦适用于非营利性教育机构的条款、规定了非营利性图书馆和档案馆为内部存盘之目的，可以复制数字化复制件，如原数字格式已被淘汰的话，复制许可采用新的格式等条款。这些相关规定对原《版权法》合理使用范围做了重大修订。这说明，美国的立法质量已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事实上，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在许多内容上已超过了WCT和WPPT两个国际版权条约的保护力度，它对世界版权制度的发展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五，在版权性质方面。美国版权法公开宣称版权是私权，这一立法精神与TRIPS协定相衔接。TRIPS协定明确规定，所有WTO成员必须承认知识产权是私权，并且不允许成员对协定条款作保留。显然，TRIPS协定为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确立了新的标准。以上五个方面的粗略论证可以表明，美国版权制度在其保护范围、条件、标准、内容及措施等方面均与国际条约形成了统一化的发展趋势，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对接从而为本国版权产业的国内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能力奠定了良好的法律环境。

同样就版权制度而言，中国则是一个版权立法历史较短的国家。1990年9月，中国颁布了第一部版权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2年10月中国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与《世界版权公约》，2001年中国加入WTO，并对国内版权法律法规进行了全面修订。修订后实施的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标志着中国在著作权的法律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中国版权保护水平仍处于一个较低的程度，在版权立法、执法方面，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与TRIPS协定及其他国际条约之间也存着不同程度上的距离。对此可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在版权的性质方面，《著作权法》虽然也承认著作权是私权，但又规定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可以是作者，享有著作权，成为著作权人。这就使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所拥有的著作权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还是“私人专有财产”难以得到明确的界定。版权属性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必然影响到中国版权产业的发展。因为，在版权贸易活动中，当涉及版权交易行为时，许可权、转让权、传播权和使用权的行使，都必须建立在版权属性清晰的基础之上，否则，必然成为版权交易活动中的障碍。第二，在版权保护范围方面，《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保护范围的概括并不完整，特别是对版权的相关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未披露过的信息以及科技发展中产生的新产品等如何纳入版权保护的范围，国家的立法还处在不完善状态。例如，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时代，对数字、网络作品法律地位的确立和保护，对网络空间中版权人、作品传播者、使用人权利的确立和保护等均没有系统的法律规范。立法上的缺失必然使中国版权产业的贸易活动区域受到限制，因为我们失去的是对一个特殊领域内产生的智力成果的保护和利用。第三，在版权保护内容方面，TRIPS协议的规定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许多方面不尽协调。例如，就国民待遇而言，TRIPS协议规定计算机软件作为文字作品可自动取得版权，而我国法律规定软件登记是取得法律保护的前提。尽管国务院在颁布的《实施国际著作权公约的规定》中对此进行了修正，却又规定了自动保护仅适于外国作品，从而形成了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在国民待遇问题上，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双重标准”不能不说是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的一大遗憾。第四，在数据库保护方面，《著作权法》没有对数据库的保护作出明确的规定。而按TRIPS协定的规定，有独创性的数据库都应当受到著作权的保护。第五，在版权限制方面，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在权利限制问题上没有明显的突破，与TRIPS协定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例如，在权利限制的内容上，《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范围、强制许可范围的规定与TRIPS协定直接发生冲突；在著作权与邻接权的限制上，《著作权法》没有对两者加以区别，而TRIPS协定对邻接权的限制明显比著作权的限制更窄等。第六，在版权保护的执法力度方面，TRIPS协定要求各成员国制定有关知识产权实施的国内法，以便有效地制止任何侵犯本协议规定的各种知识产权的行为。TRIPS协定与其他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有一个主要区别，那就是它对知识产权的执行作了许多重要而具体的规定，强化了知识产权执法的措施，这在其他知识产权国际条约中是少见的。[4](P233)目前，我国版权保护的执法水平还不能达到TRIPS协定的要求。例如，在如何有效地打击盗版问题上，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可循的、强有力的、行之有效的实体依据和程序措施，这使中国在版权保护的执法方面，不得不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双重压力。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版权制度还不能为本国版权产业的国内发展、国际竞争提供全方位的保护，其法律环境还需进一步改善。

四、启示——比较后的理性思考

在法制国家，版权产业经济与版权保护制度是一种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关系。制度与经济联姻，进而形成产业发展的合力。在这方面，美国完善的版权立法及执法保护、发达的市场经济以及经济结构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三者融合的互动性是美国版权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也是启发我们理性思考中国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如何完善与发展的主要因素。当前，中国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在发展和完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可谓多矣，无论是面对国际竞争时应对措施的谋定还是国内相关法制体系的建构；无论是版权产业外部环境的优化还是市场机制为版权产业提供的条件；无论是行业自身的社会定位还是版权产业结构的划分；无论是版权资产的管理还是版权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等，在这些关系到版权产业与制度健康发展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诸多有待解决的矛盾。这些问题不仅仅给中国版权产业这个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而获得更多契机的“朝阳产业”带来了现实的困惑，而且在制度具体解决方案的确定上也尚处于探索阶段。然而，真正堪称版权产业与制度的“高尔丁死结”问题还并未包括在上述所罗列的范围当中。笔者认为，版权产业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面对的传统观念困境才是一个令人殚精竭虑的“死结”性问题，也是本文通过中美版权产业与制度的比较后归纳出的重点问题。

版权制度论文范文第6篇

一、知识公共领域的侵害

版权作为鼓励创作的制度机制，是增进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版权所显现的公益属性，主要包含知识流通、文化发展、鼓励创新等方而的内容。公益的维护虽然是法律限制版权这一私权的正当理由，但二者关系并非是完全对立、冲突、排斥的。不适当地扩张私益，或是过度地局限私益，都会威胁到公共利益的实现。版权制度应该尽可能使公益与私益之间妥协兼顾，保持必要的张力和稳定的状态。同时，设法在不剥夺版权人权利的情况下，提供公众以最大创作空间，提供版权人足够的创作诱因和激励手段。公共领域可以扮演公益与私益间的缓冲地带，同时也是人类文化创作的基石与来源，也可作为判断版权制度公益目的之标准。可见，发展公共领域不失为达到这一目的的绝佳途径和方式，其重要J哇不言而喻。

考察各国版权法演变和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版权法的总体发展趋向就是一部权利扩张的历史，同样也是一部公共领域的扩张史。这一历史进程展现了版权持续扩张以及作品中体现的公共领域不断减少的趋势。传统上，总是将不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归为公共领域。事实上，公共领域不应纠结于是否包含受版权保护的作品或不受版权保护的作品。换言之，公共领域不仅包含那些本不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实际上还应该涵盖那些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中能允许他人使用的作品，从而使得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仍可以在公共领域里找到容身之处。也就是说，信息的不保护是常态，而保护却是一种例外。所有的信息都处于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中的信息，任何人都有权使用，没有人可以排除他人的利用。除非有版权法的规定，才能够将版权保护的信息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

版权法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地盘之争一直存在，近现代以来有愈演愈烈之势，版权的扩张也因而被称为第二次圈地运动。这就意味着，之前被社会认为是公共所有而不适合商品化或财产权化的信息，现今却逐渐成为私人财产权的重要内容。人类知识的生产具有累积性和沉淀性的特点，任何知识的产出都是继承前人知识的结果。基于此，如果版权保护的范围不断增大、权能不断增多，都会减少社会公众接触知识信息的机会，从而提高后来者的创作成本。这一方式将从根本上扼杀新知识的产生，使社会文化艺术产品的创作动力不断减弱。事实上，现有的版权制度已经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足够的激励，不需要再通过增加权利内容和权能来提高更多的作品产量。令人担忧的是，现今版权扩张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已经超过社会的承受程度。过多的版权保护就如同在创作道路上设置了重重障碍，使得后来创作者的使用变得异常艰难，需要穿越大片的丛林和荆棘，才能获得创作所需的公共知识。

二、言论自由表达的限制

从版权制度产生之初，版权法与言论自由的关系就异常复杂。早期，无论是司法实践还是学者的观念，都认为版权法和言论自由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矛盾和冲突。美国最高法院甚至一度认为，由于思想/表达二分法和合理使用制度的存在，版权制度并不存在危害言论自由的可能，因此，也就不需要受到是否违宪的审查，直至20世纪初这一观念都未受到任何社会人士的质疑和挑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当时版权法学者梅尔维尔尼莫(Melville Nimmer)观念的影响，其认为版权与言论自由之间并不存在冲突。虽然表达的形式与表达的信息有时难以严格区分，但除了少数例外情形外，版权制度能够提供经济或价值上的诱因，而能鼓励表达的自由传播。因此，版权制度对言论自由不仅没有损害，反而有促进的功用。另外，版权法中专门制定了思想/表达二分法、合理使用、有限的权利存续期间等规则，其对言论自由的阻碍限制绝不会大于其对言论自由的促进作用。因此，版权制度并无危害言论自由的可能性，不用接受宪法修正案对其合法性的审查检验。自此观点提出之后，美国法院普遍认可并采用，从而使其成为版权制度的核心思想。

随着版权期限不断延长，技术措施的无序使用，版权人为维护自身权利采取了多种举措，致使数字技术时代的版权法扩张步伐不断加快。今日的版权法虽仍然贯彻思想与表达的区分方法，仍规定有完备的权利存续期间和奖励创作的相应机制，但是对于版权不会危害言论自由的观点，学者持谨慎态度。实际上，现代版权学者已经越来越能察觉出版权扩张对言论自由带来的约束与限制。一般认为，宪法保护言论自由只是为了赋予民众对抗政府的权利，这种认识是片而的。当今，投资在版权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作者不再是版权的中心，版权投资者开始走到台前扮演重要角色。版权人的企业化、集团化使得众多市场主体也能够有权限制影响言论的自由表达，其采用的方式主要有:推动影响立法来缩小言论自由的范围;作为优势方，通过利用技术措施来阻比他人对作品的接触和利用;以格式合同对版权使用人强加不合理的限制手段;以权利人的地位诉请法院大量的禁令和删除通知等，发挥禁止性权利的法律效力。其所引发的效应恶化了言论表达的自由环境。

三、文化产业发展的束缚

版权扩张限制了作品的创作，有学者抱怨，技术将创作变成可能，但是法律正准备进来将创作驱逐出去。电影《十二只猴子》公映后被法院禁映28天，原因是某艺术家声称电影中的某一把椅子模仿了他的一张家具草图;电影《永远的蝙蝠侠》受到侵权警告，原因在于蝙蝠战车驶过了一个据称受版权保护的庭院;《魔鬼代言人》也被法院裁定停映两天，原因是一雕塑家声称其作品被当做背景使用了。这一个个现实案例表明，版权的扩张使文化产业的发展蒙上了阴影，版权法使得我们的文化越来越变成一种许可文化。

为此，20世纪5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版权法学者泽查利亚查菲(Zechariah Chafee)教授曾提出这样的观点:世界之所以不断进步，是由于人人都能为往圣继绝学，在先贤创作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后续创作，一个伫立在巨人肩上的侏儒，他的视界范围一定比巨人本身还要宽广。此外，她还主张，一部理想的版权法，对于版权人所提供的保障，除了制度上应力求其全而、完备、无遗漏，从而能排除任何可能遭受的侵害之外，版权的保护不能挤压他人独立创作的空间。既要合理保护著作人的权利和利益，同时还要避免阻碍他人独立创作，二者的平衡才是版权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

随着版权的扩张，以音乐、视频等作品形式为内容的产业日益集中。如音乐产业，1980年以后各大传媒企业开始不断地通过产业合作或并购来扩展自身的实力，自20世纪后期不断地集中化、规模化，市场占有率逐渐被小部分产业巨头所瓜分。现今，已经形成了Bertelesman、Warner, Universal Music、EMI、Sony等五大金刚，实现了对音乐生产与市场的集中控制。这种信息的数字化控制无疑加剧了信息获取与使用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限制了数字网络时代市场弱势一方参与相关市场发展的机会与质量，文化产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损害。为文化生产提供更多的空间以繁荣文化、推动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发展.理应是版权法的目的之一，但是，如今的发展态势要求我们不得不反思，像版权制度这么宽泛的社会调节器怎样才能够促进像文化这样精妙的事物的发展呢?

四、版权技术创新的抑制

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教授曾列举了媒体利用优势限制技术革新的例子，值得我们注意。当技术创新开始动摇传统的商业模式时，这些技术创新在使人们能够更加方便、更低成本地获取、储存或欣赏音视频作品的同时，也破坏了版权人原有获取收益的结构机制。因此，版权人理所当然地会反对新技术的使用，反对的方式主要有:依据现有的版权法提起诉讼;企图修改现有的版权法;使用技术手段进行自力救济。通过这些策略的单独和结合使用，他们每次都能将具有威胁的创新模式打压下去，以维持现有的利益方式。截至目前，在一些小的战斗中，娱乐产业偶尔会失败，但是在关键的战斗中他们总是占优，商业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改革力量被压制。

历史上的先例显示，新的法律制度的快速出台并非是一件好事。杰西卡李特曼( Jessica litman)指出，具有无穷经济潜力的新技术往往是在滞后的或是有漏洞的法律体系下形成的。譬如，在可以进行机械化生产的强制许可下，录音机磁带取代了钢琴弹奏和活页乐谱;自动唱机行业的兴起是充分利用当时版权豁免条款的结果，因为当时的法律规定对投币机器所产生的音乐作品的复制与表演不属于违法;在人们还没有弄清楚未经授权的广播是否侵犯版权时，收音机就已经进入了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中;当人们还不清楚电视节目是否受版权保护的时候，电视早已占据了我们的生活。当前，版权限制制度日趋完善，而版权法所规制的行为仍然较为模糊，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为数字技术世界的版权规则建立一个稳定的基础，而绝非采取迅速的立法或管理行动，将推动文化发展的技术创新扼杀在摇篮之中。

五、公众制度情感的破坏

法律的日益镇密和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制度情感。全民入罪绝非版权法的本意。事实上，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也要遵从社会常理与普通人的正义感。起诉12岁的儿童、60多岁不懂计算机的老人无疑是不合乎社会常理的。当前，发生了大规模的对点对点文件共享者所提起的诉讼，有报告显示，类似诉讼威胁对点对点文件的共享团体来说影响并不大，这一滥用诉权的行为反而会使公众无法正确认识到哪些行为是被法律允许或禁止的。杰西卡李特曼教授曾经这样评述，国会可以继续写出一部只有版权律师才能够读懂的版权法，而只有商务精英或是行业人士才有充分的理由来遵守该法律。但是，我们或许也可以设计出这样一种法律结构，使普通的社会公众也能够知道和理解它，甚至承认它的公正。当版权制度的文本变得错综复杂时，版权所有人自己也深受其害。美国版权局局长就曾建议，版权法正变得越来越像个庞然大物，为了版权人的利益应该简化这部法律。

通过一部无法执行的规则就是增设了一项有害的政策，因为如此规则将损及人们对于可执行法律的忠诚度。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出台时，就被认为完全不符合简洁、明了与公正的标准。如果把版权的许多安全制度和限制机制都弃而不用，就可能破坏版权存在的正当基础，从而严重危及人们对版权规则的忠诚。因此，权利人与利用人应坐上谈判桌，共同协商双方可以接受的处理方式。倘若任版权人一再扩张其权利，社会大众仍将持续不遵守无法令其信服的法律，最后终将使版权规则形同虚设。

为权利而斗争的时代，已在上演一场激烈而又持久的版权战争，版权方在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对方势将捍卫公共利益。这场战役中，创作者对抗使用者，技术开发商对抗内容提供商，网络服务提供商对抗娱乐公司，媒体公司对抗消费顾客。只有从立法体制上提出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和措施，才能达到权利人、使用者以及公共利益的平衡，使版权制度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版权制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电子资源;资源共享;知识产权;版权保护

从“维普的著作权侵权案”到“百度的MP3版权门”[1～2]，从“万方学位论文侵权案”[3～4]到“讯雷的版权认领”[5～6]，再到“中国知网学位论文版权征集”，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当前数字资源、电子资源或者说虚拟资源的版权问题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作者、出版社、数据服务商、图书馆、读者之间是一个知识传递的链条，在这一传递过程中，版权会以不同形式出现。如何解决电子资源的版权纠纷，是目前电子资源面临的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这一问题同时牵扯到电子资源服务商、出版社、图书馆和作者四方面权益，因此值得大家关注。

1 电子资源版权模式

电子资源版权模式主要由授权方式和实现技术两部分组成，其常见的几类如下。

1.1 电子图书

1.1.1方正Apabi教参电子图书版权模式。

(1)授权方式。方正Apabi教参电子图书以分成的方式取得出版单位的授权，与出版社签订电子版权使用协议，作者授权由出版单位负责解决和处理。这种版权解决方式商业化气氛更浓[7]。

(2)实现技术。方正Apabi教参电子图书以数字版权保护(DRM)技术为核心，在保护作者、出版社、发行者、图书馆和读者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为整个过程中的各个角色提供所需软件。出版社可以很方便地制作和出版电子书，读者可以通过互联网买书、借还书、在本地机器上阅读。

1.1.2 书生之家版权模式。

(1)授权方式。书生之家从出版社和作者两个方面入手，同时取得出版单位和作者的授权。一般是通过为出版单位提供有关服务来换取授权[7]。

(2)实现技术。采用书生数字图书馆系统相关技术，通过专门的阅读器进行控制，版权保护方面也采取DRM技术，防止了文献被复制、篡改和二次传播的可能。

1.1.3 超星数字图书馆版权模式。

(1)授权方式。超星数字图书馆通过征集作者授权的方式获取有关授权，预先使用并预留适当比例的版税，如果作者有异议，与作者商谈并取得作者授权;如果作者不同意，支付已使用版税并将其作品撤除。同时，还委托版权保护中心代收代转一部分版税。目前已有部分作者及出版社与超星公司签约，但仍然存在相当大的版权隐患[7]。

(2)实现技术。采用超星PDG技术和数字版权保护(DRM)技术，通过有关技术限制打印、传播和永久下载。

1.2 学位论文

1.2.1 万方学位论文版权模式。

(1)授权方式。万方的学位论文数据库是受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以下简称“中信所”)委托进行加工、建设和对图书馆提供馆藏服务的，由中信所与授予单位合作取得论文的使用权。这种授权是中信所与学校之间的授权，与具体的作者关系不大，存在很大的弊端。万方的“学位论文侵权案”就是这个弊端造成的。

为了弥补这一漏洞，万方数据公司目前又增加了直接授权模式，以期更好地规范和解决博、硕士论文的相关使用授权，具体内容为征集作者授权，并给作者、导师和授予单位一定的版权费用，作为对以上授权模式的补充。

(2)实现技术。大部分数据是通过扫描后加工而成，可通过OCR进行识别，部分具有双悉技术，此外还有一部分数据是由作者直接提交的电子版本。所有数据都加工为PDF格式，需要IP认证和身份认证，资源需要PDF专用阅览器打开。

1.2.2中国知网版权模式。

(1)授权方式。学位论文采取与作者直接签约的方式，并支付作者、导师及相关单位有关报酬，由作者提交电子版，并有作者的电子出版授权书。

(2)实现技术。所有数据都制成中国知网学位论文专用格式，需要用中国知网专用的CAJ阅读器打开，用户认证方式有多种，包括IP地址认证方式、个人账号认证方式、包库方式，等等。

1.3 期刊论文

目前提供期刊论文全文服务的电子资源服务商主要有三家: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和重庆维普，其版权处理模式基本相同，只是采用的技术不同而已。

(1)授权方式。与出版社采取签订电子版权协议的方式，与作者之间采取由出版社在向作者发录稿通知时预先声明的方式，如果不愿意被收录的论文作者要进行说明，否则按默认处理，即授权被有关数据库收录。同时，出版社可与多个电子资源服务商同时签订电子版授权协议。

(2)实现技术。电子资源服务商从出版社得到资源的电子版后，利用自己的加工系统对电子资源进行加工制成自己专用的电子文档，然后通过自己的平台进行。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和重庆维普国内三家有名的电子资源服务商来看，一般不采用DRM技术，只是通过身份认证和IP地址来限制最终的使用者。

2 比较分析

电子资源的版权授权模式和实现技术可以通过表1进行汇总和比较，从中可以看出电子资源的版权模式有三种变化趋势。

(1)授权方式由出版单位授权逐渐向作者授权转变。万方的学位论文版权纠纷，更加促进了这一过程的转变。对于新出版的电子资源要做到从源头处理好相关版权，对于已经出版的版权关系不明确的或者根本就没有授权的电子资源通过版权认领的方式获取授权。

(2)资源文件由扫描版向真正的电子版转变。真正的电子版具有三方面的特点:一是电子资源的质量得到了提高，如资源页面没有污点、放大后字体不失真等;二是可以对电子版的文件进行重新排版，以更好地适应读者的计算机阅读方式;三是可以在电子文件中直接嵌入有关技术，并与相关的身份认证技术相结合，以便更好地保护电子资源的版权。

(3)身份认证技术由简单的密码认证、IP认证向数字证书认证技术转变。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简单的密码认证和IP认证技术已经不能保障电子资源数据库的安全，极易造成电子资源被非法用户访问和使用，使合法用户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使电子资源的版权得不到保护。随着数字证书认证技术的出现和完善，这些非法用户必将被挡在系统之外，电子资源的版权也会得到很好的保护。

3 电子资源版权保护中应注意的问题及建议

3.1 应注意的问题

3.1.1目前，绝大多数期刊出版社只与电子资源服务商之间签署授权的协议，忽视或者模糊著作权所有者一些应有的合法权益。出版社一般不与作者签署正规授权协议，只是通过录稿通知的相关附加条款或者在出版物上一些声明进行约定，作者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录稿通知上加入一条数据库收录的声明，以此来获得电子版的使用权;其二就是在期刊的某一个位置上进行声明，如“本刊已被××数据库所收录，您的文章如果不想被收录请与出版社联系”等声明。这种现象应引起我们的思考。另外，期刊电子资源存在的隐性版权问题还有很多，如无DRM保护，电子文档可以无限次数的复制、无限次数的传递。

3.1.2《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是从1991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2001年10月进行了修订，在第二章第一节第十二条中加入了信息网络传播权[8]，第一次把电子资源网络传播权的保护正式写入法律。如何对待和妥善处理2001年10月《著作权法》修订前的电子资源版权问题，需要电子资源服务商高度重视。目前不少电子资源服务商都采取版权认领的方式进行处理，重新与作者签订有关版权授权协议。

3.1.3版权归属不明确，包括多作者版权划分和作者与所属机构之间的版权划分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也极易造成版权的纠纷。如万方学位论文，是学校提交给国家学位论文法定收藏单位中信所的，而中信所只具有收藏的权限和部分特定用户使用的权限。中信所只在与学校签署共建中国学位论文数据库协议的条件下，就把其权限扩大到商业化范畴，这是不妥的，易造成一些技术和成果资料的流失。

3.1.4文献收藏、特定用户有限利用与商业化使用之间界限不明确。如万方的“学位论文诉讼案”，就是这种界限不明确造成的。

3.1.5使用权授予多个电子资源服务商，造成资源的重复性加工和浪费。目前的电子资源大部分由出版社把使用权授予多个电子资源服务商，各服务商对资源进行各自不同的加工，读者使用电子资源时必须使用电子资源服务商专用的阅览器。

3.2 电子资源版权保护的一些建议

电子资源版权保护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保护，而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保护体系，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2.1在法律保护中，国家要有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条约予以保障。这方面制度的制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随着电子资源应用的日益广泛，这方面的保障制度应逐渐完善。

3.2.2提高与电子资源有关的参与者对版权的认知程度。电子资源的参与者主要包括作者、出版社、电子资源服务商以及最终的读者，只有这些参与者认知程度提高了，版权保护才能很好地贯彻和执行。同时，参与者认知程度的提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参与者之间要互相理解和配合。

3.2.3从技术上加强对电子资源版权的保护。主要依靠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对电子资源的使用范围、读者、使用时间、使用方式等加以限制，也就是现在都在采用的DRM技术，主要包括数字证书认证技术、IP地址限制技术、电子资源加工技术等。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对电子资源在技术上的保护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

3.2.4对电子资源的传播存储形式也需制定一定的规范和标准，不能任由电子资源服务商各自为政、自定标准。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电子资源传播存储强制性行业标准，由出版社或者出版社委托的单位完成电子资源的标准化加工，然后出售其电子资源。此时电子资源服务商的作用就相当于纸质图书的书商，只起到一个中介作用。

3.2.5对2001年10月《著作权法》修订前的电子资源版权问题，出版社和电子资源服务商要双管齐下，尽可能与作者签署授权协议，对暂时无法取得联系的，可以继续采用版权认领方式进行。

3.2.6建议电子资源版权可以借鉴成熟的专利知识保护体系进行保护。专利制度是以技术的公开换取法律上对技术的保护，电子资源可以借鉴这一成熟模式对其版权进行保护，即以资源的公开换取法律上对资源的保护。

4 结 语

总之，各种电子资源版权纠纷的出现并不是一些孤立、偶然的事件，而是一种新事物的出现与现有制度以及人们认知相对滞后的矛盾造成的。主要体现在:一是有关法律制度不完善或者不健全，对出现的一些特殊情况不能妥善处理;二是电子资源服务商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造成一些版权上的疏忽;三是用户对版权的认识上不到位，出现的一些侵权行为。相信随着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健全，作者、出版社、电子资源服务商、图书馆、读者等参与者在版权方面的法律意识逐渐提高，电子资源的版权问题会得到合理妥善的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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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制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学位论文　著作权　集体管理　模式

[分类号]D923.4

1、学位论文著作权集体管理的背景

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著作权人(包括邻接权人)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由其代为管理和行使权利，包括监视作品的使用、与未来作品使用者洽谈使用条件、发放作品使用许可证以及在适当条件收取使用费并在著作权人之间进行分配等，权利人享受由此带来的利益等。著作权集体管理起源于法国，1777年著名的法国戏剧家博马舍与拒绝支付演出费的剧院老板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在他的倡议下，创立了戏剧立法局，后更名为“戏剧作者和作曲者协会”。其宗旨是保护戏剧作者和作曲者的精神及财产权利，任务是负责收取和分配使用本会会员作品的费用，就舞台作品的使用进行合同谈判，对有困难的作者进行帮助。这是集体管理的雏形。以后，欧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成立了这样的机构来管理作者最难管理的权利。国外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授权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①征收定额税金；②建立著作权处理中心；③通过权利管理信息进行使用控制；④扩张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⑤个人管理方式。

我国现有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有：1992年我国成立了第一家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MCSC)；1993年国家版权局批准设立了中国著作权使用费报酬收转中心，但2004年停止该业务；1999年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和中国作家协会共同向国家版权局提出申请设立中国文字作品著作权协会；2005年成立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等。

近几年，我国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方面的立法也在不断完善。2001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法》的这一规定，首次在我国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2004年我国出台了《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明确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集体管理组织经权利人授权集中行使权利人的有关权利并以自己名义与使用者订立许可使用合同、收取使用费、转付使用费并进行有关法律诉讼仲裁等活动。2006年，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出台，本条例出台的目的是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作者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其中，第七条指出：“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同时，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可以进行学位论文集体管理的权利进行了界定，即著作权法规定的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出租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复制权等权利人难以有效行使的权利可以授权由集体管理组织管理。

目前，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任务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①通过签订合同，接受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使用权的授权(一般采用信托或部分著作权转让的方式)；②和作品使用者签定协议，并向其发放使用许可证；③监督、检查作品被使用情况；④向作品使用者收取使用费并按照合同规定分配给有关的著作权人；⑤在必要时行使诉权。

由此可鉴，我国学位论文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是在《著作权法》、《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指导下，并结合国内外相关著作权管理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著作权法》、《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所涉及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等方面的内容从多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系统的规划指导，而对学位论文集体管理模式等方面的规划与研究还尚待完善。为此，笔者提出本文的探讨与分析，对学位论文著作权集体管理体系的完善，促进学位论文著作权保护的规范化和管理的科学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学位论文著作权集体管理模式的现状

学位论文著作权是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学生为取得学位而撰写的研究成果或科研报告的合法保护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规定，学位论文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论文三种，通常我们所指的是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学位论文除少数在答辩通过后发表或出版外，大多数没有公开发表，只有几本复本被保存在授予学位的大学的图书馆或资料室中供阅览和复制服务。为了充分挖掘学位论文的学术参考价值，一些国家的大学图书馆将其制成缩微胶卷，编成目录、索引，并形成专门的学位论文特色数据库进行管理和共享。然而，由于学位论文属于灰色文献，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一直颇受数字图书馆及相关开发商的青睐。对学位论文资源的不断开发，相关的学位论文著作权管理成为了人们迫切关注的话题。20世纪以来，我国陆续出现诉讼侵犯学位论文著作权的案件。其中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是2008年10月，一批由482名硕博士组成的集体诉万方公司侵犯学位论文著作权案。究其原因，不难看出人们对学位论文著作权的认识、学位论文的著作权保护、学位论文著作权集体管理途径等方面都存在许多的误区。笔者试图从学位论文著作权管理的现状中来探讨学位论文著作权集体管理模式的发展新路径。

2.1　直接授权模式

直接授权模式就是直接与学位论文著作权人联系取得许可的方式。这种模式开发机构的典型代表是超星数字图书馆。超星数字图书馆网页显示：“目前超星及各大图书馆正在做出努力，争取与每一位学位论文作者实现签约授权。但由于学位论文内容广泛，联系困难，还不能实现与所有学位论文作者全部签约”。超星学位论文作者授权的方案有：①向学位论文作者赠送10年期读书卡。学位论文作者同意将作品授权数字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向学位论文作者赠送价值3000元的10年期读书卡。10年后学位论文作者可以要求继续赠送读书卡。②学位论文作者要求单独定价，向用户单独收费。读书卡会员也不能免费阅读，必须同意按照学位论文作者定价付款后才能阅读。收入的50％支付给学位论文作者和出版社。学位论文作者可以任选其一，这种授权方案与清华同方相比，相对比较合理。

笔者认为，这种模式符合我国法律，切实保障了学位论文著作权人的权益，促进了数字图书馆的良性发展，与尊重学位论文著作权利益与扩大学位论文传播相平衡的版权保护原则相适应。但是由于存在学位论

文著作权人数量多，获取授权难度大，授权效率低下，维权成本较高等诸多困难，因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2.2　授权模式

即通过与学位论文作者的版权人联系获得授权。一般来说，学位论文版权人把自己的权利授予机构，学位论文版权机构统一管理版权人的权利。作为一种集中和规模处理方式，学位论文著作权的集体管理从经济学角度已经被证明是可取的，因为集体管理的效率可以优化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和成本选择。同时，由于个人授权模式使权利人行使学位论文著作权或邻接权变得不切实际、得不偿失时，或大量学位论文的使用者难以获得一一授权时，采用学位论文著作权集体管理也是必要的。

美国版权清算中心(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以下简称CCC)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他们事先与版权人签订合同并及时将报酬支付给权利人，还要求权利所有者保证它有权授予CCC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与之相比，虽然我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于1999年才开始筹备，但是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对于保护作者的著作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最近，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就谷歌公司未经授权扫描收录使用中国作家的图书作品一事与谷歌公司多次交涉，并郑重向谷歌公司发出维权通告。要求：①谷歌公司须在一个月内(即2009年12月17日前)向中国作家协会提供已经扫描收录使用的中国作家作品清单；②从即日起，谷歌公司未经合法授权不得再以任何形式扫描收录使用中国作家作品；③对此前未经授权扫描收录使用的中国作家作品，谷歌公司须在2009年12月31日前向中国作家协会提交处理方案并尽快办理赔偿事宜。中国作家协会认为，支持中国作家作品通过互联网传播使用，但必须在合法授权的前提下进行。显然，随着《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和相关配套制度的逐步完善，学位论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将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授权模式亦可以有效降低学位论文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成本，提高管理效率。但是，有专家认为，目前的学位论文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也面临着一些新问题，如网络上的复制数量及价格的确定，多媒体的个别作品的学位论文著作权处理等，在实践中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如何科学管理。

2.3　要约授权模式

当传统版权交易模式面临海量交易挑战时，要约授权模式被适时提了出来。在新书《最后一根稻草》中，作者钟洪奇首次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版权授权方式――在书中直接登载授权要约。作者在学位论文中有如下授权声明：“任何个人或机构均可在满足以下条件的情况下使用本学位论文：①授权范围：数字形式的复制权、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②授权费用：收入的5％；③支付方式：在收入产生6个月内支付给中华版权公司收转；④使用方式：保持作品完整性，必须注明作者和来源；⑤保留其他权利”。根据此种学位论文授权要约的内容，任何个人或单位只需在保证署名权、学位论文完整性，及将传播学位论文带来的收入的5％作为授权费用，交由中国版权总公司收转学位论文作者本人，即可合法地对学位论文进行数字化的复制、传播和发行。大多数字图书馆极力推崇此种模式，因为此种模式意味着在需要使用学位论文的数字版权时不必再按照传统的方式与学位论文著作权人进行接洽、谈判和单独签署版权授权合同，从而使学位论文数字化发展中最令人头疼的版权授权交易成本降到几乎为零。他们认为，该模式能使权利人更有效行使其权利，使用者能更有效地获得授权，从而形成一种多赢的局面。

学位论文著作权所体现的价值就在于使用户最大程度地获取其中的知识。传统的版权授权方式由于存在授权难的问题，使很多知识由于受到版权的限制并不能完全被大众所吸取，也难以体现学位论文的价值。从这一点看，要约授权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它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传播知识。当然，要约授权由于存在不规范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考虑。因为不同的学位论文著作权人可以有不同的授权要约内容。如：学位论文著作权人可以声明未经本人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和传播，此种授权其实就是要求直接授权模式。当然，学位论文作者也可以声明收入的10％作为授权费用，诸此等等。

2.4　法定许可模式

法定许可是指使用享有学位论文著作权的作品时，可以事先不经过学位论文作者许可，但事后应该向学位论文作者支付报酬的一种许可方式(权利人声明不得使用的除外)。我国《著作权法》在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十二款合理使用的范畴，即使用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其中第(八)款指出，“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第三十二条至三十六条分别规定了5种法定许可的情形，其行为主体分别是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录音制作者和出版社，并不包括图书馆。目前，国内法学界和图书馆学界有人主张将法定许可全面引入数字图书馆，解决数字图书馆对学位论文的海量授权问题。北京高校图工委副主任、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馆长代根兴研究员提出：“图书馆界建设数字图书馆并不是为了图书馆自身，而是为了最广大的读者更方便、更快捷地使用和共享信息资源。目前的《著作权法》似乎更偏重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弱化了对广大读者利益的保护，从而影响了信息资源的广泛传播，客观上阻碍了数字图书馆的发展。作为广大读者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图书馆界应和信息情报界、档案界、数图企业界一起，深入探讨网络环境下‘合理使用’的方式和途径，使国家在修订《著作权法》时，既能考虑著作权人和出版商的利益，也能考虑最广大读者和用户的利益”。同时，有学者指出，法定许可的存在是有合理的社会背景的。现代著作权制度建立在工业社会发展之初，一切以保护私权为重，尤其在大陆法系的理论中，私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在著作权保护中更是根深蒂固。

从以上四种学位论文著作权的管理模式中可以看出，任何一种管理模式都有其优劣势。目前学界大多主张完善《著作权法》中提及的法定许可制度。理由如下：①直接授权模式实质就是一对一的模式，这种模式由于其存在著作权人数量多，获取授权难度大，授权效率低下，维权成本较高等诸多困难，不容易实现有效管理；②授权模式由于存在如网络上的复制数量及价格的确定，多媒体的个别作品的著作权处理等问题，具有不统一性；③要约授权模式具有一定的任意性，授权要约可以根据作者的意愿进行，其缺乏统一的要约授权操作模式和自我激励机制，难以在大规模范围内统一实现。同时，完善法定许可制度的说法亦被国际图联所认可。国际图联认为：“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作为被许可者，还是复制权组织的主要消费者。这样就可以使得用户在法定例外和版权限制性条款外，扩展获取和使用版权作品。针对法定例外和版权限定条款，他们坚持地确

信，在尊重作品的作者、表演者、出版者和其他生产者知识产权的前提下，他们的用户具有合法的、公平的获得包含在版权作品当中的知识的权利”。

3、学位论文著作权集体管理模式的发展思路

3.1　合理使用《著作权法》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十二种合理使用的条款，但仅限于公益性的服务机构。而对于国家规定公益服务之外的机构如需要获取学位论文全文，则可以在征得作者授权的前提下，在授权范围内提供收取成本费用的、非营利的全文浏览服务。而开发公司提供的广泛的有偿服务并不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学位论文知识产权的管理与保护应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目前，大多数学者们认为，学位论文属于未发表的作品，其并不满足《著作权法》中规定的合理使用的要件。因此，对于学位论文这一特种文献的著作权管理，我们可以参照《著作权法》、《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的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和使用。开发公司应该清醒而理性地对待学位论文的著作权的管理问题。

3.2　增加作者个人直接授权模式

侵犯著作权主要是由于授权问题导致的。我国现存的学位论文著作权管理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学校出台相关的学位论文著作权管理规定，如《清华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管理规定》；二是学校与学位论文的作者签署学位论文使用授权许可协议。而对学位论文的数字化利用授权主要是采取大学先与研究生之间签署使用授权许可，然后学位论文的开发机构与高校联系，签订学位论文使用授权许可协议。但是，很少有机构提供作者本人直接授权模式，这种作者授权学校，学校再授权开发机构的模式极可能导致违背作者的真实意愿，使学位论文在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不当使用。而增加作者直接授权模式则能具体明确学位论文的合法使用情况，从而有效避免侵权行为。

3.3　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美国UMI公司和PQDD通过与国会图书馆合作，由美国版权局提供软件支持系统，进行版权登记，通过商业化的版权授予管理，提供社会服务，成为学位论文商业化共享服务的样板。俄罗斯则采取每个组织可以把本组织内的学位论文答辩人的作品提交给电子学位论文图书馆，组织先与俄罗斯国立图书馆签订合作合同，然后与作者签订合同，再传递学位论文全文与内容提要。这些举措对于解决学位论文知识产权的管理问题和管理服务机构之间共建共享论文资源，促进学位论文更广范围内传播和利用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借鉴。

3.4　开发机构应尽到提醒的义务

我国学位论文开发机构在进行学位论文的管理服务过程中，应努力尽到提醒的义务。将作者的学位论文进行数字化，理应在《合同法》、《著作权法》等法律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同时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条指出：“依照本条例规定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其作品的，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除本条例第六条第(一)项至第(六)项、第七条规定的情形外，不得提供作者事先声明不许提供的作品；(二)指明作品的名称和作者的姓名(名称)；(三)依照本条例规定支付报酬；(四)采取技术措施，防止本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服务对象以外的其他人获得著作权人的作品，并防止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服务对象的复制行为对著作权人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例如：万方数据公司把用户分为三种，不同的用户有不同的收费标准，但无论哪种用户都只能获取学位论文的中文文摘，全文获取需要向万方申请，由万方通过文献传递系统提供给用户，按条计费。此举对于取得授权有瑕疵以及未取得授权的学位论文，其行为明显存在侵权。所以，为了避免发生侵权行为，学位论文开发机构在进行学位论文的管理服务过程中，应当首先核实学位论文作者身份和授权情况，指明作品的名称和作者的姓名(名称)，同时有义务提醒用户合理使用学位论文，未取得学位论文著作权人的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其作品，任何期刊不得转载其作品，尊重学位论文作者的著作权。

3.5　完善法定许可制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解决学位论文著作权海量授权的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对法定许可制度的完善。理由有以下几点：①直接授权模式。其实质就是一对一的模式。这种模式由于其存在著作权人数量多，获取授权难度大，授权效率低下，维权成本较高等诸多困难，实现起来不太现实。②授权模式。目前的授权模式的集体管理制度也面临着一些新问题，如网络上的复制数量及价格的确定，多媒体的个别作品的著作权处理等，存在着不统一性。③要约授权模式。这种模式带了一定的任意性，可以根据作者的意愿进行要约授权。缺乏统一的要约操作模式和自我激励机制，难以在大规模范围内统一实现。

版权制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版权贸易：路径依赖；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75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7)01―0024-06

收稿日期：2006-09―22

版权贸易的发展体现了国家发展科技文化、鼓励创新、对外开放、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政策意志和战略目标。版权贸易是中国新闻出版业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短腿，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短腿。本文尝试对中国版权贸易的文献进行梳理归纳，力求从另一个侧面去了解产生这种现象的背景和原因。具体讲，作为一种重要的贸易形式，从其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全过程看，它的特殊性究竟是什么?从版权贸易逆差的现状出发，将会把我们引导到一种什么样的未来状态?随着各种形式壁垒的消除，我们如何预测它下一步的表现?本文期望能为关心关注中国版权贸易的人们进一步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提供一些有益的视角。

一、版权贸易的定义与内涵

所谓版权贸易主要是指在版权许可(Copyright liccnse)或版权转让(Copyrighttransfer)过程中产生的贸易行为。它属于许可证贸易范畴，也是无形财产权贸易。版权贸易(copyright Trade)在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都是一个有争议的名称，对其定义更是众说纷纭，目前还没有定论。在欧美及中国港台地区多称为版权交易(copyright exchange)。一般认为，版权贸易是指以版权为标的的交易活动，是版权的有关经济权利的转让与许可。也有人认为，版权贸易是中国版权界的一种习惯用语，其内涵除版权许可和转让外，也常包括与其相关的一些业务或工作。还有人认为因版权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所以版权贸易的本质是出版文化选择功能的延伸。

研究者认为，歧议之所以发生，源自版权结构的“一元论”(Monism)观点和“二元论”观点(Dualism)。“一元论”主张版权由著作财产权和著作人身权结合组成，是一种完整性、合成性的权利，用来保护作者智力的精神利益以及作者的经济利益，转让著作财产权也就意味着转让了著作人身权。“二元论”则认为，版权中经济权利和精神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分别行使。根据这一理论，版权中存在两种完全分开的版权属性或功能。精神权利从本质看是永恒的、不可转让的和不可剥夺的：而经济权利则是有期限的、可转让的和可放弃的。有学者从现实需要与理论基础两个方面考察论证了应该采用“二元论”的观点。

版权许可或转让行为过程中的当事人无论是否在同一地域、或为同一国籍，都可以称作版权贸易。但在实践中，中国业界所称的版权贸易习惯上是狭义的概念，主要指国际间或不同地区间的涉外版权贸易行为，通常指著作权人与使用者不在同一国家或地区的情况。中国目前尚存在着台湾、香港、澳门这样的特殊地区问题，因此，还存在着海峡两岸二地之间的版权贸易问题，也称之为版权贸易。根据版权贸易领域的不同，版权贸易可分为图书版权贸易、音像制品版权贸易、影视作品版权贸易、计算机软件版权贸易等。因其他版权贸易量不多，所以我们现在指的版权贸易一般就是图书版权贸易，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出版社向海外的出版商出售出版权；二是中国的出版社从海外出版商或版权所有人手里引进和购买版权。

二、版权贸易的功用

从个人来看，发展版权贸易可以为著作权人创造版权财产和版权人身权利，发展版权贸易有利于激发中国民众的原始创造力。开展国际版权贸易，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我们不仅引进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理念和经验，而且还通过开展对外版权贸易引进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版权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享有越来越多的文化权利，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

从行业来看，国际版权贸易在更新中国出版业出版理念、优化出版产业结构、培育新的市场机制、壮大出版实力、扩大零售市场规模、促使国内出版走向成熟以及促进出版产业的国际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具有促进中国出版业走向世界的深层次的战略意义。国际版权贸易正是中国出版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一个最重要的渠道，它是中国出版业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谋求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中国出版业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途径和重要的贸易手段。

从中国来看，版权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开展版权贸易是中国扩大对外交往的需要，版权贸易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部分。版权贸易，可以学习、借鉴、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和科技成果，缩短和发达国家的科技文化差距，同时弘扬和丰富中国的传统文化。把中国的优秀文化推向世界，丰富世界的文化宝库，为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从全球来看，开展版权贸易是丰富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需要。由于地缘、政治、经济等因素造成的国家、地区与民族之间的相互隔离状态，需要通过加强文化交流来改变，版权贸易是实现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它通过不同文字的转换，实现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促进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资源互补，国际版权贸易的发展为出版业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条件，使得一国的出版业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充分利用世界各国的出版资源；开展国际版权贸易，还有助于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促进各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三、版权贸易逆差与原因

(一)关于版权贸易的逆差与危害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数字显示，2003年中国出版物版权引进12516种，输出811种，输出与输入比为l：15，2004年，版权引进共11746项，版权输出1362项，输出与输入比为1：8，6，与上年相比较，版权输入有较大幅度减少，输出则有较大幅度增长，输出与输入比得到较大的改善，与2002年相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于永湛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会上指出，把近十年中国版权贸易的数据进行比较的话，输出与输入之比大体上是10：1。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魏玉山说，虽然版权贸易逆差在缩小，但是输出结构还不合理，主要输出地区集中在港澳台这样的“华人圈”，版权输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中医、武术和古典文学等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而且引进版权费用往往数倍高于输出费用。版权贸易上的巨大贸易逆差，与物质产品领域的顺差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聂震宁曾说：“我们现在说的10：1，是按图书品种计算的，如果按实际的经营额计算，这个数字会远远大于

10：1，因为我们引进的基本上都是畅销书，版税的利润相当可观，而我们的图书则很少有畅销书，大多是适销书。其对经济的影响可想而知。”

贸易逆差，是中国出版业心中之痛。虽然发展中的中国从发达国家引进最新的知识和先进文化，对于丰富我们的生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贸易逆差过大，对于中国出版业而言却意味着巨大的压力，它的存在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内出版业的原创性、民族性减弱。与此同时，文化信息的不对称，必然导致文化交流的不对称，而交流的不对称所形成的文化市场的不平衡，其结果，势必使得处于弱势交换中的主体丧失市场主动权。这种主动权的丧失，必然影响到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权重。

(二)版权贸易逆差的成因对于版权贸易逆差，国内出版界有不同看法。一些人士认为，逆差是正常的。因为现在中国对外面世界的兴趣大于外面对我们的兴趣，更需要引进国外优秀的科学文化出版物来缩小中外差距。但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这种逆差说明我们的文化产业的实力及影响力仍不能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相称”。

专家认为，中国版权贸易逆差比为10：1，引进与输出的总量存在一个数量级的差别，但与当前国情相适应。从社会发展阶段、国家综合国力、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统计口径等宏观微观环境考虑，不能简单地对二者进行量的比较。

分析中国版权贸易逆差大的原因，从宏观上说经济实力还不足以影响全球，文化的感召力相对较弱，尚未形成普遍影响，科学技术还不够发达，运用市场的能力还不很高；等等。

从行业来看，版权贸易的专门机构和专门人才严重匮乏是其重要成因。随着中国版权贸易日趋国际化，特别是近年来版权贸易数量的逐年增大，版权机构从数量上看显得微不足道。同时28家版权公司仍然是国有资本垄断专营的局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良好体现。版权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懂专业、懂图书编辑、精通外语同时还具备一定市场敏感性的人才风毛麟角。据有关资料显示，日前整个出版界精通版权贸易的不过百人，在全国52万出版从业者中微乎其微，版权贸易专业人才的匮乏已成为制约中国版权贸易发展的瓶颈。

中国目前还难以打造像英美国家那种实力雄厚的跨国出版集团公司，利用规模效应，参与国际竞争。由于难以凝聚集团优势，形成跨行业、跨地区的强大融资体系，就没有实力与国际上大的图书出版集团公司相抗衡，投入适应国际图书市场的大制作、大工程，因此版权输出只是消极的、零散的和“守株待兔”式的，缺少对国际图书市场深入了解基础上的精心策划和主动出击。创新能力不足使得出版社对出版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低，利用形式单一，生产和传播手段落后，能拿到国际市场上竞争的产品少，甚至无版权可输出。此外，中国大陆出版市场版权保护环境有待改善。侵权盗版的猖撅，使得版权贸易的成果大打折扣。

在分析中国国内因素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西文化上的差异，图书阅读习惯、阅读心理的不同，也是中国版权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文化背景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语言不同，高水平的翻译人才存国内并不是太多，翻译过程中难免会有文化鸿沟，加上中国本土色彩的选题并不一定适合国外读者的口味，所以版权输出会遇到困难。

版权产业的发展还存在诸多障碍。其中一个重要的障碍就是版权市场信息不畅通，版权作品的产生和使用发生“断链”，版权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版权价值未能得到体现，版权增值能力差。

而在版权贸易操作层面引起版权贸易逆差的直接原因是版权输出无经济效益。引进版权，因人口众多，市场巨大，引进版权版税不高(一般在7％左右)，这个数额国内出版单位普遍都能接受：此外，引进出版物尤其是通俗读物还有一个特点：字少图多，翻译起来省时省力，投入低，而发行量大，经济效益可观。版权出口则不然，国外及港台地区。人口较少，市场不大，影响力也不大，出口的经济效果不佳，加上欧美国家引进中国图书版权，语言不通，翻译难度大，成本高。所以外方的积极性也不高。基于种种原因，中国版权出口逐年递减。

四、版权贸易逆差的对策

版权贸易具有综合性、复杂性的特征。从宏观上说，它涉及贸易双方的综合国力程度、对外发展战略、科技发展速度和民族文化传统等方面：从微观上说，它既涉及特定国度受众的思想意识、文化追求与价值取向，又涉及出版人的出版理念、选题策划、营销技巧、开拓创新和果断决策；等等。而一国的版权贸易发展得如何，既取决于版权的引进，也取决于版权的输出。中国版权贸易存在的逆差现象，不仅制约着版权产业的全面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中国出版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影响到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对外传播。中国版权贸易逆差已经引起了多方关注，从多个视角提出了应对之策。

(一)加大政府扶持力度“走出去”的困境，并不仅仅是中国才遇到的问题。众多非主流语言国家都曾经遇到过类似于中国的诸多困扰。面对这些困境，政府在文化输出方面的推动作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走出去的强度与快慢。追溯政府对“走出去”扶持的轨迹，不难发现，政府在“走出去”的政策上不断地寻求着切入点和突破口，且日趋理性而富于针对性。政府为翻译费“埋单”的做法，正是这一变化的佐证。

(二)营造良好的法制氛围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是促进版权贸易发展的第二个条件。首届中华版权国际合作会上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在讲话中说，版权保护在推动中同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极为重要。版权与文化有内在的联系，版权保护的范畴涵盖了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只有健全的版权保护制度才能有效地推进文化的发展。这是因为：版权制度的激励能为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动力；版权制度的规范功能为文化的自我表达与传播提供更广泛的途径；版权制度的价值取向与先进文化的本质要求是一致的；版权自身的经济特征和版权制度的保障功能为文化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发展环境。

(三)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在版权产业面临重大发展机遇的今天，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版权公共服务平台以进一步加快版权经济发展。建立版权公共服务平台，既能整合资源又能产生交易，扩大产业链中版权增值空间；建立版权公共服务平台，有利于提高版权使用的透明度，规范版权有序使用：建立版权公共服务平台，可以改变以往事后保护的被动局面，实现事先介入和全过程保护。

(四)建设高效行业组织 中国目前还没有对涉及图书的版权贸易进行有效规范的专门行业协会，建立相关协会是所有版权经理人的呼声。到目前为止，版权经理人仅在北京设立了民间组织，亟待成立一个全同性的版权贸易协会，建立信息完备的专业网站，共同交流，保护中国出版社的权益。针对目前中国出版社在版权引进时相互抬价、无序竞争的问题，如果在版权引进时有最高版税的限定，在对外谈判时有共同可以遵循的标准，将有利于版权贸

易走向理性。

(五)构筑信誉评估机制剑桥大学出版社董事彼得戴维森(Peter Davisort)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国外出版社对很多国内出版社的信誉持怀疑和观望态度。”在外国出版人眼中，中国太需要一个出版社信誉评估制度。这种机制在其他行业已经非常普遍，因为无论哪种行业，其成员都是良莠不齐的。目前一些出版社内部管理和自我约束处被动地位。所以应该尽快建立行业信誉评估机制。诚信是国内还很缺乏的一种理念，而外国人非常注重这点，这种机制不仅有利于国际版权贸易，而且还对促进国内行业规范化进程有重要意义。同时，从业人员自身素质也需要提高，无论是版权人，还是策划编辑、翻译人员，都要规范操作，讲求职业道德㈣。

(六)培育版权队伍版权贸易市场的繁荣，需要版权商的支撑。版权商在版权贸易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不但可以用规模优势帮助出版社节约单打独斗海外市场的资金，而且还更利于资源集中和树立本国品牌。要采取措施扶持版权商的发展，包括允许跨地区组建资产多元化的股份制版权公司，减免版权公司的税费负担，建立专有基金资助版权公司及出版单位参加国际性图书博览会等等。如果能在几年内培育几个对版权贸易能起重要支撑作用的大型版权公司，中国版权贸易将会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七)锤炼版权贸易人才链条版权贸易是一项创造性的复杂脑力劳动，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高素质人才队伍，人才培养也就成了决定版权出口贸易竞争力强弱的首要因素和关键因素。人才培养主要包括：1，领导人才。从事版权出口贸易的领导应具有前瞻意识、忧患意识，能立足国内市场。面向国外市场，善于结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和品牌特点对国内优秀的版权资源进行综合利用；同时能设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组织策划外向型选题，加大国际市场的开拓力度；2，编辑人员。版权出口贸易要求编辑人员应当是集策划、编辑、宣传、销售等多种角色于一身的多知识结构的复合型开放性人才。3，作者资源。出版社应根据自己的发展方向选择版权的作者，建立作者资源库，加强对作者的挖掘，善于发现潜在作者和值得开发的版权出口贸易选题。4，版权出口贸易人员。版权出口贸易工作人员应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功底，精通外语，精通相关国家的版权法及相关法律，掌握谈判技巧，熟知版权从出版到发行的全过程等。

(八)“走出去”参加国际交流北京图书博览会是全国以版权贸易为主，同时集图书贸易和图书订货为一体的国际性书展。10多年来，已越来越为中国大陆出版商和国外、港台出版商所重视，其规模及成效也越来越大。它为国内出版社提供了不用出国就能与海外书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法兰克福书展、东京国际书展、意大利波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都是世界上有影响的书展，很多世界畅销的图书就是书展会上版权洽谈的产物。国内出版社应该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加强与世界出版业的横向交流与深层次合作，关注并参与海内外各种形式的书展、博览会、学术论坛等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拓宽选题思路，开阔视野，真正挖掘出有出版价值的出版资源。

(九)明确版权贸易定位明确版权贸易定位也是版贸工作成功发展的重要前提。必须将版权定位与出版定位统一起来，不能盲目地引进输出，不能将版权从出版中分割出来，要始终坚持版权是出版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与出版定位相一致，版贸才能体现出各出版社的专业定位和出版优势，要摒弃原有以产品为唯一标准寻找合作伙伴的做法，强化出版定位，增强优势和专业实力，在版权引进与输出中确立自己的品牌，扩大国际影响。

五、版权贸易研究的简要评析

理论界对中国版权贸易的提出和研究，一直是跟海外版权贸易的现实紧紧相连。大致经历了实践探索――理论跟进的发展模式。对版权贸易进行理论研究的论文总体所占比例不高，且大多集中于法律领域。一方面是由于版权贸易本身属于实用学科，另一方面对外版权贸易在中国发展历史不长，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新领域还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体系。中观领域，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版权贸易逆差下的集团化、入世对版权贸易的影响讨论比较多。研究它国版权贸易动态主要集中在美国，一是因版权贸易的发展比较成熟，我们可以借鉴；二是因为美国是中国主要的版权往来地。至于实践领域最重要的问题――版权逆差为主题论文更是数量不多，但呈上升趋势，一方面是随着中国对于版权输出重要性及逆差的后果的认识的加深：二是中国实践中积极开展“走出去”战略，推进了版权贸易逆差的研究。

从目前文献资料分析来看，现有版权贸易的研究尚不充分，对版权贸易发展有借鉴意义的研究比较少。从国外情况看，发达国家版权保护的开展和知识产权立法与保护已经有相当的基础，版权贸易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之一，不仅立法细致完整，保护措施得力，而且在版权贸易经济活动中树立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威严。从国内情况看，虽然一些院校、研究机构以及国家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对知识产权的研究，文化产业界对版权贸易也加以关注，但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研究历史较短，版权贸易更是近年才开始并快速发展。整个基于知识产权的版权贸易实证和理论研究都还刚刚起步。无论从研究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和研究成果的广度、深度和影响力，相比法律、经济等其他领域的研究都处于薄弱状态。

版权制度论文范文第10篇

【摘要题】图书情报工作论坛

【英文摘要】Thethesisanalysesthemeaning

1合理便用的含义及法律依据

合理使用，是指公众为了学习、引用、评论、注释、新闻报道、教学、科学研究、执行公务、陈列、保存版本、免费表演等可以不经版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而使用其作品的权利。合理使用是版权法中为平衡版权人的个体利益与言论、信息自由的公共利益而创设的一种制度，是赋予公众对利用版权作品的一种豁免权。世界大多数国家为了确保图书馆所担负的公益性社会教育职能的充分实现，都在其相应的法律中作出了合理使用的规定，我国在《著作权法》中对图书馆的合理使用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在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中规定了十二种合理的使用方式，其中与图书馆有关的主要为第六款与第八款。如第六款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发行；第八款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可以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合理使用体现了版权人与公众利益之间、版权垄断与信息分享之间的平衡点，是为了维护公众利益而对版权所施加的限制，它协调了作者、传播者与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利益，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又有利于信息的传播与利用。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范围一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调整，以保持版权人独占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其价值、目标在于通过均衡保护的途径，促进科学文化与信息交流的发展。

2合理使用是数字时代版权法和文化信息交流发展的客观要求

2.1数字信息与现行版权法中合理使用制度的冲突

数字信息是以0和1两个数字的编码组合来表达各类信息资源，它以数字化方式存储文献资源，用计算机网络传递文献资料，通过虚拟链接提供网上信息服务，彻底改变了传统图书馆对文献信息的传播与利用方式，为实现信息资源的广泛共享创造了条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信息资源传播的地域界限不复存在。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地区的读者只要拥有一台与网络相连的计算机并遵循数字信息的相关借阅规定，就可以浏览、检索、复制、下载网上的数字信息，而不会因地域界限所造成的文献传播障碍所困扰。二是阅览文献时的独占性不复存在。人们通过网络阅览文献时不再需要同时占有该文献的载体，使得不同读者在同一时空中可以阅览同一文献，从而消除了印刷型文献所固有的文献载体与文献所包含信息不可分割的矛盾。数字信息在给人快捷、方便的信息服务的同时，也引发出一系列的版权问题。由于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律的制定是基于传统图书馆中的印刷型文献，从而造成传统版权法中合理使用的规定与数字化信息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而且随着数字信息特别是当前网络信息的飞速发展，这种冲突将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2.2数字信息合理使用的必要性

数字信息和现行版权法的冲突必然带来合理使用制度的修正。从总的趋势看，版权法的每一次修订都在缩小合理使用的范围，争论的焦点始终集中在版权法赋予图书馆和公众合理使用限制与反限制上。版权至上主义者主张维护版权人在版权法中的地位，认为数字信息不能完全适用目前版权法规定的图书馆和公众对信息合理使用的规定，因为对数字信息资源的利用不同于对传统信息资源的利用。另一方面，图书馆员和广大使用者则在为捍卫合理使用而努力，他们担心商业利益会造成因应用新技术而建立一个严格地实行看一次付一次钱的世界。在这种有限制的环境里，许多使用者将被剥夺合理使用信息的权利。

笔者认为法律的精神—平等、公平、合理，始终是版权法追求的价值目标，合理使用制度仍应继续发挥其作用。这是版权法和人类文化信息交流发展的客观需要。版权人、出版者与使用者、传播者有如天平的两端，版权是中间的支点，二者之间是双赢与双输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从创新的角度说，对版权保护不足和保护过度都会阻碍创新。保护不足，则创新热情将会随创作收入而减少；保护过度，则会使权利过度集中在版权人手中，不仅损害了善意传播者和使用者的正当权益，而且因市场上作品的价格上扬，而有可能挫伤公众对作品使用的积极性，使作品的传播受到阻碍，不利于对前人和别人成果的借鉴，从而使创新成本增加，既影响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必将对版权人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总之，在数字时代，版权法的立法目的要得到充分的实现，就不能仅考虑版权人的经济利益而限制和拒绝使用者的合理使用，就不能忽视图书馆及其所代表的公众利益。合理使用仍将作为调整版权人与使用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制度继续存在。

3如何合理使用数字信息

3.1数字信息合理使用的范围

3.1.1公有领域的数字信息的合理使用

公有领域信息是指，不受版权法保护的作品可视为进入公有领域，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可以自由使用。具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1）不适用版权法保护的作品。世界各国都有将某些作品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的制度。我国不适用版权法保护的作品包括：①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它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及其官方正式译文；②时事新闻；③历法、数表、通用表格和公式。

（2）已到保护期限的作品。我国版权法对一般作品的作者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实行永久保护，而对作者发表权与复制权、获得报酬等财产权利的保护期限为作者有生之年及死后50年。因此对外国古典作品的翻译、对中国古籍的整理、注释、汇编、复制等，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进行。

（3）超出地域制约的作品。1993年国家版权局《关于为特定目的的使用外国作品特定复制本的通知》，严格限制对外国作品的复制。但这种限制仅及于《伯尔尼公约》成员国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3.1.2受版权保护的数字信息的合理使用

对作品非营利目的的使用若符合合理使用原则，则不需版权人授权，也不需支付许可使用费；否则需依法取得版权人授权并支付使用费，若符合法定许可或强制许可制度，则不需版权人授权但需支付费用。受版权保护的数字信息合理使用包括如下形式：

（1）法定合理使用制度。我国版权法列举了合理使用的12种情况，以下几种对数字信息的使用属于合理使用：①为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使用他人已发表过的作品；②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过的作品；③为学校课堂教学或科研翻译工作、国家机关执行公务等需要少量复制已发表过的作品，供教学或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也不得损害原作品版权人合法权益；④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

收藏的作品；⑤对设置或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等。

（2）法定许可制度。法定许可是指使用者使用作品不需经版权人许可或同意，只需支付一定数额的法律认为合理的报酬。法定许可公适用于已发表的作品，且不得侵犯版权人的其它各项人身权与财产权；对于未发表的作品，使用者必须事先征得版权人许可。

（3）强制许可制度。强制许可又称强制许可证制度，是指版权人在一定时期内未许可他人使用已表的作品时，使用人可向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过一定程序获得强制许可证，可不经版权人许可而使用其作品但应向其支付报酬《伯尔尼公约》、WIPO公约规定了强制许可，我国版权法无强制许可的规定，但作为两大公约的成员国，也应适用强制许可。

3.2数字信息合理使用过程中应注意的侵权问题

3.2.1未经许可通过网络传播版权作品的侵权行为

（1）将他人作品擅自上网传输以获利。在网络中免费为个人使用的作品，并不等于可以自由使用的作品。如果把他人的作品，把从其它网站上下载的作品，或者从快报刊上扫描下来的作品重新编排制作后在网上传播，借以出售赚钱或者吸引众多访问者和广告商以赚取广告费均属侵权行为。

（2）将版权作品放在免费网址上，以供浏览、使用，但如果未经许可，且不属于合理使用，这种行为侵犯了版权人的公开陈列权。在个人网址上使用和复制他人作品，必须得到版权人的允许，将受版权保护的作品送入网络服务器，即使未做任何改动，也犯有间接侵权，因为这样做会为他人浏览和复制版权作品提供方便。

（3）用公告板（BBS）传播版权作品以供用户免费使用，也是一种侵权行为。

（4）利用电子邮件传播版权作品属于侵权行为。

3.2.2破坏版权管理信息的侵权行为

WIPO版权条约规定享有权利标示权，即版权人有禁止他人删除或篡改、伪造、更换由版权合法施加于其作品之上的有关作品、作者、版权所有等版权管理信息事项的标示的权利，特别是以数字或代码显示的标志，也禁止对明知已被改动了权利信息的作品传播、复制等。

3.2.3破坏技术保护措施的侵权行为

WIPO版权条约草案规定，缔约各方应将任何人经许可从事破坏作品复制件上的技术性保护措施的行为为非法，即数字化作品版权人具有禁止未经许可对其作品进行解密这种反向行为的法定权利。同时规定，将未经许可的解密及提供从事解密等反措施行为视为侵权，缔约时，这项保护简略为一句话，即由各成员国自己立法去规定以何种方式禁止反措施和保护权利人。

【参考文献】

1刘志刚.电子版权与图书馆的合理使用.情报理论与实践[J]，1999（2）

2董炳和.合理使用：著作权的例外还是使用者的权利.法商研究，1998（3）

3柳晓春，方平.版权保护与图书馆的合理使用.图书情报工作，1997（3）

4薛虹.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

5张玉瑞.互联网上知识产权诉论与法律[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0.11

版权制度论文范文第11篇

【摘  要  题】图书情报工作论坛

【英文摘要】the  thesis  analyses  the  meaning 

1合理便用的含义及法律依据

合理使用，是指公众为了学习、引用、评论、注释、新闻报道、教学、科学研究、执行公务、陈列、保存版本、免费表演等可以不经版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而使用其作品的权利。合理使用是版权法中为平衡版权人的个体利益与言论、信息自由的公共利益而创设的一种制度，是赋予公众对利用版权作品的一种豁免权。世界大多数国家为了确保图书馆所担负的公益性社会教育职能的充分实现，都在其相应的法律中作出了合理使用的规定，我国在《著作权法》中对图书馆的合理使用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在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中规定了十二种合理的使用方式，其中与图书馆有关的主要为第六款与第八款。如第六款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发行；第八款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可以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合理使用体现了版权人与公众利益之间、版权垄断与信息分享之间的平衡点，是为了维护公众利益而对版权所施加的限制，它协调了作者、传播者与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利益，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又有利于信息的传播与利用。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范围一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调整，以保持版权人独占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其价值、目标在于通过均衡保护的途径，促进科学文化与信息交流的发展。

2合理使用是数字时代版权法和文化信息交流发展的客观要求

2.1数字信息与现行版权法中合理使用制度的冲突

数字信息是以0和1两个数字的编码组合来表达各类信息资源，它以数字化方式存储文献资源，用计算机网络传递文献资料，通过虚拟链接提供网上信息服务，彻底改变了传统图书馆对文献信息的传播与利用方式，为实现信息资源的广泛共享创造了条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信息资源传播的地域界限不复存在。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地区的读者只要拥有一台与网络相连的计算机并遵循数字信息的相关借阅规定，就可以浏览、检索、复制、下载网上的数字信息，而不会因地域界限所造成的文献传播障碍所困扰。二是阅览文献时的独占性不复存在。人们通过网络阅览文献时不再需要同时占有该文献的载体，使得不同读者在同一时空中可以阅览同一文献，从而消除了印刷型文献所固有的文献载体与文献所包含信息不可分割的矛盾。数字信息在给人快捷、方便的信息服务的同时，也引发出一系列的版权问题。由于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律的制定是基于传统图书馆中的印刷型文献，从而造成传统版权法中合理使用的规定与数字化信息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而且随着数字信息特别是当前网络信息的飞速发展，这种冲突将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2.2数字信息合理使用的必要性

数字信息和现行版权法的冲突必然带来合理使用制度的修正。从总的趋势看，版权法的每一次修订都在缩小合理使用的范围，争论的焦点始终集中在版权法赋予图书馆和公众合理使用限制与反限制上。版权至上主义者主张维护版权人在版权法中的地位，认为数字信息不能完全适用目前版权法规定的图书馆和公众对信息合理使用的规定，因为对数字信息资源的利用不同于对传统信息资源的利用。另一方面，图书馆员和广大使用者则在为捍卫合理使用而努力，他们担心商业利益会造成因应用新技术而建立一个严格地实行看一次付一次钱的世界。在这种有限制的环境里，许多使用者将被剥夺合理使用信息的权利。

笔者认为法律的精神—平等、公平、合理，始终是版权法追求的价值目标，合理使用制度仍应继续发挥其作用。这是版权法和人类文化信息交流发展的客观需要。版权人、出版者与使用者、传播者有如天平的两端，版权是中间的支点，二者之间是双赢与双输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从创新的角度说，对版权保护不足和保护过度都会阻碍创新。保护不足，则创新热情将会随创作收入而减少；保护过度，则会使权利过度集中在版权人手中，不仅损害了善意传播者和使用者的正当权益，而且因市场上作品的价格上扬，而有可能挫伤公众对作品使用的积极性，使作品的传播受到阻碍，不利于对前人和别人成果的借鉴，从而使创新成本增加，既影响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必将对版权人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总之，在数字时代，版权法的立法目的要得到充分的实现，就不能仅考虑版权人的经济利益而限制和拒绝使用者的合理使用，就不能忽视图书馆及其所代表的公众利益。合理使用仍将作为调整版权人与使用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制度继续存在。

3如何合理使用数字信息

3.1数字信息合理使用的范围

3.1.1公有领域的数字信息的合理使用

公有领域信息是指，不受版权法保护的作品可视为进入公有领域，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可以自由使用。具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1）不适用版权法保护的作品。世界各国都有将某些作品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的制度。我国不适用版权法保护的作品包括：①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它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及其官方正式译文；②时事新闻；③历法、数表、通用表格和公式。

（2）已到保护期限的作品。我国版权法对一般作品的作者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实行永久保护，而对作者发表权与复制权、获得报酬等财产权利的保护期限为作者有生之年及死后50年。因此对外国古典作品的翻译、对中国古籍的整理、注释、汇编、复制等，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进行。

（3）超出地域制约的作品。1993年国家版权局《关于为特定目的的使用外国作品特定复制本的通知》，严格限制对外国作品的复制。但这种限制仅及于《伯尔尼公约》成员国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

3.1.2受版权保护的数字信息的合理使用

对作品非营利目的的使用若符合合理使用原则，则不需版权人授权，也不需支付许可使用费；否则需依法取得版权人授权并支付使用费，若符合法定许可或强制许可制度，则不需版权人授权但需支付费用。受版权保护的数字信息合理使用包括如下形式：

（1）法定合理使用制度。我国版权法列举了合理使用的12种情况，以下几种对数字信息的使用属于合理使用：①为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使用他人已发表过的作品；②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过的作品；③为学校课堂教学或科研翻译工作、国家机关执行公务等需要少量复制已发表过的作品，供教学或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也不得损害原作品版权人合法权益；④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 收藏的作品；⑤对设置或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等。

（2）法定许可制度。法定许可是指使用者使用作品不需经版权人许可或同意，只需支付一定数额的法律认为合理的报酬。法定许可公适用于已发表的作品，且不得侵犯版权人的其它各项人身权与财产权；对于未发表的作品，使用者必须事先征得版权人许可。

（3）强制许可制度。强制许可又称强制许可证制度，是指版权人在一定时期内未许可他人使用已表的作品时，使用人可向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过一定程序获得强制许可证，可不经版权人许可而使用其作品但应向其支付报酬《伯尔尼公约》、wipo公约规定了强制许可，我国版权法无强制许可的规定，但作为两大公约的成员国，也应适用强制许可。

3.2数字信息合理使用过程中应注意的侵权问题

3.2.1未经许可通过网络传播版权作品的侵权行为

（1）将他人作品擅自上网传输以获利。在网络中免费为个人使用的作品，并不等于可以自由使用的作品。如果把他人的作品，把从其它网站上下载的作品，或者从快报刊上扫描下来的作品重新编排制作后在网上传播，借以出售赚钱或者吸引众多访问者和广告商以赚取广告费均属侵权行为。

（2）将版权作品放在免费网址上，以供浏览、使用，但如果未经许可，且不属于合理使用，这种行为侵犯了版权人的公开陈列权。在个人网址上使用和复制他人作品，必须得到版权人的允许，将受版权保护的作品送入网络服务器，即使未做任何改动，也犯有间接侵权，因为这样做会为他人浏览和复制版权作品提供方便。

（3）用公告板（bbs）传播版权作品以供用户免费使用，也是一种侵权行为。

（4）利用电子邮件传播版权作品属于侵权行为。

3.2.2破坏版权管理信息的侵权行为

wipo版权条约规定享有权利标示权，即版权人有禁止他人删除或篡改、伪造、更换由版权合法施加于其作品之上的有关作品、作者、版权所有等版权管理信息事项的标示的权利，特别是以数字或代码显示的标志，也禁止对明知已被改动了权利信息的作品传播、复制等。

3.2.3破坏技术保护措施的侵权行为

wipo版权条约草案规定，缔约各方应将任何人经许可从事破坏作品复制件上的技术性保护措施的行为为非法，即数字化作品版权人具有禁止未经许可对其作品进行解密这种反向行为的法定权利。同时规定，将未经许可的解密及提供从事解密等反措施行为视为侵权，缔约时，这项保护简略为一句话，即由各成员国自己立法去规定以何种方式禁止反措施和保护权利人。

【参考文献】

1刘志刚.电子版权与图书馆的合理使用.情报理论与实践[j]，1999（2）

2董炳和.合理使用：著作权的例外还是使用者的权利.法商研究，1998（3）

3柳晓春，方平.版权保护与图书馆的合理使用.图书情报工作，1997（3）

4薛虹.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

5张玉瑞.互联网上知识产权诉论与法律[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0.11

版权制度论文范文第12篇

    【摘  要  题】图书情报工作论坛

    【英文摘要】The  thesis  analyses  the  meaning

    1合理便用的含义及法律依据

    合理使用,是指公众为了学习、引用、评论、注释、新闻报道、教学、科学研究、执行公务、陈列、保存版本、免费表演等可以不经版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而使用其作品的权利。合理使用是版权法中为平衡版权人的个体利益与言论、信息自由的公共利益而创设的一种制度,是赋予公众对利用版权作品的一种豁免权。世界大多数国家为了确保图书馆所担负的公益性社会教育职能的充分实现,都在其相应的法律中作出了合理使用的规定,我国在《着作权法》中对图书馆的合理使用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在我国《着作权法》第二十二条中规定了十二种合理的使用方式,其中与图书馆有关的主要为第六款与第八款。如第六款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发行;第八款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可以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合理使用体现了版权人与公众利益之间、版权垄断与信息分享之间的平衡点,是为了维护公众利益而对版权所施加的限制,它协调了作者、传播者与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利益,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又有利于信息的传播与利用。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范围一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调整,以保持版权人独占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其价值、目标在于通过均衡保护的途径,促进科学文化与信息交流的发展。

    2合理使用是数字时代版权法和文化信息交流发展的客观要求

    2.1数字信息与现行版权法中合理使用制度的冲突

    数字信息是以0和1两个数字的编码组合来表达各类信息资源,它以数字化方式存储文献资源,用计算机网络传递文献资料,通过虚拟链接提供网上信息服务,彻底改变了传统图书馆对文献信息的传播与利用方式,为实现信息资源的广泛共享创造了条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信息资源传播的地域界限不复存在。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地区的读者只要拥有一台与网络相连的计算机并遵循数字信息的相关借阅规定,就可以浏览、检索、复制、下载网上的数字信息,而不会因地域界限所造成的文献传播障碍所困扰。二是阅览文献时的独占性不复存在。人们通过网络阅览文献时不再需要同时占有该文献的载体,使得不同读者在同一时空中可以阅览同一文献,从而消除了印刷型文献所固有的文献载体与文献所包含信息不可分割的矛盾。数字信息在给人快捷、方便的信息服务的同时,也引发出一系列的版权问题。由于我国现行着作权法律的制定是基于传统图书馆中的印刷型文献,从而造成传统版权法中合理使用的规定与数字化信息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而且随着数字信息特别是当前网络信息的飞速发展,这种冲突将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2.2数字信息合理使用的必要性

    数字信息和现行版权法的冲突必然带来合理使用制度的修正。从总的趋势看,版权法的每一次修订都在缩小合理使用的范围,争论的焦点始终集中在版权法赋予图书馆和公众合理使用限制与反限制上。版权至上主义者主张维护版权人在版权法中的地位,认为数字信息不能完全适用目前版权法规定的图书馆和公众对信息合理使用的规定,因为对数字信息资源的利用不同于对传统信息资源的利用。另一方面,图书馆员和广大使用者则在为扞卫合理使用而努力,他们担心商业利益会造成因应用新技术而建立一个严格地实行看一次付一次钱的世界。在这种有限制的环境里,许多使用者将被剥夺合理使用信息的权利。

    笔者认为法律的精神—平等、公平、合理,始终是版权法追求的价值目标,合理使用制度仍应继续发挥其作用。这是版权法和人类文化信息交流发展的客观需要。版权人、出版者与使用者、传播者有如天平的两端,版权是中间的支点,二者之间是双赢与双输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从创新的角度说,对版权保护不足和保护过度都会阻碍创新。保护不足,则创新热情将会随创作收入而减少;保护过度,则会使权利过度集中在版权人手中,不仅损害了善意传播者和使用者的正当权益,而且因市场上作品的价格上扬,而有可能挫伤公众对作品使用的积极性,使作品的传播受到阻碍,不利于对前人和别人成果的借鉴,从而使创新成本增加,既影响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必将对版权人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总之,在数字时代,版权法的立法目的要得到充分的实现,就不能仅考虑版权人的经济利益而限制和拒绝使用者的合理使用,就不能忽视图书馆及其所代表的公众利益。合理使用仍将作为调整版权人与使用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制度继续存在。

    3如何合理使用数字信息

    3.1数字信息合理使用的范围

    3.1.1公有领域的数字信息的合理使用

    公有领域信息是指,不受版权法保护的作品可视为进入公有领域,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可以自由使用。具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1)不适用版权法保护的作品。世界各国都有将某些作品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的制度。我国不适用版权法保护的作品包括:①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它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及其官方正式译文;②时事新闻;③历法、数表、通用表格和公式。

    (2)已到保护期限的作品。我国版权法对一般作品的作者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实行永久保护,而对作者发表权与复制权、获得报酬等财产权利的保护期限为作者有生之年及死后50年。因此对外国古典作品的翻译、对中国古籍的整理、注释、汇编、复制等,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进行。

    (3)超出地域制约的作品。1993年国家版权局《关于为特定目的的使用外国作品特定复制本的通知》,严格限制对外国作品的复制。但这种限制仅及于《伯尔尼公约》成员国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

    3.1.2受版权保护的数字信息的合理使用

    对作品非营利目的的使用若符合合理使用原则,则不需版权人授权,也不需支付许可使用费;否则需依法取得版权人授权并支付使用费,若符合法定许可或强制许可制度,则不需版权人授权但需支付费用。受版权保护的数字信息合理使用包括如下形式:

    (1)法定合理使用制度。我国版权法列举了合理使用的12种情况,以下几种对数字信息的使用属于合理使用:①为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使用他人已发表过的作品;②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过的作品;③为学校课堂教学或科研翻译工作、国家机关执行公务等需要少量复制已发表过的作品,供教学或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也不得损害原作品版权人合法权益;④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

    收藏的作品;⑤对设置或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等。

    (2)法定许可制度。法定许可是指使用者使用作品不需经版权人许可或同意,只需支付一定数额的法律认为合理的报酬。法定许可公适用于已发表的作品,且不得侵犯版权人的其它各项人身权与财产权;对于未发表的作品,使用者必须事先征得版权人许可。

    (3)强制许可制度。强制许可又称强制许可证制度,是指版权人在一定时期内未许可他人使用已表的作品时,使用人可向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过一定程序获得强制许可证,可不经版权人许可而使用其作品但应向其支付报酬《伯尔尼公约》、WIPO公约规定了强制许可,我国版权法无强制许可的规定,但作为两大公约的成员国,也应适用强制许可。

    3.2数字信息合理使用过程中应注意的侵权问题

    3.2.1未经许可通过网络传播版权作品的侵权行为

    (1)将他人作品擅自上网传输以获利。在网络中免费为个人使用的作品,并不等于可以自由使用的作品。如果把他人的作品,把从其它网站上下载的作品,或者从快报刊上扫描下来的作品重新编排制作后在网上传播,借以出售赚钱或者吸引众多访问者和广告商以赚取广告费均属侵权行为。

    (2)将版权作品放在免费网址上,以供浏览、使用,但如果未经许可,且不属于合理使用,这种行为侵犯了版权人的公开陈列权。在个人网址上使用和复制他人作品,必须得到版权人的允许,将受版权保护的作品送入网络服务器,即使未做任何改动,也犯有间接侵权,因为这样做会为他人浏览和复制版权作品提供方便。

    (3)用公告板(BBS)传播版权作品以供用户免费使用,也是一种侵权行为。

    (4)利用电子邮件传播版权作品属于侵权行为。

    3.2.2破坏版权管理信息的侵权行为

    WIPO版权条约规定享有权利标示权,即版权人有禁止他人删除或篡改、伪造、更换由版权合法施加于其作品之上的有关作品、作者、版权所有等版权管理信息事项的标示的权利,特别是以数字或代码显示的标志,也禁止对明知已被改动了权利信息的作品传播、复制等。

    3.2.3破坏技术保护措施的侵权行为

    WIPO版权条约草案规定,缔约各方应将任何人经许可从事破坏作品复制件上的技术性保护措施的行为为非法,即数字化作品版权人具有禁止未经许可对其作品进行解密这种反向行为的法定权利。同时规定,将未经许可的解密及提供从事解密等反措施行为视为侵权,缔约时,这项保护简略为一句话,即由各成员国自己立法去规定以何种方式禁止反措施和保护权利人。

    【参考文献】

    1刘志刚.电子版权与图书馆的合理使用.情报理论与实践[J],1999(2)

    2董炳和.合理使用:着作权的例外还是使用者的权利.法商研究,1998(3)

    3柳晓春,方平.版权保护与图书馆的合理使用.图书情报工作,1997(3)

    4薛虹.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

    5张玉瑞.互联网上知识产权诉论与法律[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0.11

版权制度论文范文第13篇

关 键 词：政党制度 宪法学 中国共产党

一、我国宪法学界对政党制度研究的现状

政党、政党制度素来属于政治学研究的范畴，宪法学界对它们的关注不多，因而在研究深度和研究广度上都极其有限。 ①体现在宪法学教材上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第一，许多教材，包括2000年以后出版的一些教材，并没有将政党制度的内容纳入宪法学的学科体系； ②第二，即使一些教材将政党制度作为一个专题列于宪法学教材的体系，它们对政党与宪政建设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也较为单薄，尤其是其中的"我国的政党制度"部分，几乎是政治学教材的翻版。③

在一些比较宪法和外国宪法的专著中，有关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对外国政党和政党制度的介绍性论述，深入的探讨政党与宪政建设之间关系的学术成果并不多。当然，应当承认，在一门学科的起步阶段，对国外的有关制度进行介绍，对于增加知识积累，扩大视野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一味地引进介绍国外的东西，"食洋不化"，拿不出我们自己的于我国的宪政建设有益的学术成果，同样也是不能满足我国宪政建设的需要的。在当前研究政党制度的论文中，多是政治学学者撰写的或是从政治学角度进行论证的，利用法学理论进行研究的并不多，虽然近段时间依法治党、依法执政等问题渐成讨论的热点，法学界的学者也多有参与，但，这种讨论也刚刚开始。

二、对政党制度进行宪法学研究的必要性

第一，加强对政党制度的宪法学研究是由法学自身的任务和宪法学的基本矛盾决定的。马克思曾经指出，"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④以法律和法律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法学，⑤其最根本的目的和最深切的关怀无外乎人权的保障。根据西方学者的观点，对人们自由的最大威胁就是专横的、不受制约的权力，为了保障人权，限制政府的权力，人们才制定宪法，为政府权力的运行设定轨道。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矛盾被认为是宪法学的基本矛盾，有学者甚至认为它是"宪法学的全部内容"，⑥ 而政党与政党制度实际上是保障人权和限制政府权力的关键。

一般认为，政党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而政党制度是指关于政党组织、政党活动及政党参与行使国家权力的方式的一系列制度的总和。 ⑦政党制度对于人权的保护和国家权力的限制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首先，在强大的政府权力面前，个人的力量往往是弱小的、无力的，个人只有通过行使结社权，组成政治组织，才有可能对国家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主动的保护自己的权益；其次，现代社会，政党政治的运行为民意的制度化反映提供了渠道。人们可以通过支持那些主张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政策的政党来使自己的意志融入到国家意志之中，通过反对那些持不利于自己利益观点的国家公职人员或代议机关成员的候选人上台来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保护；最后，存在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中或之外的强大的反对党，往往迫使执政党在制定政策时不得不综合考虑，权衡各方面的利益，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公民权利的保障。

既然法学是权利之学，尤其宪法学是专门研究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这一对矛盾关系的学问，而政党制度在实现公民权利与制约政府权力两方面的作用均不可替代，那么，无疑政党制度应该成为宪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二，加强政党制度的宪法学研究也是由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实现法治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由于基本国情、历史传统的不同，中国走的是一条政府推进型的宪政化、法治化道路。中国之所以选择这种变法道路，一方面是由于70年代末中国人第二次"睁开眼睛看世界"时所产生的危机感，正是这种外部压力和挑战，促使中国政府决心推动现代化进程，走上了一条以经济赶超为核心的国家现代化道路，同时也走上了一条以政府为主要推动力量的法律变革道路。另一方面，国内政治经济体制僵化造成的经济社会发展迟缓与矛盾显化，同样也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更根本的原因。十年动乱，使权力过分集中、政府对社会的管制过多过死和法制不健全、公民基本权利受忽视等诸多问题凸现出来。人民呼唤民主和法治，以避免"文革"灾难再次发生。正是中国现实面临外部压力挑战与国内体制出现危机并力图克服这种危机两者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走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的初始动因。

既然我国的法治化进程是政府推进型的，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量还很强大，法治与宪政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政府的推动，而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领导党和执政党，那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宪政建设的成败无疑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研究我国宪政建设就不能不研究执政党的行为与宪政建设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在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共中央作出了要将依法执政作为我党执政方式转变的方向的重要决策，对依法执政理论的研究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而紧迫的课题。所谓依法执政是指中国共产党不是在国家政权机关之外也不是在国家政权机关之上而是进入到国家政权之中，根据国家宪法和法律，行使国家权力。 ⑧依法执政意味着不再存在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的法外的权力，一切权力都来源于法律，而现代法律的精神又是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那么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依法执政的实现就是法治的实现，也是我国宪政建设的重要一步，对于我国的宪政建设必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应加强对执政党行为的宪法学研究。

三、研究政党制度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不但要勇于学习西方的法治理论与宪政理论，同时也要看清西方嘈嘈切切的诸多玄妙理论所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对西方理论的"隐藏话语"进行探究，而不能生搬硬套地用于中国的现实。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美国政治学家达尔的民主理论不过是美国式民主的自画像罢了， ⑨西方的理论之所以在现实中行得通，是由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现实决定的，用他们的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显然无异于刻舟求剑，缘木求鱼。当然，一种文化的承受者要对产生于另一种文化传统中的理论所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背景进行考量，无疑比"搬运"式的引进要困难得多，然而，只有弄清楚了西方先进理论产生的背景，才能真正弄清宪政发展的规律，才有可能将我们的正确认识运用于实践。 ⑩另外，我们在学习西方的经验时，也不能只以某一国为样版，拘泥于一国的经验，同时要看到这种经验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效果，只有以所有这些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及发展中国家效仿的结果为借鉴，才能真正有利于我们自己的宪政建设。

第二，我们在对政党制度进行宪法学研究的时候，必须带有很强的问题意识，研究中国的真问题。在政治生活中，我国当前最大的现实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并将长期处于执政地位，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研究如何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条件下，实现宪政。事实上，在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宪政，是西方学者无法告诉我们答案的。有学者指出，在人治向法治的过渡中，西方法治理论中缺少相应的指导。如何从人治状态过渡到法治状态，是我国法学研究所面临的问题。 ⑾同样，如何在中国特色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框架下实现宪政，也是宪法学者所面临的共同课题。

第三，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还必须注意我们的研究是为谁服务的，即要从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高度思考问题。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党；而西方学者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进行分析后，也得出结论说，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性取决于政党力量， ⑿而稳定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前提，因此，我们进行研究的立足点必须建立在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一基础之上，研究党如何依法领导，依法执政。

转贴于 注释：

①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4页。

②如魏定仁、甘超英、付思明等著的《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莫江平主编的《中国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张世信主编的《宪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刘茂林著：《宪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都没有有关政党制度的专题讨论。

③率先将政党制度与宪法、宪政的关系纳入宪法学学科体系的教材是周叶中主编的《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随后有一些教材跟进，如胡肖华、肖北庚主编：《宪法学》（湖南人民出版社、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齐小力、王守田、程华等著的《宪法学》（工商出版社2002年版）等。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1页。

⑤关于法学的研究对象，学界存在一定争论，我们这里采用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法与法律现象的说法。参见李龙主编：《法理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刘惊海：《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吉林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

⑥张庆福主编：《宪法学基本理论》（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60页。

⑦参见张晓燕：《依法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跨越》，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1年第9期。

⑧Michael Mann，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Vol.Ⅱ：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 1760-191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46.还可参见顾昕：《以社会制约权力——达尔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与公民社会》，载[美]达尔著：《民主理论的前言》（译者后记），三联书店1999年版，顾昕等译，第224-225页。

⑨应当承认，我国学者素来是比较注重对西方学说产生的背景进行研究的，李强先生的《宪政自由主义与国家建构》（载王焱编辑：《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三联书店2003年版）一文，就是这种探索的较新范例。但，这类的研究仍很不够，需要进一步深入。

版权制度论文范文第14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本文以皮亚杰结构主义为工具，考察了版权制度主体要素、客体要素以及版权制度作为整体所具有的鼓励知识创新和传播的功能中的结构主义式的理论，提出了应通过整体性、功能性的结构主义方法研究版权制度。同时，考察了使版权制度合理运行并调整不平衡状态的各种机制，指出版权产业出现垄断和不公问题的根源并非版权制度内在的原因，而在于贸易体系中资本逻辑被滥用所致，因此版权战略实际上是为完善版权制度外部贸易环境为基本实施对象。

关键词 ：皮亚杰：结构主义：版权制度：范式

中图分类号：D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 08- 0112- 03

不少国家主张在政府层面设定版权战略，以公权力调控的方式克服资本逻辑在版权市场中产生的市场失灵、文化帝国主义与信息鸿沟现象。然而，政府应以怎样的分析视角审视作为私法的版权制度？版权战略的实施是否会使公权力不当介入私权制度？本文拟借助皮亚杰的结构主义方法，对版权制度从整体切入进行研究，以期为合理划定版权战略与版权制度之间的界限。

一、皮亚杰与结构主义：开放的多学科研究方法论

结构主义的一般倾向是将研究对象视为～个系统，并且能找出不向外面寻求解释的规律，建立起自己说明自己的结构。皮亚杰的结构主义在符合一般倾向的同时具有以下特点：

（一）整体性、转换性、自身调整性——结构主义的检验工具

关于整体性，结构就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在此系统中，各要素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共生，其意义和功能不是源于自身独立的性质，而是基于其在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和需要来确定。关于转换性，一个关系群若想被称为一个结构或系统，必须具有可被形式化的规则和公式。关于自身调整性，结构以形成某种可被接受的平衡为目标，在内部发生矛盾或冲突时，结构具有自发调节的能力。这种调节能力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结构内调整，即在原系统中通过转化规律对各要素进行调整：另一种是结构外调整，将这个系统作为一个要素参与到更大的上级系统中，进而依据上级系统的规则调节自身的平衡。

（二）非排他性、开放性——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

皮亚杰结构主义倾向于把一切科学研究整合起来，在相反性和相互作用的方式上进行分析：结构主义真的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学说，如果结构主义由于要得到丰富成果而被引导去同一切其他方法发生联系的时候，它假定有其他方法的存在，并且丝毫不排斥发生过程或功能作用的研究”。

二、作为版权制度要素的结构主义：静态的版权结构

（一）版权客体——作品的结构主义

对于作品的保护范围，素有内容与形式之争。通说认为版权只保护作品的表达形式而非内容。区分内容与形式的方法是还原论式的：即将作品的内容分为题材、主题、概念和事实、情节等几个要素，将形式分为符号、结构、体裁等几个要素日，进而在实践中根据这种区分对某一作品的保护范围进行研判。

一种更为科学的方案是从版权保护之功能入手。美国学者波斯纳对内容与形式之争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他指出解决（内容与形式）该争论不应通过思想”与表达”这两个单词的语义学，而应当借助于该问题的经济学，尤其是通过以下两条标准进行比较：其一，允许某一企业占有已经成为一项行业标准的东西是否会而造成无谓成本：其二，当禁止该种占有时给原创者所带来的抑制效果是否合理H。为了说明这个标准，他们创造了一个公式：r=f(s，t)。r表示某一思想在现实中的应用，s表示该思想本身，t表示具体的表现形式。这个公式表明s与t都是产生r所必须的。因此，赋予作品保护的边界根据上述标准就有两种情况：第一，如果作者控制了s或者t将对r形成一种垄断，那么就阻碍了知识在现实中的应用，这种情况应予以禁止。第二，如果作者控制s或者t不至于对r形成垄断，那么可以适时考虑赋予该作品更大范围的保护。

（二）版权主体——作者、传播者与公众的结构主义

结构中任何要素地位平等，没有谁优于谁，因为各要素的意义在于它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区别并且其功能是被结构整体赋予的。据此考察版权制度的各方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核心要义是促使版权各方主体实现平等。

平等法则表明作者、传播者与公众三主体之间不存在谁优于谁的天然价值位阶。因此，基于“版权是私权”的理由就断定版权应侧重保护作者（传播者），或者基于“知识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的观点就更着重于保护公众利益这样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对于三者之间的平等性，笔者认为可以提出这样的公式，设a=作者，b=传播者，c=公众，平等的各方关系表现为：a+b+c=a+b+c“+”表示a、b、c之间基于作品发生关系）。该公式表明平等并不是在作者、传播者和公众之间搞平均主义，而是强调三主体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不因环境变化而改变。

按照皮亚杰的要求，这种结构必须满足数学“结合律”的检验，即（ a+b）+c=a+(b+c)。结合律要求作者、传播者、公众之间任意两者的联合不能导致各主体的平等地位发生不合理的变化。但是，对作品赋予版权极易导致社会财富迅速集中，并且利益的最终归属往往不是作品的实际创作者。现实也是如此，版权制度导致的结果并没有使创作者或者公众更为富有，绝大部分的财富聚集到新传媒技术的控制者——制作公司、媒体公司等大型垄断财团手中。这个垄断阶级的形成发生在公式中的b项(传播者），被称为文化资产阶级”、“文化产业的超级富人”或者知识产权的小集团”。这种情况的出现导致版权主体的平等公式被扭曲，出现了（a+b)+c≠a+(b+c)的状态。

1关于(a+b)+c”的不平等

存在一个垄断的阶级b，实际的创造者a为了得到出版”，必须把他们的权利转让给b,b通过拥有媒体产品独占性的权利，他们可以决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分发艺术或者文学作品以获得最高的投资回报。此时，作者a成为传播者b的附庸，其创作的方式与内容以及所获利益实际上由b决定。虽然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以及作家协会等创作者集体行动机构的出现能够增强作者与传播者谈判的力量，但是出版传播商运用职务作品利益分配规则、委托创作制度、版权转让机制直接获得类似作者的权利，轻易绕过创作者们精心构建起来的“马其诺防线”，控制作品的实际创作人，直接获得类似作者的地位。此时，创作者已经成为出版商的打工仔”，成为其生产资料的一个部分——人力资源。

2关于“a+(b+c)”的不平等

经济学原理表明，垄断市场中一个或几个卖方可以控制买方的利益。在美国好莱坞的影片获取世界电影市场绝大部分利润、图书进出口比例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公众对文化产品接触的时间、方式完全取决于出版商的经营策略。更重要的是，版权是无形财产权，客体的非物质性导致衡量作品价值的标准不一，对版权产品的市场定价变得更为复杂，出版传播商在垄断市场中甚至可以肆意定价、差额定价。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在垄断市场中公众成为传播商的被动接受者并接受传播商对文化产品的垄断定价。

3版权战略中的弱势群体扶持目标

将前两个子项“(a+b)+c”与a+(b+c)”分别考察，可以发现，基于知识产品而产生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b”（出版传播商)的手中，最终导致的结果出版传播商利用庞大的资本优势绑架”创作者、“宰割”消费者，此时创作者、消费者实际上处于法律上的弱势群体地位。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有两个原因：第一，作为创作者a”与公众c”由于人数分散，不易于联合：第二，”知识”不等于“知识经济”，只有纳入到生产环节的知识才有可能产生经济效益。然而，尚处于工业文明时代的资本社会，“知识”仍旧只能作为生产资料要素参与至机器大生产中，而不能独立成为新的独立的生产模式。在版权产业领域，基于工业文明而发生的“知识经济”，物质生产资料、知识生产资料以及人力资源的支配者仍是作为出版传播者的资本阶级。如此，他们仍然是知识经济”的最大受益者。可以说，版权战略对因版权制度内部发生的结构性失调所应采取的应对在于从国家层面扶持处于分散的作者群体以更大的谈判力量，这主要以鼓励并发展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为基本方案。

三、版权战略的贸易环境：版权系统的动态调整

（一）公益与私益的平衡：版权系统内部平衡机制

公益与私益的平衡就是调整作者、传播者和公众的利益分配。罗尔斯正义论确定了两条分配原则：第一，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与他人相同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第二，应当按照以下两个标准来对待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 a）给最弱势群体以最大利益（ b）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将职务和地位对所有人开放。赋予作者一定时期的垄断权是合理的，但是由这种版权垄断所带来的经济不平等，必须依照罗尔斯第二条原则加以衡平。落实到版权制度，其作为私权体系，内在的调整机制是通过赋予权利”来实现的。具体而言，立法层面，应避免“一刀切”式的立法，而根据不同的产业发展状况（图书、音像和软件产业所面临的困境各不相同），通过权利”赋予机制平衡各方利益：执法层面，应坚定不移地严厉打击侵权盗版。目前社会上存在“盗版无罪，用盗版来抵制文化垄断”的观点在方法论上无疑是错误的。真正造成知识分配不平衡的不是版权制度的运行，而是版权制度运行的异化。只有使得法律预期的权利分配落到实处，才能在现实中使版权机制发生预想的目标效果，否则，内部的公益与私益的平衡将无从谈起。

（二）贸易体系中的版权：版权系统外部平衡机制

将知识产品赋予财产权利的版权制度旨在将其纳入资本市场中。因此，当版权系统作为一个要素加入到更大的贸易系统当中时，版权制度已经被版权产业内的资产阶级作为投资的工具，这些资产阶级依据贸易中的资本逻辑，利用版权积累大量财富和实现版权产业的扩张。法律为版权划定了范围，但是资产阶级与分散的公众或作者相比更有权力去修改法律，不断扩大投资的边界。笔者认为，造成目前版权产业垄断和扩张的根本原因是资本逻辑在版权贸易中的滥用。这不是版权制度的“原罪”，而是版权制度受外在因素所致，正如任何产业在经济贸易中都有可能形成垄断，版权制度作为版权产品存在的机制，同物权机制、经济机制一样都是资本输出的要素和工具。因此，摆脱困境的根本方法在于通过实施版权战略以规范市场竞争法则，进而改变目前版权产业内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

（三）区分版权结构内与外的意义

皮亚杰的结构主义提出了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命题：既然认为结构具有自身调整性，就说明结构具有守恒性和某种封闭性。但是，为何又承认对结构不平衡的调整可以通过外部调整机制进行？事实上二者并不矛盾。皮亚杰指出：……这种封闭性丝毫不意味着所研究的这个结构不能以子结构的名义加入到一个更广泛的结构里去。”可见，一个结构，其内在规则的制约与该结构作为一个子结构加入到更大的系统中受到的外在规则的影响相比，二者作用不同。

如前所述，版权制度在贸易系统中因资本逻辑滥用而导致的种种恶果，无论是试图废除版权还是改造版权，都必须以营造良好的版权贸易经济秩序为前提，否则会导致新的制度仍旧产生垄断。但是摆脱这种垄断的具体方法必须通过版权结构的内部规则来实现，如只有依照达沃豪斯的信息正义理论的分配规则才能切实保证作品利益在作者、传播者与公众之间的合理分配。据此可知：第一，版权制度可以具有多种功能和目标，因为其作为子结构可以加入到各种上级结构中去，被上级系统指定其功能和意义，如作为贸易体系中的版权制度被赋予积累财富的功能，作为文化体系中的版权制度被赋予促进文化多样的作用等等。第二，版权系统的内部规则是版权制度得以实现其在上级系统中所拥有的功能的唯一路径。简言之，版权的外部规则为版权制度的发展指定方向，版权的内部规则为其发展提供实现路径。

版权制度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信息技术创新版权法学理论

引言

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上的知识共享平台越来越多，大多数知识共享平台所倡导的理念是“信息自由”，但是这与目前版权法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信息自由和知识共享空间一步一步被版权压缩，其关系已经到了十分紧张复杂的程度。因此，版权法为了适应如今社会与科技的发展，变革势在必行。在现在的环境下，网络知识共享平台具有极大的合理性，因此版权法必须要做出的变革之一就是适当的扩大知识使用范围。本文具体阐述了在信息科技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版权法理论的变革意义与几种基本操作方式。

一、信息自由合理的主要依据

目前来说，信息完全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无限制的传递与散播，知识作为信息的一种，同样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流动。信息自由与知识共享在任何方面都具有合理性，例如伦理方面、法理方面甚至文化方面等。

首先在伦理方面，罗尔斯的制度伦理学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罗尔斯曾提出“基本善”的概念，因此我们能明确的知道信息也是“基本善”的一种。所谓“基本善”，指的是公民在进行合理生活规划时需要的、重要的、必须的善目。其次在法理方面，多个国际条约以及多个国家法律都确认信息自由与知识共享是基本人权之一。《世界人权宣言》中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其他条款中也有涉及到信息自由与知识共享的内容，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第十九条，它规定：“人人应有表达自由的权利。”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也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站在公民的角度考虑，信息自由不光指的是发送信息方面的自由，同样重要的也包括接收信息方面的自由。最后在文化方面，我国自古以来就推崇知识的共享，这方面在我国儒家学派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国的孔子最推崇的就是知识共享，他周游列国弟子三千，每一位学生都得到过他传授的知识。

信息自由与知识共享在现在的社会背景之下十分合理，为满足不同人对不同知识的诉求，我国的版权法理论是时候做出一定的变革了。

二、信息自由、知识共享与版权法理论之间的矛盾

信息自由与知识共享的合理性在第一点已经得到论证，但这而这与大部分现在正在使用的版权法有矛盾的地方，其中主要包括观念、制度等方面的矛盾与阻碍。

首先在观念方面，莱斯格曾经说过：“控制和自由时对立的范畴，控制是对自由的限制。”版权的作用就是让著作者可以控制作品的传播与流动，但信息自由所带来的理念却是“知识共享”，这两者有着明显的紧张关系。在一些盗版猖獗的国家，例如德国、瑞典等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盗版商贩等所宣扬的就是“盗版有理”，他们的基本论据支持就是信息自由。

其次在制度方面，我国许多人的版权意识都非常薄弱，网络的发展让“盗版商贩”更加猖獗，信息制造者的基本利益无法得到保证。因此，现存的版权制度再信息接收者、信息制造者两方面都很难得到收效。因此，信息自由、知识共享与版权法理论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十分紧张的地步。

三、版权法理论的变革

信息的快速流动预示着版权法变革进行的必然性，正确并且合理的使用作品是版权法中最重要的平衡系统，扩大合理的适用范围是目前来说较为合理的变革方式之一。

公众对于印刷图书的引用以及传阅完全可以在图书馆或者书店内进行，从而直接满足了公众的个人学习需求。公众也可以再网络上发表自己对其的看法与感悟，这对公众合理并且自由的获取知识有一定的帮助。同时，在网络数字信息席卷而来之时，对公众获取信息进行合理监管，就很大程度上规避了一定的侵权风险。

版权法理论的变革不可能在简单的修改之后完成，需要多数人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