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野论文范文
文化视野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化研究；传媒研究；通俗文化；符号学；受众
近年来文化研究已成为最具活力的学术思潮之一，在其略显庞杂的学术版图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重要分支，那就是传媒研究，其几代学者都曾在此领域进行开拓，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要考察的就是为什么文化研究学派会选择传媒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以及通过传媒研究，文化研究学派给传统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新思路与新方法。
一、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1、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兴起：
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研究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英国逐步兴起，尔后扩展到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一种学术思潮和知识传统。追溯其根源，尽管霍尔认为文化研究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开端”，但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其大致的思想源头以及特定的社会背景。
从思想渊源来讲，英国文化研究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由马修·阿诺德所开启的英国“文化与文明”传统。早在1869年，马修·阿诺德就出版了《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在书中，他除了说通俗文化是深刻政治骚动的先兆外，很少真正论及通俗文化，但他却首开先河，找到了审视通俗文化的具体方法，即把通俗文化置于文化这一大范畴中进行研究，思考通俗文化和文化政治活动的关系。[1]此后，以利维斯为首的一批文学批评家运用阿诺德的文化政治学观点，继续对大众文化进行研究，思考着他们所认为的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文化危机”。尽管当时他们采取的是一种精英主义的视角，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作品，但他们所运用的文本分析的批评方法以及对文学作品的政治社会意义的关注，深深地影响了文化研究的早期代表理查德·霍加特与雷蒙德·威廉斯。
从战后的社会形势来看，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得以恢复，福利国家开始建立，西方列强联合起来对付苏联的共产主义，凡此种种使战后的英国成为一个“新”英国。它宣称阶级已经消失，并将通俗文化的现代化与美国化看作一个社会新未来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重新审视英国文化，而此前具有强烈精英意识的利维斯主义显然难以应付这样一个“大众社会”的局面，于是，文化研究得以浮出水面，具体标志是其几部代表作相继面世，它们是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1958）、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与《漫长的革命》（1961），以及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
此外，战后新左派的形成以及《新左派评论》杂志也对文化研究在英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的产生与英国新左派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文化研究的奠基人，如威廉斯、汤普森及霍尔，同时也是新左派的核心成员。通过他们，新左派在文化问题上的一些重要观点（对经济化约论的批判，把文化看作社会过程本身，经济政治仅仅是这一过程的构成因素）深刻地影响了文化研究的发展。[2]当然，如果把视野再扩大一些，许多学者更喜欢把这种现象定义为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传统。[3]
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宣告成立，自此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体制内逐步站稳脚跟。7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研究逐渐在英国内部扩散，许多学校设置了文化研究的课程并授予学位。70年代末期以后，开放大学（OpenUniversity）召集“大众传播与社会”与“大众文化”等课程小组成员，精心编写教材，文化研究开始成为一种教育手段。80年代初期起，文化研究扩散到加拿大、澳洲及美国等地。从80年代中期开始，文化研究确立了自己在的当代学术界的重要位置，从边缘走到了中心。
2、关键词：重写“文化”
最初在西方学术研究中只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化研究何以发展成为整个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这除了得益于研究人员的辛勤耕耘，更重要的是该研究首先选择了“文化”这一关键词，对其历史进行梳理，对其内涵进行拓展，从而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确定了文化研究的合理性，我们可以说，重写“文化”是文化研究得以发展壮大的基石。
文化研究产生之前，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观是阿诺德提出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言论”以及其后的以利维斯主义为标志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它们基本上都采用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二元对立观，把通俗文化视为对高雅文化及道德的一种威胁。在这种观念中，文化显然是指那些为上流阶层所拥有的高等文化，而下层民众往往被视为没有文化的群体。对文化的重新认识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是威廉斯。他认为文化是“英语语言中两三个最复杂的词汇之一”，并给文化提供了三个广义上的定义。首先，文化可以用来指“智慧、精神和美学的一个总的发展过程”；其次，文化也可以指“某一个特定的生活方式，无论它是一个民族的，还是一个时期的，或是一个群体的”；再次，文化可以指“智慧、特别是艺术活动的成果和实践”。也就是说，文化是表义的实践活动。[4]
在这三种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种定义基本上还是沿袭了传统，而第二种文化的定义则大大拓展了文化的范围。当文化被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时，那么除了以往的精英文化外，大量以前被排斥在文化之外的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都被纳入了文化的视野。它们作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理应得到充分的关注与研究。对文化研究学派来说，文化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事物，从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及网络这多种多样的媒介，到衣服、食物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有多种多样的制度、风俗、习惯，它们都是文化，正是它们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威廉斯明确指出：“对于文化这个概念，困难之处在于我们不得不持续地扩展它的意义，直到它几乎等同于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5]既然文化意味着整个生活方式，那么通俗文化作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其存在的合理性不言而喻，它和精英文化一样具有自身的价值。我们可以说，正是对这一关键词定义的革命性变化，为文化研究把通俗文化作为自身的研究对象确立了合理性，它是整个文化研究学派得以发展的理论基石。第三种定义强调表义，从而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打破了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它们都是人类的表义实践。这种定义为日后文化研究学派导入符号学与结构主义指明了方向。
3、方法论突破：跨学科视野
威廉斯对文化进行重新定义，并不是要给出一个确切的范畴。他一直强调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于是一切社会实践都可以从文化的视点加以主观的审视。与此对应，文化研究也并不是一个新学科，或是若干个学科的集合。“文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领域，在那儿各种关注与方法会聚；这种会聚的好处是它让我们能够了解通过现有学科无法了解到的现象与关系。”[6]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所以一直拒绝给文化研究做一个明确的界定，确立一种学术正统，这正如特纳所指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来其所研究的对象是文化，这一概念包罗甚广，它所涉及到的事项的复杂性及包容性都很难明确界定；另一方面，该学派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批判与政治目的，无论是其早期对工人阶级的关注，还是后来对妇女的关注，都想揭示权力关系的压迫本质。他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因此其研究并不是简单的学院式的。这种兼具学术性与政治性的研究策略，使得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打破了传统的学科边界，尤其是颠覆了所谓的“自然的”范畴，他们不再把那些社会关系视为中性的进化过程的结果，而力图审视日常生活形式的权力关系，这样他们当然不愿意确立一个所谓“自然的”学科。[7]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文化研究正是由于摆脱了传统学科观念的束缚，对多种理论兼收并蓄，从而实现了研究方法论上的突破。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占主导地位的是文化主义范式，它主要受到了受威廉斯和汤普森的影响，既保留了一定的文史传统，也在理论和方法上开始借鉴社会学与人类学理论，并借助芝加哥学派的民族志方法来研究日常生活经验。从6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结构主义思潮的涌入，文化研究出现了结构主义范式。它在理论和方法上受惠于语言学、文学批评和符号学，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拉康、福柯等人对其影响较大。西方有学者甚至认为文化研究是结构主义的一个孩子，一个私生子。[8]到了70年代中期，文化研究学者重读葛兰西，吸收了其文化霸权理论，深入探讨文化与权力与阶级等方面的关系。80年代对读者或者说受众的强调兴起，学者们开始从强调文本的意识形态力量转向强调个体的及受众解读的自由。
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开放的研究领域发展到今天，其理论资源可以说无所不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批评、艺术理论及政治经济学等众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当代新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等理论话语，都被广泛地吸纳与利用，正是这种跨学科视野，形成了文化研究独特且有活力的研究风格。
二、为什么研究传媒？
文化研究学派为什么会把传媒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1、传媒在现代社会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随着大众传媒技术的不断创新变化，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各种传媒成为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它们为我们提供各种信息，告诉我们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安排自己的生活。除提供信息外，传媒还会为我们提供各种娱乐。我们可以说，传媒的信息功能与娱乐功能使它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建制。要想了解社会，就不能不研究传媒。
此外，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在各种不同的时刻，传播的各种技术途径能提供一种社会黏合剂，能提供人人都谈论的各种事件的详细细节”。[9]传媒的内容可以成为各种人相互交流的一种公共资源，为他们找到共同的兴趣爱好，这样，传媒跨时空地将各种各样的共同体和社会群体统一起来，促进了它们的相互沟通，使人们达成一种普遍的共识与认同。传媒这种构造“虚拟社区”的功能，对于保持社会的平衡和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
不仅如此，传媒还影响我们的观念与思维方式，什么是正义？什么又是邪恶？什么是美好？什么又是丑陋？我们的许多价值判断与社会认知都来源于传媒，有学者认为学校与传媒是现代人社会化的两个重要途径。
传媒对社会的重要影响力来源于传播与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传播要想顺利进行，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则，这些法则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由此，西方学者更是提出了“作为文化的传播”。[10]而另一方面，所有的文化也都需要借助一定的传播手段才能成为社会文化。这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指出，“不存在无文化的传播，也不存在无传播的文化”，[11]因此，对于文化、传播与媒介的研究应该是融为一体的。近来还有一些学者主张把媒介与文化两个关键词连用，叫做媒介文化，它“把传播与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12]这样一种文化景观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有这些观点不仅意识到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也充分地说明为什么文化研究必须研究传媒。
2、文化研究学派的学术传统——对通俗文化的关注
文化研究学派为什么关注传媒，这与其重视通俗文化这一学术传统密切相关。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提及，这一传统受益于学派创始人威廉斯对“文化”的重新定义。在文化研究之前，通俗文化曾因为它的“肤浅俗气”一度被排除在学术议程之外。在阿诺德、利维斯领导的“文化与文明”运动中，通俗文化也受到关注，但却是被视为对现代文明与道德标准的一种威胁，主要是批判的对象。文化研究的倡导者们颠覆了这种精英主义的立场。他们指出通俗文化其实包括了最基本最普遍的社会过程、实践意义，正是在那些意义与的“肤浅”关联中，文化得以被建构。因为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这样一种矛盾：当我们处于最自然最日常时，也是最具文化的；同时，那些我们所处的认为是最显然最特定的角色，其实是建构起来的，并不是必然的。[13]这样，文化研究就将研究对象从传统的文学经典及高雅文化中解放出来，开始面对日常的普通的东西，那些对我们的存在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我们以为是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
重写文化这一关键词，它不仅使人们对文化的真正内涵重新审视，而且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所指出，它也“提供了一种路径，让我们可以避免把媒介/文化/传播的领域分割成高等与低等、通俗对精英，让我们看到所有形式的媒介文化与传播都值得审视与批评。”[14]诚然如是，要想研究通俗文化，自然不能忽视传媒，因为传媒正是诸多通俗文化的载体，两者一直都保持着共生关系。通俗文化借助于大众传媒的威力而影响日著，大众传媒也通过传播通俗文化而获得巨额利润。因此，文化研究关注通俗文化的传统使其走向传媒研究。
3、文化研究学派的另一学术传统——对文化与权力的关系的剖析
文化研究学派能够独树一帜，不仅在于它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也在于它在研究中所展示学术理想与抱负。
文化研究学派创始人霍加特与威廉斯都具有工人阶级背景，他们希望自己能够给英国工人阶级做点事，希望社会能够变革，并把自己的学术研究视为社会主义文化斗争的一部分。他们努力想帮助工人阶级懂得他们的真实状况以及可能发生的变化，而不至于被一些幻觉或错觉所欺骗。由此，对于文化政治的重视是成了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他们所研究的“文化”，已经不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各种群体利益冲突与争夺的场所，“他们对于意识形态、统治与反抗以及文化政治学的研究，将文化研究导向分析现存的权力网络中的文化产品、实践与制度，展示文化如何既提供统治的工具与力量，又提供反抗与斗争的资源。”[15]
文化研究学派关注于对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剖析，它把文化视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该学派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意识形态批判，而且引进了阿尔图塞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认为，文化的人工制品——文学、电影、电视等等——是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由某些特殊的社会群体所产生并为他们服务的。因此，意识形态分析旨在于理解一种文化的文本是如何特别地体现与规定着特殊范围的价值、信仰和观念的。[16]传媒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把传媒视为潜在的“意识培养”产业。它会影响到工人阶级的凝聚力与积极性。无论是阿尔都塞的理论还是葛兰西的理论都特别重视传媒的作用，因为在现代文化的进程中，传媒凭借其技术优势，为主流意识形态向个体的渗透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处于文化与权力关系的网络中心。因此，阿尔图塞将传媒看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内容的巧妙安排使受众接受主流意识形态，塑造一种对现行社会制度的认同感。葛兰西则将传媒视为论坛，起着与霸权谈判的功能，使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相互沟通与妥协。总之，大众传媒作为权势集团表达自我意识形态的工具，生产着凝聚社会的霸权代码，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极其复杂。而文化研究公认的灵魂与精髓，便是对权势集团及其文化（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于是，传媒自然走进了文化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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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研究传媒？
早期传媒研究的主流是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出发进行的效果研究，这种研究主要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进行。英国文化研究则是从文本-话语模式出发，关注传播过程中意义的建立和讯息的分享，并重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这种研究方法带有鲜明的人文科学色彩，是对前一种在美国处于主流地位的传媒研究的有效反拨与补充。作为文化研究的传媒介研究形态多种多样，概括起来，最常见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1、文学研究传统的承袭：文本分析
文本这一概念早先主要用于文学研究，它指的是被研究的文学作品。对文学作品进行研究主要存在着两种路数，一种关注于作品本身，主要是以文本细读而著称的新批评；另一种关注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关系，走的是社会历史批评之路。如何对文本进行分析，有学者曾把它概括为一个由一般性阅读、细读到解读即批评性阅读组成的相互联系、逐步深入的过程。[17]这其中一般性阅读是普通读者通过阅读把握作者意图的过程。细读则是在此基础上研究作品的技巧与表现手法的过程。而批评性阅读则是把文本与作者及时代联系起来，对文本作延伸性阅读的过程。严格来说，一般所说的文本分析主要指细读这一步骤，它当然有别于普通阅读，而批评性的文本解读已经融合了社会历史批评的路数。
文化研究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有一些出身于文学研究阵营，因而自然承袭了这一文本解读的传统。不过，他们的贡献是，他们所进行解读的文本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一些非文学作品以及一些文化活动都可以成为被解读的文本。如果进一步扩展，那么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大文本，各种社会现象与社会实践都可以作为文本来进行解读。特纳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研究所采取的最获认可的、也许还是最重要的理论策略就是将文化产品、社会实践、甚至社会制度当作文本来进行解读。[18]确实，这种研究方法不仅扩展了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对象，而且一些文学分析工具的借用也使得文化研究具有了强有力的武器。
大众传媒是通俗文化的重要载体，这样，将大众传媒产品当作文本来进行解读成了文化研究的一项主要内容。由于文化研究学派对研究传媒产品意义有着这样一些观点：传送意义的方式与被传送的意义同样重要；意义不是透明的，而是隐藏的、潜在的；意义是不同社会阶级之间和社会阶级内部亚文化之间商讨和冲突为基础的社会建构。[19]所以，对传媒的文本分析策略往往是一步步展开。
首先，从分析媒介文本的基本信息入手。我们拿新闻节目为例，我们可以关注报纸或电视等传媒上报道了一则什么样的新闻，了解其基本内容。其次，我们可以运用各种专业知识来进行文本细读，这则新闻是用什么手法来进行报道的，采用了何种叙事模式，动用了什么样的修辞，其文字符号与影像符号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技巧的运用是如何为它所要表现的观点服务的，文本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比如，我国新闻节目中的一个基本叙事模式是：百姓利益受损记者调查取证上级领导惩罚非法行动以及执法者出面百姓利益得到补偿。那么透过这种叙事模式，我们不难发现传媒想要表达的意义是：人民利益应该受到保护，非法行动必须受打击、作为执法者的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完全可以信任。这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构建。当然，如果我们想再进一步理解文本，就要考察文本所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不过，这种宏观考察已经超越了狭义的文本分析。我们上面虽然以新闻节目作为分析对象，但事实上各种娱乐节目、广告与文化活动都可以成为被解读的文本。
2、导入符号学工具：编码解码理论
对媒体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关注一直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文化研究者们从分析微观的意义建构入手来了解媒体如何在一种宏观的社会权力下进行运作，即意义如何透过特定的表达形式被生产出来，以及意义又是如何被读者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理解。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就指向文化研究学派传媒研究中两个不同却又有关联的领域。一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文本分析，它将新闻、纪录片、肥皂剧等都当作是以特定方式建构意义的机制来理解。但是，如果研究的最终目标只停留在文本，就很容易忽视受众的主体地位与能动性，有鉴于此，对于受众解读传媒产品的方式的研究就成了传媒研究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下一节将有详细论述）。然而，无论是传媒产品的文本分析，还是受众的解读方式，这两大领域都直接与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
编码解码理论起始于霍尔对传播过程的重新认识。他把传播过程分为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四个阶段，视其为一个结构性的整体，以之取代了传统大众传播研究的发送者/信息/接收者的线性模式。对于这样一个传播流程，尤其是电视的传播，霍尔导入了符号学的工具来进行分析。对于媒介研究来说，符号学一个最让人兴奋的方面是那种可以运用于视觉形式——电影、电视、摄影与广告图片——的方法，这为研究现代意义生产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方案，而这种途径传统的语言学分支是无法提供的。[20]
首先，霍尔将传播过程中实践的客体理解为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21]在符号学看来，几乎所有的传播都包含了符号和符码两种要素。符号指的是各种人为制品或行为，任何意义都须经由它来传递；符码则是指一套套有组织的符号系统，它的使用规则建立在社会成员的共识之上。[22]所以，拿电视来说，在电视话语的“意义”流通之前，先要将原始事件编码成电视符号。这种电视符号不但包括了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而且涉及到两个层次的意义，即明确的意义层次——它再现事件现场的种种影像和音响，以及隐含的意义层次——传媒的立场以及传播的目的。隐含的意义层次往往是意识形态话语介入最活跃的层次。这样，经过编码的电视文本就是一个多义而开放的系统，面向受众的读解。如果受众能够读出其中的意义也就是解码，那么这一流程便有效地完成了。
其次，霍尔还指出，这一流程中的任何环节都具有相对的自主性，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特殊的形态和存在条件，没有哪一个环节能完全保证下一个环节。编码阶段与解码阶段都有自己决定性的意义结构，而它们之间并不具有直接的一致性，也就是说编码解码所用的规则并不一定就完全相同。如果双方的规则不同，那么误读就成了一种必然。既然如此，如何才能保证不产生这种误读现象呢？在符号学看来，人们对于“意义”的理解并接受是缘于一种共享的文化符码，也就是说传受双方要采用相同的规则，交流才可以圆满完成。而这种共享的规则其基础是文化，由此，不难看出文化对传播的制约作用。
3、受众理论的拓展：三种解读方式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的一个突出贡献就在于把受众的实践整合进一个结构性的传播过程，不再把受众当作顺从主流生产体系的消极客体，而是具有能动性的可以进行选择的积极主体。在霍尔看来，不管讯息显得如何透明自然，也不管它经过多么精心的编码以期形成某种特定的解读方式，解读讯息都是一个复杂的实践过程。由此，他根据三种假想的受众解码立场推导出了三种解读方式。
第一种是倾向式解读（preferredreading）。在这种方式中，受众直接从文本中获取传播者想要传播的意义，即根据编码的规则来解码讯息。比如，某天的新闻提出应该给公务员提高工资，实行高薪养廉，作为受众的我如果同意并接受了这种观点，那么编码与解码的实践之间产生了高度的一致性，这就是一种倾向式读解。第二种解读方式是协商式解读（negotiatedreading）。这种方式混合了相容因素与对抗因素，它既认可主导的符码，却也不放弃自身的规则，持一种有保留的赞成态度。比如，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公务员，可能认为高薪养廉确实不失为一种反腐的措施，但我同时觉得单靠这一措施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甚至在现有的条件下根本做不到为公务员提供高薪。这就是一种协商式的解读方式。第三种则是反抗式解读（oppositionalreading）。解码者并不以编码者的规则来进行解读，而是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比如我可以认为高薪养廉只不过一小部分人想获取特权与利益的借口。对抗式解读导致的是编码者的传播意图被颠覆。
三种读解方式的提出，使讨论的焦点从意识形态的决定论慢慢转向多元主义。对于文本来说，虽然某种意识形态或特定的意义会占据优势地位，但是读者是否会接受特别意涵，则与读者在社会体系中的位置，或者是读者所拥有的文化观有关。[23]
霍尔模式直接导致了新的受众研究浪潮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与80年代初期的兴起，其发展大体呈现两种趋势，一派以莫利为代表，大抵遵循了霍尔模式的初衷，另一派以费斯克为代表，将受众的能动性进一步放大，走上了“符号民主”之路。
在费斯克看来，文本仅仅是意义的储藏物，等待着读者通过多种方式来激活。所以，在论及编码解码模式时，他认为该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它把分析重点从文本转向了读者，认定读者才是意义发生的场所。这样，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文本的作用被淡化，而受众的创造性得到高度的肯定。他认为读者完全可以自行从文本中构连意义，并从中得到愉悦。这样一来，受众作为主动的参与者，可以享受到“语符的民主”。费斯克的这些论述一直受到其他文化研究学者的批判，认为他夸大了受众的权力。尽管如此，他对受众创造性的反抗和颠覆活动的肯定，无疑将受众研究推进了一步。
综观上述三种传媒研究方法，可以看到它们理论来源不同，侧重点也不同。事实上，正是这些方法相互之间的转换与整合，造就了文化研究学派丰富多彩的传媒研究成果。
文化研究学派的传媒研究给今天的新闻传播学带来的启示是丰富的，值得我们好好地去消化与吸收。不过，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任何一个流派、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文化研究学派对符号与意义生产的关注虽然凸显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化生产与传播背后的政治经济关系，而这种缺憾恐怕我们主要得依靠传播政治经济学来进行弥补。
注释：
[1]参见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三联书店，2002年。
[2]罗钢，刘象愚：《前言：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参见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3]SamuelL.Becker,MarxistApproachestoMediaStudies:TheBritishExperience,CriticalStudiesinMassCommunication,(1)(1984).
[4]转引自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页。
[5]RaymondWilliams,CultureandSociety.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8,P256.
[6]Grae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SecondEdition,Routledge,1996.P11.
[7]同上，P5—6.
[8]AndrewTudor,DecodingCulture:TheoryandMethodinCulturalStudies.SagePublications,1999.P8.
[9]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86页。
[10]JamesW.Carey,CommunicationasCulture:EssaysonMediaandSociety,Routledge,1988.
[11]DouglasKellner,Communicationsvs.CulturalStudies:OvercomingtheDivide.
[12]周宪，许钧：《〈文化与传播〉译丛》总序，参见《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
[13]Grae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P3.
[14]DouglasKellner,MediaCulture:CulturalStudies,IdentityandPoliticsbetweentheModernandthePostmodern,Routledge,1995,p35.
[15]同上，P36.
[16]米米•怀特：《意识形态分析与电视》，伍迪·艾伦：《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57页。
[17]王耀辉：《文学文本解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
[18]Grae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p.81.
[19]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80页。
[20]JohnCorner,StudyingMedia:ProblemsofTheoryandMethod,EdinburghUniversityPress,1998,P14.
[21]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第345页。
[22]JohnFiske著，张锦华等译《传播符号学理论》，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第89页。
文化视野论文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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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的视野：大众传播与接受
当代世界最不引人注目却又最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现象是什么?电视.电视观众恐怕是当代世界最广泛的文化研究对象.研究电视,是理解与大众传播中心问题有关的整个社会和文化进程的潜在的关键.因为，电视观众是今天人类日常生活中社会和文化的最主要的实体。
在当代世界,与电视有关的生产者的力量日益强大,而与之相应的消费者的力量也日益强大.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德国接受美学兴起时的一个重要契机就是其创始人敏锐地感受到了当时大众流行文化的兴起.后来,接受美学又突破了其早期读者中心论的藩篱,向COMMUNICATION转化.COMMUNICATION这个词既是交流,也是传播.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传播及其传播媒体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一刻或缺的生存手段.
按照传统的观念,消费的基本要素是其实用性或有效性,也就是说,购买一种产品,一定是于人有用的.而其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人的需求奠定了其效用的基础.但是从现代观念来看,人的需求是养成的.现代人的消费也在不断发明着\制造着\涵养着他们自身的需求,特别是人们的精神的和文化的需求.消费本身是一个构筑意义的过程,它"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文化的内化",是文化的生成\漫漶\固化的过程.我们无法想象,30年前中国社会会对当代流行音乐有如此巨大而狂热的需求.10年前有位朋友从西方归来,谈及西方电视观众对某一电视主持人的喜爱和依赖.一位年长的时事政论主持人因度假,节目改由他人主持,竟然有几十万观众写信打电话要求他回来,他们声称无法忍受没有他的日子.当时对此深感不解.几年后我国电视也重演了这一活剧.使我们深骇于电视的力量:电视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传播技术的发展，现代科技广泛地运用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之中，在文化领域掀起了新科技革命的旋风，已经导致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和传统文化形态的更新。文化生产方式工业化，实现了从文化手工业到现代文化大工业的深刻变革，直接导致文化工业革命。文化作坊让位于文化工厂，社会化文化大生产取代个人化文化小生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高新技术的产生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不仅导致所有传统艺术形式的升级换代和现代更新，而且创造了大量崭新的艺术形式。
文化传播形式随着现代大众传媒从纸煤质到电媒质的创生变换，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媒体革命。广播、电影、电视、音像、多媒本相继产生，不仅创造了崭新的文化工业--广播工业、电影工业、电视工业。音像文化乃至多媒体文化代替图书文化，成为新兴的主导文化形式，并且在图书的基础上创造了电子报刊，新闻产业、广告产业等等相继诞生，文化不断经历创新扩容。文化的领土前所未有地猛烈扩张。
相对而言，如果说中国二十世纪初叶经历的新文化运动实现了中国文化的新旧置换，是一场具有中国历史意义的文化本体革命；那么，以电子媒质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媒的升级换代和创新发展，使人类具有了崭新的现代文化，实现了文化本体的更新发展和创新扩容，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革命。
人类童年时代的文学艺术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古代的游吟诗人就是通过不断的游走吟唱来传播艺术、故事和历史的。诗歌特别是史诗成了那个时代人类最主要的艺术方式。但是口耳相传的艺术是没有原本的艺术，是在传播中创作和加工的艺术。印刷术的发明，使人类的传播有了巨大的进步。阅读成了获得知识，展开想象力，享受艺术，开拓人类精神领域的最佳方式。正是纸媒质确立了文学在诸种艺术形式中的宗主地位。
从纸介质的传播媒体向广播电视等电子介质的传播媒体转化，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飞跃之一。电子传媒比印刷传媒拥有更为强大的力量。
今天科技对文化的渗透，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艺术的媒介化趋向。艺术的媒介化以越来越多的大众文化产品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标志。它表现为艺术的传播越来越受到媒介工业技术和体制的制约。借助媒介，艺术传播的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传播效率更高。而且，媒介介入了艺术的创作过程，成为艺术的一部分。传播媒介给艺术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艺术作品与艺术创作原初语境的分离，即所谓"取消语境"（decontextualization）,在一个虚拟时间虚拟地点重构一个新语境，此所谓"重置语境"(recontextualization)，艺术传播和媒介技术带来的语境的分离和重构，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艺术创作反映生活的传统观念。是媒介手段创造了比现实更真实的"超现实"或"超真实"。
如果说过去的艺术作品只有一个作者的话，现代的电子媒介艺术的作者则是一大群。这只要看看每一部电视剧后面长长的名单就了然了。当代电视艺术作品除了作者（编剧）外，还有导演、制作人、工程师，以及广告公司或传媒公司决策人员的介入。甚至作品的发行人员都可以指手划脚，说三道四。时尚潮流更多地影响艺术创作。
传统的神话已经远去，今天的神话是以电子媒介传播的大众文化。而电视就是当代大众文化的神话与象征系统。电视作为技术,为其使用者创造了一个空间,这是一个操作的空间,又是一个能够创造意义的空间,一个有着可能性及不确定性而有待填补有待扩展的空间.虽然没有绝对的分界,电视(以及其他信息与传播技术)区别于非交流性的家用电器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双重连接作用.它本身具有意义,同时,它还是意义的传送者.
先前的媒体研究认为，这一研究的核心论题应当是媒体节目的共同性与观众要求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是媒体的强制性压抑、消弭了观众主体的能动性，使观众成为被动的接受者。但是，当前高科技传媒的发展告诉我们，今日的媒体是在一个日益复杂日益多样化、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里运转和发展的，先前某一两种媒体如电视或某一两家电视霸世界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随着媒体种类与数量的急剧增加，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媒体的传播功能与创造意义的功能逐渐合一，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的选择性越来越高，主动性越来越强，某一种媒体或某一家媒体凭借一种行政命令或长官意志完全地直接地影响大众的时代即将过去。如果我们说当今世界媒体的力量在左右着人类的话，那么，媒体的迅速发展也在不断产生着消解其霸权的力量。媒体的多样性和多元性，以及内容的极其丰富性，赋予受众更大的选择的能动性与自由度。竞争使媒体与接受者的关系由原来的教育、指导甚至命令变为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收费上网、有线电视使接受者白得免费午餐的受赠意识、传统形成的受教育、听报告的意识大为减弱，而代之以我作为一个消费者的个人购买与消费行为的意识。既然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我就有权要求得到更合乎我的个人意愿的服务；既然可以有多种选择，我当然选择最符合我的个性特征的节目。
但是这些众多的选择，仍然只能在一种任何人也无法逃脱的文化语境和公共空间中展开，在一定的文化与经济的场域中实施。因而民族的、地域的、性别的、阶层的特征就凸现出来，观众由文化所囿定的主观倾向性便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尽管这一显现仍然显得那么随意、漫漶、毫不经意。
[page_break]从媒体来看，其"服务"的多样性也是有条件和受制约的。尽管电视节目千变万化，它众多的表现类型叫人目眩神迷，但它本身实际上是一种"配方式媒介"。西方电视美学家赫拉斯.纽肯默指出，"成功的电视配方被广为模仿……能够存在下来的配方一定是广有观众的。""配方成了组织和界定世界的特殊方式。情景喜剧和电视所创造的其它形式的世界都给人不真实的感觉，但是，我认为情景喜剧和电视却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现实感。每种类型都有它自己的价值系统……打破这种现实也就是创造一种新的配方。在某些情况下，这也就创造出一种新的电视艺术形式。"
当然，媒体的伟大与可怕还在于它水滴石穿、有意无意地形塑观众的趣味、喜好之型，欣赏习惯、文化生活之模式乃至深层心理文化结构的功能。
对于观众的研究可以是相当抽象的，但世界上的任何观赏行为都是具体的，都是在一定的场景中展开的。至今为止的主体媒介电视主要是在家庭中观看的，它更多地带有一种小型的群体性质，观众之间有感应，有共鸣，有交流。正在迅速崛起的网络媒体其观看行为则更加个人化或私人化。由于动态的互动关系，先前观者之间的感应交流已被网上的互动交流所代替，先前极为重要的此时此地的具体时空场景，现在已相形见绌，不再那么绝对重要了。
媒体的文本分析是十分重要的。它是意义产生的主要源泉。其后来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对观众的引导或与观众的互动都先在于生成而预存于文本之中。所以从某种角度讲，观众早被镌刻在文本之中。
文化视野论文范文第3篇
学校校园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是全校师生在长期的教学、科研、管理和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并被广泛认同的精神财富和物质环境的综合，涵盖了反映学校传统和风气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以及制度文化，是一所学校主流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就目前而言，校园文化是以学生为主体，以课外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全校师生共同参与的一种群体文化。特色校园文化是一个学校在长期的办学理念、人才培养和校园文化等方面凝练而成的文化，它是区别于其他任何学校的具有不同特质、不同内容且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指标。
二、民族类学校的校园文化特点
对民族类学校而言，在构建校园文化时，必须利用多民族文化这一特点，充分挖掘、提炼并形成自有的特色校园文化。目前，多民族视野下的校园文化普遍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特性，其主要有以下特点。
1．文化结构的多元性
多元文化（multi-culture）的内容包括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的多元化、民族、种族多元化、文化多样化及价值多元化。和其他学校相比，民族类学校校园中文化结构的多元性是其区别于其他学校的显著特征，其特征是校内学生结构普遍具有多民族性，具有多元的文化背景，他们在文化知识和价值观、信仰等方面具有多元性和差异性。这些学生由于接受自己文化的洗礼，其独有的民族文化在心灵中根深蒂固，进入校园后他们仍然会自发形成“民族群体”，以便在校园同一平台上继续展现、传承各自民族文化，这就形成了校园文化的多元性。
2．宗教文化色彩浓厚
一般情况下，民族类学校在学校建筑、教学模式设计、学生活动、学生寝室文化建设等方面都能体现民族文化，而这些文化当中或多或少地搀和着各民族的宗教文化色彩。例如藏族学生的寝室或教室具有明显的宗教特色，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同为藏族，但是来自于不同地区的藏族同学具有不同的，仅就四川阿坝藏区而言又分为苯波教与藏传佛教。所以民族学校庞大的少数民族学生数量决定了校园文化必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且宗教工作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复杂性与国际性五大特性决定了该类学校构建特色校园文化时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3．校园文化差异较大
首先，少数民族多来自边疆或经济欠发达地区，他们接受外界新鲜事物的机会相对较少，从而造成他们的意识形态、文化程度与来自经济和文化沟通交流顺畅的汉民族相比相对落后；其次，由于各民族学生非常注重自己的、传统文化与习俗，他们急于在其他民族间寻求文化认同但又希望保留各自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各民族文化更好地相互融合、交流和沟通，这使得校园文化具有显著的派系性；最后，鉴于我国目前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倾向性，加之多元文化主义学说的成熟，使得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民族学生自发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阵营，从而造成文化交流的障碍。所以，民族类学校因种种因素造成校园文化差异较大。
三、民族类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不足
在教育快速发展环境下，众多学校的办学规模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不是校园文化的大发展，而是校园文化的特色、个性、魅力的淡化和缺失。基于上述情况，多民族文化视野下的学校要增强自身软实力，提高核心竞争力，以培养信得过、靠得住、留得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必须依据自身特点，挖掘内部潜力，利用多民族文化构建特色校园文化。就目前而言，该类学校在构建特色校园文化时还存在以下不足。
1．特色校园文化与传统文化关系不清
一般情况认为，学校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办学和管理过程中逐步积淀下来的能表现学校精神的优秀文化，他能反映学校的悠久历史和人文精神。学校特色校园文化是为适应时代的发展、社会的需要、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而凝练出来的区别于其他学校的特有的文化。学校传统文化和特色校园文化相辅相成，互为弥补。学校传统文化是特色校园文化的基石，一般情况下，特色校园文化是学校传统文化发展而来，它是对学校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同时，学校传统文化的底蕴通过特色文化体现。特色校园文化要体现特色和发展，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有效地继承学校的传统文化并加以创新；从另一个角度看，学校传统文化走特色化建设是其提高生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只有这样，传统文化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所以，学校在构建校园特色文化的过程中，不能摈弃传统文化而专攻特色文化建设，更不能为发扬传统文化而忽视了特色校园文化的建设。
2．特色校园文化构建的民族性不突出
由于多民族文化特性，民族类学校具有与一般学校所不同的性质、服务对象和任务等特点，所以在校园文化的构建方面也应显示出自己的特色。但是从调查情况来看，该类学校无论在建筑风格、办学理念、专业设置等方面，还是在校园文化活动的组织形式、管理制度方面，抑或是在校训、校风、校歌、校徽和校园文化作品方面，都缺乏明显的民族和地方特色。比如不少民族类学校在建筑设计、办学理念、校训、管理制度、培养目标等方面与其他学校相似或雷同，这就脱离了民族类学校办学实际，缺乏特色，使校园文化的民族性不突出，缺乏亮点。
3．民族文化的融合、挖掘和创新不够
多民族视野的学校特色校园文化建设应体现先进性、传承性、创新性，因此，在构建特色校园文化时不应仅仅停留在已有各民族文化成果这一层面上，还必须担当起挖掘、融合、传承和创新少数民族文化的重任，并把它整合成既适合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又与主流文化相协调的文化形态。民族类学校想要构建区别于其他普通学校的富有竞争力的特色校园文化，必须充分开展多民族视野下的多民族文化的挖掘、融合和创新工作，但实际上这方面做得不够。一是对多民族文化的挖掘不够，停留在已有的文化基础上，而忽略了对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整理、修复工作；二是在构建特色校园文化时对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力度不够，各种文化交流、碰撞较少，使得各民族文化在校园内自为阵营，具有明显的民族派别性；三是对现有的民族文化创新不够，在诸如过于保守、崇尚继承、畏惧失败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使各民族文化停留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缺乏创新性，不能体现新时代的要求，墨守陈规，生命力不旺盛。
四、多民族文化视野下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策略
1．充分挖掘、融合、发展多民族文化
民族类学校由于具有多民族文化背景，所以多个民族文化在校内相互交流、相互碰撞、相互冲突、相互吸收、相互排斥、相互激荡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所以，多民族文化视野下的民族类学校在构建特色校园文化时要充分挖掘、融合多民族文化，发展多元文化。要发展多元文化，使其更好地融合、碰撞和交流，就应该通过在校内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发展格局”来实现。这一格局具有以下特点：（1）多民族文化高度融合成有机统一体，并且都拥有了更高层次的民族文化认同，即中华民族文化；（2）在多元一体格局中，汉文化既是多元中的一元，同时又发挥着凝聚多元结合一体的作用；校内的多元文化一体化并不是自然形成的，作为创建特色校园文化的管理者，一定要在校内营造全面协调、主张多元、强化一体的氛围。全面协调、主张多元就是要挖掘校内各民族学生自身的民族文化特色，在此基础上提供平等、公平、透明的展示平台，促进交流，加强合作，提供各民族学生自身民族文化的展示窗口，以实现校内各民族文化“百花齐放”共同发展的格局；强化一体就是加强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交流和碰撞，依据校内实际，立足学校传统文化，提高内聚力，培育多民族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传承学校已有核心校园精神，最终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校园多民族文化一体化格局。
2．做好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
目前，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学校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做好各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和保护工作，但是受各种因素影响，中国教育体制以汉文化为中心，以英文和现代科学知识为主体。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对于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民族类学校则必须留给民族文化足够的生存空间，挽救濒临失传的非物质民族文化，这是构建特色校园文化的需要，也是该类学校的重要社会功能。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是规避上述不足的有效途径，在具体实施上，把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作为素质教育的内容，将当地各族人民的民族民间音乐、绘画、舞蹈等引进教学活动，并在适当时机将其设为地方课程或校本课程，同时，有条件的学校开设民族民间文化课程供学生选修。通过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一是通过挖掘、整理、发展民族文化，对其起到了保护和传承作用；二是显著提高了学校特色文化的内涵与质量；三是培养了学生的民族文化学习兴趣，从侧面对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有利于当地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3．创新校园文化活动开展形式
艺术活动是培养学生审美情趣、提升人格境界、活跃校园生活的有效形式，为学校的师生所共同喜爱和关注，多民族文化视野下的民族类学校构建特色校园文化过程中，另一个重要的方法是以艺术活动为载体，创新校园文化活动开展形式。为了构建特色校园文化，必须利用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的特点，积极引导他们发挥特长，积极开展诸如学生艺术节、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少数民族舞蹈大赛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开展富有特色的艺术活动，不仅能更好地构建特色校园文化，而且能体现学校文化特色的唯一性，从而提高竞争力，更能促使次流的少数民族文化向主流的汉民族文化渗透和交融。例如藏族舞蹈———锅庄，原本是藏族人民在茶余饭后围着火塘歌唱跳舞，以驱一天的劳累与疲乏，从而保持旺盛的精力以应对恶劣环境。由于创新了校园文化活动形式，丰富了舞蹈内容，在每年举行的锅庄文化节中得到各民族学生的追捧并盛行于民族类学校校园中，现已成为节日、招待重要的宾客的一种通用舞蹈，更因此而凝练了特色校园文化的分支———锅庄文化。
五、结语
文化视野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多元视野；本土化；开放性
在多媒体席卷全球的趋势下，音乐的应用已经遍布各个领域。随着人民群众生活审美的要求增加，音乐相关的产业日益壮大，其中音乐培训的教师缺口日渐显著。因此，音乐教育不仅能提升全民素质，而且能促进新服务产业的发展。
目前我国的音乐教育体系主要参照西方。一方面是因为西方音乐理论体系完备，乐器表现力强，音域范围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传统的音乐理论仍在探索中，乐器的表现能力还有待发挥。相比其他艺术门类，音乐是一个求新和求变要求更强烈的艺术形式。音乐可以包罗万象，只要能给人以愉悦感，任何元素都可以添加。如京剧、山歌等，元素来源的广泛性，让音乐的创新存在无限可能。这样一种开放的艺术形式，对多元文化的视野要求就更迫切。
现行的初级及中级音乐教育模式存在理论不完善、陈旧等问题。音乐技能的训练主要以钢琴等西式乐器为主，存在技能单一，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等毛病。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音乐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由于音乐教育上对西方模式的偏重，不仅使我们的音乐发展僵化，而且使很多优秀的本土音乐形式失传，这种形势下，开展多元文化视野下本土音乐的研究势在必行。在初、中级的音乐教育上，要积极引导，逐渐形成音乐多元化的理念，在音乐技能的训练上，要不拘一格，百花齐放。音乐是开放的，令人快乐的，令人舒适的，令人感动的。音乐教学也应该别开生面，收放自如。
就目前的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具体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引入多元化，添加本土化元素。
一、音乐理论指导应该更开放，注重中西结合
初、中级别的音乐教育，一般偏重技能训练，对理论要求比较少。但教师在介绍这些理论的概况时，仍旧要有指导思想。主要体现音乐理论不是僵化的，各大文明都有自己的音乐理论。西方音乐理论虽然成熟、文献众多，仍旧有很多需完善的地方。中国音乐理论缺乏，可挖掘的地方有很多。教学时，可重点向学生介绍音乐理论的丰富性、开放性和可不断完善性，激发有音乐理论潜能的学生的兴趣。
二、音乐技能的培训丰富化和本土化
目前的音乐教育技能培训，主要是声乐练习以及对钢琴等乐器的掌握。声乐练习是一项有关生理学等学科的比较客观的技能，需要重复不断地坚持练习，练习的曲目也是由易到难。整个学习过程整体上是比较枯燥的。在多元视野下，应该增加更多的练习曲目，国内的、国外的以及本土民间的，如，《茉莉花》《唱山歌》等，本土的喜闻乐见的歌曲的增多，有利于学习效率的提高。
在乐器技能培训的选择上，应该完全由学生自由选择，音乐是不拘一格的，只要演奏得当，任何乐器都能创造出美妙的旋律。中国的传统乐器各式各样，有很多在独奏上能与国外主流乐器媲美，如二胡、笛子等，另外还有很多种具有独特表现力的民族乐器，如马头琴、腰鼓等。中国本土音乐的挖掘性极强，跟这许多不同种类的乐器密切相关。让学生自由选择乐器，不仅有利于提高学习的积极性，还能开阔学生的视野，加强学生乐器技能掌握的广博度，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成为综合性音乐人才。
三、音乐审美的本土化
音乐审美是一项既有公共性，又有私人性的活动。很多经典曲目是大家都共同接受的，美感度较高的音乐典范，如《土耳其进行曲》《命运交响曲》等。但个人的喜好不同，审美又极富私人化。扩大音乐的接触面，了解旋律所表达的音乐情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中国的本土音乐很多是极富私人感情表达的，但美感又极高的曲目，如《步步高》《二泉映月》等古典名曲。另外，散落在民间的少数民族歌曲，更是数不清，在课堂上引入这些本土的音乐，对学生本身来说，也是一种精神享受。
四、音乐实践的本土化
素质教育要求知识更贴近时代，更服务于现实。校外课堂的开展让学生有机会将课堂所学加以实践。传统的实践主要是以歌曲表演、交响乐或歌剧欣赏为主。这些节目通常可以通过电视、网络获取，了解的途径比较多。素质教育的校外课堂，可深入民间音乐活跃的地方，去了解本土音乐的历史，感受特定环境下，有特别表现力的音乐形式的形成过程。去向本土的音乐艺人学习，并将其元素活用到主流音乐中。
五、音乐课堂教学的本土化
音乐课堂有音乐的旋律才能称之为音乐课堂，对于学生来讲，最熟悉的莫过于当地的山歌或者号子，例如，我们家乡的海门山歌《淘米谣》，这首带有吴语味道的淘米谣通过轻快、悦耳的节奏反映了我们沿海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再如《隔滨看见野花红》《小阿姐看中摇船郎》等，歌声清纯甜美，学生在悠扬婉转而熟悉的曲调中感受轻快的民族生活，将音乐与生活相结合，让孩子们在音符之间感受生活的真实、亲切，这样更利于学生对音乐的深入了解，更能加深学生对音乐的热爱。
音乐是一个需要持续创新的领域。其理论的变化性，技能的更新速度都比较迅速。抓住稍纵即逝的灵感，就可以作出优美的旋律。音乐知识如同音乐本身一样，也是流动的。音乐教育除了需要基本功，更需要别具一格的创新能力，多元视角下的本土化教育，给音乐教育添加了更多知识性、趣味性的元素，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教育模式。
参考文献：
［1］孟惊雷.西方音乐学构架对我国音乐理论教育的影响［J］.鸡西大学学报，2007（07）.
文化视野论文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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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文化生态；高校质量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40-5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038（2013）07-0015-04
高校质量是高校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其中高校文化建设又是保障其质量的核心路径。从文化生态的视角研究高校质量文化建设问题，具有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和科学性，可以为高校质量文化的建设提供一条新的解决路径。
一、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视野
所谓文化，广义地讲，就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文化大体由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等诸因素及其关系构成，它们相互区别，但同时又是同一整体中的三个侧面，在整体文化中是相涵相摄、相辅相成的。从文化的外化和接受过程来看，文化可分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从文化在系统中的地位来看，又可分为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主流文化和亚文化具有对立的一面，但它们又是互补并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1]如果立足于文化哲学的角度，文化可以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就文化作为一种稳定生存方式的内在机制而言，文化又可划分为自觉的文化和自在的文化。
20世纪初，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和克罗伯通过对“北美土著民族文化是否由环境决定”问题的研究，开启了文化生态研究的大门。1955年，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的学生斯图尔德（Steward）公开发表了《Theory of CultureChange》，在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文化生态的概念。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文化生态由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发展成为跨越人类学、文化学、生态学、哲学、管理学等多领域的交叉学科。
目前，文化生态在我国研究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关于这方面的权威论著不多，但可喜的是众多来自各领域的学者正参与研究文化生态。我国有学者认为文化生态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来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的一种学说。[2]还有人认为文化生态的概念指的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环境和状态，是研究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资源、环境、状态及规律的科学。[3]文化生态是各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动态系统。[4]
二、高校质量文化建设现状及存在的误区
1 高校文化建设的内涵
对于高校质量文化的内涵，国内学者说法不一，具有代表性的表述是：“高校质量文化，是指高等学校在长期教育教学过程中，自觉形成的涉及质量空间的价值观念、规章制度、道德规范、环境意识及传统、习惯等‘软件’的总和”。简单来说，高校质量文化是全体师生员工涉及质量空间的一切精神活动、精神行为以及精神物化产品的总称。[5]高校质量文化实际上是高校文化的一种子文化，具体而言，它包括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6]
2 高校质量文化建设的发展及现状
高校质量文化建设理论主要是从企业质量文化建设中移植过来的，其实质就是企业质量文化建设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应用。[7]
自1998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逐渐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民办院校等高校不断涌现，随之而来高等院校的办学质量下滑问题凸现，引起了教育管理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
此后，我国学者也将目光投射到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问题上来，通过近十年来的努力，对高校质量文化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与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体来看，对高校质量文化建设研究的氛围还不浓，深度和广度还不够。主要表现为：一是还没有形成具有权威性的理论体系：二是研究视角和技术手段单一：三是过多注重技术细节，缺少宏观眼光和整体的、系统的思维；四是重研究轻实践：五是缺乏对高校质量文化结构的深入研究；六是缺乏对质量文化的传承性研究；七是缺乏对拓展质量文化途径的研究。
三、构建基于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高校质量文化结构及特点
高校文化建设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传承文化薪火的讲坛。是生产文化精品的场所，对促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8]依据高等教育的宗旨和使命，高校文化的主要内涵是高校质量文化。
高校质量文化的涵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高校质量文化是指在学校系统内，以质量为核心的所有存在方式的总和，包括物质层、制度层和精神层三个方面。狭义的高校质量文化主要是指学校质量文化的精神方面，是高校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本校特色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是一种团体意识和精神氛围。它具体可以体现为师生员工共同的信念和教学质量观念，以及在追求教学质量过程中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等。它是保证教学质量达到预定目标的精神力量。
1 高校质量文化的特征
高校质量文化结构的特征很特别、也很丰富，研究它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它，也有助于高校质量文化建设。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看，高校质量文化结构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分述如下：
一是主体性。这是高校质量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生态所必备的特征，也是区别自然生态系统的根本特征。
二是整体性。高校质量文化既是一个系统，又是一个整体，具有清晰的理论边界。整体性是文化的普遍特征。
三是动态性（发展变化性）。在当今信息极度发达的社会，这个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一种文化如坚守不变、不能顺应时展的话，必将被淘汰。
四是自律性（约束性）。任何一种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自我调整性和适应性。高校质量文化具有特定的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自觉性和自我约束性。
五是自由性（非组织性、无序性）。一种好的高校质量文化的形成不是靠行政命令和说教，更多的是靠人们自觉、自发状态的长期发展和延续，具有广泛的“民间性”。换句话说，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靠有效组织形成的，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文化。
六是逻辑性（理性）。高校质量文化具有自由性，并不是说它没有逻辑性、理性，它也是依据自身特定的价值观去选择性地判别、“思考”，而不是杂乱无章、随意接纳的。
七是开放性。高校质量文化向环境和其他文化开放的，它与其他文化相互影响、作用，有时还会相互转化，这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特点，有助于其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
八是相互渗透性。体现在它不断摒弃、接纳、转化的特点，有些“俗文化”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转化为“雅文化”的。
九是排斥性。高校质量文化的这个特点不仅体现在对某些“文化”的排斥，而且也对无关其他人群产生排斥。
十是主导性。由于高校质量文化具有特殊的文化主体，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主导的，包含高校“官方”主导和民间氛围熏陶两个方面，这也是高校质量文化特殊性的一面。
2 基于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高校质量文化结构
对高校质量文化的内部构架已有很多学者进行阐述，看法角度各异。从文化生态学角度来看，高校中的全体教职员工、学生与高校环境及外部环境长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总和形成了高校文化。其中高校人员与高校环境起到主要作用，外部环境，指一切高校以外的人与环境。起到次要作用。而高校文化可以依据不同分类方法进行细化成不同文化，如课堂文化、各种教育形式的文化、大学生课外文化等等，高效质量文化处于核心地位。其结构简图如图1：
该结构图客观清晰地展现了高校质量文化的产生过程及其发展环境，其具体内容是极其丰富的。高校质量文化是由高校人员、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共同长期作用下产生的。其他文化（指除去高校质量文化的其他具体高校文化）与高校质量文化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水融”关系。社会上的外部文化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对本高校质量文化的生成与变迁产生影响。从文化生态角度来看。它是以高校质量文化为中心的一个整体，也是一个系统。因此，抛开环境，单纯、孤立地谈高校质量文化是不切实际的，会成为“无本之源”。
四、基于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高校质量文化结构建设路径
1 夯实基础，全面加强高校人文建设和环境建设
第一，高校应确立以高校质量为核心的办学理念，这也是立校之本。高校只有具有强烈的质量意识，进行全面质量管理，高等教育质量才能得到基本保证。[9]明确了以质量为中心的办学宗旨，就确定了高校的发展方向，也就为产生健康的高校质量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高校应建立完善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高校质量是以教学质量为核心的，加强教学质量管理的关键是建立起一种既有激励、约束功能，又有自我保证、完善功能的教学质量运行机制。而建立这个长效运行机制的根本途径就是要在高校内部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科学的、符合校情的教学质量内部保证与监控体系。
第三，高校应积极培育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目前，高校“重科研、重效益，轻教学、轻教育”的情况比较普遍，长此以往是很危险的。教师是保障高校质量的关键人物，高校应该加大投入，提高教师队伍业务水平和师德师风，积极建设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
第四，高校应进一步加强人文教育。高校是育人的殿堂，而不是生产技术机器的工厂，人文教育不可或缺，其对于培育良好的高校质量文化至关重要。
2 积极主导，增强高校质量文化防护意识
积极主导，增强高校质量文化防护意识是高校质量文化失衡的自我保护措施。高校质量文化的失衡有多种情况，如社会转型带来的文化污染、受到外部文化力量的严重冲击等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种文化形态的地位并不对等。远没有形成真正的鼎足之势”。㈣当今，“文化入侵”已不是新名词，其产生的后果是毁灭性的。面临这种情况，仅靠高校质量文化自身的自律性和排斥性特性是不够的，需要积极发挥它的主导性作用，干预、抑制不良发展趋势，引领高校质量文化回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上来。需要高校质量文化提高其“抗干扰性”和“免疫性”，逐渐建立“过滤”机制，实现“优进劣挡”文化氛围，从而起到自我保护、自我发展的科学作用。
参考文献：
[1]刘进田，文化哲学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74，
[2]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53，
[3]戢斗勇，文化生态学论纲[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1-7
[4]马菁，近十年来国内文化生态问题的研究综述[J]湖南社会科学，2011，（1）：26-31
[5]何茂勋，高校质量文化论纲[J]高教研冤，2004，（3）：140-145
[6]孔凡莉，构建高校质量文化管理体系[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8，（7）：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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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音乐教育 多元文化 本土音乐 世界音乐
一、 美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
1．美国音乐教育领域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框架及发展
多元文化主义运动是一场社会运动，20世纪初，成为学校政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概念的发展植根于美国学者Carter G woodson的学术著作中，主张找到减少偏见，建立不同种族间合作的方式，与20世纪40年代内部教育改革相联系。20世纪60年代的公民权利运动则是更直接促进了多元文化教育的建构，多元文化教育认为：接受和寻求所有学生的价值学习计划知识和技巧的多样性对学生的学习体验兴趣和需要有重要的影响。它的教育目标是为所有学生增加教育的平等性，在课程中体现他们的价值观和平等观。
音乐领域的多元理论的框架的开始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当时音乐教学出现了多样化，在课堂中使用RCA公司出版的舞蹈录像等素材，民间歌曲集也渐渐成为课堂的教学的内容。20世纪20年代，课堂教学出现了大量“多国家歌曲”的音乐版本包括德国民歌英国歌曲，以及北欧和中欧国家的歌曲。整个20世纪40年代，人们认为寻找一个统一的音乐教育主题是非常必要的。
20世纪60年代，美国成立了“非西方文化的音乐”小组委员会和主张推进所有文化的音乐教学。1972年10月，《音乐教育者》主编Hartzell监督发行了专刊“世界文化中的音乐”。人类学家Margaret mead作序，音乐人类学家和音乐教育工作者供稿，稿件为从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选择的传统的音乐文化。这些工作唤起了各种层次水平的音乐教师对学习材料和教学方法的认识，而且使音乐教学大纲多元化。1989年美国音乐教育者大会出版了教科书《音乐教育的多元文化视野》。
美国音乐教育者学会几十年来曾多次举办多元文化研讨会，由音乐人类学学会、史密森博物馆的乡村生活计划办公室、美国音乐教育者学会的普通音乐学会共同研究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方法该研讨会最初是在1988年亚利桑那州音乐人类学会议上提议召开的，山威廉o交德森领导计划在音乐教育中开展音乐教育中多元文化课程重要性的讨论。研讨会结束时，《未来方向和行为的决议》被与会者接受，这个声明不但是美国音乐教育者一协会作为组织者对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要求，也反映了所有音乐教育者的心声。
2．对中国音乐教育的思考
从以上通过对美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发展，可以获得两点认识和一点对我国音乐教育的思考。首先，美国的音乐教学已开始传授非西方的音乐，这说明非西方音乐知识体系在美国地位的变化和发展，非西方音乐的文化价值观已经在美国得到认同，体现出文化价值平等性的观念。其次，这种多元文化音乐教学已经打破西方音乐优秀、非西方音乐简陋陈旧的二元对立观念，为世界音乐教学增添了动力。
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理论不仅在美国得到关注和实践，在其他国家的音乐教学中也可看到影子。英国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教授世界音乐开始逐渐增加。此外，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也都开始重视世界音乐的教学。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中国音乐教育中没有建立和实行在西方国家音乐教育中普遍认可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学校音乐教育是应该仅对少数几种音乐的学习，还是应该伴随很多音乐文化的学习？学校的音乐教育应该只强调学科技能的发展，还是通过音乐的教育带来文化理解的目标？
二、多元文化与我国音乐教育
西方音乐教育所产生的背景是普遍性哲学和自然科学哲学。它把西方的模式作为统一标准来衡量我们的音乐教学。试想如果将汉族、藏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精神用其中一种民族文化的精神作为普遍形式的标准来取舍，那么其他的民族文化是否要被舍弃或者摒弃呢？管建华在《后现代音乐教育学》中指出：音乐的起源是以人的存在为依托，人类首先存在于文化，音乐也是反映了文化的存在，文化包含多种纬度或多种层次，理解一种音乐也是理解一种文化模式，如果我们的音乐学习用一种文化音乐的“科学方式”来取代不同文化的生活世界和文化意义，那么我们的音乐教育界是否会出现“文化意义的危机”呢？
现代部分作曲家和音乐评论家承认，过去50年代音乐艺术经验出现了危机。美国著名音乐评论家普来曾兹在《现代音乐的痛苦》中以专门的章节讨论了“和声危机”、“旋律危机”、“管弦乐危机”。可见欧洲已经开始反省这种“西方科学音乐体系 ”的问题。而我们的学校音乐教育还在继续沿用这种音乐体系，这应该引起我们对此种现象的反思。汤亚汀教授曾指出：音乐文化研究是研究人类实践活动的表象意义及其背景，重点之一是强调跨文化传播及其本土文化的研究，呼应“少数话语”及后殖民文化等课题，对西方主流意识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
多元文化其本身要回到人类生活的世界及世界多个民族生活中，而非局限于理性的科学世界音乐，它具有深刻的人文科学内涵。这种多元的文化转向理念也深深地影响到我国的音乐教育。20世纪 80年代也有人提出“文化的音乐学”，这时的音乐学研究开始往文化上靠，强调多元的音乐教学。
近年来，我国也开始关注多元音乐教育的发展，多次召开以“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为主题的会议。2004年10月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国际研讨会”，与会者大都是著名的国内外著名音乐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理念的重要性。2005年开展的第二届世界民族音乐学会学术会议上陈自明教授就世界音乐教育做出了呼吁音乐教育需要观念的转变，不仅仅只有欧洲艺术音乐才是值得学习的，音乐教育必须并尽决接受当今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理念及实现。由此可见，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也给我国的音乐教育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1． 学校应该注重本土音乐教育
由于多年以来学校音乐教育以欧洲音乐体系为主，这使得本土音乐教育处于“边缘位置”。这种体系的音乐教学过多地关注技术理性以及审美，遮蔽了本土音乐的内在活的文化价值，它会使本土音乐被分解成一个个音符。
多元文化所强调的文化性、境遇性、价值性，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现代知识性质的权威主义，这种解构使人们认识到本土音乐的重要性。本土音乐教育就是要求学生回到生活世界当中，体会当地的音乐文化，达到理解世界，树立文化多样性的概念。这样一种理念的培养有助于打破以西方音乐体系为统一标准的认识框架和课程体系，进行本土音乐语言的构架和文化探索同时也可以打破西方音乐的“先进”与本土音乐的“落后”的二元对立的旧观念。
2． 开展世界音乐教学
多元文化教育在在教育界使人们认识到文化的多样性和平等性，冲破了西方普遍主义的束缚，转向多元文化教育。就音乐而言，许多国家的音乐教育者也在思考着文化转型语境中的音乐教育，这种多元思潮影响到音乐教育界理论的发展，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已经成为国际音乐教育的主流，世界音乐教学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
目前，世界音乐的传授已经得到许多国家得重视，美国大学已把世界音乐列为必修课。21世纪德国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有了较大发展，学校增加了来自非洲、北美和南美国家的歌曲和舞蹈。我国的世界音乐教学也在部分高等院校中开展起来。南京师范大学已把世界音乐作为音乐专业本科生选修课，而且在硕士招生录取中，世界音乐已列为单项科目记入总分。我国音乐课程新标准中也提出“了解并尊重世界其他国家或民族音乐文化，扩展文化视野，逐步树立平等交流，并存共荣的多元文化观”。
在音乐教育中，我们不仅要传授本民族的音乐文化，还要学习世界各个民族、各国家的音乐文化。目前，我国的音乐教育中西方音乐的学习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世界音乐的学习被狭隘地理解为西方音乐，非洲、大洋洲等地区的音乐只有少数人问津，甚至对自己本民族音乐也很陌生。我曾做过对自己家乡本土戏曲-南阳曲剧的调查，结果显示20个人有13个人对南阳曲剧一无所知，这是我们的悲哀。世界音乐学习会消解人们对音乐落后论的思想，形成一种新的平等的音乐关系，还有助于本土音乐与世界音乐的沟通、互补与发展，以便更好地促进音乐教育本土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管建华.后现代音乐教育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
［2］哈佛燕京学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7.
［3］石中英.知识转型•教育改革.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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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治河.后现代主义辞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1.
［6］高宣扬.后现代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1.
文化视野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江南小镇》 浙江文化 浙江文化资源
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提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2]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曾以荷兰为例论述了地域环境与艺术创造的关系。他认为，由于荷兰人“生存的地方气候潮湿而少变化，有利于神经的松弛与气质的冷静；内心的反抗、爆发、血气都比较缓和，不大猛烈，性情快活，喜欢享受”[3]。中外的学者都说明特定的地域环境对作家的气质、文化心理结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的形成总是产生深远而深刻的影响。浙江水网密布，气候温暖，山水钟灵毓秀，人文柔婉细致，特定的自然环境、语言乡音和历史沿革形成了浙江文化。浙江文化是一种区域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又具有自身的个性化特征。在这片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的富庶土地上，深厚的文化传统、鲜明的区域特色孕育了诸多在中国现当代文坛上举足轻重的文学大师，徐迟便是其中极富个性的一位。《江南小镇》是徐迟晚年撰写的，记录了1914年至1949年间经历的567000字的传记，这部“托付着徐迟固执的纯真与残存的理想”[4]的《江南小镇》，不仅在徐迟的创作生涯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新时期文学视界中具有独特价值。本文从“水乡风情与人文关怀”、“怀乡情结与吴言侬语”、“自强不息的精神与自由和平的梦想”方面洞察、解析浙江文化视野下的《江南小镇》，体会徐迟的《江南小镇》既是浙江文化资源的受益者，又以超越性的姿态极大地丰富了浙江文化的色彩。
一、水乡风情与人文关怀
一九一四年十月十五日，徐迟诞生在水晶晶、清丽丽、翠生生的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徐迟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以及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南浔小镇上度过的。这个故乡小镇对徐迟而言，有着生命中的忧伤和甜蜜的情结，既是他生命的起点，又是他灵魂的归宿。而浙江湖州淀积着源远流长又丰润厚重的文化底蕴，张扬活脱空灵又逸响深邃的地域文化特色。其广阔的水域、温和湿润的环境细无声息地滋润、浸染着徐迟作品独特的艺术视角和人文关怀。
太湖南岸的湖州，天目雄峙，双苕蜿蜒，绿竹葱葱，春茶油油，桂花郁郁，山水清远，人文荟萃，地灵人杰，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之称，更有“文化之邦”的美誉。怀着对故土的无限热爱与眷恋，在徐迟的笔下出现了一个充满诗意的水乡风情：锦绣天堂的鱼米之乡、千里青绿田畴、小桥流水的小镇、竹林深处的人家、河流水晶晶的腰身、在它下面婀娜多姿流过的如月亮般的石桥、在桑园地和水稻田里唱着欢快民歌的从容不迫的行人。徐迟尽兴地描绘了江南小镇的景色，再现了水乡的旖旎风光，充分展示了农桑文明和传统儒家文化下小镇生活的原生态。这一点可从《江南小镇》连用66个“水晶晶”中分离出的两组“南浔意象”即可大致领略：“水晶晶的”渔舟、烟波、水车、池塘、水网、垂柳、油菜花、紫云英、稻田……构成水乡田野风光；“水晶晶的”寺院、九曲桥、太湖石、雨巷、长街、绸缎店、酒肆……构成小镇市井风貌。生活在浙江水域的徐迟，长期受水乡文化的浸染，他的创作与水有难以割舍的联系，体现水的特质，这段“水晶晶”的诗化语言亦是水气扑鼻。
老子曾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第八章》）清丽秀美的山水风情哺育出了灵气、才气和大气的人们，《江南小镇》中徐一冰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国家的生存状态，崇尚和尊重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情感和自由。他的人文关怀首先体现为强身救国的观念：1908年他执著“增强中国民族体质，洗刷东亚病夫耻辱”和“强身强种，卫国御侮”的信念，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体育师资的中国体操学校。初时经费奇窘，作为校长的他甚至不支薪水。这所体操学校共培养出1531名体育师资和各类体育专门人才，后来不少其他体校的创始人都是该校的毕业生。这位中国现代体育教育奠基人的所作所为体现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无论在当今还是在100年前的中国不能不说是了不起的壮举。他的人文关怀其次体现为关心社会义务、怜悯失养之贫儿：1915年他毁家兴学，在南浔洗粉兜开办了南浔贫儿教养院，吸收贫寒孤儿入学，供膳宿并教育，半工半读，传授文化知识和手艺。毁家兴学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义举，徐一冰先生的毁家兴学无疑有着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光辉。传统哲学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徐迟，徐迟运用很多笔墨，将视点落在作品人物的道德化生存，探索人性的深度，在艰难中始终保持人性之美好，力图构建理想道德及和谐人性，其中蕴含着豁达平和、超尘脱俗的人生哲学意蕴。《江南小镇》中演绎的世界处处充满人文精神和美好的人文理想，从而使文学有咀嚼不尽的灵性内涵和清新脱俗的美学风范，形成独特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
二、怀乡情结与吴言侬语
徐迟晚年以《江南小镇》做他长篇自传的题目，是因为这座江南小镇深深地刻上了“诗人生命的印痕与心灵的投影”[5]。徐迟离开这座小镇，又回归这座小镇，再离开，又回归……这一次次的周折，总是与他的人生道路的选择、精神状态的起伏、国家命运的变化和时代风云的变幻息息相关。如1936年中日战争前一年，因生活和理想离开故乡到了上海；1938年因战争所迫去了香港。在《江南小镇》里，徐迟写道：“我将要流浪多久呢？才能回到我的故乡，再回到我水晶晶的家乡呢？”他从这里走出来，带一份水晶晶的诗意的心灵，走向社会，走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队伍里，走进中国现代文学史。支撑他在流乱岁月里生活下去的，正是由这个水晶晶的小镇滋生出的诗意浪漫的秉性。也只有这个小镇，才可以让他在风云变幻、世事无常的年代，为心灵寻得一份安谧的所在。
记得叶文玲在《梦萦南浔》中的一段话：“江山有灵感知音，徐老是南浔的儿子，自然是南浔最贴心的知己知音！”在《江南小镇》里，徐迟把深深的怀乡情结和浓浓的浙江人文环境文化融于吴言侬语中。
徐迟精通西语，年轻时曾热衷于西方现代派理论与作品，其诗人的气质、长期旅居的生活与丰富的阅历，形成了他独具的语言风格。总的来讲，徐迟的语言是华丽的、优美的，但由于吴方言和家乡话的适当运用，其作品又带有朴实淳厚、生动鲜活的一面。打开《江南小镇》，时不时可以读到吴语方言：“一淘”（一起，如“当年他和我父亲‘一淘’建立了徐氏宗祠”）；“会钞”（付钱，如“王区长会了钞了”）；“看看白相相”（看着玩，如“我们到北京去‘看看白相相’”）；“活脱活像”（非常像，如“沈求我先生和他父亲几乎是一个印模子里翻出来，‘活脱活像’的复制品”）；“落脱货”（败家子，如“那个时代的大户人家的儿孙终究将成为‘落脱货’”）；“驼子跌一跤，两头不着实”（如“正应了我家乡的一句土话：‘驼子跌一跤，两头不着实’”）。恰到好处地使用吴言方语，不仅是那抹不去的母语情结和怀乡情结的必然反映，同时还丰富了表达，增强了达意效果。如徐迟是南浔中学的首届毕业生，30年代又曾任该校教员，正是这层双重的校友关系，1946年当他再次回到故乡时，曾接受过一项特别使命：负责调停该校校长和校董间的矛盾。结果是“调停、调停，调到自己头上。南浔有土话，叫这种情况为“穿上了一件湿布衫”。原来，在无奈之下徐迟亲自出任了该校教导主任的职务，他把担任此职比做“穿上了一件湿布衫”――脱又脱不得，穿着又实在不好受。读者也正因为这一句通俗形象又贴切的南浔土话，一下子能更具体、更真切地体验和理解当事人当时的主观愿望和心理感受。它带来的不仅是一种语言形式和叙述方式的更新，还是一种对地域文化特殊性的保护，一种把地域文化作为审美目标，运用到文学创作中的审美实验。
三、自强不息的精神与自由和平的梦想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西楚霸王骁勇善战与长期征服江河海洋，勇敢、豪迈、刚性的品性已深深沉淀在浙江人的血液之中。近百年来，浙江得风气之先，反清救国走在前列，从章太炎、蔡元培到秋瑾、鲁迅……浙江文化中充溢着自强不息、热爱和平与渴望自由的元素。
读者之所以与《江南小镇》产生共鸣，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心灵的净化、情操的陶冶、境界的提升，激发出建设美好生活的信念和力量，原因在于《江南小镇》阐释的社会进步和人生幸福的内涵，体现了浙江自古以来自强不息、追求自由和平这些文化心理因素。《江南小镇》中“坚定、倔强、韧忍、有骨气”的陶莲雅，丧夫的痛苦、繁重的工作和贫困的生活并没有压垮她，也许正是困难给了她力量，她毫不示弱地顶着，继承了徐一冰先生的救贫理想，哺育一大群嗷嗷待育的贫儿；中国第一架飞上青天的喷气式飞机的总设计师徐舜寿怀着“航空报国”的梦想，在中国飞行事业中鞠躬尽瘁；从小接受进步思想教育的徐迟，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九・一八”事变开启了徐迟的眼睛和灵魂，使他从迷幻的梦中惊醒，迅速走出自我，他毅然离开东吴大学赴东北抗日。抗战全面爆发后，徐迟在战火下辗转奔波全国各地，从上海、香港、桂林而重庆，或为记者、或任翻译，始终积极追随共产党。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应之邀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向往共产党、倾心的徐迟心情格外激动。他抑制不住亢奋的心情，漏夜挥笔，写下了一首热情洋溢赞颂的诗歌《颂》。在中国共产党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国统区里，在那风雨如馨的岁月里，徐迟第一个采用诗歌形式公开歌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写出了大众的心声和人民的愿望，在山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种把个人情感和时代情感相融合的精神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识。这一时期徐迟的生命里融入了土地、人民、国家及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和对自由和平生活的热切盼望。
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浙江文化也是如此。但源远流长又不断发展的浙江文化是徐迟《江南小镇》创作的最大源泉，《江南小镇》围绕着的氛围都带有鲜明的浙江文化气息。徐迟用自己的视角诠释了对浙江文化的独特理解，他在吸收浙江文化的同时又以自身作品和自身影响力作用于浙江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浙江文化的内涵，推动了浙江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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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梦溪主编.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707.
[3]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86.
[4]张抗抗.寻找徐迟.书摘，2002，2.2：18.
文化视野论文范文第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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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少峰，文化产业战略与商业模式，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9，009
[5] 陈少峰，文化产业战略与商业模式，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9，011
[6] 向勇，文化立国，华文出版社，2012.1，80
[7]【英】克里斯・比尔顿 著，向勇 译，创意与管理，新世界出版社，2010.5，177
[8]【英】克里斯・比尔顿 著，向勇 译，创意与管理，新世界出版社，2010.5，181
[9] 马群杰，台湾地区文化产业与文化营销，科学出版社，2011.2，28
[10] 台湾财团法人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策划，韩良露、廖嘉展、钟永丰、颜世桦、王玉萍等著，文创进行式――走访25个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现场，台湾远流出版社，2011.11， 24-29
文化视野论文范文第10篇
先进法院文化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先进法院文化就是指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法院群体在长期审判实践和管理活动中形成的一种共有的精神,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准则以及相关联的物质表现的总和。先进法院文化作为文化的子系统,其除了自身特有属性外,也具备文化的基本属性。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包含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先进法院文化不仅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还必须扎根于中华文化,继承并发扬其优秀传统,才能为国人所接受,成为一种潜意识的价值导向,也只有具备这样的价值导向,法官群体才能真正形成公正、廉洁、为民的核心价值观。
不同国家、民族、种族文化的差异远远要比其疆域、语言以及生理差异大得多,也深刻得多。任何文化都是经过长时间的积淀形成的。作为文化在个体间的集中表现――人的思想,和文化一样具有传承性,没有任何人的思想是凭空产生的,它都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筛选、继承才形成的。因此,在先进法院文化建设中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实质上是从思想起源上尊重和吻合中华民族以及这个民族的法律,只有这样的法院文化,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才是被中国人民以及中国法官们认同的,而只有真正的内心认同,才能够让文化的影响深入内心,成为法官群体的精神支柱、思维模式,并进一步成为他们的行动准则。
法官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民族传统先进思想理念的提炼和升华
法院文化是法院群体的灵魂,核心价值观则是灵魂的内核。正是基于此,王胜俊同志在2010年“两会”报告中鲜明提出:“树立人民法官公正、廉洁、为民的核心价值观”。公正,是人民法院立院之本,廉洁是人民法官的立业之基,为民是人民法院的力量之源。公正、廉洁、为民的核心价值观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60年来司法实践经验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思想文化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提炼的成果,其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
公正,《词源》解释为“不偏私,正直”。《荀子・正论》:“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公正则下易直矣。”《史记・伯夷列传》:“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朱子语类》:“只是好恶当理,便是公正。”……关于公正的论述贯穿中国历史。由此可见,公正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追求的基本价值取向,作为现代社会矛盾的裁判者、把握正义最后关口的法官,公正在其心目中的价值地位直接影响着个案的裁判,而无数个案的裁判又决定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公正自然是法律的基本准则,正如人民法院院徽所示的平如秤,只有处理任何纠纷时处于如秤一样公平,正义才能得到实现。可见,公正乃司法之第一要义,乃法院立院之本,这不仅是当代法院的基本准则,也是优秀传统文化对国民内心的价值要求。
廉洁,亦作“廉”。谓不贪财货,立身清白。《楚辞・招魂》:“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王逸注:“不受曰廉,不污曰洁。”《汉书・贡禹传》:“禹又言孝文皇帝时,贵廉,贱贪污。”唐崔令钦《教坊记》:“夫以廉洁之美,而道之者寡;骄淫之丑,而陷之者众,何哉?”……清正廉洁盛行之日,则国家昌盛;猖獗之时,则国势衰微。有史以来,廉洁就是法官所必备的品质,不公正的司法不一定是不廉洁的司法,但不廉洁的司法一定是不公正的司法。法官一旦失去廉洁,其维护正义与秩序的职责就会成为空谈。
为民,即司法为民,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为民”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脉络,从《尚书》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到《周书・康诰》的“用康保民”,发展到先秦诸子关于“民本”思想的系统论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夫霸王之所使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延续至西汉贾谊的“民为国本”、唐太宗的“君依于国,国依于民”。一直发展到明代黄宗羲提出“天之生斯民也,以教养托之于君”。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强调利民、裕民、养民、惠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时至今日,我国社会主义审判制度的本质要求更使得“为民”成为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根本属性和宗旨,也成为司法的最终目的。
优秀传统文化视野下先进法院文化建设的模式探索
综上所述,优秀传统文化既是先进法院文化的重要思想源泉,也是法官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来源,那么着眼于传统文化来建设先进法院文化就显得十分关键和具有重大意义,如何利用浩瀚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现代先进法院文化也就成为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河北省法院系统近年来通过一系列举措,试图探索出优秀传统文化视野下先进法院文化建设的模式,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大力倡导经典学习,结合宗旨教育确立法官核心价值观。
建设学习型法院,是构建先进法院文化的重要举措。基于传统经典的学习、传统文化的追溯以及对经典人物学习的宗旨教育,能够将公正、廉洁、为民思想成为法官们内心崇尚的理念,并最后将这些观念化为司法行动。
近几年,河北法院在塑造法院、法官的文化理想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实践探索,在大力开展“人民法院为人民,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同时,通过建立图书馆、读书研究会、学习交流等方式,引导干警学习传统经典,发掘中华法系的精髓理念,营造“好读书、读好书”的浓厚政治思想氛围,让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深入人心,使法官们从理论源头上明确“权自何来,为谁司法,靠谁司法,如何司法”,树立干警以人为本的理念,从精神源头上把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司法公正的根本标准,对自己所承担的职业道德责任产生自觉意识和自我认同。
在学习活动中,河北法院涌现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代表性法官,其中,2009年被评为“全国模范法官”的任秋华是沧州中级法院的民事法官,也是一位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和健康生活追求的女性,其审理的二审案件年度审结113件,调解、和解、撤诉达到91件。她总结说,自己良好的成绩源于她审判过程中推己及人、视民如伤的情愫,她把自己的内心认同与生活追求跟法官职业结合起来,以法官身份解决那些纷繁复杂的矛盾时,同时也实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升华,完成自身从个体追求到实现崇高社会价值的重大转型。
二、贯彻健全约束机制,规范法官在具体行为中实践核心价值观。
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其表现形式除艺术以外,就是个体的行为举止。法官的职务行为是在整体的文化环境内存在和进行的,法院文化对法官有着沦肌浃髓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会通过法官司法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呈现出来。司法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就是以实践活动为准则,即通过法官的一点一滴的行为体现出来,从而彰显先进法院文化的力量,最大程度实现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公平正义。
贯彻健全的约束机制,说到底就是用法律正义规则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坚持正义规则成为人们明智的选择。近两年,河北法院积极推行一套行之有效的服务型司法改革探索,首先,开展审判质量年活动,制定和完善了包括审判流程管理、案件质量监督评查、岗位目标考核、司法档案、法官业绩考评等一系列审判管理制度,建立起一个动态、高效、无缝隙的审判管理体系。河北法院还采取多种方式开展了案件质量监督评查工作,把法官的绩效考评结果记入个人司法档案,作为法官晋级晋职、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同时,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完善纠错机制,全面推行“瑕疵案件责任追究制”,专门制定《瑕疵案件责任追究办法》《瑕疵档案管理实施细则》。去年,全省法院共有89名审判人员因所办案件存在瑕疵而受到责任追究。这些举措营造出良好的法院工作氛围,一批品行端正、实绩突出的干警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正气得到弘扬,法官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最大限度发挥。
三、全面推行公开机制,在阳光司法中体现法官核心价值观。
审判是法官根据良知和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及其价值观念,阐释并作出判决的过程,这个过程越公开,理由越充分,民众就越能信服。法律公开化,也是中华法系的显著特征,即让官民知法和公开进行宣教。从春秋时期郑国子产的铸刑书,到孔子反对“不教而诛”,商鞅的“圣人为力,必使之明白易知”,发展到今天,阳光司法已成必然。也只有公开透明,法官业已确立的核心价值观才能得以巩固、延续,最终传承。加强传统文化学习、个人修养的培育、规范的约束机制所要形成的是法官核心价值观的理念,这好比种子,而司法公开接受监督则好比保证核心价值观得以延续的阳光、水分、土壤,二者缺一不可。
河北法院一直重视依法公开审理案件,网上开通“院长信箱”和“网评法院”栏目,院领导直接与网民互动;积极推行全省各级法院公开生效的裁判文书上网;开展诉前调解、诉讼风险评估、法律释明和判后答疑。法官从立案前到案件审理过程中一直追踪至审结后都会帮助当事人理解法律含义,做好服判息诉工作;积极推行执行案件信息网上查询制度,方便当事人及时了解案件执行情况。凡涉及执行中止、终结、和解,以及处理被执行财产等重大事项,除法律规定应予保密的情形外,一律向当事人公开。
四、高度重视文艺创作,通过提高个人修养塑造法官核心价值观。
文化视野论文范文第11篇
论文摘要：生态文明时代到来之际文学理论的内在变革已提上日程，与之相关的文学理论教学也需适时而变。总体来说教学创新之处有三：一是教学理念上倡导塑造“天人舍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二是教学范式上提出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三是教学延伸环节上，教学前提倡细读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教学后启发学生进行自主式的生态批评。
当下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催生着生态文化的迅速崛起。和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转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思想学术前沿敏感领域的文学理论界，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要探索“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并对此进行了持续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范畴、命题，并以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为依托，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智慧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清理。文艺学研究中的生态维度，对文学创作、对建设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成为更新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提升文学理论课程的时代特色的推手，并为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一、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
当代著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创建了意义深远的自然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自然是生命的系统，是呈现为完整、美丽的生命共同体。自然之美具有关联性，起于人与世界的交感中。这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观点和方法，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恪守的把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原则相一致，而且也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基于此，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立足于宏观层面，引导学生理解把握文论的体系框架、学科品格、研究视角等基础性问题，还是从微观入手，引领学生学习若干基本知识要点，如文学的语言特性、诗歌的韵律节奏、文本的二度创作等等，都需树立一个核心的教学理念，即：通过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向现代社会和未来培养一批着眼整体、承续历史、善待自然的具有浓郁生态情怀的知识分子。
如何帮助学生在文学和文论的领域里自觉运用生态的意识去审美，如何使他们在文学审美的层面上认识到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天人合一的境界实则就是自然与人和谐共存的至高之境?方法自是众多，其中的一种“无法之法”是最佳途径之一。具体来说，“无法之法”中的“无法”当然不是毫无方法，作为“法”之一种，它是更高层次的方法，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灵活有度的协调综合，打造理论学习的自由空间。譬如美国当代文艺美学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知识点，教师可采用多种方法教学：
(1)以先闻道者的身份，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介绍学生多了解我国古代儒家人体天道、亲善和谐的主张，道家向往回归自然的志趣，历代文人在诗文中表达出的对天人合一真谛的体悟。多阅读马列文论中与此相关的章节内容。多接触当代生态环境、生态哲学、生态文学的热点问题和相关见解，在全方位多层次了解人与宇宙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再回到四要素问题本身时，学生的知识视野已极大开阔，对问题的纵横维度的理解必然深刻许多。
(2)以伙伴者的身份，启发学生结合个人见闻和阅读、写作实践，通过以己及人、以人观理的过程，以臻“以理观理”之境，这样的思考过程因结合个人体会而更易产生超越于书本知识的独特的切身之感。
(3)以组织者的身份，发起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若条件许可，还可组织学生就此问题专访某位作家或批评家来加深理解。这种从课堂之内的知识传授向课堂之外的实践课程的转换，将带给学生新鲜活泼的学习乐趣和生动感受。
(4)以上三种具体方法综合运用，“独语式”、“对话式”、“互动式”教学模式交叉使用，授课形式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因地制宜。既将“无法之法”化为无形，又使它真正落到实处。
二、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
在当今大力推进素质和创新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型教学范式是相对于以往以单向性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范式提出的一种全新理念。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范式的现代价值不局限于教学方法的创新，而是通过其课程教学过程中塑造“天人合一”整体生态文论观的核心理念，将教学和科研统一起来，使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思想渗入课堂内外，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的创新设计、促进生态文论知识的有效生成。据此，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的研究型教学范式在结构特性和课程价值方面至少具备以下三点：
(1)教学和科研统一于教学身份的双重性上。研究型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都兼有双重身份：教师既是教学者，又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教学：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学习。教学过程不是一边倒的灌输知识，而将学生视为平等对话的伙伴，一则有计划的培养学生的质疑本能和问题意识，比如从根本上质疑：生态文论与过去文论的区别何在?是否所有的生态学原则都能解释文学艺术现象?二则有步骤的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和研究的精神，比如启发学生由浅入深的思考人们在文学艺术中如何表达了他们的生态意识?怎样勾勒文学表现生态意识的历史过程?怎样解决文学在表现生态意识时所体现出来的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确立生态文论和生态批评的一般理论标准?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不是一时一地凭一己之力所能解决的，这项事业注定了教学与科研的不可分离。只有教师和学生通力合作，在研究型教学范式里，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统一中才能逐步得以解答。
(2)独立与创新孕育于教学平台的民主性中。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活的灵魂，民主的教学平台上，学生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和表达权，师生之间可以平等的进行教学沟通和学术讨论。正是在这种和谐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学生才能养成宝贵的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有足够的学术勇气去解构一直奉为圭臬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才有足够宽广的学术胸襟去建构天人合一、心物交感的中和协调的生态观。
(3)互动与合作贯穿于教学形式的协作性里。闻道求知是大学的独特学术品性，开展学习协作是达到这种品性的必要途径。个人化的闭门式学习和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有懂得与人互动，才能使个人的研究成果与他人的研究成果形成对照，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探求新知；只有懂得与人协作，才能从更深立意上懂得万物共生、并行不悖的生态智慧。
三、倡导文本细读，启动生态批评
建构整体的生态文论观，除了必要的以生态学视角切入的研究型教学之外，还需要在课堂教学的前后环节有所延伸。具体来说以下两个方面不容忽视：
(1)教学之前倡导学生多读、细读与生态文化相关的文学文本。生态文论是对生态文学的理论观照和规律总结，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因此在进入系统的生态文论学习前，对生态文学文本广泛阅读、积累充分的感性体验是十分必要的。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凸显生态意识的经典之作，如被誉为西方乃至全球“绿色圣徒”的美国作家梭罗，其代表作《瓦尔登湖》从一部不受人重视的普通浪漫主义之作，一跃成为人类生态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杰作。除此外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优秀文本，如享誉世界文坛的《与狼共度》(莫厄特)、《寂静的春天》(卡森)、《诉讼笔录》(勒克莱齐)等，我国的生态文本如《怀念狼》(贾平凹)、《水中的黄昏》(蒋子龙)、《拯救大地》、《守望家园》(徐刚)，《只有一条江》(岳非丘)等。另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在现实的生态语境下，可以转换现代生态视角，重新进行解读，如《白鲸》、《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一系列文学名著。如何在当下呼吁生态环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冷静期重新审视此类文本中表现出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如何历史的、公允的全面评价?这样的思考有赖于相关的文本细读，而有所思，才能有所学。
(2)教学之后启发鼓励学生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立意高远的生态批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评，它根植于诚挚的现实关怀和深切的忧患意识，从来不是困囿于象牙塔中、显摆深奥理论的文字游戏。因此，课堂之外教师启发鼓励学生展开多种形式的生态批评，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理论、驾驭理论的实践才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宽广开阔的生态理论视野，在多维度、多层次的生态观照中，养成一种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理性精神和诗性思辨。通过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使理论的学习有了切实的用武之地，有所学，是为了有所用。
参考文献：
文化视野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全球化 文化 机遇 挑战
全球化既是一个经济现象，也是一个文化现象。古时人们就曾因为贸易而有国际化的概念，地理大发现可谓是早期全球化的开始。全球化比国际化的程度更深。文化的传播使我们正进入一个“地球村”的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日益紧密。但是经济全球化也引发了文化的不安感，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化有逐渐失去个性的危险。比如英语的学习热持续走强，西洋节日对于民族节日的冲击等。
本文将从文化的涵义和作用，文化的传播与挑战和坚持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三方面，探讨全球化视野下文化的挑战与机遇。
一、文化的涵义和作用
文化是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统一;是群体性创造和个体性创造的统一。文化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符号性的信息传递，没有这种传递的文化就不成其为文化。一个社会成员向另一个社会成员传授某种技艺，都要依赖符号活动。任何一种文化如果不依赖于符号便无法进入继承和交流。习俗、惯例、工具、哲学、语言都是文化。文化传播是指某种文化模式从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群体的扩散过程。也可以称之为文化交流。因为有了交流，于是文化传播开来。从古代，各地区的文化就开始交流传播了，于是我们发现，人类的很多精神产品都有着相似之处，这就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人类有着相同的头脑，相同的头脑产生相同的思想，相同的思想产生相同的行为方式，这是文化趋同性的最大来源。但如今传播的作用对于文化的趋同性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英语的学习热蔓延到世界各地，虽然有利于人类的交流，但也影响了民族语言的发展，甚至很多语言面临消亡的威胁。而西方节日的盛行也使传统节日被冷落，有些地方也掀起了应不应该过洋节的大讨论 。还有肯德基等快餐文化的传入改变了现代人的饮食习惯。
二、文化的传播与挑战
文化是通过习得而获得的一种行为方式。文化的感染力很大，但是过于被同化是不利于民族的传统的文化发展的。以美国的文化传入中国为例。作为当今世界上的超级大国，美国不仅在经济全球化中占据制主导地位，而且在国际文化传播中也占有优势。美国政府采取文化输出的政策，美国文化正在源源不断地向全世界传播。比如美国电影票房占全球电影市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美国控制着全球百分之八十的互联网信息资源。此外，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等饮食文化以及圣诞节、情人节等节日文化都成了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传播的载体。这种文化的传播对于民族文化是一种挑战。许多国家奉行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着一场硬仗。在语言现象上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很多体现民族独特性的艺术，由于经济一体化，也会面临严峻的挑战，很多过去的东西现在找不到了，很多东西正渐渐消亡。莫言就曾经介绍过：前几年有个消息称世界上存在着大约6000种语言，有的语言有文字，有的语言没有文字。有的语言有很多人在讲，有的语言极少数人在讲，但这6000多种语言正逐日减少，而且速度惊人。消息说每年以300种的速度消亡，也就表示用不了多少年，目前世界上尚存的6000种语言将会渐渐消亡干净。他认为，再过几十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世界上可能只剩下英语、汉语、德语等比较大的语言，小的部落语言、小的民族语言使用的人会越来越少，最后变成语言化石，就像印度梵文一样，只有极少数专家认识。
三、坚持文化的民族主体性
如何改变这种现状，怎样使祖先创造出来的人类文化艺术瑰宝能够更加长久地传承下去是一个大问题。我想我们要承认全球经济一体化必然导致文化的趋同。 文化趋同实质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全球化使我们既要面对文化的挑战也要拥有文化的自信。世界文化趋同，应该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接触融合，经过漫长的演进，可能产生一种既体现西方文明又体现中国文明的新模式。
在文明时代，文化的发展进入了横向发展和纵向发展齐头并进的历史进程。社会的开放性和文化的发展进程是完全同步的。文化虽有阶段意义上的高低之分，但这和道德的尺度无关。所有人类群体都有自己的文化，因此才能保证文化类型和文化要素的无限的多样性。所以我们要坚持传统文化的维系，继承并积累民族文化，保护文化的民族主体性。
对于许多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来讲，经济全球化既带来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许多弱势国家的民族文化不断地被挤压被蚕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面向世界与立足本国并非截然对立，引进与弘扬并非截然对立，全球化与民族性也并非截然对立。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我们最需要的是树立文化自信，并建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大厦，这才是对经济全球化的最好回应。
参考文献：
[1]朱狄.信仰时代的文明――中西文化的趋同与差异.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2]爱德蒙・利奇.《文化与交流》.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
[3]文富德.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J].国外科学社会情况.1998，（4）.
文化视野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 ：文化多样性 原生态 民族唱法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上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标志着全球已达成提倡文化多样性的共识。保持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维持文化生态的平衡如同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一样，是人类生存和共同发展的前提和需要。文化多样性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延续的条件，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基础。
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语言丰富，因而声乐种类繁多。中国声乐发展到今天，在唱法上已经形成美声、民族、通俗、原生态共存的百花盛开的繁荣局面（这里的民族唱法特指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在中国传统声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学院派为代表的唱法）。在此文化多样性视野下，笔者就原生态、民族唱法与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发表一己之见。
一、原生态作为中国民族声乐的根基和个性的体现，首先应当受到提倡和保护
原生态唱法是中国百姓在生活的自然空间中，以自然的发声方法为基础，不断总结和改进发展而来的。它不论在演唱的语言、内容、形式还是技巧上都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它多元的音乐风格、鲜明的民族特性、个性化的演唱都植根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其不可替代的相对的文化价值。近年来，主流媒体上的大量展示使人们对原生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如青歌赛中朝鲜族卞英花古典的演唱、蒙古族的呼麦、李氏姐弟的海菜腔、扎西拉宗的康巴弦子等众多鲜明地方色彩、浓郁民族特色的演唱，都给大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精神享受，使观众认识到中国除了有以郭兰英、李谷一、阎维文、彭丽媛、宋祖英等为代表的民族唱法外，还有如此丰富、有个性的声乐文化。
原生态是培养艺术家的沃土，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源泉。声乐教育家万昌文教授也曾经说过，要唱好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就需要用民间音乐的风格和唱法。民族歌唱家大都有向原生态学习的经历，如吴雁泽到鄂西向放排工学习“打啊哈哈”后，才将《清江放排》唱得更加腔正味浓。胡松华曾深入40多个民族地区体验生活，曾向彝族歌手白素珍学习过“海菜腔”，向“草原长调之王”哈扎布学习过“若古拉”，向藏族“囊达”大师扎西顿珠学习过“真园”，向“花儿歌王”朱仲禄学过“花儿”，还学过维吾尔族“木卡姆”、苗族“飞歌”等原生态音乐，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由此可见，原生态是中国民族声乐的根基和源泉，也是中国民族声乐的个性所在。它体现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和源远流长，也体现了中华各民族的神韵，独特的审美品质以及巨大的艺术创造力，彰显出我们五千年文明古国无穷的音乐智慧。
但由于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及其他诸多原因，使原生态的生存受到了极大地威胁。因此，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政策和制度并加强对其实施的力度。特别要重视对原生态的搜集、整理以及对传承者、原生态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保护。媒体应该更积极地引导大众对原生态的关注和认识。在学校教育中应该增加更多原生态的内容等措施来保护和提倡原生态，这也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二、民族唱法作为中国民族声乐共性的体现也应受到提倡和保护
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民族唱法（以下简称民族唱法）是建立在民族语言基础之上的，适合民族的生理与心理特点，表现民族音乐特有的韵味，反映民族的审美取向和人文精神，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在这些特征上，它与原生态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它继承了传统民族唱法的精髓，主要以汉民族为审美主体。它的产生与发展适应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时代的产物。早在1963年，周恩来总理就曾经指示要研究出一套不同于别人，训练嗓子基本功的民族的歌唱、民族的发声方法，这就要求确立自己的民族唱法。要确立一个唱法或建立一个学派就必须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必须理论化、规范化、系统化。简言之，要有共性作为评价的标准。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民族唱法正是这样做的并且发展得很快，已经能够作为中国民族声乐的代表走向世界，彭丽媛在新加坡、宋祖英在悉尼和维也纳金色大厅成功的独唱音乐会就是有力的证明。而且它已经被中国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接受和喜爱，其民族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完整体系是其他原生态所无法替代的。它的共性化使其能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由此可见，民族唱法与原生态原本就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如果说原生态是强调中国民族声乐的个性，那么民族唱法则是强调共性，是中国民族声乐这一问题矛盾的两个方面。樊祖荫先生也曾说过：“音乐教育的规范性与民间音乐的即兴性特征有着天然的矛盾，但并不能丢弃任何一方，应学会两条腿走路。”①因此，笔者认为民族唱法和原生态应该共融互补，共同繁荣我国民族声乐，从而达到提倡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目的。
至于田青先生所说“在规范化的歌声里不要说历史，常常连人性都感觉不到，感觉到的就是技术”。②这恐怕有些绝对。宋祖英在维也纳演唱的《孟姜女》，虽然外国人听不懂歌词，但观众热烈的反应说明他们听懂了音乐，听懂了艺术。况且国内更有数不胜数的民族唱法的忠实观众，他们中有几人能听出技术上的孰优孰劣？绝大多数是被歌唱家的艺术感染力所吸引，并接受和喜爱民族唱法。田青先生还说：“这个民族唱法很了不起，最适合歌颂，因为它宏大、亮、通、透、传得远，这种颂歌式的民族唱法就变成了我们唯一的民族唱法……我们的民族唱法就是‘颂’，你听几个有名的歌手唱过几首爱情歌呢？我们的民族唱法唱什么？党、祖国、母亲、父亲、战友、长江、黄河等。” ③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似乎是对民族唱法稍有些偏见。就算民族唱法只唱颂歌，颂歌也有它存在的价值。就文化层面来讲，它也是多样文化中的一种，也应该被保护和提倡，更何况它还有如《兰花花》《望月》《五哥放羊》《孟姜女》《小背篓》《辣妹子》等许多颂歌以外的内容。
声乐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声乐均为世界多元声乐文化的一元，都有其相对的文化价值。尊重不同民族声乐的差异性和平等价值，保护和提倡声乐文化多样性，传承和发展民族声乐，也是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做出贡献。
注释 ：
①刘晓真.专家说“原生态民歌”[J].艺术评论，2004，10：34.
②③田青.原生态音乐的当代意义[J].人民音乐，2006，9：20，18.
参考文献 ：
[1]刘晓真.专家说“原生态民歌”[J].艺术评论，2004，10.
[2]田青.原生态音乐的当代意义[J].人民音乐，2006，9.
[3]金铁霖.民族声乐教学的现状及创新[J].中国音乐，2005，4.
文化视野论文范文第14篇
“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得全球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每个国家都不可能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发展，唯有开放国门，跟其他国家相互依靠、相互依赖、相互竞争，才能在这个世界中立足。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国家关于国家的论调不断的传入中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然把全球化当作一个推行西方意识形态的途径，试图借这一时机淡化国家意识、弱化民族意识，从而使国人失去传统的民族认同感。一些学者更是提出了，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已经失去了它的存在意义。西方的意识形态伴随着商业化流入到中国，在与西方世界比处于弱势位置的中国，很难不受其影响。一方面，它使我国人民更加注重全球化，使其有了更广阔的眼光，以更广阔的视野去看这个社会，去关注人类的发展。另一方面，西方所传授的全球无国界、全球民族论的观点，动摇着民族意识在人们心中的权威。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去制止，我国的爱国主义情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弱化。
二、全球化对中国道德教育的启示
（一）直接道德教育与间接道德教育相结合
道德本身具有阶级性，我国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一直都公开的宣称我国是为无产阶级服务。所以，对学生进行直接的道德教育是可以的。但是直接的道德教育也要有一个限度，应该仅仅限定在向学生传递我国的道德立场、道德意图和道德目标，而不是传递道德的方方面面，过多的道德说教，只会增加学生的反感，甚至是怀疑。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各种各样的文化充斥在我们生活周围，尤其是对于任何新鲜事物都充满好奇心的学生，很容易因为对于中国道德的传统说教的反感和排斥，造成对西方文化的盲目追求。而间接道德教育就是指一种渗透式的道德教育，将中国的道德间接的渗透到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在学生不关注、不理解中国道德的前提下，强制性的向其灌输有关中国道德的知识，是不会对学生产生积极影响的，反而会造成反感和排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的主体性意识越发的强烈，这种非理性的道德教育模式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中国道德教育。因为这种非理性的道德教育模式忽视了其真实感受，很难把中国道德内化于受教者的心中。因此，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中国道德教育我们应该将直接道德教育与间接的渗透式的教育相结合，一方面使学生了解和熟悉中国道德，使其对中国道德有一个大致上的了解。另一方面，将中国道德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生活中完成对中国道德的认知，使学生从身心上深刻感受到中国道德，并运用于实际生活当中。
（二）道德理想教育与普适教育相结合
在我国的教育发展历史中，我们习惯了对学生进行道德理想的教育，在学生中间宣传一种道德理想化，而脱离了道德实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我们忽视了“道德理想”并非“道德”的全部。过于理想化的道德教育，使得我们忽视了道德也是具有具体化和历史化特质的。因此，我们应该将道德理想教育与普适教育相结合。在“全球化”大时代的背景下，我们不能忽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所具有的不同信仰和不同文化，忽视这些现存的实际和变化，一味的向学生灌输道德理想，其教育效果也是不明显的。文化的多样性和社会的变化，要求我们要进行普适的道德教育。一方面，尽管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人民所处于的文化背景不同，但是在这些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它们都会有某种共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道德精神，这些基本道德精神成为各国人民相互交往的道德基础。另一方面，向学生进行普适的道德教育，对于他们将来与其他国家人民进行友好往来有很大的帮助，不仅可以为不同国家学生进行交流提供更广阔的平台，而且也会避免一些不利于相互向往的冲突。
（三）传统道德教育方式和现代道德教育方式相结合
文化视野论文范文第15篇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中国社会发展对现代性诉求的必然反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最高意义上的现代性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双重文化意义，既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又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方向。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蕴涵着建构新的现代性的价值诉求。马克思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中国化是中国近代历史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必然选择，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逻辑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积极的双重文化意蕴．是马克思主义在走向民族化的过程中与中国现代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东西方文化转换提供了中介，使马克思主义这一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中的理论融入了东方文化的精神智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化、通俗化、民族化的道路。”在我国改革开放走过三十年并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路径和现实境遇，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具有积极的思想文化意蕴。
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前进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同时他们又强调：“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与时俱进的“时”表现在以下层面：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实现理论的自我超越，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时代的主题，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因地制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国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实现本土化或民族化；根据条件变化阐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发挥其改造世界的功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表明，理论上的成熟是一个政党成熟的标志；要保持政党的先进性必须保持思想理论的活水源头。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妙，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160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实质就是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创新史。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这几大理论成果又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几大理论成果探索和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走什么样的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当今时代政治多极化与经济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扑面而来，文化多元思想融会方兴未艾，如何从理论上认识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社会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利益主体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现实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迫切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推向前进。
一切价值都体现文化的价值，都是以文化形式存在着的价值。从历史进程看，近代中国面临政治、社会、文化的多重危机，各种主义、思想流派先后粉墨登场。从林则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到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认识；从“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呼号到孙中山“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喟叹。无论是洪秀全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还是康有为的大同乌托邦，严复的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都不可能救中国。但是各种主张纷呈沓至，各种学说斑斓多姿，造成文化上的无序而多元的状态，从而使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呼唤着一种能与传统文化相融合，能够拯救中华文明于水火之中的新思想、新理论。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因而能够超越其欧洲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特征，它不仅能够成为世界各民族继承、吸收和容纳的一笔优秀文化遗产，而且可以成为各民族用来改造自身社会和文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以十月革命为契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犹如春风化雨，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被接受、被认同，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因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对现代性诉求的必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蕴含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普遍与特殊、继承与创新的现代性主题。一个政党公开的旗帜至关紧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历来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根本问题。曾形象地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党的旗帜，就是党所确立的指导思想。它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关系到党的威望和形象，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得失。树立了正确的旗帜，就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党才有坚强的战斗力，民族才有强大的凝聚力。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一次彻底的民族精神的自我塑造，体现了中国人更理性、更自觉的主体性文化选择，基本上完成了由“物”的层面至“心物”层面、再到“心”的层面的过程，使五四以后的文化探索和文化追求获得了现代性视野。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所积淀、内化形成的文化形态具有一种独特的思想特质，代表一种崭新的文化气象，代表了文化现代性的正确方向。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实现了从西方到东方、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型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以“君权”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如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西方到中国的现代转换，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文化主体和客体相互重构整合、文化创新的过程。其实质是利用西方现代性文明成果对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汲取、借鉴与创造性转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体现在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又是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对中国社会和民族文化来说，是得到改造和走向进步的过程，是中国民族文化自我更新、推陈出新的过程：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则是寻找新的生长点和再创造的过程，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根本改造，汲取其民主性精华，并作为自己的思想来源，传统文化的许多优秀成分被加以提炼、改造、弘扬，从而成为民族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和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方针，总结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为我国新时期的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这种文化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内核”，而且具有中华民族的风格和文化形式，符合中国老百姓的思维方式、接受能力、审美取向；这种文化具有大众化品格，否定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等级制和贵族垄断制，打破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藩篱，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文化现代性的双重转型。
马克思曾强调，理论的应用一切以时间地点情况为转移，必须考虑各国的制度、风俗、文化传统。马克思曾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正如刘少奇所说，“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才能建立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继续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如何把文化现代性与民族文化资源创新联系起来，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制度选择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基本原理转化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实现，在于中国有适合它生长、发育的丰厚文化土壤。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许多优秀成分具有契合性。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和求真品格、大同思想、均平理想和小康追求，中国农民战争和反侵略传统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基础前提。
中国民族心理结构、致思方式和价值范畴虽与马克思主义有本质内涵的差异，但由于扬弃了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和英美的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实践的唯物论”的特质，两者有内在的精神联系，这些文化心理积淀无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心理图景。中国共产党人借鉴了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民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传播途径方面包含了表达方式的民族化、传播方式的民族化、理论形态的民族化几个层面。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表现于思想内容、历史资料和表达方式诸方面。
第一，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上优秀文化传统，对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命题和范畴给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如同志在论著中，对于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与行的论争，关于两种发展观的对立和斗争，关于历史观上的道德与功利、动机与效果的争论，都作了科学的批判和总结。再比如，实事求是与思想路线、大同理想与最高纲领、尚贤思想与干部路线、民本思想与群众路线、崇德精神与党员修养、群体意识与集体主义、中庸思想与反“左”防右、和合文化与和谐社会、小康之治与小康社会等均是老命题、新创造。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理念是对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和孙中山“民生史观”的继承和超越。
第二，对中国文化典籍中的某些言简意赅的词句和丰富的思想资料(名言、成语、典故)加以引申、发挥或改造，以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的原理、原则，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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