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伦理道德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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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人道主义伦理学整体目标是美好的，但其实现前提是人切切实实是自由的，人是不自由的，也就谈不上人类的可能性与完善，更谈不上理想的幸福与好生活。人的自由包含着很多的含义。首先，意味着人已然获得了实质的自由;其次，可能指人具诸种形式上的自由;最后，也可能意味着人类可以变得自由，具有自由的可能性(潜能)。弗洛姆正是在第三种意蕴上看待自由的，即人具有实现真正自由的可能性。因此，弗洛姆要阐释发人道主义伦理学，必须先批判“人的自由”的问题。弗洛姆的前期著作《逃避自由》中提出了“自由的悖论”，即人在个体化过程中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在成长过程自我实力不断地成长，二是日益孤独。“当一个人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时，他便觉得孑然独立而面对着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这时，便产生了想要放弃其个人独立的冲动———服从。简言之，自由的悖论就是，人总是渴望自己成为更加自由的“个体”，可当人一旦成为“个体”时却又感到孤独、无能为力和无权力，而宁愿选择去“服从”，从而放弃“个体”的自由。以精神分析来看，便是一种心理的“逃避的机构”。但是，“自由的悖论”并不能证明人类“逃避自由”，事实上，在对“自由悖论”的阐释过程中，反而揭示了人类对真正自由的渴望。因为弗洛姆坚信一点，就人性而言，人类是求幸福的。正如亚氏所言，人生而求幸福。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那么，人类也必然渴望自由。在此意义上，“自由本身不是价值和目的，而是价值和目的的前提”。所以，问题关键在于，人类要求的是何种自由?人类所要求的是能够实现的实质上的自由，而不是被空头许诺仅仅是形式上的自由。弗洛姆很细致地从两个维度来分析了“自由的悖论”，无疑都佐证了我们的论断。一是在文化渊源上，他认为伊甸园是人类具有安全感的象征，是最初的原始联系。亚当与夏娃的离开，正是人类“个体化”要求的象征，原罪“从人类的观点来看，这是人类自由的开始”。而后，人类的生活却又选择了对上帝的“服从”，表现为各种宗教崇拜和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千年统治。弗洛姆指出了根源，“新获得的自由显然像一个天罚;他脱离了天堂可爱的枷锁，获得了自由，但是他却不能自由地去管理自己，去实现他的‘个人人格’”。亚当在个体化后的自由并没有真正实现，离开伊甸园的人类生存，充斥着生老病死、柴米油盐、勾心斗角，他无法管理自己，甚至无法完善自己的人格。所以，亚当逃避的是那些无法实现的自由。二是在社会生活上，宗教改革打破中世纪严密的社会组织生活。由此，人类获得了新的自由。然而，“新的自由似乎给他们带来了两样事情:日益地感到有力量，和同时日益地感到孤独、怀疑、猜忌，以及因此感到焦虑”。人成为了个体，看起来有了自由选择的能力，成为了市民社会的一员，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独立了，可资本的自我运作是残酷的，“他们常常要反抗不可抵抗的强大势力，对许多人而言，这是一场拼命的，无望的奋斗”。“资本取得了决定性的重要地位，这意味着一种超越人的力量，决定人的经济与其个人命运。资本‘已不再是仆人，而成为主人’”。［3］P34因此，宗教改革以来的人类个体自由，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没有实现的、无望的自由。人类个体所逃避的自由，毋宁说，就是不自由。换句话说，人类并不逃避自由，只是逃避个体化带来的孤独、焦虑和无助。所以，人不会逃避自由，反而深切地渴望自由。只有真正的自由才能摆脱焦虑与无助，才能成为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前提。真正的自由是能够得以实现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会使人拥有力量，以及获得可能性的感召，而不是单纯的形式与权利。弗洛姆把这种真正自由的现实性寄托于对人性的塑造上，即“生产性人格”的塑造。所以，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实现以自由为前提，而自由的获得必需经由“生产性人格”塑造这条进路。

二、人道主义伦理学的进路:生产性人格塑造

弗洛姆剖析了社会生活中由规范伦理学导致极权问题，深刻指出了人类心理的“逃避机构”。他的本意并不说人类对自由的逃避是不可避免的的痼疾，而是想唤起人类对真正自由的热切追求，借由精神治疗的方式重塑健全的人性，培养出生产性的人格。由此，人类才能把握真正自由，实现自身的目的，冲创出可能的生活。弗洛姆强调面对自由的悖论，人类会产生无意义感。那么，要克服这种感觉的方法有二:“一个自然就是靠自己与世间的爱去工作，很真诚地去表现情绪、感觉与智能……，另外就只有后退，放弃其自由”。而唯有具备“生产性人格”，才能靠自己与世间的爱去工作，成为真正主动的主体，而获得自由。同时，放弃自由只可能是一种短暂的安慰，并不能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因为服从、依赖、受虐并不能改善生活，当人类为一个“不为己”的目标殷勤奋斗的幻觉破灭之时，届时迎来的将是更深层次的内心焦虑，是“人的潜能”自我荒废的深深懊恼。因此，自我哄骗与对权威的服从，要让位于“生产性人格”。人格健全的个体，能凭借理性和爱而去工作，实现自身所蕴藉的目的与潜能。所以，生产性人格塑造是通向人类真正自由之途，也蕴藉着人类对好生活的向往。在弗洛姆的文本中，所谓的生产性人格就是“人运用他之力量的能力，是实现内在于他之潜力的能力。如果我们说，他必须运用他的力量，那么，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是自由的，他不能依靠那些控制他力量的人”。弗洛姆相信，“生产性”才是健全的人格取向。因为人类的生存时刻面对着两种类型的悖论，一是存在的悖论，即生与死的问题;二是历史性的悖论，即人类(个体)的限制条件与潜能实现(可能性)的问题。人对存在的悖论是无望的，而历史性的悖论则能够通过历史条件的改换或通过对人格的“生产性取向”的塑造来解决。在生活中，存在的悖论不是最大的困惑，而历史悖论才是重心。人类对“自由”的逃避，事实上也是一种历史性的悖论，因为只要实现自由的条件极大的充沛，那么任何形式上的自由都将是实质的自由。然而，历史条件是相对稳定的、有限的，那么“生产性取向”的塑造对幸福的意义就显得格外的重要。“生产性取向”区别于人的“逃避的机构”，它不依赖于某个权威或“原始联系”，它径直地驱动人去创造性的爱与思维，在一种生产性的工作中，实现自己作为人的潜在能力。生产性取向的人格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具备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者具备自由的能力，意味着能独立的思考问题，能切实地选择自己的价值与目的，为自己的可能生活做出安排和筹划，能够追求自己的幸福。同时，也是主动地去爱的主体，具有生产性人格的人，不是被爱的对象，不是依赖症患者，更不是一个卑琐的“现实主义者”———逢迎世俗以谋名利。因为“‘现实主义者’似乎和精神病患者全然相反，但实际上，他只是精神病的补充”。总的来说，生产性是人特有的潜能的实现，是人运用他自身力量的实现。所以，具备生产性取向才是真正自由的人。“实际上，人的生产性能创造出物质财富、艺术作品和思想体系，但生产性所创造出的最重要对象是人自己”。因此，自由即意味着人自身的潜能能够得以实现。弗洛姆强调人要真正实现自己的潜能，就要明白自己真正的利益之所在，不要将自私与自爱混淆起来，人要成为他自己，必要一番“自我的追寻”。那么，人的自身利益又是什么呢?在弗洛姆看来，在人类(个体)的天赋能力(物质的力量)和境遇(手中的武器)中有其固有的潜在能力与目的，实现这种潜在的能力与目的，是人最大的自身利益所在。所以，自爱是人的最大责任，而将潜能荒废掉是人最大的不道德。从伦理的角度去考虑，则“我们的道德问题是人对自己的不关心”，而自由“是根据人的存在法则去认识人的潜力，实现人的真正本质”。其中，人的良心是唤起人去热望自由的巨大动力。正是基于这种“道德判断”和对人性格的基础科学研究，弗洛姆否弃了权威主义的或者绝对主义的伦理学体系，强调普遍的人道主义伦理体系，而该体系的核心就在于认为生产性取向的人格，是个体获得自由的根本进路，使得个体能够认识人存在的意义，进而对其生活中的得失进行负责。所以，生产性人格是人类所热望的自由的基础，是自由的路径，而自由又是幸福生活的前提。由是观之，自由与幸福也是互为一体地蕴藉于“生产性人格”概念之中的。

三、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反思:自由的限度与好生活的可能性

第2篇

［关键词］ 翻译;伦理道德意义;对话;策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2-0093-05

翻译行为是一个以译者为中心的复杂系统。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它不仅包含译者与作者、读者的主体间关系,也包含译者与文本以及世界的主客体关系。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它是译者在主体间和主客体对话基础上不断选择的行为过程。无论从哪个角度,翻译都与伦理道德有着深刻的联系。概言之,无论主体间关系还是主客体关系中都包含着伦理道德的内容,翻译行为必然受到一定的伦理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制约,并往往对社会的伦理道德价值观产生影响。由此可见,翻译研究不仅应该关注语言层次上的对错问题、话语层次的美丑问题,还要关注伦理层面的道德问题,即言语行为的是非善恶问题。这三个层面的研究既独立又联系,可以使人们全面地认识翻译行为的本质。

一、研究现状

从伦理学的层面研究翻译主要涉及翻译主体品格以及翻译系统中主体间、主客体关系的伦理道德内涵,翻译行为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关系,翻译行为的伦理道德价值,翻译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评价等问题,根本的目的在于思索和分析翻译行为的伦理道德内涵和意义。以经验的、随想性为主要特征的古典译论,对于伦理道德问题的关注体现在“忠实” 翻译的观念中,在中国古典译论中主要建基于宗法伦理精神,而西方以宗教翻译为基础的早期译论则带有宗教伦理的痕迹。现当代系统的译论要么关注语言学范畴的语言结构规则,要么关注美学范畴的艺术规则而忽视了伦理层面的道德问题,“科学”和“艺术”二元对立长期垄断翻译研究领域的事实就是该现象的有力注脚。20世纪80年代以后,翻译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引起西方翻译研究者的注意,一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涉及翻译的伦理道德问题：如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注意到翻译和性别差异的联系,揭示了翻译所体现的两性不平等关系;后殖民主义的翻译理论则注意到翻译所体现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角色关系;功能主义的翻译理论则强调翻译的职业服务特点等等。佩姆(Anthony Pym)在其主编的翻译研究文集《翻译研究向伦理的回归》的前言中指出：“翻译研究已经向伦理问题回归。”［1］赫曼斯(Theo Hermans)、图瑞(Gideon Toury)等人关于翻译与规范的争论,威努蒂(Lawrence Venuti)关于译者隐身,诺德(Christian Nord)对忠实原则的重新解释等等都反映了翻译研究的这一趋向。彻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还从伦理的角度概括了翻译的五种模式,即再现伦理模式、服务伦理模式、交际伦理模式、规范伦理模式、义务伦理模式等,并提出了翻译的四个价值原则,即清晰(clarity)、真实(truth)、信任(trust)和理解(understanding)等。［2］这些研究无疑有助于人们认识翻译在伦理层面的价值发生问题,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其关注点主要在于翻译与规范、翻译的伦理原则等问题。笔者认为，翻译行为本身的伦理道德内涵、意义及其表现应该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翻译的伦理道德表现

第3篇

1.1医学生道德教育尚未形成协同工作机制

传统的医学院校道德教育工作机制为党委统一领导、党群齐抓共管、专兼职队伍相结合，各司其职共同实施。但在实践中，思政课教师、辅导员等德育工作者与团委、宣传部、学生处等各主体之间各自为政，缺乏经常性的沟通和联动机制，资源分散，在教育内容、方式、载体、评价等诸多方面无法充分释放彼此的活力要素从而达到深度合作。从外部来看，医学院校的德育工作与其他高校、卫生管理机构、实习就业医院、社区、家庭等主体之间的协同性也不够。忽视了家庭的教育动力作用，与其他高校之间的交流互动也较少，未能实现与用人单位和社会行业之间的紧密结合，没有做到将德育从校园延伸到课外和校外。

1.2医学生道德教育尚未搭建协同育人平台

首先，没有形成以思政课为核心的道德教育理论教育平台。不少医学院校注重科学精神的培养甚至科学主义至上，但忽视对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塑造，思政课课时开设不足且普遍实行大班授课，教学效果无法得到保障。医学人文修养课程大多为选修课程，课程种类单调，课时数量较少，课程资源匮乏，无法发挥合力作用。其次，重视理论讲授，轻视道德教育实践育人平台构建，在制度、人员、经费等方面保障力度不够。实践教学针对性不强，专业性不清，衔接性不足，资源配置不合理，活动形式与活动主体较为单一。再次，道德教育网络平台构建滞后，对学生的网络心理与行为缺乏了解，不能及时跟进医学生的思想发展实际和及时介入医学生道德成长的全过程，容易造成教育真空现象。

2协同理论及其与医学生道德教育创新发展的逻辑联系

2.1协同理论的内涵特征

协同理论最早于20世纪70年代由德国物理学家哈肯（Her-mannHaken）首次提出，强调千差万别的系统尽管其属性不同，但在整个环境中，各个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协同发展的过程，需要参与各方具备共同的目标，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围绕共同目标形成共享理念，构建沟通机制，搭建资源共享平台。近年来，协同理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取得了重要的应用成果。作为一种提高组织创新绩效的有效方式，协同理论目前已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成为转变教育理念和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依托。

2.2协同理论及其与医学生道德教育创新发展的逻辑联系

医学生的道德教育问题是一个开放性和创新性并行的课题，它是由许多要素组成的具有复杂的有机结构的整体，它不仅需要专职德育工作者的辛勤付出，而且需要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工作者的积极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讲，协同过程同医学生道德教育的创新发展存在内在统一的逻辑关系。目标的一致性。协同理论，就是指协调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者个体，通过优化组合和相互协作，发挥各自特长与优势，促使某一目标的完成。医学生的道德教育问题涉及相关教育部门、社会、家庭以及医学生群体自身，都有着各自的利益和目标，但在促进医学生发展这一目标上是一致的。这种目标的一致构成了各系统协调合作的利益基础和前提条件。系统的开放性。协同理论认为，通过与外界进行不断的物质、信息与能量交换，系统才得以将所需信息输出并维持其正常的生命运转。在这种交换过程中，系统经历着复杂的螺旋上升式能量转化与优化成长过程。医学生道德教育的协同发展，需要各参与主体积极为医学生创造道德成长的平台和空间，以开放的心态积极为医学生道德教育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这是推进医学生道德教育创新发展的基本条件。机制的协调性。协同理论认为，系统内部的每个要素与元素都有其存在的必然价值，任何单个个体的缺失都会破坏系统的整体性并导致其正常功能的丧失。系统协调得好，整体就得到充分的发挥，反之，会制约系统任务目标的实现。医学生道德教育创新发展过程中，也需要机制的确立将各参与主体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突破体制的限制，相互协调，共享资源，及时沟通，朝着系统的目标前进，这是医学生道德教育创新发展的必要条件。

3医学生道德教育协同创新发展的路径分析

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使得医学生的价值观念、思想心态、行为方式和行为选择正在发生改变，主体性意识正在觉醒，这就要求在对医学生开展道德教育时，通过观念创新、平台搭建，加强教育主体之间的深度合作，立足医学生的主体地位，积极探索能够促使医学生主动、积极、有效参与教育过程的内容和途径，增强医学道德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3.1积极树立协同观念

为达到医学生道德教育的最佳效果，需要本着对学生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和决心，首先在观念上确立协同意识，树立“大德育”观念，改变传统德育中单兵作战、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的局面和做法，积极推进教育主体之间在观点、资源、信息方面的交流和共享，在创新发展的方向、原则、方法和环节等方面以开放的心态兼容并蓄，努力做到教育资源的整合、教育部门的融合、培养模式的革新和运行机制的优化，以尊重医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精神为前提，充分发掘医学生的智慧潜能，尊重医学生的人性需求，肯定医学生通过正当手段获得个人利益的行为，激发医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和动力，让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体验道德精神的魅力，体会压力和痛苦、快乐和成就，从而提升道德的底线，提炼生命的价值。

3.2搭建校内外协同平台

良好的协同发展平台是医学生道德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搭建协同平台不仅能提升整体德育的质量，各参与主体通过相互合作和交流在平台中得到了锻炼，实现了双赢的效果。要整合校内外各种资源，扬长避短，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形成稳定的教育协同结构。高等院校教育资源丰富，如何协同这些资源，使其变成自然而有序的教育常态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从校内系统来说，重要的不是可利用资源有多少，而是如何组织这些资源成为最具实效性的教育手段。通过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来厘清医学生道德教育的组织管理机制，落实校内参与主体的工作内容和管理职责，形成教育资源共享、良性竞争、优势互补的管理体系。德育教师要突破传统教育理念的束缚，了解医学专业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了解医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方案，积极寻找德育与医学生专业精神培养的契合点，不断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督促各临床专业课教师担负起立德树人的责任和义务，实现医学专业教育与医学人文教育的有机融合，充分发挥各科教学活动“载道作用”和“渗透作用”；学校管理层负责专兼协调，统筹规划，从领导机制上形成了齐抓共管的新格局，在制度建设、经费保障、平台搭建、校园文化、网络引导、社会实践等诸多方面提供充分的支持，努力营造民主法治、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仁爱厚德的校园文化氛围，激发医学生提升道德修养和专业技能的内驱力。从校外系统来说，形成同城高校、卫生管理机构、医院、家庭、社区融合一体的校外德育网络体系。与同城高校定期开展德育活动，共享思政理论课、日常大学生思政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安全教育等方面的体会与经验；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公共卫生事件等社会热点问题层面，医疗卫生管理机构及工作人员比校内德育工作者更了解具体的内容；就医疗卫生工作而言，社区联系着卫生管理机构、医院和普通群众，社区日常工作内容映射着医疗卫生系统跳动的脉搏，可以协同发展使他们参与到医学生德育工作中。医院实习是医学生职业技能与职业素质成长中的重要一站，在相对固定的实习地点和较长的实习跨度内，实习医院自身的人文氛围和职业环境对医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激励和规范。学校和实习医院可以根据实习计划和要求，共同制定严格的实习管理考核制度，对医学生的德、能、勤、廉等方面开展综合评价，真正实现人才培养的一体化。

4结语